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管理汇总十篇
法律管理篇（1）
“法律关系”一词源自罗马法，最初仅指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到了19世纪，德国、法国的民法学著作开始使用这一概念，之后，“法律关系”成为法学的一般概念。解放后我国对于法律关系的定义来自前苏联，即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结果。法律关系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关系；法律关系是主体之间的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工会法律关系，是指工会法律规范在调整一定工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会与其他组织或个人之间以及工会内部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特别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劳动关系开始由过去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企业劳动关系主体开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过去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一致的关系开始向不同的利益主体转变。而在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中，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各方的利益追求往往存在着差别和矛盾。
与变化了的劳动关系相适应，工会关系也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工会不再是过去企业行政的附庸，在党的领导下，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职工权益、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开展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协调劳动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团体和组织。与新的工会关系相适应的工会法律关系也因此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下面，我们就从工会法律关系的类型入手，分析一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法律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一)法律关系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法律关系作不同的分类。例如，按所规定的社会关系的不同可将法律关系分为宪法关系、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等；按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可将法律关系分为实体法律关系和程序法律关系、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等。国内学者通常将法律关系分为以下4类：一般法律关系和具体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保护性法律关系和调整性法律关系；平权型法律关系和隶属型法律关系等。其中平权型法律关系和隶属型法律关系是按照主体之间的相互地位来划分的。所谓平权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在各个部门的法律关系中，民事法律关系是最典型的平权型法律关系。所谓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相互隶属的，一方服从于另一方。行政法律关系是最典型的隶属型法律关系。[1](P384-387)
有的学者不同意上述划分，认为除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平权型法律关系和隶属型法律关系外，还包括原生法律关系和派生法律关系。原生法律关系是指源自合法行为的法律关系，例如民事合同关系、行政给付关系，又称调整性法律关系、权利型法律关系、第一性法律关系等。派生型法律关系是指因原生型法律关系受损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故又称保护性法律关系、第二性法律关系，例如违约法律关系、侵权法律关系、行政处罚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等。[2](P125-128)
还有学者从社会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关系，认为社会法调整模式中那种义务先定、团体优位的调整模式，形成了社会法中不对称法律关系。所谓不对称法律关系是指现实社会关系被法律规范所规定、所调整而形成的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式。这种关系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般而言，私法的平等性使私法关系具有“对称”的特点，而社会法则与之不同，可以称之为“不对称关系”。[3](P247-249)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会法律关系的特点
对照上述法律关系的类型，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会法律关系具有隶属型特点，是一种具有隶属性质的法律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力实行计划配置；用工形式采取国家用工；劳动管理实际上是公共管理；调节方式是行政调节。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被当作一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行政关系往往不加区别，许多劳动法规对两种关系的调整也往往是融合在一起。这种由“国家用工”所缔结的劳动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性的劳动关系，即形式上是劳动关系，但其实际内容是行政性的。[4](P50-51)
与这种行政性的劳动关系相适应的工会关系也带有行政性的特点。由于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关系是一种行政性的劳动关系，劳动者是通过企业行政直接和政府发生联系，因而工会往往是以党的工作系统的身份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成为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代表。因此，工会法律关系的主体工会、政府、企事业行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从关系。从法律关系的类型来看，这一时期的工会法律关系是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法律关系特点的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相互隶属的。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法律关系的特点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工会面临着计划经济的行政化工会运动向市场经济的群众化工会运动的历史转变。经济关系尤其是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是工会运动转变的直接依据和基本出发点。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工会必须将自己的立足点转移到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方面来，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劳动关系领域，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5](P7-9)
当工会在进行上述历史性转变的时候，工会法律关系的性质也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会法律关系开始从过去那种带有强烈的行政性法律关系特点的隶属型法律关系，向一种新型的法律关系转变。从上述法律关系的类型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法律关系应当是一种具有不对称关系性质的法律关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实的工会关系是不平衡的。从现实的情况看，工会及其所代表的职工群众，在工会关系中与其他主体如政府、企业等相比较，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法律的意义之一在于其平衡社会力量的作用，因此，保障工会权利，是工会立法的基本目的。从这层意义上看，工会法是权利保障法。[6](P4-5)而所谓保障法，一般是以保障在社会关系中处于较为弱势地位的一方而制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会法律关系是一个向工会倾斜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法律关系，这种不对等，突出地表现为工会法律关系强调的是工会一方的权利。
二、工会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变化
(一)法律关系
一般来说，法律关系由三大要素构成：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内容、法律关系客体。
法律关系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通常称为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一方称为权利人，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为义务人。法律关系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团体人两大类。自然人包括本国公民或外国人(含无国籍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包括在个人主体(自然人)的范围内。团体人是指在法律上被认为具有法律人格、能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除自然人以外的任何实体，可以分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两大类。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国家，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如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
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法律关系内容具有社会性和法律性的特征。其社会性是指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与义务不是任意的，他们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其法律性是指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和义务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即它们和法律规范的联系，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联系。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护。
法律关系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称权利客体，它是构成法律关系的要素之一。如果没有客体，权利和义务就失去了目标。关于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有各种不同看法，早期主要有三要素说和两要素说。三要素说认为，法律关系客体包括物、精神财富和行为。二要素说则否认“行为”是法律关系的客体。但一般以三要素说为通说，即法律关系的客体分为：物、行为、精神财富。[7](P133-134)近年有的学者增加了“人身利益”作为客体。[8](P167)
(二)工会法律关系
工会法律关系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要素组成。它们分别体现了工会法律关系所具有的社会内容。
工会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工会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工会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在工会法律关系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工会法律关系的主体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具体而言，工会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有：工会、用人单位、政府、工会会员或职工、其他组织和个人等。
工会法律关系的内容即工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形成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工会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工会法律关系的内容可以包括：
(1)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
(2)工会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
(3)工会与职工或工会会员之间的权利义务；
(4)工会与其他公民和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等。
工会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工会法律关系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工会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指行为，有时也涉及物和精神财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诸要素都在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发生着变化。本文重点讨论用人单位、工会会员或职工两个主体的一些变化。
1.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在许多国家称为雇主或雇佣人，是指具有用人资格，即用人权利能力和用人行为能力，使用劳动力组织生产劳动并向劳动者支付工资报酬的单位。用人单位是工会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主体。这是因为，工会法律关系大量或主要的是通过工会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加以实现的，离开用人单位这一主体，大量的工会法律关系就难以实现。
在国外，各国对用人单位的界定不尽相同。例如《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雇主”包括与雇员有关的直接或间接地代表雇主利益的人并包括公共机构，但不包含任何劳工组织(它作为雇主时除外)或该劳工组织中的职员或人；有的国家如伊拉克则把雇主范围限制在私营部门中，如《伊拉克共和国劳工法》规定，“雇主”只包括私营部门中雇用工人并酬以工资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有的国家雇主范围的界定则非常宽泛，如《加拿大劳工标准法》规定：“雇主”表示任何一个雇用一个或更多职工的人。
在我国，法律界定的用人单位包括：
(1)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
(2)个体经济组织，即个体工商户；
(3)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等；
(4)事业组织，包括文化、教育、卫生、科研等各种非营利单位；
(5)社会团体，包括各行各业的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基金会、联谊会、商会等民间组织。
目前，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户和除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公民个人，尚未包括在用人单位的范围内。[9](P7)
在我国，《劳动法》对于劳动力使用者的表述，以“用人单位”为主，同时辅之以“企业”或“企业家”。用人单位是指依法招用和管理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组织。按照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也可成为用人单位。[10](P233)
过去，劳动力使用者一般称为“企事业行政”[11](P109)，这一概念显而易见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用人单位的一种概括和表述。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企事业行政与职工的利益是统一的，企业、事业单位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分工的不同。劳动关系的一方是职工，另一方是国家，企事业行政只是国家与职工之间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看，将劳动力的使用者称为“企事业行政”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随着政企分开和国有企业经营自的确立，国有企业已经逐步与政府脱钩，建立起“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在日益增长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劳动力使用者已经不再具有“行政”的性质。有鉴于此，1994年我国《劳动法》中开始引入了更为准确的“用人单位”这一概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学者认为将劳动力使用者称为雇主更为规范，因为从法律上看，雇主这一概念更能准确地反映劳动力使用者的特征。
2.工会会员或职工
工会会员或职工同样是工会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在实行工会一元化或只有一个工会的国家，会员与非会员职工在工会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大致相同。在工会多元化的国家，会员与非会员职工在工会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则有所差别，我国属于前一种情况，即工会在法律上不仅代表会员，而且代表所有职工。[12](P110)在我国，工会会员或职工群众可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1)以劳动者的劳动类型为标准可分为职员和工人；
(2)以用人主体的所有制性质为标准可分为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和其他所有制职工；
(3)以劳动者户籍关系为标准可分为城镇户口职工和农村户口职工；
(4)以用人单位用工形式为标准可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
(5)以用工制度为标准可分为固定工和合同工。[13](P6)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所有人员都是受雇于国家的劳动者，因此无论管理者和劳动者都可以加入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私有经济中，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身份已经明晰化，即管理者已经不再是劳动者，因而也就不能够再加入工会，成为工会会员。但是，在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身份依然十分模糊，即仍然具有管理者和劳动者双重身份。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管理者的身份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愈来愈明晰化，即企业的管理者将不再具有劳动者的身份，而归入用人单位或雇主的范畴。
收稿日期：2002-06-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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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工运学院工会学系.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工会工作[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法律管理篇（2）
第一条 为规范外聘律师管理，充分发挥外聘律师作用，提升公司法律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避免和减少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公司、所属分公司及子公司。
第三条 公司外聘律师是指公司通过签订法律顾问聘请合同从律师事务所聘请的为公司提供合同约定范围内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
公司外聘律师包括常年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常年法律顾问是指公司从律师事务所聘请的为公司提供一年以上合同范围内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专项法律顾问是指公司从律师事务所聘请的为公司处理特定法律事项的执业律师。
第二章 外聘律师的管理
第四条 外聘律师管理应遵循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省公司法律事务部负责省公司外聘律师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各分公司、子公司外聘律师管理。各分公司、子公司负责本公司外聘律师管理。
第五条 省公司法律事务部在外聘律师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一)制定外聘律师管理办法。
(二)向公司领导推荐拟聘用律师事务所及外聘律师。
(三)组织律师事务所及外聘律师的选聘和谈判。
(四)审核公司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
(五)指定专人负责与外聘律师沟通联系，协助、监督外聘律师的工作。
(六)监督所聘用律师事务所、外聘律师遵守执业纪律、恪守职业道德，维护公司利益，按照公司要求提交书面工作报告或结案报告。
(七)对所聘用律师事务所、外聘律师的服务水平和质量进行考核，并报告公司领导。
(八)指导、监督各分公司、子公司外聘律师管理工作。
第六条 公司所属分公司、子公司在外聘律师管理中的职责：
(一)根据省公司外聘律师管理办法及工作需要，决定是否聘用律师事务所及外聘律师，并报省公司法律事务部备案。
(二)根据省公司授权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合同。
(三)由法务负责人与外聘律师沟通联系，协助、监督外聘律师的工作。
(四)监督所聘用律师事务所、外聘律师遵守执业纪律,恪守职业道德，维护公司利益，要求其积极完成委托事项并反馈工作进展，报告工作结果(必要时应当提交书面工作报告或结案报告)。
(五)对所聘用律师事务所、外聘律师服务水平和质量进行考核，并向分公司领导及省公司法律事务部汇报。
第七条 省公司对各分公司、子公司外聘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聘用实行备案管理。各分公司、子公司应当将外聘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聘用情况，报省公司法律事务部备案。外聘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情况包括如下内容：
(一)律师事务所简介及所聘律师简历。
(二)服务方案。
(三)收费标准。
(四)成功案例。
(五)所获荣誉。
第三章 外聘律师的聘用
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聘用，应按照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综合衡量律师事务所信誉及实力、指派律师的专业能力、实践经验、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和收费标准，择优聘用。
公司及各分公司、子公司应当优先聘用全国、省、市优秀律师事务所及律师。
第九条 公司及各分公司、子公司可聘请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协助处理日常综合性法律事务，提供综合性法律服务;也可聘请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担任专项法律顾问，为公司特定项目提供法律服务。
第十条 拟聘用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一般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团队专业背景、服务质量、职业道德、社会评价、收费标准在同业具有明显优势。
(二)所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在本地区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较强的实力,业务能力和业务素质高，具有良好的执业形象和执业影响。
(三)近三年无不良执业记录，律师事务所及主要合伙人近三年没有遭受过行政处罚。
(四)已在与本公司具有竞争性质的公司或分支机构担任法律顾问者，不得聘用作为法律顾问。
优先入选条件：
(一)近三年曾被评选为全国或全省优秀律师事务所的优先入选。
(二)熟悉广电行业特点，并有较为丰富的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成功经验者优先。
第十一条 聘用为常年法律顾问的外聘律师应承担如下工作:
(一)解答公司提出的有关法律问题，为公司的管理和业务活动提供法律咨询，必要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为公司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提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三)提供与公司运营和业务经营有关的各类法律信息。
(四)协助公司对职工进行普法教育，举办与业务相关的法律培训。
(五)对公司法律事务工作进行指导和帮助。
(六)草拟、修改、审查公司各类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书。
(七)为公司重大项目建设提供咨询、出具法律意见及准备相关法律文件，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八)接受公司委托担任公司诉讼、仲裁、行政复议、听证等法律程序的人。
(九)对于公司竞争对手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公共传播媒体上的任何诋毁、贬低公司的传播行为，须通过法律手段予以制止，必要时通过起诉等方式挽回损失。
(十)每半年应向公司专题汇报一次公司运营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并提出对策和建议，同时汇报有关诉讼或重大委托事项的情况。
(十一)根据公司要求，法律顾问每周至少一次在公司办公处所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
(十二)办理公司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第十二条 公司外聘法律顾问选定后，公司应当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顾问聘请合同，该合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律师姓名、执业证号。
(二) 工作范围和主要内容、工作时间、具体工作任务和要求。
(三) 聘期起止时间。
(四) 提供服务或方式。
(五) 收费标准、服务价格及支付方式。
(六) 双方权利、义务。
(七)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的期限和责任。
(八) 工作成果的接收和考核。
(九) 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十)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十一)其他需要约定的内容。
第十三条 法律顾问费用应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
第十四条 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律服务合同实行一年一签的原则。
第十五条 法律顾问合同期满或终止前，双方如有意续聘，应及时就续聘条件进行磋商，以保证法律服务的连续性。法律顾问合同因期满或法律服务事项完成而终止后，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应及时写出总结报告。
第十六条 公司外聘律师在工作中接触了解到的有关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和对外联系活动中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其保密责任不因法律顾问聘请合同的终止而免除。
第十七条 公司外聘律师有下列行为的，应及时向律师事务所反映并可依法解除法律顾问聘请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一)在法律顾问合同有效期内担任有竞争关系的对方企业的人。
(二) 在公司与其受聘的其他企业之间发生争议时， 对方参加诉讼或仲裁。
(三)在诉讼或仲裁活动中担任对方当事人的人。
(四)其他损害企业合法权益或违反聘请合同的行为。
第十八条 常年法律顾问聘用期满或专项法律事务完成后，应对外聘法律顾问所提供法律服务进行综合考核评价，并将考核情况报公司领导及省公司法务部，评价结果将作为次年是否续聘的主要依据。
第十九条 省公司法律事务部逐步建立律师事务所备选库，将工作业绩优良、执业敬业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列入律师数据库。列入备选库的律师事务所及外聘律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获聘。
省公司法律事务部根据具有公信力的专业法律服务排名及评价意见、各律师事务所及相关律师的业绩、经验和对客户的服务态度及其对本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考核记录等因素，综合考量，制作并随时更新律师事务所备选库名单。
第二十条 外聘律师不能胜任常年法律顾问或专项委托工作的，应及时要求外聘律师事务所更换律师。
外聘律师在提供常年法律服务或专项法律服务过程中严重失职或严重侵害公司利益的，应及时报告公司领导，解除外聘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合同直至追究相关律师事务所的赔偿责任。有犯罪嫌疑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各分公司及子公司在外聘律师管理工作中疏于管理或未按照本办法履行报告、备案，应按照公司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经济赔偿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之前已聘用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的，可按原约定期限继续聘用。聘用期满后，按本规定重新确定是否续聘。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省公司法律事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之日起施行。
律师的业务的范围中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内容和范围：
(一)担任法律顾问;
(二)担任诉讼人;
法律管理篇（3）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各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宪法权利，（注：据《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统计，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中，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发表意见的自由”的国家有124个，占87.3%，发表意见的自由通常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专门规定了出版自由的国家有16个，占11.3%.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0页。）新闻自由则在许多国家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对言论自由做扩大解释时认为言论自由包括了新闻自由。学者们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差异已有较多论述[1]（P35-58），笔者在此只想重点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的问题做一些分析。
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
（一）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
言论自由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一般是指作为个人的公民，如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每人均有以口头、书面及他种传播思想之方法自由表达思想之权利。”[2]（P2）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作为个体的公民，其言论表达的形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口头的言论自由一般包括说话、议论、争辩、演说、讲学等，这是自然人表达意见的特有方式（法人往往不具备这种表达能力），这种口头的言论又可以分为私下场合的言论（如说话、议论、争辩）和公开场所的言论（如辩论、演说、讲学）。有学者强调言论自由有口语化、公开化的特点，“是公民以口语的形式，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前提下，公开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而不受干涉、约束和惩罚的自主性状态。”[1]（P41）确实，“公开化”是言论自由与通信自由的主要区别，“口语化”则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著作自由、新闻自由区别开来，但笔者认为，“口语化”是言论自由主要的、而非全部的表达方式，言论自由还应包括书面的表达。书面表达的言论自由，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但不应当包括出版自由，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我国）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列，说明两者不是包容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书面的言论自由是公民个人以除出版形式以外的其它书面形式表达的自由，如发言稿、手抄本、传单、小册子、未发表的论文或诗作、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注：“手机短信是一种特定的书面语言。是以手机为载体的文字、符号、图形，因而是一种书面语言，而非口头语言。公民、法人实施法律行为时，将内心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经常通过行为、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等方式，通过手机短信，可以实现法律主体用书面语言表达内心意思的效果，因而手机短信的书写和传达是一种表意行为。”见《手机短信是一种特定的书面语言》，转引自《法制文萃报》2003年7月21日第13版。）等。有学者认为出版自由包括著作自由[3]（P197），笔者认为，著作在出版过程中和出版后，属于出版自由的一种，而在出版前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笔者赞同甑树青教授将言论自由的范围解释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的自由，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将言论自由列为公民政治权利的一种，学术界往往也予以认可，如认为言论自由只是“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通过语言方式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4]（P156），这种归类是值得商榷的。将言论自由的范围局限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显得过于偏狭。林来梵教授将公民的言论自由划归为“表现自由”，认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内容“包括政治言论、商业言论、学术言论、艺术言论、宗教言论等多种具体类型。政治言论的自由，可视为政治权利，然而其在日常生活中只占言论范畴的一个部分。”[5]（P163）笔者也认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固然包括了作为“政治言论”的自由，或者说“政治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最高境界，是言论自由最突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言论自由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此，人的其他言论，包括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言论，都应当是自由的，都应当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有非政治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一定有政治性言论自由，如人们可以有商业性言论，有议论文体明星的权利，有对身边琐事评头论足的自由，但可能不许评议政府，不能分析政局，尤其是不允许“对触及现存制度核心的问题持不同意见”[6]（P110）。而在一个有政治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一般也当然有非政治性言论自由，但这种“当然性”不能绝对化，并不是政治性的言论自由必然就会带来非政治性的言论自由，一个人可能可以批评总统，却不能批评他的老板，一个青年学生可能可以抨击时政，却不能和父母“顶嘴”。言论自由是人作为个体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意见往往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等等，作为公民个人可以议论国事，评议朝政，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社会在政治上摆脱专制统治的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这种政治上的进步并不能完全代替其他方面的进步，这种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也不能等同于其他方面的言论自由。在中国这样封建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即便公民有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也不等于在社会、单位、家族、家庭等领域就自然会实现言论自由。在“重集体、轻个人”的传统文化中，压制个人权利的可能不仅是国家，还可能有团体、组织、社区乃至家庭，我们不否认政治性的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它不是全部。
有学者认为言论自由的主体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还应包括不是本国公民，但居住、逗留在本国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即只要是“自然人”，就应当有言论自由，不论其身份、地位、资格如何，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外侨的言论自由不仅是指外侨有说话的权利，而且包括本国公民有听他们说话的权利[7]（P43）。
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人，人有发表思想和意见的自由，这是人性使然，是人的本能，是人之所以成为自由人所必须拥有的自由。
（二）出版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
“在宪法成文的那个时代，‘出版''''指的是传单、报纸和书籍”[6]（P122），而现在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国1996年修订之后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把“出版”解释为：“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把唱片、音像磁带等制作出来”。“至此，出版就特指书籍、音像作品的编印和制作了，而报刊一般已被''''新闻''''一词所囊括。”[1]（P47）笔者认为，新闻一词很难囊括所有报刊，有些报纸如《健康报》、《杂文报》等不一定与“新闻”有关，即便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许多报纸其内容也并非都具有“新闻”性质；至于各种刊物，其内容可能更多地是“旧闻”而不是“新闻”。因此应当说，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是交叉和部分重合的关系，出版自由中有一部分属于新闻自由，如大多数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报纸的出版，这种出版自由就属于新闻自由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出版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前提，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新闻自由。还有一部分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没有关系，如学术著作、教材、生活类的报刊书籍、专业工具书等的出版就与新闻无涉，它们有些可能更接近于著作自由、学术自由等。新闻自由中除了与出版自由重合的部分，即以刊登各种新闻为主的报纸出版外（这种新闻借助出版的形式来，是近代社会新闻的主要传播渠道），还有一些新闻，如电视、广播所播放的新闻节目，与出版有明显的区别，现代社会的新闻除了报纸以外，还可以、而且通常是更经常地以电台、电视台的途径来传播的，通过电台采访的方式只有声音没有文字，通过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既不是“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也不完全属于“把唱片、音像磁带等制作出来”，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出版”。
出版自由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出版自由是公民（或外侨）通过出版物表达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如公民、出版著作等，与言论自由中的书面表达自由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但出版自由的实现是书面的文字（或绘画等）出版时不受非法干涉的自由，而言论自由中的书面表达自由则只是停留在书面，并没有出版。也就是说，发表言论主要依赖公民自己的相关作为即可，出版作品则除了有公民自己的行为之外，还必须有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等的配合，出版商认为有出版价值才会予以出版，公民不能强迫出版商出版自己的作品，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借助出版商来实现的。
如果说出版自由的主体是个人时，它是“作者”的出版自由，（注：但作者不一定都是个人，作者也可能是集体，作为“作者”的出版自由其主体应包括个人和集体两类。）那么，出版自由的主体是法人时，它通常是“出版商”的自由。而出版商是以“法人”的面目出现的，出版商的目的不是、或主要不是出版自己的成果，而是出版他人的作品，是通过办出版社来出版一些社会所需要或出版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这时的出版自由是一种“开业自由”以及出版商有选择出版什么作品的自由。出版商作为法人又可以分为私法人和公法人，当公民个人申请办报纸、杂志、出版社时，在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后，此类报刊杂志社在法律上就具有了“法人”的性质，而不应当仅仅视作公民个人的行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流行的说法认为“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8]（P84），这是私法人。公法人又可以分为社会团体法人和政府法人，前者由社会团体主办，如工会创办的工人杂志、妇女界办的妇女报等；后者由国家主办，如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等。我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的是，私人办报纸、杂志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团体所办的报刊杂志也相对较少，政府垄断了大多数出版社、报社、杂志社。而国外的出版业主要是私人性质或社会团体性质的，政府很少染指。在欧洲，由政府直接控制出版业是16——18世纪的事情，（注：16世纪英国的都铎王朝给那些经过选择的驯服的人以独占经营的出版专利权，只要他们不危害国家安全，他们就可以从这种独占事业中谋取利润。17、18世纪代表政府的“官方”报纸，奉命把政府活动的真相告诉给人民大众，而把那些来自政府的控制以外的通讯工具的误解加以纠正。西欧在17、18世纪的“检查制”或允许有特许的、独占的报刊存在，或使私营印刷业和印刷受官方管理，17世纪末这个制度在英国消灭了。见[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1、23、24页。）“按照自由主义理论，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提出论据与争辩的手段。……思想与消息必须有‘自由市场''''.”[8]（P4）自由主义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政府不得举办面向国内的传播媒介[1]（P160）。20世纪在西方兴起的社会责任理论虽然与自由主义理论有较大区别，但也认为，“报刊仍然必须有私人企业的基础。政府只有在特别需要和利害交关时，才出头干涉，并且还要谨慎从事。政府不应当以与私营通讯工具竞争或是消灭它们为目标”。[8]（P113）
（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法人”
新闻自由（注：何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48-158页。）的主体是作为法人的媒体，而不可能是个人。即便是私人报纸、私人电视台，也已经是以法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个人。纯粹的个人无权采访他人，无权制作新闻，而是需要经过申报、审批，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取得法人资格，方能成为“新闻自由”的主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特瓦特认为，“宪法的其他基本权利条款都是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而新闻自由的规定则是保障一种制度性的组织——新闻媒体。”“将新闻自由解释成言论自由，就会丧失其规定的意义。”“立宪者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分别规定，是因为他们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基本权利”。[1]（P180）西方的“第四权力理论”也认为新闻自由的权利主体是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享有的，但新闻自由必须是新闻媒体才可以享有的[1]（P181）。
新闻自由应当是媒体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的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新闻是自由的，即不得阻挠媒体向社会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否则就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扰。同时新闻自由还必须是“新闻”的自由，即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是“报道”而不是“分析判断评论”事件，因此，严格地讲，新闻自由不属于“表达”自由，它不是“表达”意见，而是“描述”事件，“报纸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需要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成为当代争论的旁观者而不是参加者。……新闻是单纯的纪事；意见必须与新闻明确地分开，在大部分美国报纸中，意见仅在社论版中表示”。[8]（P71）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和意见的专家、学者或一般民众，其行为属于言论自由，而不是新闻自由[1]（P41）。媒体通常借助公民的这种言论自由，尤其是其中专家学者的分析预测，帮助公众打开视野，更深入地了解事实真相，因此媒体的新闻自由和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往往是密切联系的。新闻自由可以帮助公众掌握信息，了解真相，专业人士通过媒体发表的言论往往能“引导”公众。当然，专业人士的这种“引导”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为防止对公众的误导，媒体应当避免只是采访某一种倾向的民众（让人们误以为大家对此事都是这样看的），或某一种观点的专家（让人们误以为这就是权威的全部观点），而应当采访不同倾向的民众、不同观点的学者，使公众对事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多方面的思考，否则媒体就可能误导公众，甚至“控制”公众。要有效地防止媒体控制舆论，除了媒体自律和必要的法制调控外，媒体之间的互相竞争、互相制约也非常重要，因此多家媒体、多种声音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可怕的祸患不在部分真理之间的猛烈冲突，而在半部真理的平静压熄。这就是说，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由于本身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9]（P55）
二、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
（一）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
如前所述，言论自由可以分为政治性言论和非政治性言论，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米克尔约翰教授认为，“在宪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言论”，“宪法对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言论自由''''做了不同的规定”，“商业广告的宪法地位和一个说客为委托人的游说活动的宪法地位，完全不同于一个公民筹划公共福利时所发表的言论的宪法地位”。因此他将言论分为“公言论”和“私言论”，在私言论领域，即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保护的言论领域，政府可以施加控制；而在公言论领域，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领域，则不可以。他认为“第一修正案所关涉的言论自由与信仰、出版、集会和请求救济的自由有共同的旨趣，在立法限制的范围、甚至在正当程序的调整范围之外”，是“受绝对保障的公共讨论的自由”[7]（P28，16）。
对于非政治性的言论，即私言论，如果涉及到私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法律应当慎重对待，在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与另一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公平地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恰恰是在私领域的言论不受法律的绝对保护，而是只受到法律“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这种言论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个人的自由必须制约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9]（P59）
（二）对出版自由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出版自由有保护和规范双重作用，但对不同主体的保护和规范是不同的。对公民个人的出版自由，法律重在保护，公民在出版物中应当有真实表达的自由，尤其是涉及到对公权力的评议和分析，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以使其免受来自政府的打击，这是民主国家法律保护公民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职能；法律只是禁止公民在出版物中对另一个公民进行诽谤、中伤，因为根据平等原则法律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一个公民行使权利的界限应当以不侵犯另一个公民的权利为准。
对作为出版商的法人的出版自由，法律对其也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保护其充分地表达社会中某个公民或某部分公民的意见和愿望，尤其是保护他们批评政府的声音，以达到监督权力的目的。同时由于出版后的言论比单纯的口头表达传播范围更远，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因此法律加强了对它的规范作用，法律要求出版自由不能“越界”，但何为“越界”却是极有争议的问题。（注：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发表意见的权利”受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二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该公约第20条规定“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我国台湾学者刘清波先生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为国家安全、为社会公益、为个人法益、为非常时期所设的四个方面的限制。参见刘清波：《现代法学思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63-164页。）如出版商是否可以出版色情作品？是否可以刊登宣扬暴力、种族歧视的文字？这些在某些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内容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正常的、甚至有益的，法律应当以何者为标准？如果有人认为宣染色情、暴力的文字是有害的，为什么不予以反驳、用辩论的方式去论战，而一定要禁止、剥夺对方表达的权利？允许出版色情文学并不等于号召大家欣赏色情文学，允许出版种族歧视的观点也不等于鼓励社会的种族歧视倾向。自由社会允许出版和发表各种思想、意见和观点，其目的并不是要维护这些思想、意见和观点本身，而是要维护一种自由——表达的自由。在公共意见领域法律的责任主要是保护表达，而不是选择允许什么样的表达，禁止什么样的表达，至于哪种意见正确，哪种意见不正确，应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对于尚不完全具备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有些出版物显然是不合适宜的，但法律只是应当禁止它们进入未成年人的阅读市场，而不是完全禁止它们出版；在紧急状态下法律取缔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出版物，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紧急状态令一旦解除就应当取消禁令；至于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言论，美国联邦法院霍姆斯法官提出了著名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10]（P194-198），而米克尔约翰教授对这一原则用专章作了反驳[7]（P21-40）。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立法者一直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需要解决的法律界限问题。
（三）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强健而自由的新闻机构是对官方掩饰和虚假报道的一种聪明的限制。制宪者的最基本的意图是创立一个各权力机构之间互相平衡制约的制度；在对新闻界的错误得到有限制性赦免的情况下，新闻的政治作用看来是那一个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新闻本身具有灵活性和独特的范围以及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和报道秘密的行政部门的不法行为”。[11]（P264）
但媒体对舆论的“引导”甚至“控制”作用，使其具有了某种“权力”属性，（注：据香港现时的《防止贿赂条例》，香港三大电视台及三大电台均属公共机构，其雇员同属“公职人员”，所受监管远比私人机构严。季南都：《从香港廉正公署查歌曲排行榜谈起》，转引自《报刊文摘》2003年7月30日。在美国，“少数人控制报刊这件事本身，使报刊的老板和经理掌握着令人不安的权力”。见[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5页。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无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这一行业有着自身的利益。它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赚取利润、主导舆论、控制社会。为了维护这一利益，有时它会滥用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言论、表达、出版和新闻自由，侵害他人的利益，如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等。”参见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94页。）而权力都可能被掌权者滥用，因而需要制约。权利和权力都可能被滥用，因此都需要加以约束，但权利的滥用和权力的滥用，其后果是很不相同的。当媒体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时，法律对媒体加强规范就是必然的、必要的。
在新闻自由与各种利益相冲突时，它可能构成侵权，由于被侵权的对象不同，侵权的成立标准也就不同，法律调整的方式亦相应地有所差别，主要表现为三种：
其一，新闻自由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公民往往是较容易受侵害的一方，法律在此时应倾向于保护作为弱者的公民，防止新闻媒体这样的社会权力侵犯人权。我国有学者认为，“公民在保护自己的名誉权的过程中，有时将不可避免地要与势力强大的大众传媒做斗争。”[12]（P95）媒体的新闻自由不同于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带有权力属性的权利。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强调，公众的自由高于媒介的自由，公众拥有获得新闻的权利，即“知的权利”或“被告知的权利”。保护媒介的自由仅仅是为了保护媒介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不能满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法律就不应该再对媒介提供足够的保护[13]（P34）。
其二，新闻媒体与国家权力的冲突。新闻媒体监督国家权力时，若与国家权力产生冲突，法律倾向于保护媒体。因为国家权力是社会的最强者，它随时随地都可能侵犯弱者，为了保护社会上弱者的利益，除了制度上的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之外，民众的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而民众监督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媒体对政府所作所为信息的公布，“公布”即公开化，公开化本身就是一种制约。与社会最强者的政府相比，不仅公民个人是弱者，而且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也都是弱者，它们都容易受到来自国家权力方面的侵犯。新闻媒体往往是站在公众一边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而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的天平向弱者倾斜。当媒体与公民个人发生冲突时，公民是弱者，当媒体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媒体是弱者。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的杰佛逊先生曾说：“如果报刊损害了个人，就该受惩罚，如果伤害了政府的名誉，就不必负什么责任。”[8]（P5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判定，“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政府官员作为原告在新闻界诽谤案时，法院不得判其胜诉，除非他不仅能证明有关他的新闻报道的某些部分失实并损害其名誉，而且能证明新闻界的这一报道是出于‘实际恶意''''.”“这一判决将收集证据的法律责任仅仅强加于政府官员身上；而当诽谤的当事人为普通百姓时，原告则可按照州法获得赔偿。根据州法传统规定，只要原告能证明对他们的报道失实并有损他们的声誉，法院就可判原告胜诉”。[11]（P277）法律并不是一味地袒护弱者，而是适当地偏向弱者，（注：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确有诽谤之词时，是应当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的，只是在经济赔偿、举证等方面，可以较少承担责任。）这是基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事实证明，权力侵犯权利是极易发生的，而权利制约权力却先天不足，需要其他力量（如媒体、如法律）的支撑。如果允许权力干涉媒体，“检查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要掩盖可能对当政者不利的事实”。[8]（P58）
其三，媒体和公众人物发生冲突。在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大众的知情权之间，法律应当怎样平衡？笔者赞成将公众人物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12]（P106），对前者，由于其生活中的个性、习惯、作风、性格等等，都直接关系到其行使公权力时的状态，因此应当接受公众的评议和监督，法律在此应着重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如果公众人物是文体明星、先进模范或因某新闻事件而偶然成名的普通人，法律应侧重保护其隐私权、名誉权（他们向媒体自暴隐私是另一回事），公众对他们的隐私没有知情权，他们不是在行使公权力，他们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没有直接关系，不会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公众对他们私生活的知情权应以他们的同意为前提（他们愿意接受采访，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愿意通过炒作来提高知名度），而不应当强加于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众对他们私生活的兴趣反映了一种人性对他人隐私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多多少少带有猎奇、窥视等不健康心态。如果窥视邻居是非法的（侵犯了邻居的隐私权），而在媒体的帮助下窥视明星们的隐私为什么不受法律约束？媒体不能仅仅为了销售量而一味地迎合公众，去培养、挖掘而不是约束、遏止人性的丑陋面。笔者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公众对其他社会知名度高的名人的行为表现的关心是人的天性反映，新闻媒介对这些名人的评论报道满足了大众的求知心理，因而符合社会利益。”[14]（P600）事实上人的天性有善恶之分，一味满足人的天性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利益，弱化对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名誉权保护，必须有正当理由，而“满足大众的求知心理”（准确地说可能是猎奇心理）不是一个正当理由。媒体应当有社会责任感，有引导和教育人民的社会功能，“报刊有责任使公众耳聪目明，而不把公众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到无关紧要的或无意义的事情上面去”，“报刊的任务是参与对个人的教育，同时防止政府背离初衷”。[8]（P33，P54）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做公众人物，就必须牺牲部分名誉权、隐私权，“因为他们已经从自己的角色中得到了足够的补偿”[12]（P107）。笔者以为，要求社会公众人物牺牲部分隐私权、名誉权的理由，不应是看他们已经得到了什么，法律并没有平衡某个人或某部分人得与失的功能，法律关注的是权利与权利、尤其是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之所以要弱化对政治公众人物的保护，是因为他们不但有名而且有权，可能在保护隐私的借口下滥用权力，从而损害百姓的权利；而对社会公众人物而言，他们只有名没有权，一般不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如果硬要让一个热爱表演事业或某项体育运动但并不想暴光隐私的人，在自己挚爱的事业和公布隐私之间必须做一个选择，未免有失公正。民众不能自持人多势众而侵犯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媒体不应助长公众的不良嗜好，法律不能一味袒护众人而牺牲个人自由。（注：在美国，自从联邦最高法院适用沙利文规则的原告的范围扩大以来，即政府官员扩大到那些从某些方面来说可归于“公共”范围的知名人士，那条“实际恶意”原则就越来越显得虚弱了。法律改革者们希望能够将诽谤诉讼中的两个部分区分开来，即允许原告，但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金钱，而是简单地为了一个司法声明，声明新闻界的报道不实。因为不考虑损害赔偿这个问题，所发表之物的真实性和虚假性便成为唯一的论题，被告的恶意或疏忽的问题也毋需被讨论。审判会变得迅速而经济，同时，受到不公正诽谤的原告能够确保取得那份说明他遭到不公正攻击的司法说明。[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6、29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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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M].刘丽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法律管理篇（4）
中国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实务准备，使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得到了理论及实务界的普遍赞同。其实，商法能否独立于民法而存在，并不取决于商法已经得到了形式意义上的独立，而在于商法是否足以具备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必要特征以及是否有必要存在。
一、商法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一）商法在我国的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农为本，工商为末，商业极不发达，在法律上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更无所谓的独立的商事立法。直到近代五口通商以来，海禁大开，洋商蜂拥而入，民族工商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华洋商人诉讼事件也日益增多，由于领事审判权的存在，每有纠纷，洋商即可依其本国法诉诸各该国驻华领事予以裁判，而华商则因无法可依，即使权利受到侵害，只能听凭地方官吏任意裁断，其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就在“商战”救国舆论方酣之际，满清朝野上下遂齐相呼吁制定商法，以保护国权商利。
（二）商法在我国的曲折发展
1904年清末政府制定和颁布《钦定商律》，开始了中国近现代一系列商事立法的进程。它名为商律，实则仅包括作为商法总则的《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两部分内容，其他各商事法规均付阙如。此外，清末政府还颁布了破产律和银行通行则律等。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初期颁布了《公司条例》与《商人通例》几部商事法规之外，由于内乱频频，政府更迭频繁，无瑕顾及立法建制，因此，商事立法少有建树，正式颁布的法规也多具有暂行性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立法成果丰富，只短短几年时间便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六法体系。但在商法编订体例上，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反清末以来制定统一商法典的传统做法，改而建立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同时实行单性行的商事法。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废除了的六法全书，新时期商事法规的宗旨和任务便是配合国家政策将私有的商品经济逐渐转变为公有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经济，最后消灭商法本身，因而商法在这段时期经历了摧毁性的打击。[1]
（三）改革开放后商法的新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确立，我国立法机关相续颁布了《海商法》（92年11月7），《公司法》（93年12月29），《票据法》（95年5月10号），《保险法》（95年6月30），《合伙企业法》（97年2月23），《证券法》（98年12月29），《个人独资企业法》（99年8月30），在此之后，《保险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特别是2006年《企业破产法》等相继修订。这些单行商事法规的出台，为我国商法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关于商法的几种立法模式
（一）国外商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1．民商分立模式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即既制定民法典，又制定商法典，商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包括商行为法模式，商人法模式和折衷商法模式三种。2．民商合一模式以瑞士为代表：即只制定民法典而不制定商法典，把商法的有关内容看作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规定于民法典中，要么规定于单行法中。3．示范性质的统一商法典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商法典只具有民间示范法性质，对全美并无法律约束力。4．单行商事法模式以英国为代表：没有典型的商法典，更没有独立的商法典，而是在总结有关商事习惯和判例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单行商事法。
（二）我国关于商法立法模式的几种观点
1．民商合一论：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科学的构造，而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商法在法律体系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只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民事特别法范畴，民法是对民事关系作出规定的一般法，而商法则是对商事关系作出规定的特别法，两者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2．民商分立论：在商事关系高度发达的今天，再把商法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就欠科学了，而且十分不利于商法制度的完善和商法观念的形成，从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商法和民法一样，都是我国私法领域的两个基本法，是两个并行的，相互独立的法律部门，共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民法不是商法的普通法，商法也不是民法的特别法，它们都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独立的法律部门。3．经商合一论：商法与经济法均以企业为规范对象，两者有很多共同属性，因此商法应是经济法的重要部分，这意味着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包括在经济法之内的法类别之一，并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2]
转三、对商法是否具有独立性的思考
（一）商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比较
1．历史条件：商法，产生于近代自由竞争经济；民法，产生于古代简单商品经济；经济法，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2．调整对象：商法，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形成的商事关系；民法，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经济法，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3．法律性质：商法，私法公法化；民法，私法；经济法，公法。4．规范着眼点：商法，技术性；民法，伦理性；经济法，管理性。5．价值取向：商法，以商事组织为本位，追求效益；民法，以公民个人利益为本位，追求公平；经济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6．调节机制：商法，意思自治；民法，意思自治；经济法，宏观间接管理。7．立法原则：商法，强制性与任意性结合；民法，任意性；经济法，强制性。8．形成过程：商法，习惯法发挥重大作用；民法，某些情况下有习惯法与成文法之分；经济法，与习惯法关系无关。9．稳定性：商法，修改较频繁；民法，稳定；经济法，修改最为频繁。10．适用范围：商法，国际性较强；民法，区域性民族性较强；经济法，目的性较强。11．责任承担：商法，过错责任，也大量实行无过错责任；民法，一般实行过错责任；经济法，多种责任承担方式。
（二）商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商法是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从法理上来讲，划分法律部门基本的或首要的标准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即一定的社会关系领域。我个人认为，叶必丰教授的观点比较合理。他认为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具有量和质的规定性。在质上包括三种，即公共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及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量上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从而决定一国法律部门的划分，其中第一层次的利益关系由一般社会规范调整，第二层次的社会关系分别由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调整，第三层次的社会关系则都有刑法调整[3]。主张商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商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商事关系，且商事关系有自己的特点，其特点是：发生在平等商主体之间，基于营利动机而建立，发生在持续的营业之中。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商事关系不是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某一社会关系因为有了一些特殊性就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话，那么将导致法律部门的泛滥，法律部门的划分也将失去意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法的出现远早于商法，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比较完善的民法体系。当时已明确了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商法独立于民法不是因为其与商法相比有多么大的特性，而是在于商人阶层的出现危及到教会的利益，教会对商人持打压态度，并不可能将其利益用法律加以保护，而商人又成立了团体，制定了规则，形成了习惯法，这就阻碍了将商法纳入民法体系的步伐。此外，商人成为世俗统治者财力的支持者，世俗统治者不得不对商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加以特别保护。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和法国将商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亦因为商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良期间起了很大作用，统治者不得不对其利益加以特殊保护。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确立，商人的特权也逐渐被取消，商人的特殊利益已不复存在，商人失去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更不能有任何特权。这就使民法规则可适用于一切人，民法的原则可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适用法律的困难。[6]
无论怎么争论，民法与商法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普通法与特别法的说法即已承认商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个人认为，只有在同一法律部门中始有此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中是没有这种关系的。如果将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某一事项商法有规定的适用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之普通规定，这种援引不在少数，这似乎影响了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独立性。
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是其是民法之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法之特别法。我国应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但因其具有特殊性，在学理上有对其继续进行专门研究之必要！
参考文献
[1]王志文，《中国商法百年》[J]，《比较法研究》第二期
[2]范键、王建文，《商法论》[M]，高等教育出版
[3]叶必丰，《论部门法的划分》[J]，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三期
法律管理篇（5）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3017602
企业法律风险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企业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或约定义务或未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利，而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后果的可能性或可能承担的责任和损失。企业自从设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各种法律风险，涉及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税收法等法律法规，其表现形式复杂多变。与其他风险相比，法律风险具有更强的可预知性和可控制性。法律风险管理，是指将法律作为一种管理资源渗透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依据法律和政策的监管要求，遵循风险管理的基本规则，明确法律风险环境信息、法律风险评估、法律风险应对、监督和检查的全过程。它强调从管理的角度对法律风险进行识别、评价与控制，是一个持续循环、不断改善的动态过程。也就是通过系统规范的操作流程增强法律管控能力，促使企业最大限度防控风险，得国内国际竞争优势。
1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起源及发展
1.1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完善法律风险管理
2006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合同风险管理工作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管理策略、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等进行了系统描述，并将企业法律风险作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风险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略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的管理起到支撑作用，把好法律风险这一关对企业风险控制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2008年6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门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随后《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等配套指引相继出台，明确指出企业应围绕总体经营目标，全面识别、系统分析生产经营中与实现经营目标相关的风险，科学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
1.2企业目标战略实现要求企业完善法律风险管理
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于1882年成立法律部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企业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领域合理配置资源，但市场竞争也将更加充分和空前激烈。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外市场正在逐步融合，市场竞争规则越来越规范和透明。尤其近年来，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法律风险日益增多。企业需要提高认识，注重防范潜在的金融、市场、地域文化等风险，建立适应国际化要求的有效法律风险管理机制，合理控制风险，将法律风险管理前移，实现“事后补救”向“事前防范”的全面转换，从源头上进行防范和控制法律风险。
2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基本原则
2.1纳入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原则
企业面临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包括自然风险、投资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等等，许多风险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存在交叉和重叠，往往可能会相互转化。法律风险与其他各种风险的联系最为密切，关联度最高。法律风险管理作为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目的就在于以现行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对企业历史数据的研究为基础，通过系统科学的方法对企业法律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掌握企业法律风险全局，确定重点，集中力量应对。通过实现企业法律风险与其他风险管理的有机整合，从而提高风险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
2.2融入企业经营管理过程的原则
法律风险产生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其识别、分析、评价和应对都离不开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多年来的企业风险管理实践使企业逐渐认识到，发生在企业内部不同管理部门，不同业务领域或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的风险，相互此消彼长，如果企业仅从某个部门、某项业务、某个环节角度去考虑风险，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乃至贻误风险管理时机。而企业自身更熟悉本企业的经营情况，更了解风险状况，因此，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应根据风险组织的特点贯穿于整个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
2.3全员、全过程实施原则
员工是管理的根本。由于法律风险产生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法律风险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法律顾问、法务部门、律师事务所等外部资源，更要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要企业全员参与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和落实工作，包括企业的法务部门（或人员）、各岗位员工分工负责。注重发挥企业内部资源，将完整的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机制嵌入企业各个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业务流程，乃至各个岗位结合起来，以形成法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2.4管理流程规范化规则
企业实施任何行为都需要遵守法律规定，法律是贯穿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依据。法律风险管理要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业务流程，将相应的法律风险管理要求嵌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之中，使其渗透到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实现流程管理。从整个企业运行出发，在充分诊断业务流程各环节，分析业务流程存在的法律风险点及评估法律风险的基础上，以法律为依据，用市场经营的法则，着眼于建立一套统一、完整、清晰的管理流程、管理制度和应对机制，实现法律风险防控与企业管理完全对接，满足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流程化要求。
2.5持续改进原则
企业法律风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随着内外部法律环境的不断变化，风险种类、性质和表现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企业应实时跟踪法律风险环境的变化，通过及时监督检查法律风险管理流程的运行状况，确保应对计划的有效执行，并根据发现问题研究改进方法，对下一周期的法律评估和风险控制管理改进和调整，企业进入下一个法律风险管理循环，对随时产生、发现的法律风险进行识别、分析、控制及效果测评，形成一个动态的法律风险管理和体系，使得法律风险管理流程成为一个可持续运转的闭环。
2.6“预防第一”原则
当前，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作为企业一项基本的战略性的管理方式，就是将企业法律工作重心前移，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预防，把法律风险防范作为企业一项常规性的管理工作，融入企业和个部门的实际工作中。对企业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目的在于增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主动性、计划性和时效性。通过定期法律风险体检，依据严格的法律风险检验流程和规范，对企业法律风险环境和法律风险管理水平做出客观、准确评判，并提出相应预防、改善措施，从而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达到清除企业各类法律风险隐患的目的。
3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策略
3.1提升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能力
加强普法教育、法制宣传和法律风险管理培训，进一步强化企业决策者、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增强法律风险意识，提高法律风险管理能力。牢固树立“依法、合规、公平、诚信”的理念，使“依法经营、合规经营”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一是通过多种形式法制宣传、开展关键岗位人员法律知识培训，以及普法教育进基层、进车间等途径积极组织学法遵法、依法办事，推动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二是在各部门、各单位成立法律风险管理活动联络组，通过各环节法律风险管理情况汇报与沟通，建立贯穿上下级、各单位的风险管理信息传递渠道，实现信息共享和快速响应，形成信息“传递、研判、核实、分析、反馈”闭环机制。三是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明确工作流程，并逐步推进制度和标准进车间、入班组、到岗位，建立健全制度执行、检查、评价、反馈、考核、改进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执行刚性。
3.2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与企业管理工作有机结合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立可以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风险防御能力。企业通过对内控机制的整合，将法律风险防控机制进一步向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延伸，嵌入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物资采购、市场营销、科技管理、国际业务、生产运营等业务流程，突出重点，进一步优化业务管控流程，构建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的完整链条，全面提高法律风险事前、事中、事后防御能力，有效地消除和化解风险，全面提升企业法律风险防控能力。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业务流程，将相应的法律风险管理要求嵌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将其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将法律风险管理与业务流程和管理环节的完全融合，实现流程管理。
3.3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
法律管理篇（6）
二、法律风险管理流程
法律风险管理流程包括法律风险识别、法律风险评价和法律风险应对三个流程。
(一)法律风险识别
开展法律风险识别前要明确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即对法律风险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并予以确定。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分为外部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和内部法律风险环境信息。构建法律风险识别框架是开展法律风险识别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构建法律风险识别框架，主要根据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识别: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企业组织机构设置、法律风险源、法律风险发生后承担的责任、不同的法律领域等方面。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角度或不同角度的组合，开展法律风险识别框架构建工作。企业组织机构设置大多根据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设置，一般采用企业组织机构设置与不同的法律领域(如合同、招投标、劳动用工等)相结合进行法律风险识别。按照相应的法律风险识别框架，可以采用表格、座谈等方法来进行法律风险识别，确定分类、编码、命名规则，并列明风险描述、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法律后果、应对措施等信息，最终形成法律风险清单。
(二)法律风险评估
法律风险评估是指在对法律风险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后，按照法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等因素对法律风险进行不同维度的排序，根据管理需要对法律风险进行分级。法律风险分析要采用构建法律风险评价模型、相关领域专家建议和企业经验来综合评定，要注意与企业内外部相关人员的沟通，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同时要注意克服各类意见的局限性。法律风险可能性分析一般包括外部监管执行力度、内控制度的完善与执行、相关人员法律素质、利益相关者的情况、相关工作的频次等内容。
(三)法律风险应对
法律风险应对是指企业依据法律风险的具体性质和企业对法律风险的承担能力对法律风险实施控制的行为。法律风险应对包括选择应对策略、制定实施应对方案、监督和检查三个环节。法律风险应对策略包括规避、控制、转移风险、接受风险等。企业的选择一般为规避、控制风险，或者选择不同策略的组合。制定实施法律风险应对方案。制定应对方案前一般应该对应对现状进行评估，找出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为制定法律风险应对方案提供指导。法律风险应对方案一般应包括确定应对措施、实施法律风险应对措施的机构、人员安排、时间安排、资源需求和配置方案、报告和监督检查的要求、责任奖惩等内容。应对措施是法律风险应对方案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内容，通常包括以下几种类型:资源配置类、制度流程类、标准指引类、技术手段类、信息类、活动类、培训类等类型。应对措施可以采取单一类型，也可以采取组合形式。对重大风险的应对一般采用组合形式，且采用的类型数量会比较多，以便能起到更好的应对效果。对制定完成的法律风险应对方案责任部门和人员应按照方案认真执行。监督和检查。企业要及时发现内外部法律风险环境的变化，及时监督和检查法律风险管理的运行状况，做好风险管理绩效评估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形成闭环管理。
三、建设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
(一)目标和原则
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全面评估法律风险，理顺工作流程，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法律风险控制能力，建成一套科学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形成科学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良好局面，实现北京烟草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原则:要坚持服务中心原则，与行业行政执法和生产经营管理各项活动、各个环节有机融合，妥善解决行业发展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要坚持全员参与原则，明确职责与责任，充分调动各部门和员工参与法律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长效机制;要坚持重点管理原则，重点管理行政执法和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重大法律风险，制定重大法律风险应急预案;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法律风险管理要结合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北京烟草整体管理水平相适应，注重实际效果，稳步推进;坚持持续改进原则，根据行业内外部法律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实现法律风险的全过程管理。
(二)加强组织领导
要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组织领导机构，负责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规划实施，形成各级领导层层抓、法规部门牵头管、各部门和全体员工齐参与的格局和氛围;要明确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法规部门的牵头作用，负责沟通协调和指导推进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要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认真落实员工岗位法律风险管理责任，在日常业务中全面落实法律风险管理的各项要求;要建立奖惩考核制度，明确责任追究;要充分发挥外聘人员在法律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法律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队伍建设水平。
(三)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
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实现风险管理职责和程序的制度化、体系化。要不断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借鉴法律风险评估的结果，不断修改完善有法律风险的管理制度;强化法律风险控制流程，在事前、事中、事后等环节设置管理措施，使各岗位人员明确其相关的法律风险点和控制措施，实现法律风险管理的流程化;对存在法律风险控制盲点的业务或环节要及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填补管理空白。
(四)理顺风险管理工作流程
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流程，认真做好法律风险识别、评估、应对等具体工作。要不断健全完善沟通和报告流程，在各个层级保持有效的内外部信息沟通，提高沟通的效果和管理效率。要不断健全完善重大法律风险应急管理流程，制定重大法律风险应急预案，明确法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法律风险预警信息，明确应急处理的机构、流程、应急资源等内容，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评审流程，建立定期综合报告和重大事项特殊报告规定，及时开展法律风险管理评估，不断提升管理体系运行水平。
(五)建设法律风险管理文化
企业全面法律风险管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风险管理应当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优秀的法律风险管理文化，能够促进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逐步推进，保障法律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建立优秀的法律风险管理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领导层对法律风险管理工作的态度和管理理念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采用多种方式对职工开展风险管理意识、理念、技能和具体流程的培训，树立全员责任的理念，使法律风险管理的意识能够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要培养行业法律风险管理的专门人才，不断提升法规部门和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为企业的各项活动提供法律支持;要加强一般的普法宣传和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将法律风险管理工作与各项业务活动有机融合，力争使全体员工做到积极学法、谨慎守法、熟练用法。
法律管理篇（7）
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已经被纳入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中，而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是具有一定重要性意义的，因此企业在管理工作中也十分重视法律事务管理，由于法律事务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导致企业发展受限，因此提高企业法律事务管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一、法律事务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1.法律可以调整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法律问题，例如在成立阶段、投资阶段、市场运营阶段以及财务管理方面都会触碰到法律事项，如果管理不当随时都有触碰法律的风险，法律风险的产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财产以及信誉方面的损失。在日渐激烈的市场中，企业的信誉对其今后的长期发展十分重要，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十分重视法律问题，避免因为管理不当而造成的法律损失。
2.尊重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特点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期，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就必须要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法制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大特征。无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还是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都需要在法律的授权下进行一些市场活动，但这比不是否认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因此，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提升国内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十分必要，是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二、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管理机构不健全，职能相对弱化
我国企业中很多都没有建立相应的综合性法律服务机构，而且有些企业中对于法律事务的管理都是分派给业务部门或者下属部门分头管理，并没有专门的法律事务管理部门。对于企业的法律事务管理的有关制度和规定并没有完善或者尚未形成长效的工作机制，因此企业法律事务管理的职能总体较弱，对依法维护企业有关利益的意识较差，对市场风险的规避能力也很差。这种现状将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行，使得企业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
2.法律工作人员的素质较低
企业法律事务管理的工作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岗位，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了管理水平的高低。但是由于法律事务管理目前在企业中并没有收到过多的重视，企业领导层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事务有关工作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在岗位人员安排上比较随意，很少会有专业人士从事这个岗位，而更多的是找内部员工进行兼职。而兼职人员管理法律事务就会出现业务能力较差的现象，而在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在，企业法律事务管理效果不提升、服务质量不到位将会严重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情况对企业而言不仅没有节约人员成本，反而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出现。
3.企业法律事务管理的有关价值没有体现
现代管理体制中，法律事务的管理不仅仅体现在于法律有关的事务管理上，还关系到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重要资源。但是在多数企业中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法律事务管理的价值，因此在实际工作环节中并没有提供给法律事务管理发挥其真实价值的平台。法律事务管理对于企业在发展中能够给出相应的参考和依据，保障企业在交易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三、完善企业法律事务管理的措施
1.对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形成正确的认识
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法律管理都需要企业能够给予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包含有3个方面：一是领导层需要加强自身对于法律事务管理的正确认识，因为领导的思想观念影响着整个企业发展的方向以及工作重心的转移。二是需要提升整个企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员工是企业正常运行中的重要部分，因此需要加强整体员工的有关意识，才能有效的改善整个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可以通过一些培训内容加强人员与市场经济有关法律的知识普及。三是完善企业制度的制定，现代企业制度的制定是在企业内部推行有关法律事务管理理念的前提。加强企业管理的经营机制，逐渐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从而推进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是顺利进行，确保企业持久稳定的发展。
2.选择适合企业发展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
我国企业在法律事务管理中存在的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缺乏相应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因此很多企业在完善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中往往会采用聘请一些兼职的法律顾问，由于这些兼职人员对企业的发展和具体情况了解的不够清楚，而且往往是在企业遇到问题之后才会被任命导致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下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必须要建立一个体系比较完善而且符合企业发展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确保企业发展过程中法律有关事务的秩序进行。
3.严格控制企业法律事务管理人员的素质
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综合性工作，这项工作对于管理人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要求很高，为了保障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首先必须保证法律事务管理人员的素质。企业的法律有关工作者不仅仅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有关的商贸知识、管理知识以及在企业对外交涉中明白自己所处的角色，如何极大的保障企业的根本利益。对于人员素质的控制首先在选拔条件上进行严格的把控，其次就是在工作中加强各方面技能知识的培训，使得人员能够更好的为企业发展效力。
四、总结
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是现代企业在发展中不容忽视的环节，有效提升企业法律事务管理能力的前提就是要认清法律事务管理在企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限制管理水平提升的阻碍因素，只有找出阻碍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法律管理篇（8）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律师法律服务业也在不断的发展，客户对律师法律服务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为此，要确保律师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专业、高效、优质，就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持续稳定的法律服务质量管理体制。
一、法律服务质量的现状及问题
（一）律师业务水平不精
律师队伍的整体执业水平不高，缺乏办大案、办疑难案件的能力。在我县，律师的学历普遍不高，没有一位律师是拥有法学研究生文凭的，法律科班毕业的也瘳瘳无几，大多是通过网络教育、成人高考和函授等形式取得法律本科文凭。有些律师工作虽然认真，但业务水平不高，知识不扎实，承接的案件业务不熟悉，超过了自己办案难度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法律服务质量，引起了当事人的不满。再者，在多数律师平时不善于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把自己来束缚“老框框”内，尽凭老经验和老的做法处理事情，思想和业务素质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要求，更不可能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律师缺乏质量意识
很多律师重经济轻质量，不愿意受理小案件、经济标的不大的案件，即使受理了也敷衍了事，或者交给刚跨入该行业的年轻的律师承办，对案件的办理结果毫不关心或根本没有考虑办案质量的意识。加之分配制度的矛盾，使得律师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并不把满足顾客需要摆在首位，更谈不上超越顾客需求，有些律师注重眼前利益，甚至放弃省市司法行政系统组织的学习、考察机会。
（三）服务质量管理滞后
目前，在我国依据现行《律师法》建立的律师事务所绝大多数都是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是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或者名律师往往以习惯的操作方式来指导律师办理案件，但是并不能使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过程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律师的工作基本上是独立进行，服务提供的全过程都由律师自行操作。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各项制度不健全或不落实，不依法履行法律服务管理职责。再者，“两结合”管理体制不成熟，有权的管不着，管得着的没权管，律师办案的质量问题就变得无人问津了。
二、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将发展法律服务业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进一步提升了律师法律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律师努力为社会和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是律师业发展的根本。
（一）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是社会各方面的迫切要求
律师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承载着多方面的社会评价，有来自委托人的层面，委托人对服务的满意与否是衡量律师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有来自律师个体的层面，其承办案件或委托事项时对办理过程的掌控和把握是体现律师个体专业胜任与否的关键。有来自律师事务所的层面，律师的服务质量代表着事务所的形象。有来自社会公众和管理机关的层面，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都必须受到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行业管理的特别监督，这已为我国律师制度恢复建设28年来的实践所证明。而普通民众对一些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生活中的敏感案件的关注也对律师服务质量的评价形成影响，可以说这些都是律师服务质量评价与其他行业服务质量评价最有区别的一个层面。因此，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的监管是包括律师本身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迫切要求。
（二）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是对法律服务合格“产品”监督的需要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健全的法治国家提供给社会成员的法律服务属于市场法律服务。市场法律服务则是具有商品属性的选择，服务对象须支付对价方能获得。拥有市场准入条件获得执业许可的法律服务者享有报酬权，但是当服务有瑕疵或过失时，有可能报酬权归于消灭，造成损害的还应赔偿，违法违纪的，还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再说，服务质量也有高下之分，因此，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是对律师法律服务“产品”生产过程的一个监督。
（三）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是促进律师法律服务质量提升的需要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建立和发展28年来，如何评价和怎样衡量律师服务质量在管理机关层面和社会公众层面仍然是缺乏系统的评价机制。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质量监督和评价体系发展很快，社会公众层面对商品和服务质量是否满足消费者要求的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对律师的法律服务质量从国家对律师行业和律师职能管理机关看，已经颁布和制定的有关律师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理规章缺乏，在司法部转发的《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则》（试行）的通知（司发通[2004]32号）中，仅在第四章第34条中提到“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对律师的服务质量进行跟踪监督”。而2004年3月20日五届全国律协第九次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中竟没有涉及律师服务质量的规范性条款，只是在第八章，业务推广的第115条中提到一句“律师应通过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提高法律服务质量……”。2008年7月21日司法部出台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中也没有直接提到服务质量管理的条款，因此，在其他行业服务质量已经成为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最为重视的要素时，对律师的法律服务质量也急需完善评价标准和方法，切实加强监管，促进法律服务质量的提升。
三、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管理的思考
通过以上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并指出法律服务质量管理的重要性。笔者就加强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管理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建立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律师事务所管理者在服务质量体系中的职责：
1、建立良好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首先要求管理者科学地确定律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方针和管理目标，引导律师进行规范服务，以质量取胜。事实上，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因规模、人员和定位的不同，其质量方针也是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应当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质量方针中明确主要面对的客户群体、希望达到的质量形象和信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措施等内容。
2、任何质量目标的实现都是以确定质量活动为基础的，管理者的质量管理活动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并实施一系列的文件制度加以明确。针对律师行业的服务质量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收费及业务合同管理制度
律师事务所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当地律师业收费情况，制定收费的基本标准，并建立统一收费制度。律师代表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委托办理法律事务，必须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并履行收案审批手续。律师事务所对于合同的印制、空白合同的保管、合同的领用、签订及归还都应当加以明确规定，并要求律师遵照执行。对于委托人要求在格式合同以外增加风险条款，必须经律师事务所管理者同意并确认，以避免扩大律师事务所风险责任。
（2）确立执业规范制度
律师事务所可以通过编制一系列的执业规范，而使律师在办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律顾问、非诉讼等业务活动中，具有明确的操作规程。并可以通过规范化的文件管理提供样本，以提高律师的工作效率，增加客户的满意度。
（3）主、协办律师制度
主、协办律师制度要求每一法律事务的承办律师原则上不少于2人（含2人），其中至少应当有1名主办律师。主办律师对案件质量和法律文书的质量负责，承担与客户进行及时沟通、研究案情、通报进展情况的责任，并应当在诉讼中主导庭审，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和沟通。协办律师则主要承担法律服务过程中的资料收集、材料取送及草拟法律文书等偏重于事务性的工作。主、协办律师制度可以有效地控制案件质量和执业风险，并可以通过相互协作，提高律师的服务效率。最重要的是，主、协办制度可以迅速地使年轻律师得到锻炼和成长，从而在律师事务所建立合理的人才梯队。
（4）工作日志及案件通报制度
要求律师养成记录工作日志的习惯，并定时报送客户，得到客户的确认。这不仅是一种与客户建立良好沟通的方法，使客户对律师的工作心中有数，促进律师提高工作效率，还便于事务所了解律师的工作内容，加强对律师的监督和管理。同时，经确认的工作日志，对于防范和化解律师执业风险，解决客户投诉方面也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5）案件讨论制
对于重大和疑难的案件，建立事务所的案件讨论制度尤为重要。通过事务所律师对案件的集体分析和研究，往往可以汇集各专业部门的意见，选择合理、有效的办案思路，作出正确的业务判断，指导客户修正其不合理的预期。
（6）隐含执业风险类法律文书管理制度
律师事务所执业风险责任的加大，不仅要求律师在出具法律文书时，应当充分考虑其必要性和可能承担的风险，更要求律师事务所建立相关审查制度，对其质量加以控制，以避免律师事务所因律师的执业过错而发生赔付。
（7）业务档案管理制度
律师事务所应当确立相应的规范确保律师在接受委托承办具体法律事务时，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和资料，并在法律事务办理完毕后，全面整理，入卷归档。
（8）投诉管理制度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专门的部门处理客户的投诉，并建立完备的超过客户期望的纠正措施。在客户看来，不能积极的处理投诉，甚至比出现基本的服务问题更令人难以容忍。对于的确是属于律师工作出现问题的，事务所应当根据客观情况采取向客户道歉、退费、更换承办律师等办法进行处理，表现出律师事务所对于投诉的重视和积极态度。客户投诉如果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客户会谅解律师的错误，或者仅针对个别律师表示不满；反之，客户投诉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客户则会对整个律师事务所留下恶劣的印象。
3、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后，管理者还应当定期进行评审，根据客户反馈意见，不断调整质量目标和落实质量管理的执行情况，保障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正常运行。
（二）建立法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明确律师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评价方法
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的高低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因此，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的监管必定也是一个全方位，多方面的系统工作。需要从队伍建设、所务管理、违纪查处诸方面，综合运用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手段，实现对法律服务质量的有效监控。具体做法应当把好“三关”、建立三个机制。
1、加强从业教育，把好人员进口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作为广大律师从业的指导，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难免会发生少数律师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职业道德的现象发生。因此，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高度重视律师的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要在律师队伍中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积极组织律师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律师头脑，用高尚的职业道德规范律师行为。在律师事务所，可以通过面试、笔试和职业能力测试对新招聘律师进行考查。事务所对新律师的要求，决不仅仅是学历和专业能力上的。更重要的是，新招聘的律师应当认同事务所发展的理念，并具有敬业精神和良好的个性。
2、加强所务建设，把好规范管理关。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直接承担着对律师的日常管理，包括对律师办案收费、案卷归档等。事务所管理的规范与否，对每个律师规范办案程序、防范执业风险、提高办案质量直接起着约束作用。要通过引入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管理等先进管理方法，使律师事务所对律师办案的每个环节实行有效监控。通过对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控制，使其达到标准的要求，避免和排除破坏办案质量的因素，从而将影响案件质量的不合格及时消除，并总结、筛选出更有效、可靠、便捷的操作手段，提高案件的质量和效率，进而使法律服务的质量得到保证。
3、完善惩戒体系，把好违规查处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律师法》、司法部颁布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进一步加强律师惩戒制度建设，规范惩戒程序，加大惩戒力度。通过完善律师惩戒体系，坚决遏制乱收费、低价竞争、服务质量差等现象，提高律师法律服务质量。
法律管理篇（9）
第二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所出资企业，是指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第四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指导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工作。
上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办法对下级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企业应当建立防范风险的法律机制，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第六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激励、约束机制。
第二章企业法律顾问
第七条本办法所称企业法律顾问，是指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专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
第八条企业法律顾问执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须通过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后取得。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管理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负责。条件成熟的，应当委托企业法律顾问的协会组织具体办理。
第九条企业应当支持职工学习和掌握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知识，鼓励具备条件的人员参加全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
企业应当建立企业法律顾问业务培训制度，提高企业法律顾问的业务素质和执业水平。
第十条企业法律顾问应当遵循以下工作原则：
(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执业；
(二)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依法维护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四)以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和事中法律控制为主、事后法律补救为辅。
第十一条企业法律顾问享有下列权利：
(一)负责处理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中的法律事务；
(二)对损害企业合法权益、损害出资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根据工作需要查阅企业有关文件、资料，询问企业有关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企业授予的其他权利。
企业对企业法律顾问就前款第(二)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予采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严重损害出资人合法权益的，所出资企业的子企业的法律顾问可以向所出资企业反映，所出资企业的法律顾问可以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反映。
第十二条企业法律顾问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及企业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二)依法履行企业法律顾问职责；
(三)对所提出的法律意见、起草的法律文书以及办理的其他法律事务的合法性负责；
(四)保守国家秘密和企业商业秘密；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企业规定的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十三条企业应当建立科学、规范的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规定企业法律顾问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权限、程序和工作时限等内容，确保企业法律顾问顺利开展工作。
第十四条企业应当建立企业法律顾问专业技术等级制度。
企业法律顾问分为企业一级法律顾问、企业二级法律顾问和企业三级法律顾问。评定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可以配备企业法律顾问助理，协助企业法律顾问开展工作。
第三章企业总法律顾问
第十六条本办法所称企业总法律顾问，是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全面负责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总法律顾问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总经理负责。
第十七条大型企业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
第十八条企业总法律顾问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执行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秉公尽责，严守法纪；
(二)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三)精通法律业务，具有处理复杂或者疑难法律事务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四)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在企业中层以上管理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满3年的；或者被聘任为企业一级法律顾问，并担任过企业法律事务机构负责人的。
第十九条企业总法律顾问可以从社会上招聘产生。招聘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条企业总法律顾问的任职实行备案制度。所出资企业按照企业负责人任免程序将所选聘的企业总法律顾问报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所出资企业的子企业将所选聘的企业总法律顾问报送所出资企业备案。
第二十一条企业总法律顾问履行下列职责：
(一)全面负责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统一协调处理企业决策、经营和管理中的法律事务；
(二)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保证决策的合法性，并对相关法律风险提出防范意见；
(三)参与企业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健全企业法律事务机构；
(四)负责企业的法制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建立企业法律顾问业务培训制度；
(五)对企业及下属单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监督或者协助有关部门予以整改；
(六)指导下属单位法律事务工作，对下属单位法律事务负责人的任免提出建议；
(七)其他应当由企业总法律顾问履行的职责。
第四章企业法律事务机构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所称的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是指企业设置的专门承担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职能部门，是企业法律顾问的执业机构。
第二十三条大型企业设置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其他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法律事务机构。
企业应当根据工作需要为法律事务机构配备企业法律顾问。
第二十四条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出法律意见；
(二)起草或者参与起草、审核企业重要规章制度；
(三)管理、审核企业合同，参加重大合同的谈判和起草工作；
(四)参与企业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投融资、担保、租赁、产权转让、招投标及改制、重组、公司上市等重大经济活动，处理有关法律事务；
(五)办理企业工商登记以及商标、专利、商业秘密保护、公证、鉴证等有关法律事务，做好企业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六)负责或者配合企业有关部门对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七)提供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法律咨询；
(八)受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参加企业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和听证等活动；
(九)负责选聘律师，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十)办理企业负责人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第二十五条法律事务机构应当加强与企业财务、审计和监察等部门的协调和配合，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各项监督机制。
第二十六条企业应当支持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及企业法律顾问依法履行职责，为开展法律事务工作提供必要的组织、制度和物质等保障。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所出资企业法制建设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八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督促所出资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二十九条所出资企业依据有关规定报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重大投融资等重大事项，应当由企业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分析相关的法律风险，明确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所出资企业发生涉及出资人重大权益的法律纠纷，应当在法律纠纷发生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并接受有关法律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一条所出资企业对其子企业法制建设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参照本章规定执行。
第六章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二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企业应当对在促进企业依法经营，避免或者挽回企业重大经济损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和企业法律顾问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三条企业法律顾问和总法律顾问、、谋取私利，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的，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可同时依照有关规定，由其所在企业报请管理机关暂停执业或者吊销其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有犯罪嫌疑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法律监督机制，发生重大经营决策失误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所出资企业予以通报批评或者警告；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企业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有犯罪嫌疑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五条企业有关负责人对企业法律顾问依法履行职责打击报复的，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所出资企业予以通报批评或者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有犯罪嫌疑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六条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违法干预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侵犯所出资企业和企业法律顾问合法权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犯罪嫌疑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附则
法律管理篇（10）
关键词
法律风险；企业管理；法律意识
笔者作为兼职律师，长期担任某著名台企在大陆多家子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日常业务中，被咨询最多的问题，是某宗交易、某份合同、某项商务决策是否存在法律风险。个案提供法律意见之外，感觉关于法律风险，还有一些共性问题需要沟通，但限于时间总是难以深入。近期应邀配合母公司专职法务，对业务人员进行了法律风险管理培训。这使我有机会对法律风险管理稍作务虚思考，形成以下文字，与读者分享。
一、法律顾问和企业法律风险的关系
对此问题，并非所有的管理者和法律顾问都能准确把握。平时经常被不太了解法律的商界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律师就是托他帮忙打官司吧？我一般会这样回答：律师当然会打官司，就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出庭并不是律师唯一的或者主要的工作；好的律师不仅要在必须走上法庭时尽量帮助客户赢得诉讼，而且应该通过其日常服务，帮助客户尽量“避免走上法庭”。诚如美国霍姆斯大法官所言：“我们研究法律，研究的并非某一神秘的事物，而是一种著名的职业。我们研究在法官面前想要得到什么，或者向他人做出建议，使其避免走上法庭”。因此，对于法律顾问与企业法律风险的关系可如下说明：第一，企业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能是法律风险管理；第二，法律风险管理应以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辅，尤其应当强调事前的法律风险防范。①为了实现前述目标，企业法律顾问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受托审查合同。合同是沟通企业与交易伙伴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方（如劳动者）的桥梁，它可以给企业带来收益，也可能引入法律风险。把守好合同桥梁，就有可能防范绝大多数的企业法律风险发展成为法律危机、避免绝大多数的诉讼。一个企业的法律风险管理能力，并不主要取决于其能否赢得诉讼，而是主要取决于能否通过一系列管理能力的提升，避免纠纷发生、避免纠纷升级为诉讼，从而将不确定的法律风险化解为可控制的管理成本。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由企业法律顾问，即内部法务或/及外聘律师具体负责。此外，还需在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框架内，形成全员参与、共担责任的机制。正如《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GB/T27914-2011）指出：风险产生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因此法律风险管理需要企业所有员工的参与并承担相关责任，其别包括企业专职的法律管理部门（或人员）；各方人员宜分工负责，以形成法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二、认识企业法律风险
在这部分中，先从“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两个角度初步认识法律风险，然后讨论管理者强化法律风险意识问题，最后归纳法律风险的属性及其定义。
（一）企业法律风险是什么在不同的语境下，言说者使用企业法律风险术语，所欲表达含义可能有三种：第一，因企业涉法行为产生的风险，例如合同订立不规范可能导致权利难以实现、承受过重乃至完全不具可行性的义务、遭遇对方违约却无法索赔，或因约定不明导致合同解释歧义。第二，法律的不确定性导致难以实现预期的正面效果，例如法院向当事人提示的“民事诉讼风险”，就是指现行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履行诉讼义务不当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实质是企业在民事诉讼中可能涉及的实体和程序问题的不确定性。②第三，承担法律责任，即因为企业未能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而依法、依约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企业法律风险不是什么认识法律风险，需要消除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建立以下几种理念：理念一，自己不违法，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很多管理者把法律风险简单等同于违法风险，误以为只要企业不违法就不会产生法律风险。问题是，自己不违法却仍有可能受到违法者侵害。而且这种误解系基于一个假设的前提，即企业经营中的所有问题都能从法条中找到明确且固定的答案，真实情况则是，当前我国仍处在转型期，法律变动频繁，而在司法实践中更是存在许多偶然性和非理性因素，因此除了违法风险之外，不确定性法律风险同样是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理念二，自己不承担责任，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因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而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确实是最为常见和严重的法律风险，但是自己一方的权利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未生效、可撤销（变更），可能因为合同中被对方植入免责条款而成为一纸空文，还有可能因为异议（除斥）期间届满、时效经过以及程序原因而落空。更何况理性的商人都不希望卷入纠纷诉讼或仲裁，纠纷本身就是对商业利益的损害，需要动用宝贵的资源加以应对，因而就是一种法律风险。理念三，尚未发生法律危机，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关于何谓企业危机，有很多观点。例如：危机是指会给组织声誉或信用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和活动，典型情形是失去或将要失去控制，该定义指出危机的损害性（尤其是声誉、信用等无形损害）和失控性。又如，危机是指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其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影响，该定义强调危机损害的广泛性和潜在性。再如，危机是指事态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一旦发生危机则时间因素非常关键，危机管理的任务是尽量把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争取重新控制，该定义可以视为对危机应对的善意忠告。综合以上危机定义，可以将法律危机理解为业已发生的法律风险事故，即因为内外环境引发的，对企业具有立即且严重威胁的法律事件。法律风险和法律危机如同硬币的两面：尚未爆发的法律危机是法律风险，法律风险失控转化为法律危机，而法律危机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则形成更加严重的法律风险。可见，法律风险是法律危机的诱因，但是并非所有的法律风险都会导致法律危机。显性的法律风险容易识别，通过积极管控，向法律危机转化的可能性反而较小；而隐性的尤其是隐藏较深的法律风险往往被忽视，转化为法律危机的可能性反而较大，应作为管理的重点。
（三）关于强化法律风险意识限于篇幅，这里只建议企业管理者特别关注以下两点：第一，企业法律风险无处不在。企业的英文Enterprise，原意是艰巨或带冒险性的事业；合资企业的英文JointVenture，原意则是共同冒险。因此，企业经营乃是冒险家的事业，商业活动无处无时无风险，其中就包括法律风险。以上道理十分浅显，为何还需强调？原因就在于文化差异。国人避讳谈论危机和风险，而西方人士虽然也有某些语言禁忌（例如避讳13），但在行为上却不回避风险和风险管理。国人信奉“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人士眼里，人在自然状态下彼此处于战争状态，人对人是狼（霍布斯语），所以才需引入法律和契约控制人的欲望、贪婪和邪恶。以上文化差异导致中外人士对自身、自然、经济、社会、政治、伦理等各种问题的看法不同，其中包括对企业法律风险的不同态度。第二，企业法律风险可能转化为个人法律风险。此处的个人，既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业经理人，也包括普通层级的管理和业务人员。如果不考虑公司人格否定等特殊情况，则在一般情形下公司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企业法律风险向股东的传导受到有限责任的屏蔽。还是在一般情形下，管理人员职务行为的后果和责任归于企业，个人虽有声誉、职业生涯等风险，但不会直接暴露于法律风险。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例外情形，企业违法行为可能被同时认定为个人违法行为，管理人员须依法承担个人责任。以职业经理人为例，在违反勤勉义务、忠实义务、守法及遵守公司章程义务时，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其个人须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因此即便是出于降低个人法律风险考量，企业管理人员也应该强化法律风险意识。
（四）法律风险的属性及其定义对于法律风险的属性，可作如下归纳：第一，法律风险与法律运作过程密切相关。法律运作包括法律创制（包括法律的立、改、废）和法律实施（执法、司法、守法）。企业法律风险不仅与企业自身及其员工的行为有关，而且与公权力机关的立法、执法、司法行为密切相关。第二，法律风险主要根源于不规范行为。不规范行为的主体，既可能是本企业及其员工，也可能是交易对方，还可能是公权力机关和第三人。不规范行为可能表现为违法、违约、违规，违规包括违反交易惯例、管理规章、善良管理人标准等。违反商业伦理，虽然并不必然导致法律风险，但是如果违反的是已被法律化了的伦理规范（例如商业诚信），同样会面临法律风险。第三，法律风险是不确定的法律状态。法律风险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才经常被人们忽视，进而导致现实的法律危机，但在法律风险意识较强的企业及管理者那里，却可以通过审慎的风险管理，得到有效的识别、评估、防范和化解。第四，法律风险是主体不希望其发生的负面法律后果。如果企业经过对成本、收益、机会、风险进行充分理性的权衡考量，追求某种法律状态的发生，该企业实际是在进行某种法律博弈，当那种状态实际发生时，不应被视为法律危机。当然，无论这种刻意追求的、虚张声势的法律博弈（曾有某面临群体性劳动纠纷的知名台企，状告报道相关事件的记者侵害名誉权）结果如何，企业都有可能面临公众形象进一步受损的风险。总体而言，法律博弈弊大于利，不值得提倡。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企业法律风险是指在法律运作过程中因某种不规范行为而产生的，发生对企业不利法律后果的负面可能性。
三、法律风险的类型化分析
对法律风险的类型化分析，有助于有针对性对企业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一）显性法律风险与隐性法律风险对于显性法律风险，例如交易伙伴的违约风险、税务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即使不借助法务人员的专业判断，普通业务人员也可以识别和评估，至于风险控制是否需要得到法务协助，则可视情况而定。而隐性法律风险较为隐蔽，识别、评估难度较大，需要法务提供专业意见。但是显性和隐性的区分是相对的，企业之间实力、背景和文化不同，其管理者和员工素质也有差距，同样的法律风险，对这个企业是显性的，对那个企业则可能是隐性的。此外，不同资历和执业经验的法务人员对法律风险的认知水平也会参差不齐，既取决于相关人员的法律素质和商务素养，也与其诚信、勤勉等职业伦理水准密切相关。考虑到成本节约和时间稀缺，企业法律顾问尤其是外聘律师，不可能事无巨细统揽所有法律风险的管理，其工作重点一般集中于隐性法律风险管理，以及在法律危机发生时负责应对。对于显性风险，法律顾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企业具体业务部门及人员提供指导、协助。这里建议管理者避免两个认识误区。误区之一，是认为法律顾问的作用只是处理显性的法律风险和法律危机事件，遇到麻烦和官司才想到请教律师，平时不希望律师“找麻烦”。其次是由于律师的日常工作，显性和隐性的法律风险都得到有效管控，企业一段时间处于“无讼”状态，从而意识不到法律顾问的价值，反倒渐渐忽视这项基础性管理职能。
（二）静态法律风险和动态法律风险静态法律风险，是指外部法律环境没有变化或是变化不大，却因主体自身行为失范而形成的法律风险。对于静态风险，通过强化法务管理，规范行为方式，可以较好地起到风险防范化解效果。动态法律风险，是指由于外部法律环境较大变化导致的法律风险。对于此类风险，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其狭义，即法律规范本身的变化。当前我国法律变动性较大，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经营环境，但此类风险并非如想象的那样难以管理。在时际法冲突方面，通行的原则是“法不溯及既往”，不少新法在施行前规定有过渡期（如内外企所得税合并前给原有外企规定了5年过渡期），对企业及公众影响较大的法律，从公布到施行一般都会给足准备时间。所以企业只要在法律顾问的协助下，对法律规范的变动给予足够重视并采取应对措施，完全可以从容应对狭义的法律变化。值得关注的是两类特殊法律变化。一是司法解释变化。在我国，司法解释已然成为事实上的法律渊源（法律形式），而且还是对司法裁判非常重要的法律渊源。最高人民法院各种形式的司法解释，都会导致人们必须对既有事实和社会关系做出重新评估、对行为模式做出相应调整，动态风险由此而生。二是指导案例的变化。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上级法院的裁判先例对下级法院历来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从2010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开始施行《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明确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与立法修订本身相比，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的变化更加频繁，③这就给法律风险的识别、评估、防范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三）民事、行政、刑事、宪法风险第一，民事法律风险。涉及民事（含商事）领域不确定的负面后果，包括权利受损，救济权丧失，合同无效、被撤销，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承担违约、侵权责任，等等。民法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抵触，当事人可以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充分协商，所议定的交易条件对各方都具有约束力。因此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合同约定，对民事风险实现有效的规避和管控。企业应该高度重视合同约定对于法律风险管理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中，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调整资源配置和产品分配，在既有法律框架下，交易主体通过合同约定形成交易细节秩序。《合同法》不会为当事人设定具体的交易条件，企业应充分利用合同法赋予的意思自治权利，与交易对象充分协商，尽量对交易细节做出具体、详尽、明确、符合特定交易目的的个性化约定。订立合同的目的无外乎两点：一是固定当事人业已达成一致的交易条件；二是锁定各方的利益平衡点。合同文本若是过于简约，或者满足于下载套用范本格式，往往造成语焉不详，难以实现订约目的，且容易诱发履约中的扯皮赖账，导致合同纠纷。而且由于司法腐败客观存在，此类合同也会给裁判不公提供可乘之机。当然，也应避免长篇大论却条理不清、歧义百出的合同，这同样也会给履约带来困扰和风险。第二，行政法律风险。民事法律风险属于私法风险，与此相比，行政、刑事、宪法风险都属于公法风险，主要涉及强制性规范，企业难以通过合同约定加以规避。行政法律风险有两种情形，一是企业因为违反法律可能承担行政责任；另一种是企业遭受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管理行政法律风险，应在商务决策中引入行政合法性评估，防患于未然。其次是在行政风险事故实际发生后，企业应视情形充分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时寻求权利救济。在行政法领域，特别强调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行政行为即使实体合法，但如果程序违法，法院仍应判决撤销。此外行政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行政机关对其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定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企业而言十分有利。但是毋庸讳言，由于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还远未真正实现，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的胜诉率依然很低，这是企业在现阶段不得不面对现实环境，需要将其纳入决策考量。第三，刑事法律风险。这是一类特别严重的违法风险，即企业或/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能被认定为构成犯罪，面临刑罚处罚。在刑法领域，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事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受罚，认定犯罪必须符合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在罪与非罪的两可之间疑罪从无，因此在企业法律顾问的帮助下，刑事法律风险是一类相对而言容易识别、评估、管控的风险。然而刑事法律风险事故一旦发生，损失难以弥补，因此特别提醒企业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强化刑事风险意识，远离刑事责任红线。第四，宪法风险。在现阶段，我国的宪法尚不具备直接的“可诉性”，但是不排除法院将涉及宪法的纠纷界定为普通法律的纠纷，予以立案审理。无论是否导致法律诉讼，在公民权利觉醒和自媒体高度发展的时代，一旦涉嫌侵害他人的宪法公民权，例如平等权（在劳动关系上表现为平等就业权），企业的公众形象必将受到严重损害。
（四）国内法律风险和跨国法律风险国内法律风险的管理相对简单，但是也不尽然。异地商业交易仍会面临地方法规冲突、地方保护、法律环境差异等困扰，不同程度地增加风险管理难度。跨国（跨地区）法律风险的管理难度主要体现在：涉及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可能适用外国公法、私法或统一实体法；涉及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涉及诉讼或仲裁管辖的冲突；涉及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跨国执行；涉及法律文化传统冲突；处理跨国法律事务的成本较大。需要注意的是，国内法律风险与跨国法律风险的区别是相对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在通常认为“纯国内”的业务中被牵扯进跨国诉讼的情形并不罕见。例如2004年11月发生在包头的东航MU5210号航班空难，航空公司、遇难者（除一名印尼乘客外）、事故地点、航线都在中国国内，却被遇难者家属以事故飞机发动机系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飞机制造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及东航在美国均有营业活动为由，根据美国民事诉讼法的“长臂管辖”条款而诉至美国加州法院。
（五）外部法律风险与内部法律风险前者因企业之外的社会、政策、法律环境等因素引发；后者因企业内部决策、经营、管理等因素引发。外部风险相对较难控制，但是企业仍可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影响立法进程，或在可能的情况下“用脚投票”。无论外部或是内部法律风险，企业都可以通过加强风险管理措施加以管控化解。例如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施行前后，企业HR管理普遍面临法律环境的重大变化，有的企业将其作为建构和谐劳动关系的契机，而有不少企业却发生严重的劳动冲突，甚至升级为公共事件。又例如，同样面对诚信缺失、道德溃败的外部环境，有的企业屡屡受骗上当，而有的企业则借助有效的信用风险和法务管理，始终保持安全运营。
（六）违约风险与侵权风险违约风险存在于生效合同的特定当事人之间。合同无效、被撤销、未生效都谈不上违约，但是有可能导致缔约过失责任。违约不以故意或过失为前提，只要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又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和抗辩权，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对企业而言，产品责任、环境责任、安全责任是三类最常见的侵权风险。侵权风险属于法定之债，绝大多数的侵权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但是也有例外，当事人之间存在在先合同关系，但在损害发生时，受害方既可以选择以违约案由，也可以选择以侵权案由（如医疗损害责任、产品责任）。违约和侵权所须承担的都是民事责任，其共同特点是补偿性，除非法律（例如《消费者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另有特别规定，民事责任一般不具有惩罚性。不同之处在于，对于违约风险，行为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约定责任限制或免除条款，而且即便在合同中没有约定，承担违约赔偿也受到违约者可预见性、守约方减损义务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在侵权责任领域是不被认可的。建议企业一方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在合同中合理限制自己的责任。当然，格式合同中免除自己责任、加重对方义务的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此外，法律也会对某些特殊免责条款的生效规定一定的条件，例如《保险法》中对保险人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
四、企业应该如何对待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伴随企业经营的全过程，唯有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才能将风险事故的发生概率及可能的损失控制在企业所能合理承受的范围。就此问题，笔者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面对法律风险企业应持正确的心态英国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曾经《中国100强企业法律风险报告》，风险评分最高的5家企业分别是：联想联想97分，TCL93分，海尔83分，中海油71分，中粮集团68分。路伟所北京办事处主任合伙人吕立山律师评价：分值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但并不是对企业自身的积极或消极评价。可见，法律风险并非“坏企业”的专利，那些经营良好的企业同样面临、甚至更会面临风险。企业管理者和业务人员应该树立法律风险可知、可防、可控的观念，同时强化法律风险意识。正如GE前CEO杰克.韦尔奇所说：“法律风险是一种商业风险，商业管理人员有责任像管理企业商业经营其他风险一样对待管理法律风险。”
（二）认识到法律风险管理是一项专业工作法律事务是历史最悠久的职业之一。法律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能力确有高下之分，取决于个体对于法律本身的把握程度以及在长期法律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仅以法务人员使用的法律职业语言（法言法语）为例，法律语言的含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文，而且有约定俗称的特定用法，对语言的理解又影响到法条的解释，“以法律为准绳”并非如非法律从业人员所理解的查找百度那么简单，律师所做的更多是如何准确理解和阐释法律条文的内在含义。因此，企业法务人员的合适人选，“应该具有很好的判断力，他们有一些不可言喻的谨慎、超然、想象和常识的混合”，这种能力一定建立在法律训练、资料拥有、经验养成和勤勉忠实的基础之上。作为一名长期担任企业法律顾问的律师，笔者希望管理者和业务人员对法务人员特有的保守、谨慎，甚至是“迂腐”给予宽容和理解，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特点和工作职责使然；希望将法务人员提出的法律风险管理意见纳入商务决策的考量之中。专业的法律意见，不仅不会妨碍正常的商业经营，反而能使其更加安全顺畅。
（三）正确对待企业法律纠纷首先，预先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避免纠纷发生，并且针对可能的纠纷设置防火墙。其次，如果不幸发生了纠纷，优先考虑通过协商、第三方调解等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ADR）解决纠纷，毕竟以裁判方式解决纠纷成本太高。再次，如果以ADR方式仍然不能解决商务纠纷，也尽可能采用仲裁方式解决，当然前提是预先在商务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方式，并且明确约定了仲裁机构。最后，如果不得不面对诉讼，与法务配合应对，并注意相关诉讼风险。
（四）企业管理人员应逐步养成涉法思维模式思维方式影响行为方式。法律人的职业行为模式之所以与众不同，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对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律师》前主编刘桂明先生曾有如下总结：逻辑思维；逆向思维；程序思维；规则思维；民主思维；权利思维；证据思维；平等思维；救济思维；公平思维。术业有专攻，不可能苛求企业管理者以及业务人员完全像法律人那样的思维，但是他们如果能对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或者更进一步，如果能够尝试着除了商业思维之外，站在法律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将会非常有助于与法务人员密切配合，提升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水准。以下是五点具体建议：第一，讲法律。处理涉法业务，首先应当以法律规范为准绳，也就是具备规则意识。即便认为某项法律规定不合情理，在未经修改废止之前，仍须遵守执行。有可能某项下位法与上位法不符，也只能根据《立法法》规定的程序，申请有关机关审查，尽量避免直接挑战现行规定。第二，讲证据。处理涉法业务，还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在法律人看来，所谓事实并不必然等同于客观事实，而是指经由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一定的证据规则，由符合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证据证明了的法律事实。与讲证据相关，这里特别强调纸质书面合同的意义。《合同法》虽然承认口头合同、其他合同的合法性，也承认数据电文具有书面效力，但是非书面合同的可靠性远不及书面合同，数据电文在证据固定、签名识别等方面也有诸多不确定性，因此从减小法律风险角度考虑，在订立商务合同时特别推荐采用传统的纸质书面形式。第三，讲程序。程序是指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方式和路径。现代法治社会特别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有“程序是法律的生命”之说。例如谈及司法公正，首先强调的是程序公正。又如行政行为，尽管实体或许正确，但如果程序违法也会被法院撤销。受此启发，在企业HR管理中也应引入程序思维，在劳动纠纷处理中，但凡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HR作业，例如企业因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对员工的处分程序是否合法、是否符合自然公正，往往成为裁判者是否支持企业主张的关键考量。第四，讲法理。法官处理法律纠纷，不仅要求结论正确，而且必须经过充分的法律论证，裁判理由必须公开，并且有法律依据的、具有法律上的说服力。讲法理还意味着在法治社会中，不仅强调规则之治，法律至上，而且强调规则本身是良法，符合民主、平等、公平、保护权利、为权利提供救济等价值目标，即所谓良法之治。当代企业中国企业有幸在一个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环境下经营发展，理应主动适应这一法治环境，对自己的行为模式进行相应调整。第五，讲伦理。对企业而言，就是讲商业伦理，其实质是企业经营不仅应当顾及股东利益，而且必须顾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底线是不能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害。讲求商业伦理，不仅是商业伦理要求，而且也是法律要求，因为公序良俗就是一个民商法原则，企业行为是否符合商业伦理，不仅影响到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评价，而且会影响裁判者对是非曲折的评判，最终对企业商业利益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美]杰弗里.R.卡波尼格罗．危机顾问．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
[2]向飞、陈友春．企业法律风险评估．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