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次
一、导论—两个经济的启示
二、市场·竞争·效率
三、社会·分配·公平
四、经济法与民商法
五、
一、导论-两个经济时代的启示。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最大的变化就是微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宏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1）
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正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市场经济阶段。反思两个经济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二者利益分配目标不同了，微观和宏观领域的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的利益分配目标：微观、初次分配的主要目标是公平优先、生存养人；宏观、再分配的经济目标是效率优先、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政府除了是社会行政管理者之外，还同时兼有国有资产代表者的身份，甚至作为国企的直接投资者。它既要当市场的“裁判员”，又当市场主要的“运动员”，他经常要代替而直接去搞微观运作，它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具体企业的效率，因而往往失去了公平。但另一方面，企业—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承担政府下达的社会行政目标，要解决就业和公平分配，要追求“生存养人”的利益目标。企业搞了公平，也就失去了效率。所以。计划经济最终是不公平也不效率的经济体制。
而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目标与计划经济截然相反。如下图所示：
微观宏观
计划经济 追求公平优先 生存养人 公平效率 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 效率公平
市场经济 追求企业资产最大化 追求社会公平 生存养人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最完善时，最强的市场力量和最强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就逼近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目标：最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和最公平的再分配相结合。（2）
而市场经济体制所达到的微观上的效率和宏观上的公平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来调整的，。经济法便由运而生了。
二、市场·竞争·效率
竞争是提高生产率的最理想手段。
-艾哈德（3）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缺乏了竞争的市场是一潭死水，散发着冲天的恶臭；是枯萎的花儿，低垂着丧气的脑袋；是无心的僵尸，失去了生命的灵魂。而充满竞争的市场犹如一泓泉眼，流淌着汩汩的生命之水；犹如一朵盛开的花儿，散发着扑面的清香；犹如健壮的青年，充满着朝气与活力。“任何真正的竞争都是高度主动积极创造型的竞争，这种竞争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促使人奋发图强，大胆冒险，不断进取”（4）
竞争是动力。“如果说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进步的动力的话，那么在和平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合法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竞争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是更一般、更持久的动力。”（5）列宁认为，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配置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6）
竞争是压力。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这是大普遍的法则。不进则退、不优则汰。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转化为巨大的动力。
竞争是共赢。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竞争者之间在压力和动力的本能驱动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经济效益。“竞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竞争者，而是通过更好的和更灵活的管理超过竞争对手，以造福消费者，从而也有利于自身的收入。”（7）熊彼特指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把经济刺激实行的远超过赛跑的马和机器所要求的限度，一定是大有所获的，这种刺激是有价值的社会性质的努力的推进器。”（8）
所以，竞争就意味着效率。“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9）竞争使人尽其才。同时，竞争者必须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提供最好的商品或服务，这有利于减少浪费、节约资源，是物尽其用。“竞争促使人们把事情做到极致，讲究效益。实践证明，竞争是效益制度，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没有效益”。（10）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就是效率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反向表述就是计划和垄断。这是两个相继发生在中国经济体制中的现象，是效率的对立物。
计划经济时期，前已论述，妄图通过计划达到微观领域的公平。“不管计划用最的能够多么详细地、迅速的和准确的计算出复杂的关系，计划还是要受矛盾的利益状况的，而没有市场机制，就会造成计划和现实经济的最优和现实发展之间的最大脱节”。（11）所以，计划经济并没有达到微观的公平。计划一切，使广大民众的自我设计权利、自我拼搏精神丧失，说到底是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权，是对芸芸众生的精神的蔑视。“当一个全面的计划成为社会一切经济决策基础的时候，个人的经济自由就被大大减少了，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物质需要和愿望，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被满足，而是论为实现计划目标的工具”。（12）
市场经济时期，竞争与垄断是一对天生的冤家。就中国的经济状况而言，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而不是经济垄断。因为中国还没有哪家企业能强大到如此地步，能够控制某一行业和领域。行政垄断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动因莫过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一方面为政府及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受行政垄断保护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寻租”来解释。“经济学中的‘寻租’是指经济活动者为维护其既有利益而寻求政府管制，阻止其他主体竞争，保持自身垄断地位，以获取超过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收入的行为”。（13）参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寻租活动存在的原因是人们把政府当做建立并保持垄断的工具，寻租活动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及浪费。“生产经营者寻得‘租值’就获得相当于法律上的垄断；从供给角度看，政府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为获得自身利益也会有意无意的去设租”。（14）即所谓“在权钱交易中，寻租活动具有双向性质”。（15）行政垄断，造成了市场经济部分领域的无效率。如电信行业：这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行业，垄断者-政府的宠儿可以随心所欲的收取费用，由此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引入竞争机制，那么我相信消费者一定会得到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因为-竞争意味着效率。
三、·分配·公平
一切的基础是人具有两重性-经济人特性和社会人特性。所以也就有两种公平：从经济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竞争条件和机会的公平；从社会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结果的公平，即现实中的社会平等。（16）
在此，我仅站在社会人的角度来讨论结果的公平。因为机会的公平也即微观的公平形式的公平是和效率相一致的；而结果的公平也即宏观上的公平实质的公平却和效率不尽一致。
在横轴右半面的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一阶段，社会处于逐步阶段，分配还不尽公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效率也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开始增多。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社会逐渐趋于公平。但是当效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公平达到了最高点A点时，如果效率继续提高，就以牺牲结果上的公平为代价了，社会分配相差越来越远了。
“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
而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大都已步入后阶段了。所以说当我们把社会福利当作经济活动的终级目标进行动态时，一个社会并非是效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好。“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最优的组合，这种最优组合要求的条件是：公平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边际社会福利）与因公平的增加引起的效率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边际社会福利）相等。或者说，效率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与因效率提高引起的公平的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相等”（18）单纯依靠微观上市场经济的作用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组合，市场能够保证效率的不断提高，但却必然带来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效率通过市场获得实现，公平是靠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实现的。不能片面追求无效率的公平，也不能片面的追求无公平的效率。如果社会失去了效率，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如果社会失去了公平，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社会的矛盾必须得到解决和缓和，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必须得到平衡。“如果一个社会为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间，那么在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和碰撞…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衡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19）从这种角度上说，经济法是一部平衡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公平，达到社会正义的法律。
在此，我比较赞同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个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20）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即差别原则，即允许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要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境况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旨在最大限度的提供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种关心不幸、照顾弱者、辅助穷人的原则，因而也是一种博爱原则。
四、民商法与经济法。
作用于微观领域法律不仅有经济法，而且有民商法。我以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旨在实现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是所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经济法是政府管理，通过政府规范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外部性的行为；而民商法是对自身的要求，是内部性的行为，民法规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活动；商法规范每个企业的资格和内部管理。
武汉大学的漆多俊教授是这样来评价民商法的“民商法虽然以个人为本位，重在维护个体利益，但它通过对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有利于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使价值和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而能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由民商法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是民商法秩序。”（21）
通过前述，我以为，作为完整的、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应称之为民商经济法秩序了。
五、总 结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的，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们所要做的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用发展的视角去挖掘和遵循规律。经济法其实就是一个的产物：在西方国家是适应19世纪反垄断的需要而产生的；在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后起的社会立法必然要借鉴吸取先行的民商法中的有益因素，为己所用，这就决定了社会立法的综合性。德尔马尔默尔利用一种鸡尾酒调制来说明经济法的综合性或者混合性：“取一个调酒器。放进一份商法；用社会发色素使之上色；加进大量的税法和行政法；用一撮民法调味；撒进大量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随意摇晃，然后作为冷饮，并为这种法律饮料取名经济法。”（22）正是由于经济法的时代性、综合性，意味着它必然担负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历史使命。我相信，随着经济法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经济法一定会越来越趋近于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精神-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
索 引：
（1） 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2页。
（2）《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35页。
（3）《来自竞争的繁荣》 艾哈德著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54页。
（4）《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5）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22页。
（6）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75页。
（7）《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第245页。
（8）《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熊彼特著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262页。
（9）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程恩富 著 载法律网2004年。
（10）《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11） 《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05页。
（12） 《理解市场经济》以萨克森登著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138页。
（13）《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4）《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研究》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5） 《经济学分析法学》张乃根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245页。
（16） 《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5页。
（17） 《法：法律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1月第一版 第298页。
（18）《公平、效率与社会福利》任太增著 摘自法律教育网 2003年6月18日。
（19）《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第398页。
（20）《正义论》罗尔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第66页。
（21）《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漆多俊著 载《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105页。
（22）《经济法》 阿莱克西·雅克曼、居役·史朗斯著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52页。
书目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破解中国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关键词 信息 微观经济主体 生产经营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有效的配置企业的有限资源，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一、微观经济主体概述
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单个经济主体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规范化。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的内容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有三个：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场出清。市场出清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具体来说，物品价格的调节使商品市场均衡，利率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工资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的状态下，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资源闲置或浪费问题。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二、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世纪，各种信息，如市场供需信息、产品质量价格、品种信息、生产单位效益信息等的畅流与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信息时代使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识时务，敢于迎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
首先，信息时代，传统的迂回生产方式将被直接生产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减少了以前多级中间环节和远距离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特征是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弱了生产对某生产资料的依赖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畅通，企业将会快速掌握大量的生产资料供给信息，取得某一生产资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价格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获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使生产更贴近消费需求，产品价值更容易实现，在实现生产的最终目标――消费的基础上使生产单位获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资、能源、人力、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质要素代替。即以廉价、充足的资源代替价格昂贵、稀缺的资源，这是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结果。
最后，信息时代资讯业特别发达，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加之先进的技术设备（硬、软设备）使新产品的开发和各种设计（如用电脑进行建筑设计）、生产方式的改变都会在更大程度上节约时间，并能使实验、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中的资源消耗减少，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信息对生产要素具有优化作用。它迫使生产力各要素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系统有序运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产力系统中，各因素的优化组合信息调节和控制，组合情况如何，均可通过产量、成本、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统计信息反映。而这些信息的反馈有助于重新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而实现最优组合。从另一角度分析，当生产者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下盲目生产而使生产能力受碍时，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和运用可以消除不确定因素，为企业提供明确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明确的生产经营目标能够使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发挥最大功能，特别是能够激发生产力系统中的主要因素――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发挥，从而提高生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信息，通过互联网和网络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产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断增加，使生产力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续。
（二）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
现代管理的艺术在于驾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对人、财、物、时间、技术等进行科学组织与协调，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些活动必然有信息的参与，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剂。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功能、管理方法发生重大变革。过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组织机构层次多，且各层次因
人员素质不同，考虑问题角度不同，立足点不同而造成对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这无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层次间的畅流。计算机网络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有利于转变原来的金字塔型管理为各层次管理者间、各部门、各地区管理者直接联系的平行矩阵型，中间层逐渐减少，各层次管理机构分别针对某一机构的散发式管理体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准确传输，有利于管理者根据快速反馈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目标，提高管理的效率，实现管理的目标。
科学的决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时、准确反馈是生产经营单位修改决策和做出新决策的依据。可见，信息作用于决策群可使决策有依据，增加决策的透明度，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才能真正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织。此外，信息有利于沟通各层次决策群，使之协调一致，减少各决策群间的摩擦。
（三）信息对传统营销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企业产品质量好坏、品种是否适销对路，均会在市场中得以体现。因此，获取和有效利用准确的市场信息极为重要。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引起市场营销方式的巨变。当今社会，消费者购买行为日趋个性化，市场变化难以捕捉，生产者对市场的反映更加敏锐，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行为增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在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生产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特定购买欲望，才能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杯羹，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虚拟市场――网上营销，从90年代以来，开始风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基础上的电子商务将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通过电子化方式处理的传递数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实现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证券交易、电子货运单证传送、商业拍卖、合作设计、产品交易等。总之，电子商务直接作用于流通领域，将促进销售方式的革命，推动流通技术的改革，使传统商务的业务模式和流转程序发生变化，以迂回经济到直接经济，从而提高流通领域生产力。此外，商业信息的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的兴起，意味着消费者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产品类型、数量和质量、价格等商务信息，并进行有比较地选择。在拓展了的商务活动领域中，真正实现消费者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者才能根据真正的消费者意愿进行生产，从而减少生产中的浪费，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
在营销生活中，消费者从有购买欲望到进行购买有一个临界点，当某一品牌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都对消费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实施购买的边缘时，总是需要一定的契机及相关的刺激，以实现其真正的购买，传统的营销是通过降价、打折、送赠品等方式实现购买欲望到实现购买的转变，但这一方式已越来越不灵了。在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收入上了台阶，消费层次提高，消费者除关心商品的性能、价格和购买及维修的方便外，更重视通过各种媒体获取其他消费者对该商品的看法和消费该商品消费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现在很大一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追求新、异和消费的个性化，他们乐于消费新产品，突出自己的消费率先进入了高层次，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快捷的方式获得消费领域的最新信息。可见，信息既引导消费出现新潮流，又使生产者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求领域的最新动态，及时开发新产品，使自己随时立足于市场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任何国家的微观经济活动必须在客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运行，因此公司准确、及时地掌握政府的客观经济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指导作用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运用货币、财政、税收政策指导生产方向，淘汰长线的传统产业，鼓励朝阳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娱乐）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网可促进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它能为互联网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在政府上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企业较容易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先进的手段多渠道准确、快速地获取国家的财政、税收等政策，尽可能地以宏观导向从事生产，最大限度地享受财政和税收等优惠。同时，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如GNP增发速度、物价指数、储蓄和投资增长速度等，政府实施的紧缩或适度放松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又能在畅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合理的产业结构下运行。因此，企业既要克服过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产，只有通过各种信息不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较佳的生产经营效果。
综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犹如人体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对信息的筛选和比较分析，辩别信息的真伪，有取舍地加以运用，决不能被信息所淹没。我国在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不真实地夸大产品功能、传递虚假需求的虚假信息时有发生，从而误导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见，有选择地、及时地获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导生产和消费活动将是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参考文献：
[1]瓦尔特•J•威塞尔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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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预期理论概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下，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而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学派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又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典型代表理论是货币周期论，以及在该理论上建立的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本假设
理论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与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三、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四、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目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在一些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政府部门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而有高质量的增长。
由于国企经营者拥有自主经营权，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国企经营者自定薪酬现象十分普遍。中纪委已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经营者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实质上近年来，随着国企经营者薪酬的不断攀升，其薪酬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
十六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总结—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要以其管理贡献为分配依据，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保证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前提条件。现实中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与激励报酬是以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为主要依据，但企业生产活动一般具有一定的环境外部性，尤其在我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将以大量资源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利润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依据，并以此作为经营者获取激励报酬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本文从社会的经济福利角度，对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评价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思考。
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性
（一）经济外部性释义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外部性这个概念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由庇古（Pigou）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即在分析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相背离时提出的。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和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外部性是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经济外部性是“市场失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内容。外部性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广义地说，外部性还可分为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种类型。货币外部性是外部效果，通过价格变化来体现的一种外部性。例如当一个社区新建了一些商业和娱乐中心时，导致周边地区土地价格上升。但这种货币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并不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因为货币外部性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技术外部性是不能反映在价格变化或通过市场体系表现的外部现象。技术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因此，经济学上所关注和研究的是技术外部性。
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会产生很多经济外部性，但企业经济活动产生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外部性是有关资源环境的外部性。如企业生产排除的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的破坏，林业企业对气候、土壤、水源的改善等。另外，在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还存在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成本。从广义的环境概念上说，自然资源也属环境的范畴。因此在环境经济学里，自然资源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统称为“环境外部性”。
（二）代际外部性
由于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比较复杂，本文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根据可耗竭资源（非再生资源）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资源市场价格除去开采费用后的收益（净价格）的增长率必然等于利率。当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小于利率，则企业会尽量开采和销售他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到另外的领域以获得市场利率。任何延迟都会减少企业利润的现值。另一方面，如果企业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高于利率，企业就会尽量地将资源保留在地下，因为这时候保留资源可获得较其它投资领域高的收益率（Mickel•G•Webb，Martin•J•Riketts，1979）。这条原则说明，要保证可耗竭资源的开采在时间上的合理配置，必须具有三个前提条件：市场完善，市场价格能准确反映该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的产权明晰；拥有该资源的经济组织或个人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反观我国现状，自然资源无价或低价，并未反映其稀缺程度。我国的自然资源虽是国家所有，但实质上国家只是收取少量的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所蕴涵的土地地租和矿山地租大多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所占有，土地与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并未在经济上真正实现。实质上占有资源的地方政府与国有矿产企业并不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开采的速度，遵循的是当期利润最大化。一任政府和在任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只关心他们当期的利润，他们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是“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是经济人行为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近年资源开发速度快速上升、开发资源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加剧了资源开采使用上的代际外部性。经济福利：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在微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微观经济业绩指标。在宏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经济福利。福利通俗地说，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下的“幸福”或“效用”。庇古（Pigou，1920）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不能用基数表示效用的大小，效用无法在人际间进行比较，只能用序数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著名华裔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1979）把社会福利定义为个人福利的向量。排除了个人福利之间的可比性。企业的捐赠与对社区的义务服务都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通常情况下，可以用企业的经济利润（生产者剩余）加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减经济外部成本（或加经济外部收益）来表示企业提供的经济福利，即经济福利=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资源环境的外部成本（＋经济外部收益）。在市场是完美的、不存在经济外部性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给企业的经济贡献与其为社会提供的经济福利是一致的。但由于市场失灵，企业经济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外部性。资源环境的外部性是企业经济外部性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在给企业带来更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外部性。
根据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要得到帕累托最优状况，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黄有光，1979）：交换最优性（任何一对物品的边际替代率对于消费此物品的所有人来说必须是相同的）、生产最优性（任何一对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对于使用这些要素的所有生产单位来说必须是相同的）、高级最优性（对于任何一对可以再生产的物品来说，共同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这三个必要条件的含义是，在社会资源、制度、技术一定的前提下，要使社会福利最大，首先必须选择好生产什么与生产多少的问题（在社会生产可能线上选择），其次要选择好如何生产问题（保证最大产量的实现），再次要解决好为谁生产问题，即要将生产出的产量进行合理分配。选择好了这三个问题，社会福利才可能得到最大。由此可见，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社会福利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可能线的外移，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事实上，人类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然。环境外部性不仅会对人类健康、环境景观等构成威胁，对社会福利产生直接的损害，更主要的是，环境外部性可能破坏自然环境和地球生态系统，从而破坏生产力的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因而对社会福利构成长期的、根本性的破坏。生产的增长，可以是提高生产力的结果，也可以是耗费大量资源的结果。有些企业实际上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来发展这些企业的生产。因此，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进行社会评价，以考虑了环境成本的经济福利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对国企经营者业绩考核与收入分配的完善，是对按管理要素进行分配的理论深化。
竞争性和垄断性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企业经济业绩与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微观经济学将市场结构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垄断等四种典型的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寡头垄断、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
（一）竞争性国有企业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微观经济利润，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微观评价与社会评价是统一的。因此，企业微观经济业绩也是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社会评价的主要指标。竞争性国企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是政府的环境政策问题，如经营者通过引入污染生产方式，在降低企业私人成本的同时，大幅提高了产品的环境外部成本。如果政府将环境外部成本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部化，则环境的外部成本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上会得到充分反映，从而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仍是经营者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而将考虑了环境外部性的经济福利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社会贡献，有违市场原则，会使国企与非公有经济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况。
（二）垄断性国有企业
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污染和反垄断的权衡问题。经典经济模型认为垄断性企业生产的均衡点相对于竞争性企业，其产量低，价格高，社会福利未达到帕累托状态，从而损害了社会经济福利。但自福利经济学诞生后，人们认识到了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如果该垄断性企业又是环境污染企业，则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次优选择问题。反垄断，产量扩大，价格下降，社会福利得到改善，但伴随着产量的增加，其环境外部成本又会增加，这又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若反污染，征收相应的环境税费，则提高垄断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果是产量更低、价格更高，社会成本在下降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着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在垄断情况下，要使社会福利状况最好，垄断企业环境外部性不一定要完全内化，从而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权衡问题。因此，垄断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三）政策性国有企业
另外，政策性国有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正如上文所述，政策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微观贡献体现在提供一定使用价值及其所费私人成本的节约上。从宏观角度看，政策性国企经营者的社会经济福利的贡献体现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好坏与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成本的节约上。
总之，要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竞争性国企经营者，其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仍以微观经济业绩为依据，因为政府可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化环境外部成本；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选择，而政策性国企的经营目标又不是微观经济业绩，所以对这两类国企经营者进行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中图分类号: F83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10)02-044-04
一、2010年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环境预测
受世界经济整体复苏提振和国际金融市场环境趋好的有利影响,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加快,宏观经济向好回升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延续执行和央行对货币政策的动态微调将有助于保障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同时将通货膨胀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
(一)整体经济增长确定回升态势,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2010年,巩固我国经济回升增长良好发展态势的有利因素在逐渐增多。第一,随着主要经济体逐步步入复苏,2009年10月份,我国出口增长扭转了危机以来的负增长局面,预期2010年出口增速将延续回暖,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将有所增强;第二, 2009年中央经济振兴确定的在建投资项目对各个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在2010年将显现出更大的成效,并且大量在建基本建设工程的后续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力。第三,中央加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力度,2010年,国内消费将替代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09年下半年以来,央行货币政策调整有效降低了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2010年,货币信贷增速回落和央行加大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将使得物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通货膨胀将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障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流动性适当
2010年,货币信贷增速与2009年相比将有明显回落。但2009年以来,众多大型在建工程和基建项目需要较长的建设周期,必要的后续资金支持,使得2010年的新增贷款必须维持合理的规模。因此,可以合理推论:2010年货币信贷将保持合理增长,更体现货币政策的适度性。
从金融体系流动性状况看,2010年信贷增速下降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在有限范围之内,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将保证金融市场流动性适当充沛,并且2010年外汇占款在货币供应方面的贡献将有所上升。
同时,2009年以来存款活期化趋势愈发明显,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增速在2009年9月份超过了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并连续刷新历史高点(即M1和M2增速倒“剪刀差”现象)。预计这一情况或将在2010年持续,这一现象表明市场流动性仍处于适度宽裕状态。主要理由是,从历史数据看,在流动性宽裕的2006年,M1和M2增速倒呈现的“剪刀差”现象在2007年央行逐步采取从紧货币政策后才扭转。
(三)央行可能增强货币政策微调力度或适时调整
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保持相对稳定,但为了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央行也将会根据市场流动性情况进行适度微调。
2009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政策微调的频率和力度均较以前有所增强,其灵活性也在凸显。2009年下半年,央行共发行央行票据2.42万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1860亿元;并且,央行于7月初重启1年期央票发行,以优化操作期限结构。2009年下半年,央行货币政策微调取得了抑制信贷过快增长、管理流动性和保证市场活力、促进经济稳固回升的良好效果。2010年,公开市场操作仍将是央行对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主要方式,并且央行将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在频率和力度上加强其灵活性。
2010年,在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尚未完全明朗的情况下,央行将会慎重采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刚性政策。但如果银行信贷投放数量或节奏偏离央行信贷调控目标,或者通货膨胀风险加大,以及在经济复苏势头不可逆转或在面临国际金融环境较大影响时,不排除央行会进行适时调整。
二、2010年票据市场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10年,影响票据市场发展和银行票据业务开展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因素复杂多变,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相互交织,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经营将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仍是票据市场发展的有利因素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2010年中国将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为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发展提供有利因素:
其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银行信贷规模短期内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从而促使2010年银行货币信贷保持合理增长,更体现货币政策的适度性。
其二,在央行延续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2010年银监会将加强资本监管,这强化了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意识,资本金相对不充足的中小银行将更多地选择表外项目中的银行承兑业务,有利于扩大票源和活跃市场交易。
其三,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延续执行期间,虽然央行将加大动态微调来引导银行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和投向,但预计加息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幅度和频度均有限,这使得银行开展票据业务的金融市场环境相对稳定。
(二)央行货币政策微调力度加大为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开展带来挑战
自2009年年中起,央行已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运用来调节市场流动性和引导银行信贷结构调整,从而使得票据市场融资规模出现回落。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定2010年中国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也进一步释放出加大政策微调的信号。从2009年央行货币政策微调对银行票据业务开展的影响分析,2010年央行货币政策微调力度的加大将为银行票据业务的开展带来以下两方面的挑战:
第一,央行货币政策微调的主要目的是管控市场流动性,引导银行信贷结构调整和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投放,这必然促使银行减少票据资产资金配置,使得票据市场仍可能维持回落调整态势。
第二,央行货币政策微调主要是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其市场化的利率交易方式必然会参考SHIBOR在内的主要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当前,影响货币市场利率的因素复杂且预测难度较大,从而为银行票据交易利率的定价带来挑战,票据业务市场风险加大。
(三)开展票据业务是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境的客观需要
2009年,商业银行票据融资业务的超常规发展为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从而帮助中小企业有效抵御了金融危机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巨大冲击,为我国经济复苏发挥了无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2010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仍是帮助中小企业发展生产,巩固经济复苏成果的关键。2010年,票据业务仍将是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合作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银行角度看,在银行体系流动性适当宽裕和宏观经济尚未完全摆脱危机风险的环境下,银行开展票据业务能够在增加信贷投放效益的同时控制风险,从而增强盈利。就企业而言,资金成本较低、办理手续相对便捷、流通转让市场宽广和兼具支付和融资功能等优良特性的票据融资是中小企业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获得低成本资金的较好选择。事实上,2009年票据融资的超常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四)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应用为票据市场带来重大创新机遇和业务发展挑战
2009年10月28日,由人民银行开发建设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顺利建成并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国票据市场迈入了电子商业汇票交易新时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是依托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接收、登记、存储、转发电子商业汇票数据电文,提供与电子商业汇票货币给付、资金清算行为相关服务,并提供纸质商业汇票登记查询和商业汇票公开报价服务的综合性业务处理平台。
相对纸质票据而言,电子票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创新之处:一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全面革新商业汇票的操作模式;二是将财务公司定位为票据市场的直接参与者,扩大了票据市场参与主体;三是将电子商业汇票的最长付款期限从6个月延长至1年;四是明确了贴现、转贴现、再贴现以及赎回的操作方式;五是在票据融资交易和票据结清业务中,引入了票款对付(DVP)方式。电子票据在上述方面的创新必将为票据市场发展和票据业务开展带来深远影响,有利于推动票据市场一体化建设,票据市场产品创新和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利率定价能力的提升。
2010年是我国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正式投产运行的第一年,其诸多创新必将为票据市场产品和交易方式创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为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开展带来挑战。
三、2010年票据市场发展展望
2010年,影响票据市场发展和银行票据业务开展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因素复杂多变,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相互交织,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经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根据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票据市场发展状况,预计2010年票据市场运行将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票据市场或受政策影响延续调整,波动性增强
从2009年票据融资规模变化情况看,先后经历了一季度的迅猛增加、二季度的增速放缓和下半年以来的规模下降三个阶段。同时,上半年票据承兑量和贴现量较下半年更为活跃。从客观上说,票据融资规模在经历了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的超常规发展后于2009年下半年出现调整回落。
2010年,央行在延续适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将加大货币政策微调力度,并可能会适时传达货币政策收紧的信号。年内,预计央行根据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可能会采取调整准备金率和上调存贷款利率等手段对货币政策进行力度更大的调整,但国际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阶段,央行货币政策即使有调整,但仍然要兼顾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带来的消极影响,力度将会有限。因此,作为极易受货币政策影响的票据市场,在较长一段时间都会相应做适应性调整,商业银行在揣测央行货币政策动向中对票据业务会采取较为谨慎的经营策略,并加大票据业务对信贷结构的调整作用,从而增强了票据融资规模波动的可能性。
(二)票据市场供需均衡性更趋合理,回购式交易将有所上升
2009年,票据市场供需双方的买卖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票据网”报价信息表明(此处数据不考虑年初1月和年末12月),2009年2月至6月,代表买方意愿的买断和逆回购的报价总金额合计为31900亿元,是同期代表卖方意愿的卖断和正回购的报价总金额14968亿元的2.13倍。其中,买断报价总金额合计为20478亿元,逆回购报价总金额11422亿元,分别占买方报价的64.19%和35.81%,代表市场买卖力量对比的买断卖断报价金额比为1.84:1。下半年,票据市场买方意愿随着票据贴现余额增速放缓出现减弱,主要表现为买断票据报价金额连续下降。2009年7月至11月,买断和逆回购报价金额合计为18425.8亿元,其中,买断票据报价金额为10309亿元,只相当于2月至6月买断报价金额的50.34%,占买方报价金额的55.95%,较2月至6月下降了8.24个百分点,代表市场买卖力量对比的买断卖断报价金额比缩减为1.36:1,表明市场买卖力量均衡性正趋于合理化;而同期逆回购报价金额达到8116.8亿元,占买方报价金额的44.05%,较2月至6月上升11.61个百分点,尤其8月份逆回购报价金额达到5143亿元,占当月全部买方报价8158亿元的63.04%,成为主要的买方交易方式(见图1)。
2010年,央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执行和动态微调力度的加大,为票据市场供需双方的买卖提供了较为均衡的市场环境,同时结合2009年“中国票据网”报价信息,可以合理推论2010年票据市场交易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票据市场买卖力量正朝着均衡方向发展;二是回购式买入票据成为当前金融市场环境下,各商业银行宽裕资金的消化和创收方式,其占交易总量的比率将有所上升。
(三)票据市场利率将有所上升
2009年,票据市场利率可分为低位区间徘徊和震荡回升两个阶段。上半年,从“中国票据网”报价利率变动走势看,买断、卖断、正回购和逆回购四大类票据市场交易利率呈现在低位区间(1.1‰-1.3‰)震荡整理的运行态势。下半年,受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微调对市场流动性收紧作用增强的影响,买断、卖断、正回购和逆回购四大类票据交易报价利率均呈现明显上升走势。11月,四大类票据交易报价年利率上涨幅度均超过了50个基点,其中,票据买断利率于11月达到1.9622‰,较年初上升了约70个基点(见图2)。
2010年,影响票据市场利率走势的因素更为复杂,但总体来看,拉动票据市场利率上行的因素占据主导,票据市场利率延续震荡上行的可能性更大,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央行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延续执行的同时,将加大力度管理市场流动性,银行资金头寸相对2009年宽裕程度将有所下降,票据买入意愿下降;二是在国际、国内宏观经济金融形势逐步走向全面复苏后,我国将逐步步入“加息周期”,年内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期或将成为现实将推动各类利率上升;三是公开市场操作仍是2010年央行货币政策微调的主要方式。为满足加大货币政策微调的需要,2010年央行票据到期和滚动发行量将明显高于2009年,央行须提高央票发行利率才能循环发行央行票据,这必将使得货币市场利率在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并传导至票据市场。
(四)电子商业汇票的创新效应将在市场得到初步显现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正式上线运行开创了电子票据交易时代。2010年是我国买入电子票据时代的首年,电子商业汇票交易系统的创新特点必将引起票据市场主体的重视,从而产生较为初步的创新效应:
一是电子票据市场交易主体将有效拓展。首先,各家金融机构会认识到电子汇票系统的对票据市场的革新意义,从而主动融入电子票据时代,上线应用该系统的金融机构总数将会明显增加;其次,部分条件合适的企业也将会考虑采用电子票据以获得较纸质票据期限更长的流动资金,同时降低交易风险和提高交易效率。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8-0015-04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
由于我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较短，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仅仅是作为“财政部门的出纳机关”而存在，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正常地发挥作用，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1．对于金融效率的涵义看法不一；2．对金融效率进行定性描述的较多，实证检验的很少；3．从为数不多的有关金融效率的实证研究文献来看，通过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金融效率问题的研究更为少见。
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建立一个更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来客观地反映我国的金融效率水平，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国内学者关于金融效率概念的各种表述
通过考察以格利(J.G.Gurley)和肖(E.S.Shaw)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理论、以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论、以麦金农(R.I.McKinnon)和肖(E.S.Shaw)为代表的金融深化论、及以赫尔曼(T.Hellmann)、默多克(K.Murdock)和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为代表的金融约束论等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我们发现，尽管它们都蕴含有金融效率的思想，但都没有明确地提出过“金融效率”的概念。因此，这里我们主要对国内学者关于金融效率概念的不同表述作一个简要的考察，然后构建本文的金融效率概念框架。
(一)金融效率的涵义
关于金融效率的涵义，目前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王振山(2000)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在健康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和有效的金融调节机制下，由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中介完成的或者由融资双方或多方在市场服务体系下实现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其内涵是指金融机构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产出，即金融机构最高的投入产出比率意味着最高的金融效率；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的层次
金融效率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概念，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还根据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对金融效率作了不同的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王广谦(1997)将金融效率分解为金融机构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和金融宏观效率三个方面。其中，金融机构效率包括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两个方面。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金融宏观效率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效率，它综合体现在货币量(包括通货量、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与经济总量的关系上。
叶望春(1998)将金融效率分解为金融市场效率、商业银行效率、非银行金融机构效率、企业融资效率、金融宏观作用效率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等方面。其中，金融市场效率由金融市场上金融商品的价格对各类信息的反应灵敏程度等五个方面体现出来，反映金融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和融资的方便程度。商业银行效率包括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效率和商业银行负债管理效率两个方面，其中尤以商业银行经营成果为标志衡量的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效率更为重要。非银行金融机构效率体现在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对资本及证券市场效率的提高上。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筹资成本、筹资风险以及筹资的方便程度。企业融资效率越高，社会闲散资金进入生产领域越容易，金融效率也就越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通过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是调控措施的影响力，二是调控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
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应分解为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其中，宏观金融效率包括货币政策效率、货币量与经济成果的比例关系、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上的效率等几个方面。微观金融效率主要指市场微观主体即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包括货币市场效率和证券市场效率。
王振山(2000)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上来考察金融效率。他认为，从微观经济个体来考察，也就是从个人及家庭、企业、政府以及银行部门来考察，金融效率就是指各经济活动主体所支配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状态。从宏观经济总体来看，即从社会全局来看，金融效率就是指这个社会全部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分配。但作者同时也指出，在大部分情况下微观金融效率与宏观金融效率可以认为是一致的。比如，就微观交易主体而言，金融交易成本的降低，对宏观经济活动来说，同样意味着金融交易成本的节约；反之，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只有依赖于各微观经济活动金融效率的提高才能实现。
周升业(2002)认为，可以将金融效率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金融功能效率，指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般作用；第二个层次是金融配置效率，指金融体系中资源的配置状况；第三个层次是金融管理效率，指具体金融机构内部投入产出的效益。
汪永奇、程希骏(2002)认为，金融效率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金融的宏观效率，指金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能力；二是金融的微观效率，指金融机构作为产业主体的运作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的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等。金融的微观效率主要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对金融业的产出从几个层面来考察，也同意将金融效率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
总之，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其中一部分学者试图给出一个经典的金融效率的概念，但由于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金融效率概念也不尽相同。而更多的学者
在研究金融效率时甚至没有提到金融效率的具体概念，而只是在文中隐含着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在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金融效率的确切含义再作一些讨论。
二、金融效率概念的重构
我们赞同“金融是一种资源”的提法(白钦先，2000)。而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在一定的时期内就有数量的约束问题。当金融资源的数量已经膨胀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只有依靠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就是使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因此，我们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资源数量的增长，还应该包括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金融效率的提高体现了金融发展的一个方面；有关金融效率的研究，也应该在金融发展的框架下展开。
此外，金融体系作为一个产业，除了有自己的投入产出之外，它还肩负着一国资金融通的职能，它可以通过资金的配置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起到直接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在考虑金融效率的时候，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最终推动一国金融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总之，我们认为，金融效率就是一国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具体来说就是金融资源投入对金融产业的产出效果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果的影响。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1．金融产业本身的投入产出率，即微观金融效率；2．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源能否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投放到能极大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部门中去，即宏观金融效率。金融效率的第一个层面是金融作为一个产业来讲的；而金融体系与其他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还可以通过资金的配置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相对于它作为一个产业提供的增加值，宏观层面上的金融效率应该更重要。但是，在实际金融运行中，微观金融效率和宏观金融效率之间又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而不是截然分开的。微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宏观金融效率，而宏观金融效率的改善也会带动金融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微观金融效率的提高。
三、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金融效率研究的深入，一方面有赖于对金融效率概念的准确把握，这是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金融效率研究从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也是必由之路。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依据上文界定的金融效率的内在含义和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1．指标的选取要有科学性。科学性是指指标体系的设置要有客观依据，指标含义明确，内容简单明了，测定方法标准，而且能准确反映金融效率的客观现实。
2．指标的选取要有全面性。效率的评价带有一定的人为性，不同的人可能从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全面性是指所选取的指标体系要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和测度金融效率。
3．指标的选取要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是指为了便于金融效率的评价，在设置指标时还应考虑到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和统计基础，尽量保证所选取的指标有可靠的、连续的且权威的数据来源。
4．指标的选取要有可比性。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一国的金融效率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以评价金融效率的高低和观测金融效率的变化，因此，保证指标的可比性是构建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不同时间和空间同一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计算口径等保持可比，同时尽量采用国内和国际通用的指标。
(二)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出的观点，金融效率的评价应分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进行。因此，下面我们将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分别构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1．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效率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其储蓄动员能力就越强，该国或地区的储蓄率也必然较高。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效率越高，也意味着金融系统在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漏出”的比例越小，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越高。再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效率越高，金融市场越发达，越有助于降低信息和交易费用，把资金配置给那些成长性好、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使它们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变革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提升该国或地区的投资效率，也就是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总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效率越高，越有助于通过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促进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选择从储蓄动员能力、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和投资投向效率这样三个方面评价宏观金融效率。
(1)储蓄动员能力
储蓄动员能力总体上可以使用储蓄率来综合反映。但考虑到居民是最主要的储蓄主体，居民储蓄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聚集起来，我们认为有必要增加“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样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对居民储蓄的动员能力。于是，我们可以设置如下3个指标反映金融体系的储蓄动员能力：
①储蓄率：等于储蓄总额/GDP，它可以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储蓄动员能力。
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反映金融中介机构对储蓄的动员能力。
⑧股票融资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反映资本市场对储蓄的动员能力。
(2)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一方面取决于储蓄是否能够顺畅地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则要看储蓄是否配置到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部门和产业。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又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实现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所以，还需要按两种不同渠道分别考察其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为此，我们设置了如下4个指标反映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①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②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③金融中介机构配置效率：等于“非国有企业贷款额/总贷款额”，这一指标反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配置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所占比重。
④股票市场配置效率：等于“非国有企业融资额/股票市场融资总额”，这一指标反映非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所筹措的资余占股票市场融资总额的比重。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用“非国有企业贷款额/总贷款额”这一指标来反映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资金配置效率，同时用“非国有企业融资额/股票市场融资总额”这一指标来反映股票市场上的资金配置效率，主要是考虑到非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如从表1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包括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内的全部工业企业的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始终高于国有工业企业；除2005年外，其他年份
包括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内的全部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也都高于国有工业企业。所以，就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来看，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配置给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所占比重越高，或者非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市场所筹措的资金占股票市场融资总额的比重越高，说明按这两种渠道实现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越高。
(3)投资投向效率
投资投向效率一方面可以用投资总额实现的经济增量来反映，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获得投资的企业利用资金的效率来衡量。后者如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等；对上市公司来说，还可以采用净资产利润率反映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此，我们设置了如下几个指标反映投资投向效率：
①边际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总量的增量/投资总额”(亦即GDP的增量/资本形成总额)，反映宏观的投资效率。
②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反映企业利用所获资金经营的效率的核心指标。它等于(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金总额。
③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是指一定时期内流动资产完成的周转次数，反映投入企业的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它等于产品销售收入(或全部营业收入)/全部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④净资产利润率：反映直接融资渠道下获得融资的上市公司利用资金的效率。它等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之和/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之和。
和上文同样的道理，鉴于非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要好于国有企业(见上文表1)，为了体现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特征和不同类型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和净资产利润率这三个指标也最好进一步按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分类计算。如，分别计算“国有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可以反映直接融资渠道下获得融资的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各自利用资金的效率，进而对直接融资渠道下的资金投向效率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
总之，在这里，我们按照资金流动的顺序既设计了3个综合指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边际资本生产率)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同时又设置了8个针对性很强的分项指标作为某个单方面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结合在一起，可以完整地反映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
2．微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微观金融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一个个具体的金融企业，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这些微观金融企业的效率可以通过各种常规的效益指标来体现，如净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和人均利润等。但鉴于银行的特殊性，还需要通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来说明其效益状况。为此，下面我们以银行为代表给出微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1)资本充足率：它是银行自有资本(一级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在8％以上，否则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2)不良贷款率：它等于银行不良贷款余额除以风险加权资产，而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它是一个逆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3)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利润总额/所有者权益，它是反映微观金融企业盈利状况的最直接、最综合的指标。
(4)成本收入比：该指标为经营成本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它是反映微观金融企业经营成本和经营效率的代表性指标。它也是一个逆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资本市场在要素市场中处于核心地位，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能够起到有效配置劳动力和资源，消除资金瓶颈，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股票市场规模虽然正在迅速扩张，但从真正意义上讲还远不成熟，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没有发挥最大作用（易纲、王召，2002）。Levine and Zervos（1998）利用多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以股票交易量和市值总额的比值计算的股市流动性，与经济增长、资本存量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显著正相关。股票市场的存在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当研究宏观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时，应将股票市场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其在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之间的纽带作用日益显著，股票市场的波动直接牵动企业的市场业绩，同时也使宏观货币政策效应向企业的传导变得更为复杂化，而且随着企业实物资产的证券化，虚拟资本运行与实体资本运行也变得界限模糊。上面分析的资产价格渠道与财富效应渠道都要以股票市场为依托，但值得注意的是股票市场分流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的效力：（1）由于借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道德风险，当货币当局为刺激经济增加经济体内货币供给量时，过量的信贷资金在经济体内运行，资本逐利性促使大量信贷资金违规渗漏进股票市场，造成本应流入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滞留在股票市场空转，这种现象积累滋生了“泡沫经济”，而实体经济仍处于资金匮乏状态，并没有因为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行而繁荣，从而直接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力。（2）当股票市场分流了刺激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时，股票市场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实体经济的资本进入赚取资本利得，而减少了对实物资产的投资，一旦这种泡沫随着国家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而破裂，就会造成股票价格下跌，银行坏帐增加，投资者财富急剧缩水，造成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不稳定。（3）由股票市场分流的这部分货币资金在货币当局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之外，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测和调控变得困难。从下图中可以清晰看到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分流效应：
从上图可以看出：
（1）货币供应量同时流入实体经济和股票市场，而且流入实体经济和股票市场的货币供应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2）进入股票市场的资本可能出现①②③种途径：经过①、②两种途径，就会沉淀下来，不会再进一步对实体经济产生刺激作用，也即积极货币政策能量损耗掉的部分；而进入③途径的资金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会正面刺激实体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讲，进入股市的资金会推进积极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
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分析可知，宏观货币政策依靠一定的宏观与微观理论支撑，借助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媒介，通过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包括资产负债表渠道）、资产价格渠道调控着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行为，最终达到刺激经济或抑制经济过热的目的，企业在货币政策传导链条的末端，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其融资条件、所掌握财富及金融地位上，这些因素与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紧密相连，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与资产配置。
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既年青，又古老。它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在西方诞生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前身是财政学，而财政学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财政学的诞生，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问世作为标志。在该书中，斯密论述了财政学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认为，国家职能是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保护个人不受侵犯和压迫，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与之相对应，国家的主要财政支出包括国防费、司法费、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等；而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就必须有财政收入。后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财政学都深受斯密思想的影响。直到20世纪30年代财政学一直是在斯密的思想框架下发展的。
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革命及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为财政学提供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理论基础，并拓展了财政学的研究主题，特别是对政府经济活动的研究。1936年马尔科的《公共财政学基本原理》一书的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使得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的由欧洲大陆学者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改造过的新财政观(包括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经济理论等)进入英美财政学者的视野，并使英美的财政学发展逐渐转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财政学最终实现向公共经济学的转变，其主要标志是1959年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1964年科尔姆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论》和1965年约翰森的《公共经济学》三本书的出版。此后，财政学的教科书多以“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 为名；20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的教科书以 “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the PublicSector)命名。应该说，“公共部门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这两个名称并没有在本质上的区别，更多的是作者使用的习惯上的问题。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公共部门经济学更突出公共经济学的行为主体。
从“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并不仅仅是学科名称的变化，而是财政学研究重心、理论基础以及分析方法的变化，即研究重心从过去只研究财政收支本身的问题，转变到研究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和公共部门本身的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效率问题；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变化则表现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为公共经济学的诞生创造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分析方法与技术。同时，这种学科范式的变化反映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政府管理活动的变化了。
近三四十年来，公共部门经济学发展迅速，研究成果丰硕。它对政府、政策的研究视角不断转换。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人们仍对政府及其经济活动是完全信任的；而到了八十年代，让公共部门退出经济领域的呼声高涨。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都不是万能的，它们都会失灵，因而单靠市场或单靠政府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离不开一个高效政府的支持。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是通过分析方法或工具的突破取得的。彼得・M・杰克逊说：“……经济学家解决本学科内各种问题的能力与本学科内其他理论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
那么，什么是公共部门经济学呢?《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定义是：“公共经济学是关于公共经济的研究，即研究那些并非纯属市场、并非纯属住户或厂商之间的关系的经济问题，侧重于逻辑(科学)分析以及论理规范问题。”而布朗、杰克逊则看来，“公共部门经济学考察公共支出、税收和经济主体(如个人、家庭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认为，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尤其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学科，涉及公共支出、税收和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公共部门和公共物品。人们习惯将经济领域划分为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公共部门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广义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公共机构等部门以及各种不同组织的公共层面：狭义公共部门仅包括政府机构以及依据政府决策产生的机构和部门，是最纯粹的公共部门。政府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其职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无偿占有社会公共资源，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除政府机构外，还存在公用事业、公共事业、非政府机构等“准公共部门”组织，也称为第三部门，但因其具有鲜明的“公共”特性，也将其归入公共部门之中。
我们可以把政府的基本职能概括为提供公共物品，因而公共物品构成公共部门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公共部门经济学有关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等内容都是围绕公共物品理论而展开的：公共支出是为了公共物品供应而提供费用；税收是人们享受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
什么是公共物品?斯蒂格利茨说：“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它们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他性的)。”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说：“公共物品是指非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货物。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被排除在对该物品的消费之外。这些特征使得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是不可能的，因而私人提供者就没有提供这些物品的积极性。”
公共物品有各种不同类型。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商品，称作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以萨缪尔森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通过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排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是高昂的，并
且在规模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比市场方式即通过私人提供具有更高的效率。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德姆塞茨和戈尔丁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即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则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产品。例如，高速公路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在入口处可以设置收费站，因此高速公路可以通过私人投资、私人收费的方式来兴建。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公共部门经济学关于个人行为动机以及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一般经济学一样，采用“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按照该假设，个人无论是处于什么地位，其本性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或极大化个人的效用作为最基本的动机；或者说，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理性原则，即做出个人决策时经过仔细的计算和分析，力求实现利益最大化。
布坎南认为，“经济人”假说是经济学理论知识的一个重要遗产，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伟大贡献”；正是亚当・斯密将具有利己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称为“经济人”或交易者。他们的伟大发现是，只要有适当的法律或制度框架，个人追逐他们自己利益的行动可以无意识地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后来的经济学家用这个假设去分析市场中进行不同活动的人们的行为，并进而分析市场制度本身的作用。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关于人类动机的这种特别的假设建立起一门作为实证性社会科学学科的经济学。
公共部门经济学假定公共部门中的个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并且个人的效用函数是多元函数(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有多个变量(财产、权力、名誉、闲暇等)；它假定社会个体偏好的多样性，个体对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偏好也会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它假定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由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预测的困难以及人类活动或行为的范围有限等因素，使得全面理性(纯粹理性)在实际中不存在；人类决策行为所依赖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全面理性或纯粹理性，由于受能力、信息、时间、知识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只能在有限的且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从事决策；它还假定人的行为有机会主义倾向。
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学重要流派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对公共部门及政治领域和集体选择过程的分析。依照这种假设，个人在政治活动或集体选择过程中，同样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或价值既可以是财富、商品、收入，也可以是地位、权力、荣誉，甚至是友谊、慈善、和平、安宁等精神因素)。布坎南和塔洛克说：“经济学的探究方法假定，无论在市场活动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要求一个个体的人牺牲其他人以增强自己的效用。这种方法把政治活动表现为一个特殊形式的交换；而且，就像市场关系中那样，理想上还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面都互有收获。”公共选择学者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假定“有代表性的或者普通的个人在参与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时，都是以同样的普遍价值尺度为基础而行动的”。
二、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公共部门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荷兰学者汉斯・范登・德尔和本・范・韦尔瑟芬在《民主与福利经济学》一书中的说法，福利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一个团体中的个人的共同福利(共同福利包括由经济所决定的团体的幸福)，它包含三种因素：(1)各种条件的公式化约束；(2)关于以上条件如何被团体中的机构加以实现的研究；(3)对于现存的团体机构的贡献及现存的团体福利政策的批判性评价。福利经济学不仅关心公共政策(政治)对于社会价值的分配，而且关注由此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问题，从稀缺性方面观察社会价值的分配。帕累托、巴罗、兰格、丁伯根和鲍莫尔等福利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一是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的条件下定义；二是关于一个经济(秩序)的组织如何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围绕“共同利益问题”、“公共分配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构建起来的，在关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关注在其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即社会福利问题。尽管有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但在公共部门经济学当中大量使用“效用”、“效用函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及“社会福利函数”等等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术语。福利经济学还是对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分析的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从抽象的角度来说，主要讨论的是社会选择标准的界定、收入的再分配及资源的优化配置。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福利经济学利用这种标准来评价以不同制度(主要是政府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以便确认最理想经济的学科。”福利经济学的框架是建立在社会选择标准的基础之上，这包括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满足这项原则的必要条件，公平理论及实施的原则，社会福利函数及各个学派的公式，社会最优选择等。
公共部门经济学运用福利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了政府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从微观经济层次角度，对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收入不公平等社会现象进行剖析，提高政策运行效率，由政府针对市场中存在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制定微观经济政策，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从宏观经济层次的角度，在封闭的经济中，制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开放的经济中，政府通过对货币及汇率制度进行国际标准化的管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微观经济学考察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和公司在市场中的行为(而宏观经济学研究总体或集合经济并检查如通货膨胀和失业一类的政策问题)。“微观经济学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们在某个市场上的相互交易；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现象。”在经济分析中以单个经济主体(作为消费者的单个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单个厂商、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完成交易的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将经济行为的基本主体分为两大类：个人和企业。个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才能)的所有者；企业即生产单位，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微观经济学研究这些经济行为主体，如何在一系列既定的假设条件下，在市场机制中，通过价格机制，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并使经济达到一般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