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1）

在经济学各类学科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史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学科，但是也是最为特殊的学科。经济学是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展开分析，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是对于经济活动展开深度分析之后再次分析的过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便于使用文本展开记录，这样就与其他的研究记录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也就造成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学者忽视，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逐渐的减少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是现代经济学只有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度的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发展与建设。现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各个国家的研究的速度与效率逐渐减慢，各国经济学研究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减少，虽然，目前依然有部分专业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整体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上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呈减弱势态发展的。

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要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各个方面的学术氛围逐渐固化，我国经济学者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像是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政策不斷放宽，大量外出留学归来的优秀学者开始回到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现象也就促成了我国的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部分的学者乘胜了经济思想史已经完成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务，于是对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程度逐渐减弱，这样就造成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减少。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是自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十八世纪初期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阶段，并且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系统的，在开展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开始着重针对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展开重点的分析与论述，并创作出大量的学术文章与理论。《一个新科学的起源与进步》是西方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最为整体的研究模式，将传统研究过程中零散的思维聚合征集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形式进行编写。其著作是由重农学派代表人物“物杜邦”编写的，不仅仅是当时最早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著作，并且也是当时第一本系统的理论知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在启蒙阶段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其阶段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在其阶段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经济思想史做出较大的贡献，并未更高效率的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是同步的，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并对于其中的所蕴含的理论进行分析与整合，制定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亚当·斯密也针对之前的研究学者的思想进行国整合与研究，但是他在整理的过程中过度的倾向于自身的关断，所以其梳理的理论大多是与他的思想与观点相契合的，这样的梳理方式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突出学者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进步，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并未留下较多能够供后世学者研究的学术贡献。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所在启蒙时期所建立的基础上形成转变的。古典时期的发展是由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后期，部分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对于前人对于经济思想的系统理论逐渐失去重视。由于这样现象的出现，在其阶段中任何人都对经济思想展开讨论与分析，并且都对前人的思想观点有所异议，甚至出现较多的小思想帮派。但是在其阶段中，真正能够引领理论思潮的专业性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大多只为不痛不痒的评论与分析，缺少真正具有专业性的认定与分析。古典经济学者面对这样的现象，开始针对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并且通过各方面的研究结合历史将其整理成为真正系统的学说，其学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治经济的有效进步。其中韦斯特的观点更具影响力，他的著作《关于16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学之进步的观点》（1847年）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这样，由古典经济学家的整合过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正轨，开始通过历史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以此获得正确的理论来为社会提出有效的建议。在韦斯特的思想中，认为采用带由技巧性的条件来分析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为检验经济学研究错误的工具，以此促进经学更好的发展与进步。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在树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只有所有的观点都达到一致，这样才能将学科发展成为科学，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并且麦克库洛赫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中将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详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且再次提出上述的观点。另外在其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中还存在一定的民族倾向，较多的学者在对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的创作过程中会增加较多的个人民族倾向，导致其思想观念出现民族倾向。不过经济学家布朗基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史》（1837年）中将代表欧洲的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并且将其国家的经济思想与欧洲经济思想结合。在古典时期的最后阶段，通过经济思想史来研究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德国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较多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研究，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指西方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物理、数学以及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科学界形成研究热潮，经济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悄然生息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在创作学术文献过程中回顾与例子，而不在是曾经重点论述的中心论点，经济思想史开始主要出现在经济学者的文章前言、结语、附录以及注释中。在当时阶段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如此的文献回顾部分，这样就造成在此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带由个人思想色彩以及缺少系统理论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也同时在发生者变化，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开始转变为静观点诚信与释放方面，而并非傳统的将非理论化的观点删除的方式。这样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前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对前人的研究展开更具真理性的检验与测试，分析前人观点的准确性。英国政治经济研究学家坎南的著作《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776-1848》（1898年）中所提出的观点对西方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西方经济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久依然受到其观点的影响。坎南的观点并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与特维斯以及麦克库洛赫等学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早期的经济思想存在较多的缺点，并未表现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所以早期的经济思想并非所谓的科学。这样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意义探究带来了阻碍与挑战，相关的学者开始怀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何在，对于其研究的价值与科学理论数去了方向。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兴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既奥地利学派，其学派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由此开展。其学派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主要就在将传统的错误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论由现今正确的观点相代替，而并非将传统经济理论一味的整合。

在经济思想史的新古典时期这一阶段，新的学者开始对前人的观点与理念提出怀疑与挑战，在这一学术环境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热度开始逐渐降低。其相关的学术书籍的出版较少，并且在经济学术书籍中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也相对减少，大多数都在文献注释中出现。在其阶段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相对于前者来说其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与学派的研究中对其提出了较多的怀疑与批判，对与前人所提出的理论知识不在一味的整合，而是与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有效提高与进步。

（四）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的阶段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直到中后期，其阶段所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其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方面上所获取的成就相对于其他阶段要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之前，在学术研究界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经济思想史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且走向更高的水平与时期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摈弃给在战后经济迟迟得不到回升，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这就将新古典时期对经济学的怀疑彻底的打开。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问题并非是简单的论述问题，而是极其复杂与重要的，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的热潮。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之前的新古典时期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是存在错误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发觉对于任何社会构建性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对问题审核与批判，而是在应该更加全面的思考与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大萧条所带给人民的危机感，学者未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研究出能够复兴经济的方式与方法，于是及那个目光集中到经济思想史上来，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认为经济思想史能够解决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帮助各个国家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

同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的扩展，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在局限于经济类问题上而是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来开展研究，这样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显得较为杂乱无章，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较多学派的理论知识无法高效的应用与实施。所以部分学者为能够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各个种类的学说，将各类学说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通过经济思想史来展开研究，以此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其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做到有效的解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对于研究成果不在采用传统的在附录与文献采用中出现，而是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思想史学术文章。并且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思想史也一改往日仅作为参考文献出场的尴尬地位，开始在其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行探究与讨论，并且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与知识更加的严谨。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思想史开始更加的重视与关注，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重新的定义与划分，学者认为经济思想史并非独立于经济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而是经济学研究中新的研究方式，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经济中的研究模式，是与经济学研究中的研究方式一样值得学者花费时间花费心血潜心研究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段时期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参加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在当时阶段中最为顶尖的，引领一段学术潮流的优秀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哈伯勒，英美边际学派的希克斯、罗宾斯，美国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康芒斯，以及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斯拉法、贡纳尔·默达尔等人。大量的学者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优秀理论知识，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专题性的经济思想研究史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瓦伊纳（JacobViner）的《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1955年）、斯彭格勒（JosephSpengler）的《马尔萨斯的法国前辈》（1942年）、马盖特（ArthurMarget）的《价格理论》（1938年、1942年）、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的《繁荣与萧条》（1937年）、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生产与分配理论》（1941年）、科尔（ArthurCole）的《经济学与商业文献的历史发展》（1957年）等等。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思想史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过去了更多的课程编排与课程教授地位，甚至在大学的教学中能够于经济学类其他学科共同的在大学生课表中编排。同时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大量的出席经济学学术研究会议，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已经与主流经济学有了相同的地位。

（五）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历了短暂且辉煌的黄金时期后再次走向没落，其学术地位逐渐衰落。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衰落是比较迅速的，在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之后由迅速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黄金时期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经济开始大幅的好转，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的战争并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对西方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站后经济学的影响力相对要更加稳固，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要更加的坚固。这样的现象就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提高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对经济的未来提起了更高的关注程度，这样也就开始忽视了对于经济历史的研究。并且随着数学学科新的计算方法与统计模式的出现与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现象影响下，经济思想史学术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衰落，并且相关的经济学者开始抛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脱离出西方主流经济学。随着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降低，经济思想史再次成为经济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并且其中相关的研究学者也逐渐减少。在此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仅有在黄金时期开展研究并接受相关训练的专业研究者依然坚守在岗位进行研究。并且在这一时期在国际学术格局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已经确定，暂时来说这一段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地位是在经济学的一大分支学科。其研究学者的分布主要欧洲的英国以及北美的各个地区与国家，还有少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另外在一些非英语的国家也有少部分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对经济思想史依然着重的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学术研究的期刊与书籍发表方面依然是比较多的，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对于经济思想史教材的编写相对较多。

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有了适合自身学科发展的制度与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顺应科学哲学的潮流，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开展适合自身学科的学术研究。为了能够防止经济思想史改变现状，能够重新回到经济研究中的更高地位，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积极的对本学科的意义与理论知识及逆行探索。例如利兰·耶格尔在对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提出只有做好提前的准备，才能够防止学说被后人们忘记，他在其发表的书籍中特别提出：“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的早期发明更有被遗忘的危险，这使得知识的积累式增长更为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能专门帮助我们保持警惕，以及当其面临可能的新观点时能够识别早期的贡献，以及早期的谬误的学者”。但是现今的經济学发展趋势是依然在不断下降的，在西方各大学经济学科的课程安排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安排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大学已经将经济思想史排除了重点课程安排规划中。这样的现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是逐渐降低的，这也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研究方式以及理论知识分析才能够重新树立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由上文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需要与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上文的论述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阶段的学术特征都有明确的表现：首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正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不断研究与分析而出现的。在现代经济学出现前，在经济学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经济思想研究出现，后来随着现代的经济学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西方经济思想史才正式出现，并且发展成为系统的知识与理论系统。并且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考察对象也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大多都与现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有所关联。另外，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需求有所关联，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需求而出现地位的升高与境地现象的，可以这样解释，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是为满足现代经济思想的需求而开展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五个发展阶段中，主要分为：启蒙时期；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黄金时期；重构时期；这些时期的变化也刚好是现代经济学的五个发展时期。并且，由上文中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地位的降低与提高刚好的三段式的，同时也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需要而提高与降低的。当现代经济学受到困难与挑战时，学者开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寻找帮助现代经济史创新与发展的方式，当现代经济学发展较为顺利时，就将经济思想史作为边缘化的学说，在其学说下独立发展。最后，在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方向与发展方向，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的专业学科训练多为经济类学科训练对于历史类的训练少之又少，并且对于经济类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也极高，但是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面对经济学家在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给予评析，存在局限性。二、中國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部分对于国外学术关注程度较高的人群会对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简要的阅读。在国内大部分的人只针对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展开研究于讨论，并且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相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论文要少。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在1979年学者孙治方所发表的一期文章：《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疑问中注重讨论了马寅初同志在这一阶段中所提出的新的思想与理论，并且简单的介绍了在当时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由正常学术争论演变成过度的政治风波的，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讲解。由上文中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我国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在学术界出现较多的动荡现象，这样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初步研究就不易开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是最早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被称作学科建立初期的探讨与研究。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建设是比较迅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还出版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并且在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著作与学术论文相对于其他时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论文比例上占到二分之一，所以能够明显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广泛的开展，并且掌握了一定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方法。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以传统的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地位的代表人物作为研究方向，但是却比之前研究作所采用的方式更加的先进，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效的提高研究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这一阶段中，并非针对人物思想研究作为基础研究方向的论文由奠基阶段的100篇文章发展到现今这一时期大概800篇左右，在本阶段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文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相关模式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不断的提高出版速度，在前一阶段此类著作是处于空窗期的，而现今也由零向着一百而变化了，已经达到了大概32部学术著作。大概占本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著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这一阶段中有部分的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对于学术的变化与争论来对经济思想的变化展开分析，并不是传统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思想死板的开展研究。还有部分的研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关注特定的学科或者一项较为重要的问题所出现的学术争辩以及思想变化展开研究，例如对于政治思想史、农业思想史等。还有部分的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国际间一些国家经济的对比于分析来开展研究，将国家间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程度进行对比，以此发现一定的理论知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中，有关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仅取得了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环境的变化，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所采用的方式与方向也发生了极高的提升与改变，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模式更加的丰富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好开展，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丰富。这样丰富的研究方式在有效的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时期中代表人物的考察所出现的研究漏洞与研究错误，这样的研究模式更大程度的面向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或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来针对历史、针对学术变化，针对各经济模式的对比展开更具科学依据更具真实性的经济思想史分析。所以，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多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优秀成果方面的获得也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含金量高并且质量优秀，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段时期。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

2000年到2014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段时期取得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其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于研究方向的扩展与研究内容的丰富才达到的。首先随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深度研究以及经济理论的更好发展，并且学者在针对早期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提高，大量具代表性人物的经济思想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较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对于经济决策者如国家领导人等或者此阶段较为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思想成果。其次在各个学说的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挥在哪，在各个方面与领域中经济思想的研究都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范围开展，经济热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经济四线那个是研究的方向与范围作为更有效的规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等反面的经济思想都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期论文统计与著作统计的结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并且史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一阶段发表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约有5400篇，出版的著作约有89部，分别约占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与上一阶段相比，论文总量增加了86.2%，但是著作总量却减少了9.2%。另外是在内容结构上所产生的差异，在这一阶段中对人物的研究有3600篇论文与43部著作，约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总量的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二，所以对于期刊论文著作部分的人物研究比例有所降低，本文论述中认为差异和变化与本阶段学科任务的变化有关。例如在对新代表人物的深入考察中，此类的学术期刊论文在这一阶段中大量的出现，但是学者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并未给研究对象更多的时间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与分析，所以这就导致所汲取的理论思想的准确性缺少实际的检验，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信息量虽然大，但是所出现著作并不系统与成熟。并且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现状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学术环境相对应的，也就是代表学科地位是否提高学科是否取得好的成就的重要指标是在于本学术在学术期刊的发表状况。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术方面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独立的学术团体，是不同思想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共同研究与讨论的专业学术组织。例如：美国经济学史学会（简称HES，成立于1974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SocietyofAustralia，简称HETSA，成立于1981年）。另外在日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其中在日本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也相对较早。这些专业的学术组织会定期的组织开展会议，并以学会为单位创办期刊造纸，将其思想在期刊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但是经济思想史与其他的经济学科来对比的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与其他的学科融合性有所不同，并且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方面与其他的经济学科并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也能够清楚，经济思想史很难融合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中。尤其在对于专业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时间来看也能够清楚为和经济思想史学科与主流经济学无法融合，主流经济学会的成立时间要明显的早于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虽然与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同一时期发展的，但是在学术发展方面经济思想史学科要远远落后于主流经济学，并且与主流经济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今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在不断缓和的，随着学术期刊的不断增多，有关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刊物开始增多，所以相关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派的研究理论于思想也能够大量的在期刊中有所发表，帮助西方经济思想史在次走向更好的方向。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现状

学术期刊是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检测学科发展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学科证明自己理论与知识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今在世界范围内专门刊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史》（简称：HOPE）、《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JHET）、《经济学史评论》（简称：HER）、《经济思想史》（简称：HEI）、《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EJHET）等。在这其中发展时间最长，并且最具学术界代表性的期刊是的攻治经济学史》，此期刊创建于1969年春季，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季刊形式每年分4次发行。HOPE刊登的论文则着重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方面研究与论述，并且在期刊中着重对于有关经济思想发挥与经济学历史中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背景以及思想的解释与经济理论史学家的方法论研究等。笔者在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史》（HOPE）中所发表的论文中展开研究，能够明显的发现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于进步，国家经济也走向好的方向，并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着多方面给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依然是针对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重心展开研究。在针对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更高水平研究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部分研究学者开始着重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人物身上并未被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经济思想观念，例如：“詹姆斯·穆勒与效用价值论”等。另外就时在对于经济学著名学者的研究中或者对于其他带由经济思想的学者研究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社会史思想色彩的经济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更加着重对于主流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展开研究。

另外在研究模式的变化上，在现今大范围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研究出的成果都对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在针对素材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着重对于研究对象所表述的思想展开解释与论述，并且对与研究对象的思想产生背景也有一定的分析，将经济思想所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严格结合人物的生平，与思想产生的年代，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思想所产生的原因，并展开注重的分析，将思想研究成为能够供后世学习与应用的理论知识。现今大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对于时代档案与文献的研究中，开始从档案中寻找研究的价值。例如，杜克大学的布鲁斯·卡德维尔教授近些年就针对哈耶克的文献进行新的整理与论述，并且研究出较多新的观点与理论，他在杜克大学还专门建立了哈耶克档案室，并主持编写“哈耶克文集”系列丛书。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更好提高，同时也是对于历史环境评价相对不足的一种调整与平衡式的发展选择。

并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对于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的预订中，大多数的学者所保持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向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比是相对立而发展的，现今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比较矛盾，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呈现出逐渐下滑的现象，但根据研究发现，现今在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学者而数量以及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活动与创建却呈现出一种上升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高校经济院系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逐渐降低，甚至在核心学科课程中已经排除了经济思想史，所以在学术界中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是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挥在哪，在其论述方式与分析模式方面的转变，造成在主流经济学中部分的学派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分歧，所以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发展出现困难，于是部分的学派开始转移到相对稳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中来。其中就包括较多的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派例如；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斯法拉学派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人数与学会数量的增多。但是也有相关的研究所表示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是不可估计的，其主要由于现今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中，学术期刊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学者持续着一种亢奋的研究状态，并且在强烈的学术冲击下，经济思想史学科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研究模式与学术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对于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不理解的声音，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没有必要的，无谓的。但是部分的经济学者依然将经济思想史作为其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方面组成部分，主要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认为经济思想史依然不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所以在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能力培养与训练中依然需要有效的稳固与增强，保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过硬的研究技能与专业水平。在学科建设中本文已经论述到，在西方的各国大学中，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地位正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即将被排除出重点课程安排中，其在大学中正受到较多学科的排挤与轻视。所以在这样的现象下，20世纪60年代布劳格教授曾在耶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程，但是在教学中从学生到其他教师对于其学科的重视程度依然较低，对课程并未做到应有的学习与尊重，甚至导致在讨论其终身教职时，布劳格教授被委员会成员以学科缺乏价值而否定。直到现在，相同的情况以让屡见不鲜，甚至此类现象更加的嚴峻。在欧美顶尖大学的经济院系中，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地位极低，甚至完全被放弃开设课程，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中更是将经济思想史课在历史系中开展教学。在较多大学的经济院系中对于经济思想史并未单独开设课程，部分大学在未开设其课程的情况下，在其选修的课程中也有所开设。在美国排名前30的经济系中，仅杜克大学保留了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该校经济系大约每周有3次课时的经济思想史基础课程，课程设计上不仅有教师理论知识的讲解，还有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点评。另外，杜克大学经济系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每周举行一次学者间的工作论文研讨会，参与者包括该中心的成员以及经济系的专职教师、受邀的外校访问学者，以及在读互访的经济学博士生等。该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前文提到的卡德维尔教授（中心主任）、古德温教授、温特劳布教授，并且有胡佛教授和马奇教授等，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付出了较多的努力，从而成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与核心力量。但是即使在在杜克大学这样的经济思想史重要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依然呈现着衰落的趋势；现今古德温教授业已退休，其余的四位教授也都年过半百。现今，在杜克大学经济系，选择进入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数量极少，所以其专业中的人才相对较少。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情况也表现出了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落后状态。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体系与成果

（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在阶段中，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时间相对于西方较晚，但在延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尤其在对于任务思想的研究与讨论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且在课题中分别列成各类体系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与传统经济学相互融合，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由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经济思想研究，并且其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与进步。当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研究体系与研究模式建设采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以此提高经济思想史研究水平现今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各类的经济学说的对比也相对较多。

五、结语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 530篇；然后根据这2 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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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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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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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3）

“数学教学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必修课。在“数学教学论”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使教学的内容、方式和方法贴近基础数学教学改革，历来是数学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目前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趋势来看，重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已成为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数学发展史中积淀的深厚传统文化和丰富数学思想方法是深化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数学教学论”课程要充分反映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现实，其有效途径之一是在教学中加强与数学史相关内容的结合，广泛吸收国际国内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结合（简称HPM）研究的最新成果，恰当运用数学史案例来充分展示数学知识思维过程和方法，提高学生有效将数学知识的科学形态转化为教育形态的能力。因此，在“数学教学论”教学中，恰当运用数学史料进行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就数学概念、数学命题和数学人文等教学与数学史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

一、揭示数学概念认知过程与历史发展过程的相似性，使学生把握概念教学的心理特征。

概念教学是“数学教学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获得概念的方式主要是概念形成或概念同化。由于中学生的认知结构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数学认知结构中的数学知识相对简单而具体，在学习新知识时，作为固着点的已有知识往往很少或者不具备，这时只能借助生活经验及日常概念接纳概念，采取概念形成方式来学习。我们知道，每一数学概念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充满了直观的方法和大量辨证的思维，深刻揭示了某一类客观对象或事物的共同本质和特征，是人们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事物的真实写照，给学生用概念形成方式接纳概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概念教学中运用数学史上概念发展的案例，既可以顺应人类知识的形成过程又能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高师学生在开始接触概念教学时，由于对概念教学知之甚少，对概念的来龙去脉难以理清。因此在“数学教学论”关于概念教学研究中首先要让学生认知数学概念的历史发生原理，即通过一些概念的历史形成使学生认识到，个体对数学概念的认知发展过程与该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相似的规律。譬如说，学习代数的主要障碍在于理解和使用数学符号的意义，而数学符号缓慢的演变过程又告诉我们，数学符号的形成过程与人们的认知过程是相似的。因此，代数课程在有关数学符号的教学环节上应着重解析数学符号的历史发展过程。再如，J.M.Keiser在对六年级学生对角概念的理解与角概念的历史对比研究中，得到了“学生对角概念的理解与角概念的历史是相似的”结论。从历史上看，古希腊人从两边之间的关系、质（形状和特征）和量（角的大小）三方面之一来定义角，但无论哪一种定义都未能完善地刻画这个概念。J.M. Keiser通过对两个六年级班级几何（教材内容为“形状与图案”）课堂的观察，发现学生对角的理解也分成3种情形：

（1）强调“质”的方面：一些学生认为，随着正多边形边数的增加，“角”越来越小；即形状越“尖”的“角”越小

（2）强调“量”的方面：一些学生认为，边越长或者边所界区域越大，角越大：

（3）强调“关系”方面：一些学生认为角是将一条边（终边）旋转后与始边之间的一种“关系”。

又如F.Cajori根据负数的历史得出结论：“在教代数的时候，给出负数的图形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用线段、温度等来说明负数，那么现在的中学生就会与早期的代数学家一样认为他们是荒谬的东西”；J.P.Ponte通过对函数历史的考察获得启示：在中学阶段，将函数概念定义为数集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合适的；在中学数学中必须强调具有函数式的例子，将函数等同于解析式，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大错误！在引入数学概念时以恰当的方式介绍其发展历史，有助于中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数学概念的发展脉络，认识到概念演变修正过程与个体认知过程的相似性，对数学概念形成完整、恰当的认识，领悟数学思想的本质。并在领略数学家们为概念的日臻成熟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以及所经受的困难与挫折的过程中体验人性化的数学。还有引入“对数”概念时可介绍J.Napier发明“对数”的动人历史，使对数成为富有人性化的、而非枯燥无味的概念。因此，“数学教学论”关于概念教学的研究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深入认识数学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心理过程，将有助于今后在教学中针对中学生认知的心理特点设计最佳教学方案，提高概念教学的质量和效益。

二、引导学生进行基于数学史的数学命题、公式等数学结论教学案例设计，学会在教学中通过展示数学知识的

历史原创暴露数学思维过程的方法教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学理论的研究过程就是数学命题的证明（或证伪）以及以适当的方式将这些被证明的命题组织成理论体系。从数学活动角度来说，这种过程一般是需要多次反复的，要经历一个不断抽象、层层深人的过程。因此，数学教学既要教“结论”，更要教“过程”。既要重视数学内容的形式化，又要重视数学发现过程的经验性。而现行中学数学教材中许多内容都简化了概念和定理的提出过程，省略了发展、探索的过程，而这些概念、定理是如何被发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是如何构想的，对中学生来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感和疑惑感．所以在数学教学论的教学中必须教育学生在未来的教学中应精心设计、模拟知识形成的原始思维，为学生创设问题情景，交给学生发现、创造的方法． 数学历史上定理的发现探索过程可以启迪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将逻辑推理还原为合情推理，将逻辑演绎追溯到归纳演绎；可以激励学生去发现规律，总结定理，从而极大地满足学生发现与发明的成就感，传统数学教材中缺少对数学定理形成过程的阐述与剖析，呈现的是一些完美的结论和严谨的推证过程，这将直接导致学生对学习数学失去主动性与创造性。因此，在数学教学论关于定理、公式、法则等内容的教学中，应适当介绍其历史上的发现探索历程及不同的证明方法，使学生学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将数学家们发现数学结论的历史过程变成学生进行实验发现的过程，从而激发中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譬如；从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使用“平衡法”推导球体积公式与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和祖冲之父子得到球体积的过程；欧拉解决哥尼斯堡七桥问题思路；牛顿、莱布尼兹等人发明微积分的过程的介绍中，都可以将数学家创造数学真理的思维过程活生生的展现在中学生面前，改变那种从公式到公式、从定理到定理的教学程式。还有古希腊、中国、印度、欧洲数学家等中外数学家在勾股定理的发现与证明中的几百种证明方法都深刻反映了数学结论发现的火热过程，充分暴露了数学家们发现数学结论的思维过程。在“数学教学论”的教学中教给学生恰当地设计基于数学史的教学案例，将案例程式化为实验、操作、发现结论等过程不仅将现行教材中数学结论的冰冷美丽还原为火热的思考，特别将数学实验引入数学课堂，使中学生学生通过“猜想——实验——再猜想——再实验——得出正确的结论——证明”过程体验，真正完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建构过程。将是数学教学论课程教学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引导学生探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结合的内涵，认识数学历史问题培养中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

“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是高中数学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新课程标准强调“数学文化应尽可能有机地结合高中数学课程内容，选择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反映数学在人类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数学教学论”充分体现新课程的这一理念，对于高师学生在未来的教学中培养中学生用文化的视野来看数学，用数学的眼光来看文化的意识或观念有着深刻的意义。

数学是几千年来全人类孜孜探索共同取得的宝贵财富，是各国数学家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探索的智慧结晶．不同国度与民族的思维特点、价值观念使数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数学教学论”在结合数学史进行数学人文教育中应遵循时空多元原则，突破时空局限来选择数学史内容，力求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数学历史．譬如，中国古代数学长于计算与构造，诸如“孙子定理”“百鸡问题”“盈不足术”等内容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且在国外有一定影响；古希腊数学长于演绎推理与论证，其公理化思想与方法在数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选材时应打破封闭格局，将中外数学历史纳人视野．旨在引导学生尊重、理解、分享、欣赏多元文化下的数学，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全方位的认知能力、思考的弹性与开放的心灵．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4）

数学史与数学哲学、科学哲学，与社会中、文化史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内容涉及什么是数学。数学与人类思想的革新、数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关系。数学和社会进步等方面，不仅具有沟通文、理的性质，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数学的文化内涵，对于培养文、理兼通，“学、才、识”兼备的数学专业人才有重要意义。“学、才、识”即知识、能力以及见识和思想，其中“识”更是引导知识和能力走向何方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数学教育只停留在数学理论本身的学习上，甚至对数学理论的实质也没有深入探究，学生就不可能理解依托于数学知识体系之上的数学思想和信仰，贯穿于数学研究活动中的科学精神（包括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数学的美感及鉴赏能力，与数学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伦理准则等数学文化的底蕴，更不会形成“才”与“识”。因此，学习数学史是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数学教育的内在要求，它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数学观念、数学能力、数学整体意识有特殊意义。

2　数学史在数学教育中的作用

2．1　从专业知识学习看数学史的重要性

专业知识与历史知识总是互补的。就是说，不仅研究、学习历史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而且学习专业知识也同样需要用历史知识帮助分析和思考。著名数学家外尔（H?Weyl，1885－1955）认为：“如果不知道远溯古希腊各代前辈所建立和发展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近50年来数学的目标。”如果教材是根据现代数学的分科来编写，并主要是按照公理化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知识的发生过程编排体系，就会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时，常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尤其会对数学概念的发展过程，定理证明的发现过程以及数学各分支之间的联系知之甚少。因此，让学生了解各门课程的发展历史是促进各科学习的必要途径。具体地，数学史的作用可以概括为：（1）对数学给出一个整体框架，对数学有一个整体图景，能认识到各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2）对数学问题、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来龙去脉有一定认识。对引入它们的动机与产生的后果有所了解，以上两点使我们对于某分支在整个数学中的定位能够初步理解。（3）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借鉴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方向。（4）对数学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估计和预测。

实践经验证明，向学生介绍一些数学家的生平或者历史上数学进展中的曲折历程，以及在教学中提供一些历史上的真实“问题”，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专业课程教学。

2．2　从提高数学素养看数学史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化，人才观以及成才观也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进步对数学工作者的需求主要并木是他们能利用数学的运算去录求解答，而是借助他们能在复杂错综的境遇中，去找寻有条理的分析，有助于最后的决策，即他们的数学素养。数学素养包括知识、才能和思想三个方面，即数学科学知识、数学能力和数学思想素养。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层次由低到高。形成数学素养的关键是要在知识传授、才能培养以及有目的、有计划的素质教育中让学生理解数学中蕴涵的精神、思想、观念、意识等内容，并培养他们运用数学的思想和方法去处理数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意识。而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数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以及数学的美，首先是从数学的发展史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因此，学习数学史对于深刻理解数学的内容、思想、方法、语言及其应用，对于提高教师的数学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　从中学数学教师的培养着数学史的重要性

培养合格的中学数学教师是高师院校教学系的基本任务。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教师培养成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虽然目前对于数学教师的素质构成还处于研究探讨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数学教师与数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在知识、能力以及观念、意识等方面是不尽相同的。数学教师必须认识到数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科学，具有突出的文化功能，在社会中有广泛的应用，并与其他学科有密切的关系。数学教师所具备的数学科学知识应该充满着与历史、文化以及现实世界的丰富关系；数学教师不仅需要了解数学的过去，也要接触数学的现在；数学教师不仅要学习数学的科学体系，更要学习数学科学的研宪方法，包括数学思维模式与数学思想方法等。数学教师还必须树立正确的数学观，因为不同的数学观会通过教学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通过数学史的知识使学生领会数学内容的教育价值、数学的应用、各科的联系与交叉。数学思想及数学发现的过程等，对于高师数学专业学生至关重要。探讨数学史教育的作用，对于充分认识数学史课程的重要性以及提高数学专业课的教学质量都有重要意义。由于中国用近代方式研究数学史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并且近10余年才取得长足进展，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所以许多人对数学史缺少基本的认识和了解，认为数学史教育无足轻重。另一方面，由于绝对主义数学观的影响，数学教育中单纯强调数学的严谨性和抽象性，注重形式演绎的现象非常严重。不仅数学专业教材中缺少对数学发现过程、数学理论形成过程的探究与剖析，而且在课堂教学上，教师也是典型的“烧中段”，以“公理、定义、定理、证明”的逻辑展开，呈现给学生的只是已失去生动性和创造性的一些结论和严谨的、完美的推理证明过程。大数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曾说：“没有什么比看到发明的源泉更重要了，这比发明本身更重要。”因此，如果把数学仅视作一套概念体系，一种研究活动过程，方法、技术和结果，数学教育就只能成为一种简单的、静态的过程反映，而根本的危害是不利于创造型数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3　关于数学史课程改革的若干建议

数学史作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在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一些高师院校出现。近年，虽然几乎所有高师院校数学系都没有数学史选修课，但发展很不平衡，大多数院校的数学史课程存在课程目标模糊不清，教学内容偏重于历史素材的介绍，并且多局限于中国数学史或18世纪以前的数学史，对现代数学的发展较少涉及等问题。

转贴于 改革数学史课程是加强数学史教育的需要，是发展素质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数学史的研究内容广泛，加上数学学科本身源远流长、分支众多，所以面对长长的数学史卷，如何把数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合理转化为教育形态，是一项需要深入探索的工作。例如，基于高师院校培养目标的要求，应该如何确定数学史课程的任务和目标，使之更加适合培养合格中学数学教师的需要？又如，数学史课程的教学时数多为一学期，这意味着作为一门课程必须要对数学史材料本身有所取舍，那么选择教学内容的依据是什么？只有充分预见并及时解决课程建设中的主要矛盾，课程改革才能真正有实效。这里，我们提出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1）由于数学思想和方法是数学知识的核心和本质，是数学思想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数学史课程应透过历史集中对数学的基本概念、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发生、发展予以总的描述，并从中揭示数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以及数学发展与社会和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

（2）对于数学史教材的编排，我们认为不必刻意追求知识的系统性，更不直按照数学知识的逻辑系统组织，因为“历史有时是弯的”，数学中一些重要定理和理论的产生大都经历了从酝酿、产生到推广的曲折过程。例如，“函数”概念到19世纪末才真正严格化，“实数理论”也是到19世纪末才逐步完成。关于内容的编排形式，其实可以不拘一格，考虑学时的限制以及学生的兴趣特点，可以尝试选择专题做研究报告。比如：解析几何发展史、代数发展史、实变函数论发展史、非欧几何发展史、三角函数发展史、数论发展史等等，都是值得尝试的题材。具体步骤不妨先做类似流水帐的年表，然后以关键人物为线索深刻分析数学概念、思想的演变过程。这样，历史的时空感觉自然会变得真实起来。

（3）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还应鼓励并邀请资深的专家教授做专题报告，比如，在讲述数论发展史时，就应该安排一场有关“费马大定理”历史回顾的演讲。另外，数学史教师如有机会到中学演讲，应该在历史的脉络中强调数学知识的有趣和有用，并借此提醒中学教师：数学知识有它深刻的价值与意义。这应该也是数学史教学的内容。

（4）数学史教学不应局限于中国数学史，虽然以“实用”与“计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数学曾为推动世界数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也只能体现古代数学特点的一个方面，不能反映古代数学的全貌，因此对于中国数学史的介绍还是应纳入世界数学史中，使学生通过分析、比较，全面认识中国数学发展的成就和不足。另外，数学史教学还应加强对近、现代（特别是18、19世纪）数学史内容的介绍，如果学生不具备相关内容的数学知识，可以侧重总体介绍，目的在于帮助学生了解现代数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建立对数学的整体意识。

以上是我们对数学史课程改革的一些设想，值得注意的是加强数学史教育，仅仅通过改革数学史课程还远远不够。要充分发挥数学史的作用，还应该在专业知识教学中自觉地渗透历史发展的观点，使学生了解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认清蕴涵在知识成果中的思想、方法的意义。另外，向学生推荐一些适合的数学史书籍供他们课下阅读，例如，数学家传记、数学名著，较通俗的数学通史、专题数学史研究的著作等，不仅可以增进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理解，同时也是进行数学史教育的好方法。

参考文献：

1　梁宗巨。世界数学通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4。

2　李迪主编。中外数学史教程。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3　徐利治。漫谈数学的学习和研究方法。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5）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6）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民族观教育,使其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民族观的学科。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民族现象而产生和发展,不同时空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理论基础必然有差异。我们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必然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出发。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但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这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和观点,也必然成为科学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因而也是他们对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失去了依托。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来说明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经济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工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发展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以及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解决;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

    以上内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实现了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这些符合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实质的,是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最新总结与行动指南,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直接理论基础。

    3.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

    从学科的角度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亟待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体系,建立分支学科进行深入研究。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来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研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既可以推进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存在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是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必然成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具体理论基础。同时,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还必须把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自己的具体理论基础。

    二、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

    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象。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实践基础主要表现为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1.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历史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历史,中国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巩固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血脉相通的共同体,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既体现在族际血缘的融合上,又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互动上,也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扞卫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正是党和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历史基础,也只有在这种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国情里,民族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满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建立的历史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习与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对社会成员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才使得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经验,也为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2.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问题依然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新情况,国际敏感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国内的反响和回应,国内民族问题也极易引发国际关注和干预。目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导致民族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相对落后;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之间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矛盾纠纷有所强化;三是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之间的误会和摩擦有上升趋势;四是因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而引发的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挑拨我国的民族关系,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企图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

    民族问题无小事。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如何正确地认识民族问题,如何使社会成员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者在内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针对和适应这种现实的需要。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就构成了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现实基础。

    三、建立民族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认识基础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7）

数学哲学、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有机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数学教育的热点问题。如果数学教学缺乏历史观念，那么就会减少数学的教育价值。因此，数学史对数学教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的教师不具有数学史的知识，只是“照本宣科”地进行教学，那么数学势必被学生理解成是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和数学定理的堆砌，枯燥无味。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数学教师，在数学专业方面，除应有一定深度要求外，还应有广度。教师在教学中结合数学教材知识体系，有机渗透数学史，使学生通过对数学史、数学发展趋势等知识的了解，加深对数学思想、数学方法的体会和理解，变枯燥无味的数学教学为生动有趣，使学生热爱数学，并肯为数学努力奋斗，这是数学教师的职责。

教学中渗透数学史应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历代杰出的数学家，不但有能够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独特成就，而且有吸收世界数学先进思想的创造发展，更有坚韧不拔为数学献身的不屈斗志。古有刘徽的“割圆术”，祖冲之的关于圆周率π的计算和令人称道的“勾股定理”;今有被杨振宁教授写诗赞颂的能与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相提并论的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有誉满海内外的数坛传奇巨星华罗庚和离“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的陈景润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辉煌成就等，这些无疑都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它能强烈触动每个期待祖国繁荣富强的学生，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使命感。

2　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数学史是数学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史，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内容。数学史上三次危机的产生与解决，客观上揭示了数学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数学中每一次悖论的出现和解决，都对数学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杠杆作用。矛盾、危机、暂时的统一，循环轮回，此起彼伏，它孕育了数学的勃勃生机，进而推动了数学的不断发展，这些都能帮助学生了解数学概念和方法的演变，认识数学的渊源和本质，认识到数学是一门不断运动、变化、来源于实践的科学，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理解数学也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3　进行远大理想和意志品质教育数学难学是学生普遍感受的问题，学好数学需要高强度的智力活动，需要具有勤奋、勇敢、顽强的精神，这也是当今时代迎接各种挑战不可缺少的精神。数学史中众多历史人物功标数史，他们有着共同的可贵精神，勤奋刻苦，锲而不舍，严谨认真，孜孜不倦，数学史上写满了他们顽强、悲壮、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动人心魄和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结合数学教材，适时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可以使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培养学生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激发他们的拼搏豪情，在治学之道上给他们以谋略性的启迪。

4　对数学思想、方法、内容的领悟数学史是数学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全面写照，通过对数学史的学习，学生可以对数学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全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只知道它的结果。从对平行公理的证明到非欧几何的产生，从代数方程的根式求解到群论的诞生，以及数学三次危机的产生和解决，其间无不充满了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思维过程的精美展示。这些对培养学生的基本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思维品质，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有百益而无一害。

5　使学生坚定从事数学事业的信念数学史中有许多数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对数学孜孜以求，功标数史，或是得益于他们老师的启迪和点拨，或是得益于他们老师的慧眼识才并无私地帮助和培养。还有一些数学家，他们在数学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他们也为数学事业的兴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对人才的关心、爱护和培养的伯乐精神令世人称颂，这些都将砥励学生为数学教育献身的志向。

数学史，即数学发展的历史，它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悠久。一部数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数千年来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整个过程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数学的每一项富有意义的成果，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概念的结果，而是人类世代相继不断创造的艰苦曲折的漫长道路。一部数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追求理想，始终不渝地求实、创新的生动写照，而这种精神，迄今仍为我们时代所需要。

参考文献:

[ 1 ]　徐利治.数学方法论选讲[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3， (4).

[ 2 ]　郑毓信.数学方法论入门[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5.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8）

数学哲学、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有机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数学教育的热点问题。如果数学教学缺乏历史观念,那么就会减少数学的教育价值。因此,数学史对数学教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的教师不具有数学史的知识,只是“照本宣科”地进行教学,那么数学势必被学生理解成是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和数学定理的堆砌,枯燥无味。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数学教师,在数学专业方面,除应有一定深度要求外,还应有广度。教师在教学中结合数学教材知识体系,有机渗透数学史,使学生通过对数学史、数学发展趋势等知识的了解,加深对数学思想、数学方法的体会和理解,变枯燥无味的数学教学为生动有趣,使学生热爱数学,并肯为数学努力奋斗,这是数学教师的职责。

教学中渗透数学史应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历代杰出的数学家,不但有能够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独特成就,而且有吸收世界数学先进思想的创造发展,更有坚韧不拔为数学献身的不屈斗志。古有刘徽的“割圆术”,祖冲之的关于圆周率π的计算和令人称道的“勾股定理”;今有被杨振宁教授写诗赞颂的能与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相提并论的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有誉满海内外的数坛传奇巨星华罗庚和离“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的陈景润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辉煌成就等,这些无疑都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它能强烈触动每个期待祖国繁荣富强的学生,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使命感。

2　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数学史是数学内部矛盾运动的发展史,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内容。数学史上三次危机的产生与解决,客观上揭示了数学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数学中每一次悖论的出现和解决,都对数学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杠杆作用。矛盾、危机、暂时的统一,循环轮回,此起彼伏,它孕育了数学的勃勃生机,进而推动了数学的不断发展,这些都能帮助学生了解数学概念和方法的演变,认识数学的渊源和本质,认识到数学是一门不断运动、变化、来源于实践的科学,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理解数学也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3　进行远大理想和意志品质教育数学难学是学生普遍感受的问题,学好数学需要高强度的智力活动,需要具有勤奋、勇敢、顽强的精神,这也是当今时代迎接各种挑战不可缺少的精神。数学史中众多历史人物功标数史,他们有着共同的可贵精神,勤奋刻苦,锲而不舍,严谨认真,孜孜不倦,数学史上写满了他们顽强、悲壮、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动人心魄和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结合数学教材,适时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可以使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培养学生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激发他们的拼搏豪情,在治学之道上给他们以谋略性的启迪。 4　对数学思想、方法、内容的领悟数学史是数学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全面写照,通过对数学史的学习,学生可以对数学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全过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只知道它的结果。从对平行公理的证明到非欧几何的产生,从代数方程的根式求解到群论的诞生,以及数学三次危机的产生和解决,其间无不充满了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思维过程的精美展示。这些对培养学生的基本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思维品质,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有百益而无一害。

5　使学生坚定从事数学事业的信念数学史中有许多数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对数学孜孜以求,功标数史,或是得益于他们老师的启迪和点拨,或是得益于他们老师的慧眼识才并无私地帮助和培养。还有一些数学家,他们在数学研究工作中获得了显著成就,同时他们也为数学事业的兴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对人才的关心、爱护和培养的伯乐精神令世人称颂,这些都将砥励学生为数学教育献身的志向。

数学史,即数学发展的历史,它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一样悠久。一部数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数千年来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整个过程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数学的每一项富有意义的成果,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概念的结果,而是人类世代相继不断创造的艰苦曲折的漫长道路。一部数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追求理想,始终不渝地求实、创新的生动写照,而这种精神,迄今仍为我们时代所需要。

参考文献:

[ 1 ]　徐利治.数学方法论选讲[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3, (4).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9）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超级秘书网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数学思想发展史论文篇（10）

以史为鉴可以知今，能通晓发明创造的方法，最重要的一项是教育功能。随着数学史教学和数学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深入发展，数学史的教育功能从许多方面显示出来。数学是高等院校的相关学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目标是使学生获得必要的数学知识，学好其它课程。在今后的工作和科研中表现出较强的素质，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学生的素质呢?改革教学方法，启发和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固然是少不了的，但除此之外，数学教学中还应当重视数学史知识的教学。数学史知识的教学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帮助学生牢固的掌握数学知识，而且它能从多方面促进学生素质的养成，实现教学目标。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数学教师所领悟，通过教学改革的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可以说把数学史融入大中学校数学教学，已经成为不少教师的自觉行动。本文拟就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对素质教育的作用谈一些认识。

1、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客观根据

一般说来，科学教育的目标包括了科学素质、创造素质、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的培养。科学教育的目标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接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的能力，这是一种即时作用，往往可以立竿见影；第二个层次是教会学生如何思维。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这是一种中期作用，决定着学生未来的适应能力和工作成就；第三个层次是要教学生如何做人，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这是一种长期作用，影响着学生一生的道路。科学教育必须以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使人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在实现数学教育的目标中，数学史由于它所具有的丰富的教育因素，在素质教育中可以发挥出独特的功能。数学教学既要发挥其研究成果、静态的知识体系的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其研究过程、动态的知识体系的价值。教师应把教育过程看成是把凝固的文化激活的过程，把文化的传授和学习转化成历史上文化创造者与今天文化学习者之间的对话。现代教育理论指出，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的主体主动完成的特殊的认识过程。同胚胎的个体发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生物物种的系统进化历史一样，学生的这种个体认识发展过程同人类整体认识的发展历史也是吻合的。教学中的难点，常常是科学发展史上难以攻克的科学难题：教学中的重点，也正是科学发展史上关键性的突破和数学大师们伟大贡献的精华之点。数学史集中地体现了人类探索和逐步认识数学世界的现象、结构、特性、规律和本质的历程。它包含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因素，包含着深刻的数学思想和观念的变革，包含着探索者的思索、创造、艰辛与悲欢。认识的历史发展。比起教科书上知识编排的逻辑体系，有着更多的矛盾，更为丰富多彩、复杂曲折，因而也包含了丰富的教书育人的教育因素。这就构成了数学史渗入数学教学的客观根据。数学有它的结果，也有它的过程。它的结果表现为知识，它的过程则蕴含着智慧。可以说，在数学教学中讲数学理论，会给学生以知识；讲数学史，会给学生以智慧。无疑，知识是重要的，但智慧更为重要。数学教师不仅要善于运用逻辑手段去讲授数学理论。还要善于对数学知识作出历史的叙述，把数学知识的获得作为一种经验，作为一个激动人心的知识奇遇来讲述，把着眼点放在数学中的发现、推理及概念的形成的认识过程上：要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类探索数学世界奥秘的艰辛历程。以其中的欢乐、困惑、惊奇和哲理去感染学生，在给学生数学知识的同时，也使他们得到全面的素质培养。

2、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对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2.1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有利于科学素质的培养

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v，简称SL)，全称是“科学技术素养”，是相对于其它一系列素养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所谓科学素养就是公众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及科学对社会影响的基本了解程度。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是以公众科学素养为基础的。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公众的科学素养。

2.1.1　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

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未知，科学素质终将在获取知识的能力上反映出来。仅仅掌握住有关内容的理论、事实定义、结论、公式和计算方法，还不等于理解了知识的深刻本质和丰富的内涵。现有的数学知识都是在人类与数学世界的长期对话中，经过无数的曲折与反复，抽象、概括而获得的。对现有知识的历史考察，可以把发现的本质放在更真实的背景下，使学生真正懂得它们的本质，并得到超出定律和公式的许多启示。

2.1.2　有利于认识数学知识的相对性、动态性

仅仅记住一些数学概念、数据、定律和公式，并不表示真正理解了数学。因为科学的主体并不是它所获得的知识的数量与深度，更重要的在于探索。对数学理论实质的全面理解，包含着对数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性以及对数学理论的相对真理性的认识。作为认识历史的选择结果的数学理论，都包含着对与错、真与假的双重因素，包含有大量未知因素，不可能完美无缺。在教学中作必要的历史回顾，会使学生从知识的更替演变中认识它的条件性、局限性，认识科学理论的相对真理性。在现代数学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时期。历来都有人作出发现已近尾声的预言，但数学发展的历史却表明，每一个领域都会不断涌现出激动人心的新发现。可以肯定。数学永远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科，它永远不会老化和僵死，永远不会终止探索的步伐。

2.1.3　有利于了解数学基本观念的变革

在建立一个数学理论时。基本观念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数学理论的发展，最本质地表现在数学基本观念的演变上，一个新的经验领域，总会导致一个新的科学概念的体系产生出来；而每一个新的概念体系的发现，实际上等于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不同的数学基本观念，描绘出不同的数学世界图景。所以每一次数学理论的变革，都使人面对一个崭新的数学世界。数学上每一个重大的发展，总是以数学观念、数学思想的突破为先导和基底的。

2.2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有利于创新素质培养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当今世界教育的大趋势。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很重要的就是：1、要使学生认识到创新的价值和重要性，使学生乐于创新、积极创新，有创新的自觉意识；2、要加强学生基础知识的教学，丰富和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为解决问题建立一个比较宽泛和扎实的知识储备；3、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对知识和问题的抽象概括能力；4、在平时的教学中，尽可能多地使学生掌握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独具特色的方法。

数学史是关于这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不仅可以

让学生了解数学的理论，而且能明确这些理论的产生、发展、形成、完善的脉络与方法。由此，数学教学中数学史知识的教学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完善学生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对于第二个方面，数学史知识有着其它知识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学的任何一项知识几乎都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都是经过了多次――有的甚至经过了几十次的改变才成熟起来。而在每一次的改变过程中，几乎都凝聚了数学先贤们大量的心血和智慧，都充满了古代数学家们的神思妙想。比如当年笛卡儿引入根号和幂指数记法时，真是千思百虑，巧妙构思，现在我们的实践证明这两种计法都非常好用。对于数学的研究和应用有着很大的帮助，这说明当时笛儿本人是运用了自己的智慧的。比如当年莱布尼兹引入积分和导数符号的时候，他和当时的大数学家欧拉通信多次才最终确定下来。再比如拉格朗日将物理和数学相结合引人的向量记号和方法，当时也是思考了很久才想到的。这还仅仅是在数学概念和符号的发展过程中，要说到数学规则、定理和问题的发展过程，能体现古代数学家聪明智慧的地方就更多了。这些知识的产生、发展和应用过程是一个活动的过程，是一个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不仅有步骤、有方法，而且有宝贵的经验，到处充满了智慧。因此，教学中给学生讲解这些知识对于学生大有裨益。学生们了解了这些不仅可以深刻地理解知识，充分领略数学大师们的灵感，承受他们的启迪，而且还可以从中学习到他们的策略和经验等，增加自己的解决问题策略储备，提高解题能力。学生们通过这个过程，了解到历史上数学家们的工作――即使是微小的，但对数学的发展也是贡献很大的，从而会更自觉地提高对数学研究的认识，增强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增强对于数学创新的意识，进一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2.3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有利于品德培养

2.3.1　有利于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数学史是数学内部矛盾运动发展史。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在数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概念的形成和演变，重要思想方法诸如函数思想、微积分思想、公理化思想、悖论思想等数学思想的确立与发展，重大理论的创立与沿革等，无不体现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发展、运动与变化、对立与统一。通过一些史实，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纵观数学发展历史，数学来源于生产实践，形成理论后又指导实践的特点是极为明显的。在漫长的数学知识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人类积累了一套数学的科学思维规律和处理问题的策略，数学作为科学的工具扩展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得人类得以正确地认识自然，更好地去改造自然。这些都是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对形成学生的科学世界观有极大的作用。因此，教学中应努力挖掘教材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运动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正数与负数、数与形、常量与变量、有限与无限)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量质互变(微积分中极限、微分、积分运算、无穷小量与零)等观点的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3.2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