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一、从管文化到办文化――实现政府身份和职能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就是政府对文化生产和流通领域直接、严格的管理。传统文化管理体制过于强调文化作为思想教育手段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属性，忽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和趋势。面对新的文化发展形式和要求，原有的文化体制不断暴露出种种不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严重阻碍了文化发展应有的进程。原有的文化管理体制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政企不分、管办不分，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由政府统包统揽。在这种管理体制下，许多国有文化生产单位按行政领导或少数所谓专家的喜好进行生产，缺乏活力，缺乏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实现政府身份和职能的转变已成为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实行政企、政事分开。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要实现文化经营单位从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制，必须首先实现政府从“管”文化向“办”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调控”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文化行政部门只承担审计、监督、规划等行政职能，把政府职能与文化生产功能分开，文化企业单位应按现代企业制度转制。为了实现政企分开，需要建立一个国有资产授权机构负责文化资产的经营管理，这种文化资产公司承担文化资产的经营管理，通过该机构行使国有文化资产出资者权利和法人产权，这样实现了所有权、财产权、监督权分离，从而明确了投资主体与产权的关系。在实行政企分开的同时，必须转变政府的事业角色，把一些事务性、技术性的职能下放给文化事业单位，扩大它们的自，实现政事分开。加强文化领域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建设，发挥群众文化组织在提供文化服务、活跃文化市场、规范行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二、脱官入民――实现文化产业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政府直接办文化，国有文化单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文化单位的运行经费全部由政府财政负担。文化和市场是完全隔离的两个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国外文化不断涌入、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新形势，一些国有文化生产单位逐步被边缘化，有的甚至难以为继。文化事业单位依靠政府财政的全额或差额拨款，则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这种单纯、僵化、凝固的生产管理机制，一方面使政府长期背着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使文化事业单位产生依赖心理，缺乏忧患意识和创新活力，使文化生产队伍庞大而臃肿，表演形式亦缺乏变革，趋于单一和老化，已远不能适应多样化、新型化的市场需求。

这就必须实现文化产业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文化经营单位实现企业化转制后，要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文化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实现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既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健全的内部经营机制。就外部环境而言，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文化管理职权，制定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等。就内部环境而言，当前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实现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树立文化产业观念；树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树立竞争、风险、人才、法制、效益等观念。二是实现经营方式的转变。随着文化企业产权的流动和资产的重组，各文化产业部门可灵活地选择租赁、股份、股份合作等经营方式，甚至拍卖出售。选择哪种经营方式要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各种经济成份或投资主体责权利的合理划分，有利于优化经营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益。三是实现现代管理方式的转变。要打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的陈旧用人观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健全人才培养和激励制度，为有本事、想干事、会干事的文化人才提供合适的舞台，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激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以优厚的条件和良好的用人环境，留住和吸引懂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和拔尖的专业人才，确保优秀人才不流失。

要坚持用市场的思路和办法，激发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活力。用市场手段搞活文化生产。文化产品无论是生产还是营销，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同时，都要面向市场。要认真分析消费心理和市场需求，努力生产代表一个地方的文化品位、叫得响、卖得好的艺术精品，特别要形成有自主创新能力、有市场竞争能力的文化品牌；用市场手段盘活文化资产。鼓励社会力量通过产权交易、共同投资、联合开发等形式，参与国有文化单位改革，盘活国有文化单位的沉淀资产，解决国有文化单位“捧着金饭碗讨饭”的问题；用市场手段搞活文化融资。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坚持国有文化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同时，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的方式，大胆吸收民营资本与外来资本参与文化产业。支持国有文化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

三、由点到面――建立“文化特区”实现文化体制改革探索方式的转变

从改革的路径选择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充分借鉴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取先试点、再推广，逐步推进的方式。为此，我们要充分考虑文化艺术的特殊发展规律，认识到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建设文化特区要具备四个特色：

（一）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文化试验区。作为提升中国文化发展自觉性和科学性的战略平台，文化特区建设以新的理念加快转变文化发展方式，并以文化为先导和动力，激活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深层次改革和一体化发展，使特区制度、管理、环境、文化等方面的“软实力”全面提升。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综合配套先行区。建设全方位多领域综合配套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在市场准入制度、审批制度、文化投资融资政策、文化事业改革、公益文化运营改革、人才政策、文化国际化、文化走出去、文化监管、文化微观组织等方面锐意改革、开拓进取，把特区打造成在大中华圈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文化发展高地、创意产业集聚中心、文化艺术先锋区。打破行政垄断，放宽市场准入，争取允许民间资本在特区进入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网络视听服务等目前受限的文化领域；创新准入机制，争取特区在文化领域拥有较为独立的行政许可权，进行行政许可事项改为“注册制”、“登记制”或“备案制”的改革试点；实行区域进入无障碍制度，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国内任何电台、电视台、报刊社等文化单位，均可在特区设立分支机构。创新文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文化社会组织的审批注册制度与双重管理制度。改进文化企业创业环境，修订或废止阻碍企业公平发展的政策规定。

（三）文化开放合作前沿地。在保障文化安全和文化前提下，在文化开放合作方面进行先行先试的探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双向的文化开放合作格局。打造跨境文化合作区、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基地、文化国际化窗口区。深化国际文化合作，推进人员往来、文化产品进出口和文化活动交往便利化改革，赋予特区更大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审批权和文化交流自。推动建设特区文化圈，实现特区与周边城市在文化资源、文化分工、文化市场的共享与合作。

（四）中华文化形象展示区。依托地方特色历史人文、现代文明元素，把特区打造成中华文化集中展示、传播基地。将生态优势和文化优势相结合，着力发展特色文博业、文化旅游业和原创艺术.以会同古村为切入点，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民间博物馆群”、“艺术收藏品展示交易中心”、“原创艺术基地”。依托地方文化产业园，建设新闻出版产业“实验基地”，打造成数字出版产业基地。

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是推动文化建设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强有力的工作把文化体制改革的蓝图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2）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呼唤已久的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然而，教育体制改革并非万能，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杰出人才的培养，固然依赖于教育体制等外部制度的革新，更需要教育体制背后的文化心理的支撑，以及先进的文化理念作为后盾。我们要改革的不仅是外在的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将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落实在人心的改造上，特别是文化性格的重塑上，最终造就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今天整个文化面临艰巨的现代化转型，多种文化样态并存，文化转型也日趋复杂和多变，这些都意味着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体制改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辨析

与前几次教育改革不同，此次教育体制改革一个最直接的突破口，便是席卷全社会的关于“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讨论。虽然人们提供的方案各不相同，但是学界无一例外认为，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已经发生深刻转型，教育体制却严重滞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因此，改革教育中与先进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体制，便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是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育的本质，说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培养什么样的人，便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一个社会出现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诉求，并要求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时，会最先反映在教育层面，要求教育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自身，以培养出符合新的文化需要的人才。今天，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不仅是要培养现代意识的公民，更要培养出能够具有创新意识的杰出人才。

当然，教育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的封闭的改革，它是在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制度自身，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教育问题的凸显，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困境。教育体制改革的成败受制于新旧文化力量的制衡。新文化为教育变革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引领着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日趋固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规定、制约甚至延缓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为文化转型提供动力。自从人类开展教育活动以来，教育对保存和传承文化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既保证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资源。当然，在此过程中，教育并不是消极地继承文化。教育往往会甄别、遴选出优秀的文化，并加以传承。教育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而且受教育者本身会发挥创新才能，对既有的文化加以创造和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这种文化选择，教育体制不断改变着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础，引导社会进步。正如樊浩所说，“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和引导人们建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造就真正的人，也造就人的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平衡、健全和合理。教育对于意义世界构建的效力及其合理性，就成为教育的文化力量的内在表征。教育应该成为社会的文化创发源和辐射源，教育应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持和文化批评，并充当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自觉承荷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言人”。［1］这正显示出教育体制改革对文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文化状况

今天的中国，文化领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精英文化、现代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宽容的、开放的文化生态。认清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对于更好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文化状况呢？大致而言，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三重文化形态的建构。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作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依然是我国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人民素

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培养出具有“四有”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随着政治的开明以及社会的进步，除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各种亚文化也在兴起和发展，使得文化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二是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虽然经过近代以来的历次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日益式微，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依然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并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一些人士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典籍中，试图寻找根治精神创伤的文化药方。以复兴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借助百家讲坛、孔子学院、拜祭黄帝陵等或民间或官方的行为，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人们心理需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思想资源被人们汲取出来，有利于疗治失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是，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政治层面的等级观念、长官意志、特权意识；经济社会层面的小农意识、保守意识；文化层面的人格依附意识、缺乏创新意识——依然缺乏足够的反思和警醒。

三是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肆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动荡之后社会普遍的虚无心态，以及商品经济重利文化的冲击，世俗功利主义文化乘虚而入，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文化的世俗化与商品经济同步而行，商品经济所奉行的互惠、实用、重利的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世俗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2］世俗文化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物质世界中，随着人们对性、欲望、金钱等物质、生理层面的渴求迅速膨胀，以及对现世幸福的关注超过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文精神日益衰退，理想、价值被放逐，整个社会生活在尘世里，缺乏超越精神和理想情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俗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不可否认，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因素，它肯定人的世俗价值，强调个体的利益诉求，张扬人的生存欲望。世俗文化的崛起，对唤醒被传统文化压抑已久的人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制约教育体制改革成败的双重文化阻力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21世纪的教育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说到底，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时展的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这种现代公民，既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土壤中，又具有开阔、开放的国际视野；既需要一定的文化守成意识，又具有深刻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既具有独立的个体人格精神和文化自觉，又遵守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

鉴于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现实，要切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解决好制约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文化难题。

一方面，警惕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占主流地位，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守成式的、控制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主张的是集体的力量，个体应该置身于集体之中。传统文化贬低个人权利，无视人的个性和自主性，扼杀个体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这种保守主义的、中庸式的群体文化观突出表现在要求学生唯书本、 唯标准答案是从，忽视学生的思辨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种教育专制主义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的，不仅扼杀了个体的好奇心，也培育不出杰出人才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教育改革必须要以新的个体本位文化形态来引导，充分尊重和呵护人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警惕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功利主义如今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中。从幼儿园开始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优，其背后功利式的文化心态，已经在民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荡涤，绝非单纯依靠教育体制改革便能解决的。像近年来愈演愈烈并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择校热”和“学区房”问题，亦是这种功利观的尖锐体现，它已经深深伤害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平，显

然也无法依靠教育内部的制度调整所能解决的。

而高等教育所受到的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蚀，其状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固然不能死守精英教育的路数，但是高等教育毕竟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重任。反观当下的大学，以各种数目字管理教学和科研；经济利益刺激下的盲目扩招让大学不堪重负；各种文凭班、老板班让大学沦为钱权交易的场所；为了追求就业率，不惜在就业数字上大费周章。正如著名学者王英杰所说，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行政职务青睐有加，使出浑身解术务求获取，失去行政职务则如丧考妣，魂不守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生长出大师”［3］？

教育的问题固然是功利观念侵蚀的结果，但是也跟我们的教育理想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以大学为例，一些大学已经抛弃了学术神圣的传统，忘记了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根本宗旨。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让教育理想和教育传统真正回归，那么，我们再有多么完善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是绣花枕头。

当然，上述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教育改革的阻力的分析，也说明了教育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和政策方略的制定者固然有很多美好的理念和设想，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基层教师的参与。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基层教师的文化认同，抑或基层老师的文化素养和理念跟不上改革的节拍，都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这将使得教育体制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文化矛盾。

参考文献：

［1］樊浩. 现代教育的文化矛盾.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 （4）.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3）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呼唤已久的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然而，教育体制改革并非万能，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杰出人才的培养，固然依赖于教育体制等外部制度的革新，更需要教育体制背后的文化心理的支撑，以及先进的文化理念作为后盾。我们要改革的不仅是外在的教育制度，更重要的是将教育体制改革重点落实在人心的改造上，特别是文化性格的重塑上，最终造就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今天整个文化面临艰巨的现代化转型，多种文化样态并存，文化转型也日趋复杂和多变，这些都意味着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体制改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辨析

与前几次教育改革不同，此次教育体制改革一个最直接的突破口，便是席卷全社会的关于“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的讨论。虽然人们提供的方案各不相同，但是学界无一例外认为，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已经发生深刻转型，教育体制却严重滞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必须做出相应调整。WWW.133229.COm因此，改革教育中与先进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落后体制，便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是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教育的本质，说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培养什么样的人，便是一个文化问题。当一个社会出现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诉求，并要求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时，会最先反映在教育层面，要求教育通过不断调整和变革自身，以培养出符合新的文化需要的人才。今天，创新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不仅是要培养现代意识的公民，更要培养出能够具有创新意识的杰出人才。

当然，教育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的封闭的改革，它是在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互动中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多方力量的支持，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支持。教育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制度自身，还需要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运作，教育问题的凸显，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困境。教育体制改革的成败受制于新旧文化力量的制衡。新文化为教育变革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引领着教育改革的发展，而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日趋固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对教育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规定、制约甚至延缓作用。

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为文化转型提供动力。自从人类开展教育活动以来，教育对保存和传承文化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通过各种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既保证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资源。当然，在此过程中，教育并不是消极地继承文化。教育往往会甄别、遴选出优秀的文化，并加以传承。教育者立足于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而且受教育者本身会发挥创新才能，对既有的文化加以创造和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这种文化选择，教育体制不断改变着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础，引导社会进步。正如樊浩所说，“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和引导人们建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崇高而神圣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造就真正的人，也造就人的精神和社会文明的平衡、健全和合理。教育对于意义世界构建的效力及其合理性，就成为教育的文化力量的内在表征。教育应该成为社会的文化创发源和辐射源，教育应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持和文化批评，并充当民族文化和先进文化的自觉承荷者和时代精神的代言人”。［1］这正显示出教育体制改革对文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文化状况

今天的中国，文化领域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传统精英文化、现代世俗文化、商业文化、后现代文化多元文化并存的宽容的、开放的文化生态。认清我们时代的文化状况，对于更好地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文化状况呢？大致而言，今天的中国正面临三重文化形态的建构。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作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依然是我国的主导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人民素

质的提高，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就是培养出具有“四有”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民。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随着政治的开明以及社会的进步，除了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外，各种亚文化也在兴起和发展，使得文化价值观领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二是传统文化热方兴未艾。虽然经过近代以来的历次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日益式微，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依然流淌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并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为了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一些人士把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的典籍中，试图寻找根治精神创伤的文化药方。以复兴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在全社会蔓延开来。借助百家讲坛、孔子学院、拜祭黄帝陵等或民间或官方的行为，传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人们心理需求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思想资源被人们汲取出来，有利于疗治失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是，人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政治层面的等级观念、长官意志、特权意识；经济社会层面的小农意识、保守意识；文化层面的人格依附意识、缺乏创新意识——依然缺乏足够的反思和警醒。

三是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肆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动荡之后社会普遍的虚无心态，以及商品经济重利文化的冲击，世俗功利主义文化乘虚而入，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文化的世俗化与商品经济同步而行，商品经济所奉行的互惠、实用、重利的原则深深地影响了世俗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的人性基础，是人性恶的物质利益驱动论——支配人们活动的动机，归根到底是谋取实物的利益；其核心是效率和效益的最优化原则；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市场化价值取向。［2］世俗文化将关注的焦点投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物质世界中，随着人们对性、欲望、金钱等物质、生理层面的渴求迅速膨胀，以及对现世幸福的关注超过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文精神日益衰退，理想、价值被放逐，整个社会生活在尘世里，缺乏超越精神和理想情怀。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俗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不可否认，商业文化和世俗文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因素，它肯定人的世俗价值，强调个体的利益诉求，张扬人的生存欲望。世俗文化的崛起，对唤醒被传统文化压抑已久的人的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制约教育体制改革成败的双重文化阻力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21世纪的教育体制改革“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说到底，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时展的具有新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公民。这种现代公民，既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土壤中，又具有开阔、开放的国际视野；既需要一定的文化守成意识，又具有深刻的怀疑精神、创新意识；既具有独立的个体人格精神和文化自觉，又遵守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

鉴于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现实，要切实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解决好制约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文化难题。

一方面，警惕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占主流地位，但是传统文化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守成式的、控制性的文化。传统文化主张的是集体的力量，个体应该置身于集体之中。传统文化贬低个人权利，无视人的个性和自主性，扼杀个体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这种保守主义的、中庸式的群体文化观突出表现在要求学生唯书本、 唯标准答案是从，忽视学生的思辨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种教育专制主义是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的，不仅扼杀了个体的好奇心，也培育不出杰出人才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和怀疑精神。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对教育的消极影响，教育改革必须要以新的个体本位文化形态来引导，充分尊重和呵护人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警惕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带给教育体制改革的阻力。功利主义如今全面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中。从幼儿园开始的各种考试、竞赛和评优，其背后功利式的文化心态，已经在民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社会大环境的荡涤，绝非单纯依靠教育体制改革便能解决的。像近年来愈演愈烈并被人们广为诟病的“择校热”和“学区房”问题，亦是这种功利观的尖锐体现，它已经深深伤害了中国基础教育公平，显

然也无法依靠教育内部的制度调整所能解决的。

而高等教育所受到的功利主义文化的侵蚀，其状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固然不能死守精英教育的路数，但是高等教育毕竟承载着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重任。反观当下的大学，以各种数目字管理教学和科研；经济利益刺激下的盲目扩招让大学不堪重负；各种文凭班、老板班让大学沦为钱权交易的场所；为了追求就业率，不惜在就业数字上大费周章。正如著名学者王英杰所说，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行政职务青睐有加，使出浑身解术务求获取，失去行政职务则如丧考妣，魂不守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怎么可能生长出大师”［3］？

教育的问题固然是功利观念侵蚀的结果，但是也跟我们的教育理想的缺失有很大关系。以大学为例，一些大学已经抛弃了学术神圣的传统，忘记了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根本宗旨。因此，如果不改变这种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环境，让教育理想和教育传统真正回归，那么，我们再有多么完善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是绣花枕头。

当然，上述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教育改革的阻力的分析，也说明了教育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问题。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和政策方略的制定者固然有很多美好的理念和设想，但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基层教师的参与。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体制改革如果得不到基层教师的文化认同，抑或基层老师的文化素养和理念跟不上改革的节拍，都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这将使得教育体制改革面临更加复杂的文化矛盾。

参考文献：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4）

一、中国银行体系改革回顾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银行业也一直在进行改革。就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历程而言,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3年,是专业银行的改革阶段,一元银行体系变为二元银行体系。中央银行仍然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原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商业业务分给陆续成立的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银行。第二阶段为1994~2003年,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阶段,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和颁布《商业银行法》,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由三家政策性银行①负责管四大国有银行提供政策性贷款的职能。第三阶段起源于2003年底,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入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阶段,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股改试点,由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两者进行有偿注资,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并上市,最终为中国工商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提供宝贵经验。银监会设定的国有银行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将国有商业银行逐步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②。目前中国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③,以前地方的城市信用社也相继合并成立了90家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都采用股份制所有权结构,并被限制在本地区内开展业务。至此,一个开放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它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支柱,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增长引擎,以地方商业银行和外资开放式银行为补充。

对现有银行业的改革,中国政府官员的观点是:各银行应该在坚持国有的前提下,通过内部改革提高自身效益。他们认为,国有银行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不严,只要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提高内部管理水平,加强外部监管措施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把改革的具体步骤分为三个阶段:商业化经营、公司化和上市。即按照国有经营公司的要求,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组织结构,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此之后,再将有条件的银行改革成股份制商业银行,最后使符合条件的银行上市。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基本是沿着这条道路在前行。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虽是积极的举措(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至少能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下放到具体的个人,避免了全民所有制下个体的“搭便车”行为带来的监督失效),但若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下进行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其改革是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借鉴韩国和日本银行业改革的经验,两国很早就实行了股份制,但两国银行业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均未能摆脱“强政府”的干预,不良贷款大幅攀升,效益低下,最终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十多年萎靡不振。因此,对中国现有的改革模式寄予过高希望是缺乏经验根据的。但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积极利用外资较为成功地完成了银行业改革,面对2006年底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呢?回答是肯定的。参照韩国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笔者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入手分析认为,在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不健全、外部治理相对缺失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可以采用日德治理结构模式,放松对外资持股的比例限制,在坚持国有股控股的前提下扩大外资持股比例,通过合理的股权配置来调整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之后再全面开放国内银行业,形成中方控股与外商独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格局。

二、契约理论视角下国内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现状

契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企业的本质是一组契约。企业是各种要素所有者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的契约网络。因此,从广义上讲,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通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作为一种“状态依存”,使两者达到最大可能对应的一种契约制度的安排,始终保证让企业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监督和控制企业,获取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真正提高企业的效率。广义上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实际解决了一个企业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经营者的选择问题,即如何将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推选到经营管理层的位置;另一个就是成员的激励问题,企业作为团队领队如何对企业成员进行激励,避免企业参与方作出如偷懒及其他的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以合理的股权结构为基础的,因为股权直接对应着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应通过合理分配其股权,从而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银行业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银行体系,国有银行与非国有及地方商业银行并存,一个开放竞争的银行体系已初步建立。特别是国家向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注资,推动其股份制改革,国家在改革国内银行业使其向现代公司治理转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现在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已成功在中国香港上市。但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虽建立了现代企业的公司架构,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但是它们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或者国家是大股东,或者成立时有政府或政府部门背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下充其量只是个“空壳子”,无法使董事会、监事会真正代表股东的利益,监管经营管理层以及保证将最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推选到经理的位置。因为只要是国有股占有绝对控股地位,中国的银行业就具有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作为国有产权的真正主体(全体人民)是缺位的,国有产权是由政府来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

中国的银行业是典型的科层组织的管理结构。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将所有权委托给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将所有权委托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国资委),由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总行进行管理,总行下设有分行、二级分行以及支行,形成了初始委托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总行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的一条委托链条。在这条链条上,上至国有银行,下至地方商业银行,由于国有股占有绝对控股地位,银行的控制权实际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手中。而银行的剩余索取权属于国家(全体人民),地方政府官员至少从法律意义上说不是剩余索取权的获得者。因此,中国的银行业在国有股绝对控股的情况下,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分离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必然导致“廉价的投票权”的产生,拥有控制权的人不必为自己的“投票”负责,也与自己的收益无关。这不但无助于将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推举到经理者的位置,还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创造了机会。当获取职位后的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足够大时,就有可能诱使没有经营才能的人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取得经营者的职位。

同时,中国银行业的治理结构在以国有股为主导的条件下,对高级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上也难于摆脱政府的干预。现如今,中国银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选拔、任用仍采取行政化的方式,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任命比照党政干部管理办法执行,高级经营人员的选拔任用较多受到行政上的干预。普通员工的薪酬也与业绩相关度不明显。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下,对银行相关人员的激励基本上是失效的。

三、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建议

按照WTO承诺,中国将在2006年底全面开放国内的银行业,中国将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和经营人民币与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取消所有现存的对外资银行所有权、经营和设立形式进行限制的非审慎性措施,此时的外资银行已和国内银行业处在同一的竞争“起跑线”。中国银行业作为一个关系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的行业,其效率的提高已迫在眉睫,对其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中国银行业在过去的改革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改革都是在国有股占有绝对控股地位的框架下进行的。前文已经分析,在国有股占有控股地位下,政府在银行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行政干预过多,会导致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离以及对银行经营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激励失效。“政府为了满足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出口导向、资本积累导向)”或“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战略”④,为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最大化股东的价值,商业银行一定程度上背负了过多的国家政治负担。因此,笔者认为,目前状态下,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应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合理地配置股权结构,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得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对应,提高银行业的效率。

在治理结构模式上可以归结为两种: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英美模式的特点是股权高度分散,即使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通常也只有银行总股本的1%。股东更多关注的是股票的资本利得,而无意于公司的内部治理,流动性很强。英美模式的有效性依赖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法制环境和严格、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所有公司信息都将反映在股票的价格上,股东在有充分的知情权后采用“以脚投票”方式来对公司的管理层形成约束。日德模式则股份集中,股份绝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几个股东手中。由于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大股东的利益有直接的关联,大股东有充分的动力与能力监管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在中国资本市场较不发达、法制建设不健全的条件下,笔者认为,在治理结构模式上应采用日德模式,积极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增大外资银行在国内银行业的持股比例,同时发展民营经济,让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银行业治理结构的改革中来。

1.放松外资银行在国内银行业持股比例的限制,增大外资银行的持股比例。国家对外资在中国银行中持股数量作了硬性的限制,规定单个外资银行持股不能超过14.9%,合计持股不能超过24.9%。这种不鼓励和限制性的措施,不利于外资银行推动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应在保证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前提下,扩大外资控股比例,同时,国有股则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监督外资股份。外资银行在经营管理、金融产品创新、风险的预警和控制上都有更为先进的水平,同时,目前国内银行业的盈利基本上是基于存贷之间的利率差,金融产品创新及表外业务不发达,扩大外资银行的持股股比例也势必会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当然,要使扩大持股比例的外资银行机构真正服务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银监会以及代表国有股份监督外资股份的监管人的监管水平也急需提高。

2.充分发展民营经济,让民营企业成为大股东,参与国内银行业的治理。民营经济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但中国民营企业毕竟还没“长大”,让民营企业成为银行的大股东还有待时日。民营企业产权清晰,以获取利润为最大目标,由民营企业参与国内银行业的治理,形成外资控股、国有股、民营企业股份“三足鼎立”之势,这样银行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形成权、责、利的对应。民营企业入股成为大股东也能使银行在经营上体现民营企业的战略,便于民营企业融资,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学者力主发展民营银行,笔者认为,在外资银行及国有银行面前,民营银行是毫无优势可言的,因为银行日常经营依靠的就是信用,而民营银行的信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保障,发展民营银行不如让民营企业入股成为大股东。

3.待时机成熟,全面开放国内银行业。

四、结论

中国的银行业如今进行的改革是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框架下进行的股份制改革。在国有股占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离。银行业的经营难于摆脱强政府的干预,导致银行业经营的低效。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造,虽能将剩余索取权下放,形成多元的产权主体,但在国有股占控股的条件下控制权并没有随之下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1)在坚持国有股的控股地位的前提下,扩大外资银行持股比例,国有股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监督外资银行的经营行为。(2)发展民营经济,让民营企业参与到国内银行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造中来。(3)在中国目前资本市场相对落后、法制建设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采用日德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国有股控股的前提下,形成国有股、外资银行、民营企业三大股东相互制衡,从而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使中国的“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待条件成熟时再全面开放国内的银行业。

[注释]

①三家政策性银行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②见:《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

③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对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兴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④王一江,田国强:《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5）

人力资本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由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首创。其基本观点集中反映在他1969年出版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一书中。在这本书中，舒尔茨指出：人们获得的有用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这种结果同其他人力投资结合在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应将大多数科学研究以及大部分教育和其他产生技能的活动看成是产生新型资本的“行业”，这些新型资本比特定的旧式资本更有效。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一项投资活动，是一种创造资本的方法。国民收入增长中未经解释的很大一部分（即所为“现代富裕之迷”。指现实经济增长中，实际增长率大大高于总投入增长率的那一部分）可以归因于这种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无论实物形态的资本还是科学进步，都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只有人力获得的能力是尚未得到解释的生产力提高的至关重要的源泉。而劳动力要获得有用的技能和知识，是需要花费代价和成本的（如各种教育费用和研究费用开支），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事实上，人类对自身的投资一直是很大的，只是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这些费用开支没有被看作投资，仅被看作是一种消费。而只有把这些开支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也才能真正解开“现代富裕之迷”。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力资源潜在优势极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及顺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主张运用这一理论来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观念及相应的政策，特别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引入资本、投资及产业化发展的概念，把劳动力知识、技能及其他与生产相关的素质的提高，作为一种经济性的投资行为和结果，并进一步地把进行这种投资性活动的事业转化为一种产业。具体而言，就是今后不要再把我国的教育、培训、研究开发等看作是一种消费社会资源的事业，而是作为一种进行人力资本创造和增值的产业。这一产业的主要任务和作用，就是充分开发我国极为丰沛的人力资源，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质量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要素。与此同时，我国教育、培训和研究开发机构，也要相应地转变到投产业发展方式进行运营和成长的轨道上来。

二、教育应成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

无论目前还是未来，教育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已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7年第7期7页毋庸置疑的了。而一旦教育实现了产业化，那么，教育在各产业中占据支柱性的地位，也将是不争之事实。

（一）教育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科学文化素养，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潜力所在。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就是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明显地高于其他国家。近几十年间，一些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和地区也有同样的特点。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将日益增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占领了教育的制高点，谁就真正掌握了通向美好未来的钥匙。近几年来，人们广泛议论的一个话题是科技竞争力对一国综合国力强弱与兴衰的重大影响。同时，人们也绝不会相信，在文盲半文盲或较低教育程度的基础上，会产生较强的科技竞争力与综合国力。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对于科技，对于综合国力，以及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事业来说，都可以说是载舟之水、植木之壤。水涨而船高，土沃而木荣。教育将在更根本的层次上，制约和决定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水平及质量。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综观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郑重地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并明确指出：“振兴科技和繁荣经济，必须坚持教育为本。”这个战略方针的确立，正是基于对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对指导我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全面、健康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教育是当代和未来最具普遍性和需求扩张性的产业教育是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产物。

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教育的规模很小，受教育也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教育对国家兴衰强弱的作用比较有限。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增强，教育本身的规模及对社会的渗透也日益扩大和广泛。推动教育的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的基本社会责任，同时，受教育也日益成为人们追求个人全面发展的普遍性需求。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之后（如吃、注用、行等），进一步的目标就是要追求社会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这种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必须以人类社会的大量知识积累为基础，以人类特有的开发创造能力为手段。而在现代社会中，接受全面和良好的教育，则是获得这一切的基本途径。当前，使人人接受教育，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追求的基本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正为此而进行不懈的努力。由此不难看出，教育现在是，未来将更是具有最广泛公众基础的、最具有生长活力和潜力的产业。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不停止对自身发展的追求，教育就永远不会衰落。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具有广泛和巨大社会需求基础及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必定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不仅如此，由于教育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决定了教育将永远是一个朝阳性产业。

（三）教育的要素投入巨大，投入产出效率较高具体分析，教育的投入产出状况（以我国为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来。

1.从人力资源投入看。

1995年，在全国各行业的职工人数中，教育行业为1186．3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近8％，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仅次于制造业和批发定售贸易餐饮业，居第三位。不仅如此，教育行业中人员的素质也相对较高，其人才密集度在各行业中居于前列。因此，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看，教育都是我国人力资源投入较多的行业。并且，按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行业仍将进一步发展，还会有更多的人力资源向其投入。

2.教育还是各行业中资金投入以及资产占有较多的行业。

例如，1995年，全国用于教育的固定资产投资约400亿元，在全国16个部门中居第七位。1995年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教育支出为1193．8亿元，仅次于经济建设费支出占第二位，此外，社会各界及居民个人每年也以各种方式向教育进行直接投入，其中包括各类学校收取的书本费、学杂费，一些学生交纳的择校费，社会各方面向教育的各种捐献，企业办学中的各种明贴暗补，各种校办企业等经济实体享受的免税待遇，等等。大体估计，每年国家、社会和居民个人在教育上的直接投资可达1800－2000亿元。同时，经过多年积累，目前我国教育部门还占有数千亿元的资产。

3.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益较高。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首先看社会收益率，主要是计算一定时期内教育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据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f·丹尼森对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其增长中似乎有20％是由教育引起的。西奥多·w·舒尔茨的研究结果也大体相同。当然，国与国之间不完全相同。由于教育本身的特点，贡献率的计算方法目前尚不明确，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作用则是客观存在的。1981－1995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递增10．1％。同时，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无论教育的规模、投入、义务教育普及率，文盲半文盲降低率，还是大专以上文化人数占人口的比重，都有明显的进步，这些都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教育的贡献率即使仅按10％估算。1995年我国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投入产出比）也将达到28％－30％。另外，教育对社会发展其他方面（如社会文明、道德修养、公共秩序、社会环境等等）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其次是看个人收益率。这主要是个人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投入与其收入的对比。从各国情况看，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一般可以谋取较好的职位和较高的收入，其终生收益也远高于投入。我国因体制原因，曾长期存在所谓“脑体倒挂”现象。但近几年这一状况已有较大改变。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抽样调查分析，在企业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者的平均工资比大学本科者高22．6％，大学本科者比大专学历者高13．1％，大专学历者比高中学历者高5．8％。同时，企业处级干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科级也高8％。机关人员也存在同样现象，只是差距略校今后，随着教育投入（特别是个人投入）的增加，个人收入上的这种差别将继续扩大。教育的这种高收益率，正是推动教育产业化并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支柱产业的基本动力。

（四）教育产业的市场十分广阔，开发潜力巨大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的市场资源可以是无限的。

这主要根源于四个条件：一是教育的对象是人类自身。人口的一定数量及其不断地生育繁衍，为教育提供着巨大的、源源不断的生产对象。二是教育所消耗的“原料”──知识、技能及其传播培养方式，也是不断地积累和可再生的，并且在积累与再生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提高。历史地看，教育所用的“原料”供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正比，只要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仍在继续，这种“原料”来源就不会衰竭。三是实践证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将把更多的收入投资于教育，这既表明社会对教育的有效需求不断增加，也相应地扩大了教育投资的源泉。四是教育具有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与开拓的无限性。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有一种内生的发展机制。这种机制同样来源于人类自身。因为人类自身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创造教育者。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知识、技能的获得与创新的追求是无限的。人们在受教育的同时，又在进一步创造新的、更好的教育。这两种“无限”之间构成了一种有机的、永恒的“螺旋”，促进教育产业不断发展。

三、如何把教育转化为产业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产业的形成是逐步的。只有某种技能、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产业的基本特征（如有一定的专业化程度和规模，有较强的独立性等），便会自然地从其他行业、部门中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产业。如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形成和划分。教育发展到今天，应该说也已具备了产业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完全可以从文教部门中脱离出来（在现在的文教部门中，教育也已占大头），与研究开发一起构筑成一个独立的产业，比如说“第四产业”，并按产业发展的基本要求来规范和支持其发展，把其培育成支柱产业。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从我国情况出发，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彻底转变观念，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审视教育，把教育当做产业来看待和对待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教育当做一种事业来对待，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演化，我国已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劳动力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已进入市常然而，作为培养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使要素增值）的教育却仍站在市场之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必然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行业产业化与市场化。因为只有产业化，才能顺理成章和比较规范地使这些要素和行业进入市场，按市场规律进行合理地配置，充分发挥其作用。教育作为培养、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基本行业，其产业化和市场化也具备有这种客观必然性。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改变现有的把教育看作一项社会事业的观念，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待和对待。

教育的产业化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教育自身的发展都极有好处。首先，作为产业，必须要进行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创造，必然要追求价值增值。这就为教育提供了一种内在的自我发展机制和扩大再生产的内部资本来源。其次，产业化使教育由一种纯消费行为变为投资行为。投资必然要讲求收益率。而有明确的、较高收益率的产业，肯定会引来社会的广泛投资。第三，产业化和市场化之后，经营意识和市场竞争机制将被引人教育产业，这将有利于教育本身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合理调整，使其更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尽快研究和设立直接计算教育投入与产出的指标体系

目前不仅我国，而且国际上对此也尚没有统一、规范的计算方法，因此这仍是一个探索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不解决，教育的产业化则很难实现。因为这会使教育无法像其他产业那样，通过具体的估价来反映其运营特点与经营成果。所以，这一套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的设立，是教育产业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对教育的投入，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国家财政中用于教育事业费的支出来反映，其较大的缺陷是没有反映社会其他方面（如企业、社会团体、家庭与个人）对教育的投入。而随着经济发展的体制变化，这一部分呈不断扩大之势，最保守地估计，目前也与国家投入相差不多。由此可知，目前我国对教育投入的计算明显偏校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的投入应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用于教育的所有费用，甚至还应包括学习期间放弃的收入（即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按这一思路来设计教育投入指标及计算方法。

教育的产出从实物形态看，可以用不同学历及特殊学习经历（如各种专业、技能培训及正规、系统教育外的附加教育）的受教育者人数（实际上主要是通过不同学历者的人数来反映通过教育增加在人身上的不同技能与知识量，因此这是一种间接计算法）来反映。他们构成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产业“产品”。价值形态的计算相对复杂。主要是涉及到如何对知识、技能的评估计价问题。我考虑目前可用三种方法来解决。一是通过个人参加工作时一般的起点收入（在特定领域，如公务员中，由国家按不同学历规定起点工资）来计算。二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受教育者的选择及相应确定的收入待遇来计算。三是可以通过用人单位委托学校培养学生的付费水平来计算。

教育产业的收益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计算教育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通过贡献率来计算教育的总收益率。贡献率的计算主要是需要把教育确定为国民经济总合生产函数中的一个变量，并给出一定的系数。这在当前尚较困难。国外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我国则研究较少。但结合我国实际，参照别国经验，可以先提出一个不十分精确但大体可用的系数值，然后再不断校准。贡献率确定后，再根据社会对教育的总投入，就可计算出总收益率。二是个人收益率，主要由个人的预期终生（或一定时期）收入水平与其向教育的投资（主要是个人投资）来计算。随着社会市场化程度提高，个人交费上学的范围及比重将不断扩大与上升，这一计算将更有客观基础和实用价值。

（三）对教育机构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对义务教育，仍主要由国家投入，同时鼓励个人积极参与。这一阶段的教育机构，仍主要是事业性的。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293-02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责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和面临任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这是指导中国文化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加强全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做出了重要规定。《决定》指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加强重点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这些内容，无疑是对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鞭策，增强了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这对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高校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做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根本保证。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认识当前我国的国情，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力军，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切实使大学生充分认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新的要求和责任，面临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的要求和任务，针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特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使命更加崇高，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应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的战略高度，认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意义。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利益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促使着社会个体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标准、社会规范、生活方式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改革中深层次的矛盾日渐凸显，加之开放层次和领域的增多，文化传媒的丰富和多样，各种价值观念交织，致使人们的思想、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状况，2013年5月至7月，课题组在成都部分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进行了不记名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775份，有效回收率为96.8%。调查结果显示：12.8%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比较差；51.6%的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一般；只有35.6%的大学生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很好。大多数的同学都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非常重要，认为当代大学生除认真学习好自己的专业课知识外，还应该具备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有少部分同学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较差，表现在教学内容陈旧，有些内容已经在中学阶段学过，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对大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问卷结果还反映出大学生更重视专业课。

通过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与整理，课题组认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课程教学因素。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要求在课堂上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发挥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能有效保证教学活动的开展、促进大学生思想和行为转化的内在动力。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观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一种交往互动关系，应该充分发挥学习者学习的主体作用。当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忽视学习者的个性，教学中不能做到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多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面对的是几十甚至上百人的大班课堂，教师面对的是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缺乏特点和针对性。课堂上往往缺少师生之间的讨论和对不同意见的争论，课后师生之间也缺少沟通和反馈。

第二，社会环境因素。大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可能会对现在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缺乏正确的判断。当今社会在党风、社会风气方面都存在着一些消极表现，如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权钱交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大学生很容易受到这些消极现象的影响而产生政治评价的偏激和信仰信心的失落，从而减低了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容的认同感，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

第三，学生自身因素。面对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竞争，为了在未来的择业中处于有利地位，研究生考试、过级考试、出国考试等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主攻方向，学生专业课负担很重，学习压力大，客观上弱化了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在课题组调查中，有41％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就业不直接挂钩，部分学生反应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抵触情绪。现实政治生活领域负面现象的影响，淡化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造成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错觉，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一种教化和说教。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势下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思考

调查结果表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并不乐观，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因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形势下如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课题组进行了一些探讨。

第一，在课程教学中以学生为本。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一切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应该如此，在课堂中，应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把实现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根本的目标。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研究如何将教材体系转变为教学体系，进而转变为学生的认识体系和行为体系，探讨贴近学生思想实际的途径。如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多种教学类型。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情感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方式方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使学生终身受益。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生切实感受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并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实现自己健康成长的需要，从而发自内心地喜欢它。

第二，重视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影响。每个人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人接受环境的影响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过程。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良好健康的社会环境可将学生的道德认识、人生价值观和道德活动导入正确的方向；相反，不良的、消极的社会环境既会误导学生思想道德的认识和实践，也会削弱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重视社会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影响，因此，教师要通过启发、引导大学生客观地看待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培育他们自我教育的观念，增强其主体意识，在教学中，要让大学生有独立感悟、思考、探索的空间，让学生在主动参与教学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最终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第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注重责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包括政治观、理想信念、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教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社会思想越是多样化，越需要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唱响主旋律，要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个人成就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在教学方法上要注重探索系统的、有理论说服力的结合方式，用历史的、现实的、学术的逻辑开展思想引导，把教育引导和帮助他们成长结合起来，把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目标结合起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帮助大学生提高对自己将要担负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认识，明确自己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责任。

参考文献：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7）

（一）机关领导体制不完善。根据我国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与下级人民检察院之间虽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同时还要受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同时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这就导致了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关的双重化，领导职能划分的模糊化、不明晰化，而且领导机关本身有时会发生某种冲突和不协调。而且地方司法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司法机关的人事也主要由地方管理。这种领导体制导致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司法不独立，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在涉及国家和地方利益的协调中，在司法公正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中的某些人的特权的较量中出现了司法的错位。比如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许多职务犯罪案件与地方某些党政领导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相违背。司法机关无法摆脱行政权力的困扰和干涉，而且在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中，往往以牺牲司法权力为代价而迁就行政权力，这种冲突本身就是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最大阻力，由此导致行政机关的某些不良风气向司法机关渗透，司法腐败现象还依然存在，司法公正面临着挑战。

（二）司法机构内部设置不合理。当前我国的司法机构内部设置还残存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司法机关领导的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再加上我们对法律的机械认识使人们认为执行法律是一种机械的活动，对司法系统的管理可以依照行政方式来进行，这就导致了司法体系的行政化倾向，法机构设置的行政化。由此而形成了司法机关内部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并把检察院办成了小社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比例过大，编制膨胀，经费不堪重负。

（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与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密切相关的，它要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培训，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和遵守一系列的职业道德，通过自己具体的司法工作体现法律的正义。而从我国目前司法机关人员的现状来看，虽然不乏高学历、高素质的司法工作人员，但总体素质不高，这就影响了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

二、司法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司法现代化是体现当代世界范围内法治国家实现法律设定之权利、自由、平等价值目标所依据的精神、原则，并用以保证法律被独立、平等、公正地适用的全部过程。司法现代化是不可抵挡的历史性发展趋势，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转型，涉及到观念、制度、操作主体和操作程式等系统的整合工程，因此，司法现代化既是司法制度的全面革新的过程，又是司法精神的全面改观、适应和推动现代化法治文明发展趋向的历史过程。所以说，司法现代化应该是一个从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从理想目标向现实目标逐渐转化的过程司法；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司法现代化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主体包括司法机构本身，也包括司法机构的司法人员。司法主体的现代化是司法现代化的核心，没有司法主体的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从司法人员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他们作为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包括现代化知识与现代化观念；另一方面是他们必须是现代化的司法者，具有现代化的司法观念、法律知识、司法技能等。

（二）司法理念的现代化。司法理念现代化指人们对于司法的信仰、目标、理想、价值、精神等构成的有机综合体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人们获得对司法价值、作用与意义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意味着作为司法现代化的表征的司法公正观、司法立法观、司法权威观等的植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人们通过主张自己的权利，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进而司法被奉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的背后都需要一种新理念予以支持的，在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同时，必然要实现司法理念的现代化，把传统的司法理念转变为现代化的司法理念。

（三）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司法体制现代化就是司法体制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立一套合理、有序的，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司法系统，能够适应满足现代化的需要，能够对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纠纷和冲突作出及时、有效、权威的处理，从而保证人们权利的实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司法体制现代化要特别防止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司法体制现代化意味着司法体制的体系化、配套化、完整化和合理化，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符合；还意味着司法体制按照政治、经济、民主现代化的要求而作出合理化的安排。其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任意性以保持司法者的中立性；给当事人以充分的诉讼权利等。

（四）司法程序的现代化。司法程序的现代化是指司法程序的设计和司法程序的运行都能体现公正、正当、平等的现代化司法原则。司法程序的现代化与司法主体现代化等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即司法过程的现代化规则，必须从静态转化为与法律要求相适应的动态行为。

（五）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司法权行使的现代化是要求真正地按照“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切实履行检察职责，实现检察机关对司法行使权的正确监督。

三、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能满足司法现代的发展和要求。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依靠宏观调控，法律手段的运用是其主要的手段，这就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经济交往日趋频繁，他们对经济利益和合法财产的法律保护十分关注，希望通过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健康秩序，迫切要求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复杂，各种利益不断地进行重组与整合，呈现出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倾向，这就使得现行的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不适应的状态，二者正处于不断的磨合之中。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司法腐败现象，不利于司法公正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实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三）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司法现代化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而言，而是一场具有全球战略性意义的司法革命。而我国的司法体制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缺少绝对实质性和践行性，目前国际社会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中，司法现代化成为了一个重点环节和必须发展的问题，而司法现代化的发展势必会带动司法体制的改革。

依照我国目前的综合国情来看，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必须采取谨慎的原则，有步骤、有计划地分步进行，同时还要抓住时机，积极地推进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其次，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还应该坚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经济发展要求效益优先，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取得某种协调。而我们正是要通过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以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再次，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应该坚持借鉴外国司法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和结合本国国情相统一的原则。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对法制建设不够重视，法律文化不够发达，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司法机关的设置、组成和维护司法机关独立职能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法律文化宝库中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借鉴，但不要只停留在西方法（概念法）的层次上，而应了解其出现的法律背景。但是我们也不能照搬照抄，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合理的借鉴和发展，以科学发展观和远见的目光来实现司法现代化。

四、关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现代化的实行与发展。

（一）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领导体制使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遇到了较大困难。根据法治原则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可以在设立全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管辖范围来设立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的组成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司法机关统一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按区域来设置，而是根据司法机关管理案件的需要来设置。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可先进行部分地区的试点，进一步积累经验。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8）

【关键词】电子政务；意义；问题；路径选择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电子信息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也给传统政府的管理模式带来一场革命。但由于电子政务是一种新生事物，其技术理性与技术要求远远超出了政府管理的现实情况，这使得电子政务在建设的过程中凸现了一些问题。因此，正视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成为电子政务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电子政务的涵义及建设电子政务意义

（一）电子政务的涵义

电子政务是借助电子信息技术而进行的。政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政务泛指各类行政管理活动，而狭义的政务则指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活动。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采用狭义的政务概念。根据上述的狭义电子政务定义，电子政务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政府部门内部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办公；二是政府部门之间通过计算机网络而进行的信息共享和实时通信；三是政府部门通过网络与民众之间进行的双向信息交流。一个完整的电子政务系统，应当是上述这三类系统的有机结合。

（二）建设电子政务的意义

1．能够降低办公费用，提高工作效率。电子政务可以从多方面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如众所周知，政府每年用在文件印刷的费用是巨大的。如果这些文件在内部网站上可以查到，那么就不必花太多的钱在纸上，这样又可以保护宝贵的森林资源。随着政府采用数字系统，软件将改造政府的工作方式，从而节约成本。

2．可以更高效地给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电子政务通过推进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等工作进程，从而营造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的电子化虚拟机关，实现广泛范围意义的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经由各种电子化渠道进行相互沟通，并依据人们的需求、人们可以使用的形式、人们要求的时间及地点，提供人们各种不同的针对个性的服务选择。电子政务能够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扩大对外交往的渠道，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样就有利于政务公开，人民群众随时可以详细地知晓政府政务，从而有助于减少政府及其官员腐败，化解矛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3．电子政务在实现“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通常是一国内最大的“企业”，如果它带头使用技术，就会自动地提高本国的技术技能，并推动全国转移到信息市场去。政府靠行政命令或提供诱因能带动所有跟它合作业务的公司。从而推进全社会的信息化、工业化、现代化。

4．提高政府决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质。政府信息化可使政府运用所获取和掌握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准确可靠的信息，对制定正确的决策，做出理性与科学的判断，采取有针对性和见实效的行为，进而提高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水准和质量。

二、我国电子政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在发展电子政务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

我国在发展电子政务方面还存在不少错误认识。一种是把电子政务仅仅当做政府部门的计算机化，不重视软件的开发和政府业务流程的整合，而是用计算机系统去模仿传统的手工政务处理模式，结果很多政府部门的计算机设备成为高级打字工具，或者成为一种摆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种是简单地把电子政务等同于政府上网，以为把政府一些政策、法规、条例搬上网络就万事大吉，没有把传统的政务工具同网络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些都是只注重信息手段而忽视政府业务流程改进的结果。

（二）电子政务立法严重滞后

为了促进电子政务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电子政务应用的法律规定，如英国政府了《政府现代化白皮书》，加拿大政府《利用新技术更新政府服务规划》。各国还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和实施政府电子政务。如英国在内阁办公室成立信息中心，美国成立了信息技术理事会。由于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较晚，目前只是由行政机关对互联网管理出台了一些限制性的行政法规，而对于如何促进电子交易、使用电子签名和电子支付的法律效力等方面还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使公文和通知的传送仍然以书面的为最权威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

（三）缺乏统一规划，也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

电子政务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和相应的组织机构，没有提出明确的电子政务发展目标，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同时，“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与电子政务的统一性、开放性、交互性和规模经济等自然特性产生严重冲突，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开展电子政务时往往各自为政，采用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业务内容单调重复，造成新的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电子政务标准化总体组组长、北航副校长怀进鹏指出：标准化是支撑电子政务的重要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也指出，电子政务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配合，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资金，也不过是多了一张漂亮的皮毛而已，这样的电子政务最终只能沦为信息孤岛。综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把电子政务建设作为政府工作和国家信息化的重要战略，制定了相应的政府电子政务规划。

（四）电子政务基础信息建设落后，发展电子政务任务十分紧迫

由于当前电信领域的改革尚未到位，计算机、有线电视和电信的影响了我国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我国各地政府的计算机、电信网络设施的建设普及率不高，无线互联网、数字电视和呼叫中心等数据通信设施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整体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还远远不能适应建设电子政务的需要。

世界主要经济技术大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电子政务的发展十分迅速，政府管理和服务已经初步实现了电子化，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家庭上网密切融合，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水平大大提高，初步形成信息社会的雏形。而我国的电子政务才刚刚起步，电子政务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尚属空白，应用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探索阶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发展很不平衡，与主要信息技术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发展电子政务的任务十分紧迫。

三、解决我国电子政务发展问题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政府统一规划与领导，注重信息资源整合

在国务院中建立电子政务领导机构，统一领导、组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可以采取“总体统筹、分工负责”的原则；加强政府的指导、监督等管理工作，制定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全国电子政务建设规划和指导意见，提出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切勿造成信息的“条块分割”；注重整合政务信息资源，打破各级政府部门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闭，对一些拟开工建设的电子政务工程要纳入到全国性规划中，对已投入使用和在建的电子政务应逐渐过渡到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之下，建成统一的公共信息平台。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吸收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电子政务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就我国目前实际，电子政务的发展不仅要有政府公务员以提高其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工作都是技术等硬件的配合。为此，要健全、完善政府专网建设，加快建设宽带、高速的政务网络系统；规划、引导国家骨干通信网络和社区宽带网建设，促进无线上网、数字电视与呼叫中心等技术与市场的发展，加快各地“数字城市”和政务系统建设，进一步改造各级政府与上级机关联通的政府专网。实现互联网产业化运作，吸引私人部门与非政府机构参与电子政务建设。在确保政务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通过合理方式授权企业参与筹保障电子政务得以真正实现的重要因素。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部门的压力，确保维持政府网站运行的资金来源，企业也可以通过产品开发、技术咨询与服务、数据的商业再开发而获得利润。

各级政府要以发展电子政务、实现“电子政府”为目标，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优化业务工作流程。以此为契机，充分认识到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对传统的政府工作模式、工作方法和工作手段所进行的彻底变革。同时借鉴电子政务成熟国家的成功经验，多引进、介绍、学习国际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

（三）转变观念，强化信息网络意识

政府部门应尽快建设政府网络平台，最大限度地向公众开放一切可以公开的信息，以现代化手段指导政府行政。为此各级政府信息化办公室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协调各方关系，从技术部门、科研院所聘请专家组成政府信息化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实行建设的规范化。另外，政府公务员特别是管理者领导者，要强化网络意识，不仅要把电子政府当作“一种新技术形式”来看待，更要把它当作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来实践，这样才能使先进的技术为现代的政府服务。

（四）建立电子政务的法制和法律环境

作为电子政务的基石，对电子政务进行相关的立法已势在必行。从我国电子政务立法的现状来看，目前还没有电子政务整体立法。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法必须有法可依，立法的滞后或不完善必将严重影响和制约电子政务的建设和实施。因此，电子政务的整体立法必不可缺。从目前来看，与电子政务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订工作有必要适当加快。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电子文件法、电子签名法、电子版权法、数据保护法、电子身份证法、信息资源的管理传递交换条例等；而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加快研究和制定与电子签名有关的立法和法规。除此之外，由于电子政务与互联网有密切的联系，而目前已有的法规尚不够健全。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利用互联网从事犯罪活动日前猖獗，这势必影响到电子政务的正常发展。而我国目前针对计算机违法犯罪的处罚条款还分散于《刑法》、《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件》等法律、法规中；它们还不够系统、全面，其具体操作也比较困难。为了更好地打击计算机犯罪，保护网络安全，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专用的法律——《网络刑法》，旨在为打击计算机犯罪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也为电子政务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四、结语

目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加快电子化政务建设无疑会成为它摧城拔寨的利器，但是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刚刚起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篇幅有限，作者能力不足、见识有限，只能粗略地论述以下问题，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和看法，有待更多的学者、专家去探索。

参考文献

[1]魏文国．电子政务的现状分析[J].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4）．

[2]杨世运.电子政务的发展与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4）.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9）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一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中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胡锦涛就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所提出的要求中指出：要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提高网络文化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水平，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动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加强高品位文化信息的传播，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推动网络文化发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不少专家学者把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化产业称作IC产业，它既包括原有文化产品在互联网上传播和延伸的扩展，是传统文化产业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如数字图书馆、数字电影等；又有以信息网络为载体，形式和内容都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型文化产品，比如，网络游戏、移动短信等。近两年网络游戏在我国异军突起，2004年的市场规模达36亿元；网络动漫近几年也持续升温，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短信的增长更是迅速。但从文化产业结构来看，目前网络游戏等份额过重，其他产业则滞后、羸弱。实际上网络文化产业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网络文化应该是丰富多彩的，需要在网络游戏之外面向网络视频、网络培训、网络教育以及整个文化产业领域广泛发展。

文化产业是为提升人类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的品质而提供的一切可以进行商品交易的生产与服务。传媒、出版、影视、娱乐、游戏、旅游、教育、音乐、戏剧、艺术博物馆等都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我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长期低于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形成了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国际上认为，当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阶段，文化消费需求会大幅增长。近年来，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教育、旅游等行业的飞速发展，已经显示了这一趋势。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应适应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大力加强与信息产业的联手和结盟，以信息产业带动文化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促进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并寻求与其他产业的最大融合，构筑文化产业新产业构架，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数据显示，新兴的网络文化产业已在不经意间轻松超越传统文化产业，成为文化产业的领头羊。国际数据公司（IDG）在一份报告中称，2002年光网络游戏营业额一项已从2001年的3亿元猛增到9.1亿元，对电信等相关产业的带动超过百亿元，而去年电影业的总票房收入才不到9亿元，文化部官员预计今年网络游戏产业的产值将超过20亿元，在超过电影产业产值后还将超过音像业，不久并将超过电视业，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子文化产业老大。文化部官员在接受专访时，从多个角度向本报记者描绘了网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网络业发生变化的动因一是数字技术的变化，一是商业模式的变化，技术上网络正在向宽带产业方向发展，同时通讯及电视等也在从模拟向数字化发展，三网技术上正在靠拢，传统电信运营商的传统电信业务正在与网络相融合，同时正在加紧拓展多媒体业务，由此网络也在从传统的图文为主向音频视频方向转化；原来网站的商业模式基本上是克隆传统媒体，靠广告收入赢利，但这一模式并不成功，短信及网络游戏的出现带动三大门户网站走出了低谷，并带动网站及通信业从传统的基础运营商向技术及内容提供商转变，短信及网络游戏成为内容与技术融合的突破点，成为通信业与网站新的经济增长点，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移动短信为800亿条，中国联通为100亿条，而今年上半年已将近800亿条，网易的短信业务每月已达2000万元，搜狐和新浪的短信也在1000万元以上。

  网络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已使网络产业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并蕴涵着巨大的商机。据文化部官员介绍，网络业的高级阶段，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基础，以信息内容产业为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业分化出四个与此相关的产业，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信息技术产业，将包括所有的数字化终端设备；远程医疗、教育及电子商务等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服务产业；通信业结合网络技术后将成为包括电子邮件、网络电话、网络会议等内容的新的信息通信业；还有就是信息内容业，这是网络文化产业的大本营。

  国内已有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把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化产业称作IC产业，目前国内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像网络游戏产品基本上是韩国产品的天下，这与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极不相称，但大家都已看到其中的商机和问题。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文化部负责制定互联网文化发展与管理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监督管理全国互联网文化活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实行备案制度；对互联网文化内容实施监管，对违反国家有关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由于网络文化本身正处在急速变化时期，因此对于网络文化的管理尚处在摸索阶段，除文化部外，还有七八家部门同时在行使管理职能，这就增加了相关企业的管理成本，政出多门也直接影响政府形象。文化部官员表示，在发展IC产业方面，将通过整顿市场秩序、加快法规建设入手，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引导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网吧将通过经营许可证制度用3年左右时间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网吧纳入连锁经营体系，目前已有30多家拿到许可证。文化部官员强调，他们实施的是经营守法、内容合法的底线管理，不会干扰企业自主经营，也不会以系统或所有制划线，限制行业发展，对国外网络文化产品也持开放的态度，同时将大力扶持本土的网络文化企 业及网络文化产品。据悉，科技部已在863计划中增加网络游戏的开发项目，文化部正在准备实行进口游戏内容审查制度，并参考国际惯例组织现代行会。为了推动网络文化发展，文化部、国务院信息办、北京市人民政府10月23日将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为世界各国信息文化产品搭建一个共同的展示平台和交流空间，引导网络产业与内容产业进一步融合，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据悉，韩国30多家公司、日本索尼及多家香港公司都将参展。

综上所述，网络文化产业产值是是文化产业的领头羊，必须重视发挥其在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欧文•拉兹洛. 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

[2]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新华出版社，2002（4）.

文化体制改革论文篇（10）

【内容提要】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各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异很大；由于现行养老保险体制的覆盖面不同，现行体制内的赡养率也有较大差异。如果必须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那么从最小化改革成本的角度看，立即对现行体制实施改革也许并非最佳选择，而应根据各国的现状妥善选择实施改革的时间。本文通过分析给出了以OLG模型方法计算改革成本的一个公式，在对该公式的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存在最佳改革时机的结论。

【关键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成本最小化

【正文】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起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创立于19世纪下半叶。二战以前，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采用部分积累、部分现收现付式的全国缴费计划（Weaver1982，转引自WorldBank，1994）。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争期间的财政混乱局面，人们对基金支持的养老金计划产生了怀疑，公共养老金计划日益成为以缴费制、依靠工资税筹资和现收现付等为特点的计划(WorldBank,1994)。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已步入成熟期。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并且由于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建立在现收现付系统上的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庞大甚至入不敷出，终于产生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福利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智利成功地完成了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制的私有化改革，彻底摆脱了社会保障体制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使经济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受智利改革成功的鼓舞，世界各国纷纷对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广泛展开对各种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利弊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对是否转向完全基金制还是转向部分现收现付、部分基金制的混合制仍存在较大分歧。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inFeldstein为主席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积极倡导对现收现付为主的现行美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认为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以完全基金制为特点的私有化改革，既有助于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赤字问题，又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并可促进经济增长。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PeterA.Diamond为主席的美国国家社会保险研究院(NationalAcademyofSocialInsurance)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无大的财政问题，只需将退休年龄与人均期望寿命指数化并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股票市场即可解决未来的财务问题（李珍，1998）。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影响社会保障体系运转的各因素认识上的差异。支持转向基金制的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将使现收现付制走向崩溃。反对者则认为，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重要因素，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即可部分缓解现收现付制面临的压力．同时将现时的盈余进行投资使其得到增值亦可使现收现付系统得以延续。由于完全基金制高度依赖于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基金的持续增值，政策的稳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等无不对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受近年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鼓舞，部分人认为完全基金制可使国家彻底摆脱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困境，但有关完全基金制对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

近年来有许多经济学家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具备的优缺点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Per-OlovJohansson,1998)，但尚未发现有人就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否存在最佳时机进行过研究的报导。当前，在世界银行的大力倡导下，迫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压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

（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分类

世界各国采纳的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很大，大体可归为三大类：一是现收现付式；二是基金式；三是以上两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也称做混合式(WorldBank,1994)。

现收现付(Pa-As-You-GO,PAYG)式养老保险制度是通过征收工资税筹集资金的。具体表现为，在任何时点，养老保险体系对正在工作的一代人以其工资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收取养老保险费，同时用所收取的资金对体制内已退休者支付退休金。

基金制(PensionFund)又称积累制，是近年来较受人们推崇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是通过积累起一笔资金用于支付未来的债务，使总的缴费额加上投资收益在任何时候都足以现值付清全部当期债务。

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与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混合体。在这种体制下，在职职工上缴的养老保险费中的一部分将被用于支付目前已退休者的退休金，剩余部分则以基金形式形成积累，留待将来退休时作为其养老金的一部分。

（三）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现收现付制度的运行规律给出如下定义：(1)p(a,t)为t年初养老保险体制已覆盖的年龄为a的人数。(2)假定养老保险费率为一常数c，即养老保险体制内所有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其收入的比例为常数（不同国家c的变动幅度很大，从略高于10%到超过30%不等，并且一般是受保人与雇主按比例分摊该项费用）。(3)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其工资水平只与参加工作的年限有关（注：由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工资收入将呈上升趋势（利用199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1997年月平均工资数据，以工资收入作为因变量，工作年限作为自变量做线性回归，其R[2]=0.974），此处为便于讨论，假定随工作年限的增长，工资增加的幅度为常数。），即：

W[,a]=W[,0](1+(a-a[,0])w)

式中：a[,0]为参加工作时的年龄，W[,a]表示工作年限为(a-a[,0])的一组人的年平均工资，W[,0]为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工资，w为年工资增长率。(4)假定所有人都在年龄为a[,0]时开始工作，于a[,1]岁末时退休（为简化起见，暂不考虑失业因素），人均期望寿命为a[,2]。(5)在现收现付制下，已退休者每年领取的退休金为W[,r]。

则有：t年收取的保险费总额为

附图{图}

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若在职期间按规定交纳了养老保险费则在退休后即可开始领取退休金，并且通常规定年度领取的退休金为该年度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某一百分比R（替代率）（注：对退休金的发放标准的管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将退休金按工资进行指数化；二是将退休金按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此处系指前一种指数化方法。），所以有，附图{图}

（当规定退休金为职工在职期间最后n年工资的某一百分比R[,n]时（注：此处为将退休金按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的一种特例。），

附图{图}

当年度收支保持平衡时，有：

附图{图}

通过式(1)可以看出，在推广现收现付制度的初期，由于附图{图}很小，即受益人较少，而附图{图}较大，即缴费人较多，因而在较低的养老保险税率下即可收取较多的养老保险费，从而保证支付给退休者较高的养老金；随着制度覆盖面的加大，受益人附图{图}逐渐增多，缴费人附图{图}也在增加，仅交纳过极少养老保险税（由于制度是在其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推行的，这批人未能在整个工作期间向制度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一些人，得以领取较多的退休金；当制度覆盖面达到一定程度后，新进入者明显呈下降趋势，缴费人附图{图}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受益人附图{图}却仍在继续增加，缴费人与受益人之比持续下降，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年度内缴费将有可能不足以满足支付退休金的需要。要想使现行制度维持下去，惟一可选择的办法是提高养老保险费率。

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者指出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有着典型的生命周期，该周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制度处于第一阶段时，覆盖率低，缴费人和受益人的比例很高，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且人口增长较快的阶段，所以可积累起一大笔当期盈余为该制度提供资金。第二阶段时，覆盖率加大，缴费人与受益人的比例降低，未在整个工作期间缴费的人却获得足额的津贴，缴费率虽然提高，但盈余减少或消失了。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人口年龄结构稳定且人口增长放缓的阶段。第三阶段，大多数人被覆盖并享有足额的退休津贴，人口已经老化，缴费人与受益人之比持续下降，大多数国家出现较大的当期赤字，直至制度走向崩溃(WorldBank,1994)。

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工作期间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形成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将保证该基金的最低收益率；在满足规定的缴费年限并达到退休年龄后即可一次性支取或分期支取过去个人缴费及其所得收益。按照上面定义的符号，加入保险制度时的年龄为a[,0]时，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退休金的发放标准为（等额分期支取的情况）：

附图{图}

式中r为年收益率，a[,0]为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的最低年龄。

从式(2)可以看出，完全基金制仅依赖于交纳的养老保险费的高低与基金的增值。任何该制度下的受益人都将在退休后领取个人在工作期间曾交纳过的养老保险费以及这笔资金的收益，缴费低者领取的养老金也少。显然，完全基金制不存在现收现付制那样的生命周期。然而，该制度当基金无法达到预期增值时，将无法支付应付的退休金。

因此，在实施养老保险计划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几乎没有适合的受益人，制度赡养率（注：制度的赡养率定义为制度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制度内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之比。）很低，现收现付制常常显得比完全积累制优越。当制度渐趋成熟时，更多退休人员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度的优越性消失了。但如果工资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超过利率，现收现付制在长期运作中仍然具有成本优势和较高的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能使各代人生活得更好：每代人都能得到比他们支付过的缴费额高的养老金现值。但是如果工资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低于利率，完全积累制计划就具备长期运作的成本优势以及较高的收益率(WorldBank,1994)。

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因其部分为现收现付制，部分为基金制，其性能特点介于两者之间。养老保险税率不可能每年都进行调整，所谓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在最初阶段由于存在较多的盈余而形成积累，实际上等同于混合式养老保险；随着现收现付制度的成熟，过去的盈余逐渐被用于弥补养老金支付的缺口，直至最终用完所有的资金而走向真正的现收现付。所以在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当现收现付与基金部分分开管理时，其现收现付部分也会因制度的成熟而有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其基金部分在不能达到预期收益时同样会遇到支付困难。

（四）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对于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其受益人均为制度覆盖者。因此，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应只就制度内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

1.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是代际资源的转移，制度内人口的老龄化必然对其产生影响。

(1)因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最初阶段，制度的赡养率（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之比）较低，短期内随着制度覆盖面的增大，制度的赡养率不会有太快的增长，但制度趋于成熟的过程将明显缩短。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成长期，赡养率已达到一定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意味着进入制度的新人呈下降趋势，制度覆盖面增大的速度必将放慢，将导致制度成熟的速度加快。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成熟期，赡养率已达较高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使缴费人口趋于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呈上升趋势，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必将迅速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

(2)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从式(1)可以看出，当退休年龄及替代率保持不变时，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致使a[,2]-a[,1]增大（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组别增加），若缴费率不变，必然会使制度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直至走向崩溃；但若能适当提高退休年龄a[,1]，将有可能在缴费率不变的条件下使替代率保持不变。

2.对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每一个人的退休金来自过去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及其增值，该制度不存在代际资源的转移，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制度内人口的老龄化并不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但当人口老龄化源自人均期望寿命的增加时（a[,2]-a[,1]加大），该制度也将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若要保持缴费率不变，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提高退休年龄或寄希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使资金快速增值。

3.对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当出现因生育率持续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必将在未来产生支付危机，而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不会受到影响；当人口老龄化源自人均期望寿命延长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均需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才可避免发生支付危机。因此作为两种制度的混合体，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无法应付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对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形成的人口老龄化也只有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才可使制度避免产生支付危机。

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既有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也有因医疗和生活水平提高使人均期望寿命提高的原因，至于两种因素哪个作用更大些，仍在讨论之中。战后，生育率持续下降，不论其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有多大，必然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基金式和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明显优于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已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主要指因改革而使社会将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与原体制的遗留问题有关，也与未来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世界银行，1998）。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意味着原制度的终结与新制度的开始。然而由于原制度内不同年龄组别的人已向原制度交纳过不同年限的养老保险费用，当原制度保持不变时，这些人退休后原制度有义务为其发放相应的退休金。过去原制度用收取的保险费支付已退休者的退休金，因而对现已退休和正在工作并已交纳过一定年限养老保险费的人形成隐性债务。这些债务不仅不会随制度的改革而消失，反而会因制度的改革而使隐性债务显性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债务并非需要立即支付，而是可以在未来需要时分期支付的。

（一）人口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人口学因素是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的主要诱因之一。原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等，无疑将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产生重要影响。人口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从某一特定时点看，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很高，则表明现行制度的债务（注：制度的债务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向现已退休者（老人）支付的养老金；另一类是，现在仍在工作，但已向现行制度交纳过养老保险费的人（中人）将来退休金的一部分。）较大，若此时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则原制度所欠债务的支付高峰将集中于改革后的最初阶段；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处在较低水平，则表明原制度的债务较小，实施改革后所需支付的剩余养老金较少。当从某一时间段进行考察时，若原体制内的赡养率已经较高而且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原制度的债务较大，并且改革后不久就将面临养老金支付的高峰期；而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呈下降趋势，则表明债务正在减少；若推迟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时间，短期内体制内的赡养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在一定期间内不会发生支付危机，则应待体制内的赡养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再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

2.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当退休年龄保持不变时，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人们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年限加长，因而由制度支付的养老金将会增加。在对现行养老金体制进行改革时，原制度遗留的债务（将需支付的养老金）不仅与每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有关，也与需要偿还债务的期限密切相关。当未来人均期望寿命随着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时，则将意味着原制度偿还债务的数量和期限将同时增加。因此，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将使原制度的债务负担加大。

3.即将被现行制度覆盖的人口的年龄构成。这将引起现行体制内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使原体制内的赡养率发生变化。当对改革的实施时间进行选择时，该项因素将起一定的作用，必须在考虑之列。

（二）经济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假定养老金体制改革发生在t年，而在改革后的第n年需付出的养老金总额为W(t+n)，则原制度遗留的债务在改革发生时的现值为：

附图{图}

式中，r为预期年收益率，m表示需要为原体制支付遗留债务的年限（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发生后，原体制覆盖范围内最后一个生存者的死亡时间与改革时点间的年限）。由于相对而言，W(t+n)和m主要取决于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因此影响原制度遗留债务现值的经济学因素等同于影响投资收益率r的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将对投资收益率产生影响。若改革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较高的经济增长必然产生较高的投资需求，因而将可望有较高的投资收益，从现值看，r增加，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减少；若改革发生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不景气阶段，投资需求必然较低，将不会有太高的投资收益，从现值看，r较小，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

其次，实际利率对投资收益率的影响。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在名义利率一定的情况下，若通货膨胀率较高则实际利率较低，因而r较小，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若通货膨胀率较低则实际利率较高，因而r较大，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趋于减少。同理，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情况下，当名义利率较高时，则实际利率也较高，因而r较大，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趋于减少；而当名义利率较低时，实际利率也较低，因而r也较小，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

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因素也将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带来间接影响。一是，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的财政状况。一般而言上缴的养老保险费与一般政府财政税收是分开管理的，但在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却必须由政府承担。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还清所有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因此，若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政府有较大的财政盈余，则将非常有利于对原体制遗留债务的清偿；若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政府已有较大的财政赤字，则对于筹集清偿原体制遗留债务的资金十分不利。二是，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的就业状况。提高退休年龄是使养老保险体制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当提高退休年龄作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时，必将使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在劳动力需求一定下，失业率必将呈上升趋势，政府将承担更多的失业救济费用。因此，在考虑改革成本时，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三是，养老金体制改革是否会要求增加缴费率？如果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将需要增加缴费才能获得当前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的退休金收入水平，则增税将使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四是，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否会降低替代率？实际上这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问题。若保持现在的缴费率不足以获得当前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的退休金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水平的下降将使消费需求下降，进而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五是，若选择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为清偿原体制遗留债务筹集资金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三）社会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第一，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意味着社会统筹水平的降低。当由于个人的短视行为未能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足够的资金时，老年贫困者将会增加，社会将为保障最低生活水平而承担更多的社会救济费用。

第二，保证代际公平是政府的一项社会责任。由于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而使某一代人的付出大大低于所得，则将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三，性别差异将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由于一旦在工作期间按规定交纳了养老保险费，则在退休后无论生存多少年，每年都将有权领取既定额度的退休金。但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体制下，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量是固定的（即工作期间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及其增值），当生存年限较长时，年度内领取的退休金数量必然下降。生理差异使女性期望寿命一般高于男性，而当前在许多国家女性退休年龄均低于男性，所以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体制下，女性退休后的收入会大大低于男性。同样情况下，女性老年贫困者将大大高于男性，这必将加重社会负担。

（四）养老保险体制现状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养老保险体制现状是决定改革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处于发展初期，覆盖面较小，原体制遗留的债务较少，只需付出较小的代价就可完成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当该制度进入成长期，覆盖面加大，原体制遗留的债务相对较多，改革的成本必然加大；当现行制度进入成熟期，覆盖面已扩大到一定程度，赡养率较高，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必然较多，社会必然要为改革付出很高的代价。

当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若原体制尚有部分盈余以抵消部分债务，则将使体制改革的成本减小；反之则无疑于火上浇油，与其立即对其进行改革，倒不如先想办法筹集资金让现行体制负债运营一段时间，待其渡过支付高峰后再进行改革。

原体制承诺的替代率的高低是决定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当其他因素相同时，较高的替代率将意味着原体制遗留较大的债务，反之则债务较小。

原体制规定的退休金计发方式也是决定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原养老保险体制规定退休金与工资增长率挂钩的情况下，随着在职职工工资的增长，原体制遗留债务的现值也将增长。而在原养老保险体制规定退休金与物价上涨幅度挂钩的情况下，原体制遗留债务的现值将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上升。

三、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最小化研究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将对不同年龄组别人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下面采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方法分析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最小化问题。OLG模型是目前广泛应用于有关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研究的一种方法。第一个大规模仿真OLG模型由Auerbach与Kotlikoff建于1987年，它由55个给定期望寿命且有远见的队列组成，技术进步设为外生而劳动力为内生。该模型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一定的扩展，如增加了不确定的期望寿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商品，不同的消费群体及贷款限制等因素，但与最初Auerbach与Kotlikoff所建模型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1989年Auerbach等人用此模型分析人口变化对四个OECD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以及瑞典）产生的影响。在对退休金标准、财政政策以及经济的开放程度等进行不同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对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模拟。1997年Kotlikoff等人又用OLG模型对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的私有化影响进行模拟，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OLG模型已被一些研究人员用于研究有关养老金改革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智利）的影响。KetilHviding与MarcelMérette于1998年又对Auerbach等人的模型进行了扩展，把对养老金改革和人口老龄化两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HvidingandMérette,1998)。

采用OLG模型方法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最小化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下，体制内不同年龄组别、不同缴费年限的人上缴的养老保险费用被用于支付体制内已退休者的退休金，为此，现行体制是一种存在代际间(Intergeneration)资源转移的体制。二是，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实施改革必然涉及如何对原体制遗留债务进行清偿的问题，而每年偿还的债务也是针对多个年龄组别（即多个出生队列）进行的。三是，原体制遗留债务的清偿需要延续许多年，因而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折现率将对债务额的大小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1)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可选择在t[,0]至t[,1]年内开始推行；并且一旦决定实施改革，所有现行体制覆盖下的养老保险对象均立即转入新体制。

(2)现行体制下对退休者养老金的发放标准为：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n年内的平均工资之比为R[,n]。

(3)现行体制的结构为P(a,y,t)，其中a表示年龄，y表示已缴费年限，t为年度。

(4)若改革发生在t[,0]年之后，在改革之前的几年内仍将有人进入现行体制，新进入的人的年龄构成为NP(a,t)，其中，a为年龄，t为年度，并且t[,0]≤t≤t[,1]，当不计死亡影响时，t年度现行体制的结构将为：

附图{图}

(5)假定改革方案规定原体制下已缴费者按已缴费年限占应缴费年限的比例为系数确定未来原体制应向其支付的养老金数额。

(6)截至t[,0]年年初，现行体制内资金盈余为TC[,0]。

(7)预计资金的年收益率为r（当预计资金收益率会有所变化时，可以r(t)表示。在此仅假定其为一常数）。

(8)在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前现行养老保险费率保持不变，即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内的所有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其收入的比例均为常数C。

(9)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其工资增长只与参加工作的年限有关，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将增加一个固定的比例w，同时假定第一年的工资水平为W[,0]。

(10)假定所有人都在年龄为a[,0]时开始工作，于a[,1]岁末时退休，人均期望寿命为a[,2](t)（为将人均期望寿命延长的情况考虑在内，此处将人均期望寿命设为时间的函数。下面将死亡概率设为时间的函数也出于同样的考虑）。

(11)在现收现付制下，已退休者每年领取的退休金为W[,r]。

(12)假定决定人均期望寿命的年龄别死亡概率为d(a,t)，对于已退休者（即年龄大于a[,1]者），每年a岁组尚存人数将等于上年初a-1岁组尚存人数减去该年龄组在上一年内的死亡人数，即：

P(a,y,t)=P(a-1,y,t-1)

-p(a-1,y,t-1)·d(a-1,t-1)

=p(a-1,y,t-1)

·(1-d(a-1,t-1))

（请注意：到退休时，已缴费年限y将不再改变，保持为定值；由于工作年龄段的死亡概率较低，为简化起见，假定所有人都能存活至退休年龄；但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概率将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必须在考虑之列）。

若改革发生在t′时刻，原体制所欠债务总额的现值将取决于以下三部分的大小：

(1)t[,0]时刻的盈余，在t′时刻的现值：

TC[,0]·(1+r)[t-t[,0]](3)

(2)现行体制在t[,0]到t′期间的收支差额在t′时刻的现值：

附图{图}

（式中，第一部分为各年度收取的养老保险费，第二部分为各年度支出的退休金）。(3)在t′时刻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现行体制在未来应支付的退休金在t′时刻的现值：

附图{图}

式中T表示现行体制未来应支付退休金的最高年限，由人均期望寿命增长的幅度决定。图1给出式(5)所述情况。

图1中第一部分为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已退休者（老人），他们在生命结束前，将领取全额退休金，即式(5)中的第一部分；图中第二部分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但已向原体制交纳过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费者（中人），他们在到达退休年龄后，原体制应根据他们过去的缴费情况（图中第三部分）向其支付一定比例的退休金，即式(5)中的第二部分。

为讨论方便，把式(3)记为TD1，把式(4)记为TD2，把式(5)记为TD3，当在t′时刻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原体制遗留债务TD为：

TD=TD3-TD1-TD2(6)

可以看出，TD的大小取决于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预计资金的年收益率、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比），以及工资增长的幅度和决定人均期望寿命的年龄别死亡概率等（为简化，此处并未考虑退休年龄提高、就业状况、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影响。要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进行计算机仿真）。

对于TD1而言，TC[,0]为一常数项，当可以保证r为大于零的小数时，有：当t′固定时，(1+r)t′-t将与r呈同方向变化，r增大则(1+r)t′-t增大；r减小则(1+r)t′-t变小。同样，当r固定时，(1+r)t′-t也将与t′呈同方向变化。

附图{图}

图1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原体制遗留债权所有者年龄结构示意图①

①在改革后的某一时刻t，对原体制拥有债权者由两部分人组成：改革时已退休者（老人，年龄为B到a[,2](t)）和改革时尚未退休但已向原体制交纳(A-a[,0])年以上养老保险费在时刻t已退休者（中人，年龄为a[,1]到B）。

因此，TD1是r与t′的增函数。当投资收益率为正值时，现时的盈余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TD2的情况尽管看起来较复杂，但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出现入不敷出时，由于年度内收缴的养老保险费仍大于年度内为已退休者支付的养老金，所以TD2也将是r与t′的增函数。

从式(5)来看，在t′一定时TD3将与r（同上假定r＞0）呈反方向变化，而在r保持不变的情况下，TD3与t[1]间的关系将由改革时的年龄结构、替代率、工资增加幅度及未来的人均期望寿命等决定。

因此，在r一定的条件下，TD与t′的关系将决定于TD1、TD2、TD3之间的相对变化。

为便于讨论，假定TD1、TD2、TD3均为t′的函数，并且在[t[,0],t[,1]]上连续、可导，则TD也是t′的函数，并且在[t[,0],t[,1]]上连续、可导。上面的讨论表明：在r＞0的条件下，存在附图{图}

即恒有附图{图}，则在[t[,0],t[,1]]上TD的最小值出现在t[,0]处。这种情况表明，尽管现行体制的运行仍将产生盈余，但盈余及其增值的速度已低于债务增加速度，必须立即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实施改革的时间越迟，社会将要付出的代价越大。(2)若在[t[,0],t[,1]]上存在使

附图{图}

则t″点为使TD达到最小值的点。这种情况表明，在t″之前，保持现行体制，盈余仍将增加，并且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大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但在时间t″之后情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将低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应选择t″点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即t″点是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实施改革的最佳时点，选择在该时点进行改革可使改革的成本达到最小。(3)若在[t[,0],t[,1]]恒有

附图{图}

即不存在使附图{图}的点，则表明在[t[,0],t[,1]]上TD的最小值将位于t[,1]处。这种情况表明，在[t[,0],t[,1]]时间段内，保持现行体制，盈余将持续增加，并且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大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在[t[,0],t[,1]]时间段内不应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而应视情况选择在t[,1]之后再决定是否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

由于附图{图}的大小与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下面将就不同的人口年龄构成进行简单讨论：

(1)战后出现过人口出生高峰，但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医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年龄构成已经老化，只是老化的速度较缓慢，美国及OECD的一些国家均属这类情况。

美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大多数人，继续推行该制度则进入该制度的新人仅为刚及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人口年龄结构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接近。

根据联合国1996年所做预测，美国2000、2020和2040年人口年龄结构见下表。

观察下表及图2并结合前面给出的公式，对美国而言，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这批人（以下简称为BBS）现在正是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主要力量。原因在于，BBS现已40岁左右，平均交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已占应缴费年限的一半左右，而若选择此时进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原体制仍将负担其退休金的近一半，而由于工资收入与年龄高度相关（注：在进行公式推导时，曾假定工资随参加工作的年限按固定比例增长，美国1998年《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50岁以上人的工资水平有所下降。），对于BBS来讲，在剩余的一半缴费年限中将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必将大大高于其已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即式(4)中的第一项目前呈增加趋势。尽管式(4)中的第二项也将有所增长，但从总体看式(4)仍有一段时间将保持正值。目前美国养老保险体制已积累大笔盈余，并且年度财政赤字也已消除，所以如能在未来数年内使养老保险体制的盈余较好的增值，TD1与TD2都将增加，而TD3的第二部分即对中人的退休金债务将随着BBS退出工作年龄而大大减少，而与BBS在退休前这段时间所交纳的养老保险费相比，BBS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增加并不多，所以TD3第一部分的增量较小。因此，最小化的改革成本有可能存在于2020年之前的某个时点。

(2)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同时，死亡率也急速下降，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均属此类情况。

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职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新增职工的速度已明显放慢，与此同时退休职工却迅速增加，为退休职工发放退休金已成为影响许多企业发展的障碍。从1997年起我国已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明确采纳了混合式养老保险体制。由于社会统筹的层次较低，而且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对原体制遗留债务进行清偿，因此在现行体制下个人账户空账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于现收现付式体制的延续。

美国人口年龄结构表万人

年龄分组200020202040

0-41876.32156.22155.6

5-92045.62147.72127.7

10-142017.62043.62125.8

15-191940.21959.32148.4

20-241813.22006.72169.0

25-291833.62197.42162.2

30-342006.42183.52059.8

35-392276.22097.91979.6

40-442282.81944.72034.3

45-492032.71912.52208.6

50-541763.62016.72155.4

55-591360.42203.92032.2

60-641080.92113.91821.3

65-69943.11766.51697.9

70-74878.61389.91645.8

75-79735.1924.51582.3

80以上896.11163.02213.0

资料来源：TheSexandAgeDistributionoftheWorldPopulatios,The1996Revision,UnitedNations.

附图{图}

图2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图

资料来源：TheSexandAgeDistributionoftheWorldPopulations,The1996Revision,UnitedNations.

由于过去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仅覆盖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而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新增职工的速度已明显下降，当前体制内的年龄结构确实已经老化。但由于制度的覆盖面较小且社会统筹层次较低，制度仍处在发展阶段。如果加大制度的覆盖面，使目前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中的职工也进入养老保险体制，再加上目前因城镇化而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在一定时期内现行体制将保持相当的盈余（TD1与TD2都将增加，并且TD2将快速增加），而由于体制内退休者（TD3中的第一部分）在短期内增加不多，如若利用前面给出的公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并不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时机，现行体制遇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统筹层次的途径加以解决（笔者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对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的最小化时机进行了模拟，印证了以上推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另外，在上面的讨论中，并未区分究竟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制，还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混合制，但是无论转向哪种制度，现行制度的遗留债务都是相同的，除人均期望寿命和预期收益率外，这笔债务仅由改革的时点和改革前现行体制的状况所决定，而与改革后制度的选择无关。

四、结论

无论是完全基金式、混合式还是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均无法抵御因人均寿命延长产生的人口老龄危机。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既源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也源于因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的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对于因生育率持续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明显无法抵御其冲击，所以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由于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内每年收取的养老保险费中的大部分已用于对体制内退休者的退休金的支付，体制内已退休者（老人）和已向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交纳过数年养老保险费但目前尚未退休者（中人）未能形成积累，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就必然要求社会兑现原有的承诺，从而使原体制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原体制遗留债务的大小是改革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衡量改革成本时还应考虑经济增长、就业状况、财政承受能力、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贫困化、代际公平、男女性别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对影响改革成本的部分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推断：由于存在年龄结构上的差异、人均预期寿命增长速度的不同以及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各国必然存在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时点，而并非改革得越早越好。在决定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为使社会承担的改革成本达到最小化，应结合各国情况妥善选择改革的时机。

【参考文献】

1李珍(1998)：《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

2世界银行(1998)《老年保障：中国的养老金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