农业创新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2-28 15:26:17

农业创新论文

农业创新论文篇（1）

温氏集团从集资创办到实行股份制经营，从企业创办之初提出了“科技兴场”的经营理念到与农业大学实行长久的技术创新联合，我们可以看到：农业龙头企业依据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来从事农产品加工，整个经营过程具有市场开拓能力，为农民提供了服务，成为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市场主体。温氏集团在推动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层次和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中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温氏集团技术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研究、开发或引进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通过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不断改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研究开发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系列技术经济活动。从温氏集团迅速发展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技术创新是企业经营者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适应效率更高，效能更好的新的生产体系，从而获得更大利润的过程，它包括创新或引进新的技术或工艺，采用新的管理方法与组织形式。是一种能够把握市场和技术机会，正确作出产品和工艺的创新决策，并顺利实施，最终成功占领市场的能力。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依靠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增长，是当今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加强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不断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形成个性化的市场竞争优势；有利于农业参与国际、国内的分工合作，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有利于农业龙头企业走劳动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相结合的路子，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实现经济与科技的有效结合；有利于企业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依靠有市场和高质量的产品求发展，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机制。培育一批带动农户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这是推动我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关键环节。

二、温氏集团发展过程中反映我国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状况

在温氏集团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作为技术创新主体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总的来说发展态势是好的，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是农业龙头企业规模扩张很快，但效益偏低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从1985年到1989年的短短4年时间，勒竹畜牧联营公司的产量和产值都增长了600%左右，年平均增长率60%以上。温氏集团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瓶颈，从整个肉鸡生产过程来看，肉鸡育种、饲料营养、疾病防治这些关键环节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由于肉鸡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与公司签订合同的普通农户经营规模不可能太大，公司面临着巨大的技术风险。而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作出加快发展农业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决定后，全国农村经济发展上开始着力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起步虽然较迟，但扩张势头强劲。销售收入和利税呈递增态势，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涌现出一大批重点骨干农业龙头企业（如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欧诗漫集团公司），从而有效地拓展农产品的加工领域，提升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水平，但从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中小型企业销售利税率和净资产利润率以及经济效益水平明显低于独立核算的中小型企业。企业技术创新源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又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不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二是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势头强劲，但能力不强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温氏集团尽管处于成长阶段，但企业经营者着眼于长远，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意识，视技术创新为企业的生命和发展的原动力，并在技术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上世纪90年代初，勒竹鸡场就与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无独有偶，湖州荣凯生化有限公司1999年与农业部茶叶研究所开放实验室建立技术合作关系，从茶叶中提取天然抗氧化剂——茶多酚，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等行业，公司生产的产品80%销往美国、瑞士、日本。67名企业职工中拥有技术人员12人，占18%。总资产1030万元的小企业2001年实现销售收入750万元，创利税166万元，人均创利税2.48万元。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加大对油脂加工的科技攻关，生产工艺采用计算机程序控制，减少了煤耗，仅此一项降低了生产成本20%。长兴艾格生物有限公司开发出从鸡蛋中提取球蛋白，成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但从总体上看，温氏集团与其他农业龙头企业同样在技术创新上受到了外部环境和经济实力的影响尚处于相对弱势阶段。一方面科技型企业家匮乏，捕捉技术信息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企业的职工队伍没有经过严格的大工业熏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职工队伍素质较低。据不完全统计：农业龙头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还不到7%，销售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技术人员只有163名，平均每个企业还不到2人。农业龙头企业科技人员不足，从总体上削弱了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

三是农业龙头企业创新欲求强烈，但资本不足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进展。温氏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先进科技的支持。作为集团创始人的温北英先生1986年就提出了科技兴场，一方面自己努力钻研，总结出养鸡36条，另一方面积极寻找科技合作对象。但温氏集团当时尚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技术创新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概念，是经济与技术统一的，而且往往取决于一个企业的经济实力。由于受客观经济实力的限制，温氏集团引进、吸收、消化、开发新技术的困难较大，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以来，银行按商业银行模式运作，企业贷款难度增加，资金筹集的困难，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信心和能力。企业技术创新由于本身经济实力的不足和固有的弱质性，这就决定了农业技术创新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必须依靠政府予以扶持或补贴。从温氏集团技术创新上分析，尽管与前几年相比，政府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建立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普遍重视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氛围，但政府引导和扶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资金相对较少，据有关资料分析及测算，农业发达国家投入农业研究、开发的经费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而我国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尽管绝大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具有强烈的科技创新欲求，但苦于经费上的尴尬，只能将创新项目一拖再拖，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的进度。

三、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与温氏集团技术创新机制不适应的原因分析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下，为传统农业技术进步与促进农业的发展起着支撑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都市农业的发展已不相适应。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温氏集团在开展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不得不全面依靠自主的方式来完成，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企业技术创新上获益期长，从这上面可以看出我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与温氏集团技术创新机制不适应的原因主要表现在：

一是研究开发主体布局不合理。现有的农业技术创新科研所职责不明确、重点不突出，研究内容时有交叉和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内容与生产实际时有脱节，不能满足现代高科技农业发展之需要;与上游研发机构和下游推广机构联系不紧密，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在农业中的显示度不高;研究机构与业务管理和技术推广部门职责不清，协作机制不健全，所站、所处、处站之间“争饭”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二是基层技术推广体系力量薄弱，难以承担新技术普及推广及农民技术培训等职能。表现为，一是乡镇农技部门人员少，结构不合理，队伍不稳定，兼职化现象严重;二是县(区)以下推广部门缺乏基本的实验基地，推广手段落后;三是缺乏知识更新，知识老化，对现代效益农业知识知之甚少。推广部门与企业、协作组织的研发推广缺乏必要的联系。

三是民间技术力量薄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协作组织重生产流通，对农村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视度不够，责任心不强，内部技术力量薄弱，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差，缺乏持续的技术支撑。

四是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创新的动力不足。研究推广体制不顺，大多为行政的附属，行政化倾向严重，外部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内部分配、人员考核、人事等机制不活，竞争的氛围不足。

五是技术需求不旺。由于生产规模小，尽管农业企业具备科技创新的强烈欲求，但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处于传统生产习惯的影响，缺乏技术投人热情，同时由于农民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低，接受能力弱，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抗风险能力弱，导致生产者的技术需求不旺。

六是投入渠道单一，投入不足。目前农业技术创新以单纯的政府投入为主，尚未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其投入少，难以满足农村企业尤其是农村龙头企业对于科技创新的需要。

七是宏观上市政府至今尚未制订农业技术发展规划，对技术创新的目标，激励机制等缺乏政策引导，导致研究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一定程度上造成技术资源的浪费。

由于以上创新体系上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主要表现为创新的意识不强，动力不足，创新人才奇缺，创新成果贮备不足。同时由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使得农业生产单位相对来说规模较小，一般都是以农户为生产单位，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农业技术创新既受经济规律支配，也受生物规律支配，这也是导致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不顺畅的主要因素。

四、温氏集团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实现途径

技术创新是实现温氏集团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从实践看，农温氏集团技术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针对温氏集团的成功运营模式分析，温氏集团主要采用模仿创新、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等途径实现技术创新。

一是模仿创新。模仿创新是指企业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吸取率先者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进购买和破译其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完善，进一步开发。温氏集团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大批量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创新链的中后期投入主要力量，生产出性能、质量、价格方面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以此确立自己的竞争地位，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模仿创新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行为，是温氏集团技术创新方式的有效选择，但温氏集团模仿创新不是在原有基础上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进新产品和新工艺，是技术嫁接与融合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末期，勒竹鸡场引进当时国内黄鸡最优良的品种882,通过引种接触到系统的先进养鸡技术,提高了种苗的生产技术,降低了生产成本。1991年,勒竹鸡场又引进世界优秀品种AA鸡,吸收到世界种鸡饲养的新技术。这时,勒竹鸡场也开始建立饲料分析室、疫病诊断实验室等,科学配合饲料日粮,及时准确监测与诊断疾病。通过新技术的引进与吸收,勒竹鸡场的领导者认识到技术在企业创造利润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渴望应用新技术,使产品形成了特色化、规模化、系列化生产，这就为我们在实现农业龙头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是合作创新。合作创新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之间的联合创新行为。合作创新通常以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合作期限和合作规则，合作各方在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温氏集团于1992年底,以10%的技术股力邀华南农业大学畜牧系加盟勒竹鸡场,对企业作全面的技术支持。以华南农业大学加盟温氏为标志,温氏集团进入了技术发展阶段。华南农业大学畜牧系以技术入股加盟广东温氏集团后,派出了多位技术人员进驻集团,对生产技术作了全面的改进,并且在技术研究方向上对集团进行引导与把握,对温氏集团日后能跻身行业的前排起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温氏集团开始向社会广纳人才,相继有大批的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加盟集团,集团生产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每一个技术指标都基本可控,技术努力方向基本明确,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合作创新很好地实现了优势互补，极大弥补了科技创新中的不足，能够使得企业实现科技创新的整个蜕变过程。

三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探索产生技术，攻破技术难关，并在此基础上依靠自身的能力推动创新的后续环节，完成技术的商品化，获取商业利润，达到预期目标的创新活动。具有技术突破的内生性、技术与市场方面的率先性、知识和能力支持的持久性等特点。自主创新的优点，在于技术开发方面有利于企业形成较强的技术壁垒，这种技术壁垒可通过专利保护的形式而加以巩固，并从法律上确定自主创新的垄断地位，形成企业自主的知识产权。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自主创新是提高农业龙头企业技术开发能力、技术含量和整体竞争能力的保证。温氏集团的技术随着科研的大规模开展而进入良性的循环，集团建立了肉鸡试验场、肉猪试验场、种鸡试验场等先进实验设施也广泛使用。集团每年从销售值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科研基金用于研究开发,促使技术快速进步。集团每项关键技术都由硕士或博士把握,不但能很好地维持正常的生产,还可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开展前沿性的研究工作。他们了解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合适的时候引进使用。因此,广东温氏集团各项技术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如4亿只肉鸡成活率达96.5%,100多万头猪料肉比达2.4:1等,这些指标都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成熟的技术保证了集团生产的连续稳定,总体生产成本为全国同行业最低,企业很具竞争力。

五、从温氏集团技术创新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从温氏集团开展技术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农业龙头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不但要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同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人才队伍建设、技术创新机制、技术联合力度和产品技术含量也是关系到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由此，从温氏集团的技术创新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加大政策措施扶持力度，为农业龙头企业推进技术创新营造外部环境。各级政府要把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推进我市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效益农业发展水平乃至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树立抓技术创新就是抓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切实加强领导。以技术创新为主线，加大组织措施和政策扶持的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组织科技力量，针对影响农产品加工产业化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开展立项论证和科技攻关，力争在短时间内开发出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农产品加工技术与新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龙头企业由于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必要的支持，用足用好各项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尽快形成符合实际和发展需要的政策支持体系，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要从信贷、技术、信息和培训等方面，扶持一批科技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显著的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实施扶优扶强战略。有针对性地加大对这部分农业龙头企业技改投入的力度，在企业技改投入上，可套用市政府扶持重点优势工业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有关政策，从技改贴息、科技创新补助、减免有关税收等方面予以倾斜和扶持。以有效的制度和体制促进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为农业龙头企业的加快发展营造高效有序的政策环境

二是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农业龙头企业推进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障。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有农业龙头企业，尤其是规模型农业龙头企业的产权制度的改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推进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进程。根据《公司法》和农业龙头企业的实际，在调整股权结构，建立出资人制度，落实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制，完善科学的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活力等方面进行深化和完善，加快公司制改造的步伐。对上规模的农业龙头企业要努力使其成为具有规范化的公司财产组织形式，要积极探索股份制改造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对产权关联度强、产品协作关系紧密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企业之间相互换股、参股，将两家或多家农业龙头企业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优势产品，从而形成一批具有特色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农业产业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是加强企业人才引进培养，为农业龙头企业推进技术创新提供人力支撑。技术创新是一项开创性工程，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人的因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把培养人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通过实施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外语水平等级培训考核，举办大量“专升本”、大专证书班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以及选送到高等院校培养深造，促进管理人员提高学历，提高素质。重视对企业技术骨干和员工的培训，有条件的企业可与大专院校联合开设职高班、专科班等，通过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造就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产业工人，激发企业员工对技术创新的热情。大力引进人才，建立集聚人才的机制和环境。简化引进手续，加快职称、社保、分配等制度的改革以形成有利于吸引和集聚人才的良好氛围及政策环境；强化市场机制，主动出击招揽人才，加快人才市场建设，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优化人才资源的配置，为农业龙头企业提供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强农技队伍建设，搞活农技推广机制，推进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创新农技推广组织形式，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为发展效益农业和区域特色农业服务的农技推广体系。农技推广机构和农技人员要积极参与产业化经营，鼓励他们与农业龙头企业建立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鼓励农业科研单位及人员，通过技术承包、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形式参与农业龙头企业的经营，鼓励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举办科技型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科研教育培训机构和农业科技开发公司，促进农业科研与生产、科研与市场的直接结合，加快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农业创新论文篇（2）

二、准确把握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的重点任务

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现代化是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的过程。在“四化同步”发展背景下，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必须构建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动力机制。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创新面临两大历史性战略任务。一是顺应国内农业现代化规律和要求，坚持产业发展导向，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创新与成果应用，紧紧依靠创新驱动农业现代化。二是应对国际农业竞争和农业科技竞争，在战略必争的基础和前沿技术领域创新一批理论和方法，在受制于人的核心技术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大幅度降低技术对外依存度，建设创新型国家。把握科技发展大势，应对国际农业科技竞争，今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思路是：按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要求，认真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这个中心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充分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着力构建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方向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不断提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强有力地引领和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具体来说，“十三五”时期，我国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要突出以下重点。一是针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客观现实和守住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要求，进一步加强动植物新品种培育和绿色增产增效模式创新，力争打破大动物品种和高端设施园艺作物品种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有力支撑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生产发展。二是针对需求“量质双升”、食品安全隐患多、供求结构失衡的突出矛盾，进一步加强农产品优质化、安全化和营养化全产业链科技创新，有效引领农产品提质增效。三是针对生产成本和农业污染居高不下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绿色化、低碳化、生态化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应用，降低资源利用强度，提高循环利用效率，引领和支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农业发展。四是针对组织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加强农业信息化、机械化关键技术创新，探索适合小规模条件下的智能作业、智慧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主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五是针对全球农业转型升级加快和农业新兴产业异军突起的外部挑战，系统部署基础和前沿技术领域的原始创新，加强基因资源高通量规模化发掘和利用技术、农业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农业新材料技术、农业机器人等创新研究，不断取得理论、方法和技术的重大突破，有效降低农业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发挥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为落实上述农业科技创新重点任务，当前农业科研院所要以推动我国现代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为目标，深入组织实施一批现代农业科技行动。一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科技行动。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部署建设农业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和科研中心，加强高光效育种、绿色投入品、智能作业机械等农业技术研发，为农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发展奠定基础。二是优质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行动。加快优质安全农产品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等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标准及其生产覆盖面，确保农产品优质化和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三是绿色化生产科技行动。落实“一控两减三基本”部署，集中集成应用一批耕地有机质提升、新型智能肥料、纳米农药、节水控污、生态养殖、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技术，促进农业的绿色化和效益化转型。四是养殖业提质增效安全科技行动。加强大动物品种、水产动物品种选育和重大疫病防控等核心技术研发，加快优质牧草资源开发、秸秆饲料开发、水产健康集约养殖等技术体系研发，大力发展畜牧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促进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

农业创新论文篇（3）

生态农业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起来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国家的农业走上了高投入，高产出的道路，也就是投入大量的能源，农业动机械、化肥和农药等，以获得农业的高产。这种做法，实现了农业高产的同时，也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新型生态农业，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创造出更具效益的农业价值，既能对农业发展起着增长作用，解决现面临的“三农”问题，又能对生态环境起着保护作用，实现农业对生态平衡的效益作用。并朝着资源多功能分配和利用，循环式发展，多种产业共同受益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型生态农业的发展程度是个衡量尺度。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开始了生态农业的建设，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新型生态农业还需不断深入发展，遍及各个县市。

我国生态农业经过20多年的推广历程，依然处于试点阶段，可以说生态农业在我国的推广步履缓慢，这其中既有内部因素的制约，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生态农业推广缓慢的技术创新内因。

推广学认为，影响一项创新被采用速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的特性。这里所讲的创新特性强调的是指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特性的认识，或者说是潜在采用者所感知到的创新特性，而非技术专家或行为变革者所理解的创新特性。要想推广我国的生态农业，必须先了解它的技术创新特性。研究表明，影响创新采用的创新特性主要相对优越性、相容性、复杂性、可实验性和可观察性。

1、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

所谓相对优越性，是指一项创新的采用较未采用前的状况的改进程度。创新优越性与创新采用率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潜在采用者感到创新的优越性越明显，其采用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谓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指的是生态农业与以往其他农业（传统农业、石油农业）的相对优越程度。下面主要从效益性因素来分析。

这里所说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我国当前的生态农业的试点来看，生态农业的三个效益是较为明显的。

但是，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生产模式相比，在经济效益上的优越性并不突出。在全国2400多个生态村和生态试点中，几乎没有一个村镇经济发展水平能在当地居于首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者居多。纵观我国所有的亿元村镇，均是靠大力发展乡镇工业致富的。而追求生态建设的村镇，主要力量都放在了改土造田、林网建设、太阳能建设、沼气利用、生物链建设上了，工业往往发展不快，或者被有意加以控制。因此,在现阶段，由于各种限制，生态农业的生态效益还无法“显化”为丰厚的经济效益，它主要是综合效益明显，远期效益突出，而农民是最讲实惠的，他们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经济效益，并以此单项指标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从而大大缩小了农民对生态农业优越性的实际体验。

2、生态农业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潜在采用者认为创新与其需要、既有的观念、以往及现在的经验等相适合的程度。从创新采用导致的不确定性而言，相容性越高，意味着采用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小，从而对采用者的冲击越小，不至于受太大的抵制。一般来说，相容性往往会影响潜在采用者对创新的认可。

就目前来说，我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对生态农业知识知之甚少，对常规农业存在难以割舍的恋旧情结，再加上我国农业的总体利益较低，农民们从心理上认为农业不能使自己致富，因而对生态农业持怀疑态度，没有情感上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常规现代化农业从50年代起就开始宣传，已对农业科技人员、管理者和农民起到较深的潜移默化作用，人们一讲农业现代化就自然想起“四化”，对“四化”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不熟悉，对全球现今的新发展不了解，习惯性认识有意无意地阻碍着人们对生态农业的认同。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毕竟是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实质内涵、它的优越性和他的技术要求，推动起来也容易被动和盲目。此外，我国生态农业研究和实践上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上的阐述比较复杂，科技研究还不够深入，实践效果的定量分析和描述也很不够，尤其是未总结出一套让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短时间内就出效益的生态农业实用技术，这些也是影响生态农业相容性的原因。

3、生态农业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一项创新被认为难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说来，创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复杂性和采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估都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创新的复杂性越高，自觉可以领会和使用该创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们采用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农业比较复杂难以理解。首先，生态农业的系统既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有多重时空上的相对独立的组分组成，这些组分按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或构成时间上的延续，或得到空间上的互补。其次，在食物链设计上，试验的农业生物数量和种类、物质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产管理条件等都要从实践中获得数据加以分析，拿出科学的依据，而这无疑是一个艰辛和复杂的过程。其三，生态农业的原理、原则过于抽象，难于为大多数农民所掌握。例如，何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如何协调系统和组分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系统的组织作用等等问题，这都是很难掌握的。最后，生态农业强调的是对现有的技术的优化组合，这是生态农业的创新之处，但过多的利用现有技术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生态农业同其他农业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同时，由于生态农业的技术支持系统不过硬，缺乏具体的优化组合技术，又受系统复杂多样性的影响，如何在实际生产中实现技术的有效组合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如农业资源保护增殖技术、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等都比较抽象难懂，再加上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态农业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4、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

可实验性是指用户在正式采用创新前对创新性能所能试验、考察的可能性。由于采用创新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的过程，即使是有限度的实验或使用，也能够使用户对创新的特点和功能有一个实在的感觉，帮助消除诸多担忧和疑虑，从而有利于创新的扩散，因此，创新的可实验性越强，创新的采用率越高，它们之间有正向的相关关系。总体上讲，我国的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较差。由于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技术的生产体系，技术种类需要多而且整合起来还比较复杂，且短期内不易见效益，单靠农民现有的知识水平难以消化和掌握，更别提单独操作和实验了。特别是对生态农业的早期采纳者来说，它们对生态农业可实验性特别看重，因为它们可参考的经验不多，他们可以借鉴的通常只有从大众媒体获得的有关生态农业的一般知识。因此，他们常常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对采用可实验性较差的生态农业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从宏观上来说，对于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县或省，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事业，建设面广，综合性强，单纯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生态农业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结合起来，按照各自的业务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采用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以弥补生态农业可实验性较差的不足。

5、生态农业的可察性

可察性是指创新的采用结果对其他人来说显而易见的程度。有些创新被采用后不易为人所知，有些创新的采用则一目了然，尽人所知，通常，对大多数创新来说，可察性是和其采用率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生态农业毕竟是农业，无论是生产过程或是最终产品，外观上和其他农业的区别不大，其效益具有滞后性，因而，导致其可察性在短时间内不够明显。各种生态农业类型1999年比1995年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远没有环境效益的增幅大，单从粮食产量这种可察性方面来看，生态农业的可察性就比较低。不过，近年来，我国大力宣传和发展生态农业，特别是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的成功，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从当前的农业生产来看，新型生态农业已有所体现与发展。林下养殖酒是一个典型例子，将养殖业与林业种植相结合。改变了过去仅仅以林业为主或仅仅以养殖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形成了具有多种物质循环的关系和物质多级利用的农业生态系统。首先，养殖业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副产品在林业中得到普遍利用，这使得养殖产业而带来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又开发了林业生产。

农业创新论文篇（4）

2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体系设计是自主创新环境研究的起点。根据以上设计思路．考虑统计年鉴中与自主创新环境有关指标，选取定量指标如下。

2．1政策环境该指标为一级指标，包含1个二级指标：R&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万元)。

2．2市场环境该指标为一级指标，包含4个二级指标：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项)；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万元)；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数，项)；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万元)。

2．3人才环境该指标为一级指标，包含3个二级指标：高等学校R&D人员(人)、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该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组成，其下共有8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的原始数据可通过查阅统计年鉴得到。其中，高等学校R&D人员(人)、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项)、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万元)、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数，项、技术市场技术流向地域(合同金额，万元)等指标数据值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R&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万元)指标数据值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3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评价

本文根据已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挖掘的K一均值聚类算法对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进行分析。

3．1线性排序方法及结果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8个指标．即每个地区有8个指标值，看作8维空间中一个点的坐标，n个地区对应n个点(即样本)。本文中两个点在高维空间里的距离采用欧几里德距离定义，A样本向量A(al,a，，a)和B样本向量B(bj,b：，，b)之间的距离定义为D(A，B)=[(a1)+(a2-b)++(a一bn)]。统计年鉴中、青海的部分指标数据缺失，故剔除这两个地区。使用数据完整的29个地区(直辖市、省份)的数据，即n=29。由于各原始指标值的取值范围、计算单位不同．需要进行归一化预处理：针对每个指标，按该指标下样本值的分布，把29个样本(地区)的原始指标值线性映射到[0，1]区间，使得最大值映射为1，最小值映射为0，其余按比例对应映射。按其对应的点离原点的绝对距离大小进行降序排序，分析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2012年政策环境、市场环境、人才环境方面，广东名列前茅。广东自主创新环境排名第4名、江苏第3，落后于北京、上海。这些地区之间的差距在线性排名中无法体现，有待进一步聚类分析。

3．2聚类算法思想及多种聚类结果对比分析

本文聚类分析运用数据挖掘方法中的K一均值聚类算法。分类和聚类是不同的，分类需预设类的定义或判别条件，而聚类则不必，聚类是由所有样本依据相似性而自动聚合，增加或减少样本，设置不同的聚类(簇)个数，都会影响聚类结果。聚类过程就是样本自动归属到预设数目的簇中，使得同簇内的样本相似度最高，不同簇的样本相似度最低。簇内样本的相互距离作为聚类评价函数指标值，该值越小意味着聚类结果越好。K一均值聚类算法的基本思想是：人为设置聚类的簇的数目K值(K大于1而小于等于样本个数)，随机选择K个样本作为初始质心，然后计算其余样本到各簇质心的距离，将样本指派到最近的簇。这K个簇便是初始的、待优化的聚类结果。在此基础上，重新计算每个簇的质心，当前簇所包含的样本的各维平均值即为该簇新的质心，再将所有样本重新指派到最近的簇。重复这个过程．计算并比较每次聚类结果的聚类评价函数指标值，直到连续两次的聚类结果的评价函数值之差小于某个预设的足够小的数值．意味着各样本的归属基本稳定，这才完成了一次聚类，对应一个评价函数值。SPSS软件提供的聚类算法尽管方法基本相同，但迭代次数不是由聚类结果动态调整、且获得的各个簇未能体现出强弱顺序。本研究自主开发了聚类分析的专用软件，集成了归一化预处理功能，优化了质心的初始确立方法，用户能自行设置聚类的次数，程序自动在这些聚类结果中选择目标函数值最小(即效果最优)的聚类作为最终结果。本文设置3000次．反复多次测试．获得的结果稳定可靠。运行本专用软件，得到K=3(将29个地区的样本聚类为3个簇)的聚类结果，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2012年政策环境方面，北京处于第1簇，市场环境、人才环境方面，北京始终领先。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则与排名紧跟其后的辽宁、上海、江苏、广东被聚到同一类中，说明这29个地区中，广东等前5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小于其他地区．北京的绝对优势不显著。K=3簇的聚类．对于29个样本(地区)的数据分析来说，仍略嫌粗糙。可以再次运行聚类软件，设置K：5簇、K=10簇的聚类，得到更为细化的聚类结果，以便进一步分析。K=5簇的聚类中，20l2年政策环境方面，广东处于第1簇，但在市场环境、人才环境方面，北京始终领先。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始终领先，广东处于第2簇，235说明广东与上海、江苏较为接近；而上海、江苏与北京不在同一簇内，说明与领先的北京之间的差距仍然不小。辽宁、上海、江苏、广东的各指标之间的差距不大、彼此接近，与排在后面的样本(地区)之间的差距则相异较大。2012年江苏自主创新环境虽然排名在广东之前(表1)，但根据K=5的聚类结果，2012年江苏自主创新环境与上海、广东同在第2簇，总体上江苏自主创新环境领先于广东。表32012年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环境聚类结果(K=5)K=10的聚类中，2012年政策环境方面，上海领先，自成一簇，与其他地区拉开一定距离；市场环境、人才环境方面，北京领先；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始终领先，广东与辽宁、上海被聚类到第3簇，说明广东与北京、江苏仍存在不小差距，而紧跟其后的陕西已逐步接近广东。虽然自主创新新环境的绝对排名表现为上海第2、江苏第3，但江苏自成一簇名列第2，而上海与广东、辽宁被聚在同一簇中，簇排名第3，说明江苏的各项指标值与其他地区差异大，而上海的各项指标值与广东、辽宁较为接近，因此簇的平均值被拉低。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北京排名第1，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排名第1；在市场综合各样本(地区)排名以及K=3、K=5、K=10的聚环境、人才环境、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北京领先，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较大：自主创新环境方面，广东落后于江苏。总之，通过该评价模型，可清晰把握各地区自主创新环境状况．既可为各级政府制定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又可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评价信息，有助于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取得经济效益，实现快速发展。此外，该模型对农业科技创新也有启示作用。

4．2建议

4．2．1法律法规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已得到颁布实施，它明确提出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促进科技创新，广东先后制定《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广东省专利保护条例》《广东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广东省技术市场条例》《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等。应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特点，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地方法规，优化自主创新环境；根据农业科技创新的特性．进一步建立、健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地方法规。

4．2．2政策环境在财政政策方面．完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升级改造的优惠政策，通过无偿资助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在税收方面，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减免企业应缴所得税；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完善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在金融政策方面，完善对相关企业融资、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通过引导资金的支持，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鼓励企业向核心技术领域投入和拓展。应完善实施细则，采取保障措施，落实优惠政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信心，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强化创新意识，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政策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各级政府需强化创新意识，制定配套政策措施以利于农业科技创新，从根本上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有力保障。保持政府农业科技投人主渠道，尤其要确保应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高新技术研究资金需求。建立协调多方利益的激励机制，制定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拓宽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渠道，吸引、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科技投入，形成以政府拨款投入为主、科技贷款和社会投入为辅的多渠道、多元化投入体系．有效改善农业科研发展途径，为农业科技创新创造良好资金支持环境。推动创新发展

农业创新论文篇（5）

一、研究背景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灌溉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的增长与灌溉面积的增加是息息相关的(黄季焜，Rosegrant和Rozelle，1995)。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已从1952年的18%提高到1998年的55%左右（国家统计局，1999），这主要是源于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合开发利用。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灌溉面积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地表水的开发利用。从七十年代以来，新增灌溉面积的水源主要是地下水，因而地下水灌溉系统1在我国尤其是在地表水十分匮乏的华北地区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然而，随着地下水灌溉系统的逐渐发展，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超采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这使人均水资源本已十分匮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水利部和国家计委，1999）的我国无疑更是雪上加霜。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工业进程的加速，严重缺水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困扰人民日常生活的大问题。

随着水资源短缺形势的日益严峻，自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灌溉系统普遍出现了老化失修和生产力下降、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加重、水利投资明显不足的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水利工程的运行效率，缓解水资源尤其是农业用水的紧张态势，先后出现了将灌溉系统的权责从政府向农民协会和其它私人组织转移的改革浪潮（IWMI，1997）。水资源管理不善也逐渐被认同为是导致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WorldBank，1993；IWMIandFAO，1995）。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自从80年代以来，以河北省为代表的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权制度1正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产权制度向以市场为导向的非集体产权制度演变，非集体产权制度所占的比例已经从80年代初期的不到20%提高目前的70%左右（王金霞，黄季焜和Rozelle，2000）。由于不同产权制度的地下水灌溉系统对于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影响不同，因而研究产权制度对于技术效率的影响就十分重要；另外，弄清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技术效率的其它相关因素对于深化我国的灌溉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农用水资源的持续有效利用都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和实践意义。但是时至今日，对这些问题深入的尤其是定量化的研究国内几乎是空白。

有鉴于此，本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围绕上述问题，探讨我国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的决定因素，为国家引导和制定合理的灌溉管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影响技术效率的相关因素

企业生产力主要受到以下三类因素的影响：各种生产投入要素，这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等方面的内容；客观的不可控制的因素，诸如气候、降水、地理位置、政治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技术效率，这主要反映在人为因素的影响。

企业的技术效率是一个内生变量，它本身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企业的技术效率往往与企业的特征相联系。在企业的特征中，企业的产权制度与企业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除了合理的产权制度可以为企业的运行提供激励机制以外，企业的治理机制也是影响企业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管理者的经营能力也是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认为，管理者的经营能力越高，企业的技术效率就越高(Well，1973；MorleyandSmith，1977;Lee，1978)。除此之外，Pitt（1981)还认为，企业成立的年限和企业的规模也是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一般而言，企业成立的年限越长，积累的经验就越多，因而它的技术效率就越高；大企业的技术效率往往要高于小企业的技术效率。

对于地下水灌溉系统而言，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是否也会遵循生产经济的一般规律呢？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我们在缺水十分严重，地下水灌溉面积最大的河北省选取了3县（元氏县、肥乡县和青龙县），并且在这三个县随机抽取了30个村的87个地下水灌溉系统开展调研。在调研中，我们又选取了三个时期（即灌溉系统成立初期、1997年和1998年)来进行分析。

（一）影响产出水量的相关因素

1．产出水量与供水成本之间的相关关系

由于1998年的样本数量比较集中，所有我们选择了199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根据产出水量的变动情况和样本的分布情况，将1998年的数据分为8组进行讨论。调查结果显示，每一个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在3000立方米到21万立方米之间变动。从总的趋势来看，固定资产的折旧越高，流动成本越高，劳动力投入的越多，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就越大（见表1）。这说明，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和灌溉系统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符合一般生产规律。

表11998年每一个地下水灌溉系统产出水量与供水成本的相关关系

以产出水量分组(立方米)

样本数

(个)

产出水量

(立方米)

固定资产折旧

(元)

流动成本

(元，)

劳动力

(小时)

12000及以下

8286

1271

1076

319

12001-18000

15758

1179

1644

476

18001-24000

23071

920

2323

693

24001-30000

28364

1333

3992

1013

30001-36000

35196

1825

4508

823

36001-60000

47184

1425

6035

1628

60001-80000

73057

2055

10714

1803

80000以上

131507

3606

31714

3302

注：固定资产折旧和流动成本都折算成了1990年不变价；1997和其他年份（地下水灌溉成立初期）都呈现出类似的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对河北省3县30个样本村87个地下水灌溉系统的调查

2．产出水量与技术效率的相关关系

表21998年的产出水量与技术效率的关系

以每一个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分组(立方米)

产出水量

(立方米)

单位固定成本的

产出水量(立方米/元)

单位流动成本的

产出水量(立方米/元)

单位劳动力投入的

产出水量(立方米/小时)

12000以下

8286

12001-20000

15758

20001-26000

23071

26001-31000

28364

31001-40000

35196

40001-60000

47184

60001-80000

73057

80000以上

131507

注：固定成本和流动成本都为1990年不变价。1997和其他年份（地下水灌溉成立初期）都呈现出类似的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见表1

我们选择了单位成本（固定成本、流动成本和劳动力）的产量来反映技术效率。若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企业技术效率，在企业生产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单位成本的产量越高，说明企业的技术效率可能就越高；反之亦然。表2数据显示，单位固定成本和劳动力的产出水量从总体趋势都表现出与产出水量之间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单位流动成本的产出水量和产出水量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二）影响技术效率的相关因素

1．技术效率与产权制度和治理机制的关系

调研结果显示，非集体产权制度下的单位固定成本的产出水量是集体产权制度下的单位固定成本的产出水量的2倍，单位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水量的1.4倍；单位流动成本的产出水量的1.3倍（见表3）。这说明，非集体产权制度相对于集体产权制度而言，可能会提高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相同的。

表3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与产权制度和治理机制的关系

分组

单位固定成本的

产出水量(立方米/元)

单位流动成本的

产出水量(立方米/元)

单位劳动力投入的

产出水量(立方米/元)

按产权制度分组：

集体产权

非集体产权

按治理机制分组：

非规范治理机制

规范治理机制

注：集体产权的样本数为57个，非集体产权的样本数为132个，其中股份制产权的样本数为115个。规范治理机制的样本数为59个，非规范治理机制的样本数为130个。规范治理机制是指灌溉系统的管理机制较为严密，产权所有者之间有较为明确的责任分工，管理者报酬与产出挂钩；反之，则为非规范治理机制。

资料来源：见表1

表3的数据表明，规范治理机制下的单位固定成本的产出水量是非规范治理机制下的单位固定成本的产出水量的2.3倍，单位流动成本的产出水量的1.7倍；而规范治理机制下的单位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水量却为非规范治理机制下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水量的88%。这说明规范治理机制的技术效率是否明显高于非规范治理机制的技术效率，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总体趋势表明，规范治理机制相对于非规范治理机制可能会提高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基本符合，即治理机制可能是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技术效率的因素之一。

2．技术效率与规模的关系

表4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与规模的关系

技术效率指标

以灌溉系统的规模进行分类（公顷）

3-4

4-5

5-6

6-7

7-10

10-11

11-17

17-35

>35

单位固定成本的产出水量（立方米/元）

单位流动成本的产出水量（立方米/元）

单位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水量

（立方米/小时）

注：灌溉系统的规模用每年一次性最大灌溉面积来代表；各组的样本分布分别为：37、21、29、20、21、22、3、14、13和19。

资料来源：见表1

总体趋势表明，灌溉系统的规模越大，单位固定成本和劳动力的产出水量也越多；反之亦然。若从单位流动成本的产出水量与灌溉系统的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来看，灌溉系统的规模越大，单位流动成本的产出水量不但没有提高，还有逐渐降低的趋势（见表4）。这说明，技术效率与灌溉系统的规模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技术效率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按管理者的经营能力（同教育年限表示）以及灌溉系统的成熟度（用灌溉系统的成立年限表示）也做了分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这种分组分析没有发现它们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的相关关系。

三、技术效率和产出水量的决定因素模型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和产出水量的相关因素，我们除了以上进行的单因素分析以外，还建立了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和产出水量决定因素模型。

（一）实证模型的建立

我们建立了如下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和产出水量的决定因素:

（1）地下水灌溉系统产出水量=F1（固定成本，流动成本，劳动力，水资源的充足程度，灌溉需求、技术效率，地区差异等）

（2）技术效率=F2（产权制度，治理机制，管理者经营能力，系统规模，系统成熟度等）

我们选用了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W，立方米）来作为模型（1）的因变量；固定资产的年折旧总额（FC，元，1990年不变价）来表示固定成本；流动资金的总额（VC，元，1990年不变价）来表示流动成本；劳动力投入时间（labor，小时）来表示劳动力的投入。水资源的充足程度用年均地下水位（Wtable，米）来表示；灌溉需求同当年的作物种植面积和种植结构有关，但因为种植面积和种植结构是内生变量，为此我们用年份虚变量（D97，D98，相对于灌溉成立年）来表示；地区差异用地区虚变量（D1，肥乡县和D2，元氏县，相对于青龙县）来表示。

对产权制度变量设置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只设置了非集体产权制度虚变量（Dp），另一种是设置了集体产权制度（Dc）和股份制产权制度(Ds)两个虚变量；由此产生了方案1和方案2。我们选用了规范治理机制(Dm)虚变量来表示治理机制变量。管理者的经营能力用管理者的受教育年限（Edu，年）来表示；灌溉系统规模用灌溉系统年一次性最大灌溉面积(Size，公顷)来表示；灌溉系统成熟度用灌溉系统成立年限(Age，年)来表示。

根据Battese和Coelli在1993年设定的用来测算技术效率的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模型，模型（1）和（2）的数学模型的一般函数形式就变为模型3（方案1）或者模型4（方案2）：

（3）Wit=F1(FCit，VCit，laborit，Wtableit，D97，D98，Dfx，Dys)+v-u(Dpit，Dmit，Eduit，Sizeit，Ageit)，或

（4）Wit=F2(FCit，VCit，laborit，Wtableit，D97，D98，Dfx，Dys)+v-u(Dcit，Dsit，Dmit，Eduit，Sizeit，Ageit)

上式中，i代表灌溉系统；t代表时期；v是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N(0，(V2)，并且独立于无效率变量；U是非负的随机变量，代表生产的无效率程度，服从截断正态分布N((，(U2)；另外，(2=(V2+(U2和(=(U2/((V2+(U2)，(在0和1之间变动。

（二）计量估计和结果

在计量模型的选择上，我们采用了对数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所用的数据是30个样本村的87个地下水灌溉系统3个时期的资料，样本总数为190个（其中1998年87个样本，1997年60个样本，1983年到1996年的样本数为`42个）。模型模拟中我们运用了边界生产函数的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

从各种模型的运行结果来看，不管采用哪种方案，模型的两个随机变量的误差平方和δ2，以及无效率随机误差变量的误差平方在全部随机变量的误差平方和中所占的比例γ的统计检验都十分显著，所选择的大部分变量都在9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也完全相同；各种方案得出的技术效率的平均值十分接近，基本都在84-85%（见表5最后一行）。考虑到年均地下水位和成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我们对于年均地下水位也做了选择，结果表明，估计结果基本上没有差异；另外，我们对于管理者经营能力和灌溉系统的成熟度都做了选择，估计结果也十分稳定，为了节约篇幅，我们没有列出这些估计结果。这说明，我们所选择的计量模型不仅是十分有效的，而且也是十分稳定的。

下面我们就对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产出水量因素的结果进行一些归纳和总结。

第一，地下水灌溉系统的固定成本、流动成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显著地影响着产出水量

各种模型的计量估计结果表明，固定成本、流动成本和劳动力的系数统计检验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地下水灌溉系统的固定成本、流动成本与劳动力和产出水量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固定成本、流动成本还和劳动力，如果它们的投入提高，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就相应增加；反之亦然。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见表5）。

第二，水资源的充足程度对于地下水灌溉系统产出水量的影响不显著

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不相吻合的是，水资源充足程度对于地下水灌溉系统产出水量的影响不显著（见表5）。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水资源本身的价值没有在政策过程中“内部化”，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们模型中没有考虑水资源利用的外部性。

第三，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显著地受到灌溉需求和地区差异的影响

大部分模型的计量估计结果都表明，年份虚变量的系数统计检验都在5%或10%的水平上显著，且都为正值（见表5）。这一结果说明，1997年和1998年的降水等气候因素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对灌溉系统产出水量的依赖程度加大，从而诱导产出水量提高。

另外，地区之间由于地形、地貌、立地条件等造成的地区之间的固定性差异也会影响到灌溉系统产出水量的多少。计量估计结果表明，地区虚变量的系数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区的差异性确实是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产出水量的一个显著因素（见表5）。

第四，技术效率是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产出水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计量估计结果表明，γ的系数统计检验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是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产出水量的显著因素。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为84-85%（0.844-0.847，见表5），这说明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大约有15-16%被损失掉了；如果我们提高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我们就可能提高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

表5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的产出水量和技术效率因素的计量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LnW

方案1

方案2

系数

t检验值

系数

t检验值

F1函数中的变量

截距

2.202

(14.03)***b

2.070

(11.09)***b

LnFC

0.064

(2.65)***

0.077

(2.78)***

LnVC

0.313

(8.26)***

0.315

(8.65)***

LnLabor

0.420

(8.11)***

0.447

(7.80)***

LnWtable

0.015

(0.29)

0.006

(0.13)

D97

0.048

(2.27)**

0.040

(1.88)*

D98

0.044

(2.06)**

0.034

(1.57)

Dfx(肥乡县）

-0.229

(-2.97)***

-0.229

(-3.26)***

Dys(元氏县）

-0.124

(-2.22)**

-0.109

(-2.07)**

无效率因素（F2函数中的变量）

产权制度虚变量

Dnc

-0.195

(-5.63)***

-c

0.101

(2.24)**

-0.140

(-2.48)**

治理机制虚变量

-0.103

(-2.53)**

-0.079

(-1.98)*

灌溉系统规模

Size

-0.018

(-3.18)***

-0.016

(-2.56)**

管理者经营能力

Edu

0.0003

(-0.06)

0.0009

(0.14)

灌溉系统成熟度

Age

-0.002

(-0.28)

0.003

(0.46)

δ2

0.017

(5.18)***

0.016

(5.18)***

0.921

(16.67)***

0.910

(16.54)***

最大似然值

172.59

176.37

最大似然检验

118.08

125.65

技术效率的平均值

0.837

0.844

a：样本观测值总数为189个。B：“*”、“**”和“***”分别代表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和1%。c：“-”代表该变量未进入模型的运算。产出水量、固定成本、流动成本、劳动力和年均地下水位变量是取自然对数。

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技术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产权制度、治理机制、管理者的经营能力、系统规模和成熟度等，下面我们对这些因素对技术效率影响的计量估计结果加以总结和归纳。第一，相对于集体产权制度而言，非集体产权制度可以显著地提高技术效率

在表5的计量估计结果中，方案1中非集体产权制度虚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方案2中股份制产权制度虚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方案2中集体产权制度虚变量的系数为正值，而且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见表5）；这说明非集体产权制度可以很显著地提高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

表5的数据表明，非集体产权制度虚变量的系数平均为-0.195，这说明灌溉系统中非集体产权制度的效率比集体产权制度的效率高20%左右。

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私有产权制度的技术效率低于股份制产权制度的技术效率。

以上分析表明，产权制度和技术效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与我们的理论预期十分吻合，产权制度确实可以显著地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

第二，规范性治理机制可以很显著地提高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

各种模型的计量估计结果表明，规范性治理机制虚变量的系数统计检验十分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见表5），这说明规范性治理机制的无效程度低或相对于非规范性治理机制而言更有效；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第三，地下水灌溉系统的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各种模型的计量估计结果表明，地下水灌溉系统规模的系数统计检验都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灌溉系统的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表5第31和32行）。

第四、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对于管理者经营能力和灌溉系统成熟度的反应不敏感

表5显示，管理者经营能力的系数统计检验十分不显著，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选择的用以反映管理者经营能力的指标即管理者的受教育年限不能很好地反映管理者的实际经营能力，而且各个灌溉系统的管理者之间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性又较小所导致的。

另外，估计结果表明，项目成熟度变量的系数统计检验也不显著，（见表5）。这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灌溉系统成熟度的高低对灌溉系统技术效率的高低没有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了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和产出水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与理论上的预期假设是一致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地下水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是产权制度、治理机制和系统规模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产权制度对于地下水灌溉系统技术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非集体产权制度较之集体产权制度而言可以显著地提高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这一结论与理论上有关产权制度效率的讨论也是一致的。除了以上讨论的产权制度以外，与地下水灌溉系统技术效率显著相关的因素还有灌溉系统内部的治理机制和灌溉系统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灌溉系统内部的治理机制越规范、灌溉系统的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促进灌溉系统技术效率的提高。

由于非集体产权制度相对于集体产权制度更有利于地下水灌溉系统技术效率的提高；因而政府应该积极运用合理的水利财政和信贷等政策来引导和鼓励地下水灌溉系统非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以提高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在产权制度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治理结构对于灌溉系统技术效率的含义是不同的。政府应该在诱导灌溉系统产权制度创新的同时，通过技术培训、示范等机制，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合理安排灌溉系统内部各个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框架，明确系统的目标、原则、决策方法、剩余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等的各项规定，优化系统的治理结构，从而提高系统的技术效率。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和水资源短缺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水资源短缺可能导致非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然而在水价不考虑水资源本身价值的情况下，非集体产权制度的创新可能会导致短期甚至长期内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的加速。所以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的创新和水资源的合理定价应该是未来水资源管理政策的重点内容；只有这样，才可能促进水资源的持续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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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创新论文篇（6）

已有的研究，无论是把区域环境看成创新基本要素的创新要素论，还是把区域环境看成影响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因素的创新效率论，两种理论都认可了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的重要性。从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角度来看，区域创新绩效还受到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而区域创新能力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可以认为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对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的作用，同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通过园区创新能力对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绩效有间接的产生作用。创新环境是指为创新提供规则与机会的体制和结构因素，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仅包括经济要素，还包括各种非经济因素。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区域创新环境是指技术创新环境与管理水平，包括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的大小、劳动者素质、为创新机构提供金融支持的能力以及本地区创业水平等因素。周景坤(2013)、张莹(2009)在关于区域创新环境的研究中，也都引用了区域创新报告的指标;而张危宁等(2006)在研究中则把创新环境分成基础设施环境、服务软环境、政策支持环境和金融环境。综合报告和其他学者的看法，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分成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和金融环境4个方面。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讯、信息以及物流等设施，它的完善有利于园区物质和知识的转移传递，有利于吸引创新重要要素人才的加盟，有利于园区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高。假设H1a: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有直接正向作用;假设H1b: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

农业科技园区属于一个创新系统，在创新系统中，它的政策制度安排会影响创新效果，如好的园区科技政策能激励和引导园区企业进行积极创新，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假设H2a: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政策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有直接正向作用;假设H2b: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政策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农业科技园区市场环境指的是农业科技园区企业所面对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市场对新农产品需求状况，市场竞争越激烈，园区企业创新动力可能越强，因此企业获得更多竞争优势;市场对新农产品需求状况好有利于农产品推陈出新，也有利于企业创新。故农业科技园区市场环境好，则园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越好。假设H3a: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市场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有直接正向作用;假设H3b: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市场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农业科技园区金融环境指的是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创新工程中获得资金及金融支持的难易程度，农业科技园区金融环境越好，对园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提高越有帮助。假设H4a: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金融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有直接正向作用;假设H4b: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金融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根据区域创新系统的理论，创新能力可以被看作是创新系统在创新过程中中把创新组织拥有的资源如知识积累和特殊技能(包括技术、管理等)转换成创新成果的能力。创新能力会影响创新绩效。假设H5:在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过程中，园区创新能力对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正向作用。研究假设关系如图1所示。

二、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潜在变量和观察变量的确定根据对农业科技园区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创新理论的比较分析，以能够反映各个潜在变量的可以量化指标构造相应显变量。即以园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水平、园区信息宽带网的建设水平、生产设备的先进水平构造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潜变量，以园区政策制度与园区发展现状和目标的协调度、园区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能力两个指标反映农业科技园区政策环境，以农业科技园区企业所面对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市场对新农产品需求状况反映农业科技园区的市场环境，以获得技术创新基金和企业在进行技术开发时从银行获得贷款难易的情况反映金融环境，以园区企业整合创新资源的效率、园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反映园区创新能力，以农业技术水平、农产品加工新技术专利数量、农业新品种指标和园区产值反映园区创新绩效。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潜在变量共有6个，分别是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环境、园区政策环境、园区市场环境、园区金融环境、要求创新能力和园区创新绩效，由相应的观察变量测量分别反映各潜变量，根据前文相关研究，本文设置见表1。

(二)数据来源根据上述影响因素的类型，实际变量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以及相关统计年鉴的数据来表示，定性数据则用等级标准来表示。本文实证研究时所使用的样本来自江苏省的南京、苏州和淮安等8个部级农业科技园，其中主要一部分来自对这几个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活动较为活跃的企业调查;二是来自这几个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等的管理人员的调查;三是来自高校及研究院所农业经济研究专家教授的调查。为了确保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企业的调研，重点放在创新的各种类型农业科技企业;对于高校的调研，选取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大学、苏州大学和扬州大学4所与农业科技园区联系较紧密的大学作为调查对象，其中调查人员重点放在多次参与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教授以及从事技术创新方面研究的教师上。在相关农业科技园区的部分负责人的帮助下，项目组于2014年3月对孵化企业发放了180份问卷，对高校及研究院所发放40份，对各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发放10份，总共发放230份问卷。共收回了187份问卷，回收率为81.3%，其中7份问卷由于所提供信息不全而属于无效问卷被排除，180份有效问卷。对于定性数据，调查问卷采用比较通行的李克特7点式量表。每个题项后有从“不重要”到“非常重要”五种对该题项的重要程度，分别用数字1～7表示。1表示“非常不重要”，7表示“非常重要”，6表示“重要”。数字越大，重要程度越高。

(三)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为了保障结构方程模型的有效性，需要先检验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1.问卷的信度。运用SPSS软件，采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alpha)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如果a系数大于0.7，则信度是接受的，检验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a系数都大于0.7，总体为0.798，说明信度是可以接受的。2.问卷的效度.运用AMOS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极大似然法检验，效度越高则真实度越高，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问卷的效度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

(四)农业科技园区对园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假设的检验根据表2和表3可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可以对作用关系假设进行检验。1.农业科技园区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作用模型的估计和评价。运用AMOS软件估计农业科技园区环境对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得出，估计结果较好，可以接受此模型假设。2.农业科技园区对园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模型的结果解释。本文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结果分析，见表5和图2。表5说明农业科技园区对农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的实际P值都小于本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标准0.05，故本文的9个假设都是成立。路径系数分析(见图2)显示，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环境中的基础设施环境对园区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路径系数分别为0.741和0.661，假设H1a和假设H1b成立。这说明农业科技园的基础设施环境(如基础设施的完善水平、园区信息宽带网的建设水平、生产设备的先进水平等)对园区的创新能力如园区企业整合创新资源的效率、园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以及园区的创新绩效如农业技术水平、农产品加工新技术专利数量、农业新品种指标和农业科技园区产值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样可以看到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对园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也较显著，路径系数是0.625，假设H5成立，说明农业园区创新能力同时又是园区创新环境对园区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农业基础设施环境即对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绩效有直接影响，又通过园区创新能力对园区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同样，园区政策环境、园区市场环境和园区金融环境也是一样直接地或通过园区创新能力间接地对园区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农业创新论文篇（7）

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科技成果创新。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农业经济迎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其利弊如何最终取决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近10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使粮食价格也随之提高。如何搞好科技创新技术成果的转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解决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瓶颈的问题所在。

一、浅析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障碍

在我国，由于农业生产者数量庞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虽然广播电视、报刊等传媒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传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最有效的传播方式仍然是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与农业生产者面对面的沟通。然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和农业科技信息持有者尚未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成果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传播特点，农业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传递者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沟通传递机制，加之由于近年来面对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原本效果不错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与日新月异的新知识、新技术大量涌现的新形势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的问题日趋严重，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科技文化素质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其次是科技传播渠道建设障碍，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发展很快，但网上资源匮乏，因此网络用户稀少，加之用户入网费用的提高，进一步限制了网络信息的开发。同时，农业信息网络技术水平低，信息交流方式落后，传递速度缓慢，信息时效性不强，也大大限制了信息网络作用的发挥。加上普遍无偿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现象，使得成果拥有人（包括成果转化开发单位和各级推广组织）的经济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严重者甚至无法收回成本。从而形成一个怪圈：免费或过低的收费，将使科技成果与信息的供给者血本无归，而过高的收费又往

往造成潜在用户的流失使得新科技无法得到推广。加强农业推广工作是科技转化的前提。

二、创新科技转化的对策

对于怎样提高创新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是当前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进一步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是有效提高科技转化的重要手段。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农技推广项目的拨款制度，建立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建立公开公平的农技推广项目招投标竞争制度，改善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个人发展条件，解决其长远发展的后顾之忧，以调动农技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才能使农技推广工作得以发展进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加快农业科技推广的新生力量的扶持及建设，以弥补了政府农技推广部门的不足，填补农业科技推广的一段真空地带。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以农民专业协会为代表的民间科技推广组织的作用，积极扶持、促进其健康发展。在建立扶持政策的同时还要为涉农企业等中介组织提供良好的政策空间。融技术、产品、服务于一体的中介组织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将技术成果、技术转化、技术应用有机地联系起来，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利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效率。结合国情，注重信息技术的先进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采用多种信息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地传播农业科技信息。并要加快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通过政府和民间、国内和国外等多种投资渠道，加大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建设的投融资力度，促进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网络化，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在线推广。在信息传播中建立并实施信息的准确、规范，实现标准化和统一性的有机结合，避免无效和错误信息的出现。导致农业生产者对信息产生不信任而使科技成果的应用受阻。

三、有利于科技转化的因素

农业经济多样化发展（传统的粮食开发机制转向大食物开发机制，传统的种植业二元结构机制转向三元结构机制，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转为“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传统地耕地资源开发机制转向多次增值的现代化农产品制造业机制。）必将为创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带来新的契机，为科技成果的转化带来强大的需求之风。

而在近期举行的“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战略专家座谈会”也作出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建设，以依托科技中介这一“红娘”，为科研成果与“三农”牵线搭桥的决定。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培育一批服务专业化、发展规模化的农业科技中介机构，造就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红娘”队伍，初步形成开放功能完备和高效运行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以满足各类农业科技创新活动需求。解决中国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整体市场尚不成熟，农业科技中介机构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政府管理封闭使技术信息流动不畅、科技成果缺乏实用性、小农生产形式与科技成果推广相矛盾、中介机构的能力和认识不适应市场需求、资金不足等。科技中介的大规范建立也将为科技成果的转化起到推动作用。

四、总结

加深科技成果对农业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认识，多方面促进农业的现代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是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关键。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律，增加信息流通的价值，是科技转化的必要条件。科技成果转化将是农业发展的方向所在。把握其信息特点，遵循信息传播规律，改善信息传播条件，以促进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来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将是提高农民收入，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重点。

农业创新论文篇（8）

二、职教集团管理创新

（一）加强组织再造，提高组织活力

组织结构是指集团组织的基本形态和框架。它虽然是一个形式问题，但关系到集团性质、功能发挥和发展前景。职教集团组织结构再造有四个目标。一是管理的扁平化。建立一个基于社会分工协作在董事会领导下的高效的组织和管理结构。二是组织团队化。通过集团建设指导委员会，建立集团理事会、专业委员会，建立跨职能部门、跨专业的团队，将上层和基层之间的各个职能部门进行分解和重新组合。三是组织关系网络化。一方面是集团内成员理事单位内部组织关系的网络化，另一方面是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的网络化。通过“都市农业职教集团门户网站”，实现政策导读、合作项目、行业发展、工作动态等信息交流与共享。体现组织团队化和网络化的标志是建立6个专业委员会。理事会下设园林园艺、动物科学、食品安全、农村经济与服务、现代农业工程和农民教育培训等6个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主任由龙头企业负责人担任，秘书长由学院相关系部主任担任，建立起集团的执行系统。专业委员会负责分析研究国家和首都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农业职业岗位变化和人才需求的影响，提出农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规范；指导推进学院与企业合作、联合办学、校企一体化和集团建设的其他工作；研究农业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基本要求、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对集团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定、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等提出建议；参与集团教育教学基本文件、专业和课程教学标准、实训教学仪器设备配备标准和教学评估标准及方案制定工作；指导推进相关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工作，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水平和实践教学能力；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大赛和相关专业教学经验交流等活动。

（二）加强制度建设，降低集团发展风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建设可以促进集团发展的规范化，制度也就是游戏规则和行动框架，是体现集团使命和从使命到成果的指导。集团的制度建设包括使命定义、规则系统、组织系统三个层次。一是使命定义，包括集团发展的理想、理念、目标、文化和战略等，是导引集团发展的核心价值系统。二是规则系统，包括集团章程、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各成员的地位和角色、权利和义务，也规定了专业委员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和议事要求。为保障集团专业委员会正常高效率地开展工作，我们制定了《集团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该议事规则包括了总则、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委员的产生、任免、权利和义务，工作机制等重要内容，提出委员会按照“专业指导、研究咨询、参谋决策、推动发展”的工作机制，在—8—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学校，如北京市园林学校、北京市水利水电学校等10多所职业学校和北京市农业广播学校等成人教育学校；四是相关研究机构和传媒机构，如北京市农研中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以及中国青年报社等传媒机构。集团内科研院所开展农科教的结合，构建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发挥集团组织的功能，使得集团更具有活力和生命力。3.企业都市农业职教集团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集团平台，密切和企业的联系，深化和企业的合作。集团的农业企业包括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出版社以及其他3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利用集团资源吸纳毕业生、开展员工培训、开展技术的转化和服务等。集团为农业企业服务符合集团的使命和目标，也是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4.教师、学生与其他工作人员职教集团的发展和创新需要紧密依靠院校广大教职工、企业员工的共同努力，在院校和企业的各自岗位上做出贡献。同时，教师个人目标实现程度和速度、职业生涯的实现也依靠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在职业教育市场中，学生是教育的消费者和服务对象，也是职教集团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集团组织通过自身的集约化运行，集中优势教育资源向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以及实习、就业机会。5.社区及社区机构广大的北京农村社区是集团重要服务对象，集团总部所在地的社区为职教集团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如交通、医疗、道路、卫生、治安等，因此首都的农村社区和所在地社区也是集团的利益主体。都市农业职教集团利益相关者与集团使命密切关联，影响集团使命的实现，在契约基础上形成合作关系，按照多方共赢、合作治理的原则形成一定的合作制度和运行机制，共同承担义务和风险。

（三）职教集团相关利益主体的合作动力和利益诉求

都市农业职教集团的相关利益主体在集团内外的地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承担不同的责任，也存在不同的冲突。我们重点分析政府、院校和企业的利益诉求。

1.政府

政府通过集团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和都市农业发展，促进首都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社会稳定。政府首先要明确认识，组建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是首都加速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需要；也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尤其是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可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科技与人才支撑的需要。其次要做好政策保障，出台促进农业职业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农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等系列政策。第三要做好资金保障，为集团提供启动资金，并购买集团相关服务，促进集团发展。

2.科研院所

首先是牵头学校由于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与财力，联系成员学校与企业，负责职教集团的日常管理，协调各成员单位的关系，是想通过职教集团的建设，加强与职教集团成员学校的合作，促进职教体系建设，从中职学校中选拔出优质生源，向本科学院输入学生，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通过与企业合作，洞悉企业发展水平，改进专业设置，提高学生技术能力，促进学生就业等。学院的教师员工需要充分理解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行业的沃土，必须加强同行业企业的密切联系和深入合作，组建北京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顺应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是学院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次是职业院校，通过职教集团，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与其他学校合作办学，提高就业率。这些学校同样需要改变教育观念，主动借势、融势，充分利用集团平台，在教育教学改革、人才模式培养等方面与集团单位开展合—7—杜晓林：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的合作治理与管理创新管理队伍和网络化协同办公平台，形成多方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受益、多元评价的管理运行机制。

3.探索建立北京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体系

建立中高职衔接、专本衔接等职前、职后各种形式教育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现代职教体系，为农业企业在职员工和社会人员搭建职业教育立交桥，发挥好都市农业服务业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和功能。

4.探索建立现代都市农业服务业产学研合作中心

支持都市农业建设，面向农村、农业、农民，围绕土地流转起来、资产经营起来、农民组织起来，合作开展职业标准、技术项目、发展战略研究，合作开展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产品的推广应用，形成产学研互动机制和品牌。二、职教集团相关利益主体分析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这一广义公司治理理论。该理论认为，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能否获得长期的生存和繁荣的最好途径是：考虑其所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并满足他们的需求。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弗里曼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借鉴该理论，我们对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的合作治理和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分析。

（一）职教集团使命定义

思考并定义集团的使命，把握集团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应担当的角色和责任，是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理事会的第一要务。若只是从集团成立的原动力出发，把集团的成立仅仅当成办学行为，然后把院校的责任作为集团的使命显然失之偏颇。成功的使命应该具备机会、竞争力和奉献精神。都市农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无疑是职业教育集团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而集团服务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关注“三农”问题责无旁贷，这是集团的竞争力和奉献精神所在。作为集团的成员单位就要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因此，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的使命可以界定为：关注“三农”问题，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职教集团目标

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的目标在于促进都市农业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集团集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实习实训、就业指导、产业开发、信息咨询、技术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具体而言，要实现四个目标。1.探索职教集团办学组织化运行模式健全组织管理章程、集团内部管理机制和运行规则，明确成员的权、责、利，设立专职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集团领导下开展工作。议事规则是专业委员会开展各项活动的基本准则和依据。三是组织系统。北京都市农业职教集团是由单位会员组成的集团，实行会员理事会制。会员单位原则上为理事会成员单位。通过建立职教集团董事会、理事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形成整个集团的领导和决策机构。

三、明确集团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

德鲁克在论述《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中认为：使命和计划是雄心壮志，战略是推土机。战略将计划转变为实际的成果。他还引用了St.Augustine的话进一步形象论述战略的作用：

一个人既要虔诚地祈祷奇迹的降临，同时也要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工作。职业教育的集团战略引导相关利益主体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工作，共同完成集团的目标。

1.建立集团化办学组织化管理运行平台

按照企业集团运行模式建立职教集团组织机构，建立理事会决策议事制度，健全管理制度、机制和运行规则，积极探索组织化运作模式，形成多方参与、共同建设、多元评价的管理运行机制，做到政策有保障、运行有机制、实施有队伍、质量有监控。

2.建立都市农业职业人才合作培养基地

开展都市农业职业人才需求调研，指导职业院校围绕行业办专业，实现人才培养和使用对接，把集团建成都市农业职业人才的合作培养基地和职业技能型人才的“蓄水池”。

3.建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融合机制

运用政府资助、学习培训、企业实践等平台，建设好专职专业教师、企业兼职教师“两支”队伍，通过校企互动机制实现队伍融合。通过试行“校企互动、岗位互换”，学校教师从学科和专业优势出发，深入企业顶岗实践，企业选派业务骨干到学校任教，实行阶段性岗位身份互换。

4.建设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平台

发挥集团资源整合力量，合作进行职业标准、人才培养标准研究，合作开展技术项目、发展战略研究，合作开展职业培训及新技术、新方法和产品的推广应用，建立产学研互动机制和品牌，形成服务首都都市农业发展的推动力。

5.建设共享型实习实训基地

按照共建共享实训基地，建设水平国际化、规模效益最大化、校企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引进企业设备、人员、技术、岗位标准以及生产、经营和服务项目，发挥学生实习实训、企业员工培训“双功能”，实现“服务教学”和“服务企业”两个面向。

农业创新论文篇（9）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农业科研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大胆进行探索和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突出实效性，争取主动性，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为现代农业和“三农”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1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重要意义，增强主动性

新的形势下，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是关系到农业科研单位科技创新的重大问题。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人是有思想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和动力，有正确思想才有正确的行为，有积极的思想才有积极的行为。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必须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科技创新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思想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先进的文化教育人，传授给人们科学的认知方法，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科技创新离不开科学的理性思维，需要先进的哲学思想提供正确的指导，只有掌握了正确的理性思维工具，才可以更好地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途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际，主动适应科技创新的新形势，主动把科技创新的内容融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之中，以此促进和推动科技创新深入发展。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增强实效性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党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科技人员集聚的科研单位的党员，思想更呈现出复杂性、多样化。面对农业科研单位内外诸多新问题、新情况，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内容、方式方法上进行创新，必须改变以往传统的空洞说教和死板灌输的刻板模式，善于寻找载体，通过不同载体和不同形式，使工作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空洞为生动，增强工作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一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农业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推进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支撑作用。农业科研单位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要自觉融入到科技创新工作之中，服从和服务于科技创新工作的这一中心任务，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尤其要善于找准与中心任务的结合点，注重改进教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做到围绕科技创新抓思想政治工作，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有力的思想保证和政治保证。二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要充分利用党建理论最新成果，不断充实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内容，提高科研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当前要着重抓好科研人员的“信仰、信念、信任、信心”问题，加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自觉用科学发展观武装科研人员头脑。大力开展科学精神、科学观念、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教育，围绕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等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时代主题教育活动。三是强化民主空气。要结合科研人员思想敏锐、观念超前以及敢想敢说的特点，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气氛，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融政策、理想信念、理论知识、团队精神、形势教育于一体，寓教于乐，使科研人员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受到教育，从而促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达到理顺关系、化解矛盾、统一思想、增进友谊、增强向心力的效果。

农业创新论文篇（10）

1生态农业的相对优越性

这里所说的效益性因素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从我国当前的生态农业的试点来看，生态农业的三个效益是较为明显的。

我国1993年开始建立的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经过5年的实践，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首先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51个县中实施生态农业建设的，1994～1997年平均年增长分别为8.4%、7.2%和6.8%，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分别高2.2%、0.6%和1.5%。其次是显著改善了生态环境。经过5年的努力，试点期间水土流失治理率达73.4%，土地荒漠化治理率达60.5%，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其三是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进步，拓宽了农林牧渔各业的生产领域，缓解了新的就业压力，如湖北省京山县在建设生态农业中产生了“三回流”现象，山下人往山上流，城里人往乡下流，县外人往县内流。至1998年该县农村劳动力有11万人从农田中脱离出来、转向林果业、养殖业和二三产业，占农村劳动力的57%。

2生态农业的相容性

3生态农业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一项创新被认为难以理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说来，创新越易于理解和使用，其被采用的可能性也就较大。复杂性和采用者对自身能力的评估都是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创新的复杂性越高，自觉可以领会和使用该创新的人就越少，因此人们采用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从总体上讲，我国生态农业比较复杂难以理解。首先，生态农业的系统既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又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有多重时空上的相对独立的组分组成，这些组分按一定的比例组合在一起，或构成时间上的延续，或得到空间上的互补。其次，在食物链设计上，试验的农业生物数量和种类、物质和能量投入的最佳值、生产管理条件等都要从实践中获得数据加以分析，拿出科学的依据，而这无疑是一个艰辛和复杂的过程。其三，生态农业的原理、原则过于抽象，难于为大多数农民所掌握。例如，何为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如何协调系统和组分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系统的组织作用等等问题，这都是很难掌握的。最后，生态农业强调的是对现有的技术的优化组合，这是生态农业的创新之处，但过多的利用现有技术往往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生态农业同其他农业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同时，由于生态农业的技术支持系统不过硬，缺乏具体的优化组合技术，又受系统复杂多样性的影响，如何在实际生产中实现技术的有效组合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如农业资源保护增殖技术、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农业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等都比较抽象难懂，再加上农民的知识水平有限，要真正掌握生态农业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困难。

4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

总体上讲，我国的生态农业的可实验性较差。由于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技术的生产体系，技术种类需要多而且整合起来还比较复杂，且短期内不易见效益，单靠农民现有的知识水平难以消化和掌握，更别提单独操作和实验了。特别是对生态农业的早期采纳者来说，它们对生态农业可实验性特别看重，因为它们可参考的经验不多，他们可以借鉴的通常只有从大众媒体获得的有关生态农业的一般知识。因此，他们常常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对采用可实验性较差的生态农业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从宏观上来说，对于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县或省，生态农业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事业，建设面广，综合性强，单纯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奏效的，生态农业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结合起来，按照各自的业务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统一协调，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采用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以弥补生态农业可实验性较差的不足。

5生态农业的可察性

由于生态农业毕竟是农业，无论是生产过程或是最终产品，外观上和其他农业的区别不大，其效益具有滞后性，因而，导致其可察性在短时间内不够明显。从附表可以看出，河南内乡县各种生态农业类型1999年比1995年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远没有环境效益的增幅大，单从粮食产量这种可察性方面来看，生态农业的可察性就比较低。不过，近年来，我国大力宣传和发展生态农业，特别是51个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的成功，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相比，可察性有所提高。

总而言之，我国生态农业虽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受各种条件所限，优越性不很明显，再加上它的可容性低、比较复杂、可试验性和可察性都比较低等特性，决定了其对农民的吸引力有限，而生态农业技术创新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对政府的吸引力很大（生态农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所至），这也正是国内所有生态农业试点均为各级政府组织和扶持，而农民大范围的自发“学习”却是一个十分缓慢进程之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刘思华.生态农业若干建设问题研究.中国生态农业研究学报,2001（2）

2张劲松.加快生态农业建设,积极发展绿色食品.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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