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阶段篇（1）

第一是对经济增长态势的看法。2016年经济增长6.7%，到底是高还是低？从中国经济自身纵向对比，与过去7%的年增长目标和高于7%的年实际增长率对比，2016年的经济增长是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但这种简单的朴素对比未必科学，对这个问题应科学地判断。判断一个增长率是否适度，不是简单地看其数值的高低，而是要根据产出缺口（output gap）来进行评估：高增长率有可能预示经济过热，资源紧张；低增长率有可能预示经济过冷，资源闲置。通过一些经济指标综合判断，2016年中国的产出缺口逐步缩小，经济处于趋优的增长态势。中国经济总量早已稳居世界第二，在基数继续快速扩大的情况下，经济增势放缓完全符合规律。就是2016年这个放缓的增长率，与世界一些经济大国比较，仍处于鹤立鸡群的状态。因此，从产出缺口揭示的资源利用水平和全球经济增长对比看，说中国经济仍处于中高位增长，是无须质疑的。

第二是对货币供应量的看法。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一度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在经济总量达五六十万亿元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早已超百万亿元，货币供应总量几近经济总量的一倍，于是人们惊呼：货币供应量太多了，银行流动性过剩，钱多了不值钱了。从绝对数量看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似带有较浓的感彩，应找一个科学的参照物。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判断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一般用物价和利率这两个指标较为合理。但这两个指标也使人们感到茫然，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两个方面。

第三是对物价的看法。在宏观经济中考察物价，一般用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化来度量。2016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处于国际上典型的低通胀状态。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将通胀的控制目标一般定在消费物价上涨2%以内。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物价的感受要比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强烈。教育、医疗、娱乐、蔬菜和食品价格以及房价不同程度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们对物价基本稳定的感受。实际上，近年来的物价有涨有跌，跌得较多的是家用电器、计算机、通信、汽车、电视机等。统计的物价水平和感受的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消费结构变化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目前还处于量变的阶段，一旦深化为质变，则应通过改变核算制度予以准确反映。因此，对物价的判断，统计的没错，人们感受的也没错，问题的关键是目前还未到从量变到质变进而影响宏观政策决策的阶段。

第四是对利率的看法。利率是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价格型工具，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决定性进展，利率的市场弹性正在逐步扩大。现存的主要问题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出现方向性的背离，利率对资金供求关系的反映出现不同的信号，这增加了对形势和政策的把控难度。2016年中央银行确定的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低于2%，贷款利率低于5%，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利率，存款利率为负数，贷款利率约在2%左右，已属典型的低利率。但与此同时，具有市场利率属性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三分以上，常见的在四五分，有的甚至更高，趋势还在继续上扬，已属典型的高利贷。官方利率反映货币供应量宽松，资金充裕；而市场利率反映货币供应量偏紧，资金短缺。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融市场上的这种强烈反差呢？是货币需求问题，还是货币供应问题，亦或是货币的传导机制问题，人们在茫然的同时，纷纷指向资金脱实向虚。

五是对资金脱实向虚的看法。所谓资金脱实向虚，一般是指在货币宽松，银行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银行有钱也不贷给实体经济企业，而将这些富裕的资金投向同业往来或融资票据，通过同业之间融资产品的利差或费差来获取丰厚利润。在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大环境下，人们将这种金融同业之间的大量资金运用，斥之为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这个虚拟经济圈中自我循环周转。更有人将这种金融同业之间的大量资金运用，斥之为资金脱实向虚的“空转”！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个理念在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实业立国的大国环境下，在任何时候政治上都是正确的。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否意味着应把所有的资金均投向实体经济企业才对呢？也不尽然。因为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伴而生的。针对实体经济而言，金融提供的是货币的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针对现代虚拟经济而言，金融提供的是货币的储藏手段；而且，在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功能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市场定价上具有相互比对验证的机理。因此，对虚拟经济也应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前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若与经济增长和物价对比，2016年广义货币（M2）增长超过11%，显得偏多。但考虑虚拟经济吸纳的具有财富储藏功能的以各种金融投资形式存在的大量货币，以及物价水平的低位稳定，应该说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基本适度的。虚拟经济在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以上从短期经济运行角度，考察了人们颇有争议的五个问题。认识这些问题，有些具有稳定的核算基础，相对来讲容易辨清；有些核算基础欠缺，增加了认识的难度。有些经济现象似乎符合经济学原理，容易形成共识；有些经济现象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用经济学原理很难解释，容易形成分歧。

若我把眼光放得更宏观和更长远一些，则对问题的认识有可能更深入。从中长期经济发展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据一些经典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来自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个结论正适应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运行。不论我们感知与否，也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国经济现正处于深度的结构调整之中。

首先，人们的消费结构正在进行深度调整。随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众化和多元化并存，一些新兴的消费方式，既带来了经济的活力，也带来了经济核算和经济管理的难度。这导致一些经济活动很难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经济理论的创新赶不上经济实践的创新，增加了人们认识问题的难度。

其次，就业结构在持续发生重大改变。我国的就业统计目前只包括城镇正式在编职工，对于农民、进城的农民工和大量的非编制职工，目前就业统计核算并未覆盖。过去是靠单位安排工作，现在是找工作，除公职有编制约束外，大量的自由择业和自谋职业者，已成为主要的劳动生力军。而且，除了法律禁用童工外，除了公职单位有到龄退休的约束外，大量非公职单位，自愿就业、自愿退休或退休返聘已成常态。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既对消费有影响，也对产业发展有影响。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2）

二、围绕整改，抓落实

通过整改集中解决问题是整改落实阶段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也是对学习实践活动实际成效的重要检验。截止目前，已经整改落实的事项有3项，其余正在按措施进行尾留工作的落实。在整改落实阶段中：一是努力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精心组织生产，积极开拓市场，极力促进产品销售，工业经济保持了平衡较快发展。1—7月份，全县规模内工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7.92亿元，占计划任务31亿元的57.8%，同比增长78.5%；产品销售收入完成16.73亿元，同比增长70.1%；实现应交税金1.46亿元，同比增长60.2%；产销率达到93.4%。主要产品原煤产量为407万吨。目前，工业项目进度比较顺利，完成投资1.3亿元（其中设备订购4000万元），重点项目青岗坪煤矿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7.5亿元，已完成了工业广场土建工程，职工宿办楼主体工程，掘进井洞1300米。县城集中供热工程1—7月份完成投资1700万元，累计完成投资1.52亿元，烟囱、凉水塔已建成，办公楼、主厂房、变电站、综合楼已竣工，目前正在建设输煤系统和安装设备。清塬、席家山、七里川煤矿技改扩能项目也全面展开。民营企业全民果干厂等小企业已进入试产阶段。二是加强银企合作，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其落实企业贷款问题。三是我局始终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认真执行整改落实方案，解决改制企业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注重为群众办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好事。为县制药厂改制遗留的职工兑付安置费98%，职工失业保险已办理，统筹费、医保等问题正在协调缴费。

三、完善体制机制，健全规章制度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3）

在整改落实阶段，我局严格按照县委的规定和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

(一)继续抓好学习培训活动。坚持把学习贯穿于学习实践活动的始终，在安排好自学的基础上，认真抓好集中学习和交流，重点组织学习了中央、省、州经济工作会议和学习实践活动交流会等会议精神，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讨论发言，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和省、州、县委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进一步鼓足干劲，明确工作思路，坚定科学发展理念。

(二)认真研究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局领导班子把研究制定整改落实方案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予以高度重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启动以来，我局就组织力量，以学习调研中查找到的问题、分析评议中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以及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提出的思路和措施为依据，对制约我县经济科学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和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梳理，研究制定了整改落实方案，确定了具体整改事项，并按清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确定了整改重点。为使整改落实方案符合实际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局党支部多次召开会议进行深入研究和反复修改，形成了高质量的整改落实方案，并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三)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制。为了确保整改方案得到及时有效落实，按照“三明确”的要求，建立了支部一把手亲自抓，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各科室具体落实的整改落实责任制，强化了整改落实的监督保障机制。其次，建立了整改台帐，对每一项整改事项，都明确了具体的整改措施、整改目标、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为抓好整改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学习调研是基础、分析检查是关键、整改落实是目的。在整改落实阶段，我局以“科学发展见行动”为载体，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认真执行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影响和制约我局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取得了较好成效。一是针对政治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干部职工理论学习制度，健全了监督检查措施，形成了理论学习的长效机制;二是针对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我局及时召开会议，在认真研究与县委、政府及上级业务部门签订的09年工作目标责任书面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工作时限和奖罚办法，确保每一项工作有分管领导、有具体落实人员，做好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全面推动全局各项工作得到圆满完成。

(五)建立完善体制机制。从科学发展的要求出发，结合我局工作职责，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四个方面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完善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修订了《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干部职工理论学习的措施。二是建立完善了依法行政和作风效能建设的长效机制。明确了调研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工作制度和工作要求，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的时间、调研文章的数量做了规定，从而为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三是建立完善了政务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修订了《政务公开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明确了政务和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以及工作分工、工作考核、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强化了民主监督，改善了行政管理，提高了行政效能，增加了办事透明度。四是建立完善了廉政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了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规范、业务规范、廉政规范、道德规范，完善了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建设一支廉洁自律的经济干部队伍，树立经济部门的良好形象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是建立完善了推动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明确了各项重点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工作措施，为推动科学发展理清了思路。

(六)搞好材料和信息报送工作。按要求及时上报了《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整改方案》、《领导班子整改落实方案》、阶段小结和信息报送工作等。

二、整改落实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领导高度重视。局党支部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三阶段工作极为重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扎实实地抓好各个环节的工作落实。一是抓好整改落实阶段转段动员部署，研究起草整改落实方案，并对整改落实方案进行反复修改，确保整改落实方案的质量。二是抓好问题的集中整改，班子成员按照整改责任的分工和要求，积极组织责任科室抓好整改措施的落实，对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及采取措施加以整改，对条件不成熟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积极创造条件，按照规定时限进行整改，争取早日解决。第三，为改进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班子成员带领责任科室，按照职责分工，逐条梳理现有的规章制度，该修订的马上修订，该新建的立即研究制定，在较短的时间内健全完善了各项体制机制，为巩固学习实践活动成果，推动今后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组织措施到位。为使学习实践活动开展得富有成效，我局严格按照县委学习实践办的部署要求，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了《整改落实阶段工作安排》，对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做了周密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抓好整改落实的积极性，确保了活动的健康开展。

(三)紧密结合实际。我局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三阶段工作中，始终注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在抓工作落实、为基层和群众办实事方面做好结合的文章，使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切实成效。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4）

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学界已多有研究，但至今尚未见对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进行探讨。梯度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呈梯度性、多层次、渐变与突变相交织、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形态。研究这个领域，有助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一全景式观照，并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和规律。

一、梯度发展理论研究的使命与价值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完善程度的表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动着的经济社会实态。所谓经济社会发展，通常是指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人文环境等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运动，它具有梯度性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这个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研究经济社会梯度发展是时代的选择

研究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特征，首先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研究当代我国发展观念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更要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考察当前经济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更高的理论层面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梯度发展的必然规律。

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其内在客观自然的历史过程，这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特点是过多的人为因素阻碍了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展现，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在低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展示相对平等的社会图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经济社会从发展基础极度薄弱的情况下快速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梯度性特征，总体表现是：时间跨度短，发展步伐快。但与此同时，转轨期尚未结束，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难度非常大。第一二三产业几乎同步发展，其中农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没有较大的时间顺次发展差距；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几乎同时打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面临同样的市场，改革和开放并举；传统观念与现代经济社会的新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传统道德和新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磨合及调适，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阶层出现显著变化，个体的外在社会生产能力发生扩延，内在心灵和精神成长逐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发展。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日益成为常态，整个经济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困扰着当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形成了阻力。这些阻力不仅与整个改革开放相始终，而且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

此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研究，不能只是立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或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周期性研究，因为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完全覆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因此，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影响，来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规律，是时代的选择。

2．在新的实践逻辑起点上解读发展梯度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性的相关研究，历史上、国内外都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并提出各自的理论，但他们大多是从阶段论的角度展开。如美国经济学家胡佛－费雪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成长阶段理论、日本学者井村干男的关于工业化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划分理论等。我国也有学者对经济发展阶段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但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一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维度，二是分析的时间跨度短，有的仅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三是有的甚至连分析的依据和产生的结果都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都没能从理论上对特定国家的具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出现这种情况，在国外，主要是其研究背景基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呈现顺次发展和渐次进入高度化的特征，城市化依次出现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在国内，虽然这些国外理论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有较大启发，但由于其研究背景与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难照搬和模仿。首先，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的转轨难度都极大；其次，我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丰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在这样的情形下，难以完全复制国外的发展模式和成熟经验。正如2007年7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开创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模仿，其间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经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虽然诺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了较深刻的洞察，但同样没有提出关于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的新见解。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从发展梯度的角度阐述科学发展观，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关注科学发展的中间过程状态，论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必然逻辑，追求科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和谐，为科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提供理论支持。

1．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坚持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以往只注重发展结果、忽视发展过程，或只注重发展过程、忽视发展结果的发展理论都提出了挑战，主张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相统一的发展理论，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突破。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内核，如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意识、强调事物的共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重视对自然物理的认识传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际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和谐，扬弃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等消极理念，否定了它的宗教神学色彩和唯心主义，追求一种真正能够为全人类提供参考价值的科学发展观。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理论，这个理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中期因经济快速发展，忽略道德建设带来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改革成本的畸高，再到改革开放鼎盛时期的现阶段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不表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2．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也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从发展阶段的视阈理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首次提出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时间历程和哲学意义上的动态共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也是个持续过程，不可能以单一突变的方式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个规律。第二，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开拓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领域，率先把发展梯度理论引入从自然、社会到精神的一切领域，把发展过程与解决矛盾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在时间上相始终，在方法上循序渐进。第三，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途径，提出了发展是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的统一，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内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低层次小康的矛盾。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使人们往往缺乏对发展梯度和层次的认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主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让人们同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同时让人们认识到，发展是渐进的、有先后的，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进入小康。二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矛盾。科学发展梯度理论认为，只有让全体人民深刻理解发展的梯度性，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兼顾、尊重、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通过制度安排把不同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实行体制机制的渐进式完善和突变式改革的统一。单纯的渐进式完善，容易导致改革战机的贻误；而盲目追求突变式改革，则容易在未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时候失去群众基础。三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矛盾。在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以及对发展成果的急切占有都明显增强，形成一些反体制力量，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要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分步骤、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达到利益的动态共生。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方法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宏观政策的制定、形成和执行也是一个过程，也呈现出梯度性特征。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到8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再到90年代的“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党和政府求真务实的高度责任感，每一步也都体现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第二，重视对发展的微观过程的指导。经济发展肯定需要速度，但更需要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统一。速度是优化结构的重要手段，优化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真正高速度。我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每个微观领域，都要计算发展的成本，还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重视对发展的具体方法的指导。主要指重视发展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静态方法包括社会实践一般思维方法和一般操作方法两种。动态方法包括决策计划方法、组织指挥方法、操作技术技巧、信息方法、沟通协调方法、监督控制方法、评价总结方法等。无论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是在过程中梯度性形成的，在梯度中发展，在梯度中起作用。离开发展梯度，它们毫无意义。这是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

二、梯度发展的战略决策与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多阶段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实践提供了依据。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为先导，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多阶段发展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分析了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言，对后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梯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社会阶段划分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出发点的思想，对于后人科学认识社会发展梯度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需要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并提出采用迂回的方法，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所说的“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那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更长。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做了简要的论述。而邓小平更是以“台阶式”发展理论继承了马列主义和的社会发展思想，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这些都为把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台阶式”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多阶段思想，有两点理论创新。一是根据中国国情把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多阶段发展的，并明确把初级阶段分为三个阶段，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上。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了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也基本完成。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三步走”战略对我国的整个改革开放起了纲领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想，被我国理论界冠以“台阶式发展论”。我国经济要“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邓小平多次阐述的论断。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邓小平认为，在这个时候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加快经济发展很有必要。1991年，他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的谈话中，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的思想，并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国际经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之后，他列举了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时期和调整时期经济呈台阶式发展的事实，并以日本、南朝鲜、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台阶式发展”作为例证。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论断，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上总结出来的，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总结，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事物发展普遍规律。

正是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台阶式”发展理论，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2．非线性过程理论是划分阶段的方法论指导

纵观国内外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还借鉴和具象了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理论和经济发展短周期理论。

在公共政策理论研究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共政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对传统的“阶段启发法”理论和分析工具提出各种批评的同时，发展出某些适合解释和说明复杂的政策过程的分析理论和模型。这些重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线性因素的理论和模型，从多元视角深入透视了复杂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间断性与连续性、人的行为与规则改变、基于利益而形成的组织间的互动、创新行为的学习和传播等因素，形成了一些与“阶段启发法”相区别，并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非线性的政策过程分析工具，主要包括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约翰·金通的基于政策源流汇合的触发机制理论、保罗·萨巴蒂尔的支持联盟理论、鲍姆加特纳和琼斯设计的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平衡模型等。

其中，鲍姆加特纳和琼斯的间断－平衡模型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非线性过程特征，这个模型意指公共政策的选择、变更和深化可从公共政策的运行周期、政策群落的组合规则及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和平衡等方面来理解：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被提出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它会产生一些可能是政策设计初期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需要设计新政策来纠正，只有经过这种对旧政策的突破，克服原先运行中出现的消极惯性，宏观政策才会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实施下去。从运行过程来考察，它表现为一种间断和不稳定，呈现梯度状态。

这个诠释特殊情形的政策过程的间断—平衡模型，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在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对于处在转型中的、“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改革过程中的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和变动，可以发现，几乎每个阶段都有“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出现，适应并引导各个阶段的良性发展。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党和政府每次及时提出发展的重大社会发展政策，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指导思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些政策无不在解决旧有尖锐矛盾的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因此，借鉴非线性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每个阶段“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政策及其成因，并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的新尝试。

3．经济发展短周期是划分阶段的量化参照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也最简明的GDP经济指标的变化是反映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信号。观察GDP的变化，有助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短周期的状况。通过1978到2007年的GDP变化，可以看到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短周期：

第一个短周期是1978—1990年的发展期，我国经济开始起步，经1982—1985年的年均12.2%的快速发展后，逐步回落并伴随宽幅震荡，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开始全面整顿。到1990年GDP增长率跌至谷底的3.8%，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短周期。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也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短周期是1990—2001年的发展期，经济从1991年开始迅速回升，1991—1994年年均GDP达到12.6%，之后开始比较平缓的逐步回落，出现通货紧缩，到1999年GDP增长率落至最低的7.6%，但比1990年的低谷仍高3.8个百分点。2000年GDP略有反弹，到2001年又回落至8.3%，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短周期。这个阶段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同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1993年的“16条措施”完成了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的调控；针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国民经济GDP“保8”的目标等。

第三个短周期是从2001年至今的发展期，经济呈稳步上扬的良好态势，GDP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同时各项社会指标稳步好转。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这三个经济发展短周期为基础，依据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借鉴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学说，结合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主要变化和矛盾，可以将我国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为三个阶段。

三、合规律的梯度发展三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三个阶段的发展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

第一阶段：以“反贫困”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1978—1990年）的主要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为战略目标，从农村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贫困”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使温饱工程基本完成，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极大地赢得了国际社会舆论的赞许与国内人民期望值的提升。

但由于改革初期缺乏系统有效的（政策上、制度上和法律上）调节途径和监督机制，各种非法或不合法的收入渠道，从未真正被杜绝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某些群体致富的捷径，使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良好政策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任何改革都有成本和代价。在这个阶段，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是相关制度缺位，如市场制度发育不成熟、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到位、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滞后等；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如城乡的“三废”、噪声和光污染等；三是由于国门初开，意识形态逐渐趋于宽松，价值观念多元，如社会道德结构的无序、外在道德约束的弱化、内在道德修养的贫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二阶段：以“重效益”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阶段。

这个阶段（1990—2001年）的主要特征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旗帜下，经济改革进入超常发展阶段，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异化为“重效益、轻公平”。这个阶段的发展思路，一是思想解放，为经济发展助跑；二是加快市场化进程；三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在这一阶段，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历史性选择，使得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普遍接受，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成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条标准。

在这一阶段，（1）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还只是处在相对高点，但全社会的效益崇拜已到了非理性的边缘，表现为：利益追求的竭泽而渔、财富期望的短视浮躁、欲望导致的行为目标迷失、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制度空洞的“合法利用”，从而导致全社会付出高昂的发展代价。（2）产业结构调整、三农问题瓶颈、区域发展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此时，战略调控的利益抉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制度弱化与执行弹性、区间矛盾与周期忽视、行政干扰与利益平衡等，使得诸多措施不得不选择策略性的让步。（3）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惯性，使正在制定和完善的各种相关制度未曾出台就已落后，而各种利用制度真空侵吞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公共资源、占有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腐败行为，成为部分权力拥有者的特权。在此前提下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则被忽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转型最终带来了社会转型，此时的特点表现为人们对不健全的体制、机制、法制的零容忍，“人民”意识空前高涨，其外在表现便是加快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国人的目标。

第三阶段：以“讲和谐”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阶段。

这个阶段（2001年—迄今）最初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唯GDP论，在考量各领域的发展状况时往往以单一GDP指标为依据。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唯GDP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如无法有效衡量社会成本、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矛盾、甚至引发道德异化、出现数据失真等问题。当人们意识到GDP的这些缺陷时，从GDP图腾走向社会多元和谐就成为全社会的理性选择。

这一阶段，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矛盾的缠绕，以及矛盾之间的共振性关联，使得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指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刚性需求，如就业问题与解决途径；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产品分配的社会公平与指标确立；改革时期社会贫困消除的量化与监测等。同时，由于传统的旧伦理观承载不了当代太多的使命，难以提供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的更厚重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新伦理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毋庸置疑，在一个多元价值体系的时代，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道德教养的完善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科学素养的培育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提升，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而社会责任的提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转型时期，新伦理建设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1）新经济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它要求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求利”与“取义”相协调原则、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原则。（2）新政治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中，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和总体目标，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系。（3）新生态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文明追求。新生态伦理观包括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生态与“人态”的和谐共生；二是设定生态“必要伤害”的底线；三是倡导新生态理念的价值判断。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提供了实践佐证。三个发展阶段，虽然各具个性，都有诸多曲折和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但其发展都展现了梯度的规律，都富有中国特色，其共性都是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肯定和高扬，其梯度发展的实践理念是对实践本质的思考，其梯度发展的系统理论是对发展逻辑的尊重，其梯度发展的创新理念是对世界潮流的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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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10-25.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8.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5）

经济发展阶段定位不同，与改革进行协调的思路或角度也会有很大不同。比如,政府管理体制应适应重工业化阶段的需要,还是适应统筹发展的需要? 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是要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适应城乡一体发展阶段的需要? 汇率制度是要适应鼓励多出口的外向拉动需要,还是适应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需要? 等等。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简单,真正操作起来差别会很大,效果也会很不相同。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6）

Abstract: After party's 11 Third Session， our country economic system switch， practice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gradually. Regarding this pioneering work， the Marxism founder does not have to say directly truly， but Marx about three big social form theory regarding us understood that this switch has provided the enlightenment. Our country establishe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hich and implements， enriched and has developed the Marxism. The contemporary practice indicated that the developed market economy is the various countries economy movement common form.

key word: Market economy; Various countries; Economical movement; Common form

一、人类社会只有经过商品经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

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观察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形态以及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应该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是有多种依据和划分序列的。这里只谈谈他大致同时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划分学说。一种是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以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为依据，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学说。后人将之概括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种经济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序列。这种划分是大家熟知的，也是广为流传和普遍采用的。但是，还应该注意马克思的另一种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这就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程度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的学说。

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基本观点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107-108.）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时间相距不足一年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这两种划分序列并不矛盾和排斥，也不存在哪一种划分更重要，或者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已经取代了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问题。

马克思说的三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体的个人的发展程度，即个人是否获得全面发展和具有自由个性作为标准或依据进行划分的。从经济上说，这种划分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们交换活动方式从而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这种划分说明：起初，由于生产力低下，个人没有战胜自然界的力量，不得不依赖并从属于共同体，个人没有独立性。这表明个人发展程度很低，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最初的社会形式即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不独立的个人，凭借血缘关系和对他人的依赖建立联系，这时个人之间只有劳动交换，没有产品交换，从而人们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来自然发生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从属关系解体，个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这表明个人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然是不全面、不自由的，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社会中的已获得一定独立性的个人，通过交换自己生产的产品实现劳动交换和建立社会联系，从而人们间接地交换彼此的活动，个人劳动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最后，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原先单独的个人变为联合起来的个人，他们共同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并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社会财富，从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并获得完全的自由个性。在这个发展的阶段，人们又直接地交换自己的活动，个人劳动直接地表现和实现为社会劳动。这表明个人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实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想，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之为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第三大社会形式。

个人发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尺。马克思说的个人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应地也是人们经济关系的形式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条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上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阶段体次相继前进，决不能从生产力低下的、人们在狭小范围内发展着的第一大社会形式或第一个阶段，跳越过人们建立了普遍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的、能够满足人多方面需要的、存在发达分工体系的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大社会形式或第三个阶段。从人们劳动交换的社会形式而言，人类社会决不能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半商品经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经济，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所以，马克思用人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和依据，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是科学的。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以上两种划分序列，对于正确认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采取的经济形式，有重大现实意义。我国解放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都很不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属于第五种即社会主义社会，但从三大社会形式序列来看，仍然属于第二大社会形式或第二个发展阶段。这种情况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符合，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说发生了“错位”现象。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序列来看不同于资本主义，但从三大社会形式或三个发展阶段序列来看，又同资本主义处于同一社会形式即第二大社会形式或同一个发展阶段即第二个发展阶段上。过去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钱中，只依据马克思关于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不考虑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走了不少弯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纠正过来。

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种划分序列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一个重大启发是，在认识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确定理论政策和创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将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和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结合起来考虑，可能是一种新思路。也就是说，在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不仅要看到它们在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而且要看到它们在社会经济形式上又有相同的地方。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已经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发达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大大超越了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发展水平，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在像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们党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7）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 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 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 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 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 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 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 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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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阶段篇（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着力解决的任务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怎样发展经济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时期（第一阶段），邓小平时期（第二阶段），时期（第三阶段）和时期（第四阶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及其特征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阶段。在这一阶段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革命和建设两个角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是实现工业化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1953年，他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完整提出了这一思想：“党的任务是在十年甚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认为，要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最终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

（二）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采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

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变迁的历史看，“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既是学苏联的结果，也是由于长期以来理论界未能合理地解释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造成的。而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看，也许正是由于“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伤害，才直接导致了邓小平等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模式的思考，从而确立了今天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及其特征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阶段。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特征：

（1）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前提。在对国情的判断上，邓小平强调了中国现阶段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经济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2）共同富裕是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根本目标。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认为，只有通过经济的发展，才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但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突出了区域经济梯度开发的思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首先认为要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发展区域经济。为此，在政策上就表现为给东部沿海地区以优惠，并在相应地方建立经济特区等。当这些地区先富起来后，就要承担对落后地区的帮扶义务。通过区域协调与合作，最终实现全国所有地区的共同富裕。可以看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强调在全国范围内，要通过区域经济梯度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最终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富裕。一句话，它突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步骤和现实政策选择。

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及其特征

同志对邓小平的理论进行继承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环境下，继续从实践上探索“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课题。这种认识，是对改革开放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发展。这一阶段，具有如下特征：

（1）先进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邓小平理论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三个代表”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相结合，把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开创了新的篇章。

（2）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子。”工业化是指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世界科技发展迅猛的信息化社会，我国经济发展可以避开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能以信息化为支撑，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

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角度考察，我们发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时代提出的工业化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认为，实现工业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要“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工业化提法，受到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工业化道路上的体现，是旧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既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理想的继承，又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关键的区别在于，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在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工业化道路必须与信息化相结合，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此，新型工业化道路正视知识经济的到来，重视科技和人才的作用，注重可持续发展。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探索，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模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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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问敏.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9）

(二)欧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多数经济学专家和统计学专家都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了研究。其中经济学家、统计学法威廉•配第就对国民收入总量进行分析、统计。随后，出现了价格与需求函数关系量化分析，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完善，进而实现统计和分析这两门科学的相互融合与共同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了国家经济核查体系，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充实国家经济核查体系。此后，出现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与资金流量表。这些都极大了促进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推广应用和发展。

(三)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统计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检查与制定工作之一，在企业，乃至国家所有部门中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成为了总结与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就我国目前形势而言，统计学数据等有关内容并没有获得较为深刻的利用，统计学的重要性经常被忽视。因此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明确统计学在整个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研究方向、核心地位、知识体系中的关键所在等，并不断发展此趋势，利用措施弥补数据的不足和数据质量问题，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采取现代统计学分析法，实现统计学的独立发展，以此发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10）

经济学自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以来，就一直以经济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并为经济的发展服务，这样说并不是否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或统治作用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就是不同的阶级。经济学的阶级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明显、最不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就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时期，经济学的阶级性表现在反对前一阶段处于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大力宣扬即将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这时的经济学的阶级性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起着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第二个方面，是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在这个阶段，经济学站在已经牢牢地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立场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论治阶级是否代表未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由于此时统治阶级控制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往往把为其服的经济学说成是为一切阶层服务的“纯经济学”，是站在社会“公正”立场上的经济学，此时人们最容易忽视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这种“纯经济学”本身就代表着经济学的阶级性。这个阶段经济学的阶级性一开始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因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之所以成为统治级，是因为它比前一阶段的统治阶级更能容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有一种更为进步、更能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因素出现，而这种因素不可能从统治阶级内部长生，因为它代表的只是比前一阶段更进步的因素，而只能从其他阶级，也就是被统治阶级中产生。在社会的进步使这种因素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要走上社会的前台发挥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时，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经济学的阶级性就不再具有其原来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了而具有了保守性和落后性。因此经济学的发展是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它是不同阶段不同阶级的利益的一种反映。

经济，是人们获取物质财富(这里的物质财富是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的)的活动，而物质财富的获得要依赖多种要素的共同作用。在迄今为止的人类认识水平内，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劳动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财富就是在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不断地生产和积累的。而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三种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使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并将继续向更高一级的社会转变。在原始社会，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处于极其低级的阶段，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的能力微乎其微，在自然面前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借助自然界的施予，努力使自身生存下去。另外，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人类发现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可以以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培养，一粒种子能够长出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果实，由此发展了野果、动物的培养活动。这样人类就有了简单的工具，有了有意识的活动，在大自然面前，有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大大提高了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力的提高，不仅能获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品，而且还能有一定的剩余，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在整个原始社会阶段，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山林、树木、河流等，在获取财富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人类依据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自己的活动范围，决定自己的活动类型。自然资源在财富生产过程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低下(个人的单独活动不能支持一个人的生存)，使该时期的经济活动采取大家共同生产、按需要分配产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