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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本刊共同组织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在本刊今年第一期刊出后,引起同行专家的极大关注和反响,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不顾炎热,撰文送稿,畅表己见,内中所反映出那种学术热情、执着,以及对于新闻史研究未来发展的殷殷期待,令我们很是感动。在第二期,我们已经发表了张昆教授的文章,这一期,将有方汉奇、吴廷俊、程曼丽诸先生的大作。下一期,仍然还有类似的讨论文章,比如复旦大学宁树藩先生将会发表他的高见。
摘要: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学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闻史研究人员史学意识不强,功力不足;二是学术视野呆板,研究范式单一;三是对研究对象缺乏透彻的认识,新闻史观不明确。因此,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三个问题:从学科属性上搞清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探索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认识中国新闻史的政治性。
摘要: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曾专门组建一个小组,对《申报》等早期中文报刊展开研究。他们立足大量原始资料,获得颇多新发现。本文对其主要关注问题、研究方法、基本观点等进行译介,以期中国新闻史研究者从中受到启发。
摘要:在新闻史研究中,有学者对目前我国广为应用的实证史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新闻史研究应当更多地借鉴西方“新史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并且重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的命题。文本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对“新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检视,认为西方“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某些思想具有合理性,但是,不能将这种合理性无限放大。因为总体看来,“新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是从主观出发的,并且是从现时的主观出发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片面性。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同时要考虑到所应用的学科领域的具体情况。
摘要:维护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观念、制度、实践三个层面。新闻传媒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其要义有:一是及时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及涉及公众利益的其他信息,体现对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知情权和实际利益的同等尊重;二是忠实表达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合理的心声、愿望、意见,为他们直接或间接表达自己的言论提供同样的机会和自由。媒介在以上三个层面,应该且可以有较大作为。然不可否认,一些媒介由于自身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摘要:在利益多元化和博弈化时代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存在着困境,而这种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传媒在表达弱势群体权益方面存在着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新闻传媒对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失声和失语、刻板印象和显示公平、缺乏人文关怀和维权能力不够等方面。为此,新闻传媒要成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必须在培养敏锐意识和理性表达、增开渠道让弱势群体发声、采用平民化视角和增强人文关怀及其强化舆论监督方面下功夫。
摘要: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人民群众通过新闻传媒对权力部门、社会组织和成员的失范行为实施的监督,具有强大矫偏匡正功能,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理应在促进公平正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新闻舆论监督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目前存在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新闻传媒对某些不公平不正义现象监督缺位;二是新闻传媒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监督失当。应当正视问题,从学理的层面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改进。
摘要:本文以一种半实验式的解释性研究方法,探讨客观性原则对于作为受众的大学生的意义。当面对新闻报道时,大学生对于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核心和基石的客观性原则采取了较为普遍、却又充满矛盾的征用方式。然后,在研究者以媒介素质教育为取向的介入之后,大学生能够以更具有反思性的方式使用客观性原则。作为研究者、教育者和解释者,本文作者认为:客观性原则是受众基于本体安全的自然要求,目的是建立与媒介的信任关系:而媒介立场的泄漏,在破坏这一关系的同时,也唤醒了受众的批判意识。另外,受众的客观性要求也是作为专业知识向外渗透的结果,即吉登斯所谓的“外向性批判知识”,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多样性和零碎化的特点与局限。相应地,客观性知识对于受众批判意识建构也不是自足的,受众客观性知识的熟练程度和价值大小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独立思考能力与习惯、公民身份意识、制度环境等,这也是媒介素质教育不可忽视的内容。本研究基于大学生群体,但是他们所体现的批判意识建构方式和局限对于其他受众亦有参考价值,进而对于改进新闻媒介实践和受众媒介素质教育均有意义。
摘要:从2002年到2006年,新闻传播学界针对中国社会新生阶层媒体报道的研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2002年到2004年的第一个阶段出现突破性增长,2005年到2006年出现爆发性增长。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中产阶层为报道主题的,一类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报道,关于后者的研究占有整个研究量的绝对大多数。本研究发现,主流的政策话语直接主导了媒体有关社会新阶层报道的议程设置,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界相关研究的议题和话语策略。
摘要:本文对议程设置理论的五个研究领域,即议程设置的基本效果、属性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效果的心理学、媒介议程的来源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后果,自该理论创立以来所取得的主要发现作了简要回顾,并基于此讨论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几个新研究领域,包括对议程设置理论基本概念与观点的在更多新领域的应用,比如企业声誉、教育、宗教组织等,这些新领域已远不是议程设置理论最初生成的公共事务领域了。作为该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了对于议程设置研究的几点个人观察。
摘要:本文回顾了2000年前批判学派在以美国式经验主义传统为主体的我国传播研究中的崛起与发展,并对2000年后批判学派尤其是传播符号学研究在我国的学术成果进行了论列和归纳。在对这些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基本形成两种取向:本体论取向与方法论取向。作者提出,传播符号学总体上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它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最后,作者就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传播符号学研究课题提出了建议。
摘要:美国期刊业与其他文化产业一样,其基本性质是商业性。就创立而言,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像开办其他公司一样出版期刊,衡量的标尺是市场,深层次上则涉及到权利。某种程度上,宪法第一修正案免除了美国政府对期刊出版发行的控制:政府不得规定期刊的内容,不得限制某种期刊的出版。尽管如此,美国期刊业不可能完全游离于政府的管理之外;政府也并非不想干预期刊业,毕竟,期刊业对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大众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严格地说,在美国期刊领域,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是存在的,只是采取了不那么明显和直接的方式,而这样一种“确有似无,若即若离”的关系恰是美国政府对期刊产业管理方式的最大特点。对此,本文将从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摘要:本文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政策变迁的意识形态根源。首先,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自由主义和英国保守主义。其次,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新右派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理解为满足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所有消费者利益之和就是公共利益。最后,冷战的结束后,第三条道路仍然把放松规制、促使竞争的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同时强调社会公正,并对媒介内容和市场行为进行再规制。
摘要:当代中国(大陆)大众媒介系统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电视新闻作为政治场域在大众传播领域“制造同意”的主要信息工具,这种变化意义重大。本文的目的在于,以场域理论中内部行动者的资本构成为分析框架,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电视新闻人的惯习图景做宏观的特征描述,以管窥变局之一斑。
摘要:本文梳理和归纳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女导演的创作历程,聚焦“她们”以及她们的作品以及她们的创作特点和方式。第一部分是80年代末至今的创作情况以及作品梳理。第三部分是女导演的创作特点归纳,第四部分探讨女性主义与女性的纪录片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性的纪录片的生存状况。
摘要:以同时期的代表作品为实例,从评议对象的特点、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中美新闻评论的选题方法。分析认为,中国新闻评论的选题基本上是在“上”“下”结合点上抓取评议对象,对象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正面与负面对等,多呈现现象化的特点,评论问题多是通过与“大局”对话的方式被提出。美国新闻评论选题基本上是抓取受众关心的社会事件与现象,评议对象多集中在生活领域与国际事务上,以负面为主,多呈现事件化的特点,评论问题多是通过与个体对话的方式被提出。这种分野,与其各自基本的观察方法相关,中国新闻评论选题多采用整体视角的观察方法,美国多采用个体视角的观察方法。
摘要:上海的房产平面专业媒体终于告别了草创时的青涩,而是陷入了“6报6刊混战”的局面。不过,这些媒体仍然面临“受房产市场影响大”、“软广告横行”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房产专业媒体需要进行第二三次市场细分,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摘要:在英文中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母——LIVE,在汉语中却很难找到相匹配的词语。LIVE的中文直译为“直播”。但在我国,“直播”两字已泛化为一种节目形态,只要是“同步播出”的电视或广播节目,都叫“直播”节目,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等。其实,在国外电视媒体领域,所谓的LIVE,是一种特指的新闻报道手段,严格意义上说必须同步展现正在发生的“新闻现场”,因此笔者认为翻译成“现场直播”应该更恰当。LIVE(现场直播)在最大程度上打破了人类传播原有的时间和空间界限,是传播中物理效率最高、精确性最高的一种传播方式。但是,对于现场直播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长久以来在国内相关领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现场直播是电视新闻改革的成果,直播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进程、衡量电视新闻改革取得多大成绩的标尺之一,应“尽可能”使用这一手段。也有人认为,新闻媒体有“喉舌”作用,大量的“现场直播”会增加报道的风险,不利于发挥引导舆论的作用,应“限制使用”。本文试从国内外媒体的案例出发,分析现场直播在电视新闻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