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改革方案篇（1）

改革直指痛点　征税体制将质变

这份改革方案开宗明义，直指目前我国税收征管体制中的痛点，包括职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办税不够便利等。

在问题导向下，改革方案共提出6大类30多项具体举措，包括厘清国税与地税、地税与其他部门的税费征管职责划分最大限度便利纳税人、最大限度规范税务人等。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行军，财税改革已经往纵深迈进，这需要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支撑，实现质变，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说。

刘剑文举例，改革方案中称顺应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管理难的趋势，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正是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改革的基础。

根据方案，2020年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

适应分税制财政体制　深化国税地税合作

我国目前的征税体制确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行按税种把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并同时设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征管。

可以说，分税制对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过20多年的时间，税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一些瓶颈与问题也逐渐暴露。

2019年起，我国开始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由于营业税是地方税第一税种，改革后增值税由国税征收，虽然收入仍归属地方，但地税的功能就存在重新定位的问题，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更加迫切。

营改增以来，的确出现了国税部门征管工作量加大而地税部门减少的现象，但随着环境保护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推进，地税部门征管工作量将会呈明显增加的态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说。

一些专家也指出，营改增是推进税收征管改革的一个契机，国税、地税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合作。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国税、地税机构分设的基础，分税制基础没有改变，机构分设也宜继续坚持。王军说。

逐项细化改革　有路线图有时间表

当然，改革方案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纳税服务、征税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等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化的综合改革，细化了很多具体改革举措。

其中，加强纳税服务、促进诚信纳税是方案的一大重点，提出全国纳税服务将全国统一流程;将全面建立纳税人信用记录，对于被列入黑名单的当事人，禁止高消费、限制融资授信、阻止出境等一系列惩戒措施。

个税改革方案篇（2）

农村税费改革资料档案，就是指农村税费改革从实施前的准备、组织实施、新的农业税收征收到税改完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文字材料、表册、照片、音像等资料。它是农村税费改革全过程的真实写照，是新的农业税收征收的主要依据，也是今后开展农村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它具有其独特的显著特点。

一是资料来源广、数量大。不仅有来自上级的文件、批复、领导讲话材料、简报，还有来自国土、交通等部门基本建设、公益事业占用计税土地的材料，本级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各个阶段形成的材料，以及下级上报的文件、方案、请示、表册等资料，资料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给档案资料的收集管理增加了一定难度。

二是资料保管条件差。由于各地农村税费改革机构一般为临时性机构，资料保管的硬件设备大部分地方没有配备，影响了档案资料的收集管理，一些表册数据未能及时建立电子册籍，影响了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效率。

三是资料变动性大。目前，农村税费改革尚处在试点阶段，许多问题需要在实施过程中加以解决，在不断进行完善，各项数据在不断进行修正。

四是资料保管人员业务不熟。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人员来自各个相关部门，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配备专职的档案管理人员，即使配备了兼职的档案管理人员，也因不熟悉档案管理业务，未能及时对资料进行分类保管，没有起到收集管理档案的作用，达不到为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提供及时、标准、规范服务的要求。

五是资料的综合利用较多。农村税费改革涉及内容较广，领导决策需要参考的资料较多，需要提供多方面的材料。

二、加强农村税费改革资料收集管理的措施

一是提高对农村税费改革资料收集管理的认识。对农村税费改革资料收集管理工作，各级领导和税收工作人员要引起高度重视，将资料的收集管理纳入税改工作的考核内容之一。

个税改革方案篇（3）

2．增值税标准政策金融业的许多非核心业务，比如保险箱的保管业务、理财咨询服务、融资租赁业务等，是典型的消费型金融服务，必须征收增值税。欧盟国家将此类业务按标准税率征收增值税。这类附属金融业务是指金融企业的附带业务，包括记账(法律、财务顾问)服务、金融数据处理服务、古钱币交易服务、保险箱租赁服务、融资租赁服务、信托服务、债务追偿服务、保管服务以及其他可以识别的服务。阿根廷创造了对金融机构贷款的毛利息征收增值税的毛利息课税法，这种课税法规定对银行贷款的毛利息收入征收增值税，但不允许抵扣存款利息支出，同时考虑到贷款的毛利息收入中包含了借入资金的成本，避免加重银行业税负，阿根廷规定对贷款利息收入适用10．5%的较低税率，相当于标准增值税税率的一半。

3．增值税零税率政策零税率政策是比免税政策更为优惠的政策，这是因为零税率政策允许进项抵扣。为了使出口型金融企业能够在全球更好地拓展业务，取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避免重复征税，欧盟国家对出口型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政策;澳大利亚允许对免税服务部分抵扣25%的进项税额。

二、银行业增值税改革的原则

结合我国“营改增”改革目标、试点经验、国情以及国际经验，首先银行业增值税改革应是健全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发挥税收中性作用是改革首要目标。其次银行业增值税改革要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适应未来金融环境的变化，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银行业增值税税制设计要在我国财力允许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现行征管技术和银行业特点，确保政策平稳过渡、顺利实施。一是税收中性原则，增值税改革应努力实现抵扣链条的贯通和完整;二是适应性原则，增值税改革设计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增长放缓、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外部环境变化对银行税负和发展能力的影响;三是国际化原则，增值税改革要顺应金融国际化趋势，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业现代流转税制体系;四是可操作原则，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要便于税收征管和具体操作;五是税负平稳原则，税制设计应保障税改前后银行业税负基本持平，减少改革阻力;六是财力可承受原则，税制设计应避免短期内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保障地方财力的稳定。

三、我国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测算和评估

(一)银行业业务分类

本文根据我国银行业务取得收入方式的不同，将银行业务划分为金融中介业务、直接收费业务、间接盈利业务、投资增值业务和一般商品买卖业务等五大类。金融中介业务是指银行作为资金所有人向资金使用人提供资金所产生的中介服务，包括贷款、票据贴现、透支及垫款等各种信贷业务，属于银行的核心业务。直接收费业务也称中间业务(除结、售汇以外)，是指银行不占用自身资金，利用网点、网络技术、信用和人才等优势，为客户提供各项金融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业务，主要包括结算与清算、顾问与咨询及各项业务等。间接盈利业务主要是指银行有偿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及其他金融商品的业务，主要目的是赚取买卖价差。投资增值业务是银行从事投资活动、以获取投资收益为目的的各项业务总称，范围上涵盖了金融同业往来、购买金融商品行为和回购业务等。一般商品买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般货物买卖性质的行为，包括实物金银业务、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以及其他货物买卖业务，上述行为具有货物买卖属性，目前已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

(二)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设计及税收测算

现行的增值税计税方法包括简易计税方法和一般计税方法。简易计税方法是指按照单一税率对银行业的全部收入进行征税;一般计税方法是指用当期销项税额抵减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额。根据税制设计理论，增值税方案设计主要有四个环节:征收模式、进项抵扣模式、销项计税方法、对外开具抵扣凭证，每一环节有不同的方案，将四个环节的不同方案排列组合，就会得到各种增值税征收方案。结合银行业务分类和经营特点，基于抵扣和核算便利化的处理，对各种方案进一步筛选，最终得到六种银行业增值税方案，分别为简易计税法(毛收入计税)、一般计税法(全额抵扣)、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一般计税法(利差征税)、一般计税法(核心业务免税)、一般计税法(零税率)。同时，选取16家上市银行2013年年报数据对各个方案下的应纳增值税、税负变化等进行测算，从样本代表性看，16家上市银行缴纳营业税占2013年银行业营业税的84%，具有较高代表性。下文将从销项税、进项税、开票方式、优缺点、税负变化等多个角度对六种方案进行说明。

1．简易计税法。该方案是指以单一税率对银行业的全部业务进行征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通过对16家上市银行的测算，6%或11%税率下，银行业税负均明显上升。简易计税法在征管上易于操作，并且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但没有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和抵扣链条中断的问题，违背增值税中性原则，与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的初衷相悖。

2．一般计税法(全额抵扣)。该方案是指对银行业的全部业务进行征税，并由银行按照实际税率给下游企业开具销项税票，存款利息支出按照核定的抵扣率计算可抵扣额，同时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银行购买各项设备、设施及服务所对应的成本凭票抵扣。测算显示，在该方案下银行采用6%的税率可保持税负的基本平稳。该方案打通了银行与上下游企业间的税收抵扣链条，体现了增值税的制度优势，符合税改的政策目标。

3．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该方案在计税原理、税基设计方面与前一种方案相同，主要区别在于不单独对存款利息支出核定抵扣，仅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银行购买的设备及服务等实际发生的成本凭票抵扣。根据测算，在6%和11%税率下，银行税负均大幅上升。该方案完善了抵扣链条，使下游企业获得了合理抵扣，可以达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但存款利息支出占营业成本比重最大，不能进入抵扣范围，从而导致税负上升。

4．一般计税法(利差征税)。该方案与第2种方案(全额抵扣的一般计税法)的设计原则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对存款利息支出抵扣的处理方法不一样。该方案下，税基按照金融业务不同包括两类:一是对于金融中介服务而言，按照利差收入(贷款利息收入减去存款利息支出的余额)计算销项税额;二是其他业务按照业务收入全额计算销项税额。对有进项税票的成本或支出，全额凭票抵扣。测算表明，6%的税率下银行税负变化较小。该方案更易于计算增值税额，也较顺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但该方案发票开具方法有别于传统的发票管理方式，操作难度加大。5．一般计税法(核心业务免税)。该方案仅对银行的直接收费业务、一般商品买卖业务征税，其余业务均免税。该方案的税基是银行直接收费业务的全部收入，银行按实际税率给企业开具发票。测算显示，采用6%或11%的税率都会使银行税负水平明显下降。该方案与国际金融业增值税惯例接轨，优点是可以消除征税中确定服务价值的技术难题;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是免税范围较大，造成抵扣链条断裂，存在重复征税，难以达到税改效果;二是核心业务(特别是贷款利息收入)占比高，免税后将导致银行税收收入明显下降，对财政收入影响显著;三是进项抵扣率的核算比较复杂，增加操作成本。6．一般计税法(零税率)。该方案是对银行的全部业务免税，同时允许能获得进项税票的成本或支出全额凭票抵扣。测算结果表明，采用6%和11%的税率下银行税负水平均大幅下降。零税率法计算简单，操作难度上小于其他的一般计税法，从理论上讲，可使银行以不含税价格提供金融服务，能够消除重复征税，提高银行的竞争力。但是，在该方案下，银行利息支出作为最重要的成本开支，无法进入抵扣范围，造成了存款成本环节的抵扣链条中断。同时，该方案会造成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减收。

(三)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选择

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的优劣应以实现改革目标的程度为评判标准，本文根据各个方案对不同改革原则的满足程度，采取多因素法对各个方案进行评估、排序，得到最优、次优及第三、第四次序方案。

1．改革原则权重设计。为评估银行业增值税改革方案优劣性，先对6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进行权重设置。银行业“营改增”是增值税扩围的重要内容，首要目的应是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同时应适应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需求，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其次在国际接轨、操作难度和成本、银行业税负变动等层面，要统筹兼顾，调动各方特别是银行机构的积极性;再次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基于此，本文将税收中性原则、适应性原则、国际化原则、可操作原则、税负平稳原则、财力可承受原则的重要性依次减弱，6项基本原则的权重分别设定为25%、20%、15%、15%、15%、10%。

个税改革方案篇（4）

“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朱振民回忆当年时很肯定地说，“如果不改，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建立；如果不改，财政困难的局面也难以根本改观。”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经济体制也历经了从传统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这也是个认识过程。”朱振民说。

按照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而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基本的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别，就是计划经济用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这就必须要有一个公平、中性的税收制度，使市场主体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决策，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当时的主要税收制度，还带有许多计划经济的色彩。原来流转税有个职能，就是配合国家价格政策，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税收要对产品价格进行干预，按计划要发展什么，就低税；要限制什么，不鼓励发展的产品就高税。“所以，当时的产品税有20多档税率，最高税率达到60%，最低税率是3%。对部分产品征收的增值税也有12档税率，最高税率45％，最低税率8％，高高低低，跨度很大。而且重复征税的问题突出，对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专业化分工形成明显的阻碍，企业的决策往往会受到税收的扭曲。”这些因素显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1994年对流转税制的改革，大刀阔斧地把原来实行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改成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营业税、消费税相配合的新流转税制度，制定新的增值税改革方案就成了流转税改革的重头戏。

定量分析科学决策

增值税“中性”，要求税率档次不能太多，理想的设置是一档基本税率，再加上一档低税率。因此，改革方案的一个关键和难点是确定替代原来高高低低二十几档税率的两档新税率。

那个时候，国家财政还很困难，企业的效益也不高，双方对改革成本的承受能力都不强。为了确保改革成功，财政部有关领导提出，改革方案要按照改革后税负水平总体保持改革前税负水平设计税率，以使纳税人对新的税收负担能够承受，财政收入不受大的影响，也不致引起物价水平大的波动。部领导要求，要把账算清、算好、算准。

财改司为推进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建立了数据调查收集工作制度，三处逐年收集的流转税纳税人数据资料，经济规模占全国的70%，所缴纳的税额占全国的80%，不仅代表性强，同时，这套数据资料是分户、分产品的数据库，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可以像积木一样，根据不同的条件拼接成不同的方案。1993年8月下旬，接到任务，当时的处长王征、朱振民和谭崇均带着微机，一头扎进黑龙江办事处，就改革方案进行了大量的测算、论证工作。仅就增值税税率，当时他们就从13%、14%到19%，20%，测算了7、8个方案，静态算，每一个方案对财政收入是什么样的影响，企业的负担是什么样的变化，有多少户负担是增加了，增加了多少，有多少户负担是降低的，降低多少，负担增加和减少不同档次水平的各有多少户，纳税企业由盈利变亏损和由亏损变盈利的有多少户等等，测算得细致而缜密。

“我们还对原税制下企业和产品实际税负分布状况进行了测算，在我印象中，70%多的企业税赋集中在价内税的14%左右。新税制最终选择实行价外税17%的税率，就相当于当时的价内税率14.53%。选择17%的税率，可以比较好地贯彻改革所提出的原则要求。”

“刘克崮司长对研究测算工作抓得很紧，及时和我们对测算结果进行讨论，这些测算结果为部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当时的条件和现在相比可落后多了，那时我们处只有两台386电脑，用全国数据测算一个方案，要一天一夜，那两台老式打印机打印一个大的方案，滋滋喇喇地得响上一天。”朱振民回忆说。为赶时间，那时他们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在改革方案研究制定过程中，部领导更是殚精竭虑。一次，已经过了夜里12点多了，部领导急等着要用的一个重要测算方案刚刚完成。朱振民和王征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回部里。刘仲藜部长、项怀诚副部长、刘克崮司长还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们。汇报之后，朱振民不经意地向部领导反映了他们的设备情况，项部长当即批给8万元额度，为他们添置了一台486计算机和打印机，使他们的工作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也让他们感到十分温暖。

新税制正式出台实施之后，证明整个方案的设计，包括税率的选择非常符合实际，使财政收入和企业负担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结合点。

最优是理想次优是实际

个税改革方案篇（5）

第二步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三取消、三改革、五完善”，即：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取消牧业税，逐步取消农业税；改革苏木乡镇机构，改革农村牧区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化解乡村两级债务办法，完善农村牧区社会公共事业和集体公益事业投入保障机制，完善农村牧区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牧区土地和草牧场承包制度，完善涉农涉牧收费和价格制度。当前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抓好“三取消”的落实。自年起，除烟叶外，全面取消其他农业特产品的农业特产税、牧业税，逐步取消农业税。各地要将已经征收的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必须在年年底前退还给纳税人；同时结合实际认真落实市税改办已提出的农业税降率工作具体意见。

（二）继续深入开展嘎查村撤并和农村牧区中小学教育布局调整工作。自年以来，各地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原则要求，把嘎查村撤并和农村牧区中小学教育布局调整工作当做减少支出压力，防止农牧民负担反弹的最有效的措施来抓，多数旗县区大幅度地进行了嘎查村撤并和中小学教育布局调整工作，取得了明显实效。作为第二步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尚未开展这项工作或开展力度不够的地区，要进一步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认真加以落实。市税改办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督查。

（三）加大调研力度，尽快提出“三改革”、“五完善”的工作方案。各旗县区及市直有关部门要分工协作，按照税费改革办公室的总体要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各级税费改革办公室要研究制定本地区第二步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各级宣传部门要研究制定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各级编制部门、人事部门要研究制定苏木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实施方案；各级民政部门要研究制定撤乡并镇和撤并嘎查村实施方案；各级教育部门要研究制定教育布局调整和优化教育资源实施方案；各级财政部门要研究制定完善县乡财政财务管理体制实施方案；各级农牧业部门要研究制定嘎查村级财务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市直各部门的实施方案要按市税费改革办公室规定的时间上报，由市税费改革办公室汇总后提交市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各旗县区的实施方案要经所在旗县区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批准后，报市税费改革办公室备案。

二、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税改工作氛围

（一）各地区要充分认识第二步农村牧区税费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决策和部署上来。

各地区要把加强农村牧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机构建设作为推进工作的一项组织保障，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负全责的领导机制，各有关部门从全局出发，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积极支持，主动配合。同时各地区税改办要配备3至5名责任心强、熟悉税费改革的同志作为专职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工作力量。各地要于年11月30日前将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组成人员、办公地点、联系方式报市税费改革办公室。

个税改革方案篇（6）

8月19日，总理对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做出了重要批示，根据总理的批示和提议，国务院于9月中旬召开了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上，回良玉副总理做了重要讲话，指出了当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工作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代表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与会代表一起学习了总理的重要批示；湖北、甘肃两省分别介绍了本地区改革试点的经验；今年新增试点的1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介绍了全面推进改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具体做法。

总理的批示和回良玉副总理的讲话，金人庆部长关于今后工作的部署，对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切实地加以贯彻落实。下面，我结合自治区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讲几点看法和意见。

一、我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

根据自治区的统一部署，全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分五个阶段逐步推进，目前，第一、二阶段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在进行第三阶段工作，通过全区三个多月的共同努力，阶段性工作总体进展顺利，运行平稳，发展态势良好。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工作。

（一）周密部署，精心操作，保证税费改革顺利进行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切实加强了对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坚持把农村税费改革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摆上了突出位置，地（州）、县（市）两级普遍建立了以政府“一把手”为组长的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从各有关部门抽调人员，集中办公，抓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各乡镇也相应成立了由书记、乡镇长为正、副主任的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全区上下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协调，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

二是认真开展骨干培训，使各级领导干部和骨干成为税费改革的明白人。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区正式启动后，自治区税改办先后三次举办了有地州、县市领导参加的农村税费改革培训班。各级也及时组织了业务骨干培训。据统计，全区举办培训班470期（次），参加培训人员达6万余人次。

三是搞好舆论宣传，把政策原原本本交给广大农牧民。今年7月份，自治区税改领导小组印发了《致全区农民、牧民群众的公开信》，用两种文字（汉文和维吾尔文）向每个村组发放共10万余份。各级充分利用了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采取农牧民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

四是认真制定方案，积极稳妥组织实施。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2003）10号文件精神，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并确定全区统一执行4%的农业税税率，附加为20%。自治区要求各地在制定方案时，要坚持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首要目标，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税费改革政策，全区农村税费改革平均减负率不低于30%。《方案》按照国务院批复意见修改后，已下发各地执行。

五是加大指导和督察力度，确保政策到位。在实际操作中，各级都派出了得力的指导组和督导组，自治区税改办聘请了7位已退休的厅级领导作为全区农村税费改革督导员，先后多次下到基层督查指导。通过指导和督察，不仅能及时掌握各地税改工作情况，而且对基层遇到的一些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研究，及时纠正。

（二）突出改革重点，认真组织实施，保证税费改革有效推进

一是深入细致开展调查研究、摸底测算工作，认真把好基础数据关。根据中央税改政策，各地重点对计税面积、计税常产及税费改革前后农牧民负担对比等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和测算。对税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难点、疑点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预测，对改革工作将会遇到的一些特殊情况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处置，以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二是重点抓好据实核定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常产的工作，认真把好政策关。各地在计税面积的核定上，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为依据，具体落实到户，做到该核减的面积如实核减。在计税常产的核定上，主要根据1997年—2001年五年间各种农作物的平均常产、开展调查摸底，针对土地类别、耕种水平等要素，最终以村以乡为单位确定一个常产，在经过民主评议、张榜公示、群众签字认可的基础上合理确定，避免“有税无地，有地无税”的现象出现。

三是规范操作，讲究工作方法，认真把好群众认可关。各地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调查摸底、核定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通过上下结合、公平公开；区别情况、分类指导；依靠群众、综合平衡；严守政策，确保质量的方法，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我区不少地方对张榜公布的内容、范围、时间以及张榜公布的责任进行了严格规定，增强了工作透明度。

（三）认真测算转移支付，抓紧制定各项配套改革政策，确保税费改革综合协调运行

一是合理测算转移支付。中央今年分配我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7亿元，扣除2001年已拨付给自治区及各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外，实际能分配到各县的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近5亿元。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按照财政部规范的转移支付资金测算方法，参照税费改革前各县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乡村道路建设以及村提留乡统筹统计数据，对全区85个县市和9个城市区共94个县（市、区）进行测算及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二是积极搞好各项配套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的配套改革，为稳妥推进各项配套改革，我们通过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已初步完成了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征收管理办法、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农业三税附加资金管理办法、乡镇财政管理工作指导意见、乡镇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意见等七个配套措施，近期将以正式文件下发各地。

二、当前我区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多方面原因，当前我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工作进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工作进展还有较大差距。按照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我区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部署和安排，9月11日我们的工作进入第三阶段方案和配套办法的审批。截止目前，除乌鲁木齐市正式上报了改革方案和配套办法外，其他地州市的部分县（市）只是到自治区税改办进行了沟通，还有部分地区及县市尚未与自治区税改办进行联系。

二是对政策的把握还不够准确。主要表现在不少县市不能严格按照中发[2000]7号、国发[2001]5号、国发[2003]12号和自治区党委新党发[2003]10号文件要求制定改革方案，在测算中没有严格按照财政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口径进行测算，各项数据的填列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这表明有的地方在基础数据的调研和测算方面不够深入细致，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心中无数；有些地方未按二轮承包土地合同核实土地面积，甚至虚报或瞒报土地面积；一些地方简单确定减负比例，倒算常产；有的地方核定农业税计税土地和常产不征求农民意见，未张榜公布；有的地方今年提取的三提五统还没有拿出具体清退方案；部分县市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期望值过高等等。

三是制定各项配套改革措施相对滞后。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各地对以减人、减事、减支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做了一些工作，但总体上看，各地考虑配套改革还相对滞后，进展缓慢。一些地方乡镇机构改革力度小，存在畏难情绪，等待观望；有的地方片面强调客观原因，不积极合并村组，对一些规模明显偏小的行政村也没有合并办法。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中，强调确保经费投入的要求多，实施精简和优化教师队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学校管理的措施少。有的地方甚至就在等转移支付，对配套改革措施根本就没有考虑。

四是宣传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地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宣传、张贴、上墙、张榜公示等不够扎实，工作不够细致；有的地方在宣传政策时带有片面性，强调农民尽义务方面的宣传多，对通过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规范税费征管方面的宣传少；有些地方没把改革政策全部交给群众，致使农牧民群众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缺乏全面的了解。:

上述问题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困难和客观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部分干部的思想认识没有真正到位。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妨碍改革政策的落实，影响改革的预期效果。各地、各部门对此绝不能忽视，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三、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农村税费改革前两个阶段的工作，要通过第三阶段的工作来体现，最终的成效要通过第四阶段的方案实施来检验，因此说，我区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已进入了关键时期，各地必须把改革方案制定好并组织实施好，确保我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当前和今后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适当加快工作进度。按照我们原定的工作日程，审批改革方案和配套办法的时间已过半，但各地的改革方案大都还没有上报，这一点，务必引起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对方案和配套措施已基本完成的地县，党委、政府要及时组织研究讨论，把方案和配套措施定下来，尽快上报自治区税改办审批。对还没有制定好方案和配套改革措施的地方，请尽快组织人力，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抓紧时间加快工作地度，把改革方案和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制定出来，并及时上报自治区审批。我还是那句话，到时，哪个地区完不成、哪个县完不成，我们不能降低标准、凭印象给你转移支付。希望大家切实增强对此项改革工作的紧迫感，立即动起来，按时完成改革任务，不要有一个县拖后腿，确保年底把主体改革政策落实到位，尽早让农牧民群众感受到改革的好处。

（二）要实事求是地制定改革方案。各县市区在制定改革方案时，一定要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税改政策，实事求是地落实计税面积、计税常产、计税价格等计税要素，据实核定各村各户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严禁“暗箱操作”，防止搞“一刀切”，避免发生高估产、高估价等问题。要按照要求将新的农业税核定到村到户。要保障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正常需要。要搞清改革前后农牧民负担对比情况。要把好政策关，严格执行财政部《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暂行办法》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把握好财政转移支付测算口径和测算方法，认真测算转移支付。

（三）要加大搞好各项配套改革的力度。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既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又涉及地方财政和村级组织收入，既包括农村税费体制本身的主体改革，又包括乡镇机构、农村教育体制等相关配套改革。配套改革措施能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失败，也是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保证。我们必须坚持主体改革与配套改革同步实施，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自治区税改办会同有关厅局制定了七个配套改革办法，各地也要制定出具体措施，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压缩行政和事业单位编制，清退临时人员。调整和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按照“财政下移，缺口上移”的要求，加大对基层改革转移支付力度，完善乡镇正常运转经费保障机制。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减少村组干部人数，强化村级财务管理。要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清退中小学教职工队伍中的不合格人员，提高乡村教师质量，整合教育资源。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好粮食主产区与种地多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搞好农村税费改革与对农民直接补贴改革的衔接。要按照“防止新债，摸清底数，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年消化”的要求，研究有效化解乡村债务的办法。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紧紧围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重点研究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机制、农业税制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等带有方向性的问题。

（四）要进一步加强改革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把政策交给基层和群众，是顺利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有效工作方法。只有把政策交给群众，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理解，群众才有可能监督政策执行情况。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把中央的改革政策精神原原本本地交给农牧民群众；要以多种形式向农牧民群众宣传改革政策，使每个农牧民家庭有一个改革“明白人”，有一张负担“监督卡”，有一本税费“明白账”，真正做到改革家喻户晓，不留“死角”。要不断地加强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素质。要教育广大基层干部，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对农村税费改革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农牧民群众的感情，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严格执行政策，及时化解矛盾，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五）要提前做好试点方案组织实施的准备工作。由于我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起步晚，各阶段工作安排时间紧、任务重。同时，改革是在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三提五统征收期内进行的，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采取了两步走的办法，即：在夏征期按照老办法征收，在秋征时按照新办法执行，并做好分户结算清缴工作。各地的改革方案在经自治区审批后，立即就要进入实施阶段，方案再好，关键在于落实到位。方案实施中可能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各地一定要不断地对照检查，纠正偏差，不折不扣地把抓好改革政策措施的落到，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把农村税费改革“三个确保”目标真正落到实处。要对照中央和自治区改革方案和各项政策执行情况加强跟踪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坚决予以纠正。要坚决落实“三不准”（即农业税及其附加不准超过自治区规定的税率上限，不准超范围、超标准进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不准在农业税及附加和“一事一议”之外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摊派和收费）。要检查农民负担政策执行情况，坚决落实农民减负的“四项制度”。当前要坚决防止向农民突击清收改革前的税费尾欠，严格规范农村用水用电收费管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下拨后，各地一定要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确保落实到基层。

（六）要积极探索国有农牧场税费改革试点。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比较特殊，由于多年沿袭下来的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等原因，使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比周边地区的农村税费改革的难度要大得多，改起来很困难，但不改会更困难。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国有农牧场、林场应纳入农村税费改革范围。对国有农牧场的税费改革，各地要多研究，多想办法。要坚持先改制，后改革的原则。已改制的国有农牧场与自治区农村牧区同步实施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未改制的国有农牧场要抓紧搞好管理体制改革，为税费改革做好准备工作，当前，可按照统一政策，稳定税负，农牧场职工负担有所减轻的原则进行。

四、要切实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领导

农村税费改革事关全局，影响深远，任务艰巨。各地、各部门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这是做好试点工作的重要前提。这项改革既是一场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又是一场涉及农村行政体制和教育等社会事业的深刻变革。农村税费改革，必将促进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必将进一步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必将有利于解决农村长期积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快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各地、各部门自始至终都要真正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和自治区的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始终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切实做好改革试点工作。

二要明确责任，健全机制。这是做好试点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作为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始终抓紧抓好，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农村工作部门和财税部门的事。党政主要领导一定要亲自抓、负总责，靠前指挥。要层层落实领导责任制，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地州、县市、乡镇要重点抓好本地区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研究解决本地区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加大对改革的财力支持力度，督促指导各项政策的落实。县、乡两级是改革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是改革试点工作的关键环节。必须始终明确，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是主要责任人，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是直接责任人。要保证税费改革工作人员和办事机构的稳定，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个税改革方案篇（7）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税收体制演变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税制的不断简化。到1978年，全国只有工商税、工商所得税等13种税。其中，国营企业只缴纳工商税；集体企业只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农村一般缴纳农业税、屠宰税。那时，并不是税收收入，而是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才真正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及税收工作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大大弱化。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税收体制改革也在市场取向的改革探索中起步。适应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需要，涉外税制成为新时期税制改革的突破口。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利用外资可以办合资企业的战略设想，1979年7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使外商来华投资的权益有了法律保障。在新的形势下，处理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还按国营企业那样通过上缴利润的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参考世界各国的税收惯例，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我国很快制定出《中外合资经营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其中，《个人所得税法》虽然没有在法律名称上标明有关涉外的任何字样，但因为规定了“工资、薪金所得，按每月收入减除费用800元”的标准，事实上征税对象已经将在内资经济组织中就业的人排除在外。20世纪80年代初期设立的这三个涉外税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以涉外税制为起点，国内税制也沿着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迈出了改革的步伐。

为解决工商税制中的重复征税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就有人开始建议搞增值税改革。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增值税一度被认为是从西方引进的腐朽东西。曾有一种说法将“增值税”与当时认为代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迪斯科、牛仔裤”并列，称为“迪斯科、牛仔裤、增值税”。可以说，是否在全国推广增值税，争议很大。财税部门虽然清楚增值税不重复征税的好处，但在那样的环境下，也只能建议先找一两个地方、一两个行业试试。这样，从1980年开始，广西柳州、上海等地的机器机械行业开始进行征收增值税的试点。虽然仅仅是试点，而且试点方案也并不规范，但它毕竟表明，国内税制开始学习借鉴国外税制中先进的东西，启动了从计划经济的税制向市场经济的税制进行改革的开端。 1993年朱基副总理在全国金融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税制进行的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国营企业的“利改税”。这项改革从1979年开始在湖北等地的部分国营企业试点。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1983年全国国营企业推行了第一步“利改税”，国营企业由完全上缴利润变为“税利并存”。也就是对国营企业的利润，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然后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对税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进行分配。虽然对企业来说，上缴税和上缴利润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但从税种的设计上，国营企业有所得税了，这是一个性质上的根本变化。它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与国家间只上缴利润这样的分配方式，属于市场化改革的性质。随后，1984年国营企业又进行了第二步“利改税”，将“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给企业使用。“利改税”后，税收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随着改革开放的向前推进，个体、私营经济获得发展的空间，与之相应，到了1986年开始有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后来又有私营企业所得税。应该说，这几个税都是随着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一步一步产生的。

总的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税制开始被打破，一套内外有别、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税制初步建立起来。其中，内资与外资企业被区别对待，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税法；在内资企业内部，也是多种税并行，如内资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的经济性质和产权关系，划分为国营、集体、私营企业所得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每个税法的内容都不一样，税率、扣除等也不相同。在这种税制下，不同性质的企业，税负不统一，总体上是外资税负轻，内资税负重，而且内资企业内部税负也是不统一的。这对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非常不利。关于差别税制的争议在日后日渐强烈。

史鉴：您是什么时候到税务部门工作的？

许善达：我1984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这年财政部税务局升格为财政部税务总局，需要扩充人员。研究生学习期间，农村金融、农村税收是我的研究课题，而税务总局缺少熟悉农村的业务干部，1985年我被调进税务总局。

史鉴：在1994年税制改革前，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初期，对财税体制是否也开始进行一些改革的尝试？如当时进行的企业与国家、地方与中央财税承包制，以解决前后两者间的分配问题，但实际效果怎样，带来什么后果？

许善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保证财政收入的上缴，承包制从农村被引入到解决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两个重要的财税分配问题上。其中，企业承包制的代表是首钢，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承包制的代表是江苏省。从1987年开始，全国掀起第一次企业承包热潮，企业与政府一对一地签订承包合同，将税收、贷款、利率、税率、外汇额度、价格、原材料供应等统统包下。

关于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在当时是存在争论的。财政部出于缩小承包制范围的考虑，提出只能承包所得税，不能承包流转税。因为流转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在税收收入中占的比重较大，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若连流转税都承包，将难以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国务院接受了这一意见，在1988年5月发出《关于加强税收工作的紧急通知》，强调不能把流转税承包给企业，已经列入企业承包范围的要纠正。此后，国务院又在多个文件里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事实上，不包流转税的规定又执行不下去。如首钢，就承包了流转税，而且首钢的承包文件也是国务院批准的。

承包制实施后，虽然发挥出一些短期效应，但由于其制度固有的弊端，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一是政府财政收入事实上比按照税法征收的收入减少了。承包制设计的一个目的就是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积极性。但由于承包合同的签订是通过企业与政府一对一谈判完成的，企业负担的减轻常常就变成了没有规则的减轻：谈得好，减得多；谈得不好，减得少。二是造成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全面放松。如企业包贷款，贷款额度、利率高低、贷款期限等全部包在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合同里，银行只能按照合同给企业贷款，利率说多少就多少。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政府很难随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说价格闯关是1988年发生通货膨胀的导火索，那么承包制就不得不说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在当时的税制下，减免税政策随意性很大，连县级政府都有减免税权。当时税法有一条，说企业有困难的可以酌情给予减免。如何定义“有困难”实际上是个随意性很大的问题。事实上企业怎么都能找到“困难”。结果，全国到处减免税，税法失去了刚性，财政收入收不上来。

承包制带来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其制度上的困境：一方面，被“包”死的税收，使财政收入难以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另一方面，地方的财政包干制，使中央难以分享地方经济发展的成果。特别是1989年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这些问题愈发难以消化。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陷入严峻危机中。

那时，财政收入占GDP、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这两个比重连年下降。前者从1984年的23%下降到1992年的13%，后者从1984年的41%下降到1992年的28%。与此同时，财政开支却大幅增长，财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屡屡出现。中央财政成为名副其实的“要钱”财政。全国加上计划单列市三十几个地区中只有十几个按承包是给中央交钱的，其他都是向中央要钱的。当时中央财政预算司经常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催促这十几个地方把钱从地方金库划转到中央金库来。财政功能的弱化，使得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进一步放松。正是这场财政危机，加上苏联解体给中国的警示，促使中央下决心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史鉴：实践证明，企业与国家、地方与中央的承包制之路是行不通的，所带来的后果是使中央财政陷入困境。那么是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为1994年财税改革提供了条件？

许善达：恰逢其时，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改革开放的春风再次强劲吹起。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各项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迅速提上日程。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中央研究决定进行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当时部署的改革重点还有国企改革、汇率改革、外贸改革等，但财税体制的改革无疑是焦点。从改革开放初算起，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将要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已不再是旧体制的延续，而是要求在总结以前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体制。

1993年，中央决定进行财税改革。我记得非常清楚，8月1日到北戴河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财政部的、体改委的，我作为税务局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事实上，1994年财税改革的核心，针对的就是已经暴露出种种问题的承包制。但为减少改革的争议和阻力，凝聚共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多次同参与改革的同志说，不允许你们写任何文章针对承包制，你们不要掀起一个意识形态争论，咱们就是按照废除承包制这个思路去研究方案去推进改革，但不能打笔墨官司。要从实际问题出发，说政府收入太少了，中央财政收入太少了，不符合市场经济机制，从这个角度宣传改革的必要性。虽然提出不争论承包制，但在设计财税制度改革方案时已经下决心要把承包制废除。这是当时一个重要转折。

学术界和财税部门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直在研究怎么把税制搞好，怎么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搞好。那时，无论是财政部、税务局，还是大学、学会、研究所，经常召开财税制度改革研讨会。这些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进行了理论上的必要储备。可以说，1994年财税改革时，财税部门拿出的是一个经过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的改革方案。在方案里，我们通过增值税制度，彻底废除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承包制。这主要得益于三个关键点：

一是设计增值税发票制度。国外有两种增值税扣除办法，一种是查账扣除，一种是发票计算扣除。我们选择了按发票计算扣除。采用这个办法，除非你生产的产品只卖给最终消费者，那实不实行增值税无所谓，因为处在最终环节消费的消费者不需要再扣税。否则，只要你的企业生产中间产品，而购买你这个产品的企业实行增值税的话，一定会要求你也实行增值税。因为如果你不实行增值税，开不出增值税发票，买者就不能在增值后再次卖出商品时扣税，这样他就会去买能出具增值税发票的企业的产品。像首钢这样作为承包制代表的企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实行增值税才能保住市场，不实行增值税就保不住市场。因此他们表示坚决拥护税制改革，要实行增值税。采用发票扣税的制度，就把企业承包制给废了，无论是谁都得按发票计算交税、扣税。这是我们搞税收业务的同志，按废除承包制设计出来的，这个是核心。

二是推行分税制改革。分税制的主要内容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其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收入按税种进行划分。为改变中央财政失控的局面，决定将全部税收中比重大的增值税按“七五二五”比例进行分配。当时很多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提出的都是要降低中央在该省的分成比例。镕基同志指出，如果不同的省都各定一个不同的比例，那和承包就没有分别了，我也就天天和省委书记谈判吧，因此必须坚持全国统一比例，省里的困难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解决。按照这样的设计原则推行分税制，不随便开口子，事实上就打破了包税上交中央的局面。以上这两条把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承包制给废除了。

三是组建国家和地方两个税务机构。1993年4月，国家税务局更名为国家税务总局，并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其后，国务院发出组建中央和地方两个税务机构的通知，规定国家税务局系统实行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的领导体制，省级地方税务局实行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家税务总局双重领导、以地方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并划分了两个税务机构的征收范围。按照规定，增值税的征收权在国家税务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措施。正是因为中央政府拥有了这个征税权，否定企业承包制的增值税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否定财政承包制的分税制才能实现预期目标，中央财政收入才能得到真正保障。

废除承包制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最本质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1994年改革非常成功，废除了两个承包制，扭转了“两个比重”下降的局面。首先就是财政实现增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的局面得到扭转。财政收入弹性系数（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之比）改革前小于1；1995、1996年时接近1；1997年以后大于1。这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速快于经济增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上升。其次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下降的局面得到扭转。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从1993年的22%提高到55.7%。这是1994年改革的成效。

史鉴：1994年财税改革的成功，一定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您认为最主要的经验有哪些？

许善达：考察1994年财税改革的过程，我认为有以下两个经验特别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坚持增量改革，不搞存量改革。1994年税制改革能够成功，特别关键的一条就是不动存量，保障企业和地方的既得利益。

1993年8月底9月初，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先后讨论并原则通过财税改革方案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9月至11月，镕基同志带领财政、税务等部门60多位同志，先后到过17个省市，一个省一个省介绍、解释改革的方案，与地方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决议是在财税改革中保证企业和地方的既得利益。按照基数与增量分配的原则，基数范围内的税收按原有承包制度在中央与地方间分配，基数以上的增量按新分税制分配。因为原有制度是地方留得多、中央少，所以基数越高，地方利益越大。按财政税务的工作惯例，一个制度改革都是以前一年为基数算账，从下一年开始实施。财政部和税务局的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算账，新制度从1994年施行。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时地方财政留成比例较大。由于分税制和财税改革对其利益触动较大，因而广东的同志对改革的时机和内容存在很大忧虑。广东同志提出应该以1993年为基数。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议是要保证地方既得利益，而1993年1月至9月广东税收有增量，这个增量是广东既得利益。如果以1992年为基数，相当于中央把广东1993年1月至9月的既得利益拿了一大块，这不符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这就是1994年财税改革中著名的核心争论：即以1992年还是以1993年为基数。

当时财政部税务局考虑到距1993年结束还有几个月，如果宣布以1993年为基数，不知会出现多少地方在基数上做手脚以抬高基数的情况。但是镕基同志展示出其杰出的政治智慧，他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来取得广东同志对分税制方案的认同。他说，中央通过分税制改革要什么？不是要地方的存量，而是从增量里多拿，方针在这儿。以1993年为基数无非就是地方抬高基数，中央财政在几年内拿不到增量。但是，只要分税制出台了，几年以后增量总会越来越多，中央就可以集中财力了。不然，分税制1994年推不出去，如果几年以后再推出分税制的话，存量还是要上去。现在将制度推出去，几年以后总能把增量拿到手。但是增值税“七五二五”分成比例绝不能变，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增量，中央要拿3/4。最后，中央批准了镕基同志以1993年为基数的意见。结果，1993年基数从1992年的2600亿扩大到3600亿，增加了1000亿，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其中有很多是虚增增量。中央想出一个办法，即凡是1994年税收增长率达不到16%的，倒扣基数。如增长率只有10%，基数就要扣6个百分点。这对于解决基数超常增长的问题很有用处。虽然存在虚增增量的问题，但兼顾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减少了改革阻力，使得新制度能够实施下去，这无疑是成功的。

中央对地方让存量，还表现在同意广东提出的希望在企业减免税问题上给予照顾的意见。广东的解释是，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提出让广东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精神，为扩大开放、招商引资，广东宣布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这个虽然不是存量，可是已经宣布了。现在这个政策，增量中央拿大头，继续实行减免税政策的话，都不够给中央交增量了，甚至会挖了存量。为照顾地方政策的连续性，减少改革的阻力，中央决定对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方案下发以前各省区市政府批准实施的未到期的减免税项目或减免税企业，今年不列入基数，明后两年实行先征税、后退还的办法，不增加企业的税负。这表明，中央改革的原则非常明确，第一是拿增量，不拿甚至让存量；第二是准备晚拿增量。

保存量，甚至是让存量，动增量，是1994年财税改革非常重要的原则。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任何一项改革都应考虑基本不动存量，甚至让存量，主要从增量上做文章，调节利益关系。只要改革往前推进，能够把增量分配的新制度推出去，假以时日，存量中的所谓的不公平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新的公平的东西在增量的制度里比重会越来越大，旧的不公平、不合理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第二，1994年财税改革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向，不去刻意追求一步到位、极其完美的改革。

应该说，税务总局一开始设计的是一个相当规范的市场经济下的税制：没有营业税，无论商品还是劳务，所有行业都征收增值税，而且是消费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不管外资还是内资企业全部统一。1993年8月，镕基同志在北戴河研究税制和分税制改革方案时，这两个方案都碰到了很多问题，其中税制改革方案方面主要有以下三项：

一是关于增值税抵扣问题。原来的设计方案规定购买机器设备税款可以抵扣。但有意见提出，1993年上半年投资过热，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允许抵扣，会更加鼓励投资。现在加强宏观调控，限制投资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抵扣，增值税不能实行消费型，只能实行生产型。这个意见后来被采纳，原设计方案倒退了一步。

二是关于企业所得税统一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划分为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这种按照经济性质划分所得税的制度，无法处理股份制企业的所得税问题，不利于公平竞争，跟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一致。当时税务局提出的建议是无论内资还是外资都合并成一个企业所得税。在讨论时，对合并内资企业所得税没有分歧，但对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强烈主张，如果外资企业所得税不能优于内资，会妨碍引进外资战略的。在这种形势下，只好先统一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内外资企业的则暂时不统一，而且还要把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设计的相对高些、连工资也不能全部在税前列支。在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税法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相差一半。

三是关于保留服务业的营业税问题。营业税重复征税，税负重，出口不退税，绝不是一个好的税种。最初方案设计的也没有营业税，而是所有行业都征收增值税。但后来讨论分税制方案时，如果把原有的产品税和营业税都改成增值税，那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就会减少得过多。为了得到各省对分税制的认可和支持，使分税制能够正常运行，只好继续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并把营业税收入划给地方，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中有一个较大规模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可以持续增长的税种。这是当时服务业营业税没有列入改革而留在增值税外边的一个主要原因。 1994年的财税改革实行分税制，税务人员正在监控增值税开票情况

这三项可以说是1994年财税改革的遗留问题。因为当时各种制约条件，没有办法按照一个正常的、规范的税制一步改革到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为税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解决好这三项遗留问题。

从1994年到2001年的实际情况是，财税部门在7年时间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研究完善税制的问题。因为增值税刚一推出的几年里，由于税务机关当时还比较缺乏对纳税人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监控的有效手段，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利用伪造、倒卖、盗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进行偷、逃、骗国家税款的违法犯罪活动，有的还相当猖獗，严重干扰了国家的税收秩序和经济秩序。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里增设了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并且有死刑的量刑。1997年3月这一条被增加进修订的《刑法》里。为了一个税种的管理，在刑法里增加一个死刑的种类，可见当时整个增值税工作形势的严峻。

国家采取了许多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在制度建设方面，国家决定引入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对增值税的监控管理。1994年2月，镕基同志在听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电子部、航天工业总公司等单位的汇报后，指示要尽快实施以加强增值税管理为主要目标的“金税”工程。当年下半年金税工程一期启动。到2001年，金税工程二期成功，这才真正控制住了增值税发票。后来岚清同志到税务总局视察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增值税是个好税种，但是金税工程成功以前，我们就想过，这个好税种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会不会太超前了，因此我们现在还引不进这个东西。如果金税工程失败，增值税站不住，我们就得退回到过去的产品税。现在看，金税工程成功了，增值税可以站住了。岚清同志所说的中央的这个考虑很重要，因为增值税是1994年财税制改革最主要的内容，分税制主要就是分增值税，如果增值税退回到产品税，那分税制也没有了，1994年的财税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就会宣告失败。所以增值税的存亡不仅仅是一个财税问题，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好在最后增值税控制住了，分税制也不必倒退了。

史鉴：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了三个问题，即购买机器设备的税款不能抵扣增值税的问题；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哪些，有了那些进展？

许善达：因为当时各种制约条件，没有办法按照一个正常的、规范的税制一步改革到位，到2001年以后，财税部门才研究1994年要改没改的那些事。

第一，是增值税转型问题，即允许购进机器设备税款抵扣增值税。在生产型的增值税中，机器设备税款不能抵扣，这相当于不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与我国鼓励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增加科技含量的方针是有矛盾的，所以首先提出要实现增值税转型。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为支持东北工业改造，国家提出的政策中有一条就是增值税转型，即允许购进的机器设备税款抵扣。但允许抵扣，又不提高税率，必然会造成税收收入的减少。据当时东北三省一市测算，实施增值税转型后将减收300亿元。可见，解决好减收的问题已经成为政策能否顺利推出的重要因素。

为此，中央决定，中央财政减收的由中央承担；地方减收的部分，中央财政给予适当补贴。但地方一直希望中央能够补贴得更多一些。后来，财政部与东北三省一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协调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共识，即为购买机器设备税款抵扣设置一个前提，如果今年税收有增量，增加的部分可以抵扣；如果没有增量，可以先不抵扣，等有增量时，再抵扣。这个办法从税制规范上说，并不是一个理想方案，但这样做可以减轻财政压力，可以获得地方政府同意增值税转型方案。这个政策实行以后，实际减收的数量大大低于当时测算的数量，一年来只减收50亿，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再加上税务局征收管理也没有出问题，更增强了中央和其他地方政府推进增值税转型的决心。经过中、西部两次扩大试点范围，从2009年1月1日起，消费型增值税在全国全面实行。从2003年算起，一共经历了6年时间。

第二，在2003年提出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也提了出来。由于一些原因，2007年才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2009年开始收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这又是5年时间。两税合并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大幅度下降，内外资公平竞争的环境进一步改善。2009年推出的这两项税制改革，都是具有减税内涵的改革，对于中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2009年以后，1994年财税改革遗留的三个问题还剩下营业税改增值税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就有讨论，但实施起来有几个阻力。一是减收问题。营业税是地方税，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要减少地方政府的收入，地方愿不愿意，能不能承受。二是，取消营业税后，地方政府将失去一个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的税种，地方税体系失去主体税种。三是组织征收问题。营业税是由地税局负责征收，增值税归国税局征收。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如果还由地税局征收，再建一套金税工程的成本很高；如果划给国税局征收，那地方政府是否愿意，地税局是否愿意。另外，营改增后是否还按“七五二五”比例在中央和地方间分配也是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当时意见达不成一致。但是，营改增又是十分必要的。“十一五”规划所有指标中只有“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和“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三项没有达标，其中服务业占据了三项里的两项。要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在财税改革上最必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营业税改成增值税。 许善达

这项改革的一个契机就是2009年上海根据国务院意见决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而要建设“两个中心”，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一个必要条件。在讨论中，关于组织问题，由于上海只有一个税务局，地税和国税合署办公，因此这个方面的问题不大；其他关于减收、分成等，也是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决定，减税完全由上海承担，不向中央要钱，但有一条，改的这部分增值税，不实行“七五二五”比例分成，都归地方所有。这个意见，因为照顾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得到了国务院批准。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开展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改革后，政策的洼地效应很快就显示出来，相邻地区服务业的许多业务被吸引到上海，半年之内上海进入改革领域的新办企业就有两万多户。

上海的改革对加快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全国陆续有一些地区给国务院打报告要求进行试点。这些地区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像北京这样的，虽然受上海“洼地”效应影响不大，但因其服务业基础相对较好，期冀获得上海这样的好处；另一种是江苏、浙江、安徽等上海周边地区，由于上海的洼地效应利益受损，希望改革后能够将洼地填平。虽然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取得一定积极进展，但由于其对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以及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都有较大的影响，触动的利益范围较广，改革全面推开还需假以时日。

可以预料的是，按照现行政策营改增之后，原增值税实行中央和地方“七五二五”分成，而营改增的增值税百分之百留给地方。这样同为增值税却是两种分成比例的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必然也必须在某个时点上修改成为统一分成比例的增值税。这就派生出一个新问题：如何为地方税体系设计一个主体税种。唯一的选择就是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并和车辆购置税一起调整为百分之百的地方固定收入。回想当年，由于我们税务局没有能力在零售环节征收而只好改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三十年了，现在终于可以让消费税回归零售环节了。

个税改革方案篇（8）

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行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所得税收入的弊端日益显现。主要是制约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客观上助长了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利于加强税收征管和监控。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全面推进，企业新财务制度的顺利实施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平稳运行，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进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必要条件。通过实施这项改革，不仅有助于消除现行所得税收入划分办法不科学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且有助于缩小地市间发展差距，促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央对我区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基础上，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沿海地区和内地发展“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同志“*”的重要思想，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规范自治区本级与地市的财政分配关系，为企业改革发展和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环境，促进地市之间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合理调整，维护社会稳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第一，保证地市既得利益，不影响地市财政的平稳运行，自治区本级不因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集中地市财力。第二，改革循序渐进，分享比例分年逐步到位。第三，所得税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区统一，保持财政体制规范和便于税收征管。第四，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收而增加对我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部用于增加对地、市、县（主要是财政困难的地、市、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央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除少数特殊行业或企业外，对其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与自治区本级、地市按比例分享。自治区本级保证各地市*年地市实际的所得税收入基数，按分享范围分别与中央实施增量分成。

（一）分享范围。

1.中央与我区分享范围。除铁路运输、国家邮政、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缴纳的所得税继续作为中央收入外，其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由中央与我区按比例分享。

2.自治区本级与地市分享范围。除中央下划我区的所得税收入（包括下划的企业所得税和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收入）、跨省际经营集中缴库的中央企业所得税收入由自治区本级与中央分享外，其余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按原预算级次和分率比例，由自治区本级和地市分别与中央分享。

（二）分享比例。*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50%，我区分享50%；*年所得税收入中央分享60%，我区分享40%；*年以后年份的分享比例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再行考虑。

（三）基数计算。以*年为基期，在核实所得税收入的基础上，按改革方案确定的分享范围和比例计算确定自治区本级对地市的所得税定额返还基数。具体计算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另行通知。

四、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与使用

中央财政因所得税分享改革增收而增加对我区的转移支付，自治区本级财政将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用规范、科学的方法进行分配，全部用于对地、市、县主要是财政困难的地、市、县实行转移支付。具体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另行制定。

自治区本级补助给地市的转移支付资金，账算到县（市），资金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拨付到地市，再由地市拨付到所属县（市）。各地市本级不得调剂、截留补助给县（市）的转移支付资金。自治区本级转移支付给地市的资金，必须首先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等基本需要。

五、改革的配套措施

（一）关于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防止所得税征管脱节，改革方案出台后，现行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征管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包括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范围暂不作变动。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新登记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的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具体办法由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另行通知。

（二）关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处理。中央规定，中央统一制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原则上由中央和我区各级按分享比例分别承担，但改革方案实施前已出台的对中央企业先征后返政策清理后确需保留的，改革后仍由中央财政继续承担。各地市不得自行出台所得税优惠政策，否则，一经发现，将如数扣回影响中央和自治区本级的财政收入，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关于违反税收征管规定的处理。凡属地市违反税收征管规定，人为抬高收入基数，或将应属中央和自治区本级的所得税收入混入地市国库等，一经查出，相应扣减自治区本级对地市的基数返还。

改革方案实施后，如果某地市以后年度的所得税收入完成数达不到*年数额，自治区本级将相应扣减对该地市的基数返还。

个税改革方案篇（9）

第一个统筹兼顾的思维是，税制改革需要统筹税收收入功能与调节经济结构功能之间的关系。“营改增”既要着眼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更要重视增值税等税制的收入功能。在实现收入功能和发挥税收调节产业结构作用之间，不宜过分强调对经济结构的调节功能，需要统筹兼顾两种功能作用。

第二个统筹兼顾的思维是，税制公平性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系。目前“营改增”应该矫正的是增值税与营业税对不同产业的不公平性，而改革后的税制目标应该是公平和中性，而非造成产业之间的另一种情形的不公平性。

第三个统筹兼顾的思维是，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的分税制之间关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中央文件已经反复强调的原则。本轮的税制改革已经涉及到了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问题，“营改增”后，地方税源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营业税是地方税的最大收入来源，约占地方本级税收收入的50%左右。在“营改增”后，如何解决地方税源问题，是“营改增”中必需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为此，根据各方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意见：第一种是将营业税全部改为增值税后，开征新的零售税，作为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在开征零售税的同时，为稳定宏观税赋，需要降低增值税的税率。

第二种是，将全部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彻底取消营业税税种，结束增值税与营业税双轨状态；同时将特种消费税改革为一般消费税，将消费税的征收环节改为零售环节。

第三种是，将部分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继续保留营业税，在我国维持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格局。根据“营改增”规模状况，适度将中央税下放给地方（车船税），或者小幅调整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享比例。我们假定30%的营业税收入改为增值税，地方财政收入只会减少3500多亿元，将车船税划归地方税，就弥补了地方税收入减少的60%多。这样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税制调整的难度会大大降低。

个税改革方案篇（10）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7-0103-04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十二五”时期多项重要的税收制度、政策与征管措施改革，均在2015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将对税收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回顾2015年税收制度大改革、税收政策新变化、税收征管新举措，展望未来税收发展大趋势，将有助于把握我国税收发展脉络。

一、2015年税收制度大改革

自1994年全面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税种实际已在不断改革中阔步前进。由于企业所得税已实现了内外资合并，而个人所得税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从分类向综合的课征模式改革，难以一蹴而就，因此，“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主要是以“增、消、营”三大流转税为主，兼及其他税种。

（一）“营改增”稳步推进，但进程放缓

“十二五”期间最引人注目的税制改革，莫过于“营改增”试点了。营业税具有重复课税、不利于分工合作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缺陷，但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由于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及征管技术落后等原因，依然保留了营业税。也正因如此，关于“营改增”的呼声日益高涨。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开始了“营改增”的试点，并逐步实现了由上海到东部8省市再到全国的扩展，试点内容经历了由“6+1”到“7+1”、“7+2”再到“7+3”的扩围，将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及部分现代服务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和广播影视服务）纳入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按照原有计划，“营改增”试点即第一阶段的扩围改革应在2015年完成，此后还应逐步进行第二阶段的增值税制完善改革和第三阶段的立法改革。2015年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将在年内完成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生活业的“营改增”步伐，但是鉴于经济下行和财政减收、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缺失压力及部分行业“营改增”后产生的税负大幅增加及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对“营改增”的态度逐渐由“力争”、“抓紧”变为“适时纳入”[ 1 ]。但从整个税制的角度看，完成“营改增”是大势所趋，是完善税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二）消费税征收范围部分调整

消费税的功能在于“寓禁于征”，我国消费税的改革方向就是限制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消费，以促进合理消费和节能减排。2015年，我国消费税围绕“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和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汽油、石脑油、溶剂油和油的消费税单位税额由1元/升提高到1.52元/升，同时取消汽车轮胎税目、酒精、车用含铅汽油、气缸容量250毫升（不含）以下的小排量摩托车消费税，使消费税的税率富有弹性，在国际油价下跌、全国范围内雾霾现象严重的背景下，发挥了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调节作用。2015年2月1日起对电池、涂料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均为4%；2015年12月31日前对铅蓄电池缓征消费税；自2016年1月1日起，对铅蓄电池按4%税率征收消费税（财税〔2015〕16号），此举适应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发挥了消费税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引导作用。2015年5月10日起，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财税〔2015〕60号），提高烟草税率从而抬高烟草售价有利于降低烟草消费、控制吸烟人群数量，同时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一举两得。

（三）资源税扩大征税范围

我国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是人均占有资源数量并不高，而且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源过度使用、利用率较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国资源性收费较多、较重，我国资源税改革总体上是沿着“费改税”的基本思路，不断以规范的资源税代替以往大量的缺乏规范性的收费，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自2015年5月1日起，对稀土、钨、钼资源实施清费立税、从价计征改革，将稀土、钨、钼的资源税由从量定额计征改为从价定率计征。轻稀土按地区执行不同的适用税率，内蒙古为11.5%、四川为9.5%、山东为7.5%；中重稀土资源税适用税率为27%；钨资源税适用税率为6.5%；钼资源税适用税率为11%（财税〔2015〕52号）。2015年7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煤炭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煤炭资源税的从价计征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51号）。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不断扩大，征收方式更加规范，对发挥资源税级差调节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意义重大。

（四）环境保护税法公布草案

2015年6月1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总体上基于“费改税”的思路，将排污费的课征对象整体平移，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噪声以及其他污染物，未将二氧化碳排放、自然资源及生态保护、污染产品的消费抑制等纳入征税范围。此外，该草案并未明确环境保护税是作为独立的税种还是完整的环境税体系、是由税务部门征收还是联合环保部门一起征收，亟需完善。该草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实质性地将环保税纳入拟征收进程，无论对于环境保护还是经济转型升级都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与其他税种形成政策合力，能大大提高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

二、税收政策新变化

由于大部分税种的名称是由其课税对象决定的，而征税范围的变动导致税收制度的改革，以上四个税种，或是由一种税改为另一种税，或是扩大征税范围，或是费改税，因此本文将其界定为税种改革。而在所得税方面，征税范围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所变化的只是针对具体课税对象的规定，本文将其界定为税收政策的变化。2015年税收政策的变化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包括企业重组有关税务处理、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备案审批以及推行新的纳税申报表等方面。

（一）企业重组税务处理方面

涉及企业重组征管问题的有财税〔2015〕5号、37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33号、40号、48号等文件。其中，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3号文主要明确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征管问题，要求适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政策的企业是满足财税〔2014〕116号文中规定的实行查账征收的企业。

（二）小微企业税收政策方面

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变化：财税〔2015〕34号文作出调整，优惠期间顺延一年，判断小型微利企业的相关指标、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对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元（含2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7号文，预缴政策发生了变化，可不按照上年的标准进行判定是否能享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31号文，自2015年7月1日起，新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启用。

（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面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将轻工、纺织、机械、汽车四个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纳入加速折旧适用范围，并且允许企业自由选择是否加速折旧。

（四）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方面

2015年11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行业增加，由国税发（2008）116号文中规定的特定行业，变为除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等7个行业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对研发活动范围的规定也发生了变化，并增加了特别事项调整内容；研发费用口径方面增加了外聘人员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5项费用扣除项目。

（五）备案审批政策方面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6号文对实行查账征收的小型微利企业，在办理2014年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履行备案手续，不再另行备案；税总发〔2015〕45号文取消13项税务行政审批项目，将2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税总发〔2015〕74号文取消了11个大项以及其他3项中8个子项的税务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六）推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方面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1号文对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申报表共41张：1张基础信息表，1张主表，6张收入费用明细表，15张纳税调整表，1张亏损弥补表，11张税收优惠表，4张境外所得抵免表，2张汇总纳税表。与以前的16张表格相比，虽然增加了25张，但许多表格是选项，纳税人有此业务的，可以选择填报，没有此业务的，可以不填报。修订后的申报表采取以企业会计核算为基础，对税收与会计差异进行纳税调整的方法，具有架构合理、信息量丰富、注重主体繁简适度的特点，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类型纳税企业。

三、税收征管新举措

税收征管是税收管理的核心，也是税款及时、足额入库的保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精神，我国税收征管逐步由“严征管”向科学型、规范型、服务型征管过渡。2015年税收征管的变化尤其突出，推出了很多新的举措：《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版）、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2.0），“黑名单”制度、“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双摇号”稽查、“一案双查”、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和“互联网+税务”计划等措施的出台，优化了税收征管环节，促进了税收征管的规范化、现代化建设[ 2 ]。

（一）修订《税收征管法》

2015年11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税收征管法》修订专家论证会，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人员和多位税法专家参与了修法论证。此次《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立针对自然人的税收征管制度；二是税务机关和其他部门的涉税信息共享。

（二）出台全国税收征管规范

2015年5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全国税收征管规范（1.0版）》，全面梳理了税收征管的所有具体业务事项，对每一个业务事项的流程、环节、操作要求作出详细规定，明确了税收管理行政行为标准，压缩了自由裁量的空间，限定了税收行政行为的随意性；由于涉税事项更确定、管理服务更公平、业务办理更便捷、办税成本更经济，给纳税人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

（三）制定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

为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进程，建立优质便捷的纳税服务体系，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并于2015年6月升级至2.2版。《纳税服务规范》2.2版立足于税务部门的前台服务，涵盖了纳税人依申请和税务部门依职权的服务事项，具体包括税务登记规范、税务认定规范、发票办理规范、申报纳税规范、优惠办理规范、证明办理规范、宣传咨询规范、权益维护规范、文明服务规范9大类，包括每个服务事项的业务描述、报送资料、基本流程、基本规范和升级规范。

（四）建立“黑名单”制度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1号）中，对达到一定涉案金额的偷税、逃税、骗税、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普通发票等违法案件信息，予以公布，建立了各部门涉案信息共享的“黑名单”制度，有效增加了威慑力。

（五）落实“三证合一”登记制度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税总函〔2015〕482号）规定，于2015年10月1日在全国全面推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改革，新设立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统称“企业”）领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下称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后，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不再领取税务登记证，企业办理涉税事宜时，在完成补充信息采集后，凭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可代替税务登记证使用，对于工商登记已采集信息，税务机关不再重复采集；其他必要涉税基础信息，可在企业办理有关涉税事宜时，及时采集、陆续补齐，发生变化的，由企业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变更，税务机关及时更新税务系统中的企业信息。“三证合一”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透明度，鼓励投资兴业，是“健全社会诚信的一项好制度”；“三证合一”方便监管，与营业执照合一后，会扩大税基，有效地减少偷税漏税。

（六）推进“双摇号”稽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推进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实施方案》的通知（税总发〔2015〕104号）提出了八项总体要求、五项保障措施和四项基本要求。要求税务机关建立税务稽查对象分类名录库、税务稽查异常对象名录库、税务稽查执法检查人员分类名录库，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以下统称为税务稽查对象）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所有待查对象，除线索明显涉嫌偷逃骗抗税和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直接立案查处的外，均须通过摇号等方式，从税务稽查对象分类名录库和税务稽查异常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通过确定随机抽查对象和内容、随机抽查方式、分类确定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随机和竞标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同时协调国税、地税部门进行联合抽查的方式，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和公示。这些要求配合“黑名单”制度，有效降低了纳税人的偷漏税行为。

（七）实施“一案双查”制度

“一案双查”，是指在查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税收违法案件中，对税务机关或者税务人员的执法行为规范性和履职行为廉洁性进行检查，对违纪违法行为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和追究责任的活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违法案件一案双查工作补充规定》（税总发〔2015〕20号）规定，“一案双查”由稽查部门、纪检监察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稽查部门负责查处涉税当事人税收违法行为，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查处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违纪违法行为。“一案双查”制度的建立，不但有效约束了纳税人的违法行为，同时降低了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违法行为发生的风险。

（八）明确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

一般反避税是针对企业实施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获取税收利益的安排，国家税务总局《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明确了避税安排的主要特征：一是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二是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的方式获取税收利益。该办法对税务机关采取一般反避税措施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工作程序，贯穿立案、调查、结案3个阶段，这样的工作程序严谨且具有可操作性，能够保证一般反避税措施公平和公正地执行，也赋予被调查企业提出异议、申请救济、协调解决争议等权利，切实保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利。

（九）推动“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

2015年9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通知（税总发〔2015〕113号），重点推进5大板块20项行动。计划至2017年，开展互联网税务应用创新试点；至2020年，“互联网+税务”应用全面深化。“互联网+税务”行动旨在不断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着力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和全联通的智慧税务生态系统。行动将促进纳税服务进一步便捷普惠、税收征管进一步提质增效、税收执法进一步规范透明和协作发展进一步开放包容，从而有效降低社会运作成本，释放改革红利，为企业创新提供便利。

四、未来税收发展大趋势

税收发展体现了一国经济、政治、社会的综合要求，在依法治国和科学发展观的原则指导下，我国税收必然要向法治化、简洁化、生态化、公平化发展，在保证税收收入的基础上，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财力。

（一）抓紧修订《税收征管法》，推动税收法治化进程

税收法治化既是健全税制、提高税收行政效率的必然要求，也是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体现。《税收征管法》作为税收程序法，承担着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保障各项税收工作有序进行的重要作用[ 3 ]。现行《税收征管法》赋予税收执法机关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进行税收执法时会对纳税人产生较大的不确定影响，增加纳税人的纳税风险，从整体来看，不利于税收工作的健康有序进行。因此，修订《税收征管法》，限制税务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对纳税人的限制，从而推动税收法治化进程是未来税收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继续推进“营改增”，消除流转税重复课税

消除重复课税能够实现纳税人税负合理，鼓励平等竞争，体现税收公平原则。“营改增”的实施就是要消除对某些行业如服务业的重复征税问题，实现各行业公平税负的目标。虽然目前“营改增”进程放缓，但是按照整体规划布局，将全国所有营业税征税行业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第一阶段扩围改革在不久将完成，从而进入第二阶段的完善过程和第三阶段的立法过程。“营改增”不但能够成功消除营业税的重复征税问题，还能够推进税收法治化的进程，因此，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进程是整个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是近几年税收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4 ]。

（三）完善房地产税制，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税收收入分配方面一直未呈现出较大的矛盾。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承担较大部分的事权，“营改增”又会导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财源削弱，难以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税收政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的基本要求，因此确立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建立地方税体系问题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房地产税以其广泛的税基以及地方税属性，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热门选择。完善现行的房产税，代之以涵盖范围更广的房地产税制体系，是解决地方收入不足的一个很好途径[ 5 ]。但我国房产税经过上海、重庆试点后，迟迟未能在全国范围推广，既是由于某些利益因素的阻碍，也受制于房产税开征至少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房地产税立法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目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房地产税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正在建立，未来房地产税的开征，将会在以上两者的保驾护航下稳步推进。

（四）适时出台环境保护税，促进税收绿色化、生态化

税收的绿色化、生态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等影响深远。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推出环境保护税，并已成功实施多年，成功地促进了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来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6 ]，环境保护税的作用因此而逐渐显现。虽然相关的环境保护税立法多年来一直缓慢推进，但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环境保护税必然会在恰当的时机推出。

（五）推进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与扣除标准改革，提高税收的公平性

个人所得税是体现税收对个人公平性的主要形式，但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分类课征模式与仍未合理的扣除标准并未消除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收入的不公平现象[ 7 ]。建立分类征收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征管模式以及科学的扣除标准是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明确方向，即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转让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统一纳入个人所得综合征税范围，并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如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因素，进一步增强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怡建.经济发展新常态 税收增长新趋势[J].中国财政，2015（7）：40-41.

[2] 刘剑文，陈立诚.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之评议[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2）：42-49.

[3] 柳华平.税收现代化的逻辑：目标框架与实现路径[J].税收经济研究，2015（4）：30-41.

[4] 谢芬芳.中国税制改革的路径与目标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4（6）：12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