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论文篇（1）

孤独是你我的裂变/裂变是黑色的沦陷/捉不住你的眼波/眼波从肩头滑过/

你我似飘忽的星体/星体在悄然地红移/生命已散成碎片/碎片零落在荒原/

愿你像黑洞般神秘/释放出无声的引力/再不要抽身远去/来吧让你我遭遇/

Oh,forgetHeandforgetShe/Itaketoyou,youtaketome/

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首诗《我和你的商籁--读马丁·布伯哲学有感》[1]，它是有感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2]的思想而发的：在他看来，"他"或"她"是一种与"我"对立的、疏远的、陌生的、异己的在者；只有化"他"为"你"，在"你-我"对话的情景里，我们才能返回到本真存在的"我"。这与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的体悟一致，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刻的揭示。但不幸的是，自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来，这种"我-他"异在的生存处境就一直是人自身的一种基本的存在论事实。这个事实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意识中一再反映出来，西方世界最近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而其实在中国，近代以来直至今日，我们津津乐道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就其以"中-西"文化二元对峙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本预设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我-他"异在的态度模式？西方人固然视我们为"他者"，而我们未尝不视他们为"他者"？所以，西方人固然需要反省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又何尝不需要反省自己的某种"华夏中心主义"？然而很无奈，我这里仍然在区分"我们"和"他们"。可见我们自己的这种以异族为"他者"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并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古代汉语人称代词"你"、"我"、"他"的语义分析，反省我们自己的这种"他者"意识。

1．他：缺席的他者

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第三人称"他"的用法上：我们用"他"来指称那个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谈到"他"时，我们心中常常是充满着疑惑、猜忌、甚至敌意的。跟对话中出场的"我"和"你"不同，"他"总是不在场的，我称之为"缺席的他者"。

在汉字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俗体字，最初写作"它"。最古的字书《说文解字》尚且没有"他"字，只有"它"字，段玉裁注："它，其字或叚（假）''''佗''''为之，又俗作''''他''''；经典多作''''它''''，犹言''''彼''''也。"徐灏笺注："古无''''他''''字，假''''它''''为之；后增''''人''''旁作''''佗''''，而隶变为''''他''''。"这里应注意的是：（1）"他"是"佗"的隶变俗体字，当出现于秦汉之际；（2）"佗"是"它"（作为代词）的假借字，也是后起的用法。[3]（3）"它"是"蛇"的古体字，这是众所周知的。《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弯曲）垂尾形。"《玉篇》："它，蛇也。"宋代罗泌《路史·疏仡纪·高阳》"四它卫之"，罗萍注作"四蛇卫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三·湖州府》说："杼山上有避它城，……盖古昏垫时民避蛇于此。"以上都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段玉裁和徐灏及许多人都把作为人称代词的"它"视为假借字，这就值得商榷了。在我看来，"它"字的意义从指称蛇虫到指代人物的演变，这并不是假借，而是词义的引申。

这要从上古的成语"无它"和"有它"谈起。《说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当时蛇多，所以人们见面时常相问：没有蛇吧？这相当于后世见面问候的套语：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既然成为了一般见面问安的套语，则"它"的含义也就泛化了：不仅指蛇患，而且指一般的忧患，或如高亨先生所说的"意外之患"（详下）。进一步联系到当时部族之间战争频繁的事实，"它"在问候中更多地是指称的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例如《国语·周语下》谈到单子"能类"，并引《诗经·大雅·既醉》"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认为"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它矣。"韦昭注："类，族也"；"它，它族也。""不出于它"即不出自外族。所以，"无它乎"的通常意思是问：没有外族来犯吧？相反，如遇外族侵犯，便是"有它"。对此，我们可以《周易》古经的"有它"为证。《周易》共有三处谈到"有它"，大抵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转一是《比卦》初六爻辞："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指出："（《说文》"它"）''''重文作"蛇"''''。是古人称意外之患曰''''它''''。此爻云''''终来有它吉''''，大过九四''''有它吝''''，中孚初九''''有它不燕''''，义并同。殷墟卜辞亦有''''有它''''''''亡它''''[4]之文，义亦同。筮遇此爻，终有意外之患，而不足为患，故曰''''终来有它吉''''。"这里指出"意外之患"是对的，但还不够，未能说明何以"不足为患"而"吉"，这是因为高亨先生讲错了"来"字，以为虚词而无实义，于是"终来有它"就成了终于有它，可是这就应该导致"凶"，怎么能说明"吉"呢？实际上：其一，此"意外之患"乃指异族外患；其二，此"来"意思是"徕"，是使动用法"使之来"；"终来有它"是说终于招徕了异族，亦即通过诚信（孚）亲辅（比）的手段安抚了异族，故"吉"。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爻的"终来有它"也就是卦辞的"不宁方来"，即亲徕了不安分的异邦（应提起注意的是，当时的一"邦"一"国"其实就是一个部族）。高先生自己解释"不宁方来"就谈得很好：

"不宁方来后夫凶"殆古代故事也。王夫之曰："''''不宁方''''谓不宁之方，犹《诗》言''''榦不庭方''''。"其说甚韪。宁，安也。方，犹邦也。《诗·荡》"覃及鬼方"，《抑》"用逷蛮方"，《常武》"徐方绎骚"，诸"方"字皆犹"邦"也。古金文亦或用"方"为"邦"义。"不宁方"谓不安静之邦，即好乱之邦也。……"不宁方来"谓不宁之邦来朝也。

显然，这里的"不宁方"即是"它"，"不宁方来"就是"终来有它"。"有它"（存在异己的外族）则凶，"终来有它"（亲徕了异族）则吉。所以《象传》解释《比卦》说："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这就是卦名"比"的意思，也是"终来有它"的意思。

二是《大过》九四爻辞："栋隆，吉；有它，吝。"高亨先生解释："栋高者室巨，室巨者家大，自是吉象；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有意外之患，则不易克服，如寇盗不来则已，来必徒众力伟，而难抵御也。"如上所说，所谓"寇盗"当指来犯的外族。当时部族之间经常互相侵袭，这在《周易》古经多有记载。这句爻辞的原意应该是说：筮得此爻，得吉；但是如遇外族来犯，则吝。此卦与《比卦》都是讲的通过"亲比"的手段安抚招徕异族的道理，不过具体途径不同：《比卦》似乎是用当时流行的盟会的方式，高亨先生解释《比卦》时便谈到了盟会的事实：

诸侯朝王，后至者诛，故曰"不宁方来后夫凶"。《国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竹书纪年》："帝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不宁方来后夫凶"疑即记禹杀防风氏之故事也。

而《大过》则是用的婚姻的方式，故爻辞说："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

三是《中孚》初九爻辞："有它，不燕。"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蛇，不安。高亨先生解释："燕，亦安也。……然则''''有它不燕''''者，有意外之患则不安也。"这一卦实际所记载的，就是一次外族来犯，所以，下面九二爻是一首饮酒誓师的歌谣："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接下来的六三爻，便是一首抗击外族侵犯的战斗歌谣："得敌，或鼓，或罢（同"鼙"），或泣，或歌。"笔者曾经指出："''''中孚''''，发自内心的诚信"；"从诗意看，''''鸣鹤在阴''''一节乃是战前誓师，取信于众，以求同仇敌忾，当为''''中孚''''之意的来源。"[5]值得一提的是，"有它不燕"帛书《周易》作"有它不宁"。宁即是安，联系到上文讨论的"不宁方"，这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此处的"有它不宁"显然就是"不宁方"的意思。这就是说，作"不燕"是指"我"不安，作"不宁"则指"它"不宁。但无论作何种解释，此卦都是记载的一次外族来犯的事实。

以上《周易》"有它"诸例表明，"它"总是指的异己的外族，亦即危险的他者。与"有它"相对的即"无它"，自然是指的没有意外之患，具体来说，就是没有外族的侵犯。

与此相关的，还有"非他"这种说法，指的是很亲近、对自己无二心的人。例如《仪礼·觐礼》，天子招见司空时说："非他。伯父实来，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郑弦注："言''''非他''''者，亲之辞。"既称为"伯父"，即未视之为异己外族，故言"非他"，表示亲信。又《士昏礼》谈到婚礼过程当中约定见面的一个礼节，女方之父与其女婿的对话："主人对曰：''''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对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对曰：''''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不敢固辞，敢不从？''''"郑弦注："非他故，弥亲之辞。""非他故"即"得以为外昏姻之故"，因为婚姻使得外姓变为同族，故言"非他"。这两例都涉及部族之间的关系。既然"非他"表示亲近关系，"他"或"它"当然就表示与此相反的疏离关系。这就表明，中国古代的他者意识是与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左传·成公四年》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所谓"华夷之辨"，即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严格分别关于他者意识在"他"或"它"上的表现，我们还可讨论以下几点：

其一，一般来说，"他"或"它"当初并不是特定的人称代词，而是一般的远指代词，意思是"彼"（今所谓"那"），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段玉裁注《说文》："它……犹言''''彼''''也。"《正字通》："他，彼之称也。"《集韵·戈韵》："佗，彼之称。"这种"远指"的意味，蕴涵着一种疏远的态度，正是以他者为一种"异己"（alienated：异化、疏远）的在者的意思。"他"之为"彼"，含有两种意义：一是"物我"对待的"物"，一是"人我"对待的"人"（他人）。而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异己的在者。所以《玉篇》说："它，异也。"《吕览·贵生》注说："他犹异也。"因此，"他"总是被排斥在外的，这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说："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它；征于它，利乃外矣。"兄弟之间即使有怨，也是"非他"的关系，这里，"他"总是被"下罚场"了的，即是说，"他"决不在那种能够体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你我"对话的语境之中。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即便是出场为"你"，仍然不在这种语境之中，而至多是一种"在场的他者"。

其二，这种既指人、也指物的"它"或"他"，更多地是指的非人的物。所以，"他"或"它"常常被冠于物前，例如《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左传·隐公元年》"制，巌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史记·高祖本纪》"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等等，"他"或"它"都用以指物。因此，"他"或"它"之为"彼"，作为一种异己的在者，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非人"的含义。可见"他"或"它"兼指人与物，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人作为"他者"，与"物"无异。体现在部族关系上，在古代意识里，中原以外的都不是人，所以，那些氏族部落的名称往往都带一个"犭"旁或者"虫"旁，例如"狄"、"蛮"之类。四川的古称"蜀"是一种蠕虫，重庆的古称"巴"也是一条虫，可能是大蟒蛇。[6]当时有一个经常侵犯中原的部族，被称为"猃狁"，意思是长嘴狗。只有"我"亦即中国人才是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谈到"我"时再作讨论。

其三，以上两层观念都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的，他者乃是异己的在者；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则"他"或"它"乃是邪恶不正的东西。故《玉篇》讲："它，非也。"《礼记·檀弓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郑弦注："他志，谓私心。"《大学》引《尚书·秦誓》语："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郑弦注："他技，异端之技也。"是说此臣专心善道而无异端邪术。《汉书·卫绾传》说："（因为卫绾）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颜师古注："心肠之内无它恶。"所以扬雄《法言·问道》才说："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上文所说的古代成语"有它"和"无它"，也都有这种意味：无它则善则吉，有它则恶则凶。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突出的汉语现象：古人凡是谈到不在场、但自己尊敬的或者亲近的人时，是决不会用"它"或"他"相称的；反之，凡是谈到"他"或"它"或"彼"时，都是充满疑忌、警惕、甚至敌意的。

2．你：在场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古代汉语全套人称代词的语言游戏规则，以至第二人称"你"也蜕变成了一种"他"，区别仅仅在于："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同为他者，无论"他"还是"你"都是异己的在者："他"不是"你"的不在场，"你"反倒是"他"的在场。这就正如古诗所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7]这就是说，面对着"我"的"你"，心里却并没有"我"，因为"你"并不是本真的你，而只是"他"的出场而已，即便你我是在对话，你也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刻的"你-我"仍如"他-我"一样，"尔为尔，我为我"[8]，仍然不能达到真诚的沟通，更谈不上"相视而笑，莫逆于心"[9]。"我"和"你"的关系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我"和"他"的异在关系，这种疑忌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左传·成公元年》的那句著名的祈愿中："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这个祈愿正好反证了现实的"你我"关系只是"尔虞我诈"的关系。第二人称"你"字的出现较晚，是从"尔"、"汝"（古或作"女"，假借，读亦如"汝"）演变而来的。[10]《广韵·止韵》："你，汝也"；《语韵》："汝，尔也。"《集韵·语韵》："女，尔也。通作''''汝''''。""汝"本是水名，"女"本指女人，即它们作为人称代词都是假借字。汉语的用字，除第一人称外（讨论详下），第二、第三人称都是用的假借字，即都没有本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设想，"我"的观念的产生早于"你"和"他"的观念？[11]如其然，则根据下文对"我"的分析，似乎自我意识从其产生之际，就由于跟族类意识密不可分而已经异己化了？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个人是否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自我？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已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允许讨论的了。

作为人的存在的异己化的结果之一，"你"也染上了浓厚的他者意识的色彩。例如《广韵·止韵》："你，秦人呼傍人之称。"这里所谓的"傍人"（旁人），显然就是视"你"为异己者的意思："你"虽然在场，但只是本不在场的"他"的出场而已。"你"的这种他者意味，在用法上的表现，就是它往往不用于尊称、爱称，而只用于上对下、尊对卑之类的称呼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详见下文，这里我们仅以《晋书·国传六·后秦姚氏》里的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弋仲性狷直，人无贵贱皆''''汝''''之。"是说弋仲这个人性格很直率，不论贵贱之人，他都直呼以"你"。这种用法被注明"无贵贱"，即被视为一种不合礼仪的、即不符合语言游戏规则的用法，因为对尊贵的人是不能直呼"你"的。反过来说，"你"是对卑贱者的称谓，而卑贱者是"我"不应亲近、而应疏远的在者。

这种游戏规则与"它"一样，也跟族类意识有关，上文说到高亨先生解释《比卦》"不宁方"，作为上古成语又作"不宁侯"，对于这种异己的外族，他所引证的许多例子都称之为"汝"、"女"、"尔"、"若"：

《礼记·考工记》："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大戴礼·投壶篇》："鲁命弟子，辞曰：''''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白虎通·乡射篇》："礼，射祝曰：''''嗟尔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业，亢而射尔。''''"《说文》："侯，乡飨所射侯也。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仪礼·大射仪》"董侯道"郑注："尊者射之以威不宁侯，卑者射之以求为侯。"是"不宁侯"为古代成语。不宁之侯谓之"不宁侯"，不宁之邦谓之"不宁方"，其意一也。

但第二人称"尔"或"汝"的用法似乎经过一番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似乎正是人们丧失本真状态、亦即他者意识渗入第二人称的过程：它本来是可以通用的，那是一种本真的用法；后来才转变为专门用于上对下、尊对卑的称呼。《正字通》说：本来"我称人曰''''尔''''"；"古人臣称君皆曰''''尔''''。《诗·小雅·天保》称''''尔''''者九，《大雅·卷阿》称''''尔''''者十三；《书·伊训》、《太甲》称尔、汝亦肰（然）。"例如《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由此可见，"你"与"我"本来是互为主体际对话者的，正如《诗经·皇矣》郑弦笺注："尔我，对谈之辞。"但是，后来却成了上对下、尊对卑的称谓，例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魏书·陈奇传》："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尔汝之"意为以"尔"或"汝"相称，以表示轻侮的意思。例如《孟子·尽心下》："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朱熹集注："盖''''尔汝''''，人所轻贱之称"；焦循正义："''''尔汝''''为尊于卑、上于下之通称。"其实，在人际关系的本真状态中，以"尔汝"相称本来是表示亲昵的，但在"你"的观念异己化之后，这种称呼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例如杜甫《赠郑虔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只是作为醉中"忘形"的结果，"你"才流露出本真性。又如韩愈《听颍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是在"儿女"（男女）热恋中的"忘形"，此时才有"你"的本真性。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在"忘形"（忘却世俗）的情景下才能回复到本真的"你"。与此相应，作为指示代词的"尔"也从本来的近指之"此"（这）转变为远指之"彼"（那），即逐渐疏远化了。"尔"本近指，如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所说："尔犹此也。"近指之"尔"与"迩"（即近）相通，如《周礼·地官·肆长》所说："实相近者，相尔也。"此种近指之"尔"也作"汝"或者"女"，吴易莹《经词衍释》说："''''尔''''犹''''此''''也，《书》''''尔不啻不有尔土''''、《诗》''''既作尔歌''''是也。通作''''女''''''''汝''''。《诗》''''今尔下民''''，《孟子》引作''''今此下民''''，《左传》昭十二年''''子产过汝''''，十八年''''子产过女''''，皆言''''过此''''也。""尔"作近指，又常作"如此"讲，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之言''''如此''''也。"《六书故·数》："''''如此''''之合为''''尔''''。"其中的"此"亦近指代词。但随着"你"的疏远化，"尔"后来就变为远指了，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七说："尔，犹彼也。""彼"即远指代词。例如《诗经·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此"此疆尔界"即"此疆彼界"。《世说新语·赏誉》："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这里的"尔夜"意为"那晚"。《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尔时居士种种说法，教化王孙，令往菴园。"这里的"尔时"意为"那时"。从近指向远指的演化，正反映出"你"的观念的疏远化（alienation）："你我"之间产生了"此疆尔界"的隔膜，"你"也变成了他者。

3．我：内在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不仅决定了"你"的、而且同样决定了"我"的语言游戏规则。如果说，尽管"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同样都是外在的他者；那么，"我"就不过是一种内在的他者而已。换句话说，"我"不过是已经丧失了本我的存在状态，即是本我的异化形式。这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但是实质内容不同：我所谓"本我"是指的本真的我，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本能。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的自我意识结构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结构之间，是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的："我"作为内在的他者，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是由两个方面相互渗透而成的：一方面是"本我"即本真的我；另一方面则是"超我"，它是作为外在的他者的"他"和"你"渗透于潜意识结构中的结果。《论语·学而》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亦即我反省我自身，就是用超我来监督自我。至于中国潜意识结构中的本我，则是需要我们加以发掘的--或许，这需要我们返回到"前轴心时代"去？

当然，汉语"我"这个概念的产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它代表着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自我意识，正如对"它"的意识一样，一开始就是与自身所属族类的存在相关的，亦即是与其他族类即"它"相区别对待而成立的。如前所述，古代的"它"跟部族之间的战争有关；而"我"亦然，《说文解字》解释"我"字："我，施身自谓也。……从戈、从千"[12]；"一曰：古''''杀''''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认为："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柲似戈，故与''''戈''''同，非''''从戈''''也。卜辞均假为施身自谓之词。"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我"与作为武器的"戈"有密切关系。郑樵《通志·六书略二·会意》说："我也，戍、戚也，戊也，皆从''''戈''''，有杀伐之义。"例如《尚书·泰誓中》"我伐用张"，《孟子·滕文公下》即作"杀伐用张"，证明了"我"蕴涵着对于异族的杀气。

但我认为，把"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来用，这并不是文字的假借，而是意义的引申：持戈杀敌，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我"作为族类成员的首要职责，因而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部族敌人的意识相互关联的。我们在前文曾提到的《周易·中孚》那个例子就是一个明证：外族来犯之际的"有它，不燕"和本族投入战斗之前饮酒誓师的"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把"我""尔"和"有它"联系起来的。唯其如此，"我"经常被作为一个战争术语，表示敌我双方的一方。例如《左传·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汉书·李广传》："虏亦不得犯我。"这种充满着杀伐气、硝烟味的用法，至今依然，例如"我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关于这一点，段玉裁对《说文》"我"字的解释"施身自谓"的说明值得注意：

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与（之义）……施读"施舍"之施，谓用己厕身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施者，旗貌也；引申为施舍者，取义于旗流下垂也。《释诂》……又曰："台、朕、赍、畀、卜、阳，予也。"……愚谓有我则必及人，故赍、畀、卜亦在"施身自谓"之内也。

这里有三点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一是"有我则必及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说过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他者的意识不可分割的。二是取"施与""施舍"之义，这就是说，这时一个人就必须舍弃那个纯粹本真的自我，亦即"施身"[13]。三是"用己厕身于众中"，这是"施身"的实际结果，就是使"我"同于在场的本族的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讲，这就是本真的自我的"沉沦"。

古代汉语"我"也作"吾"。"吾"为第一人称的本字而非假借，这在第一人称诸字中是唯一没有异议的。《说文》："吾，我自称也。"这个字从"口"，表示称呼。有意思的是，唐代刘威《遣怀寄欧阳秀才》诗："平生闲过日将日，欲老始知吾负吾。"这犹如著名的《明日歌》所说，日复一日地虚度年华，老来忽然悟出这是辜负了自己。这句诗实在可以做本文的标题：主格之"吾"辜负了宾格之"吾"，成为了后者的内在的他者，亦即本真之我的异化存在。可见主格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并非本真的自我。[14]这与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的用法正好相反：主格之"吾"似乎是本真的自我，宾格之"我"似乎是内在的他者。[15]"丧我"便是克服异化的我，回复本真的我。如此说来，《论语·子罕》主张"毋我"，这与庄子的"丧我"可谓异曲同工。

但在我看来，对"吾"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法，其本义是防御之"御"，即与"我"字一样，都是武装防御的意思。许多古训均如此说，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广韵·模韵》都说："吾，御也。"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本字与经传通用字》里指出："《毛公鼎》云：''''以乃族干吾王身。''''徐同柏读''''吾''''为''''御''''，此以经传常用字读之也。"古典文献确有这种用法，例如《墨子·公输》："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孙诒让《墨子闲诂》解释说："''''吾''''当为''''圄''''之省。"其实无所谓"省"，《说文》明确指出："圄，守之也。从口。"此"圄"即守御、防御之"御"，也就是"吾"。汉代有官名"执金吾"，字面意思就是拿起武器防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说法："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续汉书·百官志四》对"执金吾"的解释也是："吾犹御也。"可见"吾"与"我"一样，都是抵御异族的意思。

这里的关键，从文字学上看，是如何理解"吾"字的从"口"。其实，此"口"应读为"围"，意思是"域"，意指部族据守的疆域，也就是"国"。"国"古字作"或"或"域"，也都从"口"，《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段玉裁注"国"字："古''''或''''、''''国''''同用"；又注"或"字："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他紧接着解释道：

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各守其守，不能不相疑，故孔子曰："''''或''''之者，疑之也。"[16]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口"而为"国"，又加"心"为"惑"。

这就是说，"或"既是"国""域"的古字，也是"惑"的古字。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各有其守"则"不能不相疑"，这正是以他族为异己的疑忌心态。所以，"吾"字的意义正体现在"口"上，它与"或""域""国""惑"诸字的意味完全一致。执戈为"我"，守国为"吾"，再次表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与族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先民这种自我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原之国的人，而我们知道，中原人自称为"夏"。从汉语古音学考察，"夏"与"我"是大有关系的：它们韵母的韵腹相同，都是/a/，声母的发音部位也是非常接近的，[17]按汉语词源学的规则，它们近乎所谓"一声之转"，因而很可能本是同源词，"夏"即"我"，"我"即"夏"。这个被用来作中国第一个朝代名的"夏"，其实是"人"的正面特写照，而"人"则是人的侧面照，"大"字是人的正面远景照。所以《说文》指出："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大，象人形。"作为自我意识的高度张扬，正如《说文》引用老子的话说，中国人亦即"我"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出人意表的是，今日方言"俺"字的出现也很早，其意义也是"大"，《说文》："俺，大也。从人，奄声。"而这个自大的"人"就是"中国之人"，也就是"夏"，也就是"我"。这也再次表明，自我首先是作为部族成员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在的他者。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问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是否可以找到某种未曾受到这种他者意识的染污的、本真的"你-我"关系意识？孟子所讲的"放失"了的"本心"，是否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8]如果"诚"就是"真"，那么返回到那种"诚"的"我"，是否就是复归于真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应忘记了：即便我们确曾拥有本真的我，这种本真的我毕竟是失落得太久了。在我们的传统中，积淀了太多的他者意识，这种源远流长的他者意识，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的观念。我们知道，类似的情形在西方也一样存在。这实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困窘当中的一个最深层次的困境，问题在于：我们的孔之"仁"、孟之"诚"，老之"朴"、庄之"真"，是否足以对治这种他者意识？当然，这是应该另文讨论的问题了。

注释：

1、此诗作于1997年。“商籁”取其双关：既是“商籁体”（Sonnet）亦即十四行诗之意，也是对马丁·布伯的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我”和“你”本来是可以“商量”、对话、沟通的（“商”），这是人的本真的、如“天籁”一般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存在状态（“籁”）。

2、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犹太教哈西德派神学家，代表作《我和你》（1923）开创“对话”哲学，主张“人神对话”。本文对他的“对话”理论的理解有所不同，主张非神学化的人际对话，这就是胡塞尔以及存在主义倡导的“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的对话主张。

3、“佗”本义是“负荷”的意思，即“驮”的古字。《说文》：“佗，负何（荷）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佗，俗作驼、作驮。”

4、此“亡”即“无”之意，“亡它”即是“无它”。

5、详见拙著《易经古歌考释》，第274-275页，巴蜀书社1995年版。

6、《说文解字》：“蜀，葵中虫也”；“巴，虫也，或曰食象蛇。”

7、《诗经·郑风·褰裳》。

8、《孟子·梁惠王下》、《公孙丑上》。

9、《庄子·大宗师》。

10、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后世多以‘爾’字为之”；“古书‘尔’字，浅人多改为‘爾’。”本文不作“尔”“爾”的区分，以便用简化字排版。

11、因为上文讨论的“它”作为代词，最初只是指的异族，而非人称。

12、《说文》认为：“千，或说古‘垂’字。”但我怀疑这个“千”乃是“禾”的省写，“我”的本义可能是持戈守禾，就是武装守土，防止外族争夺、抢劫粮食。

13、“身”表自身、自我，这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常例。

14、在西方语言里，主格、主语和主体是同一个词subject，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本真的我。

15、可见这些不同的用法似乎并不具有语法形态的意义，因为，根据古典文献的语料，在同一个时代，它们往往都可以充当主格、宾格和领格。

古代汉语论文篇（2）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 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语文教学论文，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杂志网。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语文教学论文，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语文教学论文，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杂志网。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语文教学论文，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吕志.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2]李玉洁.改革古代汉语教学的探讨[J].高等研究与实践，1995.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4]李彦.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古代汉语论文篇（3）

二、互动式教学法在《古代汉语》课中的具体应用实践

《古代汉语》作为传统上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程，如何应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呢？实际上，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在《古代汉语》课中实施互动式教学，就是加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度，改变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单纯听者角色，使他们成为听者和言者，促使他们变被动听讲为主动探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新性地学习，从自己对知识的探索实践中自主获取、掌握知识。在《古代汉语》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围绕三项内容，通过三项载体，让学生对教学内容做出反应，与教师形成互动交流，落实以学生为学习主体的互动式教学方式。

（一）学生与教师教学互动三项基本内容

1.探究即学生对教师所讲授的知识进行深入体会、细密梳理、认真辨析、总结归纳、融会贯通、切实消化吸收后加以反馈的学习行为。在充分掌握所学知识基础上，学生以某种互动形式对所学内容，如课文主旨大意，予以陈述、阐释、演讲，发表自己的学习心得、独立见解，力求论述翔实，有说服力。学生的学习——反馈过程是一个探索、钻研、深究的过程。该过程强调学生对知识领会、概括、应用，注重学生将知识用好、用足、用出水平。学生在探究中学习，在探究中实践（表达），对学到的知识不断加深理解，同时更进一步地对其予以灵活运用，形成一种创造性学习。2.质疑中国学生课上表现多是“不违如愚”③，教师讲什么就接受什么，从不质疑。古汉语课应培养学生的反诘精神，让学生学习中具有鲁迅所言“从来如此，便对吗”④的不盲从态度。《古代汉语》课现有教材都出自名家、名校、名出版社，其内容似乎都是定论。但我们发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细化，原有的一些注音、注释、结论等有应该商榷或纠正的地方。教师应鼓励学生对教材及教师授课内容质疑、纠错。只要学生的论说有见地，有新思想、新观点，能自圆其说，教师就应多加鼓励，比如增加平时分等。此外，还应在课堂内外开展讨论，找出质疑点的真伪，进一步提高学生认识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学生搞研究、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找准学路。3.评析即学生对课上所学内容予以分析、评论。评析环节是学生教学反应的最高层面。在此阶段，学生对知识的认识达到理论思考高度，能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辨方式，深刻认识问题的本质与规律。同时，学生也形成了对传统观念、共识定评的分析、批判态度，不盲信权威，不人云亦云，独立思考，有主见。评析中，学生可以评述教师对教材解说的观点是否恰切、全面、深刻，也可以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就所学内容搜寻新的参考资料，在现代学术视域下，从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等各种新视角对课文内在涵义加以多元化审视、考量与解读，自出机枢，发表新观点，给出新论断，形成对学习内容的扩展与应用。评析互动注重学生的表达特色与独创性，鼓励自由发挥性学习。

（二）互动式教学的三种载体

1.提问提问是互动式教学最基本、使用频率最高、最简便易行的坏节。它是双向的，学教育科学2015年第8期即教师提问学生与学生向教师发问，在互动式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生向教师提问题，一般是请求解答疑点，或发表不同看法；教师提问学生，包括对其所学知识掌握情况的检查，对其创造性予以提示、启迪与引导。教师在设计问题时，应注意三个方面。首先，宜浅不宜深。多数学生习惯于教师满堂灌、注入式教学方式，初始接触学术讨论，囿于学术素养不深、读书不多、学识不够，尚不具备驾驭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问题的能力。因此，问题深浅适度十分重要。其次，宜小不宜大。学生阅历浅，缺乏知识积累和学术积淀，自行搜集材料寻找答案的能力尚弱。因此，讨论议题不宜过大，否则不好把握，讨论难以展开。教师应选择一些学生感兴趣，具有适度挑战性，学生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自行解决，并能从中获取成功喜悦与自信的题目。再次，宜新不宜旧。古汉语课也应站在当今知识前沿谈古论今。讨论题目应参考最新考古发现、科研成果，让学生根据最新学术动向，参与讨论，辨别真伪，获取新知。如网上现传发现孔子遗书《子寿终录》，学生可利用所掌握的古汉语知识，对该遗书真伪进行辩论，以求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2.讨论讨论是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体作用的一种主要方式，可以分为全班讨论、小组讨论、整节课讨论、插入式讨论、课上讨论、课余讨论等多种形式。在讨论环节中，教师要坚持“以知识积累为基础，以能力提高为目的”的原则，以40%的时间与精力讲授知识，而将60%的时间与精力投在对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上。同时，鼓励学生求新求异，给学生思考的空间、想象的天地，增强他们的扩散性思维能力。讨论议题要有目的性、针对性、趣味性。论题应该是教学关键点、学生学习难点、与教学拓展相关的现实热点等，既有研讨价值，又能引起学生兴趣。讨论要有前期准备。教师要有指导方案，学生要有发言提纲。教师要注意引导讨论围绕主题与焦点进行。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发问，争相抢答，提高思辨，形成共识。通过讨论式学习，使教学内容得以深化与扩展，使学生牢固掌握专业基础，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3.多样化教学实践活动《古代汉语》课教学中，除提问与讨论这两个主要、日常互动环节外，还可以开展其他多种不定时教学互动活动。安排辅导学生开展小型、有一定要求的课题研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科研能力。又如，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为其演讲做前期准备，使其就讲演的论点、论据形成就绪的思路，增强其口头表达的系统性与准确性。再如，就有故事情节的古文，像《郑伯克段于鄢》《齐桓公伐楚》《晋灵公不君》等，组织学生排演短剧小品，表达他们对原文的现代解读，展示其现实意义。此外，教学互动活动可以从课上延续到课外，从教学周延伸至假期。如举办暑期“课题研究”培训班，加强文科教学的实践环节，带好科研实习。总之，互动式教学的各种形式，目的均在于助推学生深化、巩固、应用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求新求异精神，发展他们的思维与表达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古代汉语论文篇（4）

关键词：委婉 分类 手法 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委婉，是说话人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内容，而使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词语含蓄表达意思的一种修辞手法。委婉修辞从春秋时期开始被大量应用于日常交际之中，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内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了一种修辞手法。人们在交谈中，凡是涉及到不悦、难堪、反感的内容，通常都采取委婉的手法来替换，让交谈双方能从心理上淡化甚至消除不快，达到容易接受的目的。

在分类上，委婉修辞使用的词语往往具有替代性符号的特征，分类多样；在手法上，委婉修辞有避开、不直说，或掩饰美化、丑化等特征。在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形成了心理上的疏离效应，能造成极佳的表达效果；在内涵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审美观念的载体，语言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委婉语的产生、发展和使用折射出了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心理。本文将从分类、手法、文化意蕴三个方面对委婉修辞进行探究。

一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分类

1表谦敬

中国是礼仪之邦，非常重视“和谐”价值观。在语言交际时，人们讲到对方往往使用敬词，讲到自己则使用谦词，力求“抑己扬人”，以此表达谦和与尊敬。例如：

（1）“得罪辇毂下”、“厕下大夫之例”。（司马迁，《报任安书》）。

上文中的“待罪”是任职的委婉说法，“厕”相当于“置身于”。

（2）“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触龙对赵太后讲话，谦称自己的小儿子为卑贱的儿子，说他不成才，为了凑数去当个黑衣卫士，委婉修辞使得整句话语温和谦虚。

（3）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梁惠王上》）

“寡人”是国君常用的表示谦虚的委婉语。

（4）“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魏策・八年谓魏王》）

明明是君王的意见不完美，却谦虚地说自己的意见不完美，以“不完美”来代替“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既能表明自己的立场，又不会触怒君王。

（5）“今楚，万乘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楚策・张仪相秦》）

用“万乘之国”来赞美楚国的富有，用“贤主”来歌颂楚王的贤能，这些都是恭维褒扬之辞。

2表避讳

在古代，人们出于对隐私的保护、对不吉不雅事物的厌恶、对尊者的尊重、对神灵的敬畏等目的，在表达此类事物时，采用隐晦曲折却美好动听的词语加以表述。因此，古代汉语中涉及隐私、粗俗、不吉、冒犯别人等方面的内容都有相应的委婉语。

（1）避讳隐私

在古代，人们对年龄问题也如现代人一样敏感。《曲礼》中提到：在外交场合，使者在被问及夫子的年龄时，只能说“始服衣若干尺矣”。国君之子的年龄，只能说“能从宗庙社樱之事矣”或者“未能从宗庙社樱之事也”。庶人之子的年龄，只能说“能负薪矣”或者“未能负薪也”。

除了年龄，在古代，财富也属于隐私之列，不宜直说，理当避讳。例如，问及国君的财富，可以“数地以对”；问及士的财富，可以“以车数对”；若是问及庶人的财富，则可以“数畜以对”。

（2）避粗俗不雅

“即阳为病狂，卧便利。”（《汉书・玄成传》）

“便利”是大小便的委婉说法。

（3）“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这里的“为人”是两性关系的委婉说法。

（4） “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这句中的“更衣”是上厕所的委婉说法。

3避不吉之事

自古至今，人们都把疾病、死亡等看作是不吉利的事情，语言交际中忌讳出现“病”或“死”字，在古代汉语中，不难找出关于“病”和“死”的委婉说法。

（1）“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孟子・公孙丑下》）

（2）“公去岁违和。”（《南史・刘泯传》）

以上两句都采用了委婉修辞，“采薪之忧”、“违和”都是“病”的隐晦说法。

（3）“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出师表》）

（4）“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诗经・唐风》）

以上例句中，“崩殂”、“百岁”都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在古代汉语中，关于的“死”委婉用法可算是最多的，诸如：“驾崩”、“仙逝”、“晏驾”、“物故”、“见背”、“圆寂”、“寿终”、“失怙”、“归天”等等，都是“死”的委婉表达。

4避冒犯尊者

“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宋徽、钦二帝被金俘虏并囚禁在北方，算得上是宋朝的奇耻大辱，不宜直说，只好用体面的“北狩”一词来替代，把被俘说成是到北方打猎。

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君主、尊长的尊严，臣下及后辈说话不能直呼其名，写诗作文不能明书其字，凡遇到与君主、长辈名字相同的字，必须设法避开。

例如，秦以前，阴历每年第一个月份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月份，故称“政月”，秦始皇出生在政月，取名做“嬴政”。他做了皇帝之后，为避名讳，“政月”便改称为“正月”。再如，《阿房宫赋》中的“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谏太宗十思疏》中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两句中的“人”，实为“民”。唐代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将“民”字改用为“人”字。

5交际辞令

古人在日常交际、军事谈判时，为了使语气缓和客气，不使对方直接受到刺激而难堪，多把话说得含蓄委婉。这类交际辞令刚柔并济、不卑不亢，既有理有节，又不失分寸。

（1）“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这句表面上是蔺相如说用脖子里的血溅在秦王身上，实际上是要和秦王拼命。过于直露的话语容易刺激对方，用委婉的说法可以避免把事情弄得太僵。

（2）“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资治通鉴・汉纪》）

曹操没有直接跟孙权说“我带八十万大军和你决一死战”，而是用“想在跟你在一起打一次猎”的委婉说法来表示。

（3）“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论语・公冶长》）

孔子所说的“不知也”，表面上是说自己不了解具体情况，实际上是他不愿明说子路未见仁慈这层意思。

二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手法

1借代

（1）“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汉书・楚元王传》）

“骸骨”代指身体，“乞骸骨”意谓使骸骨得归葬故乡，是自请退职的意思。

（2）“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史记・项羽本纪》）

“杯杓”代指“酒”，是不胜酒力的意思。

2用典

“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范仲淹，《上执政书》）

“风树”一词取“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典故，是“父母都已经去世，无法侍奉尽孝”的委婉表达。

3反语

（1）“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左传》）

“三年将拜君赐”，表面意思是“三年之后将要拜谢君王恩赐”，实际上取其反义是“三年后我们要率兵同你们决斗，报仇雪恨。”

（2）“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不才”表面意思是“没有才华”，取其反义为“怀才不遇”；“明主”表面意思是“圣明的君主”，取其反义是“不明”。

4比喻

“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赵策》）

“山陵崩”是“死”的委婉用法，这里用山陵崩塌比喻赵太后的死亡。

5谦敬词

（1）“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左传・成公二年》）

（2）“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以上两句中的“臣”、“不敏”、“寡君”、“敝邑”、“下臣”为谦词；“敢”、“君”、“玉趾”、“辱”、“执事”为敬词。

6同义词语

“田登作郡，怒人触其名，犯者必笞，举州皆谓灯为火。值上元放灯，吏揭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冯梦龙，《古今笑・迂腐部》）

这里的“登”与“灯”为同音字，而“灯”与“火”则为同义字。

7易代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屈原，《离骚》）

这里的“余”实际代指“汝”。将“汝”换成“余”，使劝诫的话语和缓、委婉，充满亲切感。

综上所述，古汉语中的委婉修辞具有多样的分类和表达方式，是一种具有极强生命力和极佳表现力的修辞。

三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文化意蕴

1体现了和谐的理念

委婉的修辞手法映照了华夏民族丰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其中最深刻的文化意蕴就是体现了传统观念中的儒家“和谐”世界观。《中庸》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它的“和谐”观念促成了汉民族压抑怨恨、体谅别人、以求和气的特质。

“子良之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楚策・楚襄王为太子之时》）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子良到齐国，齐国派人率领军队去接受东边的国土。昭常对齐国的使节说：“我主要驻守东边的国土，将与它共存亡。己经召集了三十万人老老少少来共同保卫它。我们用粗钝的武器和陈旧的甲胃，愿意迎接您发起战争而卷起的烟尘。”其实“承下尘”的意思就是表示即将决一生死，但是昭常运用了一个非常温和的字眼和恭敬的语气阐述了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这里委婉语的运用体现了和谐的理念。

2体现了避凶近吉的心理

委婉含蓄、忌勿直语的心态特征体现了汉民族避凶近吉的心理。举例说明，古代的人们最不愿提起、最想回避的话题就是死亡。无论是日常言语还是诗文创作中，中国人都忌讳直接谈到死。“言生不言死”这句话说的就是中国人只喜欢谈生，不愿意说死的传统心态。《战国策》中有大量的对死亡的含蓄说法就直接证明了这一观点。帝王之死有帝王的死的特殊说法，比如“驾崩”之类。诸侯大臣的死也有很多相关的委婉说法，比如“卒”、“亮”等等，对亲人的死也很忌讳直说，而是用“天年终”、“不幸”等委婉说法。

3体现了尊卑、恭敬的观念

《战国策》中的许多委婉语由谦卑语和尊敬语构成，比如尊称有：“长者”、“先生”、“陛下”、“足下”等等；谦称有：“小人”、“卑臣”、“鄙人”、“贱人”等含蓄说法。这些委婉语可以说是在语言中体现了当时强烈的尊卑关系。

除此之外，委婉的修辞还体现了“恭敬”、“谦让”的理念。举个例子来说，《战国策・韩策》中“韩傀相韩”选段中，严遂说“闻足下义甚高”，严遂将聂政称为“足下”，而真实的情况为：严遂是贵族，聂政是狗屠。严遂将聂政称为“足下”，这是上对下使用尊称的典型例句。运用谦卑语或尊语表达具有委婉谦卑的效果，而对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也如此使用，委婉含蓄的程度就更高了。

综上所述，从大量的古文著作中我们研究了委婉修辞的分类、表达方式、文化意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审美观念的载体；语言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委婉修辞的产生、发展和使用则折射出了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 吴礼权：《论委婉修辞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缘由》，《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2] 徐朝晖：《浅说委婉语》，《新疆职业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古代汉语论文篇（5）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习惯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1]研究性学习能够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学习转变为积极、自主、探索性学习，有益于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可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是需要教师精心指导和耐心培养的。教师要刻意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作品讲授之前，提出问题，使学生有目的地阅读，逐渐形成对作品的深层领悟能力。例如，在讲解施耐庵《水浒传》之前，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通过相关文献和著作的查阅，整理分析水浒戏的发展流变，并引导学生来思考水浒戏中的主要人物（比如李逵）和“小说”中人物在性格特征上的区别，或是分析作品人物的“同而不同”，[2]以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教师还可以因势利导以此作为选题，鼓励学生整理资料、分析研讨、梳理观点，写成小型论文或是研究报告。整个过程，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组织者和合作者。这样，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随着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古代文学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教师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从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维等方面出发，艺术地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但同时又会产生由于信息量过大导致学生应对不及和限制想象等方面的弊端。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多媒体的辅助将教学效果最佳化。

1.多媒体教学的前提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古代汉语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2-0111-03

古代汉语课从设置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六七十年的历程。在这六七十年的历程中，专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改变，促使其一直在进行着教学改革。进入21世纪，原有高校以及新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为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纷纷提出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因此，基于应用型视角的改革成了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即介绍应用型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果以及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 挖掘应用性教学目标

“应用”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运用”、“具有实际使用价值”[1]，通俗的理解是“动态的使用过程”、“和实际生活结合紧密”两个意义。应用和大学教育的结合，一开始是局限在理工科类的大学或专业，现在已经无条件地跟整个大学、整个专业以及所有理论性的课程相联系，即各类大学都提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学界对“应用型人才”的理解为“注重在生产或工作实践中具体应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一个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这个课程所有行为实施的依据，是“整个学科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3]，而诸如古代汉语这样的文科类课程，其教学或应用中没有生产或工作实践环节，则要重新思考其原教学目标中的能力性因素并挖掘新的应用型教学目标。所以，对古代汉语“应用性”教学目标的探索，体现在加强其原有能力型教学目标的认识上，并以此为核心不断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是强化对原教学目标应用性的认识。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不同的专业侧重点不同，但是各专业基础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4]”。而这个教学目标恰恰就是应用性、实践性的，跟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的能力是一致的，但之所以其教学太理论化，除受到教学地点的限制之外，还受到教学内容或是方法缺乏实践性的影响。因此，加强了这个认识后，学界更多地将古代汉语应用性的教学改革放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革新上，下文有详细的论述。

第二是在原有教学目标上细化能力型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是古代汉语教学根本的、基础的教学目标，是各种能力的综合。所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细化，提出“文字分析能力、分析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认知能力”四种应用型目标[5]。

第三是结合专业拓展能力型教学目标。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历史等不少专业的主干课程，每个专业除了基础的教学目标，都会有结合自己专业的需求设定的专业教学目标。如张道升结合师范生的特点提出了“熟悉中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研究的一般方法，了解古代汉语和中小学文言文教学及相关领域前沿和发展趋势”的目标[6]。

第四是增加能力型目标。语言学习具有听说读写等几种不同的形式，每一种过程都是运用性的，上述目标与此相关的只涉及了读这一项，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古代汉语的写作目标。如荆贵生提出“培养学生写浅近文言诗文的能力”[7]，田有成提出“增加培养学生识读、书写繁体字（包括一定数量的古文字）及浅近文言文、古诗词、古楹联对语等写作能力”[8]。

二、探索应用性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实施的载体和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学科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传统古代汉语教学使人觉得理论性强，其教学内容和生活脱节、不能学以致用，学科知识过于封闭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学界基于应用型视角的对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上做了不少努力。

其一是把古今社会生活、传统文化融入到教学中。文字是生活内容的记载，文字所记的古代汉语的知识记录并融入古今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在教学中除了单纯学习这些的知识，还可以介绍这些知识所关联的社会生活及传统文化。如《古代汉语教学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介绍了古代语言文字所包含的古今社会生活的实例[9]，《文字文化在古代汉语课堂上的应用》介绍了文字记载了先民的历史和思想认识，通过实例介绍了古汉字教学和古代历史、思想文化传承相结合的方法及优点[10]。

其二是加强运用古代汉语各要素或知识点的教学。古代汉语的通论知识是阅读古籍的工具，文字更是人们读史读文的工具，利用这些特点，增加培养学生运用通论知识培养阅读能力的教学，通过赏析书法作品、匾额、题刻、碑文的方式学习古代汉字。如有研究者提出了在文选课中实施“主题解读式”教学法，其主旨是培养学生运用通论知识解读古代汉语文选的能力[11]，提出“利用汉字互相组合的规律，在学习简单古汉字的基础上让学生学习形体复杂的古汉字，拍摄生活中的各种古物或是古迹上的汉字让学生辨认”[12]。

其三是加强古代汉语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系。古代汉语包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料，和许多语言类课程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关注到这种关系，通过丰富的语料和实例来论证这种关系。如《成语与古汉语知识》[13]、《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14]分别介绍了成语和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应用方法。

三、为达成应用性教学目标重新编写教材、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

基于应用型视角的改革，除了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有突破，大量研究集中于重新编撰教材内容、改变教学方法以促使各应用型教学目标的达成。

其一是教学内容上扩大教材选文的范围。很多研究者认为，目前古代汉语教材的文选内容局限在先秦以来的添加了标点和注释的文章，教材的选编都没有考虑让学生接触古文和古文字的原貌，考核内容和形式都偏于记忆，这并不能落实“阅读古诗文”这一目标。建议教材的编撰或教学内容，增加“古书原文，如《春秋》、《左传》等；古书注释，如《经典释文》等；古书原文和注释，如《十三经注疏》、《昭明文选》”[15]，增加甲骨文、金文的作品或是文字学材料。

其二是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实践性的教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不同类型实践课的或是实践教学手段的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古代汉语实践课课型研究》一文介绍了活动课、训练课、主题解读课、练习课、参观课、语言应用课、相关选修课、语言文化艺术社团活动、讲座以及比赛等各种实践类课程[16]。再如张道升提出“建立省图书馆古籍部、博物馆这两个实践教学基地，吸收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开展将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的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17]这样三种课外实践教学手段。黄亮提出“组织学生进行一些标点、校勘古文的工作，归纳整理一些研究材料，拟定文献综述，在与老师讨论交流的基础上拟定课程小论文，或是撰写毕业论文”[18]，张景霓提出“通过背诵训练学生的记忆力，抄写古籍、查阅县志既辅助完成阅读古书的能力”[19]。实践活动还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资源，鼓励学生在课前预习，课后拓展时，查阅汉典网、汉字字源、国学论坛、中国语言文字网等网络资源，或是《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等电子书[20]。学校校园网也可以建立“四库全书”、“国学宝典、大量汉语史专著、汉语专业工具书、汉语史专业硕博士论文和一般学术论文等”古代汉语课程内网资源[21]，供学生查阅。师范专业的学生，适当增加“模拟教学”的环节[22]。

四、应用型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上述基于应用性视角的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与探索，为古代汉语的课堂教学注入了活力，同时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语言类课程应用型内涵的定位。在进行古代汉语课程应用性改革的研究中，笔者看到这样一则教学案例：讲授《郑伯克段于鄢》时，教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改编成诗歌、剧本、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学样式。这的确也是应用，但是却偏离了古代汉语应用的内涵。笔者认为，古代汉语作为语言类课程，其应用应该和语言的“听、说、读、写”的各种形式联系起来，和语言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联系起来，和语言所载的“文化、思想”联系起来，和生活中遇到的语言问题联系起来，并且能够是该学科专有的方式，不能为其他学科通用。而这种应用形式在作文课、写作课、大学语文课上都能通用，实际上偏离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像有学者提出，通过看古装电视剧、古装戏剧等来学古代汉语，倒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只是需要精挑视频，或是专为古代汉语教学拍摄一些视频。

第二，细化基础的教学目标和专业教学目标。专业是根据培养的人才将来所从事的职业进行的分类，所以不同的专业隐含着不同职业的工作要求。为满足不同职业从事工作的技能需求，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相应地体现一定的工作能力，并落实到相应的课程教学中去。可是，专业教学目标大多数是能力性的、实践性的。如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小学教育专业要掌握古汉字构造的规律为其将来从事小学识字教学打下基础。但各专业古代汉语教学目标的设定只局限于这些还是太粗疏了，不易于实际教学中的把握和操作，所以，要细化基础的教学目标和专业教学目标。如汉字构造规律，小教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深浅有别，小教专业除了掌握古汉字四种造字方法，还需要识记一千个左右常用汉字的构造，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深入学习探讨每一种古汉字构造方法的再分类。进行不同专业的古代汉语教学目标的比较与区分是提升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专业针对性及实践性的有效途径，也为评估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提供了衡量指标。

第三，增加应用性的领域。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注重挖掘课程自身的因素，比如“文字、文化”，注重和其他知识和学科的结合，如“成语、朗读、现代汉语、方言”等。这些应用的范畴，还是局限在学校教学的学科知识范围之内，缺乏古代汉语和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各个行业的联系。据笔者了解，古代汉语由于其语言所载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笔者所阅读的小学教育名家的教育手记，单就老子《道德经》中“有无相生”的思想，在教育教学领域得到应用的比如薛瑞萍的《心平气和的一年级》、华应龙的《我就是数学》。演员夏雨做客《开讲了》，被问及“你不担心我们把你忘记吗”，他的回答是“这样，我才可以重新开始啊”，这也正是对老子“有无相生”思想的一个经典阐释。我们当前很多正在热播的电视节目，如《中华好诗词》、《汉字拼写大会》、《拼吧，小伙伴》、《成语大会》等，动画片《汉字宫》、《皓皓文字国历险记》等，都是古代汉语、汉字魅力的体现。古代汉语以其深邃的思想、浩瀚的文化、无穷的智慧，在许多领域正悄悄绽放它的光彩，古代汉语的课程教学亦需要走出狭窄的课本，引进这些应用的鲜活实例，加强其和现代社会生活和各行业的联系。

第四，增加应用性和视频类研究成果。目前研究单篇期刊文章比较多。期刊的文章由于篇幅所限，都只是阐述方法，少有翔实的案例，对古代汉语的教学指导的操作性不强。这里要特别提到梁忠东的论文《成语与古代汉语教学》一文，将成语与古代汉语的文字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修辞教学进行结合，所举的成语材料比较丰富，很值得教师和学生一读。相关的专著做得也比较好，如范涉存、于云的《成语中的古汉语知识》（1991年）以古代汉语各知识为章节分析这些知识点在成语中的具体体现；王贵元《汉字文化学》介绍了汉字在“军事刑律、服饰、饮食、建筑、交通、起居生活”等层面的文化内涵，引证丰富。还有一些书内容上通俗易懂，如《细说汉字》、《小学语文字理教学手册》、《汉字演变五百例》，对教师和学生都适用。但是这样的专著极其有限，并且缺少视频内的成果。理论上来说，学科研究是教学内容深化、专业能力发展和职业能力精进的源动力，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用性研究成果形式比较有限，也说明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极待加强。

五、小结

综上，在应用性人才培养大潮下的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亦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建造越来越新、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584.

[2]张士献李永平.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综述[J].高教论坛，2010，（10）：6.

[3]阎立钦.语文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0.

[4]王力.古代汉语・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9：1.

[5]王焕玲.应用型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实践教学研究[J].教育与职业：实践教学，2014，（15）：157-158.

[6][17][21]张道升.应用型本科教育背景下的古代汉语课程建设[J].焦作大学学报，2012，（1）：101，103，102.

[7][15]荆贵生.古代汉语教学应用探讨[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03）：65.

[8]田有成.古代汉语应用性探讨[J].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79-80.

[9][12]王伟.古代汉语教学的问题及对策[J].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2016，（10）.

[10]张丽霞.文字文化在古代汉语课堂上的应用[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05）：105-107.

[11]王伟.主题解读式教学法在古代汉语文选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6，（10）.

[13]梁忠东.成语与古汉语知识[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06）：140-145.

[14]王金娥.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现代语文：语言应用研究，2011，（12）：91-93.

[16]王伟.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古代汉语实践课程体系建构研究[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6，（06）.

[18]黄亮.应用型本科院校古代汉语教学问题及对策[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06）：81.

[19]张锦霓.论素质教育理论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S1）：239-240.

[20]安春燕.网络资源在高校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151.

[22]刘光明.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与学生能力培养[J].池州学院学报，2009，（01）：130.

Review of Teaching Reform of Ancient Chines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WANG Wei

古代汉语论文篇（7）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吕志.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2]李玉洁.改革古代汉语教学的探讨[J].高等研究与实践，1995.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古代汉语论文篇（8）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

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古代汉语论文篇（9）

古代汉语教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和语言工具课，更是文学院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对更好地阅读古代文献和相关专业学习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在西方逐渐盛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不单纯是外部刺激的产物，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内部心理过程是指认知主体的兴趣、爱好、态度、需要以及主体原有的认知结构[1]。利用构建主义理论，能够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古文的兴趣，更好达到古代汉语教学目标，下面笔者分三部分谈谈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思考。

一、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现状

“古代汉语”是一门语言工具课，它始终面临着内容多、课时少、学生不爱学、不易学的问题。近几十年来，许多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对这一问题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思考，这些思考有从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教学理念方面探讨的，如王洪涌的《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目的改革探讨》（《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肖瑜的《创新型古代汉语课教学刍议》（《广西大学学报》2007.2）；有从教材建设方面探讨的，例如柳士镇的《古代汉语教学与教材琐谈》（《中国大学教学》2003.6）；有从教学内容方面探讨的，如李先华的《高师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改革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2.5）；也有从教学方法方面探讨的，如季云起的《高校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及其应用对策》（《中国成人教育》2007.13），张振羽、谢序华的《古代汉语教改的关键在激趣》（《凯里学院学报》2007.2）；更有各方面综合探讨的，例如薄守生、赖慧玲的《古代汉语教学的困惑与思考》（《中国大学教学》2007.7）。总的来说，前人的研究对我们古代汉语的教学有着很好的帮助。

但是，新时代下，随着新的教学理念出现、现代教育技术普遍运用，我们在激趣教学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高校学生依然普遍对古代汉语有着畏难情绪、恐惧态度及回避的意识，这种情况对我们教学目标的实现极其不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对古代汉语“激趣教学”进行研究，从而化解学生畏难情绪，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进一步解决“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达到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

二、古代汉语激趣教学方法

古代汉语“激趣教学”关键是在教学过程中激起学生对古代文献的兴趣，进而能够克服语言上的困难，主动进行学习，弥补课时不足的缺陷，体味和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使古文活起来

要想使古文活起来，首先就要求教师提高自己的古文素养，使语料烂熟于心，拈之即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降低学生的畏难心理，从而激发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

古代汉语课时一缩再缩，文选列的虽多，奈何学生没有时间和兴趣课后自学，如果对古汉语不感兴趣，就更不用说希望他们能自觉扩大阅读了。那么古代汉语教材和课堂上经常会使用的古文例句，大多成为孤立的，是学生所陌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课堂上只是一个一个的例句举出来，学生不能理解句子的语境，干巴巴的文言文，听起来毫无趣味，就无法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补充例句的语境，增强例句的趣味性，使一句句古话活起来，使一个个古人动起来。

例如，讲到古代汉语常见的修辞方式之引用时，有一个例句：“故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首先，我们以学生熟悉的成语“一诺千金”引起学生对此谚语的兴趣，知道此句谚语就是后来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学生产生一定的兴趣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史记·季布列传》给大家补充大将季布的相关故事，引发学生对季布的兴趣，进而引起他们翻阅《史记》的兴趣。

讲古书注解，介绍重要学者时，可以补充一些相关的史料使学生对其有一个更形象、鲜明、直观的认识。例如介绍马融时，可结合《后汉书·马融传》进行补充介绍：马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活了八十八岁，貌美才俊，学生数千，东汉著名学者卢植、郑玄都是他的学生，马融此人性格高傲、热情放达，史书传云：“行动浪漫，善鼓琴吹笛，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人入其室者。”这样，通过补充，话语不多，马融其人已跃然浮现在我们面前，学生对其兴趣倍增。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去看一些史书，了解一些历史人物，诸如卢植、郑玄等，增加他们对古文的兴趣，从而增强古代汉语的趣味性。

（2）使古物动起来

在新的教学手段帮助下，古代相关的文物都可以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学生眼前，更具直观性。因此，善用现代教育技术，利用相关图片、音频、视频资料，跨越三千年的时间长河，可使古代的文字、器物、服饰、古籍文献、人物、历史事件等重活于今，使学生消除时空上的距离感，寓教于乐，使学生乐于学习。

汉字的形体结构、汉字的发展演变、古代的用字这些理论方面的内容可以借助多媒体使古老的汉字形体活生生地动在学生眼前，《左传》、《论语》、《史记》等文选的学习，我们也可以充分的利用多媒体。

例如，讲解《左传·鞌之战》等文选时，我们可以借用视频把古代的车战呈现在课堂上，可以把古代的战车通过多媒体直观地放在学生眼前，从而使学生对相关的常识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讲解《论语》时，我们可以适时播放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在《百家讲坛》栏目的相关视频，生动有趣地把孔圣人和他的弟子们的活动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学生们的面前，如此以来，毫无疑问学生对《论语》相关篇目的理解会更深，想必也更有兴趣进行相关的拓展阅读。

（3）使古今连起来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教学中需以今比古，善用方言解决相关语言现象，善用古代汉语知识解决现代社会各种新的语言现象，古今一体，从而减少古代语言的晦涩感，使古代语言形象化。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句：“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觳觫”一词，王力教材相关注释为“恐惧的样子。”[2]郭锡良教材相关注释为：“叠韻联绵词，恐惧的样子。”[3]“觳觫”一词在《孟子》中首次出现之后，后世诗文中亦常出现，有的成为牛的代称，例如《池北偶谈》卷十一：“时见牧人蓑笠，御觳觫，归村落间。”有的则保留了形容词的用法，例如《蟹略》卷一：“亦不见蟹躁扰，亦不见牛觳觫，此亦是蟹箴。”后来所指范围扩大，不仅用于牛，也可以指驴，《耕学斋诗集》：“石磴牵确驴觳觫……”，还可以指人，《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六：“今见出关觳觫之状，视关内如……”对“觳觫”一词，《汉语方言大词典》 亦有释义：“【觳觫】面容憔悴。闽语。广东潮州、汕头。翁辉东。”还有一些相关的词，比如“觳觳掉”、“觳觳掣”、“觳觳颤”等：“【觳觳掉】发抖；哆嗦。闽语。福建厦门。【觳觳掣】闽语。福建厦门。1、形容因害怕而微微发抖的样子。2、形容小心谨慎的样子。【觳觳颤】战抖。闽语。福建厦门。”[4]《汉语方言大词典》所记由“觳”组成的词条，均是闽方言，或作动词，或为形容词。在文选教学中，讲到这个词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和现代方言结合起来，引导学生通过方言去思考古代的一些词语。就笔者来说，“觳觫”一词绝对不仅保留在闽语之中，河南方言中亦有体现，不过它的读音在方言中稍有变化，河南方言中的【和萨】一词正是形容人或动物因恐惧、寒冷等而颤抖的样子。

教学中以今比古，古今连为一体，想必会消除古语的晦涩感，增强古语的形象性。

（4）把古字用起来

教学中，笔者发现，大多学生古文基础较薄弱，即使是对古文有兴趣的同学，对教材中经常出现的繁体字，也往往不知是何字，更不用说古文中其它异体字、假借字、古今字的辨识了，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他们对古代汉语产生畏难心理的一个原因。因此，“激趣教学”除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之外，还必须帮助学生解决基础薄弱的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古字用起来。

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实际，适当设置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主动研读古代典籍，适时举行有关古文识别及书写的各类小竞赛，引导学生使用古文创作，使学生学以致用，增强代入感，消除他们古代汉语“学而无用”的认识。例如讲解“六书”理论时，可以使用多媒体把洛阳最大公园隋唐遗址公园石头上所刻篆书显示出来，以此增强学生的代入感，引起学生学习、研究的兴趣。

总之，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需从多方面着手，彻底解决学生的畏难心理，使之较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并在以后的人生中阅读更多的古代文献，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

三、结语

古代汉语作为大多数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播音与主持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为培养和提高古籍的阅读能力而开设的，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够阅读一般的旧版古籍，从而吸收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此课程内容多，既有文言文阅读，也有文化常识学习，还有大量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任务繁重；此课程学习内容以先秦语言为主，年代久远增加了学生理解上的很大难度，而现代社会经济价值取向也使学生对“古文”越来越漠视；另外，随着高校的课程改革进程，各专业基础课都在大量压缩课时，古代汉语课更是由原来的周四学时逐步缩减到现在的周二学时，在这种条件下，必须在课时内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使学生不再“怕”学古代汉语，而是“喜”学古代汉语，才能达到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

“使古文活起来、使古物动起来、使古今连起来、把古字用起来”是我们在激趣教学方面进行的一些尝试，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使古代汉语教学更易于进行，从而更好的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

注释：

[1]何克抗：《从Blending Lea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新发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第37～48页。

[2]王力：《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0页。

[3]郭锡良：《古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32页。

[4]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314页。

参考文献：

[1]何克抗.从Blending Lea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新发展[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9）：37～48.

[2]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Z].北京：中华书局，1999：7314.

古代汉语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268-03

一、选题缘由

汉语是母语，也是国语，作为国人，熟练掌握和准确运用汉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古代汉语是学习现代汉语的基础，学好古代汉语对于掌握和运用现代汉语，熟悉和运用国语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然而随着信息化的到来，古代汉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年轻的学者公然地提出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1]，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不禁让我们为古代汉语深深地捏一把汗，古代汉语真的会成为博物馆里的珍藏品吗？然而近几年，“国学热”的再次掀起，使“古代汉语重要性”、“强化古代汉语教学”等问题提上日程，并得到了国人们的支持。这样的社会环境，赋予了古代汉语新的发展契机，古代汉语教学研究也正期待一场全新的革命。本课题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本文将从教学观念的更新、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多元化三个方面入手，探索全新的古代汉语教学方法，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并为21世纪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二、结合素质教育的目标，完成古代汉语教学观念的更新与变革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古代汉语处于尴尬地位的重要原因就是师生的观念问题。据此，我们认为可以治本的唯一方法就是教学思想的改变。

1.教师“教”的思想的改变。目前有很多老师不能正确认识“教”的目的，认为“教”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仅仅是教学任务的完成，仅仅是自己工作的职能。以这样的思想做指导就很难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就古代汉语来说，就更难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了。因此，作为古代汉语老师，要以提高学生古文兴趣为终极目标，要确立“领路人”的思想。老师要尽一切努力把学生领进自己的研究领域，把知识的本末完全交代出来，让学生在好奇与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比如讲到《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2]这句话的“越”字，教材上解释：“越，坠。”而在我们现在汉语中“越”并没有“坠”的意思，如果只是告诉学生在这句话中“越”就是当“坠”讲，让学生只是当成新知识记忆，这无疑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也会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我们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在《说文解字》中：“越，度也。”度，就是渡河的意思。那“度”与“坠”（坠入河中）的意思又相去甚远，为什么“越”可以当“坠”讲呢？原来这是在特定语境下的形成的灵活义。因为古代战车的形制大致是由车辕（辀）、车轮、车厢构成的，翻过车厢就会跌落车下，在这个特定语境，即“越车必坠”的情况下，“越”便有了“坠”这一灵活义。通过这番讲解，让学生既知道了词语运用的内在含义，又能了解古代的一些生活常识，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古义古训产生了探奇求根的兴趣”[3]，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也会由此高涨！

2.学生“学”的思想的改变。大多数学生对古代汉语提不起兴趣，主要是因为存在畏难心理，一旦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式，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学习热情。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克服学生畏难的思想。古代汉语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学习了古代汉语我们才能对现在汉语有更为系统的认识，要告诉学生从古代汉语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掌握到一些有用文化现象，另外，学习古代汉语不能一蹴而就，应该循序渐进，把握规律，先易后难，逐步提高。通过这些疏导让学生从根本上消除畏难的心理。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性，把枯燥的知识讲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采用“分级教学”方法，促进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

由于古代汉语知识系统繁多，语法知识较为零散，某些理论较为深奥，这就为我们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尤其针对专科层次的教学，提出了难题。对此，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教学形式，即“分级教学”。所谓“分级教学”就是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应用出发，实施不同水平等级的教育。目前所提到的“分级教学”大多针对外语教学，而我们发现“分级教学”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开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完成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内容的整合，就是对教材内容的重新处理，即将其中每个知识点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进行重新分组。下面我们以专科学生的教学内容为例加以说明：专科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较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以专业研究为终级目标，因此针对这样的班级，我们以常识性讲授为主，尤其侧重高中阶段所涉及到的基本理论知识，比如文字、词汇、语法等章节，进行系统、详细的讲解，并通过大量练习，使这部分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加深对古代汉语的了解。对于那些高中阶段没有涉及的内容，如古书音韵、训诂和修辞等理论知识，我们则略讲或不讲。实践证明，通过对教材内容的重新整合，进行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使所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提高了一大步。因为学得会，所以愿意学，这也就调动了他们学习古代汉语兴趣。

2.促进教学内容的优化。所谓教学内容的优化就是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处理，用自己的认知结构来优化教材的理论知识。我们所使用教材的内容知识相对稳定，但是学科在不断地发展、更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关注本学科前沿的理论，并把获得的新成果、新知识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去，以充实教学内容。比如讲“之”字的词性时，王力教材上当介词用，教师不能仅仅把教材上的这一结论传达给学生，还应该告诉学生关于学术界对“之”字词性的争论，即连词“之”和助词“之”的说法，将这些学术的争论讲给学生，引导他们在将来的学习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些尚未定论的知识，避免钻牛角尖。再比如讲“古今词义演变”时，要与现代的词汇知识相结合，把最新的分析理论运用到课堂上，告诉他们所谓的古今词义演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重新分析”或“重新理解”。这样古今结合起来，教给学生的才是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知识。

四、利用现代科技，实现古代汉语教学手段的多元化

1.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就是所谓“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缺少互动，即使老师讲得很投入，甚至激情澎湃，下面的学生依然东张西望，我行我素，好像事不关己，高兴了就听几句，不想听就干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教学状态发展到最终会导致教与学的双向恶性循环，是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教学质量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满堂灌”，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活泼、自主的课堂氛围，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古代汉语文选作品中的字、词、句方面的疑难问题，像古今字、异体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或者通论中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此外，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变换教学地点，比如可以直接把学生带入图书馆，进行关于某一专题内容的讲解，这不仅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而且还加深了课堂印象，提高了兴趣。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多媒体技术发展的日渐成熟，为我们古代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一现代化教学手段，集图、文、声、像于一体，使教学形式既直观，又生动。传统板书时间的减少为学生直观的思考赢得了更大的空间，这样一来，教学内容自然就更为充实，教学效果也大大提高。比如，在“汉字的结构”这一通论里要涉及到汉字形体的演变。教师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描摹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的字形，既费时又费力，形体还不一定描写得准确。使用多媒体，教师可以将甲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文字直接投影在屏幕上，也可以制成动画效果，以动态的方式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展示出来。这样让学生真实、感性、生动地看到了汉字的演变过程，认清了它们造字理据，为进一步了解汉字的表意性质以及推求汉字的本义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关于文选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视频，加深学生对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了解。如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之前，在学生预习过的基础上，先播放东周列国（春秋篇）中关于这一历史故事的视频，让学生置身于母子兄弟之间的一场权力与孝义的厮杀中，可以更形象地了解人物特征以及故事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此同时，教师再步步设问：共叔段的行为是否应受到惩罚？母亲姜氏是否可以原谅？郑伯认母是否有政治上的原因？让学生参与到故事中，并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在完全理解文意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归纳出文中用字情况、特殊句式、词类活用，这样轻轻松松地把文言基础知识也落实了。此外，还可以利用办公自动化进行网上讨论，解答疑难问题，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

3.注重实践环节，努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质量，不仅仅包括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注重实践环节，即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实践，理解、掌握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技能，从而有效地加以运用。我们可以适当地安排一些语言研究方法训练，将教材中有争议的问题拿来让学生思考与探索，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关于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说法有很多，争论也很大，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面”在《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中作动词“面向”讲。有的人说“面”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也有的人说是名、动词的兼类。像这样的问题，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体会哪种说法更为合理。通过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从不同程度加强和培养了学生自觉观察语言现象、探索语言规律的习惯，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我们还可以在教学之外，设计完整情境，让学生进行模拟教学；还可以安排学生到中小学去听语文课教学，分析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使教学有较强的针对性，这样既巩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也培养了大学生的职业技能。

综上所述，在遵循古代汉语教学目的与内容的前提下，正视高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实现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J].粤海风，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