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1）

一、当前农村民间借贷的现状

我国目前农村的民间借贷行为十分活跃，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民间借贷的主体多样化

民间借贷的主体十分复杂，以主体为标准进行划分，民间借贷可以分为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包括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借贷。

（二）民间借贷用途广泛

在民间借贷中，其生产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平分秋色。生产性借贷主要用于投资大棚蔬菜瓜果、养殖奶牛、承包土地、购买农机具等；生活性借贷主要用于看病就医、子女上大学、婚丧嫁娶、建造新房等方面。另外，子女上大学、婚丧嫁娶、建造新房等一次性大额支出经常会超过农户的支付能力，这也是导致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

（三）借贷方式灵活，贷款标的额不等

民间借贷的行为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口头约定型。这种类型主要发生在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依靠血缘、道德来维持。另一种是简单借据型。这种形式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以及数额较大的借贷之间，借据形式简单，易发生纠纷。以上两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发生纠纷之后，一旦诉诸法院，法院无法查明事实，当事人无法借助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的最直接法律规定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尚没有专门的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或是行政法规的存在，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形式，自然地受到相应的民事法律法规以及《合同法》的直接调整。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加具体而直接针对借贷行为所产生的纠纷做出处理的专门性法律文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1年7月2日第502次会议通过，并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法（民）发[1991] 21号通知于1991年8月1 3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可以说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借贷案件过程中的一个最具直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

（二）对我国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直接法律规定的评价

1.法律规定零散，没有专门法律法规调整

尽管在我国的《合同法》、《意见》以及其他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存在某些直接针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但是，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或是行政法规对民间借贷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制与调整。而与这样一种法律缺位的情况相比，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并且日益成为一种显性的社会事实，与之相关的法律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

2.现有法律法规本身科学性、协调性差

在现有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之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就拿《合同法》第196条来说：“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但事实上民间合借贷合同大量存在无息借贷的情况，既然该条款包括民间借贷合同在内，那么，“并支付利息”的提法本身就有欠科学，尽管对金融机构借款而言，支付利息是肯定的，但在民间借贷，笔者认为，在支付利息前而最好加上“约定”二字。当然通过法律精神解释的方法，这个结论应当是题中之意，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条款还是不太完善的。

三、关于完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建构民间借贷的法律价值体系

首先，民间借贷以自愿为基础，经过当事人充分的协商达成一致签订合同，集中体现了合同自由，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理应获得法律的承认和支持。民间借贷法律的自由价值首先体现为借贷主体资格的合法性。承认了借贷主体的合法，就意味着具有了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受到非法的干扰。其次，民间借贷符合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始终处于高风险、不确定的状态，纠纷较多，严重影响着借贷市场的秩序。第三，保护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财产权的确认方面，还有财产权的行使。利用财富、利用方式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对财产的长远保护策略。

（二）关于民间借贷立法的问题

就民间借贷来看，最主要的需要解决的是其合法性的问题，至于具体的行为规则可以参照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我国现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虽然过于零散，过于原则性，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但却为民间借贷法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像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中涉及的债权人、债务人及保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在《民法通则》、 《物权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范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尤其是《合同法》为民间借贷法提供了很好的轮廓，因此在解决了民间借贷合法性的前提下，可以参照借款合同的规则办理。如果制定专门立法，也需要结合已有的法律规范的规定，这不仅可以缩短制定民间借贷法所需要的时间，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法制统一性的要求。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2）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5-0092-03

一、企业间直接借款合同的效力分析

企业间借款合同是指不具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从事金融活动资格的企业法人之间订立的由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企业间借款合同从一律无效到2014年6月27日最高院判例认定并非当然无效，其效力始终在法律实务中摸索探求，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如何。而法院在对其效力的判定中援引的法律、法规、规章不论在效力上还是逻辑上都值得推敲。

首先，在判定企业借款合同无效中，法院援引最多的当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无疑这通常作为审查合同效力的标准，表明企业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订立的合同无效。但法院具体对企业间借款合同违反何种法律、法规的适用又有不同。

有些法院认为企业间借款合同因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第二十一条和第六十一条认定无效。但是《贷款通则》是部门规章，在效力上并不符合要求。因此，另一些法院则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这两条规定均将企业之间的借贷定义为企业在从事金融机构或是商业银行业务。然而金融机构从事的信贷业务与企业间的借贷行为实际上并不完全相符。发放贷款对金融机构而言，是其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和收入来源。并且这种信贷服务是经常性的向不特定的群体提供。而企业之间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则不一定是以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为业，提供资金支持也具有偶发性且对象大多局限在有业务来往或其他因素的特定企业上。即使两者在某些情况中有交集，他们也不能完全等同。换个角度，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既然不以从事信贷活动为业的自然人同企业订立的借款合同被认定有效，为何同样是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企业法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却被扣上从事金融机构业务的帽子而确认无效？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名为以自然人身份借款给企业实为企业间借贷而被认定有效的案件时有发生。这显然不合逻辑。

其次，基于上述裁判依据都缺乏严密的逻辑和明确有效的法律根据，法院在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时会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该借款合同无效。何为社会公共利益？观察角度不同，结论就可能不一致。从活跃市场经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角度来看，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有助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的压力，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从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利于国家经济调控的角度而言，企业间的借款合同则加大了国家对金融贸易市场的监管难度，由于其隐蔽性，很可能发展成非法转贷、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如果没有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贷款人的性质没有准确合理地把握，一味地将所有企业间借款合同以此条款认定无效的话，不符合合同法保障当事人缔约自由的初衷。

最后，理论上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企业间借款合同无效，相反，从法律的逻辑上还能推知企业间借款合同有效。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三项可以推知《公司法》认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经过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后，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这里对他人并没有限定在自然人中。并且从所得收入应当由公司所有，说明该借款合同可以约定利息。

综上，在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无效中，存在法律上和逻辑上的漏洞。企业间借款合同应该以无效为例外，以有效为常态，综合考虑企业间借贷的动因和贷款人性质，如果贷款人不具备金融机构资格，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的贷款给其他企业，则认定该借款合同无效。如果是为生产经营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当属有效。

二、企业间变相借款合同的效力分析

实践中，企业间借贷并不是单纯直接以借款合同的形式来体现。各种形式的变相借款合同层出不穷，对他们效力的认定，法院适用的裁判规则更加混乱。既然最高院对直接的企业间借款合同效力的认定做了区分，那么类型化的变相借款合同又该如何裁判？笔者将从最常见的几种变相借款合同入手，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合同，即企业之间签订联营合同，却约定出资方不参与实质性管理，且定期收取本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对此类合同，按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实践中，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被认定为借款合同。

（二）企业之间签订投资协议。

（三）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实为借贷合同。根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如何判断售后回租合同被认定为“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融资”？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解释是：“实际并无租赁物，或者租赁物低值高估，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款、贷款之实，人民法院仍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借款合同关系处理。”

（四）名为委托理财实为借贷关系，即甲方将资金交由乙方投资管理，乙方保证甲方获得固定收益，到期收回本金，甲方不承担投资风险。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以进行委托资产管理的形式掩盖其私下借贷的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规定，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无效。

上述企业间变相借款合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企业订立出各种名目的合同，实际上并没有履行相关类型合同的权利义务，也没有承担经营或者投资的风险，而是约定了较为固定的收益，实际上相当于本金和利息的偿付，因此属于企业间变相借款合同。法院通常援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或者《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来认定该合同无效。上文中已对前者进行了评析，在此不再赘述。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适用，显然是法院在审查企业间变相借款合同效力的过程中，默认企业间借款合同一律无效，以此为基础进行判决。但前文已经论证了企业间借款合同并非当然无效，这一基础显然不成立。再者，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与实际争讼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因此，企业间变相借款合同的案由基本上都变更为企业借贷纠纷。案由变更后法院理应根据企业间的实际法律关系进行裁判。也就是说认定该变相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时，还是应该根据贷款人的资质，以及贷款人是否以资金融通为常业来判断，而不是武断的认定其变相借款合同无效。如系企业用于生产经营而进行临时性的资金拆借行为，即使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也应认定借款合同的效力。当然，企业间变相借款合同形式多样，其复杂程度高于直接借款合同，牵扯的利害关系也较多。因此，如果该虚伪表示侵害到了第三人的利益，法院可以援引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确认该合同无效。

三、结语

现实中，很多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资金短缺，向金融机构贷款往往因为资质或者审批手续繁杂而困难重重。另一些企业又有大量的闲散资金，二者之间的落差使得企业间借贷行为十分常见。因此，结合现实需要，确认企业间借款合同有效已经大势所趋。在笔者搜集的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20日全国各地各级别的法院对企业间借款合同的裁判文书的25份中仅有在8个案例中企业间的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尽管在这部分案件中法院不认可企业借款合同的效力，但在责任承担方面，法院却对约定的利息既不进行追缴，也不处罚，而是以合同无效后，借款人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来判决。甚至对于因借款给贷款人造成的利息损失的返还要求，参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也予以支持。涉及担保合同问题时，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亦无效，但因担保人存在过错，要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实际上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在这些判决中，对利息的保护各有标准。有些法院对利息不予肯定。有些法院则只保护银行同期利息部分。还有些法院对不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四倍的部分都予以支持。对于贷款人出借资金的来源也有不同要求，实务中基本偏向于以企业自由资金出借才有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却在2014年的裁判中，即使贷款人的资金是银行资金，约定利息高于银行同期利率仍认定该借款合同有效。说明最高院对于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的资金来源并没有一刀切。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3）

“私贷公用”主要表现为：企业负责人以自己的名义贷款，并用于本企业；村民委员会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贷款，所贷款项全部用于村民委员会的事务开支。根据贷款通则第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显然，“私贷公用”与该规定不符，属于违反金融部门规章的借贷行为，急需纠正、规范和监管。那么，如何准确裁判已发生的“私贷公用”案件？

“私贷公用”案件的处理的关键问题是正确设置案件的当事人，而设置当事人的前提是准确判断案件所蕴含的法律关系。在民商事活动中，各类主体应当是“最理智的、纯粹的完全经济人”，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交易对象，有能力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同时也将自己的利益实现和风险承担依赖于交易对象的民事信用、民事履行能力。因此，合同法律关系作为债的一种形式，具有相对性，即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应当由合同当事人承担，除法律和合同另有规定以外，第三人不对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上义务的责任。合同法进一步强调了合同的相对性，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在“私贷公用”案件中，贷款人在考察、审查借款人的基本情况后，与之签订合同，正是体现了贷款人对借款人的选择权和信任度，同时已将利益实现和风险承担依附于借款人。当然，也有可能贷款人已知借款人会将所贷款项给予其企业使用，但是，尽管如此，也无法否认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无法否定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由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互相指向的法律事实。因此，作为一种违反金融部门规章的行为，“私贷公用”所蕴含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私贷”，即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法律关系。至于借款人与实际使用者的“公用”关系，是一种借款人对其所有物的独立处分行为，由于实际使用者取得该贷款无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依据，故对于实际使用者来说，该贷款的使用属不当得利之债。

笔者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除法律特别规定或当事人的特殊约定，合同应遵循相对性原理。“私贷公用”案件中，借款合同书上签字、盖章的双方当事人就是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其他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甚至是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不能成为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因此，法院应列借款人为被告，由其直接承担责任，至于借款人与实际使用人之间的关系应由其他法律关系来另行调整。2000年第1期《人民司法》司法信箱中《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贷款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破产后，贷款应由谁偿还？》一文中，“本刊研究组”也认为：“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该个人即是借款人，银行是贷款人，借贷关系存在于该个人与银行之间，银行与该个人所在单位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如果单位负责人所借贷款用于单位的生产经营，则在该个人及其所在单位之间形成另一种法律关系。因此，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贷款，无论是否用于本单位的生产经营，都应由借款人即单位负责人偿还。但是，由于该单位实际使用了该笔贷款，单位破产时，法院应通知银行申报债权。如银行拒不申报，法院应当通知借款人即单位负责人申报债权，以保护该借款人的合法权益。”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4）

逾期借款，是指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期限返还给贷款人的款项。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期限返还借款的行为是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除了返还借款本金外，还包括支付违约金、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的利息及支付借款逾期部分的利息。关于逾期借款的很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得到解决。

一、借款的逾期利息和利息、违约金并存时应当如何取舍？

在形形的借款纠纷案件中，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除了要求归还本金外，涉及的其他请求项目主要是利息、逾期利息和违约金。

关于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这三者能否同时约定，同时支持的问题目前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利息、逾期利息这两者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是可以约定的，也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只要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但是因为逾期利息本身就是违约金性质的罚则，所以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在借款合同中不能再行约定违约金，违约金条款也不能得到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三者都是法律规定的项目，而且从法律规定中来看，逾期利息的规定并没有排斥违约金的性质，因此违约金与逾期利息二者都可以约定，但是因为二者都是违约金性质，不能同时适用，当二者并存时，只能择其一。

第三种观点认为，三者都是可以约定的项目，而且既然法律关于逾期利息的规定没有排斥违约金的意思，且根据合同法总则部分的规定，所有属于合同法规定范围之内的合同都可以约定违约条款，因此二者不仅可以同时约定，也可以同时得到支持，在实践中，为了避免二者同时适用导致的处罚过重，可以做出相应的限制，如可以规定违约金加上逾期利息总和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笔者认真解读了相关法律规定，研究了相关法理，并查阅大量案例，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下列简单的认识：

1、利息和逾期利息可以共存

合同法借款合同一章的法律规定为利息和逾期利息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利息和逾期利息都是可以约定的，而且是可以同时得到法律支持的。原因在于，二者的性质不同。利息是借款活动所产生出来的孳息、收益，产生于借款期间。而逾期利息则产生于借款到期之后，贷款人没有按照约定期限归还借款的情形，所以它是一种罚则，从性质上讲，是一种违约金的形式。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的，除了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外，还可以要求其支付违约金，根据这一规定，对于利息和逾期利息的请求当然可以支持。

2、利息和违约金可以共存

根据合同法分则的规定，利息是合法的，可以约定，根据合同法总则的规定，违约金是合法的，也可以约定。借款合同是合同法规定的15种有名合同之一，合同法总则和分则两部分关于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也并无冲突，相互之间没有排斥性，因此在借款合同中，可以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以及未按时归还借款应该支付的违约金。

3、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可以同时约定但是不能同时支持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约定逾期利息是合法的，约定违约金也是合法的，那么在借款合同中，是否可以同时约定违约金和逾期利息，当事人同时提出关于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的，能否得到支持？笔者认为，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在性质上都是属于对于当事人违约的一种惩罚方式，当事人可以同时约定违约金和逾期利息，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当特别法和普通法对于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也就是说这两者不能同时适用，只能择其一。逾期利息是合同法分则的规定，是特别规定，而违约金是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属于一般规定，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在合同之中对于只要不违法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都可以进行约定，因此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既约定逾期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行为是法律允许的，但如果在诉讼中，当事人同时提出该两项诉讼请求，则不能同时予以支持，只能择其一。

综上，笔者认为，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若当事人对利息、逾期利息和违约金提出请求的，利息的约定只要不超出国家规定的范围即可以支持；如逾期利息和违约金都有约定的，应选择其一适用；如果没有约定逾期利息，仅约定违约金的，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但是违约金的数额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

二、逾期借款的利息应当如何计算

对于返还借款本金、违约金及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的利息因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明确，一般无争议；对于借款逾期部分的利息，应按何标准计算，由借款人支付给贷款人，以及支付到何时止，不仅当事人间有很大的争议，法律职业工作者在面对这类案件时观念也存在着分歧。

1、逾期借款利息计算的标准尺度

根据贷款人的性质不同，借款合同分为商业借款和民间借款。商业贷款是指由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的借款，民间贷款是自然人间及法人与自然人间的借款。对于逾期借款利息的计算方法，因借款合同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1）如果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对借款期限、借款期间的利息及逾期借款利息有约定的，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应当从其约定。其中，商业借款的逾期利息只要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标准，民间借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不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就应当按照其约定的利率计算。

（2）如果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只对借款期间的利息作了约定，对逾期借款利息没有约定。商业借款或民间借款的的贷款人均可以按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内的利率要求借款人支付逾期利息，商业借款按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内的利率支付逾期利息的理由是"举轻以明重"，借款期限内尚需支付约定利息，借款逾期后更应按期限内的利率支付利息，即合法行为尚需要支付约定利息，违法行为则更当按此标准支付。根据边沁的理论，"惩罚之值在任何情况下，皆须不小于足以超过罪过收益之值。""罪过的害处越大，以惩罚的方式可能值得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也就是说，法律应当让守法的成本比违法的成本低。

商业借款的贷款人也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要求借款人支付逾期利息，即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第8号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银行（银发）[2003]第251号通知第三条："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例如，借款人和贷款人约定的月利率为1.5%， 如果借款人逾期未还，贷款人可依据据此约定将借款利率上浮50%，即按月利率2.25%计息。但笔者认为，为公平起见，上浮后的利率不应当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

（3）如果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既未对借款期间的利息作出约定，也未对逾期借款利息作出约定，此类合同多见于民间借款。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定期的无息借款，一类是不定期的无息借款。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3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工若干意见》第8条、第9条的规定，定期的无息借款，贷款人要求借款人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不定期的无息借款，贷款人则要求从向借款人催讨借款或从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2、逾期借款利息计算的截止时间

逾期借款利息计算的截止时间因无法律规定，在学界存有很大争议，现将不同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逾期借款利息应当计算至贷款人之日止。理由是：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还款或者经催告后仍不还款，贷款人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依法提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院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并予裁决，而不得对未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和裁决，即不能对将来发生的事实进行预决。从贷款人之日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的期间，是法院审查裁决阶段，根本谈不上借款人违约。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借款人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则应承担公法上的责任，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二种观点认为，逾期借款利息应当计算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其理由是：《民法通则》第？108条规定了"债务应当清偿"的原则，该原则中当然含有全面、及时清偿之义。《合同法》第206条规定，有定期的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就应当清偿债务；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也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三种观点认为，逾期借款利息应当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满之日止。其理由是：司法裁判的主要目的是定纷止争，法院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进行确认后，判明是非曲直，确定一个履行期限，要求借款人必须按此期限履行义务，这是法律的强制力所在。借款人若不按此期限履行义务，则应承担公法的责任，如民诉法上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刑法上的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等。

第四种观点认为，逾期借款利息应当计算至借款偿付完毕之日止。此观点在实务中占主导地位，支持者众多，并被大多数法官在判决时所采用。其理由是：《民事诉讼法》第232条虽然规定了被执行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但借款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行为又是违约行为的继续。既有法定又有约定，依约定优于法定之法理，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支付至借款偿付完毕之日的利息，同时也可选择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笔者认为，第四种观点最能体现对贷款人利益的保护，因为前三种观点中，逾期借款利息没有计算至借款偿付完毕之日止，比如，第一种观点中，逾期借款利息只计算至贷款人之日止。第二种观点中，逾期借款利息计算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第三种观点中，逾期借款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满之日止。而这三个截止期限都距离借款偿付完毕之日有一段时间，那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贷款人的融资成本需要由自己承担。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恶意拖欠的行为。一部良善的法律，应当惩恶扬善。如果违法的成本比守法的成本还要低，那么法律就是在纵容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5）

2004年6月3日,被告李强又以王权的名义与原告的双江营业所办理了《借款展期协议》。协议约定,将原告借款合同借款金额40万元的借款期限从2004年6月3日展期至2005年5月20日,展期期间借款年利率为7.1%。

2005年12月3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李强(乙方)达成《债务落实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李强于2003年至2004年,为了扩大其客运业务经营规模,借用他人的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A县支行贷款共计18笔,金额共计510.7万元。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乙方自愿承担所有的贷款及其所产生利息的全部偿还责任。乙方必须对其所承担偿还责任的贷款提供足值、有效的抵押物作抵押担保。本协议签字之日的次月起,乙方必须按月偿付甲方贷款本金不少于10万元,并按季支付所承担全部贷款的相应利息。贷款期限及利率仍按原借款合同约定执行,贷款逾期的执行利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008年4月29日,被告通达公司给原告作出承诺。其主要内容:通达公司以王权等18户的名义,于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间在农行双江营业所申请借款18笔,金额共计545万元,现有贷款余额489万元,表内应收利息105万元,以上借款均已逾期,所借款项实际用于通达公司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和流动资金使用。为了保障农行债权,公司承诺“以上借款由通达公司承担所有债务,同时将以我公司的固定资产房产作为担保抵押,从2008年6月份起每月由我公司偿还贷款5万元,并承担以上借款合同中的所有法律条款及履行偿还义务”。截至2008年4月20日,该借款合同涉及的借款本金39.5万元及利息99842元未偿还。

原告农行A县支行要求: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39.5万元及资金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王权因法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法公告送达了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因逾期未到庭应诉,法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经审理后判决如下:由被告通达公司、李强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9.5万元,利息99842元,从2008年4月21日到付清之日的利息按照农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被告王权不承担责任。

争议的焦点问题

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

本案涉及的《个人生产经营借款合同》是由银行与王权签订,但是王权并不是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真实承受人,尤其是该借款合同上并无被告王权或其受托人的签署,因此被告王权与原告没有成立合同关系。相反,本案被告李强承认自己以被告王权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个人生产经营借款合同》并获得贷款40万元。被告李强将该笔借款用于其投资设立的独资企业即被告通达公司。那么,这种当事人的变化是否影响合同的效力?本案受案法院并没有因此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是通过否认名义借款人王权作为合同当事人并将实质借款人李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方式,肯定了借款合同的合法有效。

法院的理解是否存在明确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并未直接规定借用他人名义签署合同的效力问题,但是从法理上来看,如果有关合同的实质权利义务承受人认可并接受有关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则支持该合同的有效性更有助于有关纠纷的解决。当然,从借款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银行角度来说,如果王权的偿还能力和信誉明显优于实际的借款人,且名义借款人知悉实际借款人借用其名义签署借款合同的事实,则名义借款人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合同的效力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而是实际承受借款人义务的当事人认定可能更为复杂。

关于实际借款人与名义借款人的过错及其责任

从关系角度看,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由此可知,如果名义借款人知悉实际借款人用其名义向银行借款且不反对,则存在其“默认”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人订立合同。”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如果实际借款人借用他人名义,有着明显的欺骗银行的意图,且发生有关贷款资金的违法使用并导致银行资金的损失,则实际借款人可能构成骗取银行贷款的刑事犯罪行为。此种情形下,既有民事法律责任的追究也有刑事法律责任的追究。例如,借款人的身份虚假,系冒用他人名义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明、购车证明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一般认定为无效合同。该类案件因有贷款诈骗犯罪嫌疑,法院往往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驳回或者中止审理,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我国《刑法》对贷款诈骗罪开始有所规范。《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仅规定了“贷款诈骗罪”,即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认定为有罪并处以刑罚。但实践中,难于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有些案件虽然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较大损失,但由于不能定贷款诈骗罪,致使此类案件呈现高发趋势,甚至成为某些人打法律球的手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充分考虑了实践中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及其后果,对于虽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给金融机构造成了损失,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骗取了金融机构信用与贷款,使金融资产处于非正常的高风险之中,可认定为犯罪。本案虽然存在实际借款人借用他人名义向银行借款,但是实际借款人一方面承认了自己的实际用款人身份,同时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承担还款义务,且尚未给银行带来较大损失,因此不宜追究实际借款人的刑事责任。

银行有无过错及其责任应如何承担

发生名义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的分立,银行是否存在过错?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由于实际用款人对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义务的认可和接受,使得法院并未就银行的过错问题作出分析和认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涉及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时,银行是否有过错以及该如何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则无法回避了。从我国《贷款通则》等监管规章来看,本案借款合同的贷款人以及实际借款人均有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根据《贷款通则》第十九条规定,借款人应当如实提供贷款人要求的资料(法律规定不能提供者除外),应当向贷款人如实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情况,配合贷款人的调查、审查和检查。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贷款调查规定:“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文件第三十一条还就贷后检查做出如下规定:“贷款发放后,贷款人应当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情况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这些规定,充分表明了银行对借款人及其借款用途负有审查的职责,如果银行不认真履行和这些职责,则银行的行为构成违规的情形,不仅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可能遭受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关于承诺函的效力

针对《个人生产经营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告与被告李强签订了《债务落实协议》,被告通达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这两个法律文件实质上将实际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纳入了借款法律关系中,并确立了李强和通达公司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人地位。由于这两个文件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况且,案件审理中原告与被告李强、被告通达公司对欠款本金及利息均无异议,且被告通达公司和李强同意按《债务落实协议》和《承诺书》履行偿还贷款本息的义务。

对银行的几点启示

从本案来看,虽然银行没有在借用他人签订借款合同的纠纷中发生严重的损失,但是银行应该总结该案的教训,有必要注意以下事宜。

第一,银行充分认识虚假借款人引发的重大风险。实际借款人与名义借款人的分离,不仅可能导致银行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可能导致银行的行政法律责任。银行不能为了业务的拓展而放任不具有借款主体资格或不符合借款条件的主体借用他人名义向银行借款。否则,银行不仅可能遭受贷款被骗的问题,而且将因自身的放任行为承担有关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特别是当存在第三人担保或者保证保险等贷款保障机制时,一旦发生借款人身份虚假,则担保人或保险人将会据此抗辩银行存在违规行为,并因此免除或者减免担保人、保险人的法律责任。从一些银行前几年发生的较大面积的虚假个人消费贷款案件来看,银行为此付出的成本是高昂的。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6）

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法律关系较一般民事借贷关系而言主体众多，主要涉及到政府、银行、借款学生和学校。政府以管理者的角度在整个贷款过程中起到干预和支持作用，针对高等教育而进行的干预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同时也是解决高等教育收费体制改革问题的重要手段;银行以贷款人的角度在贷款关系中通过中标的方式向贷款学生提供免息贷款;在校大学生以借款人的身份成为高校助学贷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高等院校以第三人的角度在银行和借款的在校大学生之间起到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起到协调银行监督以及管理借款学生的有关事宜。笔者将从政府与高校;政府与银行;银行、高校和学生三个维度中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权义对高等教育助学贷款政策运行机制进行法学角度的分析和考量。

一、政府与高校

（一）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政府部门与各大贷款学生所在的高校之间所形成的的是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此种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行政性质，在具体运行之中高校要对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积极地服从，两者之间存在了一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下级之间还是存有隶属关系的痕迹。

（二）政府、高校之权义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简单，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于高校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管理权。具体来分析，根据2004年国家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①之规定，在国家助学贷款具体运营中，高校所应承担的责任应是②：各大高校在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限定的具体借款限度额之内，对该校家庭贫困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步筛选，之后对相关经办银行提交申贷学生具体名单以及相关申贷材料。在整个过程之中审核学生各项材料并监督学生按照贷款合同的明文规定，对其所带款项进行定向使用。

二、政府与银行

（一）政府与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之规定的具体内容来分析，政府（主要是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与银行之间是以监督管理为内容的行政法律关系这与之前的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有所相区别的。在此限定范畴内我们可以归结为外部法律关系，其法律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层次关系，因此，行政主体所行使的行政权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二）政府、银行之权义分析

根据“意见”之规定，全国和省级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对经办银行的资格确定是按照隶属关系来进行具体划分的。由于前文对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定性归于行政法律关系，所以其合同的法律性质就是可以确定的认为是行政合同。该行政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事合同的相关性质，可以称其为合意性;另外，因其合同主体与合同目的的特殊性，故此合同兼有行政性和法定性的相关特征。总之，一方面，政府和高校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合同行政性、法定性特征，合同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而且行政主体可以基于行政公益的目的对合同拥有一定的优越权③。根据“意见”规定，对政府的义务和银行的义务两个方面做了一般规范：首先，政府的义务主要包括：向相关银行提供的贴息及风险补偿资金要及时并且足额;通过信用制度的建立旨在加强学生信用管理强度，与银行一起对催收贷款进行监督，进而降低财务风险。其次，银行的义务主要包括：通过审核对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贷款条件的家庭经济贫困的大学生提供专项贷款;简化贷款手续，对贷款合同文本进行统一规划起草和管理，同时规范贷款期限;按照规定的计付利息标准及贷款年限发放贷款。

三、高校、银行、学生

（一）高校、银行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分析

高校、银行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比较而言较为简单。如前所述，我国高等教育助学贷款的实现形式是以高校、银行和学生签订的三方贷款合同为重点，该合同完全隶属于我国《合同法》第12章所规定的“借款合同”之范畴，法学界称其为有名合同的一种。三者之间所形成法律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助学贷款合同基于其“助学”的特殊性及作为民事合同的本质属性，该贷款合同及其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必须符合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二）高校、银行与学生之权义分析

借款人――申请贷款的大学生的主要义务。信息披露义务;借款人应按照合同之约定收取借款，并将借款严格按照约定进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不得将该笔款项挪作他用;依约支付利息的义务;按期返还贷款的义务。

贷款人――经办银行的主要义务。根据借款合同具体约定的数额对借款人提供相应借款的义务;值得强调的是该借款所附的利息是不允许事前在本金中扣除的。根据银行与学生之间助学贷款的相关规范，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包括：银行应根据相关法律规范规定的贷款年限、计息方式提供贷款，并不是以学生无法提供担保为由拒绝审批贷款、住宿费额每人每年6000元，并必须保证该笔款型用于该生在校期间的学生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

高校的主要义务。根据“若干意见”之规定，学校在助学贷款整体运行工作之中的责任为：为协助银行签订了学生的贷款合同，作为贷款合同的中介人;负责审核学生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依靠性;协助银行对贷款学生进行监管，确保将其借款用于合同约定用途;协助承办银行进行贷后管理，降低金融风险性。

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的法学考量分析，了解到该项政策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其权利与义务。目的在于能够从法学角度更好的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助学贷款的覆盖范围，大力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2004）51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

②参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2款第（3）项之规定。

③参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参考文献

[1]马经.助学贷款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7）

    本文探讨了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法律性质。认为：二次欠条是指在基础法律关系上，因义务人没有及时履行义务，当权利人催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时，义务人没有现款可支付，经权利人同意，向权利人所写的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这种欠款条实际上是一种欠款合同关系，是一种新的独立的法律关系。本文探讨了二次欠条的基本分类；二次欠条与其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关系；二次欠款合同的基本特征；规范二次欠条诉讼时效的原则及具体看法。

    在实际的民事诉讼中，经常出现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情况，而对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往往又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也是应该不应该承担还款义务的关键。

    从我国现行法律来说，对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司法解释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3号批复：“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但对于其它原因产生的二次欠条，并没有做出规定。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尊重当事人双方的一致意思；有利于借钱的，不利于出借人，有利于购货的，不利于售货人，总之是有利于欠款人。总的来说，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还没有做出比较系统、明确和合理的规定，可以说这方面还存在着进行全面、系统规定的必要。这是完善诉讼时效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进行这方面的思索或者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对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二次欠条的基本分类

    根据二次欠条产生的原因，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卖买合同、工程建设合同、承揽合同等非借贷合同引起的二次欠条，即由于没有及时支付货款、工程款、定作费用等款项而形成的；另一类是由于借贷合同引起的，即由于没有及时归还借款而形成的。当然，也不否认其他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二次欠条。

    根据二次欠条产生的时间，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产生的二次欠条，即二次欠条形成的时间仍然在诉讼时效内；另一类是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即二次欠条形成的时间是在原来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了的情况下形成的。

    这样，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基本上可分为四种：一是由于没有及时支付货款等费用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而产生的二次欠条；二是由于没有及时支付货款等费用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产生的二次欠条；三是由于没有及时归还借款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产生的二次欠条；四是由于没有及时归还借款而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产生的二次欠条。

    二、二次欠条是与其产生它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的新的欠款合同法律关系。

    对二次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与二次欠条本身的法律关系的定性的认识，对于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二次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同二次欠条自身形成的新的法律关系是不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我国的法律学说也没有说明，外国的法律学说也没有说明，起码我是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说明。也许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微不足道，所以，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把二次欠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同二次欠条自身形成的新的法律关系区别开来，却是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期间计算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二次欠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的认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基本上是两大类：一类是卖买合同、工程建设合同、承揽合同等非借贷合同关系；另一类是借贷合同关系。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民事关系会产生二次欠条，如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关系引起的，但目前主要是上述两大类。

    卖买合同等非借贷合同关系和借贷合同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同属于合同关系，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所以，二次欠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主要是合同关系，当然不排除其他法律关系。

    二次欠条本身的法律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同其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同还是不同？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是相同的法律关系，相关司法解释也是把它们作为同其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同来看待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本人认为二次欠条的产生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基础法律关系的新的法律关系。二次欠条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卖买合同等非借贷法律关系，也不可能是借贷合同关系。

    二次欠条虽然是在基础法律关系上产生形成的，如在卖买合同、工程建设合同、借贷合同等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形成的。但是，二次欠条一般是在基础法律关系所产生形成的大部分或者部分债权债务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形成的，是仅仅关于所欠的金钱履行问题。

    这里，我给二次欠条下这样的定义：二次欠条是指在基础法律关系上，因义务人没有及时履行义务，当权利人催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时，义务人没有现款可支付，经权利人同意，向权利人所写的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这种欠款条实际上是一种欠款合同关系，是一种新的独立的法律关系。

    三、二次欠款合同关系的基本特征。

    1、二次欠条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新的意思表达。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关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我想大家是都会同意的。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新的一致意思，也就不可能产生二次欠条。

    2、二次欠条的形成，表明产生它的基础法律关系已经终结。

    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实务中，人们总是把二次欠条紧紧地同产生形成它的基础法律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对于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很不利。

    实际上，二次欠条形成，当事人双方已经对产生形成它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了一次清算，而且双方当事人都已经认同产生形成二次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对它们已经没有异义。这是当事人双方共同的意志表达，应该具有法律后果，或者法律应该认同当事人双方自愿一致达到的意志约定。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缠产生形成二次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再也没有必要把二次欠条同产生形成它的基础法律关系搅在一起，完全可以把二次欠条作为一种新的当事人双方的约定来看待。二次欠条一经形成，就表明产生形成它的基础法律关系的终结，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已经形成，即欠款合同关系已经成立。

    3、二次欠条是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的。

    虽然二次欠条的产生形成是由相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引起的，但二次欠条一经形成，就与产生它的基础法律关系割断了联系，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欠款合同法律关系。

    4、二次欠款合同是无偿合同。

    即债权人取得自己的权利不需要偿付代价。债务人向对方支付欠款也没有回报。

    5、二次欠款合同是诺成性合同。

    即只要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成立的合同。

    6、二次欠款合同是不要式合同。

    即当事人双方可采用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都能成立和生效。

    7、二次欠款合同现在是无名合同。

    我国合同法并没有规范二次欠条合同。所以还是无名合同。

    二次欠款合同不能属于借贷合同或者借款合同的范畴。它同借贷合同或者借款合同是不同的合同关系。

    8、二次欠款合同不同于一次欠款合同。

    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民间借款关系中，往往借款方向出借方写一张欠条，表明欠XXX多少钱。这我把它称之为一次欠款合同。这种一次欠款合同相当于借款合同或者借贷合同。它是原始的一种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所以，它的性质同二次欠款合同是有重大差别的。

    四、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的原则。

    1、尊重当事人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的原则。

    当事人双方在二次欠条中是怎样表达的，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只要他们的意思表达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是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中意思自治原则的。

    而现行的司法解释和实务中，往往是不尊重当事人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硬性规定二年或者多少时间的诉讼期间。这是违反了民事法律关系中意思自治原则的。

    2、有利于债权人的原则。

    就是说，在规范二次欠条诉讼时效期间时，一定要向债权人倾斜，要重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而现行司法解释和实务中，往往是更加有利于债务人。这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

    3、有利于贯彻诚信原则。

    有些债务人往往利用诉讼时效规范的疏漏，占空子，不想还钱，逃避债务，这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在规范二次欠条诉讼时效中，一定要考虑到这种情况，尽量使这些不诚信行为少得逞。

    4、统一简化原则。

    把由于借贷合同和卖买合同、工程建设合同、承揽合同等非借贷合同关系引起的二次欠条统一起来，不要分别规范，而是要做出统一的规范。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是进行法律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中也应该贯彻这个原则。而现行司法解释和实务中，往往是过于复杂化了。

    5、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范。

    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诉讼时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规范二次欠条诉讼时效中，应该遵循，并且同其保持一致。

    五、对二次欠条诉讼时效具体规范的意见。

    1、根据上述的思考，我认为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应该适用二十年的最长时效，在这二十年中，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人也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

    2、诉讼时效的起算日。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如果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或者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了部分义务，那么，诉讼时效从何日起算？应该从债务人明确表明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即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8）

本文探讨了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法律性质。认为：二次欠条是指在基础法律关系上，因义务人没有及时履行义务，当权利人催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时，义务人没有现款可支付，经权利人同意，向权利人所写的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这种欠款条实际上是一种欠款合同关系，是一种新的独立的法律关系。本文探讨了二次欠条的基本分类；二次欠条与其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关系；二次欠款合同的基本特征；规范二次欠条诉讼时效的原则及具体看法。

在实际的民事诉讼中，经常出现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情况，而对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往往又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也是应该不应该承担还款义务的关键。

从我国现行法律来说，对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司法解释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3号批复：“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但对于其它原因产生的二次欠条，并没有做出规定。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尊重当事人双方的一致意思；有利于借钱的，不利于出借人，有利于购货的，不利于售货人，总之是有利于欠款人。总的来说，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还没有做出比较系统、明确和合理的规定，可以说这方面还存在着进行全面、系统规定的必要。这是完善诉讼时效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进行这方面的思索或者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对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二次欠条的基本分类

根据二次欠条产生的原因，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卖买合同、工程建设合同、承揽合同等非借贷合同引起的二次欠条，即由于没有及时支付货款、工程款、定作费用等款项而形成的；另一类是由于借贷合同引起的，即由于没有及时归还借款而形成的。当然，也不否认其他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二次欠条。

根据二次欠条产生的时间，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产生的二次欠条，即二次欠条形成的时间仍然在诉讼时效内；另一类是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即二次欠条形成的时间是在原来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了的情况下形成的。

这样，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基本上可分为四种：一是由于没有及时支付货款等费用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而产生的二次欠条；二是由于没有及时支付货款等费用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产生的二次欠条；三是由于没有及时归还借款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产生的二次欠条；四是由于没有及时归还借款而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产生的二次欠条。

二、二次欠条是与其产生它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同的新的欠款合同法律关系。

对二次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与二次欠条本身的法律关系的定性的认识，对于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二次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同二次欠条自身形成的新的法律关系是不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我国的法律学说也没有说明，外国的法律学说也没有说明，起码我是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说明。也许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微不足道，所以，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把二次欠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同二次欠条自身形成的新的法律关系区别开来，却是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期间计算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二次欠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的认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基本上是两大类：一类是卖买合同、工程建设合同、承揽合同等非借贷合同关系；另一类是借贷合同关系。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民事关系会产生二次欠条，如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关系引起的，但目前主要是上述两大类。

卖买合同等非借贷合同关系和借贷合同关系，这两种法律关系同属于合同关系，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所以，二次欠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主要是合同关系，当然不排除其他法律关系。

二次欠条本身的法律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同其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同还是不同？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是相同的法律关系，相关司法解释也是把它们作为同其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同来看待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本人认为二次欠条的产生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基础法律关系的新的法律关系。二次欠条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卖买合同等非借贷法律关系，也不可能是借贷合同关系。

二次欠条虽然是在基础法律关系上产生形成的，如在卖买合同、工程建设合同、借贷合同等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形成的。但是，二次欠条一般是在基础法律关系所产生形成的大部分或者部分债权债务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形成的，是仅仅关于所欠的金钱履行问题。

这里，我给二次欠条下这样的定义：二次欠条是指在基础法律关系上，因义务人没有及时履行义务，当权利人催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时，义务人没有现款可支付，经权利人同意，向权利人所写的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这种欠款条实际上是一种欠款合同关系，是一种新的独立的法律关系。

三、二次欠款合同关系的基本特征。

1、二次欠条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新的意思表达。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关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我想大家是都会同意的。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新的一致意思，也就不可能产生二次欠条。

2、二次欠条的形成，表明产生它的基础法律关系已经终结。

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实务中，人们总是把二次欠条紧紧地同产生形成它的基础法律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对于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很不利。

实际上，二次欠条形成，当事人双方已经对产生形成它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了一次清算，而且双方当事人都已经认同产生形成二次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对它们已经没有异义。这是当事人双方共同的意志表达，应该具有法律后果，或者法律应该认同当事人双方自愿一致达到的意志约定。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缠产生形成二次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再也没有必要把二次欠条同产生形成它的基础法律关系搅在一起，完全可以把二次欠条作为一种新的当事人双方的约定来看待。二次欠条一经形成，就表明产生形成它的基础法律关系的终结，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已经形成，即欠款合同关系已经成立。

3、二次欠条是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的。

虽然二次欠条的产生形成是由相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引起的，但二次欠条一经形成，就与产生它的基础法律关系割断了联系，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欠款合同法律关系。

4、二次欠款合同是无偿合同。

即债权人取得自己的权利不需要偿付代价。债务人向对方支付欠款也没有回报。

5、二次欠款合同是诺成性合同。

即只要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成立的合同。

6、二次欠款合同是不要式合同。

即当事人双方可采用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都能成立和生效。

7、二次欠款合同现在是无名合同。

我国合同法并没有规范二次欠条合同。所以还是无名合同。

二次欠款合同不能属于借贷合同或者借款合同的范畴。它同借贷合同或者借款合同是不同的合同关系。

8、二次欠款合同不同于一次欠款合同。

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民间借款关系中，往往借款方向出借方写一张欠条，表明欠XXX多少钱。这我把它称之为一次欠款合同。这种一次欠款合同相当于借款合同或者借贷合同。它是原始的一种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所以，它的性质同二次欠款合同是有重大差别的。

四、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的原则。

1、尊重当事人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的原则。

当事人双方在二次欠条中是怎样表达的，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只要他们的意思表达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这是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中意思自治原则的。

而现行的司法解释和实务中，往往是不尊重当事人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硬性规定二年或者多少时间的诉讼期间。这是违反了民事法律关系中意思自治原则的。

2、有利于债权人的原则。

就是说，在规范二次欠条诉讼时效期间时，一定要向债权人倾斜，要重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而现行司法解释和实务中，往往是更加有利于债务人。这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的。

3、有利于贯彻诚信原则。

有些债务人往往利用诉讼时效规范的疏漏，占空子，不想还钱，逃避债务，这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在规范二次欠条诉讼时效中，一定要考虑到这种情况，尽量使这些不诚信行为少得逞。

4、统一简化原则。

把由于借贷合同和卖买合同、工程建设合同、承揽合同等非借贷合同关系引起的二次欠条统一起来，不要分别规范，而是要做出统一的规范。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是进行法律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规范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中也应该贯彻这个原则。而现行司法解释和实务中，往往是过于复杂化了。

5、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范。

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诉讼时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规范二次欠条诉讼时效中，应该遵循，并且同其保持一致。

五、对二次欠条诉讼时效具体规范的意见。

1、根据上述的思考，我认为没有还款日期的二次欠条的诉讼时效，应该适用二十年的最长时效，在这二十年中，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人也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9）

引言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而企业为了方便融资，常常直接与其他企业发生借贷款业务。虽然企业间借贷已是公认的社会长期存在的民间经济行为，然而在法律与现实状况之间，企业间借贷的实施却产生了冲突。

引例：

面对一个好的项目，却苦于资金的周转困难，A公司向B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借入一笔资金解其燃眉之急。合同约定：A公司到期还本付息（借款利率同银行利率）。

对于上述引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析：

一、 法律分析

企业间借贷是指没有金融业务经营权的企业之间互相拆解资金的民事行为。其判定主要依据：

1该借贷事项发生在两个企业法人之间，且两个企业法人均无金融经营权；

2 拆借物是资金而非其他;

3 借贷是企业法人的真实意思。

根据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最高院《关于企业互相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规定：对企业之间互相借贷的出借方或者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出借方尚未取得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依法向借款方收缴；另《非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等都明确了企业间借贷合同违反我国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对其产生的后果，由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显然，上述引例中的A,B公司之间的借贷活动是违法的。

但我们又从相关的法律中发现：税法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予以全面否定。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中规定：纳税人向非金融结构贷款的利息支出，纳税人经批准的集资利息支出，按不超过金融结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水平范围内的部分在当期税前扣除。

由上可以看出：税法是在承认既定的企业间借贷的基础上，允许其借款利息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在税前扣除，并没有彻底否定企业间借贷。还有合同法也没有明确禁止。

法律风险与后果：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当前法律的有关规定，尤其是最高院的批复：保护出借人的本金，向借款人收缴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利息。这样，对出借方其实根本没有处罚，对借款方也只是正常的利息成本支出，也不算是罚款。但若涉及借款方无力偿还本息的时候，出借方的风险将会加大，情况也会变得复杂。

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借贷，特别是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将会损失国家利益，对社会经济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据相关报道，高法院曾就企业间借贷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相信随着立法进程的加快，新的规定会出台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二、财务分析

企业借入资金（账面反映：借：银行存款 贷：借款），同时期末预提利息，进而减少了企业所得额（税法规定在一定范围内，企业可以扣除相应的利息）。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企业间借贷，无疑是企业筹资的一个渠道。特别是在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大背景下，甚至有时它将是企业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若将企业借贷合法化，更能体现国家对广大中小企业的扶持。

从企业资本结构的角度：因为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假设总的借贷利息支出为A，可扣除的利息支出为B，则企业的净现金流计算如下：

B×33％－（A－B）×33％＝（2B－A）×33％

所以，若B>0.5A，就会产生正的现金流入。故从税收和资本成本来看，企业间借贷可以导致资本弱化。企业权益资本向债务资本倾斜。如果两个企业签订的投资合同向债务合同转化，同时附加赋予投资方相应的管理权限和承担必要的风险，对债权人而言，享有经营权和债权利益；而债务人则可以享受税收和资金的利益。这样的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资本的作用。但由此产生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毕竟，财务杠杆的运用和相关的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关联方借贷：

从现实情况来看，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经常发生融资关系，而其中不乏关联企业之间以债权性投资之名，行权益性投资之实，利用借款利息收支来规避企业所得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36条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实际上，如果分别从关联方企业各自的税收负担看，的确存在贷款让一方税负降低，同时另一方面税负增加的情况，但从综合影响来看，只有当借款方企业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贷款方企业时，才会使税收总额减少，而当借款方企业执行企业所得税税率等于或低于贷款方企业时，双方转移支付借款利息反而会导致税收总额的增加。

例如：借款方企业执行27%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贷款方企业执行标准税率33％，则借款人每向贷款人支付1000元的借款利息时，借款方企业所得税减少额为：1000×27％＝270元。贷款方企业应计缴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000×5％×（1＋7％＋3％）＝55元。企业所得税为（1000－55）×33％＝311.85则综合影响税收净增加额为：（55＋311.85）－270＝96. 85。所以，对于关联方借款，《扣除办法》应合理分析，分情况处理，通过选择合适的借贷安排，来达到企业集团整体的效益最大化。

此外，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它们多数由实力雄厚、成熟稳定的企业集团或个人投资创办，与投资人关联性较强。所以，该《扣除办法》无疑成为一道它们的融资门槛。我国应适当放松对中小企业间借贷的限制，鼓励他们采用更多的途径进行融资，而对于大的集团公司，则要防范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破产前，为自身利益需要，故意通过借贷将子公司资产掏空的行为，减少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由此看出，企业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聚集资金以获得进一步发展，否则就成为公司财务舞弊的工具。

三、建议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10）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概念，并且从现在已有的文献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认为可以从概念的含义和形式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进行界定。

本文认为狭义上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按照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进行的货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间金融的形式。广义上的民间借贷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独立开展资金融通活动；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依托民间借贷组织为中介而进行，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在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进行[1]，如此多样化的交易主体相应地导致民间借贷的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贷、民间中介借贷、民间互助会，典当行等。

二．当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与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影响也是越来越大。1995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约有700至1000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间借贷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形式越来越多，信用工具越来越复杂，对社会经济余融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2003年底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在7405至8146亿元之间，占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特别的部分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发展迅猛，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内蒙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据保守估计大概是2000亿，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温州地区，50％以上的居民都参与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运作。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民间借贷的极速发展和迅猛扩大的结果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近两年来温州老板的跑路、自杀多和民间高利贷有关。除了温州，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还有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这些事件的爆发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政府的最终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暂时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民间借贷的制度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实已无法回避。

三．民间借贷的困境

民间借贷尽管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式，但是，这种运行方式是建立在惯例和自律基础上的，并不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下产生，所以民间借贷活动的程序不规范，

在加上民间借贷缺少像法律这样的硬约束，缺乏立法上的监管，使得民间借贷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经脱离了生产和自用的途径而是用于投机圈钱，滋生短期行为，非法集资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贷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这些不法及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的安定。然而，长期处于地下隐蔽活动状态的民间借贷由于往往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联系起来，而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并且屡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顿，使得民间借贷只能游离在法律之外，进行地下运行，这样使得民间借贷的问题更加得不到的解决和保护，民间借贷的发展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并且为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隐患。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与保护：

现阶段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规定不统一。目前，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数量较少，并且相当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从内容上看，没有明确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规定都不明确，二是在对民间借贷的调节实践中，主要是政策在发挥作用。对有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仅依据政策进行，从而缺乏稳定性。并且已有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之间相冲突。既表现为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也表现为法律与政策的冲突。三是法律严重滞后现实，与民间借贷实践活动相矛盾。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缺少，但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因此与之相关的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4]。

（二）监管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和监管态度的非理性严格。

首先，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不健全。当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的法律去明确其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去约束和规范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专业化水平低。　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虽然提高不少，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落后，主要表现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仅能根据监管人员的经验了解民间借贷的历史情况。并且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金融监管部门依靠现有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难以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5]。

再次，由于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为打击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而管制过严，殃及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而无视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功绩，不区分民间借贷的优劣之处，非理性地封杀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的空间，堵上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道路。

（三）民间借贷的不规范

1、借贷当事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贷合同不规范

由于我国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之间，因此民间借贷的行为通常比较随意。借贷过程中经常签订的是不规范的借贷合同，或者签订"借条"作为借款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甚至只是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便产生效力，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往往会影响了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导致借款纠纷的出现。

3、偿还协调机制不完备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大多是凭借对借款人的信任而发放贷款的。尽管没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们通常认为应该由贷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来偿还全部债务，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相对于正常贷款中仅以抵押品或企业全部资产为债务追索限度，这实际上是无限追索了。当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时，贷款人缺少与借款人的协调。贷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却不知此时企业可能连本金都难以偿还。如果此时能够减免企业的高额利息，并改以较低的利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有可能实现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双赢。

4、民间借贷经营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间借贷服务的个人中介和机构中介在经营和服务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组织结构也很不完善。这样既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5、信用的缺乏导致民间借贷不能的顺利进行

民间借贷很多都靠信用来维持借贷行为的进行，但是有些个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这一系列的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四）引发犯罪问题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合法民间借贷容易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混杂于民间金融市场之中。其中绝大部分的"高利贷"民间借贷交易出现问题后难以寻求国家公权力救济，放贷方通过黑恶势力来帮助追索债务。高利贷现象和高利贷犯罪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冲击，干扰了贷款管理制度和贷款秩序。除了高利贷之外，非法集资也是民间金融市场上的一颗毒瘤。近年来不少企业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铤而走险非法集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仅不利于合法民间借贷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影响正常金融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五）引发的金融问题

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借贷交易的个人或者组织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当的行为手段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然后再利用这笔资金去从事高利润的民间借贷。银行存款的减少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减少，进而导致对企业贷款的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可采取多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并将贷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取二者之间的利率差。在银行信贷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这使得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更加少了。于是，企业就得更加依靠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这就使得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扩大，并挤出银行贷款，最终形成民间借贷融资额不断扩大，银行贷款额不断减少，企业不得不更依靠民间借贷，融资利率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

（六）引发社会问题

上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断攀升，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民间借贷由于涉及的人员通常较多，而其活动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当偿付危机发生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使参与者的利益严重受损，甚至导致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恶性暴力行为、以及不堪高利贷压力自杀身亡事件（比如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屡屡发生，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的犯罪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就是典型。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在我国从正常的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为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好像并不遥远。

四．民间借贷的法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规范性差，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的滋生，民间借贷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要想让民间借贷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和完善具体制度，使民间借贷主体权利义务规范化，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上来，促进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

（一）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划清与非法民间金融行为的界限

由于当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制度建设，造成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合法与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状态。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有赖于确定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

为了有效管理民间借贷行为，首先重要的一环是，将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的民间金融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明确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确区分现有民间借贷的合法成分与非法成分，对其分别准确定义，明确合法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和范围，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对民间借贷，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对资金来源是否正当，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规范。"张健华教授建议[6]；而对非法的民间借贷特别是危害性极大的民间借贷活动，比如，无真实借贷内容、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等借贷活动，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实际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针对目前民间借贷的情况，尽快建立和健全适应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来应对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扩大的趋势。具体地说，可以从设置民间借贷机构和规范现有民间借贷活动两个方面来建构相关法律制度：

1、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创设相关法律规范民间借贷机构。

可以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明确其职能是专门从事合法的民间借贷工作。这样将民间借贷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确，指明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是与正规借贷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可以实现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确其地位之外，还可以对其机构类别、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审批登记程序、业务范围、市场退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民间借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可以在民法中增设民间借贷部分，同时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现有民间借贷组织及其行为规范化。具体而言可以从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贷最高额、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7]，对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融资手段的区别与界线进行明确的法律解释，从而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符合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行为，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双方的利益，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基本以信用为主，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这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者担保。对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可以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让应有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使得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借款等现象，致使本来的合法行为转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间借贷的救济渠道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对民间借贷纠纷采取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程序。通过立法授权某些部门或机关在管辖范围之内进行调解，对于不能调解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间借贷监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规范民间借贷的活动，保证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监管方面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明确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监管主体和对象。

长时间的民间借贷运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习惯，我们可以发展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在借贷监管中的主体作用。对于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政府主体必须是确定的，这样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形成互动，可以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共同维护民间借贷的良好运行。

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主要监管对象是合规民间借贷机构，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求创设民间借贷机构，并且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些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为高效的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对这样的民间借贷机构按照一般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间借贷机构向规矩金融机构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消除对民间借贷的歧视。

2、从利率控制入手，强化现有民间借贷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要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借贷确定具体的利率上限，对违规者要进行严惩。只有抓住利率这个核心，才能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建立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监测体系，不仅对引导我国民间借贷有序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改进提高金融调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检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有序规范发展。

3、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

首先，应提高有关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次，改变目前的手工操作，尽快实现监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监管的网上运行，提高监管效率。再次，应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并将内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况作为工作重点。要畅通信息反馈和报告渠道，保证审计结果及时、完整地为最高决策层掌握。

参考文献：

[1]　苏虎超.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

[2]　钟伟．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N]．2002．

[3]　韦熙．中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出路[D]．硕士学位论文．2007（4）．

[4]　徐燕青．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0）．

[5]　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