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1-27 02:44:19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1)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2)

【英文摘要】Marxrealizedthere-constructionofthemetaphysicinhis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Therefore,hemadehisresearchesofthepoliticaleconomybelongtothephilosophyofvalue.Inhispoliticaleconomy,allofthecategoriesembodyhisideasofthephilosophyofvalue.Thispaperemphaticallyanalyzesthreecategoriesofthem:money,charactersofvalueandtheFetishismofcommoditiesforrevealingMarx''''sprinciplesofthebeingofvalue,thesubjectivityofvalueandtheconsciousnessofvalue.

【关键词】马克思/价值哲学/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Marx/philosophyofvalue/metaphysic/politicaleconomy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10-07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他展开哲学批判的一个扇面[1](序言),而且是作为他阐发价值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注:除政治经济学外,马克思还通过自我意识的研究、法哲学的研究来阐发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此方面的研究参见拙文《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市民社会》,《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马克思的实践--价值解说》,《学术月刊》2003年第5期。)所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中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一开始就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来发掘马克思价值哲学的内涵。只是随着价值哲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哲学意义提出了质疑,从而形成了前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价值定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学术界普遍以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定义为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定义,从而把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划了等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术界又在对前一阶段马克思价值定义的质疑中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马克思价值哲学理论的意义,力图绕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实践概念中寻找马克思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起点。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价值理念建构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的。所以,我们即使追溯到实践概念,还是绕不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提出了如何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定义入手,而应该从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问题入手,探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价值哲学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思路。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困扰着他的市民社会问题。[2](P32)解决市民社会问题,归根到底是探索人类历史规律的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止于此,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发现人类历史规律的形而上根基,重建形而上学。

那么,马克思要重建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呢?是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扬弃,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真正价值,就是它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人本学。因为它不仅把人作为哲学的惟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而且还把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置入感性的经验世界之中。这是对黑格尔现象学的唯心主义的颠倒。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找到感性的经验世界的真正基础。他看到了自然存在的人,却没有抓住人的劳动,没有把人的创造活动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环节,不理解否定辩证法对于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没有历史的。相反,黑格尔的《现象学》却抓住了人的劳动,并通过劳动,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P101)。这正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1](P101)。但是,黑格尔只看到劳动作为精神创造活动的能动性,却没有看到劳动作为物质存在的自然性,他把“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1](P4)当作“劳动”的出发点,而这些“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不过是超验性的观念,是“上帝”,因而,也是“劳动”的历史限度,所以,否定的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不彻底的,他的现象学也是不彻底的历史主义。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在人的自然主义与精神创造方面各持一端,都无法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但是,它们却又以否定的方式表明,要把人的历史性存在贯彻到底,就必须抓住劳动概念,把劳动的积极能动性、创造性与劳动的消极的自然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所要做的工作,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容。

马克思重建形而上学的工作虽然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出发的,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马克思获得了重建形而上学的两个决定性重要的哲学原则:一是历史主义原则,二是价值否定性原则。所谓历史主义原则,就是把历史本身绝对化的原则。这一原则强调现实是一切观念的出发点,强调任何事物、人的活动、社会关系、人的观念等等都是“不断运动的”,它们的存在也都只是“历史的、暂时的”[3](P142)。所谓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从劳动的否定意义探讨人的价值生存的原则。劳动的否定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就是把劳动看作物、看作商品、看作是用价格进行交易的产品。这是对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否定。通过这种否定,劳动被赋予了价值的意义,成为人的自我否定的价值存在。这就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

严格地说,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都产生于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创造的,一开始就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相联系,本质上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就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本质上是价值的生产。在这里,不仅商品是价值物,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人也成为价值物。因此,研究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就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内容,也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但是,在如何研究价值规律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出发,否定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因此,他们只能看到价值生产的经济形式,却看不到这种经济形式后面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者的生存价值被否定的事实。与之不同,马克思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从批判国民经济学立场出发,强调价值规律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并通过对商品生产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及人的价值生产过程,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一个否定性环节,一种必然被扬弃的社会形态。这样,马克思就从政治经济学进到了形而上学,从分析商品生产形式进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过程。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就是由此而被建构起来。

历史主义原则和价值否定性原则体现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哲学思路:其一,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置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加以考察,以此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其二,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考察人的自由本性及其自我实现的运动;其三,考察资本主义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创造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意义,从而把历史看作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资本主义只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否定性存在形式。这一哲学思路表明,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价值哲学来研究的,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体现着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不仅要把握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路,而且要深入分析他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发掘其中的价值哲学思想。本文仅以其中的货币、价值属性和商品拜物教三个范畴来分析马克思的价值哲学原理。

二、货币与实践:价值存在

货币,是国民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但是,在马克思眼里,货币不仅具有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哲学的意义。国民经济学只看到货币的现象形式,哲学却处处揭示出货币的本质存在。

货币的本质是由实践规定的。但是,货币并不是消极地被实践规定,它同时也以自己的价值特征规定实践,使实践成为说明人的价值存在的范畴,因此,在说明人的价值存在上,实践与货币是两个互补的范畴。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实践与货币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价值存在的一般规定言,实践是理想的和肯定的价值存在,货币是现实的和否定的价值存在,两者分别从理想和现实、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揭示了价值存在的本性;其二,就价值存在的实现过程言,实践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货币才是可能的。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作为人的普遍的和自由的价值存在,只有经过扬弃私有制进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而私有制就是货币制度,私有制使实践表现为异化劳动,而货币就是异化劳动成为可能的手段和力量,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存在。在这里,货币不仅是实践的异化的存在,亦是实践的否定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货币,就没有实践的现实和发展,实践作为人的自我价值创造的活动就只能停留于抽象的思辨,不能成为现实的力量。

那么,货币的哲学含义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揭示出人的价值存在?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全部哲学意义来自于它代表一种文明制度,即私有制。在哲学的意义上,私有制是把人的价值存在与人的自然生命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的过程,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对人的生命的整体性的一种否定,却是一种积极的否定,因为,人只有在价值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分离和对立中,才能建立价值生命的意识,才能创造人的价值存在,因此,私有制的产生本身就证明,人的价值生命的形成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分离的过程,一个否定性的过程,而私有制就是这种分离和否定的现实活动。但是,私有制本身又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分离和对立活动是通过货币功能实现的。

马克思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货币的多重哲学含义:其一,货币创造着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马克思指出,货币“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1](P140),这一特性恰恰显示出货币具有改变人的自然特性的能力,即它能使没有头脑的人变得有实际的头脑,使一个跛子获得二十四只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改变人的自然特性,并不是人自身自然的改变,而是人的社会能力和文化能力的形成,也就是说,货币能够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能力,从而使人克服他的自然能力的缺陷。货币的这种功能表明,货币所创造的,绝不是人的自然存在,而是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不仅如此,货币还以自身具有的“分离剂”和“粘合剂”的功能,把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人类的生活联结起来,建立它们之间的特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货币称之为“社会的电化学势。”[1](P144)其二,货币创造人的异化的,即否定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颠倒和混淆的方式创造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存在。颠倒和混淆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是货币的神力。“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1](P144)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的异化、人的否定性存在就是货币的人格化,或货币的人性表现。货币的这一特性使货币成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力量,因为货币的神力所造成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是通过现实的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实现的,而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运动是个体扬弃社会整体的过程,亦是个体获得普遍价值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自我实现看作是私有制和扬弃私有制的历史运动,而货币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不否定货币的积极作用,而且还从货币的否定性创造方式中发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发现了否定性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其三,货币能够打通人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联系,实现价值观念和价值现实之间的相互转化。马克思从思维与存在的高度考察货币的功能,指出,货币具有使人获得他想得到一切的能力,具有把人的任何需要转化为现实的本领,也就使他具有“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1](P145)。由于这一功能,货币才能超越价值观念的束缚,进入人的物质活动,从而成为实践的一个要素,参入人类历史运动。当然,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是以自己的方式,即以混淆和替换、颠倒世界方式,参入历史运动,所以,它创造的现实是异化的现实,它创造的观念是宗教的观念,总之,它创造的是历史的否定性存在,是供以后历史扬弃的现实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把货币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来考察价值观念与价值现实之间的关系,即价值思维与价值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他的价值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他的实践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这一考察不仅揭示出实践是如何获得价值规定性的,而且还揭示出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获得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规定性,从而表明,实践作为一种否定的辩证法只有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概括,深刻地揭示出货币与实践的关系,以货币规定了实践的价值内容和形式,而且揭示出价值的存在形式。就货币与实践的关系言,货币作为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它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包含于人类实践之中,是人类实践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货币作为整个社会联系的价值尺度和媒介,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又规定着实践的价值内容,表明实践在什么意义上成为价值存在,揭示出实践的价值存在方式及发展规律。可见,离开货币的考察,实践的价值论永远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东西。

三、价值属性与价值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的自由本性。人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认识的自由,一种是存在的自由,认识的自由是在人对外部自然关系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理性的主体性,存在的自由是在人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获得的,表现为人的价值的主体性。近性主义哲学主要研究人的理性主体性,于是,形成了以认识论的方式研究人的主体性的传统,从而窒息了人们对价值主体性的研究。价值主体性与理性主体性的区别告诉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首先要摆脱近性主义哲学研究理性主体性的方式,也就是说,不能以认识论的方式,通过对比人的感知与外部自然界的一致性来说明价值主体性,而应该通过考察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揭示价值主体性的本质及其实现方式。那么,人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是怎样的?人是以何种方式与人的价值世界发生关系,从而获得他的价值主体性呢?马克思以对价值属性的哲学说明揭开了这一理论之谜。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属性时,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概念: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这三个概念中,对于我们研究价值主体性最有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交换价值不只是表示价值的社会形式的概念,它还是说明人们价值交换活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才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构造价值的主体性的因素,而交换价值的特性及其与价值、使用价值的联系方式直接决定着价值主体的构造方式和实现方式。所以,考察价值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交换价值的特性,特别要说明交换价值作为人们的价值交换活动的特性。

交换价值的哲学特性是通过它的历史运动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的历史运动就是交换活动的发展,在价值形式上,它经历了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这四种价值形式的更替表明、交换价值的形而上学特性,就是以价值交换活动把隐藏于商品物的形式下的社会价值运动形式呈现出来,使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呈现为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构造和决定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交换活动的历史,就是价值主体性构造的历史。这种构造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社会形式,与价值发生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确立起价值的主体性结构。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与价值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但是,交换价值与价值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商品的社会性。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隐藏于商品的内部,它本身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它的社会性必须通过一定的现象形式来表现,于是,价值就与交换价值相结合,把交换价值作为自己的社会的现象形式。交换价值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表现形式。但是,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外化的、客观的形式,绝不是对单纯地反映价值的社会性,消极地依赖于价值,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价值,决定价值的实现方式。交换价值作用于价值,使价值呈现出来,首先是通过人们的交换活动建立不同商品之间的联系,并且把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其次,它要扬弃不同价值主体的主观性,使价值主体的需要服从于公共的社会价值尺度,于是,主体的需要作为价值主体性的主观形式就变成了交换的动机,表现为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而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表现的只是客观的、共同的社会形式。这就是价值主体性客观化的过程,亦是价值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化。在这里,交换价值不仅揭示出商品交换中的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证明,价值主体性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内在性与外在性之分;价值主体性不可能在它的主观性中获得价值,它只能在价值与价值的交换中,通过价值客观化而获得自身的价值确认。

第二,交换价值以其活动方式改变了使用价值的意义,从而规定了价值主体性的表现方式。交换价值的活动方式就是进行价值的交换。为了进行价值交换,交换价值把商品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外化出来,使进入交换的商品双方各持一极:代表商品价值的一极为相对价值形式,是要表现价值的方面,代表商品使用价值的一极为等价形式,是充当价值表现材料的方面。当使用价值成为表现价值的材料时,它就超越了自然形式的限制,不再是商品的自然实体,而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以其某种有用性表现抽象人类劳动的形式。于是,使用价值成为了价值的镜子,而价值把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实现形式。我们知道,价值作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体现的是人的创造本性,亦是价值的主体性。因此,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交换中建立起来的本质和实现形式的关系,也就是价值主体性与价值自然体之间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价值主体性的社会性只能通过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交换价值建立了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交换活动是以价值的个体性存在为前提的,交换活动的功能就是把不同的个体联结成社会的整体。在交换中,个体把自己的劳动产品转化为价值,也就把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不仅如此,随着交换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个体在进入交换之前就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社会的产品来生产,并且以交换价值的社会尺度来约束自己的生产,使其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这样,交换活动就使自己成为了价值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它把价值主体分裂为个体,另一方面,它又赋予个体以价值社会性,把个体联结成有机的社会整体。

价值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其实就是价值主体与价值世界的关系。从这一观点看,交换活动不只是建构价值的主体性,而且还建构了人的价值世界,它是以价值主体的建构来展示价值世界的结构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四、商品拜物教与价值意识

商品拜物教概念是马克思对商品所作的最明显、最突出的形而上学反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开篇,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P88)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地,也是马克思说明商品拜物教的逻辑起点。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是商品的本质与表现这个本质的现象形式之间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这种矛盾和不一致也就是商品的异化存在。

商品首先是劳动产品。劳动产品是人们社会劳动的成果,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产品。但是,商品又不同于劳动产品,劳动产品采取的是直接的共同劳动形式,直截了当地表现人的社会性,而商品生产则采取的是私人劳动形式,因此,它的社会性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社会形式。交换把劳动产品抽象为人类社会劳动本身,抽象为价值,把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价值与价值的关系,这时,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就取得了价值的表现形式,即采取了物的外观。于是,劳动产品就转化为商品,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就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关系,劳动产品的自然形式就转化为商品交换的物质媒介。这就是商品社会化的特殊表现形式。马克思把这种特殊形式表述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P89)

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首先发生在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以物与物的关系为外观,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物化的结果,它使人类劳动的性质脱离了人自身的存在,并且成为独立于人、制约人的活动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本身就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异化物。其次,物与物的关系也处在异化之中。物与物的关系本来是劳动产品的自然关系,却采取了价值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物与物的关系已经从它们的自然形式中异化出来,成为掩盖人的劳动社会性的物质外壳。人类劳动的社会性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观所引起的这种双重异化使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4](P89),于是,人们的感觉也随之异化了,商品的价值给予人们感觉的,不是人自身的社会性,而是同人的社会性相对立的物的形式。这种感觉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商品内在的社会性与其表现的物的外观的矛盾和不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拜物教与宗教一样,是异化的意识。但是,同为异化的意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又有区别。宗教的异化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性,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则产生于人与自己创造的生产方式的狭隘性,明确地说,它是私有制的产物。由于这一区别,宗教的异化意识表现为对上帝崇拜,而商品拜物教的异化意识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崇拜,本质上是异化的价值意识。在这里,价值意识的本质通过商品拜物教被揭示出来:价值意识不产生于人们的认识活动,而是产生于人们的交换活动,所以,价值意识不是对价值的反映,而是价值的创造,它不存在于人类的理智中,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现实活动中。因此,价值意识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意识,只有在商品的本质中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

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揭示了价值意识的秘密,也展示了货币、价值属性的历史局限性,从而表明,人的价值存在、价值的主体性和价值意识都是时代的产物,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它们以异化的和否定的方式存在,随着商品生产为新的生产形式所代替,这种异化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必然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内核的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这是价值哲学的绝对历史主义的观点。正是在坚持这一观点上,马克思把自己的价值哲学与现代其他价值哲学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3)

二、历史与自然

施密特大胆提出“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异”。当然,这里,施密特必须为该命题加上限定说明,即当认为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反之,则必将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首先,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4]施密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了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惯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换言之,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了。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念的基础是康德,“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辨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辨证法有着“根本的意义”,表现在于康德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有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1]。再次,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视为“始终如一地给定,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密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1]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4)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115-0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研究逐渐兴起,实践人学得到人们的共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文精神受到关注,这种关注的实质在于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的呼唤。任何一种哲学理念、哲学立场都蕴涵着对“人”的思维方式与研究角度,并由此体现其特殊性质和评价标准。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区别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在于其以实践的思维方法历史地考察“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和政治命运,基于政治实践视域的价值批判,其价值诉求始终指向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从早期带有启蒙色彩的伦理思想的阐述,到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切、对市民社会的剖析、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造成的人的生存二重化的批判,再到寻找到人类解放的承担者,并把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演化发展历程中,人始终是马克思关怀的核心。以人学为向度来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其政治理想、政治实践和政治价值,从而回归马克思的思想全貌。

一、重新审视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在感受个人被压抑很久后,人的理论的复兴必然被凸显出来,这时再来重审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中的“人”,辩证地汲取政治哲学人性思辨的积极意义。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他的理论构架中,以“现实的个人”取代“偶然的个人”,同时期望“有个性的个人”的时代生成。在《导言》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劳动异化的人”,在《提纲》中,马克思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化的人类,在《形态》中,马克思首次详细论述了他的以“现实的个人活动”为理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及其对人的“现实性”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充分论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人植根于经济范畴和阶级关系中,从经济角度,马克思以现实性衡量客观世界中人的主观世界,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现实境遇:“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马克思构建并实践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进入“真正的历史”(有主体的历史),使“资本统治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得以终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深切关注毋庸置疑,他拒绝将“人”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指出人们要通过革命性的变革确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任何对“个人”的发展加以抑制和扭曲的社会都是要加以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以往社会的超越在于平等地尊重人的个性自由。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论述,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片面地发展为所谓的“人道主义”,他们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真视域,这个视域遭到苏联教科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遮蔽,因而应当诉求人的应然境界,虽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但这种深度仅仅滞留于理论世界,他们发展的“实践哲学”仍然是以往理论哲学的翻版,其“实践”是理论的,是他们头脑中的“实践”,而非现实的、活生生的活动。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应然诉求的方法论背离实践的思维方式,他们不是在发展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而是在片面地遮蔽,因为他们不知马克思人学理论是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已,当然,我们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问题的重视与深刻的理论批判对当代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

在社会实践深入发展的同时,理论不能停滞不前,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当代形态的确立必须综合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和思想时,各种主观因素,时代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实践需要的,甚至个性的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概括地说,也就是要研究借鉴现代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在理解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过程来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应该汲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时代的合理成分,摒弃对其教条运用的思维模式,同时批判地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探索人道主义的思想精华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回到马克思”文本中政治思想的人学理论,在对当代中国国情实践考察的基础致力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6)

1.人是第一主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里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马克思生态哲学观中人来自于自然,创造出社会,最终人与自然、社会之间是和谐统一才会保持整个生态系统正常运行。人与自然、社会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元素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与通过人的主体性很好地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被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接纳。马克思生态哲学“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主体。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是把人视为改造世界的主体,从人的角度来看自然界。人的利益最终实现,就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曾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以人为主体,就是从人主体利益出发,来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整体利益,不能因私而忘公,要保护生态环境,使自然界与社会都得到持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大生产,物质欲望大于一切,对自然界无止境地掠夺,造成水土流失、草地退化、荒漠扩张,严重的自私自利行为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巨大伤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双刃剑,它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但又携带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挑战自然界生态承载能力。于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坚持经济飞速发展,要从人类社会长久发展出发,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2.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关于生态危机的描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使如此,马克思也不是对科学、经济和思维意识形态等社会存在的因素做简单直列式评述,而是运用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来帮助人们实现对哲学的掌握,要遵循基本理论规律,按照特定的原则如: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等原则进行实践。马克思运用这些原则本质地揭露资本主义利润为上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揭示生态破坏带来的宏观与微观的后果。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具有浓厚的科学性。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从自然科学理论出发,以自然生态规律为基础,发展生态哲学。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坚持物质第一性,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物质决定意识,人只要遵守自然运行规律就可以创造物质,按照自然规律开展实践活动,就可以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生产资料。不然就会造成生态资源枯竭,受到自然界的恶性反馈。第三,马克思生态哲学找到了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所在,也找到了改善生态的方法。马克思以及恩格斯都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是造成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旧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只会给社会发展带来阻碍,寻找新生产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只有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今,建立生态文明社会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最佳途经。第四,马克思生态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生态哲学辩证法就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基础。

3.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精神透露着实践观点,与实践观点存在严密的逻辑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直观感性批判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世界存在的万物都要通过实践去了解掌握,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实践才能顺利地开展。实践主体性是为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基本特性。第一,马克思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生态哲学无视实践,忽视人是实践主体性,因而不能正确阐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把实践当作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人通过实践来掌握世界运行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得出结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认为实践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人通过实践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产生相应效应。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互相联系的媒介。实践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方式,实践产生生态问题,人也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态问题,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实践为基础、以促进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哲学理论[2]。体现了辩证法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意义

1.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我国人民发展理念的转变

马克思生态哲学特点很好地转变了我国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发展理念,深刻改变了我国人民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旧思维。从传统发展来看生态危机的产生都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传统理念的转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我们要摒弃传统中不良的思想,要将物质生产与环境和谐放在一个整体中考虑,放在一个有机系统中进行分析研究。树立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达到不以损坏未来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实践才会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就为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导。熟悉马克思生态哲学,就掌握了以人为主体思想理论,排除了以物为本的错误思想,建立了正确价值观。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生态哲学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生态学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科学基础,从生态学出发把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更好地指导我们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第三,坚持马克思生态哲学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马克思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人的实践促进了自然发展,就是掌握了正确科学理论;相反阻碍了自然发展,就是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掌握马克思生态哲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促进生态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相互和谐统一的基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助于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3]。

2.马克思生态哲学提供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批判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们指出环境创造并影响着人,人也通过实践活动来反作用地改造环境,人在适合于人本性的条件下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哲学为理论指导[4]。第一,马克思生态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要掌握以人为本的科学理论,就要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马克思生态哲学主体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维护主体利益解决生态问题,促进整体利益的发展。掌握好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更好地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体现了人与自然界辩证统一的关系,它要求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掌握好全体利益,也为后代子孙利益考虑,维护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二,马克思生态哲学要求我们掌握自然基本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生产实践活动越多对自然界认识就越丰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越大就更容易创造多样性的生产活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马克思生态哲学是辩证的自然观,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通过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达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完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可持续向前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3.生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加上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我国较长的一段时间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激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正确的生态理论引导下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处理好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提高了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勇气。以现在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结合马克思生态哲学,把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很好地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全面的生态理论。

当今,经济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快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恶化问题,为了改善生态,人要掌握生态哲学理论,坚持正确理论指导,按照正确方法从事实践,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关春玲.生态哲学的重生:论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3]王仕国.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视野与历史使命[J].求实,2010(11).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7)

一、《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及其症结

 

1.经济学解读范式的表现:经济学著作

 

国外研究者把《资本论》主要解读为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这些研究者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资本论》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开始对《资本论》进行攻击与诋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冯庞巴维克发表了《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断言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终结。20世纪初,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来对抗劳动价值论。鲁道夫希法亭发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书,对庞巴维克进行理论批判,捍卫劳动价值论。

 

其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遭受重创。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重视从中找寻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方,比如,里昂惕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等。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重要流派,对马克思大加赞赏。比如,琼罗宾逊就不但声称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m(p+2),而且认为“现代学院派的教义经济学离开正统派而朝着马克思的方向移动[1](M)。面对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积极探讨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格罗斯曼发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奥托鲍威尔、波洛克、斯威齐和多布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再次,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学说遭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而马克思主义得到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见解,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博卡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道路的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巴兰出版了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法国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埃及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和美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促进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最后,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果。萨缪尔森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4版序言中将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并列称为早期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巨人[3]([>_5°8),并对马克思的这一称谓一直保持到2014年的第19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资本论》热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与反思,对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规律等进行了重新探讨。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良好,他们就对《资本论》进行贬低、打压甚至诋毁;当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找不到医治创伤的良药时,就学习、夸奖甚至抬高《资本论》。然而,不管抬高还是贬低,西方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的。

 

在《资本论》传人中国的一百多年里,国内的《资本论》研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首先,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资本论》初步译介与初步解读阶段。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蔡尔康、梁启超、准造著、赵必振、马君武、朱执信和刘师培等人先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到中国来。五四时期,李大判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释义;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对《资本论》作了介绍。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为国人全面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

 

其次,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资本论》继续译介和有限解读阶段。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创作史、研究对象、结构等角度对《资本论》做了大量介绍、传播、注释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郭大力、王亚南、孙冶方、许涤新、漆琪生、崗大镛、蒋学模、宋涛、徐禾、孟氧等经济学家为传播和研究《资本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有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孟氧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等。虽然这一时期对《资本论》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进人到实践层面,学者们开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资本论》中寻找经济发展规律,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鲜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论》。1963年吴传启出版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为《资本论》研究学理性回归与深度解读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不同版本《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陆续出版,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真正步入高潮。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或者依据《资本论》三卷本结构,详细讨论了《资本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现实意义;或者专门讨论《资本论》创作史、传播、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结构等。洪银兴等的《〈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陈征等的《〈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白暴力等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读书笔记》等,在系统介绍《资本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与态势,并且对《资本论》轴心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周转理论、分配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所有制理论、地租理论等,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了深人研究。

 

这一时期,更多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他们已经突破一般探讨《资本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局限,深人到社会生活深处,从历史哲学的原则高度探究.《资本论》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有:1987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99年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2013年孙承叔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等。虽然这一时期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逐渐增多,但与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比,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人数与研究成果均相对较少。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资本论》研究的大致概况。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价值转型等核心问题研究,都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很少从其他视角对《资本论》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2.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症结:双重断裂论.

 

实际上,《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理论症结在于双重断裂论,即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在双重断裂论视域下,《资本论》主要被解读为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所表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与马克思早期思想有着根本的内在界限。易言之,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只是表现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却遮蔽了《资本论》哲学思想,并因此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学者主观上期待准确解读《资本论》,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立场,他们无法正确解读《资本论》的核心内涵。在他们看来,《资本论》是跟西方经济学著作一样的一部实证经济学著作。在旧唯物主义理论场域里,资本被解读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社会关系或社会权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的核心成果,而不论是庞巴维克、萨缪尔森,还是斯蒂德曼、霍奇森,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转型问题不能成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没有必要,应该抛弃。因为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把人和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根本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始终强调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4](p604)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内格里和德赛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支持并通过多种途径捍卫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他们没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其理论应战和捍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就是割裂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恶果。只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资本论》,才能彻底证伪否定和诋毁劳动价值论的论调。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从哲学角度解读《资本论》,却陷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论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评价《手稿》,大力肯定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和巅峰,后来的《资本论》等成熟期著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倒退,代表人物有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德曼、马尔库塞等。这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用《手稿》否定《资本论》,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分裂。这种分裂,即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误读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等核心观点。

 

为了抵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极力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等成熟时期著作,他认为:“我们可以读到乌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5KpW)。但是,阿尔都塞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资本论》否定《手稿》。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Kw>_15-16)。在这里出现的是青年时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划分,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为制造了《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其严重后果在于,“即使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著。”[7](-8)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资本论》的诞生必然有其理论前史,如果没有早期理论储备,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

 

双重断裂论不仅存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首先,就第一层断裂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学科设置上,哲学和经济学长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尽管解读《资本论》的教科书都会声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集大成,但却无法改变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被割裂的现实。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学科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其二,由于过细的学科划分,哲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各自对本学科知识很熟悉,但经济学者缺乏哲学素养,哲学学者缺乏经济学素养,其结果就是在官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定为主流经济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蚕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由于自身的理论局限,往往一败涂地,哲学学者由于不懂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只能空谈《资本论》哲学思想而不接“地气”;经济学者由于缺乏哲学素养,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髙度解读《资本论》经济规律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法洞穿深藏在经济现象与规律背后的历史哲学意涵。

 

其次,就第二层断裂来说,二者相互否定的理论倾向在国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我国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題的大讨论,既是对十年文革践踏人权的恶行的沉痛反思,是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回应,又受到国外人道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手稿》w(pp35-36),恰好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在这场大讨论中,部分学者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种观点对吸取文革沉痛教训,重新思考马克思人学思想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即用以《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否定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马克思。

 

3.经济学解读范式的后果:多重过时论

 

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割裂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①的深刻见解相去甚远。仅仅解读《资本论》经济学思想,而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加上《资本论》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史实,给《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资本论》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打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鲜明烙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时代步入高度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向纵深推进。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福利与权利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经济理论只能反映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变得过时了。

 

其次,认为劳动价值论自身存在矛盾,要用效用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等取而代之,从而达到否定《资本论》的目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最根本的依据,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利息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地租理论等的基础,因此,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资本论》,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奠基性地位与作用,容易遭致西方学者的诘难。庞巴维克认为,《资本论》劳动价值论自相矛盾,要用边际效用论来替代劳动价值论。马歇尔企图用折中主义的均衡价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概念纯粹是多余的,斯蒂德曼也同样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最后,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矛盾重重和国际和平演变的裹挟下,纷纷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彻底消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胜利,并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个统治形式。在福山看来,历史都终结了,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成为了永恒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当然已经灭亡。意言之,《资本论》已经灭亡,《资本论》彻底过时了。

 

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资本论》过时论,如《资本论》“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局限性的又一突出表现”[9Up371);《资本论》阐述了资本家的剥削十分残酷,工人阶级极端贫困,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工人阶级已经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因此,《资本论》过时了。

 

二、《资本论》解读范式的理论转向

 

破解《资本论》双重断裂论和多重过时论的论调,要求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对于《资本论》,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转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的解读,弥补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又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完整理论逻辑来解读,弥补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资本论》既揭示了各种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把经济规律翻转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1.从经济学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转向

 

《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1S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在1864年10月4日在给卡尔克林格斯的信中说,要不是他受到痈和疖子的折磨,“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1°Up'425)从马克思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看作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列宁也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11]

 

但是,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资本论》解读范式要有新的理论转向,要回归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解读范式,回归马克思的本意。程恩富认为:“过去,我国《资本论》的研究是一维性的,仅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当然有极少数哲学方法的研究),这是不够的。例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结果。不懂得黑格尔,就根本不能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整体构造,但我国至今还缺乏这方面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论著”[12]。马克思是将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马克思正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探寻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其代表作《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必然理论旨向。具体来说,《莱茵报》末期,马克思首次遇到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的困惑,这是促使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从那时起一直到逝世,马克思花了近40年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通过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马克思不但在《德意志形态》中草创了唯物史观,而且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创作了《资本论》。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其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哲学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经济学提供的现实要素,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哲学提供的深邃理论视野。从哲学层面看,《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研究中的应用,这一具体应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plM)从经济学层面看,《资本论》继承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总之,只有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解读,才能确证《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从而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

 

2.从早后期马克思的断裂向完整思想逻辑转向

 

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割裂其内在联系,曲解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形成的实际。呈现《手稿》与《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内在关联,即《资本论》根源并从属于以《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文献群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建构的早期理论历程,不仅能弥合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对立,而且能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

 

首先,《手稿》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初理论表白。《手稿》是马克思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科学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之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前提,可以推导出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马克思因此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带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4](p'167)这个论断表达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初步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为出发,初步创建了由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概念组成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轮廓,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后来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逻辑展开。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解决前提性的“两个任务”[14](p+167):其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是什么?异化劳动创造了异化的私有财产关系,然而这种私有财产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演进,并最后产生出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当代存在形式的工业资本的?其二,劳动异化的根据何在?如果说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关系,那么劳动异化是何以发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助于自发分工这一理论环节,解决了《手稿》的两个遗留问题。首先,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宣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pl67),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在于现实个人的劳动。其次,自发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产生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4](p537)。“自然形成的”分工即自发分工,不是劳动者自愿的分工。由于这一分工,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演变为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自发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形成私有财产关系。最后,工业资本是自发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不断演进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4KP'521)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分工、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工、商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的全面分工,与之分别对应的是不断演进的所有制表现形式一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活动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

 

对《手稿》遗留的两个前提性理论任务的破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草创,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进展和不间断的逻辑演进。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依然为马克思留下了思想继续推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手稿》中,他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开始转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

 

最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哲学性质与理论旨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公开发表,马克思草创的唯物史观不为人所知。同时,蒲鲁东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影响恶劣。马克思既要肃清蒲鲁东主义的消极影响,又要使新创建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公之于众,就成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所要完成的理论工作,而且是马克思正确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全心投人《资本论》创作之前,不得不完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草创的唯物史观,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彻底批判,再度确认并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哲学性质,《哲学的贫困》因此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和《资本论》创作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哲学的贫困》与《手稿》和《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手稿》和《形态》围绕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进行批判,草创了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的唯物史观,《哲学的贫困》则第一次将唯物史观公开发表,并做了比《形态》更为精确的表述,而且马克思还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理论,初步阐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

 

基于对资产阶级二重性的分析,《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理论旨趣。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纲领性文献,其理论旨归必然指向全人类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也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作用巨大。资产阶级不但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开辟了世界历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8)

1基于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马克思并未在相关作品中提出生态理论,然而通过逻辑疏导与理论分析,能够有效发觉蕴含在相关理论中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念。譬如在《费尔巴哈提纲》内,马克思深入探寻唯物主义的内涵与区分,并指出認识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改造自然的生命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必将与社会、自然发生联系,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运行规律。具体来讲,马克思同志是以实践唯物思想为前提,提出人类的理性活动与社会、自然间所存在的问题。此外,在新旧唯物主义层面上,马克思指出旧唯物思想的立足点是公民社会;而新唯物思想的着眼点是人类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自然、社会为出发点的先进性的理论思想,而非以资本扩张、利益掠夺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理论思想。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美国哲学家约翰·科布总结马克思哲学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马克思哲学理论,以此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键的理论旨趣与价值追求。而通过结合有机马克思哲学,能有效挖掘出经典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与社会价值。

2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起源阶段是马恩阶段,随后由于马克思哲学拥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使得马克思哲学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主要包括中国马克思生态哲学与西方有机马克思哲学。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生态哲学在我国得到长远且独特的发展,众多学者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以世界发展为导向,对中国马克思生态哲学展开研究,发展出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然而不同与西方国家割裂生态与生产关系,强调人类是发展中心的理念,我国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出国家应将生态和生产相统一,在关注保护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此寻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生态哲学也取得了开拓新发展。1983年,邓小平在生态保护会议中,提出要将生态保护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随后胡锦涛同志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现状,提出体现中国生态思想的可持续、协调、全面的科学发展观。而在我党的十八大会议中,党中央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概念,以此彰显极富生命力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思想,并将自然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构建的认识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因此我国马克思生态哲学的不断丰富,能够有效推动经典马克思理论的快速发展,促进我国生态文明构建的步伐,彰显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实践性。

3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理论意义

3.1深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发展中所造成的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反生态特征,深入地批判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时代弊端。马克思生态哲学指出,在资本主义形成阶段,共同价值受到严重破坏,反而个体价值却得到无限放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发生着严重的异化。基于此,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对资本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首先,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思想理念是按市场进行分配,各尽所需的。此种社会发展理念必将造成资本逻辑对个人回报的制约。资本主义拥护者可利用资本优势占据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其次,资本主义是非自由的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能够导致受剥削、贫穷、庞大的阶级与攫取他人成果的资本阶级的诞生。进而资本阶级在利益最大化思想的影响下,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快速发展重工业体系,导致生态问题的持续发生。

3.2强调民族文化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9)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177-0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从思想到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的结果[1]。在当前的学术理论界,虽然从思想交锋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一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本文试图进一步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

一、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若干次激烈的思想交锋,主要表现在:1952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1955年,经济建设中关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与斗争;1958年,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1963年,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1978年,“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1996年,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1997年,关于改革开放是进步还是倒退的争论;2007年,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等等。而这些思想交锋中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问题。因此,要理清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先弄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问题。

(一)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来分析、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具有世界普遍性。相比而言,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就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普遍与特殊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就会有差异性,要实现其统一,就会不断地相互斗争。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科学理论,理论与中国的实际也是一对矛盾,要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仍避不开斗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一个相对真理,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也是需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也有其不科学的一面。因此,其理论本身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会遭到质疑。比如,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时,就出现了普遍与特殊的矛盾问题。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公有制经济。而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封建社会。此时,不就引发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吗?

(二)思想交锋常常表现为“马”与“非马”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交锋,无论是学术争鸣还是政治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都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1952年,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争,形成了两大经济基础论,即单一经济基础论和综合经济基础论。以艾思奇等为代表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才是过渡时期唯一的经济基础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上层建筑只能为这一基础服务。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违背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观点,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以杨献珍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过渡的基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由它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在还有多种经济成分亦即还有多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中,只能说是生产关系的综合组成社会经济形态,不能说是某一种生产关系组成社会形态。”[2] 以此,他们批评单一经济基础论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和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这样纯哲学争论的问题最后被严重的政治化,这一行为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毁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性与现实性基础。针对“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邓小平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还有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与斗争、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和斗争,就是一种用固守陈规的思想观念来抵制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的思想观念,而这种对抗实质上就是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对立。

(三)思想交锋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变世界。”[3] 这也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还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1978年,关于“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解决,主要运用了矛盾分析法找到其核心问题是要改革开放还是要“两个凡是”。又具体运用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正确评价了“”以及解决了当时人们心中的疑虑,从而确定了一个崭新的治国方略。姓“资”姓“社”的论争的解决,主要是运用矛盾分析法找到其中心问题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又运用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解决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姓“公”姓“私”的争论的解决,仍旧是得益于运用矛盾分析法找到了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着重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方法、社会分析法和价值评价法成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世界背景下,中国必须融入世界,就必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的解决,还是运用矛盾分析法首先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在经济、社会、生态、道德等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然后,主要运用系统方法、全面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辩证思维的方法和人的分析法创造性地提出要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事实证明,思想交锋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交锋的历史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难发现,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围绕“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则是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新旧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成熟的[4] 。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及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又通过“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5]。冲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意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普遍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时期。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称为邓小平理论,明确把它当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写入,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飞速上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却遭到质疑,此时,“三个代表”的及时提出正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科学发展观则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思想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思想交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作用

从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一步中国化都与思想交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每一阶段成果都是思想交锋的结果。所以思想交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推进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的社会资源。

(一)思想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

真理越辩越明,思想越理越清。1976年10月,随着“”的而宣告结束。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狠批“”当做当前主题、当前各项工作的纲,还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两个凡是”不仅阻碍了人们纠正过去的错误,还严重制约了新的社会局面的开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面对严峻的形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成功引导了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使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和思想观点得到澄清,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它使人们认识到:“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而是个人崇拜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是思想的根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和我们工作做得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通过姓“社”姓“资”的争论,冲破了对计划经济的崇拜,让人们懂得: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企业改革姓“公”姓“私”的争论,冲破了对“所有制”崇拜,使人们认识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才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发展模式。总之,思想交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二)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催化剂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普世的价值学说,但是它是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新中国则是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更明确的表述:“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6] 因此,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肯定有众多的不适应、众多的困难和众多的矛盾和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不是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吗?“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大争论,不是冲破了主观主义的“个人崇拜”,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吗?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是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诞生吗?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不也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吗?

(三)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纵观马克思的理论的形成,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唯心主义的思想观点、“虚无的历史主义”和各种不同声音以及与反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激烈思想交锋的结果。在“青年黑格尔”时期,马克思已认识到,继续跟随费希特,必然会陷入主观主义的空想之中。“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7] 他决意和以往唯心主义告别,去寻求“事物的本身的理性。”在《德法年鉴》时期,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从而初步确立了其唯物主义的思想。《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交锋中形成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想的形成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同主观主义特别是同教条主义不断进行思想交锋的结果。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及如何正确对待及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等领导人成功引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有些人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搞市场经济就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8]。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时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这次思想交锋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在一系列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最终建立和完善,也是在姓“公”姓“私”的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形成的。2007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突显而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直接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绕开思想交锋的产物,而是思想交锋的结果。

(四)思想交锋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形成过程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围绕“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的思想斗争问题”展开的。邓小平理论也正是在中国的建设时期新旧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成熟的。结束以后,中国该向何处去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及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个人崇拜,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大解放,实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最关键时刻,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考验,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把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邓小平又通过“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 冲破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崇拜,增强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意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普遍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视为资本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非凡的胆识,既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又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时期。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称为邓小平理论,明确把它当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写入,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飞速上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名誉受到挑战,此时,“三个代表”的及时提出正是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科学发展观则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针对发展中的不协调、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引发的“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成果还是失败”的思想提出的。思想交锋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和邓小平理论一起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发生了多次思想交锋,这一次次思想交锋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到中国化,每一次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都是思想交锋的结果。因此,从思想交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联可以看出,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绕不开也离不开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思想交锋。但思想交锋是一把双刃剑,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也要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合理的挖掘、正确引导,这样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贤娇.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理论导刊,2011,(3).

[2]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李宝艳.论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交锋[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2).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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