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概述篇（1）

    在为中、晚唐诗风所笼罩的宋初诗坛，先后盛行着三个诗歌流派，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其中。“晚唐体”以其人数之众、历时之长。对宋代诗坛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唐诗分期。历来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对“晚唐”这一概念，不同时期、不同诗论家有不同的理解，并且目前关于“晚唐”分期的争议，将其系统归纳与分析的文章较少。本文拟从基本史料人手，在对“晚唐体”概念进行全面辨析的同时，归纳文学史上关于“晚唐”分期的主要观点并简单地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

何谓“晚唐”，在文学史上，这本是一个颇为笼统含混的时间概念，关于其时段的划分历来存在分歧与争议。’

宋初“晚唐体”一说由宋末元初的诗评家方回提出，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日：“……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之祖(湘)……”。阐述了盛行于太宗后期至真宗期的“晚唐体”的发展概况。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晚唐体”成员自身并未打出“晚唐”的旗帜，在他们的诗文中几乎没有明显提到“晚唐”、甚至“唐”，而是后人根据其创作实际，从诗风、手法等方面将他们与“晚唐”相联系。如《宋史·隐逸传》因魏野为诗“精苦”、“多警策句”，而谓之有“晚唐风格”；寇准“其诗含思凄婉”，被誉为“绰有晚唐之致”；0潘阆诗作中的“孤峭”风格，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0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绝，尚多唐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通过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后人强调的是该派为诗精苦、凄婉’、孤峭以及多作五、七言律绝等特色，这些特色恰与唐诗某一派别的风貌相吻合，由此可见“晚唐”有其特指内容，即诗歌的美学风貌。．

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五中称“九僧诸作，……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亚也”，又评“九僧．”及寇平仲(准)诗作“精工莹洁，一扫唐末五代鄙俗之态，几于升贾岛之堂，入周贺之室”，将他们与贾岛、周贺、姚合相联系；方回认为九僧“皆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强调的是他们清苦之气与贾岛、周贺诗风相似；潘阆曾作《忆贾阆仙》一诗，⑦直接表示自己对贾岛的尊崇；《后山诗话》亦云：“魏野诗皆逼姚、贾，而少诵之者”。《诗薮》外编卷五称：“宋初诸人学晚唐者：寇准‘江楼千里月，雪屋一笼灯’，许浑语也；林逋‘片月通梦径，幽云在石床’，姚合语也；潘阆‘深涧藏泉脉，悬崖露树根’，贾岛语也；魏仲先‘妻喜栽花活，儿诲斗草赢’，王建语也。……”，则将宋初“晚唐体”诸诗人分别与许浑之整密、姚合之清丽、贾岛之幽寂、王建之闲适诸诗风相联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尝言：“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根据这些后人的评价，我们便可将“晚唐”的具体涵义明确化了。所谓“晚唐”，主要是特指以姚、贾为宗主的“苦吟派”，又包括王建、许浑、周贺等人。但“晚唐”同时又具有文学史上分期的意义。

贾岛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卒于会昌三年(843年)；姚合生于大历十年(775年)，卒于大中九年(885年)，他们活动年代大约为唐朝中期，王建、周贺与他们年代相近；许浑之流则主要活动于太和、开成及稍后时期，大约为唐末诗人。这些诗人之间年代相隔较远，为何前人在时段划分上将他们都归为“晚唐”?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史上关于唐诗分期历来分歧很大，而争议焦点恰在于姚、贾所属时代如何划分的问题。

在文学史上，最早明确以时段界定唐诗分期的，见于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他指出：以时而论，唐诗分为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虽仅提出初、盛、晚三唐说，然其“大历”、“元和”云云，却启发了稍后的方回提出“中唐”这一概念。0方回将大历以后、元和之前视为中唐，将贾岛视为开晚唐一代诗风者，表现了这位诗评家独到的眼光。

后人根据严羽、方回的理论加以发展，往往认同四唐说并进行具体的时间划分，但划分范围并不一致。明胡应麟认为：“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苏州之闲婉、阆仙之幽奇，虽初、盛、中、晚，调迥不同，然皆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同样把贾岛归于晚唐。而高檬《唐诗品汇序》则将大历至元和计五十余年划人中唐，④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三则谓‘“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七十年”，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这二说都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现在文学史书言“中唐”，一般指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元和之际，主要包括元白、韩盂诗派，并将姚、贾归入韩孟诗派而划人中唐；“晚唐”则指从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主要包括以温、李为代表的“浮靡诗派”及以皮、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l】。在诸种划分中，许浑之流归入晚唐是毫无异义的；关于姚、·贾却存在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后世诸如高檬等人关于晚唐的时间概念及对晚唐的体认，与宋人的观点大不相同。

在南宋人眼里，看待唐诗往往接受的是严羽的三分法，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认为大历以后即为晚唐。严羽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江湖诗人，在反对江南诗派和推崇唐诗的总倾向方面，严羽与四灵、江湖诗派有共同之处，山但对于四灵的偏于晚唐又颇为不满，而主张推崇盛唐，把晚唐诗与盛唐诗严格地区分开来，他的诗论主要是对江西诗派而出发的。他强调以“盛唐为法”，标举李、杜。不仅反对江西诗派，而且对四灵与江湖诗人以姚贾为法也极为不满，或许因为在他看来，唐诗的精粹在于盛唐，尤其是李杜，他将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称为“盛唐体”，姚、贾自然就归入晚唐。这样，他在探讨唐诗的体裁、流派诸问题时，仅仅明确地提出初、盛、晚三唐说。

自宋末到元初，在崇尚晚唐的四灵派”、“江湖派”冲击下，江西诗派日趋衰微。作为宋代江西诗派的殿军的方回，标榜江西诗派，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倡“一祖三宗”之说，实则偏爱黄庭坚与江西派那种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的风格。对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正是要重振l江西旗鼓，以纠正四灵和江湖派的取法晚唐而流于腐熟孱弱的卑弱诗风。在学习榜样的选择上，方回与严羽样，将目光放在了杜甫身上，赞扬在是杜甫夔州以后的诗达到了“剥落浮华”的境界以及以律诗为主的诗体选择，。标榜“格律整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西诗派偏重形式技巧的诗论的缺陷，将江西派诗学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提高了一步。在方回眼里，唐诗的精髓也在于杜诗(尤以律诗为最)，他继承严羽关于唐诗“分期”的主张，认同“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姚贾等人均归为“晚唐”，同时明确地提出“中唐”这一概念，并将大历之后，元和之前划为“中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代诗人对于唐诗的观点。

发展到明初，高糅沿着元代戴表元、杨士弘道路，发展严羽“以盛唐为法”之说，撰《唐诗品汇》，尊盛唐品格，提倡以“盛唐”为师来振兴诗歌，又把主盛唐格调说和严羽的妙悟说统一起来，划大历、贞元为中唐，元和以后为晚唐。直到明中叶，李梦阳为主以古代雄健高华的格调为法，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六朝与宋以下不取，掀起了文学复古思潮，在一片“诗必盛唐”的呼声中，唐诗学犹如从低谷流向了宽广的河床。唐诗分为四个阶段，也基本固定下来。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

在现代文学史书中，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是依据史学上分期标准划分的，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划分安史之乱后至贞云、元和之际为“中唐”，这样，姚贾就自然归为“中唐”。

将宋初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命名为“晚唐体”，这显然与现在公认的唐诗分期概念不同。按照现在的分期界定，或许将其命名为“中唐体”更为合理。缘何将寇准、林逋、九僧诸人组成的创作集团命名为“晚唐体”?这主要与当时人们接受严羽的三分法有关。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不仅反映了宋人视苦吟、幽僻等特色为晚唐诗风的美学观念，同样也体现了宋人的诗歌历史观。严羽的“晚唐”概念，是指大历之后，包括了后人四唐说中的中、晚唐，故后人将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名之以“晚唐体”，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对唐诗体认的角度不同，“中唐”的具体对象不同，造成“晚唐”、“晚唐体”等概念称说内容不一，而这正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诗评家各自的诗学观。

唐宋文学概述篇（2）

在我国唐朝时期并没有“燕乐”的概念，后人在研究过程中因为燕乐兴盛于隋唐时期，所以提出了“燕乐”的概念，该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为了研究的方便。燕乐泛指人们在宴席上享受娱乐的歌舞，重点在乐，其在隋唐时代广泛流行，贵族商贾、大富人家、社会名流在相互宴请之时必定以燕乐作为陪衬。燕乐起源于宫廷，后来才在包括广大民间在内的宫廷之外流行起来，但是，宫廷音乐又源自民间，如果追根溯源，燕乐也同样起源于民间，燕乐的主体实际上也在民间。民间音乐的生命力是非凡的，燕乐在民间广阔天地中孕育而来，直接促使唐宋词的产生。

一、唐宋词与燕乐的起源

燕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音乐形式，“燕乐”当中的“燕”并非指“燕地”，而是通“宴”，也就是人们在宴会上演奏传唱的音乐，最早时候所有的在宴会上传唱演奏的音乐均可以称之为“燕乐”，后来在逐步发展过程中其内容形式产生了变化，成为具有特定风格特色的燕乐形式。按照燕乐在不同场所分类，可以分为宫廷燕乐和民间燕乐两个系统。无论是宫廷燕乐还是民间燕乐，其各自以娱乐的性质面目出现之时便在不同的程度上促使了词的产生，将作为语言文字形式的词从燕乐中分离出来。宫廷燕乐当中最为有名的属唐玄宗李隆基的《雨霖铃》、《荔枝香》，如果从《雨霖铃》、《荔枝香》中单独将其语言文字剥离出来，已经具备了词的形式。

唐宋词不仅是一种单独的语言文字形式，而是语言文字和音乐两者的结合，唐宋词既可以单独朗诵，也可以用来歌唱，属于抒情诗体。众所周知，词兴起于隋唐时代，兴盛于宋代，之后又下延至曲。我国唐朝是封建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的高峰时代，自从进入宋代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实际上已经呈现出逐步衰落的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唐代开创了诗歌艺术时代之后，其艺术发展的势头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宋代词、元代曲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表明了政治和文学艺术的发展的不同步性。词虽然在唐代就已经较为成型，但是唐代最为兴盛发达的仍然是诗歌，而词的兴盛时期是宋代。由于唐代的诗歌艺术已经达到了艺术的巅峰状态，宋人是无法超越的，所以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上宋代不能选择诗歌艺术，如果宋人选择诗歌艺术只能导致诗歌的没落、艺术水平还要低于唐代。不可否认，诗歌和音乐之间是具有联系的，但是词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词的乐曲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比如李煜的词之所以能够得到经久不衰的流传，和人们的传唱是分不开的，李煜的词是配合歌曲来传唱的，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词在风格上有豪放和婉约，其实也就是“在音乐表现上的慷慨激昂与委婉细腻两种基本情绪的概括”[1]。概而言之，词的起源和音乐之间具有天然联系，我们不能脱离音乐来讨论词的起源，而唐宋词的起源、兴盛和衰落均和燕乐具有紧密关联。

二、燕乐与唐宋词的成熟兴盛

燕乐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歌舞、乐曲，并且应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从起初的宴会发展到在各种典礼、日常娱乐和民间场合等，几乎所有的娱乐场合都有“燕乐”这个表演艺术形式，所以其被后人称之为“俗乐”。燕乐与唐宋词的成熟兴盛之间具有必然的、天然的联系。

1.唐宋词的调高、调式是由燕乐确定的。也就是，燕乐宫调系统的形成，实际上确立了调式音乐这个音乐形式，这为“曲子词”的演唱确定了规范的调高和调式，而唐宋词正是由曲子调演变而来。《新唐书·礼乐志》记载了雅乐、俗乐的分离过程，按照《新唐书》上的说法，雅乐就是庙堂音乐，而俗乐就是具体指称“燕乐”，并将“燕乐”统一到了“夹钟之律”当中，从而使“燕乐”的宫调得到了统一，这就非常方便进行演奏，也就是直接促使了燕乐乐律的程式化、体系化，从而为演奏音乐提供了规则依据，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音乐的发展普及和唐宋词的形成。燕乐包括了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等28宫，在其影响之下发展而来的曲子词也包括了上述28宫，和燕乐之完全一致的[2]。除此之外，曲子词的调式也是燕乐调式影响之下的调式音乐，可见燕乐对于唐宋词的影响之大。

2.唐宋词“依曲填词”的规范就是在燕乐程式化影响下而形成的。燕乐的乐曲形式是非常丰富的，按照唐朝《教坊记》等书籍所记载的以及太乐署公布的曲就有将近700曲，上述词曲具有固定的调式、音高、旋律，每一首曲就是一个固定的程式化了的“曲调”，不仅为曲牌体音乐的发展确立了音乐的模式，同时还对唐宋词“依曲填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所谓“依曲填词”也就是词人依据曲调的愿意来进行填词，所以词的文辞、情调均由曲的声情来决定的。到后来，唐宋词即便是“依曲填词”，但是唐宋词的曲调来源有市井曲子、民间曲子、词人自度曲等等，但是燕乐的宫调体系以及程式化的形式是词乐的基础，是唐宋词形成和发展的源头所在，对唐宋词的成熟兴盛奠定了基础。

3.唐宋词依燕乐之拍为句、依曲之篇幅确定词体的长短。所谓的唐宋词依燕乐之拍为句，也就是说唐宋词的“拍”源自于燕乐的曲拍，当时燕乐的乐曲节奏和结构是以“乐句”为拍的，以击打“拍板”作为“记号”，这里的“拍板”就是一种乐器，每唱到一个乐句就击打一下“拍板”谓之一拍。唐宋词依燕乐之句为拍的特点确定了唐宋词的词体节奏，所以由于燕乐的句式长短和程式化曲调的不同产生了“齐言句”、“长短句”两种词体。此外，所谓的依曲之篇幅确定词体的长短，也就是唐宋词的篇幅长短主要由于燕乐的句数多少而确定的，由燕乐的长短、节拍的多少而确定。张炎《词源》中所：“歌曲令曲四措均，破近六均慢八均。”意思是令曲每遍为四拍，近曲和引曲每遍为八拍，直到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唐宋词大部分也如此。同时，音乐艺术具有丰富性，燕乐即便是在节拍有所固定的情形下，在演唱的过程中也可能根据具体情形导致“临时变化”，以使音乐更加灵活多变和符合当时当地的场景，更好地体现和表达人们的感情。

4.燕乐以情感表达需要“定调”，唐宋词以燕乐之情填词。音乐是人类情感的体现，燕乐也同样如此，能够彰显那个时代人们的真切情感体验。燕乐和人们的情感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有什么样的内容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来表现。燕乐的形式就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人们的情感需要，为此出现了“同调异体”，以情感表达的需要来进行“定调”。燕乐从唐朝发展到宋朝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宋朝人填词比唐朝人填词更加规范，形成了宋人填词“曲有定句”、“句有定字”的较为稳定的词、曲两者之前的关系。由此，词的句式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在此情形下，部分词人认为单遍之曲的容量太小，无法顺畅表达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从而创立了“双调”、“多调”。所以，唐词大部分为单调、“小令”，到了宋词就出现许多“双调”、“多调”和“慢词”，比如宋朝著名词人柳永的词即大部分为“慢词”。由于一个曲调多次重复就容易产生单调乏味之感，所以通过艺术上的换头、重头、转调等多种艺术技巧处理，比如所谓的“转调”也就是将整首燕乐的曲调从原来的宫调转换到另外的一个宫调进行演唱，从而形成音乐表现形式上旋律的变化，克服单调之弊。除了旋律上的变化之外，同时还通过文辞上的“减字”、“摊破”、“偷声”等艺术手法寻求文辞的变化和丰富，更好地符合表达情感的需要。“减字”就是减少某个句子的字数。“摊破”就是不仅在原调基础上增加文辞，同时还添加乐句。“偷声”就是在某个句子当中增加字数。通过上述技术处理，便冲破了“曲有定句、句有定字”的束缚，从而使其更加富有变化和表现力，大量出现了“同调异体”。燕乐以情感表达需要“定调”的同时，唐宋词以燕乐之情填词，达到了文辞和声情的协调，以曲调的繁多、声情的多样实现打动人心的良好效果。

综上可知，唐宋词的成熟兴盛和燕乐的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燕乐的艺术水准对唐宋词的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唐宋词的艺术水平之所以能达到巅峰状态并不是偶然的，其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得益于燕乐的发达。

三、燕乐与唐宋词的衰落

唐宋词的兴盛成熟，尤其是宋词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登峰造极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燕乐的发达是分不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唐宋词选择了和燕乐的结合是具有关联性的。因为，唐宋词的兴盛成熟正是在于其能够在市井和文人之间广泛传唱，是“活的艺术”。简而言之，唐宋词选择了和音乐的结合是促使唐宋词盛极一时的根本原因，同时，和音乐之间的脱离又造成了词这种文学艺术的衰落。由于词和音乐之间的脱离，从而使能够在市井民间传唱的“活的艺术形式”转变为文人案头的“纸面上的文字”，由于诗失去了传唱性，所以仅仅局限于文人尤其是诗人之间的交流，在唐诗盛极一时之后，中国文学艺术的走向发生了极大变化，后朝流行的文学艺术以元杂剧、明清小说为主，当代的文学艺术则更多地需要借助于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在唐朝和北宋时期，唐宋词与燕乐紧密结合、相互融合，不仅提升了音乐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同时也为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市井的传唱、文人的传诵将唐宋词推向了艺术的巅峰。但是到了南宋时期的曲子词却逐步脱离了燕乐这种音乐形式，从而导致“曲子词”仅仅具有“词”的内容而无“曲”的形态，由于其难以进行歌唱，从而最终逐步走向了衰落。导致曲子词衰落的原因如果进行详细分析，是有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靖康之变后，宋朝朝廷南迁，导致了北宋曲子词的大量的失传，并且由于朝廷下诏禁乐，更是加速了曲子词的衰落；朝廷南迁之后，由于家国情怀的影响，导致当时的词注重“言志”而非“娱乐”。

总之，唐宋词的兴盛成熟得益于燕乐艺术，唐宋词的发达是燕乐音乐体式程式化的结果，而最后的脱离音乐这是词体衰落的根本原因。

唐宋文学概述篇（3）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钱钟书引用此句概括严沧浪的“断代言诗”说，并称“唐”、“宋”多为称谓之便，诗歌划分的依据主要不在朝代，而在风格，正如世上有两类性格之人，诗也分为两种风格。

“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之江西也。”通识之言，可复易矣。”

钱钟书以江西诗人并非全来自江西，而是因其风格相似来说明以“格调”划分诗歌的准确性，正如：“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钟书将“唐诗”、“宋诗”的审美特征归纳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诗歌呈现出“高明”与“沉潜”两种不同的结构特色。这与希勒的“诗分古今”相类，而今人吴雨僧的《艮斋诗草序》亦持此说。德国诗人希勒论诗歌流派时，将诗分为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朝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

钱钟书认为诗人的禀性有异，所作出来的诗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他列举了以下诗人来佐证：唐代诗人中，杜少陵、韩昌黎、白香山、孟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代诗人中，张柯山、姜白石、宋初九僧、四灵诗派，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若单纯从朝代上划分诗歌，则会抹杀了诗人与诗歌本身的风格特色，太过笼统，不够科学。

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既是按照诗歌风格划分的概念，则无谓高低，正如蒋心余所说的“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对宋诗做出公正的评价：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他对宋诗的优越之处主要有三点表述：

首先，宋诗用语助较前人“更以此出奇制胜”。钱钟书对王荆公诗中的语助评价极高：“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其次，宋诗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钟书考证这个创作方法最先见于梅尧臣的信中，陈师道在《后山诗话》提及，但此信已无考。钱钟书将这一创作方法解释为：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

因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可称为“使熟者生，使文者野”，这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cky）的“陌生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在诗歌内容方面，钱钟书认为，“若只就取材广博而论，宋人之视唐人，每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时，钱钟书也非常推崇宋诗的“以文入诗”、出奇制胜等方法。

三、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钱钟书认为一手之作可以兼容多种风格，这也是他的“诗分唐宋”说对严羽“断代言诗”说的精进之处。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钱钟书用明代王世贞来例证此说。身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的王弇州主张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然而其前、后诗风各异。在他先前的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诗歌取材颇广，纵横开阖，很有气势，尽显“唐音”风骨，如《将军行》；而在后期的《弇州山人续稿》中，则“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与东坡诗韵相投，乃染“宋调”。

除此之外，钱钟书也提出“一手之作，诗文迥异”，“一人之说，是丹非素”的论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张籍诗文风格的差异：诗则平易自然，文则委婉深挚。再者，他在《谈艺录·赵松雪诗》中谈到元人诗、画的普遍差异：“元人之画，最终遗貌求神，以简易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惟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可见，诗、文、画的风格，在同一时期、同一人身上，都可不同，这与苏轼的“诗画一律”大相径庭。

“诗分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钱钟书发展了严羽等人的学说，提出诗歌分期不单是朝代之别，更应以风格划分；并言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风；而“唐音”与“宋调”都各具特色，不分伯仲，其后元、明、清诗风虽不断变迁，亦不外乎“唐诗”、“宋诗”两种类型，不过花开花谢，谢而复开罢了。

总而言之，钱钟书对“诗分唐宋”这一诗歌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展现了一个诗歌理论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钱钟书对“唐诗”和“宋诗”两类诗歌范型的辩证关照，又是对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精辟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评论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严羽，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

唐宋文学概述篇（4）

(一)唐及五代盐业史研究

1．唐代盐业史研究

[日]古贺登《唐代井盐考》(日本《史观》)958年第53期)与《续唐代井盐考——再论关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记事》(日本《史观》1960年第57、58合期)、[日]腾泽义美《唐代云南史上的盐井》(《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社会经济史诸问题》，1969年)、吉成名《唐代的井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文均探讨了唐代井盐生产问题。学者们还对《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盐井数提出了疑问。古贺登指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盐井数有可能是根据宋初盐井数量情况类推而成。吴天颖《有关盐井记载释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则认为是客观反映了唐末盐井的分布情况，郭正忠也同意吴天颖的看法。吉成名《唐代盐产地的研究》(《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则探讨了唐代盐产地的分布情况。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比较了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并详细论述了唐代的海盐生产。陈国灿则探讨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状况。陈衍德也探讨了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盐政仍然是重点。唐初不课盐税，这是研究者的共识。陈衍德、杨权认为，盐税至迟武周初已实行。鲍晓娜则认为，无税制行至开元间。李锦绣还探讨了唐前期的盐池管理、盐监作用、盐课用途等问题②。关于专卖制实行的原因，傅举有认为，盐专卖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根源却是当时：仁地所有制的变化③。陈衍德《唐代专卖制度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及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也认为，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抑商。齐涛除了论及以上原因外，还指出均田制被破坏后，传统的赋税制度失去了基础④。吉成名指出了榷盐制对除陌钱的继承和发展⑤。前引鲍晓娜文则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前引傅举有文论述了唐代盐政由税盐向榷盐的转变，并探讨了盐茶专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陈衍德《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认为，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不同，专卖控制的方式和盐价也不尽一致，并探讨了三种盐制的具体方式及其变化。前引陈衍德、杨权文认为，唐代划区运销、人纳折博法及便换(飞钱)手段成为引钞盐制的起源。吴丽娱则认为，五代折博方式明确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的新形式，为宋代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⑥。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引盐制见于宋庆历年间⑦。吉成名论述了唐代盐政从征税向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的演变。[日]金井之忠也探讨了唐代盐法。齐涛则论述了盐产的管理、榷卖、招商、榷利管理等问题⑨。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齐涛《汉唐盐政》都论述了食盐专卖机构问题，并分析了盐铁、度支的关系及地方榷盐机构的演变。王林善也论述了榷盐机构，但在盐铁、度支的管理方式、巡院是否粜盐等问题上提出了与陈衍德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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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陈国灿：《唐代的盐户》，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分见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改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傅举有：《唐代盐和茶的专卖》，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

④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载《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⑤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兴衰》，载《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⑥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⑧分见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载《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载《文化》第5卷第5期。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载《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同的观点①。齐涛《唐代四川诸巡院设置时间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探讨了四川榷盐机构。[日]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地址与机能》(《史林》1982年第6期)则探讨了河东池盐的生产情况。杨权《论销盐分界制起源于唐》(《玉珠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则探讨了运销制度问题。

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唐代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和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分析了海盐和池盐的收入，并推算了全国的盐利总数。陈衍德《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则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盐利之争。前引王林善文论述了榷盐制下的官商关系，并分析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商的有关问题。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也论述了盐商及盐商与官府的关系等问题。郑海峰、王力平《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探讨了盐商与盐政的关系。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研究了盐专卖制度与唐王朝兴衰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吉成名、[日]金井之忠、齐涛等都认为，唐代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②。齐涛《汉唐盐政》还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激化了唐后期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吴丽娱还论述了大中两池新法的有关问题③。陈明光、陈丽菲、秦永洲、刘荣春、朱睿根、吴丽娱、唐任伍、杨健、马林涛等则探讨了刘晏盐法④。

2．五代盐业史研究

由于资料匮乏的原因，五代盐业史的研究困难较大，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对唐代相沿未改，除榷盐外，自后唐还配卖蚕盐。郑学檬认为，后梁虽未实行统一的榷盐制，但仍有局部地区的榷盐，而后唐榷盐制比唐代苛严，蚕盐则是专卖制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都行榷制⑤。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但设有盐铁转运使，他还论述了五代蚕盐、随丝盐钱等，并比较了唐代与五代盐法⑥。郭正忠专门探讨了五代蚕盐，认为蚕盐制确立于后梁与后唐之间，是政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特点是榷卖，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蚕盐的若干误解⑦。前引吴丽娱文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继承唐代，并分析盐的官销与商销、城镇和乡村的粜盐方式，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表配制等问题。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指出，五代中原政权由于疆域狭小，各代虽宽严不一，但总的盐税苛重，专卖严厉。[日]清木场东《关于五代的盐贩卖制》(《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10月版)则论述了五代时期的盐贩卖制度。[日]吉田寅《五代中原王朝的私盐对策——以盐禁为中心》(《东洋史论集》(4)，不昧堂书店1955年版)则探讨了私盐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二)宋代盐业史研究

宋代盐业研究的成果颇丰，三四十年代就有赵靖《宋代之专卖制度》(《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戴裔煊《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之研究》(《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中国经济》1936年第4卷第5期)等文刊布。在宋代盐业生产研究方面，关于中国海盐晒制的起源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晒法起源于明代。近年来，学术界郑志章、白广美等日渐主张元代始晒⑧。但郭正忠则认为，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林树涵也认为，我国沿海晒盐的产生应推至宋代⑨。周炸绍《略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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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林善：《唐代后期榷盐与盐商》，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前引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

③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分见《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之《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之《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河南师大学报》t994年第5期之《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之《谈唐代刘晏的盐政改革》；《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之《刘晏榷盐法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之转型》等。

⑤郑学檬：《五代盐法勾沉》，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⑥穆祥桐：《五代盐政与唐代盐政之比较》，载《平准学刊》第4辑。

⑦郭正忠：《五代蚕盐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⑧分见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⑨林树涵：《我国海盐晒制产生年代考》，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盐户不同的身份地位，认为宋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十分低下，但就整个盐业来看，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盐户的身份也存在着封建国家的工奴、小生产者和封建性的雇工等三种不同情况。郭正忠《古代的解池与池盐生产》(《盐业史研究》)988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解盐生产的主要特点、人工种晒步骤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钱公博也探讨了宋代解盐的生产、运销及财政收入等问题①。此外，郭正忠、贾大泉等还探讨了宋代解盐、井盐的产量问题②。程光裕、许肇鼎、贾大泉、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吴天颖、许世融等则专门论述了有关宋代井盐的问题③。特别是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一度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正忠《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和《关于筒井风波的考察——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和夭折》(《中国盐业史论丛》，1987年12月版)、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等一致认为，在宋代四川井盐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上引吴天颖文和《井盐史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2年8月版)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林文勋论述了解盐在四川的营销。梁庚尧探讨了广南盐政，对广东和广西的盐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和实质，他还论述了宋金战争影响下的川盐管理制度的变化④。1933年盐务稽核所编《中国盐政实录》、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及郭正忠的有关论著则讨论了南宋福建盐政问题。

在专卖史方面，早期比较著名的成果是戴裔煊完成于四十年代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1年再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钞引盐制的有关问题。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吉田寅、河原由郎等也探讨了有关宋代的盐政、盐法问题⑤。八十年代以来，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宋盐生产技术和体制、盐户身份管理和负担、收贮体制、销售体制等作了系统论述，将宋代盐法演变的过程分为八个阶段，并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食盐“过剩”等问题作了独立探讨，

并分析了各地盐法的差异⑥。漆侠在论述宋代食盐产销和盐政时，认为宋代盐制屡次变化的原因在于钞盐法⑦。

入中和钞引盐是宋盐研究中有特色的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在宋代中期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盐钞又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对宋代信用和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聪明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姜锡东论述了交引买卖市场和交引铺的情况⑧。郭正忠、漆侠、汪圣铎等还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宋代盐利的问题⑨。史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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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公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载《大陆杂志》1964年3月15日28卷；《北宋解盐的生产、运销和财政收入》，载《宋史研究集》第7辑，1974年9月。

②分见郭正忠：《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③分见程光裕：《宋代川盐之生产与统制》，载《海疆季刊》1948年第1期。许肇鼎：《宋代四川井盐概述》，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1期。上引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林元雄等著：《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钟长永：《论宋代卓筒井的卓越成就》，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载(文史哲)1964年第1期。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4年9月版。

④分见林元勋：《北宋解盐人蜀考析》，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载《大陆杂志》1994年第1、2、3期；《南宋四川的引盐法》，载《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11期。

⑤[日]吉田寅：《关于北宋的河北榷盐》，载《东洋史学论集》第3卷，1954年版。[日]河原由郎：《北宋时期河北路盐政之考察》，载《史学杂志》第73卷第9期。

⑥分见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榷禁”与通商》，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引《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宋代官民联营运盐及其经营方式》，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l期；《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5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分见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高聪明：《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唐宋文学概述篇（5）

一、引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学校应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有选择地设计模块,开设选修课。对于模块的内容组合以及模块与模块之间的顺序编排,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实施。课程的具体名称可由学校自定。”[1]以此为起点,我根据自身的研究经验和学生的学习特点,设计了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在这门选修课中,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作为最大的创新点,对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我认为,将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以下简称PBL)与唐宋诗词格律教学结合起来,不但能打破传统的唐宋诗词鉴赏模式的束缚,帮助学生积累最基本的唐宋诗词格律常识,了解了唐宋诗词悦耳动听、朗朗上口的原因,而且能激发学生诵读和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提升以自主阅读、自主探究为中心的终身学习的能力,建立起感性认知与理性分析并重的思维方式。

二、理论研究:PBL概述

PBL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重要学习模式之一。“建构主义思想肇始自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布鲁纳等心理学家或教育家,以及科学哲学等领域的诸多思想家,如今这一汹涌之潮,已经并正在猛烈涤荡和塑造着今天的教育”。[2]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情境”、“合作”、“对话”和“意义建构”。

(一)PBL的内涵。

关于PBL的内涵,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同或相似的看法,现引述其中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基于问题的学习是由教师精心设计问题或者师生合作提出问题,以问题为焦点组织学生进行调查和探究,从而让学生了解问题解决的思路与过程,灵活掌握相关概念和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最终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3]可见,PBL以问题为核心,以学生为参与主体,以教师为引导者,以学生合作探究、师生对话交流为主要学习途径,以培养问题意识、促进意义的生成与建构、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为目标。在PBL中,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到解决问题,整个过程始终强调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强调“问题”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

(二)PBL的实施模式。

根据PBL的首创者Barrows的研究,PBL的实施模式大致包括以下环节:1.组织小组;2.开始一个新问题;3.后续行动;4.活动汇报;5.问题后的反思。[4]

可以用图形象地来表示:

由图1可知,PBL的实施模式包含“一个中心、两个过程、三个控制点”。“一个中心”即以问题为中心;“两个过程”即解决问题的过程、综合能力(如合作能力、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提升的过程;“三个控制点”即问题的提出、小组合作探究、评价与反思。

三、个案研究: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三部曲”

我设计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深入诵读、鉴赏和研究经典的唐宋诗词作品,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研究能力和古典文学修养,而且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作出评价和反思,发现其中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为日后的大学学习奠定基础。上述PBL的内涵和实施模式为这一目的提供了良好的方法论依据,下面我以一次教学实践“唐宋诗词音乐感的形成方式”为例,阐述PBL在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中的应用,即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三部曲”。

第一部曲:吟诵诗词,进入情境。

1.教学过程:(1)导入。我们以前学习唐宋诗词,似乎已经陷入了同一种模式,不论什么作品都分析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一般就是“知人论世―整体串讲―重点意象―鉴赏技巧―拓展延伸”。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和思维方式,回到语言最本真的状态,从音乐感的形成方式来欣赏唐宋诗词,看一看唐宋诗词读来为何会如此朗朗上口。这既是一次充满挑战的旅程,又是一次别样的诗意的旅程。

(2)问题1:从声韵的角度看,教师朗诵的诗词有怎样的特点?

教师有感情地配乐朗诵以下诗词:《渡汉江》(宋之问,五言绝句)、《赠刘景文》(苏轼,七言绝句)、《春日登楼怀归》(寇准,五言律诗)等。这些诗词的文本材料要提前印发给学生。

(3)学生带着问题自主朗诵。

2.解析:(1)第一部曲的导入语明确了本次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直接将创新之处展示出来。从音乐感的形成方式来欣赏唐宋诗词,是学生以前尚未接触过的新鲜事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问题1提出的时机是教师朗诵之前,重点是“声韵”,这启发学生在教师和自己朗诵时,注意感受诗词的音乐美,为之后的教学营造出一种和谐悦耳的氛围和古色古香的情境。

第二部曲:变换视角,合作探究。

1.教学过程:(1)教师结合下图,讲授四声与平仄的知识。

(2)根据座位情况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6人,合作探究以下问题。

问题2:请标出刚才朗诵的几首诗词的平仄,探究诗词平仄交错的规律。

问题3:请运用自己发现的平仄交错的规律,联系以前学过的对仗、押韵等知识,以杜甫的《登高》、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探究平仄、句式、对仗、韵脚在诗词中的安排范式及其对作者情感表达的作用。

各小组之间展开竞赛,看哪一组完成得又快又好,最后请每组选派一名代表上讲台与全班同学交流。

对于确实有困难的小组,要给予适当的点拨。

2.解析:(1)第二部曲作为本次课的主体,不是简单地把课堂全部归还给学生,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合作探究结合起来。四声与平仄的知识作为陈述性知识,直接运用讲授的方式即可。每组6人的分组方式、各小组之间的竞赛都是对学生合作能力的训练。教师的巡视走动,不但能收集学生的学习信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而且能与学生更亲近地交流唐宋诗词格律学习的心得体会。

(2)问题2和问题3的设计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与问题1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解决了问题2之后,问题3的解决才成为可能。问题3的难度比较大,教师可以先示范分析《登高》和《水调歌头》中的一两句,打开学生的思路。

第三部曲:自我反思,总结方法。

1.教学过程:请学生谈谈本次课学习的收获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教师首先讲解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一些补充和拓展;然后点评学生合作探究的过程,总结研究性学习的思路和方法;最后推荐相关阅读书目,如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诗词格律十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等,供有兴趣的学生借鉴和参考。

2.解析:第三部曲是本次课的又一大亮点,体现了PBL与唐宋诗词格律教学的完美融合。“通过反思概括,将相关概念、具体技能、策略及当前的问题类别联系起来,学习者可以对这一问题形成更协调一致的理解,这对知识的迁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4]教师的补充和拓展,将引导学生的思维走向深刻;点评、总结和相关阅读书目的推荐,将促进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与PBL相结合,不但符合语文本身的特性和规律,充分发挥了语文教育的有效性,而且更新了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为教师和学生的长期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

[2]辛自强.知识建构研究:从主义到实证[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唐宋文学概述篇（6）

经过十余年的停顿，80年代初，唐宋专卖制的研究又得以恢复，并逐步活跃。先后发表了贾大泉《宋代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周祚绍《略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禁榷与通商》（《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第十一辑）、鲍晓娜《茶税始年辨析》（《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裴汝诚、许沛藻《宋代买扑制度略论》（《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期）等主要论文，并出版了《中国的酒类专卖》及戴裔煊先生40年代完成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些有关的论著也开始重视专卖制问题，使唐宋专卖制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但唐宋专卖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并促使其真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还是近十年（1986—1996）的成果。这十年中出版了《唐代盐政》（陈衍德、杨权著，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郭正忠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李华瑞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朱重圣著，〔台〕学生书局1985年版）、《四川茶业史》（贾大泉、陈一石著，巴蜀书社1989年4月版）等专著，漆侠著《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版）、汪圣铎著《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泽咸著《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及《中国盐业史论丛》等书也较多地论述了专卖问题。先后发表的论文近百篇。取得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讨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研究。因而对这十年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对进一步推动唐宋专卖制的研究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一、近十年来唐五代专卖制的研究

1、唐代盐专卖研究

近十年的唐代盐专卖制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唐初的盐法、盐专卖法的产生及演变、专卖机构、专卖收入、专卖商、专卖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关于唐初盐法，陈衍德认为，唐初创时不课盐税，但局部地区有盐监，边境一些地区有军屯，税盐之制至迟在武周初年已实行。井池盐始行税制时，海盐税尚未从农业税中分离，至迟到开元初，税盐遍行全国。唐初盐税有力役税、实物税、货币税等形式。［①］鲍晓娜认为唐初无盐税的局面持续到开元年间。［②］李锦绣对唐前期盐池管理、盐监的作用、盐课的用途等问题作了较详细的探讨。［③］

关于唐盐专卖实行的原因，陈衍德认为，专卖制是唐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要求，而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促使政府开辟农业税以外的税源，实施一种地方难于插手的财政办法，从而盐专卖制应运而生。［④］齐涛除论述以上原因外，还认为均田制破坏后，传统的赋税政策失去了基础。［⑤］吉成名还指出唐代榷盐制继承了天宝九年来除陌钱的传统，并加以发展。［⑥］陈衍德认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抑商已降居其次［⑦］。鲍晓娜的观点则相反，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⑧］

唐代盐专卖制度的演变、兴衰仍是研究的重点。陈衍德在《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中论述道：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政府控制程度、专卖价格不尽一致，乾元元年分别实行民制官收官销、官制官销、民制官收官销等不同的专卖办法。刘晏改革后，海盐推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调整专卖机构，创立巡院制度，辅以常平盐，保障新盐法实施。池盐大历中始行刘晏新法，改为官制官收商运商销。东西两区的井盐也先后推行刘晏盐法。杨权也探讨了刘晏盐法的内容、实行原因及影响，并论述了刘晏死后唐代盐法的演变，认为德宗时盐法暂乱，顺宗宪宗略有整顿，但未能革除其弊，黄巢起义后榷盐法实际瓦解了。在论及刘晏盐法的影响时强调指出，在中国两千年盐政史上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官专卖到商专卖的变化，而刘晏创间接专卖法即为这一变化的枢纽。他还认为，由于海、池、井盐各有特点，至迟在贞元年间便实行划区运销，这一做法成为后代所行“引岸制”的起源，唐代已出现入纳折博法及作为交换媒介的有价信用文牒——便换（飞钱），具备了引钞盐制的基本特点，成为引钞盐制的刍形。［⑨］吴丽娱则认为，唐代飞钱用于折博的可能性很小，一般不作引钞使用，唐代折博与食盐的货币作用相关，未与飞钱相结合，唐的就场专卖也使折博法难以推广。到五代折博方式开始明确并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新形式，为宋代实行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⑩］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盐制见于宋庆历四年至六年（公元1044—1046年）［①①］。

还有不少学者对唐盐法中的某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吴丽娱在《略论大中两池新法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刊于《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中对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其对五代盐法的启发进行详论。陈丽菲、秦永洲、朱睿根等还专题论述了刘晏盐法。（分见于《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论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等。）深化了盐专卖制的研究。

陈衍德在《唐代盐政》和《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1月版）较系统地论述了盐专卖管理机构。中央管理机构，在榷盐之初，第五琦以盐铁使独掌大权。广德二年（764）出现东西分判，永泰元年（765）分掌格局成为定制，贞元八年盐铁度支分掌盐政制最终确立。盐铁、度支既是平行体制又有上下级关系。地方机构最初是在各地设分支，亦称盐铁使，冠以地名，负责一地盐事，由租庸使兼。第五琦于各地立监院，具体负责专卖管理。刘晏主持盐政后创立巡院制，在第五琦所设监院基础上置盐监。下设盐场，形成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作者还论述了各自职能，指出，三者职能各有侧重又有交叉。王林善在《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中对榷盐机构及其职能作了论述。与陈不同的是，他认为巡院不管理推销官盐给商人的具体业务。他还特别指出度支系统与盐铁使系统管理有所不同，京西北所设度支巡院不理盐政，池盐不设巡院监场，而置榷盐使。陈丽菲在《唐代财政三司历史作用初探》中对盐铁、度支在推行专卖中的作用也有论述。

唐代榷盐收入，资料零碎，很难全面统计，但不少学者仍作了艰难的探讨。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中对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陈衍德在《唐代盐政》和《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论之甚详。他对海盐在广德二年、永泰元年、大历十四年的收入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它们仅为东部地区盐利，并推算了全国盐利总数。对池盐若干年的盐利作了统计，认为，两池盐利以元和时最高，此前此后均稍低，这也大致反映了池盐的岁入升降情况，井盐收入无明确记载。从专卖收入看，盐是首屈一指的商品，大大超过酒茶等专卖品，曾一度占唐财政总入的一半，并在大历时超过赋税收入。

专卖商的研究也受到重视。王林善在《论唐代后期的榷盐与盐商》中论述道：第五琦榷盐排除了商人，刘晏盐法实行官商分利。盐商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贩。有盐籍盐商投籍官府，贩销官盐。著籍盐商受到政府保护，享有特权，缴盐利、免差役。他们与政府有盐利之争又有共同利益。私贩则受到严禁，但因失业者多、盐价高、小商资薄不足入籍等原因，私贩仍甚。他强调了唐代专卖制与商分利的特点，指出把唐专卖制与汉专卖制一样视为抑商手段不妥当。陈衍德所持观点大致同于王林善，但对唐政府保障专卖商利益而又限制其获取高利的措施，商人与政府争夺盐利的手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①②］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对盐专卖与王朝兴衰、社会发展等关系做了研究。吉成名认为唐代盐法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①③］齐涛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①④］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促使唐后期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封建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反抗专卖剥削成为唐后期阶级斗争的新内容。

2、唐代茶和酒专卖的研究

茶酒专卖研究较盐薄弱，成果数量也少于盐专卖研究。八十年代初以鲍晓娜《茶税始年辨析》、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论之较详。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

》两书中又有论述。他认为税茶在建中时已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榷茶始于王涯，后榷茶税茶交互出现，且唐宋时榷与税之区分已不如汉严格讲究。茶商有正税商与私茶贩。私茶贩分一般商人和地主豪强茶商两类。鲍晓娜明确指出税茶始于建中三年。章秉纯认为税茶始于建中年间，但确切年代有待深考。［①⑤］凌大珽认为税茶始于建中元年而唐代税茶和榷茶很难截然划分，一般说税茶困难时才行榷茶，有时税榷并行。［①⑥］王洪军、陈衍德、贾大泉等皆持税茶始于建中三年说。王洪军将唐茶法分为两个阶段：（1）建中三年至元和十二年停茶税；（2）元和十五年复茶税至开成五年。而榷茶仅在王涯当政时实行半年。陈衍德认为太和九年唐政府变税茶为榷茶，并经历了一个全部专卖到局部专卖的过程，他还指出，唐“正税茶商”与著籍盐商相似，就是政府特许贩运专卖茶的专卖茶商。贾大泉也认为榷茶始于太和九年。他还对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专卖做了深入研究。商岘的观点与上述又有所不同。他认为建中三年税茶不能算独立征茶税的开端。茶叶正式征收专税是贞元九年。榷茶始于太和九年王涯榷茶，不久复税制。武宗时又向榷茶转化，虽不是官造官卖，而行民制商销官收重税，并禁私贩，但实质已是专卖，是官商分利专卖的变通形式，从增税和禁私即可见。［①⑦］

张泽咸在《唐五代赋役史草》和《唐代工商业》中对唐代酒的专卖也有论述。他认为唐初曾有酒禁，并非如有的史籍所载“唐初无酒禁”。唐征酒税最早见于广德二年，从严格意义讲，建中三年才行榷酒。此前只有酒禁和酒税。唐榷酒有榷曲、征榷酒钱等多种形式。陈衍德则认为广德二年即已开始酒专卖，其最初形式是特许酒户专卖制，后又实行官酤、征榷酒钱、榷曲等三种形式，三种形式即有相互转换又有并存。他还探讨了茶、酒的专卖收入和专卖机构，认为，榷酒收入次于盐，而茶居末，酒茶合计不及盐利之半。盐酒茶的管理机构即有合一又有分离，即有直属三司，又有隶于州县，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严密系统。［①⑧］

3、五代专卖制研究

因资料的原因，五代专卖制研究不如唐代之盛，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在《唐代赋役史草》中对五代盐政作了扼要论述，认为五代盐法是对唐盐法相沿未改，榷盐而外，自后唐另有表卖蚕盐制，实际上是变相人丁税。他认为五代实行了榷酒，尤以榷曲之风日盛，且设曲务。郑学檬认为后梁未实行统一榷盐制，观其未设盐铁使一职即可证明，但局部地区榷盐是存在的。后唐重建榷盐机构，苛严法禁，其盐法继承唐代而愈严。他认为蚕盐是官盐专卖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盐法时紧时弛但都行榷制。五代盐税多元化，有蚕盐、屋税盐、随丝盐钱等，其盐税带有资产税的附加税性质。这与五代政治经济形势有关。［①⑨］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度，但盐铁转运使一职已设置。他对后唐盐法作了深入分析，并认为蚕盐、食盐、随丝盐钱都是官卖的发展，后晋一度在太原府取消专卖，在州征五等盐税。认为屋税盐在后晋天福二年有人提出，但未实行，后汉后周开始行于城镇。他还对唐和五代盐法作了比较。［②⑩］郭正忠对五代蚕盐作了专门研究。认为蚕盐法制定于梁唐之交，是在当时盛行的预贷和赊购活动中出现的，是官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其基本特征是榷卖，地域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他还对蚕盐的榷征方式与手段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五代蚕盐的若干误解。［②①］吴丽娱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沿用唐制，但五代盐专卖中商销已不占主要地位。官销以表配制与场务榷粜相结合。城乡盐政有较大区别。乡村以蚕食盐为主，城镇以场务榷粜，附以屋税盐或食盐。她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问题，认为屋税盐起源最早可能始于朱梁之末，此后从未间断，至后周广顺三年十二月下令取消而中止。蚕盐首先面向农村，并不行于城镇。屋税盐是蚕盐的补充形式而行于农村。她还分析了屋税盐的行销特点及表制实行的根源。［②②］另有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也是五代盐政研究的重要论文。

对五代茶法作专门研究尚不多。凌大珽认为五代对一些政权在内部行茶专卖而对外则通商。［②③］商岘认为北方政权不产茶，茶法记载不详。南唐并行官收商销和官收官销，楚征税商销，后蜀行茶专卖。［②④］另《唐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及王洪军《唐代茶叶产量、贸易、税茶和榷茶》对五代茶法也有略论。

二、近十年来宋代专卖制的研究

1、盐专卖的研究

近十年来，宋代盐专卖研究成果丰硕。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和系统。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宋盐管窥》和《宋代盐业经济史》两书。后者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研究成果，而且也可以说，该书基本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代盐业的研究状况（本文介绍他的观点也主要依据此书，后不另加注明）。郭正忠将宋代盐业分为生产和流通两大部分，流通体制中又分为收贮、运输和销售三个部分。在生产方面，他探讨了宋盐生产技术、生产体制及盐民的社会身份、组织管理、税役负担等问题。认为宋盐生产中至少曾出现过三种所有制形态和五种生产体制：即制盐资料的国家官有制、私有制和官民综合所有制；劳役制、盐民自煎制、盐场催煎制、租佃制和雇佣制。流通体制是其研究重点。认为宋盐收贮体制主要有三种：官府直接敛贮、官府购后仓贮、商人购贮，运输体制又有官运、官民联运、民运等，销售体制也有三种：官府榷卖、官府控制下的商民分销、商民自销。榷卖的形式有官府批发或零售、蚕盐和食盐赊卖、强制认购、纳盐钱。商民分销包括钞引盐、扑买盐、买卖盐场、合同盐场，尤以钞引盐最广。钞引盐具有间接专卖性质。而盐钞与盐引又有区别。他还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等运销办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宋盐的“过剩”现象，指出“过剩”的是运销与生产不相适应的产物，还分别对东南海盐和解盐政策体制做了独立探讨。

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也论述了宋盐榷法的演变沿革。并指出，宋盐销售体制除划分销区外，另划分了两类地区：禁榷区和通商区。他把买扑法和钞引盐制归属通商法（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也持此论）。认为宋代盐法屡次变革原因就在于钞盐法，它反映了封建国家同商人分占盐利中的复杂关系，盐法变更的直接原因是宋辽战争，解盐与青白盐的斗争也是盐法变更的因素。

食盐入中及与之相关的盐钞引是宋盐专卖中的重要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法在宋中叶以后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的时期，食盐入中法保证了封建国家财政收入，解决了官商瓜分盐利的矛盾，成为元明清盐法的主体。他认为，作为有价证券的盐钞出现了货币的趋向，除了用钞请盐的原始形态功能外，又具有了信用货币、便钱飞钱、称提货币等功能。盐钞对宋代信用、财政、金融均起到了积极作用。［②⑤］高聪明在《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中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认为盐钞起到了“以钞权钱”的作用，弥补了大铁钱名不副实的缺陷，稳定了西北货币体系，成为陕西与内地经济联系的桥梁。哲宗时盐钞价格不合理变动，致使西北货币体现出现危机，徽宗时蔡京改革钞法，改变了盐钞性质，陕西货币体系更加混乱而至崩溃，可见盐钞实系西北货币制度之大局。姜锡东探讨了交引买卖市场及交引铺的情况，认为交引铺及交引市场出现于雍熙三年前后，其出现与西北入中的大规模展开直接相关。交引铺主要经营交引买卖、货币交易、从事作保活动等。交引铺的活动缓和了商人资金周转不灵问题，有利于弥补政府入中现钱不足。交引市场有京师市场和地方市场，政府通过设官买卖交引、市易法等手段干预交引市场的活动。［②⑥］

私盐是与榷盐相关的突出问题。漆侠认为封建国家用各种途径剥削食盐生产者和消费者，导致了私盐的产生。［②⑦］史继刚认为私盐是盐专卖制度的产物，盐专卖使官盐质劣价昂，定销界使官盐不能便民。封建剥削、商品经济发展、义利观念变化也是私盐盛行的原因。他还探讨了私盐的来源及私盐活动的影响。［②⑧］

郭正忠对各地盐利及全国盐利总入进行了列表统计，并计算了解盐在官卖和通商情况下的利润率。宋代盐利在国家岁收钱数中的比重不仅是渐增之势，而且以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为最多，其最高比率为44％，在当时的盐利中淮盐和解盐收益又占突出地位。宋盐收入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效用。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中对宋代盐利也做了列表统计，并对所举数据作了分析说明。他指出，解池与淮浙盐产合计北宋时占全国80％，南宋时淮盐占全国70％。漆侠认为，盐利来源于生产者、运输者和消费者。官府通过榷盐制占据了大部分盐利。盐利在宋财政中地位不断上升，南宋更为重要。天禧末占13．2％、仁宗时占18．3％、绍兴末占54．2％、淳熙末占48．4％。他还分析了宋代盐价，认为收购价低，提价慢，售给商人的价格不高，说明政府同商人的伙伴关系及对生产者的剥削加剧。［②⑨］

郭正忠《论辽代盐体制的变化》（《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吴慧《辽金元盐法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对辽金的盐法作了专门研究。张秀平《略论宋代的榷盐与边防》（《浙江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则论述了榷盐同边境用兵的关系。

2、茶专卖研究

宋代茶业研究较之盐研究略显薄弱，而在茶业研究中茶专卖的研究尤嫌不足，但还是有一批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宋代茶法复杂多变，茶法的考订是研究宋茶专卖的首要问题。漆侠考析了两宋茶法的变革，尤其详细地论述了宋初到嘉祐四年之间交引法、三说法、贴射法等茶法的兴废交替。他把宋复杂变幻的茶法分为两类：禁榷法与通商法，认为贴射法就是通商法，并指出宋茶法频繁变动的原因是国家、商人、园户争夺茶利的斗争。［③⑩］朱重圣也将宋茶法分为两类：官卖法与通商法。他认为“官卖法属直接经营，亦即专卖制度，又包括禁榷、入中、贴射、三说、三分与四分、见钱、长短引、合同场等；通商法属间接经营，准民自相贩易，仅征茶租与商税而已。”［③①］汪圣铎也认为见钱、贴射法是禁榷法，与朱略同，惟朱重圣把三说与三分相区别，汪则视其为一。汪圣铎还将宋茶法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前期禁榷和以茶为入中抵偿物时期、嘉祐通商时期、崇宁年恢复禁榷行合同场法及南宋的茶引时期，并对各时期茶法进行了论述。［③②］商岘也论述了两宋各个时期的茶法内容及其特点。认为宋乾德二年开始对南方输入的茶叶实行专卖、次年专卖境内茶，太平兴国二年始完全实行专卖。雍熙入中开始后官商争利致使茶法迭变。他指出，贴射法等属间接专卖性质，与嘉祐通商法不同。蔡京所行卖引法则是商专卖，南宋继承之而略有不同，如食茶小引、兴榷场、外销等。［③③］

四川茶叶，宋前期通商，熙宁七年开始禁榷，且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漆侠《宋代经济史》、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对川茶都有概述。贾大泉《四川茶业史》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川茶禁榷原因、榷茶机构、茶利收入、茶马贸易制的产生、贸易机构、贸易办法、意义等问题。冯永林在《宋代的茶马贸易》（《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中论述了茶马贸易制度的创立、茶马司的矛盾、川茶搬运、茶马法演变及茶马比价等问题。杜文玉《宋代马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也主要论述了茶马贸易。总体而言，各人关于川茶禁榷和茶马贸易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川茶禁榷起于熙河用兵，榷茶收入解决了财政开支和军费需要，而茶马贸易在军事上保证战马需要，政治上保持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友好和边境安宁，经济上促进各族生产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论述重点及川茶搬运方式、茶马机构创设时间，买马茶额等问题上观点又不尽一致。

汪圣铎对两宋茶利收入进行了深入探讨，详细稽考了东南及四川的榷茶收入并列表统计，认为宋代榷茶利率比盐低，卖与买价相较，一般为二至四倍。宋朝榷茶收入较多的北宋真、徽两朝约300万——500万贯，南宋前期虽曾达600万，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少于真徽两朝，宋榷茶岁入约占宋财政岁入的1％—5％［③④］。商岘认为宋茶在嘉祐四年通商前（以嘉祐元年、二年、三年为例）总净利为1094000贯，通商后（以治二、三年为例）为1175000余。蔡京改法使茶利大增，十几年间（崇宁至政和六年）茶息年收由100余万贯增至400余万，最后达千万。［③⑤］《宋代经济史》、《四川茶业史》等也论述了宋榷茶收入问题。

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分析了茶叶贸易状况，认为茶叶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汴京为首的大中城镇，西北周边民族地区，茶叶流通的最大特点是长途贩运。茶叶市场具有多层次、梯进式、网络状特点，茶叶贸易带动了社会分工扩大和经济结构变化。方健《宋代的茶盐司考略》（《徐规教授从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考察了茶盐司的起源、沿革、人员构成、职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宋代经济史》、《四川茶业史》也论述了茶事机构问题。另《中国税茶简史》、《一千年茶法与茶政》、《金代的茶禁》（黄频英《农业考古·茶文化专号》第五辑）等探讨了辽金与宋的茶叶贸易及金朝茶法。

3、酒专卖研究

漆侠认为宋榷酤最早见于乾德二年，宋代酒制有三种形式：许民般酤、官榷和买扑制，而以官榷为主［③⑥］。杨师群认为宋榷酤始于太平兴国二年，榷制可分为榷曲区（四京）、榷酒禁地、禁外地区、不榷酒地区等四类。他还探讨了榷酒结构及买扑制。他认为榷酒机构由都曲院、都酒务、酒务、坊场等构成。南宋时各级军队、政府经营酒务，形成多系统榷酒结构，且官营酒业超过了民营。酒业买扑可分为三类：城镇酒务、曲务、坊场。买扑初有定额，后实行实封投状等形式。［③⑦］汪圣铎按经营方式将宋榷酒业分为三类：城镇官造卖酒、小城镇及乡村百姓买扑、官卖曲。他认为不禁榷之地仍有酒息酒税，而非纯粹的自由贸易。［③⑧］

李华润对宋代酒业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宋酒业的管理机构分四个系统：三司户部、盐司、州县镇寨、诸司三衙，并对各系统的职能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三司户部——监司——州县镇所形成的管理体系是宋代酒业管理的主干，南宋诸军兴办酒业，使酒业体制陷入混乱。他认为榷酒区与榷曲区有严格划分，南宋除绍兴时杭州一度榷曲外不再榷曲，宋特许酒户有两类：用官曲酿酒酤买和纳课获取酿卖权，万户酒有不榷不禁不税放任自由、均摊榷酒钱、税酒等三种形式，酒的销售以酒楼酒店为主、拍户分销也是重要形式。他还对卖扑制的本质，买扑者、酒户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隔槽法是买扑制的变通形式等诸多新的观点。［③⑨］

关于酒课收入，漆侠认为，宋酒课对财政有重大影响。他统计了北宋若干年的酒课及其在总税入中的比例：至道二年占20．4％、景德中16．1％、天禧末36％、庆历中44％、皇祐中38％、熙宁十年44％、治平中29％，南宋时比北宋更有增加。他指出，就酒课收入而言，不论城市、经济发展地区，还是边远地区都有增长。［④⑩］汪圣铎对宋代酒课收入和榷酒添价进行了列表统计。他认为榷酒收入宋初不多，真宗时达到最高水平，政府用提价等手段增加酒课，并使酒利控制权不断上移。南宋榷酒系统繁多、收入分配复杂，酒课也难以统计。［④①］杨师群认为酒课主要来自各级榷酒机构的收入，官营酒库收入占主导，其次是民营酒店课税的曲引钱。宋政府立定岁额、制定赏格，并采取提价、抑配等手段促进和保证酒课征收。他认为酒课总体而言次于盐而高于茶。至道末占缗钱收入的1／12，天禧年间占1／3和1／2，北宋中一直保持这一水平，南宋也不低于北宋。［④②］李华润考察了宋代酒价等问题，认为宋初酒价低廉，为增酒利，庆历二年开始提价，北宋共有六次提价，但浮动不大，南宋上涨较快。酒价与粮价变动趋势是一致的，而涨幅小于粮价，经营酒的本息比例从30∶70到70∶30不等。酒价是官府、买扑者、酒户瓜分酒利的杠杆。宋政府征收酒课的办法除赏格、提价外还有添酒钱，设法卖酒、别求课利等手段。［④③］

还须指出的是漆侠《宋代经济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对宋代矾、香、醋等的专卖也作了概述，但更深入的研究还待来日。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到，国内近十年来唐宋专卖史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了数部专著，不论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近十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定论，对尚未取得一致观点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如专卖商人、专卖品市场、专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等，可以说近十年的努力使唐宋专卖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近十年来的研究也存在有待发展的方面。一是研究中的不平衡，不仅茶盐酒等大宗专卖品与香矾等小宗专卖品研究不平衡，大宗专卖品研究之间也有强弱；二是宏观研究较少；三是专卖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入。总之，这十年的研究继往开来，为推动唐宋专卖史研究更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④ ⑦ ⑨ 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② ⑧ 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又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③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 ①④ 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⑥ ①③ 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的兴衰》（《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⑩ 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①①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①② 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

①⑤ 章秉纯：《唐代茶税考述》（《云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①⑥ ②③ 《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版）。

①⑦ 以上分别见：王洪军：《唐代的茶叶产生、贸易、税茶与榷茶》（《齐鲁学刊》1989年第2期）、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贾大泉：《历代茶法制度概述》（《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唐和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天府新论》1987年第4期）、《四川茶业史》、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册）。

①⑧ 陈衍德：《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1986年第1期）。

①⑨ 郑学檬：《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盐业史论丛》，又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②⑩ 穆祥桐：《五代盐政及其与唐代盐政之比较》（《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

②① 郭正忠：《五代蚕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② 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盐法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五代的屋税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②④ ③③ ③⑤ 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册）。

②⑤ 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

②⑥ 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②⑦ ②⑨ ③⑩ ③⑥ ④⑩ 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

②⑧ 史继刚：《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西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宋代和盐的来源及其运销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③① 朱重臣：《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

③② ③④ ③⑧ ④①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③⑦ 杨师群：《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宋代榷酒中的买朴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第11期）、《宋代的官营酒务》（《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

唐宋文学概述篇（7）

唐诗在我国文学史甚至是文化史上，都堪称是璀璨的明珠。对处于唐代之后的宋人而言，面对如此耀眼的明珠，必然有自己的体认和观点。本文拟以宋记为研究范畴，就宋人对唐诗的宏观认识做一浅探。

本文所谓笔记，即是指由撰著者随意记录而非刻意著作的文字。所采宋记，有三个来源：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第一编十册，共49种，第二编十册，共45种；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39册，共60种，除去唐人所著的5种以及与《全宋笔记》重复的20种，共35种；泰山出版社《中华野史·宋朝卷》三卷205种，其中，除去非宋朝人所著的7种以及与前两者重复的76种，共122种。三者相加，共251种。这251种笔记，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涵极其丰富，其中论及唐诗的有50余种，贯穿了两宋200余年。重要的笔记著作，有欧阳修《笔说》、《欧阳文忠公试笔》、《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等。研究宋人对唐诗的接受，笔记资料自然是一座宝库，不可回避。其中有对唐诗作家、作品、流派的具体评点，也有对唐诗风貌的生动概括；有认真、刻意的分析，也有不经意的集体无意识的流露。

一.集体无意识的感性肯定

在宋记中，有一种现象格外耐人寻味。即：唐诗被作为评判诗人诗歌优劣的不二标准，人们往往喜欢自比或者将人比作唐人。

欧阳公顷谪滁州，一同年将赴阆卒，因访之，即席为一歌以送……其飘逸清远，皆白之品流也。——文莹《湘山野录》

材料所及为同时代人对欧阳修作品的赞扬：飘逸清远，得李白神韵。

翰林郑毅夫公，晚年诗笔飘洒清放，几不落笔墨畛畦，间入李、杜深格。——文莹《玉壶清话》

文莹认为，郑毅夫晚年诗歌风格飘洒清放，不落俗套，有的作品甚至还有李白杜甫之风。

杨诚斋：“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罗大经《鹤林玉露》

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亦以诗歌神似李白而颇为自得。此种情绪中透露出的正是他对李白的崇敬之情。

（罗樁诗）颇有少陵意态。——罗大经《鹤林玉露》

罗大经对于杜甫，无论从其为诗还是为人方面，都极为推崇，此处称罗樁诗有杜甫之风，可见对罗樁的高度评价。

由上文可见，自比为唐人或将他人比作唐人的现象，并非存在于有宋一时一派诗人中间，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各个时期的许多宋人中。细究其本质，实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也就是说，它与个体的经历无关，是一种超越个体经历的“种族记忆”。对于唐代诗歌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经过世世代代的沉淀，在宋人的头脑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性的遗传心理。它存在于有宋一代人的潜意识里，既不会被忘却，也不易被感知，于平时并不见得会如何体现。当适当的时机触动时，例如得见佳诗时，便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状态，表明宋人对唐诗的深刻的感性体认与肯定。

二.对唐诗长短处的理性认识

与上述深刻的感性认识并存的，宋记中还有对唐诗长短处的理性认识。宋人在对唐诗的整体观照中，往往有较客观的判断。

（一）肯定唐诗长处

宋记中相关材料显示，宋人看到了唐诗的许多优点，对其加以肯定。

1.意正

所谓意，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意正，是指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言志抒情内容。宋人认为，唐诗值得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意正。

最奇者有聂夷中……精于古体……所谓言尽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孙光宪《北梦琐言》

此中所谓“言近意远”乃就聂夷中的古体诗而言：言或已尽，但有无穷的令人深思的意蕴。而能令人深思悟道的诗歌自然可谓符合儒家传统的诗歌教化观念的诗歌，可称意正。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寻登第，妻又寄诗云：“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可谓能勉其君子以正矣。——钱易《南部新书》

此则所叙杜刘氏以诗劝诫夫君杜羔奋发图强之逸事，虽不一定确实，但客观上却证明唐诗具有儒家所推崇的警戒教育作用。杜刘氏在夫君未登第时以诗激励他上进，在夫君既登第后又以诗劝诫他戒骄。其中所涉及到的，并非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家，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唯其如此，更可见宋人对于诗歌教化作用的重视。钱易言“能勉其君子以正”之意即指诗歌具有教化人的作用可称意正。

可见，在宋人看来，意正，是唐诗最值得肯定的特点之一，也是唐诗取得高度成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2.境佳

所谓境，指诗歌意境。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所谓境佳，是指意境范畴中所涉及到的主客观因素的统一，“情与景的交融”，堪称一种审美的理想境界。宋人认为，唐诗之境佳，可谓其重要长处之一。宋记中有关唐诗意境之佳的表述不胜枚举。今仅以一典型之例证之。

欧阳修十分欣赏温庭筠《商山早行》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与严维《酬刘员外见寄》之“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两联，曾在其《试笔》中两次对之进行解读：

其余林翁、处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羁孤行旅，流离辛苦之态，见于数字之中。至于“野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春物融怡，人情和畅，又有言不能尽之意。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欧阳修《欧阳文忠公试笔》

余尝爱唐人诗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天寒岁暮、风凄木落，羁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风酣日煦、万物骀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怡。读之便觉欣然感发，谓此四句可以坐变寒暑。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欧阳修《欧阳文忠公试笔》

第一则，欧阳修以旁观者的姿态，赞扬诗人“用意精到”、“精意雕琢”，主体之情感融注在客观景物中，形成了极佳的意境：“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写诗人在旅途中，暂宿于路边茅草店中，次日鸡鸣之时，便起身赶路，其时，残月尚在树梢；因路人极少，夜间落了秋霜的木板桥上，只有极疏的几个脚印。此景，不由得使人生出离乡背井、人在旅途、愁苦万状之情；而“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两句，以“慢”写水，赋予其以人的从容，可见水流之从容缓慢，水带春色，可见春意之浓郁盎然，水塘无主自春，春水贪恋其春色，故而缓流以尽其从容；以“迟”写太阳，亦赋予太阳以人的慵懒，可见太阳之慵懒闲适，太阳西落，可知时间之迫近傍晚，花坞五彩烂漫，夕阳贪恋其美妙，故而迟落以尽其闲适。两句合而言之，春日傍晚一派暖意融融、万物和顺、人情酣畅之情油然而生。第二则对意境的解读上，加上了接受者即欧公本人的主观感受，写出了圆融的意境所具有的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并因此赞叹，能够塑造如此绝佳的意境，诗歌就能与造化争巧了。可见，是两联诗歌的意境之佳引起了欧公的激赏。

而宋记中，宋人对唐诗的频频激赏也大多是因为唐诗意境之佳。

3.句好

句好，是宋人对唐诗语言运用方面优点的认识。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赞美唐诗语言清丽矫健；其二是肯定唐诗善于用典。

唐宣宗皇帝……宰臣出镇，赋诗以赠之，词皆清丽。——孙光宪《北梦琐言》

此则孙光宪认为，唐宣宗赠给大臣的诗歌语言清丽，值得肯定。

至于唐人的用典，宋人也多有评述，从其评述中，可见宋人对唐诗成功用典的肯定：

诗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简而当，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韵清浊随宜改易……直取意顺则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复敢用，惟白居易用其音于语中……晏丞相尝许之曰：“诗人乘语俊，当如此用字。”——宋祁《宋景文公笔记中：考古》

古善诗者善用人语，浑然若己出，唯李、杜。颜延年《赭白马赋》曰：“旦刷幽燕，夕秣荆越。”子美《骢马行》曰：“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马歌》曰：“鸡鸣刷燕晡秣越。”皆出于颜赋。——王得臣《麈史》卷中

第一则言用典的最基本要求是不能损害诗歌本身的意蕴，即不以事害意。换句话说，不能单纯为用典而用典，最基本要做到“简而当”，亦即恰如其分且意味无穷；至于用字，亦有原则，即不以字害意害句。即如果诗歌用字损害了诗歌意义和诗句本身，则应适当加以改易。唐人中白居易之诗颇可为证。第二则可谓在第一则基础上进一步而言，是指唐人用典的最高水平，以李白杜甫为例，表明如二人般善诗者要善于继承前代诗人对诗歌艺术包括语言艺术的贡献，巧妙化用前人的诗句（用典）为自己的诗歌服务即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宋人首先认为，唐诗语言（包括风格和用典）方面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和对于前代诗歌语言艺术的继承是分不开的。

（二）扬弃唐诗短处

当然，宋人也看到唐诗的缺陷，认为唐诗也有需要摒弃的方面。

1.少理

所谓“理”，是就诗歌内容而言的，是符合客观世界和人们认识规律的真实。如果说，前文所言意正为宋人对诗歌内容的最终要求的话，那么，理就是宋人对诗歌内容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只有符合客观世界和人们认识规律的真实的诗歌，才有可能达到宋人所谓意正的要求。宋记中，宋人对唐诗“少理”这一缺陷的关注颇多：

愚尝览李贺歌诗，慕其逸才奇险，虽然，常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或于奇章公集中，见杜紫微牧有言，长吉若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孙光宪《北梦琐言》

庆历间，宋景文公……尝评唐人之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其余不尽记也。然长吉才力奔放，不惊众绝俗，不下笔。有《雁门太守诗》，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王安石曰：“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王得臣《麈史》

上面两则材料中对李贺及其诗歌，都肯定其主体气质方面的超现实性，都否定其诗歌少理的缺陷：第一则孙光宪同意杜牧的见解，认为李贺主体气质超群，而诗歌缺少符合客观世界和人们认识规律的真实；第二则，王得臣亦认为李贺主体气质出类拔萃，而王安石对“黑云”二句的解读或许刻板些，但也表现出他对诗歌不符合客观世界规律的态度是否定的。

由上可知，宋人对于唐诗少理这一缺陷是颇为关注的，认为唐诗中许多诗歌，正是由于欠缺“理”，丧失了其可取性。而宋人对理的格外关注，也使得其在自身诗歌创作中颇为注重合“理”，从而形成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颇为重大的一个特点。

2.浅俗、粗鄙

宋记中，浅俗、粗鄙用以指唐诗，是指由于语言而造成的风格方面的缺点。也就是说，宋人以浅俗、粗鄙来批评唐诗的用语和风格，认为如此诗歌是必须要加以摒弃的。

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元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绝不道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予观其词意鄙浅。白为杂律诗讥世人，故人得以轻效之。——王得臣《麈史》

复有包贺者，多为粗鄙之句。——孙光宪《北梦琐言》

杜甫、白居易在唐代诗人中，均可称大家。杜甫自不必说，即使如白居易，其影响也不可小视。而因为才力杰出，语言表现力十分之强，所以白居易之俗实质上却是锤炼所得，后来者不明白这一点，学白之俗却落入了真正的俗套，故而可弃。如晚唐包贺即是此类后来者之典型人物。至于杜甫，其才力高卓自不必言，但偶一为之的俗，却也不可取。

可见，宋人对唐诗之浅俗、粗鄙的批判可谓不留情面，认为必须弃之。

3.险怪

中唐诗歌有险怪一派，宋记中，于中唐险怪诗派之代表人物韩愈，颇多肯定。似乎对于险怪这种风格持赞许态度，但其实不然，对于某些风格过于险怪的唐代诗歌，宋人也持批评态度：

（李洞）诗体又僻于岛。——孙光宪《北梦琐言》

（高蟾）务为奇险……实风雅之罪人。——孙光宪《北梦琐言》

此中所言的“僻”、“奇险”，都是指诗歌风格的过于险怪。贾岛之诗体，本就以僻为其特色，而李洞对贾岛顶礼膜拜，唯贾岛马首是瞻，较之贾岛有过之而无不及。高蟾之“奇险”，是“为”出来的，即故作而来。可见，二人诗歌风格过于险怪的成因，是其刻意追求的结果，最令宋人无法容忍的是，这种追求，又以忽视诗歌内容为代价。故宋人认为，唐诗中的这一短处，也必须摒弃。

可见，宋记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但学界对它的关注明显不足。期望拙文能成为引玉之砖，引出同好者的真知灼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人唐诗观的嬗变与宋诗的发展》（10YJC751087）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第一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唐宋文学概述篇（8）

就拿明末的陈洪绶而言，面对明末的文化思潮和绘画环境，陈洪绶有清醒的认识和独立的艺术思想，他感叹：“今人不师古人，恃数句举业饾饤，或细小浮名，便挥笔作画，笔墨不暇责也。形似亦不可而比拟，哀哉！……然今人作家，学宋者失之匠何也？不带唐法也。学元者失之野，不溯宋源也。如以唐之韵，运宋之板、宋之理，得元之格，则大成矣。眉公有云：“宋人不能单刀直入，不如元画之疏。’非定论也。如大年、北苑、巨然、晋卿、龙眠、襄阳诸君子，亦谓之密耶？此元人黄、王、倪、吴、高、赵之祖。古人祖述之法，无不严谨。即如倪老数笔，都有部署法律。大小李将军、营丘、伯驹诸公，虽千门万户、千山万水、都有韵致。人自不死心观之、学之耳……老莲愿名流学古人，博览宋画仅至于元，愿作家法宋人乞带唐人，果深心此道，得其正脉，将诸大家辨其此笔出某人，此意出某人，高曾不观、贯串如到（列），然后落笔，便能横行天下也……。”

陈洪绶的师古“集大成”论从特定绘画美学命题切入，通过追本溯源的辨证论述而具有深刻性。他强调的是在传承和整合前人的艺术成果中，需要运用正确的学习方法问题，方能师古而“集大成”。陈洪绶的师古“集大成”说，强调脉、法、源和“师古”与“韵”、“板”、“理”、“格”“野”、“疏”的关系，以及“集大成”与个人风格的关系。

沈：那我们怎样去解读脉、法、源呢？

吴：“脉”是中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所谓“骨著脉通，与体俱生”（王符《潜夫论·德化》），本是古人运用经络学说研究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在中国绘画史上，“脉”的概念被引用到绘画传承的学术思想中。尤其明代画家时兴寻脉探源，习惯以宗族糸谱排列前代画家的师承脉络。陈洪绶在画论中对“得其正脉”的概念，对“法”与“源”进行了辨证论述，梳理各时代绘画风格演化脉络，对“名流学古人”起到了积极意义。

陈洪绶在画论中提到的“大小李将军、营丘、伯驹诸公，虽千门万户”，“如大年、北苑、巨然、晋卿、龙眠、襄阳诸君子……此元人黄、王、倪、吴、高、赵之祖”，其中关键是要寻脉问宗须得正脉。他觉察到时人学古不得法是缺乏脉络思维向度：“然今人作家，学宋者失之匠”和“学元者失之野”的现象。究其“失之”原因：不带唐法、不溯宋源。陈洪绶分析“今人作家”在学习宋人画法时出现问题的原因是没有连带学习唐人画法。并且他意识到他所处时代唐人画法正在逐渐失传，因此他在《跋友人画》中感叹：“唐人画法将绝，独先生延之。”由此归纳他对唐人画法的理解是：“法”的性质：“严谨”。“法”的现状：“将绝”。“法”的内容：“部署法律”。唐人画法应为画理画法，而画法中应包括笔墨理法、技法、线条所呈现的基本面貌，是唐人的艺术形式，而气韵（韵致）显示了唐人的艺术精神，是唐法的本质所在。这些都是宋人绘画的师承脉络，其实质是陈洪绶所强调的“古人祖述之法，无不严谨”，“都有部署法律”。因此“深入物理，流转人情。非道不动，无韵不生。此大作手，而示人以能与不能。”

就唐法与宋源的关系而言，陈洪绶提到两点：1、“愿名流学古人，博览宋画仅至于元”；2、“愿作家法宋人乞带唐人”。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为何师法宋人乞带师法唐人？为何会有“失之”的负面效应？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将诸大家辨其此笔出某人，此意出某人，高曾不乱、贯串如列，然后落笔”这是陈洪绶从品鉴（博览唐、宋、元名画真迹）—辨识（辨其笔、辨其意）—笔墨（然后落笔），把师古归结为对“脉”、“法”、“源”进行的梳理和辨识，其具体可操作性是极有见地的。陈洪绶究竟如何运用方法师唐法、溯宋源？毛奇龄在《陈老莲别传》说：“莲画以天胜，然各有法：骨法法吴生，用笔法郑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傅染法管仲姬，古皇圣贤、孔门弟子法李公麟，观音疏笔法吴生、细公麟，七佛法卫协，乌瑟摩法范琼，诸天罗汉、菩萨、神馗、鬼丑法张骠骑，道经变相法公麟，衣冠士法阎右相，士女法周长史昉，婴法勾龙爽，倭堕结法长史……”。从毛奇龄文中可注意到陈洪绶将诸大家之法分门别类进行细化，从人物画的分类、程式到笔法、墨法、章法他都是有选择师古。在陈洪绶看来“唐法”与宋“源”一脉相承，只有梳理画风发展的脉络，才能领悟诸大家之法，知晓“唐法”与宋“源”的因果关系，方能得其正脉，如他所说“人得正则远邪”。以此“撷古诸家之意”集而大成。

沈：“师古”与“韵”、“板”、“理”、“格”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吴：陈洪绶针对当时绘画师古中出现的“学宋者失之匠、学元者失之野”的症状，提出了“以唐之韵，运宋之板、宋之理，得元之格，则大成矣”。这与他另外提到的“撷古诸家之意，而自成一体”。陈洪绶师古之法是：“以唐之韵，运宋之板、宋之理，得元之格，则大成矣”。这可理解为陈洪绶的“集”古人之法三步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陈洪绶在画论中提到“唐之韵”，即是“大小李将军（唐代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虽千门万户、千山万水、都有韵致”。“韵致”是指“气韵”。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论及谢赫的“气韵生动”，“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期间矣。……至于台阁、树石、车舆、器物，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直要位置相背而已。”又有“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张彦远强调了唐代画坛对于人物画中“气韵”的重视，由此看来韵致应与气韵同一语义。张彦远将“气韵”提到了一个“今人斯艺不至”的高度：“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所以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笔迹磊落，遂恣意于墙壁”。（《历代名画记》）足以看出“唐之韵”对于一个时代绘画的影响。所以，陈洪绶在谈“集大成”之法时，将“韵”作为了唐代绘画的精神内涵，只有遵循唐之“韵”，体现唐代绘画之中的气韵，才能得唐画之要领。

陈洪绶所言“宋之板”，有规范、样板、程式的意思。他说：“老莲愿名流学古人，博览宋画仅至于元”。说宋代之“板”要“运”，即是要运用、借鉴宋代创造的绘画程式，仔细品鉴宋代和元代在笔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将诸大家辨其此笔出某人，此意出某人，高曾不乱、贯串如列，然后落笔”才能辨析元人是如何在宋人基础上有所发展创造。这与董其昌《画旨》中指出的“元之能者虽多，然秉承宋法，稍加萧散耳”的思想，有其一致性。

陈洪绶论及“宋之理”时认为宋人绘画是师承唐人画法，突出在对“理”的追求：“古人祖述之法，无不严谨。……都有部署法律。”宋人绘画重视写实，重视格法，理学“格物致知”的思想对宋代绘画影响深远；宋人张怀认为：“而人为万物之最灵者也。故人之合于画，造乎理者，能尽画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何哉？盖天性之机也。”他指出了宋代的“理”对于“画物之妙”的作用。再者，宋徽宗赵佶画物求真：“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孔雀升高，必先举左。”宋徽宗对于绘画中“无毫发差”的探究精神代表了宋画中“理”的思维向度，正如坡所说：“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在宋画中探究表现客体事物规律作为“宋之理”的基础所在，并主导了宋代绘画审美价值取向，因此影响深远。

唐宋文学概述篇（9）

    【关键词】 晚唐体/唐末/时代风格

    一 问题的提出

    “晚唐”、“晚唐诗”、“晚唐体”,是宋人提出来的诗学术语,它不仅与我们对唐诗史貌、唐诗分期及风格流派的认识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宋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喜谈唐诗,提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等术语,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晚唐”这一时段,最早提出的术语是“晚唐”,议论最多的也是“晚唐”而不是“盛唐”或其他,可见,有宋一代的文人们对“晚唐”确是情有独钟。厘清“晚唐体”的来龙去脉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唐宋诗史与诗学至关重要。

    何谓“晚唐体”?其本真意涵所指为何种体格风貌?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可靠的结论。元代以后很少有人提及“晚唐体”,当今一些文学史着作或都是在论述宋诗的时候谈到“晚唐体”,多将其归结为贾岛姚合诗风或宋代学习贾岛姚合诗风者的诗体①,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亦如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晚唐体”是指贾、姚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②,唯有赵昌平先生解释为“指唐季沿而至于宋初之轻纤诗风”③。这些概括孰是孰非,各自有多少根据?

    由于贾、姚是典型的元和诗人,将贾、姚诗称为“晚唐体”,与现行的唐诗分期概念抵牾。于是,有学者就这样解释:“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④,“当时人所谓‘晚唐’是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例如贾岛)”⑤。问题是,这样概括宋人的观点,符合事实吗?为什么真正生活在晚唐的温、李、杜等一大批着名诗人却不属于“晚唐体”作家?有学者以贾岛、姚合皆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为由,正式在权威性《文学史》教材里将贾岛、姚合列在晚唐诗人中叙述(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譬如白居易去世比贾、姚还晚几年,刘禹锡亦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也可划入晚唐吗?

    为揭开“晚唐体”的神秘面纱,本文首先厘清宋人所谓“晚唐”一语的时间意涵和“晚唐体”的艺术风格意涵及其指称流变,其次,正面研究唐代“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最后讨论“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二 宋人所谓“晚唐”——“晚唐体”的时间内涵

    在“晚唐”一词没有出现之前,宋初已频繁使用“唐末”和“唐季”。而最早指明“唐季”时间范围的是王禹偁。其《画纪》云:“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指祭祖之礼)尽废。”又其《送孙何序》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可见王禹偁所批评的“唐季”指咸通后(860年以后),初步规范了后来晚唐的时间内涵。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先使用了“唐之晚年”一语: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

    其所谓“唐之晚年”的时间意涵,我们可从所举诗人周朴得知,周朴是活动在唐末(咸通以后)的苦吟诗人,因骂黄巢为贼,被黄巢所杀。

    欧阳修的门人刘攽(1023—1089)在其《中山诗话》中将欧阳修的“唐之晚年”缩简为“晚唐”,最早使用“晚唐”一语: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其“晚唐”的时间内涵与欧阳修所谓的“唐之晚年”一致,因其所举作家是皮日休,也是典型的唐末(咸通以后)诗人。其后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中有四处提到“晚唐”一词,所指均为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如其中较有名的一条言论先说杨大年竟不知道《比红儿诗》的作者是罗虬,紧接着来一通议论: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着名,而读书灭裂。(卷一四)

    其所谓“以小诗着名”而又读书灭裂(粗糙)的,正是唐末乱世中像罗虬这样的一批诗人。

    北宋蔡居厚《诗史》中有两条论晚唐诗,“晚唐诗尚切对”条曰: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儿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所举晚唐作家为郑棨,还有《梅花》诗的作者崔橹,皆典型的咸通以后诗人。又一条曰: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崔鲁……张林……

    所谓“晚唐诗人”崔鲁(橹)、张林,也是唐末人。

    蔡启《蔡宽夫诗话》中也有两条谈到“晚唐”。“晚唐诗格”条曰:

    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

    标题称“晚唐诗格”,内容称“唐末五代”,显然是将“晚唐”混同于“唐末五代”,可见在他意识中的“晚唐”是专指唐朝衰亡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蔡启首次将“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这条言论为南宋末期人将“晚唐体”等同于“贾姚体”埋下了伏笔。

    北宋杨龟山论唐诗之“变”,首次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三期,合五代为四期:

    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⑥ 杨龟山所谓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时段难以从文意上明确判断,但“晚唐”之不含“中唐”明矣。

    南宋初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六评“晚唐诗”曰: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其所谓“尽取晚唐之作”,明指“自咸通而下”的所有诗作。可见“晚唐”一语的时间范围在计有功这里再次得到了确指。

    宋人对“晚唐”议论最多的要数杨万里了。他所夸赞称许过的“晚唐诸子”,写专文(诗)褒扬的共有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崔道融、于、刘驾等七人,全是咸通以后人。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一条曰:“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薛能于广明元年黄巢乱中被人杀害,也属于咸通以后诗人。《容斋四笔》有一条曰:“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所言“晚唐士人”也是举吴融、徐寅、黄滔三个典型的唐末作家为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有“晚唐诗人”一条,所举作家为韩偓、司空图、罗隐三人,皆唐末名家。

    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话相当明确地指明了“晚唐体”的时间范围: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故体成而唐祚亦尽。

    所言“体成而唐祚亦尽”就明显地将时间范围定位在“唐末”。

    南宋后期,谈论“晚唐”最多的是刘克庄(1187—1269),他首次把唐诗分成“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三体:

    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然,亦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的这则重要材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他也是和杨龟山一样从诗“变”的角度来划分盛、中、晚三“体”的,他所谓的“晚唐体”主要是风格概念,但既与“中唐体”并列,可见在他这里也绝不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

    与刘克庄同时而稍后的大诗论家严羽,批评“晚唐体”的言论也有不少,其时间界定渐趋淡化,风格意涵尤为突出,他的意见对元明清人影响颇大。《沧浪诗话·诗体》依时段先后将唐诗分为五体:“依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严羽没有像杨龟山、刘克庄、俞文豹那样标出“中唐”,但比他们分得更细。严羽在前四体及本朝体的每体下附有小字说明具体时段,惟独“晚唐体”未作解说,盖因“晚唐”时段在宋人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羽“依时而论”将“晚唐体”列于“元和体”之后,可见有的学者所谓“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等概括在严羽这里也行不通;其二,有人据此认为严羽的“晚唐体”的时段应是长庆以后至唐末,未免武断,因为根据其他各体下的小字说明可知,各体在时段上也不是直接相连的。何况他的“晚唐体”同时也是风格术语。

    到了宋末元初,陈着、方回等人更多地将“晚唐体”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名称来使用。他们时常将贾岛姚合、南宋四灵甚至宋初九僧等人直截说成“晚唐”或“晚唐体”,可见,“晚唐”在方回那里时间界域已经完全淡化,成为泛风格术语。到杨士弘《唐音》,干脆从时间上明确地将“元和”列为晚唐,到明高棅《唐诗品汇》则又因袭杨士弘《唐音》之说,在《总叙》、《五古叙目》、《七古叙目》中都将“元和”归入晚唐(高氏有时也将“元和”划入中唐)。直到胡应麟和徐师曾以后才又将“元和”复归中唐。

    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一条重要材料,常为学者征引来说明北宋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实际是讹传误引⑦。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的时间范围,由王禹偁、欧阳修和刘攽所开创确定,大体指所谓的“唐末”(咸通以后),到南宋末期,当“晚唐”普遍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含义使用时,又时常包括“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甚至包括宋初九僧以及南宋四灵。但在有宋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里,“晚唐”一词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唐朝末年的大约四五十年时间,约从懿宗咸通元年(860)直至唐亡(907),与今天所谓的“晚唐”代表作家活动的时代(晚唐前期)有所不同。今天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的代表作家,像杜牧(卒于852)、李商隐(卒于858)、张祜(卒于854)、许浑(卒于858)、赵嘏(卒于852)、温庭筠(卒于866)、段成式(卒于863)、刘得仁(卒于860)等,基本上都不在宋人所谓“晚唐”的范围之内。宋人所谓“晚唐”为什么多指懿宗咸通以后呢?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从唐祚兴衰上看,唐王朝真正不可收拾的衰世就是从懿宗咸通开始的,这一点史有明载;再从诗歌兴衰上看,懿宗咸通以后,杜、李、许、温等诗坛大家相继辞世,唐末最后五十年诗坛上没有大家出现,总体上似呈衰落之势,不过仍然名家辈出,创新不断,而整体诗风又与温、李、杜时期明显不同,可以称为“后三大家时代”,抑或皈依贾岛的时代。至于有宋一代文人为什么对于“晚唐”这个名词、这一时期如此热衷,对这一时代的诗人诗作诗风赋予这么大的关注和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晚唐”时间内涵息息相关的是宋人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严格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唐说”在宋代确未成熟。但是,宋人论诗每每提及“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术语,特别是杨龟山、刘克庄二人都明确提出过“三唐说”,可惜长期被人们忽视。如果再加上严羽的“唐初体”概念,那么“四唐说”在宋代也已粗具雏形。

    三 “晚唐体”的艺术风格内涵及其指称流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

    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着名的“晚唐异味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

    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俞文豹对“晚唐体”描述更详,《吹剑录》(作于1243年)曰: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尽矣,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又《吹剑三录》曰:

    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俞文豹第一段话批评“晚唐体”的一些缺点:气象衰飒,气弱格卑;题材狭窄,偏重描写景物和细小事物;注重音律对偶,篇幅短小;风格清浅。第二段话指出宋人模仿“晚唐体”较成功的,其特点为“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失败的,其特点是“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刘克庄诗。

    其他称赞“晚唐体”的还有陈必复(1180—?)、徐鹿卿(1189—1252):

    予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陈必复《山居存稿序》)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

    徐鹿卿从“味”的角度为晚唐诗辩护,不仅强调“晚唐诗”有“味”,而且指出晚唐诗的“多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晚唐”诗坛风格流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着(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着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着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高潮。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艳情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唐宋文学概述篇（10）

目前中国学界对此书的研究集大成者为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校注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此校注本的唯一缺陷是对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瑕不掩瑜，目前它仍被学界视为最佳版本。

其他校注、导读及研究专著有：丁谦著《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贺昌群《大唐西域记之释与撰 》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等。此外，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今译》、章巽、芮传明著《大唐西域记导读》、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等，为更多的人了解这部著作提供了方便。

相关论文主要有：葛定华《〈大唐西域记〉所记第七世纪印度历史概观》，探讨了玄奘往来印度行程、7世纪印度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戒日王国家的建立和它的邻国、戒日王国家的政治、戒日王国家的农村公社和封建制度、印度种姓等级制度、7世纪时印度宗教文化等方面内容。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对于《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林承节《〈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学的贡献》，阐述了《大唐西域记》对于研究7世纪上半叶印度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六）〔唐〕道宣《释迦方志》、《续高僧传》

《释迦方志》成书于650年，是专门讲述释迦牟尼所居国（五印度）地志的书。全书分上下卷，8篇。记述了佛教产生和传播地域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线等内容。对于研究佛教传播史、中印交通史等具有很高的价值。目前最好的版本是范祥雍点校本《释迦方志》。

《续高僧传》又名《唐高僧传》，成书于665年，记载了自梁代至唐麟德二年（502～665）164年间485位僧人的事迹，附见者219人。其中所记天竺僧人及其在中国的活动，可供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之参考。陈寅恪有关《续高僧传》的读书札记，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七）〔唐〕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

此行记是唐王朝派往印度的使节王玄策所撰，约成书于公元661～666年之间。今见残本存于唐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一书中。王玄策曾三次以唐王朝的使节身份出使印度，是对中印关系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中天竺国行记》是他亲历亲见的记载，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20世纪中外学界对王玄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早年研究和翻译著作有柳诒徵《王玄策事迹》、冯承钧《王玄策事辑》，〔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等。

50年代以后，关于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和《关于王玄策史迹迹的几点榷》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点》，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

有关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孙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对1990年6月发现于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均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八）〔唐〕慧立、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这部关于唐高僧玄奘生平的最早、也是最详的传论，成书于688年。全书共10卷，记述玄奘早年旅游印度的经历及归国后从事译著的经过。本书与《大唐西域记》堪称“双璧”，都是研究玄奘、唐代中西交通史以及中亚和印度历史、语言、宗教的珍贵资料。《大唐西域记》以记述地理风貌为主，本书则以记人为主，二书可互为补充。

目前最好的版本是孙毓棠、谢方点校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还有贾二强译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

此传新疆出土有回鹘文本，由回鹘文专家对其进行整理，有助于此传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九）〔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成书于691年，记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公元7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印交通史的宝贵资料。

《南海寄归内法传》成书于691年，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7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王邦维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贡献最大。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对两部书进行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相关成果还有〔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小考》，华涛释译《南海寄归内法传》台北佛光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等。

（十）〔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今见残本为敦煌文书之一，仅存原书卷二的一部分和卷三。是旅居中国的新罗僧人慧超的游记。记载了慧超经海路至印度半岛，遍游五天竺，后取道陆路，经中亚回到中国这一过程中的见闻，涉及8世纪上半叶印度半岛及西域各地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对于研究8世纪上半叶中印关系史有较重要参考价值。

20世纪早年相关成果有罗振玉校录札记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译著有 〔日〕藤田丰八著，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

50年代王重民所著《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中亦有对慧超书的介绍。

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为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主要依据汉籍论述，对慧超所记五天竺诸国以及中亚各国史地进行考辨。

（十一）〔唐〕圆照《悟空入竺记》

见于《大藏经续正藏・佛说十力经》。公元800年，唐高僧圆照亲访入竺求法归来的唐释悟空，以游记的形式概述了悟空游历天竺及其在西域的见闻。此行记为我们了解8世纪中叶中印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国内仅有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对此作简要的注释；钟美珠译，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著《唐释悟空之入竺求法行》对此行记有粗略的研究。

（十二）〔唐〕贾耽《四道记》

此书又称《皇华四达记》，是记载中外交通线路的专著，原书已佚，《新唐书・地理志》所述中外交通路线即节录自本书。此书虽非作者亲自出行所记，但由于他素喜读书，尤长于国内外交通、地理的研究，又兼身居要位，所获信息较广且确凿，因此，是书实际上可视为唐代诸多旅行者出行记录的概况和总汇。虽然其材料为间接获取，但其价值与亲历亲行所记相比毫不逊色，是研究当时中原与周边地区以及中外交通、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的“安南通天竺道”可供研究中印陆路交通之参考。

相关成果不多，20世纪早年有罗振玉校勘《贞元十道录》。其后，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皇华四达记安南通天竺道概说》《云南史料丛刊》第15辑，油印本，线装，1979年。 专就安南通天竺道进行研究；徐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对此行记作了简要的注释。

（十三）〔唐〕樊绰《蛮书》

此书又称《蛮志》、《南蛮记》、《南夷记》、《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共10卷，约成书于863年，记述了由唐朝进入云南的交通途程、云南的名山大川、六诏历史沿革、民族分布、首府区、主要城镇、物产、各民族风俗习惯、南诏政治制度，与南诏地方民族割据政权相毗邻的国家和民族等内容。原书已佚于明代以后，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重录成书。所叙多系作者亲历，史料价值较高，为唐代云南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最系统的记载。其中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可供研究唐代南诏与印度交通之参考。

向达《蛮书校注》，搜罗版本，拾遗补阙，经20余年之考究，用力较深，颇多创见。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在前人尤其是向达校注基础上，精心校勘注释，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木芹《云南志补注》，以向达《蛮书校注》为基础，即向氏原书篇目、段落顺序及校语仍保留原状，注文大部分删去，汇录研究札记，补注内容为向达失校、误校、误读、错简失校、误释、存疑及无考七个方面，共250条。

（十四）〔北宋〕赞宁《宋高僧传》

此传为北宋释赞宁所撰，记载唐高宗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僧人事迹，正传记有532人，附传记有125人。其中有关印度僧人的记载集中在《译经篇》。

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为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下册），书末附有陈雅编“宋高僧传人名索引”，颇便查阅。另有陈寅恪《宋高僧传》读书札记可供参考。

（十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

赵汝适为宋宗室，曾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泉州市舶，《诸蕃志》一书即成书于此时。全书分两卷，上卷志国，记述东自日本，西至今北非摩洛哥共计58个沿海国家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内容。下卷志物，记录各沿海国的特产47种。其记述得自亲闻，可靠性强，史料价值高，是研究宋代海外交通与各国货物的重要著作。

早年冯承钧为《诸蕃志》作过校注。目前最新成果为杨博文《诸蕃志校释》，主要参订冯承钧校注本，并补其遗漏，同时参考中外专家论著，颇有独到见解。

（十六）〔元〕汪大渊《岛夷志略》

该书是我国关于元代中西交通海道诸国的重要著作，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下接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该书不分卷，书中涉及国家和地区220余个，逐一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及奇闻异事，为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事，可靠性强，重要性超过宋明诸作。

早年沈曾植曾对全书作过考订，集阅读笔记80条为《岛夷志略广证》，刊于上海神州国光社的《古学汇刊》中，后改名为《岛夷志略略笺》并请人校订，但未刊行。苏继《岛夷志略校释》，以《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作底本，与其他版本相比勘，并以《诸蕃志》、《星槎胜览》等书为旁证，所依据较为充分，纠谬补正较为完善。可贵之处是集诸家之说，加以分析研究，取诸家之长，补诸家之未考，并多有创见，为研究西域南海物产民俗以及中西交通提供不少参考资料。

此外，还有汪前进译注《岛夷志略》，亦可资参考。

（十七）〔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

此三部书均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随从人员归国后所撰，内容主要是记录所经各国的地理、见闻等，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最初史料，对于研究15世纪中印关系史等课题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