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4-26 02:20:10

生态文明论文

生态文明论文篇(1)

“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词语最早是由于本•阿格尔提出的。1979年,时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的本•阿格尔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生态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学术界接受并认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不断涌现,还有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重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才接受和认可生态马克思主义。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五期中,段中桥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把其作为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加以介绍,该文在2006年被《新华文摘》第五期转载,中国学者才逐渐采纳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译法。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涵义,在本•阿格尔本人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有所提及。他认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思、弗洛姆、歌德曼和马尔库塞等。本文将生态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地批判,并对自然的观念进行重新解读,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劳动之间的关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还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流派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和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

1、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莱易斯和阿格尔以生态危机将经济危机学说。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叙述,不能够诠释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和进化,难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化提供理论上的向导,当代出现的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因此,要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危机作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除此外,他们还认为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消费会引起的生态危机,虽然根本原因即资本积累,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具有其固有的责任。消费异化是无产阶级消费的一种特点,正是这种异化消费支撑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使生态危机替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阿格尔期望通过消费期望的破碎和稳固经济理论消灭生态危机。

2、詹姆斯•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是由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所谓的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同时存在。他概括了两类矛盾,矛盾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矛盾之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奥康纳说明了在二元对立结构中(当然是一种全球性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剥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揭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即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酿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

3、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克沃尔提出了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设想。首先要实现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克沃尔论述了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这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去探讨的。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其次是设想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克沃尔初步构建了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和挖掘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各种形式,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一切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生态系统没有崩溃之前采取行动。

4、福斯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学福斯特仔细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并在此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现代生态学的重点是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福斯特指出,马克思考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这无疑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他主要考察了马克思应用新陈代谢的四个环节:首先,人需要和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互换,而且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其次,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桥梁是劳动;再次,社会性的劳动联系着新陈代谢和整个人类社会;最后,马克思提出了要控制整个新陈代谢的观点。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现代生态学概念——可持续性发展。

三、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建设

生态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青睐,是因为其具有的研究价值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启发。要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弘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要树立正确生态价值观。

1、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忽视生态的维持,生态环境也应该为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主导经济发展全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全方位的认识现代化的新趋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二,要加大力度发展循环式的经济,努力建设节约型的社会,以此促成低耗能、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形成。第三,实施清洁生产,采用清洁能源,预防和减少污染。第四是要尽快建立环保资金投入的机制,把社会和民间的资本引进,推动生态环保项目的产业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共荣共存。

生态文明论文篇(2)

面对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日益破坏、社会病症不断出现等情况,一些学者开始批判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数量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理念。他们指出,我们过去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没有认识到,“现代人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处于战败一方。”[3]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种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引起经济崩溃、社会紧张和政治敌对。……它们在数量上快速地积累,在范围上不断地扩大。虽然它们不能总是直接地导致冲突的爆发,但是,它们能够加剧这个世界的不稳定。”[4]从以上可以看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就是由于人类忽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而任意破坏自然界所引起的。一些人为了自身物质的满足,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而向自然界进行无限制的掠夺和索取,对自然环境进行不负责任的任意破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失衡和紊乱。因此,生态危机并不只是自然界本身所发生的单一的异常变化,不单单是单纯的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本质上看,生态危机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是由于人与自然界发生相互冲突而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其根源主要在于人类既有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努力祛除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过程中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崭新的以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它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人类自身、经济社会和自然界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生态文明的广义概念。从狭义上说,生态文明,是指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并列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在我国,所建设的生态文明,一般是指这种狭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生态文明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都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即生态平衡意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公正合理的制度。当生态文明逐渐发展,备受重视,并成为人类的主导观念,影响到社会生活模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时候,生态文明也就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当然,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要阻止经济发展,而是主张在维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使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实现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相互促进。具体来说,生态文明所包含的内容有:一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保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关系,人类要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对自身活动加以限制。三是人类不仅要注意自身活动给自然界带来的近期影响,而且要注意给自然界造成的长期后果;不仅要关心由人的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有利变化,而且要关注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对自然界不利的变化。四是人类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保障当代人和后代人都具有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从生态文化的历史传承中丰富生态文明思想

亨廷顿认为,文明“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5]它“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5]而“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5]从这一观点看,生态文明的实现,与其说是一个社会政治及其它制度的建构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固有观念的过程。因此,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在整个生态文明构建过程中起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6]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生态文化的社会传播过程,也是人类通过自我学习和自觉实践逐渐将生态观念融入到历史、习俗、体制、道德等人类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生态思维模式的过程。实现生态文明,要从古今中外的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寻找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益经验。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就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注意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以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形式来表示对大自然的尊重。西周时期,就有了从制度上保护生态的措施。《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也就是强调人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谋求天地人的和谐。

儒家思想倡导的“天人合一”、“仁爱及物”思想,核心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庸》中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天地”就是指自然,“与天地参”,是说人在地位上与“天地”并立,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宇宙自然观认为,宇宙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人类更加趋向于回归自然,过一种质朴、田园般的生活。随着科学艺术的发展,人们不断追求纯科学的精神,强烈地希望探求世界的本原。他们开始从自然界本身的运行、发展中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对自然的认识更趋科学。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社会走上了一条“以人为中心、征服自然界”的道路,人类成为“万物的尺度”。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这在康德先验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培根的关于人类可以凭借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思想中得到深刻体现。20世纪以来,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引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生活环境,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各种环境保护运动越来越多,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政党得到建立并越来越有发言权,各种生态保护的会议不断召开,相关的规章制度不断得到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著述。马克思早在论述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能够通过认识自然来支配和改造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7]因此,人类要爱护自然,要与自然保持协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系统,而不要一味地想着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

三、根据生态社会化规律培养生态文明意识

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在表层操作方面包括公民对于生态文明知识的知晓和认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与评价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预期与参与程度;在深层的理性认知方面,应该包括公民对自身在生态文明构建中的社会角色、承担的社会责任、享有的社会权利和对社会基本规范所持有的认知与观念。”[6]因此,要在继承和发扬古今中外的这些优秀的生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人的思想行为发展规律,通过生态社会化的过程,传播生态文化,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

第一,通过教育学习,实现对生态文化由理性认知向思想观念的转化。事实证明,知识是人类认知的前提,没有生态科学的知识背景,人们就很难对生态环境的状况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把握生态科学知识,人们就不会对生态危机的严重危害有深入理解,更谈不上生态危机意识的培养。因此,普及生态科学知识是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的前提,也是生态文明教育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科普讲座、组织讨论会、开展科学知识竞赛等方式,传播生态环境科学知识,使人们了解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状况,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和方法等,使人们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中自觉地学习和接受生态知识,自觉地提高思想认识,为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础。

生态文明论文篇(3)

改革开放后珠江口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沙漠化等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提高认识,讲究生态文明,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念。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首先要从转变观念做起。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恢复

改善珠江口生态环境,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是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前提,也是珠江口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推手。

1加强海洋环境监测与评价

珠江口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恢复是珠江口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一要加强海洋环境监测机构队伍能力建设,强化各地监测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统筹规划与部署,形成全面完整的珠江口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二要建立珠江口海洋环境基础信息数据库,构建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实时系统,注重开展环境现状及趋势性评价,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三要实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近10年的海洋环境监测数据表明,海洋环境质量主要受陆源入海污染物排放影响,在2008年的珠江椅湾底栖生物调查中甚至出现无生物区,加之珠江口沿岸河网密布,点污染源众多,因此有必要开展珠江口海洋环境容量研究,实行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

2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

水生生态系统在维系自然界物质循环、净化环境和缓解温室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水生生物是水生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重要的食物蛋白来源,增殖放流是补充和恢复生物资源,改善生物种群结构,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通过增殖放流可以补充和恢复生物资源的群体,改善生物的种群结构,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尤其是濒危物种,可在短期内实现资源量的快速恢复。增殖放流不仅可以改善水质和水域生态环境,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人们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加强珠江口增殖放流,一是要注重放流品种的选择,应以当地的经济鱼虾类和濒危物种为主,如黄鳍鲷、鲻鱼、刀额新对虾、锯缘青蟹和黄唇鱼等,避免巴西龟和雀鳝等外来物种的误放;二是要注意放流鱼苗的规格,鱼苗规格要在体长3cm以上,保证放流鱼苗的成活率;三是要注重宣传,强化社会参与,可通过开展增殖放流知识展览、举办休渔放生节、建立放生主题公园和提供社会认捐等多种渠道和形式,为社会参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搭建渠道,使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成为当地的一项传统活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3建立珠江口禁渔制度,促进渔业资源恢复

为保障南海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部《关于在南海海域实行伏季休渔制度的通知》,于每年6月1日零时起至7月31日24时止,禁止所有拖网、围网及掺缯在南海区规定水域作业。为加强伏季休渔力度,南海区伏季休渔10年后,农业部将南海区伏季休渔的时间延长半个月,调整为每年5月16日12时至8月1日12时,扩大作业类型,除单层刺网和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均在休渔之列。南海区伏季休渔制度,对遏制珠江口渔业资源衰退,保护物种多样性起到了重要作用。珠江口是我国南方水生生物资源的基因库,咸淡水渔业的生产基地,也是中华白海豚、黄唇鱼和鲥鱼等珍稀濒危物种的索饵场和繁殖地,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休渔制度。由于产卵期间单层刺网、钓具同样对渔业资源造成较大损害,且在伏季休渔期间,部分单层刺网、钓具渔船存在非法携带三重刺网作业的现象,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此珠江口海域可实行禁止一切作业类型作业的禁渔制度。由于珠江口鱼类产卵与繁育多数在每年的4—7月,禁渔时间可定为4月1日12时起至8月1日12时止,既照顾了珠江口鱼类的生长规律,又与南海区整体休渔时间和珠江流域禁渔时间很好地衔接起来,方便了统一管理。

统筹规划布局,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海洋开发向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全方位推进,海洋对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位日益凸显。以东莞市为例,2010年全市海洋产业总产值估算为534亿元,占该市当年GDP的12.6%。然而,由于海洋国土观念淡薄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缺失等因素,海洋开发仍处在粗放型阶段。海洋生物资源、环境资源、岸线资源的本质表明了海洋资源一旦受到严重破坏,短期内将难于恢复,甚至是不可逆的,因此海洋产业要统筹规划,优化布局,实现资源粗暴利用型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

1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珠江口东、西岸空间布局,推进珠江口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特别要突出地方特色,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如,广州市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重点开发小虎岛石化基地、南沙港深水码头、万顷沙生态旅游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圳、珠海要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沿海及海岛旅游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成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和生态文明的新特区,东莞市要充分挖掘海洋历史文化资源,优化虎门港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中山市要做大做强养殖业,在实现标准化养殖的基础上,注重优、特水产品种的推广,建立全国标杆。

2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据不完全统计,珠江口海域现有拖网、掺缯、刺网、笼捕和钓具等各类作业渔船500余艘,作业渔民约1100人(不含渔民家庭其他成员),处于超负荷状态。由于渔业资源的衰退和作业成本的增加,这些渔民大多生活在贫困边缘。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通过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减轻珠江口渔业资源承载量,促进渔业资源恢复;利用珠江口特有的海洋属性资源,发挥渔民专业和特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①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发展,提高鱼产品附加值,增加产业利润。②结合特色养殖发展渔家乐,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渗透。③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以渔业为载体,承载游客出海,领略海上风光,体验渔民生活,集合了旅游观光、海上捕捞体验、品尝海鲜风味、社交洽谈和娱乐于一体,渔业资源得到恢复,渔民收入得到增加,海洋文化得到传承,可谓一举多得。

3打好海洋文化牌,做强海洋文化产业

生态文明论文篇(4)

一、“新常态”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矛盾助推了国家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伴随着环境保护的不断深入已走过40多年历程,既有理论研究上的贡献,也取得了一定实践探索的经验。然而,面对"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却仍显疲软和力不从心。目前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究其原因虽然有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但究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经济迅速发展造成资源过度开发。同时也存在改革体制不够健全等原因。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这说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已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已成为国家政府层面关注和重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以来,学术界掀起了讨论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新热潮,学者们围绕"什么是生态文明制度?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怎样的生态文明制度?”对生态文明制度的概念内涵、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必要性和紧迫性、构建路径、框架结构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和研究,众所周知,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同,相应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也应呈显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我国经济社会已步入"新常态”阶段,那么,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如何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新常态”?这理应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然而就目前来说学术界还没触及到这方面的研究,不少生态制度还相对落后,重要的生态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尚需完善,制度体系有待深入探索和建构。首先,从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看,现有研究由于缺乏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生态制度缺失缺位及凸显矛盾的深刻剖析,因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有待逐步优化。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成果大多缺乏逻辑与历史、普遍共性与特殊个性、理论分析与实证调研、横向比较与纵向分析、量化指标考核和本质内容分析、宏观层面和微观层次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次,从研究的视角和学科看,目前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如对经济激励机制的研究大多为针对单一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缺乏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共同研究,故很多研究结论不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新常态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新常态”下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影响深远的实践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常态”的来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必定会沿着纵深方向发展。首先,在理论层面上:第一,“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必将成为学术界研究发展的动向之一。生态文明制度构建如何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保护的大逻辑,首要的是必须对生态文明建设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第二,应进一步拓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研究视角,并丰富和深化生态文明制度内容体系。在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行研究时,必须摆脱单一的研究视角,加强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分析,开拓视野,借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第三,应该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的研究。生态公正和环境正义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和主要任务,只有重视生态文明制度中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和探索,才能实现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其次,在实践层面上:第一,应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研究及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目前对生态文明制度的研究大多是宏观上的探讨,抽象的规范性和理论性研究较多,而从实证角度进行具体制度运行及实效性的研究较少。第二,要加速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试点实验。以实践为基础,通过实践不断地检视已建立起来的生态文明制度,并进行经验总结,才能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第三,应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出发,加快"创建生态文明制度优先领域”的实践研究。生态文明体系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依托健全的体系来激励并制约个人行为,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因此新常态背景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实践价值。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特别是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深刻意义、现实依据和实践经验为依据,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生态缺位、法律制度缺失和体制弊端凸显为原由,探索了"新常态”视域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路径依赖和体系框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学界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思想,更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搭建了平台,提供研究基础和方法论支持。

作者:夏广毅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文明论文篇(5)

木兰围场所在坝上是大兴安岭余脉所组成的高原,平均海拔1500m左右,系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坝下属于燕山余脉所形成的丘陵山地,平均海拔1000m左右。大陆性气候特点非常明显,适宜东北区系和华北区系的林木生长。因此围场中林木品种繁多,既有针叶林,又有阔叶林。1703年,宫廷文人在《随銮纪恩》一文中记载“度汗铁木耳岭,岭势迂回,枫叶掩映山径”,这是围场坝下情形。坝上的落叶松则是“沿岭脊而东,白草连云,空旷无山,天与地接……落叶松万株成林……盈耳皆海涛声。”由于地理位置与气候类型的关系,这里不仅“牲兽蕃育”而且“草木汇萃”,因此引起康熙的关注还御赐美称“万树园”,并为内阁学士汪灏在《随銮记恩》和法国传教士张诚在《张诚日记》中分别用蒙古语或满语或汉语记载了大量植物,如乌里雅苏(杨树)、那尔苏(松树)、楚图尔苏(云杉)、呼鲁苏(芦苇)、得勒苏(芨芨草)、多们(锻树)、樱额(稠李)、普盘(悬钩子)、乌兰那(郁李)、哈拉海(荨麻)、倒吊果(山荆子)、草荔枝(东方草莓等(具体数据见表1)。康熙与乾隆除赋诗对一些草木本植物倍加赞颂外,并命汪灏等把诸多品种收录在大型植物栽培类书《广群芳谱》中。木兰围场的原始森林,栖息着繁多的飞禽走兽,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和鹿亚科动物。常见的有鹿、獐等。鹿科和鹿亚科动物属于草食动物。因此,木兰围场中虎、豹等肉食猛兽也很多。除此以外,木兰围场中还栖息有黑熊、野猪、狼、狐狸、貉、獾、盘羊、野兔等野兽,飞禽则有鸥、雉、鹌鹑等。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到能否可持续发展。

1.2瀚海纵横沙场

康熙、乾隆等皇帝虽然很重视木兰围场的生态环境,然而到后来这里的森林植被还是遭到了破坏。在乾隆年间,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周围兴建了一批寺庙(外八庙)所使用的木料均来自木兰围场,还有一部分被运到京师用于宫殿的修缮,其余作价卖给商人。这次木材大砍伐使民工和商人进人木兰围场内部,得知了良材的分布和道路交通情况,导致以后出现了奸商私伐林木现象。受金钱的驱使,不法商人暗中与看管山林的官兵相勾结盗伐良木,乾隆皇帝虽屡发谕旨,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官府第一次大规模砍伐木兰围场木材,是在乾隆皇帝去世以后,嘉庆四年(1799)裕陵(乾隆之墓)隆恩殿糟朽,补修所用木料均来自木兰围场,砍伐的范围之大几乎遍及围场[5]。再者嘉庆初年采伐的木料一部分供给乾隆康熙陵修缮,其余派人运往深州、天津、多伦处销售。木兰围场既然难以狩猎,“木兰秋狝”徒有虚名。1824年道光皇帝下诏废除“木兰秋狝”之礼。1862年,大臣上书在木兰围场开垦闲田以解决旗民生计问题,为同治皇帝所接受。按照拟定的办法,垦荒只限于木兰围场四周边缘地区,即所谓的边荒。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侵占圈内土地的现象,其中涉及到木兰困场的腹心地区———围座。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迅速扩大,严重地威胁了清朝的统治。练兵处提出在木兰围场开办屯垦,以达到“寓兵于农”、“强本固围”的目的,这个建议很快就为光绪皇帝所采纳。此次砍伐以后原始森林全部消失,荒山秃岭[6]。由于地质构造的原因,木兰围场地表多沙。当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以后水土流失随即发生。由于地表多沙,很容易出现风沙活动。据《围场厅志》记载,1886年大降大雨,暴雨冲毁耕地305顷60亩。4年以后,暴雨又冲毁耕地387顷57亩。暴雨成灾是水土流失的必然结果,这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农民流离失所,远逃他乡。

2遥远的绝响———秋狝遗风

2.1“木兰”访古与“秋狝”今朝

经过100多年的陆续垦殖,这座皇家名苑早已难寻旧貌,但这里绵延广袤的自然环境和星布期间的人文景观却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追忆他昔日的壮阔和辉煌。血染的古战场上,保家卫国的将士的冲锋和战马的嘶鸣,以及围猎习武场上健儿的驰骋和兵器的寒光历历在目,从而令人深刻体味到搏击的洗礼和历史的震撼。乾隆御书《入崖口有作》、《于木兰作》、《虎神枪记》、《古长城说》、《永安莽喀》、《木兰记》等碑刻和摩崖石刻保存完好,这些碑刻多用满、汉、蒙、藏等四体文字书刻,汉文多为皇帝手书,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7]。东、西庙宫,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连营、战斗遗址,记录了木兰围场创造的历史,反映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敌侵略的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更有“猎士五更行,千骑列云涯”的诗篇,是对当年皇家围猎场面的真实写照。影视艺术家们先后在此完成《响铃公主》、《四渡赤水》、《江湖奇侠传》、《荆柯刺秦王》、《还珠格格》等200余集影视剧。如今,木兰围场仍保持着自然淳朴的特色,具有原始的粗犷之美。为发展森林旅游产业,弘扬“木兰秋狝”文化,当地政府成立了河北木兰围场狩猎场。该狩猎场的建立是保护区旨在发展以“木兰围场皇家猎苑”为品牌的“狩猎游”、“皇家游”、“探险游”、“生态游”、“度假游”等旅游项目而做出的新的抉择。狩猎场总面3.8万hm2,由46个“围场”组成。为再现当年“木兰秋狝”的场面恢复建设了“浩赉郭勒围”。“浩资郭勒”系蒙语,“旱河”之意,曾经是清王朝塞外皇家猎苑72围之一,位于现河北孟滦国营林场管理局桃山林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落,独特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辅以运动、习武、健身为宗旨的旅游理念,狩猎场的建设为木兰围场的森林旅游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8]。木兰围场集湖泊、草原、牛羊、古战场于一域,更有湍湍流水、参天古木和极具满蒙风情的人文景观,堪称“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草原骑射,滦河源头游,林海观光,“将军泡子”中泛舟,宿在别有风味的草原小屋或蒙古包里品尝山野系列的绿色食品,在篝火旁炙烤黄羊、山鸡等各种野味,欣赏动人的蒙古族歌舞,都是为人称道的。

2.2“木兰秋狝”是独特的森林生态旅游文化

以“木兰秋狝”为核心的木兰围场森林生态旅游区已成为京北黄金旅游线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的森林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茂密的森林,原始状态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据调查保护区有陆生野生动物317种,昆虫970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5种,分别是黑鹳、金雕、白头鹤、大鸨、金钱豹。国家Ⅱ级保护动物40种[9]。木兰围场的森林生态旅游是现代森林经营的一种独特形式,既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森林游憩,还是狩猎运动,其理念与森林生态文化的内涵是一致的,即以生态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它的核心理念。这与现代的森林旅游文化是吻合的[7]。无论是森林旅游经营者的经营理念,还是森林旅游的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及审美追求都以森林的生态特征作为核心,体现出对生态的关注和文化的要求。由此可见,保护环境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文化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森林密切相关,而且直接影响当地森林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3“木兰秋狝”文化遗产保护及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利用并重

3.1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区内景点建设不仅要满足功能要求,同时要考虑建筑选址、体量、风格、色彩及布局与周围景观相协调,相得益彰。杜绝为无限度地接待游客而盲目扩大旅游规模设施,应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防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建筑服从规划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项目的环境报告制度和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批准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应做文明施工,保护环境,坚持杜绝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搞建设的做法,正确处理好自然风景与人工建筑的关系,加强建设项目与环境保护的管理[10]。在开发当地森林、动物、地质等有形主题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感性的素材。从环保角度来讲,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需要制定合理的旅游规划,防止旅游设施建设破坏动、植物的生境,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坚决制止乱捕滥猎和破坏资源环境的行为。同时要建立现代化的森林病虫害防治与检疫测报点和监测站,确保保护区永续利用。还要防止生活污水、交通工具、过多的活动和设施,给环境造成水体、空气、嗓音以及视觉污染。建立网络化生态管理系统与公园保护体系,保护与利用并重。最后,应结合当地情况,促进当地生态旅游业、新农村建设及自然保护区发展完美切合。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历史城市中可能组成它的这些建筑并不都是重要的建筑,但是他们共同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历史环境。而这个历史环境又反映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过程,像这样的一些遗产,国际社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向。“木兰秋狝”皇家狩猎制度可形成一条文化产业链,承接北京的“故宫文化”、承德的“山庄文化”以及赤峰的“红山文化”,参与到国家甚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来,通过学习中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经验,推动文化更好地传承。世界上有许多自然保护区是由狩猎区演变而来,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伊其克乌尔国家公园Ich-keulNationalPark(突尼斯)、盖奥拉德奥国家公园KeoladeoNationalPark(印度)尼奥科罗一科巴国家公园Niokolo-KobaNationalPark(塞内加尔)等。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中国的木兰围场建于1681年,其历史早于黄石国家公园191年[11]。

3.2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是不能脱离其文化的历史渊源和自然与人文资源特点的。“木兰秋狝”文化孕育于森林草原环境这样特定的地理区域,因此,加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题、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从而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从当地实际出发,可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以及物质生产3个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层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为促进森林公园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应学习中外皇家园林管理的历史经验,加强国家监督,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参与生态旅游管理。在实施森林公园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政府的宏观决策和管理措施以及行业管理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当地经济加快发展,城市化步骤逐渐加快,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队伍良荞不齐等问题,使得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艰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已是势在必行。当地政府应有全局长远意识,加深软件内涵和完善硬件设施,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会发生新的变化,需要调整理念以提高游客满意度与美誉度,对各景区内的营林区建设要有特色,按照生态旅游的原则,尽可能建立集林业生产和森林旅游于一体的营林区。在“软实力”方面,还需加大媒体宣传力度。鉴于当地旅游开发潜力巨大却存在少数人知晓的现状,应在国际国内主要媒体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凸显当地风格优势。针对当地林地所有权具体情况,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国有林场内部,要处理好旅游业与营林业的关系,处理好各从业人员的利益分配关系。同时以“森林回归城乡”为目标,大力发展种苗产业,可以解决当地造林用苗和支援外地造林用苗,为首都周边绿化工程贡献力量[12]。这样可以不断提升当地旅游资源价值,加强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及时转化与应用。

生态文明论文篇(6)

二、强化刚性约束、注重执行绩效的法治思维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法治思维也即是符合法治的理念、精神和逻辑的思维,它决定和支配着法治方式。特别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作用,2006年在给《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短论中,他就曾经敏锐地指出,“改革的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对从法律和制度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发挥法律的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十以后,对国家的法治建设进行了系列论述,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关于依法治国的相关论述本身就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其中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更是法治思维的直接体现。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要于法有据,要在法律的指导下进行;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要紧紧依靠法治,运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最后,增强法律制度的执行力,真正发挥法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功能。的这一论述强化了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是审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做出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重要转变,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建设,论述尤多。他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法规的构建,也注重法律法规的执行,既注重法治的规制作用,同时又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和教育的作用。首先,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随着生态文明的提出,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由人治型向制度型转变,发挥制度在治理规范和程序建设、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方面的作用。通过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统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基本,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具体体制机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减少治理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治理效能。法律制度体系是动态和发展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及时补充新的法律制度,同时不断修正和完善已有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要不断完善基本法律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具体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等。其次,增强法律制度的执行力。要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必须实现制度的构建和制度执行的有机统一,仅有精良的法律制度没有有效的执行机制,则制度效能低下,形同虚设。特别看重制度执行的效果,强调“不讲责任,不追究责任,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他要求改变过去“唯GDP论”、“数字出官”的观念,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官员考核体系,并置于突出位置,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而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很多领导干部把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对于这种情况,要求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联合起来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审查,切实做到有责必究、严厉惩戒。最后,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除了发挥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规制作用外,还要重视生态文化、生态意识等非正式制度的熏陶功能。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督促公民自觉养成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实现由生态认知、生态情感向生态行为的转变。

三、恪守生态红线、维护生态安全的底线

思维底线思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创造性思维。按照的解释,就是作决策、办事情,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所以,底线思维是一种蕴含忧患意识的思维,是一种积极防御性思维,也是一种战略性思维。只有确立了底线,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做事的尺度、原则和办法,才能更好地掌握做事的战略主动权,做到有的放矢、应对自如。生态红线表示人类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一种张力,说明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它的提出是底线思维的一种表现。通过查阅近几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可知,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生态风险无处不在。面对过去欠账太多、新旧问题错综交织的现状,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责任担当,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生态环境治理时不待我,否则生态赤字持续扩大,治理成本积累性后移,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其二,要尽快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要划定和恪守生态红线,否则我们设想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难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难以保障。还多次谈到耕地红线问题。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耕地资源的存量增减、质量优劣关系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应对粮食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口给耕地带来的压力。根据《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的数字,中国现有耕地面积20.27亿亩,年内净减8.02万公顷,未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将是中国长期要面临的问题。面对耕地资源危机,特别指出:“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他强调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同时,要求严格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重点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的耕地安全。大气污染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能否有决心有魄力治理雾霾,还人民以蓝天白云、新鲜空气,考验着新一届领导人。面对空气质量恶化的状况,提出:首先,建立大气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确定大气环境承载力红线,当接近这一红线时便及时提出警告警示;其次,采取刚性措施确保这一红线,严格考核指标、加强环境执法监管,依法追究相关领导、单位和个人责任。将划定红线和恪守红线有机结合起来,以自我倒逼的形式推进雾霾治理,显示了对治理大气污染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为保护资源和环境划定目标红线,而且还为保证目标红线的实现划定责任红线。他强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和使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执政目标中,一方面显示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表明我们党自我警醒、自我督促的强烈责任感。两条“红线”显示了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生态文明论文篇(7)

以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企业绩效为主要内容的SCP分析,认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14]。平衡记分卡建立的衡量体系包括财务、业务管理、客户、人员培养和开发四个方面,其考核指标包括对过去和未来业绩的考核[15]。循环经济的3R原则体现了系统性、预防性和长远战略性。清洁生产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依据SCP分析框架、平衡计分卡的思想和循环经济3R原则。本文认为,矿区管理制度等影响矿区行为,矿区行为又影响矿区环境等绩效;生态文明矿区不仅要关注绩效的衡量,也要关注影响绩效的行为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评价;生态文明评价应体现系统性、预防性和长远战略性。

1.2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框架

本文以生态文明矿区概念为基础,以上述理论为依据,构建生态文明矿区的评价体系。该体系既要包括对过去绩效的考核指标,也要包括对影响未来绩效的企业行为和环境的考核。因此,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包括“驱动力—行为—绩效”3个环节。驱动力指标表现的是生态文明矿区发展的动力源泉;行为指标表现的是生态文明矿区在生态保护等方面所做出的行为;绩效指标表现的是生态文明矿区在经济、资源和环境方面的输出结果。“驱动力—行为—绩效”3个环节评价指标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从产品全生命周期来考虑生态文明矿区指标评价体系设计。绩效主要包括经济绩效、资源绩效、生态绩效和环境绩效等4个方面;行为主要包括开采加工、综合利用和设施运行等3个方面;驱动力指标主要包括管理和技术2个方面。经济绩效方面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两个指标来衡量;资源绩效方面采用“采区回采率”、“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吨原煤生产水耗”、“选煤电力单耗”、“选煤补水量”等指标来衡量;环境绩效方面采用“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噪声”等指标来衡量;生态绩效采用“采煤塌陷地治理率”、“工业广场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来衡量;煤炭开采与加工采用“综合机械化采煤比例”、“原煤入洗率”、“贮煤设备工艺及装备”等指标来衡量;煤炭资源综合利用采用“矿井水重复利用率”、“煤矸石利用率”、“抽采瓦斯利用率”等方面来衡量;环保设施运行采用“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放射源和辐射装置使用”等指标来衡量;管理方面采用“环保管理机构和制度”、“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环保培训和宣传”等指标来衡量;技术方面采用“环保项目占科研投资比重”、“大专及以上人员比重”等指标来衡量。这些指数如表1所示。

1.3生态文明矿区指数等级界定

查阅各类文献中关于综合指数的最终评判原则,本文以生态文明指数来表征生态文明矿区发展水平,并设计出生态文明矿区指数的分级标准[16],见表2。

2生态文明矿区评价方法选择

总结生态文明评价主要研究成果,其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熵权法等。层次分析法把定性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用于解决层次多、目标多的复杂系统评价。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中,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有的指标通过标准计算即可得到分值,有的指标需要专家根据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得到分值。另外,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不仅可用于对多个矿区进行相对评价,也可对一个矿区若干年的指标进行评价。本文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中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将指标权重与无量纲化的指标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生态文明矿区的各级指标得分。用公式表示如下:S=∑i∑j∑l(αijl×Cijl)(1)式中:S表示目标层(即生态文明矿区评价指数);i表示准则层;j表示指标层;l表示策略层;αijl表示策略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Cijl表示策略层的具体分值。αijl权重数值由层次分析法获取,Cijl数值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本文采用专家打分法取得定性指标得分,即邀请环境保护、生产技术等专业不少于5位专家进行打分,取平均分为该指标最终得分;通过监测或者核实后的企业有关数据直接计算获得定量指标得分。为了使各因素之间进行两两比较得到量化判断矩阵,可引入1~9级标度。根据心理学家提出的人们区分信息等级的极限能力为7±2,因此,判断矩阵A的元素aij一般用Santy的1~9标度方法给出。但对精度要求较高的多准则下的排序问题,建议使用指数标度e0/5~e8/5或e0/4~e8/4[17]。本研究使用YAAHP软件进行计算,因此使用指数标度e0/5~e8/5。对于重要性判断不一致的判断矩阵A,对应于判断矩阵A最大特征根λmax的特征向量记为w。w的元素为同一层次因素对于上一层次因素某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这一过程称为层次单排序。层次单排序是否有效通过一致性检验来判断。一致性检验是为了检验同一层次各因素之间相对重要性是否合理,避免因个人判断失误导致甲比乙重要,乙比丙重要,而丙又比甲重要的矛盾情况。当λmax=n,CI=0,为完全一致;CI值越大,判断矩阵的完全一致性越差。一般只要CI<0.1,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则需重新进行因素的两两比较判断,重新构建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维数n越大,判断的一致性将越差,因此应放宽对高维判断矩阵一致性的要求。于是引入修正值RI,并选更为合理的一致性比率CR为衡量判断矩阵一致性的指标。当一致性比例CR<0.1时,认为A不一致程度可以接受,检验通过。可用其归一化特征向量作为权向量。在构造出判断矩阵并求出层次的单排序后,我们还需要进行从最高层向最低层逐渐进行的层次总排序,计算出同一层所有的元素相对于最高层重要性的排序权重。

3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3.1传统的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正向指标表示该指标值越大越好,负向指标表示该指标值越小越好。采用极值化方法对变量数据无量纲化是通过利用变量取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将原始数据转换为介于某一特定范围内(如“0~1”)的数据,从而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影响。折线型和曲线型无量纲化方法是考虑指标值和评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选择的方法。当然,无量纲化方法在使用时,应尽可能选择适合于讨论对象性质的方法。本文构建的指标值与评价值之间不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可选用简单、直观的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考虑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的最好与最坏有一定的阈值,而且能用于各矿区之间的比较,因此选用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中的阈值法。

3.2本研究设定的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本文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指标经过处理后,得分均为0~100分。为了能够更准确表示矿区是否达到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和满意标准,本文设定了视同为100分的满意值和视同为60分的标准值,依据正向和负向的不同指标类型,设定双限型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4生态文明矿区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运用AHP法确定权重。邀请20位专家(每个单位各5位)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的相对重要性打分。使用YAAHP软件,在专家群决策结果中,判断矩阵用加权几何平均法得出权重,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表3列出了三级指标相对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二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权重、一级指标相对目标层权重。从表3可以看出,一级指标层的绩效(A1)、行为(A2)和驱动力(A3)相对于目标层S的权重分别为0.27、0.29和0.44。表明生态文明矿区建设不能只注重结果,要从驱动力源头抓起,并注重行为控制。二级指标层中,在绩效类、行为类、驱动力类三类指标中,各自权重最高的指标分别是生态绩效(B4)、设施运行(B7)、技术(B9)。三级指标相对于目标层来讲,大专及以上人员比重(C24)权重最高,为0.1480。各级指标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均小于0.1,表明判断矩阵可以接受。

5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应用研究

采集某矿区2009-2012年数据,研究生态文明矿区指数的动态变化。各指标的数据采用二手资料调研和企业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由于某矿区属于低瓦斯矿井,因此需要对抽采瓦斯利用率指标进行取舍。取舍后,对隶属于综合利用(B6)的其余指标权重进行再分配。依据各指标的权重和指标的无量纲化数值,运用加权算术平均方法得到某矿区2009-2012年间的三级指标表现和生态文明矿区指数水平。表5和表6分别列出了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动态表现结果。表6说明,驱动力和行为在该矿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彰显的潜力持续向好,表明该矿的生态文明矿区建设前景较好。绩效指标在2010年达到最大值后出现下滑,主要是受国际国内大经济环境影响和能源企业面临的危机所致。表7数据显示,某矿区在生态文明矿区建设方面总体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尤其是2010年比2009年有较大改善。依据本文设定的生态文明矿区分级标准,该矿区在2009年至2011年间属于先进生态文明矿区等级,2012年达到了近卓越生态文明矿区等级。

生态文明论文篇(8)

在谈论到生态文明的时候,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并试图用生态文明来取代或代替工业文明。其实,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实践上,它有否定工业化和信息化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价值之嫌;事实上,从农业的产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不可跨越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它有混淆文明形态和文明结构之嫌;事实上,工业文明是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智能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结构)。正像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文明等文明结构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科学走向智能文明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建构新的生态文明。

一、社会形态是划分人类文明形态的基本依据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实践的事情,这样,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类型的单位)就成为科学划分文明形态(文明总是处在一定发展阶段或一定类型的文明)的科学依据。

社会形态是一个由多层次的结构构成的整体。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形态是统一的。在唯物史观那里,社会有机体说明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的整体,突出强调的是社会构成的系统性。社会形态说明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突出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由此,可以将“五种社会形态”看作是社会形态的总体规定。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规定,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推动、反映和表达着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这样,在反映社会形态构成的具体性、多样性和特殊性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以下具体概念:(1)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2)技术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生产力尤其是科技进步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与此相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知识文明或信息文明)就成为基本的文明形态。(3)政治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政治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层面(阶段和类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表达。根据生产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无阶级的社会)、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了的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4)文化的社会形态。这是具有特殊规定的文化发展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文化层面(阶段和类型)。马克思根据由普遍交往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的情况,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以民族的或地域历史为基础)和“世界文学”(以世界历史为基础)两个阶段。此外,唯物史观还根据人的发展状态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几个阶段,等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具体的划分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都是统一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智能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随着以信息化为中心和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将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进入智能文明时代。(1)知识和信息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在信息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劳动对象出现了软化的趋势,知识和信息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加工对象。不仅信息产业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电子信息),而且生物产业也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DNA就是一种生物信息)。这样,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从物料和能量的层次进入到了信息的层次。(2)智能机器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在大工业时明的工具机和动力机的基础上,新科技革命使电子计算机等人工化、智能化的控制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工业文明时代的机器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反馈就能运转的,而智能机器有传感器吸收周围的信息、侦察各种变化,然后相应调整机器的运转。显然,信息化实质上是生产力的革命。(3)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将成为制约劳动者素质的主要因素。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对产业主体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创新程度将决定工作的绩效。劳动者就业结构尤其是其知识结构的集约性的提高,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将开辟人的智能进化的新方向。(4)知识经济将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知识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又为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比较起来,知识经济具有物耗低、能耗少、污染轻的特点,但它创造的经济价值却远远大于农业经济产品、工业经济产品的价值。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1](P103)显然,智能文明与工业文明同属于技术的或产业的社会形态,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

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尽管生态文明概念是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1)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不仅工业文明导致了生态危机,事实上,在整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了生态环境问题。即使是在渔猎社会时代,也存在着物种资源丧失等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文明也不是简单的田园牧歌的时代。玛雅文明的灭绝其实是有其深刻的生态原因的。当然,只有在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危机才达到了全球性的水平。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如果人类行动出现失误的话,也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生态文明是一项永恒的事业,而不可能成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的具体的文明形态。(2)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标志技术基础。科技进步是文明形态更替的基础和标志。一般来讲,“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P210)如果说弓箭、铁犁和机器分别是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电脑只能是智能文明的基础和标志。如果将电脑看作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就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等同了。当然,人们在使用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遵循生态化原则的问题。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再先进的工具也会成为最具生态破坏力的罪恶手段。作为生态文明的科技基础的生态化科学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这里,通过科技的生态化形成的生态化科学技术是一种软科技,主要强调的是科技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转型问题;而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等都是硬科技,标志着人类文明在产业技术形态上的具体发展程度。(3)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层次。一定的文明形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的。物质变换存在着物料、能量和信息三个层次或三种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层次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渔猎社会和农业文明主要是在物料层次上展开的;随着物质变换扩展到能量的层次上,就从农业文明过渡到了工业社会时代;而随着物质变换深入到信息的层次上,就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显然,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如果将信息变换作为生态文明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同样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混同了。当然,在物质变换的各个层次上,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按照生态化原则实现这种变换的问题。总之,工业文明属于技术的社会形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具体的文明形态,而生态文明不涉及这些问题,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而不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是文明形态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

尽管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它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的文明结构,而这是由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影响一切文明产生的自然物质条件。自然界由于自己的内在矛盾存在着一个进化的序列,形成了一系列的物质运动形式;而在自然进化链条上通过劳动诞生的社会运动就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人类文明之花就是在自然运动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绽放的。因此,自然运动是社会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运动一旦产生就将自然运动包括在社会运动当中了,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了社会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这样,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进行物料、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物质变换,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就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冲突和对抗的自然发展和人为激化都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因此,保证人的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社会的正常存在和进步、保存文明的果实和演进都需要人类自觉地人性地理性地调节这种关系。今天,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生态化和系统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两种运动的和谐、协同和统一也正在出现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有可能在整合、嵌套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功能和属性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物质运动形式——社会生态运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就是指“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协调规律,就是要承认“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也就是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P384)这一规律是由于人类实践及其水平在物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而使物质运动趋向有序、和谐和统一的一种表现。显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构成了一切文明形态得以产生的宏观的一般条件。如果违背这一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是不可持续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类需要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尽管物质文明是在满足人类需要、实现人类目的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就不可能有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物质文明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3](P373)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只是一种手段,而只有自然是满足人类需要、保证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从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身体的无机界。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物种的再生产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要靠自然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自然产品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满足自己的各种生物需要、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人和动物相比越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从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等都是意识的对象,从而既是科学研究和认知的对象,也是艺术表现和欣赏的对象。自然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因此,“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272)所谓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恰好反映的就是在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物质变换,说明通过劳动而实现的物质变换把人和自然结合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类生存基础和生产条件的自然、作为人的需要满足和本质确证的实践(尤其是生产劳动),以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现实形式的社会就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成为一个具有生态学特征和要求的复杂系统。这样,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状况就成为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对所有的文明形态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否则,人类既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况是影响一切文明存亡的基本变量。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1)地理基础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经济关系是决定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基础。“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3](P731)这里,地理基础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就在于它已经是人化自然。(2)自然生态系统是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社会)对自然的依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是,不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都不能离开自然。自然始终是文明发生的前提和文明存在的基础。“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P586)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为中介,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展,要求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断全面化。这样,生态文明事实上成为伴随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向。(3)自然条件是形成文明形态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相同的经济基础就会形成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文明结构和文明形态。“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P894-895)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然条件特点的不同,必然使其自然需要也不同,这样,就使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就具有了多样性的特征,从而形成了同一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和同一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关系。这样,就要求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必须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更新和可承载的范围内。因此,生态文明是作为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基础性的文明结构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生态文明结构。生态文明不是存在于文明形态之外或之上的一种文明结构。事实上,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变迁、进化过程,就是生态文明从隐性到显性、从地域到全球、从弱小到强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生态文明就是在这些特殊性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要求。(1)渔猎社会的生态意识。自然崇拜通过宗教的形式不仅反映和表达了先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际的生态联系,从而有助于自然保护。“因此,这种通过宗教禁忌来起作用的自然保护,逐点来看,近似于现代在自然纪念碑或自然保护区上规定的自然保护。”[6](P92)当然,在这种意念中,也包括人类试图同化自然的企图。(2)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农业文明中就开始了生态文明的现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这是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殊性分不开的。在这个问题上,“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7](P399)这样,就要求人类要在学习和模仿自然的过程中进行农业生产。中国古代的有机农业模式(都江堰、桑基鱼塘等等)就奠定了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的经济技术物质基础,而“天人合一”(就自然之天而言)、“民胞物与”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成果在自然观和伦理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3)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不具有终结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实上,对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协调状况这个“变数”来说,大工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P76-77)因而,没有必要的大工业的支持和支撑,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工业文明中已经孕育着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可能和形式。现在,在工业文明内部中展开的一切修补和完善、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的绿色思想和绿色行动,就是现实的生态文明。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环境运动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等。显然,试图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不仅犯了逻辑错误,而且迷失了现实方向。当然,只有在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基础上,生态文明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和理性的行动。这就是生态文明演进的真实进程。

总之,正像每一种文明时代都有自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

三、走向新生态文明需要社会形态的整体变革

尽管智能文明是取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如果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违反生态化的原则,同样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走向人与自然的新的科学的人道的和谐,必须对社会形态进行总体的变革。

政治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政治保证。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工业文明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希望在不触及政治社会形态的条件下来建立新的文明形态或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都是改良主义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犯了这样的错误,而且后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技术的社会形态只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其运行是要受到整个社会形态尤其是政治的社会形态的制约和影响的。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剥削者的私人利益与作为公共利益保证的自然物质条件的矛盾和对立。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危机的具体表现。“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industrieextractive]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1](P104)这里,大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就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通过总体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埋葬。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彻底铲除资本家私人利益存在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完全实现,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极明白而合理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信息化和生态化,这样,才可能在技术的社会形态上从工业文明走向智能文明,才能在智能文明的基础上开辟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经济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具有破坏性的工业文明和具有盲目性的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经济原因。因此,当用智能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候,还必须用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只有智能文明和产品经济的结合,才能形成适宜新生态文明生长的土壤。当然,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同样是不可跨越的。即使在向未来的产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因素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5](P686-687)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根本上是与人的发展实际逻辑相一致的。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与之相适应的只能是自然经济。在物的依赖性的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经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样,就需要产品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只有在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才能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这样,在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在现阶段,只有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前提下,将信息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信息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的机遇和条件。

文化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思想条件。文明的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76)其实,德文的“文学”(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可以将之看作是“文明”的意思。这样,在文化的社会形态的层面上,可以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地域文明)和“世界文学”(世界文明)两种形态。因此,只有与世界文明结合起来,智能文明才能成为新生态文明发展的起点。这就是要通过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和交流,来建构生态文明。但是,目前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事实上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的过程和产物。这样,就需要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引领全球化,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前提下,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目前,主要是要防范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陷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运用自己的历史资源、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另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的主动的开放意识。这就是要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机遇,避免西方工业化的生态弊端,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生态治理经验,在包容和开放中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今天,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把它作为社会凝聚力、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考虑的重大原则。因此,文明多样性原则同样是建设新生态文明的科学的文化视野。总之,只有在社会形态的总体变革的过程中,智能社会和智能文明才可能在发挥自己的生态功能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形式,否则,智能社会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显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事实上,生态文明就是随着文明形态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自觉地建构新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生态文明论文篇(9)

2研究设计

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生态文明论文篇(10)

(二)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湖南经济产业链条长,市场潜力发展空间大,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条件比较成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加大。近年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合理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2013年湖南呈现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经济发展质量稳中向好,民生保障持续改善。[1]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统计表明,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千亿产业,2013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长15%,占GDP的比重约5.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从2008年起,湖南省经济总量连续六年、工业增加值连续四年进入全国十强。[2]随着两型社会建设发展水平的提高,湖南各地推行效能革命,先后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产能和设备,着力打造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版。全省新增2个部级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湿地公园、6处省级森林公园,全省森林旅游产业增长31%。

(三)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专业人才洼地逐渐形成湖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潜力大,人才资源储备量较大,劳动力素质较高,一批国内乃至国际具有较大影响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军人才日益增多,生态文明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逐渐增多,人才结构逐渐合理优化,增强了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持续发展的竞争力。目前,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校,均成立了生态学、生命科学二级学院,设立了林学、生态学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对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了门类较全、初具规模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才梯次队伍,集中了全省7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全省90%的科研人员,全省80%的高层次人才。这无疑为湖南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助推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大湖南颁布实施《湘江保护条例》、《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等20多部法规规章,出台了16个两型标准、23个节能减排标准和43项两型地方标准,探索形成了两型标准体系。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机制改革,《2013年湖南省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和企业名单》,引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级。推广绿色建筑机制改革,出台《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湖南《关于开展城市绿荫行动的通知》,规划2年内7成县市道路建成林荫路。完成了《湖南省水功能区划》修订工作,强化水资源保护和水功能区监督管理。“绿色湖南”建设全面铺开,26个省直涉绿部门相继推出十大绿色行动、十大环保行动、十大低碳技术等。探索建立一套全新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统计指标体系,目前长沙县和长沙市望城区建立了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推行绿色采购改革,《湖南两型产品政府采购目录》,引导和推动湖南省两型社会建设。上述政策措施为湖南生态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二、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措施,全省环境质量得到较大的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可以说,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仍然是制约湖南两型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衔接不够湖南城乡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薄弱,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支柱产业比重大,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单位GDP能耗较高。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低,加快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难以支撑环境资源承载力。2013年,全省人均GDP为36763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8%,在全国处于第19位,排在中部地区第2位。[3]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加剧了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长期以来,湖南形成了以重化工型、资源加工型、投资主导型为特征的经济结构,全省大中型企业中60%分布在重化工领域,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化工业增加值超过60%,产业结构处于U型微笑曲线的底端。[4]目前,湖南对林业产业资源管理缺乏长期的林业生态战略规划,即只有对林业3-5年经济效益进行了估算,而缺少对林业长时段综合生态效益进行充分评估。林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尽合理,林业的综合效益有待提高,林业生产低效利用明显。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压力加大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将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治理环境和减排任务十分艰巨。[5]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任务十分繁重,湖南省还有2000多万亩的石漠化地和200多万亩重金属污染地需要治理,900多万亩坡耕地需要退耕还林。由于城市土地资源非常有限,不少城市建设缺乏科学系统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忽视当地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一些新建的城市公共建筑、商业场所、住宅小区缺乏适量的公共绿地和必要的地下停车场,行人过道被车辆挤占,城市居民缺乏绿色安全。一些老城区商业中心地段高楼林立,交通拥挤,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过分追求硬质景观建设,却忽视对乡土植物的种植和推广,导致城市建设缺乏地域景观特色。不少老城区原有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文物风貌特色遭到严重破坏。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湖南能源资源储存量约束日趋紧张湖南自身能源资源禀赋不足,能源消耗总体较高、能源供需缺口较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人多地少、水资源紧张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等,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或者超过极限。湖南在资源约束方面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生态能源紧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0.32公顷,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4%。淡水资源虽然相对丰富,但也存在水量减少、水质变差、水灾增多等问题,区域性、季节性缺水问题凸显。有的风景区生态旅游服务功能布局不合理,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未能跟上,干扰和破坏了风景区地域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在环境约束方面,湖南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有限。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9%以上,超过26%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60%的人口、70%的经济总量,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比如,株洲化工厂重金属污染程度深,面源污染广,污染治理的任务艰巨。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制度保障不足对于惩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法律措施,有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有的立法滞后,脱离实际情况,造成司法不力,有的立法缺位,成为不法犯罪分子寻求法律保护的“港湾”。环境保护、林业执法部门对破坏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的行为存有渎职行为,个别执法人员甚至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选择性执法有时成为有关职能部门的常态。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够畅通,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往往对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城市规划部门因利益驱动,随意变更、修改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有的人为扩大公共建筑物和商业住宅楼的容积率,有的将本应种植园林植物的公共园林面积变成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用地。有的园林管理单位随意砍伐城市道路风景林、公园植物等,引发了城市“热岛效应”和硬质景观。司法机关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惩治力度亟需加大。林业生态补贴及生态建设基金制度保障尚未真正落实到位。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衔接配套措施亟待加强生态文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够畅通、科学化程度不高,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综合决策机制不健全。现行的环保体制导致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能力不强,环保监督效果不明显。部分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的体制机制仍需理顺,特别是在项目申报、政策支持、资金扶助、经济指标统计等方面也面临诸多具体困难。有的地方对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本质内涵、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功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建构等缺乏系统思考和科学论证。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的项目设计存在主观臆断,随意决策等问题,有的地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策略缺乏充分论证。有的地方对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缺乏前瞻性研究和实证调研,因而采取的措施不力,破坏了整个地域景观的文化特征。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对生态文明的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不够,积极性不高。

三、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共同参与。湖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弘扬生态文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打造天蓝、地绿、水净、宜居的绿色湖南。

(一)以弘扬生态文化为主题,营造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氛围弘扬生态文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前提。当前,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广泛宣传和讲解生态知识、生态理念,深化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弘扬生态伦理道德,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在党政机关、学校、社区等单位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创建活动,打造以政府为主,社区、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网络格局,把生态环保、低碳消费的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人,增强全民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伦理责任感,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政府和企业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切实担负起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责任,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发展。

(二)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为重点,提升“绿色湖南”绿化美化水平要严格划定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管好国有林和生态公益林,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加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和候鸟保护,巩固和扩大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成果,重点建设好3处国际重要湿地、10处部级湿地自然保护区、32处国家湿地公园和18处省级重要湿地。[6]重点加强以湘江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与治理,实现对涉重企业、行业和重点区域的规范化管理。把林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尽快构建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适应的采伐管理新机制,保护好林地和林业。统筹考虑湿地环境保护与陆源污染防治,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积极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推广绿色建筑、建设低碳社区,多建湿地、公园,努力打造生态文明城市示范带。深入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保护好林草植被和河湖、湿地,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着力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环境综合整治,严格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水资源规划编制等管理措施,实施更加严格的机动车尾气、工业废气排放标准。推进湘江风光带建设,把湘江风光带建设成为具有明显的生态良性循环特征、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发展走廊。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建设秀美村庄。

(三)以促进转型升级为主线,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要大力推进过剩产能化解,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强化节能、土地、环保、安全等指标约束,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上项目。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主攻方向,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壮大绿色产业,改造提升食品加工、现代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推动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生态经济产业体系。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与清洁生产,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快形成节约环保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株潭周边城市要围绕产业布局特点,加快实施工业对接和配套,湘南地区要进一步加大珠三角相关产业转移力度,打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产业新洼地。大力推广十大清洁低碳技术,强化绿色发展,将环境容量作为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将环境标准作为企业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将环境管理作为推动湖南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深入挖掘湖南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森林旅游、民族风情文化体验游、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康疗养生和农业休闲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大力发展旅游、物流、会展等绿色服务业。大湘西地区在保护本地生态资源环境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林产品加工、特色工艺品、绿色食品等产业,促进旅游与民族文化、民族体育、山区农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深度融合。推行节约、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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