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1）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2）10—0025—06

时至今日，“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已过去20个春秋。追昔抚今，对这一在特殊时期以特殊形态出现并发挥特殊作用的谈话的意义，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解读视角和观点看法。有人认为，“南方谈话”“最核心的价值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命题。”有人认为，“南方谈话”乃至整个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的核心和精神实质也是最大的贡献就是“松绑”，让改革成为“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有人认为，“南方谈话”最重要的理论突破，是论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的姓“社”姓“资”问题自此宣告破解，市场经济从此获得了合法性，而这种“突破”“对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还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政策偏向保守的趋向，推动了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高速发展。

综观所有解读和观点，不难发现它们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南方谈话”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然而，这一甚至至今都有人质疑其“合法性”的“谈话”何以在时间与空间上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呢？这就必须回到“南方谈话”的作用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从本质上说，“南方谈话”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由于其实质上是当时中央集权制下的一次成功“顶层设计”，并且是一次有着基层相呼应，适应中国广大基层发展需求的强有力顶层设计。只是这个顶层设计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进行的重点在经济领域予以突破的初级形态的顶层设计，具有由“点”到“面”、由“增量”到“存量”的特点。我们只是认同了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角色，而对其客观存在和进行的顶层总设计当时没有明确指出，现在也没有明确阐释。但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它实际上利用了系统的观点，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法和步骤，从多角度、多层面分析设计了一个科学的总体架构，使得形式上松散的谈话组合具有系统之间结构上的有机统一的功效，从而成功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以及微观到宏观转变”，推动了每个局部利益最大满足基础上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一、“南方谈话”成功实现中国改革开放拐点时刻的顶层设计

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2）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农工党中央主席蒋正华、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杜宜瑾、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抗甫、台盟中央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无党派人士林毅夫先后发言。他们认为，上半年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开了个好头。他们还就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扩大内需、发展循环经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扩大就业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大家对上半年的经济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于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完成全年的各项任务很有帮助。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

指出，今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上半年国民经济保持了发展速度较快、物价较低、效益较好的势头。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强调，我们分析形势，始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坚定信心、继续前进；又要充分认识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对我国发展全局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矛盾和问题，以保持清醒、适时调控。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度重视并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切实引导到实现科学发展上来。

就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6点要求。一是要切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从信贷、土地、环境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切实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二是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要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居民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加大对社会发展的投入，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三是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抓好农业生产，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以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为重点，稳定和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指导，认真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努力使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四是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深化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五是要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切实优化外资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促进外贸进出口平衡。六是要进一步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认真研究解决广大群众看病、上学等方面的困难，进一步做好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当前防汛任务很重，要切实做好防灾救灾减灾工作。

最后表示，前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强调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相信随着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一定能发挥更大作用。

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3）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多元文化冲突对企业经营活动提出了重大的伦理挑战，如何构建一套客观、公正的商业伦理规范，引导和约束企业决策行为，是伦理学和管理学界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1]。唐纳森和邓菲创立的综合社会契约论（ISCT）[2]提出了一种多元主义的规范企业伦理学范式，在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20多年来，ISCT已经被运用于商业贿赂[3]、性别歧视[4]、劳工标准[5]、知识产权[6]等各种企业伦理问题的探讨，ISCT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内在逻辑矛盾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在于ISCT作为一种规范企业伦理理论，却使用了经验主义的方法，往往跳过道德推理、道德证明环节，直接以规范的观察描述为分析的基础，诉诸经验法则指导管理者的伦理行为决策。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范式提倡在现实的实践话语中解决多元伦理冲突，在话语程序规则的引导下论证规范的道德合法性。商谈模式与社会契约方法形成的互补关系，可以使得ISCT内在逻辑更加严密，从而为企业提供多元主义的动态伦理决策模式。

一、ISCT的内在逻辑矛盾

企业伦理的规范研究大多采用康德[7]、亚里士多德[8]等传统道德哲学理论，唐纳森和邓菲将之归为“普遍主义”理论，认为它们只是提出了一些适用于所有人、所有社会和所有时代的一般性道德原则，过于宽泛笼统疏于“精确”（imprecise），难以解释商业实践中多种规范并存的事实。比如知识产权概念在有些文化中被认为是违背了知识成果社会分享的规范，在有些国家被明令禁止的股票内部交易，在另一些地方却司空见惯。而标榜价值中立描述的商业伦理实证研究，在唐纳森和邓菲的眼里又显得过于简化，直接将“是”（is）和“应该”（ought）等同是一种“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9]，容易滑向伦理相对主义。唐纳森和邓菲提出了一种多元主义规范企业伦理学范式——综合社会契约论ISCT，试图在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ISCT中的宏观社会契约是一种假想的契约设计，延续了经典的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现代的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政治哲学传统，为企业伦理决策划出了规范边界。而ISCT中的微观社会契约是指各经济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现实契约，参考微观契约就是承认共同体规范的多元性，提高企业决策的精确性。

在ISCT宏观契约的思想实验中，各种人性特征的代表（贪婪的利己主义者，理性的功利主义者，信仰宗教的利他主义者）都参与了宏观契约的缔约过程，他们并非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全无知者”[10]，而是带着它们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对深层道德观念的固定理解（settled understanding of deep moral value），即超规范（super norm）来到谈判桌前。确立某种经济道德规则，避免经济行为中再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经济体系完全是人工产物，结构与规则变动频繁，经济背景下的道德决策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基于宏观缔约者的道德有限理性（bounded moral rationality），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给微观共同体留出“道德自由空间”（moral free space），让共同体成员通过微观社会契约，自主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道德自由空间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道德自由，共同体规范只有经过多数成员在行为与态度上的一致同意（consent），才是真实的规范（authentic norm）。宏观契约通过赋予共同体成员退出权（exit）、发言权（voice）两个程序超规范，确保共同体成员同意表达的非强制性。共同体规范还必须接受实质超规范的检验，只有不违背实质超规范的真实规范才可称之为合法规范（legitimate norm），共同体成员对于不合法的共同体规范不承担道德义务。

通过真实规范、合法规范、超规范等一系列概念范畴，ISCT似乎给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一个简单实用的伦理决策模式[11]，然而将ISCT运用于具体的企业伦理决策远非想象中的那样直截了当。另外，是否存在亘古不变的人类普世价值，也就是ISCT意义上的实质超规范。哲学家都争论了两千多年仍未有定案，决策者又如何能够从外部观察识别共同体成员在行为与态度上的一致性，从而确定规范的真实性呢？面对共同体之间同样合法但又互相冲突的规范主张，决策者又该如何取舍？唐纳森和邓菲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些棘手的问题，他们提供了经验“线索”、“证据”和经验的代替物（proxies）以及经验的拇指规则，帮助管理者做出快速的道德判断与决策，但这些外生的经验手段缺少道德证明的规范基础，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中很难获得普遍的认同。

ISCT最受人质疑的一点就是它对实质超规范的终极来源持不可知论的立场，明确拒绝实质超规范的道德证明，只是要求管理者在具体的伦理决策场合中去寻找相关的实质超规范。ISCT借用罗尔斯“重叠共识”[12]概念，认为现实世界的宗教、哲学、文化信仰的趋同，可以作为实质超规范存在的经验线索和证据。ISCT还认为实质超规范的道德证明与企业伦理决策无关，所以它选择置身于各种传统伦理学说的争论之外，专心指导企业管理者在日常商业活动中正确地运用普遍的道德原则。问题是实质超规范并不完全是一个可以观察的经验现象，作为微观社会共同体规范的合法性依据，超规范必须对于所有共同体都具有道德约束力，为此超规范必须证明自己的道德普遍性，才能获得共同体利益相关人的一致认同。因此，缺失了道德证明环节，ISCT同样陷入了“是”（is）与“应该”（ought）的悖论之中，跳不出“自然谬误”的陷阱。

对于微观社会契约规范的来源，ISCT同样不持立场，只是假定一套最优的共同体规范已然涌现，等待着决策者去经验发现，决策者可以将公司信条、伦理守则等视为共同体真实规范的经验替代物。多数成员的集体沉默以及放弃退出权保留成员身份，暗含了对公司伦理守则的同意，以及对伦理守则道德约束力的承认。对现有规范有异议者要么退出共同体，要么顺从多数人的意志，除此别无他路。随着异议者的相继离开，共同体规范趋于一致，既有规范合法性地位难以动摇。ISCT在这里显然将态度与行为混为一谈了，犯了演化推论的逻辑错误（a fallacy of evolutionary inference）[13]。就像现实中有很多感情已经破裂的婚姻依然得以维系一样，人们不能从一个契约规范存在的经验事实本身推论出该规范一定优于其他规范，人们接受契约规范可能是真心拥护，也完全有可能只是迫于无奈。现实中的微观契约往往是一种不完备的（incompleted）、相机决定（contigency）的关系型契约，共同体成员不选择退出并非是对现有契约规范内容的背书，只是表示他同意继续维持与其他成员的互动关系，继续参与微观契约的谈判。

当共同体之间的合法规范发生冲突时，ISCT提供若干经验拇指法则引导决策者做出选择。这些法则大都从法律裁判规程中所认可的原则引申出来，符合宏观社会契约。这类拇指规则对不同的道德合法性主张进行排序，产生规范的共同体越是广泛越具有全球性，其规范就越应得到优先考虑。管理者则置身于冲突之外，作为裁判公正地执行优先规则作出最终取舍。然而这种嵌套式（nested）的规范结构假定并不符合全球文明冲突的社会现实，就像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以色列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一样，人们往往更忠诚于自己亚文化的社会规范，而不是更广泛的政治共同体的规范。在面对诸如全球气候变化等争议性的伦理问题时，更多是需要在经济发展、生态可持续性、尊重人权等多元合法的规范主张之间保持一种创造性的动态平衡，而不需要外来的规范干预，陷入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中。ISCT优先规则有规范帝国主义之嫌，压缩了小型共同体的道德自由空间，低估了多元社会中人们共同学习联合解决问题的潜力。

二、 哈贝马斯哲学与ISCT互补性

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建构伦理规范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不同的人对于规范的可接受性会有不同的结论，单凭个人理性反思不足以证明规范的普遍的可接受性，规范的道德普遍性必须在主体间对话论证中达成。哈贝马斯提出了道德普遍性论证的两条原则：普遍化原则U——为满足每个人的利益而共同遵守的某项规范，其引起的后果与副作用，可以被所有受到该项规范影响的人所接受；话语原则D——只有全部参与实际对话并受其影响的人都认可的规范，才能宣称为有效规范[14]。U原则指出道德商谈涉及人类共同利益，要求每个人都能从所有其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样才能在遵循规范时不计个人利益得失，形成对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理解。这里人们对利益保持着一种开明的态度，愿意在道德商谈中根据合理理由而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利益。D原则揭示了规范形成的主体间性途径，表明规范是在实践话语的论辩程序中生成的。哈贝马斯对道德普遍性的论证不是一种演绎论证，也不是一般经验归纳法，而是一种超验语用学论证，是从所有的商谈者的角度来进行的论证，它预设了在一种所有可能的相关人的利益都得到平等考虑的理想话语环境里，人们的话语交流、相互理解必须满足正确性、真实性、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尽管现实话语环境中企业利益相关人之间权利和话语能力的不对称，会造成实践话语与商谈伦理原则的冲突，然而人们也不必在全盘接受和一概拒斥之间做出取舍。商谈伦理原则本来就是一种在现实中可以被无限接近，但又不能完全实现的规制性理念（regulative idea），其原则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被百分之百的兑现，它们在实践话语中可以被当做是一种形式的、程序的、批判性的调节标准。所以，商谈伦理原则并非只是一种理想，它更多是一种话语实践。

唐纳德、邓菲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原则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只设定了最低的道德，对于企业的艰难选择来说太弱了，他们担心没有实质超规范的预先引导，对话程序将把人们带向规范虚无主义。所以，ISCT放弃了通过系统论辩产生和评估规范的可能性，转而寻求外生实质超规范来驾驭社会契约的规范结果。哈贝马斯提醒人们必须在话语程序与话语内容之间作出区隔，任何实质内容不管涉及多么基本的行为规范，都必须服从真实话语的检验[15]。ISCT中实质性超规范要想获得普遍接受，只是在思想试验中接受无立场观点（views from nowhere）的检验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实践话语中接受生活实践观点的检验。哈贝马斯并没试图通过U原则和D原则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规范，只是提供了一套描述道德论证，达成一致同意的程序超规范，保证企业在商业实践中创造、评价以及持续地修正宏观、微观社会契约规范。

哈贝马斯承认微观和宏观社会契约规范的有效性要求不同，不同层次的规范要求不同类型的话语论证程序。根据要求兑现的有效性要求的差异，哈贝马斯将实践话语分为实用话语、伦理话语、道德话语三种类型[16]，为宏观、微观社会契约的话语设计提供了关键线索。实用话语涉及人们为实现特定目标选择有效手段这一理性的经验问题，在此人们无需对目标本身进行评估，其有效性要求是某种效果（effectiveness），在范围上不具普遍性。这并不是一种弱点，而是一种实践的便利。在手段的效果利害攸关的场合，人们无需劳神耗时的伦理和道德话语，直接诉诸实用话语即可。伦理话语就目标本身作出评估，其有效性要求是某种善（goodness），善恶问题总是要根据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和特殊生活历史条件来定义。所以，伦理话语有效性范围是相对的，只有相较于更大的超规范框架群体规范才具有真理性。

伦理话语结果的约束力只限于个人或特定群体成员。哈贝马斯在道德与伦理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在承认伦理规范多元性的同时，在道德话语中追求人类共识。道德话语运用普遍性的规范和程序解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冲突，其有效性要求是某种正当性（rightness），在范围上具有普遍性。道德话语优先于伦理话语，当伦理话语冲突时，道德话语按照普遍化原则U给出道德证明。三种实践话语的区别表明只有在提出道德有效性要求的场合，人们才必须启动道德话语的普遍化原则U程序，在有效性要求不具普遍性的场合，决策者可以利用实用话语和伦理话语达成协议。因此，企业可以卸下道德论证的沉重负担，保证决策过程的效率。

三、 商谈转向：ISCT分析框架的修正

ISCT在逻辑上将宏观社会契约规范凌驾于微观经济共同体规范之上，让管理者充当一个超越自我的宏观理性立法者的角色，在宏观契约的思想实验中，凭借理性反思获得道德洞察力，在“普遍的自我”（universal self）和“一般的他者”（generalized others）的视角的“移情换位”（empathetic reversibility）中，逻辑推断宏观社会契约规范的道德普遍性[17]。假想中的道德立法者是同质化的，失去了对于丰富背景和各种不同个性、场景的鉴别能力，然而这种亚里斯罗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phronesis）[18]，是管理者与利益相关人互动中的一种移情、倾听、沟通的能力，是企业伦理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实中的道德反思不可能置身于社会实践和生活世界之外，管理者有关规范的结论总是受到他本人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他所提出的超规范能否为相关各方普遍接受，需要在商业生活世界实践话语中来论证。哈贝马斯的商谈模式强调道德契约中程序超规范的作用，引导利益相关人跨越宏观、微观社会契约的鸿沟，在非虚拟的现实的话语中交换理由、以理服人、凝聚共识，推动规范的产生、修订、演化。

普遍化原则U商谈原则D作为程序超规范，为实质超规范道德证明奠定了基础。U原则保证了实质超规范的主体间公正性，使其成为利益相关各方都能恪守的道德原则。D原则不仅要求道德话语对实质超规范给出严格的道德证明，而且要求利益相关人对实质超规范具有充分的话语权。尽管在实际道德商谈中不能做到完全兑现理想的话语环境条件，程序超规范至少可以保证管理者能面对面聆听弱势者的声音，这远比躲在“无知之幕”背后把自己想象成弱势者来得有效。

伦理与实用话语可以应对微观社会契约过程中的文化多元性与超规范的局部适应问题，管理决策必须要有背景深厚的道德原则的指导，去背景化的超规范难以胜任。实质超规范总是留有解释的空间，不可能被简单地复制到微观共同体中。不同文化背景对诸如“歧视”、“童工”、“安全工作环境”等概念有不同理解，必须经由伦理话语来对超规范进行背景化的阐释，才能使超规范在微观共同体中具有可操作性。伦理话语在微观共同体背景中对超规范的内容与适用性做出持续性的评估，如果超规范不适用于共同体，不被共同体接受，利益相关人可以要求启动道德话语，在宏观契约中修订或者删除相关规范。一旦各方就超规范及其微观应用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从伦理反思中脱身。如果微观层次上的问题只涉及到手段的理性选择而没有引发伦理冲突，实用话语就是最佳的手段绩效证明方式。伦理话语与实用话语都不要求理想的话语环境，保证了企业日常决策的快速有效。

公司伦理守则作为ISCT中共同体规范的经验替代物，也必须在实践话语中验证自身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公司必须参与全球公共领域的道德商谈，在与市民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论辩中证明企业伦理守则的道德合法性，打消人们对于伦理守则只是公司一种风险管控手段和公关策略的疑虑。伦理守则对于企业内部员工的批评也要有开放的气度，允许员工在企业伦理话语中对守则做出自己的解释与评价，保证员工能够清晰地理解和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如果一味地通过对违规行为的侦测、举报、惩罚来强化员工对伦理守则的服从，有可能会换来员工对伦理守则在行为上的服从，然而却很难获得员工在态度上的承诺（commitment），伦理守则也不可能在企业中获得真实规范的地位。过度的价值灌输还会阻塞企业伦理话语通道，形成僵化的企业伦理氛围，久而久之会弱化员工的道德想象力，扼杀企业伦理改革内生动力，造成企业伦理实践与社会期待变化的脱节[19]。

商谈模式在保留传统社会契约论政治哲学思想精髓和分析框架的同时，使ISCT增添了一个话语构成要素，强化了ISCT道德推理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保证了企业及其利益相关人可以充分表达对于各种伦理立场的批评意见，促进企业伦理规范持续更新，为企业提供一个更具多元主义和动态性特征的伦理决策模式。面对利益相关人之间合法规范的冲突，与ISCT诉诸优先规则的外部规范干预不同，商谈模式可以选择：

1.支持话语与制度的建构。这就要求各方尽量保持中立，在解决超规范冲突时严格按照道德话语的论证程序澄清各方的共同利益所在，特别照顾贫困、偏远、弱势然而急需保护的集团（如童工）的利益，防止超规范沦为强势方手中的战略工具。在一个利益相关人越来越积极地表达自身关切的时代，企业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道德审查，公司迫切需要用话语方式对社会期望做出积极回应，在全球公共领域话语空间的商谈中确立企业宏观、微观社会契约规范的道德合法性。随着联合国全球协议（UN global compact）、社会责任国际（SAI）、国际公平贸易协会（FLO）等等有关公司责任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的纷纷涌现，企业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多边对话机制、讨论和修改游戏规则，更好地承担起环保、社会、治理的责任。然而上述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同样很难兑现理想话语环境条件，为了建立公平公开的对话渠道，有时候单凭充分论据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动用更为引人注目的力量。于是迫使部分商谈民主人士转变为商谈激进分子（deliberative activist）[20]，从策应体制内的商谈过程。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不再仅仅是管制的接受者，而且成为了具有重大公共和国际影响的规则制定者，人们不应该再把焦点放在国际组织或公司决策过程中的理想话语环境的营造上，而应该确保将公司及其利益相关方嵌入民主过程之中，共同解决人权、劳工标准、环保等伦理难题。

2.冲突方可以选择讨价还价达成妥协。管理者在现实的商业组织背景中会面对大量不能被普遍化的利益冲突，因为不存在一种可以自我辩护的普遍化利益或者某种价值的意义明确的优先性，各方无法通过超规范的道德共识而完成对个人利益的自我超越。但是，只要各方还抱有合作的诚意，仍然还存在讨价还价谈判妥协的可能。哈贝马斯认为对于参与者来说，这种妥协在三种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1）妥协对所有人来说都比没有任何安排更有利，（2）妥协排除了不愿合作的“搭便车者”，（3）妥协排除了那些在合作中贡献多于回报的受剥削者。利用这些原则商谈作为一种解决冲突的手段融入了谈判过程中，就像哈贝马斯指出的：“商谈原则它应当确保一种无强制的同意，通过公平角度下调节谈判的程序间接地发生效力……这样那种不可中立化的谈判力量至少受到它们在各方之间平等分配的约束。特别是关于妥协的谈判应该根据确保所有利益相关人以平等的参加谈判的机会的程序进行，允许有平等的机会彼此施加影响，并同时为各方创造大致平等的实施机会”。从规范角度讲，公平的妥协形成过程没有独立的地位，因为妥协要被假定为公平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本身，必须在道德商谈中加以辩护。因此，形成妥协的过程无法代替道德商谈，而毋宁说是以它为前提。

3.冲突各方可以各自保留不同意见（agree to disagree）。由于利益、立场观点、权利分配经常太过多元化，哈贝马斯事实上也承认生活世界中的商谈往以异议而告终。然而在他看来，只要各方就某个问题在一场公开公平的商谈过程中展开过争论，那么异议是绝对可以接受的结果。异议在一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提高决策质量，因为意见分歧可能诱发集团成员之间更为密集的讨论和信息搜集分享，矫正团队决策过程中的偏差，从而促进各方的相互信任，更好地理解对方不同的规范主张。商谈不仅意味着利益相关方需要学会达成妥协与共识，还意味着需要他们学会用一种增进相互理解的方式去处理异议，尽力避免关系的决裂。通过各自保留不同意见，将异议看做新契约规范产生的契机，强化宏观、微观契约过程中的知识信息交流分享，商谈打开了一条持续合作的道路。

四、 结论

在多元文化冲突背景下，ISCT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次上都需要相应的商谈程序，规范地定义对话的有效条件，以验证社会契约规范的合法性与真实性，激发ISCT的动态反思潜力。商谈伦理提供了多元化社会中道德证明的有效性条件，然而企业决策的急迫性和人类理性与交往能力的局限，都使得这些条件无法完全的兑现。在运用商谈伦理原则协调组织之间，以及企业内部规范冲突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必须考虑企业实际话语条件的限制，企业实际话语条件限制决定了企业管理权威在企业伦理决策中不可或缺的角色[21]。管理者可以及时弥补决策中利益相关各方知识和信息的不足，可以主动承担决策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决策失误的风险责任，可以为意见相左的利益相关各方提供更加合理的理由论据或表达方式，促进相互理解沟通，从而激活话语僵局，避免决策延宕。然而管理者常常会因为决策便利之需，迫不及待地抢夺了道德判断的任务，也可能因为执著于某种理念或精神而压抑了竞争性观点的表达，凡此种种都在有意无意间破坏了企业伦理对话的渠道。企业伦理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仰赖管理权威，并不表示管理者可以凌驾于企业实践话语之上，当且仅当在企业道德商谈或伦理对话陷入僵局，利益相关各方不能或不愿做出道德判断时，管理者才能由自己来做出道德判断，而且管理者的道德决策判断最终是否被利益相关各方接受，还需要在企业实践话语的论辩中经受进一步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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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4）

在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发言后，说，大家对今年的经济工作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

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深化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物价水平较低的态势。“十一五”开局之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同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各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强调，当前，我国具有继续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条件，同时必须充分认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要清醒地看到会对我国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矛盾和问题，清醒地看到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性矛盾，清醒地看到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加强工作、完善政策、妥善应对、掌握主动。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提高对新形势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切实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到实现科学发展上来，不断在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上取得新的成效，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5）

下面以高中政治必修一的第九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加强宏观调控”和必修二第三课的“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为例谈谈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尝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课标要求是：用典型事例说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具体教学要点有：理解市场调节的弊端；理解我国宏观调控的含义、主要目标和手段；运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

在教学“加强宏观调控”内容时，正赶上我国继“豆你玩、蒜你凶”等食物涨价风潮之后，蔬菜等食品新一轮涨价风潮，学生亲身感受到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在这大背景下，学生自然会关心市场发展趋势，以此为情景我选用了党和政府采用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作案例，学生通过合作探究完成教学任务。

第一步：适时呈现案例，激发学生探究欲望，我以目前物价上涨的时事为背景与学生开始对话，用多媒体展现国家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顺势引导学生探讨：（1）物价疯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商家要炒作物价?（2）党和政府为什么要出台系列调控政策?说明了什么?学生对此案例非常感兴趣，探究的积极性也很高，通过学生合作探究发现了“市场经济的弊端”：市场经济在对资源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当我们把真实的典型问题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分析、讨论，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培养创造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极有益处。

第二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案例和现实的综合分析，进一步引导学生探究：怎样才能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学生通过对国家调控政策和调控效果结合起来分析得出结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学生顺理成章的理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也解决了提出的现实问题。学生在对这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析中还主动学习了“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及调控手段”。案例教学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将书本的理论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利用理论分析说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获得的收获会很大，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会相对深刻。

第三步：扩展思维，深化学生情感教学这部分内容时，为了达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我与学生一起密切关注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学生预测，国家还会采取哪些措施来调节经济。通过这样的案例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去关心时事，探究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不但让学生亲身体验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更坚定了学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从而完成从知识、能力到情感价值观的三维目标教学任务。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直接参与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评价，这就为锻炼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能力创造了条件。

在教学实践中和还体会到案例教学的又一作用，就是有利于学生把情感价值观内化并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如在教学必修二第四课第二目“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时选用了同学们熟悉的重庆市“文强”滥用权力案例。

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6）

（一）直接表述，“经验”更明确

直接表述，又叫显性表述，即在概述了过去一年或五年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就之后，开门见山、明明白白地把“经验”用一段或连续几段的篇幅摆出来。

直接表述的优点，第一，经验本来就是对前一段工作成绩的肯定与褒扬，让人们一眼就看明白，有利于人民群众对过去一年或五年政府在履行工作职责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第二，经验也是下一段工作的指南，一目了然，便于在今后的工作中经常对照检查，调整前进的方向，借鉴并发展成功的经验。第三，体现了近年来公文写作发展快节奏、简约化和直观性的特点、要求和趋势。

直接表述又可按照所占篇幅的大小分为“一段式”、“多段并列式”、“总分式”等三种形式；“总分式”又可分为“先总后分式”和“先分后总式”两种。

1.“一段式”直述法

如2007年的工作报告，在总结前一段工作成绩之后，仅用一段话表述经验：“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种形式简洁明了、集中概括，尽收眼底。

2.“多段并列式”直述法

2008年的工作报告，首先用“过去五年，我们在丰富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主要体会是：”一句话领起，开门见山，说明以下的内容是“经验”、“体会”（体会是谦虚的说法）；接着，用六个自然段叙述经验：第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第二，必须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第四，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第五，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第六，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分别从思想路线、指导方针、经济建设、政府职能、执政理念、治国方略等六个方面提出宝贵的经验。

3.“先总后分式”

这种布局也较常见。它首先用一段话概括总的经验，再用多段篇幅分别叙述各个具体的“经验”。每条“经验”作为小标题统领下文，之后用成功的“做法”证明每一条经验的实践性和正确性。2003年的报告就是采用此法。先概述经验：“在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这段文字，从表面上看，好似没有点明“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之前的句子是“经验”，仅仅是谈“做法”而已；但实际上，这段话说的是经验产生的渠道和类别，也就是指我们有哪些方面的经验。接下来，报告以“经验”为“纲”，以“做法”为目，从九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由于引证了大量的材料，所以达到1万余字，是十余年来篇幅最长的。同时，其中的一条经验与另一条经验之间的跨度也是最大的。这样的布局，边议边述，能把“做法”和“经验”较好地结合；但正因为其跨度大、篇幅长，所以较难整体把握全部的经验。

4.“先分后总式”

这种布局比较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先从几个方面谈经验，再归纳出基本的经验。如1998年的报告：“回顾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第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阐述略，下同）”“第二，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第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五，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接着，再把经验上升到更深层次的理论概括：“五年来的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根本保证。”这样的布局，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将前述做法方面的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上的经验，逐层递进，步步深入，总结出经验之精华。

（二）间接表述，形式有变化

间接表述，又称隐性表述。即不用明显的句子说明取得的是哪几条经验，而是只谈认识、做法、效果、今后的任务，将经验隐含于其中。2000年、2002年、2004年、2006年均采用了间接表述。这种“直述式”与“间接式”隔年轮换使用的方式，能使历年来的报告的形式有所变化，不至于一个模式沿用到底。再则，虽然我们治国所做的工作“年年岁岁各不同”，但在大政方针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治国的主要经验也是大体相同而变化不大的。所以隔

一、两年在报告中显现一次“经验”也是可行的，不必每年的报告都要列出几条经验。当然，也有例外，在2007年用了直述式之后，2008年仍然用了直述式，也许是基于两个原因考虑：一是2006年没有直接表述经验，2007年又只用95个字谈经验，前两年稍显单薄；二是2008年是本届政府即将换届的一年，对前五年这一阶段的工作要划上一个有力的句号，所以，为了加大“经验”的表现浓度，2008年又沿用了直述式。

间接表述又分为：“做法”表述式、“认识”表述式、“要求”表述式三种。如：

1.“做法”表述式

不明写经验，成功的“做法”就是经验。如2002年的报告在叙述了成绩和问题之后，除了在文中指出：“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特别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累了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丰富经验。”一句以外，全篇都是谈“做法”和“成效”。因为，正确的“认识”、成功的“做法”和“效果”本身就是“经验”。换句话说，这些被肯定下来的“成绩”就是不可置疑的“经验”。

2.“认识”表述式

不明写经验，正确的“认识”就是经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认识”，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工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认识”往往就是经验的概括。此不一一举例。

3.“要求”表述式

不明写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经验”作为对下一年度工作的“要求”予以强调。如2006年的报告，全文没有专门段落谈经验，只是在布置当年的任务“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才用四个句子将“经验”作为要求予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经验”的阐述方式

政府工作报告总结经验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政府今后的工作，因此要求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而这些普遍性和规律性，往往段首句只能说明是什么经验，而不能说明它深刻的内涵和产生的根据。因此，在报告里，摆出“经验”以后，还要对经验作一些阐述、诠释和强调，阐述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进一步阐述对这一经验的理论“认识”，说明其重大意义、深刻内涵、重要作用、总体要求等。如“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它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以人为本，注重“五个统筹”，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论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摘自200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这段话是报告中的第一条经验体会，是从理论上予以阐述的。它先说明有什么经验，接着说明经验的实践意义和科学内涵，再用“无论……还是……都必须……”的句式以及“要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的句子，强调科学发展观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是用我们已做的工作，即“做法”来印证经验，说明这一经验源于工作实践，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如“这几年宏观调控的成功，还在于高度重视做好金融工作，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保持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支持，又防止盲目放松银行信贷。银行优先为国债项目提供配套贷款，支持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企业的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贷款需要。根据资金供求变化和经济发展需要，1998年以来五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发展居民住房、助学等消费信贷，2002年末消费贷款余额达1.07万亿元。这些措施，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居民消费起到了重要作用。”（摘自200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确的经验来自于科学的实践。这段话在点出经验之后，先写金融货币工作进行宏观调控应掌握的尺度（即认识），然后写具体调控所采取的措施（即做法），再肯定这一做法所产生的作用（即效果），其重心还是谈“做法”。

三是提出对进一步践行这一经验的具体目标和要求。如“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消除阻碍经济发展和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体制性根源，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协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发展，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经济体系。”（摘自200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这段话在列出经验——“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之后，先后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说明了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一“经验”的办法和要求。

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7）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在媒介融合趋势加快、新媒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媒体对新闻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每年两会的报道，一向是各媒体年度比拼的重点。在2013年全国两会报道中，各媒体在时效性、新闻呈现形式上的表现旗鼓相当。如何以独到的策划角度、精准的报道定位及富有特色的节目形式报道两会，成为在媒体蓝海中突出重围、凸显亮点的关键所在。

作为国家主流财经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频率，在2013年的全国两会报道中，立足大局观和大视野，在延续以往“新闻动态+重点策划+互动议政”基本报道框架的基础上，对“重点策划”部分进行了重点着墨，开辟了《企业家说》专题访谈节目，邀请代表委员中16位中国顶级企业领袖，为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亮点一：大牌嘉宾表现抢眼

《企业家说》从3月3日首播，到3月17日结束，共邀请了16位中国顶级企业领军人物参与直播，其中副部级企业家三位。所选取的都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及知名企业家。如：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百度公司CEO李彦宏、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娃哈哈董事局主席宗庆后、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中国核工业集团董事长孙勤等。

这些商界大佬，或是中国首富，或是央企老总，或是在本行业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选择接受媒体专访时，也十分挑剔。所以说，能够邀请到这些顶级的企业家，对于栏目本身来说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亮点二：主持人、评论员分工明确，节目张弛有度

主持人的境界可以分为三类，即最简单的提问采访，准备充分的面对面访谈，第三类则是无论对方有多么高端，访谈都能够达到平等交流、激情碰撞。

《企业家说》主持人与评论员很好地找到了切入口，追寻着“最高境界”，并结合对话进展随机应变、步步为营，不断“撩拨”受访企业家的神经，争取让受访者始终保持高度的兴奋与坦率。如：3月6日19：00《企业家说》百度公司CEO李彦宏与主持人、评论员的一段对话：

主持人：有一个微博网友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李彦宏先生，您怎么没有微博？真的没有吗？还是说永远不发言？”

李彦宏：我是有微博账户的，我是潜水的，我从来不发言。之所以不发言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被关注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经济之声，我十年才来第二趟。我不希望把很多精力放在自己做媒体公关方面，我希望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我的业务、技术、产品上。

评论员：提前预告你要来，我自己的微博也转了一下。果然也有很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发来问题，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这里头分成男性女性两种，基本上男性关注的都是百度，女性关注的都是Robin（李彦宏的英文名字）；男性关注的是企业、是行业的发展，女性关注的是能不能见见李彦宏本人。

【李彦宏笑声

主持人：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李彦宏本人一天百度好几次“李彦宏”这个名字，真有这事吗？

李彦宏：对，我也看到网上有人说我自恋，我承认我自恋。（笑声）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有这个习惯，因为我是做搜索引擎的，某种意义上讲，我能够知道人们思想里头最深层的东西是什么，每天有数亿人用关键词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想法。

主持人：相信“用关键词搜索自己名字”的行为不仅仅是李彦宏委员个人所拥有的，它会有一个很大的群体……

主持人、评论员在不失礼貌的情况下，挖出了企业家最有价值的观点。这主要得益于主持人与评论员全面的知识、机敏的反应、默契的配合。一期优秀的直播访谈节目，一大关键是要始终保持节奏明快而又不失欢声笑语的轻松气氛。

亮点三：节目影响力十足

代表委员在话筒前侃侃而谈的同时，其谈话内容在中国广播网上进行了同步直播，包括新浪在内的数百家中外媒体进行了实时转载。而经济之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实时摘播企业家们的核心观点，更是在短时间内被转载数千次，许多媒体是守着经济之声在线收听，二次挖掘观点。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家说》专访百度公司CEO李彦宏这期，李彦宏在节目中关于百度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通过经济之声平台的传播，甚至影响到了百度公司的当日股价。

亮点四：时间紧、任务重，“85后”团队挑大梁

一个好的新闻策划，内容不是信手安排、随意组合的，而是需要经过科学策划，使内容优化组合，达到最佳的策划效果。《企业家说》从意向的提出，到具体负责人及编辑的确定，最后到栏目内容的策划落实，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但财经节目中心调配了骨干力量予以支持配合。由“85后”年轻编辑组成的团队，从策划、联络、采制、撰稿到接待等一系列流程上的高效务实，使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年轻编辑独挑大梁，既开阔了视野、锻炼了单兵作战能力，也在统筹协调方面获得快速成长。

本文从中央电台经济之声2013年全国两会特别访谈《企业家说》栏目的构思、策划、报道及传播效果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希望给以后的两会新闻报道提供有益参考。

一、打破访谈节目常态，创新节目形式，注重特色

全国两会持续十多天，如果想给处于信息海洋包围之中的受众以新鲜感，就必须从报道手法、内容等各方面不断创新。我们要求《企业家说》的策划要做到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脉络清晰可循：在把握了时空因素的基础上，用鲜明的人物来丰富事件，并找到最佳落点，将所有资源串起来，清晰呈现。

1.时空合一、以人为本，洞悉经济发展

根据新闻的“三要素”：何时、何地、何人，新闻报道的策划也必须考虑这三大要素。《企业家说》策划案在拟定、修改的过程中，首要的立足点，就是时空的概念。即整个栏目的所有内容，必须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这样的出发点，也为整个栏目的开阔性与大局观奠定了基础。

（1）以时间为轴的专访人物选取

在栏目前期策划中就明确提出：不能只以就单一人物的单一事件，作为节目的主体内容。而要以人为切入口，从公司入手，着眼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进而描绘出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和大趋势。在对受访人物的选取上，主创团队选取了生于不同年代、历经不同时代的企业家。

比如“40后”“50后”企业家，从计划经济时代起步，创业的历程正好与改革开放的节奏是一致的。这样的代表人物，栏目选取了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孙勤、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海信董事长周厚健、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等。

“60后”“70后”企业家创业的主要阶段，正好处于信息时代开始并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代的企业家，都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及更为灵活适应市场的能力，从他们身上，能明显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栏目选取了百度公司CEO李彦宏、吉利集团李书福、均瑶集团王均金等，这使节目内容的展现，既回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又引导人们反思，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2）多维度的专访节目环节设计

好的新闻策划，应该具备灵活的视角、广阔的视野及多媒体合作的形式，不拘泥于自身传播方式，不局限于自身固有栏目的框架限制。《企业家说》就准确把握了这一点：既有自己的独家策划，也有与各方合作的智慧结晶。

例如：在邀请受访企业家时，充分利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地方记者站的资源。通过地方记者站的推荐，得到了来自基层听众的反馈：老百姓最想听谁说，最想了解哪个企业，最关心的行业问题有哪些？这些内容的汇集，在节目中得到了充分考虑，访谈内容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有血有肉、人文关怀，让访谈人物的形象在电波里“活”起来

时空概念让《企业家说》栏目找到了最佳切入点。访谈内容的设计，则让受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活，特别是以政治意义为主的全国两会主旋律报道，对人物报道的精雕细琢，能使“生硬”的两会内容，更贴近生活、贴近情感。

（1）以人物访谈为抓手，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企业家说》以受访人物所在的企业、行业发展为主线，用人物的个人经历和感受作为响应，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全国两会关注的医疗改革、食品安全、自主创新、教育改革、环境治理等内容，充分体现在了以人物为切入口的每期节目中。企业家们作为代表委员，也对公众关切的问题，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2）告别访谈套话、空话，提问专业犀利，直击要害

以往的多数人物专访节目，提问环节的内容大多设计得比较宏观、宽泛。对人物的提问，也因为太多地顾忌受访人的感受而显得过于客套，空话太多。《企业家说》栏目，颠覆了访谈节目的惯性，力求从社会热点事件切入话题；对受访人提出的问题，专业犀利、直击要害。

比如：在访谈吉利集团李书福时，主持人直接发问：“您在本次两会上，建议放开出租车运营牌照，这是否与您刚刚收购了伦敦出租汽车公司有关？吉利是否打算借此进军出租车市场？”

又如：针对全国两会期间媒体关注的“中石化化工污水经过处理，可以养鱼和饮用”一事，主持人一针见血地提问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这是真的吗？是否意味着中石化旗下企业，不存在污染问题？”一问一答之间，避免了空话套话，直击问题关键。节目冲突性增强，可听性大幅上升。

（3）刚柔并济、贴近百姓，企业家也是“平凡人”

人物是访谈节目的核心。以往的财经人物专访节目，总体感觉相对偏“硬”，关于企业发展的话题过多，成就、数字过多，有的甚至有做广告的嫌疑。其实，人物本身在人生经历不同阶段的细微感受，也是受众的关注点。《企业家说》栏目，在策划和采编过程中，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知名企业家也是平凡人，要从感性的细微之处，挖掘出能打动人心的内容。

《企业家说》栏目的一大亮点，就是在节目中选取了受访企业家在自身重要历史节点的原始音响。编辑团队为此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从海量的往期人物报道中，搜寻一切可能打动受访人、打动受众的人物音响，在节目中播出。这一做法，既增强了整个节目的纵深感，又拉近了企业家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此外，人物背后的故事、人物花絮等，也使新闻内容更为丰富立体，为枯燥的财经访谈节目增添了趣味性。

二、广播媒体的特点与社会热点趋势结合——访谈节目时效性的新尝试

1.国家情怀与平民视角

作为部级财经媒体，中央电台经济之声秉承客观理性、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态度，追求风格新锐大气。因此，在进行2013年全国两会新闻策划及报道时，节目的呈现形式，也会与普通社会化媒体追求的草根、细碎、花边有明显不同，而是更注重体现国家情怀与平民视角的协调统一。

基于这一点，《企业家说》栏目以“高端访谈”为定位，邀请中国顶级企业家，以面对面专访的形式，体现热点提案议案，记录中国经济改革的点滴进程。节目别设立的“消费者提问”与“员工有话说”环节，使来自最基层的声音，直达核心人物。而企业家对这些提问的回答，也是在直播间里即时进行的，没有任何事前准备。消费者的尖锐提问、企业家的当场回答，直播间内外的实时互动，与百姓关注两会的热烈氛围紧紧结合在一起。

2.多媒体联动，扩大传播效果

作为广播媒体的节目，《企业家说》并没有局限于广播传播的本身，而是统一考虑了网络传播、微博传播等的特点。《企业家说》栏目提前谋划，与中国广播网、新浪微博、腾讯微博联动，三位一体地立体呈现节目内容。其中，中国广播网在首页特别开辟了《企业家说》专题页面，里面会有每一位受访企业家的简介，以及节目内容的梗概，还特别设有网友留言板块，方便大家对企业家进行提问。腾讯微博则是在直播过程中，通过在直播间设立“微博墙”，使受访企业家与网友实现实时互动。节目播出后，文字实录、摘要快讯、微博节选等第一手新闻，在中广网、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腾讯微博等媒体上，得到较高的关注及充分传播。

三、《企业家说》对今后新闻报道策划的启示

1.找到有价值的“落点”，是脱颖而出的关键

全国两会报道的新闻资源基本上是各家媒体共有的，任何一家媒体很难做到“独家”。大家都在信息的时效性和全面性方面下足了功夫。这样一来，要想单纯从内容上来一较高低，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策划“出新”就显得更为重要。新闻信息浩如烟海，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筛选信息，找到能“为我所用”的特殊“落点”，让手中掌握的新闻信息资源，以别人没有的形式“落地”呈现出来，这就做到了“差异化”。

2.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是放大传播效果的不二选择

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8）

时政热点问题有很多，哪些问题可能成为高考的考查点呢？这就需要我们在众多的热点问题中去粗取精、认真分析和揣摩。

1.时政热点具有的特点

时政热点有自身的特点，掌握时政热点的特点有利于筛选出有价值的时政热点，明确复习目标。高考考查的时政热点一般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导向性。导向性是指能体现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体现科学发展要求、时代主题要求，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与社会成员尤其是与青少年学生密切相关，能引领价值导向。第二，科学性。科学性是指业内人士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不存在争议。如：科学l展、依法治国、深化改革等，这些都不存在争议，容易成为命题专家关注的问题。第三，常态化。常态化是指时政热点在生产生活中经常遇到。如：自主创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第四，生活化。生活化是指时政热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或人们生活中不可回避。

2.筛选时政热点的一般原则

命题者在筛选高考时政热点时，并不是随意进行的，通常会遵循一些原则。大致遵循以下原则：以近期为主；以经济、政治内容为主；以国内为主；以定性热点为主，以争议热点为辅；以长效的热点为主，以短效的热点为辅；以关注正面事件和传递正能量为主。

二、精心挖掘，精准对接

时政热点好比一个丰富的矿产资源，选准后我们要对其进行开采、挖掘和利用。在进行利用时，要注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宏观把握，微观切入，以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1.从宏观上把握，挖掘时政热点

从宏观上把握时政热点主要是指整理、分析热点材料时，将其进行大致的分类。整理、分析热点材料是时政热点复习的基础环节。首先，应围绕时政热点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其次，应对热点材料进行研读分析，对其进行深加工。要弄明白热点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弄清“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了解热点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典型的素材，归纳出若干要点，领会其涉及的核心政治知识，掌握储备一些时事观点，并将其运用到主观题答案的组织中。

2.从微观上切入，实现时政热点与考点或教材的对接

整理完热点材料后，要从微观上实现热点与考点或教材基础知识的结合，将热点问题回归教材，与思想政治的四个必修模块知识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对接，站在理论的高度来认识热点问题，从而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行对接时要注意三点：一是要突出重点，根据江苏省高考政治卷考查时政热点的特点，对同一时政热点材料要分别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去诠释，提高知识运用的准确率，切忌面面俱到，否则就容易造成知识滥用。二是要以小见大，高考政治试题对时政热点的运用或选取主要停留在材料层面上，一般将其作为大背景出现，以提供比较丰富的有用信息，突出对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目标的考核。高考政治试题设问的角度比较小，具有明显的指向性，重视解决具体问题。因此，要以小见大，找准问题的切入点，切口尽量小，切忌“高大上”。三是要以点带面，在分析某一时政热点时，既要把握这一热点的来龙去脉，又要辐射这一热点涉及的相关基础知识，由点到面，实现时政热点与考点或教材的有机结合。另外，同学们还要在此基础上构建知识网络。

三、有的放矢，强化训练

谈谈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篇（9）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3－0054－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2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高达9．8％，远远超过了持续高增长国家的国际先进标准（年均经济增长率连续25年超过7％），被誉为“中国奇迹”。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各国的GDP竞赛上，我国继2005年超过英国之后，2008年超过德国，2010年又超过日本，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0年底，我国人均GDP达到了4300多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即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976－12275美元之间）。但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导致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收入比重呈现偏低且不断下降态势，劳动者并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据测算，1995－2007年，我国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45．69％下降到了39．16％（张车伟、张士斌，2010），目前基本稳定在40％左右的较低水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这个问题表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劳动者报酬应有的提高，这不仅有悖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民生导向，导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引起内需不足，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研究我国现阶段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与对策，其意义至少有两点：第一，深入剖析我国当前劳动收入比重偏低且不断下降的深层原因，积极探索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有效途径，对启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在初次分配中探索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解收入差距难题，全面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现有文献对劳动收入比重偏低问题的研究

劳动收入比重偏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西方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历程。历史资料显示，19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劳动份额也只有20世纪70年代的一半，即略低于40％（福格尔，2000）。因此，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对如何提高劳动收入比重问题的研究。韦伯（1897）在《工业民主》中，首次将谈判工资作为提高劳动份额的重要因素；庇古（1928）在《福利经济学》中，讨论了劳资协议工资上下限和最低工资制度；希克斯（1932）在《工资理论》中，进一步对集体谈判工资决定机制进行了纯理论分析，并把工会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围。此后，凯恩斯（1936）在《通论》中，从宏观经济视角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分析，指出劳动份额偏低是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波动的根源；萨缪尔森（1948）在《经济学》中，进一步把收入不平等、劳动份额偏低归因于“市场失败”，并提出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西方学者的研究，对提高西方国家劳动收入比重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到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已上升并稳定在60％到70％之间。

2005年左右，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劳动收入比重偏低问题，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一是达成了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且不断下降共识。继蔡（2005）、李稻葵（2009）、白重恩（2009）等指出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后，张车伟（2010）进一步指出，我国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是劳动收入比例长期过低，初次分配格局陷入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二是对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原因进行了多方面分析。李稻葵等（2009）受库兹涅茨倒U曲线启发，提出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呈U型变化规律，认为我国当前劳动份额偏低符合这一规律；白重恩等（2009）从结构变迁角度，提出产业结构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部门向较低部门转移，导致全国劳动收入总份额降低；张车伟等（2010）认为，我国劳动收入低水平稳定与我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二元经济特征、结构性特征及技术进步的类型和资本全球化有关。三是对如何提高劳动收入比重提出了有益的对策建议。林毅夫（2007）主张通过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李扬（2007）呼吁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白重恩等（2009）提倡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来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已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但是由于研究起步晚，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原因的双重分析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和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现实出发，可以看出，导致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

（一）合理因素

1．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市场原则是劳动份额偏低的基本原因。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基本上按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进行。其结果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打破计划经济“大锅饭”收入分配体制，要求我们建立完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方式，引进市场竞争，允许资本、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收入分配。市场经济中，各要素所得取决于市场供求，并按其对生产的贡献（边际生产力大小）获得相应份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相对缺乏，投资拉动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情况下，资本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42．5％，劳动贡献率11．6％，李斌、赵新华2009），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

2．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决定了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和下降。库兹涅茨提出“倒U”假设，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社会在发展中会经历“先恶化，后改进”的变动趋势，即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其后，经历短暂的稳定期，进入较高发展阶段后，再趋于平等。依据这个假设，李稻葵提出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认为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必须增加积累扩大投资，这就导致了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不平等加剧；而当这个国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后，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启动消费扩大内需，这样又为提高劳动收入比重改善分配关系创造了条件。

3．“二元经济”及其转型成为劳动份额下降的经济基础。根据刘易斯的分析，二元经济条件下，由于劳动无限供给的制约，劳动力成本不会上升。显然，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大量农村劳动力过剩。在城市化进程中，虽然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但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由于劳动供给大于需求，在竞争的压力下，不仅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就连大学毕业生，都得接受低于其劳动贡献率的低工资待遇。因此，二元经济及其转型成为我国劳动报酬率低于劳动贡献率，进而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经济基础。

（二）不合理因素

1．初次分配过分强调经济效率，忽视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其后，又提出：“初次分配侧重效率，二次分配侧重公平”，对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导向产生了严重影响。这种分配观念把社会公平放到了次要位置上，认为只要能增加积累，扩大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劳动收入偏低的问题可以放到二次分配去解决。在这种收入分配观念指导下，我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基本采取不干预政策，其结果，放松了对企业分配的规范和监管，为资本侵蚀劳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劳动收入比重偏低且不断下降。

2．工会职能弱化，劳资双方市场竞争地位失衡。现代市场经济中，工会是劳动力市场上代表工人利益与厂商进行谈判的市场竞争主体。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国有经济也进行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普遍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可是，我国的工会制度改革却相对滞后，目前，工会还不能完全代表职工利益参与企业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普遍拥有工资决定权和自主用工权的企业，工人只能是收入分配的被动接受者。其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力双方市场竞争地位失衡，“资强劳弱”，企业处于绝对强势，职工处于绝对弱势。因此，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市场环境下，企业利用其市场竞争中的强势地位，压低工资，提高剩余占有率，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不充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为。（1）人才管理制度方面的制约，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用人方面，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但单位所有制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往往还是“能进不能出”，人才流动受很多方面的制约。（2）政策体制因素方面的制约，如在户籍制度影响下，我国至今存在泾渭分明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影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3）区域性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社会保障不能随劳动力流动而流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制约了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难以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均衡工资水平，使工资机制丧失了差距诱导功能，无论是高工资还是低工资一经形成都难以改变。这种情况在我国行业和地区劳动收入比重中尤为明显。

4．政府监管缺位，劳动收入宏观调节机制不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有效的微观规制和宏观调节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劳动者获得合理收入的重要条件。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企业自主经营权不断扩大，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水平，完全受供求关系影响，由企业自主决定；另一方面，政府监管缺位，有效调节劳动收入的微观规制和宏观调节机制均不健全，在劳资双方谈判过程中，政府甚至扮演厂商偏袒型的第三方力量，没有成为劳动者的保护神。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企业利润比重的不断攀升和劳动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提高我国现阶段劳动收入比重的对策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导致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并不断下降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但不论其原因是否合理，都不能改变劳动收入比重偏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目标是兼顾效率和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这就要求我们针对造成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不同原因采取不同对策，重点完善劳动收入的谈判工资制度和宏观调节机制。

1．构建完善劳动收入集体谈判的现代市场竞争工资制度。劳动收入集体谈判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工资制度，有利于改变劳动力在市场上不对称的市场竞争地位。上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实行自由放任的劳动工资市场竞争制度，企业靠压低劳动成本进行竞争，劳动收入比重一直偏低。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西方国家通过完善工会组织，加强劳动立法，增强了劳动者的工资谈判能力，建立了由工会代表的集体谈判工资制度，传统劳动工资制度才被劳动收入集体谈判的现代市场竞争工资制度所取代，从而实现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不断提高。我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完善劳资集体谈判工资制度，必须完善包括行业、企业、和农民工等在内的工会组织，为劳动者撑腰，变“无效谈判”为“有效谈判”。

2．健全以“工资指导”为核心的劳动收入宏观调节机制。政府的宏观调节是提高劳动收入的重要体制保障。健全劳动收入宏观调节机制，一要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作用。工资指导线是政府对企业工资分配进行规范与调控，使企业工资增长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企业年度工资水平增长负担标准线。发挥工资指导线作用，有利于增强政府对企业收入分配的规范与调节，促进企业及时调整工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收入比重；二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最低工资是满足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底线，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必须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监督企业严格执行。

3．加快结构调整，扩大劳动需求，促进劳动收入提高。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战略选择，导致我国劳动供给相对过剩，劳动需求相对不足。因此，提高劳动收入比重要优化经济结构。一要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促进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二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劳动需求。三要发展第三产业，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来提高劳动收入比重。

4．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战略支撑。发展方式不同，劳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以物为本，唯增长而增长的片面发展方式下，劳动收入比重与经济增长成反方向变动，经济越增长劳动收入比重越下降；以人为本，共享经济成果的科学发展方式下，劳动收入比重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因此，要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重要战略支撑。

参考文献：

［1］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2010，（5）．

［2］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前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

［3］李稻葵等．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1）．

［4］林毅夫．初次分配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N］．人民日报，2007－4－28．

［5］承恩富．解决分配问题应注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EB／OL］．人民网，20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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