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原则篇（1）

[论文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职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是利益产生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另外金融市场的多变性、自发性等特点也决定了金融市场必须要有法律和制度的监管，才能确保金融活动的稳定进行。因此，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体系中占有基础的重要地位。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 And 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金融监管原则篇（2）

〔中图分类号〕D9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068-04

一、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出发点

近年来关注金融法基本原则的文献有一些，但专门研究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的却较少。个别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①还往往混淆了基本原则与法律价值的界限，以致将金融监管法所欲追求的目标视为金融监管行为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这显示了相关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定义，所谓原则，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据此可以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实践运作全过程之中，作为金融监管具体法律规范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原理。构成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看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第一，效果上具有普遍性。即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全部实践过程，能够指导金融监管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等各个方面。第二，形式上具有抽象性。即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不具备作为金融监管法律规则必备的三个要素，它往往只指出法律对于金融监管行为的倾向性要求，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质使得法律原则比规则更具有稳定性，适用的范围更为广泛。第三，内容上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说，能够反映金融监管法作为一类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近的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质。因此，基本原则必须能够针对金融监管介入市场的范围、方式以及自我监督等等问题的解决提出一般性的准则或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对基本原则构成要素的探讨以及前文有关金融监管法的理论及实践的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有两项，即适度监管原则和正当监管原则。

二、适度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法是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全面确立的。它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之后再未发生如30年代那样的金融危机。但是，随着国家持续强化其监管活动，金融体系陷入一个全面、深入、过度的监管法律体系之中，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的交易价格、业务范围、资本流动等各个方面无不受到法律的压制，导致金融业竞争效率和创新活力的大幅降低。这种状况违背了金融体系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也引起了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深度思考，从而导致“适度监管”理论和政策的出台，并逐渐成为当前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主导性思想和基本规则。

适度监管原则是体现当代金融监管法本质要求的原则。法律规范金融监管行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认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则，借以判断金融活动中的哪些范围需要政府监管，哪些范围根本不需要政府监管。根据对既往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来看，金融监管法所要确认的监管行为，既不是要回到20世纪之前仅仅倡导自由竞争的时代，也绝非要恢复已经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全面、深入、过度的介入，相反，在全球化时代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只能是一种在充分尊重私权基础之上的范围有限的公共机制，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属于市场的自由调节。当代金融监管法亦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建构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理论框架，因而将适度监管作为基本原则，凸显了金融监管法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

所谓适度监管，是指国家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金融活动进行一种有限但又有效的监管。它又包含着两项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内涵。

（一）有限监管

适度监管原则内蕴着监管制度在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的补充性、有限性。因此，确立适度监管的原则，必然要求坚持“有限监管”，即金融监管行为的授权与行使，应当体现个人自治优先、市场优先、自律优先的基本规则。析言之，凡是参与金融市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乃至专业的金融机构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如银行业协会）和市场组织者（如证券交易所）能够自律管理的金融活动，法律一般不设定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原则篇（3）

【正文】

   

引言

近几年来，国外关于提升监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及相关讨论中，在如何重塑监管制度的大框架下还包含了一个关于监管方式[1]的广泛讨论，即“风险性监管”（risk- based regulation）、[2]“原则性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简称pbr）与“规则性监管”（rules- based regulation）。[3]原则性监管最初在会计准则、税务、公司治理领域引起关注，目前在金融监管领域，原则性监管问题已被很多国家的监管机构提上议程，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简称fsa）近年来明确倡导“更多的原则性监管”，并在其“公平待客计划”中实践原则性监管的方式；[4]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2007年在“资本市场竞争力”会议上提出美国应考虑采取原则性监管，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表示要迈向风险性和原则性监管，[5]因此尽管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根据其《证券法》仍实施规则性监管，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则已根据《商品交易法》运用了原则性监管的方法来监管交易所、结算组织和中介机构；[6]日本金融厅也于2007年提出“建立更优监管环境”的四个支柱之一即“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的最优结合”；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也在酝酿着原则性监管作为监管方式的争论与变革动向。

纵观当前国内的有关研究，金融危机促使各界对金融法治状况予以了深刻反思，在诸多议题中鲜有针对原则性监管的讨论，有限的讨论或将其作为“监管模式的新发展”[7]或是“监管理念的最新演进”[8]进行引进介绍和分析，做了有益的学术铺垫，但是研究仍有深入拓展的空间。当今世界金融发达国家，缘何相继将此问题提上实践议程，确值得警醒与理会。由此，即便当下的中国尚未感受金融监管之变的迫切性，然而把握当今世界金融监管发展的脉搏，深入拓展相关问题的研究空间，不啻是一种有益的未雨绸缪。与此同时还应意识到，基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实践，中国已经吸收与借鉴了域外的大量经验，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事与愿违”。“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正如本文所探讨的原则性监管也并非完美，因此在“借鉴”时要格外谨慎，选择与我国制度土壤相契合的良性“制度基因”进行培育和发展，以提升我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一、原则性监管的含义

援引fsa官方的表述，“原则性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以结果为导向，以高位阶的规则用于实现监管者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并较少的依赖于具体的规则。通过修订监管手册以及其他相关文件，持续进行原则和规则间的不断平衡……我们关注作为监管者所希望实现的更清晰的结果，而由金融机构的高管更多的来决定如何实现这些结果。”[9]日本金融厅在陈述金融服务业原则的文件中指出：“……这些原则是一系列行为的关键准则，或者是作为法律或规章等法定规则基础的一般行为规则，并应当被金融机构在从事业务活动中以及金融厅在实施监管活动的时候所遵守…… 原则性监管是一个符合上述原则的监管的框架，它着重强调金融机构自发改进其业务管理活动的努力……原则性监管方法目的在于鼓励市场主体的自愿努力、同时确保其管理自由是建立关键原则之上的，并且这些原则应当是可被观察到的……”。[10]原则性监管是监管方式的一种复杂形式，它可以是形式上的（仅体现在立法层面）、实质上的（仅体现在解释监管规范、监管执法或监管对象内控体系等层面），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从上述两国监管机构对原则性监管的理解来看，原则性监管的内涵包含着共性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原则不同于具体的规则，是具有一般性的准则[11]

关于原则和规则的区分法理学界有很多的研究，通常认为原则具有模糊性、抽象性，并体现了一定的价值维度，其例外不可以完全列举，而适用是通过裁判者裁量；相对而言，规则是确定的、具体的，不具有价值维度，其例外可以完全列举，并由裁判者直接适用规则，“要么完全有效、要么完全无效”。[12]以交通限速为例，规则规定“时速不得超过xx公里”，即事先明确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允许的，执法者只需确认事实上车速是不是超过xx公里即可；而原则体系下规定“在任何情况应合理、谨慎的驾驶”，则执法者必须先判断“合理、谨慎”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是指什么，进而判断某个驾驶者是否符合这些要求。原则和规则存在着理论上的优缺点，规则通常更加具体、明确，对于特定情况的适用通常是严格的，甚至是僵化的，因此容易被博弈和钻空子；而原则更加灵活，对特定情形更加敏感，且适用上可能更加公平，但是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存在解释上的困难，可能导致监管者享有过大随意性。

原则性监管意味着不是通过具体、详细的规则，而是更多依赖于高位阶的、概括性描述的监管规范（也表现为一种规则）来确立监管对象在商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标准。julia black教授在总结 fsa所秉承的原则的特点时指出：原则（1）具有高度概括性，是全局性、总体性要求，能够被灵活应用于快速变化的行业； （2）包含一些定性的而非定量的用语：通常使用具有价值判断性的用语 （如公平、合理、适当），而不是有明确标准的规则（如“在两个工作日内、营业额两千万”）； （3） 目的性的，表达的是规则背后的原因（4）对于不同的情况具有普遍的、广泛的适用性； （5）这些原则大部分是行为性准则，例如要求被授权机构或被授权人进行商业活动时做到诚信、勤勉、合理注意，公平待客以及防止利益冲突； （6）违反一项原则必须包含过错，例如在fsa的监管手册中，判断某个行为是否违反了某项原则， fsa应当负责证明该机构在某些方面具有过错； （7）违反原则可以被公的（而不是私的）监管执法措施所制裁。尽管根据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第150条的规定，原则自身不能引起私权的行使，[13]但fsa的《监管手册》中有些规则可以引起第150条的法定权利的行使，而监管手册中的这些规范可以是高位阶的、目的性的，并难以区别于“原则”条款。应当指出，原则性监管并不必然要求以原则作为采取监管措施的直接依据，但是，英国的fsa近期更倾向于以原则直接作为采取强制执法措施的基础。[14]

原则的优势在于其与监管规范目的（即监管目标）的高度一致，可以减少监管制度中具体规则的复杂程度，较之需要不断修订的具体规则而言，原则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原则一方面通过给予监管者及监管对象就如何实现合规以灵活性，从而有利于市场发展及产品、服务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能够增进监管制度对市场创新与发展的回应程度，减少监管对象规避监管制度的空间，并通过对违规行为的严厉处罚，促进监管对象行为的实质合规性。

（二）原则性监管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

原则性监管是以结果为导向，而非过程为导向的监管。2006年fsa负责零售政策的董事即表示，更多原则性监管意味着fsa的重点从监督金融机构业务实施的过程，转向监管者期望金融机构所达成的结果。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北岩银行的倒闭致英国监管当局被指监管不力，“监管者过去过于关注实施过程的监管，而缺乏对银行经营策略可能的结果进行监管”，[15]英国fsa首席执行官hector sants近来也反复强调：“我们监管理念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提出的原则本身，而是在于衡量我们所监管机构和个人的行为结果，考虑到这一理念，更好的理解可能是‘以结果为重点的监管’”。[16]

结果导向的监管和过程导向的监管是相对的概念。前者在监管目标和监管要求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衡量的是金融机构实现监管目标的表现。由于与监管者相比，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能够在其经营活动中更好的安排实现既定监管目标的程序和措施，所以监管者不是把重点放在界定金融机构所必须采用的程序和措施上，而是抽离过程，界定其要求金融机构实现的结果，并由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中自主决定实现所预设监管结果的有效途径，这样有助于更有效地整合利用监管资源和金融行业自身的资源。而过程导向的监管主要是衡量监管对象是否符合具体的程序要求，这些程序是由监管者在不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所预设的，监管目标并不能够被程序本身所诠释，而且易使市场参与者“虚假合规”。[17]规则性监管可以是结果导向的或过程导向的，但是原则性监管则更强调的是以结果为中心，关注监管目标能否在实质上得以实现。当然，如何清晰的界定监管目标、建立合理的结果评估标准以及准确衡量监管对象的表现，对监管者而言是个挑战，结果导向的监管并不等于有效的、适当的监管。如同过程导向的监管一样，结果导向监管可能是不区分大型和中小金融机构而一体适用的，因而对于那些不具备同等资源的小型金融机构可能构成负担。

（三）原则性监管强调监管对象的主动参与，并以其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

原则性监管以结果为中心则必然要求以监管对象的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在监管过程中引入监管对象的管理层，并加重管理层的义务和责任。原则性监管将如何实现监管目标的决定权的重心由监管者转移至监管对象（将解释和适用原则的责任转移），监管者不再详述监管对象的商业经营活动应当如何进行，而是要求由监管对象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自主决定如何实现监管目标。例如，监管对象应自行建立和优化其内部合规程序、风险评估政策以及培训政策等并实施（当然监管对象的这些政策、程序中也可能包含有具体监管规则所要求的要素）。“监管者关注的是向监管对象提供实现社会所期望目标的激励。”[18]以内部管理为基础的原则性监管，对监管对象的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要求其风险合规部门承担更积极的角色，使监管对象的自身资源更多的从“事后应对”转向“前端介入”。监管对象的内控体系有助于实现监管目标和商业价值判断的对接，促进整体社会目标和机构个体目标的融合。但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以监管对象管理活动为基础的监管可能给小型金融机构带来高额的成本，要求其实施复杂的合规机制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能超过了其作为个体的小型金融机构给市场和金融消费者带来的风险，因此应当考虑区别对待。

二、国外原则性监管的实践———以英、日两国为例

目前在英国、美国[19]、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日本等都有原则性监管的实践，本文仅选取有代表性的英国和日本进行介绍和比较。

（一）英国fsa———“更多原则性监管”

英国被认为是金融监管领域内原则性监管的代表。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于 1997年成立的fsa[20]作为英国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者，应当实现四个法定的监管目标即：维护市场信心、增进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恰当的消费者保护、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监管者应当遵循的6项“良性监管的原则”。[21]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fsa采用的监管方法是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的融合，但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运用原则，即更多的原则性监管。

2001年fsa在其监管手册中列举了11项监管对象应当遵循的“商业原则”（business princi- ples），这些原则一方面是概括性的规定了金融机构的主要义务，另一方面也作为fas《监管手册》中其他规则和指引所应当遵循的内容。

2005年fsa发起了“更优监管行动计划”，该计划通过在特定领域内实施更多严格的原则性监管，以降低监管成本，最大化监管收益，实现更优监管结果。fsa就《监管手册》的内容进行了评估，对其中不必要的、妨碍监管目标实现的、成本收益不匹配的以及不利于加强金融机构高管层责任的规则进行了删除或修改，例如将原本长达57页的与反洗钱相关的具体规则简化成只有2页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原则（并以行业协会指导为辅助补充），并强化高管层相应的责任；再如，删除小机构必须有外部审计的要求及对批发性金融机构有关培训的一些要求等。

2007年4月fsa文件《原则性监管：关注重要结果》，[22]再次提出向更多原则性监管迈进， 宣布将继续评估并简化其监管手册中的规则，如果可能将终止监管手册中那些具体的、过程导向性规则，更多依赖于高位阶的、结果导向的原则和规则。对监管对象而言实施更多原则性监管，不仅意味着其可以更加灵活开展业务和进行业务创新，但同时也意味着监管的更多不确定性。因此fsa 为了提高原则性监管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一方面更多的通过实例、规则、正式指引以及行业协会的非正式指引等，促使监管对象更准确的理解监管者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另一方面不断丰富与完善监管结果的衡量指标（及相关的辅助指标），更清晰的界定与其法定监管目标相一致的监管结果。例如， fsa在该文件中就其2003年所提出的金融监管三大战略目标进行了9个结果指标的细化。[23]

更为典型的实例是， fsa于2006年7月提出的公平待客计划（treating customers fairly initiative, 简称tcf），[24]它是fsa更多原则性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fsa为了切实改变金融机构对待消费者的方式，设定了6项监管结果指标，并由金融机构根据其自身的业务经营情况自由决定如何实现公平待客的结果指标，以此取代由监管者制定详尽的规则和程序。这些结果指标包括：金融机构将公平待客作为企业文化核心，令消费者充满信心；在零售市场推广、销售产品和服务均须因应特定消费者群体的需要而设计，并以该等消费者为指定的销售对象；在销售之前、期间及之后，均适当地为消费者提供清晰明确的资料；如向消费者提供意见，因应消费者的个人情况提供适合的意见；产品的表现符合金融机构引导消费者作出的期望，而相关服务不但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而且更符合消费者被引导作出的期望；金融机构不会在销售过程结束后以不合理的措施阻碍消费者更换产品、变更服务提供者、提出索偿或进行投诉。公平待客方案实施后，金融机构须证明其已经贯彻上述落实公平待客原则，并要为此制定适当的经营管理程序，并由fsa来评估业界的实际表现。[25]

（二）日本金融厅———“规则性监管与原则性监管方法的结合”

为了加强日本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促使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日本金融厅于2007 年提出“更优监管”方案，并提出实现更优监管的四个支柱即：规则性和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的最优结合；及时发现重要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金融机构的自愿努力并加强对其的激励；增强监管活动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全球范围内掀起强化规则性监管的浪潮，但日本监管当局则表示在实施金融危机应对措施时要不断推进更优监管。日本金融厅希望通过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的最优结合来优化整个监管框架的有效性。在某些领域规则性监管方法比原则性监管方法更有效，反之亦然。规则性监管可能更适合于对大量的不特定金融机构使用共同的规则的情形，而原则性监管更适用于鼓励某些特定的金融机构去改善其管控系统，两种方法能够以互补的方式发挥作用。例如，对于金融创新，现有的规则难以预见和涵盖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而原则性规定能够弥补规则的空白；此外，监管者使用规则进行监管的同时基于原则做出的合理判断，将有助于确保监管结果的实质公正。日本金融厅经过与业内主要金融机构代表广泛的讨论后，已形成了14项“关键原则”以及39 条关键原则的分解。

日本金融厅认为，就原则达成广泛共识，一方面可以使金融消费者事先能够对金融机构的行为及其所提供金融服务的质量有所预期，因此在购买金融服务的时候具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即使在没有可适用的书面规则或对现有规则的解释可能不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也能明确知道其应当如何提供金融服务；第三，金融厅在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中，解释和适用规则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其是否遵守原则所描述的基本理念，以确保取得及时而且准确的监管效果；最后，在对现行规则例如法律、法规进行检讨时，应在符合原则要求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和明细规则，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和监管环境，而不会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的自由竞争。

（三）比较分析

1.两国原则性监管实践之共性。

第一，从原则性监管提出的背景来看，随着资本跨国流动的加剧，提升本国金融服务市场的竞争力，跻身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在推进本国金融市场改革中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原则性监管的提出，正是各监管当局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提升本国金融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策略之一。

第二，英国fsa和日本金融厅均为对国内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的全能型金融监管机构，同时拥有金融监管执法权和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权（二级立法权），这种统一监管体制为推行原则性监管提供了组织基础，能够减少多头监管体制下，多个监管主体在原则提出、解释以及执行上的矛盾和不确定性，防止国内不同监管机构以推行原则性监管为借口而展开监管机构相互之间的“逐低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第三，两国原则性监管中的“原则”具有相似性，这些原则是金融机构开展商业活动的关键准则，或者是作为法律或规章等法定的一般行为规则，金融机构在从事业务活动及金融监管当局在实施监管活动时候均应当予以遵守。从原则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和内控的一般准则（诚信、必要的技能、勤勉、审慎、内部管理和控制、市场行为等内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公平待客、与客户沟通、防止利益冲突、保护客户资产等内容）以及与监管者关系三个方面，其核心思想均重视诚实信用精神、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公正公平公开，并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为最终依归。同时，两国监管当局均认为，原则性监管着重强调金融机构自发改进其业务管理活动的努力，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应考虑每个金融机构所从事业务和规模等不同特点。

2.两国原则性监管细分之差别。

第一，尽管两国均强调了原则性监管不是以原则取代规则，而是二者的平衡协调，但是在规则与原则性监管两种监管方法平衡点的选择上，英国fsa更倾向于提升原则的在监管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即“实施更多的原则性监管”，而日本金融厅则是模糊的表达为要致力于二者的最优结合。 “日本将继续在与原则而非规则更兼容的领域内实施以原则为本的监管，同时在金融危机中被认为需要更严格规则的领域内采取适当的行动。重要的是继续保持规则和原则之间恰当的平衡，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各国金融服务业现状以及监管环境的不同，而且这种最优的平衡也是不断变化的。”[26]

上述差异的存在与两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史和隐含的监管哲学密不可分。英国监管当局对原则性监管的偏好根源于其长期以来的自律监管传统。英国证券市场大多数监管始于自律监管，“英国传统的金融架构很大程度上是不透明并以自由裁量为基础的”，[27]但是随着市场条件的快速变化， 自律性监管的弊端也逐步暴露。2000年《金融改革服务与市场法》的通过、fsa的成立以及各种监管规则的出台，表层上扭转了其过度依赖自律监管的监管模式，但是深层次的监管理念是不会轻易动摇的。英国的金融监管哲学认为：“尽可能通过市场解决，监管干预只存在于市场不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市场解决穷尽时主动监管才是可预期的），并且干预的收益应当高于成本。”[28]英国监管当局对“更多原则性监管”的偏好，其另一个侧面正是对于《监管手册》等具体规则的过度膨胀的警惕，是对监管者宽泛权力和监管干预过度的担忧，是其“轻触型（light-touch）”监管哲学的必然逻辑，是其崇尚效率的监管文化的体现。与之相对应的是，回溯日本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的变革历史，恰是一个从紧到松的过程，即从“强政府行政干预”[29]到“放松管制、加速金融自由化、增强市场约束机制”，同时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的规范化、法制化。这种变革逻辑反映在监管方式上，呈现出的是在规则和原则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第二，英国fsa认为原则本身可以作为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处罚的依据。尽管fsa过去希望让业界相信仅仅以原则为依据而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是极为个别的，但近来fsa则倾向于更多的直接依赖原则本身采取监管措施。“尽管fsa总是澄清原则可能被用于没有规则和指引的情形，通过监管手册的其他条款扩大原则的适用是监管手册模式的一部分……但近来fsa不再认为仅仅依原则而采取监管措施只是例外情况”。[30]例如， 2005年fsa以花旗集团所进行的欧洲政府债券交易违反“商业原则”的第2条（开展商业活动应具备适当技能，并审慎和勤勉）以及第3条（公司应采取合理的注意，负责任的、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并建立完善有效的风控体系）为由，对其处以1390万英镑的巨额罚款。[31]2006年末， fsa对一家不适当销售支付保障保险（ppi）的金融机构以违反fsa商业原则的第2、3、6条（应对客户利益合理注意并公平对待客户）为由施以罚款 27万英镑的处罚；[32]2009年1月fsa对aon limited以违反原则第3条作出罚款525万英镑的罚款， 6月对隐瞒犯罪记录的保险经纪人和经纪公司以违反原则第1、4条，做出市场禁入的处罚。[33]事实上，在2007年-2008年度有近44%的监管措施是仅根据金融机构违反原则而作出的。

但是日本金融厅认为，即使当某个金融机构没有完全遵守原则并且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进行改进时，如果没有相应的成文法规范为基础，监管机构不能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但同时日本金融厅根据其与金融业界就原则所达成的一致，部分修改了其“金融领域行政处罚行为”，明确将金融机构基于“原则”所做出的努力，作为行政处罚减免的考虑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 fsa也根据金融机构执行原则的表现给予相应的正向激励，例如，通过分类监管的形式，对那些自身管理和风控得到监管者更多认同的机构，可以要求相对低水平的监管资本、更低频率的风险测试、更多依赖于金融机构的高管层、相对低密度的风险缓释计划等等，以此激励金融机构更主动进行自我管控以及与监管者更积极和开放的合作。

三、原则性监管方式的有关检讨

各国政府对“监管乌托邦”的追求，[34]促使原则性监管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但事实上，原则性监管对行为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形式上的原则性规范，而且与原则的解释、监管措施的执行、监管制度背后的利益博弈、监管文化、合规行为的激励结构等因素都密切相关，甚至原则、规则二分法之下给监管方式贴标签的做法也是受到质疑的。[35]深入分析之下，原则性监管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原则性监管的内在悖论，使其在实践中有可能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结合了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传统等因素的原则性监管，既可能成为有助于提升监管质量的好的监管方式，却也可能有损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抑或是演化成另一种形式的规则性监管而已。国外学界对原则性监管方式的检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规则———原则二分法”的质疑

应当说对规则—原则二分法的生硬理解，可能过分夸大了规则与原则的对立和区别，这是有损于实践的，没有一个立法体制下是纯粹的规则或原则。“规则和原则更多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非不相关的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重叠和交叉”，[36]即使规则和原则能在意思层面做出区分，但在实施层面，二者也可能相互转化。例如，监管者在执行规则时，为了适用于某个特定情形，可能从严或从宽的解释某个规则，因而会使规则看起来似乎更像是原则。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不同主体在不同情形下解释原则时，原则也可能丧失了其高位阶的特点，而更类似于规则，即经过现实生活中持续性的应用，原则也可能具有了具体的内容。因此每种制度都必然包括规则性和原则性的因素， 并且通过监管者的活动可能获得高于立法者期望的融合程度。所以，假使从概念上可以将主要以原则为基础运转的制度和那些主要靠规则起作用的制度予以区分，但是“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明显”。

（二）原则性监管解释层面的悖论

第一，原则性监管中的“原则”通常是一般性的、非具体的规则，所以实践中对原则可以有很多具体的解释，通过解释，原则具有了特定的内容和含义，也因而具有了确定性。尽管立法者、监管者对原则的解释是优位的，但在更强调监管对象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主动参与、合作，而非对立的原则性监管制度当中，各利益主体对于原则的理解和解释也至关重要。正是由于监管制度中包含的解释主体呈现出多元分裂的状态，其对原则的解释也必定存在差异，这就可能不利于按照立法者所设想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意图进行解释。

第二，理论上“原则”能对监管规范目的的阐释，与监管对象更好的沟通其在监管制度中应履行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原则可能恰恰妨碍了这种沟通。这主要是由于监管者需要不断地通过指引等来明确和细化原则的具体要求，以提升监管标准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然而不断膨胀的指引可能损害了原则性监管的有效性，多种形式和来源的指引（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指引）可能令监管对象无所适从。此外，在英国，当律师事务所作为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就不同情形下监管者是否会采取监管措施向监管对象提供咨询意见时，其所采取的解释方法可能不同于监管者使用的解释方法，前者主要遵从的是传统的司法裁判中使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但是“监管者的监管执法往往不是为了解决纠纷，而是可能有着‘树立典型’的考虑，采取的是目的性的、技术性的以及结果主义的推理模式，而不是必然考虑先例约束。因此，对于原则的不确定性的争论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对原则性监管中行政监管机构和司法裁判机构所承担的角色的争论。”[37]

第三，虽然原则性监管赋予监管对象通过自身管理活动实现监管结果的灵活性，监管对象实现监管结果的合规模式应当是结合自身业务实际而颇具个性的，但是从实践层面来看，原则对于行为的规制可能更类似于具体的规则，基于对监管执法者解释原则的不确定性的担忧，监管对象更倾向于采取如同具体规则约束下的保守的行为。实践中，监管对象的内控体系等可能是同质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监管者事实上只认可某一做法是合规的，抑或是监管对象将监管机构的指导等同于具体规则。此外，在多中心的原则性监管下（监管者、监管对象、行业协会、第三方中介等均成为原则性监管的参与主体），不同公司的实践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咨询机构等的活动（合规模式的贩卖者）向整个业内扩散而变得同质。[38]

（三）原则性监管执行层面的悖论

第一，对于监管者而言，为了克服具体规则前瞻性不足以及滞后于市场变化和金融创新的弊病，原则性监管方式通过原则的不确定性和可解释性，赋予监管者在执行监督和采取监管处罚措施方面以更大的灵活性，但执行的尺度很容易被来自于政治、媒体等外部因素以及来自监管组织内部因素所左右，导致监管者在执行原则性监管过程中采取的监督和处罚措施，既可能不足但又可能过度。一方面，原则性监管需要通过执行切实发挥这种监管方式的作用，以树立制度的可信度，否则会被诟病为“无力的监管”，但是“如果原则性监管制度的执行是非常僵化的、严格的、惩罚性的， 那么原则性监管也就不复存在了，监管对象将更愿意由具体的规则所监管……尽管原则有助于建立合规的协商模式，原则的内涵和适用可以经由反复的监管对话进行协商，但是其也被批评有利于对规范进行溯及性解释。监管对象认为如果监管者在其从事该项行为之前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则此后的监管处罚措施就可能是溯及既往的。”[39]仅根据原则就采取严厉的监管处罚措施可能破坏了原则性监管的合作与信赖基础，而遭到监管对象的抵制，因而在实践中，监管者可能会因此而妥协，监管处罚可能变得畸轻畸重，或者又退化为依赖于具体规则的监管。

第二，对于监管对象而言，原则性监管给予其灵活建立自身内部控制体系的自由度，相应的是金融机构中负责内控合规的职能部门因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积极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改变其在规则性监管模式下，只需简单判断经营活动是否符合具体规则的惯用思维和方法。但是对于那些在金融机构中处于弱势的内控合规职能部门而言，这种灵活性反而成为其“不能承受之重”。实践中，金融机构高管层往往对于合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知，或因为合规人员技能的欠缺等都可能导致内控合规部门在组织中处于弱势状态。事实上，那些在金融机构内处于弱势的内控合规职能部门如果以“明确具体的规则不得违反”作为劝诫机构行为合规的理由，显然比“模糊的原则”更为有效。

第三，“尽管实施原则性监管有助于培育监管对象的合规道德文化，但是其对监管对象应进行风险管控的要求反而会抵消这种作用”。[40]监管对象面临的风险之一是“合规风险”，即因没有遵循法律、规则和准则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和声誉损失的风险。“合规风险” 很大程度上是解释性风险，监管对象基于其对原则或规则的解释而做出的商业安排，事实上是对监管者要求的错误回应，相较于规则解释而言，对原则的解释和执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原则性监管放大了这种合规风险。同时原则性监管还要求监管对象肩负识别、管理和控制包括“合规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的责任，那么当合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时，监管对象在评估因遭受监管处罚所可能引起的经济和声誉损失并权衡风险和收益之后，违反和规避监管要求本身也可以成为其风险控制方式的一种理性的选择。如上所述，尽管原则性监管方式本有助于培育监管对象关注监管目标实现的责任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同时考虑到原则性监管对监管对象自身风险管理的要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积极作用。

四、“原则性监管”对优化我国金融监管方法的启示

（一）制度借鉴的基础环境分析

置身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一体化发展浪潮中，我国应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一个金融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稳定且富有创新精神的金融市场，从而保持金融服务业健康且富有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增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改进金融的商业环境和监管环境非常必要， 提升金融监管质量，监管方式的优化也是应有之意。尽管原则性监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似难达到 “金融监管的新趋势或新理念”的高度，但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因素，在吸收借鉴时要甄别其中的可接受因素。诚如约瑟夫·j·诺顿教授所指出的“将外国的新监管架构和规则引入国内金融领域时面临的多重困境常被默然视之……人们似乎认为现代金融部门的改革是国内制度此前从未涉足过的主题，因此是一片真空地带，新的监管规则和模式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批发方式灌注其中，然而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也许忘记了，如何使得这些改革同本国既有的监管、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啮合。”[41]

与国外发达金融市场及其监管演进路径不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带有明显的新兴市场和转轨经济的特征：长期以来形成对政府行政主导的路径依赖依然占据优势，金融系统根植于政府行政体系之中，市场机制仍不完善、产权梳理还不够清晰，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金融资源的行政配置导致的金融抑制及其副产品依然可见；政府承担了培育和监管市场的多重功能，缺乏由市民社会自然生发而出的以充分竞争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自律性监管体系，市场化约束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行业协会等市场自律组织还主要依附于行政权力；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普遍不高，诚信、信托等商业伦理缺失和公众意识不足；与金融分业经营相伴生的多头监管体制下，既存在监管重叠也存在监管空白；行政监管机构官僚化、公正透明的行政程序还有待完善，监管的实践经验不足；司法系统欠缺发达，还未成为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力量等。只有充分理解制度嫁接的土壤环境，才能择其利而避其弊。

（二）优化我国金融监管方式的启示

结合上述我国金融市场基础环境，深入分析原则性监管中的可借鉴因素，笔者认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监管规范制定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第一，制定金融监管规范时应当明确监管目标，并对金融业务活动和监管活动中具有指导地位的原则（一般性、概括性的规则）进行梳理。我国的监管立法活动，对原则的关注远远不够，还有不断充实和细化的空间，应梳理出金融业界和金融监管者应当遵守的原则，并由监管者、监管对象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就原则的内容进行广泛和反复的讨论以形成共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理利益纳入监管目标和监管原则当中，这在我国目前监管规范体系中还比较欠缺。此外，制定监管规范的活动应当是透明的和具有广泛参与性的。

第二，应致力于满足监管目标的要求，对现行监管规范进行检讨，优化规则的内容。我国的金融监管规范体系庞杂、监管规范有的过于精细而缺乏弹性，有的过于粗陋（多是为了摸着石头过河而为的权宜之策），粗陋的规则不等于原则，原则蕴含着价值判断因素，是对监管目标的诠释。事实上，仅就金融监管规范的制定而言，一些领域可能是适合以具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来规制，如对金融监管执法中听证、调查等行政程序的规定等，一些领域则更适宜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对欺诈、市场操纵及对金融机构内控要求的规定等。仅以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为例，其中关于定期信息披露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要求，可能更适宜用具体的规则来明确规定，以保证信息披露形式和时间上具有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当然，有关招股说明书的披露也可以规定的相对原则，例如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必须披露，作为理性投资者在购买发行股票时认为重要的与业务相关的全部信息”），以便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在重大事件的披露上，可能更适宜采用一般性的原则来规定。监管者作为规则制定者对情况的预设总是受限的，通过具体列举规定属于重大事件的情形， 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忽略与监管目的一致性，以致僵化且易规避，纵然针对新的情况需要不断的调整规则或制定更多的规则来填补监管空白，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空白和问题。反之，如果运用一般性的原则来规定重大事件的披露，并交由发行人就其业务当中具有重要性的事件做出判断， 要求其充分披露投资者据以做出投资决策时所需的合理信息，否则苛以严厉的处罚，可能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42]

2.监管执行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第一，与监管立法相比监管实践更为重要，在监管执行层面，应当重视原则性监管和规则性监管两种方法的融合而非对立。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信托、诚信等商业伦理道德培育不足以及监管者队伍的专业能力还有待提升等问题，决定了当前的金融市场环境不适宜更多的依赖于原则性监管的方法。尽管相较不确定性更强的原则而言，详细、具体的规则对于现阶段的监管实践可能更为有效，但是我们应始终牢记金融市场活力是源于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自愿努力。在监管方面，应充分意识到政府监管能力的局限（时间和资源的错配时有发生），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自愿努力同样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具体规则的滞后性更为明显。[43]因此，在可能的情形下，应将监管重点应更多的放置于实现监管目标的结果而非过程，应重视发挥原则在监管实践中的作用，激励监管对象满足监管要求的自发努力（激励结构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资源投入的减少，而是要求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更紧密的互动。例如， 英国fsa在监管实践中可直接根据原则对监管对象采取监管处罚措施，但是基于我国法治和市场环境尚不健全以及相关内外部条件发展尚不充分的现状，监管者仅仅根据原则而采取监管执法措施，很容易使原则异化成为隐性监管标准，导致监管体系缺乏透明度、可预期性以及公平性，并可能增加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的摩擦。而类似于日本金融厅的做法可能更适合于我国现阶段的监管实践，即对金融机构基于原则而做出的改进业务活动和内控机制的努力予以正向激励，其努力实践原则的表现可作为分类监管的依据之一或是监管者行使行政裁量权时所考虑的因素。

第二，在监管实践中引入原则的最大争议在于其不确定性，但事实上监管体系是否具有确定性、可预期性，与其对应于规则性的或者是原则性监管方法的并不完全相关，问题的关键在于监管者和监管对象能否共享对监管规范实质的理解。因此，原则得以实现的机制非常重要，如果设计得当，在实践中原则性监管可以避免原则本身的最大问题，并可能实现较低成本的有效监管，反之亦然。

国外的监管经验表明，该机制所包含相关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监管者通过正式的监管指引及非正式的指引[44]等向监管对象提供透明的、易获得的、且持续性的行政指导，并与业界和相关利益主体进行持续和充分的沟通交流；尽管行政指导可以作为阐释监管意图的灵活、有效的机制，但过度且繁杂的行政指导可能反而会降低监管透明度和确定性，因此监管者必须确保其指引简明清晰并谨慎使用； （2）原则性监管作为一种以监管对象内部管理活动为导向的监管方式，应不断融合行业内实现监管目标的实践经验，同时通过行业协会、咨询机构等传播业内实现监管目标的最优实践，这有助于不断充实和更清晰界定原则的要求，促进监管标准的不断提升并保持灵活性，同时也有助于建立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以及监督对象相互之间的学习借鉴； （3）借鉴和融合风险性监管的分析方法来衡量原则性监管的有效性、界定规则与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分配监管资源，确保监管者对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监管回应是适当和理性的，例如一些业务复杂程度不高的中小金融机构对市场和消费者造成的风险可能相对较小，而以监管对象内部管理为导向的原则性监管会使其承担很高的合规成本，因此为了更恰当的配置监管资源，不宜以“原则”来提高对其的监管要求，应根据金融机构的业务性质、规模等进行灵活调整； （4）监管执法不是铁板一块，大部分监管对象通常是善意和诚信的，应主要通过日常的合规检查以及对话、警告等方式来劝导其合规，而对那些恶意的、不妥协的机构则要实施严厉的处罚，但监管执法应程序合法且监管的行政执法决定是可诉的，应接受司法审查。这种有梯度的、渐次推进的方式有助于提升监管执法的适当性和合理性，也会使原则的内涵更趋合理与丰富； （5）应加强监管者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 特别随着金融产品创新不断，金融机构所使用的风险计量模型日益复杂，这对监管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通过培训等方式来提升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也可以引入外部风险管理专家来支持一线监管人员的监管活动。[45]

3.在监管文化的层面的可借鉴因素。

影响金融监管质量更深层次的因素是监管文化。在监管文化重塑层面，原则性监管倡导的不是去监管化或放松监管而是促进监管关系的重构，由直接命令和控制式的监管关系发展成为建立在责任、互信和合作基础上的监管关系，监管者通过原则来清晰的表达其监管目标，且其执行机制是可预期的，而监管对象通过自发建立程序及实践确保监管目标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并在业务活动中不仅是恪守监管要求的底线，而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原则性监管是“新治理”[46]和“去中心化的监管”，[47]新治理的监管体现了监管架构的公私融合，并在监管决策中引入行业协会等第三方主体， 将行业经验引入监管过程，在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建立起富于活力的持续沟通机制（而不是信息的简单堆积和对抗性的）。[48]原则性监管方式结果的“优”或者“劣”取决于其执行，而执行又依赖于监管制度各类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赖程度。但监管文化的变革是最困难的部分，非一朝一夕之功，且受制约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外在于金融监管制度本身的各因素的综合作用。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原则性监管对于处理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是有益的，但是一套与以原则相伴的健全的规则也是必要的，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市场约束应保持动态的平衡，不可偏废。此外，金融危机警示我们，由于原则性监管需要监管对象的主动参与并以管理层的内部管理活动为基础，因此，原则性监管对那些富于责任、诚信、信托和合作意识的金融机构而言是较为有效的。但与之相关的是“严格依赖于市场自律的信条已经在银行家被不当补偿的领域内被证明是无效的”，[49]因此监管者应分析识别对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建立在何种激励之上的，以及这些激励是否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市场功能而不是导致市场扭曲。

 

【注释】

[1]这里的监管方式是指监管机构达成监管目标的监管方法、途径。

[2]风险性监管,本文虽有所涉及,但不是主要讨论范围,对于监管者而言风险性监管不等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其基本含义是:由于监管机构的监管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应将其监管重点有意识的集中于那些对法定监管目标构成巨大风险的内容。

[3]需要说明的是regulation笔者翻译为“监管”,但其含义区别于supervision,前者更强调带有定规立法性质的高位阶的监管治理活动,而supervision更强调基于regulation进行具体的监督与管理的实践性活动,细辨之下二者存在一定区别,但是又密不可分,因此在本文中“监管”也有同时涵盖了regulation和supervision的情况。另外, rules-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规则为基础、以规则为本, principles-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原则为基础、以原则为本, risk-based也可以翻译为以风险为基础的、以风险为本的。

[4]参见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文件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focusing on outcomes that matter,载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网站 www·fsa·gov·uk/pubs/other/principles·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5]参见ben s bernanke,regulation andfinancial innovation,载www·bis·org/review/r070516a·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6]参见美国财政部文件financial regulation reform: a new foundation(2009), p·51,载美国财政部网站 www·financialstability·gov/docs/regs/finalreport-web·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另外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的提出的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structure中提出“走向目标性监管架构”其内容实质也有所体现,载www·treas·gov/press/releases/ reports/blueprint·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也于2007年发表报告the blueprintfor u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中提出关于“guiding principles”的立法建议,载www·fsround·org/cec/pdfs/finalcompetitivenessreport·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7]刘轶:《金融监管模式的新发展及启示》,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8]时辰宙:《国际金融监管理念的最新演进———基于原则监管方法的分析和思考》,载《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12期。

[9]see note④, p·6·

[10]参见日本金融厅网站www·fsa·go·jp/policy/br-pillar4/index·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11]11julia black,“making a success of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1law and financial markets review,2007, pp·191-206· 

[12]参见刘叶深:《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质的差别》,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

[13]根据financial services andmarkets act2000(fsma),section 150,个人可以起诉某个违反规则的被许可公司赔偿损失。

[14]see note[11], p·192·

[15]see stuart bazley,“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and outcomes based regulation”, 30companylawyer,2009, pp·161-162·

[16]fsa, business plan, 2009/10, p9,载www·fsa·gov·uk/pubs/plan/pb2009-10,2009年12月20日访问。

[17]cosmetic compliance/creative compliance,是指金融机构通过改变安排或行为以符合规则的具体要求,但同时这种合规损害或者规避了规则本身的目的。

[18]see cary coglianese&david lazer,“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 prescribing private management to achieve public goals”,law and society review(2003), p·702·

[19]美国被普遍认为是规则性监管的代表,但是其cftc采用的是更偏向于原则性监管方式。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金融监管广受诟病,目前正在处于金融监管的变革过程中,在2009年财政部的《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中,建议应当在sec对市场所采取规则性监管方式与cftc所采取的原则性监管方式之间进行调和。

[20]1997年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取代此前证券与投资委员会(sib),并继承三个自律组织(sros)及九个被承认的职业团体(rpbs)的一系列监管职能,同时它还取得英国央行的检查及监督部门对银行业的监管职能与财政部保险司对保险业的监管职能等一系列功能。

[21]良性监管原则(principles of good regulation)涵盖:效率和经济、被监管对象管理层角色、适当性、创新、金融服务国际化特征、竞争等方面,参见fsa网站www·fsa·gov·uk/pages/about/aims/principles/index·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22]see note④·

[23]以战略目标之一的“帮助零售消费者实现公平交易”为例,其细化的结果指标为以下3项: (1)消费者能从企业和fsa 获得并使用明确的、简单易解的相关信息; (2)消费者与金融服务行业进行交易时,有能力并有信心的履行责任; (3)金融服务机构公平对待客户,并帮助客户满足其需求。

[24]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于2008年2月发表一份《公平交易建议指引———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为客户达致公平交易结果的责任》的咨询文件,与英国的tcf有异曲同工之处。

[25]fsa,treating customersfairly—towardsfair outcomesfor consumers,载www·fsa·gov·uk/pubs/other/tcf-towards·pdf,2009年12 月20日访问。

[26]参见日本金融厅: progress status of initiative toward better regulation,载日本金融厅网站www·fsa·go·jp/en/news/2009/ 20090917/01·pdf,2009年12月20日访问。

[27]在1979年《银行法》以前英国银行业没有正式授权的法定监管体制,而是依赖于英格兰银行的道德劝诫和承兑公司委员会、伦敦贴现市场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1986年《金融服务法》授权成立新成立的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监管大量自律监管组织的认可与运作,这些自律监管组织各自负责英国证券市场的特定方面。在欧共体根据其“单一市场计划”所颁发的后续指令下, 英国银行监管的条文色彩日益浓厚,而证券监管者则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法》的授权,制定日趋复杂的“规则手册”,用以规范证券公司的活动。参见[美]约瑟夫·j·诺顿:《全球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单一监管者模式:对英国fsa经验的批判性重估》,廖凡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550页。

[28]see generallythe seventh annual a·a·sommer, jr·lecture on corporate, securities and financial law:“the u·k·fsa: nobody does it better?”,fordhamj·corp·&fin·l·,2007, p·259·

[29]“改革前的日本金融监管机制,既不是以金融自律组织调控为主(如英国),也不是以法制化金融监管机构调控为主(如美国),而是更多体现为政府行政干预。这种金融监管模式虽然在完成经济赶超任务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形成金融监管规范化和法制化,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参见吴志攀:《日本金融制度改革与法律的新观念》(1-4),载《金融法苑》1998年第8期至第11期。

[30]see note[11], p·192·

[31]julia black,“forms and paradoxes of principles based regulation”,capital markets lawjournal,vol·3, iss·4, pp·425-457·

[32]参见fsa文件,载www·fsa·gov·uk/pages/library/communication/pr/2006/136·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33]参见fsa文件,载www·fsa·gov·uk/pages/library/communication/pr/2009/165·shtml,2009年12月20日访问。

[34]see note[31], p·430,“监管乌托邦中,监管活动是有目标和焦点的,是与司法相协调的,受规管的机构被给予业务运营的所需的自由和灵活性,同时在不给其商业运营活动施加不合理负担的基础上达成监管目标。监管者充分认识和理解其在识别监管关键点时所遇到的问题,并能够就监管原则和目的共同架构与被监管机构达成充分一致,被监管机构有自由也有责任发展符合监管原则的自身业务体系,同时也意味着在一个稳定的监管环境下其商业活动能够有效和创新性的开展。”

[35] lawrence a·cunningham,“a prescription to retire the rhetoric of‘principles-based systems’in cooperate law, 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accounting”, 60vanderbilt lawreview,volume, 2007, p·1411·

[36] frederick schauer,“the convergence of rules and standards”,new zealandlawreview,2003, p·303, p·305·

[37]see note[31], p·448·

[38]see note[31], pp·449-450·

[39]39see note[31], p·452·

[40]see note31, p·427, pp·454-456·

[41]同注[27],第546页。

[42]我国采取的是具体列举方式对需要披露的重大事件加以确认,《证券法》第67条规定重大事件包括十二类, 2007年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章临时报告部分,又对《证券法》界定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补充,附加了九类。

金融监管原则篇（4）

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总理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互联网金融要健康的发展下去。健康的发展，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这一概念还没被人们所熟知。因此，针对此局面，有必要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进行详细的探讨与研究。

一、金融管理的必要性与特殊性

（一）金融管理的必要性

2008年，全球遭遇经济危机，自由放任的管理概念被金融界和学术界的人们否认，原因是他们认为自由放任的管理理念是不适合所有事物的发展的，它仅仅适用于对金融市场有效的理想情景。针对理想情景，论证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市场参与者在市场有效的理想情景下是理性的，个体之间的自利行为将会自动实现市场均衡，而均衡的市场价格能全面并正确的反映信息。因此，在这种条件下，金融管理是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的，其目的是排除所有对市场的非有效因素，市场机制发挥巨大的作用，尽量少监管，或者跟本部监管，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当市场价格正确时，其市场纪律便可有效控制外来的影响因素，并承担一切风险；二是对于问题金融机构，对破产进行清算，以便于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三是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存在必要性，因为市场竞争和市场规律便可淘汰一些没有价值并不会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对于管理良好的金融机构是不会担心市场规律与市场价值给他们带来的压力的。金融创新是否具有金融价值，监管当局在市场上不具备优势时，监管是可以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的。

以上所说对于互联网是一个理想的情景，但在达到这个理想的情境前，部分不对称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等非有效因素还会普遍存在，并使得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不适用。

互联网金融中，个体的行为是存在非理的。例如，在一些网络贷款中，投资者购买的是信用贷款。即便贷款平台能够准确的反应借款者的信用程度与风险，并且拥有足够分散的投资，但个人信用贷款仍属于高风险投资，因为投资者是意识不到投资失败对其个人的影响的。个体理性，不同于集体理性，也不意味着集体理性。例如余额宝相关的合作产品中，投资者所购买的是货币市场的基本份额。投资者可以随时随地的拿走属于自己的资金，但要想在二级市场上卖掉，需要付出一定的折扣代价。当货币出现大幅度波动时，投资者为了解决风险的存在，赎回自己的资金，从个体方面来看是完全理性的，但如果大规模的赎回基金，货币市场必将或遭到挤兑，因此，在集体方面的表现是非理性的。

对于市场纪律，其并不是能确定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我国针对投资风险的显性与隐性担保都大量存在着，人们也都习惯了，在一定程度上，风险定价机制是失效的。当互联网金融机构享有大量的客户、或者说达到了一定的资金规模时，存在的问题是不会通过市场出清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如果该机构涉及到支付清算的业务的话，其破产还会给基础设施带来严重的损坏，因此会造成系统性风险。支付宝和余额宝拥有庞大的规模与一定的使用人群，因此其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重要性。

互联网的金融创新是存在着大量的风险与缺陷的。例如，P2P网络贷款已经出现良莠不齐的局面，在部分P2P网络贷款平台中，客户资金与平台资金之间不存在有效的隔离，结果会导致平台的负责人携款潜逃的现象与事件。部分P2P网络贷款平台营销激进，将一些具有高风险的销售产品推荐给风险意识浅薄的人群承担，例如退休在家的人。此外，互联网金融消费中还会普遍存在欺诈等非理，部分金融机构开发一些风险过高的产品，促使消费者购买自己本身不了解的产品。例如金融产品在网络的营销中，部分产品只是简单说明了其预期的效益以及收益，但却没有向投资者阐述如何获得这些利益与效益，并且是否存在一定的风险。部分消费者对于金融知识是不了解的，更不清楚P2P网络贷款的使用，并且不知道其与银行理财之间存在什么差别。

因此，不能因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不成熟就对其采用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该对其进行督促，促使其快速发展，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条件下，要尽力鼓励互联网的金融创新。

（二）金融监管的特殊性

说到金融监管的特殊性，其具有两个突出的风险特征：信息科技风险。信息科技风险在互联网金融管理中是要受到重视的。像计算机病毒、黑客攻击、支付存在不安全因素、网络诈骗、信息泄露等现象都属于信息科技风险。长尾风险。互联网金融工作人群的金融知识不足，抗风险能力也较低，承担风险能力相当欠缺，属于弱势群体，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与误导。因为投资金额的资金量小，并且相当分散，个体投入成本是远远高于利益的，从而会更容易导致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纪律失败的。这也导致了个体非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现象大量的涌现出来。当互联网金融出现风险，因为涉及到的人群非常庞大，因此或对社会及机构造成更多的伤害。

二、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一）审慎监管

互联网金融中存在着大量的风险因素，当对这些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并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审慎监管时，才会使金融消费者享有法律的保护。在进行风险识别时，需要采用有效、合理的措施，使给互联网金融机构造成危害以及负面影响的因素消失在摇篮中，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进而发挥出互联网金融审慎监管的最大作用，使其得到充分的发挥。无论互联网金融目前正在承担着什么样的风险，对其进行有效的审慎监管，都会从一定程度下解决所遇到的风险。采取相关行业的正确管理经验并从中提取经验，使形式成为重点采取有效的措施管理。

（二）行为监管

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行为监管，就是使管理并参与互联网金融的工作人员的行为给予日常的监督，并对其设施进行一系列有效的保护。维护互联网金融的公平交易与有效设定成为了目前监督管理工作的主要标准。此外，应对经营阶段中，股东、金融机构与经营者三者之间交易进行严格的控制，用来防止非法侵占资产等违规现象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金融的机构权益，并使其不再遭遇伤害。对互联网相关资金或证券的交易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管理，使其增加效率，并能减少一定的风险存在，控制客户资金与互联网中的资金隔离，从而避免客户资金被非法使用的现象发生。此外，完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于解决风险的措施更是重中之重。建立健全的金融管理结构，并且随着发展不断地去完善，从整体上控制金融机构普的内部管理，同时完善其保护系统，来确保金融相关设施的正常运行。

（三）消费者保护

保护消费者这个概念在金融机构来说，就是对消费者在金融交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的监管与互联网金融对消费者的保护之间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因此，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保护同时也是属于行为监管的。当金融消费丧失其自身的有效性、消费者的受到一定影响时，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时，开展消费者的保护措施是因为其与金融机构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对金融机构的有效管理，也会进一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消费者给予更多的保护，从而使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在科学合理的发展中得到有效的保护。

从外界角度看，无论什么行业，或者说是企业，在对消费者的利益没有给予足够的保护时，消费者的利益将面临着随时可能来临的风险，这种风险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正常消费过程，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消费者对相关企业存在不信任现象，到这企业失去相关消费人群，从而使自身利益随着消费者的消失，也不复存在了。因此，对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金融机构工作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综上所述，互联网金融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其自身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并且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对于这些问题与风险，需要互联网机构规范管理标准，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对金融的创新进行积极的支持与鼓励。对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也是十分重要的，增强消费者的金融知识，以此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监督与审慎监管也是避免金融风险的有效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1]谢平，邹传伟，刘海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J].国际金融研究，2014，（33）.

[2]王莉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探讨[J].现代商业，2015，（19）.

[3]钟伊慧.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J].现代经济信息，2015，（22）.

[4]丁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J].商场现代化，2015，（34）.

金融监管原则篇（5）

从1号店到天猫超市，从余额宝到财付通，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互联网金融正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格局，活跃了市场竞争，带动了创业发展，互联网金融有多种模式，除传统的网络银行、网络证券外，还包括众筹、第三方支付等等，具体如图一所示。

1.互联网金融的特点

（1）成本相对较低由图一所示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可以看出，借由互联网平台，金融机构无须专门开设营业网点，省去了实体店面租金费用与运营成本，诸如淘宝平台上的个体商家；与此同时，消费者可以借助强大的检索功能方便快捷地找到所需商品以及一些关联性商品，可节省挑选时间与精力。换言之，通过网络平台，资金供求双方可自行完成信息匹配与交易过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中介与垄断利润。（2）交易效率高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处理数据能力不断增强，互联网金融以计算机为基础，信息处理速度极快，采用标准化操作流程，设置多通道交易端口，客户基本无须等待，无论是买卖交易还是信用贷款，其处理过程往往只需要几秒钟，每日完成工作量数以万计，效率极佳且拥有良好的用户口碑。（3）覆盖范围广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论身处何地，只需一台电脑甚至是一部智能手机，便可以方便地处理业务，这就使得互联网金融的客户基础更为广泛，且涵盖了诸多微小企业，深入传统金融模式的盲区，充分挖掘资源潜能。与此同时，借助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浪潮席卷而来，例如余额宝，仅仅上线一月时间时，资产规模就已过100亿，充分说明了互联网金融强大的活力。

2.互联网金融风险与监管必要性

互联网金融具有诸多优点，增势迅猛，但与此不相符合的是，互联网金融存在许多潜在风险，具体如下：（1）用户认知风险就目前情况而言，许多用户选择互联网金融平台存在盲从心理，对具体业务与存在风险不甚熟悉，大多经由同事或亲友介绍而知，轻易地将大量资金存入互联网平台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当互联网金融出现低迷预兆时，又会集中、迅速地将资金转出，企业所贷款项无法在短时间内收回，互联网金融机构难以归还巨额的用户资金，极其容易造成整个领域内的信任危机。（2）制度风险互联网金融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约束较弱，执行与贯彻力度不强，互联网平台的广泛性拉低了行业门槛，行业内部存在较多漏洞。除此之外，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急功近利，为迅速扩大业务，采用了一些高风险交易模式，加之体系自身的缺陷，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抓住可乘之机，成为违法行为的庇护场所。（3）信誉风险互联网金融不需面对面交流，交易双方不直接接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互联网金融平台不存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一旦发生信誉危机，会对其造成严重打击，不仅用户会失去信心，企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会随之瓦解。（4）技术风险互联网平台具有相当高的技术要求，大部分金融企业不得不借助外部支持来维护系统运行，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潜在风险，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平台还会受到活跃于网络的黑客威胁，诸如2012年CSDN个人信息与邮箱密码连锁泄密事件、2013年中国人寿80万客户个人保单信息泄漏事件等等，以上分析都说明互联网金融平台面临着种种风险，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亟须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为人民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1.一般性原则

在认知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础上，应当注意互联网监管的一般性，即其本质上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规制行为，金融风险、外部性等概念依旧适用，依法监管、公平公正、效率与协调原则依旧是规范监管行为的准绳，审慎监管、行为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方式可实现从传统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迁移。

2.特殊性原则

如前文所述，互联网金融有其特殊性，网络平台极大地拓展了交易边界，大量风险识别能力低的用户涌入，他们对金融知识知之甚少，处于金融弱势地位，而其投资小且分散，给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若发生风险，涉及范围极广，为此，应设立互联网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并对消费者展开相关知识教育工作，保障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同时，降低行业风险。

金融监管原则篇（6）

全球金融危机，造成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损失，更重要的是凸显了金融监管体系的脆弱性。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无法满足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审慎监管已经在国际金融监管当局之间形成了广泛共识。过去的几十年，我国主要以微观审慎监管为主，缺乏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认真探讨宏观审慎监管，在更加宽广的视野内寻求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已成为迫切需要。

一、宏观审慎监管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起源与概念

“宏观审慎”一词首先进入公众视野是在1979年6月的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的一次会议上，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库克指出：“委员会关注的微观经济问题开始与不受重视的宏观经济问题发生关联，出现微观审慎向宏观审慎的演变”。

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BIS）也提出了“宏观审慎”的概念。1986年，BIS的一份针对欧洲煤刚共同体的研究报告《国际银行的最新金融创新》中，首次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并将其定义为广泛地促进金融体制与支付系统安全和稳定的政策。但当时宏观审慎政策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直到2000年9月， Crockett-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最初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进行了定义。

随着近年来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金融体系重新思考金融监管改革问题。在2009年召开的国际金融会议上，多次提出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G20金融伦敦峰会后发表了《加强监管和提高透明度》报告，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重点建议；根据G20领导人匹兹堡峰会要求，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了宏观审慎监管工作组；2010年美国制定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将“注重宏观审慎监管、严格金融监管标准、扩大监管覆盖范围以及强调跨机构协调监管”等四个方面作为主要内容；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其经验与教训促使我国也将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写入“十二五规划”。由此可见各国金融体系越来越认识到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

宏观审慎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及其带来的财政成本、产出损失和维护金融稳定，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宏观审慎监管考虑整个金融体系，它要求监管当局更多的关注资产价格变动、金融业杠杆程度、信贷增长等因素，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

（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比较

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的两大支柱，共同为金融体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微观审慎监管，主要注重单个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确保其审慎经营，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然而，宏观审慎监管则关注整个金融体系，主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减少金融危机对经济的损害。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见表1。

二、我国金融监管现状

目前，从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属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监管模式为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主要负责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其他三会各司其责。这种监管模式属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大型金融机构有着多重身份，监管工作交叉，工作界定不清，比较混乱。如：德隆系，旗下拥有四大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天山股份、湘火炬、合金投资)和三大控股集团(德隆集团、新疆德隆、屯河集团)，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以“类金融控股平台”的方式共同为集团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它的经营方式、资金管理十分混乱，监管比较复杂。其次，监管部门缺乏协调，金融监管效率有待提高。

总的来说，我国金融监管结构存在缺陷，缺乏一个涵盖整个经济体系与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难以预防与控制系统性风险。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金融体系的各组成部分的关联性加强以及结构性变化，要求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并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共同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促进宏观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三、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建议

金融危机过后，各国都认识到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于是以宏观审慎监管为基础的金融监管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金融体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给我国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考虑到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从长远来看，要维护我国金融系统稳定，也必须加快建立金融业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定宏观审慎监管的目的、监管者、被监管者

构建金融监管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确立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我们要确立宏观审慎监管总体目标，即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最终避免金融风险影响实体经济。

监管者即金融监管的负责人，需要由一行三会、发改委、国家财政部等多部门共同构成。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由国务院负责整体架构，安排其他部门的各项工作，大家各司其职，共同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对于被监管者即监管的对象，我们应该在坚持全面性与重要性原则的基础上同等对待。全面性原则是指监管对象要包括所有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业还是非银行业；重要性原则是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点关注。

（二）构建各金融监管体系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对于决策或者行为有着现实或潜在的价值。对于金融监管机构，其监管活动的开展及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其所掌握的金融信息。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信息，如：信贷、利率变化，资产价格变化等，既包括宏观的，也涵盖微观信息。所以，各金融监管体系应相互协调，相互沟通，共同加强审慎监管，建立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数据库、信息档案、风险评估和预警系统，这样才能够保证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和利用。

（三）积极推进国际监管合作

通过近几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风险传染的途径和影响的范围，我们发现金融风险会跨机构、跨领域、跨区域进行传播。因此，宏观审慎监管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国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建立监管联盟。我国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大国，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会相互影响，所以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也必须参与到国际之中。首先，这是树立我国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需要；其次，也有利于我国争取主动权，确立规则，以维护自身利益。最后，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较晚，还很不完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有利于成果的共享。所以，我们要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的沟通，开展双边磋商，加强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源的共享，增强监管政策的协调性。

四、结语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相互联系，金融风险相互传染。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难以预防与控制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并与微观审慎监管相互补充，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以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构建首先要确定目标、监管者与监管对象，同时还要加强信息共享与国际合作，唯有这样，才能维护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

参考文献

[1]闫海.宏观审慎监管:金融体制结构性变革[J].金融聚焦，2010(03):89-94.

金融监管原则篇（7）

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针对金融业发展问题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就为金融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指明了方向。但是，互联网是开放运行体系，金融业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同时，还需要面临由网络的这一特性所带来的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的表现形式

从互联网金融的表现形式来看，随着各种具有应用价值的网络技术软件被开发出来。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已经得以应用的技术包括搜索引、大数据挖掘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社交网络等等，让金融交易更为便捷，只要金融交易的双方都能够分担风险成本以及资金期限匹配成本，就可以实现交易，而不需要通过如银行、证券公司等就可以完成。包括贷款、股票等等，都可以实现网上交易，这种交易时候有效的，且受到法律保护。在这种金融运行模式下，人们的各种金融交易和支付效益大大提高，应用非常便捷，特别是网络上利用搜索引擎或者是社交网站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就可以使运行成本得以降低。这种交易模式类似于无金融中介状态的运行模式。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发展现状

1.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使互联网金融的稳定运行受到影响

金融市场的运行要符合均衡化原理，就可以确保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但是，金融市场的具体运行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互联网金融无法到达预期的运行效果。这就需要针对金融市场实施监管，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而导致各种问题存在。要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就要在确保金融创新的同时，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以确保互联网金融健康稳定地发展。

2.市场化运行中使得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控制力不强

中国的金融市场中，投资风险是大量存在的，除了显性的投资风险之外，还存在着隐性的风险，主要体现在金融担保上。特别是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的时候，一些隐性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都属于是风险问题，还有一些存款保险，看似办理的是存款业务，但事实上是保险业务。这些都存在着对客户的误导行为。对于客户而言，由于对“刚性兑付”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那么，风险定价机制就难以发挥效用。

3.互联网金融运行中所存在的欺诈行为

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在对营销市场进行开发的过程中，会变相地推销风险系数比较高的金融产品，消费者对这些金融产品并不是很了解，当购买这些金融产品而遇到风险的时候，就必然会引发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存在这种欺诈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网络营销更为注重预期的收入效益，并不会向消费者对风险以详细产品，而消费者对有关金融知识缺乏了解，就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

三、互联网金融管理需要遵循的核心原则

1.互联网金融管理的监管原则要与监管规则相匹配

互联网金融管理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使得所建立的监管模式能够发挥指导监管对象正确履行各项职责的作用，并对是否能够实现监督管理目标进行评估。通常而言，实施互联网金融管理，在监督管理工作中，并不会实施直接的管理，更不会对监管对象的工作以干预，以避免影响监督对象具体业务的展开。监督管理部门会按照监管规则，以相关的法律规定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2.互联网金融管理要能够将风险容忍度体现出来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互联网金融运行中要实现创新，主要体现在金融衍生品要能够与供给变化相适应，而并不需要考虑到需求变化。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金融业由传统的金融运行模式转向互联网运行模式，也是适应信息时展的结果。

3.互联网金融管理要确保线上与线下协调一致

金融管理部门对互联网金融实施监督管理的时候，为了避免监管套利行为的存在，就要做到线上与线下协调一致。所谓的“监管套利行为”，就是能够合理利用监督管理标准中的模糊地带，尽量选用较为宽松的监督管理标准，以在降低监督管理成本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收益最大化。金融市场会因为监管套利行为的存在而导致信息失真，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并导致金融监督管理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金融业务，是目前普遍应用的金融运行模式。在技术应用方面，是将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相结合利用，实现了网络平台上完成资金的融通、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等等各项功能。要确保互联网金融能够健康发展，就要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构建起来，并根据网络金融的运行情况而对监管体系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以使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附加值发挥作用，使金融业成为有生命力的行业。

参考文献：

[1]谢平，邹传伟，刘海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与核心原则[J].国际金融研究，2014（08）：3-9.

金融监管原则篇（8）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6.054

互联网金融的实质就是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通过互联网撮合交易或者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活动。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主要业务包括小微贷款，结算，信息中介和金融产品销售。互联网金融被认为是一种普惠金融，所有民众可以参与到其中，但也正因如此，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相比传统金融业更大，更不可控。相比传统金融业，互联网金融有提高交易效率，缓解信息不对称，丰富投资渠道和优化资源配置等优点。因此，促进其简单稳定发展对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相当益处。

1我国互联网金融业主要风险分析

我国互联网金融虽发展迅速，但其仍处于初期阶段。相比传统金融业，其面临着更多的风险，但其风险控制能力又明显偏弱。

1.1经营主体风险

目前，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大量互联网金融公司打着中介的旗号宣称没有资金池，但是暗中仍然维持着不小的资金池。这就是导致在短短几年内大量互联网金融跑路的真正原因。据统计，截止2015年我国1302家P2P平台跑路，2015年大大集团，E租宝事件震惊整个金融界。目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投资者面临着巨大的经营主体风险。

1.2技术安全风险

互联网金融业依托互联进行金融业务，由于涉及资金量巨大，因此对技术的要求相对较高，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业技术安全风险主要包括技术能力风险和技术应用风险。

互联网金融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大量没有相关经验的公司涌入。但是这些公司并没有与之匹配的技术能力去控制可能的风险。技术能力风险指的是互联网金融平台存在技术缺陷导致的无法避免的风险。技术的应用风险指的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在设计系统之初由于设计构思的局限性、片面性、兼容性不足、欠完整性等问题导致此系统存在的技术缺陷。

1.3流动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流动性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贷款人违约和集中赎回。2015年P2P平台大大集团和E租宝均由于流行性出现问题而破产导致投资者巨大的损失，也对互联网金融业声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让投资者放心投资，大多数P2P公司保证违约代赔，而一旦此平台风控体系不完善导致大量坏账或者实体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将导致P2P平台无法承受的坏账，导致兑现困难，进而演变成集中赎回。大多数互联网金融公司在签订合约或者产品销售页面会提出严格的赎回条款和限制性条件，或者对大额赎回进行延期的办法控制集中赎回风险。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金融公司能有效降低集中赎回风险，但是仍然无法抵御信用丧失和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1.4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作为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具有可控性小、涉及面广和关联性强等特点。其发生主要源于内部流程的不健全、操作系统和平台缺陷、员工能力缺陷和不可控的外部事件。往往操作风险将导致非常严重且不可预期的损失。2013年光大证券自营交易系统出现故障就是由于程序员的操作失误未能对资金额度进行有效校验和控制导致光大证券上证指数上午大幅上升，而到了下午又出现反弹，使跟风投资者损失惨重。

1.5货币政策误差风险

根据宏观经济学，如果货币供应量和需求量保持不管，但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也就是货币乘数变大，会导致派生存款增加，从而推高通货膨胀水平。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我国央行主要通过存款准备金制度强行控制和防范我国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也是其重要的货币调节政策。但是我国互联网金融业不受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制约，一是没有强制的流动性控制和防范措施，二是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将打一定的折扣由于互联网金融业的货币派生水平无法有效计算和确定。目前，对我国央行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有效计算、确定和监控我国互联网金融业派生的货币数量，防范实施货币政策存在的潜在风险。

2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监管原则

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业作为一个新兴业态，相关部门应该对其发展给予充分空间，对其监管应该体现包容性、开放性、适应性原则。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业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不足，相关部门应该规范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法规，从而保证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在未来的健康稳定发展。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监管政策法规应该重视培育和防范风险并举，鼓励和规范并重。同时应该从促进公平竞争着手，构建司法、自律和外部监督在内的多从监管监督体系约束互联网金融公司行为、防范和控制其风险。通过综合分析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监管两面性，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监管原则。

2.1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监管应该体现适当的风险容忍度原则

互联网金融业作为一种普惠金融的金融创新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产生。相比传统金融业，它能覆盖传统金融无法覆盖的需求。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经历出现、发展、成熟的阶段，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业正处于发展阶段，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其足够的试错空间。如果目前就采取较为严苛的监管措施将会扼杀互联网金融业的创新，不利于我国互联网金融业未来的发展，也将会抑制我国整体金融效率的提升。对于目前的监管原则，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坚持鼓励创新，同时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2.2结合规则性监管和原则性监管

规则性监管指的是相关监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互联网金融也实施监管，详细规定其各项业务流程和内容，具有强制性。原则性监管指的是相关监管部门不对监管对象做过多细节上的要求，较少地干预或者介入监管对象的业务，以引导为主，硬性规定为辅。两种监管方式各有利弊，对于我国互联网金融业的独特阶段，监管部门应该同时利用两种方式相结合，达到既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的目的，同时又能达到防范和控制其风险的目的。

2.3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业数据的监控与分析，防范系统性风险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概念也席卷而来。相关监管部门能利用大数据通过借鉴阿里巴巴对整个互联网金融数据进行监控和分析。通过这种方法，相关监管部门能对互联网金融业发展、风险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加强其对互联网金融业风险的把控能力，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金融监管原则篇（9）

从经济法角度来看，金融监管法是由原则(principles)、规则(rules)和指引(guidance)等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金融监管中“原则”是指相对稳定的原理和准则，其特点是并不预先设定具体事实状态，也不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是通过“公平”、“合理”、“适当”等定性的标准来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要求其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和“合理注意”。因此，“原则”的优势是概括性较强，具有普遍适用性和灵活性，但其弊端是由于明确程度不强而导致金融监管机构在具体施行中具有一定的难度。相对于“原则”，金融监管中的“规则”是一个特定的规范，“规则”只对某种类型的行为加以调整，其适用范围是具体的、明确的。“规则”的优势在于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方便了金融监管机构的实质监管，但其缺点正好与“原则”相反，即具体的条款束缚了监管者的手脚，面临金融形势变化时，难以进行灵活应变和适时调整。金融监管中的“指引”是对“原则”或“规则”涉及的有关问题的解读，其主要作用是使监管规则更具有可操作性，主要涵盖了金融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等颁布的正式指引、金融监管机构的声明、金融监管处罚案例等非正式指引等。如果在监管规范体系中，规则居于主导地位是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监管的主要依据，而原则仅仅具有昭示监管目标的意义，那么这种监管模式就属于规则监管模式。相反，如果在监管规范体系中，原则居于主导地位并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而规则的作用在于进一步明确原则的具体要求，那么这种监管模式就属于原则监管模式。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早期，英、美两国都采用了规则监管模式，但是从21世纪初开始，英国从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矛盾中反思，率先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变革，开始践行了原则监管的理念。为提高金融监管当局金融监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这是英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关于金融服务的法律，此前制定的一系列金融法规为其所取代，为英国适应新时期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框架。而美国奉行的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理念，法网严密、机构林立、监管严厉，尤以《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Act)为代表。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证券法律基本思想的转变：从披露转向实质性管制，认为绝对无管制的市场容易走向极端和混乱，并形成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监管理念为代表的国家。

从“规则”到“原则”的转变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影响，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免疫力不同，受到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系统性风险的蔓延也使得英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不过大部分英国金融机构都能够贯彻监管原则的精神，在其高级管理层的领导下，针对市场环境和监管重点的变化，主动、及时调整战略和决策，加强流动性管理和风险控制，有效地降低了杠杆率，从而避免了破产的厄运。与德国、冰岛等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金融体系更为有效地抵御了冲击。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不仅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源发地，也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地。金融危机直接摧毁了美国的前5大投资银行、全美最大的储蓄银行加利福尼亚州印地麦加银行、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等。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反思了金融监管的问题。长期的监管实践，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各界就规则监管模式的缺陷取得了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原则监管模式的青睐。纽约市市长米歇尔・布隆伯格和美国参议员查理・库曼指出，《笋班斯法》的严格要求以及复杂、令人捉摸不定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使得外国公司对美国资本市场望而生畏，因此，不仅应当检讨《萨班斯法》的实施情况，还应当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改革，推行原则监管模式，理顺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率。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强调：“……应尽可能避免针对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机构制定具体的规则。相反，应采取一些基本的、以原则为基础的政策措施，使之能够普遍适用于金融业的各个领域，以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美国财政部前部长汉克・鲍尔森也认为，美国应当借鉴英国的做法，主要运用原则来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这些建议在美国财政部公布的《金融监管体制现代化蓝图》中已经得到了体现。

为进一步提升美国的金融竞争力，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于2007年11月了《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The Blueprint for U.S.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其中批评了美国所采用的规则监管(roles-based regulation)方法，认为过细的监管规则“限制了监管者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能力，造成金融机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出越来越难，导致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合作，降低了监管的灵活性”，并建议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采用原则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方法，由此拉开了美国金融监管变革之门。随后，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6月17日公布了名为《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12月11日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国参议院于2010年5月20日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总之，美国转变金融监管模式的决心和趋势已经明朗，从规则监管到原则监管的模式转变也正在践行之中。

我国金融监管理念的调整及创新

本次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哲学带来深刻的反思。英国、美国、日本等在金融监管变革中采用原则监管以取代原先的规则监管，金融监管理念变迁中折射出金融监管哲学的变化。海外发展国家金融监管理念的变迁，是源于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辨析。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有本质的差别，但此次西方金融监管理念的更新，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保持金融监管的规则原则在金融监管实践中，原则监管和规则监管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监管理念，有各自的特色和适用条件。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根据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权

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监管具体内容灵活应变，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监管理念。就当前金融机构和监管现状来看，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实施“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国际发达国家成熟金融市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金融市场具有新兴加转轨的特征，市场约束力不强，透明度有待于提高；大部分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仍待健全，诚信、信托等商业伦理缺失和公众意识不足，专业风险管理人才匮乏，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政府承担了培育和监管市场的多重功能，缺乏由市民社会自然生发而出的以充分竞争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自律性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人员的专业化素质和监管经验尚不成熟。与金融分业经营相伴生的多头监管体制，既存在监管重叠也存在监管空白；行政监管机构官僚化、公正透明的行政程序还有待完善，监管的实践经验不足；司法系统欠缺发达，还未成为金融市场监管的有效力量等。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的这些现实情况表明，现阶段“规则监管”还是我国金融监管遵循的主要原则，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主要法制手段。

金融监管原则篇（10）

关键词:原则导向监管 核心 基本条件 路径

银行业监管是一个动态的选择过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及风险的演变,各国监管当局的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风险不断积聚并在全球市场传递。为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各国银行监管当局越来越注重监管法规的精细化、标准化和严格化,以约束和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然而,随着金融创新、信息技术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的环境变化始终会领先于监管的应对举措和行动,任何监管规则均会滞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对转向原则导向监管提出了要求。就新资本协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英国金融监管局(以下简称FSA)的实践来看,推动原则导向监管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模式发展的一种趋势。

原则导向监管与规制导向监管的区别

(一)原则导向监管

原则导向监管是一种结果监管,更注重引导,强调效果而不是手段。监管者事前为银行制定出良好的原则,鼓励银行采用合适的方法来遵守原则,监管者对结果进行检查,并根据结果决定是否采用相应的强制措施。因此,原则导向监管可以减少被监管机构受到的具体监管措施的约束。在这种监管模式下,只要风险可以控制和消费者得以正确引导,监管者将不再对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干预,可以使金融机构更灵活地选择履行职责的有效方式,帮助其更好地识别、控制各种风险,这既满足了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又能更好地实现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目标,提高被监管机构金融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推动金融创新。同时,原则导向监管可以降低被监管机构遵从监管规则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然而,在原则导向监管模式下,无论是监管当局还是被监管机构,都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也正因为如此,直到2006年10月FSA才明确提出转向原则导向监管。

需要指出的是,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完全废除规则,而是更多的原则导向,是在规则和原则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而且无论是规则导向还是原则导向监管,其核心都是以风险为本, 即都是将着眼点放在风险上,注重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和管理,督促银行建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二)规制导向监管

规制导向监管是一种过程控制监管,要求监管者对不同的机构、机构运营的不同阶段、不同的产品制定详细的规则,并检查被监管机构的合规情况。该方法具有约束过度自由量裁权,增强监管稳定性的优点。但规则的制定者不能完全预计到规则所对应的业务领域的未来发展情况,也不能准确、清晰、完备地囊括规则制定者的目的,而且规则是否明晰或具有确定性取决于其被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解的程度,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是否达成共识。此外,规则对被监管者的影响并不完全依靠规则本身,被监管者对监管的态度、对合规的激励机制以及强制执行规则的方法等都很关键。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日新月异并且越来越复杂,各家金融机构产品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规制导向监管的缺陷越来越明显,静态的规则跟不上动态的发展,阻碍了金融创新,影响了金融效率,成为影响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监管者而言,过于繁杂、细致的规制导向监管导致其规则制定和合规成本很高,令监管者疲于监管。

原则导向监管的核心

(一)原则导向监管更强调监管导向或效果

采用原则导向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更加注重最终的监管目标,而不是监管方法或手段,也就是说注重引导,而不是实现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监管当局实际上允许被监管对象去判断和决策,它应该如何达到监管当局的要求,如何把监管的要求和机构经营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举例而言,在实施新资本协议和新的国际金融会计报告体系时,涉及银行账户的利率风险管理问题,FSA就此明确提出,FSA只会就该风险的原因、特征以及防范原则提出指引,具体的防范措施与模型设置等都要由各家银行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和风险口味自行选择。

(二)原则导向监管更强调被监管机构高级管理层的责任

原则导向监管主要是为了改变过分依赖过于细节而繁琐的法规规定,更加注重强调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明确高级管理层对于机构的运营和风险管理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这是这种监管与法规导向监管的最大不同之处。英国过去在金融监管当中曾经也完全是法规导向监管,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其制定的监管法规有将近9000多页。原则导向监管会促使被监管机构的高级管理层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也将赋予其更多的创新空间,即在如何实现结果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例如,在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过程中,FSA特别看重一家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对于新的资本协议以及该银行准备采用的内部评级模型的理解,把这个列为FSA是否批准其相关模型申请的第一位的要素。

(三)原则导向监管更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随着英国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不断进步以及英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尤其是监管当局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充分沟通和交流,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以来,监管当局从市场上引起和充实了很多的实际银行业从业人员(market practitioners),这对于促进监管当局改变与市场和被监管机构的关系,加深对于市场创新和风险监管的理解,帮助监管当局和被监管机构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的积极信任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信任,特别是监管当局对于市场实际从业人员和机构在不断创新过程中对于自身风险的管理和控制能力以及机构的内控文化的一种信任,是原则导向监管的重要基础。FSA相信,英国的金融机构一般有比监管机构更高级的管理人员,更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和符合监管当局最低要求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FSA还特别注重评估一家金融机构的文化,如果该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沟通体现出开放、友好的文化,管理层又能体现其专业和审慎的经营态度,那么监管当局会给予这家机构更多的信任和更大的空间。

(四)原则导向监管对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采用原则导向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要更好地进行监管,实际需要非常出色的判断能力以及与被监管机构之间充分和坦诚的沟通。要做到这一点,对于监管人员而言,需要承担更多的个人责任,也就是责任被个人化了。采用原则导向监管,监管人员在和被监管对象沟通以后,必须对于机构的风险状况作出自己的主观判断,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判断往往是没有所谓的具体法规可以参考的。这种判断对于监管人员的专业化素质、监管经验以及职业操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资本协议以及新国际会计准则在许多方面都要求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同时具有良好的判断能力。

(五)原则导向监管更强调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参照被监管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这种理念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提倡的,也正是原则导向监管所要求的。

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基本条件

监管机构不可能对每种风险或损失制定详尽的监管要求,这决定了监管机构必然要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目前,很多国家也开始向原则导向监管转变,但实施原则导向监管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监管人员应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采用原则导向监管的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人员必须能对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状况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往往是没有具体法规可以参考的,这就对监管人员的专业化素质、监管经验以及职业操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则导向监管下的监管人员要有更高的专业水平和良好的专业判断能力,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要足够的熟悉和了解。

被监管对象应有完善的内控制度。在原则导向监管原则下,银行而不是监管者对风险的识别、测量负责,银行必须对各类风险都有一套具体的管理程序,涵盖风险的识别计量检测和控制。因此,被监管对象要有完善的内控和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

监管当局与被监管对象应有良好的沟通和充分的信任。监管当局对于市场从业人员和机构在不断创新过程中管理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以及机构内控文化的信任,是原则导向监管的重要基础。

实施国家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经营环境和监管环境。原则导向监管要求实施国家拥有一个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而一个健全的金融机构经营环境和监管环境应该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经济体以诚信为价值取向,法制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等。

原则导向监管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启示

就新资本协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施以及FSA的实践来看,推动原则导向监管将是一种趋势,很多国家也开始向原则导向监管转变。但实施原则导向监管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监管当局和被监管对象良好的沟通和充分的信任;被监管对象完善的内控和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才;金融市场的相对发达和充分的信息披露;监管人员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状况的熟悉和了解,以及监管人员个人较高的专业水准和良好的专业判断能力。

就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监管现状来看,尚不完全具备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一是大部份商业银行尚未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仍不健全且执行力不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专业风险管理人才仍匮乏;二是银行业竞争有序化还需要一段时期,信息披露仍不充分,市场约束力不强;三是风险为本的监管体系尚未完全确立,监管信息系统有待完善,监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四是尽管银监会也实行主监管员制度,但主监管员的自由裁量权仍很小,难以适应原则导向监管的需要;五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环境仍需要进一步改善,尤其是金融法制环境、信用环境仍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尽管如此,银监会仍有必要对这一重要的监管改革和动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金融创新加快,尤其是客户理财产品的跨行业经营趋势的不可逆转,现在看来合理和审慎的监管规则,明天也许就会成为金融创新的障碍。及早研究和采取措施,吸收原则导向监管的做法,可以为我国未来的混业监管在监管理念、技术、人员和手段的转变方面做好准备。

在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方面,不能过分强调高级管理人员的学历,而应该重视其职业操守、从业履历、管理经验和实际的风险管理能力,要重视其管理文化的取向。

再造监管流程,明确各级监管机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目前的监管流程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各级机构、内部各级部门、各级监管人员职责不明,权利不清,缺乏自由裁量权。建议逐步界定职责,允许监管人员在授权范围内独立行使其专业判断和监管权,以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

树立监管权威。在以往的监管工作如案件治理、合规建设和现场检查中,监管机构有时向被监管机构传达了要求和提示就意味着监管行为的结束,导致被监管机构落实不力,不以为然,敷衍应付。今后应要求监管部门进一步提高监管要求和提示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被监管机构也必须根据要求制定详尽的整改时间表,列明哪些问题可以在短期内整改,哪些问题确因客观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整改的,必须让监管当局看到被监管机构高层纠正问题的决心以及创造条件逐步整改的具体措施。

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判断能力。一方面,可以直接面向被监管机构招聘高级监管人员,改善与被监管机构的关系,加深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认识;另一方面,改善现有监管人员的培训模式,侧重案例授课,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剖析提高判断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监管人员对于新资本协议以及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加强这两个方面知识的学习,充分理解其理念的精髓,是帮助监管人员应对监管变化与挑战,逐步向原则导向监管转变的必由之路。

我国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路径

虽然我国尚不完全具备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但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对外开放,金融创新加快,尤其是客户理财产品的跨行业经营趋势的加快,应及早研究原则导向监管的做法,积极探索我国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路径。

(一)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

一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自身的运作自律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建立风险硬约束的基础,也是有效监管的前提。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缺乏良好公司治理的基础,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这种缺陷将直接导致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监管的失效。因此,不论是目前的监管需要,还是为转向原则导向监管的准备,切实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都是当务之急。二是强化内控建设,构建和谐健康的银行风险文化。FSA特别注重评估一家金融机构的文化,如果该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沟通体现出开放、友好的文化,管理层又能体现其专业和审慎的经营态度,那么监管当局会给予这家机构更多的信任和更大的空间。当前各银行金融机构需将推进合规文化建设作为合规性监管的重点,督促商业银行从高层做起,认真落实《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并以此促进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建立和保持良性互动关系,为原则导向监管奠定基础。三是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着重加强风险预警工作,促进风险监测管理从单一向全面、从静态到动态、从事后向事前转变。

(二)提高监管有效性并适时转向原则导向监管

一是进一步完善以风险为本的监管体系,为过渡到原则导向监管夯实基础。二是再造监管流程,逐步明确各级监管机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允许监管人员在授权范围内独立行使其专业判断和监管权。三是强调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互动,各项监管规则的制定要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注重是否违背投资者和银行管理层利润最大化,注重激励相容,调动金融机构自我管理风险的积极性。四是放松限制与强化监管并举,在强化监管的同时,逐步放松对银行在业务创新、业务经营等方面的限制。五是实行差别监管,逐步过渡。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众多,业务总量庞大,银监会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差别监管,根据风险为本的监管导向,进一步健全银行风险评价和预警机制,按照风险大小进行高风险、中度风险和低风险的分类排序,灵活作出监管安排,对那些发展稳健、风险管理水平高的银行,可以先试行原则导向监管。

(三)提高监管和被监管人员的专业能力

一是大力培养银行经理人市场。原则导向监管是基于金融机构比监管机构更了解自己的业务,也因此更了解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可以最有效地满足既定的监管目标这一理念,更加注重强调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明确高级管理层对于机构的运营和风险管理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这就对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手段强化银行董事会、股东和高级管理层的责任;另一方面要改进高级监管人员任职资格监管,重视其职业操守和风险管理能力,并创造条件,引导公平竞争的银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二是提高监管队伍素质。我国目前基层监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人员没有监管经验和银行从业经验,有的甚至不能适应目前的监管工作。银监会可以借鉴FSA做法,在加强对现有人员培训的同时,从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一些专业人员充实监管队伍,提高监管队伍素质,改善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

(四)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且推进监管透明度建设

目前我国政府、市场披露和社会信用评级三个信息渠道,特别是后两个渠道很不畅通,而信息是决定监管效率的关键,特别是在原则导向监管模式中,监管者主要依赖从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系统中输出信息来对银行的经营状况作出判断,若无透明的信息,基于原则的监管则是混乱而失败的。为此,应尽快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第一,国家要尽快完善信息披露的立法及制度安排。第二,各银行金融机构要建立与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相适应的内部控制运作流程,以现有的信息披露为基础,借鉴国际经验,逐步落实核心原则,按CorePrinciplesMethodologg2006(即CMP2006)的有关规定向监管者披露有关风险管理信息。第三,培育更专业更有公信力的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且改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环境

目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环境仍需要进一步改善,虽然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广泛,但与国外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仍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尤其是金融法制环境、信用环境仍是制约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也严重影响了监管的有效性。为此,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法规,出台相应的监管法规,既保证监管当局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同时又规范监管行为,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其次,要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建设,为银行的业务发展、金融创新提供更大的平台;最后,要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加强诚信体系建设,重视外部评级的作用,增强市场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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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ufman G ,(2001),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Bank Soundness,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Reform and Stability: Systemic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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