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重要性篇（1）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2）

1）考古和媒体的合作历程。

考古和媒体合作的历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为将考古和媒体联系到一起的创始人，揭开了考古和媒体的新历程，并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作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也首次主张应建立考古学的公众传媒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公众考古和媒体和合作逐渐键入确立阶段。

2）公众考古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在考古传播中，公众对考古学科知识的了解日益加深，但与实际的考古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具有严谨、理性的学科特点，而传播学具有感性、通俗的学科特点，两者存在冲突；‚考古学和媒体界存在不一样的职业特性，考古学更注重条理、学术，而媒体更注重趣味和时效；‚考古界和媒体界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考古界注重对过去的研究，而代表大众的媒体在考古上的铸就更强调对知识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3）公众获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大众对于考古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但仍然与考古有一定的距离感。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获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学者和传媒的冲击下，对遗产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识。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传播考古学的责任感，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满足公众需求。

2、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传播介质，将考古学大众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平面印刷媒体，例如杂志、图书、报纸等；广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等；数字媒体，手机、互联网等；娱乐媒体，包括以上各种以及电子游戏、唱片等。在我国，考古学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等进行传播，数字媒体和娱乐媒体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刚兴起的新媒介，在大众中有极高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两种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后两种传播方式。

二、考古学大众传播下的媒介伦理

1、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与职业规范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比较复杂，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主要是对古代遗物和文化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行研究。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考古学带有自然科学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研究公众考古学传播目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考古学的学科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传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众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众考古工作的行为，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人员，所以需要组织和培养一批专职公众考古人员。为了保障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业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些区别于一般性的考古规范，要满足：第一，专业性，就是要求公众考古从业者是受到考古文博类专业教育的人员；第二，传播性，公众考古人员应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大众传播性；第三，实践性，能够积极实践多种传播模式。

2、媒介伦理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媒体行为，并从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伦理问题，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道德是针对个人自主和自愿行为的，也为实践者提供了道德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论依据，作为公众考古传播的媒体合作者，更应该强调绝对伦理，采纳义务论伦理，在行动中遵循一定规则。媒体应该具备将考古信息提升为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遵循媒体职业道德，突出媒体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3、考古与媒体的信息交流

对于媒体从业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学，本文认为媒体从业者应该首先重视考古学学科的特质，尊重考古学的实证性、考古工作的学术性、漫长性，将自己对考古信息的价值诉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这样就能够获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赖，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另外，媒体从业者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明确考古信息的客观价值，并给予真实报道，虽然一些虚假报道会吸引更多关注，但是会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考古——传媒人才培养

1、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媒体应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体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的合作互动，特别是培养专业公众考古传播人才，成为其中的必备工作。本文认为公众考古传播人才培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第二部分是具备一定考古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二者都是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传媒人才是在大众传媒中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传播事业做贡献的一群人，所以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就可以认为是创造性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的途径，从而为完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提供基础，所以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3）

引言

考古资产的保护对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国家传统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无价之宝，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保障，同样也是民族精神思想建设的主要支柱。我国是历史文化古国，具有五千年悠久民族文化，是我国人民精神努力的智慧杰作。因此，对考古资产的保护是对历史精神文化的一种传承表现，考古资产是我国各民族精神桥梁、促进各民族内部团结统一、和谐发展，是建立和谐主义发展国家的重要前提，是考古学者以及每个民族同胞应有的社会责任及义务。

一、关于考古资产保护情况发展现状

（一）考古资料记载不受重视

在考古学中，一旦发表相关文物发掘计划书，就会根据具体计划确定考古工作的基本流程，但这样贸然确定考古工作流程并不具有一定科学性，在一定程度影响最终考古工作的准确性，因此，应当对古代考古学者的个人记录进行仔细查看，对这些记录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尊重考古学者的个人劳动成果。在过去长时间的考古工作过程中，对考古遗址的完整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群众的关注，但却极大程度的忽视了考古记载资料及文献方面的保护，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考古事业的引起足够关注的时间较晚，没有意识到考古记载资料对历史文物发现工作的重要性，主观的将具体考古工作者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二）缺乏有效考古资产保护措施

我国对于历史文物保护方面也出台了很多具体条文规定，但是这些规定或是相关法律保护政策中，并没有详细哪条规定对考古资产保护的具体内容，我国文物行政方面，在管理工作中也没有制定关于考古资产的保护制度，而且在考古学中，仍然没有对考古资产方面的统一规定或制定，在考古行业中，最重要的工作行为遵守流程规定中，就已经对文物现场及发现的具体文物的详细保护工作规范要求。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文物管理局亦或是重要的考古工作规定中，都对考古资产保护措施这一方面缺乏详细的规定，造成考古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因素的破坏。

（三）考古资料管理受传统因素影响

考古资产中的重要内容主要就是考古相关资料记载与考古文献，但在实际考古资产保护工作中，在考古资料的管理上面，整体出现闭塞性以及教条性等不好的传统因素，影响了对考古资产的保护工作有效进行。一些关于考古遗址的具体资料记录，被某些考古组织利用一些灰暗的市场手段进行私有占有，尤其是对那些重要的历史久远的遗址资料，更是从不向外界展示，就算本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想查看考古资料，都需要层层审批，很难轻易看到。因此，造成很多考古资料数据，大部分都被放置管理库中，长时间容易被人遗忘或是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丢失。

二、加强考古资产保护的相关具体措施

（一）加强对考古保护重视

根据我国关于文化遗憾保护方面新出台的政策，倡导全民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保护历史文化的整体与准确性，按照具体行为规定与法律规章制度进行积极有效保护。因此，首先就要提升对考古资产保护的重视，主动开展考古文化的宣传活动，加强历史文物专业知识探讨，使考古界与历史文物界的思想意识达到高度统一，将文物保护演变成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将考古资料视为保护工作中重要内容，历史考古资料是我国精神文化遗产中无价之宝，只有加强对考古保护的重视程度，才能最终有效的确保考古资料的准确性与科学性。

（二）完善考古保护制度体系

将现有文物保护法进行完善，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出严格的文化遗憾保护法。我国文物管理局的各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规定有关考古资产保护的具体条文规定，在原有的考古工作重要遵循守则中，将考古资料与考古文献记载等内容加入到文物现场保护工作当中，并且要对考古现场以及相关文物资料管理工作上制定系统化的评判机制。同时，要加强对考古资料紧急保护工作，国家文物管理局要通过具体奖励制度，鼓励更多的人将手中收藏的稀有历史考古资料文献上交给国家珍藏，促进我国考古学发展，进行历史文物资料抢救工作过程中，仔细对相关退休的考古学者进行询问，将那些消失在考古学中的重要资料文献通通深度挖掘出来，进行重新整体编排，由国家相关考古部门进行严格管理，把这些珍贵的考古文化瑰宝收集起来后，运用到将来的考古工作中，有利于考古保护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促进我国日后考古博物馆项目的建设，将历史文化展示给现代人，加强人们对我国历史精神文化的认识，感受到考古文化自身的魅力与价值。

（三）与时俱进加强考古信息建设

关于考古资料管理方面工作，应符合当前时展基本需求，做到管理技术上的与时俱进，创新资料管理方式，结合先进网络信息技术，将考古资料及其具体文献记载等文化瑰宝收藏到网站中，实现资料共享、信息公开化，形成数字化现代资料管理系统，提升人们在网站中的浏览率。在将来的考古博物馆在展览相关资料或是文物作品时，要将相关为考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者加入进来，让世人看到他们工作中的成就c奉献，将他们个人优秀作品设置专栏展览，把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历史文物与其工作照片放在一起，避免出现见到物体不见考古学者的尴尬现象。同时要加强考古工作过程中的记录，规定每个考古学者在文物发掘中，对具体文物有什么重要发现应当及时记录下来，丰富原有的考古资料记载，促进日后考古事业发展，通过将来考古博物馆的具体展示，让人们切实感受到考古工作现场是什么状态，与此同时更要加强考古网站的建设，开通考古官网微博账号及微信公众号，多种渠道拓展人们对考古文化的了解。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更加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考古资产是对我国悠久精神文化的重要记载，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保证，因此，关于考古资产的相关资料及文献记载，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加强重视，采取积极有效的考古资料管理保护措施，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出台具体考古政策，规范考古工作过程中的个人行为，加强建设考古资产现代数字化系统，满足当代社会发展需求，提升人们对考古文化的认识，丰富考古知识，为考古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4）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5）

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仰韶文化到现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取得了长足进步。对于大众来说，考古学仍然是比较冷门的学科。

对于考古学，社会上的认识情况呈橄榄型分布：少部分人对考古知之甚少甚至于完全不了解；一部分人对于考古的认识多是通过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得来的，这些充满艺术色彩的作品又为考古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部分人对于考古活动充满了好奇却也缺乏了科学客观看待问题的态度，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较大；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专门从事考古活动或是从事与考古相关的活动，这部分人能够科学的认识考古学，并且对于一些考古发现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这部分人的文章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这类文章专业性较强，语言也相对比较晦涩，难以进行广泛传播。因此，若要使考古学知识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

什么是大众传媒呢？大众传媒就是传播大众信息的媒体，它特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在当下这样一个注重对外传播的大环境中，任何一种事物的普及都需要借助媒介的力量，因此，要使考古学得到普及，使大众可以科学的认识和了解考古学，就需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将考古活动和考古成果传播给公众，实现社会共享。

一.报纸和杂志对于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报纸和杂志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因其廉价易得的性质，一直拥有着大量的读者群。其优特点有三：第一，记录性好，便于使读者反复阅读，深入研究，并作为资料长期保存；第二，便于读者随时随地阅读；第三，报纸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直到现在仍是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大众传播媒介，但是报纸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水平的要求，不能做到面向所有受众进行传播，这是它的局限性。在考古领域内有一些专业性的期刊，如：《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等，这些刊物的内容学术性、科学性和专业性较强，但是这类刊物一般不为大众所知，而且这类刊物中的文章内容也较为深奥，不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这也造成了它们的传播面较窄。由此，我们会发现在考古学的领域内缺乏向大众进行推广的期刊这也是对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新的挑战：如何将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如何使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求考古工作者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更是在强调传媒工作者知识面的要更加宽泛化，专业化。

而且，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传媒行业似乎已经达到饱和了。但是，仔细分析就不难得出，尽管学习传媒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多为“通才”，少有“专才”，因为新闻专业作为是一门偏重于技术的专业，学生在学习时更注重新闻的写作，评论等较为实用的部分，缺乏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习，从而出现了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着较高的写作水平，缺乏对于某一种学术性或者研究性学科的深入理解。导致新闻专业的学生在传媒行业中的竞争力并不大，在传媒行业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同样要做经济板块，报社会更愿意录取经济专业的学生而不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因为学习经济的学生更具有专业素养，可以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考古也是如此，作为一门涉及面极广的科学，考古学不仅需要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也需要具备考古素养的传媒工作者帮助他们将考古活动中存在的复杂抽象的问题变得简单化、具体化，将晦涩难懂的考古理论知识变得更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扩大受众群，实现考古学的普及。

二.广播和电视媒介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1.广播节目对考古学传播的影响

与电视报道相比，广播无法带给人直观的视觉感受，需要播音员在广播过程中对文物进行大量的外貌形容，但是“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播音员所描述的文物在脑中又会有各种不同的形象，这样一来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失真，所以，通过广播对考古活动或文物进行深度细致的报道并不是最合适的方式。但是，广播又有着自己的优势：第一，广播所覆盖的范围更广，对于受众的文化水平几乎没有任何要求，更加便与普及；第二，广播可以最大限度的解放人们的双手和双眼，它可以作为人们工作或开车时的背景音出现，但也因为这个特点，广播不能做到深刻化，所以广播更适合传播一些时效性强并具有突发性性质的考古发现活动。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6）

    然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架构予以讨论(见下文)但对该领域研究理论的探讨却相当缺乏。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基础，所以需要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较多重视。在本文中，我想讨论音乐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与人类学学科有关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思考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将有助于构成方法/理论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赞同，音乐考古学由一系列多学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组成，其具体方法则由研究主题所依赖的资料所构成。如前所述，这些研究资料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音乐相关的发现和涉及音乐的历史记载，有时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乐传统。由人类过去的遗物可知，这些资料在类型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重要的是，为获得实证性的结果，所有资料均应考虑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比较。换句话说，这些资料均应予以同等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还表明，最佳的研究结果乃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获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　文献学　音响学　发声器　乐器学　民族历史学　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考古学　音乐图像　 存活的音乐传统　民族音乐学　音乐图像学

    J52Y401.JPG

    图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 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早期，传统考古学受到所谓新考古学的挑战，新考古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考古学将出土文物的描述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Binford和其他人转向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将物质文化的解释作为一种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形态范围(32)。从考古人类学(Lewis Binford)引发的问题，关注考古学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它们的特定社会文化功能。即便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这种方法对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适用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公认(33)。依我来看，新考古学有两种方法对于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即：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尽管音乐考古学的解释有其优长，但与后世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化做比较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对音乐传统做时间跨度和历史深度的考察，在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中是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研究。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常常是静态的，音乐考古学的解释反映出这种问题，在原始材料不足时尤其如此(39)。少量乐器或图像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长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即使像乐器那样的器具，在很长的时间 内可能会保留它们的形态，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环境之中，因此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功能和意义。一种特定的乐器形制可以传留数千年时间，如东亚的琴筝类乐器和东南亚的弓形竖琴。但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特定音乐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义，均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在追索音乐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关注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方面尤其如此。

    实验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研究旨在运用复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样式的手段，并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从事考古学研究(40)。与民族考古学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诠释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学家转而成为行为人，通过他或她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实验的价值。在被称为模拟实验的方法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与过去的经验类似的技术变革。常见的研究课题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对考古发掘物进行实验性的复制。对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显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能够发出与劳动相关的特殊而有节奏的声音。一些燧石拥有动听的石制板体乐器的音响，即使它们不具备音乐功能，但在过去至少应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显然，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是适用的。有关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学和声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如今在音乐考古学中更是必不可缺。有两种分析方法最为常见：第一，复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实验性制造；第二，复制品的实验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话，演奏发声器原器。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声器的实验性复原，往往是实验性演奏的前提。实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通常是与乐器制造商和音乐家共同合作来实现的。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对古乐器或其复制品的试奏，能够考察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能显示特定乐器的音响性能(若几种乐器发现于同一考古环境当中，或图像中描绘的是一组乐器，就要考虑它是独奏或合奏所用)。发声器在保存状况较好且可演奏的条件下(如陶响器、陶笛、螺号、陶号、石制板体乐器，等等)可以用作实验研究，而乐器残品以及不宜演奏的乐器(如古代弦乐器)则需以复制品来进行实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音响空间和音响性能的研究，其中声学模化软件和3D应用程序也被应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势和技巧以及出土乐器的声音特性，都能通过实验来加以重建和检测。当涉及气鸣乐器(例如带指孔的骨笛、排箫或螺号)以及成套的体鸣乐器(如编磬和编钟)时，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实验性的演奏在音乐考古学中属于最困难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往往并不掌握过去音乐的特殊结构及其重要信息。再者，虽然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有关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势方面，从特定发声器的人体生理学角度看，也会限制其演奏技巧和声学性能，因此其真实性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笛子为例，实验性演奏的结果不能视为特定音阶或调式的证据，因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还可通过呼吸控制技术以及指孔的部分闭合等来改变音响(41)。例如，如果只是给出乐器尺八(同上)，人们可能完全不晓得日本尺八音乐，这同样也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由禽鸟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这只不过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学案例而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复制品上奏出与公元前33000年乐器同样优美的旋律。事实上，正如Nettl用一些显著的例子所论证的那样(42)，重建古代音阶体系以及其它音乐构成要素，仍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过定量分析，来帮助获得验证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情况下，发声器的声学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过去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方面的足够信息。在声音的再现技术产生之前，过去音乐的音响全都消失殆尽。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 1990: 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 of 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 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 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7）

一、一事多面观

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是继曾侯乙墓之后，在湖北境内发掘的最大、最集中的曾国墓地。今年3月26日，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群正式开启二期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共发现74座墓葬、6座马坑。前期初步统计墓葬共出随葬品约1500余件套，质地主要有铜、陶、原始瓷、漆木、骨、玉石等，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西周考古发现”。

此次考古发掘活动频频刷新中国西周考古纪录。西周早期最大古墓、比曾侯乙早500多年的编钟、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车马坑、青铜双面人头像等重大发现，或将揭开诸多历史谜团。这些重大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今年7月3日，M28和M111两座大型墓开启以来，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央视直播，惊喜不断。为了向读者揭开这段跨越3000年历史的诸侯国的神秘面纱，湖北日报立即组成策划和报道组前往随州深入发掘现场，记录了一个个精彩瞬间。湖北日报开辟专版专栏，对发掘进程、叶家山墓群的价值、此次考古发现的意义，都即时做了报道。但是，策划报道组并不满足，要求报道组试着从多个侧面来观察了解这次考古事件，以求得到更多收获。

为此，我们便延伸报道触角，在报道好文物发掘的同时，围绕“墓主人身份”、“此曾侯和曾侯乙的关系”、“文物保护”等方面大作文章。我们顶着烈日，深入考古发掘现场，了解考古的每一个步骤，向专家请教，采写了《墓地所处时代——早至商朝后期晚至西周昭王时代》、《墓葬主人——至少葬有三位曾侯》、《西周马坑如何保护？》、《著名专家学者热议叶家山文物价值：编钟或为商朝晚期 》、《随州积极推动申报国家大遗址保护》等一系列稿件。一些读者看了报道后，打来热线电话，对发掘出的文物进行猜想，并对如何保护文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事物总是立体化、多方面的。这次报道，还扩大了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树立了考古工作者的良好公众形象。过去，考古工作者一直默默无闻，鲜为社会所知。通过传媒报道与讨论，文物考古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文物保护与发展趋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考古工作者不断在媒体上露面发言，“社会话语权”明显增强，也让读者了解了考古工作的艰辛和背后的故事。公众与媒体融通互动，赋予考古学与考古活动以新的活力和意义。总之，这次考古报道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多面观察，多面了解，立体化思考，考古新闻才能做强做大。

二、热点冷处理

“以小看大，虚张声势；以实证虚，妄下结论；故弄玄虚，无中生有”——这是权威人士为病态考古新闻下的症状诊断。

随着“考古热”的兴起，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的视角、新的受众兴奋点及收视率增长点。说起来，这也无可非议。但是，热过了头，可就成了发高烧、说胡话了：杭州近郊彭公村发现了一个大土墩，有文物专家怀疑是古代大墓。这本来很正常，考古工作就是在“怀疑—否定，怀疑—肯定”中进行的。但当地的媒体却将专家还在怀疑中的事当作结论性的事，掀起了一股“彭公大墓”报道热，甚至误导读者参加“竞猜”——墓中躺着的是哪位大人物？结果发现，这个大土墩只不过是一段古拦水坝而已，竞相报道的媒体只好在读者的质疑声中偃旗息鼓了。

沉重的教训，足以使我们警醒。此次叶家山考古报道中，报道组既热又冷，一边在现场奔忙，紧张地采访，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报道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因为报道组深知，厚厚的土层之下，埋藏的不仅是宝物，而且是历史的真实。考古学就是要从这些沉默的遗物和遗迹中，解说与洞彻历史之谜。这时，最重要的是克服错误的寻宝心理和新闻炒作之风，保持严谨、冷静的科学理性。于是，报道组的每位成员每天都蹲在考古发掘现场，仔细地观察着，紧盯考古发掘队员的手，分析判断每一件新出土的文物，又与昨天有何不同，然后带着疑问去和考古队的专家进行交流。

7月3日随州召开新闻会，介绍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顺利开展二期考古发掘工作进展情况，表示再次发现大批西周贵族墓葬，新发现了一批有铭文的铜器，继续发现有“曾侯谏作宝尊彝”的铭文器物。有的记者就妄加猜测，对墓主人的身份产生多种说法。而本报却不急于发稿，从众多专家中，千方百计采访到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想他问个究竟。李伯谦教授表示，该墓葬应为西周早期偏晚。可圈可点的是墓葬组合非常完整，礼器发现了四个一套的四个方鼎，还有圆鼎。由此可以推断墓主人的身份。之前，叶家山墓地发掘出了曾侯墓和曾侯夫人使用的礼器。此次发掘的两座大墓较以前的更大，礼器规制更高，应为已发现的最早的诸侯国国君墓葬。

这次李伯谦教授专访，使我们报道的内容比其他报纸更有权威性。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热点”的考古报道，也要善于“冷处理”，弄清新闻事实之前不要急着下结论，要选择最科学的角度，最权威的专家，作出最准确的判断，这样的报道，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彼长补己短

冷僻、枯燥、神秘、理性是考古的特点；快捷、动情、活泼、感性是新闻的特色。考古学与新闻学看似有些矛盾，但两者又是辩证的统一。考古新闻应是“考古”与“新闻”的统一体，在讲求历史性和知识性的同时，亦应讲求鉴赏性和可读性，正确处理“事”与“理”的关系。

当前，面对广大读者的需求，我们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如何将神秘专深变得通俗易懂？ 如何将“过去”以一种平和热情的方式呈现给受众？的确是应该思考与解决的课题。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8）

一、我国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现状

文物考古旅游资源在当今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对有限的文物考古旅游资源，如何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考古旅游资源以其神秘性、趣味性、丰富性、珍贵性等特点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其中，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是我国在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中仍存在开发不合理、保护不到位、旅游形式单一等不足，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二、我国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地方政府为了充分发挥考古旅游资源的作用，推动经济的发展，往往在开发和保护时存在着以下的不足：其一，开发之前的修缮、施工等方案并不充分，不合理的开发方案间接上是对考古资源的一种破坏，在考古资源的布置、保障设施的施工中都难免给文物带来影响，而如何将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我国普遍存在着开发方案论证不足的问题；其二，考古资源开发时过于从经济的角度看待问题，而较少关注考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性；其三，开发与保护的机制不到位，严重影响到参与方的保护意识的提高，尤其是考古资源的管理部门、施工修缮单位和游客的保护意识不高；其四，考古旅游的形式比较单一，大多只是以走马观花的形式进行，难以使参与者切身感受到考古资源的珍贵性。

三、处理好我国考古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冲突的对策建议

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必须从预防过度开发考古旅游资源、生态平衡与经济效益等方面综合考量，尤其要关注考古旅游资源的文物损坏和保护性问题。因而探索新的开发与保护的对策，减少开发与保护的冲突，对于考古资源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下为个人研究观点。

（一）考古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驱动机制

从社会的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和考古资源保护等方面寻找平衡点，使考古旅游既是一种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同时也是宣传民族文化与保护文物的内在驱动力。我国的考古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驱动机制的建立问题。

其一，考古资源的大众化趋势，大众化的考古趋势从近年的景观考古、新博物馆学等兴起可见其发展的趋势，其核心是推动社会与专业人士的交流，将注重考古资源的保护与人文关怀相互挂钩，重视人与环境的互动，降低考古的门槛，使考古融入到大众生活当中，可以有效的推动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并提升民众的考古资源的保护意识；

其二，考古功能化的发展，考古虽然是传统的学科，但业内人士提出考古应该走向功能化，面向科学化和人类学化的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考古功能延伸到人类生活与生态系统的交流互动，并从构建社会组织结构、世俗传统等方面进行引导，研究社会的变迁，拓展其人文关怀的功能，从社会与人群、环境与生态、行为与思想等方面着手研究，寻找其之间的契合点；

其三，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互动，当今考古力量的不足和人们保护意识的淡薄难以满足需求，因而从考古旅游资源与保护着手，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将考古资源向公众开放，加强公众与考古资源的交流互动，形成以开发促进保护，以保护推动开发的良性循环，实现开发与保护的互动发展；

其四，文化的驱动，考古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可以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来验证我国文化的重大成就，考古资源的开发实质上就是与公众文化之间搭设沟通的桥梁，文化在交流中能被广泛传播，因而文化对考古的开发保护具有内在的驱动力，要善于借用文化的力量来推动其发展；

其五，媒体的驱动作用，以埃及金字塔的考古发掘为例，美国媒体在进行直播过程中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在发掘过程中大量的视频、图像、图书、报纸等舆论的影响，使受众全方位接触到考古资源的魅力。我国在2000年的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中，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力量的参与，激发了民众认知参与的热情，促进了民众考古旅游与保护的意识。

（二）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对策

考古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需要取得平衡，针对不同类型和重要的考古资源采取针相应的策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中主要包含几种措施：

其一，封闭性旅游模式，考古资源具有唯一性和珍贵性的特征，并且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因而对于一些考古资源采取封闭旅游的模式十分重要，在我国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考古相关的历史博物馆，由橱窗、密闭空间等保护，为了提升旅游者的兴趣，可以引入电子导游、多媒体展示等技术，提升旅游的感知度，并且可以在博物馆中进行场景虚拟，拓宽旅游者的视野；

其二，开放性的旅游模式，最为著名的是陕西的兵马俑，采取开放式的旅游形式，旅游者与文物之间的无障碍，提升了旅游的真实度，使旅游者真实的感受到文化、社会与人文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三，多功能的考古旅游模式，可以根据考古资源的规模大小，建立考古公园，旅游者在考古公园内可以休闲、娱乐、体验，如北京的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公园等形式，在旅游区开设了文化区、文物区、园林绿化区、休闲区等功能的旅游形式。

其四，考古体验旅游模式，在我国此类旅游开展的较早的有安徽尉迟寺、陕西周公庙、山东汶上分水龙王庙等考古发掘，旅游者可以在考古现场参观、模拟考古，进行实地体验，可以极大的激发旅游者的参与积极性，提升其保护的意识，但此类旅游模式受限与文物保护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产业处于萌芽状态。

四、结束语

我国的考古资源极为丰富，因而运用旅游开发的形式来促进文物的保护，并形成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相关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9）

（一）服务。

站在参与者的角度看，诵读教学模式需要教师与学生、课本的良好配合才能完成，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解答学生对古诗文产生的困惑和难题，教师主要通过教材对学生进行授课，学生在课本上学习古文知识，所以教师、课本与学生是诵读教学模式的特征。

诵读教学模式主要是指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朗诵方式对知识进行传授。诵读教学模式有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从文字表面角度讲，诵读教学模式是教师与学生二者间进行的有声交流，但是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完美配合才可以完成，并且是有声的相互配合，不是传统意义上“教师讲解―学生记笔记”教学模式；第二，教师在进行诵读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时，要对学生进行诵读技巧的相关指导，并且要对学生进行相关的诵读练习。

（二）在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用诵读教学模式的影响。

从时间的角度观察，在古代教学中便出现了诵读教学模式，直到如今都在沿用诵读教学模式，这也说明诵读教学模式在古文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价值。譬如：在古代的《百家姓》、《弟子规》等启蒙教育中都是以诵读教学为主要教学模式。在高校的古文课程中，诵读教学模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可以提升学生对古代文学中语言文字的语感、音韵的理解能力，还可以调动高校学生对古文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譬如《西厢记?长亭送别》主要讲述了崔莺莺十里长亭送书生张生进京赶考的离别过程，二人在短暂的相恋后要饱受异地相思之苦，学生在朗诵过程中，深刻领会元杂剧的独特魅力，在朗诵中体会两人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想要冲破现实束缚的决心。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的改革，不仅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我国古代文学的魅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从而更深爱我们的国家。与此同时，诵读教学模式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快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境，更容易理解作者所运用的每一个字，探析作者想要真正表达的情感，这样在古文学习中，不仅是对作者的文章进行简单理解与鉴赏，还是对作者创作文章背后的故事进行探析，以此更全面地学习古文。譬如：杜甫的《蜀相》，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教师如果只是一味讲解诗中的内容，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所以要让学生进行朗诵，更好地领会七言律诗的魅力。

二、目前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状况

在我国高校课程教学中，古代文学课程占有较大比重，并且在教育改革上要给予更多关注，不仅是教学方式的创新还有课堂教学的创新都是教育改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以下是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的现状分析：我国高校古代的文学课程考试主要包含：①传统的考试方式。主要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学课程考试需要的试卷都是由任课教师根据自己的课堂教学内容出题，但是教师所出的试卷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少，难以对学生的掌握的知识进行检测，而且这样的考试方法的评分标准都是由教师本身制定的，具有较强的主观意识，不能真正考查学生学习古文的能力。②标准的考试方法。主要是指有专门的命题人员对我国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进行命题，在经过对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的探究和分析后，找出教师教学中出现的考点和难点，得出全面具体的内容，从而进行考试命题。这种考试方式的运用，可以规避传统考试所具有的不足，确保考试的试题关系到教材的每个知识点，并且对学生的考试以客观的评判标准，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固定的考试形式与出题方式会导致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不到发挥，也会出现学生猜中考试题型的状况，考试答案更具客观性，学生的思维方式出现固化，以至于形成“读死书、死读书”的局面。

三、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的具体实施方法

（一）使考试与日常的诵读教学相融合，增加平时成绩的比重。

高校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考试与日常的诵读相融合，考试并非只有在固定的日期才可以进行。譬如：教师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可以不定时地要求学生默写与背诵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段落和句子，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朗诵比赛，并且可以把这些课堂上所有的活动成绩都作为学生日常成绩，以此增加学生期末成绩的分数，以平时表现的成绩的累计加上期末试卷的成绩，作为学生的期末成绩。

（二）尽量使考试中的答案更具广泛性和主观性。

在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考试中，要尽量避免试卷中的“标准化答案”，在试卷中加入主观题目，为学生创造思维的机会。诵读模式下的考试答案已经不是以往的固定答案，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可以得到多样各异的答案，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思维的活跃度，使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考试可以更顺利地进行。

（三）要改变诵读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形式。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10）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作为艺术遗迹的中国古代雕塑大多是留存于地面上的古代艺术品，通常是经过考古调查得到的。昔日辉煌的雕塑艺术品因长期暴露在地面上，直接经受着天灾人祸的摧残，渐渐变得残缺不全、伤痕累累，只有那些创作题材上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思想的雕塑艺术品才被妥善保管、得以幸存。艺术考古学的雕塑遗迹一般可以分成宗教性建筑的雕塑遗留和皇室贵族陵墓前的雕刻遗留两大类。中国古代宗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开山凿窟造像的石窟寺艺术方面，此外，寺庙、道观中也普遍有雕塑神像，一般有石雕、木雕、铜铸、彩塑等，以彩塑多见。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影响下，按照儒家“礼”仪规范建立起来的。自西汉时期开始，皇室贵族的陵墓前，均摆放着按一定的规范布局的石雕艺术品。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首先，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象既有以不同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书法等造型艺术品，又在这些造型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内容里，包含了许多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可信、稀有和宝贵的实物资料。第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具有功利性。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史前彩陶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这井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而后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应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它们都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P.10)、“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5](P.27)。在陵墓壁画方面，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第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田野考古的墓葬发掘。这些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更具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数量的多寡、艺术价值的高低、所包含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否，都与各个时代的埋葬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艺术图像学是释读古代艺术品的必由之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的阐释行之有效。宗教艺术品是宗教借用艺术的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物质化的体现，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或在宗教仪式中专用，另一方面又受到要表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制约，这样，就使得宗教艺术品具有程式化的相对一致性的特征，也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规定性，使宗教艺术品与宗教教义和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6](P.4)，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而是紧紧围绕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礼制，表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宗教和宇宙观念等内容，对它们的图像学解释的要旨也尽在于此。中国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以及风土人情、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古代艺术品的创造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方式和习俗、审美情感、等方面的外化，是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古代文献都能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尽管这些古代文献资料由于历代的传抄，其间有较多的后人附会误传，可能存在着不少不真实的成分，但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含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礼义制度和埋葬习俗、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

五、艺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由田野考古学提供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创造者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而且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中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古代艺术品同时具有政治思想性和宗教色彩。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与这些学科构成了密切的联系。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在近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文人创作的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方面。与传世的书画艺术品不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很少与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艺术种类多为金属、陶瓷、玉石质地的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纸、帛、绢质地的绘画、书法艺术品因在地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好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必要补充。此外，艺术考古学也为艺术史研究对象提供鉴定方法和断代依据。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民族学资料又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艺术考古学为探索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等都还未分化出来。原始艺术，无论是歌舞还是岩画、雕塑，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它还是巫术或宗教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一种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一种交流信息的交际活动，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生产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是解释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光直先生正是运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有关道士使用龙、虎、鹿三juē＠①与天神沟通的记载，从解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鹿图像入手，阐述中国古代美术上的母题的[7](P.320)。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民艺学的积极倡导者张道一先生，在阐述民艺学的学科性质时，明确提出了民艺学与艺术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8](P.291～292)。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领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横跨考古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自然而然地与民艺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首先，艺术考古学为民艺学研究民艺发展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对民艺历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于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其次，中国民艺学的理论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有指导意义。民艺学对本元文化和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和层次的划分，对其相互关系之间的研究，为系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方便。有了这样的分类以后，对研究属于不同层次的古代艺术品，就可以有的放矢，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背景资料做参考，从而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最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丰富了民艺学的理论。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分析，从中可以找到民间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超级秘书网

六、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9](P.36)。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4](P.3)。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同样，艺术考古学又作为艺术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诸方面，有关社会政治结构、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巫术神话和道教、佛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详实的记载，同样，这些内容也是古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日渐丰富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著作或艺术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远播四海、传之后世。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秦汉兵马俑、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青瓷、唐墓壁画、宋元瓷器，以及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间虽然具有物质文化方面有关工艺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和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艺术的起源，不能局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而更应该溯源至人类的远古时期。艺术考古学恰恰能够为这样的探索活动提供确实无误的资料，昭示史前艺术由萌芽、成形乃至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如对称形和圆形的造物艺术规律，萌芽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虽然当时人类打制的石器很难与古代艺术品联系起来，但它们却已经部分地具备了作为艺术品造型艺术的美的形式，艺术起源的探索不能忘却这些看似粗糙的器物所隐含的美和艺术的因素。同样，艺术考古学研究对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石器时代实用性很强的陶质尖底瓶为例，它原是一件用作汲水的容器。这种器物的造型主要是适应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内有较大数量的出土。然而，当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如对居住地的表面加以夯平，尖底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托座，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怎么方便，于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尖底瓶的实用地位便下降了，相反，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和令人着迷的汲水特点，被礼制所采纳、放大，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象征，依样铸成青铜器，置于座右，被称为“欹器”——宥坐之器。表明人类的造物由最初的强调汲水功用，发展到经过彩绘装饰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工艺品，最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礼制的推动，演变为丧失了实用性的纯粹观赏艺术品，造物艺术的发展史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规律：即实用先于审美，先有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创造，再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最后派生出纯粹鉴赏性的艺术品。这就是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条造物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艺术考古学研究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缺陷，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考古发现的古代艺术作品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丰富多样性、物质资料性的特征。它们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对象所缺乏的。同时，艺术考古学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仅仅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引用，主要在绘画和书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上限只是到夏商周三代或者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这一现象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考古学家开始开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新领域，并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追寻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大题目，学术研究中都忌讳“大题小作”；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提供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而考古学的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新资料不断涌现，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艺术考古学又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科的交叉或边缘科学，但目前对艺术的研究，无论从艺术的概念定义、起源动因，还是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诸问题，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仅就艺术考古学理论和艺术考古实践中必然碰到的若干问题，做探索性研究，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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