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评论篇（1）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江西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发展速度上已呈现中部崛起之势，工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百姓生活明显改善。但现在的发展水平还是较低层次的，作为连接“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省份，与周边其它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不小。如何加快江西经济发展速度，提高江西省经济发展效率，对实现江西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DEA方法对江西省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分析，以了解各地区投入产出的相对有效性，清醒地认识江西省各地经济发展效率，了解各地区在投入产出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差距，为制定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1.DEA方法介绍

数据包络分析（database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和Cooper等学者于1978年提出的，主要用来评价决策单元（DMU，Decision Making Units）相对有效性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其基本原理是由DMU构成被评价对象，通过对投

入和产出比率的分析，以DMU的各个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权重为变量进行评价运算，确定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并根据各DMU与有效生产前沿的距离状况，确定各DMU是否DEA有效，同时还可以用投影的方法找出非DEA有效或弱DEA有效的原因及应该改进的方向。

DEA方法中使用最为广泛的C2R模型，考虑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其具体模型为：

S.t.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2）

旧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即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待条件成熟时，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阐述了全国取得革命胜利后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他指出：“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1]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因为这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毛泽东强调指出：“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P,1431)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落后，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限制得太多太死。但“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1](P,1432)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经济成分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49年9月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作用作了分析和说明。强调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我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也没有国外的模式和经验可资借鉴，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基础原理，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是缺乏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的。私有制和剥削的产生和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的结果。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私有制是不能一下子废除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社会阶段，在“三大敌人”的压迫下，束缚了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束缚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破除了对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它们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它们应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

然而，正确的理论，有时候会得不到很好地贯彻。如果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能存在和发展一个较长阶段，经济会发展得更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事实上，我国过早地超越了新民主主义制度。1953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当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将他在1952年9月以后多次提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以后又在过渡时期的起讫时间上做了补充说明。他把过渡时期的始点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3]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要开始进行消灭私有制的改造工作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判有人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懂得革命性质的改变，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还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他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这样一来，新民主主义制度事实上就被挤掉了。起先，把过渡时期规定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将过渡时期与新民主主义合二为一。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样，就把我国过渡时期的起讫点同马列主义创始人所讲的过渡时期的起讫点看成是同样的了。旧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新中国建立后也没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怎么过渡时期的起点成为“资本主义”了呢？这事实上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存在的空间和时间。过早地超越新民主主义，过早地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这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长远的消极后果。

不过，也应肯定，党的三大改造的经济思想是有所创新的。农业改造的步骤是：第一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仍按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第三步，依自愿互利原则组织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实际工作中，自愿互利的原则并没有完全贯彻，出现过急于求成、一蹴而就的现象，1958年就实行了高级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可分为初、中、高级形式。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关于赎买政策，恩格斯1894年曾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那对我们是最有利不过的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一个抽象的原则，怎样赎买没有具体说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提出与文明的资本家谋求妥协，向他们实行赎买，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反抗，未能实行。而新中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具体化了，很好地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实现了赎买。采取的具体步骤与措施：一是定息（公私合营、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年息为5%，延长到“文化大革命”）；二是对资本家作了安排，让他们继续管理企业，给他们生活出路。

对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是：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但当时也急于求成，1955年毛泽东批判“小脚女人”后，在全国形成巨大压力，大家急于搞高级合作社，比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合作化时间大大缩短了。1955年还没全部完成土改，1956年全国都搞高级合作社，脚跟还没站稳，1958年就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都是超越阶段，急于求成，过早要消灭私有制。

1958年，刚实现了全国高级合作化，又搞人民公社化、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三年的严重困难时期。

（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条，都是讲经济方面的关系：一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原理，特别是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原理。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原理昭示人们，社会生产和流通、各个经济部门，存在着按客观比例关系运行与发展的要求。这是完全科学的理论。但具体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答案。而苏联和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重重工业、轻轻工业、轻农业的倾向，造成轻工业和农业的落后状态。这种倾向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但我们比它们要好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中，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演绎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原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但将其上升为一条不变的原理、似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则是不科学的。生产资料不等于重工业，农业、轻工业也提供生产资料。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批评了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提出我国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4]这样做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二可以加快资金的积累，因而更好地发展重工业。毛泽东后来还提出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但真正解决农、轻、重的关系问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必须“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4](P,270)这一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际经济关系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关系并没有完全处理好。我们目前已重视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要缩小东部和西部地区差距。

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多搞经济建设”的思想。因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可以看做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先导。提出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他特别提出了国有企业“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1](P,273)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国曾长期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产销矛盾突出的条件下，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政策措施，但粮价偏低，事实上是通过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一部分资金。而且农民的口粮留得偏少，这两种情况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问题上，提出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积极性。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上述有关改革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只是一种原则性的思路，怎样具体化为可行的运作，还是改革以来逐步实现的。但其作为一种理论指导，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三）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否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长期争论的经济理论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社会主义非商品论、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论的理论观点存在。特别在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时期，出现了消除商品生产的理论思潮。毛泽东特别不满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在对待商品生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此，他提出了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其中一本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这本书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评论和经济学观点。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对于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也有现实意义。

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是不正确的。但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依然坚持认为要发展商品生产。他说：“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会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他指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利于农民走向富裕。凡是比较富裕的农村，如京、津、沪郊区，都是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比较发达。

毛泽东批评有些人大兴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人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他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农民有商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

毛泽东还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它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和实践，比斯大林前进了。主要表现在：(1)斯大林认为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范畴，连拖拉机也不卖给集体农庄。毛泽东不完全赞同苏联的做法。他说，我国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商品，但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而且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农村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2)斯大林肯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但把必要性只归结为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不只由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决定，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即使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远远高于现在的水平了，商品生产会依然存在和发展。(3)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毛泽东同意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或决定作用的观点。但他对利用价值规律问题，讲过很有分量的话。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的一个文件中说，平调（指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无偿平调农民个人和合作社的资产）的“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5]将价值规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和手段的思想，对现在的改革与建设依然有指导意义。

（四）经济理论上的主要失误与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确与否，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得失成败。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总的说来，虽然经历了挫折和困难，还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反映了指导思想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也有不少失误，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有些教训值得总结。关于一些全局性的失误与错误，比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扩大化、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虽然也涉及经济理论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属于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范畴，我们这里不再评论。现只就有关经济理论方面的某些重要失误，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加以简要述评。

1.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说成是马克思所讲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6]。马克思这里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谓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显然指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不应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过渡时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对过渡时期作了很明确的说明，称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理论界和中央有关文献也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时限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下限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1953年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由主持撰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曾明确说明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直到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还是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然而，在60年代，硬把过渡时期说成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并把这个观点作为与苏共论战的分歧点之一。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第18条写道，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这样“认为”。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过渡时期，再把列宁所讲的过渡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一类话，加之于社会主义社会，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整个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说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被模糊了、掩盖了，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2.不适当地提出破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1958年，“左”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提出了破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后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本来，“资产阶级权利”概念，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问题时提出的。他并没有把按劳分配原则本身看做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离开所有制的变革、空谈“平等权利”、“公平分配”时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它的平等要求也只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的权利，是用一种劳动与另一种劳动等量交换的关系，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与商品等价交换是相同的原则。马克思把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利”。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权利，主张所谓自由、平等的权利。

1985年我们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弄清所谓“资产阶级权利”究竟是指什么。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结果造成了理论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混乱。

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全国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比较集中地讲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他把按劳分配、工资制度、体脑收入差别等，都看做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残余，考虑要逐步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当时，把农村人民公社取消工分制、实行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供给制看做是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共产主义萌芽。后来还把家长制以及上下级间的“猫鼠关系”、“父子关系”，看做是“资产阶级法权”或法权思想。总之，把一切等级差别都当做“资产阶级法权”（权利）。1958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障碍的部分，正在遭到破除。而破除按劳分配、工资制度方面的等级差别的结果，必然走向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于是，奖金制度、计件工资制度接着都被取消了。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3）

关键词 通信行业 3G业务 评价

一、3G业务的定义、标准、特点

（一）3G业务的定义

3G是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是英文3rd-Generation的缩写，是一种将无线通讯与互联网等多媒体通讯相结合，支持传输不同高速数据的蜂窝移动通讯技术。它能够同时传送声音、处理图像、音乐及信息等多种媒体形式，并且还能浏览网页，支持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服务。根据用户需求，可以分为通信类业务、资讯类业务、娱乐类业务、互联网业务及位置定位搜索业务。

（二）3G业务的三项技术标准

1、WCDMA：英文全称叫Wideband CDMA，中文翻译为：宽带分码多工存取，支持384kbps到2Mbps不等的数据传输速率。2、CDMA2000，也可称CDMA Multi一Carrier。运营商可以通过网络升级把用户由2G平滑过渡到3G网络，下行速率在3.1Mbps以上。3、TD―SCDMA，该标准是中国独有的3G标准，对于WCDMA和CDMA2000给予90MHZ频段，对于TD―SCDMA给予的却是150MHZ频段的支持。

（三）3G业务的特点

3G业务的最大特点就是要有一部超大触摸式彩色显示屏的手3G手机，用户可以体验到现有的移动语音、短消息业务、WAP浏览，在此基础上，用户还可以收看3G手机电视节目，听音乐，享受网络游戏、手机购物带给你的快乐。

二、发展3G业务的必要性

电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疑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对我国来说，是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较快的行业。在固话业务发展相对饱和的情况下，移动业务的发展渐渐活跃起来，在保证基本语音通话的基础上，开发和创新更多的增值业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成为提高业务收入的重中之重，因此3G业务的发展势在必行。

三、3G业务财务与经济性评价

（一）乐观性经济评价

现代通信技术给人们提供语音通信业务的同时，还提供了人与机器的通信（数据领域业务），对于数据领域业务的应用，宽带是远远不够的，3G业务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技术。经过3G业务长期积累的运营经验，技术市场的成熟，投资成本已大幅下降，使得3G投资的回报率风险降低，运营商想要提高利润率也就不在话下了。最终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几率，刺激消费，甚至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二）悲观性经济评价

3G业务的发展不仅是技术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3G能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业务，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无线局域网在性能价格上与3G不相上下，完全可以满足客户对无线宽带的需求。另外“微蜂窝”的WLAN，也已被商铺、机关、企业乃至家庭广泛使用，大量的“热点”在社会上出现。回顾通信行业历史，我国跨越纵横制进入程控交换，跨越微波、同轴电缆进入光通信，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客户需要的是业务，而不是网络，仅仅是改变网络，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客户对3G业务需求不足的事实，这必将给运营商带来亏损。因此，在耗资巨大的3G业务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直接跨越3G进入全PI无线时代。

（三）谨慎性经济评价

根据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趋势，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3G业务的条件已具备，真正能务实地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运营商以市场为导向对于市场培育、业务开发、网络建设等方面已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利用宽带无线移动通信技术为客户提供通信保障和优质服务。另外，通信行业是个自然垄断的行业，其经济属性是大者恒大，赢者通吃。要是没有颠覆性的创新技术，客户就不会买单，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竞争。3G业务不能单单依靠行业内部的力量，它还关乎到产业以及国家的经济利益。全世界范围内都已开展了3G业务，且发展较为乐观，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成熟经验开展我们的3G时代。

我们要以“积极对待，谨慎推进”的态度看待3G业务的发展，根据资费价格、用户需求和市场环境三大因素，联想到如何利用、把握和促进这个平台的发展来提升经济价值。

四、未来3G业务发展的规划

为了更好的发展3G业务，要对未来进行建设和规划

（一）要预测需求。

按照行业工资水平、物价水平，根据国家现行财税制度与通信行业资费标准作为计算依据。

（二）要考虑业务成本。

高达总成本52%的终端补贴成本与3G业务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分析成本效益时，尽量不出台相关的终端补贴政策。电路成本、基站维护费、折旧费等是基本固定的成本，人工成本、业务宣传费、广告费等为日常运营成本，可以加强预算控制、定额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法来增加3G业务的利润。

（三）积极开展品牌发展策略。

服务品牌，是区别于以往固话、小灵通、IT网络而是通过运营3G网络，给客户提供3G服务的综合品牌；客户品牌，是根据用户的消费需求、行为、习惯对市场进行划分，针对不同的用户群而建立的品牌；业务品牌则是根据业务的核心功能与特点而建立的，绿色品牌，毋庸置疑，主要是针对手机垃圾信息而提出的，因为这影响着企业的形象和品牌的绿色程度。

面对3G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全面慎重的考虑3G业务的经济效益，避免过于巨大的投资成本费用。相对于乐观评价，还需有效的应用作为支撑；悲观评价则是在跨越技术的发展上，缺乏需求同时浪费了宽带资源；谨慎评价，就是要把握机会，不要贻误好时机。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4）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效率低下导致生产力极为落后，党和政府基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谓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符合国情的。现在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党和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正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面对客观存在的不公平挑战时做出了一种有力回应。“又好又快”本质上昭示的就是经济发展要坚持“公平优先确保效率”的新原则。

一、西方正义理论的历史演进

西方正义理论的演进主要经历了古希腊罗马、近代和当代几个历史时期。中世纪只是正义理论的过渡期。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

西方正义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正义思想，梭伦通过将应得的观念与正义联系起来，使正义成为一个有明确的社会与德性意义的概念。其次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当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正义就是善”，并区分为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就是指与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相对应的三种德性“智慧、勇敢和节制”使得心灵和谐。亚里士多德在综合了梭伦的“应得的正义观念”和柏拉图的关于“正义德性只同他人的善相关的观点”阐述了更深刻的“德性正义理念”，他首次为正义作了区分：个人正义有关公平公正之美德；城邦正义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关系到财产分配和人际交往关系。他把友爱视为公民的重要德性，并作为正义的必要补充。罗马时期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认识正义，“法就是公平正义。”著名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

(二)近代正义理论

近代正义理论是在否定中世纪“神学正义”的基础上，以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而建立的，实现了古代正义观念的伦理学、价值观主题向近代自由、平等、权利为主题的政治哲学的转换。近代的正义理论主要是沿着以下两条路经来展开的。

1、由洛克开始，经休谟、卢梭到康德开创的基于“权力概念”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洛克持“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认为统治者是参与契约的～方，是从缔约的人们中推选出来的，所以也受缔约的限制。如果他们违背人民的利益，人民有权选择新的统治者。为防止统治者实行专制统治，洛克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因此，正义的社会就是人们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利的共和制社会。休谟从经济角度阐发其正义学术。他认为，正义就是人类为了应付环境和满足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和设计。正义的核心是关于财产规则和实施问题。卢梭也认为构成一切权利基础的正义社会是建立在契约上。自然与暴力都不能成为合法权利的基础，只有契约才是“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这样，通过契约建立了国家，国家服从公意，体现公意的东西就是法律，这不仅是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基础也是社会正义的基础。康德从形而上学的“自由意志”概念出发，正义应确保人类的自由意志，否则就是非正义的。

2、由边沁等为代表的基于“功利概念”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正义理论。它由苦乐原理、效果论和功利原则三部分组成。一是苦乐原理。其含义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人的行为的终极因。行为的苦与乐是善恶判断的依据。不同的苦与乐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不同。而且，苦乐价值的大小可以按照以下因素计算：强度、持久性、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时间、继身性、纯度、范围大小。快乐和痛苦价值量大小将决定行为的好与坏或善与恶；二是效果论。行为的善良与否取决于它能否带来好的结果。进而言之，，行为的结果带来快乐就是道德的；三是功利原则。意指任何一种行为应有利于幸福的增进，并且要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总之，功利主义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即以善的总额的最大程度的增长作为社会主导的正义原则。

(三)当代西方的正义理论

当代西方的正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他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他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其核心思想主要有以下两点：

1、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前提预设

罗尔斯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自我无法选择的。因此，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为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换言之，正义原则要通过社会制度调节，来从全社会的角度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罗尔斯在否定功利主义正义观的基础上，从契约论的角度，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奠基者洛克等人的“自由观”，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并提出了他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在此，契约的目标在于选择确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正义原则。罗尔斯假定有关正义的社会契约的订立是在一种“原初状态”下进行的，订立契约的人都处在一种所谓的“无知之幕”之中。人们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的程度，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不知道善的观念、心理特征；不知道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罗尔斯提出了正义论的两个基本原则和两个优先规则。

2、正义二原则和优先二规则

第一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这一原则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部分，显示广义的分配正义，并以此确定相应的政治程序。这些政治权利包括：“公民的基本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及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个人财产的权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

第二个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他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并且，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有关公民的社会经济利益部分，显示狭义的分配正义，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

与两个正义原则相对应，罗尔斯提出了两个优先规则：

第一个优先规则(自由的优先性)：两个正义原则应以词典式次序排列，只有在满足了第一正义原则所处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后，才能满足第二正义原则所处理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平等的基本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被限制，而不能受制于经济利益的权衡。任何个人的基本自由，不仅政府或其他团体不能任意剥夺，就是以社会整体利益或者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也不能剥夺，以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理由也不行。

第二个优先规则(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性)：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机会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首先，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效率的贯彻离不开我们对于正义价值的追求。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选择都只能在某个正义与效率的统一框架内进行。其次，公平机会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意味着那些有着类似能力和志向、手段和资源的人也应当有类似的选择机会，达到他们所期望的职务和地位，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地位、阶层等。差别原则要求减轻自然偶然因素对人们的影响。罗尔斯继而指出：一种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展那些机会较少者的机会；一种过高的储蓄率必须最终减轻承受这一重负的人们的负担。差别原则体现了博爱思想

二、西方正义理论的总体评价

西方正义理论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经过近代的正义理论到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正义理论，其内在的逻辑演变大致是围绕“权利——公平一一德性”即“自由——平等一一博爱”而展开，总体上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并经过了两次理论循环。从古希腊梭伦，“应得的观念与正义联系”，经柏拉图“正义就是善”，亚里士多德“德性正义理念”到罗马时期“法就是公平正义”直至中世纪“上帝就是正义”，完成了第一次循环。只是这次循环是正义理论从此岸世界走向了超验的彼岸世界。从近代由洛克等为代表的基于“权力概念”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由边沁等为代表的基于“功利概念”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正义理论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完成了正义理论的第二次循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西方正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而且是迄今为止正义理论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内核，“自由原则及其优先性；机会平等原则及其优先性以及差别原则”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经济正义”思想，为人类社会的治理和制度选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西方正义理论的局限性。特别是罗尔斯正义论提到的“自由原则及其优先性”的思想往往忽视了社会正义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性、现实性和民族特殊性。

三、西方正义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恪守“经济正义”的原则

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切实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公平优先确保效率”的原则上来。根据正义的“差别原则”，经济政策应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体现“博爱思想”。最近，中央对我国西部开发投入的巨额资金便体现了这一思想。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5）

一、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 电子商务合同是以电子信息形式，通过网络订立的商品、服务交易合同。实践中，电子商务合同多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 DataInterchange）方式达成，其内容是以可读形式存储于计算机磁性介质上的一组数据信息。由于用户采用的计算机设有自动审单功能，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完全是在计算机模拟智能操作下完成的，因此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缔约磋商过程，电子商务合同的缔约主体、要约与承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均与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有着显著的区别。 （一）关于计算机能否作为缔约主体的问题 传统民商法理论认为，成为缔约主体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在EDI交易中，如何去评判计算机的自动审单和批复文件功能呢？毫无疑问，不能以简单的民事行为能力三分法来评判计算机的上述功能，一般认为，可将计算机自动回应的功能视为其所有人或使用人订约意愿的预先设置，这一点与自动售货机类似。在自动售货交易中，当顾客投入货币或插入磁卡时，售货机会自动做出回应，法院在一些案例中认为自动售货机的售卖行为是设置人预先设定其订约意愿的结果，机器只是实现缔约目的的工具。同理，计算机在电子商务所进行的信息处理流程，实际上都是遵从用户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所作出的反应，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注：朱遂斌、陈源源：《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第51页。），因此应承认计算机具有缔约的主体资格。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制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就肯定了自动订立合同的效力，该《示范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就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各方另有协议，一项要约以及对要约的承诺均可以通过数据电文的手段表示。如使用了一项数据电文来订立合同，则不得仅仅以使用了数据电文为由而否定该合同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但我国《合同法》却没有类似的行文规定，计算机缔约主体资格的确定是判断电子商务合同成立与否的前提，若当事人就此问题产生混淆，势必阻碍电子商务在我国的顺利开展。 （二）电子要约能否撤回或撤销的问题 要约能否撤回或撤销的问题，国际公约与国内立法早有定论。无论是《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还是我国《合同法》，均规定要约人在发出要约后可以撤回要约，只要撤回要约的通知于要约送达被要约人之前或同时到达。在未订立合同之前，除某些法定不可撤销的要约外，要约得予撤销，但要求撤销通知于被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送达被要约人（注：参见《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5、16条，我国《合同法》，第17、18、19条。）。但电子商务合同与一般合同的订立迥然不同，EDI交易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与电传、传真的交易方式类似，即对要约信息进行即时传递，传递速度极快，而且当受要约人的计算机系统收到电子要约后，便立即进行自动处理，作出回复电信，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要约根本没有撤回或撤销的机会。因此，我国《合同法》关于要约可以撤回或撤销的笼统规定，有悖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即时性的特点，造成了实践中当事人对此问题或是各行其是，或是莫衷一是，从而影响了电子商务在我国的顺利推广。 （三）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关于电子商务合同的成立时间，亦即承诺生效的时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存在泾渭分歧，英美法采取的是投邮主义（Mail Box Rule），认为承诺的意思表示以邮件、电报等方式表示者，除非另有约定，否则承诺人将信息发出或交邮即发生法律效力。而大陆法系则采用到达主义，认为承诺的意思表示于表达要约人支配的范围内生效，此时合同亦宣告成立。此外，意大利、比利时等国还采用特殊的“了解主义”（Knowledgeof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即不仅要求收到了表示承诺的意思表示，而且要求要约人真正了解其内容时，该意思表示才能生效。我国合同法对此问题采用的是到达主义，即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合同法》第26条还规定，要约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为合同成立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为合同成立时间。 合同成立地亦称为合同签订地，其重要意义有三：第一，合同签订地可作为法院管辖的依据；第二，合同签订地法律可作为法律适用的准据法；第三，电子商务 合同的合同成立地，还涉及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的归属问题。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地点一般为承诺生效的地点。我国《合同法》第34条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考虑到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合同法》还允许当事人另行约定合同成立的地点。 二、电子商务合同的书面形式问题 许多国家的现行合同法均要求某些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或要求以书面形式作为证据。那么，电子商务合同究竟是不是书面形式的合同呢？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激烈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应扩大解释“书面形式”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唯一载体“纸”上，而扩大到有形的、可读的，并可在一定时期内贮存特定信息的载体上，这样就将电子商务合同这种新合同形式也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电子商务合同的表现形式、操作流程、证据规则等与书面形式合同截然不同，因此不宜牵强附会地将其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而应将电子商务合同规定为其他形式的合同。这种合同虽然可以以打印文件的形式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但那已不是电子商务合同，而是以打印文件形式存在的典型的书面形式合同。 为排除书面形式给电子商务合同应用所造成的障碍，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支付工作组在1992年关于电子数据交换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以下两种解决方法：（1）扩大法律对“书面”一词所下的定义，以便把EDI记录纳入书面范畴；（2）当事人在协议中另行约定，将电子商务合同视为书面文件，或由当事人共同声明，放弃他们各自依据的法律，确认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或可强制执行性（注：陈丽娜：《EDI合同给我国国际贸易法带来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5期，第97页。）。 我国合同法采取了第一种方式，扩大解释了“书面形式”的范围。我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序上解决了电子商务合同书面形式的问题，但我国有些地方法规则对此作了截然不同的规定，仍将电子商务合同视为一种既非口头，亦非书面的特殊形式合同，这在事实上形成了法律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子商务的有序发展。 三、电子文件作为诉讼证据的法律问题 理论界一般认为，电子数据资料作为诉讼证据的两大障碍主要是目前各国证据法所采用的“传闻证据”规则（the Hearsay Rules）和“最佳证据”规则（Best Evidence Rules）。根据传闻证据规则，证人以外的人明示或默示的事实主张以及在没有证人作证情况下，向法院提出的书面材料，均属传闻证据，不能被采纳为证明其所主张事实真实性的证据。如果是书面文件，必须由书写者作证。但电子商务中的数据资料是计算机模拟智能自动处理的，计算机作为拟制的缔约主体不可能作证，所以计算机输出的书面资料只能被视为传闻证据，不能作为证明事实的直接依据（注：陈丽娜：《EDI合同给我国国际贸易法带来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5期，第98页。）。根据最佳证据规则，只有文件的原本才能作为书证被法院采纳，但电子数据资料的原件是由“0”、“1”符号组成的计算机原代码，通过计算机屏幕输出的可为人识别的文字充其量只能称得上是证据“复本”，不能为法院所认可。 我国诉讼法与诉讼实践虽未明确采用“传闻证据”和“最佳证据”规则，但也存在着类似的法律障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七类法定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其中，似可将电子数据资料归入视听资料这一类法定证据。但是，《民事诉讼法》第69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鉴别真伪，并结合本案其它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条规定，意味着视听证据也是“辅证”或“准证据”，必须与其它证据相互佐证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电子商务之所以称之为“无纸贸易”，就是因为电子文件取代了传统贸易中的各种纸质文件，如合同、提单、保险单、支付凭证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贮存在计算机内的电子数据就成了电子商务的唯一证据（注：参见白云：《论EDI的证据价值》，1999 年中国国际经济法年会提交论文，第3页。）。在此情况下，要求将电子数据资料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苛刻的限制，严重减损了电子商务文件的证据价值，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四、电子商务合同的数字签名问题 电子商务合同的产生，虽然给交易带来了便捷，但随之产生的是安全性问题。电子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极有可能被他人截留后篡改或以自己的名义转发，从而使长期习惯于书面单证操作的人们对其缺乏应有的信任。 为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创设了数字签名方法。数字签名是以0、1代码组成某种电子密码来代替书写签名或印章，数字签名也能以其独特性和可靠性来满足程序法上对证据认证的要求，这一签名方式也得到一些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国内立法的认可。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的一些州均通过电子商务立法确认了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7条规定，如果电子数据的发件人使用了一种既可以鉴定该人身份，又表明该人认可了数据电文内含信息的方法，且从所有各种情况来看，他使用的方法是可靠而恰当的，即可认为这种签名与任何书面签字具有的同等法律效力。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500）第20条也肯定了单据签字可以以手签、传真签字、穿孔签字、印戳、用符号或使用其他电子或机械证实方法进行。 纵观我国《合同法》条文，并没有显示出对数字签名问题的重视，仍然沿用了原先《涉外经济合同法》的作法，在《合同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这样的规定，仍然将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签名局限于书面手签的范畴，而对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不置可否，必然造成实践操作的困惑。因此，为保障电子商务在我国的顺利发展，有必要在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中尽快确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增强用户对电子商务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6）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成员：景体华、魏书华、邓丽姝、齐福全等；报告执笔人：景体华、魏书华。景体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魏书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 执笔：景体华魏书华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分析 (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 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从改革开放之日起，我国就开始了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正式成员。到2006年底，我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在这五年中，我国履行了加入WTO的所有承诺，清理了2000多份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废除了其中700多份与WTO规则不一致的法律法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之际，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对中国的表现给出了“A＋”的评价。 加入WTO的五年，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达到20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突破10000亿美元。入世五年，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经占到13%的比重，跃升为第三大贸易国，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三季度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度有可能超过美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动机”。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蜜月期还没有结束，与多个贸易成员国的贸易摩擦就已经接踵而来。根据WTO秘书处对2007年上半年各成员国的贸易纠纷调查报告：各成员国在此期间内共发起4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有16起针对中国出口产品。虽然这一数字比2006年同期的31起下降了近一半，但中国仍然是反倾销调查的热点国家，是美国和欧盟反倾销的主要目标《2007年中国五大反倾销案件盘点》，中国纺织网，2007年11月16日。。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与现象，要求我国的发展模式和总体开放水平再跨上一个新台阶。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内涵的深化与扩展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经超出传统产品贸易，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发展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产生了日益广泛、深刻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速度以及内涵不断深化与扩展，对各国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因此，一个国家中的区域发展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国情，同时也需要以新的理论体系构建分析框架，支持对全球化的认知，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1新兴国家崛起，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是近年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7年10月发表报告指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有一半来自中国、印度及俄罗斯三个国家。新兴经济体正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关键的支撑，全球经济的扩张变得更加均衡，较为贫穷的国家，尤其是一些亚洲国家，走在了发展的前列。 2007年，世界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权威人士预计2008年世界经济将呈现“半冷半热”格局。美国次贷危机“冷潮”影响的重头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等新兴市场虽受牵连，但预计仍将继续呈现较“热”的经济增长势头。多极发展已经在世界经济进程的总体走势上产生重要影响。 2资本市场进入全球化新阶段，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将逐步在世界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发表的报告认为，全球资本市场正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7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连续三年增长，2006年达1306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8%，为2000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尽管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其直接投资占全球外资流出量的84%，然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正在悄然而起。中国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212亿美元，在全球位列第18位。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却更为令人瞩目。仅仅两年时间，中国资本市场已经从原来的全球新兴市场第四位，跃居全球新兴资本市场首位。针对2006~2007年两年中国股市的发展状况，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评价：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7）

一、规划中期评估的意义与主要内容

1、规划评估的研究意义与重要性

国际上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评估研究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从发展历程上看,以评估方法进行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社会学家史蒂芬用实验设计方法对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社会计划”进行评估,从而使得政策评估开始步入较大规模的系统科学范畴。评估是一个系统过程,通过收集和分析信息来评估国家或组织完成目标的效率或影响力。中期评估可通过反馈,帮助国家或组织了解规划的实用性、效果和可持续性。中期评估的重要性在于能够比较全面地对规划的阶段性实施结果和影响有一个清楚的评价,一方面可以用来总结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规划的下一步调整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2、欧盟经验借鉴

强化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三期”评估评价与评估已成为欧盟国家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要手段。欧盟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评估机制,主要针对与凝聚政策相关的规划进行评估。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欧盟的评估工作走过了从欧盟对其规划进行评估,到成员国承担对各自规划评估的责任,从前期和后期评估,到前期、中期、后期都进行评估(三期评估)的发展过程。强化成员国的评估责任,提高了其规划管理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中期评估工作,则可以发现规划执行中的问题,以便根据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对于规划目标等进行调整。通过后期评估,则能够“数量化”地反映规划或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确切的影响,从而为今后编制更加科学的规划提供了基础。

3、规划评估的主要内容

规划评估研究以科学研究方法为工具,主要内容涵盖从方案的设计到执行的整个过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评估的对象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与计划,通常包括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和政策影响程度的评估;

评估的方法必须采取多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类是社会指标、回归分析、民意调查等定量化方法;另一类则是专家评断法、田野调查法等定性化的方法;

评估者包括官方与第三方的评估者,前者如国会、行政部门特设委员会;后者如独立思想库、利益集团、政治家或大众传媒等;

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目标完成情况,指标进展情况,规划实施工作,区域发展特色,主要发展成绩,主要问题障碍,基本经验总结,发展趋势展望,发展思路对策。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期评估的历史演变

1、“一五”——“九五”时期:以年度监测为主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同意李富春副总理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6年6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几项规定》。加强对“一五”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以期进一步加强对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并防止和及时纠正可能发生的问题。1956年6月18日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发言,评估了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对一些缺点和错误进行改正。

此后基本形成惯例,每一年人大会议都会有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此外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篇部分,都会简要的回顾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但是,这些报告都不是专门的系统的评估报告。

2、“十五”时期:首次尝试官方中期评估

国家计委在总结“十五”计划编制经验时提出,我国已编制和实施了十个五年计划,但在规划期的确定、规划编制主体、规划的性质与作用、规划编制程序、规划的、规划的评估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够规范的问题。下一步需要加强探索如何规范规划体系、规划性质、规划期、规划实施、规划评估与调整等重要内容。

为此,2003年,在“十五”计划实施过半的时候,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从的评估报告来看,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实验性的官方评估,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但在规划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3、“十一五”时期至今:依法进行中期评估

根据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二十一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实施的中期阶段,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规划经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国务院有关要求,国家发改委组织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自2008年下半年起,首次依法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工作,并聘请了第三方独立评估。其中,第三方独立评估是新增加的程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世界 银行驻华办事处三家机构分别以各自的视角和独立的分析提交了评估报告,包括客观的批评意见,同时各自提出下一步实施规划的政策建议,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中期评估报告的重要参考,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集中各方意见,形成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上报国务员审核后,于2008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顺利获得通过。

三、我国开展规划中期评估的经验与不足

从经验方面来说,我国从“十五”时期才有正式的五年计划官方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经验相对缺乏,尚未形成成熟的评估方法,针对具有特定周期的政策议题或项目进行总体评价难度很大,往往为传统的阶段总结取而代之,而不是科学的评估报告。由于“五年规划”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也很难直接照搬只具有部分借鉴和参考意义。

从重视程度来看,省一级政府对规划的重视和执行情况较好,基本上都在地方人大会议上做了关于中期评估的报告。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对规划定位的理解上有偏差。尤其是在一些市县一级的规划中,规划只是对上一级规划的“拷贝”。这样的规划,操作性和可行性有限。还有一些规划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带有地方领导的个人意愿,大而空以致根本无法实现,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是虽然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因此,评估工作也难以起到实际效果。

从评估方情况来看,评估过程主要包括各部委组织对本部门的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地方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的规划实施情况评估;第三方评估。“十一五”规划首次引入了第三方评估,充分体现公共政策实施评估的专业化、国际化。但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受聘于规划的制定者,这在独立性和客观性上会有所欠缺。

从评估效果来看,由于规划实施监测工作尚未启动,中期评估后发现问题进行纠偏,往往滞后于实际,无法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若不依法把年度的、即时的监测与中期评估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提高规划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中期评估就可能演变成运动式工作,效果会打折扣。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8）

在“5·17”讲话中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要“完善规划实施机制”“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这无疑是摆在区域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重大任务，时代呼唤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和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协调的现实问题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总体来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还滞后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有待于进一步形成严密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新时代新发展条件下迫切需要重点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内涵、理论、决策和评估体系，以期进一步增强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指导力和解释力。

一、迫切需要厘清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内涵

区域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上的发展与协调规律的科学。区域经济学的区域是客观存在的时空。人类生产活动的时空性，总是具体地表现为在特定空间上的阶段性，这种不同的特定空间上的特定禀赋和特定阶段上的经济活动就产生了不同的区域经济。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和相互作用的强度是划分不同区域经济空间的依据，也是规划和发展不同区域经济空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也是国民经济中的、具有特定禀赋的、在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空间单元，该特定空间内的经济活动及其相互作用具有某些相同的性质或功能，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区域往往拥有各自的核心区或综合的或特定的功能或取向，国家和地方治理上的区域至少是拥有一个中心城市的、适宜的行政单元区。

国外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先后涌现出杜能的农业区位论（1826）、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霍特林的企业间区位竞争论（1929）、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1936）、胡佛的区域经济学（1937）、廖什的市场区位论（1938）、艾萨德的区域科学（1975）和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1991）等，从中可以看出，经典的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历史。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借鉴、吸收国外区域经济学理论，在立足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主要经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域分工理论、生产力均衡布局与协调理论、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理论、城市间分工理论等在内的区域经济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生产力均衡布局的理论，毛泽东关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和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江泽民的区域协调发展观和胡锦涛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系列重要论述。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先后经历了沿海向内地倾斜发展、沿海区域率先突破发展、“四大板块”战略区域总体发展和国内外区域全面开放合作发展的4个阶段。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一五”以来，随着中国区域协调和发展战略及规划的不断实施，使得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后得到了较快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城市与乡村现代化为支撑的，以区域创新驱动和区域协调发展为抓手的，以区域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为保障的，以区域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为路径的，是适应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发展格局下的能够指导和解释中国区域经济活动高质量空间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的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应用创新的三个重点是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决策和区域经济评估，其理论、决策和评估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因为区域经济理论的落脚点在区域经济决策，区域经济决策的成效需要进行区域经济评估，区域经济理论指导其区域经济决策和评估，区域经济决策和成效评估又检验其区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三者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否则都会偏离区域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实际。

二、迫切需要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创新区域经济学理论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迫切需要构建能够反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影响的区域经济学，特别是需要探索区域经济学在逻辑起点上的及其逻辑演化中的新范畴和新理论，且要能够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提供新思路与新框架。因为任何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或提出，都是为了寻找其内在的区域经济规律，并致力于为其区域经济决策提供建议或支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全球化、数字化网链、数字化生产、数字化消费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对传统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正在或已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尤其是网络化协同的加强、智能化制造和服务的发展、个性化定制的推广、数字化管理的实施，使得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的突破，时空压缩、甚至不受时空的限制，“0”距离甚至“0”成本的出现，使得一些区域经济活动的生产和服务不需要集聚即可即时生产、即时服务，譬如原来厂商区位的选择即引起经济活动空间分散的运输成本和吸引其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集聚经济之间的均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得以弱化或消失；新发展条件下具有黏性的传统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的流动性在加强，且新兴生产要素如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具有显著的流动性与一定程度的可复制性，使得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合作、竞争及其层次和分工的效益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区位的可进入性在发生改变，区际的边界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约束将不断弱化甚至消失，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在不断提高，发展中地区和落后地区如中国中西部地区在原来传统的垂直分工中，就有可能获得水平分工；新发展条件下不同空间尺度的部分区域产业链的更替形成机制出现快速变化的趋势，使得中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先进产业链成为可能等。也就是新技术革命、新区位因素和新产业链的形成和变化等问题使得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及其经典理论和模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区域市场结构将逐渐或快速地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向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相结合的市场结构转变，线上空间的实时交互性、均质化趋向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使得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交易模式和交易效率、空间组织模式和形态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区位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雁形发展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核心—边缘模型，以及增长极、增长轴等理论和模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线上和线下寡头竞争和完全垄断市场的快速出现，客观上要求政府的战略利益协调能力、发展规划能力和有效实施调控政策的能力必须加强。

新时代新技术条件在发展和变化，要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切实从中国国情和区情的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丰富而生动的区域经济实践，借鉴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致力于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等重大问题，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迫切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各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类型结构，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和地方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基础。中国区域经济类型识别的理论即其区划理论要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各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能够在新发展条件下识别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区。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需要切实解决“真实的经济区域是什么”，然后才能谈其“为什么”和“怎么办”，也就是区域划分方案在现实中要有可操作性，因为准确识别与划分中国区域经济的类型区，是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指导区域经济决策的前提条件，由此才能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才能分区分类精准施策。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至少30多次提出过区域经济区划研究、建议或调整的方案，曾经经济区划方案频繁出台。仅就在十四个五年总体规划中，其中“一五”至“九五”经济区划的空间格局由“一五”的沿海与内地的两分法、“二五”的六大经济协作区、“三五”的十大经济协作区到“六五”末的东中西三大地带，以及“十五”和“十一五”的“四大板块”“十二五”的三个支撑带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到“十三五”和“十四五”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区域划分，“十三五”和“十四五”中两次继续实施的19个城市群的划分；另外还有老、少、边、穷地区的划分，以及其他特殊类型地区如革命老区、生态退化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资源型地区、采煤沉陷区和独立工矿区、老工业基地、林场林区、边境地区等的划分。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的板块区、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到底该怎么划分？譬如西部大开发的区域大不大、东北区域小不小、20多类开发型的区域多不多等问题，迫切需要系统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不同空间尺度的且能够涵盖各种功能区和各种特殊类型区的中国区域经济区划理论体系。

准确的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区划，就是要依据其本身的差异，按照特定的区划标准，包括同质性区域和异质性区域划分的标准来划分。当然，这种同质性区域和异质性区域的划分都是相对的，在具体的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治理中，又往往表现为各种战略区、规划区和功能区。中国的自然区划理论相对成熟，但对于经济区划的理论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特别是如何选取区域经济区划的指标体系，如何建立其不同空间尺度的经济区划的等级系统，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具体体现特定区域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和相互作用的差异，如何在其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等方法进行持续调查、监测和研究，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区划的分类指标体系也尚未形成共识，在其方法论的层面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需要从新时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借鉴欧盟、美国等的标准区域划分的方法，在充分考虑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并将进一步提高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和经济轴带的产业链分工及其分布规律，既要考虑同质性标准区域的划分的必要性，也要考虑到异质性区域在特定区域经济发展中互补性的要求，实现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规划区和各种功能区的有机构成和融合，实现东中西、南北中、海陆边等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经济及其等级体系的相互衔接，由此才可能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区划理论支撑体系。

四、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

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其经济决策制定与实施中必须遵循和把握的规律及方法的总和。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主要由中国重大区域经济战略、重大区域经济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构成。中国重大区域经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确定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重大区域经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重大区域经济战略实施的具体化，重大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对重大区域经济战略和规划的直接支撑。事实上，中国正在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40多个（狭义的）重大区域发展规划，以及相应的重大区域发展政策，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发展政策的支撑体系，中国这个区域经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体系，能够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和能够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问题的中国方案。

毫无疑问，中国制定和实施的重大区域战略、规划和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也存在区域发展规划和区域发展支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不完全符合区域发展实际的情况，还没有有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初衷和目标，一些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区域发展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有扩大的趋势。有效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重大问题，需要系统构建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虽然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所解决的区域经济问题很不相同，各区域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各区域发展的利益诉求差异很大，且涉及各级各类政府行政部门和相关利益主体，但客观上需要统一构建起能够指导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体系，以期为丰富而生动的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和一体化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在原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战略相对单一，区域经济计划与政策的制定遵循的主要经济规律和理论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和综合平衡的规律等，那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些规律和理论，如何在充分把握世情、国情和区情的前提下，在制定和实施中国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中更加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特别是如何体现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规律，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创新的理论课题。

中国特色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主要包括其战略、规划和政策本身的构成体系和内容体系、主要目标体系和指标体系、主要措施体系和保障体系，以及其制定和实施的程序和决策过程、制定和实施的工具和方法、社会参与和协商的机制等；包括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以及需要紧密配合的产业、投资、环保等政策体系。另外，也包括区际组织与利益协调政策体系、区际冲突与协调管理政策体系、区际产业转移的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体系，以及差别化援助政策体系，流域开发政策体系，城市群一体化政策体系、大都市区和经济圈治理政策体系等。

五、迫切需要建立区域经济决策实施成效评估的理论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9）

关键词：

地方经济；资产评估课程；实践教学

随着大家对环境问题和房地产经济的不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重视，经济转型的要求更加迫切，尤其是地方经济的转型，由于我国过去相当长时间的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导致目前我国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均是以工业为主，不仅污染问题突出，而且利润率越来越低，已经不能再支撑国家的高速增长要求，产业转型急需转型，企业需要重组，这就需要资产评估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在新的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即将开始之际，对资产评估理论和实践的发散发更加迫切。而我国长期以来，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主要体现为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对资产评估理论的研究更为急需，而其理论的发展离不开这门课程的发展。

一、资产评估课程的简介

1.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资产评估行业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为了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维护产权交易的公正性，资产评估应运而生。资产评估是由专业的机构和人员，使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对某一时点委估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判定的过程，资产评估的结果为产权交易双方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资产评估行业在国外已经有数百年的发展时间，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出现产权交易，越来越我的情况需要对某资产在某一时点的公允价值进行判断，资产评估实践越来越多，资产评估实践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这都加速了资产评估理论的发展。我国的资产评估行业发展已经有近30年时间，行业的发展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善的资产评估法出台，各种单项和整体资产的评估准则也没有健全，也就是说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这就在需要大量资产评估人员的同时，还要求资产评估理论的迫切发展，因此，资产评估专业和资产评估课程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

2.资产评估课程的地位。《资产评估》课程是资产评估专业和审计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及金融学专业的专业必修或专业方向课程。资产评估的教学内容为资产评估专业学生后续课程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其它专业的学习提供一个科学方法，例如，对财务管理专业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预测未来的现金流，这就需要对方案的初始投资进行投资估算，而投资估算的方法也与资产评估的方法基本一致。因此，这门课程对这些专业来说都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地方经济发展的资产评估支持

1.地方国企改革离不开资产评估。地方上尽管经历了2000年前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但目前，还存在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地方上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有企业制度本身的特点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越来越显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下，今年9月13日中央出台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对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进行深入改革。无论是哪一种改革，如何改革，产权交易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资产评估行业的完善，资产评估人才的发展，更为重要是资产评估理论的支持，为国家把好关，避免出现像上一轮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

2.地方经济转型离不开资产评估。我国经济在经历了本世纪初1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下的特征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太快，在稳定经济的同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尽快由过去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新的问题却集中爆发，那就是新的产业增长点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快速发展的后遗症却全面出现，主要体现为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如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毫无疑问就是进行经济转型，尤其是地方经济的转型，砍掉一些重污染行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企业间合作，产业结构的转变也必然面临资产的重组，这也需要资产评估行业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资产评估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地方经济转型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资产评估理论的缺失和滞后就需要资产评估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只有理论与实践共同发展，才能使资产评估行业与时俱进。

三、资产评估课程的教学现状

1.教学内容枯燥乏味。传统的资产评估教学内容一般主要包括资产评估理论概述和各单项资产评估的方法为主，课堂讲授完毕就是做题，依然是应试教育那一套，不仅学生听起来没有意思，教师上课也是应付为主，学生学完这门课程也不知道如何与实践结合起来，效果较差。另外，这种教学理念也不能体现地方性高校的特点，即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资产的理论不能与当地经济的发展相结合。

2.教学方法陈旧落后。近年来，大多数高校均引入了多媒体教学，但只不过是把课本上内容搬到了屏幕上，老师上课依然是以课堂讲授为主，有些教师可以把一些案例与教材内容相结合，但找的专业案例使学生望而却步，资产评估专业涉猎面非常宽，例如设备和房屋的专业知识，对于没有走出校门的学生而言是很难接受和理解的，教学效果也不会太好。

3.教师专业素质较差。大多数高校资产评估课程的教师都是一毕业就进入学校教学，没有参与过资产评估工作实践，尤其是对高校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不了解，而对于资产评估这样与实践联系非常紧密的课程来说，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却不能突出这门课的实践性，只能侧重这门课的理论性，使学生不能理解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学起来当然也不会太投入。

四、资产评估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

资产评估课程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校内课堂教学、校内实验室实训，以及校外企业实习等三大部分，通过一个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在提高学生对资产评估课程吸引力的同时，使学生真正能把这门课学好，充分体现资产评估这门课程的实践性特点。另外，实践教学体系还能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学校的实验室资源还能在业余时间为地方资产评估事务所的人员及企业员工进行培训，使学校为当地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改进课堂教学。第一，鼓励专业教师进入当地评估事务所进行挂职锻炼，在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的同时，还能提高教师对当地经济的了解水平，以便于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能理论联系实际，充分体现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要求。第二，学生在上第一次课之前，应在教师带领之下，参观当地的资产评估事务所，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让学生了解他们学习资产评估课程的目的，以及以后的工作方向。第三，建立健全资产评估案例库，评估案例的选择应尽量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尽量选择学生较易接受和实践的案例。例如，流动资产评估案例可以选择学校的桌椅，设备评估案例可以选择汽车，房地产评估可以选择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自己的家庭住房，企业整体评估可以选择学校所在地企业等。

2.健全校内实训。资产评估的校内实训主要包括资产评估实验设计和资产评估有关毕业论文的撰写。第一，精心设置资产评估实验，资产评估实验设计依然围绕学生和学校周边的企业和事物，选择合适的资产评估软件，验证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和案例中所包含的信息，地方高校应积极建设和完善学校的评估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不仅可以让学生进一步熟悉资产评估，课余时间，学校还可以组织对当地的资产事务所人员及当地企业员工进行业务培训。第二，成立资产评估学好小组，鼓励小组成员对资产评估理论和实践进行探讨，增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三，重视资产评估论文写作，我国资产评估行业发展时间较短，资产评估理论严重滞后于资产评估实践，资产评估中还有很多研究的空白，急需相应专业的学生去调查和研究，学生在校内理论学习和校外实习的基础上，更有可能撰写出符合实际、有见地的毕业论文，填补资产评估理论上的空白，为资产评估法律法规体系及资产评估准则的完善做出一定的贡献。另外，这也能有效避免在校生毕业论文没有现实意义的尴尬局面。

3.参与校外实习。学校和地方政府应创造条件让地方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参与地方企业资产评估工作，资产评估的过程繁杂，包含的资产种类和数量非常多，而地方性的评估事务所一般人员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资产评估事务所和人员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结果，这就为学生参与事务所的工作带来了空间，尤其是即将迎来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应该对企业的各项资产进行详细的现场调查和计算，这个工作量非常巨大，单独凭评估事务所为数不多的员工，是不可能高质量完成的。另外，地方事务所与地方国有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资产评估工作的公正性有很大的影响，而引入来自全国各地学生，无疑又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因此，在校学生参与资产评估工作实践，无论对政府，还是对资产评估机构，既能避免资产流失，又能提高资产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还能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王大江.会计实验教学改革探索[J].会计之友，2007

经济发展的评论篇（10）

作者简介：艾广乾，男，1982年8月出生，山东省郓城县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

秦贞兰，女，1983年1月出生，山东省郯城县人，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060-03

一、 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逐步涌现出了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带，以广州、深圳和佛山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带，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塘经济发展带和成渝经济发展带等全国经济发展中心。在各区域经济日益壮大的同时，各经济带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指标有很多，比如地区内生产总值（GMP）、三大产业的增加值和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等。但是，如何使各个指标能够建立某种联系，如何衡量或者改进这些指标，从而使各个经济指标能够综合而且真实地反映该经济体的水平，该经济体的发展潜力到底会有多大等问题也日益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方面。

本文主要应用熵权理论和未确知测度空间的相关理论，建立未确知测度综合模型，对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未确知测度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有利于进一步使经济的决策者发掘自己的潜能，同时发现自己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下一步进行决策的调整和区域内的结构优化提供参考，实现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未确知测度综合模型的设定

（一）信息熵与熵权理论

信息熵是信息论中的重要概念，随着信息理论的不断发展，信息熵理论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日益完善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应用到统计学和经济学等相关领域。

信息熵理论是由C.E.Shannon提出的，他认为信息是对事物运动状态或存在方式的不确定程度的度量。信息的获得是与事物状态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而信息熵就是对信息获取的不确定程度的总体测量。

根据信息熵理论，某项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就越小，该指标的相对权重也就越大。反之，如果该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就会越大，从而该指标的相对权重就会越小。将信息熵理论应用于经济发展测度中，有利于消除人为因素对经济指标测度的影响，也有利于缩小极端值对综合评价指标的影响，是对传统熵权理论的重大改进。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实证分析

（一）评价对象及评价指标的选取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很多，而且指标的选取指向影响到对评价指标的测度。为了综合反映区域的增长潜力问题，本文结合山东省2007年十七地市的七个主要经济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以此来综合研究在过去一年里，山东省各个地市的各自发展潜力问题。

根据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选取的经济指标有：

（1）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三个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它们的增长速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2）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这两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一年人民的相对财富的增长情况，更能反映居民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成果的情况。这两项指标是评价经济发展能力的有力指标。

（3）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和年末银行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增长率。这两项指标中，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增长率越快，可以反映政府的作为程度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增长率是衡量企业或者居民投资或者储蓄情况的重要晴雨表。增长率越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的发展后劲，是衡量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指标。这七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原始数据见表1.

根据置信度识别原则，具体计算公式见（4），对评价对象进行识别。取=0.6，则可以对十七地市的基本情况进行分类，并做出评价。

结果显示，济南市、枣庄市和威海市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而滨州市、菏泽市和日照市的发展相对较快，其它城市的发展速度比较适中。

总体来看，山东省绝大多数地市的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评价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潜能问题，会涉及多目标的选择问题，而且各指标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引入信息论的熵权理论，建立多目标未确知测度评价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各目标的权重问题。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多目标未确知测度评价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同时，也从一个角度证明未确知测度评价模型是评价区域经济增长程度的一种有效方式。

拿经济发展潜力不够大的枣庄市来说，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过低，明显低于其它城市。这是其发展速度较慢的重要原因。建议政府在提高居民基本生活和基本物质保障方面加大财政投入，使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进一步提高。而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的老工业区，存在着老城改造和城市产业结构亟需优化升级的重任，加上济南市财政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发展速度逐步放缓。所以两个城市只有努力弥补不足之处，才能进一步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潜力。

菏泽市发展较快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山东省加大了对菏泽市的扶持力度，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政府政府转变服务角色，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加大财政支出，扩大招商引资规模，使三大产业的结构逐步优化，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很大提升。日照市加大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力度，强化公共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政府的公共服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开第.城市环境质量的未确知测度评价［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9,19(12);

[2]郭奇,李亚.未确知测度模型及其在环境评价中的应用［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1,18(2);

[3]朱雪龙.应用信息论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著,吕明,袁周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