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分类篇（1）

中图分类号：FD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0-012-07

当代社会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十分复杂，除了物质资料之外，还有大量的非物质资料，包括各种服务、科学技术产品和人力资源。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具有不可磨灭的科学意义，但是难以全面反映当代社会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可以也应当结合当代经济实际予以拓展。本文拟在两大部类划分基础上进行三大部类划分，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些问题。

一、马克思对两大部类划分的科学意义和局限

社会生产三大部类划分基于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为了论述三大部类划分问题，有必要分析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的科学意义和局限。

1.两大部类划分的科学意义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Ⅰ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Ⅱ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拥有的所有不同生产部门，总合起来都形成一个单一的大的生产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从这些论断可以看出，两大部类划分实际上在逻辑上包含两次具有递进关系的分类：首先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揭示其用途差异；之后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进而划分出涵盖社会总产品生产的两大部类。马克思所讲的商品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生活消费的形式差别，就是商品的两种不同用途，构成划分标准或根据。无论各种商品多么复杂，其基本用途无非是两种：一是用来满足生产消费需要；二是用来满足生活消费需要，或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创造某些条件。这一划分标准是客观存在的，永远不会失效。马克思在两大部类划分基础上研究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说明了两大部类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揭示了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规律。

2.两大部类划分的局限：未涵盖非物质资料

毋庸讳言，两大部类划分存在一定的局限，主要是划分对象只包括物质资料及其生产活动，未能涵盖非物质资料及其生产活动。这里所讲的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是从经济学意义上对社会总产品的一种分类。物质资料是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内的物质产品；非物质资料是指除了物质资料之外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在哲学中，物质是指客观实在，作为社会生产结果的非物质资料也属于物质范畴。因此，无论是物质资料还是非物质资料，都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具体形态和使用价值确有差别。物质资料一般都具有直观的物理特征，通常是实物产品，靠其物质技术性能来满足生产或生活需要；非物质资料则不一定具有直观的物理特征，有些虽然以一定的实物为载体，但其使用价值主要不在于这种实物的物质技术性能如何，而在于寄存于这种实物的非物质资料的社会经济功能。

虽然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总生产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他也充分肯定了交通运输等服务具有生产劳动性质，教育培训、科学技术研究和艺术创作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具体劳动形式。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非物质资料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例较小。为了便于分析社会再生产过程，马克思撇开了非物质资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在现代社会总产品和总生产中，非物质资料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种类也日益繁多，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各种知识性产品，包括科技产品、信息产品、艺术产品等。知识性产品内容主要是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艺术形象，其物质载体和传播媒介主要是各种试验模型和样品、书刊（论文、著作）、报章、电视广播、信息网络、学术报告和演出活动等。第二，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表现为经过教育培训所形成的劳动技能。第三，各种服务或劳务，通常以活劳动形式提供，包括交通运输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等。在市场经济中，这些非物质资料作为劳动成果参加交换，从而具有商品属性和价值。表1反应了当代部分西方国家按价值计算的社会总产品中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所占比重，表1中各国非物质资料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例大约在40-50%之间。为了全面认识整个社会的产品生产结构，必须把非物质资料和物质资料结合起来考察。

非物质资料的最终用途大体也可以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例如，有些服务和知识性产品用于生产其他产品，和生产资料的用途相似；还有些用于直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生活资料的用途相似；劳动力也是在不同部门分别用于生产各种产品和直接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如果把各种非物质资料纳入社会总产品，允许改变两大部类的内涵和外延，则有两种方法可以在不增加新部类的条件下进行重新划分。第一种方法：以社会总产品的不同用途为标准，将用于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非物质资料分别计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即第一部类包括供生产消费的各种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第二部类包括供生活消费的各种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这样两大部类的外延就扩大了，可以穷尽全部社会产品。第二种方法：以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的划分为基础，将物质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称为第一部类，将非物质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称为第二部类。这样两大部类的内涵就改变了，也可以穷尽全部社会产品。尽管这两种方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未必可取。

上述第一种方法扩大了两大部类的外延，按非物质资料的用途差异分别划入两大部类。其中生产和消费分别划入两个部类还算可以理解，但是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源作为非物质资料无论划入第一部类，还是划入第二部类，都显得不恰当。上述第二种方法改变了两大部类概念的内涵，把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分别称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物质资料成了一个部类。历史唯物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划分对物质资料生产来讲是严谨而适用的，有它特定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宜改变。为了既坚持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划分，又全面反映当代社会生产结构，所以在两大部类划分基础上引入第三部类概念，实行三大部类划分。

二、三大部类的划分对象和方法

在两大部类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三大部类划分，扩大了划分对象，改进了划分方法。

1.国内外学者对三大部类划分的探索

国内外一些学者探讨了三大部类划分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观点，但是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德国学者罗莎·卢森堡（1913）认为交换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划分对象，并将其生产称为第三部类，同马克思所讲的第一、二部类并列。对社会生产部类结构的划分不仅要考虑各部类的特殊性，而且要看到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趋势。虽然交换手段同一般物质资料相比有其特殊性，但是它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远远不足以同第一、二部类相并列，况且这种划分仍然把大量的非物质资料排除在三部类之外，不能穷尽社会全部产品。在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货币等交换手段发挥交换媒介作用，属于金融服务工具，一般不进行独立买卖，其印制和发行活动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部类。

比利时学者曼德尔（1972）把生产破坏手段的军火工业称为第三部类，同两大部类并列。军工产品特别是各种武器的用途的确比较特殊，看起来既不是用于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也不是用于满足民用产品生产需要。但是，撇开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不说（不属于经济活动），各国的军工产品主要是用于国防建设，目的在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安全，抵御外来侵略，保卫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如果把各种军工产品纳入社会总产品范围，那么它们的用途也存在差异，可以比照民用产品的用途差异把它们分别划入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一个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武器装备是形成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因素，它对形成军队战斗力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一般民用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因此这类军工产品的生产可以划人第一部类；军用食品、服装等产品是用于满足军队官兵的生活需要，可归入第二部类。一些国家允许私人买卖和持有枪支，这些枪支用于满足私人某种特殊消费需要，属于特殊用品，因此可以划入第二部类。至于这些枪支被用于谋杀和破坏活动，不能成为把它们划为社会生产一个独立部类的理由，正如一些民用刀具被用于谋杀和破坏活动，不能成为把它们划为一个独立部类的理由一样。

罗劲柏、何祚庥（1981）认为，应当在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基础上增加一个以科学、教育等信息生产为主的服务部类。这是国内学者较早提出的三大部类划分的观点，包含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对三大部类划分还是原则性的和粗线条的，未得到广泛认同。宋则行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划分的框架内，把第一部类划分为投资品和中间产品两个部类，并同消费资料部类并列为三个部类。他还把各种消费纳入第二部类，把生产纳入中间产品生产即所谓第三部类。这样划分的依据似乎有点乱，也看不出有多大实际意义。刘庆都、顾宝孚等人将西方学者提出的三次产业划分中的第三产业称为第三部类，同第一、二部类并列。问题在于，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两组概念内涵外延均不一致，直接把第三产业称为第三部类在逻辑上不够严密。

2.三大部类划分的产品对象和产业对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两大部类划分是从各种产品分类递进到产业或生产部门的分类。在两大部类划分基础上进行三大部类划分，理应涵盖所有产品的生产和产业。

一定时空范围内全体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的各种产品和服务称为社会总产品，除了包括各种物质资料之外，还应涵盖各种非物质资料，由此构成三大部类划分的社会产品。例如，一个国家全体从业人员一年内生产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从物质形态上看，各种产品和服务千差万别，难以用统一单位来计量。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各种用于交换的产品和服务都具有价值，可以用统一的货币单位计量。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国内生产总值，能够从价值形态上近似反映社会总产品数量。下文将采用一定的方法分析三大部类的产品价值，计算它们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

一定时空范围内所有产业的生产活动构成社会总生产，包括各种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即除了传统农业、工业、建筑业之外，还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和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医疗卫生等部门。这些部门的总和构成三大部类划分的产业对象。

由于现代社会生产分工非常复杂，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产品和产业分类往往不一致。一个产业或行业可以生产属于不同部类的产品，一种产品可以由不同产业或行业来生产。例如，种植业提供的绝大部分产品最终是供人们消费的，从这些产品的产供销完整过程来看，最终表现为消费资料，因此可以把它们划入第二部类；当然，少数种植产品作为工业原材料使用，属于第一部类。又如，煤炭采掘业的产品大部分是作为能源和化工原料使用，属于第一部类；少量煤炭作为消费资料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属于第二部类。尽管产品和行业划分不一致，但是从理论上讲，各种产品的实际用途是有明显差异的，可以实行严格分类；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活动进行相应划分，这样就把生产各种产品的部门或行业纳入划分的产业对象。从价值形态上可以对不同产品和产业进行三大部类划分。

3.三大部类的产品和行业构成

概括地说，第一部类是指进入生产消费的物质资料产品及其生产部门或行业，采掘、冶金、重型机器、石油化工、工业用电和建筑、农用生产资料等行业属于该部类；第二部类是指进入人们生活消费的非物质资料的产品及其生产部门或行业，种养殖业、食品加工、饮食业、纺织和服装业、民用电力和住宅建设、日用工业品等行业属于该部类；第三部类是指进入生产消费或生活消费的非物质资料产品和服务及其生产部门或行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和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医疗卫生、体育等行业属于该部类。为明确起见，将三大部类及其所包含的产品和行业列成表2。

4.三大部类划分的逻辑方法问题

如果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其他产品，分别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部类，在逻辑上是严密的。但是三大部类划分实际上蕴涵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另一个层次是把物质资料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样把两个层次的划分结果排列为第一、第二、第三部类，从形式逻辑上看似乎不符合划分根据要同一的传统规则。

形式逻辑作为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处于发展之中，它的某些结论包括划分规则并非一成不变。在科学研究中有一种跨层次划分法，为了既反映某种事物的全体对象，又突出其层次性，允许把不同层次划分结果排列为一个序列。例如，生物学对地球上数百万种生物的分类就有多种方法，其中一种较有影响的分类方法称为“五界系统”，将全部生物分为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两大类，其中原核生物为一界，真核生物分为四界，即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这四界同原核生物并列为五界。同样道理，三大部类包含两个层次划分，但是各部类外延界限分明，并不交叉，能够清晰反映现代社会商品生产结构。

三、三大部类与三次产业划分的比较

三大部类划分有何意义？这个问题通过上文对两大部类划分局限的分析已经得到部分说明，下面再通过同三次产业划分比较进一步加以分析。

1.三次产业划分的局限性

三次产业划分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于1935年提出来的，他把人类生产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农牧业、工业、服务和科教文卫为主要标志，以此为依据划分三次产业。这种划分算不上严谨。如果说第一、二产业在历史上出现次序有先后之分，产品加工深度有级别不同，那么第二、三产业内部许多行业之间则没有这种差别。第三产业所包括的行业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并不一致，其中有些行业如商业、饮食业在历史上出现比第二产业中的某些行业要早得多，也并不从事深度加工。因此，笼统地讲第三产业在历史上出现晚于第一、二产业，或者加工度大于第一、二产业，未必确切。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有的只占1～2个百分点，同第二、三产业极不相称，第三产业中的许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超过第一产业。一些新兴产业逐步出现，被称为第四、第五产业。例如，王树林（1996）把精神产品及其生产活动称为第四产业，包括科学研究、教育、信息服务、文化等部门，列入第一、二、三次产业之后。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也表明三次产业划分是有局限的。尽管如此，三次产业划分毕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生产结构，同两大部类划分相比有一定长处，所以被人们广泛接受。

2.三大部类与三次产业划分的区别

三大部类划分和三次产业划分的主要区别有两点：（1）两种划分的理论基础和根据不同。三大部类的划分以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划分为基础，以现代社会总产品的用途和物质形态差别为划分根据。它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划分后递进到对国民经济部门的划分。与此不同，三次产业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社会经济各部门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及其生产特点所进行的划分，它不需要以对产品的划分为前提。（2）两种划分的结果有明显不同。第一部类的少数行业属于第一产业，多数行业属于第二产业；第二部类的少数行业属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多数行业属于第二产业；第三部类和第三产业包括一些相同的行业，但二者在外延上有差别。例如，餐饮业为消费者提供食品，按三大部类的划分应当属于第二部类，按三次产业划分属于第三产业。又如，房产业的主要产品是各种住房，应当属于第二部类，但是按照三次产业划分属于第三产业。

3.三大部类划分的优点和意义

同三次产业划分相比，三大部类划分的优点在于划分标准永恒适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划分结果完全周延，穷尽全部对象，不论将来出现多少新产品和新行业，都可以划入三大部类中的某个部类。

首先，三大部类是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进而将物质资料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样就保证涵盖全部社会产品——任何产品要么属于物质资料，要么属于非物质资料。划分对象没有任何遗漏，划分标准永远不会过时。

其次，三大部类划分将社会产品用途大体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完全符合实际。社会产品主要是用来满足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最终应当用来满足人们的正常生活需要。只有这样，生产才是合理的。如果一个社会投入大量资源生产某些产品，不是用来满足人民的正常生活需要，而是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乃至发动侵略战争，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持久发展；这样的活动不属于正常的生产活动，因而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

再次，三大部类划分根据各种产品的物质形态和用途的差别进行产业分类，把产品、产业和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确立了判断生产结构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各行各业是在漫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不可能像理论上对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划分那样泾渭分明。但社会生产必须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社会需要的是各种产品和服务，由此才产生相应的生产部门。判断社会生产结构究竟是否同社会需要相适应，最终要看社会产品结构状况。三大部类的划分是根据社会产品结构来划分社会生产结构，这有利于根据社会产品同社会需要相适应的程度来判断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合理。

最后，三大部类的划分拓展了马克思对两大部类的划分，全面反映了社会产品和生产结构，有利于坚持、发展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研究国民经济结构演化规律，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奠定更加完整的理论基础。

四、三大部类结构调整：以中国的情况为例

目前国内外没有按照三大部类划分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因此缺乏三大部类统计资料。下面根据现有统计资料来估算和分析中国三大部类结构，并探讨相关问题。这样做既是对三大部类划分结果的检验，也是对相关结论的一种应用。

1.中国三大部类结构

按照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社会总产品数量或社会生产总量。从目前的统计资料来看，第二部类的产品即消费资料可以由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的主要项目之和来反映，包括食品类支出、衣着类支出、居住类支出和用品类支出等项目。虽然三次产业划分与三大部类划分不同，但是因为缺乏三大部类统计资料，可以利用第三产业的某些统计资料来估算第三部类产出。根据第三部类与第三产业中多数行业相同的特点，从第三产业的产出中扣除不属于第三部类的产出，加上属于第三部类的产出，就是第三部类的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第二、三部类产品价值，剩余部分大体反映第一部类产品价值。

表3反映了2005-2011年中国三大部类按增加值估算的产出。表中第二部类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食品类支出、衣着类支出、居住类支出和用品类支出之和，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该部类产出；第一部类和第三部类数据按照前述方法估算，虽然可能有误差，但是也大体符合实际。

表4反映了2005-2011年中国三大部类结构，第一部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37.66%下降到36.99%，第二部类由24.09%下降到21.60%，第三部类由38.24%上升到41.41%。三大部类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不同，但是7年间各部类和各产业比重升降幅度大体相近。

2.调整和优化三大部类结构

（1）力求三大部类全面协调发展。三大部类结构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三大部类结构是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应当努力实现三大部类协调发展。为此，要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深入研究三大部类演化规律，用于指导三大部类结构调整。西方国家近代工业化期间，第一部类比重一度接近乃至在部分年份超过第二部类，但是绝大多数年份第二部类比重大于第一部类；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第三部类比重逐步上升，分别超过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第三部类比重最大，其次是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比重最小。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第一部类比重大于第二部类，第三部类比重大于第一部类。在现阶段，必须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调整三大部类结构，理顺三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系，保持协调均衡发展。

社会经济分类篇（2）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促使人力资本论在经济增长中的主流地位逐步超越资本决定论以及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源已成为日益重要的新经济增长源。当今世界的发展、变革正在加快，广东亦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需要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同时，在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对人才禀赋的需求亦将提出新的要求。

1 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率先在全国推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GDP年均增长13.7%，2009年，全省实现GDP39081.59亿元，占全国的1/8。

经济发展机制从粗放投入式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当前，广东正在大力推进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组织实施“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发展战略，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正逐渐丧失原有的成本优势，落后产能不断被淘汰和转移。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29.8∶46.6∶23.6演变到1997年的12.6∶47.6∶39.8，2007年进一步调整为5.7∶52.0：42.3，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一三”格局转变为“二三一”格局。第二产业企业众多，已形成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石油化工、森工造纸、医药、汽车九大支柱产业。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8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6833亿美元，占全国的1/4，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经贸关系，前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100多个，世界500强企业有近200家在广东设立了近700家企业，外商驻粤代表机构3000多家。

人口和经济要素高度聚集。形成了一批富有时代气息又具岭南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我国三大城镇密集地区之一。

2 广东省工商管理类人才现状

工商管理类人才具备工商管理前沿理论和专业实用技能，能通过运用现代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经营决策和有效管理。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对工商管理人才的需要，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从输入学校培养到输出社会供应，以及在社会中的工作现状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1 人才培养现状

人才培养规模形成大专本科占绝对规模、中专逐步缩减、研究生人才不足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目前，工商管理类本科专业点不仅分布在财经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理工类、农医类院校也设有工商管理类专业。1998年以来，全国大中专院校扩招，学生规模大幅度增长，但不同学历人才培养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中专规模逐渐缩减，大专和本科教育规模大幅度增加，占人才培养的绝对比例，博士、硕士因专才和个性化的培养目标，规模远小于社会需求。

人才培养质量呈现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现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的发展，专任教师队伍数量逐年增加，且增速不断加快。但是，相对学生规模增长，专任教师数量相对不足，并且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师在实践经历、国际交流经历、学位层次等方面存在不足。从学生自身来说，学生专业实习经历严重不足，且在专业实习中的实践能力提升方面缺乏主动性和有效性。

2.2 社会输出规模

随着大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工商管理类人才不断输入社会，总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但由于工商管理专业在我国开始招生培养时间较短，以全日制培养的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工商管理类人才规模总量较少，且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20~30岁，以企业基层和中层占据绝大部分，企业中高层工商管理类人才较多以在职进修获得工商管理类专业毕业学历，高层次专业人才明显不足。

然而，同我国其他省份相比，由于广东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全国工商管理类人才涌进广东逐年增加，形成人力资源大省，但是，这还够不上人力资源强省。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学历方面来看，广东企业的情况并不佳，只有40%的董事长具有本科学历，硕士层次仅为8%；总经理本科学历占52%，硕士层次仅为9%，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工商管理类专业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比例更小。

2.3 人才结构和分布

随着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中，近年，广东工商管理学历结构不断优化，大专以上学历人才占人才总量的比例明显提高，人才分布呈现区域集中、产业合理、行业广泛的现状。

从人才分布区域来看，广东近年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人才市场为龙头，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地区人才市场为支撑的人才市场网络体系。工商管理类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二级城市较缺乏，县域、城镇更是难以吸引、留住人才。

从人才分布产业来看，人才在产业中的分布结构日趋合理，各类人才有序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转移；不同所有制的人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非公有经济工商管理人才占全省人才总量比重约50%，与非公有经济对GDP总量的贡献呈对应关系；本科以上工商管理类人才主要在大型企业中，中小企业和工厂工商管理类人才比例较低。

从人才分布行业来看，行政机关，农、林、牧、渔、水利，工业，地质普查和勘探，建筑机构，交通运输，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金融保险等均有分布。

3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对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及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资源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国家2010—2020年中长期人才规划提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必须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以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以战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快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和一支高水平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根据这一规划，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人才规划进一步提出经营管理类人才的需求规模，即到2015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3500万人。到2020年，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达到4200万人，培养造就100名左右能够引领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的战略企业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际化人才总量达到4万人左右；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通过竞争性方式选聘比例达到50%。

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一直领先国内各省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广东对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数量不断增多，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然而，传统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传承轻创新、重单一型轻复合型与研究型，已落后于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逐渐显现出众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3.1 需求数量

近年来，在实际招聘的各科类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招收工商管理类专业本科毕业生比例相对较高，招聘企业数和招聘职位数每年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今后发展中，社会需求意愿仍然较强，91%的单位表示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会有招聘意愿。

但是，从各层次人才供应数量来看，低学历、低技能人才数量供大于求，高学历人才供不应求，据南方人才网数据统计，本科、专科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模远远大于需求规模。2010年1月到6月，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才供求比分别为3.07∶1、2.47∶1、3.69∶1、2.00∶1、2.80∶1、2.44∶1，人才总体呈现供过于求局面。其中，行政、人事类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才供过于求的现象，财务类、贸易类人才供过于求现象也较为凸显。然而，博士、硕士人才的培养规模均小于需求规模。

3.2 需求范围

从不同性质单位看，广东省近年对工商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以企业招聘比例较高；从不同规模单位看，大型用人单位招聘比例相对较高；从区域来看，珠三角对高层次人才需求较大，粤东、粤西、粤北等经济较落后地区对大中专人才需求巨大。

近年来，随着珠三角经济圈的迅猛发展，人才竞争激烈、流动频繁。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商管理类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发达地区人才多，边远山区人才稀少，广东省70%以上产业人才集中在珠三角，而占全省土地面积65%的山区产业人才比例很低。

3.3 需求层次和方向

从层次和院校看，本科人才仍是需求主体，重点院校毕业生更受欢迎，用人单位较重视人才的综合素质、实际能力和专业知识。从需求方向看，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等管理方向需求较多，但由于近年来各大中专院校的不断扩招，供大于求的现象明显存在。

根据需求层次和方向，工商管理类人才的需求更加注重的是综合型人才，包括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工商管理类人才的培养缺少个性化，同时，缺少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各类毕业生共性趋同，特色优势不足，人才类型单一，尤其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4 广东工商管理类人才资源开发的建议

当前，广东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加快传统优势主导产业改造升级步伐，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提升产业层次，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这一时期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打破产业发展的传统路径，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突出国际化优势，在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改善自己的分工地位，最终提升广东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这对广东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1 工商管理类人才的培育向高端转变

高等和职业教育学校需要密切关注广东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广东的产业发展为导向，适应经济转型前后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培养能够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围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专业链，建立一个开放性的专业调整系统，形成与支柱产业、优势产业相适应的特色专业体系。

4.2 以创新教育模式培育高端工商管理类人才

广东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不断创新，这需要有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高等和职业教育必须打破僵化的发展模式，走持续发展、创新发展的道路，即创新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模式，实施市场化战略、品牌化战略和内涵化战略进行人才的培养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4.3 走特色教育之路培育高端区域性工商管理类人才

广东具有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工商管理类人才必须体现区域经济支柱产业发展的需要，体现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体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素质的综合要求。因此，要遵循“发展需要驱动”规则，以市场为导向，针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创新专业设置，培养企业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实施市场化战略。

参考文献：

［1］张仁寿，覃梓盛.产业结构演变与高技能人才供求关系研究——高技能人才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评价［J］.经济理论研究，2009(12)

社会经济分类篇（3）

AbstractThe oneofthebest methodsto scientifically sustainable improve the society's productive forces isexactlyforeseeing thefuture economy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the future society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e world. This will made the peopleknow the future in advance and prepare to fit the future .Then, the people won't go a zigzag path .On the basis of thetheory--“Thehumanbeing'ssocietygenerally exists six kinds of 'economy composition' and six kinds of'society composition'“ pointed out by me before(referred to my paper “The human being's society generally exists six kinds of 'economy composition' and six kinds of 'society composition'“),thearticlewill showclearlytheworld'seconomy development prospect in future --the higherstage oftheknowledge economyandthe 'wisdom economy 'or 'ability economy' in the future “wisdom economy“or“ability economy “timesand the world's society developmentprospectin future --the higher stage of the socialism society or “the realsocialismsociety “andthen the idealest communism society saidbyMarx.

由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与人类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通过详细考察、研究人力资源中的生理或体力资源、普通知识资源和智慧资源（主要表现为能力）以及其它社会资源--人们的血缘关系背景或家族背景或家庭背景或知识背景或特殊人关系背景或组织之间的特殊公共关系背景或“背景资源”、权力或职务或身份或“权力资源”以及“财富或金钱或资本资源”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社会对经济发展所做贡献的情况，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总的说来，社会经济的主流是:“体力经济”逐渐被“背景经济”取代，“背景经济”逐渐被“权力经济”取代，“权力经济”逐渐被“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取代，“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逐渐被知识经济取代，依此类推，知识经济必将逐渐被“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取代。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又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总的说来，社会发展的主流是:“体力社会”逐渐被“背景社会”取代，“背景社会”逐渐被“权力社会”取代，“权力社会”逐渐被“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社会”取代，“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社会”逐渐被“知识社会”取代，依此类推，“知识社会”必将逐渐被未来的“智慧社会”或“能力社会”取代。显然，上述规律性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上述规律性的存在不仅可使我们窥探到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高级阶段的知识经济和未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全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壮丽图景--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为主流经济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信息社会或当前我国一些理论工作者所说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本文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过去和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预科或预备或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知识经济在未来将如何发展？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或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信息社会或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之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什么情况下到来？了解这些对我们了解未来、主动适应未来，立足现在、把握未来，做到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少走弯路、科学持续地促进社会生产力是有极大帮助的！

由于人们当前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普遍都还不是很高，人们的创造力或专业工作能力的潜力普遍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因此，当前的知识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知识经济的巨大威力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因此，知识经济的高级阶段必然会充分挖掘人们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知识型智慧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资源大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或创造力或专业工作能力）。这就是知识经济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人际关系能力和综合实际能力（包括专业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两种能力）必将随着人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的提高而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人际关系能力和综合实际能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代创造力和专业工作能力之于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性的！只有到了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际关系能力和综合实际能力才可能取代创造力和专业工作能力的最重要地位而一举成为未来时代的一种时代象征！可以预见，随着二十一世纪人类全球性大规模“智慧浪潮”和随后的“潜能开潮”的到来，人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必将大幅度提高，知识经济必将更加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达到它的光辉顶点！当然，这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但我们且拭目以待！

根据本人提出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的新经济学基本理论（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人们的普通知识或普通信息资源和由之产生的信息型智慧资源以及知识--信息型智慧资源创造的那部分经济。由于智慧的本质是信息，因此，“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本质是信息经济。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由于人们的综合实际能力（包涵专业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创造出的各种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贡献最大，因此，“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是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和主流经济。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们不仅可以以传统的货币资金、机器设备、厂房等物质财富入股，更主要的是还可以以无形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入股形成精神资本--“智慧资本”或'“能力资本”。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真正创造“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经济价值的主要是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而其它经济资源（包括未来的普通科学技术）对“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则不会有直接的贡献，其它经济资源对“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贡献，只能通过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对“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直接贡献来间接实现。因此，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为社会经济创造经济价值的主要是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因此，在“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各种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是“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的唯一创造者和唯一推动力，是“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主要创造者和主要推动力！因此，在“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社会的（宏观）经济是六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同时起作用、“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担任主角、其它五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一起充当配角同台献技的经济！总之，“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与“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创造力或包涵了创造力的专业工作能力格外重要，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们的人际关系能力或综合实际能力格外重要，人们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智慧资本”或“能力资本”之间、人际关系能力或综合实际能力之间的竞争，但最终是综合智慧水平之间的竞争！因此，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们应大力提高综合智慧水平！可以说，“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是依靠智慧或能力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经济，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是主要依靠智慧或能力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时代！因此，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是人们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大显神威的时代，是智者、能者大有作为的时代！（以上参见我的论文《揭开智慧的神秘面纱》）此外，知识经济时代存在的“知识垄断”现象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将不复存在！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才仍然是资源、资本和财富，因此，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充分挖掘人才人力资源的潜能为经济发展服务仍然是管理最重要的任务。二十一世纪是“以人为本”的世纪，人性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总之， 世界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高级阶段的知识经济和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人们的普通知识水平和知识型智慧水平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综合素质的要求、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人们大力提高信息型智慧水平和知识--信息型智慧水平以大力提高人们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如经营管理能力、组织能力等）时，“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就必然会逐渐取代知识经济的最重要地位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而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到那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就不再是知识经济，而是“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了。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社会都会把人们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看成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最重要的资本、最重要的财富，这意味着智慧精英就是强者、富者。当然，这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在未来的“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时代，人们完全可以凭借较高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实际能力轻松地谋取一份高薪水的工作或轻松地获得巨额“智慧资本”或巨额“能力资本”获得巨额财富。人们将不再格外看重学历、文凭而是更看中实际能力，人们不仅要看专业工作实际能力，更要看综合实际能力。到那时，现代科学技术虽然仍然是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推动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到那时，现代科学技术仍然十分重要，但信息型智慧和知识--信息型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将以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能力来论英雄，综合智慧水平或综合能力决定人们的成败！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人类根本地解决了和平和可持续发展难题，以“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为主流经济、以“智慧社会”或“能力社会”为主流社会的社会或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之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一定会实现！而且需要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要短得多！这是因为，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实质上是（知识）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虽然世界经济普遍比较发达，但人与人之间的智慧水平或能力还有很大差异，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实现哪怕是相对的真正意义的平等，劳动主要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因此，人们的劳动自觉性还不是很高。不仅如此，分配原则还主要是按照人们占有股份的多少来进行分配。因此，在这时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性大规模智慧浪潮和潜能开潮的到来，随着人们普遍的智慧水平或能力大幅度的迅速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智慧水平或能力差别将越来越小，人与人之间将越来越平等。只有当人与人之间出现真正的相对平等（实质是智慧水平或能力平等，通常表现为在心理上彼此是平等的）时，真正的以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为根本特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即在世界上的个别国家可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到那时，人们将不再按照人们占有股份的多少进行分配，而是“按劳分配”，真正消灭剥削。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社会将普遍越来越富有，人们将越来越追求全面自由发展，因此，劳动将不再只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且还是人们全面自由发展的途径（人们将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时，劳动将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将按照“按需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即按照人们日常生活基本需要的多少来进行分配。当全世界都已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并都相继出现以上“按需分配”原则时，全世界就一起进入到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人类理想社会是经济发展到未来一定历史阶段才可能出现的新生事物，因此，只有到生产力水平比现在高得多、经济比现在发达得多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社会经济分类篇（4）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社会经济分类篇（5）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095-07

一、问题的提出

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制度设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经济行为附属于权力、地位和社会结构。经济交换是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开展人际互动、维系社会关系或彰显地位与身份的象征。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相伴随的。然而，自近代以来，市场犹如人间上帝，逐渐颠覆和改变着人类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剧烈影响。如今，市场已成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构成了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数物质、精神和文化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取。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它依靠什么机制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是自发形成的抑或是被建构的？它是一个独立的自组织系统还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使我们回到市场的原点，寻找市场存在的理据及其与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

而“自发性”与“嵌入性”则是理解市场经济本质的两条主要线索。长期以来，围绕着市场经济是自发的抑或是嵌入的这一根本问题，社会科学界进行了激烈论战。这场论战关注的三个焦点问题是：市场从哪里来，其形成的动力与机制是什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何种角色？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个人权利与自由优先还是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优先，市场经济是人类追求的目的还是手段？对这场论战进行深度剖析不仅有助于澄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误区，而且有助于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

二、“自发性”视野下的市场经济属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明确从“自发性”视角出发来囊括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这些学者主张，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经济社会秩序，其形成源于人类善于交易的本性和追逐私利的冲动；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组织机制，这种机制突出对行动者的自主性、自由和权利的保护，是在供求关系平衡基础上满足人类物质福利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反对国家与政府介入和干预市场经济，主张强市场弱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认为国家为了所谓的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而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个人权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在这些学者中，斯密和哈耶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秩序与个体经济理性、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关系的阐述、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与自由、权利与有限政府的观点，均明确从自发性视角出发来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一）斯密关于自发秩序的阐述

斯密明确从自发性视角出发，探析社会福利与市场经济扩张之关系，认为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交往关系是由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所推动的结果。市场社会允许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追逐私利，这种追逐私利的冲动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他指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愈大，社会就愈富有。”〔1〕一个人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但结果却在市场经济供求机制的自发引导下促进了社会整体的繁荣：“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斯密这里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建立在市场自发原则基础上、以供求平衡为基础的价值规律之手。正是这只自发之手，调节着行为主体之间的供求关系，自觉地引导人们在公平竞争机制的约束下满足私欲，在利己的基础上实现利他，最终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

因此，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人类面临的各种物质精神需求，均可在这种机制的自发协调之下得以实现。他写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助，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3〕追求私欲的人之所以最终能为人类社会福利的增进作出贡献，是因为人类具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4〕的本性。正是这种交易本性，为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存续和延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市场社会中，每个人必将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这必将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

斯密始终将追逐私利视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他从未否认利己和私欲对于个人社会生活的意义。在他看来，利己是人性中的原始感情，利他则是为了实现利己而做出的必要牺牲。用他的话说，利己是人性中的“实体”，而利他则是人性中对实体的“影像”。〔5〕亦即，利己是人性的本源，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动力，而利他则是经济活动的表象，是实现利己的手段和结果。斯密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但利己并非损人利己，而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规制下合理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这就意味着个人首先要利他，要具有道德感和正义感，通过利他途径来最终满足自己的利益。

斯密认为，私利和自由都是人性中两个重要的元素，追求私利和追逐自由是一个连续体，自由是实现自利的前提。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6〕因此，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自由，使每个人不受他人的侵害或压迫。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对人们经济生活的干预，扮演“守夜人”式的角色，让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自发秩序来自动调节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以满足彼此的需求。市场机制能生成一种“自然秩序”，这种秩序既能保证经济人的个人利益得以充分实现，使社会发展获得充分的动力源泉，又能使“看不见的手”顺畅地发挥作用，从而促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保持一致。这种秩序是经济人在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一种“自发秩序”。〔7〕

（二）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哈耶克更是突出自利的人性假定，认为市场社会中的人是自由人，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自由而非颠覆和毁灭自由。他认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自由。哈耶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发调节市场学说，对人们认识人类经济社会关系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产生了深远影响。

哈耶克指出，自由是人性中的第二秉性，它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大多数真正的社会现象奠定了一个基础”〔8〕。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强制性特权，反对政府对个人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反对政府过度介入市场。在他看来，政府过度介入市场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而且侵犯了市场行动主体的自由与权利，滋生了权力寻租、集权政治和腐败的空间，使通往自由之路变成了通往奴役之路。

而自由实现的前提则是赋予个人明晰的财产权，亦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之所以能够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物品，根本原因在于他有独立的产权。独立的产权不论对个人或社会而言，都具有普遍意义。要捍卫个人的产权，就必须建立抽象的产权规则即法律规则。因此，哈耶克主张法治下的自由，强调国家对个体自由与产权的司法保护。

同时，个人利益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市场协调机制的存在。哈耶克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其中某一部分群体在不知不觉的自然选择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即“自发秩序”，这是一种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为基础来进行配置资源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逐渐演化出了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贸易、交换、竞争等方面的规则，从而也就形成了“扩展秩序”。“扩展秩序”的本质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从整体上讲，“任何一个个人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之中”〔9〕，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为另一个人所具有的利益作出最终的判断。

人类社会知识的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决定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是人们获知信息的基础秩序。它能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使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参与进来，进而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提供服务。这正如他所说的，“如果共同体的利益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不能屈服于这种人类本性的愿望，而应当由市场过程来确定回报。除了市场以外，没有人能够确定个人对整个产品贡献的大小，也无法确定应该给一个人多少报酬，才能使他选择从事某些活动，能够为向所有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作出最大的贡献。”〔10〕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人们实现了那些并非他们自己目的的目的。

从自发性视角看，市场行动主体不仅是能够独立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人，更是谋求私利的理性人。他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私利，而且在利己的基础上实现了利他，最终带来了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因此，“在人类活动结构的进化过程中，获利的可能起着一种信号作用，它指导人们作出能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的选择；通常，只有那些更有利可图的事情才能养活更多的人”〔11〕。哈耶克指出，如果说“市场经济占了其他秩序的上风，是因为它能够使采纳了其基本规则的群体更好地繁衍，价值的计算成了对生命的计算：受这一计算引导的个人，就是在做最有意于增加其成员的事情，尽管很难说这是他们的本意”〔12〕。据此，个人追求私利的动机成为理解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基础。

总之，斯密和哈耶克等都将自发性视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他们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市场秩序是自发的，市场的出现是自生自发的，市场是出于个人天性中善于交易的本性，因而是必然的；第二，在各种社会资源配置与整合方面，市场机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能将分散的、自发的、个体追逐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达到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进而实现社会整体的繁荣；第三，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性，政府不应干预自由市场，而应让其不受限制地运作，政府不仅应尊重市场之价格机制，还应减少管制，缩减支出，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13〕第四，市场经济中的行动者不仅是典型的理性人，更是平等自由的主体，因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应当受到无条件的保护与尊重。

三、“嵌入性”视野下的市场经济本质

斯密、哈耶克等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论断，表明市场经济具有一种自发性属性，正是这种属性规定了市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运作机制，使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成为了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社会存在。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不仅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而且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富足。因此，任何干预和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都是违背市场原则的，人类创制的各项规则与制度、人类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只有置于市场的管制下，才能找到存在的合理性。这些学者关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的论断，遭到了很多社会科学家的质疑。他们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来理解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嵌入性：人类的经济活动历来都是嵌入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因此，只有从社会整体的脉络中，才能理解市场存在的意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延展不是自生自发的，而是被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所推动和建构的结果；市场经济仅仅是人类经济社会整合方式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之一，应当服从并服务于人类本性，应当积极为增进人类福祉，维护并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服务；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不仅是市场形成的主导力量，更是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参与者和行为主体，政府参与市场经济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因此，如何克服市场经济的局限，如何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善业，成为责任型政府的主要职责。在认知市场经济的性质时，嵌入性观点以解构自发性观点为目的，它同后者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态势。在这些学者中，波兰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波兰尼是最早提出人类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观点的学者，也是对嵌入性思想进行最为系统阐述的学者。他从嵌入性这一基本视角出发，对政治经济学所持有的自发性市场经济观念进行了系统批判，并扭转人们对市场经济属性及本质的看法。波兰尼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从未存在过，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国家和政府积极推动的产物；经济理性应当服从人类本性，市场经济应积极为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服务；因此，一个以实现公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复杂社会必将弥合经济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内在矛盾，从市场社会向社会市场的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市场里，市场依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总是以社会为依归。市场一旦危及到人类社会本身，必然就会受到限制，社会市场并不消除竞争，但它要服从人类本性的要求。因此，社会市场要求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14〕

波兰尼强调人类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认为市场经济“必须嵌入在法律、政治制度、道德之中”〔15〕，受制于人伦关系、社群伦理和制度环境的调整。他指出，个人动机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若不理解社会条件的内涵，就不可能理解个人行为，人类的经济嵌入于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要探究实质经济的制度化是如何实现的，就应当将经济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探讨人类经济制度的整合模式。

波兰尼指出，在人类社会中，除市场经济外，以义务为基础、以对称性为原则的互惠经济，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家计经济，以中心性为原则的再分配经济，都是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并同相应的社会制度嵌合在一起。同时，在以某一经济形式为主导的社会中，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经济整合方式。政治经济学将市场视为一种自发制度，将交换、货币和市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观念错误地认为，有交换存在的地方，就存在市场，有货币的地方，就有交易存在。人类经济交换的四种形式即互惠经济、家计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交易中，除市场交易满足三位一体的条件外，其余方式皆可独立于市场、货币而存在，皆以追求非经济动机为目的。

市场经济的存续必须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的商品化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分别被赋予了工资、地租和利息等价格形式，被明码标价和出售，构成了市场经济得以存续的前提。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源于自发机制，而是源于国家政治力量的推动。因此，国家和市场是相互定义的，正是国家的力量，促使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国家与经济并不是分析上的互不相关的领域，而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16〕。从原初意义上说，劳动力仅仅是社会的构成单元，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货币仅仅是由政府制定并用作计量单位的虚拟符号，它们本身不是商品，最初生产出来也不是为了谋求利润，其形象完全是被虚构的。正是通过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价格的想象和虚构，在政治权力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交易市场最终得以形成。

市场经济将人、土地和货币从实体的意义上抽离出来时，意味着它将使“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17〕。当劳动力蜕变为商品时，意味着附着于劳动者身上的生理、心理、道德和文化层面的属性被抽离。文化保护层的被剥夺意味着人将蜕变为裸的动物，将死于邪恶、堕落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动乱中。当土地从社群、生存伦理等观念中抽离并蜕化为商品后，人类将面临生态和战争的威胁。在此，波兰尼揭示了商品化是如何通过否定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固有功能而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如何通过非商品的商品化构建起来的。他指出，将劳动力简化为可以买卖的商品破坏了它鲜明的个性特征，使人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属性被遮蔽了；货币的商品化引起的资本的不确定性致使现代商业不可能运作，从而危害交易过程；土地的商品化威胁到农业和环境，土地由此丧失使用价值。这意味着作为生产的三要素本身是虚拟商品，必须免于商品化。而如何免于商品化，则成为社会保护的主要目的。

在波兰尼看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的产物，而抵制市场经济扩张的各种社会运动却是自发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置换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而波兰尼则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嵌入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近百年来，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即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市场扩张以及建立在社会保护性原则上的反向运动。

他指出，只要自我调节市场原则继续支配社会，社会保护运动就不可避免。经济自由主义是建立市场体系的组织原则。它认为人们可以依照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的目的，按照理性的手段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波兰尼指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本身是国家和政府行为强制推行的产物，是政府通过法律甚至暴力来为市场经济开道。极端自由主义者必须求助于国家的多重干预，以便阻止非市场的力量对自由市场的冲击。社会的反向运动目的是通过共同抵制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进程，使市场经济服从并服务于人类社会。由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市场危及到了社会本身，因此人类共同体便自发地抵制这些市场要素的建立，社会保护与自发调节市场如影随形。保护主义促使自由竞争市场变成了垄断性市场。市场也不可能再视为自治制度，市场中的个体也不再是利润最大化的追逐者，他们被联合成了垄断性群体。最终，在双向运动中，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护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将不同阶级卷入其中，将人类社会引向即将崩溃的边缘，促使了世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出现。因此，法西斯主义冲动根源于市场社会，它扩展至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最后形成一股世界性力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毁灭性冲击。

波兰尼认为，20世纪初人类社会遭遇的苦难源于市场的扩张与社会保护的紧张冲突。他的现实关怀，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社会的增长点，最终使经济理性服从于人类本性，使市场经济重新嵌入社会中。他指出，未来社会将建立在以公民社会权利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市民社会的存在表明，市场社会作为一种支配社会运作逻辑的观念已终结。市场以各种方式存在，受制于人们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市民社会中，人们将为实现基本的社会权利而奋斗，获利的动机将成为人们经济社会行动的次要目的。市民社会强调政治和经济的整合，强调对社会公正、公民权利和个体安全的尊重。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18〕。

波兰尼所说的公民权，是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实质性权利，强调对公民免于失业、饥荒、无知、恐惧和缺失政治参与的自由的保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那种抽象的自由、平等与人权的观念。波兰尼认为，在公民的各项权利中，工作权应当是第一位的。国家和社会应当保障公民最基本的就业权，因为这是公民实现自由最基本的前提。波兰尼指出，捍卫公民各项社会权利的自由应当优先于经济绩效，优先于个人私欲。这种新的自由以规范的社会权利而存在，能够向所有人提供闲暇和保障，并能体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故而，一个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复杂社会一定能够弥合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能够使市场经济重新嵌入到社会之中。

在市场社会中，政府成为了经济扩张的帮凶，它抑制社会力量的成长，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同社会力量格格不入；而在公民社会中，政府则试图使市场服膺于社会，以“责任政府”〔19〕的正面形象出现，其主要职责在于培育公民社会、保障并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在复杂社会中，经济嵌入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亦即“市场经济嵌入于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被国家建构，同时也建构了国家”〔20〕。这种市民社会往往体现为具体的一组社会关系、文化理念以及使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它既通过国家制度形成自己的结构，也同时能型塑国家行动和国家结构，是市场形成的社会基础。波兰尼所说的公民社会存在于经济与国家之间，本质上是一种“能动社会”，它要求经济服从于社会，并受国家的监管。〔21〕因此，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能动社会，而且必须植根于能动社会的基础之上，积极为公民实现各项社会权利服务。

波兰尼从多个层面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发起了进攻，对自发性市场学说进行了根本性颠覆。他关于经济社会关系多元性即互惠、再分配、家计和市场的讨论，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意义的分析，关于社会转型观念的讨论，都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和扩展。他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强调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尊重，强调对社群和文化传统的保护。他认为，个人的经济社会行为只有置身于社会和集体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波兰尼正是想通过重新发现并保卫社会，通过社会力量来弥合政治与经济、个人与群体、权力与私利之间的内在张力，并最终使经济置于政府和社会之中，成为一种善业。在看待人性问题时，波兰尼往往将人视为一种完整的个体而非经济理性动物，认为经济仅仅是拓展人的实质自由的手段。

四、 对这场论战的反思及讨论

上述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自发性与嵌入性论战，是认识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理路和视角，体现了社会科学中两种不同的范式传统。这些学者关于市场经济是嵌入性的抑或是自发性的论战，不仅涉及理论观点本身的分歧，还折射出了论战双方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层面存在的重大分歧。斯密和哈耶克等学者信守个人主义价值立场，他们主张从个体行为、个人自由与自主层面出发来思考个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市场经济应当服从并服务于个体的经济理性。这种立场不可能为社会让渡更多空间。而以波兰尼等为代表的学者信守的则是集体主义价值信念，他们强调群体规范与社会制度对市场经济与个体行为的制约，主张市场经济中行动者的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与制度化的过程，受到社会伦理、社会关系与制度环境的限定。在方法论层面，哈耶克等信守的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传统，主张从个体理性出发，依据个人行动的目的、意义和主观心理来解释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波兰尼等信守的则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原则，他们强调从群体、组织、社会与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行为，认为个体行为只有置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结构中才能理解。依照这种观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犹如树和叶的关系。树叶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成长和飘落，但树枝和树干则日积月累地滋养着树叶的形状和分布。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行动就像是随风移动的树叶。〔22〕

当哈耶克等从理性个体及其行动出发，突出行动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性、相互性、个体性、理性计算、利己和自由时，把握住了经济交往行为的微观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一些特征。但当他们将市场经济从时间和空间中抽离出来，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客观化、抽象化、类型化和模型化处理，并用经济理性的普遍化逻辑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市场行为时，无疑造成理解上的诸多混乱，形成对人类行为的片面化理解，陷入了个体决定论困境。立足个体，面对微观经验世界，关注个体的行为和态度本身没有错，错误的是他们赋予了个体行为理性化属性，并将经济理性从实存的人类经济社会关系中抽离，置于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人类社会之上，用理性化逻辑来解释所有人类行为。

显然，在市场经济中，抽离了时间和空间的经济理性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哈耶克等按照自身的形象来看待所有社会行动者，“把学者为了阐释实践而必须建构的模式放在行动者的意识里，就是做得好像学者是为了理解实践、解释实践而应该生产的结构是实践的决定性原则。被理性行动理论的支持者们置于人类行为原则中的理性计算者，比起那些前牛顿时代思想家把行星有规律的运动归功于他的那位富有经验的领航员，那位天使长是一样荒诞”〔23〕。这种用经济理性主义的逻辑量度复杂多变的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人类市场行为既受到个体理性的制约，也受到道德情感、文化价值、社群伦理和各种制度规范的限定，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场域中发生的一种多元嵌套逻辑制约下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微妙性、目的和动机的多重性、实践过程的模糊性和丰富性，是哈耶克等无法解释的。若我们沿着自发性视角来认识人类社会中实存的经济行为，那么来自不同社会、处于不同历史时段的所有人类行为的呈现方式和遵循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均依照理性计算和理性选择的逻辑来运作。这显然违背了常识。

同样，当波兰尼等将市场经济及其人类经济行为置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考察，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化过程时，他们从宏观层面把握住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与制度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在同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中，由于过度依赖于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市场经济的无限性规定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制度决定论困境，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及其实践性、现实性特征，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理性在经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意义。从实践层面看，嵌入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人类经济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反复性、模糊性等多重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实践中的行动者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性格，具备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能通过各种社会机制的运作来应对社会生活的诸种问题。因此，市场经济实践的多重逻辑是很难仅仅从制度和社会逻辑层面解释清楚的。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行为既受到一定的制度与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恒久性和反复性。正是这些属性，使行动者在某种程度上能脱嵌于制度与社会因素的制约，能够在极度变迁的社会世界中保持相对自主性。当波兰尼等将市场经济纳入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分析范畴时，一方面彰显了市场的制度与社会属性，但同时也忽视了市场中具体的人类经济行为的存在状态，忽视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原则。

论战双方之所以形成对市场经济的简单化和片面化认识，在于它们都是在固守自己的范式场域中展开自身的，两者都试图在吸纳对方一定的知识体系基础上，拓展其研究视域和边界，挤压对方的存在空间。由于固守着自身的理论边界，必然使双方在认知市场经济时，将人类总体进行切割和肢解，出现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曲解甚至误解了市场经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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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19〕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65，214.

社会经济分类篇（6）

一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互。参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员，一般都是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或提供同类服务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目的是通过合作互助提高规模效益，完成单个农民无法完成的事情。这种互特点，决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社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功能，这种功能又决定着该组织“对社员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原则。由于是互组织，社员可以入社享受收益，也可退社不享受收益，这就决定了该组织“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

二是建立在民主管理基础上的人合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合作者虽依章程交纳少量入社资金(也可称之为股金)，但他们合作的基础不是股金而是劳动，即社员与合作社的惠顾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盈余除提取积累外，主要按照社员与合作社的惠顾额返还，其实质是按社员的劳动量返还。这种人合性特点，决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原则、由社员按照民主程序管理的原则以及限制资本权利的原则。

三是惠顾者所有的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员基本上都是惠顾者，社员惠顾者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所有者。也有一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非惠顾者社员或法人社员，但限定在一定范围内，非惠顾者社员或法人社员对组织的管理不起主导作用。

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生产经营者为了谋求互助，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并分享收益的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独立的经济组织形态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价值取向上，既有企业法人的某些营利性因素(对外营利)，也有社会团体法人的某些公益性因素(对内服务)；在组织结构上，既有一般企业的某些特征，又有别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制企业、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团组织，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育起来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态。

(一)一人出资而数人参与劳动的经济实体不是合作经济组织

在现实中，存在着一人出资而数人参与劳动的经济实体，这类经济实体，实质上是个人独资企业性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个人独资企业的区别在于：

一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投资主体是多元的，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仅限于一个自然人。

二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备法人资格，有独立于成员个人的财产。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没有明确界限。

三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管理机构，实行民主管理。个人独资企业是自行管理或聘请他人管理。

在现实中，对名份上有民主治理结构而实际由一人掌握、资本在收益分配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组织，不能界定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二)合作经济组织与合伙企业的主要差异是财产性质和法律人格不同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合伙企业有以下区别：

一是财产性质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带有法人财产性质，由该组织使用管理，股金和依章程分配的财产才可以归到社员名下。合伙企业中各合伙人的出资具有灵活性和相对独立性。

二是责任形式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员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作社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即使资不抵债，债务清偿也不涉及社员个人财产。而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合伙企业的各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三是成员构成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有法人成员，合伙企业不能有法人成员。

四是成员在组织中的作用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困某一社员的加入或退出而影响组织的存亡。合伙企业的存亡则取决于任何一个合伙人的去留，如果其中一个合伙人退出或死亡，企业就必须重新建立合伙关系。

五是法律人格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合伙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

(三)合作经济组织与公司制企业的主要差异是投票权、收益权的分配依据及价值取向不同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公司制企业的区别：

一是对投票权的分配依据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人合性特征明显，社员在组织管理中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每一个社员拥有多少股份，都拥有一票的权利。有的合作社虽然也引入资本权利，但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公司制企业是资合性组织，资本在公司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股东的地位以出资额为唯一标准(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也都折为出资额)，股东对公司的管理控制权，决定于其出资额的多少。

二是收益分配依据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主要按照与社员的惠顾额返还。公司制企业按照股份分红。

三是价值取向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员不以营利为目的，对外营利也是为了社员的利益。公司以谋求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四是与交易者的关系不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对象主要是社员，社员是主要的惠顾者，也有少量非社员惠顾者，前者拥有对合作社的控制和收益分配权，后者仅只接受一个固定的价格。公司制企业的惠顾者是社会公众，惠顾者与企业的关系是买卖或市场合约关系。另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公司制企业在注册登记条件上的要求差异很大。

(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杜区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差异是组织形式、产权形式和治理结构不同

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但它与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组织形式、产权形式、治理结构、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区别是明显的：

第一，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与生俱来的，社区的村民是当然成员，没有退出机制(除非全家迁入城市落户)，是终身制。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即使没有任何经营性的集体资产，其组织外壳也不会灭失，因为有集体土地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员是自愿加入的，有退出机制，其组织依市场法则有生有灭。

第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是人人有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产是社员共同出资且受社员控制，股本及增值始终是社员的所有者权益。

第三，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是“共同管理”，内部治理结构不规范，往往是少数干部说了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民主控制”，控制程序也是民主的，内部治理结构是通过法律法规和章程规范的。

第四，有经营性活动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其盈余一般是按劳或按人头分配。农民合经济组织的盈余分配，主要是按惠顾额返还。

(五)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团体的主要差异是能否从事营利性活动。我国民法通则没有给社会团体法人定义。1998年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根据条例的规定，社会团体法人的主要特征是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也不受破产程序宣告。

目前，确实有部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展起来的各类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但经过Z0多年的发展，许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经从单纯的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发展到提供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销售和加工服务，不可避免地涉足“营利性活动”。如重庆市綦江县横山镇优质稻产销合作社，2002年前主要是为农民提供良种、技术及销售服务，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但他们逐渐感觉到只销售稻谷利润太低，2003年买了小型加工机械，加工稻米，当年获利。社员尝到甜头后要求扩大生产规模，但却遇到了工商部门的检查。为此，他们需要变更登记。因此，对于为社员提前、产中、产后的技术、信息、生产资料、运输、贮藏、销售、加工等服务，并按照惠顾额向成员返还收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能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的。

划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类型的思路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备法人资格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法人应当具备四个条件：”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否具备法人资格，要看其是否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条件。比较规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一般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固定的场所，有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章程，有一定的财产或者经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机构一般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一般来源于社员出资、积累资金和银行贷款，也有国家补助的少量资金，这些财产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独立支配的财产，并以这些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社员不得拒绝以这些财产对外清偿债务。另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均要进行登记注册，方可有效成立。这些构成条件，符合民法通则中法人的成立要件，可以依法登记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而现实状况是，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尚无法律依据，登记状况五花八门，有的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或企业，有的在民政部门登记为社会团体，有的在农业部门登记(严格地讲这无法律效力)，大部分则没有登记。据典型调查，没有登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约占75％。

(二)合作杜法人符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征

民法对不同经济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则进行系统化抽象，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法人类型，赋予不同的民事法律地位，顺应了近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特色和发展趋势。从法人制度建立和发展演变的历史看，法人制度因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1、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法人分类

大陆法系一般将法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在私法人中又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继而又将社团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这种划分方式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对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划分标准，有的认为凡依公法设立的法人为公法人，依私法(民法)设立的法人为私法人；有的认为以法人的设立者为标准，国家或公共团体是公法人，其他组织是私法人；有的认为以是否行使或分担国家权力为标准，行使或分担国家权力者是公法人，否则是私法人，等等。现在，有公法与私法的融合互动的趋势。

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这是西方法律中最重要的法人分类。社团法人多以营利为目的，在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公司、合作社、银行、商会、农会、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都属于社团法人。财团法人是财产的集合体(如各种慈善团体和基金会等)，只能从事公益性活动。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在设立、管理、变更和解散等方面的规定都不同，社团法人主要受特别法调整，如公司、合作社都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财团法人一般只在民法中简要规定，管理活动由章程或设立人的意志决定。

2、英美法系的法人分类

英美法系国家因为没有形式上的民法典，所以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法人概念和相关分类，但这不等于英美法系对法人及其类型划分没有相关的理论和规则。英美法系国家的法人分两类，一类指与自然人相对应的实体或组织，叫集体法人，集体法人指由多数人组成可永久存在的组织，包括了大陆法系中的公法人、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等法人类型。另一类指由一人经拟制享有法人资格的独任法人。

3、我国现行民法的法人分类

我国未采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人分类。我国于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规定了四类法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企业法人是我国的新创，系将“企业”概念与“法人”概念组合而成。我国现行法人制度中的企业法人，又按照所有制性质，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外资企业法人等。我国民法对企业法人的分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突出了不同所有制的特殊性，将此作为唯一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法人分类的标准不应是所有制成分，而应是法人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我国目前企业法人的范围，相当于大陆法系分类中的营利性社团法人。

我国现行法中的社会团体法人，与大陆法系分类中的社团法人概念也不同。我国将除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组织体统称为社会团体，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包括属于财产集合体的各种基金会。我国民法的社会团体法人，只相当于大陆法系分类中的公益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4、划分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类型的思路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人分类，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归入何种法人类型更符合其特征并有利于发展，确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特征和发展趋势看，如定义为社会团体法人，是不恰当的。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定义为合作社法人，比较符合实际，也符合国际惯例，这也是目前多数人的意见。鉴于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没有合作社法人的分类，可考虑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修改民法通则，设立合作社法人的分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法专家梁慧星认为，“正在起草中的中国民法典，虽然采取民商合一模式，但只是将民事生活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规定下来，而将民事生活的特殊领域、特殊市场、特殊关系的规则和制度，规定在各民事特别法。民法典只规定法人制度的基本规则，如法人一般条件和法人设立、法人机关、法人变更、法人解散和清算的规则等。公司法人的具体规则，由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公司法加以规定，合作社法人的具体规定，则应由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加以规定。”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保持法人制度的弹性，容纳不断出现的新的民事主体形态，是完善法人制度的内在要求。法律专家马俊驹认为，“商事主体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只要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不管法律是否明确，它都会顽强地存在，这就要求民法关于法人的规定应是开放性的，不应对法人成立规定过多甚至苛刻的条件，否则会减少人们对民事主体形式的运用，反而压抑了社会生活的生机。社会经济发展会促使人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组织体形式，实际每一种组织在被法律赋予主体地位之前，在实践中都早已被采用了，法律通常只是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两位法学专家的建议，值得认真研究。

这一方案可能耗时过长，为解迫切之需，能否对民法通则进行法律解释，并在制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时，直接明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合作社法人。

第二方案，在不突破现行法人分类的前提下，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对待，归入企业法人类型，在登记时界定为企业法人的特殊形态。企业是比较宽泛的经济组织形态，我国现行企业的注册类型中，包括24个小类，如果按照大类区分，可分为依法设立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联营企业等)和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大类。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归入企业类型后，则成为普通企业、公司和合作社三大类。公司是企业的典型形态，合作社是企业的特殊形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依法登记时，可登记为企业法人，但须注明是合作社(或合作制企业)，以区别于普通企业和公司制企业。

国际上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的含义广泛，不仅包括以营利为目的并按公司法组建的经济组织，也包括不以营利为目的或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经济组织，包括了按特别法成立的合作社，合作社的法人归类不存在法律空白。在美国，合作社作为公司的一种特殊类型，按照各州的合作社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英国的合作社，既可按公司法登记为公司法人，也可按民事法的特别法登记为合作社法人。按合作社法人登记，合作社的资产构成和经营范围受限制，但税收上有优惠。版权所有

社会经济分类篇（7）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7－0012－04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人类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作为起点和基础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其经济学巨著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积累’，一个一个的商品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是财富之父。亚当・斯密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恩格斯的表述最为全面，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在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劳动，二是与人有关的资源。劳动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源反映的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而反映人与资源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源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从这两个最基本的关系展开。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一词最早是源于希腊语(oikonomia)，本意是家庭经济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在《经济论》中最先使用这一术语，论述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家庭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是由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Antoine de Montchr6tien)提出来的。他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最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后来，这一名词在英国和法国普遍使用，产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国家范围和全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改变了以往仅局限于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的状况，成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代名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第288页)中说：“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不难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国家经济”或“公共利益”上面。到了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以后，这门学科的名称又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经济学”。他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

当今，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断增多，政治经济学也被纳入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与应用经济学科、管理经济学科相区别。虽然“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用词，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其重点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反映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理论。马克思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划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较少讨论人与资源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经济著作中，基本表述是资本主义社会由分工、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最后走向资本主义灭亡。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同时，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特征，并指出它具有严格的、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朝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展开。

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资源经济学”所表述的“资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哲学或物理学的意义上说，它就是物质。自然资源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这种客观性在于，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又不受人类的意志所左右。而且，人本身就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自然资源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人类资源，另一类是非人类资源。所谓人类资源，是指人类已经利用和正在利用的资源。如正在种植的土地、开采的矿山以及包括人类财富的积累和人类本身的劳动技能等。非人类资源是指人类暂时没有利用的资源，即人类目前主客观能力所不能及的资源。如外太空资源，地球深层次资源以及地表人类还没有认识到或能力无法企及的资源，甚至包括人类智力潜能的开发。资源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就是指人类资源。虽然人类资源的利用范围在不断扩大，但从宇宙角度来看，人类资源只是极小的部分。人类资源具有社会性，而非人类资源没有社会性。在经济学上，人类资源的社会性表现为客观存在上的稀缺性和主观使用上的效率性，这正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人类资源与人类劳动相结合在无差别社会里表现为产品，而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通过交换转化为商品。资本作为财富的一部分，是人类过去劳动的积累，也属于人类资源。在创造产品时，人本身的劳动的付出也属于人类资源，即人力资源。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以人类资源作为载体，它只研究人类资源，不研究非人类资源。非人类资源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当代西方经济学属于资源经济学范畴，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发表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名论文。在这篇之后，经济学这一名称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开了。在此文中，罗宾斯说：“我们的定义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他还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

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罗宾斯是较早给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定义的经济学家，他所强调的人们面临资源稀缺和选择的观点以及对经济学下的这一定义，对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和采用。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说：“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基本经济事实：能够生产各种商品的全部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必须在各种相对稀缺的商品中间进行选择。”英国经济学家J・哈维在其所著的《现代经济学》中给经济学下了更为直接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他们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科学。”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是：“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这些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具有代表性教科书的观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为了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产生的，是由稀缺引起的选择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合理配置有限资源来满足人们需求的一门科学。从本质上看，西方经济学讲的是生产力，具有鲜明的自然性。因此，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归结为资源经济学是恰当的。

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包括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都以财富为出发点，但在当初的研究对象上，它们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个以财富的合理分配为着眼点，一个以资源转化为财富为着眼点。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其鲜明的特征是阶级性。资源经济学强调的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由于稀缺资源必须充分合理利用，其鲜明的特征是自然性。两者出发点不一样，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的经济问题，都是以人为中心。不要误解资源经济学仅是研究物，它讨论的也是人。资源经济学以人与资源的关系为对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并不矛盾。经济学的研究既要讨论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问题，又要讨论资源转化为财富的生产问题。这两者不可或缺，否则，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理解和掌握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二者的辩证统一才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曾经说过，经济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识形态的，一是技术性的。所谓意识形态，是指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技术性是指资源经济学的自然性。我们应该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当前的实际，建立更和谐、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应该运用资源经济学原理，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那种不负责任地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或者简单地对西方经济学冠以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是不可取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都是人类思想史中的瑰宝，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继承与创新。

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的演进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资源经济学”、再到“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逻辑角度来看，它体现了“正”一“反”一“合”的逻辑形式。政治经济学最早出现是为了解决财富的公平分配而提出的，当时由于重农主义的奴隶制分配不公，重商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打着“国家经济”或“公共利益”的旗号，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学说对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抨击，推动了社会进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致马尔萨斯的信中说：“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的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人们不可能制定有关数量的法则，但可能制定相当正确的有关比例的法则。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虚妄的，后一问题的研究则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后来，随着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到来，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在资本主义这个物质丰裕的社会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抛弃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完美的社会，社会不公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天生”或自然因素造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把贫穷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生殖”与“人性堕落”。从马歇尔开始，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就混为一谈。在罗宾斯的后，“政治经济学”一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就不多见了。西方经济学家集体对政治经济学包括劳动价值论予以否定，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卫道士和御用经济学家，这本质上是经济学阶级性的一种表现。然而，西方经济学家却又开创了以稀缺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经济学，即资源经济学。对其研究和运用，改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对提升人类生产力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科学的“合理内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东西方国家经济已经走到一起来了，经济发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资本市场已将基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国家利益”上升到了“人类利益”的高度。在国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也要求经济发展与平等合作的权利。不少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争端，协调经济利益，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在西方学者中，也有对西方经济学不讲政治表示出不满。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就曾经说过：“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

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表现在两者属性特征不一样。政治经济学的属性特征是阶级性与公平性，资源经济学的属性特征是自然性与效率性。“统一”是指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下，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奥肯说：“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寻求正确的权衡”。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如果片面地追求公平的最大化或者追求效率的最大化，都将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恶果。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时期过分地强调公平(实质是一种平均主义)，忽视效率，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患贫，患不均”，结果导致经济发展不仅停滞，而且处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基本原则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目的是为了尽快让人们摆脱当时吃大锅饭，不讲效率的状况和思想观念。现在几乎每个人即便不是学经济的，都知道提高效率、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有很大的增长和积累，社会公平问

题凸显。党和政府及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农业税、农村中小学学生学杂费等政策，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公平与效率在均衡中是相互促进的；在背离中却是相互伤害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人类资源利用的效率性有着不同的内涵。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阐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和稀缺资源配置的均衡，即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上讲，就是探求建立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充分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现在倡导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往往给人们最直观的概念就是环保，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其实，可持续发展还涵盖社会制度的公平，即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四、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寻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均衡点

社会经济分类篇（8）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 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社会经济分类篇（9）

Key words： Materialcentric Economic Development View; Anthropocentric Economic Development View; Relation; Basic; Trend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人本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在经济建设中落实人本科学发展观，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要在经济建设中落实人本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坚持人本经济发展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理解物本经济发展观与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基本涵义、基本关系和基本趋势。

一、物本经济发展观与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基本涵义

两类经济发展观的区分是从价值观角度进行的，而不是从真理观角度进行的；两类经济发展观的区分是从人类利益的对立性角度进行的，而不是从人类利益的统一性角度进行的，因为从后者出发，人类不会在价值观上将物的价值看得比人的价值更高。换言之，两类经济发展观的区分，是从社会观角度进行的，不是从自然观角度进行的，因为面对自然界，人类利益具有统一性，人类所有的经济发展观都是人本经济发展观。

物本经济发展观是以物类价值为本的指导经济发展的价值观。物本经济发展观以物类为中心，将人类价值归于物类价值，重视物类价值胜过人类价值，忽视或否定人类价值（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显示出在经济发展中将人类仅仅当作手段，忘记人类是目的，是世界的主体和主人。物本经济发展观是以资本增值为本或以财富增值为本的经济发展观。主张物本经济发展观的人本意是肯定本人价值、否定他人价值，其结果是物奴役人，人奴役人。否定物本经济发展观，并不否定重视资本，只是否定以资本为本。从物本经济发展观的外延分析，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质上都是物本经济发展观，因为这些学说在社会观上都是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说这些学说是物本经济发展观，并不否定其在自然观上是人本经济发展观，并不否定其在社会观上具有人本性。

人本经济发展观是以人类价值为本的指导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它以人类为中心，将物类价值归于人类价值，重视人类价值胜过物类价值，珍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显示出在经济发展中将人类不仅仅当作手段，更当作目的，当作世界的主体和主人。人本经济发展观是以劳动解放为本或以人类增值为本的经济发展观。从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外延分析，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追求生活幸福的经济学、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追求劳动解放（人类解放）的经济学、以民族民主主义者为代表的追求民族平等的发展经济学等等，都属于人本经济发展观。

二、物本经济发展观与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基本关系

（一）两类经济发展观的基本区别

1．关于经济发展方向的区别。物本经济发展观仅仅注重追求财富增值，忽视或否定人类和谐。斯密说：无论任何国家，其经济学的最大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力量。[1]（P64)斯密的这一经济思想一直被西方经济学所继承，宏观经济学的四大政策目标中，其核心目标就是财富增值。追求财富并没有错，但单纯追求财富就是物本主义。马克思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P486)当今西方经济学只强调效率标准，不注重公平标准，其结果是在社会关系上出现不和谐。加尔布雷斯批评西方国家只注重经济增长，忽视公共目标，造成失业、通胀、贫富不均、腐败、道德败坏、社会犯罪加剧、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使人没有幸福可言。人本经济发展观追求人类幸福，将人类幸福与人类劳动紧密相联。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两类劳动价值论，一类是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财富价值论），另一类是社会学的劳动价值论（人类价值论）。社会学的劳动价值论包括劳动自由论、劳动异化论和劳动解放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的本质是自由，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3]（P158)劳动的本质是自由，所以人类的本质就是自由。马克思说：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生命活动特指劳动笔者）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P57)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劳动异化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以大量篇幅谈到这一问题，指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类整体、他人相异化。在他看来，劳动本应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由于异化，劳动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而不能成为谋求幸福的手段，人的本质被异化了。他面对着劳动异化，主张劳动解放。他说：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4]（P62～63)这里的劳动解放，只不过是恢复劳动的自由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自由的结果就是劳动幸福，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评价与对共产主义自由劳动的设想的对比中看出来。对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他评价说：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杜勋昶：物本经济发展观与人本经济发展观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P54)对于共产主义自由劳动，他设想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P37)马克思主张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主张劳动具有使人幸福的性质。在这里可以看到，劳动自由的结果就是劳动幸福。总之，社会学劳动价值论主张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这里强调的是人类价值论。

2．关于经济发展方针的区别。保障实现人类自由、幸福的原则是效率和公平。效率原则涉及人类劳动能力，是处理人与物的关系的原则，可以保障人类实现在自然界中的自由和生活富裕，本质是收益大于成本。公平原则涉及人类劳动权力，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是保障人类实现在社会中的自由和生活和谐，本质是权利等于义务（收益等于成本）。经济发展是一个追求财富价值、发展生产力的过程，更是一个追求人类价值、完善生产权的过程，所以，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不能偏废。物本经济发展观始终注重效率原则，但忽视和否定公平原则。西方经济学一贯注重效率原则，配第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看成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而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似乎是分工的结果；[6]（P5)此后，帕累托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效率标准，至今几乎成了西方经济学检验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萨缪尔逊说：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许是唯一的中心问题）[7]（P45)。西方经济学一贯忽视和否定公平原则，西方经济学要么认为公平问题已经解决，要么将公平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在帕累托效率标准提出之前，萨伊以要素价值论、巴师夏以服务价值论、西尼尔以节欲论、克拉克以边际生产力论、马歇尔以价格价值论，竭力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公平的，市场自发地解决了公平问题。自帕累托效率标准提出之后，西方经济学将一切经济问题归于效率问题。受其影响，研究制度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本当注重制度的公平问题，但注重的却是制度的效率问题。总之，在近代，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公平原则。

人本经济发展观既注重效率原则，又注重公平原则。马克思这样概括未来的新社会：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8]（P342)列宁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高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9]（P509)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10]（P63)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消灭（消除）了三大差别的公平社会。毛泽东反对两极分化，主张共同富裕。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他说：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1]（P437)在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他说：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12]（P359)邓小平将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0]（P123)总之，人本经济发展观始终强调效率公平兼顾原则。由于实行效率公平兼顾原则可以保障实现人类自由和人类幸福，使人类对生存状态满意，可以将这一原则称为人类满意原则。

3．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别。物本经济发展观从私有产权出发，实行物权（货币权力）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人本经济发展观从公有产权出发，实行人权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

物本经济发展观主张私有产权制度。西方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假定制度是给定的，这就是肯定了私有产权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物本经济发展观从自利性的私有产权出发，主张追求效率，就必然注重资本增值，注重以物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斯密强调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是物本经济发展观以物权为本的方式发展经济的经典概括。

人本经济发展观主张公有产权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4]（P81)他又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13]（P582)人本经济发展观从互利性的公有产权出发，主张追求公平，就必然注重劳动解放，注重以保障人权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经济。马克思批判了维护私有产权的资产阶级人权，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5]（P228～229)他又指出，资产阶级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14]（P647)他还指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15]（P324)马克思主张人类人权，他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16]（P454)以往人们引用这段语录，往往只注重马克思否定了市场经济，但忽视了马克思要求保障人权的思想实质。马克思强调未来的社会是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就是强调未来的社会是保障人权的社会，因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就是拥有人权的生产者；同时，马克思主张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所主导的计划经济去代替市场经济，其初衷也是为了保障人权，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可见，人本经济发展观主张以人权为本的方式来发展经济。

4．关于经济发展方法的区别。经济发展的方法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的方法。在提高生产能力的问题上，物本经济发展观强调资本为本的方法，人本经济发展观强调劳动为本的方法。

西方经济学始终注意生产能力的研究，强调对经济增长而言，资本的作用大于劳动的作用。从斯密开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都存在着资本为本的倾向。斯密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两个：其一，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受分工的影响，分工的专业化使劳动者提高技巧并减少工作转换的损失，但分工又取决于市场的发育程度和资本的积累。其二，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这又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哈罗德-多玛模型在假定资本/产出比稳定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率（储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在现代，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论证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尽管人力资本理论承认了人力的首要作用，但是仍将人力（劳动力）归于资本，最终将劳动纳入资本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强调在生产力中人力的因素重于物力的因素。马克思主张劳动价值论，他借用资本范畴分析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时，将生产资料看作是不变资本，而将劳动力看作是可变资本，强调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强调了作为劳动力的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将物本经济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概括为物利为本的方向、物效为本的方针、物权为本的方式和物力为本的方法。同时，可以将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人类幸福为本的方向、人类满意为本的方针、人类人权为本的方式和人类人力为本的方法。由于当今人类仍存在利益冲突，可以将上述人类主体改换成人民主体，则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民福为本的方向、民意为本的方针、民权为本的方式和民力为本的方法。通过上述概括，人们可以窥见两类经济发展观的基本区别，从而在坚持人本经济发展观时划清其与物本经济发展观的界限。

（二）两类经济发展观的基本联系

1．两类经济发展观的共同理论渊源。两类经济发展观都根源于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思潮，物本经济发展观是自然性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孪生兄弟，而后者是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无批判地继承，人本经济发展观是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批判地继承。

人本经济发展观就是坚持人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观。在历史上，作为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的人本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的一种思潮。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最初出现在15、16世纪的意大利，在随后的三个世纪中，它又在英、法、德三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中传播，并波及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以三种形式存在着，即以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政治中的人道主义和哲学中的人性主义存在着。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宗旨是为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幸福而高唱赞歌，在这一过程中，也给当时处于被封建专制主义奴役的劳动阶级带来一定利益。人文主义以人的主体性、自由性和世俗性对抗神的主宰性、奴役性和神圣性，其核心是主张个性解放（自由）和尘世幸福。人道主义以人道反对神道和君道，从人道出发主张天赋人权，认为最重要的人权是人的自由权和幸福权[22]。人性主义以人性反对神性：感性哲学主张我欲故我在，以感性欲望为前提论证了人的自由和幸福；理性哲学主张我思故我在，以理性自由为前提论证了人的自由和幸福。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分析，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肯定，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把人仅仅看作具有感性和理性的自然人，从而只能形成自然性人本主义哲学，又具有历史局限性。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具体人性出发，把人看作具有实践性（劳动性）的社会人，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哲学，形成了社会性人本主义哲学，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此后，在经济领域中，斯密以休谟等人的自然性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将人看作经济人（资本人），主张追求资本增值和财富增值，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形成了自然性人本主义经济发展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形成了社会性物本经济发展观，这一传统被后世的西方经济学家所继承和发展；而马克思以社会性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将人看作社会人（劳动人），主张劳动解放和人类增值，形成了以自然性人本经济发展观为基础的社会性人本经济发展观，这一传统为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总之，两类经济发展观都与人类思想发展史中的优秀价值观相联系。

2．两类经济发展观的共同理论内容。

（1）自然观中的人本主义。两类经济发展观都是以自然观中的人本主义作为基础的，都包含着自然性人本主义。西方经济学主张追求财富增值、提倡效率，运用物权、发挥物力，客观上是在追求人类富裕，这就是自然观中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承认自然性人本主义。从经济发展方向看，马克思追求保障人类价值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是他将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17]（P22)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之一；从经济发展方针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从经济发展方式看，马克思承认货币权力或货币资本权力，他说：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4]（P140)，他肯定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的历史作用；从经济发展方法看，马克思强调生产资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5]（P204)

（2）社会观中的人本因素。两类经济发展观都承认个人价值，这通过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表现出来。物本经济发展观主张经济人，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斯密说：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助，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6]（P11～14)人本经济发展观并不否认合理的个人利益。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既不用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用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18]（P156)物本经济发展观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斯密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极力反对封建特权，主张自由竞争和个人自由，这是有利于人类价值实现的。他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办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19]（P254)人本经济发展观同样并不否认个人自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理想时说：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P443)

综上所述 ，两类经济发展观在理论渊源和理论内容上有着联系，理解了这一点，便理解了两类经济发展观区分的相对性，从而有利于在坚持人本经济发展观时扬弃物本经济发展观。

三、物本经济发展观与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基本趋势

（一）人本经济发展观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

人本经济发展观之所以会逐步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根源于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本性，根源于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在现实中，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本经济发展观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正在逐步实现。

1．可持续发展观取代不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兴起，源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突现。所谓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指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违背了自然规律，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降低了人类生活质量的问题。战后，经济发展成为各国中心问题，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问题才被提出来。人类经过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付出沉重代价的反思，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借以取代原有的不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强调可持续人类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4）》中指出：可持续人类发展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它不仅创造经济增长，而且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它要再造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它给予人帮助，而不是使人边缘化[20]。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取代不可持续发展观，展现的是人本经济发展观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

2．经济发展观取代经济增长观。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不加区别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既可以通过涓流效应迅速地分流给社会的各阶层，也可以通过政府的调节重新分配。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利比亚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中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迫使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涵义加以区分[21]（P8～9)。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说：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22]（P11)显然，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理解为财富增值，而将经济发展主要理解为生产技术、生产制度的变革，后者已经涉及人类价值。在此后的探讨中，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与人类自由联系起来。托达罗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说：自由应该包括整个社会和它的成员有更大的选择范围，尽量缩小我们追求所谓发展的社会目标时所受的外部限制。[23]（P98)而阿玛蒂亚森更进一步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24]，他实质上认为真实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25]（P85)。这样理解发展（包括经济发展），实质上是将发展理解为人类增值。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经济运动理解为经济发展，这一现象说明人本经济发展观正在取代物本经济发展观。

（二）人本经济发展观的不断完善

1．为何需要不断完善人本经济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需要不断完善，与其历史特点有关。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但有这样几点特殊性：其一，马克思出于为工人阶级解放服务的目的，批判性地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的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否定了所有的市场经济，而当前我国正在实行市场经济。其二，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私有产权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由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生产方式，而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产权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总体来说是由使用价值规律支配的生产方式。其三，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侧重于从价值角度分析商品，而基本将商品的使用价值放在次要地位。这样，马克思并未强调市场价格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重的是利用市场价格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生产力发展。其四，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市场均衡，但是这种市场均衡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均衡，不包括服务行业在内。其五，马克思分析的资本家与劳动者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是一种制度性剥削关系，而当前我国虽然也存在着剥削关系，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制度性剥削关系。正是由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这类特点，使其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方面不是十分理想。虽然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但那主要是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而微观层面的操作问题尚需经济学界的努力。

2．如何不断完善人本经济发展观。首先，扬弃物本经济发展观。对于西方经济学，应该发扬其人本性因素，抛弃其物本性因素。粗略地说，对于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实现效率的因素、财富增值的因素，都应该坚持和发扬，而对于其不利于生产权完善的因素、实现公平的因素、人类增值的因素，都应该剔除和抛弃。具体地说，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立场（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价值目标（仅仅追求财富增值，忽视或否定人类增值）、价值原则（仅仅追求效率，忽视或否定公平）应该抛弃，而对其生产理论、价格理论、资源配置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政府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理论、寻租理论、制度理论和个人价值理论等等，都是可以借鉴的。

其次，扬弃空想人本经济发展观。将事实上违背科学性但主观上追求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的经济发展观称为空想人本经济发展观。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经济学就是空想人本经济发展观的体现。前苏联在斯大林指导下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社会主义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后，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他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26]（P58)这一观点长期影响着我国，我国建国后，甚至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专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有其思想根源的。本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本经济学，它主张追求人类富裕，所以重视生产力，同时它主张追求人类和谐，所以重视生产关系(生产权)，它是生产力经济学与生产关系（生产权）经济学的统一。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为生产关系经济学是不科学的。针对斯大林的生产关系经济学，邓小平以生产力经济学来完善它，以改革经济学来丰富它。邓小平将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而将改革（生产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点。概而言之，邓小平以生产力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对斯大林的空想人本经济学进行了特殊意义上的扬弃。

注释：

①例如，深受法国人道主义影响的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即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我们坚信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平等，他们都从他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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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8]何新．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M]．北京：实事出版社，2001．

[19]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0]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人类发展报告（1994）[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21]张建华．创新、激励与经济发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22]李宝元．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3]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24]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社会经济分类篇（10）

经济类的图书是经济学的重要载体，其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人们对商品经济的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还能够起到引导社会经济生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情的一个运用，而且对于经济改革也有理论上的探索和积累方面的引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经济类图书的出版和社会上的需求可以一定程度的反应社会的经济生活水平和质量。目前全国经济类图书的出版现状和态势以及社会层面上对经济类专业图书的需求如何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抽样检查，结果表明，全国经济类图书出版事业近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出了不少好书，逐渐形成体系;而且市场的需求也逐渐扩大，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总体看，还比较落后，不容乐观，现状与发展潜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接下来本文将重点分析经济类专业图书市场需求。

一、经济类专业图书基本概况

经济专业类的图书是经济学的重要载体，所谓的经济学专业，就是从现代的角度设立与经济发展规律有关的独立的一门学科，经济类图书就是包括这些内容的图书，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人们通过对这类图书的学习，能够对经济的发展和趋势有一定的了解，从而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相应的策略，让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经济学已经被各大高校建立了专门的学科，学习经济类专业，首先要从经济类专业入门图书着手，经济类专业图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管理等等图书，这些专业的经济类图书对于一些个体经营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目前经济类图书在编辑上有了很大的重视，对于普遍适用的经济类图书，一些专业属于尽量的在简化，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读者更加清楚的了解整个环境原理，以便更好的运用于整个生活中。

二、经济类图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类专业图书是经济学的载体，人们通过经济类专业图书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学习，主要的学习人群包括学生、教师、经济学分析师等等与经济学有关的人群，同时对于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他们也会在空余时间进行这一方面的阅读。对于社会来说，经济类专业图书可以提高人们对经济的认识，从而更深一步的促进经济学的快速发展。经济类专业图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更快的理解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为人们发家致富提供一些帮助。总之，经济类专业图书是人们生活的好帮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前进的推动力。

三、经济类专业图书市场需求简要分析

(一)专业图书市场潜力分析。为了充分调查人们对经济类专业图书的需求，在这之前还做了一个充分的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于每个月去图书馆的次数、购买图书的数量以及购买图书所花费的费用等等都是这次调查的内容。通过调查，可以发展人们每个月去图书馆的次数大约在十次左右，每个月购买经济类专业图书的数量平均为两本，所花费的费用大约为100元左右。这些都是一个大概的数量，而且这次做的调查方法为抽样调查，所以数据的结果还可以大致反应整体的情况。这次的实验数据表明在社会上人们对经济类专业图书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些情况仅仅表明社会上的人们对于经济类专业图书的平均需求，但是总会有人高于平均水平，又总会有人低于平均水平，一般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于经济类专业图书的需求会很大，个体经营或者是一些生意人对于图书的需求会很一般，而普通的居民老百姓对于经济类专业图书的需求则比较少，但是这个图书的需求量越高则表示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水平也就越高。总的来说这一研究对于整个经济类专业图书的需求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所以有很大的研究必要性。

(二)经济类专业图书购买动力。苏联著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玛克西姆．高尔基曾经说话，书籍是精神的食粮。所以人们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更好的慰藉，所以说这可以说是人们购买书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人们购买书籍的动机还包括学校指定的教材、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工作的需要以及在图书馆随便翻阅得到的等等几个原因。对于高校的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来说，购买这些书籍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指定的教材，尤其是高校的大三年级，学生对于一些专业的书籍选择自己购买，但是教材的类型和版本还是由老师统一指定的，然后学生自己在书店进行购买。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类的分析家，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也会选择一些经济类专业的图书来阅读，这些都是人们购买经济类专业图书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人们也会在工作需要的时候进行这类图书的选择阅读，不过这类原因购买图书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仅次于高校指定教材和提升自我能力。有时候不排除一些因为在图书馆翻阅偶尔喜欢而购买的原因。这些原因都是促进经济类专业图书销售的重要原因。

(三)专业图书购买的影响因素。在购买图书的时候，会有多种影响因素人们购买，主要包括图书的封面设计、内容排版、图书质量、图书出版社、图书价格、图书出版社以及作者等等都是人们购买图书的时候重要的参考因素。图书的设计一般都会由编辑社的编辑进行设计，他们对图书图书进行各种排版、以及内容和封皮的设计，当然这些设计编辑们都会在设计之前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毕竟将来的成品图书都是要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所以从群众中汲取一定的意见还是特别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一调查显示，人们在购买书籍的时候最看中的还是书籍的质量，以及书籍的出版社和书籍的作者，至于书籍的内容排版和封面设计仅仅是人们购买书籍的时候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但是同样是重要的因素。根据这些购买因素进行编辑、排版对于出版社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四)专业图书价格分析。人们在购买经济类专业图书的时候，图书的价格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经济类专业图书的价格因人而异，有的人认为物有所值有的人认为物有所值，认为适合在20－30，30－40，40－50及其以上的人各占其比例，这其中认为应该在20－30元中的人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图书的价格会严重的影响人们对图书的购买，所以图书的定价应该参考人们对图书可以接受的价格，一这样有利于图书的销售，并且能够一定程度的提高图书编辑工作的效率。

四、经济类专业图书调查分析对编辑人员的启示

这次的调查分析虽然不能代表全国图书馆经济类专业图书市场需求的情况，但是却能够部分代表我国目前经济类专业图书需求的基本情况。我国经济类专业图书的未来发展趋势呈现良好的状态。从上述分析可以对我国编辑图书有一定的启发，主要包括尽量的通俗易懂，图书内容排版设计合理等等。在上述中，也调查了人们在购买经济类专业图书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购买价格、专业图书购买的动力以及市场潜力等方面，通过这些内容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人们对于学校要求的专业类图书购买的比较多，所以编辑或者出版社在编辑图书之前尽可能的做一个高校问卷调查。对于价格学生们认为中等价格是最容易接受的，相对于封面和内容的设计，人们更看重的是图书的作者或者是出版社等等这些内容，出版社和编辑们在进行这些内容设计的时候应该尽可能的参考这些信息，这样才能做受大众欢迎的图书。除此之外，编辑自选题策划始，就应认真剖析专业图书的现有读者群，针对不同的读者群进行系统的分门别类，满足不同读者群的不同需求，较大范围地涉足专业图书市场等等，认真对待市场销售。综上所述，本文从专业图书市场潜力、经济类专业图书购买动力、专业图书购买的影响因素、专业图书价格分析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图书编辑工作人员从中得到很多启发，我国的图书编辑工作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晓峰．从社会和市场需求中获取竞争力———近年来全国经济类图书出版评析［J］．中国图书评论，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