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篇（1）

唐诗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璀璨的明珠，江苏在高中阶段增设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的出发点是让学生在流光溢彩的美的殿堂里，感受唐诗的风韵，体会宋词的雅致，从而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作为中学选修课，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语文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它是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的荟萃。教学中利用好唐诗宋词的教学并渗透情感教育，可以使学生在学古诗词知识的同时，精神得到充实，正所谓“润物细无声”，通过唐诗宋词教学，培养青少年强烈的爱国意识、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一、在诗文诵读中激感

余秋雨认为：“古代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诵读，便是这些经典绵延不绝的长廊。欧洲经典的长廊安静肃穆，中国经典的长廊书声琅琅。”朱光潜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是从读诗入手。”《唐诗宋词选读》中选取的诗词作品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财富。

教学中创设情境，教师范读，有表情地朗读，并且带有真情的投入，激起学生的感情涟漪，形成“物我同一”的意境，让学生产生求知的渴望。同时让学生多读，让学生出声地诵读，低唱慢吟地诵读，也可“不求甚解”地诵读，直面经典，品味诗歌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朗读中教师带领学生分析诗句的背景和意义，共同领会作者所表达的精神境界；再让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最后师生共同体会作出正确的评价，教师注重当好“导演”。

初唐阶段随着以“四杰”为代表的中下层文士的崛起，突破宫廷诗风的格局，给诗歌注入情思浓郁、气势壮大的气息。其中《春江花月夜》曾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此诗的难点是诗歌中所传达出来的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反复诵读，教师诵读与学生诵读结合，找出诗中月夜美景的语句、阐述人生哲理的句子反复朗读。诵读的同时要将问题讲深讲透，并且要进行正确引导。感受诗歌本身韵律节奏美，感受诗人灌注在诗中的悲慨激荡的感情旋律，那旋律既不是哀丝豪竹，又不是急管繁弦，而是像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或梦幻曲，含蕴，隽永。诗的内在感情是那样热烈、深沉，看来却是自然的、平和的，犹如脉搏跳动那样有规律、有节奏，而诗的韵律也相应地扬抑回旋。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地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切合着诗情的起伏，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宛转谐美。教学中通过诵读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奇丽景色，了解诗人对人间纯洁的爱情的讴歌，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凸显出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吸引学生探寻其中美的真谛，深刻体会诗作中蕴涵的博大的生命意识。

二、在意境欣赏中理解情感

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在《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通过带领学生理解诗词作品中的意境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理解作者的情感。

在教学“沉郁顿挫的杜甫诗”这一专题时，先了解杜甫生平及其诗歌的特点，他形成了韵律完美、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被尊为“诗圣”，为后世的诗歌艺术树立了博大精深的光辉典范，具体诗歌教学中指导学生通过意境的欣赏理解诗人的情感。《旅夜抒怀》勾画了这样的意境：孤弱的细草在无边的风里飘摇不定，孤立突兀的危樯和孤独的小舟对抗漫漫的长夜，星空低垂愈显原野辽阔无边，明朗的月空下江水汹涌澎湃奔流不息，意境凄冷与雄浑阔大并存。诗人胸中那股抑郁不平之气，对统治集团内部黑暗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国家命运、苍生疾苦的满怀忧虑之情，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深沉婉曲。忧愁郁结，却往往欲吐还咽，柔肠百转，真正体现其“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李白诗歌意境的塑造，主要通过他恣意的夸张和奇特卓异的想象变现出来。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木暮成雪”感受时光的易逝、人生的短暂；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感受蜀道的高耸；从“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感受友情的珍贵。教学中通过意境的赏析理解诗人们在追求建功立业的道路上，显示强烈的自信心和铮铮傲骨；理解诗人崇尚独立人格和高洁品质，进而引导学生主动进入文本世界进行审美体验，培养学生自己的人格、气质、生命意识。

三、在写作实践中培养情感

《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与学生的写作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情感。教学时指导学生将诗歌用散文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将某一首诗歌，或是多首诗歌的整合中提炼的主题让学生进行写作，或者进行研究性论文写作活动，在写作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情感，这是对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培养。

唐宋文学论文篇（2）

在浩浩荡荡、雄壮瑰丽的中华文化中，唐宋散文是其中源远流长、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时代与社会生活的记录与折光，也是作者思想历程和艺术道路的写照。正是对民生、民情、民俗、民性、民魂的具体描摹，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活的中国的“人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生学习语文，不可不读唐宋散文。在高中语文新教材的选修系列中，出于带领学生领略古代散文的美丽风景，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的目的，广东省基础教育课程资源研发中心和语文教材编写组专门编写了《唐宋散文选读》一书，以下是我对教材的编写局囿及教学内容的重构的几点意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了高中语文教科书编写要贯彻国家课程改革的精神，充分体现基础性、人文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选择性，有利于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尤其对散文作品提出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和系统，在编排体例上以文体为经，以主题为纬，分别编排成游记单元、传记单元、书信单元、赋与骈文单元、论说文单元，同时每个单元也包括了单元导语、课文阅读、学习链接和表达交流活动。在内容上比苏教版更丰富、更厚重，在编排上与语文版以作者为单元相比在文体上更清晰、更明确。这是广东省在教材编排上较为成功的一点。但我们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教材改革的弊端，因此提出教学内容的二次整合和重构的观点。理由如下：

一、教材虽新，但是教材处理上的观念依旧老套，穿新鞋走老路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实际情况：一线教师并未真正参与到教材编写过程中来。这就难免使一线教师沿袭了以往语文教学中“教教材”的习惯。事实上，许多老师在新课程的教学中，还是停留在生吞教材意图、半解教学实施意见、机械处理教材内容的层面。备课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教参上的教学目标。其实，教材意图不能代替教学意图，这样机械重构教材、处理教学内容的过程是被动的，教师的自我话语权是缺试的，等同于用教材给自己的教学画了个圆圈。

二、教材使用过程中，最终生本让位于考本

虽说是选修系列，但教材的选择是既定和被动的，学生在上所谓的选修课时已经丧失了自和主动权，学校规定选择文学类还是实用类，我就学哪一类。同时，在升学率的压力下，教师在教授所谓的选修课时，只是拿着名为选修课的教材上必修课的内容。所以，最终“生本”让位于“考本”，这一点在所有选修系列中应该是一个严重的通病。

三、在典范性和标新立异上，新教材有其片面性

新课标明确提出选文要具有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丰富多彩，难易适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知识眼界。在选读唐宋散文时，其历史意思就是希望学生学习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情感及当时的社会心理；其现实意义就是借古喻今，满足读者所处时代的审美需求。因为语文教材中的选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欣赏，无论哪部作品，只要被选入语文教材作为范文来供学生学习，就必然承载文化传播与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双重任务。这是选文的根本所在，而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在课文选择上与其他各版本显示了标新立异之处，在选文的典型性上有所欠缺，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不如《钴a潭西小丘记》：“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之登于山。”其语言和句式更丰富、更传神。又如：在论说文单元中，编者选择了苏洵的《心术》，而把《六国论》放在了练习中，我想倒过来可能更好，毕竟《六国论》比《心术》更经典。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改革后的新教材也并不是一把“尚方宝剑”，在新课改中，一线教师确实需要在教学中依据自身的知识积累及学生的当下语文水平，跳出教材的局囿，有所选择和创新地重构教学内容，使自我的语文教学尽可能最优化。

（一）调整教学顺序，整合教学内容。

教材在安排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上一定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但是这样的既定顺序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依据作出相应的教学调整，最优化地组合教材。

（二）形成创新意识，大胆取舍文本。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们有种误区：认为教材中的课文就等于定稿，不管喜欢不喜欢，合适不合适，都按照大纲一五一十地落实知识点，细细地讲解每一段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此在某次考试中，如果出到与课文有关的题目时，学生可以不失分。而这样处理教材的结果，往往是将教材弄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教材仅仅是一个引子，教学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因此对于文本要敢于取舍。在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中，我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采取基本阅读篇目基本精讲，扩展阅读有选择性的略讲的策略，大胆舍弃了扩展阅读中曾巩《道山亭记》、张九龄《荔枝赋并序》两篇课文；选择重点讲解苏洵《六国论》而淡化《心术》；对韩愈《〈张中丞传〉后续》这一稍微简单的篇目采取学生自读、教师答疑的方式，从而达到丰富课堂教学、提高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三）挖掘教材中易忽视的内容，丰富教学内容。

一本成熟的教材所传达的信息是丰富而多元的，有很多独特的部分可以用于辅助教学。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方式从学生的不同认知角度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是一个趋势。当前，文本、图片、音频材料层出不穷，而教师却忽视了教材中本身可以利用的材料，比如，在第三点中提到的单元导语、点击链接、表达交流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很容易被教师忽视：①课前的鉴赏提示，它从写作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对文章进行凝练的概括，是学生预习课文的好帮手；②基本阅读课后的资料信息，这也是可以被教师充分利用的有利阵地。如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资料信息中引用了“景气既和畅，故园殊可依。远山映清月，曲水涵沦漪。寒犬吠如豹，村舂闻自机。因思囊昔友，携手同赋诗”，这几句话无疑是对景物和感情的有力概括，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统筹全篇；③课后习题，传统课程中，教师喜欢按照讲课文在讲题的顺序进行，但笔者认为我们对教材课后习题的处理方式也应是多元的，一个好问题往往能够激活一堂课的教学。如《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第一题谈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来探讨交流；④教材中的注释，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编者对很多诗句都注明了出处，这些出处包括诗句和典故，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利用这些注解，一来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二来可以帮助学生积累相关作文素材，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王土荣.试论普通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J］.语文月刊，2009，（03）.

唐宋文学论文篇（3）

一、唐宋诗之争的历史

有关唐宋诗之争的争论从南宋至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南宋时期

唐宋诗之争的起源于南宋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但追其本源，可究到宋初以来诗歌的流变。宋朝初期，诗歌的风格仍旧沿袭唐风，尤其是中晚唐的诗歌风格，宋朝的文人对此不满并进行改革创新，经过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开创了宋诗风气：诗歌的内容包括谈笑、谐谑、人情、物态等；在形式上“以文入诗”，“以议入诗”。坡、黄庭坚在宋诗上更是各成风格，尤其是黄庭坚写诗遵循法度，自创理论，易于被后世学习。他的诗擅长炼字、用体，引经据典，被称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江西派便是苏黄的拥护者，自北宋末60余年，江西派影响极大并发展至极端，这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满，南宋人对江西派评论，从而引发了唐宋诗之争。出现了永嘉、江西两派的对垒，永嘉派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而严羽则从另一个角度反驳江西诗派，他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王若虚、元好问也极力贬斥宋诗、苏黄与江西派。但从总个时期来讲，宗宋的思想占主流。

（二）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总体上由宗唐的潮流站主导。先有元朝四大家以唐诗为准，如白朴的《墙头马上》，此剧的素材，便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一诗。后有明朝复古尊唐之论，虽然明初有宋濂等支持宋诗的文人，但他们远远不敌于前后七子，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以致不仅明初主唐音。之中公安派以三袁为代表，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竟陵派也反对七子，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认为他们的主张“救七子学唐之流于肤廓”。只有毛先舒维护七子学说并因此著有《竟陵诗解驳议》。但纵观整个明代宗唐是明显的形势。

（三）清代时期

清代的唐宋诗之争简而言之就是有开始的宗唐之风的流布发展到宗宋之风的兴起――及由唐入宋，到最后的唐宋诗融合的发展历程，到晚清宋诗更受尊崇，清诗的唐宋之争以宋诗胜出为结局。从清初到康熙初期，宗唐占优势，大约康熙十年左右，宋诗开始蓬勃发展，到康熙中叶唐音回归直至乾隆初年。乾嘉时期沈德潜的格调说宗唐，袁枚的性灵说力主无分唐宋，融合唐宋，翁方纲的肌理说主宋，这三派三足鼎立，这之后融合唐宋的思潮不断高涨，是乾嘉时期的主导潮流，宗宋派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道咸同年间诗风大转，宗宋派为主干力量，其中有桐城派，这引起的湖湘派的不满，唐宋诗之争变得激烈，这一时期依然有融合唐宋的趋势。光宣民初，陈衍的同光体积三元说构建了时代性的宗宋理论体系，河北派与诗界革命派支持融合唐宋，王]运，南社及章氏师徒宗唐，但总的来说宗宋派无可阻挡，导致近代诗坛的宋诗运动。

（四）五四以来的时期

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结对唐宋诗之争进行了一定的评论。

二、唐宋诗之争的要点

（一）唐宋诗之争“非朝野之别，实风格之殊”。

就是说唐宋诗之争争论的不是诗是唐人写好的还是宋人写的好，因为有的唐人如杜甫，所写的诗开创了宋诗的风格，宋人中如陆游等写的诗中也有的具有唐诗风范。唐宋诗之争真正争论的是对于“唐、宋诗风格的不同”的看法。

（二）唐宋诗之争中的“唐”究竟指的是那一段？

唐代的诗歌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并且这四个时期诗歌的风格差异较大。自古至今都有唐诗宋词的说法，这证明唐诗受到的大多数人的支持，是诗歌的顶峰甚至可以用唐诗来代表整个诗歌，但在这里更多的是对盛唐（初唐）时期的赞美。中晚唐时期，尤其是贾岛、姚合等为代表的诗人创造出了苦吟体，而恰恰是宋初诗风沿袭中晚唐，导致的唐宋诗之争的发生。

（三）自南宋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宗唐、宗宋的情况。

如江西、永安两派对垒，明七子与公安、竟陵的对峙，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的共同存在等等。区别在于宗唐、宗宋谁占主导，在研究是要两方面都考虑到。其次在清代有了融合唐宋的潮流。

三、唐宋诗之争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

唐诗的总体特点是尚意兴，相对于宋诗更加的雄浑、雅正、豪放、外向、宽容，唐诗是高亢明暖的色调，诗文形式求新出奇，充满了尚武的精神气息。比如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全诗以流动多姿的春江花月夜为明丽的背景，对宇宙人生探索，情、景、理交融，体现了一种意兴。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尤闻侠骨香”，有一种大气、尚武、豪放的积极的气息；还有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如《过香积寺》中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终南山》中的“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等，表现了色彩的层次感，体现了心境的空明，有求新出奇之妙。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唐诗风格，是因为唐朝开放的总体风气及唐朝的经济繁荣。唐朝的统治者有鲜卑血统，受胡人文化影响，对外族的文化宽容并能进行吸收。唐朝经济繁荣，唐人的生活形式多样，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都东西杂糅，对女性的束缚也较小。在这种繁荣与开放下唐人对人生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态度，拥有恢宏的胸怀气度，能够对不同文化兼容（比如佛道思想），这些都反映在唐诗上。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也很繁荣，也影响了唐诗。唐代士人喜欢漫游，他们的足迹遍布名山大川、边塞与通都大邑，唐人还有读书山林的风气，很多士人经历过入幕与贬谪的生活，而这些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唐诗的内涵，构成了唐诗多彩的情思格调。

宋诗具有雅俗共赏的文学文化。宋诗相较唐诗，更加的内省精致含蓄，细微浑沉，保守封闭，内倾淡雅。宋诗重文，呈现出一种舒缓的冷色调。在形式内容上，宋诗重议论，以文入诗，以议入诗，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使得宋诗思考性强，娓娓道来，但却少豪气。而宋诗形成这样的风格，有一下几方面原因。宋朝的产生起源于兵变，于是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这导致宋人重文的风气。宋朝的理学发展使得宋人宋诗内敛、重思考，而“文、道”的关系的讨论使宋诗更加重议论，有散文化倾向。宋朝文人对国家、对民生的使命感也体现在宋诗中，宋诗中有干预政治的主题。宋朝市井文化的崛起影响了宋诗的雅俗共赏的特性。

四、唐宋诗之争的意义及影响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通过唐宋诗之争不仅可以了解南宋以来的历代诗坛的风尚的变化，还可以了解唐宋诗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同时也对古典诗歌、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参考文献

[1]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总论.[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1，13（1）

唐宋文学论文篇（4）

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史的发展观是许著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体现于三个方面:

(1)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音宋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峰巅，唐宋两朝的时代环境固然是其决定因素，但先唐的诗史却是其不可中断的源头。许著对于这一点有深刻的体认，将唐宋诗置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不仅专辟一章(第一章)进行综述，而且这种宏观的意识贯穿全书，且精论叠见。他认为，唐前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以诗骚范式的擅递、转型及南北文化因子的渗融、裂变为标志的演进，同时也表现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芽过程，进而分析诗骚范式对后世诗史的规范首先表现于《诗经》的影响。许著认为，经战国至秦汉，伴随失落了文学本色的经典化的《诗经》对后世的全部文学史内涵与走向都产生了无可拟伦的支配与规范作用。《楚辞》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诗经》诗性精神的承传和发扬。“自唐代开始，诗歌创作显然进人以文人诗为主体的新阶段”(《第一章规范:唐代前期》)的繁荣正是中国文人诗的繁荣，深有卓见，应该说，这是唐诗研究史的新见解。许著将学术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之中加以关照，从历时态上，将唐音、宋调对比整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持论公允而分析深刻。就其效果而言，对于唐宋诗的区别由模糊渐趋清晰，由零散机械渐趋系统辨证，反观过去的研究，问题本身进一步深化了。

(2)对传统进行解构，并重新建构新的理论框架。许著打破传统文学史中唐分初盛中晚、宋分南北的研究格局，将唐宋诗史视为从未间断的一个整体三个阶段加以重新审视，认为唐代前期为文人诗的规范时期，由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相融合构铸文人诗普遍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多样化风格的诗歌中表现出完全统一的理想化的艺术精神;唐代中期至北宋为文人诗的裂变时期，由于大一统朝政的紊乱，政治社会危机不断出现，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化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随之失落，文人的心理、行为走向多元，从而造成文人诗整体艺术精神由裂变而转向。伴随文学内质建构的演变，文人诗在功能、格调及审美趣味、艺术类型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诗歌体格逐渐精密与分裂中孕育出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范式—“宋调”;南宋为文人诗的重构时期，表现为“宋调”中的“唐音”回归和重新定位。

唐宋文学论文篇（5）

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①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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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②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第10页。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厂。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人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①。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

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②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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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第22页。

②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烟卷第1期(1936年)。

③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二、日中学者唐宋变革观的主要内容

1．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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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ll-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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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①

"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②

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这一说以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

前田直典根据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论，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学说，在二战后首先举起批判"内藤史学"的旗帜，提出唐末是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终结说。此说并不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其后，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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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鹤见尚私；《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详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从部曲到佃户》上、下．《东洋史研究》1971年第3、6集。

② 佐竹靖彦：《宋代時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总第30期）1997年第2期。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

2．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①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②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人，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曰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③

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

侯外庐先生较早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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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载《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②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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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汉型文化》，载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

④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胡如雷先生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白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①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②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③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著{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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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②：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④ 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第l期。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

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①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的演变，为"唐宋变革论"提供证据。他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釣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采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②

以上所述只是中国学者讨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部分论断，但亦足窥其全貌。

转贴于 三、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特点

如果比较中日学者对唐宋变革观内容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日学者讨论唐宋变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尽管中日学者对封建社会是领主制还是地主制的内含理解不尽相同，但都从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社会阶层身份、土地占有制等方面的变动展开讨论则是一致的。

2．日本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即东京学派并不赞成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在50年代前半期，关于唐宋变革，可以归纳为宋代"中世农奴制成立说"、"过渡期说"(石母田)、"自由社会成立说"(宫崎)、"封建制再组成说"(池田)，几种观点并存，也出现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认变革的说法。③而中国学者把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路标则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起始断限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在宋代属于封建社会这一点上，日本东京学派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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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一183页。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3．在社会性质上，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中国学者的宋代封建中后期说有很大差异，但对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有较高的估价却相距不大。宫崎市定先生所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①，"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是指近于我们现代的"②。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说对唐宋变革的代表性估价。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也有很高的评价，如漆侠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这两个马鞍形成的依据。主要是通过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③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④

4．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继白乐日之后，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⑤

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州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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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② 引自佐竹靖彦：《宋代时期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③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④ 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⑤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⑥ 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尤其是在欧美学术界盛行的"宋代经济革命"说，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把唐宋之际变革论的影响推向极至。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印刷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

5，前揭日本学术界东京学派并不赞成唐宋之际的变革意味宋代进入近世发展阶段，而是主张古代向中世的转移，也就是说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虽然对唐宋之际变革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认同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则又殊途同归。中国学者则不同，不仅认为唐宋之际的变革属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移，而且有部分学者采取了比较低调的看法"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变革，两个时期间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①。关履权先生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②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③

四、赘 语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提出个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20世纪中日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求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论证。当然由于日本学者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唐宋社会变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而中国学者多囿于就中国论中国的内部社会发展机制探求唐宋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不够重视或说未有研究，而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因而今后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二是如何正确评估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在现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论是赞成宋代近世说，还是批评所谓的"宋代经济革命"，可能在今后的讨论中更应把握一个"度"，以避免过高或以偏概全的评价，并在各种制度、社会现象等实际问题上做深入细致的探求，庶几可以接近唐宋变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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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论文篇（6）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钱钟书引用此句概括严沧浪的“断代言诗”说，并称“唐”、“宋”多为称谓之便，诗歌划分的依据主要不在朝代，而在风格，正如世上有两类性格之人，诗也分为两种风格。

“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而已哉，亦所以论其格调耳。……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之江西也。”通识之言，可复易矣。”

钱钟书以江西诗人并非全来自江西，而是因其风格相似来说明以“格调”划分诗歌的准确性，正如：“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钟书将“唐诗”、“宋诗”的审美特征归纳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诗歌呈现出“高明”与“沉潜”两种不同的结构特色。这与希勒的“诗分古今”相类，而今人吴雨僧的《艮斋诗草序》亦持此说。德国诗人希勒论诗歌流派时，将诗分为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顾复自注曰：“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朝代，乃言体制”；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

钱钟书认为诗人的禀性有异，所作出来的诗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大体“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他列举了以下诗人来佐证：唐代诗人中，杜少陵、韩昌黎、白香山、孟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代诗人中，张柯山、姜白石、宋初九僧、四灵诗派，则宋人之有唐音者。若单纯从朝代上划分诗歌，则会抹杀了诗人与诗歌本身的风格特色，太过笼统，不够科学。

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认为，“唐诗”、“宋诗”既是按照诗歌风格划分的概念，则无谓高低，正如蒋心余所说的“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对宋诗做出公正的评价：整体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他对宋诗的优越之处主要有三点表述：

首先，宋诗用语助较前人“更以此出奇制胜”。钱钟书对王荆公诗中的语助评价极高：“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其次，宋诗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钟书考证这个创作方法最先见于梅尧臣的信中，陈师道在《后山诗话》提及，但此信已无考。钱钟书将这一创作方法解释为：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

因此，“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又可称为“使熟者生，使文者野”，这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cky）的“陌生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在诗歌内容方面，钱钟书认为，“若只就取材广博而论，宋人之视唐人，每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时，钱钟书也非常推崇宋诗的“以文入诗”、出奇制胜等方法。

三、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钱钟书认为一手之作可以兼容多种风格，这也是他的“诗分唐宋”说对严羽“断代言诗”说的精进之处。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钱钟书用明代王世贞来例证此说。身为明代“后七子”领袖的王弇州主张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然而其前、后诗风各异。在他先前的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诗歌取材颇广，纵横开阖，很有气势，尽显“唐音”风骨，如《将军行》；而在后期的《弇州山人续稿》中，则“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与东坡诗韵相投，乃染“宋调”。

除此之外，钱钟书也提出“一手之作，诗文迥异”，“一人之说，是丹非素”的论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张籍诗文风格的差异：诗则平易自然，文则委婉深挚。再者，他在《谈艺录·赵松雪诗》中谈到元人诗、画的普遍差异：“元人之画，最终遗貌求神，以简易为主；元人之诗，却多描头画角，惟细润是归，转类画中之工笔”，可见，诗、文、画的风格，在同一时期、同一人身上，都可不同，这与苏轼的“诗画一律”大相径庭。

“诗分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钱钟书发展了严羽等人的学说，提出诗歌分期不单是朝代之别，更应以风格划分；并言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风；而“唐音”与“宋调”都各具特色，不分伯仲，其后元、明、清诗风虽不断变迁，亦不外乎“唐诗”、“宋诗”两种类型，不过花开花谢，谢而复开罢了。

总而言之，钱钟书对“诗分唐宋”这一诗歌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展现了一个诗歌理论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钱钟书对“唐诗”和“宋诗”两类诗歌范型的辩证关照，又是对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的一个精辟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评论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严羽，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

唐宋文学论文篇（7）

唐宋诗歌，在风格情调上有其整体性差异，这早已是诗学界公认的事实。自南宋始历代诗论家便十分重视二者的比较，且褒抑不一，其中较中肯的评述莫过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诗分唐宋”之论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夫人各有禀性，各自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简单地说就是唐诗重情，而宋诗逐理。把握缘何形成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是深入了解唐宋诗分别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话题入手，试作一粗疏探索。

1　诗分唐宋情理各妙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对唐宋诗之分有精彩论述：“唐宋诗之异点，……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唐诗在整体情调上气韵酣畅，情昧淳美。它在继承前代诗歌成果的基础上，一洗建安时代的“萧瑟”与“悲哀”，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改变了玄言的寡淡和齐梁诗体的繁缛，在集体面貌上给人以神行语外、语浅情浓、丰神毕现、朝气蓬勃之感。王维以清新浅近见长，一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让我们领略尽风光旖旎，山林闲适之趣。刘禹锡达观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即便是一首用以写仕途艰难的《行路难》，也被李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悲而不伤的大气。可以看出。唐人作诗是将气象和笔力结合，倡言笔力雄健，气象浑厚.诗歌境界的追求偏于壮美。唐人之所以有这种开阔的胸襟，得益于他们擅长通过大量的意象来构成意境。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冰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唐诗中对“意象”的刻画，并非描写对象的平面书写，而是能够“起兴”的某一特定时空中的“象”。唐人对兴象的偏爱，促使他们偏重于主性情，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和妙手捕捉，使他们吟咏的通常是瞬间便能摄住人们情感的风景，因此，唐诗极富于深情、激情，极富于深思、想象，“一往情深于天地万象，诗情勃然而兴。”

与唐诗多情不同，宋诗在审美追求上则注重思辨，擅长析理。宋代诗人大都以积极用世的态度去驱遣笔墨，用诗意来表达哲理，极富思理的情调，显露出美不胜收的理趣。道学家朱熹借景喻理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水之清澈缘于活水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补充新知，启示后人不断学习以达到新境界。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将抽象的哲理用诗化的形象生动表达，言简意赅，寓意深邃。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地阐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非凡的智慧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耐人回味。可以看出，相比于唐诗的高华浪漫，运之以情，宋诗更显朴实理智，骨鲠健峭。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缘于宋人以儒家的冷静自足.辅以禅学的活泼有趣和老庄的恬淡通达，自成寓理于形象的一代诗风：宋诗格物体情，观景取象，以议见理，以“文字，才学，议论”为特色，浓郁的哲理色彩使其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虽然宋诗也有情，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以神韵称道的佳句，但和唐人的沉迷不同，宋人常常在情之深处，翻转上来，转柔弱为刚健，化悲哀为通达，在冷静观物的同时，也冷静的观照自我。

综观上述，唐诗重情韵和气象，多生动形象，富于抒情性，美在情辞；而宋诗重思辨和析理，多索求缘由，富于哲理性，绝在理趣。如缪钺先生言：“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2　唐宋诗风异出有因

唐诗尚意兴，宋诗求义理，缘何形成了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呢?深入研究其审美差异的成因，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审视这两种诗歌的艺术特质，更准确地把握唐、宋诗歌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

唐、宋诗各具特色的审美追求的确立，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原因如下：

2.1师承对象的差异

摆在唐宋诗人面前的诗歌遗产是迥然不同的。唐代诗人在六朝诗歌基础上，将诗体的发展推至颠峰。盛唐时期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六朝诗在形式、音律、辞藻上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辞赋僵化，新文体尚未成熟，加之趋于扩张的盛唐气象，诗歌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对于六朝诗人而言还是新诗体，尚待大力开发。诗歌体势上开阔的发展空间促使当时诗派纷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李白的浪漫诗，杜甫的现实诗，高参的边塞诗等，共同将唐诗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后。中唐的元白、韩盂、韦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尽管没有再重续盛唐刚健明朗的诗风，但都分别从不同领域将诗歌创作发挥到了极致。正如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所论：“唐朝。则是我国诗歌的集大成时代，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一方面则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格式使之更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诗歌之体式演进至此，真可谓遍极途穷。”

唐人在诗体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使宋人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在诗体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相比唐人在诗歌发展中的得天独厚，宋人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做工夫。所以，他们必须从唐人首创难工而尚未完善的地方去伐山开源。于是，他们放弃六朝而选择了杜甫及中晚唐诗人作为师承对象，并在技巧与语言方面，兼李白的纵恣豪放、白居易的明白畅达及韩愈的排奡道劲于一体，使宋诗出现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变与不变之间，宋人只能选择求变，别出心裁，自立新意，融合所处时代特征，形成特有的诗歌风格，这也是文体演变的必然规律。如果宋人只为“唐诗”，那恐怕只会是一潭死水了。

2.2学风政风的差异

唐宋两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氛围也有所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充满了自信。因此，伴随出现了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彰显出博大、雄浑又富有气韵的盛唐气象，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弘的诗歌时代。同时，唐代士人还处在中古贵族政治模式之中，在以诗赋取士及士人奔走于权贵之门等因素影响下，唐代诗人就必须考虑贵族的审美趣味。而宋代政治上保守、军事上无力，整个封建集团缺失了唐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且宋代士人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 乏早年贫苦如欧阳修等人，他们又大都集官僚、政客、学者于一身。不仅知识结构比一般唐人渊博，而且作为政体中的主要精英，他们还能成功地支配甚至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来推动政风与诗风的互动，因而使得宋诗重政治参与、思辨分析与理性议论，且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因此，在宋诗中，便很难找到类似李白的“豪情澎湃”与杜甫的“热情满腔”了。

宋代是个重文抑武的社会，前代倍受压制的佛教在此时得以复兴。尤其禅宗吸收了儒道思想，在北宋中叶实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而衍生的“新儒学”。加之遍及各地的书院，为新兴的平民阶层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使得“新儒学”这一理学体系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三教合一的思潮铸造了宋代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文化性格，他们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兼容，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至高目标：摒弃唐人的张扬豪放，而采淡泊理智，趋向内敛柔弱。时代精神趋于内敛而非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澄净而非广阔跌宕，哲学的思辨风气便逐渐渗透进宋人文化精神之中了。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派，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派等纷起的学术流派对立分歧并长期处于交锋状态，激烈的论证必然成为了促进人们理性意识增强的推动力，从而造成身兼诗人的学问家文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互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突出表现为诗歌寓理，崇尚理趣风气的盛行，即严羽所批评的“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现象。而反观盛唐时代，儒道释三教只是处于并行阶段，而非三者的融合，终唐之世，以佛教而言，仍只是一种异质文化，而唐代士人则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自己的主体文化”。因此，唐人诗歌所显现的便大多是对儒道精神的全面突现，正如我们研究杜甫总是与儒家思想挂钩，而论李白时则偏重对其自由奔放的道家精神作探讨。

唐宋文学论文篇（8）

基于历史，我们体验的是文化的厚度；基于思想，我们希冀的是文化的深度。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中国艺术批评也应具有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并且要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结构和思想进程中展开。凌继尧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就抓住中国历史的特有结构和文化特质，上涵先秦至魏晋，后启元明清和近代，于整体研究中突出了鲜明的特色和亮点。该书以国际命题“唐宋转型”为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关节点，把“唐宋转型”首次引入艺术学领域，率先开拓了“唐宋转型”的艺术向度。

一、历史维度中的“唐宋转型”

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第三编唐宋部分（由张爱红撰写），著者引入了“唐宋转型”的命题，从唐宋之际的关键历史事件“安史之乱”入手，阐述了这一历史变革对唐后期以后中国文人心态、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巨大影响。中国艺术批评史由此呈现出唐代的理想主义、宋代的现实主义、明代的浪漫主义和清代的保守主义为主的四大阶段特点。所以，抓住唐宋转折期，把艺术批评植根于历史的激变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这不同于一般的史论著作平铺直叙、把历史均质化的写法，而是在历史的整体结构中，又注重特定历史时期对文化的特殊作用。

根据书中的介绍，“唐宋转型”又称“唐宋变革”，最初是历史学界的一个经典命题，最早由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在1910年提出，用来指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的巨大差异，最终形成了中国的中世和近世两个历史阶段的区分。［3］（P.143）继内藤湖南之后，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首次提出“宋代文艺复兴”之说。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论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讨论，并一度被奉为京都学派。然而，1948年，以前田直典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对京都学派的学说予以发难和批判，展开了关于何为中世、何为近世的激烈学术交锋，史称“唐宋转型”。在激烈的学术讨论中，“唐宋转型”的内容也扩展到了军事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同时，“唐宋转型”的辩论思潮也迅速由日本扩展到了欧洲学术界。在欧州，“唐宋转型”通常被称为“内藤假说”,主要对内藤湖南提出的“上古、中古、近世”这套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如何适用于东方提出质疑，以及宋代文化是否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提出异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白乐日、李约瑟都对此做过相关论述［3］（P.144）。美国学界对唐宋文化的研究与日本、欧洲着重从历史分期角度研究不同，其主要从转变的内容方面着手，并认为唐代到宋代的变化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质的变化，因此美国一般称为“唐宋变革”。美国最早对唐宋问题研究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汉学家柯睿格著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郝若贝和包弼德为主。郝若贝对宋代的科举制和社会阶层流动做拓展研究，包弼德侧重唐宋社会思想的巨变。

同时，《中国艺术批评史》对目前中国学界的“唐宋转型”命题的研究现状也作了综述。把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历史分期问题上讨论中古与近古的时间概念，如陈寅恪、钱穆、侯外庐、朱瑞熙等；另一种从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内容上来讨论，如傅乐成、胡如雷、漆侠、葛金芳、王曾瑜、柳立言、张邦炜等，且近年多从这个角度切入。此外，本书著者还介绍了近10年的研究情况：多以学术研讨会为主，内容波及更多领域，并且台湾学界对此热度也一直在提高。近10年重要的“唐宋变革”学术研讨会就已达近20场，平均一年召开两次。如2008年12月24日唐宋变革散文研讨会就在台湾明道大学召开；2010年12月17日在郑州举办的“法律史视野下的唐宋社会变革”就在法学领域开始深入。近5年的“唐宋变革”研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集中以期刊为阵地，开辟了许多专题性质的论文组谈。如2005年《文史哲》第1期以“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为题，从经济和土地制度方面刊登了4篇论文；同年，《史学月刊》第5期侧重社会文化领域，组织了以“中古社会变迁”为题的6篇笔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以“多元视野下的唐宋社会”涉及了政治制度、城市经济、社会结构、海洋军事等方面的6篇文章；同年《江汉论坛》以“唐宋变革”为题，刊登了涉及政治制度、阶层结构、伦理道德等5篇文章；同年《河北学刊》从历史角度刊登了6篇以“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认识”为专题的文章；2009年《光明日报》以“都市空间文化：隋唐长安研究的新视野”为题刊登4篇文章，从城市空间、文学等领域来着手。

可见，“唐宋转型”已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界的命题，在历经百余年中已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跨国界的庞大学术命题。“唐宋转型”的历史特点也成为各个学科在进行史论类研究时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忽视了唐宋转型这个典型的历史转折期，就等于把历史均质化，也因此会导致研究扁平化的危险。

二、艺术向度中的“唐宋转型”

唐宋文学论文篇（9）

在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中，唐宋女性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从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水平都和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相对开放给予女性文学比较宽容的发展空间。

一、唐宋女性文学概况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时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商贾家女子、尼姑和娼优，都无不能读书识字，能诗会文。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则天可谓一代才女，其才起不仅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书法诗歌的优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诗集，其代表传世著名诗歌《如意娘》更是写的极为出彩：“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未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该诗写出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另外，同时代的长孙皇后、徐贤妃、杨贵妃也都善诗会文。宦门才女上官婉儿是诗人上官仪的孙女，从小受家庭文化影响，敏识聪听，摇笔云飞，才华绝代，武后时入宫，宫婕妤、中宗时进位昭容。《彩书怨》是其代表作。该诗通过女子寄书边塞丈夫，写出了思妇秋日的愁怀。其它阶层中，薛涛是娼妓才女代表。她晓音律、善书法、工诗词，与大诗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称誉。她虽然身居风尘，但才华出众，有《薛涛李治诗集》留传于世。

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重要时期，女性文学也得到长足发展。有学者说宋代女性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宋代女性文学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辉煌。据史书载，宋以前时代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据不完全统计，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有200余人。仅据杏林著《宋代才女传》所选才女多达123人，名妓有文才的达192人，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载，宋代妇女著作50部，仅诗词方面达20部。宋代女性文学著名代表有“四大词家”―――李清照、吴淑姬、张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阶层。

宋代女性文学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作家数量上，也表现在体裁、题材和质量上。在作品体裁上，宋代女性文学创作扩展到诗、词、散文、赋、评论各种类型，在作品题材上，宋代女性文学走出了狭小的闺阁家庭，面向广袤的现实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学题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单一模式，既写山水、又吟爱情，咏史怀古，爱国忧民;在作品质量上，宋代女性文学可以说达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这座高峰上并蒂而开的两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仅擅长各种文学体裁，而且以非凡的胆识写下了文学史上首篇系统评论词的文章，开创了词学评论的先河。她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气势磅礴，词意爽朗，字面是乌江怀古，实质是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复中原，真是掷地有声，充满爱国豪情。她的诗词，为千古妇女生色，为女性文学增辉！也奠定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齐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艺，一生高产写作，写下了337首诗，词33首，其中不是优秀名篇，她还兼通书画、音律，但可惜中国文学史上她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所处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见，宋代女性文学无论从作家数量、作品题材，体裁及质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无可比拟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当之无愧地代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学高速发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学，犹如女性优美身驱中双乳耸立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大山之巅，优美丰满厚重。什么原因导致唐宋女性文学如此辉煌？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其一，女性文学的繁荣首先取决于当时女性受教育较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视女子文化教育，当时女子读书被看成与女红同等重要的事，成为大家闺女必修课，女人们以读书习文为乐事，且自幼开始学习。司马光是北宋大臣，文学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马温公家范》、《温国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女性教育与国家治礼兴亡有内在联系，他详细论述了女童教育、妇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与国家兴亡高度认识，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学赖以发展的前提。任何时代的女性文学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唐宋是我国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极大发展，由此推动了我国古代妇女解放的空前伟大时代，造就中国历史上惟一女皇武则天。唐宋经济繁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上超过其它国家。以商业为例，《清明上河图》真实反映了宋代城市繁荣景象。当时京城汴京，人口户数已达26万，城市经济高度发达，除都城外，遍布全国的州府城市，如扬州、镇江、广州、成都、长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荣。唐宋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和教育的兴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在许多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发明除造纸外，其余三个均是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运用起来的，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文化繁荣的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它吸引着许多国家学者来华，仅留学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唐代多达五六百人，国际交流频繁，当时的东方国家日本、新罗、林邑、东女等国盛行的女尊男卑现象，无疑会对唐宋产生影响，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印刷术的提高，特别是毕曰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识的传播速度，也为女性在家学习提供了更加丰富书籍，为宫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样，唐宋时代的女性，在不同阶层、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开放的文化，宽松的社会传统，使唐宋妇女能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环境之中。她们自由、开放，走出闺阁，参与社会，为认识自我和社会提供了条件。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会教育。得益于唐代礼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则天，运用自己的特殊权力，在位期用各种方式提高妇女地位，如率领内外命妇参与祭祀仪式，打破了历来只由男性主祭的传统

唐宋文学论文篇（10）

这些大家开拓的新途径总结起来即是：以理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导致诗歌创作背离了写“情”的本质，也就难以取得卓越成就。这使得北宋文人有些焦虑起来，开始将眼光转向时人与前人的一些作品，玩味、体会之，欲从中探求创作出好作品的经验。于是北宋诗学开始有了文本倾向的萌芽。北宋文人论诗将目光投向文本的倾向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已露端倪。北宋文人政治地位高，艺术修养也很好，但因国势较弱，常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身心常为事役牵系，艺术创作的生活源泉不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他们的一部分文艺活动转向文艺审美。文人相聚，常会有些谈诗论艺的话题，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就记载了许多当时的文坛轶事及文人们关于诗歌作品的口头评论。北宋之前的文人论诗，关注的重点在于作为抽象文类的“诗”这一范畴，《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等，无论是关于文学观念还是创作理论的探讨，莫不如此。而《六一诗话》中所记载的无论是欧阳修自己还是其他文人关于文学的“闲谈”，最后都落脚到具体的文本批评之上。比如：

“松江新作长桥，制度宏丽，前世所未有，苏子美《新桥对月》诗所谓：‘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者是也。时谓此桥非此句雄伟不能称也。”[3]（P12）“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3]（P12）《六一诗话》中这样的诗论很多。欧阳修曾记录了他与梅尧臣关于诗歌创造和艺术表现力问题的深刻探讨，也是围绕着具体的作品展开的：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3]（P9-10）

欧阳修不像刘勰一样以高屋建瓴式的姿态，力图建构一种大共名之文的文论体系，也不像唐人一样大谈如何做诗，而是以闲趣的叙述手法，通过文人富于旨趣的诗歌评论活动，来体现当时文人以及他本人对于诗歌的看法。通过欧阳修所描述的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文人的种种文化活动和旨趣，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文人的文学活动重心落在了诗歌文本之上，这是诗学的一个新表征。当然，当时文人评论最多的是唐诗。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也显示出了他对唐诗的态度。由于唐以诗取士，故诗歌创作空前繁盛，创作成就达到空前高度。宋代则以文取士，文士对事物的理性认识能力增强，好以理为诗、以文为诗，所以诗歌创作水平下降。欧阳修在有意无意之间总是流露出对唐人、唐诗的崇敬之情。这可从一则诗话中看出：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

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3]（P8）陈公叹服，欧公亦叹服。关于这首有脱落的唐诗，宋人陈公与数客倾其才力补缺一字，或“疾”或“落”、或“起”或“下”，然终不敌杜甫原诗所用“过”字。无论“落”、“起”、“下”，都过于胶着于一个具体的动作，“疾”则坐实于速度，都无甚余味，而“过”则写出了鸟儿穿越空间的过程，且与“身轻”相衬应，将鸟儿飞翔时那飘逸潇洒的情态传神地写出却又是那么毫不着力，想想又是那么真切，真乃随物赋形却能自然传神，不能不令人叹服。而在这一字之力的差异中，显示的是唐宋人诗歌创作才力的巨大差距，也显衬出欧阳修对唐人、唐诗发自内心的推崇。换句话说，“这些关于一字阙文的议论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理解诗歌的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即对唐代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崇拜。”[4]（P291）作为一个文坛领袖，欧阳修内心深处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现实：宋人诗歌创作难再创唐人那样的辉煌。

二确实如此，在西昆诗风过后，北宋诗坛一片空虚，人们开始尝试着为宋诗寻找出路，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庭坚及以其为宗的江西诗派。他们对杜诗在炼字、造句、谋篇方面及其艺术境界进行了细致分析之后，得出结论：杜甫诚然写出了大量的好诗，但并非都是出自于他的独创，其秘诀在于善于学习古人，善于化腐朽为神奇。黄庭坚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5]（P316）他从杜诗中提炼抽绎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技法，以指导时人之创作。清人梁章钜对黄庭坚提倡此法的微妙心态有比较到位的揭示，其云：“以余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山谷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6]在梁章钜看来，黄庭坚这种巧妙的剽窃之法无疑是一种投机，然而它却反映了宋人已经开始有了难以创作出优秀诗篇的焦虑感，也非常明显地暴露出宋人对自身创作能力的信心不足，开始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尤其重视向具体的优秀作品学习，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挖掘其中值得借鉴的文辞、技法、意境等。

南宋以来，江西诗派在吕本中手中继续发展，但是因为江西诗派中的成员有不少是理学家，尽管他们从前人作品尤其是从杜诗中总结出不少具体的创作技法用于创作，但“法”因理而死。其末流甚至有剽窃之嫌，遭到时人的批评，尤其被后来的严羽痛批。江西诗派的失败，使得南宋文人的焦虑感变得更加明显，他们迫切需要有方向性的指导，于是一些人纷纷将目光转向前代，寻找前人优秀的诗歌创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前人作品进行解读与简要分析，在甄别中寻找可以师法的对象，于是大量诗话著作出现。这些诗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积极为宋人寻求可以学习的对象，其中有以本朝苏轼为学习对象的，如：《竹坡诗话》云：“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7]（P348）也有以六朝为师法对象的，如：“六朝诗人之诗，不可不熟读。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锻炼至此，自唐以来，无人能及也。”[7]（P383）六朝诗尤其梁陈诗为唐人所诟病，而宋人许顗则对唐人贬低六朝的意见不能苟同。他称六朝之诗讲人工“锻炼”，更加有一种精致之美，值得借鉴；朱熹亦认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固然好，但“‘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尤佳。”[8]

但是宋人这种尚本朝、六朝诗的观点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回应，大家讨论得更热烈的是唐诗。各种诗话中讨论唐诗的言论比比皆是，涉及到唐诗发展的初、盛、中、晚各个时期。尤袤甚至编《全唐诗话》，对整个唐代的代表诗人及其代表作品、代表风格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描述。在具体的分析与对照中，宋人已经开始逐渐确立起学习与借鉴的典范，那就是杜甫诗、盛唐诗。

宋初，已有人崇杜，目的是为了反对西昆诗风，要求诗歌创作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生。之后，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杜诗得到进一步推尊。黄庭坚则从艺术创作成就角度推崇杜诗，其云：“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9]（P552）他本人及江西诗派主要崇拜杜甫的诗歌成就以及杜诗所运用的创作技法，相信只要使用这些诗歌创作技法，也可以像杜甫一样创造出优秀的诗作来。南宋人对杜诗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诗歌文本字句层面上，考察其创作之得失，如俞成《萤雪丛说》云：

老杜诗词，酷爱下“受”字，盖自得之妙，不一而足。如“修竹不受暑”，“轻燕受风斜”，“吹面受和风”，“野航恰受两三人”，诚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过人者无它，只是平易，虽曰似俗，其实眼前事尔。“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以“老”对“稚”以其妻对其子，无如此之亲切，又是闺门之事。[10]（P132）

北宋以来，有不少诗话对杜甫诗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对杜诗的研究已比较系统。可以说，严羽之前的南宋诗话，崇杜倾向已十分强烈。就唐诗而言，宋人谈论最多的是盛唐诗，对盛唐诗的评价相对要高。虽然在严羽之前，宋人还未特地表出盛唐诗，但已有这种倾向。叶梦得在扬杜诗时已显露出贬抑晚唐诗的态度：

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欵欵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欵欵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体矣。[7]（P431）

叶梦得虽未直接提出以盛唐为宗，但他一则表出老杜，二则黜贬晚唐。他拿晚唐诸子诗与老杜诗相比，同样写“雨趣”，就认为晚唐诗句“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尽显雕琢之痕，比不上老杜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自然而韵趣十足。吴可对晚唐诗评价也不高，且通常与杜甫代表的盛唐诗相对举，暗含对盛唐之诗的推崇之意，如云：“老杜句语稳顺而奇特，至唐末人，虽稳顺，而奇特处甚少，盖有衰陋之气。”[11]（P330）陆游则将唐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大中前、大中后、晚唐，相当于初盛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对初盛唐诗持肯定褒扬态度，对中晚唐诗则持贬斥的态度。其云“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12]（P379）

由此可见，宋人论师宗唐崇杜，分析其作品得失，已初步具有文学经典意识。

三所谓文学经典意识，即是确立经典作品的意识，目的是为作诗者提供创作上学习与借鉴的对象。而作品经典与否，则看它是否符合“经典性”与“典范性”两方面的要求。作品的“经典性”主要表现为它体现了文学之“至道”，包括文学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本质规定性；“典范性”指经典作品作为具体体式的创作，又会为该体式确立基本的文体规范、表现原则与创作方法，具有可师法性。论诗具有文学经典意识，意味着宋人要从理论上论证作品的“经典性”与“典范性”，树立起它的经典地位，从而使其成为宋人创作上学习的典范。严羽之前宋人关于杜诗、盛唐诗的分析言论，还只是诗学家们凭借自己的诗学修养，以自己阅读作品的感受作为标准做出的评判，还未从理论上论证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的经典性及典范性，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宋人确立以盛唐诗为诗歌创作师法对象的，则是南宋末的严羽。

南宋末，江西诗派末流产生了严重的流弊，引起了许多批评。游默斋曾批评江西末流曰：“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13]（P70）刘克庄认为游氏所言正是“切中时人之病”，他也对时人的掉书袋作风也给予了批评：“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14]（P96）而对当时以理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的文坛弊病批评得最严厉的是严羽。针对江西诗派、理学诗及时下文坛弊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15]（P26）他指出，诗有别材、别趣，不关书、理，强调诗歌的本质特征是吟咏性情。但这并不代表严羽对整个宋代诗歌创作一概否定，其云：“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15]（P26）那严羽所认为的所合“古人”是指谁呢？其云：“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15]（P27），正式提出“师法盛唐”。

严羽为什么认为当以盛唐之诗为法呢？他给出了答案：“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兴趣”是盛唐之诗成为最优秀的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盛唐诸人之诗非关书，非关理，它们吟咏性情，一味妙悟，惟在兴趣，所以意境超妙，玲珑透彻，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才是真正的诗歌。“兴趣”乃诗之本色，而宋诗与盛唐人诗的差距就在这里：“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15]（P148）当时诗坛上也有人学晚唐者，严羽认为这只是在效“声闻辟支果”，不得唐诗之正宗。晚唐诗难道就不吟咏性情、没有妙悟，无有“兴趣”吗？否也，“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15]（P159-160），但总体上，严羽认为盛唐诗就是优秀，实践了诗的本质特征——抒写情感而有兴趣，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而不是说理议论，并且具有晚唐诗少有的那种“盛唐风骨”。“盛唐风骨”也是盛唐诗优的一个重要美学标准，严羽曾说：“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15]（P161）所谓“盛唐风骨”，其实就是一种盛唐格调，这是当时的时代风气所赋予盛唐诗歌的一种时代格调。以此而论，则“李杜数公，如金鸡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15]（P177）“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15]（P181）所以，严羽认为晚唐诗不如盛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