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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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论文

篇(1)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惟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在理论体系上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在改革开放以前,关于商品流通与市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虽然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但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学术界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注: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3)内部周转说。有学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注: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注: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注: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至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在此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注: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41页。)。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注: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18~419页。)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以来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对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80年代前半期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这一阶段的大讨论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注: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6日。)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注: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光明日报》1982年7月18日。)。(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注: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论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注: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从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学术界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注: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注: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年、1985年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注:《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董辅réng@①在为高涤陈等著的《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我们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注: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注:参见会议综述,《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流通决定论”也没有什么错误(注: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注:《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注: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注:《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注: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近年来建立物流产业已被列入日程。(注: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传统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古典学派却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他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吴承明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中的商品、市场问题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被陆续整理出版。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至1952年共12卷;1953至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公开发表。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对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年);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年),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价格方面的研究著述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年),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研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国营和集体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按部门、地区分割,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经营按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统收统支”等。这种流通体制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的客观规律。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国20世纪后半叶商品流通体制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至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至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至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注:《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他认为,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注:《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学术界一般持肯定的评价。谢洁萍考察了1953至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把它分为两个阶段:1953至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至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注:《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注: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至今。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注:《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情况(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赵凌云认为1949至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注:《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注: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董志凯对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注: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中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在1953至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注:《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注:《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研究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论著众多。其中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问题。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形成的原因,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注: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至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至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注: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注: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分析1952至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从这一时期价格变动关系看剪刀差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年。)。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至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至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至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注:《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注:有关研究还有梁无瑕《评新剪刀差论》(《财政研究》1982年第3期);黄道霞:《论剪刀差》(《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注: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篇(2)

我想谈的有:(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国分为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鸦片战争;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应用。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计算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篇(3)

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到近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

毫无疑问,生态系统中无生命和人类以外的成分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的或者的、作用日益增强,人类进行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环境代替自然的生态环境的现象已经基本普及,而这些生态环境都深深受着社会制度、条件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暴露的诸多生态环境,多与经济盲目开发有关。这种状况,又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作战。

社会科学在研究生态环境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作用和突出优势是考察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引起演变的社会力量,对此,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是无可替代的学科。研究社会经济史,有助于掌握生态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人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生态环境。从而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为解决问题、预防问题提供相应的依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本身的研究与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私有制社会,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流移转徙,进入当时相对不宜耕作的深山老林,进行粗放的、甚至不顾后果的刀耕火种,(属临时谋生性质),造成了森林过早地被毁灭,导致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河湖淤积的恶果。在上,特别到了晚近以来,这样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另一重要特点也决定了它的解决离不开历史的考察。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后果与经济效益相比较具有下述特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效益与生产者、生产单位有更为直接、切身的关系,成为首先被关心的对象,并且较为迅速具体地体现出来。在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受到局限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反的生态坏境后果便往往被眼前的经济效益所掩盖而不易披人们注意。如毁林开荒活动,垦殖者首先关心和得到的是粮食生产效益,多为维持生计所为。至于森林过度砍伐后造成植被破坏,将会引起水土流失等恶果则不易引起重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9世纪的情况,在当今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而很少顾及到比较远的影响。③这前者即指经济效益,后者则是指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各个因素都处于不断地演变之中。局限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考察难以完整把握。只有联系已往的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才能对变化加以说明。一般说来,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变是缓慢的,即使出现某些突然的变化,亦多属长期过程中积累的结果。有时候,变化被自身的持续反馈过程所遏止,或者被相关的其他因素所掩盖、补充,直到无数次产生相同性质的生态效益的生产活动反复进行,其累积量达到相应的临界状态,或者有了适当的契机或某种关键性的力量出现时才得以发生。仍以毁林开荒为例:始初零星的或个別的小面积砍伐垦殖。影响甚微,尤其在实际感觉上体现不出来.当垦殖者不断增多,规模扩大、时间持续久远,森林被毁面积达到了足以影响本区生态环境时,或因暴雨等因素导致剧烈水土流失现象出现,山地因此流为石田,湖河因此淤塞,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題至此才真正显露出来.而事实上,变化早巳开始了。

更有甚者,在强烈的经济欲望或者生存动力的驱使之下,有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产生,也不能及时措置、妥善解决之,以至于继续“饮鸩止渴”,致使问題愈益严重。例如,我国宋代东南地区以及清代湖广地区发生的盲目围湖造田活动,到后期都曾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过度围垦湖河水面,造成了“洪涝无蓄水之地,干旱无灌溉之水”,从而导致了频繁遭受水旱灾害的恶果,提出了严禁围湖造田,实行退耕还湖的建议,亦曾有过掘废围田的行动。但是,在强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集中等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下,却不能善始善终。④一直到解放以后,盲目围湖造田的问題尚仍存在。

生态环境问題的暴露,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上甚至发生过一定范围内文明急剧衰落,尚不知祸源就在于生态环境恶化的。近代或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題,其发生可能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导致其变化的力量或因素则存在更早。要清楚、准确地把握生态环境问題,就必须从历史、特别是史人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所施予它的种种,包括正面的、反面的,考察这种影响下生态环境量变的范围和质变的程度。过去世界上生态环境,存在的普遍不足是缺乏社会的有力配合,而社会科学中最能考察、说明以往情况的包括社会经济史在内的历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参与研究的更是少得可怜。结果造成了研究途径狭窄,论证不够充分、全面的局面,更有不少问题无法得到解释。试想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给现实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呢?所以说,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但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尚离不开最古老的之一——研究历史。

结合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社会经济史,势必引入现代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以社会人类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和原则有: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一致,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效益和总体效益的协调一致。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效益既是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又是整体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生态平衡处于主导的一面。因此,要想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首先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以经济、生态综合的眼光观察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重心转移、大规模的流民等等,恐怕皆非仅以吏治黑暗、战争破坏就能够加以圓满解释的。以经济重心转移为例,为什么封建社会后期战乱之后,原来的开发程度较高地区仍然不能恢复其旧有经济地位,反而一步步落在正在开发地区的后面.如何解释这样的历史结局?如果将经济,社会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因素综合考察,可知当时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基本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压力,严重的灾荒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曾将生态危机称作危机中的危机不无道理,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当时的水平无法继续维持相应的生产经营,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又由此爆发危机,诸危机相互激荡,交替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

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不排除其某些共同因素。前者要求从动态的,系统的观点出发,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影响、披影响,发展与制约的过程、因素、结果的考察,把握二者间的双向动态效应,不仅仅是探讨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要首先研究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后一个环节的前提下探讨前一个环节,兼有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综合。评价的意义。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同时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需要研究.论证,诸如国土整治与开发、区域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战略、乡镇发展,南水北调等等,这些课题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历史研究、.尤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毫无疑问,这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结合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

篇(4)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篇(5)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 、“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 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 。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 。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 。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国民党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 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史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来研究中国的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 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 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 。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汪精卫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史”的传统

由于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下形成和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 《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 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 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 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 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 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 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篇(6)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学潮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

[3]勒高夫.新史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

[6]蔡少卿.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1.

[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篇(7)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又及、文化诸领域,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历史及其。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① 甘乃光:《先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而有较大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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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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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可重点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既有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篇(8)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篇(9)

【作者】陈光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州 510665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61-005

Several Thinking about Streng Thening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hen Guangliang

Abstract: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our country nationalit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history.For decades,the area of the research on Lingnan nationality economic history develops gradually,but the research is still not many,which is tru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economical cultural types to discuss th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and from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aints. Some major issues lack the thorough system research.Strengthen the study o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in Lingnan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mino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n minority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Lingnan; 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typ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ine economy

一、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之我见

粤海一隅,史称岭南,泛指五岭之南。本文所界定之岭南是指广东、海南及广西与广东接壤的部分地区,不包括历史上宽义的越南部分境界。

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学者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如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1955〕、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1957〕、詹慈《从“合亩”组织试析黎族家长制家族公社》〔1984〕、合著《龙门蓝田瑶族调查》〔1987〕,等等。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黎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回族、满族等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资料,有不少学者利用民族调查资料对保留在诸多民族中的原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私有制形式等进行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探讨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一些学者把研究延伸开去,关注这些民族特殊的制度与组织,并深入到民族关系、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2004〕、王献军《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2008〕,等等。

民族经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存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披露于世后,学术界重新评估古代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南方民族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的研究掀起热潮,社会经济成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如1984年举行的百越史研究第四次年会,即以南方民族社会经济为中心议题。这方面的成果陆续问世,数量不少。有的学者对百越民族物质生产各领域分门别类作系列的专题研究,如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3〕,是百越民族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著作,在中国百越民族史乃至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作者对百越人口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对著名的水稻种植、造船业、纺织业、建筑业、制陶业、玉器和竹木漆器制造业、酿酒制盐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论述,将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增强了学术论证的力度,达到较好的论证效果。《广西民族研究》、《农业考古》等核心期刊,特别重视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岭南古代农业历史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岭南稻作起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1997〕可称之为该项研究的代表作。陈文华在《论农业考古》〔1990〕等系列论著中,注重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农具、农耕技术等生产生活个案的考证和分析,推动我国农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李根蟠、卢勋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的研究,学养深厚,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2004〕是第一部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海南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以“海南原始居民蠡测”开篇,探讨海南岛原始农业及薯粮、稻作、纺织诸业的发展,再以论述汉族移民为转折,阐述海南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该书深入考察海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色经济,并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以黎族“合亩制”为例,剖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论述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殊性。

对岭南民族贸易、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题材。王兴瑞《海南岛各民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1946〕、岑家梧《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65〕,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和黄道婆生平业绩问题的系列论文〔1984~1994〕,等等,论述了岭南地区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关系改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概况。《广东民族关系史》广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博采众言成一家之说,材料丰富,见解独到,观点鲜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精心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岭南文库”丛书,选题包括岭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如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93〕,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1992〕,吴永章《黎族史》〔1997〕,等等,对岭南民族历史和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述可谓面面俱到,用功至多。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讨论,许多成果依附于民族史、地方志、民族文化等相关学科,比较分散,未经整合,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去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及其制约因素的并不多,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长期以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岭南原为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后,华夏族迁徙粤地者日众。两汉时期,部分诸越族与汉族融合。六朝后期至唐初,瑶、畲、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粤。唐末,由诸越遗裔俚人的一支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黎族首见于史。至宋元,海南诸越遗裔俚人的另―支演变成为“临高人”,僻居粤西北山区的大陆诸越遗裔逐渐形成大陆壮族的主体之一“主僮”,瑶族由湘入粤后人口增加,居住区域随之扩大,加上唐宋以来一直生活于粤地的回族,岭南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明王朝将海南岛从原来隶属广西划归广东管辖,这一建置变革对岭南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海南苗族的祖先相继由广西进入海南岛,而世居岭南的黎、瑶、壮、畲、民等族群纷纷融合于汉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洲八旗官兵由京津抽调来粤驻防。至近代,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岭南各民族大致形成如下分布:汉族人口为大多数广布于城乡各地,黎族苗族定居海南,瑶族迁徙粤北,壮族聚居粤西北,畲族落户粤东,回族散居广州、肇庆和海南三亚等市,满族落籍穗城,这种分布格局是历史上长期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睦相处的家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元交汇的体系。如果只研究汉族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或者只把后者作为陪衬,这样的经济史是片面的。从历史上考察,岭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注重研究岭南少数民族经济史,汉族经济史中的许多问题和诸多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在总体上把握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失误,往往与对其历史缺乏了解有关,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则成为正确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阐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论证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中和衷共济,相互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

岭南民族经济史在我国民族史和岭南开发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世居岭南的诸越族及其后裔(如俚人、民、临高人、壮族、黎族等),以及后来陆续迁徙分布在粤琼各地的瑶族、回族、畲族、苗族等,他们在水稻种植、农业养殖、纺织业、造船业、手工业、海洋渔业等等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岭南民族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有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论证,复原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考察岭南诸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史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阐明诸越民族及俚人、民、瑶族、黎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揭示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当前,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方略,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是客观的现实。要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既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需要对其社会经济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目的是: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岭南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素材,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其科学价值可圈可点。开展此项研究,既可以弥补岭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研究中忽略少数民族因素的缺憾,又可以进―步论证岭南各民族交往融合、团结奋斗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本课题既要研究现代黎族、瑶族、壮族、回族、畲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古代民族如南越族、骆越族、俚人、民等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岭南民族经济史处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理论观点,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为推动该项课题能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研究,有必要将各相关学科中关注岭南民族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合作攻关,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和出版系列相关论著,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岭南民族经济史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的进修课程和研究课题,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研究基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三、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汉族而言的。它不但包含现存的诸民族,而且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的古代民族。因此,岭南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代民族经济社会的演变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岭南古代民族社会经济演变。着重论述我国古代在岭南海滨生息繁衍的诸越民族及俚人、民、临高人等社会经济的概貌;

其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文化类型。分析自秦汉之后岭南少教民族地区形成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主要是:原始渔猎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牛耕灌溉农业类型、热带海岛农业类型、城市商贸类型等;

其三,岭南现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分别阐明岭南主要少数民族,即:黎、瑶、壮、回、畲、苗、满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着重论述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的土地开发、田赋税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商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各民族如何在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推动民族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等等。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重点是:科学论证岭南地区古代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概貌,阐明近代岭南主要少数民族:黎族、瑶族、壮族、畲族、回族、苗族、满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复原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岭南地区,从来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重新组合,经过长期彼此交流、互动,逐渐地,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构成岭南粤地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而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处理好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并从三者的有机联系中进行具体的举证和综合的论述。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考察岭南地区历史上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形成的,阐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开创中国少教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将海洋经济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丰富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内涵。

第四,关注民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岭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

第五,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根据岭南民族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古代民族演变线索为经,按其社会经济形态分章,而同时并存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则为纬,每一类型各自成章,再以黎、瑶、壮、回、畲、苗、满诸民族的经济发展历史为纲目,经纬相连,纵横捭阖,力争著作体例上的推陈出新。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经济史的分支,又是民族史的分支,同时又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的指南,同时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用。要全面查阅、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有关华南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类,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可靠的研究手段。须深入广东、广西、海南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典型调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论证的科学依据。在研究中将本课题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拓展理论研究和史料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总而言之,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诸多“山兰园”,虽然“刀耕火种”,然而品尝收获却使人兴奋,对来年耕耘满怀期待。展望未来,但愿更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承前启后,开拓创新,让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学术园地异彩纷呈,生机勃发,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李粮蟠,彭世奖. 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

[2]练铭志,马建钊. 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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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94-04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15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与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国际化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分古代经济思想、近代经济思想、现当代经济思想三个专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有17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

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容的深化和视角的更新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参会论文来看,学者们在研究中秉承了注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传统,不仅扩充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已有命题的研究,同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新不断得到尝试。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古代典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围绕年会主题,有关《管子》的研究成果成为本届年会的一大热点。南京大学蔡一教授在《〈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一文中提出《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们的论文汇编,既肯定了市场有自发的调节和促进功能,国家经济治理需顺应其自发性,又认识到政府要利用经济杠杆,扶贫济困,促进就业,体现了放手发展市场竞争和必要的政府干预相结合。浙江科技学院曹旭华教授在《〈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一文中判定《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的作品,并且断定《管子·轻重》篇作于战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其大部分篇文、内容产生于战国。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在《“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一文中指出《管子》和《晏子春秋》两部著作都记述了春秋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政策和制度,但是二者的社会保障思想和体系无直接继承关系。河北经贸大学董平均教授的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判定燕都蓟城既是北方手工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商业都市,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中心。

除了古代典籍外,与会学者强调了地方志、族谱等史料对于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的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方志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有待开发利用中国方志蕴藏的丰富的史料。山东财经大学郑小娟副教授的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利用宗谱、墓志铭、地方志等新史料,指出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从新的视角归纳和整理古人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山东大学周宇副教授的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指出桑弘羊的“轻重”学说也重视市场机制引导作用,只不过强调政府干预矫治市场弊端。财政部驻吉林省监察专员办事处边东平的论文《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从新的视角整理归纳了先秦各家学说中的货币思想,提出其对当代金融制度构建的启示。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在《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一文中归纳了陆贽的财政思想,并指出其具有以人为本、量入为出、均节赋税和裁减私租的特色。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围绕某个专题梳理和分析经济思想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齐鲁大地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兵法家、纵横家等众多学派的发祥地。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和李维林副教授在《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一文中指出齐鲁文化的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儒学与管学两大流派,分析了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及其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解析了儒家“仁爱”和“礼”两方面的经济伦理及其影响。

在研究技术创新上,一些新经济史学研究成果将经济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考察经济思想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这超越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传统范式,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主流经济理论结合。香港科技大学James Kai-sing Kung教授和山东大学马驰骋博士的合作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通过构建清代(1651—1910)和107个县的面板数据,用学校、儒家庙宇和烈女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强弱,发现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有显著的激发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儒家文化深厚的地区明显减弱。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在《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一文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了“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时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17世纪法国气候变冷及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农理论做了比较。

比较分析方法可以明确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独特性。上海财经大学何业嘉博士在《中西方货币提出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一文中提出古代中西方分别是一种国家型和国际型的货币制度,不同的制度需求产生了各自的货币思想,最终导致中西方货币思想的分流。上海财经大学张华勇博士在《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和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差异。另外,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整理了古代重粮贵粟、粮食赈济、粮价调控、粮食储备和粮食战略的思想和政策。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广度和深度的突破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近代(尤其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扭转了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滞后的局面。从本届年会论文来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高居第一,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详实和正确的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老一辈学者非常注重史料的归纳和整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指出当前学界研究过于注重“宏观”的理论分析,却忽视了“微观”的史料工作,存在过分强调理论分析却忽视史料的倾向。微观研究从小处着手,往往比较可靠。叶世昌教授在《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使命之一是根据研究对象的论著进行分析,并做出恰当的述评。其前提是准确判断研究对象的文献的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以及文献整理者对文献校勘是否正确等,甚至需要进行辨误。

叶世昌教授的发言引起了部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小组发言中指出了人才培养机制和科研考核标准等现实制约因素,并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沿着三个线索系统归纳整理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料的工作。第一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著作和期刊论文为线索。武汉大学王经纬博士在《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一文通过对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管窥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第二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主要经济学期刊杂志为线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高璇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经济评论》期刊,揭示民国后期经济思想中学术本土化和现实针对性的脉络和特点。第三个线索是以民国著名经济学家为线索开展硕士论文写作。这为全面探索民国经济思想内容及理论贡献扎实了历史资料与文献依据。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全貌,而且可以记录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甚至可以用关键人物经济思想解释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具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依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和刘婧宇在《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彭迪先的货币理论。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熊维刚和吕麒的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认为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新高度。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的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高度肯定了民国金融学家杨荫溥的经济思想。湖北工业大学李俊在《魏源的经济思想》一文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的经济思想做了梳理。

在以政界人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海南大学武教授在《论孙中山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理论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形态。东北财经大学于秋华教授在《〈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一文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一文中对李锐生平及其开展的直接税改革加以归纳和介绍。湖州师范学院蔡志新副教授和周建华教授在《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一文中从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三个方面归纳了徐锡麟的经济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一文中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为核心介绍了张静江的经济思想。浙江科技学院喻梅博士在《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一文中批判性分析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认为其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思想相结合的特点。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的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高度肯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经济思想。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本届年会论文主要集中在产业、财政、金融三个专题。在产业思想方面,复旦大学孙大权副教授在《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将翁文灏以重工业为中心、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与马寅初重点发展比较优势和基础工业的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加以比较,认为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均可从近代找到渊源。上海财经大学张申博士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将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划分为滥觞、发展、高潮三个阶段,认为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引发了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上海财经大学陈瑞博士在《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国货运动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尝试归纳近代经济思想转变的四大类型。

在财政思想方面,中央财经大学马金华教授在《导源西籍,取径东瀛:晚清西方财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回顾了西方财税思想在晚清传播的途径、内容,及其对晚清财税制度改革的冲击。清华大学熊金武博士和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在《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一文中回溯了民国时期地价税通过立法程序从思想演化为制度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进而以近代上海华界地价税实践为例对该制度变迁予以批判性评价。南京审计学院夏寒副教授和蒋大鸣教授在《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一文中回溯了事前审计制度应用于民国初年财政收集的过程,并指出由于配套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该制度难以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金融思想方面,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和缪德刚博士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一文中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就农村土地金融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并结合近代金融制度发展路径讨论了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构建的互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岳翔宇博士在《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一文中回溯了西方金融理论在晚清的传播,并提出晚清金融思想和制度转变中社会需求的变化(内在动力)与理论指导(外来因素)是逐渐结合的,将以局部的诱致性变革作为全面的强制性变革的基础和先导。复旦大学马涛教授在《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一文中提出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构建离不开秉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民族金融家的创新性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和饶丹雪在《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一文中重点描述和总结了不同时期民国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长伟博士在《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一文中回溯了晚清到民国的纸币发行制度变革历程。

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轨迹和机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的主题报告中从变迁的目标、动力、条件、模式和结果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三条变迁路径,即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其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还推介了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对另外两条路径的研究。相对于其他两条路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是本届年会研究成果最多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在《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围绕“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对Economy、Economics的中译名,分析它们之间前后递进的演进路线,指出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的论文《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的狄考文与山东登州文会馆》在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指出狄考文及登州文会馆在对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北京大学聂志红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一文中提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材料不仅包括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典籍部分,还应包括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各种文物,认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中经济思想往往依附和服务于政治思想。

三、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充

本届年会论文大多围绕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展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指出总结和归纳中国现当代经济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使命下的重要理论阵地。由于工业化是百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围绕工业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教授在《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述评》一文中提出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腾飞阶段,需要区分工业化腾飞阶段中出现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和邓强的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概括了马克思、、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和理论,梳理了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进展。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和彭聪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侧重于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的评介和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应用的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张明博士在《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一文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民营企业中实行的集体合同制度,从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上证明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农业经济思想依然是本届年会的热点。西南财经大学刘方键教授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判》一文中认为“以粮为纲”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观念中历来视粮食生产为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生产的真实反映,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深彻转变。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一文中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研究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价值逆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维护统治者养民以分利的思想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一文中比较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中刘少奇和Wada Hiroo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差异性,然后从公平与经济增长角度比较了其绩效差异。

围绕经济改革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瞿商教授和郭旭红博士在《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演进的三个阶段》一文中回顾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三次大转变。山东大学陈东教授的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分析了市场经济下“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财政原则的关系,提出当前“量出为入”或许是更可行的方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文中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史料,构建模型实证检测各要素重要程度,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会计准则思想的供求关系、社会环境等要素的重要性。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岳清唐副教授、山东大学郝延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赵亚明博士分别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思想、分工思想、“大萧条”研究成果。

四、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方法创新与学科史研究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王昉副研究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一文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分为奠基、形成、发展和拓展四个时期,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而详细介绍了目前的学科发展态势和特点。严清华教授和李詹博士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一文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并探寻其未来发展方向。安徽财经大学万红先教授在《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一文中梳理和归纳了以民国经济学著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讨论

研究方法创新是每届中国经济思想史年会的热点。西北大学赵麦茹博士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一文中归纳了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中外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五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认为只要能拓展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新技术新资料,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大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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