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1）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6-0041-04

一、引言

（一）时代背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

2015年5月由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在制造业领域实施的第一个十年行动规划。文件指出，“人才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1]。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人作为创新的主体与核心，创新驱动的力量在于人，质量的控制、提高依赖于人，绿色发展和结构优化的观念转变与实施的重心也是人。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国制造由大变强归根结底是“人力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制造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迈进亟需具有创新思维和跨产业协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即赋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基于原有定位的新内涵：创新型与复合型。创新型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客观上造成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的高移[2]。然而，现行的职业教育培养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无法满足“中国制造2025”的根本需要[3]。根据人社部对部分城市各个季度人才流动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中所提，2015年至2016年第二季度，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供求比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均大于1。其中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见表1。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必须直面的挑战。

（二）职业教育改革的智慧源：职业教育智库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2007年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关于加强我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的思考和建议》情况专报后作出批示：“在职业教育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强职业教育科研工作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基于职业教育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基于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下民众的现实需求”，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时代背景下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理念、规格、对象、质量、方法途径等改革的需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为职业教育的改革增添了新的动力，“需要职业教育智库这一‘独立思想的盒子’提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方案”[4]。职业教育智库是指由职业教育及其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从专业化的角度，客观、科学地对职业教育领域出现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的教育研究机构。建设职业教育智库，为培养高素质、高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战略决策咨询，使科学决策依赖科学咨询，最终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

二、职业教育智库的内在功能

（一）启智：为转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观念提供思想源泉

“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要求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多层次、全产业链式的，重新阐释了传统职业教育的办学观念，要求我们反思现代职业教育如何满足制造业智能型、高端型对人力资本的创新型、复合型的新要求。创新型人才通常具备较高的学历或专业知识、技能，其本身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根据环境的变化，运用良好的自我应变能力对自身加以调整，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5]。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实现从“制器”到“造人”的转型，强调对人才自主创新意识、灵活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其既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要探其未然、追求超然。复合型人才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制造业的高端制造体系的要求，文件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环节，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等十大重点领域的突破发展。十大重点领域代表着我国制造业高端层次的主攻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衡量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处于哪个阶段、完成进度如何的量化标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是促进职业教育与中国制造共同l展的第一步。

（二）规划：为改革职业教育实施主体提供转型路径

在现有阶段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尚不成熟的背景下，可以从职业教育实施主体转型进行探索。首先，稳步推进具有制造业行业背景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高校转型，在充分考量地方行业特色与建设重点的前提下，在部分学科应用性较强、具有发展潜力与转型基础的高校试点改革，比如地方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可以优先试点。其次，鼓励部分办学成熟的高职升格，这类学校事实上在培养一线技能人才方面更具教育实践经验，基本具备运行良好的实训基地和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再次，通过高职与地方本科联合培养的方式，可以发挥两类高校各自优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整合，避免单兵作战造成的重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效率。最后，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共同指导职业教育，培养社会需要、市场契合的技术技能人才。

（三）践行：为变革职业教育组织模式提供改革方案

为实现制造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担负人才培养重任的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教学形式及课程开发方面也需要相应地进行变革。首先，专业设置应紧扣市场需求和产业导向。目前部分职业院校“大而全”的专业设置思想尚未改变，容易造成人才培养脱离市场需要，就业能力偏弱。其次，教学形式的理实一体化，引入现代学徒制，加强理论教育与技能培养的有机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融合理论与实践，在进行理论传授的同时，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的机会，以职业为导向，兼顾学习与工作的要求。再次，为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真正融合，加快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的步伐。职业教育改革需要深入到课程领域，开发前瞻性强的未来制造业课程――“制造业+”融合式课程。课程的开设应围绕具体的案例和项目进行，结合当今产业链环节运作过程，运用“互联网+”、共享、开放等前瞻性思维进行理念的更新、生产出创新型的产品。

三、职业教育智库的外在作用

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关键实施主体，对于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实施的进度影响重大。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进入深水期、攻坚期，涉及的问题范围广，职业教育改革的复杂性与社会需要的多样性史无前例，迫切需要发挥职业教育智库的作用。为此，应搭建以职业教育为专门研究方向的智库机构，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助力。

（一）明确研究方向，策划“中国制造2025”专题研究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智库建设，无疑应以服务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下职业教育战略决策为终极追求，坚定不移地围绕制造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素质、技术技能的发展要求，瞄准重大的职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承担起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的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使命。在研究方向上，要以服务更快更好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开展专业性强、建设性高的专题研究，响应建设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在研究课题门类设置、研究内容与方式方法选择、成果总结与使用等方面，遵循“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切实需要，采用“订单式或量身定做式”[6]。战略提出加快十大重点领域突破发展，职业教育智库可以其中一个或几个领域为专题，对重点行业、关键环节组织多学科、多机构、跨区域的专家学者，组成一支结构合理、分工明确的研究团队。根据不同专题开展研究的难度，建立研究成果的分类培育与孵化机制[7]。对于诸如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工艺等尚未研究，需要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课题，可以放宽研究期限，鼓励在充分的前期论证和规划之后开展研究工作。

（二）组建研究团队，培养“中国制造2025”专题研究人员

职业教育智库必须拥有一支优秀的研究队伍。《中国制造2025》是家宏观战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重大决策，涉及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中一系列复杂、系统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专题研究人员必须是多学科背景的，融合经济、社会、政治及法律等众多研究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其次，研究视野应成为专题研究人员素质方面的一项评价标准。“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是循序渐进的，职业教育改革也具有阶段性与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制造2025”及职业教育问题的研究人员需要具有阶段性与特殊性的研究视角[8]。建设围绕“中国制造2025”战略研究团队，需要打破现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事聘用制度，建立专题化、项目化的专兼职结合、长短期聘用相结合、单聘和双聘相结合的灵活的人事组织与管理机制[9]。建立“旋转门”机制，作为沟通政府、企业、智库三方的流动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是指卸任官员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发挥余热，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10]。在加大人才引智力度方面，可以借鉴“旋转门”机制，聘请专家型领导与同志，加盟智库，嵌入各个研究专题，发挥其熟悉中国制造2025战略，熟悉政府决策过程等方面的优势，做到不拘一格纳人才。

（三）创新研究方法，服务“中国制造2025”专题研究

职业教育智库必须实现由传统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向依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的转变。《中国制造2025》提出，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为深化互联网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制定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路线图，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信息化转型。智库开展“中国制造2025”专题研究，通过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减少“拍脑袋决策”，降低由于信息孤岛引发的实地调研不畅，确保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可操作性；建立制造业区域统计分析、案例集成、研究成果运用的效度等方面的专题数据库，促进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四、职业教育智库的建设路径

建设一流的职业教育智库有利于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深入改革，有利于职业教育战略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其具体建设路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创新职业教育智库研究机制

职业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应突破我国现行体制机制的束缚，深入改革研究体制，倡导职业教育智库与运作部门加强合作，增强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可操作性。职业教育智库所开展的研究工作需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研究成果的实效性不容忽视。然而，我国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工作尚不成熟，课题研究和招标制度还不健全，职业教育智库仍奉行“订单合同式”的横向课题研究，鲜有纵深探索现实问题的积极性，职业教育智库的制度化服务形式尚未形成[11]。这种“等候”政府行政部门“下菜单”的研究模式，导致大部分智库研究沦为政府职业教育政策的诠释者和宣传者，难以提出建设性的咨询建议，违背了智库的建设初衷。为推动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应全方位完善职业教育智库与政府部门、企业之间的沟通机制以及研究成果的报送、反馈机制，对接社会基层需要，开展纵深探索，以多种形式、多方渠道研究成果，促进研究成果向全社会推广。

（二）加强职业教育智库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职业教育智库，关键在于职业教育智库人才队伍的建设。《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谈到，“要把人才队伍作为智库建设重点，推动政府部门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完善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政策，建立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薪酬制度”。与一般智库不同的是，职业教育智库的人才培养需要对接企业的现实需求和市场的发展趋势，加强职业教育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人才“旋转门”机制的重要作用，重心在于实现政府、企业及智库三方人才的有序流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步走”的人才培养方式，加强职业教育决策方、研究方及作用方三者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智库研究人员由拥有较强政策素养的离退休行政干部、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企业高层及职业教育研究专家三方组成，实现政府“高层”、智库“中层”与企业“基层”三方人才流动渠道的畅通，推动人才资源共享。

（三）拓宽职业教育智库筹资渠道

独立性不仅是推动职业教育智库生产高信度、高效度研究成果，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前提，而且是保证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经费的独立对于研究成果独立性的影响重大。为实现职业教育智库的独立发展，应着力促进筹资渠道多元化，降低政府行政拨款在智库可用经费中的比重，拓宽职业教育智库筹资渠道，提升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和研究视角的中立性，可以通过自营刊物获得收入，建立基金会、公司、企业和个人捐赠体系等，设置专门的财务部门专职管理资金，定期公布资金来源与去向，接受公众监督[12]。职业教育智库应制定严格的经费碓聪冈颍并且在制度层面上严格把控项目经费的支出，保证研究的独立开展。

参 考 文 献

[1]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Z].国发[2015]28号.

[2]李政.“中国制造2025”与职业教育发展观念的转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3）：38-44.

[3]刘晓玲，庄西真.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国制造2025”与职业教育的最佳结合点[J].职教论坛，2016（1）：62-66.

[4]《职业技术教育》杂志评论员.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智慧源[J].职业技术教育，2009（18）：4.

[5]朱晓妹，林井萍，张金玲.创新型人才的内涵与界定[J].科技管理研究，2013（1）：153-157.

[6]庞丽娟.我国新型教育智库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5（4）：4-8.

[7]王莉丽.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J].国际问题研究，2010（2）：13-18.

[8]肖凤翔，付小倩.多主体协同：我国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5）：5-10.

[9]肖兆武.关于高职教育研究所定位及职能的一些思考[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6）：1-4.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2）

教育智库是由教育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为辅组成的，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在处理教育方面问题时提供专业的思想、理论、策略或方法等的公共科研机构。《中共中央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对于建立新型高校教育智库的必要性，已经是不言而喻，而高校拥有人才、科研、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建设新型高校教育智库正是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应该抓住机会，足高校资源，建设一流教育智库。

一、美国高校教育智库的成功案例分析

众所周知，美国的智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位居世界之首，为何美国智库能一直占领霸主地位呢？它具有哪些特点呢？这都值得我们去深究，所以研究美国的教育智库对于建设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美国最典型最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是兰德公司的教育研究部，其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是专门致力于教育政策研究的分支机构，主要研究教师教学，学校改革评估和教育评估等。教育研究部的使命是通过问题的研究分析，帮助教育决策者改善教育政策和辅助政策的制定。从成立起一直到现在，兰德公司的教育研究部凭借其丰厚的研究成果在美国树立了不可取代的威信，推动着美国教育政策现代化的进程。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成功的特征有：

（一）重视人才汇聚

兰德公司本身已经拥有大量的高级人才，但是仍然在挖掘培养潜在的人才，甚至不惜花重金在全球范围内招兵买马，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都有被囊括在内，充足的人力资源是高质量教育政策咨询的保证。同时，高质、高效研究成果又为兰德公司取得了客户的信任，加强其影响力，扩大其运营范围，在业界树立起权威，最终成为教育咨询界头领。人才在兰德公司里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兰德公司一直视人才储备培养交流为重中之重。其广纳人才，为政府、高校、社会各界间架通了桥梁，更有利于思想火花的碰撞，更有利于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诞生。

（二）参与政府决策研究

自兰德公司教育研究部成立以来，兰德公司的最大客户一直是美国政府和军方，由兰德公司公开的资料显示，兰德公司与美国政府的合作遍布各个政府部门，所以其大部分经费（以前90%以上，现在大概65%）都是来自这两个重要方面。可知兰德公司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也正是通过参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研究项目，使得兰德公司有了经费保障，也更容易吸引和培养人才，在教育改革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三）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与政府对接

“旋转门”机制是指一个人在政府官员和智库工作人员两种角色间的身份转换。此项机制一方面给智库发挥影响力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政府决策的实用性与准确性。它使得智库不属于政府之内，却仍然与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动态的回应政府的需求，实时了解政府的动态，给出适时有效地对策。

（四）教育普通民众，引导公共舆论

智库的成员一般都是专家学者，属于社会精英群体，这些人的思想言论和研究战果对社会舆论导向具有重大影响。智库一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社会舆论进行引领：一个是出版物，智库成果的发表使得社会公众认识到智库对政府决策起到哪些作用，是如何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这样既扩大了智库影响力，又增加了经济收入。二是召开学术会议和举办培训活动，这样然公众、专家学者和政府都能够参与进来进行思想交流。三是与媒体合作，智库专家学者通过媒体及时传播研究成果，让公众更为及时地了解到政策趋势，增强大众对政策问题的关注，也更容易使得政府了解到民众的反映与需求，有利于对智库建议主张的采纳接受。

二、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现存问题

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得出，当前中国智库的总数约为2400个，其中高校智库约为700个。我国的高校教育智库在数量上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但在质量上仍存在诸多问题，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曾指出：我国大学智库的小、散、弱现象突出，力量分散，定位不准；高质量成果偏少，部分研究针对性、实践性不强、过于学术化，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大学智库潜力的发挥。具体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独立性不够

我国的高校教育智库不是独立出来的机构，而是依赖于高校而生存，因此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一身份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首先，由于不是法人地位，不方便其与校外机构进行研究业务往来，导致其只能专职于既定的研究项目，这样会遏制创新能力的发展，限制研究视野，失去作为教育智库为教育决策者提供服务的本质属性。其次，由于高校教育智库身属高校，自然要承担高校本身的任务，如课程设置、日常教学、行政管理等，使得高校智库承担多重角色，不能专心做好作为高校教育智库的这一特定角色，使得其研究成果质量不高，不易得到教育决策者的青睐。

（二）综合性不足

全球化的态势，使得教育问题复杂多变，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已不仅仅是局限于教育范畴，已经开始交叉融合于其他领域。但是我国的不同类型高校间缺乏合作，使得高校教育智库的人员成分、学科结构单一，这样的智囊团队应对错综复杂的教育问题会比较棘手，难以迅速作出判断，不能为教育决策者提供优良的对策，从而无法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三）专业性不强

目前，中国教育智库不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智囊团主要是因为不具备专业性。首先没有专门的智库人员，教育智库的人员一般是高校的老师、教授，他们已经肩负着一定教学、管理任务，很难再集中精力从事于教育政策咨询与决策工作。其次在智库人员的知识机构方面，由于这些专家、教授专门从事于某个领域，而且学校的学科背景又单一，基本上专家学者们研究局限在某个领域，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再次，高校的学者、教授基本上是倾向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践经验，不能够针对现实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而且不能对教育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正因如此，教育智库的成果对教育决策者起到的作用并不不明显。

（四）缺乏影响力

从国际角度来看，我国具有影响力的高校教育智库十分缺乏，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2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显示，在全球5465家智库中，美国拥有1777家，名列智库十强国家之首，且比其他九国的总和还要多。50家智库里边中国只有6家进入排行榜，而教育智库至今无一个进入，评判一个教育智库的影响力是看它的政策建议是否被决策者采纳，我国教育智库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成果，但能被采纳的少之又少，没有成为教育决策者用于教育革新的智囊团。从国内角度来看，是公众对于教育智库的不了解，主要是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确实没有对教育产生重要变革，不能够及时解决家长、教师面临的现实教育问题，还有就是教育智库本身没有做好名片把自己推销出去，没有让大众认识自己。

三、建设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议

我国的教育智库在数量上已处于世界第二的地位，但是整体的教育智库水平与西方的教育智库存在差距，而日益复杂的教育问题对教育智库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新型高校教育智库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一）建立具有独立性的智库

当前，各个高校教育智库隶属于高校的，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各个高校间缺乏联系交流、各自为政，使得高校教育智库的质量和数量显得模糊不清。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为高校智库“正名”，在法律上明确高校智库的身份，解决好隶属问题，建立统一的高校智库登记体系，形成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其次，建立健全高校智库考核标准和准入制度，对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的高校智库进行绩效评估，把智库的实际贡献作为考核依据，因校制宜，淘汰落后的高校智库，真正使高质量的高校智库发挥效力。最后，下放权力，在管理体制上为高校智库“松松绑”。在领导体制上，政府要为高校智库人员灵活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借调、调研提供时间和空间；允许高校智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去雇佣自己的项目工作人员；允许高校智库公平获取政府数据，为研究提供基础。在领导方法上，政府要鼓励高校智库能发出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允许高校智库可以比较灵活地使用经费，尊重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价值，提高优秀研究人员的待遇，从而激发智库的活力。

（二）建立具有综合研究能力的智库

跨越学科界限，组建具有综合研究能力的团队。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政府决策越来越要求科学性，而高校智库单一学科各自为政的研究模式难以满足这种需求。而跨越学科界限，组建具有综合研究能力的智囊团，能够充分利用高校学科优势、人才优势来保证智库团队的综合性，为政府提供更全面的决策建议服务。

（三）建立具有前瞻性的智库

智库人员要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引领作用。智库人员要依据国家的要求、社会的发展、民众的需要，主动与政府沟通，形成良好的沟通渠道，积极建言献策，自动将研究迎合政府的战略需求。还要深入社会民众，了解市场需求，提出真正符合国家、社会、民众需求的决策，是研究成果具有问题针对性和高度前瞻性。

（四）建立具有影响力的智库

高校智库构建和发挥其传播力，主要是先通过经费与管理的独立自主来构建自身的独立性与权威性，使自身的客观地位受到大众认可，出售有价值的智慧成果来扩大传播力、增强影响力。（1）官方网站建设。目前，我国的智库大多还没有专门的网站或网页提供信息。我国智库不但要建立完善、活跃的官方网站，还应该建设好网站的英文界面，方便国际交流与合作。（2）社交媒体建设。智库的内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枯燥乏味的政治内容，政治传播可以使用生动平实的手段，比如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并建立经过认证的社交化媒体主页，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3）发行公开出版物。出版物方面要注重知识普及，以学术性的文章为主的话，受众只局限于学界、政界和商界的精英人群中，不利于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出版物应当以通俗易懂、短小精悍、趣味化浓等特点为主。（4）出版学术刊物。版学术专著、参考资料、研究期刊和调查报告等形式的研究成果，是增强业内影响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五）健全高校智库与政府的沟通机制。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3）

关键词：智库；教育智库；战略；研究方法

所谓智库，也称“思想库”（thinking tank），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中心，以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的研究机构。如果说政府是国家决策的大脑，智库则可称为政府的“外脑”。现今，国家的发展与竞争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也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已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象征。就教育智库而言，它是指以教育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为辅，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在处理教育方面问题时提供专业的思想、理论、策略或方法等的科研机构。[1]

近些年来，美国形形的教育智库在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政策制定、政策评估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应的研究专著也逐渐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拟从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背景、当下趋势与特征等方面，从宏观上介绍美国教育智库的基本情况，为我国教育智库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美国智库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跨国问题的日趋增多，智库也随之兴起。当前，世界上2/3以上的智库创办于1970年之后，1/2以上创办于1980年之后。在开展独立的研究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智库中，美国的智库数量占据了绝大部分，位列世界第一，其次是加拿大、英国与西欧其他国家。尽管日本也存在一些智库，但因其与政府机关关系太近而遭西方世界所诟病。就种类、数量与功能而言，美国教育智库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美国，智库发轫于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时期。在最初的几十年内，智库的发展态势一直十分平缓。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智库数量迅速攀升，教育智库的数量也随之增长。20 世纪中期以前，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大多数智库致力于外交政策的研究。20世纪中期的“反贫困战争”促使智库的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使得其更关注国内政策，从而教育政策的智库数量大幅上升，尤其是1983年《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报告后，美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教育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关注教育政策领域的智库也由此大幅增长。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教育智库为国家提供制定教育政策的方案，评估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推动教育政策辩论，已经成为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二、美国教育智库的类型及地位

智库的隶属关系、组织特征、资金来源、服务对象等是划分智库类型的重要维度。麻省波士顿地区的特勒斯协会（Tellus Institute），以即时性的环境事务、社会事务为主要研究课题。再比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主张为恪守原则的智库，意在促进社会自由。

具体到教育智库，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谷贤林教授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关注教育问题的综合性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二是专门进行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如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CEP）；三是由高等学校结成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或政策联合体[2]。著名的有 1985 年成立的教育政策研究联盟（the 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CPRE），由全美7所顶尖大学联合设立，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西北大学。也有人从教育智库的隶属关系出发，将其分为四类：一是政府性质的智库，如美国联邦教育部下设的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该研究所成立于2004年，是随着美国联邦教育部的职能扩张而成立的，主要负责搜集各级各类教育情报与数据，为联邦教育部决策提供翔实的教育数据；二是公司性质的智库，带有营利色彩，如兰德公司下设的教育研究部，重点研究教育评估、学校改革评估和教师教学等，根据客户的需要开展研究；三是民间团体性质的智库，经费主要来源于基金会、公司或个人的捐助，如布鲁金斯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开展独立的研究是其主要特色；四是高校教育智库，由于其资金来源既包括政府投资，也包括基金会捐助，以及客户酬金等，这类智库综合了上述各智库的特征，其中，专业性强是其最鲜明的特征，如美国教育政策联盟等。

上述两种分类分别从研究主题、隶属关系方面对美国教育智库做了大致的梳理，反映出美国教育智库规模和功能的成熟。就其数量而言，美国教育智库的增长与智库总体的增长趋势保持一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数量明显上升。据统计，美国智库在2005年共计323家（见图1），其中有90家进行教育政策领域的研究，只有10家进行专门的教育政策研究。在这90家涉及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中，有14 家成立于1970年前，有9 家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其余多成立于20世纪80-90年代。

2007年，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教育研究中心评选出的过去10年中对美国教育政策产生最大影响的10个机构中，教育智库赫然在列。这10个机构分别是美国国会、美国联邦教育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教育信托机构（Education Trust）、美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达成有限工司（Achieve， Inc.）、美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托马斯・福特汉姆基金会（Thomas B. Fordham Foundation）、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这10个机构中，有的本身就是教育智库，如教育信托机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而且，美国联邦教育部下设的国家教育评估中心（NAEP）、国家教育数据中心（NCES）、教育科学研究所等也对教育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智库发展更为迅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信息与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变导致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垄断逐渐减弱；政治决策事务日趋繁杂，政府管理机构日渐庞杂；信息时代的信任危机；全球化趋势的日渐加剧；对于精细化决策服务的需要。上述因素共同驱动了新式智库（包括教育智库）的建设。

三、美国教育智库发展现状与主要特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非洲、东欧、中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面临的国际事务逐渐增多，迫切需要得到科学合理、最大限度有利于本国的外交策略的咨询，因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智库。在过去10年间，全球新增了至少4500所智库。仅以美国为例，200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调查显示，美国本土智库数量为1402所；201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830所。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4年全球智库排名》（2014 Global Go-To Think Tank Ranking）的统计，全球共有6618所智库，分散在169个国家，其中美国智库1830所，占世界智库总量的27.7%。

在全球各大洲中，所占比率最高、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是北美洲，其次是欧洲，继而是亚洲。就国别而言，美国所拥有的智库数量在世界上也是遥遥领先，远高于中国（429所）、英国（287所），如表1所示。

就教育研究领域智库中的教育政策智库而言，美国的教育智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4年全球智库排名》列出了位居世界顶尖的55个教育政策智库。其中，美国所占数量最多，为12所，占比为22%。而且，美国拥有世界顶尖教育智库前10所中的6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美国教育智库均占了绝对优势（见表2）。

就美国乃至全球教育智库发展而言，面临着如下四项挑战与四种发展趋势，两者均可以“4m”来表示。

在所面临的挑战方面，“4m”是“4 mores”的简称，即“越来越多的信息与细节”（more issues）、“更多的行为者”（more actors）、“更为激烈的竞争”（more competition）“更多的冲突”（more conflict）。“4 mores”给所有的智库带来了在竞争、人力资源、技术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措施，同样也在于“4m”，即“使命”（mission）、“市场”（market）、“人力”（manpower）、“资金”（money）。从全球范围来看，智库发展需要增强在国际层面、地区层面以及全球范围的联系与合作，创设更多的创新平台，扩大智库产品受众（见表3）。

上述智库发展趋势与所面临的形式表明，以往单纯的“发现并研究问题，寻找答案，书写报告并提交、”的操作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智库必须不断学习，推陈出新。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优秀的智库应该是这样的组织――能够将卓越的头脑组织起来，发挥有力的政治影响，及时将研究结果向民众，不落后于时代潮流”。

四、美国教育智库的基本特征

就美国教育智库的现状而言，其突出特征和发展趋势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按需设置，分类多元，组织结构自由灵活

以密歇根州的“教育思想库”（the Educational Think Tank，ETT）为例，该教育智库成立于2013年，创设初衷是满足密歇根州当地非裔美国人的教育需求。鉴于作为少数族裔的非裔美国人在升学、就业乃至社会交流等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密歇根州教育思想库的主要使命便定位在为密歇根州的非裔美国人提供职业发展、专业合作、专业认证等方面的服务，组织并发起在地方社区、州乃至联邦层面的教育对话，为学生及其家长提供适切的教育咨询服务，创设良好的社区学习环境等。

（二）紧密服务于本国教育决策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4）

（一）深化改革

以浙江省为例，在省级层面主要推进了一些关键性改革。一是全面实施课程改革，努力解决“学什么”的问题，通过“减少必修、增加选修”，努力把更多的课程选择权交给学生、把更多的课程开发权交给教师、把更多的课程设置权交给学校。二是全面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努力解决“怎么考”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在全省中小学取消任何形式的与“小升初”招生相挂钩的学科知识笔试和面试，公办初中一律就近分片招生，民办初中采用面谈加摇号等形式进行招生。2014年浙江省成为全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试点省，明确了四种高考招生方式：第一种是统一高考招生；第二种是高职提前招生，普通高中以学考成绩为依据，中职学生以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为依据，实行一档多投；第三种是高职单独考试招生，面向中职学校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相结合的考试；第四种是“三位一体”招生。以上两项关键性的改革，影响了浙江教育的全局，带动了各个教育环节的改革。

（二）促进均衡

河南省针对教育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间存在的差距，加大政策、资金、项目等扶持力度，努力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在促进均衡方面做了较多的思考与总结。一是加大支持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力度。认真贯彻落实《河南省教育脱贫攻坚专项工作方案》，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力争到2020年，贫困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义务教育净入学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基本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二是促进入学机会公平。完善义务教育公办中小学免试就近入学制度，加大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治理力度，逐步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均衡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比例；同时，认真落实国家关于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政策，持续提高农村考生上重点大学比例。三是保障特殊群体教育权利。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机制，依法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保护。四是建立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十二五”期间，累计投入各类资金390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5亿人次，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三）统筹联动

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的责任，统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强化省级政府的统筹实施职能，并且在全国设立了7个省级教育统筹综合试点，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利，强调在横向解决统筹疑难问题的同时，还要做到从中央到省、到市县的联动，有效保障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山东、广东、上海在这方面的示范作用值得总结。以广东为例，2011年，广东开始探索建立以“三个统筹”为核心的基础教育省级政府统筹落实机制。一是实行工作统筹。通过建立省―地级以上市―县（市、区）政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纵向统筹”机制和省―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各级建立有关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的“横向统筹”机制，从分散多头布置工作转为整体系统推进工作，更好形成工作合力。二是实行资金统筹。通过“全面规划、整体推进，总体考评、综合奖补”的办法，把各级财政教育投入、各项教育专项资金和社会各界支持教育的资金统筹起来，确保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实行考核统筹。省委、省政府清理合并考核检查评比项目，把教育“创强争先”督导验收列为对地级以上市、县（市、区）、镇（街）政府考核检查评比项目之一，统一建立奖惩考核办法，统一制定考核指标体系，统一组织督导评估，推动各项目标任务最大程度地按要求实现。

（四）培育智库

湖南省教科院院长石灯明认为教育智库发展的关键在以下几点：一是明晰教育智库的基本定位，以全球视野、中国特色、专业品质和实践操作拿出战略性、前瞻性、思想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围绕政府工作中心和大局，聚焦政府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关切人民群众的期盼。二是保持教育智库的独立性，即：要具有研究的独立精神、独立的评价标准、独立的机构地位，最大程度地保障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判断、预测、评估工作的准确度和公正性。三是改革教育智库的工作机制，即：建立综合研究工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工作平台，建立成果质量保障机制，这是提高教育智库学术地位、坚持长期的定向研究、扩大其社会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的重要前提。四是创新教育智库人才培养交流机制，建立开放互动的人才进出机制，加强对高端人才和青年才俊及其团队的培养，加大教育智库的自主用人权和人才的自主选择权，打破“终身制”“铁饭碗”的身份桎梏，构建人才“旋转门”，畅通官、商、学相互交流的“直通车”。

二、新时期教育宏观政策研究的关键事项

（一）把握教育规律，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特别是要重点推进初等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终身教育体制建设、拔尖人才培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办学体制改革，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和省级统筹改革的经验，把其中带有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来，用以指导教育实践。

（二）加强教育统筹，包括中央、省甚至县一级的统筹

家教育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充分把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充分了解国家层面及各区域层面教育改革发展实情；区域教育宏观政策制定实施，必须与国家教育宏观政策衔接并充分符合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和教育改革发展需要。这是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一条宝贵经验。

（三）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上做好文章，多做文章

要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有力、规范有序的体制机制，在促进职能转变上，政策法规要更加积极有为，要通过职能转变加快权利清单、责任清单的制定，及时了解和掌握教育重大决策，有效提升依法、科学民主决策的针对性，使教育政策的评估、评价工作真正地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发展所用。

三、新时期教育宏观政策研究展望

（一）强调看齐意识，增进对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无论从认识上、相关机制或条件的保障上，均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中央有关教育的决策与部署，增强我们的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深入学习、准确把握文件原则和精神，做好教育统筹，把教育政策研究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与教育其他类型的研究结合起来，统一目标、统一力量、统一规划，形成合力，避免让教育研究力量脱离开教育政策制定的大目标，这是一个统筹和协作的关系。

（二）增强教育敏感度，以问题为导向继续实践改革探索

增强教育敏感度，强调在进行教育宏观政策研究时，不但要关心个体的经验，研究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更要重视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关系研究，要从全局高度、长远眼光观察分析问题，注重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把握改革发展中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聚焦教育未来问题的研究，包括教育的信息化、国际化、法制化。同时，还要拓宽视野，以国际视野继续国际经验比较，增强文化自信，关注国际上共性的规律、共性的问题。

（三）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快完善教育宏观政策决策机制

教育信息与数据的汇总、统计、分析一直是当前教育政策研究非常欠缺的。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快完善教育宏观政策决策机制，意味着今后要进一步做好定量分析，做好大数据处理，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必要的数据信息条件，针对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互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激发教育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四）聚焦教育治理，以治理现代化带动教育改革新进展

十以来，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到现阶段的关键问题。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孙绵涛认为，教育治理政策研究是推动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治理现代化政策的学理研究是教育治理政策现代化研究的核心，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的探讨与思考上：以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容研究（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的、要素、层次），以决策为核心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过程研究（决策方案的形成、预测及合法化）、决策环境研究、决策价值研究等。

（五）重视跟踪评估，构建教育政策纠错机制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5）

教育观念的改变，能够对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爱因斯坦说：“我们所创造的世界是我们思维的产物，不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世界也不会改变。”多元智能理论受到教育界的欢迎，成为中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理论支撑之一，主要不是因为它提供的方法如何新颖、细致，而是因为它带给了教师和学生以成功的希望，唤起了教师们的巨大创造热情。本文从探讨多元智能理论与新课标下政治教学相结合的意义、多元智能理论带给高中政治教学的启示，以及多元智能理论在高中政治教学如何促进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及教师的个性化教学。

1 多元智能理论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及意义

多元智能理论是强调智能的价值与意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智能观，给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震撼。究其意，主要包括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自我认识智能、自然观察智能等。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组合来展现这八种智能，而其差异性是由环境和教育造成的。因此，研究多元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从学生的实际来开发其多种智能，并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助于树立多元智能教育观，革新传统教育单独发展语言及数理逻辑智能，忽视了学生其他智能的科学发展；二是有助于树立人人都能够成功的学生观，对于智力的高低评价上，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潜能，从学生自身的优势出发，来全面考察和判定学生的智商；三是有助于树立个性化的课程观，对于教育来说，多元智能理论将人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进行了划分，从而可以围绕学生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课程；四是有助于实现因“智”施教的教学观，智能属于每一个学生，在推动学生的优势智能发展的过程中，激活学生的优势智能，为因材施教提供新的视角和途径；五是有助于树立多元的评价观，教学评价是结合学生实际而做出的各项知识体系的综合分析，在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将学生的真实评价与标准评价建立关联，以充分发挥学生的智能优势，鼓励学生克服传统评价带来的弊端。

2 传统智力观下的高中政治教学问题

传统应试教育对学生智力的认定存在有分歧，而对于课堂教学来说，将语言和数理逻辑智能作为智力的核心，由此衍生的教学观、学生观、评价观等，带有更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2.1 对高中政治学科的定位影响

政治学科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培养学生的德育素养，增强学生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全面认识具有重要作用。而传统智力观下对高中政治教学活动的影响，演变成单纯灌输知识来影响学生的思想，忽视了学生对道德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更难以将自身的生活经验与政治学科进行抽象总结。

2.2 对高中政治学科内容的影响

新课程改革对课堂教学内容作出了新的规定，特别是围绕考试而进行的教与学，片面夸大知识的背诵与识记，无法实现对学生情、信、行等方面的综合培养和协调。为知识服务、为考试服务，在推动“智力”培养的过程中，无法真正陶冶学生的情操、磨炼学生的意志、丰富学生的认知实践，更难以塑造完善的人格。

2.3 对高中政治教学方式的影响

教学活动的完成是实现学校智力开发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为考试而教的教学方式，迫于升学压力的影响，以教材为中心，将知识的习得简单的抽象成知识的复制，对书本知识的教条化、简单化的积累，扼杀了学生对政治事件的观察力，更抹杀了学生自己的思维能力，更何谈课堂教学趣味性和艺术性。

2.4 对高中政治教学评价的影响

重知轻能、淡化德育是传统智力观的重要表现，而高中政治作为学生德育教育功能的重要学科，如何从知识的评价和认知中来客观、公正、全面的引导学生，而一味从考试成绩中来衡量学生的好坏，使得评价方法单一，重知轻能现象严重，不利于学生德育教育的开展。

3 多元智能理论对高中课堂教学的启示

人的智能是多元的，每个学生都有发展的潜力，没有优劣之分，只是表现的领域不同而已。多元智能理论强调人的实践能力，并从问题中来学习，从生活中来加深认识，并从实践中指导进步。因此，教师应当从促进学生发展的最终目的出发，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去看待每一个学生，而且应当促进其优势智能向其他智能领域迁移。

教育的目标是从教育中真正理解并学以致用，真正的智能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知识与现实相结合，来改进和提高我们的认识。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要从教育的“致用”上来研究教育问题，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来引导学生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并从知识的运用中，真正引导学生认知自我，理解创新。同时，在高中政治课程内容的选择上，有步骤有计划的压缩课程，奉行“少就是多”的原则，注重对学生理解能力的培养，掌握正确的政治学科的思维方式，从对知识加工的体验中来解决未来碰到的问题。尊重学生的智能，革新传统的单一智能思想，构设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环境，创新教学方式，融入问题教学策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6）

中图分类号：D035；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8）01-0054-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8.01.012

智库（ThinkTank），也称作思想库，是现代决策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在二战以后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智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智库研究项目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截至2015年底，全球智库的数量为6846家。最早研究智库的美国学者保罗.迪克森（PaulDickson）将智库界定为：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1]里奇（Rich2005）认为，智库是“那些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以及思想观念，并主要借此来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2]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提出，我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本文在阐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时代背景与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基于智库建设与公共政策学科的相互促进关系，总结我国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存在的典型问题，最后面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和人才需要，提出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背景和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库在现代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4月15日，总书记对我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于2015年1月印发。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17年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7年10月，党的首次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其中，《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各国智库普遍以研究公共政策、提供政策建议为主要任务，以非营利性作为组织属性。而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需要锁定“中国特色”以及“新型”两个方面。“中国特色”是就中国智库嵌入的政治制度环境以及智库格局而言，“新型”是就中国智库在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中的作用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肩负的使命而言。具体来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时代召唤需要从智库发展、公共决策以及民族使命三个层次理解。

第一，推动我国从智库大国发展为智库强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从2007年开始《全球智库报告》，每年一期，已经成为全球最权威的智库评价体系。据报告统计，2008年，中国智库有74家，数量排名位于全球第12位；而到了最新一期的数据，即2017年1月25日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的智库数量达到435家，在数量上超过英国、印度、德国、法国等，位居全球第二位，不过美国是绝对的智库霸主，以1835家位居第一。然而，根据多项评估指标的全球智库排名上，中国仅有6家智库进入百强，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也只位列第33位，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分别以第36位和第39位紧随其后。可以看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智库大国，然而，离智库强国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第二，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体制机制。1986年7月31日，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3]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政策研究的专门机构相继建立。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其中要求，“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专节论述了“完善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提出“强化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完善政策分析评估及调整机制”。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体制机制分为“谋”和“断”两大方面，“断”是社会公共权威的职权，“谋”则是现代智库的核心功能。在现代社会，宏观层次的决策品质对国家命运和公众幸福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总结和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深刻结论。

第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的报告共有27处提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短期目标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咨政建言作用，长远目标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当前，我国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改革攻坚克难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公共决策的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国内，精准扶贫、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住房保障、社会风险治理、反腐倡廉等各种政策问题亟待深层次的政策研究；国际上，地区安全、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传播等各种战略问题亟待高品质的政策建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妥善处理好国内外各种关系和矛盾，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才能够如期实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责无旁贷。

二、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就需要把握国际知名高端智库的生长规律。美国是现代智库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智库數量最多的国家，也是国际高端智库最集中的国家。在美国智库发展史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是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二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两个时期分别是美国现代智库的孕育期和高速发展期。事实上，对于美国智库来说，这两个时期都不是偶然的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前者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是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时期；后者是美国“向贫穷宣战”和“伟大社会运动”时期，是美国公共政策学的创立和发展阶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展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研究被提上了日程。公共行政学研究以夏书章教授于1982年1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为重要标志；公共政策学研究以万里同志于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为重要标志。截至目前，中国公共行政学与公共政策学总体上仍然是融合的。总的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育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学成为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公共政策仍未真正取得独立的专业身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新兴课程，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逐步扎根。随后，厦门大学等在行政学硕士点设立政策分析研究方向；1998年，国务院开始批准设立行政管理博士点，截至目前，全国三十多所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授权高校大多设有公共政策研究方向。然而，总体来说，公共政策的学科专业身份尚未完全确立，公共政策硕士的专业学位还没有得到落实，相比较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的学科边界难以划定，公共政策的学科自主性有待持续增强。

第二，先后出版了一批公共政策学的教材，但是经典教材匮乏。教材是教学活动过程中的重要元素，也是学生系统掌握一门学科知识的主要来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黄净（《政策学基础知识》，1987）、孙光（《政策科学》，1988）、舒扬（《政策学概论》，1989）等人编写了第一批公共政策学教材以来，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共出版了上百部公共政策学教科书。然而，很多教材框架体系相近，在内容上甚至存在雷同现象。有的教材很多内容借鉴了国外公共政策学教材，但是不少概念或理论并没有考虑中国公共政策的特殊性。教材数量多，但是真正称得上精品教材的却少之又少。大量同质且低水平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存在，不仅造成了选择的信息成本，而且不利于政策科学知识共同体的形成。

第三，公共政策学的师资力量分布不均，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归因于全国大多数本科院校均设置了行政管理、政治学等专业，因此，国内大多数高校开设了《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等专业课程。然而，从全国来看，各个高校讲授公共政策学的师资力量十分悬殊。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品牌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公共政策学通常由资深的专家讲授。而其他高校公共政策学的授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很多教师自身都没有受过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的科班教育。

第四，公共政策学的知识传承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政策分析能力难以得到实际提升。公共政策学是包含政策环境、政策体制、政策主体、政策问题、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若干要素在内的政策知识体系，因此，理论讲授是获取公共政策理论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公共政策学更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学习公共政策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通过对公共政策系统以及公共政策问题的观察和分析，通过完善公共政策系统、制定更加科学的政策方案，从而使得公众的生活更加美好。因此，创新公共政策学的教学方法，提高公共政策学生的政策分析能力十分重要。

三、推动公共政策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美国是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诞生地，伴随公共行政学在美国的诞生，第一批智库在美国相继建立起来；伴随着公共政策学在美国的诞生，特别是公共政策硕士和博士教育项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设立，美国智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呈井喷式发展态势。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成立，与美国智库的起源和高速发展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是为了培养政府管理的专业人士，公共政策学的创立是为了帮助政府解决复杂公共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智库的存在，就是扮演着科学与权力、高校与政府的重要桥梁。因此，美国公共行政教育和公共政策教育之所以取得成功，归功于面向未来国家需要的卓越人才培养。全球高端智库集中于美国，是因为美国通过发展公共政策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政策分析家。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有必要推动面向政策分析家的中国公共政策教育教学改革。针对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四项建议。

第一，推动中国公共政策学的学科自主性。拉斯韦尔、德罗尔等政策科学的奠基人认为，公共政策研究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价值的规范性和情景依赖，注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公共政策学能否取得真正独立的学科身份，关键在于中国公共政策学能否以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研究真实的中国政策问题。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是在美国进步时代以及美国战后恢复重建和伟大社会计划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公共政策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开始起步，必将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发展繁荣。

第二，编写具有国际视野且切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学精品教材。国际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教材，都往往兼具国际化和本土化，但首要的是本土化，并且持续进行创新。以詹姆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以及托马斯.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两本经典教材为例。詹姆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最初版本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目前英文最新版本是2014年的第8版，这本教材的章节结构围绕美国公共政策过程进行组织，涉及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制定者和环境、政策规划、政策采纳、预算和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政策影响评估和变革等。詹姆斯.安德森长期任职于知名的政策研究组织。托马斯.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初版是在1972年，40多年来不断修订，目前已经是第14版。新版公共政策教材除了介绍政策分析的内涵、公共政策的主要模型、公共政策过程以及公共政策评估以外，其他各章节内容是具体领域的政策分析，比如经济政策、教育政策、环境政策、国际贸易政策、国防政策等。最新版本的教材，特别关注美国政府的政策挑战，包括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托马斯.戴伊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佐治亚大学等多所名校任职，并曾在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事实上，美国公共政策经典教材的作者往往既是大学教授，又长期在高端智库甚至是政府机构任职，因此对美国政策过程的认识十分透彻。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7）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4）03-0023-05

教育是城市振兴、发展和现代化的基石，寄托着所有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信息社会”作为当前的一大主流形态，呈现出“智慧化”与经济增长、城市建设、社会转型深度融合的趋势，信息社会的高度发展要求教育必须改革以满足培养面向信息化社会创新人才的要求，教育信息化以及“智慧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2009年初IBM公司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随之被国际社会迅速接受，其实质就是充分利用物联网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城市各行各业进行精细化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在教育领域，“智慧教育”表现为通过ICT技术为教育教学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的实现形式，充分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促进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实现教育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智慧教育”的提出是“智慧城市”和现代教育思想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目前南京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到全面建设“智慧南京”的阶段，“智慧南京”就是举全市之力，集全民之智，抢抓全球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实现重大突破的机遇，突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资源共享，减少重复建设，进一步完善、深化顶层设计，突出项目带动和模式创新。

在此基础上，南京“智慧教育”的提出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智慧教育”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规划设计需遵循“智慧南京”的顶层设计，充分利用“智慧南京”信息基础设施，做到“智慧教育”与“智慧南京”统筹协调同步发展。

一、南京“智慧教育”的建设原则

“智慧教育”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教育理念与信息技术有机融合的手段，来实现教育信息与知识的共享与传播。其核心内涵是依托计算机和教育网，全面深入地利用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重点建设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打造“智慧教育”信息服务平台，开发利用教育资源，吸收各类社会教育力量，促进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实现创新成果的共享，提高教育管理效率和教学质量及效益，全面构建网络化、个性化、智能化、国际化的现代教育体系，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智慧教育”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建设过程，在项目实施与建设过程中首先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以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为先导

“智慧教育”作为南京“智慧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规划建设首先要做好与“智慧南京”顶层设计的衔接。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中做到统筹协调，既要从时间上、发展上进行纵向的考虑，又要从各单位、学校以及其他外机构的协调运作关系的横向关系上考虑；既要考虑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资源建设、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应用系统建设、支撑体系建设等“智慧教育”创新整合平台建设项目的分步实施，又要考虑这些项目的协调发展。因此以总体规划为先导能够保证建设方向、顺序、内容、后续扩展保持正确和统一的方向。

2.以全面的信息集成为核心

实现“智慧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打通“信息孤岛”之间的联系，通过共享数据中心、统一身份认证、信息门户等技术，实现数据整合、应用整合、内容整合、流程整合等四个方面的信息集成目标。

3.以信息资源利用为基础

通过对基础设施、运行支撑平台、数据、知识、应用系统、维护队伍等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才能真正达到“智慧教育”的建设目标，最终充分发挥教育信息资源的应用价值。

4.以用户服务为导向

“智慧教育”体系的设计应以如何让用户获得最佳服务体验为原则进行实施，屏蔽技术细节，注重用户服务体验，降低用户在使用平台过程中学习成本，增强用户服务体验感，增加用户的粘性。

5.以开放合作为手段

“智慧教育”信息服务平台应具备开放性，可以方便的融合第三方软件系统，提供开放的API让出版商、教育资源制作商、移动运营商迅速接入，并向平台内的用户提供第三方软件服务。

二、南京“智慧教育”总体框架

南京“智慧教育”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一大服务平台、三大基础设施、三大保障体系”，即在组织架构、政策法规及安全保障三大体系的保障下，构建教育专网、感知校园和教育云数据中心三大基础设施，推进以管理与教学服务平台、资源服务平台、教育开放平台及城市教育智能门户为核心的“智慧教育”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见图1）

三、南京“智慧教育”发展目标

遵循“智慧南京”顶层设计的要求，在“智慧教育”总体框架下，充分利用“智慧南京”公共基础设施，使用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建设覆盖全市的南京教育专网，创建全市共享的“感知校园”普适化管理平台；以云服务和大数据技术，打造“智慧教育”信息服务平台，对内满足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对智慧化教育管理的需求，建立和完善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实现智慧教学的要求，对外联合社会教育机构，吸收接纳有益的社会教育资源，建设智能化的教育开放平台，满足社会公众个性化教育的需求。

具体实现目标：一是积极推进各区教育城域网建设并与市政务网络及市级中心对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专网，加快教育无线网络的普及；二是加快建设感知校园基础设施，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办学水平和校园安全；三是加强统筹协调，与市政务数据中心共建设教育云数据中心，提供教育基础设施云服务；四是积极推进基础数据整合，实现统一身份认证；五是建设市、区、校电子政务系统，推进多级教育管理信息互联互通、各类教育数据汇总分析和多级协同办公，实现全市教育的智慧管理；六是建设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实现教育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与智能分析，提升优质资源利用价值，形成智慧教学的基础；七是建设家校互通平台，实现家庭教育与校园教育同步，形成教育合力，同时对社会提供各项公共服务；八是利用社区化、移动化、服务化的技术手段，建设市教育智能门户，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服务，探索网络环境下的移动办公、移动学习应用；九是建设开放式的学习互动平台，吸收社会教育资源，提供智能化与个性化的教育培训，提高城市的文明水平。

四、南京“智慧教育”重点工程

“十二五”期间，南京“智慧教育”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建设完备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实现教育专网的互联互通、校园的感知物联和基于云计算的服务能力，为各项教育智慧应用提供坚实的基础；加速构建“智慧教育”信息服务平台，全面满足南京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对于教育管理、教学与学习方式智慧创新和人的现代化的需求。

1.教育专网

“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增强、优化南京市教育专网的系统功能，与南京市政务数据中心密切合作，统一规划，充分利用政务网，按需求合理扩展网络，整合南京市现有网络资源设施，完善“一点两翼”架构，实现各中心内部之间高速互联。整合教育城域网教育服务功能，在南京积极推进全方位、多样化的数据服务及应用服务。到2015年，主中心与运营商之间的网络带宽达到万兆，主中心与分中心之间的网络带宽达到千兆，三个中心与区域学校的网络带宽达到百兆。完成南京教育城域网的多层应用网络的建设，整合原有网络设施，建设专用区域教育服务器集群，为基础教育和公共教育提供种类丰富的无障碍虚拟教育信息化服务，满足不断增长和变化的教育应用和服务需求。

2.感知校园

以物联网和信息数字化为基础，加知校园建设。建立起对教学、科研、管理、技术服务、生活服务等校园信息的收集、处理、整合、存储、传输和应用，使数字资源得到充分优化利用的一种虚拟教育环境；通过实现从环境、资源到应用的全部数字化，在传统校园基础上构建一个数字空间，以拓展现实校园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提升传统校园的运行效率，扩展传统校园的业务功能，为教育过程的全面信息化、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提高提供坚实的基础。

（1）打造国内领先的平安校园。在校园中部署物联网传感器，采用物联网传感技术和音视频编码传输技术，依托无线网络作为传输通道实现结点之间的高速互联，通过无线网络将采集到的音频、视频、温湿度等信息推送到教育管理平台和家长手机上。平安校园利用技术手段打开了校园的“围墙”，在加强对学校的监督并提升学校管理能力的同时，让家长放心安心。

（2）实现校园节能。通过实时采集、远程传输、动态管理的校园能源管理平台为实施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奠定基础，为客观评价校园节能效果、建立完善的节能管理机制和制定有效的节能对策提供基础依据，为可持续校园建设发展规划提供决策数据支撑，为节能宣传、节能管理制度、能源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条件和支持，加快推进南京市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校园建设。

（3）建设“校园一卡通”系统，解决学生食堂消费、学生宿舍管理、保安巡查巡更、开水房及澡堂用水控制、大门门禁及停车场等一揽子问题，并实现“校园一卡通”系统与市民卡的对接。

3.教育云数据中心

与南京市政务数据中心合作，加快推进教育云数据中心的建设。构建云基础设施，提供计算、存储、网络和其他基本的计算资源，基础设施采用集约化管理，方便业务应用灵活部署和管理，保证更强的业务连续性，促进节能减排和搭建绿色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的建设包含云计算机中心机房建设、网络系统建设、网络安全系统建设、云主机系统建设、云存储系统建设，以及数据的容灾、备份系统建设。

构建云服务部署管理平台，为上层“智慧教育”应用提供弹性部署环境，同时承担全局的数据集成与整合、用户的统一身份管理与统一认证、基于虚拟社区的交互与协同环境支撑，大规模的内容管理与服务、上层应用的接口服务和管理支撑，以及提供云服务平台的运营监控、资源池管理等运维支撑。

4.信息服务平台

全面推进“智慧教育”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该平台包括教育资源服务平台、教育管理与教学服务平台、智能教育开放平台和教育智能门户在内的各类子平台。

（1）教育信息资源优化整合

加快构建“智慧教育”资源服务平台，按照共建共享原则，统一标准、统一出口、统一管理，力争到2015年建成覆盖市、区、校，能够体现南京教育特色和水平的教育资源集群库。依据国际和国家资源库建设要求，制定全市教育信息资源建设标准和规范。成立资源建设项目专家组，负责南京教学资源建设的规划、指导和协调工作。到2020年，基本建成学科齐全、与学科教材相配套、开放可定制、内容丰富、便利教学、质量优良的教育信息资源，建立有序高效、科学合理的资源建设共建共享机制。实现以智慧教育资源服务平台为中心，整合各级教育机构和社会的公共教育信息资源，构建面向全社会包括农村和终身教育的公共教育资源服务系统，满足信息社会终身学习需求的目标。

（2）教育管理智慧化

在“十二五”期间，首先建立统一、完善的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数据集成手段，动态整合来自各级教育机构的基础数据，逐渐实现教育系统内各个部门、各个应用系统的数据动态及时地互联互通，达到数据的标准统一、管理统一、维护统一、应用共享，彻底消除教育信息化中的信息孤岛，为教育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建设全市教育综合管理系统，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电子办公、公文流转、数据上报以及综合查询分析，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的工作效率。通过为每个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统一的应用环境，满足这些部门电子办公、跨部门协同办公及网上审批的需求。

（3）教学与学习智慧化

建设教师教研空间，为教师建立在线研修、团队教研、网上备课、共享资源和业务交流的数字化校本研修平台。为各级教研组织、个人提供基于社区协作方式的网络教研平台；基于个人教研工作及教研协作，提供多种教研应用。

建设学生学习空间，为学生建立自主学习、在线作业、虚拟实验、实时测评、个性发展和互动合作的网络学习系统。引进泛在学习的理念和技术，整合利用移动互联网等基础工程，进行泛在学习模式的研究和实践，积极推进学生自主学习，构建基于学生自主学习的网络平台，创设“无所不在”的学习环境。网络教学平台以社区化的形式为学生、老师提供在线教学、学习平台。

建设智慧教室，通过教育专网接入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云端教育资源组织教学，师生通过教育云终端设备同时共享教育云上的资源。教师利用电子交互白板授课；学生通过学生电脑和电子书包获取学习资源，进行学习与交互；教师、学生和家长通过教师社区和学生社区进行师生和家校互通，充分发挥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效能。

（4）智能教育开放平台

通过多层次的开放平台为最终用户即资源的使用者提供数据及应用服务，资源使用者可以通过开放服务平台浏览和申请使用教育资源，并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对资源进行下载、重新整合和展现。同时，教育应用开发商或各类教育者也可以通过开放平台上载教育应用或资源并提供各类教学服务，而平台的运营者或管理者，可以通过该开放平台对用户、资源、计费进行统一管理。平台将提供包括在线课程、直播课堂、你问我答和智能分析等功能。

1）在线课程

教师个人或社会教育机构可通过“在线课程”的方式自己的教学应用，也可利用平台提供课件录制、技术、服务等自建教学应用。各类教学应用内容包括讲座、习题、模考、答疑等多种教学资源，全程采用多媒体音/视频授课，图像、声音、文字、手写演示同步传输，拥有领先的手机移动课堂和高清视频课件，支持随时随地在线或下载学习。

2）直播课堂

平台提供直播教学软件。通过该软件，教师可通过摄像头、话筒、白板、PDF讲义等多种方式组合完成音/视频多媒体教学；学生在教师指定的时间内进入网络直播课堂，足不出户即可轻松感受生动灵活的教学形式、实时互动的教学效果。

3）开放问答

智能教育开放平台提供开放式问答式一对一教学模式，任何人在这里既可成为教师也可成为学生，既可提出问题也可解答问题，并可通过解答问题获得收入。平台将通过制订规范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审核仲裁机制，来充分保证答案的正确性和保障参与用户的权益。

4）智能分析

通过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自动进行提示、诱导和评价，以此弥补没有老师面对面交流指导的不足。

5）教育智能门户

建设教育智能门户，为全体用户提供统一服务窗口，公众可以通过门户了解各类教育服务公告，浏览公开的优质资源推荐、浏览各类教研教学活动资讯、分享教学案例，获取政府在线审批服务，与各类教育机构进行互动，享受教育云服务。市、区、校级教研机构可以在门户上组织各类教研活动，通过虚拟社区实现线上线下教研活动的流程化作业和教研过程的多人协同；可以通过门户采集教研教学活动过程数据、资源服务行为分析数据，结合学业测评系统，为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提供有效的数据来源。

五、保障措施

1.加强“智慧教育”组织领导体系建设

组织领导体系是全面推进“智慧教育”建设的组织领导部门和协调机制，包括组织协调、实施推进、专家咨询体系。进一步加强南京市教育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力度，区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教育信息化管理机构，明确职能，分级管理。设立专门的教育信息化项目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的规划、论证和建设工作，实行运营维护的社会化，确保任务和项目落到实处。进一步充实教育信息化专家指导委员会，为重大项目决策提供支撑。

稳定专业教师，特别是专技人员的岗位，按试行的管理条例落实有关人员的待遇，规范检查考核，兑现奖惩措施。教育城域网各中心按照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的管理机构并配备技术人员，在工作环境、收入分配和人员编制等各方面增强对信息化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加强“智慧教育”政策法规体系建设

政策法规体系是“智慧教育”运行、管理、服务的规范与法律准则。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对教育信息资源开发、教育信息网络建设、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教育信息技术和产业等各个方面制定一套完善的促进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法规环境和标准体系，以规范和协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统筹规划、宏观调控和引导决策的作用，加强各部门的合作，理顺区域“智慧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整合教研、科研、培训（含教师继续教育）和电教（电教馆、教育信息中心）各部门的力量。在政务部门逐步建立信息主管制度，建设信息化工作沟通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目标责任体系，加大对“智慧教育”工作的绩效考核力度，将考核结果与对各单位的信息化投入挂钩。完善信息化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流动机制，培养一批精通信息技术和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在全市各级单位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信息化队伍。

3.加强“智慧教育”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安全保障体系是保障“智慧教育”基础网络和信息资源安全的规划设计、管理制度和防护措施。在全市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总体架构下，“智慧教育”将遵循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从组织、管理、技术与运维等多方面入手，提升基础信息网络和核心要害信息系统的安全可控水平，保障核心要害信息资源的安全，形成可靠、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强信息安全全过程管理，做到从“智慧教育”业务系统设计和建设实施，到后期运维各个环节充分保障“智慧教育”建设的信息安全，形成一个“智慧城市”建设安全保障的完整闭环。加快推进安全保障应急机制建设。建设“智慧教育”安全监测预警平台，强化安全检查、风险评估、网络信任体系和容灾备份体系建设等工作。

4.确保“智慧教育”经费投入与投资效益

按照政府主导、分级多渠道投入的原则，切实加大对“智慧教育”的投入。“智慧教育”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应用和维护资金应列入财政预算。学校根据教育规划编制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集中采购。探索信息化投融资体制创新，采取适应信息化发展需要的运作机制，优化政策环境，以政府资金和信息资源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法人资本进入“智慧教育”建设领域，扶持一些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智慧教育”建设运营主体。

5.建立“智慧教育”应用激励机制

继续抓好各类教育技术示范学校、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示范区、教育电子政务应用示范单位，充分发挥示范学校辐射和带动作用。组织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现场会、观摩会以及各种学术论坛，找寻交流平台，促进教育信息化应用。积极开展“智慧教育”应用示范学校的评选和智慧化应用先进个人的评定，建立信息技术应用工作定期总结表彰制度，学校对取得成绩的教师实行奖励，与晋升等挂钩。

参考文献：

[1]南京市.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2010.12.

[2]南京市.南京市“十二五”智慧城市发展规划[Z].2012.2.

[3]邓贤峰，张晓海.中国“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思路研究[J].中国信息化，2011（2）.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8）

江苏省有68万名中小学教师，2004年，南京市在全国率先试点评审“教授级”中学教师职称，2006年，在全省范围内试评“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2012年全国统一开展中小学教师评正高职称试点，南京、扬州、泰州三市被列为试点城市，目前江苏省已有604名中小学教师评上正高级职称。2013年，江苏省在中等职业学校试点评审出14名正高级教师；2015年，又评出29名正高级教师，目前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有正高级教师43人。这些晋升正高级职称的教师大多数是本校及地方教育的领军人物，但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没有将正高级教师的人才资源有效利用。

（一）部分正高级教师在等待退休

职称变高，动力变弱；业务熟练，创新不足。这一现象已成为部分学校不正常的常态。正高级教师已不再年轻，大多在50岁左右，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是在临近退休时才评上的。在晋升职称前，他们要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做出诸多努力，晋升职称后，课时大量减少，甚至不再上课了，在教学研究上积极性也不如从前。由于他们职称高、年龄大，学校对他们极其照顾，他们可以不坐班、不参加考勤，处于“半退休”状态。还有个别正高级教师主动要求到学校后勤部门休息。50岁左右的教师的确算得上是老教师了，这里的“老”只是年龄上相对的“老”，而不是身体上的“老”。他们的思维及智慧仍处于高活跃期，他们理应创造更多能量，但却在“等待退休”这一自我及他者都认同的观念中，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

（二）有些正高级教师成为社会活动家

邀请正高级教师讲学，是实现优秀教师资源共享，将教师的人才资源最大化的一种学习方式。有些正高级教师经常出没于各种讲座中，来往于各种项目评审中，陷入没完没了的委员会中不能自拔。他们拿着一份PPT讲稿，在各种讲座中通用；在各项评审中，说着不痛不痒的话语。表面上看，他们走南闯北、极其忙碌，与活动家无异。但在热闹的外表下，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进行自我提升，却让自己淹没在自我和他人认可的平庸中。正高级教师将热情和奉献都集中在校外，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部分正高级教师从事行政工作

一所学校，能晋升正高级职称的教师是极少数，甚至是个别人。由于他们的存在，改变了学校的职称结构，学校有了“教授级”教师，档次自然就不一样了。正因为如此，部分学校出于对正高级教师的奖赏或安抚，将其安排到中层领导岗位从事行政工作。这些有着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的正高级教师，在创造力较为旺盛的时候，却纷纷做了很多人都可以做的行政工作，这是一种人才浪费。

一所学校有了正高级教师，让师资结构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学校师资建设的重大成就。正高级教师作为学校的“重量级人物”，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校对外宣传的招牌，他们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的版面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外宣传太多、太过热闹，让他们身心疲惫，阻碍了他们业务上的发展。

（五）在“计划科研”体制中消磨了创造力

正高级教师不仅教学业绩突出，也有着较强的教育研究能力，如果对他们进行行政化的教科研管理，就会让他们在“计划科研”中消磨掉创造力。“计划科研”的突出特点是表格多、会议多。他们主持一个研究项目，从申报、评审，到中期检查、验收、考核，要填无数表格，要附大量研究附件，要参加诸多的会议，而且部分会议多头部署、内容交叉重复。表格和会议浪费了他们的时间与精力，也让研究走向形式化、表格化，降低了研究效率。

（六）在学术象牙塔中自娱自乐

提及学术，人们习惯以“象牙塔”喻之，意为其纯净高远，不染世俗烟尘。正高级教师大多有着较强的学术研究潜力与能力，但学术的进步是在思想、观念的交流与碰撞中产生的。正高级教师从事教育科研，需要与热闹的世界保持一定距离，但若将自己封闭在学术象牙塔中，也会禁锢自己的理念及思想，让自己在自娱自乐中使研究走向低效。

二、正高级教师的发展定位

能够晋升正高级职称的教师，大多是本省市的学科领军人物，他们有长期第一线的教育实践，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有超越世俗的高远追求。他们有追求、有思想、有实践、有学问，这“四有”恰恰是教育家应具备的品格。当这些教育家型的教师具备了正高级教师的任职资格，其后续发展应如何定位，是教师个体及教育部门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首先，应将正高级教师的教育智慧向教育智库研究拓展。智库是政策研究的组织形式，教育智库是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支撑，是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履行学术使命的必然选择。加强智库建设是教育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教育事业改革稳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对于大多数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正高级教师，他们不一定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新的建洌但他们已取得的学术成果基本都来自于他们对教育的智慧思考。他们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能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能诊断出问题的症结，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他们敏锐的问题意识是教育智库研究重要的资源。学校及区域教育部门若能充分认识到这些教师对智库研究的作用，充分听取他们的建议，就会减少很多教育决策上的失误，让教育少走弯路。

其次，将正高级教师的学术素养转化为教育生产力。正高级教师的知识结构、学术风格、研究范式，不仅会影响到他的学生，也会影响到他们所在的教研组、备课组等教师团队。当教育管理者能充分认识到这种影响效应时，就会创造条件让正高级教师的优秀潜质向更多人辐射。师生们以他们为标杆，学习他们儒雅的修养、执着的理想追求、丰富的智慧、宽阔的胸襟、伟岸的风骨、厚实的学问。当正高级教师这些优秀的潜质深深地影响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时，这种影响就会转化为教育生产力，为提高教育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三、如何助力正高级教师从事基层教育智库研究

正高级教师作为学校及区域教育中的“榜样式顶级教师”，不仅要助力他们保持其教学及科研能量，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多能量，其业务发展空间应向智库研究拓展。正高级教师从事基层教育智库研究可分为两个层面：学校层面及地方教育局层面。

（一）教育智库研究的重要意义

智库研究对教育而言意味着学习、实践、反思、改进和提高。由不同学缘结构的正高级教师组成的智库研究团队，每个人在各自独特的思考中，在不同学派间的自由争鸣中，通过对普适性的教育规律、教育原理和教育原则的精深解读，寻求对教育的多元理解，为学校及地方教育的课程研发、教材开发、教育模式创新、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思想与方法引领，带动和影响更多教师从平凡的教育生活中寻求价值、发现意义、跨上教育新高地。

（二）智库研究团队建设

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不同，学术研究是局限在某一学科之内的某一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以个体研究方式进行。智库研究是团队研究，研究人员不仅要具备研究者的视野和品位，还要在团队中营造百家鸣的研究氛围，让每个成员不仅能准确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公开质疑，每个人亮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进行政策、学术和价值的讨论，拿出优秀的智库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避免教育决策上的失误。

（三）问题：是智库研究的心脏

智库是以问题为导向，目的是解决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智库研究的核心是发现教育的真问题，不能跟风选题，更不能没有问题性地跟着感觉走。找到教育中的真问题，研究与揭示问题的客观规律，通过灵活适用的方法将问题转化为一个个专题，集中时间与精力进行专题研究，再将各个专题联系起来，进行规律性探索，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四）正高级教师从事学校教育智库研究的内容

学校的教育决策者是校长及相关领导。为了让学校教育决策更加科学，应重视利用正高级教师的教育智慧，鼓励并支持他们从事学校教育智库研究。学校教育智库研究的内容包括：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学校教育问题解决对策研究；学校基础教育理论研究；开展国家及地方重大教育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

（五）正高级教师从事地方教育局智库研究的内容

据调查，我国县市教育局局长中有很多并非教师出身，这些没有教育工作经历的局长们都是在县市组织部干部调配时被安排到教育局的。没做过教师的人担任教育局局长，是我国教育受行政化干扰过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致教育问题多发的诱因之一。所以，县市教育局为避免地方教育出现过多失误，应特别重视利用正高级教师的人才资源，让他们从事地方教育智库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地方重大教育问题和教育政策研究；地方教育政策实施情况监测评估；区域教育综合改革经验模式研究；开展国家重大教育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

（六）用优质的文化土壤助力智库研究的有效进行

研究的土壤是文化，而且应该是先进的文化。优质的教研文化，是促进教师观念交流、碰撞，提高研究有效性的关键。

1.摒弃“中庸之道”观念对教育创新的制约

在中庸之道的文化氛围下，人们奉行的是“见好就收”、“沉默是金”，大家都趋利避害，朝着最不可能有创新，最不会出错的地方走去。学校是产生新思想的地方，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场域，必须要摒弃“中庸之道”观念对研究者的制约，营造百花齐放的文化氛围，让正高级教师们亮出思想、亮出观念，在交流与碰撞中提升教育理念。

2.不要用指标去约束教育研究

真正优秀的人才，总有一些地方对不上那些指标，而能满足所有考核指标的“指标人”未必是真正的人才。管理者要为研究者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不要用各种指标去约束他们，让他们在宽松的氛围下保持从事教育研究的热情和动力。

（七）智库研究成果的应用

智库研究的效能如何，取决于研究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契合度。追求思想而非权力话语，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如何将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为决策者所采用，提高研究结果与权力决策的契合度，应注重以下问题。

1.关注与回应智库研究中提出的教学主张

教学主张是正高级教师的教学思想、教学信念、个人理论，是他们教育精神和学科文化的一种反映，是正高级教师教学的内核与品牌。来自于教学一线的教学主张是他们在直面教育问题时提出的有价值的个人理论，是草根教师从事智库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要关注与回应他们提出的教学主张，注重其教学主张在教育中的有效应用。

2.将智库研究成果向外传播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9）

中图分类号：G4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呈加速增长的趋势，我国政府也把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引进国外智力是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引进的优质外籍智力资源为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科研开发和学科建设乃至提升国际化程度等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大部分高校在引进外籍教师和专家从事教学、讲学和科研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在实际操作阶段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为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发展思路。

一、引智工作概述

我国高等院校引进国外智力（简称引智），主要是指长期或短期聘请外国专家来高校讲学和工作、召开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合作开展科学研究、联合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以及合作开办科技产业等，其实质是引进国外的人才、先进的知识、学术、技术、技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引进各国优质的教育、教学和科研资源，为我所学，为我所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我国高等院校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文化和为社会发展服务提供科技动力和智力支持。我国高校引进国外智力具有重要意义，它在高校的建设发展中处于战略地位，是我国高校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文化的重要形式，是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和科研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高校引智在加速高层次人才培养、推动高校学科和实验室建设、促进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提高我国高等院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等方面，发挥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高校引智是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已成为我国高校自身建设发展的重大战略性举措。

二、我国引智工作当前存在的问题

引智是高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高校学科建设、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措施，是促进我国高校与国际教育接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的引智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 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现就当前引智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下。

1、引智工作法制体系建设滞后

我国缺少专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引智工作做出明确规定，没有法律的约束和规定，导致在执行过程中产生问题无法可依。与发达国家相比，对方的法律较规范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较强，在工作过程中因两者在法律法规方面存在差异难免发生冲突。再加上如果我国的法制环境不够完善，久而久之，他们会对中国的市场望而却步，我国就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引智要求。

2、管理系统不灵活，管理人员素质偏低

从发达国家引智实践来看，智力的引进至关重要，但是后期的人才管理又是重中之重，因为人才在被引进之后，发现实际的环境、条件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标准后，便会造成再一次的人才流失。因此，做好对外籍教师的管理工作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是高校管理人员面临的重要课题。然而，目前还没能形成完备的外籍教师管理体系，因此经常是在问题发生后，才由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想办法解决。这种就事论事、事后补救的管理方法已经不适应外籍教师规模迅速扩大的新情况，因此高校有必要针对自身特点建立一套完备的外籍教师管理体系。此外，管理人员本身素质偏低、专业狭窄，能够算得上懂管理的人员不多，有些专职管理人员满足于传统的经验型管理，缺乏开拓进取的意识和动力，管理工作往往在低水平上运行。

3、对外籍教师的作用认识不够

聘请外籍教师从事语言教学是我国"引智工程"的初级阶段，聘请外籍专家扶植我国的新兴学科和重点学科，带动我国科研的发展，加快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引智工作的高级阶段。然而，当前我国高校的引智工作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外籍教师的作用仍仅局限于语言课的教学上，导致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归根结底是因为管理人员对外籍教师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发挥他们在科研领域的重要作用。

三、引智工作改善的对策和建议

1、实行法制化管理，引进国际高端人才

引进的专家学者除了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之外，还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就适用于"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外国文教专家聘用合同管理暂行办法》和《外国文教专家聘用合同争议仲裁暂行规定》就为聘人单位和外国专家之间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合同，以解决聘用合同争议提供了法规依据。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引进外国智力工作"十一五"规划》中明确的引智工作指导思想，结合引智工作实际，管理者应该更新观念，树立科学的引智发展观，在实际工作中秉承法律意识，做好引进和监督工作，把引智工作、确定新的专家标准、调整引进工作思路和重点，作为引智工作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工作。此外，应该广泛开展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逐步完善高校外国专家准入制度。从当前我国高校引智现状看，我国普通高校现在的外国高级专家人数偏少，有些地方高校在这一方面根本就是空白。这就需要我们出台相关方面的政策措施，从上到下制定合理的引进外国专家计划，为我国培养创新型人才服务。通过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专家到我国高校服务。除了给与薪酬上的高待遇外，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努力。切实制订一些优惠政策，考虑外国专家的工作生活环境，科研条件，住房问题，子女上学等方面。

2、保证所聘外国专家的质量水平

外国专家质量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外国专家聘用效益大小的根本因素。高校聘用高水平的外国专家，例如，聘用世界学术界公认的、有成就的、在其研究领域内有独到建树的专家学者。杰出的外国专家往往能够带动一个学科的兴起。同时，针对重点领域的重要岗位，可进行重点引进，甚至可尝试对一些顶尖级科研团队进行整体引进。高层次人才到岗后，需结合自身优势和需求高校的人才规划，制订最适合自己和高校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高校要充分发挥引进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个体的内在潜力，引导他们把个人的发展并轨到团队的发展方向上，将个人的事业生涯规划与高校发展目标相结合，从而做到在引进人才一旦因故无法续聘时，也能给高校"搭建一个平台、带出一支团队"。引进这些人才对加速我方科学研究的进展、管理方法的变革、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其作用和效益甚至是无法估量的。此外，高校本身要做好规划、了解、评估和审批等环节的工作，对应聘者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可以通过索取有关证明、面试或电话考察等方法了解应聘者各方面的情况，不能只听应聘者进行自我推销的一面之词。同时应对推荐者和出具证明材料的机构的可信度进行判别，进而判别推荐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的相关人员都应参与把关，并应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坚决不聘用经评估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

3、完善引智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长久以来，我国在引智过程中，政府发挥政策调控、宏观指导和协调服务的功能，用奖惩机制引导学校争取政府专款，主动匹配校内资金，激发学校引智工作活力，从而建立起一种主动、高效、灵活的管理体制，并形成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为高校引智效益的提高提供有力的导向、规范、支持和激励的功能；学校按照实际需要确定引进专家的数量和形式，为专家提供工作和生活环境，确定专家负责的课程或领域。有的学校根据本校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运行办法， 从聘请项目目标、专家管理目标及效益评估目标三个阶段进行完整的管理，有效地提高了管理的效能和水平，提高了引智效益；有的高校建立起配套经费的投资制度，设立引智基金等办法来加大引智经费的投入，改善专家工资待遇，保证了项目的执行和专家聘请工作，提高了引智效益。当前，我们还需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和完善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应我国国情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引智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4、提高高校外事部门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

提高外事部门的管理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是做好引智工作的前提和关键。高校外事部门在引智工作中处于关键地位，这就要求相关管理者要围绕学校的办学目标和中心工作，确立服务意识，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他们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外事原则，在工作中要始终与党的观点、决策等保持一致，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有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做到不卑不亢。同时，应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有较强的外语表达和交流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接受新知识、新信息的能力；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熟悉国家的引智政策、法规和有关的国际惯例与国际规则，并能规范、系统、高效率地处理各种事情，有处事应变的灵活性；要开阔思路，多研究市场，多总结经验以提高工作能力，提高管理水平。

四、结论

我国高校引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在高校的建设发展中处于战略地位，是我国高校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文化的重要形式，是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和科研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高校的引智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通过法制化途径、提高外国专家的质量水平、完善管理部门的监管机制、提高管理部门的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等方法解决。引智工作是一项综合复杂的工程，一个单位引智工作要取得好的效益，还需要领导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中层单位、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使他们主动的来为引智工作出谋划策乃至做牵头人，形成引智工作的主体。在管理和服务的共同配合下，我国高校的引智工作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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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骆新华.在国际人才流动新趋势中加快我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J].湖北社会科学，2000（7）.

[3]汪威毅，万晓兰. WTO框架下我国的人才回流战略[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16）.

[4] 寇延耀.引智的重要性及高校引智的基本模式[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2）.

人工智能教育政策篇（10）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2013年4月，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做出了重要批示，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型智库”。在目前中国崛起的世界背景下，全国亟需一批影响世界话语权、传播国际中国思想力量的国际化智库，这也是图书馆的重要责任和担当，是图书馆“智库”进一步发挥功能的关键。在中国古代，刘邦智库、曹操智库、李世民智库和朱元璋智库是比较知名的四大智囊，中国现代智库建设明显不同于中国古代“智囊”，不仅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还需要有世界眼光、理论根基和学术自觉，针对这一问题，作者针对图书馆建立智库班子研究并影响政府思想和思路提出如下建议：（1）充发挥图书馆专家“智库”作用；（2）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专家提供支持；（3）按照“智库”国家发展规则及规范运作，形成图书馆智库的思想市场；（4）协助“智库”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国际化研究能力；（5）培育国际化“智库”人才，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后简称《意见》）从五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一是在人才管理方面。要完善人才诚信体系；制定人才工作条例；消除政府对用人主体的干预。二是人才的培养问题。探索人才培养机制和导向；建立和完善产教结合、校企结合人才技能培训机制和模式。三是人才评价方面。建立人才评价机制，建立评价责任和信誉制度。四是人才流动方面。打破户籍、地域、人事关系、学历和身份的限制，促进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五是人才激励方面。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制度保障和政策措施。

我们只有认真地把握和重新定位图书馆的基本功能，我们就会很地运用好图书馆为人类造福。研究资料显示：有的只从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生活功能、教育功能、休闲功能的某一方面着手，对图书馆的功能我认为：图书馆功能除了以上功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图书馆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上发挥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即：文化的信息咨询和传播功能。在某一程度上，充当党委政府决策的“智库”的作用。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休闲功能和服务功能。

在大数据、云计算背景下，知识经济的观点已经普遍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普遍公认。在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级图书馆力图转变思路。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生命。经济的繁荣与转型融合发展已开业离不开知识。知识经济也已上升到国家层面。通过顶层设计和运用，基本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同时又是新的信息革命导致知识共享以高效率产生新知识时代的产物。

（一）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定位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中国是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同心同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力拼搏，实现美好中国梦的愿望。十八大已经描绘了美好的奋斗蓝图，在这个指挥棒下运行的每一个细胞，就要发挥好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主体的作用和社会责任，进一步实现和完善社会功能。

在这里有必要认识一下社会责任。早在1924年，欧洲的一位学者在美国已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但近十几年才被欧美的主流社会接受和推崇，其原因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为世界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带来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有关。换个思路来看，企业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图书馆，也同时应该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和责任。截至2000年，全世界有5万多家不同理念的非政府组织，其中有一部分成为责任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理念购买或投资估计符合其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产品。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为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上提供了更多便利。在发达国家，图书馆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承担责任，而是对整个图书馆的整个采编、经营、读者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宣言、法律、行业守则等各种倡议、规则等各种形式变成图书馆应该遵循的规则。如：《国家图书馆关于加强全国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建设“全国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整合服务联盟”的倡议书》所提出的行动计划：一要系统收集包括本行政辖区内的包括政府公报、年鉴、报告等在内出版物及其动态信息；二要开辟专项服务栏目和设备，及时供给政府公开信息；三要方便查询政府历史信息；四要提升政府服务信息的有效性；五要通过无障碍信息获取技术保障读者对政府信息的均衡需求，实现政府信息共享；六要加强图书馆员工培训工作，提升馆员服务素质，特别对读者针对政府信息需求要做专题培训或者讲座。

（二）图书馆的经济职能定位

运用营销理念，进行图书馆营销市场开拓和打造，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进一步实现图书馆核心价值体系。主要在精神层面上、制度层面上和物质载体上进行，按照图书馆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来认识、调控、改造、优化图书馆藏书系统运行的效能。从系统论的思想体系看，文献资源建设不只是图书馆采访部门的事情，它涉及思想观念、组织机构、管理决策、经费使用、采访方式、载体配置、编目整序、系统管理、典藏调拨、文献保存等来实现的经济行为。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从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及数据库的购买来看，会涉及购买方式、价格模型、读者数量、访问方式、服务器配置、存贮设备购买、网络带宽、镜像站点、通信费用、长期存取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三）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定位

1.教育功能涵义。所谓教育功能，即指教育活动的功效和职能。就是“教育干什么”的问题。一般说来，教育功能指的是教育在与人及周围环境相互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它往往指向教育活动已经产生或者将会产生的结果，尤其是指教育活动所引起的变化、产生的作用。

教育功能不仅指向对教育系统内部各方面的影响，而且指向对教育外部其他系统的影响。教育功能既包括对教育内外系统的直接影响，又包括对教育内外系统的间接影响。因此教育功能既可指其对教育内外系统的积极影响与作用，也可以指其对教育内外系统的消极或不良影响与作用。

2.教育功能的基本分类。依据不同的标注，教育功能可分为不同的类别。（1）依据教育作用的客观性能，教育功能分为筛选功能与协调功能：一是教育的筛选功能。教育的筛选功能与竞争和选拔紧密联系。学校教育的层层筛选（除义务教育之外）形成人的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同时也由此造成人的社会分层和社会职业的分途。二是教育的协调功能。教育的协调功能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对筛选功能的协调，协调教育和社会的关系；二是教育在客观上形成人的发展差异的同时又在运用其特有的力量逐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差异。（2）依据教育作用的对象，教育功能分为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一是教育的个体功能。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教育对个体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作用。二是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指教育对于维系社会运行，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作用。教育的个体功能与社会功能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个体功能是相对于社会功能而言，社会功能亦是相对于个体功能而言。教育作用于个体必然作用于社会，教育作用于社会又必然通过作用于个体而实现。（3）依据教育作用的层次，教育功能分为基本功能与派生功能。一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指教育根本的、基础的且是恒常、稳定的功能。这种功能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主要的、基础性的地位。如教育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筛选、分层功能。二是教育的派生功能。教育的派生功能是指由基本功能引发出来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功能。如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功能。（4）依据教育作用的性质，教育功能分为正功能与负功能。一是教育的正功能。教育的正功能是指教育对个体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的、正向的作用。二是教育的负功能。教育的负功能是指教育对个体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消极的、负向的作用。

3.图书馆教育功能简析。（1）充分发挥图书馆教育功能，如利用学术报告厅、展厅等设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对读者了解当前国内国际重大事件，陶冶情操，开阔视野，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开展图书流动服务，实现应有的经济共享和使用价值。（3）积极传播科学文化，开展广场社区送书活动。（4）举办科普讲座，开设公益课堂。有利于宣讲十八大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等。（5）建立社区图书室。我们知道，社区图书馆主要是为实现居民对各类文献信息需求的集散场所。其主要作用是传递有价值信息、宣扬社区文化、开发和利用闲暇时间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同时还有助于开展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教育。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有几种模式可以借鉴：一是分馆建设模式。成为省、市级图书馆的直辖和分支机构，形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的图书配送体系，更能突显信息自由、使用平等这一权利的实际价值。二是共建、联办模式。与社区群众合作，发挥群众的主人翁和积极性。三是地方政府模式。有地方政府规划并给予统筹安排和资金支持。四是网络模式。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社区图书馆网络平台建设，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使用。五是家庭图书馆模式。这是一种运用市场融资或者PPP模式构建的集租、借、售为一体的农村社区图书馆模式。

（四）图书馆的休闲功能定位

休闲是人类内在的一种正当的精神需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休闲服务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据专家的研究预测，到2015年，发达国家将全面进入“休闲时代”。我国进入了“大国时代”，其休闲与休闲产业的发展势头和发展趋势也超乎想象。中、西古代闲暇概念是从“农业视角”提出的，具有季节性；近现代休闲文化是从“大工业角度”提出的，具有时代性、制度化的特点。但在休闲文化含金量的认识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区和障碍。如：一些地区法定时间还不能得到保障，有些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对休闲文化的思考或研究出现的困惑现象还严重存在。

（五）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定位

对“服务”一词都不会陌生，但如果要回答“什么是服务”，相信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服务”也和“管理”一样，很多学者都给它下过定义。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1960年对服务给出的定义是： “用于出售或者是同产品连在一起进行出售的活动、利益或满足感。”这个定义被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同，一直被人们广泛采用。

（Stanton，1974）认为：“服务是一种特殊的无形活动。它向顾客或工业用户提供所需的满足感，它与其他产品销售和其他服务并无必然联系。”

（Lehtinen，1983）认为：“服务是与某个中介人或机器设备相互作用并为消费者提供满足的一种或一系列活动。”

（Gronroos，1990）解释：“服务是以无形的方式，在顾客与服务职员、有形资源等产品或服务系统之间发生的，可以解决顾客问题的一种或一系列行为。”

当代市场营销学泰斗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给服务下的定义是：“一方提供给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导致任何所有权转移的活动或利益，它在本质上是无形的，它的生产可能与实际产品有关，也可能无关。”

我们对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可以这样理解：图书馆服务就是本着诚恳的态度，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提供方便或帮助。它具有无形性、异质性、生产消费的同步性、易逝性等特征。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劳动的形式满足读者某种特殊需要，并使读者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其所涉及的形式包括：为读者提供的有形产品上所完成的活动，为读者提供的无形产品上所完成的活动，无形产品的交付，为读者创造氛围等等。

（六）图书馆信息咨询的“智库”功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