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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 2010年第04期杂志 文档列表

地理学报杂志区域产业发展

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387-396

摘要：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中国粮食生产的综合影响因素分析397-406

摘要：采用模型模拟的方式,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规划, 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与区域气候模型、水资源模型和作物模型相连接, 综合评估和分析未来中国的粮食生产状况, 以期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 ①气候变化将影响未来三大作物单产, 如果不考虑 CO2 肥效作用, 未来雨养作物单产将受到更大冲击; 当灌溉条件保障后, 水稻受到冲击更大, 单产降低最多, 尤其是 A2 情景。如果考虑 CO2 肥效作用, 未来玉米平均单产变化不大, 小麦单产明显增加, 尤其是雨养小麦, 水稻单产也有所增加。②未来气候变化、水资源、社会经济发展将影响中国三大作物的需水量和农业供水量, 导致水稻、灌溉玉米和小麦的播种面积下降, 而雨养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上升。③未来气候变化、 CO2 肥效、水资源和土地利用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较为复杂, 依情景和时段的不同而不同。农业可用水资源对粮食总产的影响最不利, 致使三大作物粮食总产量明显降低, 成为未来粮食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 尤其是水稻生产; 土地利用对总产的负面影响最小; 气候变化和 CO2 的相互作用可使总量少许增加。未来各情景下水稻受到冲击最大, 而小麦和玉米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增产。

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分析407-415

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出口大幅度下降。因而,定量研究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变的作用,对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投入产出表方法,计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对欧、美、日的商品出口对各自产业增加值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对欧、美、日出口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沿海地区。

地理学报杂志人口与城市

中国县域可达性区域划分及其与人口分布的关系416-426

摘要：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广东省就业空间的性别化及权力特征427-442

摘要：采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133个样本进行性别与就业空间的实证研究。通过分别对男性和女性6类就业区的比较分析发现,①广东省不同性别的就业整体同构与一定程度的性别隔离并存。整体同构来自互补性的就业角色,两性关系是平等的;性别隔离来自于隔离性的就业角色,两性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女性就业在与男性总体平等的同时,也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②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高度集聚的就业活动分布在环珠江口的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区,与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就业区在空间上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③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具有权力特征,具有生产性。中心—边缘结构构建了一种以广州和深圳为极点的就业空间秩序,这种结构制约着区域就业空间新秩序的出现,也体现为区域就业秩序下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④在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除粤东部分传统地区之外,广东不同性别的就业差异并未构成整体的就业空间性别化。

深圳市人口分布的细网格动态特征443-453

摘要：深圳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为应急处置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需要实时获取高分辨率的人口动态分布信息。本文利用＂基于移动基站的人口分布动态监测系统＂提供的时间分辨率1 h,空间分辨率1 km的人口密度信息,分析了深圳市人口细网格动态特征。深圳城市移动用户总人口是1082.59万人,平均人口密度5545人/km2,最高16.5万人/km2,超过5.0万人/km2高密度人口主要分布在商业中心、海关口岸、火车站和居民集中居住区。最高人口密度的数值与选择的网格尺度有关,1000 km2网格和1 km2网格之间可以相差18倍。在深圳50%的人口聚集在10%的空间范围内,60%的人口分布在海拔高度50～100 m的土地上;网格上的建筑密度、道路密度与人口密度线性相关,建筑密度增加1%,对应人口增加约1000人,道路密度增加0.01%,人口增加约2000人。城市总人口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固定,变化幅度在4%以内,逐日之间变幅在1%左右。深圳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春节期间由于大量人口返乡或外出旅游,总人口净减少48%。本文选择9个典型网格分析人口日变化规律：海关口岸属于早高峰型,大量的出境、出行、出游人员在早晨8时前后集中;城镇集市区属于午高峰型;商业中心区属于晚高峰型,高峰前后每小时的净流入 （出） 人员可达2万人;居民区属于午低谷型,周末与周日相比各时段人口均偏多;政府行政办公和公共服务区,周末比周日人口明显减少,春节期间减幅75%;工厂区因错峰用电,夜间4时形成人口高峰;郊野公园春节期间人数不减反增;偏僻乡镇人口日变化振幅很小;农业区在上午9时形成人口低谷,与日出而作的传统习惯相对应。

基于集对分析的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454-464

摘要：集对分析是研究客观事物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联系的一种有效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将多个评价指标合成一个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用来评价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基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建立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典型石油城市大庆为例,分析1991年以来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1991年的0.504增至2007年的0.573;区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由1991年的0.268增至2007年的0.771;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由初期的0.619降至2007年的0.402。②应对能力的强弱对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主导作用。③原油产量增长率、人均GDP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的关键因子。④区域应对能力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一直是第一障碍因素,而产业结构的限制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前。研究认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中等脆弱状态,需要重点关注主要敏感因子与障碍因子的发展变化。

厦门市住房市场的空间分割及其成因解析465-475

摘要：以住房子市场理论为框架建立研究假设,用主成份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刻画厦门市的住房市场特征。对住房类型子市场与聚类划分子市场进行对比分析,并采用Hedonic多重回归法对不同子市场划分方式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采用特征价格函数和子市场样本密度分布展开空间分析。结果显示：厦门市区划分为四个住房子市场,由城市中心地区向外呈现非均衡的层级化空间分布特征。城市中心与局部地区子市场的极化分布形成了＂空间分割＂,降低了住房消费的空间替代性。多元产权结构下的市场环境、非均衡的住房用地拓展以及缺乏弹性的住房开发控制共同导致了空间分割。充分认识住房市场的结构与特征,将有助于提高城市住房公共政策的效率。

地理学报杂志土地利用与生态

北方土石山区的土地压力及其缓解途径476-484

摘要：以北方土石山区27个小流域样本数据为基础,针对流域粮食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对土地的需求,构建了土地压力定量评估方法,评估了各流域的土地压力,并将其与实际土地生产力进行了比较,进而从各小流域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出使两者平衡的有效途径。结果表明,土地压力在空间上具有非均衡性,但相对于土地生产力的相对土地压力则存在空间均衡化的趋势。2000年前后,只有76%的样本小流域能够支撑人均300 kg/a的粮食生产压力,只有约20%的样本小流域能够支撑其经济发展压力,但这些小流域的土地压力最终都得到了有效缓解。劳动力转移、发展经济林果和特色产业等是缓解上述压力的主要途径。

江西省耕地转移驱动机理485-493

摘要：构建涵盖农业生产、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和耕地向林/草地转移的江西省土地用途转移驱动机理模型,采用分段估计逐步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测度了人口、社会、经济、区位和自然因素等驱动土地用途转移的机理。研究表明,人口规模是江西省土地用途转移的重要驱动力,社会经济因素在短时间内起决定性作用,各种驱动力以各种方式组合来增强或者减弱其对区域土地用途转移的作用效果。其中,农业人口规模及生产投入要素是影响江西省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平原面积比例及土地管理政策是江西省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过程的重要解释变量;农业人口比重、地形坡度、粮食产量及非农产业是江西省耕地向林/草地转移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揭示了解释了江西省在众多驱动力作用下土地用途转移规律。

生态补偿机制中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为例494-506

摘要：以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构建以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为参数的参与成本模型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的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生态补偿区域进行选择,采用聚类分析将全州划为5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并对各类补偿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构建生态补偿额基尼系数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评价模型,分别评价了补偿额在受偿群体和补偿区域中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与不同等级补偿区的补偿效率。结果表明：①以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4776.4元/hm2·a）和机会成本（621.3元/m2·a）作为补偿标准的上下限,结合参与成本确定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补偿标准为1999.8元/hm2·a;②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优先度与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呈现出吻合趋同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优先补偿区既是高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区和生态脆弱区;③受偿者（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供给者）得到的补偿额有明显不均衡状态,而在补偿区域（草地生态系统）上的分配却处于绝对平均范围内;④草地生态系统补偿区的优先等级次序与补偿效率吻合,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的补偿效率最高,每元获取的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38.18,是临界补偿区的14.68倍;次级优先补偿区的效率仅次于优先补偿区,每元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为21.02。

地理学报杂志学术信息

一部富有开创性的力作——评李小建教授新著《农户地理论》507-508

摘要：第一、成功之作李小建教授的新作《农户地理论》以不同于一般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学者的视角阐述了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户各种活动的空间区位及空间结构。这部著作是古典区位理论到现代区位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成果,丰富了区位理论的学术园地。

《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评介509-511

摘要：由时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理事长、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大学地理委员会主席苏珊·汉森（SusanHanson）主编的《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被认为是＂一本对现代地理学主题深入浅出、论述精妙的好书＂（Risa Palm语）。

面向“十二五”规划的人文—经济地理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512-512

摘要：面向＂十二五＂规划的人文-经济地理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由中国地理学会区域规划分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乡村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协办,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F0002-F0002

摘要：研究生奖学金、研究基金申请通知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简称“北大．林肯中心”或“PLC”）由北京大学与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合作成立。在北京大学和林肯研究院的资助与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