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决策论文篇（1）

当前国有 企业 普遍推行的全面预算管理，是 现代 企业制度的一种管理机制。它一方面与市场机制（风险机制）相对接，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组织及运行机制相对接。企业在预算管理中编制预算时，对未来环境的 分析 往往是假设状态的，因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始料未及的 问题 ，企业管理者就需要把握好市场瞬息变化的特点，加强短期决策，以变应变，以动制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成本决策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一般偏重于经营战术 研究 ，具有快速、灵活的特征。本文拟就此作一概括的介绍。 一、成本决策的作用和决策原则 成本决策对于企业增强其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预算目标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预算管理的战略决策不可能详尽周密地把握未来环境的变动趋势，只有通过具体决策，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原材料和产品供需数量的变化、价格的高低、贷款利率和外汇汇率的升降，时刻处于波动状态，给企业经营带来多重风险。成本决策的作用就在于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2、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在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目标成本的设定、分解及达成都需要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企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在满足产品质量和生产数量的前提下，使产品成本的料、工、费达到最佳组合。 3、有利于推进企业生产经营结构的渐进式调整。成本决策分析可以揭示企业产品成本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优劣地位，从更高层面上掌握成本主动权。对成本居高难下、竞争乏力的产品促使企业抓紧淘汰，并对企业生产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逐步实行调整。 成本决策的前提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也就是，决定某项备选方案是否可行的标准。一般地说，应遵循的原则是： 1、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无论何种方案，必须看它的可实现收益是否大于其投入的成本。不能达到这一点，该方案即不可行。 2、边际效益原则。有些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可通过追加一定的支出而使其可提供效益愈来愈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投入多少成本时，它所提供的收益减去成本值达到最大化，即边际效益最大化。 3、成本最小化原则。当一项 经济 业务的收益难以确定时，应考虑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如何使投入的成本最小化。 二、成本决策分析的重点 成本决策涉及到企业供产销，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凡是发生成本费用支出的各项经济活动，都有一个成本决策问题。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常性业务的成本决策一般可如下述。 1、存货成本决策分析。存货成本决策的目的，是以最少的资金占用、最低的资金成本支出，满足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企业存贷分为储备性存货、生产性存货、成品性存货。储备性存货是指供应过程中的物资储备，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包装物，这部分资金占用量较大，又处于生产待用阶段，是流动资产的主体部分，也是存货成本决策的重点。 存货成本决策应抓住两个关键量：（1）确定存货的最低存量。 影响 存货存量的两个因素是，预算年度生产经营规模和存货周转速度，一般可以参照 历史 和行业先进水平进行测算。（2）控制存货订购的经济批量（EOQ）。影响存货经济批量的因素有三：其一，采购成本，指材料物资的买价和运杂费；其二，定货成本，指采购部门因定货业务而发生的费用支出，如差旅费、业务活动费、办公费等；其三，储存成本，指存货的仓储费、搬运费、保险费及占用资金支付的利息等。三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存货成本决策分析就是通过控制存货的经济批量确定存货的最低存量。 2、生产成本决策分析。生产成本决策是成本决策的核心。决策的目的是在企业现有生产条件下，如何最合理、最有效、最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包括原材料、能

成本决策论文篇（2）

关键词:成本所有权经营权决策控制效率

人们通常认为所有者兼经营者的企业形式效率最高,这时成本最小,例如阿尔钦和德姆赛次的团队生产理论分析。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的问题不仅包括管理者与员工的成本,还包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成本,因此这种企业形式的成本要更高一些,那么是不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合并的企业形式的效率就一定高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企业组织呢?如果是,那么为什么所有权广泛而全面分散的这种组织形式普遍存在呢?已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一、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企业运营效率

(一)团队成员偷懒行为的监督及其问题

阿尔钦和德姆赛次认为:企业的生产是团队生产,因为许多人联合分工生产更具有专业化效率和规模经济。但是团队生产的是“团队产品而不是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因而很难准确的检测、测算每个成员的贡献,在直接测度每个团队成员的边际贡献高成本的情况下,团队成员就会产生偷懒的可能性,偷懒行为的部分效应将由团队中的其他人承担。

那么如何监督偷懒行为呢?一种方法是由市场竞争来监督团队生产,有更大生产能力的团队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现有成员将受到愿意以较低收入份额提供服务或向团队其他成员提供更高收入的潜在竞争者的威胁和约束,一旦其偷懒行为被觉察就会被撤换。然而“市场竞争并不能实现十分有效的控制”,首先通过观察团队产出来发现确定偷懒行为的存在及其程度很难,因为影响产出的因素很多;其次,其他团队生产中同样存在偷懒的动机和行为。另一种方法是阿尔钦和德姆赛次提出的培养团队成员的忠诚感和团队精神,强化不偷懒的共同利益。由于培养团队精神的可操作方式和最终效果的不确定性,因而我们应该提倡但是不应该仅仅将监督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予团队精神的培养。第三种减少偷懒行为的方法是“由某个人专门作为监督人检查团队成员的投入业绩”。但是监督人又由谁来进行监督呢?阿尔钦和德姆赛次认为通过授予监督人剩余索取的方式可以解决监督人偷懒的激励问题。“监督人通过他支付给投入品所有者的价格,通过观察和指导这些投入品的活动或用途,减少偷懒活动,获得剩余收入”。这样,监督人就成为了“团队生产过程中的中心合约人”,即雇主或所有者,其拥有这样的权利束:“成为剩余索取者;观察投入品行为;作为中心方与所有投入品订立合同;改变团队中的成员资格;出售这些权利”。这样的权利组合一方面实现了相对优势的专业化分工效率,另一方面减少了团队生产过程中的偷懒——信息问题。这就形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企业组织运营模式,雇主或者所有者可以通过观察或规定投入行为来估计员工边际生产率。

但雇主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能监督的人数也是有限的,这样组成的企业规模一定受到限制,企业很难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此时为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雇主必然委托管理人员对更低层级的员工进行监督,一方面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能监督的人数也是有限的,企业必然形成多层级的组织结构形式;另一方面,所有者、管理者、雇员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他们各自的利益往往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这时所有者即使亲自经营企业也很难保证员工的行为与所有者的预期完全一致。与此同时,企业所有者在经营中所追求的往往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所有者的效用包括货币工资、舒适的办公环境、所有者的利润以及社会关系的维系等等。因此,即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企业经营也不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性要素

由此,德姆赛次提出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四类:第一,企业价值最大化所需的规模,企业的规模与所有权集中之间是一种反向关系,规模越大,企业的所有权更加分散。第二,实施更有效的控制产生的利润潜力,即潜力控制。当所有者实施控制的程度既定时,企业的利润潜力就与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外部环境稳定(稳定的价格、稳定的技术、稳定的市场份额等)时,监督成本比较低,而外部环境不稳定时,经营者的行为对企业经营的效益有明显的影响,这时监督要花费高昂的成本。第三,系统性管制,例如政府控制。德姆赛次通过分析得出:政府调控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受控行业的所有权更加分散。第四,企业产出中的潜在要求,例如舒适的办公环境等等。企业的潜在要求越高,所有权就越集中。由于不同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性要素不同,从而带来了不同的所有权结构,例如当企业符合下述条件时:领取固定工资的工人的任务容易监督;所有者兼经营者投入企业、作为股本的资金能够保持企业有效规模运营;所有者的经营兴趣及领导企业的能力与企业所处的环境相适应,企业就会采用所有者亲自经营、按等级制度组织企业的形式。如果企业要求的规模比较大,股份资本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就会求助于分散的所有权结构。

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运营效率

(一)两种不同观点

对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运营效率,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伯勒和米恩斯、凡伯伦、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企业的所有者不利,其成本很高。

伯勒和米恩斯(1932)认为,由于作为所有者的利益与最终经营者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两者之间的信息往往也是不对称的,而且分散的股东没有动机严密监督公司管理者,这样就导致作为非所有者的管理者能够引导企业追求利润以外的其他目标。“随着所有权的扩散,这种利益冲突的结果总是以有利于经营者一方而告终”。

凡伯伦(1924)认为,“所谓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实际上就是把控制权从资本家手中转入工程师之手,从而实现了社会效率的恢复,因为工程师的主要兴趣是提高技术、增加产出,而资本家的兴趣在于利润。因此,“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就变成对追求效率的经营管理进行控制的问题了”。

加尔布雷斯(1976)对控制权问题的看法与凡伯伦相同,但他对这种转变的结果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他认为正是由于技术阶层的愿望和权力,牺牲了所有者的利润,才培养出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私人部门的大规模发展。

另一种是以法玛和詹森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组织也是有效率的,关键在于所有权怎样控制经营权在决策过程中的问题。法玛和詹森(1983)认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中,“决策功能和风险承担功能是分离的,部分是因为经营与风险承担专业化所产生的好处”。对于决策功能而言,决策程序包括四个步骤:提议——提出资源利用和契约结构的建议;认可——对所需贯彻的提议作决策选择;贯彻——执行已认可的决策;监督——考核决策人的绩效并给予奖励。其中提议和贯彻职能由同一人担负,法玛和詹森将这两个职能称为“决策经营”,而认可和监督职能合并称为“决策控制”。在决策经营和决策控制不分离的情况下,牺牲了无限制风险的分担与决策功能的专业化好处,这表现在决策程序蒙受了效率的损失,因为决策人的选择需要以财富、风险承担的意愿和决策能力为基础;同时剩余要求者放弃了通过证券组合的多样化最佳地减少风险,因而风险承担成本较大。

在许多复杂组织如上市公司、大型专业化合伙公司、银行等,所有权和控制权往往是分离的,这类组织通常通过决策经营和决策控制职能的分离来解决因决策经营与剩余风险承担的分离而产生的问题。这些复杂组织有一个最大的特征:“与不同决策有关的特定知识——需花费成本在人之间传递的知识——在组织内所有层次的人之间传播”。因此,企业可以将决策经营权委托给拥有富有价值的相关知识的人,来减少知识传递成本;同时分离决策经营和决策控制职能能实现对决策经营中问题的控制,例如可以将决策控制职能赋予享有剩余要求权的人来认可、监督重要决策和规定奖励等。

然而在大型复杂组织中如上市公司,股份分散,拥有众多的剩余要求者,当每一个剩余要求者都要涉足决策控制时,成本很高,因而将其剩余控制权委托给其他人就更有效率,这样就出现了剩余风险承担与决策控制相分离的现象,组织方式有以下收益:决策经营委托给人,可以使有价值的知识在与其密切相关的决策程序中发挥效用;决策经营和决策控制的分离有助于解决因剩余控制权的扩散而引起的问题;剩余要求者可以通过证券组合减少风险承担的成本;剩余要求者不需要具备大量的财富和经营决策能力。所以,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中,当决策经营、决策控制和剩余风险承担的收益一般大于它们所导致的成本时,组织也是有效率的。

(二)决策控制的主要机制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决策程序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时,可以通过决策经营与决策控制的分离来提高运营效率。决策控制的主要机制在不同的组织中大同小异,主要有以下几种:决策科层。即由较高层的人认可和监督较低层人的决策提议,评价其表现。决策科层因组织的博弈规则而得到加强。相互监督制度。复杂组织中形式上的决策科层得到了来自人之间不太讲究形式的相互监督的信息的支持。在经营过程中,企业的各个部门、各个层级之间的信息是相互传播的,这些信息对于较高层级人并不直接有用,但是这些信息提供了内部人之间的相互监督。董事会。董事会(或理事会或经营合伙者委员会)掌握聘用、解雇和补充高层决策经营者以及认可和监督重要决策的权力,实现组织最高层级决策经营和决策控制的分离,使高层决策经营者与控制人之间的串通更加困难。

三、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启示

不管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还是统一的企业,其运营都是有效率的,都能够通过激励、监督、程序控制等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雇员之间的问题。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企业的出资人包括国家直接投资者、提供贷款的银行、机构投资者等,要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关键在于提高决策控制的效率及决策的质量,加强决策经营的监督。但是,目前国有企业起决策控制核心的董事会往往由于所有者缺位而无法充分发挥决策功能,作为决策控制的最高层级,谁又对其实施决策控制和监督呢?通常人们认为是股东大会,但是外部股东是信息不对称者,同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其分配机制决定了外部股东的监督成本很高,因此股东大会不能有效监督、控制董事会的。特别是小股东与大股东(他们通常是小股东的人)之间的问题应如何解决。以上理论分析都假设小股东、大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而现实生活中当小股东将决策控制权委托给人以后,小股东的利益常常没有得到保证。因此,要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还需要从国有企业的决策控制着手系统规划。

参考文献:

成本决策论文篇（3）

当前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管理机制。它一方面与市场机制（风险机制）相对接，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组织及运行机制相对接。企业在预算管理中编制预算时，对未来环境的分析往往是假设状态的，因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始料未及的问题，企业管理者就需要把握好市场瞬息变化的特点，加强短期决策，以变应变，以动制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成本决策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一般偏重于经营战术研究，具有快速、灵活的特征。本文拟就此作一概括的介绍。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还有更多介绍。 谈企业预算过程中的成本决策 一、成本决策的作用和决策原则 成本决策对于企业增强其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预算目标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预算管理的战略决策不可能详尽周密地把握未来环境的变动趋势，只有通过具体决策，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原材料和产品供需数量的变化、价格的高低、贷款利率和外汇汇率的升降，时刻处于波动状态，给企业经营带来多重风险。成本决策的作用就在于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2、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在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目标成本的设定、分解及达成都需要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企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在满足产品质量和生产数量的前提下，使产品成本的料、工、费达到最佳组合。 3、有利于推进企业生产经营结构的渐进式调整。成本决策分析可以揭示企业产品成本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优劣地位，从更高层面上掌握成本主动权。对成本居高难下、竞争乏力的产品促使企业抓紧淘汰，并对企业生产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逐步实行调整。 成本决策的前提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也就是，决定某项备选方案是否可行的标准。一般地说，应遵循的原则是： 1、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无论何种方案，必须看它的可实现收益是否大于其投入的成本。不能达到这一点，该方案即不可行。 2、边际效益原则。有些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可通过追加一定的支出而使其可提供效益愈来愈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投入多少成本时，它所提供的收益减去成本值达到最大化，即边际效益最大化。 3、成本最小化原则。当一项经济业务的收益难以确定时，应考虑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如何使投入的成本最小化。 二、成本决策分析的重点 成本决策涉及到企业供产销，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凡是发生成本费用支出的各项经济活动，都有一个成本决策问题。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常性业务的成本决策一般可如下述。 当前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管理机制。它一方面与市场机制（风险机制）相对接，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组织及运行机制相对接。企业在预算管理中编制预算时，对未来环境的分析往往是假设状态的，因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始料未及的问题，企业管理者就需要把握好市场瞬息变化的特点，加强短期决策，以变应变，以动制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成本决策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一般偏重于经营战术研究，具有快速、灵活的特征。本文拟就此作一概括的介绍。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还有更多介绍。 谈企业预算过程中的成本决策 一、成本决策的作用和决策原则 成本决策对于企业增强其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预算目标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预算管理的战略决策不可能详尽周密地把握未来环境的变动趋势，只有通过具体决策，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原材料和产品供需数量的变化、价格的高低、贷款利率和外汇汇率的升降，时刻处于波动状态，给企业经营带来多重风险。成本决策的作用就在于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2、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在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目标成本的设定、分解及达成都需要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企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在满足产品质量和生产数量的前提下，使产品成本的料、工、费

成本决策论文篇（4）

资本成本是指公司为筹集和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从债权人和投资者那里获得各类资本的综合成本，包括资本发行成本和使用成本。资本发行成本是指在筹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如发行股票、债券等支付的发行手续费、承销费、印刷费、资产评估费、公证费、公告费等，资本使用成本是指使用资本过程中支付的各种费用，如债券的利息、股票的股利、银行贷款利息等，资本筹集（发行）成本通常是在筹资时一次性发生，作为筹资额的减项予以扣除。因而从财务管理意义上通常所说的资本成本亦即资本的使用成本。由于债务成本利率水平和还本付息明确，我国企业能感受到债务成本的存在，但感受不到权益成本的压力。普遍把公开发行股票视为一种无需还本付息的廉价筹资方式。同时，资本成本，特别是权益成本估算模型的应用还存在大量的技术困难。例如，缺乏作为无风险基准收益率的短期国债市场，投资者投资分散，组合程度低。近年来，有些证券公司计算了β值（即单个股票超额报酬率对市场组合超额报酬率的敏感程度），但未形成共识和受到广泛接受，经验判断仍然非常重要。既然现代公司财务管理中强调资本成本的重要性，而在现实中又难以估算，我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如何对待和应用资本成本？笔者认为：一、在经营理念上，企业需要了解资本成本的意义，但主要应致力于正确地进行投资、经营和田资决策，不必过分关注资本成本的具体数值。建立和推广资本成本理念的目的，并不在于精确计算实际上不能准确估算的资本成本数值，而在于促进企业树立为股东创造市场价值而不是帐面价值的经营理念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资本成本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外部评价指标之一，其估算应该由资本市场来完成。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未形成资本成本估算方法和数值共识时，企业不必过分关注本企业资本成本具体数值，特别是以技术创新为经营哲学的成长型公司，因为快速成长企业的预期收益率往往大大超过资本成本，资本成本并不是其主要考虑因素。融资决策的关键在于匹配经营风险，增强企业的财务弹性，保持合理的资信等级。例如：1998年微软公司资本收益率为52.9％，资本成本率只有14．2％，英特尔公司资本收益率为42.7％，资本成本率为15．L％，因此成长型公司应致力于形成和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驱动因素，诸如技术创新、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增值服务等，股票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评价会通过套利交易原理在股价上反映出来。二、资本成本理念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在企业进行投资决策中引入资本成本的概念，旨在帮助我们判断单项投资和组合投资的风险程度，以及这种风险的代价——即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也就是将资本投资与金融市场上相同风险的投资相对比，从而设法确定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1）采用贴现现金流方法评估投资机会价值，从而必须具体算出权益资本成本时，可以采用几种普遍接受的方法估算权益资本成本区间值，并作为敏感性分析因素。目前，可供选择的做法包括：a、在现有国债收益率基础上加上相应的风险溢价；b、借鉴国外投资机构对我国境外上市公司β值的估算结果来估算国内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直接参照上市公司权益资本回报率水平。（2）采用其他合适的估算方法和评价指标，代替资本加权成本的估算。包括： a、采用内部收益率法； b、调整现值法（ APV），它将项目的每项现金流量分为无杠杆作用的营业现金流量及与项目融资相联系的现金流量，这种分类是为了采取不同的贴现率；c、在兼并收购中，可以采用市场盈利率（P／E）、股票市值／帐面值（MV／SV）以及EBITDA倍数。 三、资本成本理念在公司分部管理中的应用。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其经营的业务领域和跨越的区域也随之增多和变广，会划分为若干分部（子公司或事业部），对分部的成本效益管理也必须引入资本成本理念。每个分部所使用的资产都必须进行融资，那么波分部的资本成本也就是公司期望分部从它的资本投资上所获得的最低报酬率。其可以接受的标准，可以考虑：a、参照可比上市

成本决策论文篇（5）

社会生态模型

[论文摘要】本文从(1)强调结果的个人一环境匹配理论；(2)关注决策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3)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诊断工具研究；(4)关注决策因素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共四个

方面，重新梳理了职业决策理论的脉络，分析了西方职业决策理论本身的理论和应用问题，并结合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需求的特点，初步展望了大学生决策研究中关注社会生态因子的趋势。

国外关于职业决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parsons(1908)的开创性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许多较为成熟的理论。但令人困扰的是这一领域至今都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范式。同时，已有的研究对于解释中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行为和过程既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也难以指导职业辅导的实践。为便于理解，本文将已有的理论归结为以下4类:(1)强调结果的个人-职业匹配理论;(2)关注决策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3)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诊断工具研究;(4)关注决策因素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基于对已有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分析，作者尝试指出在中国文化下应用西方理论的前提条件和描述解释中国大学生择业行为的局限和困境，并初步提出和阐释了提升职业理论生态文化效度的新思路和未来的理论发展趋势一大学生择业的生态模型理论。WWW.133229.COM

一、强调结果的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

西方职业决策理论主要围绕个人的视角展开，关注个人利益最大、效价最高、最适合和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从心理学角度的理论主要是强调个人心理属性与职业要求匹配的特质论，如parsons(1908),williamson(1939),holland(1976,1980)等人的理论!，~;从社会学角度的理论如gottfredson对择业过程中社会声望和性别角色的作用，提出的范围限制一妥协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则注重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探讨择业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对择业的影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个人与职业特点之间的匹配这一角度出发的简单职业决策模型。其特征如图1所示:

强调个人一职业匹配的单维度职业决策理论主要包括parsons的职业决策匹配模型、holland的个人一职业相互作用模}u、工作调适理论((theoryofworkadjustment)、界限妥协理论(theoryofcircumscriptionandcompromise)、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工socialcognitivecareertheory,scc刀等。

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假设匹配的职业决策就是好的或有效的职业决策。但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匹配性并不是优化的职业生涯决策结果的良好预测指标(furnham,2001;spokaneetal.,2001;tinsley,2000)otinsley(2000)指出，holland六边形的一致性系数和职业满意没有显著相关。holland职业兴趣的结构，以及是否和如何考虑用这一结构来解释个体的职业兴趣和进行一致性评估等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3j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作为一种机械静态的人格观，严重忽视了人的可塑性和职业选择的变通性。

二、注重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

在20世纪中期，职业发展理论和研究的趋势之一就是对于帮助控制职业行为的认知变量和过程的关注越来越多(lent,r.w.,brown,s.d.&hackett,g.2001)o[’}gati等(2001)指出职业生涯决策有如下特点:(1)存在必须做出决策的个体和有一个决策要做;(2)有几个备选项，决策者有某些方面和标准，可以用它们对比和评估各个选项来确定最适合的选项;(3)要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由于许多决策中包含着不确定性和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是未知的，因此职业决策是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

关注过程的职业决策模型的演化趋势和过程是，由早期的受标准化决策理论影响较大的理性决策模型，逐渐发展到强调有限理性思想的理论模型演变，后期的模型逐渐克服了标准化决策模型的理想化和过分理性的特征。标准化决策理论(normativedecisionmakin目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典决策理论。该理论相信决策者能够加工所有相关信息，遵循着效用最大化原则(vneumann&morgenstern,1947;e.edwards,1954)做出完全理性的选择。并且选项的优势和劣势之间能够互相补偿，某个选项的期望效用是各种效用被各自的概率赋予权重后的效用之和。标准化理论认为，个体的偏好在决策过程中可以传递(transitivity)和保持不变(consistency)。早期关注过程的职业决策理论都是基于标准化决策理论的思想提出来的。

如果说匹配理论关注的是什么是理想的职业选择，那么过程理论则关注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所有过程理论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围绕个体的认知决策的微观机制展开。各种理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但理论的多样化和概念的不统一本身表明职业决策过程比预想的要复杂。各种过程理论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决策过程极端地依赖决策者对价值的评估、概率的判断等等，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么决策就变得简单了，简单到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过程。

三、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研究

职业决策的研究另外一个思路和主题是职业决策困难及其影响因素。职业决策困难，是指个体在特定的时间里，无能力作出一个特定的决策。

krumboltz认为其实质是对决策不满意，或是由于与职业相关的学习经验不够，或是由于个体还没有学会或运用一套作职业决策的系统方法所导致的一种决策状态。决策困难是没有学会某种学习经验的自然结果。crites认为是个体无能力挑选或是承诺于一个特殊的，即将准备或进人特定职业的行动过程。哪公诩龙立荣等认为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人在职业选择(进人阶段或职业改变)过程中，面临最后决策时，不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从几个职业中挑选一个时发生的困难。

这一研究取向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职业决策困难的检测工具和量表开发使用，以及围绕这些量表结构和应用的研究:careerdecisionscale,(cds)(osipow,1987),careerfactorsinventory,(cfi),careerdecisiondifficultiesquestionnaire(cddq)o}}~作为经验和实践导向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目的是服务于职业辅导的实践，即分拣和筛选出决策困难者，因此有关决策困难的研究在西方理论界也未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其理论逻辑也并不清楚。虽然国内已经有大量关于上述三个工具验证和使用的文献，但这些工具基本构念的文化适应性依然缺少有力的验证。

四、国内有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

如果说早期的匹配理论是要回答“什么是一个好的职业决策?”关注认知过程的决策理论关注“如何做一个好的决策”的话，那么价值观的研究就是要关注“决策的依据和目标是什么?”

国内近年来关于大学生职业领域的研究相当丰富，如方俐洛、凌文栓等(1996)对中国职业兴趣量表的修订和建构;田宝珍(1997)对大学生择业价值取向的分析;于海波、张进辅(2003)对大学生需要特点的调查;梁龙娟、余贤君对大学生择业标准的研究等等。比较不难发现，国外关于职业决策的研究有着理论和应用两条比较清晰的线索，研究的主题也相对集中和相互关联。而国内的研究多为以国外相关理论为基础的探索，并且国内的多数研究围绕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职业兴趣领域的研究展开。

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是复制性的研究或对国外理论的验证性研究。并且对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构成成分和结构业没有一个一致的表述。金盛华(2005)认为我国心理学领域对职业价值观研究尚无稳定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研究结果各不相同，很难互相验证。poi如凌文轮的问卷项目主要来源于文献中筛选的职业价值观条目，宁维卫的工具来源于翻译和修订的国外问卷。因此依然有必要进一步地研究。

五、大学生择业生态模型构想—职业决策研究的新思路

从上述对西方及国内有关职业决策研究的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的关注视角差异很大，在同一视角下的研究也缺乏统一的表述和一致的结论。随着工作世界的持续变化，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完整地描述和有效地解释真实的职业决策过程和行为，因此也难以在职业辅导实践中应用。同时，由于中西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差异较大，来自西方的理论也难以有效地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择业行为。因此，龙立荣等国内学者基于西方理论本身的问题及其在中国应用的生态文化效度的考虑，开始探索新的关注生态效度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人的职业决策行为。

龙立荣(2006)指出在市场经济体系比较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个人的职业自我属性是择业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个人能够胜任职位的工作(知识经验和能力)，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包括兴趣)和社会规范(包括社会声望、性别)相符，该职业的就业前景广泛就是合理的。至于这些符合要求的职位或职业在哪种类型的组织、在一个国家的哪个地区，似乎并不重要。因此西方描述和解释择业决策主要考虑(图1所示)的模式，即职业自我与职业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西方人也开始关注组织的差异，但这种考虑的顺序仍然以职业为核心组织的作用是次要的。

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价值追求特点的分析，龙立荣提出了的大学生择业的社会生态模型的初步构想:(1)西方的择业理论过于注重择业者的职业自我属性，相对忽视职业所在的组织和地区社会生态环境的作用价值，与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差距太大，难以预测和解释大学生的择业行为;(2)择业决策的影响因素除了个人的职业自我属性外，外部提供的职业机会、外部就业机会的社会生态价值也是人们非常注重的优化匹配因素;(3)在整个择业匹配过程中，个人职业自我与组织环境和地区环境匹配度的预测力，大于与职业本身匹配的预测力;(4)人们看重组织环境是出于薪酬待遇和个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双重考虑;人们看重地区环境是突出地区经济、文化的长久回报价值。简言之，地域、行业、组织等生态因子对个体现实职业决策的预测优于和大于个体职业自我属性(如能力、兴趣)的预测力。

成本决策论文篇（6）

1.1基于认识论角度的旅游决策过程

旅游决策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地发生的、复杂的并涉及许多潜在决定（如从之前的决定“去哪儿”，到之后的“抵达后我们要做什么”等）的过程。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动态的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运用试探法来分析选择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4］。基于认识论的角度，很自然地把决策作为一个叙述性的一连串事件的有序发生并最终形成“过程理论”（ProcessTheory）［5］。过程理论提供了大量对复杂事件的解释，并且考虑到了动态过程的时序要素。然而，它们不应该被看做仅仅是现有理解旅游选择方法的替代品，相反，我们认为它们是有必然联系的，因为它们对相互关系、内在作用和特殊成因等方面提供了更深的解释［6－7］。

1.2基于本体论角度的旅游决策过程

本体论范畴的理解对于比较旅游决策的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旅游决策是一个过程，而一个过程至少应该以两种不同方式来理解：第一，它可以被看成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中的真实物体、实体和事物之间的合理有序的相互作用，通常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来完成；第二，决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其本身就是真实存在，反过来被旅游研究者提出或社会化地上升为一种真实物体、实体和事物。受旅游决策模型影响的消费者行为反射出物体和过程本体的区别和不同。因此，旅游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个产品（物体）或是一项服务（过程），因为每一种旅游体验都是产品和服务的集合。同时，大量的个性化定制已经在旅游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很好地建立起来了［8］，消费者参与信息搜集，选择性地购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9－10］。旅游决策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地发生的、复杂的并涉及许多潜在决定（如从之前的决定“去哪儿”到之后的“抵达后我们要做什么”等）的过程。

2旅游决策过程理论分析

成本决策论文篇（7）

一、引言

现代企业激励理论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和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从性质方面分为，货币激励与非货币激励。从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了解员工的需要是一切激励措施的前提；重视员工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重视员工的需要以此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给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员工满意、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充分发挥其自身才能，给公司带来切身的效益。

这些激励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实际管理与员工激励实践中应遵循的一些原则与指导，它对公司绩效有影响，因此研究激励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鉴于文章篇幅及作者水平有限，在此仅讨论货币激励理论。

绩效决策是企业中高层决策者的行为，绩效决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决策者对会计决策规则的了解、认知程度，所以可考察货币激励与决策层的认知能力对绩效决策的影响。此综述是在会计背景即综合性、样本容量和沉没成本这一个大前提下来进行的。综合性即是要求所划分的责任中心和规定的考核指标要符合各责任中心的实际，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能够比较全面、完整地反映责任中心所承担的经济责任；样本容量指一个样本的必要抽样单位数目，在抽样设计时，必须决定样本单位数目，因为适当的样本单位数目是保证样本指标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基本前提；沉没成本是指已发生或无法回收的成本支出，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不会影响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

二、理论回顾与发展

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员工激励指组织通过设计适当的奖酬形式和工作环境，以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奖惩性措施，来激发、引导、保持和归化组织成员的行为，有效地实现组织及其成员目标的系统活动。现代企业激励理论有多种，不同的激励理论有不同的性质表现，因此对于绩效会有不同的影响。货币激励理论作为其中一个方面在企业激励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货币激励指运用较多的货币去激励人们做事，可以激励决策层做出更有效的决策，有效的货币激励可以激发各阶层为企业实现更大的效益。

假设1.货币激励对绩效决策有强烈影响，高度的货币激励比低度的货币激励对决策的影响程度更大；对决策者首次的货币激励比以后的货币激励更有效

我们引用“The Group Embedded Figures Test”得出有货币激励的参与者比无货币激励的参与者更努力工作，表现了货币激励对绩效决策有激励作用。货币激励的有效运用可促使员工努力的工作，有效完成所分配的任务且高度的货币激励比低度的货币激励对决策的影响更大。对同一员工不同时间实行货币激励，对绩效的影响也不同，首次货币激励比以后的货币激励更有效，对绩效的影响越明显。

认知理论被用作分析认知的本质和绩效反馈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个理论中提取认知能力对绩效决策的影响。组织行为学认为，认知的作用是对于提高工作绩效的一项特殊干预，然而它的这种作用经常被忽视。认知能力指决策者在复杂的会计决策背景下对决策规则的了解程度，所做出的决策是否有效的一种能力。那么它是如何影响绩效决策的呢？

假设2.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对绩效决策有重要的影响，且有高低之分；绩效决策随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更加有效

认知能力在绩效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决策者的认知能力会影响绩效决策的有效性，认知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提高绩效决策的有效性。信息反馈与经验不仅可以帮助决策者了解和提高他们的绩效，并且可以通过选择最有效的激励来减少成本或最小化成本。决策者的认知能力有高低之分，高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所作的决策更有效，低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所作的决策也许会失效。

货币激励与认知能力分别对绩效决策有影响，那么二者的联合影响又是如何呢？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有货币激励下，高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所作的绩效决策更有效；

假设4.无货币激励下，低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所作的绩效决策可能会失效；

本文构建的研究框架如图所示：

三、变量的刻画

文章涉及三个变量，即货币激励、认知能力和绩效决策。实验对象为70名本科毕业生。引用EFT测试，它有18个训练组成，得分从0到18分。以中间数14.5将实验对象分成两组，得分在15分以上的有36人我们称为高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其他则为低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

四、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有激励和无激励的两个小组花费在第三部分测试文件上的时间不同看出有货币激励的小组比无货币激励的小组花费更多的时间且高度的货币激励比低度的货币激励对决策的影响程度更大，即给予的货币报酬激励越高，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更用心、更努力。首次受到货币激励的个体比多次受到货币激励的个体在工作上更用心，即货币激励对于个体者而言有一个新鲜感。

我们运用EFT实验，对决策者的认知能力考核进而量化以满足我们检验需要。把决策者分为高度认知能力和低度认知能力两类，我们了解到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对绩效决策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有高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所作的决策比低度认知能力者所作的决策更有效，即绩效决策随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更加有效。

货币激励与认知能力对绩效决策都有影响，然而各自对绩效决策的影响并不能保证决策的完全有效。伴随着要提高绩效决策的要求，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衡量，并观察二者联合起来对绩效决策的影响程度，所以提出了后两个假设，对于这两个假设我们没花很多的时间去证明检验。

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发现：在会计环境下，货币激励和认知能力对绩效决策都有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在存在货币激励的情况下，高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做出的决策更有效即可以说此时货币激励与认知能力对绩效决策时正相关的关系；无货币激励的情况下，低度认知能力的决策者做的决策可能会失效即可以说此时货币激励与认知能力对绩效决策是负相关的关系。

由于实验对象仅取了70名毕业生，实验对象存在局限性；决策者对于不同的环境和规则的了解程度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人为划分决策者的认知能力是不合理的，虽然我们进行了实验，但实验却并不完善，所以在判定决策者的认知能力的时候就可能存在着误差或风险。

五、启示与展望

货币激励理论给我们的启发：货币激励在一定情况下、一定的程度上会影响绩效决策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在以后的发展中应适当的运用货币激励理论，以实现企业利润最优的目标。认知理论同样给我们一个启示，即认知能力的高低在一定背景下，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绩效决策的有效性，因此应当努力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为企业实现更多的贡献。

基于本文献的局限性，以后研究可更重视关与决策者的认知能力的考核及量化，以更准确的表达二者对于绩效决策的影响。

成本决策论文篇（8）

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智能化”成为信息化后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决策领域,20世纪80年代,一种以计算机为工具、应用决策科学及有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人机交互方式辅助决策者决策的决策支持系统(DSS)应运而生。但是,DSS只能辅助和支持决策者决策,其贡献局限于对可选方案的评价,只能对有量化特性的问题使用数据模型和数值计算方法来辅助决策,不具有表示复杂决策过程的能力,因此,促使人们提出将DSS与专家系统(ES)相结合,以分别发挥DSS的数值分析和ES的符号处理优势,从而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以既能进行知识处理,又能有效地解决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问题,这就是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DSS)的产生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和智能技术的发展,IDSS在广泛的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医疗和农业科学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了解、掌握智能决策的基本知识和技术是计算机科学、智能科学类专业大学生的基本要求,因此,智能决策类课程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计算机、自动化、管理科学与工程和智能科学技术等专业的专业课之一[1-4]。

在我校,智能决策系统课程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和其他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限选或选修课程。目前,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教学内容繁,二是技术更新快,三是涉及的专业知识深,对学生的理论基础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计算机技术)要求极高,教学难度大。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得要领,抓不住课程的核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影响学生们的学习效果。本文就是在这样背景下,提出并开展教学研究的。

1教学内容改革

智能决策系统是一门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人工智能和应用数学交叉的新兴专业课程,其学分通常为2～2.5学分,即32～40学时,其中包括0.5学分的实验课程(8学时)。因此,如何在有限学时中容纳下本课程教学内容,完成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就成为首要问题。

通过实践和教学改革,我校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下列6个知识单元。

1) 决策理论概述。主要内容有决策的概念、类型、基础、流程和目标。理论课时数4学时。

2) 决策系统。主要内容有决策支持系统的概念、结构、功能、主要部件与设计要点。理论课时数控制在6学时。

3) 决策模型。主要内容有数据仓库、知识管理、数据挖掘、智能算法和数据处理。理论课时数控制在6学时。

4) 智能决策系统。主要内容有计算智能基础、专家系统的概念和结构、智能决策系统的概念和结构、智能决策系统的设计要点。理论课时数控制在8学时。

5) 群体决策系统。主要内容有协同计算概述,群体决策系统的概念、结构、功能、群体决策过程与建模和实现方法。理论课时数控制在6学时。

6)智能决策系统的发展。主要包括基于网络的决策系统技术和应用,网络技术与基于Agent的决策系统,智慧地球与智能化企业。理论课时数控制在2学时。

实践教学内容包括4个实验,学时总数为8学时,其教学内容设置见本文§3。

2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是为完成一定的教学目的、教学任务所采取的教学途径或教学程序,是以解决教学任务为目的、师生共同进行认识和实践的方法体系。其方法体系主要包含多个基本要素,比如教、学、信息传输载体(包含文字、图形、图像、肢体语言、表情、感知等)和教学辅助设备等。教学过程就是要充分利用具有信息优势、知识优势的教师,将信息、知识、技能、技巧,系统集成地传输给暂时处于低信息状态的学生。决定这个传输过程顺利进行的至关重要因素有:教师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和学生的求知欲与基础知识及其结构。从教育学和心理学角度看,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就是围绕这两个因素展开[5],限于篇幅,本文的讨论仅从如何调动学生的求知欲着手。

2.1探索式教学方法

经过多年教学实践,本文实践了“探索式教学法”,此法强调因材施教,在教学全过程创设教学环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所谓探索式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以学习课程知识和科学问题为探索目标,以学生熟悉和能接触到生活原型为研究对象,为学生提供自由表达、质疑、探索、讨论问题的环境,学生通过个体、小组、团队等多种形式完成解难、释疑、尝试学习活动,将学生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程序。探索式教学方法重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自学能力,力图通过自我探索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和初步掌握科学研究方法[6],培养学生的文献获取与加工能力、信息分析与加工利用能力、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语言表达与写作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其终身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尽管探索式教学法能够给教师的教学提供思想、理念指导,但是,针对不同教学对象和不同课程内容,其实际应用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就是所谓的教无定法之说。本文以智能决策系统课程第1知识单元课外作业为例,尝试说明该法的具体应用方法,为保证该方法的实施效果,本文拟定了如下的教师操作流程:

1) 制定论文目标:培养学生综合利用参考文献和学会表达的能力。首先,要求学生学会获取、理解、过滤和分析信息;其次,要求学生掌握撰写科技论文的基本技巧;最后,要求学生在观众面前表达自己观点,学习说服听众、推销自己观点的技巧。

2) 论文基本要求:①围绕“关于信息技术对决策影响”的主题,学生自拟题目;②2周时间内,学生完成1 000字左右(2页A4幅面)的论文,其中内容需要包括摘要,关键词,问题或观点概述,目前发展状况,结论或结语;③制作演示幻灯片。

3) 提供信息查阅途径:通过网络教师自己已经掌握的文献资源和网络地址资源,指出查询方法和基本技巧。

4) 抽查式演讲:①使用幻灯片;②介绍主要内容;③结论;④点评、提问与回答。

5) 评价标准:①文档编制能力;②问题发现与分析能力;③表达与陈述能力。

在实施中,要防止出现如下情况:①题目太难或太容易,以免挫伤学生积极性;②提前告示和监督,防止学生偷懒或拷贝;③灵活掌握考评手段,鼓励创新,保护学生学习积极性。

2.2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是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创设学生身临案例场境的教学氛围,使用案例来组织学生的学习、研究、实践等活动的教学方法。本课程利用该方法,加强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为学生学习提供模仿案例,提高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需要掌握好2个重要环节:

1) 案例选编。必须选择学生容易理解、常见的例子,案例选编必须围绕课程某个具体的教学目标,要适当加工,剔除与课程内容关联性小的内容和技术,降低难度,方便学生理解。同时,案例必须来自于实际,并且问题明确。

2) 案例讲解与分析。案例本身只是对实例的某些情况描述,表面上平铺直叙,但是,其中必须隐藏着多个问题,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深入分析,以发现其中隐藏的问题,并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在思考和分析过程中,既要培养和开发学生智力,又要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的能力。案例分析不能苛求解决问题的结果如何,而应该重点强调分析过程是否正确、方法是否恰当,案例讲解和分析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逻辑思维等能力,通常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课程后续需要实施的教学目标。

本文在第4知识单元中,以6子棋计算机博弈系统为例,通过对6子棋计算机博弈平台的仿真实验,选择不同的博弈策略,比如不同的估值函数、不同的搜索策略等,获得不同的实验结果,实现人-机对战、机-机对战,让学生切实体会到机器智能的魔力及其智能系统的构造方法,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实验教学内容

3.1实验教学内容的设置

实验课是智能决策系统课程的重要环节,由于总课时有限,实验课时也就不多。但是,本校在专业课程中,仍然坚持设置了0.5学分的实验,以使学生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联系起来,使抽象的理论不再是深奥,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本课程实验学时为8学时,主要设置了表1中的3个实验。

3.2实验课的操作

为提高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设计能力,针对课程实验教学课时少和实验复杂特点,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简化平台、降低实验难度。实验教学过程重在是一个训练学生动手、动眼和动脑的过程,旨在培养学生好奇心和操作技能,以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因此,在实验中,要尽量将实验平台简化,以将学生注意力集中于实验内容,保证实验效果。比如实验2,提供给学生智能交通灯控仿真平台,它实际上是一个软件模拟平台,能实现固定交管模式的全部功能,学生能通过标准接口建立自己设计的智能交通管理模式;又如实验3,以FIRA机器人足球5vs5比赛项目的仿真平台为实验平台,利用平台已设置的运球、传球、前进、后退、转动等命令,学生能通过这些命令建立足球机器人的路径规划和避障策略。

2) 科学分组、培养协作能力。由于实验3工作量比较大,需要多人协作完成,发挥集体智慧作用,因此,在实验3中,按照3～5人/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监督、管理、协调本组实验过程,每个组员都有明确的任务,并对组长负责,组长对教师负责。实验3的课内实验设置4学时/2次,学时主要在课外完成实验3,历时1个月。

3) 设计算法、培养智能意识。引导学生,模仿人类智能,设计智能算法,实现简单的智能决策。由于课时有限,必须注意控制算法的简洁、实效,以使学生能在短时间内模拟实现简单的智能行为,着重引导学生分析业务行为,发现系统流程,构造智能算法,以此培养学生开发信息系统的智能意识。

4结语

智能决策系统是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自动控制科学交叉结合的一门新兴专业课程,对推动信息化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作为在校主要面对电子信息、计算机专业学生,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反映加深了对智能的理解,提高了对计算机技术应用的认识深度,培养了学生的智能化设计意识,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本文的研究成果是源于智能决策系统课程,但是,对其他信息技术课程,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钟义信. 智能科学技术导论[M].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6:1-38.

[2] 张彦铎,王海晖,刘昌辉. 地方工科院校智能科学建设的若干思考[J]. 计算机教育,2009(11):39-42.

[3] 韩力群. 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规范[R]. 北京:第二届全国智能科学与技术教育学术研讨会.2004.

[4] 王万森,钟义信,韩力群,等. 我国智能科学技术教育的现状与思考[J]. 计算机教育,2009(11):10-14.

[5] 杨德广,谢安邦. 高等教育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6:1-50.

[6] 张伟峰. 本科高年级人工智能教学的几点思考[J]. 计算机教育,2009(11):139-141.

Research on Teaching Reform of Intelligent Decision System Courses

ZHANG Xiao-chuan, CHEN Feng

成本决策论文篇（9）

摘　要　公众成本理论源于国际关系的国内政治理论，它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公众舆论为决策者制造政治赌注，既可推动决策者的对外决策，又可使决策者付出重大国内政治代价；其二，公众关注外交政策的程度制约决策者对公众成本代价的评估；其三，决策者在利用公众成本时存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困境。本文以布什父子执政期间所处理的几次外交危机作为个案，来诠释公众成本理论的逻辑机理，并指出研究该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公众成本理论 对外政策决策 布什政府 外交危机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6-0001-06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外交学的研究出现了某些新的进展，其学科地位也开始得到重新认识，逐渐从一门“潜学科”向正统学科的方向发展，有学者甚至尝试结合国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建立一种外交学理论。[1] 也有学者对国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子领域进行系统研究，例如，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系统关联，并提出一种名为“公众成本”的理论（theory of audience cost）。本文试图结合美国外交危机决策中的典型案例系统剖析该理论的运作机理，并指出加强这一理论研究对我国外交决策的价值。

公众成本理论的缘起及主要观点

公众成本理论是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内政治理论成长起来的，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国内变量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民族特性、党派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对国家外部行为的影响。[2] 一些学者特别注意到这些国内变量与外交决策的关系，并把国家政权的类型、官僚机构的互动、选举制度和公众舆论、决策者的个性等看作对决策者的重大制约因素。公众成本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费伦（Fearon）、鲍姆（Baum）、梅斯奎塔（Mesquita）、西弗尔森（Siverson）等。[3] 根据费伦的定义，公众成本是指，在外交危机中，决策者（西方国家一般指总统）向国外行为体“公开”发出威胁后退却下来所遭受的国内政治惩罚（比如输掉下次总统选举等）。它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决策者“公开”发出关于一国的威胁言论后要冒国内舆论风险；二是发出公开威胁后从危机（包括战争）中途退却下来可能会遭受国内民众的惩罚。[4] 该理论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公众舆论既为决策者提供机会，也制造风险。在选举制国家中，公众的选票常常制约着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因此，决策者非常在意公众的反应。公众舆论对决策者而言既有助益亦有妨碍。一方面决策者常常借助民意推动危机中的外交决策。另一方面公众舆论一旦运用不当可能招致不利的政治后果。因此，决策者往往会对公众舆论倾向进行评估。公众舆论分短期与长期两类，决策者更关注公众长远的想法。短期舆论常常不稳定，尤其在危机的早期，公众对决策者对外政策的支持是无常的，其政治意义也是有限的。[5] 而长期舆论则较为稳定，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因为随着外交危机时间的延长，公众会了解得更多，支持和反对态度会慢慢稳定下来。[6] 但这并不意味着短期舆论对决策者不甚重要，因为如果对危机处理的结果不佳，那么最初公众的强烈支持也往往很快会转变成对决策者表现的反对态度。[7]

其二，决策者获取收益或遭遇国内政治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公众关注危机事件的程度。公众愈是关注，决策者的政治对手就愈容易利用一切对外政策方面的瑕疵，为下次竞选击败他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公众舆论为政治对手提供了指责决策者的背景和参照物。[8] 而公众的漠不关心，则可能为决策者带来帮助，他可能面对较少的内部制约因素，在改变政策时不用担心公众的反应，即使决策失败，也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9]

其三，决策者面临“公众成本困境”。公众舆论是游离在政府决策之外的因素，决策者在考虑是否发出公开威胁时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向公众公开关于外交对手的威胁，且成功吓阻对手，那么他可能提升不战而胜的机会，从而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信任度。然而，提高信任度常常要付出代价，那就是如果敌对国家并不买账，那么决策者在政治上就被捆住了手脚。而且决策者通过公众舆论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赌注越是成功，面对危机升级为武力冲突的压力往往越大，而一旦使用武力失败，他将在国内遭受更大挫折。[10] 造成这种对外政策决策中潜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有三个原因：一是决策者从危机中退缩下来或输掉与对手的战斗所带来的潜在政治代价，往往超过对外政策成功所带来的潜在收益。[11] 这主要源于公众对政府政治的普遍怀疑态度、媒体对决策者的大量消极报道等因素。[12] 二是相比国内政策而言，公众对外交政策的了解较少，在缺少具体信息时，他们更可能认为决策者在外交方面是称职的，更信赖决策者在外交决策上的能力。因此，在对外政策获得成功时，许多公众不可能改变已经积极的正面评价。但对外政策一旦失败，很可能诱导更多公众往消极面改变观点，民意的下滑空间将大于上升空间。[13] 三是公众反应的不可预知性。决策者至多能掌控部分民意走向，无法准确评估来自公众舆论的政治风险或收获。[14] 公众成本的困境常常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公众成本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以布什父子处理外交危机为例

对公众成本的顾虑促使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对外决策中考验决策者的最大难题莫过于以动员军事手段解决外交危机。采取军事手段要冒极大的风险，对于强大的美国而言，其最坏结果绝不是担心被对手打败，而是可能在国内政治中遭遇滑铁卢――被选民抛弃。根据梅奎斯塔和西尔弗森的调查，如果领导者感到丢掉职位的可能性越高，那么他挑起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相反，当去职的可能性较低时，他往往会发动武力冲突，因为他拥有足够的选民支持，能承受战争失败的代价。[15] 这种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情况给了决策者博弈的机会，搏弈的结果取决于对公众成本的评估，如果决策者在处理危机时对公众反应的盘算出了问题，势必导致不利后果。在美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军事危机中，公众投入的关注度各不一样，决策者因错误估算而付出不同的代价。比如，1994年美国对海地内战的干涉及1995年对波斯尼亚内乱的置之不理，只吸引了少量而短暂的公众关注，而1991、2003年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16] 这些危机发生时，当事总统做出决策的最初出发点都是想从公众身上赢得国内政治加分，但面对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下面采用在布什父子一前一后的任期内美国发生的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危机事例，来分析公众成本的困境如何制约美国总统的对外决策。

老布什处理过两次外交危机事件，经营了两次公众成本，但享有的公众待遇迥然不同。老布什上任之初，其公众支持率并不高，因此，他开始策划通过系列事件争取公众成本的正效应。[17] 他首先遇到的是巴拿马事件。1989年12月15日，诺列加出任巴政府首脑，宣布巴拿马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针对这一危机情况，布什政府有两种选择，要么采取秘密外交途径安静地化解巴拿马政府的过激行为，要么向公众公开发出关于巴拿马的威胁。布什政府认为这是表现本届政府能力的一次尝试，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18] 12月17日，布什很快签署最后命令，决定从美国本土派遣一万名士兵，会同运河区美军，向巴拿马各主要城市和军事要地发动突然进攻，占领巴全境，诺列加政权。老布什这种行为明显背离了国际法准则，根据美国的过往经验，国内公众一般会对总统这一决策作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出乎意料的是，老布什的这一行动不但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反而提升了他的公众支持率。这一结果表明，老布什对公众成本的搏弈是成功的。

然而，公众的关注是不稳定的，具有不可预知性。老布什通过外交危机的处理所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其执政的后期，其支持率又开始下滑。此时，他试图效仿前一次做法来回收公众成本。[19] 1991年，海湾危机爆发，为了争取公众的关注，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的想法，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根据鲍勃•伍德沃德在《阴影》一书中的披露，战争开始前布什根本就不想通过谈判让伊拉克主动从科威特撤军，他处心积虑地要找到打击伊拉克军队的借口，他要发动一场战争。而且在最初的策划过程中曾试图避免让公众介入。但最后还是决定公开发出关于伊拉克威胁的言论，试图激起公众对萨达姆的愤怒，以获取公众支持。[20] 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这一公开威胁发出后确实引起了公众强烈的正面反应。调查信息刺激了老布什的决心，使他在危机的初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没有退缩下来，随后采取的果断军事行动赢得了公众的信任。1991年1月17日，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发动“沙漠风暴”行动后，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80%以上。[21] 但其“见好就收”的做法却惹来了麻烦，受到舆论的严厉批评，被指责没有抓住战机，挺进巴格达，一举萨达姆政权。[22] 尽管布什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说联合国的决议和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是集中于将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这一使命，这一任务他们已经完成了，但终因当时国内的经济颓势这一导火线，使公众的记忆顿时集中到了此次战争的结果，致使他在1992年竞选连任中，败给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23]

老布什任内的两次危机处理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说明了决策者博弈公众成本的三个不确定性：第一，在公众看来，巴拿马事件不是美国切身的国家利益，因此没有投入过多关注，对总统处理外交事件的能力表示认同；第二，公众对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认识不如国内问题稳定，当外交事务逐渐变得清晰后，公众会更多关注事情的结果。在当时的公众看来，老布什发动沙漠风暴行动表明总统是称职的，但战争的结局是让萨达姆逍遥法外，这无疑是一种失败，加上国内经济问题的罪名，让“国内外事务皆为外行”的总统形象开始占据公众的印象；第三，公众反应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老布什从巴拿马危机中所获得的政治加分不能作为他发动海湾战争的参照物。巴拿马事件发生在老布什上任不久，公众的关注意识较为遥远，而海湾战争发生时，正临近新一轮总统大选，其后果自然不同。

小布什的执政过程更是一个拿公众成本进行外交搏弈的典型例子。小布什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就任总统的，他上任之初一直被许多美国公众认为是“问题总统”，其民意支持率不足50%。[24] 小布什政府一直尝试各种方式来改变这种形象。此时，“9•11”事件给小布什带来了机会，他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展露个性，在佛罗里达发表的讲话中表情沉重，用坚定的眼光鼓励美国人民，并随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人突然觉得这个当初以“有争议的微弱多数”赢得总统宝座的“坏小子”在执政了几个月之后，变成了一个新的布什，一个坚定、强硬、有人情味的布什展现在美国人民面前。这一切使人们对其胜任总统的能力以及当选合法性的怀疑荡然无存，他的支持率在几天内直线上升，民意调查显示的支持率也破天荒地攀升到91%，甚至超过了海湾战争期间他父亲的支持率。此时的小布什也开始考虑为未来竞选连任积累国内资本。[25] 由此可见，小布什通过公开恐怖主义威胁和随后的一次战争赢得了民意，达到了利用公众舆论扭转个人形象的目的。

从阿富汗战争中收获的国内公众成本，显然激起了小布什政府实施另一宏大计划的意图。正如公众成本理论的逻辑所预示的那样，2003年3月中旬，自从布什发表勒令萨达姆流亡的电视讲话后，他的支持率从一周前的59%一下子上升到71%，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调查发现77%的人赞同布什的电视讲话，对他工作的支持率也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64%，对他处理危机做法的支持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63%。[26] 2003年4月美军攻占巴格达后,布什的支持率曾高达79%。但是这一支持率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伤亡人数的不断上升，其支持率一跌再跌，到伊拉克战争四周年之际，已有五分之三的美国公众认为战争是一种错误，似乎布什正为共和党的下次大选付出沉重的公众成本代价。自从小布什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一直在与外交危机打交道，其跌宕起伏的公众支持率再次证明了一点：“永远别低估公众忽视、默许和忘记的能力。”[27] 不管总统的言辞策略是什么，一旦他采取公开方式处理危机事件，就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因为公众成本对决策者来说其盈亏的几率是相当的。[28]

以上几个事例所表明的公众成本困境，向决策者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在面对外交难题时采取公开方式招引国内公众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因为决策者发出威胁后一旦遭受外交挫折，选民确实有惩罚决策者的动机。[29] 因此，对国内公众成本的利用存在着内在的政治风险，除非决策者对成功处理外交危机非常有把握或者重要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他一般会减少对外政策失败的潜在政治成本。[30] 换句话说，铤而走险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只有在低风险的危机中，他才可能会争取公众的审视来为自己加分。

研究公众成本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启示

公众成本理论研究尽管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但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制约关系早已为西方学者所关注。西方很多国家政府组成过程大都带有浓厚的选举色彩，公众舆论一直是其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参变量。尽管存在风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决策中常常会思考如何运用公众舆论推动其决策的问题。就该理论的逻辑机理而言，对中国的外交决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公民参与内政和外交的意识日渐增强，公众舆论的地位迅速上升，大众民族主义开始显现。这些舆论和公众情绪作为社会资源给中国决策者提供了机会，作为社会支持给中国决策者提供了行动的意愿。致力于树立亲民形象的中国政府，势必要顾及舆论所反映的民意，因此，公众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对外政策。[31] 但是，由于公众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在研究公众成本理论和利用公众成本时，必须关注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具体情况，根据国情来经营公众舆论。

首先，公众舆论和适度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有用资源。适度的公众情绪和民族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达形式，而且可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照物，观察公众的呼声和典型的舆论走势，可以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筹划提供重要指针。

其次，中国的决策机制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具有“精英轮换”制的特点，决策者常常出于本人政治前途考虑而始终持有一种经营公众成本的强烈意识，因此，公众舆论对这些国家的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有着极大推动和制约作用。决策者为了实现执政寻求（office-seeking）的成功也会对公众舆论放手一搏。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是集体决策制，决策成果体现一种集体思维的力量，不存在个人政治目的，因此，在利用公众成本时一般更为谨慎。

再次，中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意识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公民参与内政外交的意识已经非常成熟，公众对外交事务的介入意识也较为理性，因此，当国家出现外交危机时，一般都能保持一种成熟的心态和合理的表达方式。相比而言，中国公众参与内政外交的意识形成较晚，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带有“相互跟随效应”，一旦遇上外交危机，公众情绪难免带有某种过度的民族主义意识。例如，近年来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制造的一系列外交事端所表现出的激烈举动就值得认真研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社会和谐是压倒一切的要务，如何恰当地引导公众舆论为国家外交事业服务，同时疏导过激的公众情绪，是中国外交事业中的辩证法。

注释：

[1] 例如，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一是对现实主义的实力原则提出挑战，认为实力因素在短期内不能决定一国的外交决策走向；二是提出了两个介入性变量：决策者对实力的知觉（perception），以及国家机器的力量。参见William Curti Wohj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l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关于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参见Jacks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in Rotbery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参见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1994;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 5, October 2004;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War an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Typ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4] 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1994, p.578.

[5] James N. Resenau,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109.

[6] John Zaller, “Elite Leadership of Mass Opinion”, in Lance W. Bennett and David L. Paletz,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259.

[7] Meernik, J. and P. Waterman, “The myth of the Diversionary Use of Force by American Presiden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49, 1996, p.577.

[8] Shanto Iyengar, “Shortcut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Role of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Accessibility”, in John A. Ferejohn and James H. Kuklinski, 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161.

[9] 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580.

[10]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 5, October 2004, pp.608-609.

[11] Todd S. Purdum, “War Means High Risk for Bush”,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03, p.1.

[12] Gary King etc, “Making the Most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Improving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2000, p.343; Tim Groeling and Samuel kernel, “Is Network News Coverage of the President Biased?”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0, 1998, p.1066; Philip J. Powlick and Katz Andrew Z., “Defining th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foreign Policy Nexu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2, 1998, p.31.

[13] Charles W. Jr. Kegley and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5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98.

[14]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610.

[15]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War an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Typ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Vol.89, No.4, p.842.

[16]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 Times Mirror News Interest Index, January 3-6, 1993.

[17]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Vol.34, p.190.

[18]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195.

[19] George Edwards C., and Wood B.Dan, “Who Influence Whom? The President and the Public Agend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9, Vol. 93, p.330.

[20]“老布什蓄意发动海湾战争”，引自news.省略/51/28/news144552851.shtml

[21]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 Times Mirror News Interest Index, January 3-6, 1993.

[22] John Zaller, “Elite Leadership of Mass Opinion”, p.266.

[23] Milton Lodge, Steenbergen Marco R. and Brau Shawn, “The Responsive Voter: Campaign Inform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9, p.315.

[24] Giacomo Chiozza, H. E. Goemans, “Peace through Insecurity: Tenur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ug2003, Vol.47, No.4, p.453.

[25]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198.

[26] “Poll: U.S. Backs Bush On War”, CBS News, March 21, 2003.

[27]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p.611.

[28] Richard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New York: John Wiley, 1980, p.72.

[29]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p.608.

[30] 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Vol.92, p.625.

成本决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5-0132-04

The Wholeprocess Multilevel Model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DS Theory

CHEN Xingguang1, DA Jiamin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way to express expert’s preference and aggregate their preference are proposed properly and a wholeprocess multilevel model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DS theory.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view and way for group decision making in uncertain environment, and it also has valuabl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solving complicated decision making problems on practical world.Key words: group decision; DS theory; expert weights; structure of knowledge; reasonable disagreement

1 引言

对群体决策的研究最早始于200年前两位法国数学家Borda和Condorect对于方案排序的探讨，Borda在1781年提出了群体对方案排序的Borda规则，1785年Condorcet提出了Condorcet规则并发现了投票悖论［1］。此后，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群体决策进行了研究。1967 年 Dempster提出证据理论后，由于它在处理不确定性问题时有独到的优势，所以越来越被广泛运用于群决策的研究［2］。2002年Malcolm Beynon［3］提出了一种DS/AHP方法从而将证据理论引向了复杂的多属性群决策领域。近年来证据理论在群决策领域的应用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如将DS/AHP用于供应商的选择［4］和证券投资决策［5］等。但实践发现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一些复杂的群决策领域如大型工程的决策，它们所取得的效果却不理想。这是因为先前的群决策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群体决策的核心部分（偏好集结），而非从全过程的角度整体看待群决策问题。所谓全过程群决策就是从群体决策的全过程出发，基于每个决策者的知识背景和认识结构来确定偏好的输入、修正、集结和合成，进而给出一个合理的决策流程而非单独的一个集结函数。

2 全过程多级群决策模型

2.1 全过程多级群决策模型框架

目前群体决策已成为包括数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行为科学、决策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门学科研究的共同焦点，而人们对群体决策的认识和理解还未形成共识。国外学者Hwang 等人［6］给出了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定义：群体决策是把不同成员的偏好按照某种规则集结、并和、归纳成群体的一个唯一偏好序。根据这个定义本文将群体决策抽象为图1的四个过程。

2.2 基于证据理论的偏好表达过程

遇到复杂的群决策时，影响决策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在一个工程决策里，影响方案选择的因素有工程成本、工程收益、政策效应、法律、技术可行性、施工时间等因素，为了决策的科学性，我们需要咨询很多专家，这时候就会遇到“专家知识局限”［7］的问题。因为每个专家都有他自己的知识背景，他不可能对所有因素都非常熟悉，比如经济方面的专家他对成本和收益很了解，但对工程技术、法律等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他在选择方案的时候要么对这些因素没有考虑，要么就是考虑不足。这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给出的偏好的正确性。

由于“专家知识局限”存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专家只需要基于自己熟悉的因素进行方案选择或偏好表达，对于不了解的因素则无需考虑。Malcolm Beynon 的DS/AHP方法给出了一种基于单个属性的偏好表达方法，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要确定因素的权重，而因素权重一般是由专家给出，在现实中每个专家的权威性不同，所以客观地讲每个专家应该具有不同的权重。考虑到复杂群决策的决策效率要求，决策的时候需要一种简单且有效地确定权重的方法。另外，现实中往往不可能对所有专家都有非常准确的了解，特别是在专家人数非常多时，很难准确地判断每一位专家的重要性。所以，合理的权重计算方法要能够考虑这种信息不完全的状况。本文用一种对专家进行分类的方法来确定专家权重［8］，这种方法主要有两个过程：

（1）对专家进行分类：通过计算专家之间的意见距离，将距离最小的专家合并为一类，依次迭代，将专家分成n 类。

（2）计算专家权重：同一类中的专家权重相同，不同类之间的权重正比于类内的专家人数。

得到专家的权重后，接下来就是确定因素权重。这里将每个专家给出的因素权重加权平均即：设专家权重＝（P1，P2，…，Pz），因素i的权重wi＝∑zr＝1wri×Pr，这样就能得到所有因素的权重。基于单个因素的专家偏好表达过程有以下四个步骤：

步骤1：确定决策对应的合适程度的数值：（极端合适，强烈到极端，强烈合适，强烈到一般，一般合适）=(6, 5, 4, 3, 2, 1)；

步骤2：专家基于自己熟悉的每个因素给出每个因素下的所有可能方案的集合；

例如专家i 基于自己熟悉的两个因素（投资成本、工程收益）进行的方案选择：

步骤3：对方案选择进行合适度评价得出专家的知识矩阵；

步骤4：计算知识矩阵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并将特征向量正规化；把正规化后的特征向量作为每个因素下各个决策选择集合基本概率分配(BPA)即mass函数值。

2.3 基于证据理论的偏好集结过程

为了得到一致的群体偏好，需要将这些专家偏好用集结函数来处理。以前用证据理论定量研究群体决策的学者倾向于借用证据理论中的Dempster合成法则来合成这些偏好。Dempster合成法则要求所合成的意见具有相同的权重，但在现实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结构，专家也不例外。例如专家i 对因素工程收益和投资成本都了解，但该专家对因素工程收益的了解比投资成本更深入，所以他基于这两个因素的意见应该具有不同可信度。

另外，在方案选择时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由于因素自身间的矛盾导致基于这两个因素的偏好存在合理性冲突，例如因素工程成本和因素工程完工时间成反比关系，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的合理的方案选择必然有分歧。而Dempster合成法则是不能合成带分歧的意见。所以单纯用Dempster合成法则是无法得到一个合理而科学的群体偏好。因此本文采用一种多级合成的方法，并同时采用改进的Dempster 合成法则来处理这些分歧和矛盾。

第一步，在这个合成过程中首先要确定每个专家的认识结构。

这里本文将专家对因素的把握度即专家的认识结构分为（十分熟悉，熟悉，了解，不了解）四个层次，并将其量化为（十分熟悉，熟悉，了解，不了解）=(1，0.6，0.2，0)，例如某个工程决策中的专家i的认识结构如表1。

第二步，对每个因素下的所有专家意见进行一致性检验并调整，对调整后的意见用Dempster合成法则进行合成，从而得到每个因素下的专家偏好分布。这里用证据间的相似度来度量证据间的一致性，通过将它与限值σ比较来确定是否有分歧［9］。

相似度定义为：

L（mi,mj）＝1-dBPA（mi,mj）(1)

dBPA（mi,mj）表示两个意见mi和mj之间的距离：

dBPA（mip,mjp）＝np＝1（mip×mjp）np＝1m2ip×np＝1m2ip (2)

将焦元投影至各坐标轴加和，归一化后得到近似的概率分配函数，用向量形式来表示各决策专家的mass函数，如第i个专家的mass函数为massi（mil,L,min）。将计算结果构成一致性矩阵，并将矩阵中的每个值与限值σ来比较确定意见是否有分歧：如果相似度>σ则表示两个专家之间意见相近，反之则表示这两个专家根据这个因素进行的方案选择有分歧。

在同一因素下不存在合理性冲突问题，所以对有分歧的专家意见在合成之前需要进行调整，这里采用向权威专家看齐的原则［10］对意见进行调整。

在某一因素下设专家1的意见权重为α，同时专家2的意见权重为β。专家1和专家2的mass函数分布如表2。

一致性检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者意见基本一致，第二种是他们之间意见有分歧，意见需要调整。对于第一种情况，直接用Dempster［11］合成法则进行合成。如果经过一致性检验发现两者意见有分歧，为了使Dempster法则有效，需要对意见进行调整。我们知道两者的权重不同，所以两者的可信度也就不同。为此采取保留权重较高也就是可信度较高的专家意见，修改权重较低的意见的方法。这里结合意见的权重信息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修改专家意见：设α

第三步，用改进的Dempster合成法则合成第二步计算所得的因素下的偏好分布，从而得到群体偏好分布。

一些因素之间的矛盾可能导致这些因素下偏好分布存在合理性冲突，因此在合成的时候尽可能保留这些合理的分歧，而非通过一致性检验把这些分歧消除。所以需要一种改进的Dempster 合成法则来合成所有因素下的偏好分布。

设massi表示第二步计算所得的因素i 的偏好分布，Q为一包含N 个两两不同命题的完备的辨识框架, 2是 所有子集生成的空间, m1和m2是在识别框上的两个基本可信度分配。

步骤1：计算各个意见之间的距离：

步骤3：将意见的相似性测度转换为意见的支持度：

S（mi）＝∑nj＝1i1 jL（mi,mj），它反映的是某条意见被其他意见支持的程度。显然, 支持该意见的程度越高,该意见就越可信。

步骤4：合成所有专家意见得到群体偏好分布。

在群决策专家意见集结时,相对信任度大的意见对集结结果的影响应该较大。因此应该分配给相对信任度较大的意见对集结结果较大影响的机会。同时,既然对分歧意见无法作出合理的抉择，就应将其部分信任度归入未知邻域X。由此,改进的证据组合公式应为:

m（A）＝∑Ai∩Bj＝Am1（Ai）m2（Bj）＋k∑ni＝1P（mi）mi（A）,A≠,X (5)

[这里，m（X）＝1－∑ni＝1m（Ai）,P（mi）＝S（mi）∑ni＝1S（mk）,k＝∑Ai∩Bj＝m1（Ai）m2（Bj）

这种算法使得合成后的意见更具可信性，但同时增加了计算量，在因素比较多时会比较繁琐，为了简化运算，在合成时，首先对因素间的mass函数进行相似度计算，得到相似度矩阵，再将矩阵中的各个元素与设定的限值σ相比较，对于有分歧的两种因素之间用带分歧的Mass函数合成法则，对于相似度较高的因素之间用一般的Dempster合成法则进行合成。

2.4 偏好的输出过程

经过上面的计算得到各个方案的信度值，根据信度值对方案进行排序，在方案选择时原则上选取信度值最高的方案作为最优方案，但有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异常情况，如方案i的信度值和方案j的信度值位居前列分别为：0.343，0.341。虽然方案i 的信度值较高但与方案j 的信度值差异较小，如果这样就断定方案i 为最优方案，未免有些武断，因为任何一个算法和模型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为了避免与最优方案擦肩而过，本文建议采用多准则的判别原则［12］来处理这种情况，即对这两个方案采用另外一个原则进行判优。例如，用两者的似真函数值PL（表示命题的最大可信度）进行比较，较高者优。

2.5 决策流程和决策模型

根据分析得到如下决策流程：

步骤 1：专家集体确定影响决策的因素U(U1,U2…Un)；

步骤 2：专家给出自己心目中每个因素的权重（wij）；

步骤 3：通过本文计算权重的方法计算专家权重和因素权重；

步骤4：确定专家对各个因素的熟悉度或者说是把握度。本文将专家对因素的熟悉度分为十分熟悉，熟悉，了解, 不了解四个等级，同时采用一种非常简单的量化思想对四个等级进行量化(1，0.6，0.2，0)；

步骤5： 每个专家基于自己了解的因素给出方案偏好（不了解的因素不用给出偏好）。

步骤6： 对每个因素下的各个专家偏好进行一致性检验。并用向权威专家看齐的原则对有冲突的意见进行调整。

步骤7：用Dempster合成法则合成因素下的专家偏好，接着用改进的Mass函数集结方法合成因素间的偏好得到方案群体偏好。

步骤8：根据信度值选取最优方案（信度值越大越优）。如有异常启用多准则方法进一步选优。

本文提出的全过程多级群决策模型流程如图2所示。

3 小结

本文分析了目前的群体决策定量研究成果，发现它们在解决复杂决策案例时，由于专家的知识局限和认识结构造成了偏好输入的偏差。为了使决策结果更具科学性，基于证据理论提出了一种专家偏好表达和群体偏好的多级集结方法。在这种方式下，专家只需要基于自己了解的因素进行方案选择，无需考虑其他因素，本文还从全过程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多级群决策的流程和模型，在这种决策规则下处理复杂的群体决策会更有效。

但是这种方法也遇到了许多决策定量研究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专家的模糊表达量化，例如本文中将专家对因素的熟悉度（十分熟悉，熟悉，了解，不了解）量化为（1，0.6，0.2，0）。为了更好地表达这些模糊语言，可以考虑采用区间量化的形式。区间量化是模糊理论的应用，因此将证据理论与模糊数理论相结合运用于本文的决策模型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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