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1）

高职院校中大都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等这类思想政治课和文化知识性质的文化课来培养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但这些课程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与写作能力，对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传承更是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教育意义，这就造成了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中的缺失。

网络文化的兴起，给学生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不良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容易影响学生的正确价值取向。学生容易沉溺于电影、电视剧、交友聊天、电脑游戏中，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钱财，甚至影响身心健康，导致心理疾病，比如自我封闭、孤僻症等。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比较注重学生的技能培训，校园文化建设也多是职业技能比赛，缺乏文化融合。校园文化建设应结合高职教育与高职学生的特点和现状，借助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平台，推动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促进高职学生健康成长。

二、高职院校理应承担传承传统文化之责

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创新和转化，高校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最理想的场所。一方面，高校的学术环境更适合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教师拥有教学自主权，其在授课内容、形式上有较大的自由，课堂气氛互动开放，为创新提供了环境。另一方面，高校有推动文化创新的丰厚资源。高校图书馆基本都有传统文化藏书，开设的传统文化类讲座等都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奠定了资源基础。再者，高校有最具创造性的群体――大学生，他们处于最具创造力的年龄段，在中学储备一定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再接受高校正规的学术训练，更容易传承和转化传统文化的精华。故高职院校应创建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机构，如国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传统文化研究院等；召开传统文化研讨会；鼓励教师发表学术著作及研究文章；鼓励学生成立汉服社、戏曲社、诗词社等传统文化社团，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大学得到延续。

三、运用传统文化加强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1.学院重视，充分认识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合理安排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

针对目前很多高等职业院校没有开设相关人文素养课程，只开设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等作为选修课程的状况，高职院校应该合理安排相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系列讲座。如分学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十讲、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素质修养等相关课程，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机会接触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可以邀请文化专家或学者举办相关优秀传统文化讲座，让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髓，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切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2.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培养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中得以大力弘扬。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引入具有传统文化知识素养、注重个人品格修养的教师；另一方面，还需要鼓励本校教师去重点高校深造，以提高自身水平，并制订相关的激励政策与制度保障措施，从而加强对本校教师的培养。通过这两方面，使学校拥有一批文化底蕴深厚的专兼职师资队伍。

3.将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中，挖掘本土传统文化资源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丰富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使得课堂生动有趣，学生易于接受。在讲授优秀传统文化时，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掀开传统文化的神秘面纱，让学生从身边浓郁的本土文化氛围中体会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力量，从而增强教育的现实说服力和感染力。

4.营造学习传统文化氛围，开展传统文化普及活动

校园文化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的良好氛围，对高职学生思想品德和良好习惯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鼓励高职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深刻领会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价值取向。针对学生的特性，设计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将传统文化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营造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2）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西方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融汇了中国大地上各民族文化同时又包容了异域文化成分而形成的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文化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伦理价值取向，以扬善抑恶为核心，以真、善、美相统一，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注重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注意事物的变化、发展和互相联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思维方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涉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大学教育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与全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是有密切关系的。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虽然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是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从量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美国占43%，欧盟占34%，亚太地区占19%，其中日本占10%，韩国占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加起来才占4%。从质的角度来看，我们文化不论是对内的凝聚力还是对外的影响力都十分薄弱，在各种文化相互对比中竞争力也不够强。改革开放让我们登上世界的舞台，可是发展到今天，如果说经济还保持着“顺差”的话，文化的现状毫无疑问只能用“逆差”来描述。

全世界物质上的“中国制造”已经非常流行，从衬衫到鞋子，从玩具到工艺品，几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但与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严重“逆差”。以图书为例，2012年，我国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2061.77万册（份）、7282.58万美元，而进口图书、报纸、期刊则达3138.07万册（份）、3.01亿美元。与此同时，“哈日”“韩流”却盛行，我们的许多邻居在文化输出上早已悄悄把我们抛在身后。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真正屹立于世界，仅仅成为物质上的大国显然是不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我们想把中国建设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文化也应该立起来，应该让传统文化经由我们的传承与创造，成为精神领域的珍奇，汇入世界文化的海洋之中。文化要想立起来，首先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大地上站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真正的活的文化，让中国人真正地活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谈到欧洲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的演进时曾经说，“教育本身不过是对成熟的思想文化的一种选编”。也就是说，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人类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的自觉传承活动，这个传承不是全盘的，而是选择的，是在对各种思想文化进行一番审视、选择和编纂之后，才纳入“以文化人”的教育体系中。

根据涂尔干的“选编”理论，每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都必须对自己的思想文化进行“选编”。这样的“选编”，其实就为每一个时代的教育打上了特定的文化烙印，也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增添了教育的功用。尤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这种“选编”往往更加大刀阔斧、惊心动魄。几乎每个民族都会对自己创造和继承下来的成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和再阐释，使之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用这个观点来审视我们的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教育应该负有责任。中医、中国书道与绘画、中华武术、剪纸、木刻年画、礼仪、节日与庆典等，几乎所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课程、教材、评价中都是缺失或分量不足的。当下教育没有自觉履行对成熟的思想文化进行“选编”的责任，当今教育人根本没有从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教育的目标。

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对此作了解释：“文化的各个部分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变迁，有的部分快，有的部分慢，存在着滞后。”一般说来非物质文化的变迁要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纵观时下大学校，我们发现传统文化的缺失已将学生带入了一个片面和异己的地带。外来文化从各种大片到洋快餐，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们过的是圣诞节、愚人节，吃的是肯德基、披萨饼，喝的是可口可乐、星巴克咖啡，看的是美剧、好莱坞，崇拜的明星是乔布斯、奥巴马……我们的传统节日、传统饮食、传统服装，我们的民族英雄、历史记忆却距离教育生活越来越远。

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教育应该是文明复兴的新动力，大学应该是文化发展的新中心。没有教育对于文化的自觉“选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和重建，也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这既是国家文化建设与教育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首先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中总结出的认知世界的智慧结晶。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不能够简单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看成是几门简单的课程，它首先是理想，是信念，是价值。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3）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074-01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旧经济体制的更替，致使新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在大力倡导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培养有所忽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都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直以就业为导向的技工学校教育更是将学生的德育培养放在了次要位置。技工学校以培养学生技能为主，将大量的课时以及教育重点放在了技能培养及实训上。

技工院校招生有别于普通高中，没有择优录取的说法，尤其是近些年在技校招生人数下滑的背景下，为了保证学生的数量，学校在招生方面往往是“来者不拒”，这就注定了技工院校生源质量良莠不齐。通常情况下，学习相对较好的学生都考上了普通高中，走上了高考这条路，而技校的学生基本是初中肄业或是没有考上高中的学生，他们文化基础差，缺乏人生目标、自信心较弱但自尊心却极强；还有一部分学生是长期赋闲在家的孩子，父母强迫将其送到技工学校读书，学校基本就成了这些家长的“托儿所”，这类学生的特点是随意散漫、没有责任心，家庭教育相对较为薄弱。技工院校的生源质量决定了德育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加之技工院校德育课内容又出现脱离社会发展，德育工作的任务更是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的情况，致使现在技工院校的“问题学生” 越来越多，校园暴力事件、偷窃行为也屡屡发生。

技工院校的教育体系中，一直将技能培养作为重点，但是没有德育的养成，智育的培养只是一句空谈，当今社会需要的是有着健全人格的高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应该先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再去教学生如何学习。因此，如何能切实提高技工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将教学内容真正变成学生能够接受的东西，并潜移默化的融入学生的心理，并成为其以后的自发的、自觉的行为准则，这个方法的探究成为我们现在每个德育教师所亟待发现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在技工院校德育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教授曾在演讲中说过：“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一个无根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最终是要灭亡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如果没有脊梁骨的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只能是卑躬屈膝、任人指挥的，所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主题，是脊梁骨，你才能挺立在世界文化之林。”所以中国现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要建立有效的德育教育体制，绝对不能脱离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国内许多学者也就传统文化与现代德育教育的关系做了许多研究。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独具特色，曾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究其根源，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既具有历史继承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当代性，“今日之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 金元浦， 1999）西方一些社会学界面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等各种棘手问题是，提出“21世纪的发展思路应该到两千年前的中国去寻求答案”。（孙雪冰，1999）

英国著名作家格林曾这样热烈赞颂到：我被中国人吸引了“特别是他们那宝贵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钦佩他们远大的历史观，他们固有的彬彬有礼的行为，他们对友谊的特大度量以及他们对培育的忠诚（他们永远不忘记别人做的好事）。我佩服他们民族的无畏精神和他们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原则的坚强决心“我欣赏他们深沉而热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常常隐藏在容忍的质量之中”我佩服他们那自然而文推的礼貌，对老年人的尊敬和对年轻人的关切“他们文稚博学而又天真无邪，经常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愉快”如果我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和遇到一个真正的危险时，我情愿要一个中国朋友和我站在一起，而不要其它任何人。（韦政通，1983）

在别人如此赞誉我们的文化传统时，我们却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置若罔闻，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了。现代德育教育的任务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以求培养高素质的杰出人才。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如何做人、怎样做事的道理。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德育教育的共同处、交叉点。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伦理思想、规范和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维系和强化着社会统治秩序的规定，指导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历史观形成的内容，成为现代德育教育的宝贵资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诸葛瑾，2010）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其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它的自强不息；其之所以能够磨砺至今，是因为它的厚德载物。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技工院校现代德育的宝贵资源

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德育理念。如司马光强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卷一）从德才方面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德育内容。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4）

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国民教育全过程，纳人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高校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大学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传承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成为高等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解决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传承民族丈化高等院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

    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被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另一方面，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

    在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越来越倾向于就业导向的教育培养模式，功利主义在教育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专业课程设置市场化导向增强，而弱化传统文化课程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大学教育更注重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忽视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学习时间分配上，大学生除了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外，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外语、计算机的学习，忙于考取各种证明自己就业优势的“证书”，忽视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学习。

    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缺乏明确的指导也是导致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限于文艺活动、文艺表演、书法、艺术、乐器表演等，在这些活动上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化精神只能有大致的、概括的、笼统的了解。但究其深处，则对传统的了解甚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强调也往往表现在对其总体精神的提倡上。不少高校将传统文化教育放置于诸多学科的最边缘，甚至不将其纳人到正常教育教学之中;不少高校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但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进而形成制度化的教学机制。

    2.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

    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其二，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

    自1999年起，我国部分重点高校相继成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一大批高校将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列人教学计划，进人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有的课程体系结构。高院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如“通识教育”的说法，许多高校增加了人文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的比例。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课程仅仅作为大学生选修课来开设，许多学生只是把这些课程看作是“拿学分”的工具。对于我国大学目前开展的通识教育，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其中的弊端。有学者在评价大学通识教育时，认为大学“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 

    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单纯服务于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是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的另一集中体现。诚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该观点最大的不足在于将传统文化视为辅助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资源，而不是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该观点看似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但又将传统文化教育寓于政治理论教育中，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具有的学科特点和独立性。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全民族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不是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工具。结果是，有识之士不断地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传统文化教育却一直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处于附属的地位。

    3.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

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被金钱奴役的境地。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开放性的、公益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权利，至于国家投人大量资金的公办高校更应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然而，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将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市场化，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贵族的专利，成为普通民众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某大学开设国学班，讲授《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等国学经典课程。然而，该班一年只上24天课，总收费达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达一千多元。国学博大精深，一年断断续续地上几十天课，就能使受教育者真正理解国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吗?毋庸置疑，国学热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国学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催发的，它的轻狂虚华与国学的沉稳坚实形成鲜明对比。司文化传承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大众，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终究会使传统文化脱离群众实践，远离群众生活，丧失其最为深厚的生存土壤。

    (二)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

    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应该从三方面去理解: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程度，以及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学习和初步研究的能力。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及其精神的态度和感情，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特指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其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力行。主要指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地洛守中华传统美德.就目前而言，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首先，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当代大学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了解，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常识，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生都在浓厚传统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能够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而且认识有余而行动不足。对于传统文化知识，学生并不十分知晓;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学生并不热情.

    其次，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一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无用论”的观念。他们认为，面临市场经济和激烈的求职竞争，大学生更应该关注实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至于传统文化，学习与否似乎与未来求职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还有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落后论”的观念。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片面夸大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愚昧的一面，对本民族文化丧失了自信，认为传统文化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将来发展中国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如果大学生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  认同，追求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长期下去，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化的灭亡，最终导致本民族的衰落。

最后，大学生传统美德观念较淡薄。中华民族在五千  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目前大  学生中仍存在一些与传统美德不相符合的现象。在集体  和个人的关系上，个人优先集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注重权利而忽视义务;在团结和竞争关系上，强调个体竞争意识，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在诚信和利益关系上，更加看重利益而丧失诚信，在欲望和责任关系上，追求个人欲望，缺乏对社会、家庭和婚姻应具有的责任感。

    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当代大学生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当代大学生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更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人高院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民族复兴    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发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今日之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厚德载物，包容会通”的仁爱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公而忘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人际和谐”;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强调“修身慎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种大文明圈的距离，以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世界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竞争，冲突和摩擦也再所难免.党的十六大中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现优秀  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潮流的适应性，进而主动整合世界文  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

目前，部分高校开始在素质教育试点、通才教育实验  和公选课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通识教育，将传统文化教育付诸实践。北京大学推出“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了本科学院复旦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等。在授课内容方面，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元典，如“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然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为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申报一些精品课程，而是牵涉思想导向、教育方针、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诸多方面。

(一)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选择性、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益增强.这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课题，也对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平台。即，如何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使其能够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就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相反，二者还可以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是着眼于欧洲，它的视野囊括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体系容纳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论上的相似性，诸如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性都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家族性和地域观念，强调重义轻利，内省特征明显。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重信义的义气观以及传统的和合意识和整体利益道德准则等，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必须大力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价值。

    (二)坚持“综合创新论”的方针，使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符合

    传统的东西未必都是积极合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来源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青年学生的思想价值趋向会发生新的擅变。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基本间题，解决三大矛盾。

    两个基本问题是指如何反思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其集中表现在三大矛盾上，即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根本上说，无论是两个基本问题，还是三大矛盾，归结一点就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问题，这也是高校能否真正落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

    解决中国文化与历史潮流相适应的问题，首要的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极取营养，发展自己。

    (三)坚持鲜明的教学特色，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5）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6）

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国民教育全过程，纳人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高校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大学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的第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传承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提升大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成为高等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解决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传承民族丈化高等院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缺失。

1.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

传统文化在现代大学教育中被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另一方面，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

在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高校越来越倾向于就业导向的教育培养模式，功利主义在教育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专业课程设置市场化导向增强，而弱化传统文化课程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大学教育更注重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而忽视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在学习时间分配上，大学生除了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外，绝大多数时间用于外语、计算机的学习，忙于考取各种证明自己就业优势的“证书”，忽视了对传统人文学科的学习。

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认识不够，缺乏明确的指导也是导致传统文化教育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高校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多限于文艺活动、文艺表演、书法、艺术、乐器表演等，在这些活动上冠以传统文化之名。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化精神只能有大致的、概括的、笼统的了解。但究其深处，则对传统的了解甚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强调也往往表现在对其总体精神的提倡上。不少高校将传统文化教育放置于诸多学科的最边缘，甚至不将其纳人到正常教育教学之中;不少高校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一些表现形式，但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进而形成制度化的教学机制。

2.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

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其二，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

自1999年起，我国部分重点高校相继成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一大批高校将文化素质教育内容列人教学计划，进人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有的课程体系结构。高院在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也提出了诸如“通识教育”的说法，许多高校增加了人文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的比例。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课程仅仅作为大学生选修课来开设，许多学生只是把这些课程看作是“拿学分”的工具。对于我国大学目前开展的通识教育，一些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其中的弊端。有学者在评价大学通识教育时，认为大学“不是把通识教育课程看成是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专业主义’不变的前提下给学生加点‘小甜点”，，“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通识教育，我国大学发展通识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

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单纯服务于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是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的另一集中体现。诚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观点带有普遍性，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该观点最大的不足在于将传统文化视为辅助高校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资源，而不是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该观点看似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但又将传统文化教育寓于政治理论教育中，忽视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具有的学科特点和独立性。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全民族的传统文化素养，而不是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工具。结果是，有识之士不断地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但传统文化教育却一直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处于附属的地位。

3.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

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被金钱奴役的境地。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是开放性的、公益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权利，至于国家投人大量资金的公办高校更应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然而，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将传统文化教育贵族化、市场化，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贵族的专利，成为普通民众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某大学开设国学班，讲授《周易》、《四书》.《道德经》、《庄子》等国学经典课程。然而，该班一年只上24天课，总收费达2.8万元，平均一天的学费高达一千多元。国学博大精深，一年断断续续地上几十天课，就能使受教育者真正理解国学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华吗?毋庸置疑，国学热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问题在于现在的国学热在很大程度上是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催发的，它的轻狂虚华与国学的沉稳坚实形成鲜明对比。司文化传承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大众，传统文化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专利终究会使传统文化脱离群众实践，远离群众生活，丧失其最为深厚的生存土壤。

(二)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

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应该从三方面去理解: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程度，以及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学习和初步研究的能力。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主要包括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及其精神的态度和感情，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特指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其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力行。主要指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自觉地维护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地洛守中华传统美德.就目前而言，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

首先，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当代大学生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了解，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常识，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生都在浓厚传统文化的环境中长大，能够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而且认识有余而行动不足。对于传统文化知识，学生并不十分知晓;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学生并不热情.

其次，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一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无用论”的观念。他们认为，面临市场经济和激烈的求职竞争，大学生更应该关注实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至于传统文化，学习与否似乎与未来求职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还有部分学生持“传统文化落后论”的观念。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片面夸大中国传统文化落后愚昧的一面，对本民族文化丧失了自信，认为传统文化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将来发展中国的是西方的“先进文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

青年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如果大学生失去对本民族文化的 认同，追求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长期下去，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化的灭亡，最终导致本民族的衰落。

最后，大学生传统美德观念较淡薄。中华民族在五千 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目前大 学生中仍存在一些与传统美德不相符合的现象。在集体 和个人的关系上，个人优先集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注重权利而忽视义务;在团结和竞争关系上，强调个体竞争意识，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在诚信和利益关系上，更加看重利益而丧失诚信，在欲望和责任关系上，追求个人欲望，缺乏对社会、家庭和婚姻应具有的责任感。

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当代大学生必须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当代大学生既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更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人高院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民族复兴

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发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是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今日之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生存精神，“厚德载物，包容会通”的仁爱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公而忘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人际和谐”;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强调“修身慎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世界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拉近了世界各种大文明圈的距离，以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世界各文明相互交流、相互竞争，冲突和摩擦也再所难免.党的十六大中明确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必须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现优秀 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潮流的适应性，进而主动整合世界文 化，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

目前，部分高校开始在素质教育试点、通才教育实验 和公选课实验的基础上探索通识教育，将传统文化教育付诸实践。北京大学推出“元培计划”，复旦大学成立了本科学院复旦学院，清华大学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等。在授课内容方面，一些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元典，如“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然而，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为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申报一些精品课程，而是牵涉思想导向、教育方针、教育结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诸多方面。

(一)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是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选择性、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日益增强.这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课题，也对反思传统文化提供一个平台。即，如何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相适应。

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使其能够得到中国人民普遍认同，就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相反，二者还可以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仅是着眼于欧洲，它的视野囊括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体系容纳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论上的相似性，诸如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共同性都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适应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应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具有强烈的家族性和地域观念，强调重义轻利，内省特征明显。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重信义的义气观以及传统的和合意识和整体利益道德准则等，都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必须大力发扬优良传统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价值。

(二)坚持“综合创新论”的方针，使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符合

传统的东西未必都是积极合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中华民族几千年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来源数字化趋势日益明显，面对世界经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青年学生的思想价值趋向会发生新的擅变。在这个大背景下，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基本间题，解决三大矛盾。

两个基本问题是指如何反思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其集中表现在三大矛盾上，即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根本上说，无论是两个基本问题，还是三大矛盾，归结一点就是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问题，这也是高校能否真正落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

解决中国文化与历史潮流相适应的问题，首要的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方针。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极取营养，发展自己。

(三)坚持鲜明的教学特色，厘清传统文化教育与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7）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唯物理论相结合过程中出现的教训与经验，对于理解党提出的发展规划及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阶段实现由传统文化逐步向现代文化转型，建立体现中国特点的文化体系、建立和谐文化，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策略以及结合方式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作用。当前，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持续发展，世界已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既为人们工作与生活带来快捷与方便，推动社会进步；也出现很多不良事物，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基本要求。要能借助网络化信息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与发展，让具有中国内涵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占领网络、智能终端、新媒体等传播阵地。要大力促进社会主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建立与融合，重视人们的品德与思想教育，净化网络空间，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

网络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网络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提供生长的土壤。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众多社会理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天下为公”的理念。《礼记》中，将理想社会设计为：天下为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盗贼不兴、夜不闭户。①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中，让人类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尽管理论成果各不相同，但都彰显出人们的理想诉求。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肯定与接受，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理念具有很多相似处，可以将契合点逐步转变成为发展的生长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与中国化。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完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武器，体现出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快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辩证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精髓融会贯通到马克思主义理念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出明显的中国特色。、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形式与世界性内容结合在一起，通过人们熟悉、认可的民族语言表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并逐步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

网络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互动。在网络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互动与结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性环节。我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需要我国传统文化的协助与支持。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发展，是让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能够准确把握社会发展与世界和平的主题，以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为首要任务，总结群众在各项实践中取得的成果，让大众语言成为传统文化的理论形态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逐步扩展其时代价值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与结合，应该不断吸收传统文化精髓。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年代，其主题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进行批判，体现出以实践改变世界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实践与理论结合的基础上，让马克思主义逐步普及化、通俗化，让普通群众能理解其思想精髓。②在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哲学领域，两者在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等方面具有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是注重实践、实事求是，为其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原则中打下良好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批判的、历史的眼光重新认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定位。网络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理论自身的需要、是创新传播载体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具体化的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势在必行。

网络时代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网络时代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面临的机遇。第一，扩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范围。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彰显出资源共享、快速传播的优势，让人们能快速、方便的获得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的资源与研究成果，提高其宣传效果与普及范围。在网络时代中，卫星通讯、智能机、集成数字网、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造成全球领域中信息生产、信息流通、信息消费的快速发展。目前，相关部门在网络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等网站，内有大量的影音、图片、文字资料方便人们学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与传播扩展阵地。

第二，增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传播方式。首先，网络的即时通讯特点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大众化提供便利的传播途径。借助移动通讯与信息网络技术，可以更好的认识群众的思想动态，快速解答他们疑惑的问题，帮助他们真正掌握和理解我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增强思想传播的途径。其次，博客、论坛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提供交流平台。博客、论坛能够全面体现出群众的价值观与思想情况，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可以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能够有针对性、有目标的，通过建立博客、网站、论坛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行更新，激发群众关注、点击、评论、转载，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与多向互动。新媒体与互联网技术具有平等交互的特点，满足人们体现价值观、自我表达的需求，改变传统的公众交往方式。网络传播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多向互动，大容量、多角度的信息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与群众间实现无限空间的沟通交流，通过不同形式的信息传播平台与网络通讯工具，任何时间、地点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建立起多层次、全覆盖的互动关系，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网络时代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面临的挑战。第一，网络多元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进入数字文化、数字经济、数字政治的新时代。网络让信息共享成为现实，人们的交流范围与想象空间不断拓展。而意识形态领域是各方势力不断争夺的领地。③网络的渗透性、虚拟性、开放性强化多元文化的传播，其网络信息操作便利性与超媒体性导致信息准确性与客观性难以获得保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第二，西方网络霸权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的结合与传播。据权威部门统计，国际互联网90%是英语内容、5%是法语内容，而汉语只占0.1%。国际网络上由于东西文化的比例失调，导致中国网络文化传播处于劣势，进而影响网络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发达国家借助环境与技术方面的优势占据更多网络资源，再通过网络信息输出获得文化传播先机，限制马克思主义宣传，进而大量传播西方文化与思想，在网络中建立霸权主义，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同时，我国技术落后，造成信息更新速度慢、点击率少、影响力小等问题，影响甚至阻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第三，网络话语差异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同感。在移动网络技术不断成熟的今天，虚拟空间中产生体现网络特点的网络语言体系。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受到网络话语的挑战。首先，网络话语差异能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解构的作用。④网络语言简单扼要、个性明显，和逻辑强、内容多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相比，其吸引力更强。其次，网络话语差异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缺少认同感。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性使其难以融入群众熟悉的语境中，难以调动群众学习的积极性，甚至会与网络话语出现矛盾，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出现认知距离与认知排斥，进而影响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的认同感。

网络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途径

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第一，中国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西方现代文明与价值观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在当今网络时代多种精神文明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只有改革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使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特别强，彰显在凝聚力、延续力、融合力、通化力、群众文化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等方面。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是应该被传承与弘扬的。另外改革与发展传统文化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华民族如果想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拥有重要地位，就一定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打下良好的文化基础。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国破除传统体制制约后的创新力与创造力是特别惊人的。现阶段，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保守因素，要添加新元素才能使其更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加入，为我国传统文化带来新活力。

第二，传统文化要兼顾传统性与时代性。我国传统文化要获得持续发展就要符合中国历史及社会条件，根据条件变化而相应变化，让自己永葆活力。现在是网络时代，在西方文明借助网络力量不断冲击和影响我国传统文化时，很多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缺陷，面对新问题与新形势，传统文化发展后劲不足的原因是现代性因素较少。所以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势在必行。传统文化要借助世界性、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与文化，既要杜绝盲目照搬，也要避免被西方文明同化而丧失主体性。在网络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想体现出现代化，就要用科学人生观、世界观来改造自我、认识世界，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原则，根据新时代特点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借助中国风格实现两者融合。第一，让经典理论走进普通群众生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现阶段理论界分析的重要问题，从其他专家学者对其特征、内涵、方法、目标、策略等方面的探讨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日常生活化。网络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并非是其思想已过时，而是其与中国人的生活具有较大距离，难以吸引群众的注意力。⑤所以，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就要回归群众生活领域，对人民群众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取向提供指导。让人们真切的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原则来开展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活动，进而实现社会、他人、自我的统一与和谐。

第二，学习传统文化的表现方法与特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后，面对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大众化发展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就要借鉴我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和特点，进而消除我国群众在了解马克思主义上的障碍，有效降低传播阻力。外来文化只有借助本土文化这个载体，与本土文化相近才能被群众接受，而不同文化或差距较大的文化就要渗入本地文化，才能体现出应有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方法。

第三，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的发展。民间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通俗文化，属于社会底层文化。民间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体现出传统文化特点。其以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生产为背景，以活泼鲜明、通俗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要学习借鉴民间文化，了解、掌握群众喜欢的表达形式。在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原则时要运用中国群众熟悉的故事、典故、谚语、警句等，以提高群众认可度。⑥这样马克思主义唯物理论才能拥有为中国百姓喜欢和接受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群众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才不会有难懂、生疏、晦涩的感觉，进而更好的接受马克思主义。

通过社会实践让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统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对客观与主观世界进行改造的科学理论武器，是先进的方法论与世界观，高度概括了人类思维、社会、自然界的普通规律。但此科学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事物，才能被人们接受与喜爱。指出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中国体现出这样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实际需要，而且此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具有较强联系性，可以被中国人认识、接受并应用。无论哪种武器，都要和实际事物建立较强联系，才能全面体现作用。⑦不管是革命阶段还是社会建设阶段，历史证实先进理论需要人民的首创精神与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结合，并将两者与快速发展的网络和群众生活相结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拉近普通民众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间的距离，让他们在心理上认同并接受此，让其成为联系党与人民的重要桥梁，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注释】

①田克勤：“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当代特点应该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4期，第55～60页。

②都培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第51～57页。

③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第22～34页。

④陈晓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研究综述”，《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3～18页。

⑤韩镔，吕青：“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科技视界》，2014年第22期，第34页。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8）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3－0116－05

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传统文化热。关心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西方国家一些思想家也希望复活东方文化传统并使之现代化，用来消除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和弊端。但是，传统文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体系，它并不能自然地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与需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其在当代获得新的活力，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建设意义重大，也是文化大发展与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法论是传统文化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科学的批判和抽象的继承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之一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而摒弃其糟粕。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何做到在继承过程中既不遗失精华，又能很好地去除其糟粕呢?事实上，关于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论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不妨从历史上发生争论的两种观点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

关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他所提倡的这种方法称为批判继承法，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也是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所一贯遵循的一种原则。

然而，批判继承法所表述的内容比较宽泛，仅仅给出了继承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和一般性原则，对于怎样继承的问题并没有给出解答。实际上，任何思想遗产的继承都是一种批判的继承，都要经过取舍和转化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批判继承’乃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仅只是停留在此原则的一般性上，就既谈不上‘批判’，也谈不上‘继承’。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思想理论意义上的继承都只能是一种批判继承，都要经过某种取舍、过滤、转化和重构。”而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需要批判继承的对象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批判和继承呢?冯友兰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方法：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是在谈论继承传统哲学命题时提到抽象继承法的，但这种方法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为抽象意义，一为具体意义。他对哲学命题作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区分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有些道德是跟着社会来的，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根本就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有些道德是跟着某种社会来的，只有这种社会才需要的，如果不是这种社会，就不需要它。前者我称之为‘不变的道德’，后者我称之为‘可变的道德’。”他认为某些道德是具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而如果要根本否定了这一前提，那么对传统的继承也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道德的超越性和普遍性，实际上是给出了继承传统的一个前提。有学者指出：“肯定有某种一般性的道德，也就是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肯定某些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根本否定这一前提，所谓‘继承’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的意义就在于此。”冯友兰对哲学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实际上是对如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具体的探讨，提出了一种思路，触及到了在当代如何继承在封建社会形成的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比较强烈的反响，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这种学术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

事实上，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冯友兰有过这样的解释：“其实，抽象继承和批判继承并没有冲突，也不相违背，它们说的是两回事。批判继承说的是继承要有所选择，于我有利的就继承，于我有害的就抛弃。这说的是继承的对象的问题，说的是继承什么的问题。抽象继承法说的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批判继承选择了继承的对象以后，就有个怎么样继承的问题，它讲的是继承的方法。”

客观地讲，批判继承主要讲的是一个态度和原则的问题，它主张在继承传统文化时要有选择的进行，它可以防止在继承传统文化过程中的照单全收的倾向，而在实践中有可能产生批判多、继承少的问题；而抽象继承法则讲的是怎样继承的方法问题，它有珍惜传统文化的意图，对于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可能产生泥沙俱下的后果。对此，不少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朱宝信认为：“‘批判继承法’重在批判，这种方法运用的实际后果是传统文化在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抽象继承法’则重在继承，其抽象性不过是达到继承的一种手段。……抽象继承法能够伸张语言的民族性、普适性和历史性，传统文化才能走进当代中国，即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而按照批判继承法，传统的内容只能(绝大部分地)被拒于当代中国之外。”郭建宁指出：“从历史上看，讲批判继承，结果往往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讲抽象继承，又往往不加分析，对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的区分比较忽视。总的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行批判继承法，拒斥抽象继承法。80年代抽象继承法强势反弹，长期盛行的批判继承法则被搁置一边，很少提及。90年代有人重提批判继承法，指出抽象继承法的不足。”

笔者认为，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两者在实践中是互补的，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批判的抽象继承法”：即既要根据批判继承法的态度和原则摒弃传统文化中那些过时的糟粕的内容，也要利用抽象继承法提供的方法充分地继承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只有做到科学批判和抽象继承的统一，才能既不传承糟粕，又能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二、与马克思主义实现有机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谈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不科学的，其结论也必然是不完善的。可以说，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在当代充分发挥其建设作用的必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基本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长环境，影响和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和价值观受到了近代西方文化理念的冲击，其自身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比如：传统文化缺乏民主意识，而民主意识正是现代政治理论的精神动力所在；传统文化诸多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而这与现代的平等意识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传统文化推崇德治，对法治强调不够；等等。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与价值观并不能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的现代转型势在必行。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浸润，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着力发掘的传统精神资源，主要与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相联系。那些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内容，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可以认为，传统文化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已初步实现了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但由于文化的惯性，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依然任重道远。而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文化固有的内容做任意解释，也不是用西方文化模式随意改造传统文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使传统文化中那些可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内容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便利。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具有相通之处。中国哲学重视习行践履、强调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另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相通之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相似之处，两者在当前的和谐社会构想中产生了共鸣。在共通的基础上，传统文化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在多个层面上，以多种方式进行结合。首先，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念进行改造，在保留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又使之具有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结合就是这方面的范例。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典范。其次，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传统文化中一些价值理念以时代内容，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体现传统文化特色的新概念和新范式。小康社会的提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小康”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范畴，经由邓小平的诠释而完成了其内涵的现代转换，“小康社会”理论已经成为一个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理想图式和现实指向的纲领。再有，可以使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形式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使其充分发挥对中国建设实践的具体而实际的指导作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范例便是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借用。“实事求是”一词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之语。对“实事求是”做出了一个全新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民族化、中国化的语言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精确概括。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两者的结合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产生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需要，也决定了两者结合的内容和方向。历史和实践的经验显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革命时期，实践需要是鼓舞人民的斗志，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所以，当时两者的结合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舍生取义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结合。而在当前的建设时期，实践的需要是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需要传统文化的和谐成分与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之间进行多种方式的结合，充分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指导作用。而这也正是建设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就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离不开传统文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人们认识并接受某种外来思想时，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为视界来对其进行评价然后才能采取接受或者拒绝的态度，而这种作为视界的观点则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只有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扎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根深叶茂、开花结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它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转变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每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都包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内。思想的发展和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了中国，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探索，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都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

三、弘扬特色与综合创新

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内化成为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深藏在每一代人的深层意识中，对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对于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可以说，特色是一种文化的立身之本，只有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才能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锋之中不被淹没并且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传统文化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瑰宝，它们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讲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当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重要的价值，可以起到与西方文化融合甚至是纠偏的作用。比如，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注重个人本位，而中国文化则凸显了关系本位的伦理规范。不可否认，个人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个人主义中包含了某种原子主义的倾向，它的兴起尤其是被极端化后也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关系本位非常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为推进人际关系走向和谐的理想境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再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有助于走出这种困境。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在思维方式上重直觉、辩证思维、中庸之道；在方法论上重综合，强调相互联系；在人生观方面重视立业、重德轻利；在价值观方面主张国家为上，爱国主义；在道德观上讲求仁、义、礼、忠、孝、和为贵，等等。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是需要我们重视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当然，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消极成分，而且影响极大，在实践中需要谨防其负面作用的发生。众所周知，继承传统文化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然而，仅仅有批判的态度还远远不够，因为传统文化中这些消极成分具有很强的顽固性。这些内容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世代传承，而是已经内化成一种民族心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举止行动。比如，人们都明白法大于隋的道理，但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案件难以执行等现象比比皆是，追根溯源，都与传统文化中“重关系、讲人情”的理念有一定关联。因此，不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对它的这种顽固性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

然而，在传统文化的当展中，仅仅弘扬其特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在全球化条件下，传统文化需要积极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封闭的文化很难适应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更谈不上创新和发展了。著名哲学家罗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曾经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各种文化都可以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从而实现共同发展。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曾经指出：文化的多元性是推动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重要动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能创新和发展。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博怀，我们的祖先曾经克服种种困难去发展同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交往，而这也正是中国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学习西方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过程中更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会推动自身的发展，而拒绝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必然影响自身的发展与创新。

坚持并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在交流吸收中进行创新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保持特色是交流借鉴的基础，交流吸收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特色。国学大师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他认为，创新决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优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而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融合中西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这一任务是巨大而艰难的，然而前途是光明的。具体说来，所谓“综合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的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精华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和反理学思想的综合。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为我们在当代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指明了道路。笔者认为，“文化综合创新论”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规律。可以肯定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长处的同时吸取各种先进文化的长处，走综合创新之路，符合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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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家栋，冯友兰“抽象继承法”之我见[A]，郑家栋，陈鹏选编，解析冯友兰[C]，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22.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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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42.

[6]朱宝信，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两种态度[J]，青海社会科学，2003，(1)：32.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9）

就目前来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和特征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重要基础学科(如母学科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等)的相关理论支撑。例如，人类学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目前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原始资源、素材、现象进行表面化的描述，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理论的原理与视角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探究，很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本质特征，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因此，必须要从人类学等基础学科的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例如，可以从体育人类学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全人类体育中的共同文化要素，探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和传播的原因与方式等等;另外，还必须要借助现代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走现代化之路，综合运用体育学、文化学、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甚至经济学的知识来进行全面合理的理论构建和技术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打好理论基础。

2发展研究

大约有60%的文献都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白晋湘教授(2003)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价值等等，该研究借助了马克思主要哲学基本原理的三大规律之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高度。其他观点主要有:黄涛(2006)认为，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主要趋势: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特征将被弱化，精神特征将被强化，民族性内涵将被丰富;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特征与时代特点将互补共存;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将和世界性特征融合。刘远航(2006)指出，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任莲香(2008)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将从区域性封闭形式向广泛性全球化方向传播，并与其他民族体育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刘大铎(2011)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要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姜广义(2011)提出，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出提供了路径和载体，体现孔子文化精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充实了内涵，而且也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瓶颈问题。刘小学(2012)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北欧传播的受众特征的调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数据支撑。

张祝平(2012)从太极文化的角度指出，太极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提出了太极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循文化自觉的准则，必须紧密依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并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等观点。在文化体系多元化的今天，妥善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冲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合理解决好太极文化自身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太极文化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卢伟芬、邢志杰(2012)研究了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进行建构，根据建构框架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可见，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愿望。实际上，在人类文化日益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的21世纪，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像崔乐泉博士(2001)所强调的: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例如，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大大加快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的普及和提高，必须要和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这对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十分重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娱乐、教育和激励等功能，无不闪烁着文化的光芒，教化的强大，这对学生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等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培养中华民族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根本所在之一。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事情当成是提高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来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校体育教育的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难以继承和发展。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跆拳道课程，基本上每10个韩国学生，就有7个是学过跆拳道的，现在已经吸引了我国青少年的积极参与;而我国的目前情况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也难以找到1个学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的。另外，国家武术研究院的调查还显示，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该以自己独特的育人方式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等形式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体现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品位，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学校不仅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关系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正如同志(1940)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被称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学术研究层面，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产业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多与当地民族风格和节日风情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报道和研究中，都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无形文化，是隐藏在民族内部的文化珍珠，因此，必须要尽快将其产业化，即将其部分有形化，这就必须依据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拓展这个原本局限于无形文化的范围。吴健等人(2007)通过实证考察方式从文化层面对重庆市少数民族主要群居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征、历史形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从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阐述其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对拉动旅游产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发体育文化资源等，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0．7%，从业人员将超过400万。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从而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发现，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科学性论证。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研究，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途径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等等。

论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10）

1964年《民族音乐概论》的出版，不仅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首次归纳、整理和分类，更为重要的是全国音乐院校有了第一本中国传统音乐的教材，这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起到了开创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非遗”、传承、保护等字眼的频繁亮相，使中国传统音乐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全国各高校开设了“中国传统音乐”课程，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中也增加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内容。作为一名在地方高师院校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教师，笔者多年来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结合已有的教学经验，在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中进行多次尝试性的改革，在初见成效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理念的更新

（一）建立以人文历史为背景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理念

音乐是具有文化性的，学习任何一种音乐，究其本质是学习一种音乐的文化，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都是在漫长历史长河之中积累和沉淀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必须要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开始。笔者作为地方高校的教师，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中国传统音乐对于那些受到“欧洲音乐中心论”影响和流行音乐冲击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们认为传统音乐是“土的掉渣”的音乐，对于这些音乐不理解也不喜欢，同时也没有学习的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学生营造聆听传统音乐、走近传统音乐的氛围，从而增强学生对于传统音乐的感性认识，成为了课程的任务和目的，在这样的教学目标之下，其教学内容的重点放在了音乐形态本身。固然呈现独特的音乐形态无可厚非，但是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传承有着更加厚重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当与传统音乐密不可分的历史、地域、时间、文化被抽离，剩下的仅是一个个音符时，我们将更加无法理解具有综合文化样态的传统音乐的整体面貌。

（二）建立跨文化比较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理念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成为了必然的潮流和趋势，教育者必须从本土文化出发，从当前学生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活等多元语境出发，借助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树立起平等、多元的价值标准，重新认识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内容，重新理解和建构当代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体系，让中国的传统音乐教育以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融入当今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之林，这样才可以“将中国的音乐价值以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方式体现。”（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理论构想[J]，中国音乐，1990，（1）：20）从“欧洲中心论”到“文化价值相对论”，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意识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把音乐视为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这一观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然而在中国，至今还有很多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受到西方音乐认识论的影响，认为音乐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目标”，而忽视了音乐所具有的文化身份认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彼此认同等其他的功能和价值。因此理解和尊重本民族和他民族的传统音乐，了解并接受其文化差异，应该成为高等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

（三）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理念

中国音乐教育系统化、规范化的发展是随着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引入而开始的，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的输入，不仅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同时还产生了许多新的音乐形式，毋庸置疑，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然而，凡事有得即有失，在“以西为体”的教育模式之下，中国的音乐教学，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呈现“母语”缺失的局面。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如果要使中国音乐教育在世界各种音乐体系教学中获得它自身的、任何其他体系不能取代的价值和意义，使它摆脱西方音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教学体系的建立就必须具有它自身的理论思想基础。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

教学内容的选择是由教学目标决定的，因此明确教学目标应该是教学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之下“以审美为目标”的单一性音乐认知，显然与如今多元文化的背景相违背，当今的音乐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其音乐的文化属性。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更是如此。通过高等学校教育让同学们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风格以及人文精神，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传统音乐》或者《中国民族音乐》这一门课程，而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课程群，使学生能够做到感知传统音乐、理解传统文化、尊重多元文化。要想实现以上的教学目标，就要丰富和补充现有的教学内容。

（一）感性习得

对于喜爱流行音乐的年轻人来说，想要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兴趣和热情，首先要让他们走进传统音乐，通过看、听、唱等实践教学手段让年轻人对中国传统音乐形成感性认识。“看”，主要指的是借助网络资源给学生们播放中国传统音乐的视频资料，其中包括纪录片、传统音乐节目展演等，可以让学生们在短时间内对中国传统音乐形成较为全面、完整的认识；“听”则是选择优秀的、原汁原味的音频让学生们欣赏，同时还可以邀请民间艺人进课堂，让学生们近距离聆听、感受民间的声音；“唱”即教师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教唱民歌、说唱、戏曲中的经典作品，通过学习方言、模仿唱腔等方法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特点。以上这些教学方法是学校教育中让学生们认知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它以感性体验为主，让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一定的兴趣，从“走近”到“走进”。

（二）理论提升

在对中国传统音乐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之后，就应该进入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认知阶段。传统音乐的表达方式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民俗行为、文化体验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传统音乐的感性学习之后，需要进行理论层面的学习，进而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传统音乐的内核。1、传统乐理。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要素有许多方面，如“音”、“调”、“音腔”、“板”、“眼”等，这些概念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表达方式，但却因为我们长期使用西方音乐术语，导致传统音乐的术语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要真正懂得这些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音乐形态，就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中国传统乐理》课程的开设就显得必不可少。通过学习让学生们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表述方式、思维方式、哲学基础等，使得传统的音乐语言和音乐理论像“母语”一样被学生所熟悉。中国传统乐理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有许多存在争议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理论概念是清晰并且明确的，用于教学没有问题。2、人文历史。“中国传统音乐在行为方式上与中国哲学保持着文化的统一性，‘演创合一’与知行合一，也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天人合一”的思维、行为方式一脉相承……”（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课程历史文化重建的思考[J]，音乐与表演，2012，（4）：47），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根基，在民间更多地表现出了其功能性、实用性的特点，因此除了熟悉民间音乐的曲调，学习和了解音乐与生活的关系、音乐与仪式的关系、音乐与人的关系都特别重要。梅里亚姆曾经说过：“没有与音乐相关的概念，行为就无从发生，没有行为，音乐也不可能发生”。因此，需要增设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具有人文性和前沿性的课程，让年轻人从不同视角看待和理解传统音乐的文化内涵。3、世界音乐。当“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并行发展成为了一种趋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也相继提出了“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相关政策和方针，世界音乐的学习则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世界音乐的学习，我们不仅能够发现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与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而且还能为我们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提供国际性的思考和视野。

（三）改编创新

教育的目的不仅为了获取知识，抑或建立一种对待文化的观念和态度，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等综合能力。著名的物理学家劳厄认为：教育的任务不是重复原来的知识，而是让学生懂得如何创造知识（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理论构想[J]，中国音乐，1990，（1）：22）。因此，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涵有所了解之外，还应该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引导学生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与现代的音乐元素相结合，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与阐释年轻人眼中的传统音乐，现代社会环境之中的传统音乐。通过学习、实践、创造的循环过程，可以使年轻的学生们进一步获得对中国传统音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总之，如今人类已经处于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我们学习音乐和思考音乐的标准以及视野应该是开放的，打破“欧洲中心论”，提倡“文化价值相对论”。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应当走出“西方音乐教育体制”，在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和习得方式的基础之上，摸索本土化和多样性的教学模式。建立具有“关联性”特征的课程群，力求将音乐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顺应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既要遵循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价值观，还要将传统音乐融入当前的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背景之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终将建立独树一帜的音乐教学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方元，《现行民族音乐课程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现行民族音乐课程批判》，《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3期。

[2]杨静、管建华，《东南亚三国音乐教育的人类学考察：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突围》，《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4期。

[3]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在高校存在方式的反思》，《中国音乐》，2010年第1期。

[4]曹军，《“中国音乐母语乐感训练”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教学内容及方法—兼谈“中国传统乐理”课与“视唱练耳”之关系》，《中国音乐》，2013年第1期。

[5]王耀华，《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展望》，《音乐研究》，1996年第1期。

[6]管建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课程历史文化重建的思考》，《音乐与表演》，2012年第4期。

[7]乔建中，《以感性习得，终身受益———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研究的点滴思考》，《乐府新声》，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