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幸福论文篇（1）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12JK0194）、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SXTS04）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幸福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核心展开的实践活动和结果。本文立足于需要理论，对人的幸福进行全方位的阐释，进而分析消费社会中人的需要与人的幸福之间的背离现象，以便正确引导人幸福的合理走向。

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界定幸福的逻辑起点

人的需要表示人与外部世界的依赖和依存关系。马克思主义从人的需要出发，克服了主义幸福论和禁欲主义幸福论的缺陷，科学界定了幸福的内涵。

1.从需要的内容来看，幸福是物质需要满足与精神需要满足的统一。人除意识到生理或物质需要之外，还认识到心理需要或精神需要并设法满足来感受幸福。西方禁欲主义主张幸福是抛弃一切物质需要而单纯追求的一种精神满足。“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对物的意见和幻想”①。主义则把幸福看作是人对尘世物质需要满足的快乐体验。“有着一颗灵魂，就得求助于肉体上的舒适。”②马克思主义批判使幸福成为纯粹的精神虚幻的禁欲主义幸福论，同时也反对使幸福成为低级的动物本能的主义幸福论，只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满足才称得上幸福。

2.从需要的实现形式来看，幸福是创造性劳动活动与享受性劳动成果的统一。与动物被动的本能的得到需要不同，人能积极主动地通过创造性劳动来满足需要且享有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成果。马克思主义强调幸福本身就包括人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废除作为人民的幻想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③同时否定主义所主张的享受就是幸福的全部内容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不只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且进一步看作是“感性的活动”，使人的幸福在创造性劳动活动与享受性劳动成果的统一中得以实现。

3.从需要的主体来看，幸福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人的需要以一定社会关系表现出来就是人的利益，利益是人类持续追求幸福的现实动力。禁欲主义幸福论贬低和限制广大劳动人民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而主义幸福论把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蔑视个人的社会责任。马克思说：“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④。综上所述，幸福是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一定程度满足时所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和快乐感。多样的、超越的、持续的需要推动着幸福的内容、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成为每一代人不懈努力的追求目标。

消费社会中人的需要背离了人的幸福

现代社会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已经基本摆脱了物质匮乏年代，人类进入到“消费社会”。可惜的是，人的需要越来越丰富，而幸福却越来越远离人们。

1.一定的物质需要满足只是实现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消费在本质上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活动。一旦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物质消费可以换取很多物质需要的满足，但对于幸福目的来讲，它只是一个条件。除此之外，它还包括许多情感领域、精神方面的必要因素。消费主义将无度的物质需要满足视为生活的意义和幸福，颠倒消费的工具性和幸福的合目的性关系，失去对幸福本真意义的追求。

2.一定的创造性劳动只是实现幸福的主要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创造性劳动使人们感受到个人的生命本质和无穷的乐趣。但这并不是实现幸福的唯一途径，因为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特别是享受亲情、爱情、友情、亲情，更是一种向往的幸福境界。然而，消费主义迫使人们沉浸在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之中，成为物和金钱的奴隶。人们倘若一味追求财富的极大化，疲于奔命而牺牲了应有的闲暇，也背离了幸福的初衷。

3.一定的个人利益获得只是实现幸福的一个目标，而不是最终目标。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幸福在个人层面的表现，但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则是幸福的最终目标。消费主义将消费功能由“个人需要”已经升级为“个人欲望”，消费成了满足商品符号的一种手段。一旦把消费看作是身份、财富和幸福的标志时，就使人们投入日益升级的炫耀和攀比之中。在攀比之风越吹越烈的消费主义影响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社会的不公平感不断增强，使得整个社会幸福感降低。

实现人的幸福的新路径

1.以物质需要为基础提升精神需要。人的幸福来自于人的需要满足。满足一定物质需要是实现人的幸福的必要条件，但满足精神需要是实现人的幸福更为重要的内容。消费社会使人一味沉溺于低级的物质需要而不能适时迈向更高一层的精神需要，所以，必须开辟具有广泛发展空间的精神活动。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物质性消费远大于文化性消费。对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时，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主导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人们自觉地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2.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拓展享受性活动。人的幸福是创造性劳动和享受性活动的统一。创造性劳动是享受性活动的前提，享受性活动是创造性活动的结果。现代人越来越追求一种人益于身心健康的享受性活动。休闲作为一种享受性活动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把时间和收入用于旅游、娱乐、运动等。为此，我国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休闲活动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积极探索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受休闲生活的具体措施和途径，以提高广大人民的幸福感。

3.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延伸社会整体利益。人的幸福是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中得以实现。个人利益不能离开社会支持，社会也不能远离个人利益。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需要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是满足某个主体需要的绝对数量而是相对数量。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警戒线，对此，我们必须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尤其优先考虑落后地区、弱势群体的消费权利，鼓励富裕阶层参与抚弱济贫的慈善活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国民整体幸福水平的提高。

注释：

①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1963：34.

②世界文库（第10册）[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6：4579.

消费幸福论文篇（2）

分类号　B849：C93

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六次会议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在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引下，学者们(例如，李园，2005；罗利丽，2006)提出营造和谐消费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述了和谐消费理论(例如，聂元昆，吴健安，2007；柳思维，尹元元，2007；举，2007)。和谐消费是颇具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消费理论(柳思维，尹元元，2007)，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致中和”和“仁爱”等思想内涵，它的提出有利于促进消费理论与中国国情和文化特点的结合。同时，和谐消费也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扩充性的理论范畴，既反映了企业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内涵(例如，绿色消费)，也反映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的内涵(例如，公平消费和责任消费)，还反映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方面的内涵(例如，情感消费和冲动消费)(聂元昆，吴健安，2007)。总体上，和谐消费为解决企业、消费者、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和谐消费的内涵，仍然存在不少争议，本文旨在从幸福学(“Hedonomics”，Hsee，Hastie & Chen，2008)理论出发，分析各种不和谐的消费现象的成因。并进一步阐释和谐消费的内涵。为如何营造和谐消费的氛围提供建议和启示。

和谐消费旨在塑造和谐健康的消费市场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实现，它的基本原则与幸福学的研究目标和主旨是相符合的。一方面，基于先前文献(例如，毛世英，2003；何炼成，褚志远，2006；朱庆宝，2006，刘志英，2007；罗利丽，2006)，和谐消费可以总结为以人为本、尊重他人和尊重自然三项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强调了消费者是和谐运转的消费系统中的核心，消费应该以最大化消费者的个人福祉为目标，与情感消费有关：尊重他人，强调了在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同时，要限制贫富消费悬殊过大，与代内公平消费有关；尊重自然，强调了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同时，必须尊重自然，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保障子孙后代的利益，这与绿色消费和代际公平消费有关。另一方面，幸福学研究强调以人为本，它以人的主观幸福感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在既定的物质财富水平下，如何通过改变物质财富(作为外部因素)的呈现方式和选择，最大化人们的主观幸福感(Hsee et al.，2008)，可以为引导正确消费，控制奢侈性、炫耀性和过度消费等不合理的消费现象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奢侈性、炫耀性和过度消费等不合理的消费不仅使商品的更新换代加快，制造出由大量废弃的商品及商品包装组成的垃圾，并且使得很多保存完好、仍有使用价值的高档商品被人为抛弃，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污染(毛世英，2003)，损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不符合代际公平消费，违背了尊重自然的原则；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中的贫富差距，不符合代内公平消费。违背了尊重他人的原则。因此，幸福学理论和和谐消费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从幸福学角度，可以为奢侈性、炫耀性和过度性消费等不合理的消费现象提供解释，揭示和谐消费所应具备的特点和内涵，从而进一步获得引导和促进和谐消费的建议和启示。

幸福学总体上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第一，外部物质财富的呈现方式和属性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二，决策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三，个性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将侧重于从第一个方面，即从外部物质财富的呈现方式和属性角度――参照点(reference point)、范围－频次分布(range-frequency distribution)和内在可评估性(inherent evaluability)――去分析和阐释和谐消费。具体的，在每一部分，都将先呈现理论本身的内容，再基于理论对不和谐的消费现象――奢侈性、炫耀性和过度消费――的成因进行分析：在完成理论分析之后，将进一步提出和谐消费所应该具备的内涵，以及促进和谐消费的启示和建议。在进行各部分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进行界定。“主观幸福感”一词来源于心理学，意指人们对于生活状态的主观的情感性的认知评价。它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受到时间和范围的影响，并且还可能包含具体的情绪(例如，生气、快乐等)。而本文中，我们将重点放在感觉的总体积极／消极方面，被一个具体的外部事件引起的感觉，以及随时间展开的暂时体验上。另外，由于幸福感是一种体验，我们在本文中将交替使用“幸福感”或“体验”二词，来指代主观幸福感。

1　参照点效应与和谐消费

参照点是最常被研究的表征方式变量，人们通常会根据一个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判断该结果对自己来说究竟是得还是失(HSee et al.，2008)，参照点可以是自己的现状和期望，也可以是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所获得的结果的状况。如果评估的结果为正，那么会获得积极的体验，如果评估的结果为负，那么会获得消极的体验。在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1954)和前景理论(Kahneman & Tversky，1979)等经典理论中，都揭示了参照点对人们的体验的影响。参照点效应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典营销理论中也有论述。例如，验证性预期理论是被广泛接受的用以预测消费者满意度和购买倾向的重要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购买意向取决于商品和服务与自己预期的比较(Teas & Palan，2003)。

参照点效应可以用来解释攀比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的形成。有学者指出攀比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的动机是为了保持与外界相比较而获得的优越感，甚至已经异化为一种地位象征(毛世英，2003)。例如，对人们争相进行超前消费，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无限制追求大的住房面积，追求大排量、豪华型汽车的现象，参照点理论都可以提供解释。而攀比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的最终结果是造成少数消费者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或者导致某种稀缺资源的过量消耗，最终引起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之间，消费与社会发展之间以及消费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和谐。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1／5人口消费了世界全部商品和服务的86％，而最穷的人仅消费了1％。目前在我国也呈现了类似的趋势，《经济日报》在1997年曾经提

供以下数字：中国1.3％的人拥有全社会31.5％存款；8.7％的人拥有60％的社会财富：20％的人拥有80％的社会消费支配权。国家统计局2006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调查也显示，占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消费的不和谐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的。

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商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利用参照点效应来诱导消费者做出一些不利于和谐消费的行为。例如，在广告宣传中。总是将奢侈品与身份和地位联系在一起。吸引高消费群体来购买奢侈品，对于刺激消费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此类广告可能对于渴求社会地位和身份象征的中低消费群体更具“杀伤力”。由于他们可以用于消费的资金总量并没有增加。因此奢侈品消费的结果只能是减少本应用于基础性消费的资金数量，且他们的消费总量对于GDP的增长并不会产生额外贡献，而从整个社会来看只是分配到奢侈品厂商的社会资金的数量增加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在中国消费内需一直不旺的情况下，奢侈品消费却持续增长。截止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由今年1月份的86亿美元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7.5％，上涨了3个百分点，并首次直逼日本，超过美国，稳居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亚军宝座。如果中国居民的奢侈品消费是以整体消费水平的增长为前提的，那么该结果是令人兴奋的；但如果是以基础性消费的减少为代价的，那么则是值得深思的，其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不容忽视!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不仅是商家，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在消费信息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例如，新闻媒体总是会以揭示和报道富人或成功人士的高档生活去吸引人们的眼球，我们随便走到任何地铁站或公共汽车站附近的报亭，都可以看到若干以宣传和报道富有和高消费生活为主的时尚杂志或财经杂志，更不要说电视、电影和小说中充斥着若干以富人生活为蓝本并加以渲染的引人无限神往的艺术作品了。新闻媒体对高消费信息的传播导向无疑加重了参照点效应，一方面引起诸多低收入者对高消费生活的向往和效仿，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他们的不幸福感，加剧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更可能引发“仇富”心理。

2　范围－频次分布理论与和谐消费

范围－频次分布理论揭示的是外部(财富)刺激的数据分布状态对幸福体验的影响。数据分布通常会呈现两种偏态――正偏态和负偏态。在正偏态分布下，一组数据的值更多集中在较低水平；在负偏态分布下，一组数据的值更多集中在较高水平。基于此，Pardueci提出了“范围一频数”理论(1965，1995)，认为在客观的平均价值保持恒定的前提下，负偏态分布比正偏态分布的平均估计价值更大。例如，如果向人们随机呈现10条线段。在第一种情况下，8条线段长6厘米，2条线段长1厘米，那么这10条线段的长度呈现出负偏态分布；在第二种情况下，8条线段长4厘米，2条线段长9厘米，那么这10条线段的长度呈现正偏态分布。如果让人们对每次呈现的线段的长度进行评估，他们对负偏态分布下的平均估值更高，而对正偏态分布下的平均估值更低。这是因为在负偏态分布下，少量1厘米的线段使6厘米的线段看起来更长，从而使得平均估值提高。在一项研究中，Parducei(1960)发现在奖金总数相等的情况下，体验正偏态分布的被试不开心，而体验负偏态分布的被试却比较开心。因此，负偏态分布，即偶尔的相对低报酬或低消费好过偶尔的相对高报酬或高消费。但是有意思的是，日常生活中不和谐消费――攀比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往往有悖于此。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不顾自己的经济能力，去购买高档商品，目的是为了满足攀比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让自己在比较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但是殊不知，正是这样偶尔高档的消费将自己的消费范围向更高水平的方向大大拓展，反而让自己在大多数时候进行的消费显得寒碜。更令人不满。那么今后，究竟是“勒紧裤腰带”继续高消费，还是回归到原来的消费水平，则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中国古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也正反映了这一道理。

Hsee，Xu和Tang(2008)还分析了“范围－频数”理论对群体收入分布的启示。他们认为在“多数微富少数很穷”(负偏态)的社会中，其成员的平均幸福感会比在“多数微穷少数很富”(正偏态)的社会中的成员的平均幸福感更高，这是因为大多数微富的人，在与少数很穷的人比较后感觉幸福，并且由于他们是多数，他们的幸福水平会提升整个社会的平均幸福水平。Hsee等(2008)关于群体收入分布的理论对构建和谐消费具有重要启示：如果社会消费水平呈现负偏态而不是正偏态，即更多的人进行中等偏高的消费，少数人进行低消费，那么社会的整体幸福感会提升，符合代内公平消费，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

那么，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消费水平的分布状态又是如何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我国最富有和最贫困的两个群体的消费水平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而中间60％的消费群体的收入或消费份额不到50％，显然偏离理想的负偏态分布。此外，媒体和舆论的宣传导向――对高消费信息的传播无疑又人为加剧了消费水平的正偏态分布以及这种分布对人们的心理体验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塑造和谐的消费氛围，个人消费的分布状态应该呈现负偏态，而社会整体的消费水平的分布状态也应该呈现负偏态，并且在消费水平的分布状态的塑造过程中，媒体和舆论的宣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3　内在可评估性理论与和谐消费

内在可评估性理论主要是由Hsee及合作者提出的(Hsee & Zhang，2004；Hsee et al.，2008，2009；Hsee & Zhang.2010)。内在可评估性是针对事物属性而言的，意指人们在从来没有学习和认识某种事物、也不具有任何外部参考的情况下，不同数量或质量的该种事物属性能够引起不同主观感受的难易程度。根据这个定义，高／低内在可评估性的判断具备两个标准：第一，是否与生俱来就可以进行评估；第二，是否参照外部标准才可以进行评估。Hsee等(2008)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和消费品都可以分为高／低内在可评估性两类，并将之命名为A／B类事物。对于A类事物，人体内部似乎天生就准备了评价尺度，即使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也会容易进行评估，例如，第一次给一个婴儿洗澡，如果水的温度令他不舒服，他就会哭泣。相反对于B类事物，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参照，也从来没有学习和认识过它，那么是难以进行评估的，例如，给一个婴儿一颗钻石，可能不会比给他一块石头或一个鸡蛋更令他开心；而

对于没有钻石鉴赏经验的成年人，1克拉的钻石也不会比0.8克拉的钻石更令他开心。

在一项研究中，Hsee等(2009)证明了洗澡水的温度(A类事物)相比钻石的大小(B类事物)在引起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他们模拟了穷／富两个不同的社会，在每个社会中又区分了穷人和富人，并将被试随机分配在四种条件下(穷社会，穷人、穷社会，富人、富社会，穷人、富社会，富人)。两个社会中的人互相不了解彼此的情况，但是在一个社会中穷人和富人互相了解。在研究的第一阶段，被试分别被告知拥有一定温度的洗澡水，穷社会中人们获得的洗澡水的温度普遍低于富社会，但是互相并不知晓；在同一社会内部，穷人获得的洗澡水的温度低于富人的，并且互相知晓。结果表明，在两个社会中，富人的平均幸福感都高于穷人：并且富社会的人的平均幸福感也高于穷社会。在研究的第二阶段。四组被试所获得的条件与第一阶段类似，只是这时不同温度的洗澡水换成了不同大小的钻石，结果表明，两个社会中富人的平均幸福感高于穷人，但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平均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研究表明，A类消费是不需要任何参照信息的，其数量和质量的不同便能引起不同的主观感受，但是B类消费只有通过比较和参照信息才能引起主观感受的不同。

关于内在可评估性的理论对于和谐消费具有重要启示。首先，A类消费更类似于基础性的消费内容，例如，牛奶的纯度、声音的强度、物体的冷热程度、光照的亮度、食物的甜味或咸味、洗澡水的问题和一件衣服的舒适程度等。无需社会比较就可以感受到质和量的差异；B类消费更类似于高档或奢侈消费，例如，钻石的大小、手表和时装的品牌和价位，均需要外部参照才能进行评估，也只有在社会比较的前提下才可能带来更大的幸福，这与经济学家Frank(1999)对炫耀性消费的定义是相符合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A类消费和B类消费有时可能发生转换。例如，对于一件衣服，从差的材料到好的棉质材料，人们不需要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便可以判断其舒适度、质量和价值，这个时候它是A类消费：但是如果从好的纯棉材料再到所谓的高科技棉和高级进口棉，甚至在服装上添加珠宝，那么人们在不被告知服装用料的价值差别时可能根本无法感觉到，这个时候它就转变为B类消费；对于住房，如果从一家三口人挤在不到15平米的房子搬到一套80平米的公寓。这个时候住房的面积是A类消费，但是如果从300平米的别墅再搬迁到350平米的别墅，这个时候住房的面积就转化为B类消费。Hsee等(2008)的研究揭示了A／B类消费对代内和代际的幸福感差异的不同贡献：独立的穷／富社会，类似于上下两代社会，人们很少进行代际比较，却常常进行代内比较，因此只有A类消费的提高才能促进代际幸福感的提高。而B类消费的提高则无益于代际幸福感的改善。并且进行B类消费是一个零和博弈，有的人因此而开心，有的人则相反，社会整体的幸福感水平不会有所变化。更不用说在消费B类事物的过程中由于攀比和炫耀造成的社会风气的下滑以及对广大中低消费群体所造成的心理污染等，最终是不利于和谐消费和和谐社会的实现的。

4　总结

消费是整个社会再生产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而和谐消费则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指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幸福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旨在揭示在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之外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的因素。和谐消费基于以人为本、尊重他人和尊重自然这三项基本原则，事实上，这三项原则也符合幸福学的主旨和内涵――幸福学以人的主观幸福感作为研究对象，意味着幸福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学科；从幸福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它寻求提升人的幸福感的手段和方法，表明它是一门尊重他人的学科；从幸福学的目标来看，它尝试在不扩大外部资源消耗的前提下发展最大化消费者的幸福感的产品与服务，表明它也是一门强调尊重自然的学科。因此，本文尝试将幸福学与和谐消费建立联系，并从幸福学的角度来阐释和谐消费，以期为和谐消费的研究和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贡献。

本文所介绍的三个颇具代表性的幸福学理论――参照点效应、范围－频次分布理论和内部可评估性理论，揭示了财富作为外部因素，其呈现方式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这些理论，可以相应地提出一些体现以人为本、尊重他人和尊重自然的和谐消费建议。由于这三个理论均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和过度性消费，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综合提出一些营造和促进社会和谐消费的建议，而不再区分每个理论进行分别论述。

首先，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和谐消费应该关注如何最大化消费者的个人幸福感。基于幸福学理论，应该引导消费者进行更能够实现幸福循环的消费，例如，帮助消费者意识到参照点效应的负面影响，自觉抵制攀比性消费；理解到消费水平的正／负偏态对幸福感的不同影响，抵制与自身经济能力不符的奢侈性消费：意识到消费品的内在可评估性及评估模式的影响，多进行A类消费和独立评估。至于如何提高消费者的幸福消费意识?教育和宣传显然不可或缺。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引导消费的时尚读物，但是大多以宣扬品牌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为主，与幸福学的理论相悖。试想，如果这些读物能够转而宣扬低消费高幸福感的简约生活，提供一些消费指南，帮助人们选择低消费而有品质的产品，并赋予低消费生活以更多的意义和精神内涵，久而久之也会形成时尚，最终引导人们的幸福消费。

消费幸福论文篇（3）

一、前言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从罗宾斯开始便深陷理性人假设中，致使之后的经济学家对于幸福几乎是完全不知道，从而出现了“价值无涉”的错误判断。自从“伊斯特林悖论”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启蒙运动之后的社会对道德的丢弃，专注于功利，使自身陷入了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对此，伊斯特林直接将其研究方向定位于幸福，同时其他国家实行的将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并重的理念，都为经济学在幸福方面的研究做好基础，也开创出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向，即幸福经济学。

二、重新解读财富

自古希腊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财富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被丰富，经过了单一到多元、具体到抽象、物质化到非物质化的不断演变。幸福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对财富的生产，还应该包括财富的分配、对人的欲望的满足，人口、环境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定性标准。因此，幸福经济学主张的是广义的财富论，在物质上，不单包括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劳动力以及商品，还包含愈发稀少却依然是无偿的自然资源，如空气、阳光等。在精神上，不但含有知识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还要包含人类灵魂所能感受的每个部分，诸如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等诸多主观价值。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财富思想，就是幸福经济学对财富的最好阐述。[1]

三、重新解读成本

幸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成本进行了一定的扩展。古典经济学通常讨论的是生产成本，而新制度的经济学则对交易成本进行主要的探讨。行为经济学通常是对心智成本的探讨，而人本经济学则主要对生命的成本进行探讨。这些成本理论从不同角度来对经济学中关于稀缺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的问题进行讨论，为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物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人间的成本进行考察。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行为内部的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考察，人本经济学主要是对人对经济终极目标的考察，表现的是人类行为所具有的终极性。[2]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成本理论也在不断地被丰富。这展现的是经济学对人类价值观的恢复，同样也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给幸福经济学作出了全新的微观解释。

四、重新解读消费

西方传统主流的消费观念，仅仅局限于在市场中交换和生产劳动力以及商品对人类需求方面的满足。事实上，人们的幸福需求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诸如大自然为人类所提供的白云蓝天、青山绿水、阳光等资源，以及感情、友爱、尊重还有对美的感受等，均是我们需要消费的内容。从广义上来说，人类在消费时不但有着市场行为，还有许许多多的非市场行为，实际上就是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不断转化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在消费上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不仅包括收入消费，还有满足道德的消费。幸福经济学使消费又恢复到注重社会结构等因素对消费行为的作用上，显示出经济学的核心转变为对人的最终目标的关注上。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要确立的是广义的消费观，可以实现快乐的消费，合理取舍生活，健全社会协调机制，提供重要而基础的原则。[3]

五、重新解读效用

传统经济学家以及早期哲学家确信，效用是可以进行度量的，含有精神和物质的内涵，人类的幸福可以通过对快乐的加总来获取。但是在其他一些理论以及学科面前，尤其是在心理学方面的探索下，效用的内涵有重新回到了本质，即效用可以从主观幸福感形式上从基数的角度进行衡量。这就处理了经济学所面临的效用的测量、计算以及物质化的问题，避免了经济学从个人到社会效用最佳化的艰难求证，也避免了效用对幸福水平有限的表现。因此，主流经济学始终在尝试将效用函数加以扩展，以对人们的幸福进行解释。实际上，效用与幸福有着诸多不同的含义，幸福比效用的内容更加丰富。幸福经济学要通过幸福而非效用来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幸福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其他的仅仅是手段。

六、重新解读方法

主流经济学历经了古典、边际、古典分析法过程，对于幸福的衡量也经过对快乐加总发展为对货币加总最后形成对幸福加总的过程，幸福经济学不是对福利基于收入理论的替代，而是对经济学中幸福更加丰富的测量方式的补充。幸福经济学以明示偏好为基础，对主观的幸福感进行分析和测量，从而解决幸福问题。仅仅是通过自身的体验来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表达，使结果更加接近实际的幸福水平。幸福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直接对准幸福，同时使用幸福指数来对以往的效用函数进行代替，对个人幸福水平与国民幸福水平进行衡量，并建立一套合理的体系来对人类的幸福进行研究。[4]

七、重新解读政策

传统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看做是政府与政策实施的纲领，然而幸福经济学则从本质和内涵上对当前经济政策加以探索，并将幸福看做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唯一的、终极的目标。几乎全部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幸福对于人们的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幸福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挖掘和反思的基础上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并且深刻地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幸福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不是政策制定的方向，幸福才是。[5]

八、结语

幸福经济学看起来是经济学所涉及的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在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后，“幸福”始终是经济学中的主线，虽然经历了诸多的波折。幸福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中被舍弃的营养物质，也就是幸福进行复活，使其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使经济学恢复到原有的幸福之路。主流经济学不能再只注重对财富的追求，而要进行反思，反思自身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的追求。经济学家要将目光变得宽容和开阔，用更有建设性的对话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作者单位为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招商局）

参考文献

[1]廖永松.“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09）：4-16.

[2]陈阳.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幸福经济学视角[J].科技经济导刊，2016（05）：153-154.

消费幸福论文篇（4）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产品实现了极大的富足,人们在扩大的市场面前实现了消费者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被铺天盖地的关于广告和物质的话题所笼罩,人们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以致于获取财物和消费成了美国文化普遍接受的标志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对于消费主义的认可和接受蔓延到了世界各个国家,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幸免。

一、消费主义的界定及其特征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大众传媒刺激出的消费欲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符号象征意义,价格昂贵的商品成为了人的地位、品味等的同义词,人们进而认为消费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等同于幸福。

刘晓君对于消费主义的特征总结的比较全面,他认为:

(1)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为特征,并通过物质的占有来达到心理的满足。

(2)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并于无形中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使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高消费。

(3)消费主义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4)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在全球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吹下,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方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要,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最流行的需要”,它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得东西”,也就是“虚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奢侈的消费究竟等不等于幸福生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参加了一次国际调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到1991年,这一数据上升为73%,这主要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多项经济改善措施的实施。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据却下跌为68%。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物质财富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相应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幸福感也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Diener和Biswas-Diener总结财富和幸福的研究时认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并未导致幸福感动的增加;(3)同一个国家内,财富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迷恋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对财富淡漠的人感到更幸福。

这表明,物质财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由于丰富的消费品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会相应提升。但是超出某一临界值之后,纵情消费已经无助于人们内在的幸福感受,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1.就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有两大表现,分别是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用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的话来说就是:“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便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的生动描摹。

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生产商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新包装”、“新配方”层出不穷的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从而使得消费者大量抛弃仍具有使用价值却已经“过时”的商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庞大数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远远超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自净能力,必然导致生态的危机。

不论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是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都是十分短视的。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其再生能力也有限,经不起人们经年累月的浪费和破坏。人类在肆意消费中体验到的短暂的,是以牺牲后代更为长远的幸福为代价,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2.就个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沉迷于财富的累积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认为消费品一定意义上象征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品牌越大、档次越高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大。然而,Richins和Dawson在关于物质主义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视财物获取与消费的物质主义者比非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指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只有当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发自外在强迫性的而不是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只会阻碍人们求知与求美。艾伦•杜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不应被当做具有最高意义的活动,人类的追求应“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阿吉尔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以及团体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对社会问题保持更为冷漠的态度,人们彼此的依恋水平有所下降。在一些探索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潜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Christopher等人发现控制社会支持会导致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降低,这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工作的全部以及唯一目的成了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动因,个体很少从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所带来的愉悦。人们由于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驱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财物的获取之中,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可供身体与精神放松与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弗洛姆指出,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遗憾的是,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虚幻的感官愉悦之中,将消费与幸福错误的划上了等号,以为物质性的东西能代替心理上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芜,人的本质渐渐流失在对物的追逐中。如何才能摆脱消费主义的泥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呢?对于个人来说,Boven提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分配金钱的策略,即将可随意支配的部分更多运用到生活经历上面,比如旅游等,而不是用于购买物质性商品。他认为这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容易受到负面的社会比较。而与他人比较正是产生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我们采取文化消费的方式。所谓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这种非物质追求的消费活动,在人们已经基本不需再为吃穿发愁的当今社会,能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的确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消费也的确能在带给我们物的享受的同时带来精神的愉悦,但是如果把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附加在这些冰冷的外物之上,随着它们的消耗人生的价值也会磨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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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

[6]Richins M L,Dawson S.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2.303-316.

消费幸福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11-0011-05

对幸福的传统理解，通常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的。其实，在幸福思想发展史上，人们对幸福及其实现的认识经历了从形式到内容，从内容到本质，从幸福实现的途径到幸福实现的规律，从非科学到科学，从不全面到逐步全面，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艰难求索过程。幸福是人的理想得到实现、人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的情感体验，是人对生活状态的总体积极评价，是激发人更积极自我实现的正能量。对幸福永无止境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原动力。从实践出发深入挖掘幸福的内涵及本质，剖析幸福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具体性和抽象性等内在属性，诠释制约实现幸福的悖论，有助于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安排生产生活，促进人类幸福水平不断提升。

一、幸福的源理论

西方思想家最初从哲学或伦理学出发，以感性主义或理性主义视角审视幸福命题。古希腊时期，感性主义者主要在崇尚感觉主义的智者学派、崇尚快乐主义的居勒尼学派内，他们大都强调“幸福即快乐”。其中，尤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典型。在他们看来，幸福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不受干扰。趋乐避苦是人自然的、根本的属性，得到快乐是人生主要的目的，尽情享受以充裕的物质及安全舒适的环境为前提的自由就是幸福。理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被称为“希腊三贤”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从德性出发考察幸福。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就是幸福。柏拉图创新的提出德性和智慧是真幸福。亚里士多德肯定德性是通往幸福的天梯，美德使人获得幸福，并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创造性的提出“幸福的本质”的经典命题——“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1]

近代以来，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西方国家涌现了一大批感性主义幸福论倡导者。在英国，霍布斯、曼德威尔、洛克、休谟、边沁、穆勒、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赋予幸福功利主义、同情主义等色彩。他们认为幸福是不断获得的成功；幸福是对自由独立人格的追求；幸福是有所作为并得到快乐。法国思想家卢梭、爱尔维修等则提倡自然情感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即以人的本望和自然情感为基点理解人的德性与幸福的内在关联。在德国，康德将幸福视为上帝的恩赐，个人抽象的幸福体现在灵魂不朽和意志自由。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意义上提出幸福是生命的存在，是需要和欲望被满足后体验到的愉悦。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的重要代表笛卡尔提倡用智慧思考人生、用理性统摄情绪，从而探索幸福的奥秘。斯宾诺莎认为保存完整生命、用理性克服情绪并改造知性，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就是幸福。莱布尼兹认为幸福是心中理想实现后得到的最大化的快乐体验。黑格尔认为幸福是绝对理念的自身拓展和扬弃，是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

不难发现，西方感性主义者从寻求快乐感、幸福感产生的原因出发初步揭示了需要、快乐等主观因素与幸福之间的朦胧关系，但忽视了制约幸福的客观因素；没有将幸福的表现形式和幸福的内容相区分，将快乐感和幸福感及各自产生的原因相混淆；脱离幸福的社会性，仅探讨个人幸福而鲜有对社会整体幸福的考量。理性主义者逐渐从经验层面感知到了人的需要、利益、欲望、理性、体验、德性、智慧、理想、目标、过程等元素和幸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幸福的形式、内容、结构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跃进，对幸福实现的内在原因、条件等认识有朴素辩证法的影子。此外，中国先贤们对幸福及其实现也有自己的理解，他们大都认为拥有德性、付出德行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便是幸福。宗教中基督教的赎罪理论，佛教的求“空”、“出世”以致“涅槃”，也都有幸福的意蕴。遗憾的是他们片面的只“从现实活动的主体的道德、理性及认识方面去揭示幸福实现活动的过程和功能，而忽视从客体和对象化方面来规定幸福实现活动的实质。”[2]对幸福及其实现的本质没有自觉地展开系统的哲学思考和研究、没有从人的本质透视幸福本质，缺乏从实践层面揭示幸福构成要素在幸福实现过程中的相关关系、相互作用，进而发掘幸福实现的规律。

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马克思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奠基人。马克思汲取了前人关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幸福思想的精华，从社会实践出发对幸福进行哲学反思，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考察个体的存在方式，从而对人的自我实现、幸福及其实现等深层次问题做出独到解释。马克思认为人的幸福存在于人的“类特性”，即人的“自由自觉地活动”之中，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生活目的实现幸福的过程。他曾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善……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3]可见自那时起，马克思已将促进人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视为人生信仰。

可以肯定的是，追求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矢志不渝倾尽一生为之奋斗的根本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逻辑出发点、根本立足点、目的旨归，也是马克思人类幸福理论的内核，统摄着全人类的实践，贯穿于充满矛盾的人的幸福得以实现的全过程。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类幸福理论形成的现实可能性的逻辑结论，它寄托了人类的不懈追求与美好理想，是人类解放和人类幸福实现的最终目标和归宿，人类幸福的实现过程及其本质、规律是马克思幸福观所要阐释和研究的重要内容。”[4]马克思的幸福观从根本上克服了前人对于幸福理解的偏颇，实现了对幸福的认识由非科学向科学的飞越；为马克思主义者继续为人类拓宽幸福道路、开创幸福事业指明了方向；是对幸福实现答案的揭示；是指引人类将幸福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伟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幸福观，认为幸福不是先验的既定存在，是人“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理想时感到的满足状况和体验，”[5]“是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践活动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理想和目标而得到的内心的精神上的满足。”[6]幸福的根本属性是基于思维认知、生命实践、情感体验的意识。幸福是人脑对社会生活的观念反映，根植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实践是创生自我价值、彰显人的本性的活动。在其现实性上，幸福的本质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幸福的表现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幸福的内容是人全面社会关系的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践能力的充分提高，物质生活极大充裕，精神生活健康丰富，个性的充分展现；幸福的最高标准是全人类普遍幸福。

幸福命题的核心是幸福实现。幸福实现由主体人、对象性存在及实践共同决定，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脱离了社会实践的幸福只能在无法抵达的彼岸。幸福实现的途径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动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幸福实现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人只有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才能发掘幸福旨趣，自由自觉地创造性的活动正是人的主体性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并反作用于人自身，重塑自我、幸福自我的充分证明；幸福实现的根本依据是人能够自由自觉地活动；幸福实现的规律是克服阻碍实现幸福的一切矛盾，不断达到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内在观念和外在行动的辩证统一。幸福实现是超越有限性的羁绊，超越自我、全面实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科学的解答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等一系列人类幸福命题，是指导人类展开幸福实践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幸福的基本属性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社会伦理思想与社会实践理论的辩证有机融合，是指导人类从现实出发谋求幸福实现的“幸福哲学方法论”，它不光揭示了幸福的表现、本质、内容、根本属性及幸福实现的规律，还揭示了幸福的基本属性。

1.幸福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人是幸福实现活动的实践者、是幸福的载体，个人实践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所能创造幸福的多少。幸福属主观意识范畴，即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个人能否具备幸福感知力、能否及时的感知幸福、感知幸福程度的深浅等依主观思维、主观认识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幸福具有主观性。但幸福又必须以坚实的物质基础做支撑，没有坚实物质基础做支撑的幸福，犹如海市蜃楼、水中之月，是虚无缥缈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依赖于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基本目的的客观劳动实践的创造。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7]主观和客观的幸福统一于劳动实践基础上形而下的物质需要和形而上的精神需要的满足。

2.幸福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首先，幸福作为主观意识对客观生活能动的反映决定了幸福具有主观性的同时，也决定了幸福是抽象的。抽象性是指幸福属非自然科学领域的认知和情感范畴，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被定性感知。如2012年央视的“你幸福吗”记者走基层调查被百姓津津乐道，被问者的回答千奇百怪，一句“我姓曾”更是让人忍俊不禁。这是因为凭空的没有所指、脱离现实的发问总会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其次，幸福不能被定量的测试，不能明确的得出幸福定值。即使有具体性的衡量指标，通过加权计算得出的幸福分数也是那么的生硬。幸福的具体性体现在幸福的内容是具体的，个人发达的劳动能力、富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生活、全面的社会关系等能够使其感到快乐满意，快乐满意感是幸福感的意识流。抽象和具体的幸福统一于人的内在感受和点滴的社会生活。

3.幸福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个人是幸福的载体和受体。个人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为其创造幸福和感悟幸福提供了基本条件；人生观、价值观对幸福的实现具有引导和调控作用；每个人都有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我生命价值实现的需要使幸福成为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幸福属于每一个自由自觉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个人幸福是文明社会追求的目标，每一个人幸福的实现是所有人普遍幸福的前提。单个人在改造自我、实现自身幸福的实践中形成了创造幸福的合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增进了社会文明，最终是全社会所有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幸福水准的提升。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有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8]个人幸福受社会整体幸福的影响，社会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保障，只有将个人置身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切实维护和促进社会幸福，才能使个体更加幸福。社会幸福不能脱离个人幸福，个体幸福寓于社会幸福之中，二者相互依存。

4.幸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感悟、创造幸福的能力和素质、实现幸福的客观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了其所获得的幸福是有条件的、特殊的。有条件的、特殊的幸福是相对的幸福。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强调，幸福抑或是不幸福并非人先验的、固有的情感意识，而是人们从现实生活理性比较中产生，是同人们的生活目标和自觉行为相联系。人生每一阶段都有预想的生活期望和追求，通过理性的和过去的个人比较，和同时代他人比较中才能发现幸福。幸福也具有绝对性。幸福是人的本能需求，通过自由自觉地活动获得幸福是人的绝对权力，幸福伴随着人的完整生命存在而存在。实现自我生命价值是获得幸福的路径，而制约人的生命价值实现的各种客观存在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使较低层次的幸福总是被较高层次的幸福所超越，每一次矛盾的解决都丰富了幸福的内容、提升了幸福的境界。人总是在自觉的突破相对条件的限制，本能的追求更高水平的幸福。

5.幸福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幸福是属于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的需求、欲望、目标等随着生命意识的萌动和生命实践的开始而展开，随着生命意识的丧失、生命的消逝而终结，脱离人的生命存在谈幸福没有实质意义。人的生命长度决定了其体会到的幸福是有限度的。但人是现实世界最伟大的生命存在，人虽然受自身生理条件和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使人的本质力量对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使人自觉的提升生命的高度、拓宽生命的广度、挖掘生命的深度，实现人之为人的生命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每个人积极实现自身幸福的同时也为他人、为社会整体、为人类幸福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每个人的幸福是有限的，而全人类的幸福是无限的，每个人应在无限的为人类幸福实现的事业中不懈奋斗。

四、幸福悖论的诠释

幸福悖论（the Easterlin parodox），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个人收入不断增加，但幸福感保持不变甚至减少。幸福悖论是20世纪最早对主观快乐问题从经济学展开研究的美国教授RichardEasterlin在1974年提出的。它是对幸福随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增加的传统经济学命题的挑战。它不仅唤起了人们对幸福的忧患意识，更激发了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者的兴趣。为什么会出现幸福悖论？幸福悖论如何被消解？研究揭示，在满足个人基本需要阶段，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而当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收入和其他非收入因素对幸福保持及其可持续增加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悖论加以诠释。

1.科技主导下的工具理性对人的幸福的消解。马克思曾感叹资本主义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越了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这是近代以来以科学技术应用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然而，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不断激发人类的实践理性、促进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缔造空前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塑造着禁锢思想的工具理性。人们以数量化、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实效性作为衡量事物的根本标准。泰勒指出，“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利益—代价’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被产出的最大化要求所遮蔽。”[9]在工具理性的诱导下，科技的发展倾向于能在最短时间、能产出最大化经济效益的产业和项目，人们片面的追求实际功用而疏离了属于人特有的内在审美、伦理等人文价值。

在技术和效益至上的社会，机械化、流水线作业创造出大量的标准商品使人目不暇接。功利化、程序化、模式化、缺乏创新成为管理领域的特征，固化了人的思维。智能化、爆炸式知识和信息充斥着社会生活，令人感到紧迫和压抑。所谓幸福被单纯等同于物质财富，可计量的财富成为相对于人而存在的抽象主体，对其疯狂的追求加剧了社会竞争。人们热衷于对各种成果的折腾使调节精神紧张的闲暇也成为了奢侈，人愈加沦为浮躁的、急功近利的“职业囚徒”，失去主体的目的性意义。利用技术造假屡屡冲击着人的心理道德底线。人更愿意被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水泥森林所保护，虚拟化的交往使人际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械式的微笑和言不由衷的寒暄使真诚和情谊慢慢遗失。到头来，“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0]人的幸福被自身的工具理性吞噬。这一切都是科技主导下人的工具理性迎合人的现实物质需要作用的结果。

2.消费主义主导下的异化消费对人的幸福的消解。消费本是解决基本需求的手段，但在消费社会，消费俨然是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渲染着生存、生活的态度和意义。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竞相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感望的满足。今天，吃山珍海味、住洋房别墅、穿高档名牌、开天价豪车已不是奇闻。人们借助高档消费、奢侈消费等消费形式炫耀自己高贵的身份，彰显显赫的地位和名望、卓越的成就。借贷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等追赶时尚潮流的消费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牢牢绑架。人心甘情愿成为消费的附庸。当万能的消费成为生活的目的、消费成为生活的轴心、消费成为生活的法则时，人的价值和地位被根本扭曲，人的生命价值“合乎理性”的求证于物的价值，人的主体性地位让渡于物，物实现了对人的绝对统治，消费被彻底异化。异化消费颠倒了人生活的目的和手段，使人的价值观念向消费主义严重的倾斜。

消费主义的实质是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使社会崇尚节俭奋斗的伦理规范和制度松弛，使人所积累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被掏空，它带给人们的只能是极其短暂的感官惬意，严重剥夺了人的精神创造和享受的权利。消费主义并不能引导人感触生活的真谛，提升人的幸福感。事实上，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满足感，无止境的追求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只能使人的物质占有欲无限被激发和膨胀，人的精神世界加速荒芜。消费主义盛行是人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在铺天盖地的广告狂轰乱炸下，人们纷纷借助消费宣泄庞杂而单调乏味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浓郁忧伤，弥补非创造性生产劳动过程中缺乏的自由。消费社会条件下，消费主义已成为消费主义者的人生信仰。而“人对精神生活的本能追求，对意义世界的积极建构，既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也是人类追求和实现幸福的表现。消费主义者们试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实质上是社会的心理的和精神的需要的行为只能是可悲的挣扎，最终将会因陷入对商品不断变换的符号价值的无尽追逐中而疲惫不堪，不知幸福为何物。”[11]

3.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对人的幸福的消解。马克思曾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2]但自工业社会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使人将自身视为自然的索取者、征服者、主宰者和统治者，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发展公开违背甚至是对抗自然规律，工业化生产生活模式大行其道，大规模的掠夺式开采——大规模的无序生产——大规模的畸形消费——大规模的遗弃浪费——大规模的掠夺式开采……人类毫无节制对大自然的一次次的进攻几近突破资源环境的最大承载限度。淡水资源告急、土地荒漠化蔓延、大气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极端天气频繁……环境的恶化不仅仅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就连人类的生存能力也随之逐渐丧失并逐渐走向灭亡。据研究，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因灾遭受的经济损失难以计数，大量鲜活的无辜的生命因灾悄然逝去，70%的癌症死亡者及绝大多数生育问题与环境污染有关。说明人类已经严重的透支了自己的无机的身体，为了短期的微利正在付出沉重代价。

用唯物辩证法考察异常对立和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发现在背后隐藏着严重的人际间的矛盾，并且人际间的矛盾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凭借资本、技术、军事的绝对优势轻而易举地掠夺和消耗世界资源，挑起的战乱和纷争不断；全球资源能源价格飙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两极分化严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阶层之间、个人之间贫富差距逐步拉大；阶层内、利益集团内因利益分配矛盾积聚；社会生产生活失调，酿成的局部甚至是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使社会财富瞬间蒸发。

恩格斯早就告诫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3]财富是人获得幸福的物质基础，生命是人获得幸福的必须条件。人类所倚重的最初的结果不外乎是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些许的物质财富，这些财富在大自然“连本带利”的报复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而抛开完整生命的幸福恐怕也只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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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消费幸福论文篇（6）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产品实现了极大的富足，人们在扩大的市场面前实现了消费者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被铺天盖地的关于广告和物质的话题所笼罩，人们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以致于获取财物和消费成了美国文化普遍接受的标志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对于消费主义的认可和接受蔓延到了世界各个国家，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幸免。

一、消费主义的界定及其特征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大众传媒刺激出的消费欲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符号象征意义，价格昂贵的商品成为了人的地位、品味等的同义词，人们进而认为消费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等同于幸福。

刘晓君对于消费主义的特征总结的比较全面，他认为:

(1)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为特征，并通过物质的占有来达到心理的满足。

(2)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并于无形中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使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高消费。

(3)消费主义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4)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在全球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吹下，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方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要，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最流行的需要”，它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得东西”，也就是“虚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奢侈的消费究竟等不等于幸福生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参加了一次国际调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到1991年，这一数据上升为73%，这主要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多项经济改善措施的实施。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据却下跌为68%。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物质财富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相应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幸福感也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Diener和Biswas-Diener总结财富和幸福的研究时认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并未导致幸福感动的增加;(3)同一个国家内，财富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迷恋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对财富淡漠的人感到更幸福。

这表明，物质财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由于丰富的消费品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会相应提升。但是超出某一临界值之后，纵情消费已经无助于人们内在的幸福感受，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1.就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有两大表现，分别是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用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的话来说就是:“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便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的生动描摹。

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生产商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新包装”、“新配方”层出不穷的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从而使得消费者大量抛弃仍具有使用价值却已经“过时”的商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庞大数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远远超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自净能力，必然导致生态的危机。

不论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是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都是十分短视的。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其再生能力也有限，经不起人们经年累月的浪费和破坏。人类在肆意消费中体验到的短暂的快感，是以牺牲后代更为长远的幸福为代价，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2.就个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沉迷于财富的累积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认为消费品一定意义上象征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品牌越大、档次越高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大。然而，Richins和Dawson在关于物质主义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视财物获取与消费的物质主义者比非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指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只有当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发自外在强迫性的而不是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只会阻碍人们求知与求美。艾伦杜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不应被当做具有最高意义的活动，人类的追求应“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阿吉尔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以及团体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对社会问题保持更为冷漠的态度，人们彼此的依恋水平有所下降。在一些探索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潜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Christopher等人发现控制社会支持会导致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降低，这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工作的全部以及唯一目的成了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动因，个体很少从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所带来的愉悦。人们由于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驱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财物的获取之中，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可供身体与精神放松与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弗洛姆指出，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遗憾的是，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虚幻的感官愉悦之中，将消费与幸福错误的划上了等号，以为物质性的东西能代替心理上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芜，人的本质渐渐流失在对物的追逐中。如何才能摆脱消费主义的泥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呢?对于个人来说，Boven提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分配金钱的策略，即将可随意支配的部分更多运用到生活经历上面，比如旅游等，而不是用于购买物质性商品。他认为这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容易受到负面的社会比较。而与他人比较正是产生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我们采取文化消费的方式。所谓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这种非物质追求的消费活动，在人们已经基本不需再为吃穿发愁的当今社会，能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的确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消费也的确能在带给我们物的享受的同时带来精神的愉悦，但是如果把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附加在这些冰冷的外物之上，随着它们的消耗人生的价值也会磨损。

参考文献

[1]Burroughs J E， Rindfleisch A. 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 A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4， 14(3):198-212.conflicting valu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2， 29(3): 348-370.

[2]刘晓君.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费主义评说[J].青年研究， 1998，(6).

[3]贾小玫，文启湘.文化消费:国民实现幸福的上佳途径[J].消费经济， 2007， 23(5):3-5.

[4]Diener E， Biswas-Diener R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ill money make us happy.Unublished manuscript，Univ of Illinois， 2000.

[5][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

[6]Richins M L，Dawson S.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2.303-316.

消费幸福论文篇（7）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产品实现了极大的富足,人们在扩大的市场面前实现了消费者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被铺天盖地的关于广告和物质的话题所笼罩,人们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以致于获取财物和消费成了美国文化普遍接受的标志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对于消费主义的认可和接受蔓延到了世界各个国家,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幸免。

一、消费主义的界定及其特征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大众传媒刺激出的消费欲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符号象征意义,价格昂贵的商品成为了人的地位、品味等的同义词,人们进而认为消费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等同于幸福。

刘晓君对于消费主义的特征总结的比较全面,他认为:

(1)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为特征,并通过物质的占有来达到心理的满足。

(2)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并于无形中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使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高消费。

(3)消费主义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4)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在全球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吹下,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方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要,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最流行的需要”,它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得东西”,也就是“虚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奢侈的消费究竟等不等于幸福生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参加了一次国际调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到1991年,这一数据上升为73%,这主要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多项经济改善措施的实施。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据却下跌为68%。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物质财富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相应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幸福感也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Diener和Biswas-Diener总结财富和幸福的研究时认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并未导致幸福感动的增加;(3)同一个国家内,财富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迷恋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对财富淡漠的人感到更幸福。

这表明,物质财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由于丰富的消费品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会相应提升。但是超出某一临界值之后,纵情消费已经无助于人们内在的幸福感受,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1.就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有两大表现,分别是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用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的话来说就是:“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便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的生动描摹。

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生产商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新包装”、“新配方”层出不穷的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从而使得消费者大量抛弃仍具有使用价值却已经“过时”的商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庞大数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远远超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自净能力,必然导致生态的危机。

不论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是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都是十分短视的。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其再生能力也有限,经不起人们经年累月的浪费和破坏。人类在肆意消费中体验到的短暂的,是以牺牲后代更为长远的幸福为代价,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2.就个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沉迷于财富的累积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认为消费品一定意义上象征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品牌越大、档次越高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大。然而,Richins和Dawson在关于物质主义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视财物获取与消费的物质主义者比非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指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只有当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发自外在强迫性的而不是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只会阻碍人们求知与求美。艾伦•杜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不应被当做具有最高意义的活动,人类的追求应“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阿吉尔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以及团体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对社会问题保持更为冷漠的态度,人们彼此的依恋水平有所下降。在一些探索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潜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Christopher等人发现控制社会支持会导致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降低,这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工作的全部以及唯一目的成了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动因,个体很少从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所带来的愉悦。人们由于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驱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财物的获取之中,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可供身体与精神放松与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新晨

弗洛姆指出,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遗憾的是,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虚幻的感官愉悦之中,将消费与幸福错误的划上了等号,以为物质性的东西能代替心理上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芜,人的本质渐渐流失在对物的追逐中。如何才能摆脱消费主义的泥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呢?对于个人来说,Boven提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分配金钱的策略,即将可随意支配的部分更多运用到生活经历上面,比如旅游等,而不是用于购买物质性商品。他认为这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容易受到负面的社会比较。而与他人比较正是产生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我们采取文化消费的方式。所谓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这种非物质追求的消费活动,在人们已经基本不需再为吃穿发愁的当今社会,能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的确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消费也的确能在带给我们物的享受的同时带来精神的愉悦,但是如果把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附加在这些冰冷的外物之上,随着它们的消耗人生的价值也会磨损。

参考文献:

[1]BurroughsJE,RindfleischA.Materialismandwell-being:Abehavior.JournalofConsumerPsychology,2004,14(3):198-212.conflictingvaluesperspective.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2002,29(3):348-370.

[2]刘晓君.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费主义评说[J].青年研究,1998,(6).

[3]贾小玫,文启湘.文化消费:国民实现幸福的上佳途径[J].消费经济,2007,23(5):3-5.

[4]DienerE,Biswas-DienerRIncomeandsubjectivewell-being:Willmoneymakeushappy.Unublishedmanuscript,UnivofIllinois,2000.

[5][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

[6]RichinsML,DawsonS.Aconsumervaluesorientationformaterialismanditsmeasurement:Scaledevelopmentandvalidation.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1992.303-316.

消费幸福论文篇（8）

自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从马歇尔或者是罗宾斯开始，由于早就陷入了理性的一种假设当种，使得对其幸福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变成了现代经济学所形成的价值无涉的一种判断。对于幸福悖论所受到的责难，人们开始慢慢的意识到了，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的社会开始了全面的功利化，这样的选择为自身带来了难以克服的一种道德上的困境。对于回应，伊斯特林便直接将幸福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了，开创出了幸福经济学的先河，为经济学开创出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幸福经济学。

一、对财富进行重新的解读

对于财富的解释，从古希腊开始到古典的经济学时期，最后到现代的经济学，它其中所具有的内涵都在不间断的演绎，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化，从具体变成了抽象，从物质化装箱了非物质化这样的一种历史演变过程。所以在幸福经济学里所重视的一直都是在广义上的财富论，物质的层面上不仅仅只是包含了劳动力和商品，还包含了对自然资源的许多无偿使用，在精神的层面上看来，不仅要对只是进行分析，还要对人类的发展价值进行有效的促进，对人类灵魂中不同的感受进行分析。每一个阶段成本的理论都会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怎样合理的利用以及如何配置稀有资源进行了讨论，这些都是奠定幸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幸福经济学里，开始对丰富人类价值观的成本理论进行考虑，这虽然只是人本主义在成本理论中的一种体现，却是幸福经济学视角下对其新的阐述。

二、对消费进行重新的解读

在比较传统的消费观里，在西方的经济学中他们将消费局限在市场的交易，主要存在于将人类生产的劳动力和商品进项交换。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对于消费的可就不止于此了，它将自然界的各种资源，例如空气、蓝天和白云、情感以及审美等等主观的感受的消费内容都包含在内了。当前的幸福经济学将消费中的内涵加以扩展，在广泛的意义上，人类的消费存在于市场的行为之中，同时也会存在于非市场的行为之中，对物质和精神进行了一个包括，使得两者之间可以进行互相交换，自古典的经济学消费概念里，对于浓厚的人文色彩进行了包括，像是道德的消费。而现在幸福经济学的的消费行为则是又回到了社会的结构当中来了，使得人成为经济学核心的最终关注目标。所以从幸福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出从广义角度上来定位消费观念，会让人类的消费得到快乐，对生活可以合理化的进行取舍，更加健全社会的协调机制。

三、对成本进行重新的解读

幸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成本理论惊醒了扩展。从古典的经济学中所要探讨的生产成本再到新制度下经济学所要探讨的交易成本，从行为的经济学所探讨的心智成本再到人本经济学中所探讨的生命的成本，这些成本的理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经济学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如何合理的配置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帮助幸福经济学提出了更加合理的理论来源。古典的经济学中对于成本的理论它主要是考察人和物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为出发点，对于生产的成本，机会的成本，边际的成本等等概念的核算方法进行研究。而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成本的理论为是以考察人和人的关系。新制度下的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理论中，他突破了传统成本中的理论对企业生产过程研究的局限性，更加的注重于研究企业在社会的活动中的细胞与外界或者是企业的内部组织所发生的成本的费用。它主要的涉及到了交易的成本、的成本以及信息技术的成本的一种论述。行为经济学中对于成本的理论索要考察的是经济行为的背后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行为经济学它所提出的核心的观点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研究必须要建立于现实主义心理的特征基础上，而不是建立于抽象行为上的假设基础。要考虑到经济行为的背后认知的机制。心智的成本就是将理性以及非理性进行运用，对它进行一种合理化的配置所需要花费认知的成本。心智上的成本将人们的思维以及心智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认为在人类倾向于将脑力这种有限资源的配置到需要它的用途上，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人们最稀缺的宝贵资源理性，利用最小的心智的成本有效的获得了最大化的心智的收益。

四、对效用进行重新的解读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认为人们在行为上的本性是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他的需求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以及能力都是由效用来决定的，效用主义可以直接对快乐主义进行承接。所在在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识到了，追求幸福利己主义的本性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以及根源。这让幸福主义在古典的政治学中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前提。杰里米边沁就将快乐直接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认为对于快乐的追求是人类动机起源的最大化追求，这是掌握住了人类通向幸福时的钥匙。同时，对幸福用效用做表示，对幸福用效用做计算，通过效用对人类的行为进行解释。早期的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们都非常确信，效用它包含了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认得幸福是由快乐你获得的。利用革命性的一种方式将效用的内涵去除，把它归纳为可以显示行为偏好的一种指数，利用货币作为建立幸福的一种媒介。有些学者还要讲幸福试图归纳到效用的概念之下，但是效用的概念似乎比幸福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更多。事实上，效用的概念和幸福的概念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含义，幸福概念中所要包含的内容比效用概念要多得多。所以幸福经济学觉得应当直接的将焦点聚集到幸福上而不是用效用研究他的经济问题，只有幸福才是人类行为所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其他的都试试对这种目标进行的一种手段而已。

五、对方法进行重新的解读

主流的经济从古典的分析法再到边际的分析法最后是古典的分析法复兴。幸福的度量也从快乐的加总转变到了货比的加总最后到了幸福感的加总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但幸福的经济学并不要要去取代某种福利基于的收入测量的理论，而关于补充经济学对于让幸福更为丰富的一种度量方法。幸福测量的方法开始于杰里米边沁。他对快乐的测算提出了研究的方法。但是杰里米边沁并没有对数里测量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创边境革命之一的杰文斯他就继承了功力的主义效用的理论，坚信了功力主义将是科学经济理论的唯一的可能性基础。运用微积分，杰文斯将功力主义的幸福理论表达出的效用设计出了数学的计算公式。而与此同时门格尔以及瓦尔拉也运用了不同的数学方式来表达了想象的研究，让效用在数学上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幸福经济学运用了明示主观的幸福感概念，对幸福的各项问题进行了测量以及分析，它假设了只有通过个人的体验来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这样的结果才是更为接近真实的幸福的回评。因此，幸福经济学利用访谈和问卷等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对不同的行业、文化、人群、国家进行对于幸福的调查来取代了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幸福的水平以及幸福的因素进行的了解。

六、对政策进行重新的解读

消费幸福论文篇（9）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也是通过设计这样一个问题来测量个人的幸福感：“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您感觉您的生活是：”，有“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选项，每个选项被赋予不同的数值。这种自陈报告式的测量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受访者的回答容易受到当时情境或情绪状态的影响，因此，只是一种主观的近似的测量。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从人口学特征、经济因素（收入、收入不均、失业、通胀）和政治因素（民主、投票参与等）展开（FreyandStutzer)[2]。物质幸福感是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更高的收入可以享受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更为幸福；相对收入也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西方有句俗语叫“跟上琼斯”，杜森贝利把效用函数定义为U(个人消费/社会平均消费，个人收入/社会平均收入)[3]。Easterlin认为，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4]。

        然而，Dieneretal.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量当中，收入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苗元江认为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可以解释幸福感变异的15%[6]。黄有光的研究发现，性格较开朗比性格较不开朗的人更加快乐，结过婚的人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有稳定职业的人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健康状况好的人比健康状况差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快乐，有某种嗜好（如养花、书法、钓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嗜好的人更加快乐等③。老年人的健康与幸福感是步入老年化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众多，如经济来源、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丧亲、退休状况、社会支持、社会互动等，但是、从医疗保险角度考察老年人幸福感的文献并不多。Hughes&Waite发现，在51岁到61岁的美国中老年人中，养老模式和自评健康、死亡率、忧郁症之间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亓寿伟，周少甫发现公费医疗显着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理论模型

在理论分析中，幸福感一般用效用函数表示，我们借鉴李涛等的理论模型[9]，把医疗保险引入老年人的效用函数。假设老年人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两个因素：医疗保险消费（I）和其它满足老年人生活需要的消费。考虑到保险的运作，具有跨期平滑风险的功能，效用函数为存在两期的跨期效用函数：U(C1,C2,I)=V(C1)+βV(C2)+W(I)其中C1，C2分别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I为医疗保险消费，效用函数可分，β为贴现因子。W(I)衡量了医疗保险对老年人效用的影响，其中包含了各种可能的作用机制，如健康、风险、情绪等等。假设V(?)、W(?)满足效用函数的标准条件，一阶导大于0，二阶导小于0，即V'(?)＞0,V''(?)＜0,W'(?)＞0,W''(?)＜0，这一假设约定医疗保险消费和其它消费一样，都满足边际效用为正且边际效用递减。

        医疗保险支出受保险合同约束，因此，医疗保险消费外生给定，老年人的跨期预算约束为：P1*C1+P2*C21+r≤Y1+Y21+r其中P1和P2分别为外生给定的消费价格，Y1和Y2分别为老年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收入水平（是扣除了医疗保险支出之外的预算收入），r为外生给定的实际利率水平。此外，假设收入水平外生给定且不存在不确定性，而且不受到流动性约束，可通过自由借贷以平滑消费。这时，老年人的最优化问题为：maxU(C1,C2,I)=V(C1)+βV(C2)+W(I)s.t.P1*C1+P2*C21+r≤Y1+Y21+r其一阶条件为：VC'1=β(1+r)P1P2VC'2进一步，我们假设，β(1+r)=1，P1=P2=1，此时VC'1=VC'2，即C1=C2=(Y1+Y21+r)/2。在此情形下，老人的总效用为：U(C1,C2,I)=(1+β)V(12Y1+Y22(1+r))+W(I)此时，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为U'1=W'1，假设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W'(I)为正，且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在流动性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老年人可以平滑其消费，稳固的医疗保险消费给老年人带来正向的边际效用，由于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最优的医疗保险购买应该满足购买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等于其边际成本。在此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待验证的理论假说，医疗保险可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

三、实证检验

1.数据本文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库（CLHLS），该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主持，调查于1998年启动，随后的跟踪调查分别在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以及2011年进行，调查涵盖了中国31个省中的23个，涵盖区域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5%，调查时，随机选择大约一半的市/县作为调研点进行调查。本文使用2005-2008年的两期面板数据，2005年共有15638位老年人接受问卷调查，其中5209人在2008年接受调查时已去世，另有2957人在2008年调查时失去联系。由于城乡之间在老年人收入结构、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只考察城镇人口，所以剔除了来自农村的老年人样本7433人，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剔除了百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713人），为了消除缺失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变量处理过程中我们剔除变量信息缺失的老年人样本，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3662位受访者。2.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幸福感，我们参照现有文献对幸福感的测度方法，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有“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几个选项，考虑到老年人样本在两期间存在一定的死亡比例，我们把死亡看作是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状况的最差情况，因此，我们把老年人的幸福感分成6个等级，从1到6分别表示“死亡”、“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很好”，分值越高意味着幸福度越高。

        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由于问卷中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形式繁杂，难以清晰定义老年人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因此，我们以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来表示老年人医疗保险的差异，若医疗费用的支出主要由社会医疗保障支付，在我们定义的医疗保险虚拟变量中取值为1，若老人的医疗费用主要由自己、配偶和子女等家庭内部成员承担，则取值为0。考虑到老人的幸福感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婚姻、健康、嗜好、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除此之外，物质生活水平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CLHLS通过询问以下问题来了解受访者的生活水平：“您的生活在当地比较起来，属于：”，有“很富裕”、“比较富裕”、“一般”、“比较困难”、“很困难”几个选项。

         CLHLS调查问卷中有洗澡、穿衣、室内活动、上厕所、吃饭、控制大小便等六个方面问题，可以衡量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我们设置一个反映自理能力的变量ADL，变量值最大为6，表示每一项都能自理，变量值最小为0，表示所有六个项目均需别人帮助。老年人的初始健康状况会影响其幸福感，我们采用调查员对受访老人的健康评价，1-4分别代表很不健康到健康。考虑到住房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住房变量取1代表老人对住房拥有产权，取0则意味着老人对住房没有产权。社区的条件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问卷中有问题询问：“您所在社区有哪些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我们选择“出诊”和“保健知识”作为虚拟变量，代表老年人所在社区的条件，取值1表示提供这种服务，取值0表示没有提供。婚姻状态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因为陪伴、互相照顾是老年人之生活所需，我们设置婚姻虚拟变量，老人结婚且与老伴同住取值为1，其它情况都取值为0。

        另外，老年人若有一定的生活爱好，也可提高其幸福感，因此，我们引入两个变量表示老年人的生活爱好，一是锻炼，二是看电视听广播，前者是二元虚拟变量，后者是频次选项变量，如几乎每天、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等等。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2所示：3.计量分析估计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是可能互为因果，二是可能遗漏掉一些重要变量，三是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内生性的解决是个普遍难题，因为从数据库中寻找工具变量比较困难，我们参考类似文献的处理方法，采用两期数据（2005，2008），为了更清晰地体现因果关系，因变量使用2008年的数据，自变量使用2005年的数据，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内生性，但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两期微观数据，检验第t期到第t+1期间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对第t+1期的生活幸福程度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设计如下:Happinessi,t+1=β1medinsurancei,t+nj=2ΣβjXi,t,j+εi,t+1因变量是幸福感，自变量是医疗保险，控制变量包括生活水平、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健康、锻炼、住房、生活自理能力、社区条件、喜爱电视广播程度等等。关于估计方法，由于幸福感是有序离散变量，适合使用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Orderedlogit或Orderedprobit）进行回归估计，其中，Orderedlogit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而Orderedprobit假设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消费幸福论文篇（10）

幸福是马克思一生都在探索的话题。本文将从《巴黎手稿》中的原文来解读马克思的幸福思想。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论述幸福思想，而是通过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和生存状况，指出工人幸福的源泉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工人的不幸是由私有财产导致的。工人的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发生了异化，工人的生存状况陷入可怕的贫穷和毫无尊严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毫无幸福可言。怎样才能达到幸福的状态？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异化现象，因此，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是实现幸福的必经之路。

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幸福的源泉。第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体现人的类本质特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特性。”人类生命活动的性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特征。动物也有生命活动，但由于动物没有意识，所以动物的生命活动跟它们自身是连为一体的，人类的活动是自己意识的产物，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具有自主性，可以支配自己的活动对象，因而在活动过程当中能感觉到快乐和幸福。第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既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也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人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方面创造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改造客观世界，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另一方面，人类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通过与外界进行交流和互动，使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与外界取得平衡，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最终达到完善自身的目的。因此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不仅改造客观物质世界，而且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不仅可以创造幸福所需的物质条件，而且可以创造幸福所需的精神条件，这正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创造幸福的过程。

二、人的本质的确证是获取幸福的前提条件

《巴黎手稿》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马克思深刻探讨了人的本质，他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的合理之处，以及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直观的人的学说，建立了人的本质的理论。黑格尔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外化的结果，世界的本体是绝对精神，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结果，这是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进行激烈地批判，认为世界的本体不是绝对精神而是人，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他仅仅从宗教领域来分析人的本质，并没有把人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生产关系中来考察，因此也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

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确证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感性直观的人，人是具有自主意识的能从事感性活动的人，人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过程就是对自己的本质的确证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由自觉地从事自己喜爱的生产活动，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甚至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只有自由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活动，才能够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因此，人的本质的确证过程是人类获取幸福的前提条件。

三、异化的扬弃是实现幸福的必经之路

第一，异化劳动导致不幸。《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不但不能成为创造幸福的源泉，而且还会导致不幸。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有四重规定性，具体表现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如前所述，工人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创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可以创造幸福所需的物质条件，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异化劳动的情况下，工人会感到不幸。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能够创造幸福的原因就在于工人在劳动中可以肯定自己，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能够感到精神愉悦和充实，而异化劳动却击垮工人的身体、摧毁工人的意志，因此异化劳动对工人而言是不幸。异化劳动的后果如马克思指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假如我们从事的劳动能够让我们占有并支配劳动产品、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肯定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那么我们必然会把它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因为这能够让我们感到愉悦和幸福，能够让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相反，如果这种劳动是强制性的、自我牺牲的劳动，那么我们只会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肯定会对它避之不及。所以，异化劳动只能导致不幸，不能产生幸福。

第二，异化的扬弃是实现幸福的必经之路。既然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的不幸，那么扬弃异化就成了实现幸福的必经之路。扬弃异化就是要把强制性的、外在的劳动变成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把作为维持生存手段的异化劳动变成能确证人的本质的劳动。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是相互作用的，他指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一方面，工人的异化劳动产生了资本家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劳动力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因此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

四、《巴黎手稿》中的幸福思想对领导干部的启示

第一，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为获取幸福明确方向

首先，这是由共产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私有财产以及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是人真正占有自己本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因此共产主义指引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不再受到禁锢，人能够自由自觉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人的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自由全面的发展；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自己的内心达到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私有财产已经扬弃，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高度和谐，这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有效载体。共产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漫长的过程，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到来。因此，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就是明确了追求幸福的正确方向。其次，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可以解决领导干部信仰模糊的问题。当前，很多领导干部出现信仰模糊、信念动摇的问题。领导干部信仰模糊，对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就会在人生的航船上迷失方向，纵观十以来的许多落马高官，许多都是信仰模糊让他们走向了违犯党纪国法的道路。因此I导干部应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为获取幸福明确方向。

第二，克服异化现象，实现自身的解放

我国现阶段也存在异化现象，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却有很多领导干部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中饱私囊，因此就发生了权力的异化。因此，领导干部应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为公、执政为民、敬畏权力、慎用权力，警惕权力的异化。异化现象还表现为消费异化，正常的消费活动应该突显消费者的主体性意识，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应该是基于这个商品对消费者来说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现代社会的很多消费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体验，异化后的消费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也不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目的，人们把追求幸福的手段和目的颠倒过来，比如奢侈型的浪费消费，跟风式的盲目消费，炫耀性消费。人为了消费商品而存在，只有通过消费，人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异化后的消费并不是由人的真正物质需要驱动的，这种消费需求来自于广告刺激或同伴之间的攀比，因此人在消费过程并没有突显自己的主体性意识。当前有很多领导干部也存在异化消费的行为，他们或者是被广告刺激或者是为了跟朋友攀比，在购买商品时不去考虑是否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此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消费观。马克思提倡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的过度消费。适度消费是满足自身合理需要的消费，而过度消费则是被自己放纵的欲望所趋势。正确的消费观包括节约的消费理念、绿色环保的消费理念和具有人文关怀的消费理念，只有这样，在消费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考虑自己的消费需求，真正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意识，从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