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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我国先后推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7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智能+”(2019年)和新基建(2020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1］。这为占全国人口68%、国土面积占90%、GDP占41%(2019年)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2］———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多重挑战。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新趋势下，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发展步伐，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一)新的经济发展体系给县域经济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新基建”的大力建设与推进，以5G、AI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经济发展体系:1.市场资源配置出现新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携同算法、算力共同赋能物理世界(主要是机器)，物理世界将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人类将进入“数字生产力”新经济时代。2.竞争要素和机制出现新规则。竞争要素已由传统的资源、产品、技术、服务等过渡到生态圈体系竞争时代，市场竞争要素资源将向数字经济体系无限集中，将改写商业经济竞争的规则，传统经济管理被强中心、共生化、无边界、自驱动的数字经济全方位取代。3.经济发展出现新趋势。传统经济形态将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建立起高度耦合“数字联姻”关系，传统组织、物理世界将在数字化进程中进化出“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关系”及“智能产出”的新型经济关系，传统经济的智能数字化转型将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并产出新型智能产品，新的经济发展体系将给县域经济带来全方位的机遇和变革［3］。

(二)县域经济统计和核算面临重大调整和冲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品表现形式，创造出了诸如共享经济、共享知识等新型产品、新型消费和新型收益的综合经济形态和数字化产品。而现有宏观统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对具有跨界融合、免费服务、动态创新等特征数字和被数字化提升的产品与活动所带来的增加值进行准确的捕捉和计量［4］，这对我国传统统计、税收和财政管理体系提出新的重大挑战，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体系面临重大调整［5］。而县域在数字技术、数据积累与规范、新产业规模与集聚能力等方面与市域城市或发达区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新型统计与核算体系的完善、实施和推广，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都将面临不利的局面。

二、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生产要素运用不足及固化依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先后交替及转换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发展。但由于不同县域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差异，传统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诸多县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木桶效应”现象。同时许多县域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了“刚性”依赖，这严重束和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资本门槛逐年提高、环保标准日益提高等一系列发展条件的变化，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两难选择。

(二)数据要素发展积累和沉淀不够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要，许多县域先后推动诸如智慧县域、数字县域、数字政府等的建设，除了在物流、交通、基础配套等数字化硬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外，还将线上线下数字化产品市场的触角伸向了偏远的乡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数字化场景进入并深刻影响县域人们的日常生活。县域数字化建设及数字化产品催生了海量的数据，但相比需求相对规范、采集技术成熟、应用场景系统、渠道兼容较好的一、二线及中心城市来说，由于应用需求、采集技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县域内绝大多数的海量数据呈现碎片化、无序化、失联化的特点，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无处可用”的“流浪”状态，规范、有序、标准的数据积累和沉淀明显不够，县域经济智能化发展先天不足。

(三)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系统性不足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以数据流动的智能化来解决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消费端和供给端的高效协同和精准匹配。但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供给端与消费端存在明显的失衡和不匹配:在消费端来说，县域经济范围内拥有较大规模的网购人群和网络零售、快捷便利的快递物流及移动支付体系;但在供给端来说，县域普遍存在全球知名品牌缺乏、精准营销不足、产品定位不准、数据驱动产品不足、数字化制造能力偏低、柔性生产和定制化生产能力供应链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及韧性严重不足。

(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理念与思维“误区”1.认知误区。数字经济要求县域治理进行创新和适应、跨越不同领域技术、传统创新方式等诸多改变和适应，因此普遍存在害怕、惶恐、抵触、轻视的倾向和情绪，对数字经济的本质、趋势、应用等认知不足。2.思维误区。受传统思维惯性和现实情境双重因素影响，出现了一方面轻视数字经济的引领创新作用，而另一方面则认为领数字经济无所不能的两种极端思维。3.实践误区。在推动数字经济过程中，县域政府普遍存在过于追求国际前沿水准、打造大型新型商业生态而普通民众却对发展数字经济“孤陋寡闻”、参与度较低的不对称情境。同时许多县域过于谋求县域范围内全方位的智能发展，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色与差异，缺少问题导向的思维转变。

三、数字经济时展县域经济的途径与方法

(一)解放思想，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与思维创新1.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大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和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要树立人本理念、惠民理念、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所有的智能产业、技术、产品等均要以县域内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扶贫攻坚等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发展大局。2.坚持问题导向。不同县域的发展均有其自身优势和不足，推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面临的痛点和难题，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方法予以解决，谨防“两张皮”现象再现。3.创新县域管理方式。推动县域管理从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向多元包容的管理方式改进，关注用户思维、流量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等，满足并达成县域管理过程中多方的利益需求，实现共赢共享。4.树立全生态思维。在推动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求大求全，要在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转型环境、完善数字化积累等多个方面构建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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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后以接入Internet为标志，数字经济主要以提供内容服务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政府和企业重点实施信息化建设。第二阶段是2003年后以第三代通信技术应用为标志，在商业贸易方面有了广泛的应用，如B2B、B2C，政府建立和应用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三阶段是2013年后以“互联网+”为标志，建立数字中国，数据体现价值，大量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繁荣发展。常州市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按照通过数字技术升级改造实体经济并相互融合发展的方针，常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常州市工业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常州市大数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关于加快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表1），从大数据应用、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方面谋划发展和壮大数字经济。自从我国提出“互联网+”、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之后，国内的专家和学者对数字经济有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众多，呈井喷之势。宁家骏提出传统企业经济在线化、数据化，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方向①。贾奇统计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影响因素，采用平稳性检验与VAR模型、Jo-hanso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得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②。沈运红等通过浙江省的面板数据认为，实证研究数字基础建设、数字化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科研等方面对传统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③。赵涛等研究分析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动因、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④。姚维瀚等从研发投入和大学生占比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显著,应该加大对中等规模民营和三资企业的研发资助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⑤。张红伟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中国数字经济显著强化财政分权，存在区域差异性⑥。专家学者数字经济研究集中在数字经济战略、数字经济与金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个体城市数字经济研究成果比较少。

二、常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不足

常州十四五规划提出“532”发展战略，即五大中轴、三个中心、两个示范区，积聚国际化智造名城的创新爆发力，提升长三角中轴枢纽的综合能级，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是发展关键，数字化可以引领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对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有放大、叠加、倍增效应。2021年9月，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南京排名全国第7位，苏州排名第9位，无锡排名19位，常州排名39位，与南京、苏州、无锡差距明显。常州城市数字经济排名，根据国家统计局、阿里集团等发布的数据，在基础设施、商业、产业、政务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根据表2进行测算赋分，得出常州的数字经济指数，寻找常州与其他城市的差距与问题。从苏南四市来看，南京是省会城市，是国家通信枢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之一，数字经济基础好，数字产业化优势明显，数字经济优势产业包括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等。苏州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方面有优势，体现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领域。无锡努力推动数字产业化，物联网、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其中2020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1432亿，设计、制造、封测占全国11.22%。苏州在数字产业规模领先，南京在数字民生领域领衔，常州在数字经济指标中除了数字基础设施指数相差不明显，其余指数全面落后苏州、南京、无锡，特别是数字产业指数差距明显（图1）。当然，常州在数字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20年常州数字经济规模3549亿元，占常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5.4%，位居所有城市第26位。常州拥有常州飞机制造厂、江苏北斗科技、新誉集团与今创集团等重点企业，在航空装备、卫星应用以及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优势突出。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家，产值同比增长11.3%，占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7.3%。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21家，累计1760家，列全省第四。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48%，64家苏南自主创新优秀企业，其中潜在独角兽企业4家，排名江苏省第三。2019年，常州智能制造装备产值超过1000亿元。2020年常州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40家，潜在独角兽企业9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5%，占比规模工业总产值47.6%（图2）。

三、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包括要素投入产出比、内部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指标。数字经济能用较小的要素投入及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增长，体现发展的有效性和绿色性。数字经济能调整优化经济内部结构，有利于升级供给、需求、产业。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能拉动技术、管理等知识要素创新，提供持久发展增长的动力。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是常州市“十四五”发展的战略定位，常州要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必须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保障

完善提升4G、光纤、5G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快5G网络规模建设，建设一批基础性、关键性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经济支撑能力。推进基础网络升级，优化城乡光纤宽带网络，完成光纤到户改造，推动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和有线、无线、卫星三网融合发展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推动奔牛机场空港、常州站、常州北站、常州南站、金坛站、常州汽车总站等的数字化建设，落“532”战略中的交通中轴目标。推动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保障民生。

（二）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打造高质量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

利用云大物智移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新技术对制造产业进行全方位改造，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提升智能制造服务水平，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常州市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与其他省内地级市有比较优势，行业集中在高端数控机床、智能纺机、机器人、传感器等行业，推进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构建智能制造体系，实现两化深度融合。巩固智能制造装备关键优势产业，打造国际化高质量智造名城。

（三）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培育高质量数字经济产业

合理规划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发挥其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吸引带动力，吸引行业龙头企业，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和数字产业布局。目前，常州高新区已经形成以光伏、新能源汽车、新医药及医疗器械、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两特三新一现代”产业集群。常州科教城培育机器人、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着力构建打造国际合作、科技创新、创业孵化、产教融合的示范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赋能常州高质量发展。

（四）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造，打造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

建立农业综合信息资源、应用和管理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为生态农业、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农产品数字化溯源、脱贫等业务提供统一、权威的数据支撑及应用系统。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在生长环境监测、智能灌溉、测土配方、动物疾病诊断、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互联网”新业态，开展生鲜农产品“合作社（生产基地）+商超”等新型电子商务直供方式，缩短中间环节，线上溯源、线下销售融合运营。打造基于数字技术的冷链物流、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涉农产业一体化发展。另外，还要创新政府管理数字化，打造高效率数字治理典范。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治理转变，再造电子政务服务流程，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水平，建设基础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辅助决策的城市治理。

四、常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

（一）引进人才，保障人力资源

·电子商务·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引进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或团队，对照市政府“新龙城英才计划”，对成功引进总部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军型人才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按“新龙城英才计划”享受政策支持，提供各类保障服务。探索“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鼓励总部企业与在常高等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开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合作办学，培养数字经济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二）拓宽融资，保障资金需求

加大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对数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包括提供贷款贴息、产品和服务创新，探索对数字经济企业知识产权、收费权及大宗商品仓单质押融资，为符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给予更多资金支持。加快数字经济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进上市公司海外投资并购。

（三）优化营商，服务企业发展坚持公平原则，保证各类竞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保护企业物权、股权及其他的数字财产权。强化企业信用评价，健全社会化信用服务，以信用为基础建立长效市场监管机制，分级分类管理。鼓励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提升企业创新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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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下午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要全面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要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习近平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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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改造过程。在生产、管理、运营、营销方面上应用数字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在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国有企业经济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国企管理者需要积极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提升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1.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1.1数字化转型给国有经济带来的机遇

激发国有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消费的效率和形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数字化转型从多方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拉动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拥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很多国家都将数字经济提高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政府部门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能够为国有企业开拓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大的拉动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投资的活跃度，在建设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在研发前沿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于需要投入较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会增加投资的数额，提高资本的流通速度。为国企经济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数字化转型能够突破时空上的限制，使得国际经济交流变得更加密切，加快了经贸往来交易的速度，能有为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

1.2数字化转型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的挑战

跨行业、跨区域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经济背景下，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传统国有企业会面临被替代、被淘汰的经营风险，由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提供比传统国有企业更优的服务和商品，因此对于传统国有企业经济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例如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给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挑战。从现阶段市场经济形式来看，传统实体经济的消费额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信息服务业、咨询行业也处在被替代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中经济融合、跨界业也加快了竞争格局的变化，在传统经济市场背景下企业探索的相关领域也不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较大的发展机遇。例如谷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在无人驾驶、导航、地图开发等领域的研发，也提高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信息传统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国有企业只有通过准确的信息来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对机遇和风险进行合理的把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也对国企辨别。获取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关国企的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会变快，因此国有企业就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身企业的形象。与传统渠道传递信息一点对多点的模式相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播信息具备多维度、多点的特征，因此传播负面信息的速度也较快，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较大的应对能力。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失真、虚假的信息，对判断和分析经济环境的能力起到了负面性的影响，开发互联网环境中涉及到大量复杂的信息，也存在着一些不真实的信息。信息失真、扭曲严重影响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正确性分析，会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发生偏差。延缓了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不能紧紧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

2.数字化转型下国有企业经营的难题

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数字化转型既是对技术进行的更新，也是全方位对经营理念、战略、组织和营运进行的变革，主要是从全局的方面来谋划。现阶段很多国有企业有着比较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但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和战略目标并不是很清晰，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在生产端引入相关信息系统，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来进行综合性的谋划，高层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能达成共识。同时，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一项系统复杂的任务，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人才培养、业务能力建设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新的要求，一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重塑组织和完善相关制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有明确部门之间的权利和职责，激励奖罚制度和考核制度也不够完善。数据资产应用范围不广泛：数字化转型从实际上来看是国有企业对数据资产不断积累、应用的过程，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对数据价值的合理利用、加工。现阶段对数据应用方面，很多一部分国有企业还处在感知阶段，并没有进入到行动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流程的工业数据链；在内部各个业务系统中散落着分布不同数据资源，在过程控制层和底层设备层之间不能进行及时的沟通，引发了“数据孤岛”的问题出现；融合外部数据的能力不高，不能对数据的更新与分布进行全面、及时地感知。目前由于受到数据的质量、规模、种类方面的限制，一部分国有企业应用数据还处在起步阶段，在风险控制、精准营销方面还缺乏广泛的应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从决策性和预测性的分析，不能都会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进行合理的挖掘。缺乏数字核心技术和第三方服务：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也会面临供给数字核心技术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架构设计、咨询和数据运营等任务方面缺乏应该有的承担能力。同时由于市场上的大数据、软件和云计算服务商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也就加大了国有企业选择的难度。明显的数字鸿沟：传统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比较突出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并不具备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对数字化转型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有时会受到资金、人力方面的限制，这就会严重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的建设在功能完整性、行业覆盖面、模型组建系统性等方面还不够先进，在行业内还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

3.国有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转变生产经营管理思维：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要提高员工对数字化的认识，现阶段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认为通过数字技术就能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因此就需要对数字化转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下，技术与人才的合理搭配是比较重要的，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并不能盲目地追求先进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转型就是机器代替人工，而是要综合考虑到人工和机器相互配合，调动起员工在更新产品、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国企管理者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重视消费者体验，培养国企员工社会责任意识，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国企社会形象，带动消费者消费。鼓励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大胆创新的改革理念，并积极吸取员工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国企的生产经营能力：一方面对风险和创新进行正确的衡量。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的交易结构、运作结构和成本结构带来的较大的创新和改变，使得传统国有企业从原来以服务和生产为核心体系向数据和信息为核心体系转变，因此，在转变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风险，国有企业要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衡量。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国有企业决策者应该具备较强应用数字思维的能力，创新性数字化思维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建设高效的数字技术供给体系：国有企业在数值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建设一个数字经济创新平台，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特别是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水平和原创创新技术水平，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究力度。对全球平台和人才资源进行整合，加大与全球科研机构进行紧密合作，推进融合性创新和数字技术原创性研发。制定任务明确、目标清晰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企业设定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不能采用传统的方法，要组织企业员工、管理层和董事会召开座谈会，聘请新兴数字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参与数字技术的研究工作。在选择数字转型路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选择自上而下的局部尝试和顶层规划并行的方法，在发生局部突出的时候，要坚持“客户优先”的基本原则，积极采纳客户提供的合理解决方案。国有企业可以应用联合项目组的方法，来制定出一个统一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强化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面的支持：对政府服务进行优化，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对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进行统筹研究，对土地、人才、金融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力量进行整合，全面推动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在取得财税支持上，需要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统筹，加大对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力度，这样可以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国有企业需要探索成立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基金，推动各级政府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投资子基金；积极落实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惠企政策，确保落地见效。

篇（5）

一、数字经济与信用风险的关系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1.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经济”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996年Don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中出现的；是在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将“数字经济”的提法正式成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及经济社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畴进一步扩大，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是G20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得到了各方广泛认同。数字经济时代，运算速度快，存储量大，也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也会因人类过度依赖技术的发展而给自身安全造成极大的风险。这是数字经济相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真正内涵体现。

2.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不同经济术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当下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体现出主要特征如下。第一，快速迅捷性。数字经济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互联网的发展推进，无线网络、云计算、云储存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推广，使得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各种经济活动信息可以快速地呈现于线上，缩短了距离，节约了时间，加快了速度。第二，强力渗透性。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依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数字经济”OFLiaoningEconomy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有着极高的渗透性，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农业、工业扩张，出现了三大产业之间界限模糊、相互融合的趋势。第三，生产消费直接性。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经营者与消费者在经营循环链条上的位点不同，具有不同层次构造。而网络的发展，使得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从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节省了时间，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第四，经济可持续性。数字经济离不开网络的发展，通过网络，供需双方能方便合理分析市场，发现什么方面短缺，什么方面过剩，什么方面影响生态环境，选择必要的经营方向，合理消耗有形资源，降低加工成本，降低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的整治成本，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信用风险的内涵与特征

1.信用风险的内涵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此概念反映的信用人(受信者)比较广泛，不局限于金融机构借贷中形成的信用人，符合了本文涉及的中小企业的概念范围。企业发展中面临许多风险，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风险就是信用风险，如企业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因市场变化出现产品滞销、因资金周转不灵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等种种原因，导致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信用风险的发生严重一点可能直接会断送企业的发展，是企业发展中不可以忽视的风险。信用风险，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存在，是他们的共性。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存在灵活性、随意性、目标不准确性、规模小无力性、道德偏差性等原因，会加大信用风险。在如今“数字经济”时代，加大信用风险的这些原因还会存在，信用风险亦然潜在。

2.信用风险的基本特征

企业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信用风险是最重要的一种风险，是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投资者首要参考的目标，也是企业交易资金顺畅流转的重要保证。企业信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客观存在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人的思维与行为的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违约即信用风险的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消除。二是实体间的传染性。经济的发展在实体之间具有链条性。实体一方出现信用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下一个或几个实体的经营困难或破产，从而导致信用链条的中断和整个信用秩序的紊乱。三是管理者与信用风险具有相关性。中小企业主要的一个特点是由投资者即所有者自主决策与管理，企业所有者的话语权在日常经营和重大决策中占最重要的地位。这是自主灵活的一面。不利的一面，这种管理方式缺乏必要的制约和规范机制，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信用观念和信用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信用，企业的信用风险与管理者个人素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四是信用风险具有可控性。有经营就必然蕴涵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能消除的，但并不意味信用风险不可控制，该风险可以通过控制降到最低。信用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企业应该去探索研究风险的可控性，为企业后续长久发展规避风险。

(三)数字经济与信用风险的关系

“数字经济”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上，演绎万象。数字经济本身与信用风险不是因果关系，信用风险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存在。而数字经济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在发展中，信用风险依然存在，只是会变因演绎，演绎的手段可能不同、演绎的多少不同而已，就需要法律手段要更新了。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基于中小企业特征分析

篇（6）

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发言一

近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数据的广泛积累和深度应用，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经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而且将成为越来越主流的经济形态。

站在人类工业革命历程来看，我们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两个特征非常突出：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深度融合带来的数字化革命;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代表的绿色革命。推动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以及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将成为创新发展的方向。发展数字经济最关键的动力是创新，创新也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包括4层含义：低碳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引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区块链、碳汇经济、金融科技等带来的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多约束条件、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决策模式;站在第四次产业革命高度的新思维模式、新发展理念。在数字产业的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具有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思维模式和新发展理念。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关键是人，如何更好地培养满足数字经济时代需要的人才是社会对大学提出的新要求。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能够推动数字科学与数字技术突破、进步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也需要推动技术与商业模式融合并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杰出企业家和管理者。在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杰出的科技人才和杰出的管理人才将共同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以在发展数字经济中既要重视数字科学和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也要重视数字管理和数字经济人才的培养。大学应更加具有前瞻性，培养更多满足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

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发言二

数字正在成为激活发展新动能、推动转型升级的新要素。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是牵引，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是腾飞的双翼。

产业数字化不仅是时展与动能转换的需要，还缘于人口结构与就业观念的变化促使企业推进智能制造，“双碳”战略也将推动高耗能行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确调控。得益于制度优势、文化传统与市场空间，我国已诞生出一批数字化代表性企业。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国家“十四五”期间发展数字经济的重中之重。

面对千差万别的行业和需求，如何针对行业特点提供定制化、可运营的解决方案，是产业数字化的关键。作为数字化解决方案领导者，新华三立足“数字大脑”，推出“平台+创新+运营”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在杭州、苏州、上海、武汉等地，打造了智慧园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智慧水利、智慧矿山等一系列行业实践，探索出了传统行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模式。同时，新华三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深化与政产学研各界伙伴的合作，通过技术培训、产教融合等方式，不遗余力地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培养兼具前瞻视野和创新理念的高端数字化人才超过3万人次。未来，新华三将继续携手产业合作伙伴共同前行，为数字经济发展筑云、融数、赋智。

得益于始终将创新作为立身之本，新华三以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探索芯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数字技术的迭代和革新，为建设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全方位的助力。连续10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浙江省前列、连续8年荣列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榜首。

数字经济人才培训发言三

能有这次上台演讲的机会，非常高兴。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曾经历过从学生到社会新鲜人这一个角色转变的过程，都曾有过彷徨、无措甚至迷茫，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又该做什么，适合做什么;

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这同时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阵痛期。我承认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但幸好我能很快的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招商证券，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参加了面试，结果很竟然幸运的就被通知来实习了。

很感谢刘主管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进入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工作。自从上了大学，我就给自己定了毕业从商这样的目标，可是，从商到底是做什么好呢?是招商点燃了我心中的那簇火苗，我想我会在这片招商的土地，用心浇灌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我还记得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说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确立一个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实现它。我觉得他说得很正确，可是，我无法预知未来的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后的会做到什么位置，我只能给自己一个近期的目标，顺利的成为一名招商人，然后扎实自己的知识，有一批自己的顾客。然后能顺利的进入公司的管理层，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教给未来更多的招商人。 每个人只有明晰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才会在未来的征途中，越走越远。

当然我们在树立好目标以后，一方面要学会坚持，要永不放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坚持不努力，一切只能是空谈，另一方面要学会接受失败，我们不可能一次就成功，在成功的路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都是在为最后那百分之一的成功做铺垫。像林肯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的大半生都是伴着失败度过的，然而，他从未气馁，从不放弃，最后他成功了。他成为美国最受人们尊敬的总统之一。

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在自己心中有了目标之后，我们还应该注重平时学习工作的积累，古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选择的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别人优秀的理念、知识，转变成为自己的东西。成功离不开积累!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有说过“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积善成德”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正如邓拓说的，真正所谓成就，就是在前人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没有积累就什麽也谈不上，注重积累，不断积累才能扎下深厚的学问之根。我们要有持之以恒，长期积累的精神，认真对待我们的工作，掌握一技之长，才能立足于社会。

量变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会发生质变，我们的积累知识也一样，有了那些不断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的人生才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有了所谓的“转折”。人生的转折点是自己经过一点点的经历与磨练慢慢寻找的，这事可与而不可求的东西。踏踏实实的做人，一步步的制定目标并为之奋斗，人生的转折点就在某处等着我们。不要总想着要一夜暴富，一步登天，太不现实了。从基层干起，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篇（7）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0阶段：1993-2010年，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2.0阶段：2010-2016年，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以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驱动，表现为“互联网+”;3.0阶段：2016年起，进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云网端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逐步走向万物互联，开始全面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为代表方向。

数字经济3.0将开启数字革命的“收获期”，或将迎来大国较量中为数不多的又一关键分水岭。不过，在3.0阶段，一些显著的问题和挑战仍然值得关注。 中国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当较弱。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

五重挑战

数字经济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涌现出很多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意味着传统的行业格局被打破、新势力崛起。然而，“新”也意味着企业创新仍处于摸索阶段，整个行业发展不成熟，民众数字技能欠缺，政府政策准备不足，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由此而生。

一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难。在互网渗透和互联网企业冲击下，传统企业纷纷开始互联网转型。一部分直接尝试进入互联网行业，但由于基因不同，自身不具备互联网产品经验等多种原因，结果不尽如人意。另一部分传统行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量收购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创业项目，由于不了解互联网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难以把控后续的运营问题，失败概率也较大。

实际上，只有相对少数传统企业将自身业务与互联网实现了良好的结合，同时招揽了有互联网成功经验的专业人士，转型告捷。转型，困难重重;不转型，市场就被互联网企业夺走，在行业中处于下风，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是，平台经济体的监管与治理平衡难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企业为主的利益格局，但作为流量入口的平台经济体的出现，又可能形成新的垄断。

例如，BAT分别以搜索、电商、社交为核心，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收购、入股、战略合作等方式进行布局，广泛渗透到各行业，此时该领域的创新已不再是重点，而是服务于其整体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抑制中小企业创新。另外，网络上虚假信息泛滥、假货泛滥、不良信息传播、在线“黄赌毒”等问题，均离不开平台经济体参与治理。

对于平台经济体，政府既要支持发展又不能完全放任，如何保持政策弹性，在监管与治理中达成相对平衡，打造健康发展生态，对决策者形成极大挑战。

三是，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面临新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期两度爆发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疯狂传播，至少有150个国家受到网络攻击，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行业。

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个人信息贩卖已成为地下黑色产业链，从非法采集到非法出售、购买、转售，再到非法利用，个人隐私面临被非法侵害，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前，备受关注的山东临沂徐玉玉电信诈骗案，即是对个人隐私保护敲响的一次警钟。

四是，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未立。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数据跨境流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4年，全球数据流量增长了45倍，快于国际贸易或资金流动增速。

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还没有达成共识，各国政策不一，对可能涉及到的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研究报告《跨境数据流动：障碍在哪里，代价是什么？》，强烈反对数据本地化;而俄罗斯则明确规定，公民数据只能存于境内服务器。

如何才能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促进数字贸易，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是，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欠缺。与历史上由机械化造成的“机器取代人”相比，此次由智能化引发“机器人取代人”的“破坏力”将更为强大，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岗位也受到波及，就业转换的压力更大，周期也将更长。

这一问题的严峻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尤甚。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对较弱，亟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以适应数字经济对劳动者技能提出的更高要求。

掌全局，抓关键

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中国要抓住3.0阶段发展契机，推动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除扎实推进《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外，还要掌全局，抓关键。

所谓全局，是中国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整体的质变”和“化学反应”，以人为本，用“整体论”思维方式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和布局国家数字化转型，构建和树立三大发展观。

一是树立普惠共创的发展观。帮助更多企业和人“连接”，接入、使用互联网;推动云计算服务普及，扩大“在线”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推进全民数字技能培训，精准扶贫，缩小“数字鸿沟”。

二是，建立科学共享的数据观。把数据、数据驱动的智能化作为企业、社会赋能的基础和工具;促进数据流动和共享，利用好实时在线的鲜活数据，释放数字经济动能;前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消费者隐私，守住安全底线。

三是，构建包容共治的生态观。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组织形态变化和社会影响，探索有效的共治模式;探索与新兴“平台经济体”良性互动的监管关系，处理好新业态与传统业态之间的摩擦;鼓励包容的创新文化，规制不正当竞争;搭建平台促进知识的分享和流动，维护良好的发展生态。

篇（8）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27―04

当代全球化的经济，同时被分解为“金融经济”（Ю.М.奥西波夫认为，在没有货币金本位制和任何介质标准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附属于总债务，即实体经济的信贷能力取决于自我的财力状况。）和“技术经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电子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突破是所有产业和整个人类生活技术化的特殊现象）以及二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依存于货币的高科技。电子经济学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包括网络、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它们通过数字通信、信息与通信技术（ИКТ）来运行并且形成了数字空间、区域空间和全球空间。黑龙江省自然也被包括在其中。

在新经济和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ЭПШП）对接框架下，不仅是俄罗斯与中国，还有更广泛的跨国合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合作的最新合作模式，都要求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社会、文化、经济、货币金融、创新基础设施和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中国也该如此。在当展新范式和独创模式――“新常态”基础上，为实现国际合作和完成相关任务，全世界都在进行充分的准备，中国也制定了超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合作的实施不仅是中国到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和实践活动的复兴，而且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完成对巨大经济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控制任务，以及借助于基础设施、物流、货币金融及其他项目的落实来完成区域生产管理、基础设施、软硬环境、货币金融机构的改革，其中包括在区域经济范围内的数字化、创新化和制度化改革。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统一数字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今后俄中、整体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安全合作历程已经开始了。

一、作为新经济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范围

在当代经济最高形式新经济背景下，什么是数字经济？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代表着什么？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哲学学院院长Ю.М.奥西波夫写道：“计算机与信息非常发达并普及，不仅改变了信息本身的性质（信息被编号卖到网上），更无限地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征服的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确保了高速运算的兼容性，它们还改变了所有的经济生活：从生产、交易、消费到工艺、研发、通讯，囊括了所有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改变了所有的成本和价值。

信息化和技术化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引起新产业和生产、经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新模式的出现。它实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真正征服”，使“经济变得轻盈、灵活、飞速发展”。云计算技术出现了。Ю.М.奥西波夫指出，经济及其背后所有价值的获得都归功于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是独特的集体的电脑）……经济突然从自由中间商集团变为强制性“情报网”，还从竞争一协调大中心区分出结构和可操纵的层次。网络突然成为网络“苍蝇”，或者网络“蜘蛛”，包括在更大甚至巨大的“蜘蛛网群”中。这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网络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所致。

新经济经过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技术革命世界上成立了数字重新调整中心，数字自动化中心，虚拟环境设计中心，创建了快速还原系统。数字经济最鲜明的例子是欧洲阿姆斯特丹桥梁的施工借助于3D技术和机器人的帮助。技术革命被定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就是所谓的“数字化”。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施瓦布教授已经论证了区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依据：一是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速度；二是其影响的范围；三是后果的系统性。数字革命创造了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这一术语是其创造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提出的。其实质在于技术融合，以及消除物理、数字、生物系统之间的界限。这个概念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相关，是基于纳米电子学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后来还出现基于量子技术的第七代技术规范。И.М.图什卡诺夫认为，数字技术不是终点，量子技术将出现来解决主要的“源泉”问题。数学仪器已经为采用叠加原理和产生真正随机性的量子计算机的制造做好实际准备。

数字经济已成为电子信息革命和数字化的产物。经济的数字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根据И.М.图什卡诺夫的建设性意见，数字化只是一个工具，它有助于解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任务（科学发展、教育、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政府调控和经济规划等等），并实现一系列过渡性目标。数字化的宗旨是成为国家工业、农业等行业发展、预算支出透明、经济商反馈等的平台。对于个人而言，数字化应用的便捷性在于，在经济活动中规避中介机构直接获取资源，项目实现集约化（采购、施工）。

在经济生活中，电子信息革命对经济转型的显著影响已有四十余年，导致在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变革。在数字经济中，当增加一些算法时，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化。生产或经济关系变革的特点反映出，在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使用）过程中，信息相较于其他商业和经济活动显得更重要，并会对其产生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子信息革命导致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化，全球机构间的因特网（网络互联）正式联网，严格规定了电信网络的布局和信息的传播。一般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信息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是卫星通信。技术经济使从世界上任何没有有线通讯设施的地方传输信息成为可能，形成了云计算基础架构。事实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开放和发展使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目前，已经有近4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中国这一数据为60%。每天互联网上都会出现新用户。甚至在占全世界20%的贫困家庭中每十个人中就有七个人有手机。

伴随着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出现，当代经济日益虚拟化。事实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理财学以及技术经济不是极限，电子信息革命及其产物――电子和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领域组织和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终试图在机器与机器的关系中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全球的经济部门，如金融、贸易以及工程、农业、建筑、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都被卷入电子数字经济之中。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2010年互联网经济达到2.3万亿美元。牛津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数字经济的规模走低，为204亿美元。

在现代技术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形式上，信息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借助于以下方法和因素给出了经济量化增长的极大可能性：

第一，网上商务平台、电子商务发展、网上商品交易、金融（股票和外汇）市场的无限无界性；

第二，为了获得市场竞争的成功，企业规模缩小，横向管理系统得到开发并出现了虚拟企业（公司）和机构，也被称为“智能企业”；

第三，重复使用同一物质、劳动等资源，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态系统的专业区域集群和企业云基础框架下提供各种服务；

第四，互联网覆盖范围限制经营活动的规模；

第五，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客户端转变为某种“神”，即数字化拜物教信徒；

第六，数字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全面提高，包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第七，最重要的是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数字谷”（在垂直整合系统内大学的基础上）。

但应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的范围。这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理财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它的基础和应用方面被开发，也就是В.Ю.卡塔索诺夫所说的“货币文明”。Т.Н.尤吉娜认为依据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原理其并非是对社会有用的和谐（处于灵魂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的道德经济。

第一，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忽视了伦理和精神道德原则。从这个角度无法评估机器人制造项目。

第二，众所周知，由于无法控制流通和涉嫌洗钱的极大可能性，俄罗斯禁止虚拟货币（比特币）。

第三，产生和加宽数字鸿沟问题。信息垄断权是获取知识租金和高额利润的要素。

第四，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失去个性，增加了经济犯罪的可能性。

因此，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只能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特别是经济哲学、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数学的相互交叉。经济数字化――是区域和全球数字空间形成的客观过程。

二、欧亚经济联盟和俄数字空间的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经济数字化的新问题

2016年3月17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将提案筹备工作制度化，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委员（部长）К.米纳相领导下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

2016年3月25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成员工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К.米纳相和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部长Н.尼基福罗夫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EAOC）数字空间的建立问题。

上述两位部长评价了一体化进程中的数字现代化进程，数字化市场、数字化平台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制度法规。此外，他们还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信息系统的持续运行问题、建立可靠的跨国空间问题，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标准化问题。

K.米纳相强调：“我们必须在选定的公共自动化进程中加快发起协同动作，在试点项目框架内解决技术和监管问题。这将创造出新的一体化效应，欧亚经济联盟的数字空间将迎来新的发展前景。”

俄方强调本国的企业界和科研中心参与对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建立提案的进一步审查研究的必要性。

在俄联邦经济中，新技术旨在推进生产多样化、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新经济获得成功。所以，А.霍瓦特给俄联邦的新经济如下评价：“俄罗斯第一大搜索引擎（Яндекс）、卡斯佩尔斯基在线出租车服务（Т.Н.尤吉娜补充：如优步打车软件等）只是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的几个例子。此外，俄罗斯是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重要的是政府层面的工作：‘创新技术被运用到公共服务中，公开的数据系统得到发展，创建了电子政务系统。”’A.霍瓦特指出：“利用信息技术，产权登记期限缩短为10天”，这个成功的例子使俄罗斯在“做生意”（Do-ing Business）指标排名中被评定为第八位。

三、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背景下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统一的数字空间建立与发展的制度进程

2015年5月18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上，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新现实、新机遇、意向性合作和财务机制”，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部长K.米纳相定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方式，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数字化和对接问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俄罗斯工商会和巴基斯坦工商会以及俄罗斯商会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

K.米纳相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地理上相连，更是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周边国家建立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组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时都是两个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而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在寻求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K.米纳相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前景广阔。更何况成为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将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伙伴讨论商业经营规程，联盟平台还会考虑到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框架内的责任义务。因此，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谈判的参与者。而且这与联盟的许多目标是相吻合的：修建更有效的基础设施、发展交通运输业、投资合作、贸易和服务便利化、简化海关程序、协调技术监管规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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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数字经济辐射下，加拿大政府也高度重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计算机的普及率。加拿大在1995-2005年内耗资7.5亿加元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遍布全国。在电子商务的应用和推广方面，加拿大政府专门成立电子商务委员会，负责协调电子商务试点、法律框架筹备等事务，以便尽快健全全国的网络经济秩序。另外，加拿大还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之便，开展与美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广泛合作，使得其在网络经济的各个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二、欧洲经济板块：追赶数字经济

在北美经济板块的带动下，欧洲各国普遍意识到，把握住数字网络带来的种种机遇，发展数字经济，是提高欧洲经济竞争力的必由之路。1999年，欧盟提出并实施“E-Europe”计划，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2003年，为了保障数字经济的安全交易，欧委会通过建立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机构，集中负责收集有关计算机犯罪、黑客袭击和其他网上事故的数据，并协调欧盟成员国致力于网络更加安全，进一步保护“欧洲数字经济安全”和信息社会发展。欧洲数字经济出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欧洲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了各有特色的扶植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英国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2000年初英国政府先后提出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有关文件和议案，并且公开招聘“数字经济特使”，以期望“英国能形成世界上最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环境”。法国成立了新的法国电子商务与数据交换联合会，成员主要是电信部门、生产厂家、技术提供者和网络提供商，旨在通过影响信息技术的使用者、网络提供者、技术提供者、政府实体和科研机构，促进电子商务的应用和网上专有技术、网上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德国政府提出了“全体上网”的10点赶超计划，这个计划强调“利用互联网如同学会读书写字一样重要”，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与互联网实现联网；全部公共图书馆都要实现联网；各地劳动局都要举办“互联网驾驶证”培训班，给失业者开办使用互联网的知识普及课。

三、东亚经济板块：赶乘数字经济列车

东亚金融危机以前，东亚经济板块是世界上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为重振亚洲金融风暴后一度衰退的东亚经济，东亚国家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到以宽带和游戏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新领域，促进了东亚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

东亚各国依据国情，制定相关数字产业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日本成立电子商务促进委员会积极推动网上授权认证和电子货币支付的开展，把信息技术和产业作为21世纪新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干线网络的基础设施，飞跃性地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韩国实施“网络化韩国21世纪”计划，推动“全民信息化”，把扶持数字内容产业特别是游戏行业当成了振兴经济的国策之一，专门成立了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委员会，宣布确立“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基本计划”。目前，韩国的数字内容产业已经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成为韩国的第一大产业。新加坡政府成立国家电子商务行动委员会，专事鼓励、推动和协调新加坡各行业发展电子商务，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相关标准的制定，领导创建新的万维网服务国际标准。

四、全球数字经济浪潮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经济潮流，并对世界以及各国宏观经济及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已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构成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这种挑战变得更加现实。目前，我国面临双重的转型任务：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同时还要转向知识社会。如何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迎接数字经济的挑战，已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1、加快我国企业信息化步伐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显示，企业信息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我国企业信息化的程度还处在相当低水平。从企业信息化管理方面看，在15000家左右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10%左右的企业基本上实现了企业信息化，有70%左右的企业拥有一定的信息手段或着手向实现企业信息化的方向努力，有20%的企业只有少量的计算机，并且还继续停留在文字处理、财务与人事管理等基本信息处理方面。尽管不少企业也拥有局域网或使用因特网，但企业间业务联系仍主要依靠传统的电话、传真和邮件，没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所带来的便利性；从企业信息化制造方面看，我国制造业虽名列世界第4位，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人均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26。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低，产业主体技术依靠国外，新产品开发周期是国外的几十倍。因此，我国大量传统产业急需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自动化、信息化。

2．提高电子商务安全性和自主创新能力

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表明，电子商务对推动世界经济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近几年才得到迅速发展。截止到2004年，全国零售网站为2219家，占电子商务网站数量的比例高达49.5%。200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6800亿元人民币。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市场数字化刚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多方面问题。一是安全认证、在线支付、现代物流、信用、标准规范等电子商务支撑环境薄弱；二是创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电子商务技术装备和软件不能完全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三是缺乏配套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影响电子商务的普及应用。因此，今后的重点应当是提高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的安全认证、在线支付以及建设配套的自主技术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3．培育数字内容产业的市场环境

东亚各国通过发展数字内容产业赶乘数字经济的成功经验表明，数字内容产业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能够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是现代化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年的报告中，欧盟2000年12月实施e-Content（电子内容）计划以来，欧洲的数字内容产业规模已经达到4330亿欧元，相当于3万多亿人民币，超过了通信业的2540亿欧元和IT制造业的2120亿欧元，占GDP的5%，并且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25%，远远高于其他领域。2002年，美国信息内容产业的规模已达到8850亿美元，日本内容产业的销售规模达1000亿美元，更是汽车业的一半。目前，全球数字内容产业市场规模年增长率达到33.8%，未来5年，数字内容将是全球瞩目的新兴产业。当前，我国具备了发展数字内容产业基本条件，高增长需求、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初步支撑、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信息化开始重视信息内容开发利用等因素都有利于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但同数字经济发达国家比较还相当落后。比如在游戏产业，全球游戏市场已被欧、美、日瓜分，美国以游戏销售额112亿美元居榜首（NDPFunworld公司），欧洲以60亿美元居第二（欧盟GerhardFlorin公司），日本以4462亿日元居第三（日本CESA协会），三者占据全球游戏90%的市场，而我国同期游戏市场规模为仅13.2亿元人民币。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新民认为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缓慢主要受到市场化基础较差、产业链生态环境尚未形成、互连网环境下的商业模式不成熟和政策面支持不力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我国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从政策措施上明确鼓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并培育合适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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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4.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中,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促使全球迅速迈向信息社会。城市作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数字城市概念的提出,就是人们在信息时代认识和把握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的崭新探索。数字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关注，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的崭新探索，使人们越来越多的探求数字城市和城市持续性发展的相互关系。

1 数字城市与城市持续性发展

1. 1 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作为数字地球在城市区域的具体化和扩展,现已成为各国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关于数字城市的研究,国内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尚处在探索阶段。数字城市源于数字地球的战略构想。自从1998 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以来。在国内“, 数字北京”、 “数字武汉”、“数字辽宁”等发展计划也纷纷出台。到2002 年,我国668 个城市中已有120 个建立了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并有40个大中城市启动了数字城市的规划建设工作，根据我国学术界的综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数字城市的内涵应该是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数字化工程、城市3S 应用和城市整体信息化的有机综合,最终形成智能、敏捷的城市数字神经系统

运用数字地球的关键技术,如数据挖掘、知识提取和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城市中广泛的、多源的空间信息的有效集成和管理。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社区、数字家庭等子系统,其实质是城市的数字化、信息化和虚拟化。数字城市提供给公众和企业的将不仅是虚拟的用户界面,以实现所谓的“数字生存”,更重要的是它将辅助政府制定城市管理的综合决策,如城市规划,市政运作,社区管理和紧急事故响应等,实现城市的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数字城市的框架基础含三项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宽带网络、计算机服务系统和网络交换系统;二是数据,特别是空间数据。因为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信息有80 %与空间数据有关。海量数据是数字城市运行的基本元素,离开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就成为虚有其表的空架子;三是人,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建设高度发达的城市数字神经系统和数字文明,将从根本上变革城市的生活、工作和交流方式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推动社会进步。

1.2 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城市能源的利用效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生态质量,其核心是协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其中,社会发展是目的,经济发展是基础,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可持续发展在城市框架下加以讨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从资源角度看,是一个城市不断追求其内在的自然潜力得以实现的过程,从而达到资源的保护、再生和开发的平衡;从环境角度看,强调利用环境生态规律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可持续发展追求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实现社会各地区、各阶层的环境资源共享,社会发展以富有生机、稳定和公平为标志,从而减少贫困和犯罪等。《21 世纪议程》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目标是:改善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和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中国21 世纪议程》也提出我国可持续发展城市目标,即建设成规划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大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的快速和持续增长,提高了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使城市发展走向良性循环。

2 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

数字城市指的是信息化城市,是现实城市的虚拟对照体,是对实体城市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它具有城市地理、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的功能。可持续发展对应的是现实世界,尤其是人类居住的实体城市。如何解决城市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数字城市的建立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两个领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通过实体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2. 1 数字城市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动力

数字城市建设是遥感、计算机、空间技术、通信等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体现了当今最先进的生产力,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动力。数字城市正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等新的经济模式在城市的具体体现,数字城市运用高科技手段,实现城市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虚拟化。数字城市可以通过仿真技术和预测模型较准确地预测城市的未来发展。由于城市地域的广阔性和城市发展的不可重复性,许多不可能实际进行的发展实验,可以在数字城市的虚拟实验室中,通过仿真技术和虚拟模型来完成。例如城市经济发展仿真模型、城市社会发展仿真模型、城市生态环境虚拟模型、城市设计虚拟模型等等。在数字城市的各种信息系统中,本身就包含了决策支持系统。数字城市的决策模型可以在众多的决策方案中,选择实现城市决策的最优化。

2. 2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坚实基础

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最基础的支持。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城市就会陷于停滞状态,从而使数字城市建设失去实体基础和动力来源。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将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资源保障。首先,城市丰富的智力资源和技术力量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强大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持。目前,我国推行数字城市战略的不少中心城市,相继开展的“人才高地”建设,就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其次,数字城市战略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只有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方可顺利实施,一个没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城市是不可能支撑数字城市的建设的。再次,高度文明、稳定、进步的社会,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美化的城市,是数字城市建立和健康运行的环境基础。

3 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可变性

3. 1 城市发展的部分旧有动力失效,可引发可持续发展危机

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其管理模式,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中,这些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工业社会“规模即实力”的论断在信息时代变得不那么准确,一些曾在城市发展中起过支撑作用的大型企业,由于不能实现信息化转型而丧失竞争力,一些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也会因为落后于信息化的时代步伐而陷于边缘化状态。这种“信息差距”现象导致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表现为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明显冲击。这种冲击对目前仍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严重。由于城市经济从规模经济向速度经济转化,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化,城市人口的显形失业和隐形失业都会相对上升,部分产业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从而导致社会的“信息贫困”现象。动摇社会的稳定,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由“信息差距”和“信息贫困”造成的“信息化鸿沟”,将进一步扩大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富人和穷人的现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发展失衡,从而广泛影响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3. 2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停滞将导致数字城市建设丧失根基

数字城市作为人类城市的崭新形态,它本身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因此,它不可能脱离城市实体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一个毫无生机的城市是不可能建成所谓数字城市的,一个生态灾难严重的城市即使实现了数字化,对于人类来说也毫无意义。如果数字城市的盲目建设导致对城市社会的严重冲击,造成所谓断裂性发展,从而中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过程,这将是数字城市的最大悲剧。所以,是推动还是阻滞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就成为衡量数字城市建设的一个根本标准。离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数字城市建设就失去了实际依托,丧失了根基,成为真正的“数字泡沫”,毫无现实意义。

4 结束语

数字城市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其强大的影响力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前景。它将积极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也会带来一些冲击和负面影响。克服这些冲击,将开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完善数字城市的研究工作和建设工作。在我国,数字城市刚刚起步,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会有很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数字城市是时代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我只是对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肤浅分析,更深入系统的研究需要大家的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