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1）

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最开始的论证气候变极少部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引起的,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有助于减缓气候变暖。这是碳减排的实施的科学依据,在这个基础上使得探讨碳减排的方式成为可能。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影响无法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很多研究者从公共品角度进行了研究。碳排放产权的界定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关于减排方式方面,主要有基于市场的政策和行政政策,基于市场的政策有碳排放税,配额交易,行政政策有排放许可、各种规制。对于不同碳减排政策研究者发展了多种经济模型做了效果评价。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者试图寻找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经济发展阶段等经济变量与碳排放的关系,许多研究者对环境的库兹涅兹曲线(EKC)进行验证,探讨了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并试图从经济理论上进行解释,还有的研究者对EKC的形式进行拓展。

一、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

对气候变化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 Nordhaus(1993)是这一时期被广泛引用的标志性著作。文章从气候变化的科学背景出发分析了温室气体效应,温室气体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估计了二氧化碳加倍的假设条件下对美国各行业的收入影响,对收入的总的损失达到50.3亿美元,并且提出的有效政策是在排放量减少的边际成本和由于排放量减少而减缓的气候变暖而带来的边际收益相等处征收碳税为最优选择。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困难在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获知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局部气候的变化,这些研究的粗糙性决定了对经济影响研究的不精确。尼古拉斯•斯特恩(2006)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报告,评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变以及采取不同适应办法的可能性,并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英国等国家经济的影响。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5%～20%的GDP。Cline(1992)最初提到了折现率的问题,有关折现率详细的讨论见stern review(2006)及WEITZMAN(2007)。WEITZMAN(2007)对斯特恩报告做了评述,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采取立即行动稳定温室气体是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强劲的、及早的行动所获得的收益超过成本”, Richard S.J.Tol(2004)运用概率密度函数的方法对100种左右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的边际损失成本不会超过$50/Tc。

二、有关碳减排政策措施工具的文献

经济主体以碳排放的方式对社会施加外在成本,由于碳排放使得气候变暖,解决这种负的外部性的一个办法是对碳排放行为施加一个价格,使得碳排放的成本内在化。理想的价格是对碳排放征收带来的损失的边际成本的排放税--庇古税。但是实际经济中政策制定者一般采用“命令加控制”的政策工具,比如排放许可和强制使用特定的污染削减技术,而不是简单的使用排放税这种价格工具。关于控制碳排放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碳排放数量控制,比如国际协议确立减排指标(斯特恩)、《京都议定书》是从减排数量方面控制;另一种是从价格方面Nordhaus(2006、2007)实施碳排放税;还有a补贴、自愿协议、政府的直接管制等。从范围上进行分类主要包括国际层次和国家层次,国际层次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京都协议书》规范的国际排放税(碳税)、排放权贸易、联合履约、清洁发展机制等。现有的碳减排机制方面,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市场的方式,另一类是基于行政政策的方式。基于市场的方式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碳排放政策实施:1、经济和准经济政策(税收、补贴、价格支持);2、规制和准规制政策(如政府规则、许可标准、自愿项目等)。很多研究者倾向于排放税优于管制,有关的研究主要分为:碳排放税对微观经济的影响,比如对消费者、生产者的影响;通过对不同碳税征收水平的模拟,分析碳税对减排效果的影响,对经济增长、投资、能源消费水平、进出口以及相应的国际竞争力等宏观变量的影响。

克莱因Cline(1992)论述了减排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愿的减排,经过对温室气体危害的科学论证后,第二阶段的强制减排,包括贸易制裁,又考虑到对自由贸易的影响;注意到温室气体减排存在“搭便车”的问题,污染减排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提出互惠策略或者“互相惩罚”策略的解决办法。在碳税的分配影响方面,已有的实证研究的路径主要有:财政负担怎么分配,财政收入使用的分配效果是什么,谁从积极的环境效应中受益。最后一项是比较复杂的研究:环境收益的分配(避免的成本),气候的变化是全球的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受益人是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的居民。

19世纪60年代研究者们大多致力于排污费的研究,加拿大政治学者约翰•戴尔斯(John Dales 1968)提出,作为排污费收费系统的替代物,可以引入可转让的产权体系来管理环境质量。关于排放权分配的方式: Hahn(198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影响排污权交易的效率,因此选择合适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至关重要。初始排污权分配模式主要有政府免费分配、公开拍卖以及两者结合的三种分配方式。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关于排放权的分配,谈判各方的观点并不一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9)主张通过对历史排放权和未来排放权的界定,建立了一个全球碳减排行动的框架,提出以国家作为排放主体,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各国历史累计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张建等(2009)对碳税和碳排放交易对各行业的影响进行研究,考虑到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机制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会产生影响,运用CGE模型和lee提出的计算模型分析对我国各行业的综合影响。结果表明,合理的碳交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间接碳税对中国能源行业的影响,并且溯往原则作为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式更符合中国的经济现状。

三、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

已有的研究试图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连;结构效应,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关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很多实证进行了研究。最早的关于环境质量和人均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是格鲁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5,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倾向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这说明经济增长和环境并不是完全的冲突。

国内的有关研究有:蔡等(2008)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佘群芝(2008)提出倒U型EKC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能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EKC更多地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国内有关实证模型的研究:高鹏飞等(2002)建立了一个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税率。但是这一模型没有考虑到碳减排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产生的环境收益以及碳税收的返还性。魏涛远等(2002)利用一个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张明文(2009)突破了以前的基于理论的情景的研究,运用面板数据来分析碳税对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影响,利用资源税代替碳税,运用1995-2005年各省市能源消费数据,将能源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发现资源税的增加对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并从私人投资和政府整体投资角度进行解释。刘小川等(2009)对减排政策工具特点进行分类、从减排作用的范围、借助市场力量的方式、减排成本的确定性大小等方面做了对比分析,提出我国碳减排的优化选择,近期以排放权交易为主,逐步过渡到远期的以碳税为主。

参考文献:

[1]MARTIN L.WEITZMAN. “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2007

[2]Metcalf,G.E. "Market-based Policy Options to Control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9

[3]Nordhaus,W.2008,The Challenge of Global Warming: Economic Model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4]Stern, 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2007

[5]鲍莫尔,奥茨.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2）

1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关系的实证分析

1.1数据来源及预处理选取1990—2013年我国的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年度数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能源消耗状况采用能源消费总量（EC）来反映，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单位为百万吨标准煤.经济的发展状况采用GDP来度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为亿元.碳排放采用CO2排放量（TC）来表示，数据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网站公布的数据，单位为百万吨.为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可比性，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将各年GDP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为消除能源消费总量，实际GDP和CO2排放量三个时间序列的不平稳性和异方差现象，对三者取自然对数，并分别记为LEC、LGDP、LTC.通过对三者进行两两回归检验，证实任意两者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1.2稳定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即是否存在单位根.ADF法可以通过对3个模型（模型1无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模型2有常数项无趋势项，模型3有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检验，任意一个检验模型中的ADF值大于临界值，就可以认为该序列没有单位跟，即为平稳序列.若序列不平稳，需要取对数或进行差分处理.对LET、LGDP和LTC及其一阶、二阶差分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LET、LGDP和LTC及其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平稳，但二阶差分序列的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小于其临界值.因此，其二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即LET、LGDP和LTC三个时间序列是I（2）的单位根过程.

1.3协整检验模型含有3个变量，并且均为二阶单整，采用Johansen法进行协整检验，该法在检验前需要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在保证自由度的条件下，根据无约束VAR模型中的AIC、SC和LR等信息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则协整分析的滞后阶数为1.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检验确定最优协整形式为：有线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有截距.取标准化的协整向量.

1.4Granger因果检验为确定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对LTC、LEC和LGDP三个时间变量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TC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假设，拒绝LTC不是LEC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并且拒绝LEC不是LGDP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即说明1990—2013年我国的CO2排放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均具有单向因果关系，并且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单向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能源消费增加可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碳排放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但是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导致能源消费增加.

1.5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为全面反映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对其进行基于VAR的滞后20期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程分解，结果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脉冲响应分析是考虑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变量的，刻画了对一个扰动项加上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从CO2脉冲响应图可知，当期对CO2施加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CO2排放有所下降，随后开始上升，第5期达到最大（0.05464），然后开始下降，达到12期最小时开始增长，并逐渐趋于平稳；CO2对来自GDP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没有初始响应，随后开始逐渐上升，在第4期达到最大（0.01239），然后逐步稳定在0.0098左右；同样对来自能源消费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没有初始响应，随后开始增强，第3期达到最大（0.01738），随后开始下降并逐步稳定在0.0046左右；这表明，CO2排放对其自身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作用，但波动比较大，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虽有小幅波动，但是总体趋势比较稳定.这与长期形成的碳排放路径有很大关系，也说明我国节能环保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从GDP脉冲响应图可知，GDP对来自碳排放、GDP和能源消费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都具有正效应，响应趋势均为先增长后下降，然后趋于稳定，但是三者并不同步，存在滞后效果.尤其是受到CO2冲击影响最大，能源消费影响相对较小，而对来自自身的冲击响应比较平稳.这三者的促进作用均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从EC脉冲响应图可知，能源消费对来自碳排放、GDP和自身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同样具有正效应，响应趋势也相同，均表现为先增长后下降，然后稍有增长并趋于稳定.而短期内对碳排放具有较为明显的同向效应，而经济发展和其自身效应较弱.这说明碳排放的正向冲击对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通过低碳政策，可以引导我国能源消费的良性发展.体现了我国关于节约能源、提高利用率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方差分解图反映了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在碳排放的变动中，碳排放对其自身的贡献率最大，虽然在第一期开始有所下降，但均在80%以上，而GDP和能源消耗对其贡献率较小，虽有所上升，但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在GDP变动中，碳排放和GDP对其的贡献程度呈现反向趋势，碳排放对其贡献是先上升后趋于稳定，而GDP是先下降后趋于稳定，能源消费对GDP的贡献程度虽然相对较小，但却较为稳定；在能源消费的变动中，碳排放对其贡献程度呈现上升并稳定的趋势，并在第2期及以后贡献程度最高，而能源消费对其自身的贡献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GDP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程度最小.这表明，我国碳排放对其自身依赖性较大，森林碳汇等自然路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控碳系统，尤其是对植树造林等工作的重视.最近几年，国家提倡节能减排，加强低碳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能源消费结构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导致能源消费对其自身影响较弱，在低碳方面也并未起到良好的效果.碳排放对经济增长起到约束作用，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可见，减碳工作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要兼顾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优化，使其影响作用进一步增强.

2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1990—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数据，实证分析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相互影响.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呈现出趋同增长趋势，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碳排放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短期内我国碳排放量增加对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同向影响；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受到碳排放冲击影响较大；碳排放、能源消费和GDP的主要贡献因子均为碳排放.我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如何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重点.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科研投入，引进先进减碳技术.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和推广使用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和不竭动力，虽然成本较高，但长远来看，必将有益于我国碳排放的控制，促进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研究结论显示，我国森林碳汇、碳循环等自然控碳作用发挥了较明显的效果.因此，必须要从内部着手，保证技术资本的投入，加快研发脚步，引进国外的先进减碳技术和设备，降低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碳排放.

第二，稳定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已，我国第二产业比重偏大，高排放，高消耗、低利用率的发展模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国情的需要.我国经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呈现上升趋势，如何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脉冲响应分析显示GDP和碳排放存在明显的正效应，对能源消费有一定影响，即表明经济增长促进碳排放量增加，引起能源消耗的增长.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保证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是促进生态环境发展的关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3）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8-0042-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8.09

一、引言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环境问题被做为一个议题提了出来，说明中央在抓机遇促发展的同时，已经注意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大力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能源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中国将选择节能减排、低碳发展之路。而且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利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了人类的重视，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峻的挑战。甘肃省正处于发展加速阶段，能源需求量增大，出现了高能耗、高污染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碳排放量的增加。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结构演进实现节能减排，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众多的研究发现，影响碳排放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并且随着对碳排放问题的深入研究，更多的影响因素被发现。B.W.Ang采用对数均值迪氏因素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简称LMDI）对加拿大1990—2000年的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总共有23个工业部门，14个能源因素，结果经济效应导致加拿大碳排放增长了3倍，而消费结构的改变和能源强度的减少是使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1]。宋德勇和卢忠宝分解了我国对1990—2005年的碳排放有影响的因素，得出能源强度是导致我国碳排放减少起关键作用的变量[2]。徐国泉等采用碳排放的基本等式和对数均值迪氏因素分解法对我国1995—2004年的碳排放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是增加我国碳排放的主因[3]。徐盈之等运用改进的拉氏因素分解和脱钩指数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产出效应为正向效应，而能源强度是负向效应，并且存在脱钩效应。

回顾已有关于碳排放的文献，绝大部分是关于国家层面碳排放的，也小部分对发达省份碳排放做研究的，但缺少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本文通过对1990—2011年甘肃省碳排放量有影响的因素进行分解，找出对碳排放量减少产生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并再次运用LMDI分解法，将此因素进行分解。然后根据对碳排放量增加起主要影响作用的经济规模因素，利用改进后的脱钩指数，对甘肃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甘肃省实施节能减排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

三、 甘肃省碳排量现状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选取1990—2011年能源数据，对甘肃省碳排放量进行分析研究。根据《甘肃统计年鉴》能源表，将甘肃省主要能源消费品分为九种，即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本文采用如下公式进行碳排放量估算：

其中，Ei表示第i类能源消耗量，Fi表示第i类能源折算为标准煤的换算系数，Ci表示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类能源消耗量数据由《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甘肃统计年鉴》整理获得，各类能源标煤折算系数采用2011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附表4给出的数据，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4]给出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

碳排放强度计算公式为：Ii=CCi/Yi，其中，Ii表示第i年碳排放强度，CCi表示第i年碳排放总量，Yi表示第i年以1990年为基期不变价格生产总值。

（二）碳排放总量现状分析

由2012年《甘肃省统计年鉴》得到1990—2011年甘肃省生产总值、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二十多年间甘肃省生产总值和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生产总值和碳排放总量由1990年的242.8亿元和1254.1吨，增加到2011年1694.1亿元和6437.1吨，分别增加了约597.74和413.3个百分点。其中，1990—2000年，碳排放量从1254.1吨增加到2360.1吨，碳排放总量增加了约88.2个百分点，2001—2011年间碳排放量增加了3915.1吨，增加了约155.2个百分点，说明甘肃省碳排放量增长迅速，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甘肃省进入工业化中期，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量增加更快。

根据钱纳里工业阶段划分标准，从人均GDP看，甘肃省产业结构发展第一阶段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第二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起步阶段；第三阶段，甘肃省经济迅速发展，人均生产总值增长较快，到2005年，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基本完成，并且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甘肃省人均生产总值2010年首次超过2400美元，甘肃省工业化发展到中期完成阶段。

对比甘肃省生产总值、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甘肃省碳排放量与生产总值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快于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甘肃省碳排放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

四、研究方法及结果分析

（一）两阶段LMDI因素分解及脱钩指数

1.两阶段LMDI因素分解法

目前，我国针对研究碳排放问题可以采用的模型很多，例如灰色关联度模型、迪氏因素分解法、拉氏因素分解法、STIRPAT模型等都可以对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选取的数据为1990—2011年，时间跨度为二十多年，不属于大样本数据，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本文选取两阶段LMDI分解法来研究甘肃省碳排放问题，采用此模型更能全面准确地衡量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作用大小。

对甘肃省CO2采用两阶段LMDI因素分解：根据整理得到的数据，首先将对CO2有影响的因素进行分解； 然后，判断哪些影响因素是正向的，哪些是负向的，并据此得到判断矩阵；最后对主要负向影响因素再次分解。

第一阶段基本公式为：

在式（1）中说明了影响碳排放的5个因素，其中，C代表二氧化碳排放量；E代表能源消费总量；Ei代表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Ci代表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Y代表甘肃省生产总值；P代表甘肃省总人口，即人口规模；Ei/E代表能源消费结构；Ci/Ei代表碳排放强度；E/Y代表甘肃省能源强度；Y/P代表甘肃省人均GDP，即经济规模。

在基期和报告期的碳排放量差异可表示为乘法模式和加法模式（B.W. Ang*， F.L. Liu， E.P. Chew，Energy Policy 31 （2003）），并且乘法模式和加法模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在本文中，我们只列出加法模式的模型：

C=CT-C0=CS+CU+CE+CI+CP（2）

其中，C为第T年相对于基年的二氧化碳变化量，CT和C0为T年和基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CS、CU、CE、CI和CP分别是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

式（2）各因素进行分解，总结成一般式为：

假定碳排放系数固定不变，即CU=0。

通过第一阶段LMDI的分解结果，得到对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能源强度，为了研究产业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引入产业结构因素并进行分解。

第二阶段分解模型如下：E=■EiY=■■·■（4）

其中，E代表第i种能源强度，Ei代表第i种能源消费量，Yi代表第i产业的产业值，Y代表总的生产总值。

其中，Ri=Ei/Yi，代表产业能源强度；Ki=Yi/Y，代表产业结构。

2.脱钩分析方法

20世界末，“脱钩”（decoupling）最初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是指打破环境压力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并且被逐渐应用到环境能源问题中来。脱钩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倒U曲线脱钩方法、DPSIR框架下的脱钩方法、物质消耗总量脱钩方法、Tapio脱钩方法等。本文采用Tapio指数，是因为它分各阶段的层次，更能清楚的反应问题。在前面的分析中得出，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对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而且发展低碳经济就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

（6）

其中，CO2T、GDPT代表T年的CO2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CO20代表基年的CO2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

传统的Tapio脱钩将脱钩指数划分为8个层次，但是通过方法对比之后，发现（0.8-1.2）之间的指数容易使结果模棱两可，不利于对结果的判断。鉴于此，将脱钩指数重新进行划分，去掉0.8～1.2之间的指数，将脱钩指数重新划分为6组。

绝对脱钩状态：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变化量方向不一致，经济增加的同时，碳排放量绝对减少，这是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相对脱钩状态：碳排放量和经济发展变化量方向同向，经济的增长速率大于碳排放量增长的速率。扩张性耦合状态：碳排放量和经济发展变化量方向一致，但经济的增长速率小于碳排放量增长的速率。强负脱钩状态：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变化量方向不一致，经济减少的同时，碳排放量绝对增加，经济处于衰退期，应尽量避免。衰退性耦合状态：碳排放量和经济发展变化量方向相同，经济与碳排放量均降低，但经济降低的速率大于碳排放量降低的速率。衰退性脱钩状态：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变化量方向不相同，经济与碳排放量均降低，但经济降低的速率小于碳排放量降低的速率。

（二）结果分析

1.两阶段LMDI结构分析

将甘肃省1990—2011年整理后的数据代入式（1），可以得到第一阶段LMDI分解结果（见表3）。

1990—2011年，经济规模导致碳排放增加1.079倍，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强度使碳排放少0.505倍，有助于甘肃省的节能减排；能源消费结构和人口规模的变化分别导致碳排放量增加0.262倍和0.077倍。在不同的时段，经济规模都是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强度虽然是使碳排放量减少的影响因素，但1990—1995年，能源强度却使碳排放量增加了0.136倍，说明这段时间能源利用效率不高。

根据式（4）和式（5）及整理得到的数据，得到第二阶段LMDI分解结果（见表4）。

从分解结果来看，产业能源强度使能源强度下降了0.074倍，而产业结构却使能源强度增加了0.083倍，说明甘肃省产业不合理，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升级。

2.脱钩指数结果分析

将甘肃省1990-2011年碳排放量数据和生产总值数据代入式（6）中，可以得到历年甘肃省碳排放量与生产总值之间的脱钩指数和脱钩状态。

从图2得出：

（1）甘肃省在1991年、1993年、1995年、2001年、2011年为扩张性耦合状态，1993年为衰退性耦合状态，1997年、1998年、2009年为绝对脱钩状态，其余年份为相对脱钩状态。

（2）从分析结果看，甘肃省有多半年份呈现相对脱钩状态，甘肃省大部分年份经济增长的速率大于碳排放速率，在二者都为正的情况下，实现绝对脱钩是可行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甘肃省脱钩指数并不稳定，要实现绝对脱钩状态，还要对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等进行升级改进。

（3）甘肃省脱钩状态呈现曲折变化趋势，脱钩指数下降，说明碳排放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好转，政府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初见成效；脱钩指数上升，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恶化。甘肃省出现脱钩状态的曲折变化，说明甘肃省在经济和碳排放量之间所做的努力还不够，需持续努力，使二者达到绝对脱钩状态。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两阶段LMDI因素分解法和脱钩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990-2011年的碳排放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到的结论和建议如下：

经济增长是导致甘肃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和人口规模增加碳排放，但贡献并不大。能源强度使碳排放减少，其中，产业能源强度是使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甘肃省位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采取降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减少碳排放量，这种方式并不可取，要通过产业的优化升级，减少产生碳污染的企业，增加环保公司，实现经济上的低碳。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能源强度的增加，甘肃省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落后的高耗能、低产出产业，使高耗能、高产出产业向低碳发展转变。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甘肃省碳排放量的减少有很大的作用。甘肃省是能源消费大省，通过对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减少对煤、石油等产生碳排放的能源的利用，增加对清洁能源的利用，从而减少碳的排放量。

参考文献：

[1]B W Ang.The LMDI approach to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J]. Energy Economics，2005（33）.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4）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8-0076-03

[收稿日期]2010-06-23

[作者简介]张景华(1982-),男,福建三明人,经济学博士,国家税务总局党校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理论与政策,税收经济分析。

在人口总量增加、经济持续发展、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上涨,2002年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面临着国际社会较大的减排压力,同时在国内也面临着对经济长远发展的制约压力。随着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召开,碳税征收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碳税是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极力推荐的一种减排措施。目前已经征收碳税的国家包括英国、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和瑞典等,我国尚未征收。碳税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我国是否开征碳税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关于碳税的研究

碳税引入的起因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对于征收碳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研究人员运用各种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征收碳税将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出现很大程度的下降,并可获得相应的健康利益。Mustafa和Patrick(2003)运用一般均衡模型,以欧洲经济为代表进行分析得出:在国内各部门均分减排费用,会减轻排放限制的负担,但由于现有税制的影响,一些国家可能会选择其它的分配方案,并指出税附加费的方法被证明更有利于维持出口。Floros和Vlachou(2005)研究了碳税对希腊制造业以及能源相关行业排放二氧化碳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能够有效地减缓气候变暖[1]。Goto(2005)通过一个简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碳税对宏观经济和工业部门的影响[2]。Luke、Paul和Peter(2006)的研究通过一个可选择的模型对比了两种碳税政策对澳大利亚电力生产的影响。Lee(2008)分析了碳税和排污权交易对不同工业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仅征收碳税对GDP有负面影响,若同时实施排污权交易则会拉动GDP增长[3]。

国内学者高鹏飞等(2002)应用建立的一个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会导致较大的GDP损失,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税率。当碳税水平较高的时候,减排的效果并不显著,GDP的损失却急剧增加[4]。魏涛远和格罗姆斯洛德(2002)利用一个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NAGE)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弱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5]。王灿、陈吉宁和邹骥(2005)的研究表明,碳税对部门产量和价格的影响主要作用在能源部门,中国实施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将有助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负面影响[6]。张明文等(2009)利用1995年~2005年我国GDP、能源消费和资源税样本数据,构建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征收碳税能够提高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规模,同时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用[7]。张明喜(2010)建立我国开征碳税的CGE模型并进行了模拟,研究发现,征收碳税对我国的经济影响不大,碳税对经济结构中各个行业的产出具有负面影响,其中对矿产采掘业的影响最大[8]。

国内外关于碳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碳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征收碳税的理论支撑;征收碳税的影响,具体来讲包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世界各不同收入类别国家的影响、对国民经济及有关行业的影响、对民众收入、生活的影响四个方面;实施碳税的困难;碳税与其他碳减排方式的对比;碳税的征税对象及税率等。总体来看,对征收碳税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效应研究较少。

二、征收碳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 碳税是否存在收入累退效应

征收碳税必然会给不同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影响,利益的不平衡会相应影响社会公平问题。Symons和Smith(1994)从不同角度分析和探讨了碳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Cornwell和Creedy(1996)对碳税在澳大利亚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后发现了累退的结果。Speck(1999)认为,虽然碳税或能源税具有一定的收入累退效应,但这种效应相对来说很小,而且效应大小还要看税基(比如对家用取暖燃料、交通燃料等)以及改善了的环境质量对不同收入人群带来的收益大小。多数分析结果认为,相对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用于燃料的支出比重较大,因而会由于碳税的征收遭受较大的损失。但一些学者指出采用当前消费模式忽视了家庭需求对价格的反应,因为耗能产品因碳税而价格上涨也会间接影响消费需求,提出应重新考虑分配问题研究的评价尺度,支出分析比常用的收入分析更可靠。Simon和Paul(2006)研究了如何使用包括碳税在内的经济手段来减少英国国内家庭的碳排放,同时又不会对贫困家庭产生消极影响。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应通过一个方案,该方案包括能源使用审计、额外的家庭税、对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有有效节能的家庭征收印花税、给低收入家庭提供津贴和贷款。在这一方案实施10年后引入碳税才具有可行性。从国际经验来看,OECD国家在开征碳税时,基本上都遵循税收收入中性的原则,即在开征碳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收入,从而使整个税收收入相对保持不变。通过将税收用于削减其他扭曲性的税收,以减少征税的福利成本,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考虑再分配效应,减少分配的累退性,减少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这种取得环境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结果也被称之为双重红利。碳税具有轻微的收入累退性,其税负主要由低收入家庭承担,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低收入家庭在家用能源和交通燃料上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或总支出的比例要比高收入家庭高(OECD,1995)。

从目前社会各界的反映来看,大都赞同我国对碳税的征收。但也有人认为,开征碳税,有可能会使得能源的价格普遍上涨,进而让企业将碳税税负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普通老百姓利益受损。这就有悖于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构建。甚至认为,征收碳税会扩大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其主要依据在于碳税一般对需求弹性较低的化石燃料实行普遍征收,而且较少存在减免和税收优惠,因此碳税一般被认为是累退的,具有分配累退性。为了扩大经济规模,政府一般会将征收的碳税用于资本积累,这将提高财产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征收碳税最终会提高工资成本,使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因此征收碳税必然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一些实证研究似乎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如表1所示。学者们对于这个累退效应是否存在及存在强度大小进行了深度的实证研究,并且针对不同国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这些实证分析大多只考虑减排成本分布,没有考虑环境质量改善导致的赢利分布;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把碳税收入的支出考虑在内,如果碳税收入专款专用,而且大部分用于对中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因其全面征收而带来的累退性,同时也不会对减排效果产生较大影响。

2. 弥补碳税非均衡分配效应的措施

碳税实施后会造成一些非均衡的分配效应。Creedy和Sleeman(2006)研究了碳税对新西兰消费品价格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由碳税引起的超额边际负担很小,最终可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得到补偿[9]。如果分配效应对那些大企业集团即排放大户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时,对其进行弥补能够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有较强的实际意义;如果分配效应对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对其进行弥补就是社会公平目标的要求,这些也是公共政策的基本内容。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弥补。正是由于碳税征收有可能产生的收入分配累退效应使其开征受到了多方面阻力,为此,OECD国家采取三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尽量使这个效应最小化:征税前的减免税来减轻劣势群体的负担;征税后的补偿措施,包括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等;减少对收入和劳动的课税。所以,在评价碳税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时,应该考虑到政府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的补偿措施带来的影响以及碳税产生的环境收益在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分配。

三、我国开征碳税的社会福利效应启示

1.在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形势日趋严峻的特殊背景下,更需要着重考虑“征收碳税是否会加大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经济已进入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的矛盾十分突出,要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征收碳税,使环境质量得以改善,获得了碳税收入。政府在出台碳税政策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整体社会福利的下降。重新调整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建立一套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将征收来的碳税,用于地方上最基础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达到补偿公众利益的目的;减少对生产企业其他项目税费的征收,从而控制企业的综合成本,避免企业转嫁碳税税负。所以政府在征收碳税时,必须完善与财产税和所得税相关的税收制度,充分发挥其调节社会公平的作用,缩小因征收碳税而扩大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收入差距。要着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来为扩大碳税征收范围提供条件。

2.碳税的具体税制设计还需结合我国当前特定背景。我国迫切需要深入研究不同的碳税政策对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等的综合影响,并制定适宜的国家碳税政策和必要的调整措施,努力消除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从而有效地利用碳税这一经济手段,促进我国气候环境质量的改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税制结构,在为温室气体排放承担责任的国际谈判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目前国际上实施碳税的国家中并没有统一的碳税税制设计的标准,都是在结合自身的情况具体考虑而来。如自身的能源利用状况,预期碳税的影响,纳税人的承受能力以及监管水平的高低等。需要一定的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条件,同时还有必要配以相关的其他经济政策配合运行。

总之,碳税政策实施,首先要对我国开征碳税的效果进行预测和影响评价,尤其是对社会分配的影响效应。在出台碳税政策的同时,兼顾社会相关主体的利益,运用相关手段尽可能地减少整体社会福利的下降,使全社会能够走上一条绿色环保的低碳之路。

[参考文献]

[1]Floros N.,Vlachou. A Energy Demand and 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inGreek Manufacturing: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 CarbonTax[J]. Energy Economics,2005(27):389-410.

[2]Goto N, Macroeconomic and Sectoral Impacts of Carbon Taxation[J].Energy Economics, 1995(4): 279-290.

[3]Lee C F,Lin S J,Lewis C,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Combining Carbon Taxation and Emission Trading on Different Industry Sectors[J]. Energy Policy,2008(36):723-728.

[4]高鹏飞,陈文颖.碳税与碳排放[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10):1336-1338.

[5]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47-49.

[6]王灿,陈吉宁,邹骥,基于CGE模型的CO2减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2):1621-1624.

[7]张明文.碳税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J].技术经济,2009(6):48-51.

[8]张明喜,张金良,谭忠富,王东海.我国开征碳税的CGE模拟与碳税法条文设计[J]. 财贸经济, 2010(3):61-66.

[9]Creedy J,Sleeman C, Carbon taxation, prices and welfare in New Zealand.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57):334-343.

Analysis on Social Welfare Effects of Carbon Tax

Zhang Jinghua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5）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4-0018-05

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持续膨胀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低碳经济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选战略.[1]。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中国碳排放的重灾区，不可避免地成为全国碳减排的首要对象，而工业又是其能源消费的主力军，因此，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找出控制或降低碳排放量的措施，对于节能减排、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 LMDI）进行因素分解并对模型展开研究，旨在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未来的节能减排提供实证参考，据此提出控制碳排放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分解模型的建立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优越性（全分解、无残差、易使用、易理解），本文采用该方法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因为LMDI分解法在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和结果表达等综合方面相对较优，分解结果有加法和乘法两种形式，易于转换且一致，不存在无法分解的残差，可以用于绝大多数情形的分析，所以，LMDI分解法是目前对能源分析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具有表达性和实用性.[2]。

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很多，鉴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研究重点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率、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系数对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建立下面的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由式（2）可知，碳排放总量C的变化取决于P（人口规模因素）、Y（经济发展水平因素）、L（工业化率因素）、M（能源利用效率因素）、Ni（能源消费结构因素）、Ri的变化（碳排放系数因素）.[3]。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李绍萍，等：基于LMDI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第t期相对于基期的碳排放总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可以分解为6个因素，具体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增加值和工业能源消费的原始数据来源于1997—2011年东北三省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原始数据为基础，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由于工业总产值中存在固有的双倍计量问题，本文以工业增加值来计算工业化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同时，数据以1997年为基准，根据相应的工业产值指数统一折算成1997年不变价格，不变价工业GDP=基准工业GDP×工业产值指数。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价格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以现价工业GDP计算的碳排放总量是不能直接对比的.[5]。

由于能源种类过多，且有些种类消费量较低，本文按照一次能源终端消费的分类将工业能源消费划分为原煤、原油、天然气三种能源种类进行碳排放总量的分析。

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检测数据，本文通过能源消费量来估算碳排放量：C=∑iEiRi。由于原始数据中各种能源消费均为实物统计量，单位各不相同，不便于比较，因此，在进行计算时首先需要将各种能源消费实物量按照一定的系数统一折算成标准煤数量，然后再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即可得到各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6]。各种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见表2和表3。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通过整理得到的基础数据，根据上述加法和乘法计算公式，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可以得到1998—2011年各影响因素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贡献值和贡献率及贡献值和贡献率趋势图，见表5、图1、图2。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总体变化趋势

从表5和图1中可以看出，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大致表现为明显的两阶段特征：第一阶段为碳排放减少阶段（1997—2002），但整体下降速度变缓，且200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碳排放量增加了4762万吨；第二阶段为碳排放增加阶段（2002—2011），整体增加速度变快，2008年出现了一个拐点，碳排放量减少了5130万吨，这可能是受绿色奥运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使碳排放量有所下降。总体而言，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是不断增加的，虽然在1997—2002年期间有所下降，但其后一直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这表明近年来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和进一步推进，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能源消耗量剧增，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也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8]。

图1工业碳排放量变化贡献值趋势

图2工业碳排放量变化贡献率趋势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内在机理，找出控制或降低工业碳排放量的措施，下面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而言，贡献率大于1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拉动因素，反之贡献率小于1是其抑制因素。

1. 人口规模因素分析

由表4可知，2011年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口数为108155万人，较1997年增加了3873万人，说明近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口增长较为缓慢。而根据LMDI分解结果可以看出，人口规模因素对工业碳排放量的贡献值较小，且其贡献率大于1，见表5，说明人口规模因素是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拉动因素，但在其变动不大的情况下，贡献值和贡献率都比较小，且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2. 经济发展因素分析

从分解结果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一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贡献因素，且其贡献值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由1998年的2043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5779万吨，其贡献率则由1998年的108增长到112，说明经济发展始终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且其拉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呈不断增强的趋势。

3. 工业化率因素分析

工业化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贡献值有正也有负，1997—2004年贡献值为负，2004—2011年贡献值除2006年为负外，其他年份都为正，且每阶段内具有一定的变化幅度，这是因为自2004年初国家正式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东北老工业基地迅猛发展，工业化率不断提高，工业能源消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业碳排放量的增加。

4. 能源效率因素分析

能源效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贡献值整体为负（除2000、2004和2006年3个拐点外），且其贡献值的绝对值较大，其中2008年能源效率对工业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最大，使碳排放量减少了10776万吨，这说明能源效率是减缓工业碳排放量最重要的因素，是实现碳减排目标最关键的可行因素。

5. 能源结构因素分析

能源消费结构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贡献同时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且其对碳排放量增加的抑制作用较小，其贡献值基本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反映了近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能源消费结构未能得到有效改善，有待进一步优化，以充分发挥其对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抑制作用。

四、结论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率因素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拉动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是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化率的贡献值和贡献率次之，人口规模对工业碳排放影响的变化不大。

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因素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抑制因素，其中能源利用效率因素的抑制作用大于能源消费结构因素，能源利用效率是减缓工业碳排放量最重要的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影响的变化不大。

总体来讲，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和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率因素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因素的抑制作用。

通过以上对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工业发展中，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控制或减少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一是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效节能设备，对旧设备进行更新与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多使用天然气、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三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适当降低工业化率，特别是降低工业高能耗行业的比重。

综上所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未来的工业发展中只有坚持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低碳工业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温景光.江苏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0，24（2）：2932.

[2] 郭朝先.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2）：116220.

[3] 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8161.

[4] 潘佳佳，李廉水.中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1，34（4）：8692.

[5] 张伟，吴文元.基于LMDI的长三角都市圈工业能源强度变动的因素分解——对长三角都市圈1996—2008年工业部门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1，54（5）：6978.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6）

自从“碳解锁”概念在2002年被西班牙学者Unruh提出后，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十多年以来，随着低碳理念的普及和低碳技术的进步，人类探索低能耗、低排放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进程也有了一定发展。然而“碳锁定”效应的存在使得低碳社会的发展进程受到巨大阻碍，并呈现世界性的“碳复制”趋势。

因此，在深入了解碳锁定形成机理基础上，寻求国家或者地区碳解锁路径，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内外学者对碳解锁研究主要集中在碳解锁的内涵及内在机理、解锁路径和解锁政策等方面。文章主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阐述碳解锁的内涵及发展历程。并对碳解锁路径――主要是技术进步的解锁路径和制度改革的解锁路径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对当前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理论支持和研究方法进行整理总结；第三部分是对当前碳解锁研究的述评和展望。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碳解锁发展历程

碳解锁最早由西班牙学者Unruh（2002）年最早提出，他认为技术与制度相互强化形成“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institutional complex），导致现代工业经济“锁定”在碳基能源系统中，因此产生了持续的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阻碍了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尽管这些技术相对于目前主导技术具有环境和经济的双重优势。Unruh提出现代工业发展应打破碳锁定现状，实现“碳解锁”，碳解锁的实质就是实现碳基技术体制的替代或者低碳化转型。在此之后，西方学者最初以发达国家为背景，从制度、协议、技术和政策等方面对碳锁定进行了研究，随后对碳锁定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主要以中国、印度等国家为代表，探讨发展中国家实现碳解锁的可能性和碳解锁路径选择。其中主要的代表文献有：Unruh（2002）从理论的角度总结出在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实现碳解锁，提出制度在低碳技术产生和扩散过程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而政府政策在促进技术系统改变尤为重要，肯定政府在碳解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Unruh还提出低碳技术最先在“缝隙市场”上获得发展，培育成熟后逐渐在主流市场上扩散开来。

中国学者对碳解锁的研究开始在近几年，主要是从技术进步和制度角度来研究中国碳解i路径的可能性。在技术进步方面，主要指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推广与应用使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现一定程度的脱钩状态；在制度方面，主要强调政府在制度中的作用，从政策制定到低碳技术系统形成，均肯定了政府的指导作用。谢来辉（2009）追溯碳锁定概念及本身的内涵，深刻阐述了碳锁定和碳解锁的内涵和形成机理，并提出在发展中国家要更加注重国际上的技术合作，以加强参与和履约方面的激励。此后，学者们开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利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经济模型对中国碳解锁路径进行探讨，探讨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GDP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关系以及工业各行业的解锁状态。

（二）基于技术进步的碳解锁路径

目前，技术进步视角下的碳解锁路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欢迎，在近些年也成为碳解锁路径研究中的热点。Philip J. Vergragt等（2011）将碳获得和存储（CCS）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组合重要元素，开发出一套标准来评估科技锁定的程度，并将这些标准运用到化石燃料社会技术体系（FFR），评估 CCS的碳锁定强化效应，采用技术创新系统的功能方法（TIS）评估CCS的“缝隙”优势，从而运用CCS和生物能源组合避免碳锁定。Kalkuhl（2009）等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提出对学习采用低碳技术进行补贴，采用歧视性的碳价政策调节成本收益，运用细分市场的方式使低碳技术更加经济合理。

中国学者基于技术进步的碳解锁路径研究中，采用了LMDI、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DEA等模型测定技术进步对中国二氧化碳量排放的影响。

关于行业的碳解锁路径研究，孙宁（2011）采用LMDI分解分析方法定量探讨了2003～2008年影响制造业30个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导致的能源强度降低是使得制造业所有分行业碳排放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充分印证了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金培振，张亚斌（2014）基于产品质量改进思想构建了考虑能源效率改进与二氧化碳减排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1999～2011年中国工业35 个行业面板数据探讨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与能源效率进而作用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刃效应。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会使轻、重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向低端收敛；重工业的能源效率改进相对经济增长而言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更强。周五七（2015）系统评估了1998～2012年中国工业各细分行业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及碳排放脱钩弹性，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碳解锁的进程、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大多数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处于相对脱钩状态，高排放行业的碳排放脱钩指数高于中、低排放行业，且高排放行业和低排放行业的碳排放脱钩弹性的波动幅度较大。提出要增强结构性减排在工业碳解锁中的作用，根据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节能减排以加强行业碳解锁进程。

关于能源效率的碳解锁路径研究，包江山（2013）基于DEA模型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及能源效率状况进行测评，并应用ARDL模型和C-D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改善作用和回弹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区的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较大的差异性，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变动均会改善能源效率，而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具有较大的回弹效应。刘奕文，胡宗义（2014）借助动态CGE模型-MCHUGE模型仿真分析了三种场景下能源技术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变量、产业资本收益率、产业发展及节能减排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技术变动在短期和长期中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要素市场及节能减排都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于技术进步视角的碳解锁路径研究，鲍勤（2011）将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应用于碳关税征收影响的研究，模拟了13种碳关税税率情境下三种不同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增速对于碳关税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存在对于我国减少碳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削弱了碳关税对我国碳减排的积极作用。郭进（2015）基于技术进步视角，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PL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分别对我国的碳锁定状况和碳解锁技术路径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我国碳锁定状况的路径研究系数为0.33，水平较低，其产生的碳解锁效应非常有限，但技术进步有助于优化我国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发展。扩大低碳技术的应用范围，能够使技术进步的间接碳解锁效应得到良好的发挥。汪中华（2016）测算1990～2014年中国碳汇量和碳排放量，用两者的差值作为碳超载量，构建碳超载率与能源消耗、制度约束、技术进步3个变量的ECM模型，进一步探讨中国碳解锁路径。

（三）基于制度变革的碳解锁路径

从制度变革的解锁路径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政策来促进技术系统的变革，进而使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形成脱钩状态，最终实现碳解锁。政策制度从根本上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政策制度将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根基，同时也为引导低碳发展方式建立高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树立从深层次上影响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机制。

外学者对从制度变革层面对碳解锁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税、补贴、协议等方面。Bovenberg and Goulder（1996）为了验证环境激励政策的成本是否会消除，构建了1990～2070年的跨时期CGE模型，将环境税收收入用在减少边际收入税率上。结果表明环境税代替普通税收将产生更积极效果，实证显示中性环境税收将征税的负担转移到了低效率的部门，从而产生提高了双重红利。Totti K■onn■ l■、Gregory C. Unruh等（2006）提出前瞻性资源协议，提出政府是作为协调角色促进技术选择多样化；实现技术选择的共同愿景；社会和物理网络的变化。运用这三个目标去分析记录环境自愿协议经验和预见性活动，并将这些工具优点组合成前瞻性政策协议，增强政策文化合作和跨部门、跨学科的利益相关者创造的承诺为避免碳锁定采取行动。Mattauch（2013）认为碳锁定是由技术和政策失灵造成的，避免碳锁定的最有效政策措施是碳税和补偿，通过经济成本利益进行调节，并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促进低碳转型十分关键。

Patrick Arthur（2014）强调路径依赖和收益增加对大型公路运输基础设施的碳锁定作用，要求在未来交通基础设施中巨大改变，增加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严厉措施，从而打破交通行业的碳锁定状况。Linus Mattauch（2015）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清洁部门和非清洁部门之间边干学溢出效应的相互作用，从而评估政策避免碳锁定的可行性。研究指出基础设施提高对促进低碳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国内学者在碳解锁的制度选择上，较为主流的政策研究倾向于环境税征收，主要是碳税征收。

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研究方面，张中祥（1996）利用递推动态模型分析了用二氧化碳税来控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会造成的各种宏观影响，同时利用能源技术选择模型MARKEL来进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选择。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之间存在替代，两者不可兼得。付伯颖（2004）认为，考虑到我国流转税在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征税后会否降低产品或行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等不确定方面，虽然环境税“双重红利”在理论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看，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在我国的适用性却十分有限。

关于碳税对行业碳解锁路径研究方面，秘翠翠（2011）构建了一个七部门的静态CGE模型，分析碳税政策的实施对煤炭、石油、电力、建筑等高污染、高耗能部门，以及对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税的征收并未对我国总体经济造成太大影响，但对于个别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来说，影响比较明显。 杨超，王峰（2011）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采用动态碳税调整机制构建多目标最优碳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碳税征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征收会使得所有行业成本增加，价格上升。但模型并未考虑部分行业能够通过其他方式消化碳税负担，结论存在误差。于倩（2014）构建了一个包含第一产业、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其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等六个部门的CGE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上述六个部门的影响，分析了碳税政策的实施对能源产业的影响，着重分析了碳税政策的实施对电力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碳税政策的实施将使得电力行业成本增加，企业为减少不利影响，必定会使自己朝着高科技、清洁燃料、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因此碳税政策的实施对我国能源产业优化结构调整有着积极推进的作用。

关于碳税税率方面，刘洁（2011）根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量及相关系数对相关能源产品使用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根据国际实践经验拟定了三种不同情景的碳税税率。利用1999～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能够提高能源产出效率，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收入之间的差距，同时也会降低社会总产出。秦昌波，王金南（2015）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发现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而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远大于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关于碳税政策的设计方面，段茂盛（2015）梳理了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设计演变，阐明碳税政策受到财税政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两方面需求的影响。然而在政策设计过程中往往只能更多体现其中一方面的属性，两种政策属性难以兼容。因此在设计碳税时应首先明确碳税政策所针对的主要问题，避免一方面的需求对碳税政策解决的主要矛盾政策的干扰。另外，由于碳税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标，应该将碳税设置成独立的税目。碳税征收对工业领域影响巨大，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阻力，可以采用自愿减排协议机制来加强政策的有效性。

（四）基于技g制度综合体的碳解锁路径

杨玲萍等（2011）从碳锁定的基本内涵出发，重点分析了中国在发电领域、汽车消费领域及建筑能耗领域的碳锁定状态，基于技术――制度复合体概念分析碳锁定的原因，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视角下提出了碳锁定解锁策略。李宏伟（2013）年从碳锁定和碳解锁的概念出发，基于技术体制视角定义碳锁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碳锁定形成的机理，从理论角度提出”碳解锁“的基本模式和治理体系。谢海生等（2016）分析碳锁定效应的作用机制，提出从技术制度角度进行解锁，解锁的过程需要全部主体共同参与。

二、研究结论

目前国内外对碳解锁路径的研究逐渐增多，根据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对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一）研究对象方面

大多数碳解锁路径研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近些年逐渐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较多，主要集中在从碳解锁形成机理上探索碳解锁路径，定量研究相对比较少。

（二）理论支持方面

对碳解锁路径研究主要理论支撑是碳锁定形成原因和脱钩理论，大多学者对碳解锁路径的分析均从碳锁定的形成机制即技术――制度综合体出发，以此从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技术制度综合体寻求碳解锁路径，基于脱钩理论，对研究对象碳解锁程度进行判定，从而针对不同碳解锁程度提出相应的解锁方法。

（三）研究方法方面

在对碳解锁路径研究中，学者们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定量分析中，采用了动态递推模型、CGE模型、GREAT-E模型、投入产出模型、ECM模型等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对应的解锁路径。

三、研究评述与展望

结合碳解锁路径的特点和中国环境经济问题的实际，本文认为未来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应该围绕以下几个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借助国际上先进的技术条件和成熟的建模方法，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环境模型，使得模拟效果与实际现状更加符合。在研究对象上，可以将研究对象更加细化到行业中，对不同行业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划分，采取合适的计量方法，进一步中国碳解锁路径的研究。在碳解锁路径制度研究方面，采取多种政策制度配合，不是单纯依靠碳税政策，在征收碳税的同时考虑补贴等其他政策，从制度角度对碳解锁路径研究，加强政策对碳解锁程度的定量研究，进一步探讨政策制度对碳解锁的影响程度。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流动性，加强对区域环境的研究，克服区域间的行政规划，强调区域间碳解锁路径的探究，同时注重建立多区域或者全球的环境经济模型。

参考文献：

[1]Gregory， C， Unruh. Understanding carbon lock-in[J]. Energy Policy， 2000（28）.

[2]Gregory， C， Unruh. Escaping carbon lock-in[J]. Energy Policy， 2002 （30）.

[3]谢来辉. 碳锁定、“解锁”与低碳经济之路[J]. 开放导报， 2009（05）.

[4]PJ， Vergragt.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and the escape from the fossil-fuel lock-in[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1（21）.

[5]Kalkuhl.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resource and energy tax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J].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 2009（10）.

[6]孙宁.依靠技术进步实行制造业碳减排――基于制造业30个分行业碳排放的分解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1（04）.

[7]金培振，张亚斌.技术进步在二氧化碳减排中的双刃效应――基于中国工业35个行业的经验证据[J].科学学研究，2014（05）.

[8]周五七，唐宁.中国工业行业碳解锁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技术经济，2015（04）.

[9]包江山.技术进步对碳减排作用路径的实证研究[D].北京工业大学，2013.

[10]刘奕文，胡宗义.能源技术变动对中国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影响――基于一个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科技与经济，2014（04）.

[11]鲍勤.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下碳关税对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影响――基于动态递归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J]系统科学与数学，2011（02）.

[12]徐盈之，郭进，刘仕萌.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碳锁定与碳解锁路径研究[J].软科学，2015（10）.

[13]汪中华，成鹏飞.中国碳超载下碳锁定与解锁路径实证研究[J].资源科学，2016（05）.

[14]Bovenberg， and， Goulder.Optimal Environmental Tax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Taxes：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04）.

[15]Totti， Ko¨nno¨， la¨， Gregory， C， Unruh. Prospective voluntary agreements for escaping techno-institutional lock-i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21）.

[16]Mattauch. Beyond GDP： Measuring Welfare and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3（04）.

[17]Patrick， Arthur. Breaking Carbon Lock-In： Path Dependencies in Large-Scal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J].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2014（03）.

[18]Linus， Mattauch. Avoiding carbon lock-in： Policy options for advancing structural change[J]. Economic Modelling， 2015（50）.

[19]Zhang， Zhong Xiang . Integrated Economy-Environment Policy Analysis： A Case Study for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D]. University of Wageningen，The Netherlands.1996.

[20]付伯颖.论环境税双赢效应与中国环境税制建设的政策取向[J].现代财经，2004（24）.

[21]秘翠翠.基于CGE模型的碳税政策对我国经济影响分析[D].天津大学，2011.

[22]杨超，王峰.征收碳税对二氧化碳减排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J].统计研究，2011.

[23]于倩.碳税CGE模型在我国能源产业中的应用研究[D].首都经贸大学，2014.

[24]刘洁.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

[25]秦昌波，王金南.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

[26]段茂盛.碳税政策的双重政策属性及其影响――以北欧国家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0）.

[27]杨玲萍，吕涛. 我国碳锁定原因分析及解锁策略[J]. 工业技术经济， 2011（04）.

[28]李宏伟.“碳锁定”与“碳解锁”研究：技术体制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3（04）.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7）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6日

一、研究背景

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是碳市场运行的基础，合理的一个现货价格对于繁荣碳交易市场、有效促进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价格运行机制的分析、为政府确定排放配额供给量、供给分配方式、分配时机等政策设计提供参考；也为减排企业与投资机构，提供了投资决策信息，有利于碳交易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决策者构建碳交易市场的风险预警机制，确保碳交易市场的平稳运行。

碳交易作为新的事物，且一直处于探索发展过程中，由于欧、美等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起步早，碳排放配额现货价格波动比较频繁。因此，学者们对欧美碳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价格与价格波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Derek W.Bunn和Carlo Fezzi（2007）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AR）模型，分析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英国市场上的电、天然气、碳价的每日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Rita Sousa等（2014）采用小波分析法，发现煤炭价格引导碳排放价格变动，碳排放价格引导电价变动，碳价波动与经济发展一致。Alberola等（2008）等检验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下试验期（2005～2007）内二氧化碳排放权的现货价格与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部门生产指标和二氧化碳排放合规位置，指出EUA的价格变化不仅反映了能源价格、极端气候事件，还反映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三大生产部门（冶炼、造纸、钢铁）的工业经济生产活动。Mansanet Bataller等（2011）研究发现次贷危机对第二阶段 EUA价格影响不显著，但对EUA与二级市场CER的价差具有显著影响。相关研究还包括Rita Sousa等（2014）、Atsalakis（2016）、Luis A等（2016）。我国学者对国外碳交易下现货价格的影响因素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如魏一鸣等（2008）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EU ETS碳价格和能源价格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关系，发现能源价格与第一阶段碳期货的关系较弱，与第二阶段碳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指出能源价格变化是推动第二阶段碳价格变化的重要原因。王双英等（2011）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碳交易的量和碳交易的价格和石油价格的关系，发现石油价格和碳交易的量和价格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011年，国家发改委决定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7个省市作为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年6月，我国首个碳交易市场――深圳碳交易市场开始交易。随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湖北等碳交易试点市场陆续开市。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宣布：“2017年中国开始实行全国碳交易市场”。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平稳发展，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体系。本文将以我国碳交易试点地区的配额交易价格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其价格运行影响因素，以使对我国碳交易市场的价格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碳交易现货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价格的因素与机理非常复杂，但总体来说，有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供给因素主要包括配额政策（配额数量、分配方式、跨期储备制度等）、碳减排技术、碳税政策、其他减排履约机制项目供给情况等。需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水平、金融市场以及气候等。

（一）供给方面因素

1、配额政策因素。一级市场上的配额供给情况与供给方式将对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价格高低与波动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政府当期发放的配额总量，当期核证减排量的供给、政府配额存储池中的数量、配额的分配方式（免费、出售、混合）等因素，都将对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形成与波动产生显著的影响。

2、碳减排技术因素。碳减排技术会影响企业的减排成本，当企业面临比较高的减排成本时，可能就会选择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当企业减排技术成熟，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时，企业将减少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的购买，相应影响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

3、碳税政策因素。碳税政策作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效果已在许多国家被实践。碳税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排放企业的生产成本，势必对排放企业的减排技术、产量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其排放量，并进一步影响对碳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

4、其他减排履约机制项目供给情况。《京都议定书》包括了国际碳排放贸易（IET）、联合履行机制（JI）、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减排机制，在JI与CDM机制下，减排项目的数量，开发减排项目的技术将对碳配额交易市场的供给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配额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8）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12-04

一、引言

城市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现象，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世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能源消费迅猛增加，工业污染迅速蔓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中，气候变暖居首位，而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尤其以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为主。近200年来，世界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同步上升，目前二者均有加速的趋势。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城市化水平在5%左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280ppm左右（ppm是气体浓度单位，表示百万分之一），到了200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0%，二氧化碳浓度值上升到了383ppm，而其危险临界值为385　ppm，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也比工业革命时期升高了0.74℃［1］。

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耗迅猛增长，使得二氧化碳等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逐年增加。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目前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2］。然而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不断快速推进，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量还将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我国碳减排面临的国际压力将会日益增加。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缓解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徐国泉等运用LMDI分解法对中国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定量分析了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指出经济发展拉动我国碳排放呈指数增长，而能源强度的贡献率则表现为倒“U”形［3］。王锋对1995-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均GDP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驱动因素［5］。何吉多关于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协整分析表明，我国碳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且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对当前碳排放偏离均衡水平的调整力度较大［5］。日本学者Yoichi　Kaya于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Kaya恒等式，指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人口等因素存在联系［6］。Duro和Padilla认为Kaya因素中引起不同国家碳排放差异的重要因素为人均收入、能源消费碳强度和能源强度［7］。林伯强等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分解，认为1978-2008年对中国碳排放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和城市化水平［8］。

人类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热点之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省作为我国的人口、经济大省，一直是高能耗、高碳排放区，魏一鸣指出，2005年山东省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全国首位［9］。同时，山东省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2010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为40.04%，正处于诺瑟姆曲线划分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中的中期加速发展阶段［10］。虽然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我国49.95%的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是相差较远。研究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不仅对于把握山东省碳减排政策、城市化发展战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的整体状况也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借助VECM模型对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Kaya恒等式对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山东省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协整分析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借助VECM模型对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Kaya恒等式对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1）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协整方程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弹性系数为1.7120，即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碳排放量将同步增长1.7120%，这说明城市化是导致山东省碳排放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9）

[中图分类号] F4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5-0056-06

一、引 言

如今，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大部分科学家认为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加导致了气候变暖[1]，因此减少温室气体尤其是CO2的排放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没有承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要求的减排义务。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增加，能源开发和利用必将大幅度增长，碳的排放量也必将增加。无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应尽的国际义务出发，加强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是必须的[2]。据有关测算，我国1992年、1996年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分别为6.55亿t和8.05亿t，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3][4]，预计到2025年左右，中国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因此，中国的减排压力是非常大的。

在国内，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两省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位优势突出，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速度快，目前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最有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使得苏浙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因此，研究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现状及成因，对于寻找减排的技术路线和地区对策，进而实现两省一市的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着重从碳排放的总体情况与人口密度、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运用LMDI因素分解模型，横向角度分析1998年～2008年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行业碳排放强度及行业产出份额对苏浙沪地区整个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情况，纵向分析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对整个社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揭示了不同行业对碳排放的贡献率，为苏浙沪地区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排放提供决策参考。

二、计算方法

1. 方法选择

碳排放或者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际能源问题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许多学者运用Laspeyres的分解方法对美国以及其他一些OECD国家的能源消费进行了研究[5][6][7]，Bhattacharyya等运用LMDI的方法分析泰国1981年～2000年间能源消费的因素[8]，吴立波分析我国1980年～2002年间能源消费导致碳排放的驱动因素[9]，魏一明等对1998年～2005 年我国工业最终消费能源导致的CO2排放量变化因子分析，同样认为对碳排放减少贡献最大的是能源强度，而碳排放系数以及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变贡献很小[10]，宋德勇等对我国1990年～2005年的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指出产出规模和能源效率为主要因素[11]，徐国泉等指出能源效率对中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12]，王伟林等以江苏省为例，将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为行业碳排放强度和行业产出份额，指出行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对整个社会碳排放强度变动影响更大[13]，李志强等对中部六省1995年～2006年的碳足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中部六省碳足迹有迅速加深的趋势[14]，魏子清等将影响江苏省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为产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指出提高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性[15]。

总之，目前对碳排放分解的研究日趋承受，研究方法日趋合理，对于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国家层面，且将碳排放的因素依据能源分解为“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产值结构、经济规模”等，对不同省份各个行业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另外根据不同学者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分解方法得出的结论十分类似，而Ang[16]提出了选择不同的四条准则：有理论基础、适用性、运用简单和容易理解。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采用了较为通行的LMDI方法。因此，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碳排放量计算方法，运用LMDI模型将碳排放分解为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行业碳排放强度和行业产出份额等多因子的复杂公式，以求更加深入地探讨苏浙沪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

2. 模型分解

IPCC手册2006年提出了碳排放的基本计算公式[17]为：

C=Cj=××××P（1）

式中，C为碳排放量；Cj为 j 种能源的碳排放量；E为一次能源的消费量，Ej为第 j 种一次能源的消费量；Y为国内生产总值（GDP）；P为人口。

碳排放计算公式还可以等价于：

C=Cj=P××

结合碳排放强度计算公式：

=×

整理得：

C=P×××（2）

其中，Ci 为i行业的碳排放量，Gi 为i行业的生产总值。

则根据LMDI方法，碳排放增量可记为：

Etot=ET-Eo＝EP+EQ+EY+EI=L（Ei，T，Ei，o）

ln（PT /Po）+L（Ei，T，Ei，o）ln（QT /Qo）+L（Ei，T，Ei，o）

ln（YT /Yo）+L（Ei，T，Ei，o）ln（IT /Io） （3）

L（Ei，T，Ei，o）=（Ei，T-Ei，o）/ln（Ei，T /Ei，o） （4）

式中，EP 表示人口数量引起的增量；EQ 表示地区经济规模引起的增量；EY 表示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引起的增量；EI 表示行业产出份额的变化引起的增量；Ei，T 表示i行业T时期的碳排放总量；Ei，o 表示i行业0时期碳排放总量。

三、苏浙沪地区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苏浙沪地区各国民经济各部门包括农业（农、林、牧、渔、水）、工业、建筑业、交通邮电和仓储运输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研究中所用能源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年～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经济、人口数据来自1999年～2009年《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限于数据的可获性和完整性，研究的时间范围是1998年～2008年。

2. 单位GDP碳排放比较分析

（1）总碳排放量。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总量按以下公式估算：

C=Ci =Ei×=Ei×?啄i （5）

其中，Ei为第i种一次能源的消费量；δi为单位能源消费量所产生的碳排放，即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其取值（见表1），由于水电不产生碳排放，未列置于表中。

通过计算整理得到1998年～2008年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变化（见图1）。

（2）单位GDP碳排放量。单位GDP碳排放量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也即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高耗能产业（见图2）。

如图1所示，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江苏省最多，浙江省次之，但从图2来看，苏浙沪地区近11年来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均呈下降趋势，尤其上海的下降幅度最大，从1998年的0.93下降至2007年的0.52，表明上海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摆脱了对能源的高度依赖，而江苏和浙江的下降趋势相对平稳，其经济的能源依赖性有所改观，但幅度不大。

从根据中国整体的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左右（以2005年为基年）的任务来看，苏浙沪地区从2005年到现在为止已完成减排20%左右，虽距离40%～45%的减排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但依据现在的减排速度到2020年实现减排目标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同时，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的减排速度与天津近似仅次于北京，江苏位于中等，而浙江处于中下等水平[18]，因此，江苏和浙江两省还需加大减排力度，降低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

3. 碳排放因素分解及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3）（4）计算可得1998年～2008年10个时段苏浙沪地区导致碳排放增量的因素分解模型（见表2、表3、表4）。

若各要素变化相应引起的碳排放变化为正值，表示各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冲击在增长，其变化值为碳排放量变化的增量效应，又称拉动因素；反之，为减量效应，又称抑制因素。从表2、表3、表4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为苏浙沪地区碳排放变化的拉动因素，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对CO2排放的抑制作用却越来越明显，行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也逐步呈现出来。

（1） 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和地区总产值的增加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从表2～4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苏浙沪地区碳排放的贡献最大，尤其是2003年～2005年之间，经济规模因素所造成的碳排放增量比率上升幅度最大，这与苏浙沪地区在同一时间段较高的经济增长速率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如表5所示，江苏省200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22%，同期碳排放增速也达到24%的峰值，浙江省的碳排放增速也随着GDP的增长在2003年达到最大值，同样上海市在2004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也在迅速攀升。当然，1998年～2002年碳排放增量较少，这与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苏浙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等原因有关，而2005年之后碳排放增速降低除了受经济因素影响外，与各地实施节能减排，实行能源结构优化密不可分。

（2）人口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的碳排放。显然，某一地区人口越多，意味着该地区与碳排放相关的生产、消费活动也相应越多，即人口数量对碳排放起促进作用。根据上述表格可以看出，由于人口增多而引起的碳排放增量虽然都为正但数据很小，说明人口数量影响碳排放但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3）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对减少CO2排放贡献最大。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能源利用效率、能源结构、技术改进等，随着人类的进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新技术的使用会降低行业碳排放强度，即对CO2的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在因素分解列表中，行业碳排放强度变化所对应的碳排放增量为负值，这也证明了其减量效应。

然而，行业总的碳排放强度变化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其贡献，在研究中，我们需要将行业进行细分，以找出对苏浙沪各地区碳排放影响较大的行业。

由表6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农、林、牧、渔、水）、工业及其他三个部门都抑制了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上升，尤其工业的贡献率最大，江苏、上海两地高达80%以上，浙江地区也达到60%以上，极大程度地表明工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优化，降低了碳排放；另一方面，对江苏省、上海市而言，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中交通邮电和仓储运输业是推动两地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则在浙江省碳排放增加中占主导地位，这与苏浙沪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分不开的；第三方面，苏浙沪地区的农业虽抑制碳排放但影响不大，相比浙江、上海两地，江苏省在建筑业方面还有很大的减排空间。

（4）行业产值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趋势呈两阶段分布。从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变化因素分解表中可以发现，江苏省1998年～2003年由行业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逐年增加，而2003年之后虽然增量变化有所波动，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即2003年之后行业结构的调整减少了碳排放。同样，浙江省以2004年为分界点，由行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由上升到下降，而上海市的分界更为明显，2003年ΔEI前 逐年上升，2003年后则逐步下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苏浙沪地区行业产值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趋势是呈两阶段分布的，并且行业结构的优化对CO2的减排是有效的。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1. 主要结论

本文根据1998年～2008年的能源统计数据估算出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量之后，利用因素分解方法将影响碳排放变化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计算各地区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行业碳排放强度及行业产值结构对碳排放变化增量的影响。分析表明：

（1）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量还在持续增加，2002年之前碳排放量比较平稳，增速较慢，2003年～2005年碳排放量迅速增加，增速在10%以上，从2006年起，虽然总体碳排放量还在增加，但增速明显下降。

（2）苏浙沪地区的碳排放增长速度和各地区的GDP增长速度有密切的相关性，呈一定的正向关系。GDP增长幅度最大的年份基本上也是碳排放增速达到峰值的年份，可见“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是2003年～2005年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

（3）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对碳排放起积极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工业部门，贡献率高于60%，这说明，重点针对工业部门实施节能减排，改善能源结构，提高产能是有效的。另外，目前不同地区各自的碳排放拉动因素是有区别的，江苏省除了交通邮电与运输业外，建筑业也促进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浙江省则在批发零售业方面需要加强措施。

（4）行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CO2的减排，2003年之前苏浙沪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大，高耗能产业急剧发展，造成碳排量的大幅上升，而2003年之后，各地区贯彻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对行业结构进行了优化，积极发展高效节能产业，抑制或取缔高耗能产业，因此降低了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

2. 政策建议

（1）加强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到目前为止，苏浙沪地区虽然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要从长远角度出发，将发展低碳经济放在战略位置，同时有必要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制度进行改革，改变为追求个人“发展”而追求“短期效应”的“政绩观”。

（2）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完善并落实《江苏省“十二五”低碳经济发展规划》，开展浙江省和上海市的《低碳经济发展规划》立法研究，同时考虑低碳经济的法制环境“超行政区域”的特征，长三角各省市立法部门应该作整合性的法制思考，制定更加合理有效地法律法规。

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篇（10）

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能够促进节能减排的碳关税在我国开征的信号越来越强。 在 2013 年 3 月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能源价格的定价普遍偏低，所以使得中国经济表现出节能动力不够强烈的特征。 为了提高全民在节能环保方面的意识，中国政府将考虑通过使用碳关税这一工具对上述问题进行干预和纠偏。 OECD 秘书长古利亚也建议中国增加碳税帮助构建绿色环保社会;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建议，中国应尽快征收碳税;而财科所所长贾康则建议，在征收碳税同时，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以保证企业负担不上升。在上述背景下，利用理论工具和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和揭示征收碳关税会对中国经济具有怎样的影响显然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文将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尝试分析中国征收碳关税对经济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1、开征碳税对经济方面的影响

正面影响：T Barker，S Baylis，P Madse( 1993) 利用 能源环境经济模型评估了征收碳税对英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GDP甚至有可能以高于基准 0.2%的水平增长。 ME Porter，C Van derLinde( 1995) 对碳税对行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认为碳税导致行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只是短期现象，这一政策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行为，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长期中将会得到提高。 AA Yusuf，B Resosudarmo( 2007)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印度尼西亚征收碳税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不一定会导致其经济后退，鼓励发展中国家实行碳税从而减少碳排放。 张明文等( 2009)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开征碳税将对我国各省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认为开征碳税对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谭忠富( 2009)通过模拟生产函数建立新的拓展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开征碳税具有明显的拉动国民经济的作用。负面影响：O Godal，B Holtsmark( 2001) 认为碳税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且能源密集程度高的行业受碳税影响程度会更大。 P Elkins，T Baker( 2001)认为由于各国碳税政策并不统一，碳税的开征会削弱本国行业在国际环境中的竞争力。 高鹏飞、 陈文颖 ( 2002) 利用 MARKALMACRO 模型研究了开征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 GDP的损失随碳税率的增加而急剧增加。 魏涛远、格罗姆斯罗德( 2002) 采用了 CNAGE 模型分析了开征碳税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短期中开征碳税会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但长期这种负面影响会逐步消退。 杨超、王峰、门明( 2011)利用多目标最优碳税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碳税对经济的影响，认为征收碳税政府需付出碳税对宏观经济负面冲击的成本。

2、开征碳税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

S Speck( 1999)在税收中性条件下研究了碳税的收入分配公平效应， 发现碳税或能源税具有轻微的累退性。ZX Zhang，A Baranzin(i 2004) 在对现存碳税和能源税观察实验的基础上，认为碳税引起的竞争力减少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效应并不显著。 汪曾涛( 2009)认为碳税具有累退性：在农村内部对最低收入户的影响最大，而城镇的碳税负担率要明显大于农村，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农村和城市各自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且城市大于农村，所以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状况加剧。 张景华( 2010)认为一方面政府为加快经济发展会将碳税收入用于资本积累，导致财产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升; 另一方面开征碳税会提高工资成本，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和工资降低，所以征收碳税将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3、开征碳税对环境方面的影响

A Bruvoll，BM Larsen( 2004)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挪威实施碳税对环境方面的影响，认为节能减排目标的初步实现源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的变化，碳税在其中的影响程度不大。VV Klimenko，OV Mikushina，AG Tereshin( 1999) 认为推行碳税对二氧化碳减排的长期效果并不显著，全球变暖是无法通过推行碳税得到遏制的，建议植树造林和研究如何减少二氧化碳存量。 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 2000)采用 ERISGM 模型测算了不同的碳税税率方案对我国的影响，认为征收碳税可显著地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改善能源的消费结构，并能有效地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

高鹏飞和陈文颖( 2002)运用 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认为随着碳税税率的增加，减排总量也呈递增趋势，且减排率和 GDP损失率的比值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故存在减排效果最佳的税率。 庞军和傅莎( 2008)认为碳税对二氧化碳的减排作用主要是通过节约能源使用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实现的，所以开征碳税不仅会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将带动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削减。

王金南等( 2009)通过 CGE 模型模拟了中国开征碳税后对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影响，认为中国实行碳税对节能减排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从国内外有关碳税的研究成果来看，经过近几十年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整套碳税的理论体系正逐步形成，国内外的学者都对此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开征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

第一，征收碳税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但长期中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 这种不利影响会逐渐减弱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碳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累退性质，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但通过碳税收入的再次调节，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效应可以得到一定的削弱;

第三，碳税的开征会对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不可否认，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和观点仍有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采用的研究数据、模型和方法不同造成的。

三、我国碳税政策实施的建议

1、确定合理碳税税率，适当实行税收优惠、补贴或罚款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