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方向篇（1）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在区域之间建立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宏观调控体机制。这一调控机制的实质是政府基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各区域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区域经济方向篇（2）

地方高校在全国高校这座“金字塔”中居于中间的塔身部分，不论是学校的数量还是在校学生的数量都占据重要位置。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着力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人才。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向知识社会的发展，地方高校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平台，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高校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高校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发展对地方院校发展的需要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高校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具体表现如下：

1、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要素

高等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德、智、体、音、美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手段，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渠道。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高校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要素。尤其是在目前社会以科技创新、知识经济为支柱的今天，没有人力资源根本就谈不上技术创新。而能够提高区域经济发展中所需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就是地方高校所提供的高等教育。因此，地方高校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本要素。

2、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由于地方高校扎根于地方，其用于特殊的区位优势。就目前江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正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在高校集中的区域建立高新技术园区从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技术的不断升级正成为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重要渠道。地方高校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技术源泉。

3、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第三产业正逐渐取代第一、二产业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伴随着地方高校的不断增加和扩招带来的学生数量的增加，使得地方高校的教学及其他生活设施处于饱和状态［1］。为此，地方高校开展的基础建设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消费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支撑

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发展也离不开区域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平台，地方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所需的条件需要区域经济提供支撑。也就是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地方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办学依托。

1、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地方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

多数地方高校是在原来基础较差的本（专）科院校或中专学校通过合并、共建、合作等方式重新组建而成，人才引进、学科发展、专业建设、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这些投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区域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这一平台。因此，可以说区域经济实力是地方本科院校发展的的重要支撑。

2、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影响着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

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也得到了不断调整，从而引发区域内结构性劳动力的调整，因此，在本区域内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特点要进一步优化，从而使得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内的产业结构相适应。

3、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影响到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劳动需求也就越大，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前景也就越好。地方本高校毕业生就业前景不仅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预期收益［2］，还会影响到个人、家庭甚至社会对地方高校的信任程度，进而影响到地方高校的进一步发展。

二、江苏省区域经济运行的特点

江苏省地处长三角经济发展地带，近年来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初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优势产业为支撑，现代服务业相配套的国际制造业基地。由表1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9316.01亿元，占江苏生产总值的22.5%。

（一）地域优势的凸现

区域经济方向篇（3）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快速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已经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高等学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要根据本学校实际发展情况，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出发，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前提下，科学而准确地定位自身的发展模式、发展策略、发展途径和发展目标，同时紧密结合所在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培养适应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求的高层次、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一、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是地方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

地方经济要增长，地方产业要做大、做强还要做优，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付出努力是不行的，需要有强大的科技支持和人才保证。地方高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巨大的地缘环境、文化资源优势，并且在人才培养、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等方面也存在着地域优势，我们一定要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运用这些优势，从而使地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地方高校通过和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不但能促进地方高校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升相关专业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而且能使高校获得较为丰富的资源支持和取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地方高校具有可行性

首先，地方高校凭借自身的地缘优势，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和技术有着充分的认识。地方高校通过及时调整学科建设和专业课程的设置，从而能够迅速地适应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支持和技术保障。其次，在地方高校中汇集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人员，这些人员依据当地的产业特色，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从而形成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地方高校本身还拥有各类基础实验室、大型精密实验仪器、丰富的专业书籍等，这些先进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有利于高校教师和技术人员取得较高水平、较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最后，地方高校具有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第一，地方高校是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输出基地。高校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具体要求，积极调整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能够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第二，地方高校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咨询服务平台。地方高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能通过对企业提供的信息进行判别、筛选、分类、分析、排序和再造等一系列的过程，使企业得到所需要的有效信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第三，地方高校是企业培训的重要平台，地方高校为当地企业培训提供了师资保证。

三、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地方高校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质上就是要明确地方本科院校如何与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建立良性共生关系。

1.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制订地方高校的发展规划。地方高校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体规划及相应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充分利用的资源条件、发展实际状况，并且要依据今后本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趋势，确立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及相应的管理原则和运行机制。地方高校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区域各产业特点，加强专业特色，调整专业结构，进行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地方高校在教学中要增加学生实践性学习环节在课程中的比重，增加实践教学学时，提高实践教学学分，从规章制度上保障学生课程实践应用环节，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充分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2.构建“产学研结合”模式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是完善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模式。充分发挥地方企业的优势，建立企业、高校和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合作的组织机构和机制，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地方高校应借助自身的科技优势和丰富的智力资源通过与地方企业共同建设实验培训基地的方式实现高校与企业的共赢。地方企业可以将企业的产品研发中心等科研部门设立在高校，由高校科研人员提供智力支持，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提供科学保证。另外，地方高校要培养出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此高校可选择那些产业规模大、影响力好的地方企业将学生的实验实践培训基地建立在企业中，让学生到企业第一线进行学习，培养实践操作技能，从而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3.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构建“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基于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不但要求教师具备深厚、扎实的理论知识背景，而且需要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和动手操作能力。教师应能充分吸收实践工作中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并能在教学中高效地再现这些知识，同时将这些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因此建设一支既能教授专业理论知识又能指导学生具体实践的教师队伍，即专兼结合、理实一体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在高校教学环节中是绝对有必要的。地方高校可以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教师到相关部门企业参观考察、跟岗学习，深入企业第一线，支持教师参与相关企业职业实践能力培训等措施，做到实践―理论―实践的有机结合，提高教师的技能水平。鼓励中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国家各种从业资格证考试，提高具备专业从业资格证和任职经历教师的比例。以此提升地方高校现有教师队伍的“双师”素质。同时，高校还可以广泛吸纳地方各行业企业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能手等，聘请他们担任学校相关专业的专、兼职教师，这也是建设和发展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一个方法。

四、结语

总之，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地方高校克服了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正确合理地制定了本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从而使高校能够在社会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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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方向篇（4）

一、我国民族自治区域的特色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结合中国国情，参考国外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党和国家按照“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全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先后建立了五个自治区，三十个自治州， 120个自治县（旗），1 700多个自治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民主的主要活动形式。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机关，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主地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有自主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等多方面的权力。 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区域的显著特点是：各民族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

二、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等。据相关部门统计，截止2008年，包括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在内的民族地区GDP总量达306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了17.3倍，年均增速10.2%。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大批重点工程开工建设，民族地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当今世界，民族融合、全球化、城市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趋势。少数民族在特定的民族区域内生活，尤其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区位于地理位置较偏远，自然环境较恶劣的边疆地区。这样就使得少数民族与汉族文明的发展不同步，在资源较差的区域则出现发展长期停滞的状态，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国家民委对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监测结果分析，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虽逐年有所下降，但与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相比，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贫困发生率。例如，在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6个跨境民族等基本处于整体贫困状态，全省160万农村深度贫困人口中，有153万人集中在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农牧业依然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传统支柱产业，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基本是高资源消耗、外部投资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城乡差距看，民族地区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尤其在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薄弱，企业效益差，亏损面大，失业。且人口受教育的数量与水平上，除新疆与内蒙古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余地区与全国比，差距仍然较大。这些差距的存在，也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延缓了民族地区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和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脚步。

三、 民族自治区在社会经济转型的新方

（一）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

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发展应强调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征。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等主、客观因素，教育水平与中东部无法相比，教育结构单一。少数民族人口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心理素质不尽相同。对少数民族的素质教育，首先应考虑到思想政治教育上来。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具有民族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人文教育。着重点应放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家庭观念和传统美德、社会行为道德观。

区域经济方向篇（5）

一、经济重心理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因素

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多的是考察该区域内工业总产值的总量水平。城市内的工业布局总是遵循着一定的工业集聚和扩散理论。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产业集聚是在不存在规模经济和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主要是最求知识外溢、共享市场、经济外部性。新经济地理学的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聚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果。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形成工业园区，这种工业园区的形成模式称为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为了加速经济增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经济增长，我国的园区模式大多是先由政府成立园区，再进行招商引资推动园区的形成和发展。

工业园区的集聚和扩散影响着一个城市、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的变化。为了研究一个区域内经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经济重心的概念。重心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的力学的知识，主要是指在各个方向力的作用下，使得各个牵引力的作用能够达到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一个均衡点。经济重心是反映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内经济发展在各个方向上的经济牵引力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种相对静态的均衡状况。在我国最早利用经济重心来研究和分析区域经济的发展问题是周良民（2000）《经济重心、区域经济与协调发展》，徐建华和岳文泽（2001）《近20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比分析》，冯宗宪和黄建山（2006）《1978-2003年中国经济重心与产业重心的动态轨迹及其对比研究》。赵祥（2013）

在《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产业重心的概念，认为我国工业发展空间格局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会受到产业重心变化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重心变化引起了我国跨区域的产业转移。经济重心的移动可以从长远上把控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导向指明方向，对推动区域内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具有重要意义。当区域内一个方向的经济发展发展或其他方向的经济弱化都会推动经济重心的轨迹向着一定方向移动。

影响一个区域内经济重心移动的因素有很多，我们主要考虑本区域内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本区域内地理空间坐标的位置。一个区域内各个辖区工业园区的建立可以帮助这个区域内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本辖区在整个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整个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就越大，工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对整个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就越小。在整个区域内空间地理位置也影响着经济牵引力的大小，距离中心区域越远对整个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就越小，距离中心区域越近对整个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就越大。

二、经济重心的模型构建

以赵祥的产业重心分析模型为基础，构建区域经济重心模型。前提假设：

（1）推动一个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是区域内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工业生产总量，只考虑工业生产总值对经济的牵引作用，不考虑农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对经济的牵引力。

（2）以城市的区域地理中心，作为区域内的坐标原点，在坐标轴上来考察区域地理内的各个经济增长点和距离中心原点的坐标位置。

（3）不考虑城市内区域经济所占面积的大小，我们只考虑城市内各个区域方向上经济增长点经济总量的影响。

假设一个城市内有n个经济发展区域，第i个区域内带动经济增长的点的坐标是（Xi ， Yi），Vi表示第i个区域内经济的发展水平，即该方向上对经济发展的牵引力，（X ， Y）表示该城市内经济发展的重心。

X=∑ni=1xivi∑ni=1viY=∑ni=1yivi∑ni=1vi

三、成都经济重心的移动轨迹计量分析

（一）成都经济在成渝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国务院着力培育成渝经济区，将成渝经济区作为推动西南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来带动成渝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成都作为成渝经济区内的一个核心极点，成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方向、工业的布局直接影响着整个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状况。在整个成都市中，成都的行政辖区为7区12县市。成都的每一个行政区域可以作为成都市县区内一个县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着周边经济的发展。由于成都各个区县之间存在着空间的距离，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各个区县对经济重心移动轨迹的影响力大小也不相同。各个区县内的经济增长点都影响着成都经济重心移动的轨迹向着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方向发展。在成都各区县内的产业集聚总会带动聚集区内或集聚区周边的区域经济发展，对区域外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强的牵引力，总是希望的经济发展，向着集聚区域内发展。

（二）经济重心模型的计量因素选择

区域经济方向篇（6）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述评

（一）出口基地理论

出口基地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最先提出，后来经过蒂博特、罗曼斯、博尔顿等人的发展而逐步成熟。基地理论的基础在于在静态比较分析中提出了外贸乘数的概念，该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取决于区域的输出产生的增长情况，而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则是内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依照这一理论，倘若不同区域都能够集中其力量发挥自身优势，那么自由贸易就会逐步平衡区域间要素和价格的差异，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也将不断缩小。

（二）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R·纳克斯提出的。纳克斯通过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两个不同的恶性循环。从供给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较低的储蓄能力，同时也会引起资本形成的不足，而资本形成不足又会使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而这又会造成低收入，这样一来，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也就形成了。从需求方面讲，低收入等价于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又会导致投资不足，进一步的，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而这又会造成低收入，恶性循环也将产生。此外，这两个恶性循环互相影响，陷入这一循环的区域经济是很难得到增长机会的。

（三）大推进理论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是大推进理论的倡导者与集大成者。大推进理论的论据与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生产函数、需求和储蓄供给三个“不可分性”之上的。这一理论形成了以下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要以一定的速度与规模进行，并将其持续作用在众多的产业之上，以此完成对现实发展瓶颈的突破，这样一来，区域经济将在全面上得到推动，获得高速增长。

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转变

（一）金融危机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

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几何重心就开始移动，移动方向为向南偏西，这个方向即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的南部沿海区域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区域经济的几何重心继续快速向南移动，与此同时，移动方向也由以前的向南偏西转向向南偏东，这个方向即为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都得到了迅速提高。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至此，该类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或中后期阶段。尤其是在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走入了世界经济的轨道，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制造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相继实施，同时，我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各种要素投入成本全面上涨，经济增速也在诸多压力下逐步放缓，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却后来居上，经济增幅逐渐加快。从20世纪末开始，东部地区的京津冀地区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异军突起，其经济增速跃居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大区域之上；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居于四大主流区域的首位。由此一来，在一快一慢的交错步伐下，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开始放缓。进一步的，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也在逐年缩小，而近几年西部地区崛起的鄂尔多斯的多项经济指标都已经在全国领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1.从宏观角度看，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其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受到冲击的幅度最大，经济增长也因此呈现出下降趋势，尤其面向欧美市场进行商品出口且相对依存度较高的地区，经济的下滑趋势更是明显。

2.在政策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近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受到中央政策的倾斜，大区域战略的部署和实施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快速发展的契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区域经济的优先发展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这将进一步加快该类区域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在产业组织方面，金融危机使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步伐和规模明显增强，大量企业尤其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正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战略转移，这极大地促进和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加强。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关联分析

（一）经济政策的滥用加重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在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条件下，尤其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通常有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加速其经济增长的冲动，这为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创造了积极条件。同时，这种干预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策略，而所有的政策指向中，由政府发起的投资行为又成为带动地方经济的主要力量。如果单纯为了经济的增长而不顾忌市场和社会的反应，试图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所带来的乘数效应维持和促进区域经济的良性增长，不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最后连最初的经济状态也无法维持。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民间投资的匮乏和政府调控经济能力的制约，这一风险将最终演化成现实，危机的出现将无法避免。在我国目前，真实的情况恰恰如此—经济发展越是落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越明显，而这正将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引向深入。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使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降低了市场机制的效用，从而使信息缺陷得到加强，而这又将进一步导致主体非理的发生，由此一来，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在所难免。在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脉络上，东部地区渴望继续保持其领先的经济地位，而以往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具有强大的发展后劲。从一段时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在金融深化与创新和金融全球化理论的支撑下，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渴望并最终采取了相关行动，而这极有可能导致多方面的金融风险甚至经济风险。

（三）区域格局失衡致使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承受着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增加国内的需求，即有效增加内需的数量，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滞胀将难以避免。而这样的危险局面是一触即发的，一旦宏观经济出现异样波动，政府就极有可能因鞭长莫及而无能为力，作为区域经济主体的企业便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因此，这些企业大多存在创新能力意愿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的倾向，尤其在我国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企业经营效益的好坏大多要向资金找原因，而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却不愿过问，这又加重了这一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后的破坏力。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如图1所示。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

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主要对策之一，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适时改革和完善财政税收体系，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进行明确划分，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政策倾斜，加大对该类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投入，同时要逐步建立起包括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垄断等现象要进行严厉查处，维护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从区域之间的关系来讲，就是要做到统筹兼顾、抓大不放小，发展较快的省份要积极协助其他地区的发展，并且在区域和流域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和合作等多种方式，建立起长效的经济补偿机制，避免因无序开发导致资源环境的恶化和更为严重的后果。此外，区域本身的发展可以考虑将原本独立，但社会影响相对突出的邻近地区纳入发展规划，进行统一协调和统一管理。

（二）加快外来资本的培植

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进出口贸易上，国内产品的出口受到了明显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各区域政府应该适时转变战略方向，重新制定相关政策，并对现有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变，将原有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自主创新型产业进行转变等。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以往独立、松散的区域关联状态应该被相互之间的合作取代，使合作的可能多于竞争。区域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不但要充分重视自身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还要因地制宜，将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间的发展趋势进行统筹安排，实现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味地抵制外来资本、单纯地扶持本地企业只能适得其反。所以，在对待外来资本的问题上，要在一开始就将外来资本进行根植化和本土化，将其与区域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尤其对那些金融性资本和产业资本，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是发展区域经济的又一良方。

（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区域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最高的经济效率参与市场竞争。为此，各区域政府之间要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指引下，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工作，以此来保证区域合作的矛盾和冲突能得到快速有效地解决。而在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形式选择方面，项目合作和市场机制是两种主要的运作形式，此外还可选择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形式等；在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与手段的运用上，行政干预和市场化手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两者可以分开进行，只选取其中一种，也可以将两者结合，合并使用。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被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主体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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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福荣，田欢.浅谈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J].商场现代化，2009（1）

区域经济方向篇（7）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历程，基本上经历了由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再到统筹发展的三个阶段，实现了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但不能否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和问题，问题之一是其区域横向合作不充分不协调，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原材料大战、价格大战等就是其典型表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爆发的两轮区域经济冲突。2001年，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达到了9．0％以上；2005年，西部地区经济平均增速在l2％以上，超过全国9．9％的平均水平。可就在西部经济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东西部差距却仍然在不断地扩大。西部地区的GDP总量仍然很低，2007年西部12个省区GDP的总和不到4万亿，占全国GDP的17％左右；而东部地区超过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到2007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了西部的2．2倍。从法律制度角度来看，建立完善的促进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

一、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国家立足于区域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在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互补性的基础上，为了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统筹发展，实现各地区共同繁荣进步而制定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全国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不平衡和互补性。国家从行使管理职能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这就产生了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完善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十分必要。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能够有效规范和保障区域合作的顺利实施，促进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实现互通有无和互利双赢，巩固国家的团结和社会稳定。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起源于国家组织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家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组织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主要是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和寻求商品供求平衡。1979年以后，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开始萌芽，主要表现为国家调整了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的相关法律法规。2000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2001年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这两个法律文件对西部大开发的横向协作制度做了全面阐述：在西部大开发中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地区协作和对口支援；在防止重复建设和禁止转移落后技术与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在投资、财政、税收、信贷、经贸、工商、劳动、统计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支持东部、中部企业到西部地区以投资建厂、参加入股、收购兼并、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指导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东西对口支援，进一步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力度，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围绕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发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健全互助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2006年lO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鼓励东部地区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惠互利机制。目前，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建设已经到了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刻。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建构要以塑造区域横向合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为目标，这就决定了该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统筹兼顾决不偏废。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就要大力培育市场机制，构建区域间统一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等，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行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就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国家机构的协调作用。

建立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的目的是对开发活动进行综合协调和统筹规划，主要实现以下功能：一是综合规划功能，即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互补性发展，重组产业布局，调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二是鼓励引导功能，通过立法明确培育区域间统一市场的各种鼓励措施，引导资本、人力和技术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三是限制和预防功能，防止区域经济统筹发展中的短期行为，有效解决特殊区域、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保护和发展问题；限制区域间争夺资源、重复建设等行为，减少政府政策的随意性，使区域经济合作在法律制度安排的引导下有效地推进。

区域经济横向合作法律制度不仅要有效地防止区域经济冲突，更要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形成区域问统一生产要素市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区域协作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决定了该法律制度的创建要从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法律制度和市场培育法律制度两方面人手。

二、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法律制度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落后区域，这一类地区主要是由内部条件如自然条件恶劣、资源匮乏、资金短缺、技术落后造成的；二是萧条区域，这一类地区主要是因为区域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原有的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已相对落后和衰退，而新的主导产业又未建立和壮大起来，从而导致其经济发展陷入萧条的境地。按“地区生产总值”考察：东部10省(市)在全国总量中所占份额过半，按近年(1998—2002)的份额变动分析，所占份额正以年均0．15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提高；中部6省的份额占1／5左右，且以年均0．13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所占份额不足1／5，以前下降幅度较大，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年均下降幅度已缩小到0．117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所占份额不足1／10。按工业总产值分析，东部10省(市)在全国所占份额达2／3，且以年均0．186个百分点的幅度持续提升；中部6个省占全国总量的份额近1／7，且以年均0．167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西部l2省(市、区)占总量的份额1／10强，且以年均0．129个百分点的幅度继续下降_3J。整体来看，区域间经济矛盾还较多，利益分配不够合理，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非均衡发展，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两级调控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的管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区域横向合作协调制度存在缺陷与不足，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区域协调能力较弱，区域协调机制乏力，难以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约束，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区域市场分割严重；另一方面，区域横向合作法律制度立法层次低、程序性规定不完善、基本实体制度缺失，如关于规范区域竞争，推动区际协作方面的规定，目前仅见于国务院在1986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零星的文件，大多数区际关系的协调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构建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域横向合作协调机制法律制度主要是指政府协作法律制度、区域合作市场中介组织参与法律制度等。这部分法律制度主要是在政府转型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在区域横向合作活动中的协调仲裁职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主体，可以由地方政府、社会力量来承担，但中央政府居于主导地位l4J。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指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导致区域经济的法律调控，始终体现着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干预，或者说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主要是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主导，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缩小地区差距。政府在对经济干预过程中，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逐步实现职能转变，应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型政府、从审批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高成本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型政府、从传统型政府转变为现代型政府。为了协调地区的发展，保证区域横向合作计划的有效实施，可以考虑成立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机构和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负责区域经济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导机构可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和区域经济专家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战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并协助解决与相关部门经济政策的协调事宜。学者张可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负责人的级别只有足够地高，才能发挥这个机构的作用。”

区域性的经济协调专业职能机构可由地方政府根据具体需要共同建立，具体解决区域横向合作中产生的专门问题。同时为发挥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作用，应鼓励建立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协调区域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区域性联合经济自治组织应由区域内各类企业自愿参与，代表区域内企业的共同利益，反映企业的共同要求和愿望，沟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加强行业的内部协作关系，搞好区域内企业的自身管理，促进区域性各类企业的共同发展。同时，在立法中明确促进区域经济横向合作的各类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职责和相应法律责任。

三、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

区域横向合作市场培育法律制度可分为区域间统一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培育等法律制度。国家应利用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建立区域性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促进各种劳动要素在区域间市场自由流动。

区域经济方向篇（8）

一、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与主要观点述评。

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经典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以现有资源的稀缺性为视角，对均衡发展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产道重点发展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以此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增长极理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区际经济增长相互传递理论和倒 U 型发展理论等。 但是，实际上，这些理论在指导区域发展实践时，还是会遇到以下问题：

1.缺少非均衡发展的合理界限。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都存在一个主要的缺陷，它们都未能阐述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度”，即非均衡发展的合理界限并不明确。 为此，我们需要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充分的考虑：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均衡发展模式和均衡发展模式之间谁更具有较高的效率。虽然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等领域，难以通过实证分析对此作出回答，但是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却显得至关重要。

2.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存在分歧。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政策主张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这些不一致主要表现在对政府与市场的认识方面。 比如，佩鲁不主张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赫希曼与缪尔达尔则对此持不同的意见；而在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的问题上，赫希曼与缪尔达尔也存在分歧，赫希曼认为，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会减少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缪尔达尔则正好相反。 至于“倒 U 型理论”的支持者们，他们则完全不相信政府的行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3.忽略了均衡发展的积极作用。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都对发展对非均衡的依赖性较为关注，在这些理论看来，无论区域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非均衡发展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模式和未来趋势，对均衡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不重视。

二、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路径特征。

1.部分区域在产业的带动下率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国外的发展实践看，区域经济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够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区域间的分工和合作关系紧密。

2.区域经济在资源限制下“无弹性”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能否得到快速的变化，是与人的主观意志无关的。在东部沿海和南方一些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资源上的限制，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时间未能完成实质上的突破。

三、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1.要 素 区际 单 项 流 动和 极 化 效 应 使 区域经济向 “非 均 衡 ”方向倾斜。

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对东部地区给予的资金与政策上的倾斜是有较大力度的，这不但直接的导致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极大改善，还使得中、西部的人才、资金等可以流动的要素大规模的向东部地区转移，一些东部的省份或者城市已经成为“知识输入型”和“资本输入型”的双型区域，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极化效应十分明显，同时也直接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持续扩大。虽然这种极化效应会在中西部资源向东部流动的同时，产生一定的“回波效应”，但这种效应对西部地区而言实际上是消极的和负面的。

2.自 然 资 源 和 经济 基 础 差 异 促 使 区域经济向 非 均 衡 的方 向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东部一些地区已经能够完成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而一些位于西部的地区却由于能源、交通等成本相对较高，处于经济发展的下风。 此外，由于自然资源的限制，西部地区的一些省份（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国有重工业为主，而东部地区则在利用西部地区煤炭、天然气等资源的基础上，全面构建起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加大，即便有一些地区在“倾斜式”生产方式的作用下获得了暂时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还是好于西部地区的预期。

3.经济边界的分割默认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行政区划形成的空间边界的阻碍， 多年来，这种行政区划对经济边界的分割状态对区域经济的空间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是以当代的眼光进行审视，由此导致的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还是理由充分的。即使同处于同一个省区内的邻近县域或者县域之间，其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成效也可能差异巨大。

四、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构想与实现。

1.建立完善区域经济的分层调控体系。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是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协调发展，就需要优化经济管理权限的划分模式， 强调全国的统一性和区域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区域内地方政府是一级行政机构，在行政指令、经济杠杆和政策法规等方面具有直接的调控权，在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等方面，其权威性与操作性不容置疑。为此，需要在不同的区域内最大限度的实现经济互补与分工协作， 促进横向经济联合，充分的发挥区域经济的增长优势，促进区域的产业化和结构的优化。

2.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家产业政策结合。

区域经济方向篇（9）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综述

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到2006年7月底,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言而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既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打破地域界限,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区域经济方向篇（10）

一

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地域内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经济运行方式。构成区域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1)以一定的经济区为依托；(2)以一定的地域分工为基础；(3)以有限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为基本内容；(4)以各种资源要素间、产业间和地域间的经济技术、市场供求为联系的基本纽带。

区域经济需要政府以市场经济机制为基础，按照要素流动和利益相关的客观要求去选择区域发展战略。同时，由于区域经济是在跨行政区划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更需要相关的地方政府提出和执行有利于跨省区要素流动的各项政策，甚至实行打破行政区界的经济管理机制。只有在区域内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更合理、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也出现了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多次变革。就在这种经济体制转轨、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内在要求与事实上的行政区经济的强化的冲突日益突显。

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扩大，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权利主体的地位开始崛起，如果把市场的健康发育看成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则是强化行政区经济的主导变量。在内生变量作用不力的情况下，政府权力便显得至关重要。

在中央放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和调控手段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致使地方政府的经济权限产生了“放大效应”。地方政府的变异行为，导致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

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和现象不断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出现，大大加剧了建立区域市场的难度。在地区差距存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和产业发展的主体，为“保护”自身利益通常采取一种“理性行为”——实行地方保护，保护本地市场，使本地利益最大化。

地方保护主义主要反映在地方政府对区际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的行政性的不合理干预上，其具体表现是，在市场容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合理地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限制外地产品流入本地市场或限制资源商品、初级产品流出本地市场；运用经济政策倾斜、强化经济杠杆等手段，鼓励当地产品扩张市场容量，希图通过本地产品的扩张销售，最终实现本地企业利税的增长，抬高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甚至实行全面干预，画地为牢，层层设卡，对商品流通进行“超经济强制性”封锁。这种与市场经济背道而弛的地方主义行为，加剧了市场割据，对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了极大障碍。

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是行政性关系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占上风的结果，它缘于地方政府自主权的膨胀。在经济转轨时期，一方面，中央企图通过创造市场机制，强化市场导向的方式，给企业放权，逐步实现微观生产经营决策权从政府向企业的转移；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长期以来就已存在的父子依赖关系等等，随着中央将一大批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配力量。由此相应地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经济关系的冲突：一是以区域为利益主体，超越行政区划界限的市场性关系；另一是以地方政府为利益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行政性关系。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两种关系一直处于较量和交锋中，地方保护主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产物。

鉴于在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权限的不断膨胀，已严重影响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形成发展，中央政府从90年代起就开始了中央权力再集中的尝试。开始时，中央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原有的计划程序与行政手段，调整和限制地方政府的权限，从而将一部分权限再集中到中央手中，另一部分权限则下放到企业手中，以达到削弱地方政府的目的。中央的作为遭到地方政府的抵触，地方政府拒绝交出已经得到的权限。1994年以后，地方政府的行为重点从市场封锁转移到反宏观调控上来。地方政府的反宏观调控行为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一种“反政策”。

地方政府反宏观调控行为在实质上反映了新形势下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格局。主要表现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地狭隘利益出发对中央政府在投资与政策上进行讨价还价，曲解、变通甚至阻隔中央的宏观政策，使中央宏观政策在地区实施中受阻。如在财政上，一些地方政府随意扩大税收减免范围，放松对企业的财务监督，从而人为地造成财政收入下降；以基金等形式大搞预算外资金，使预算外资金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等。在金融上，地方政府直接干预贷款，订高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倒逼人民银行；违章进行集资；发行地方债券；乱设非金融机构；利用政策性贷款混水摸鱼；授意、允许企业挪用流动资金贷款，允许公款私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就是宏观调控。在目前市场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更是起到双重的作用：既要弥补市场缺陷，充当市场校正器的角色；又要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健全，做区域市场的保护伞和助推器。因此，地方政府反宏观调控行为从根本上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它导致了地方割据，阻碍了区域内部的整合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协调。如果说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在横向上对区域市场分割的话，那么，反宏观调控行为则是地方政府在纵向上对经济权限的割据，它们都具有经济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特征。地方政府的这种反宏观调控行为，缘于政策导向上的缺陷以及地方政府对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不当追求，是地方政府和权利阶层“寻租”活动的外在化表现。

地方政府的反宏观调控行为，如果放在区域经济的背景环境下来考察的话，可以看作是在行政性关系与市场性关系的较量过程中，行政性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这表明，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权力的过大，会导致其行为的失范，市场经济扭曲为权力经济，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的互补不可能自动实现，两者以什么方式耦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存在方式与行为方式，特别是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只有地方政府及时转换角色，它才能对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的角色创新具体表现在：

(1)地方政府应当成为区域性调控主体。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资源条件、社会和经济特点都具有较大差异，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极不平衡，因此，中央不可能像地方政府那样对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了解得那么清楚。如果由中央实行统一调控，不仅难度大，效果差，还会降低中央调控的权威性，所以应当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在区域层面自主调控的必要性。而在区域调控方面，地方政府也确实比中央政府更具备有利条件，不仅熟悉本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而且可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保持本区域经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应当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强调中央对全国市场的宏观调控时，也有必要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区域调控权，使地方政府调控成为介于中央宏观调控与以经济杠杆为手段所进行的间接调控之间的中间环节，统一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2)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当成为区域内制度变革的主体。在大一统体制下，实行什么政策、怎么实行政策统统由中央说了算。分权使得各地方政府开始有机会进行种种政策试验，从而更可能出现别开生面的思路和做法，促进新制度的传播和采纳。特别在我国区域经济尚在摸索阶段时，地方政府更应积极主动地着手进行制度创新。

总之，角色创新是地方政府行为优化的首要前提。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应当尽快转变政府观念，尽可能地减少对微观经济的行政性干预，同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成为在区域这个中观层面上的调控主体以及制度变革主体。

二

市场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在未来市场竞争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将越来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若要对区域市场真正起到推动和校正作用，有赖于它积极主动地履行制度创新的职能。

1区域市场机制的创新

根据我国目前区域市场发育迟缓的现状，地方政府所要推进的区域市场机制创新主要有：(1)通过培育区域共同市场，建立起区域内统一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并与全国统一市场相接轨。区域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应当先于全国统一市场，首先是在经济范围内建立以城市为中心、开放式、竞争型的区域市场，然后才能构成全国共同市场。因此，只有通过地方政府去实现区域内部的整合、协调区际关系，才能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区域内，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突破不合理的经营分工界限，建立起城乡市场开通、各地区之间物流畅通的区域共同市场；并进而打破区域内外的分割，加强区域市场之间的协调，从而最终走向统一市场。(2)区域市场机制的培育最重要的是使地方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中撤离，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企业走向区域市场创造条件，在区域市场内能够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3)区域内的各个地方政府应当根据本区域的市场化进程，共同制订出有效的区域市场交易规则，完善区域市场竞争秩序制度。地方政府不仅要对市场竞争作出法律规范，还要对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作出法律规范，保障地方政府只能依法维持市场竞争秩序。

2区域调控机制的创新

我国的区域经济必须由政府的有力干预和宏观调控加以规范和推动，才能在利益、规模和产业结构方面得到合理的调整，因此建立区域调控机制已成为必要的议程。

区域调控是地方政府为了克服市场缺陷而在一定限度内对市场运行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职能。区域调控既要兼顾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相对平衡，使地区差距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又要确保资源向效率的配置和区域经济潜力。作为区域经济的调节者，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立法、财政、金融等间接经济手段而不是直接的行政手段来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在一个区域内部，各个地方政府除了具体执行中央制定的各项经济法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外，还应该共同研究和制定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编制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和有关的专门规划；应当有权在一定的范围内补充制定区域性的经济法规，如对中央的区域政策制定实施细则，或从本区域出发，在不违背中央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制定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的其他法规；地方政府还应当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积极推动跨行政区产业重组；同时，要进一步做好财政包干制向分税制的转变，避免地方政府在着手区域调控时缺乏相应的财力后盾。

3区际横向联合机制的创新

区域间的横向联合，其根本动因在于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差异以及比较优势的存在。区域经济的横向联合，有利于突破生产力要素流动的行政性障碍。在条块分割的条件下，区域内企业难以借助区域外部的生产条件，来克服资金、技术制约。而横向经济联合将企业从某部分某地区内孤立的一点变成了区域经济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从而使生产要素得以重新优化组合。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互利互惠原则出发，各地方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按市场原则处理相互关系，组建企业集团；废除造成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规定，从税收、财政、信贷、计划、物资、外贸等方面，对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政策进一步加以完善；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合作各方的利益；巩固已有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争取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形成开放型区域市场；较发达地区还应当主动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转让和联合、联营、合作等形式，促进和带动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资源与市场的互补。同时，在横向联合管理上，各地方政府还应当加强联合项目决策的可行性研究，并督促项目的执行。

4区际利益协调机制的创新

在横向联合中，由于各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难免会出现区际利益分配的不均。为减少地区间的经济摩擦，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对关系到区域经济全局、非一个行政区划所能解决的若干重大经济问题，如能源、交通、新兴工业、江河治理等，应通过各地方政府的相互协商和对话，合理地制定相关政策，统一安排部署，以协调各方利益，从而实现区域经济整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