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一体化定义篇（1）

文献回顾

关于电子货币的定义，巴塞尔委员会（Basle，1998）提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致富的“储值”和预支付机制。欧洲中央银行在《电子货币》的报告（1998）中认为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技术设备中的货币价值，是一种预付价值的无记名支付工具，被广泛用于向除电子货币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支付，但在交易中并不一定涉及银行账户”。

电子货币层次的构想

广义电子货币。仿照经济学家对传统货币的定义，很自然地，可以对电子货币作如下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商品或劳务的电子化支付过程中，或在债务的电子化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本文将电子化支付或偿还过程中的这种价值载体称为广义电子货币，记做EM2。

狭义电子货币。国际清算银行对电子货币的定义为：“记录消费者能够使用的资金或价值的储值或预付产品，这些产品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设备上。这个定义包括预付卡（有时称为电子钱包）以及使用计算机网络的预付软件产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如互联网）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机制”。它们谈到的电子货币是电子化转移价值过程中的价值载体，而且是能够被存储的。因此，本文将狭义电子货币定义为具备价值储藏职能的电子货币，这个集合是EM2的一个子集，记为EM1。

流动电子货币。这种流通电子货币代表了对发行者有要求权的货币价值，具备以下特征：存储在电子设备上；其价值等于发行机构收到的传统货币价值；通过承诺可被使用者外的人接受为支付媒介。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完全具备这些特征的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本质的界定

（一）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的界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货币在金属货币本位制度条件下是“固定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与世界货币五种基本职能”。

（二）从电子货币层次看电子货币的本质

1.广义电子货币。对照上述定义，分析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与银行有关的借记卡是否属于电子货币的存储工具。将瞬间完成的支付过程分拆成几步：第一步是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减少，商家B的活期存款不变，此时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转化成等额的电子货币；第二步是电子货币从消费者A的活期账户转到商家B的活期账户；第三步是等额的电子货币转化成商家B账户上的活期存款。由于银行电子化资金划拨的速度太快，电子货币在这个过程中迅速产生又迅速消失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减少以及商家B的活期存款增加。因此，在持卡人使用借记卡进行消费的过程中，虽然持卡人对商家进行的是电子化支付，但是由于电子货币迅速产生并迅速消失，借记卡根本无法存储这个价值载体。即电子货币没有通货的价值贮藏功能。2.狭义电子货币。腾讯Q币、网易POPO币等网络货币，以及手机储值卡、公交IC卡和学生食堂使用的饭卡中储存的价值载体，都是狭义的电子货币。

人们利用传统货币购买储值卡或对储值卡充值，然后使用卡上存储的电子货币支付服务费用，支付对象为发行电子货币的商家。狭义电子货币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够在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商家与商家之间自由流通。

3.流通电子货币。电子货币若要实现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必须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而被消费者广泛接受。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之一是电子货币不能由各商家独立发行、各自为阵，而必须由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发行机构统一发行。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货币被普遍接受，行使交易媒介的职能，实现了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这种货币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通电子货币。它是上述狭义电子货币EM1的一个子集，本文将其记为EM0。

综上，仿照传统货币的定义形式和层次划分，电子货币从大到小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广义电子货币、狭义电子货币和流通电子货币。按照这个划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是狭义的电子货币，它们并不能实现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本质不是货币，而只能算准货币。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2）

目前，信息化社会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使其日常需要也明显增多。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生产制造的依托，可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创新并开发新技术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其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使其代替传统机电技术成为机械工程及石油企业关注的焦点。其可以对复杂性强的工程进行处理，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机械生产、石油加工效率，其所特有的科学化与自动化对于机械工程行业及石油企业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对社会经济建设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1现代化技术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1.1自律分配化系统的应用

机电一体化系统是在科学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下，对传统机电模式进行创新再开发的一种新型机电模式，其对机械工程、石油企业作业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影响[1]。因信息技术普及比例相对较高，所以机电一体化系统也开始显现出其特有的自律性，主要是指机电一体化系统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每部分都是属于独立存在的，当运行过程中某一点出现了故障，只有故障点会停止运行，其他的部分仍旧可进行正常的工作，且其在工作过程中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机电一体化这种特别的自律分配对减少重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能够在正常开展工作的同时，对工程本身安全性做出一定的防护。

1.2全息技术的应用

为保证机械工程中进行顺利，且能够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实时监控及管理，掌握机电一体化系统每一时段的运行情况，全息系统开始逐渐被机械工程专业工作人员所追捧，其对于机电一体化实现了其向自动化及智能化的高水平发展，为机械工程专业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定的奉献意义，将成为未来机械工程技术发展中的潮流。

1.3光学技术的应用

目前，高新技术普及下，信息化社会成为了我国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其通过光学技术及机械电子技术的结合发展，从而生成机电一体化系统的过程。之后，机电一体化带动了机械工程中电子工程的开发与建立。其中，光电一体化系统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机械工程过程进行规范，提高专业机械设备的使用效率，保障相关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除此之外，光电一体化系统中应用了光电技术，其对机械工程信息传输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可利用光电技术，对光电一体化系统进行有力地开发与创新，且能为光电一体化系统进行一定的技术支持，这对完善光电一体化系统具有深远的意义。

2机电一体化系统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

2.1实现监控功能技术

机电一体化系统可对机械工程实行实时监控，监控范围包括了对机械作业、设备以及机械群运动等。当进行机械作业时，电子监控设备会对机械运转情况或者突发状况实施监测，发生事故时会发出警报声以提醒工作人员尽快停止使用，并将具体信息反馈给实施监控的上级工作人员，使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故障机械的修理与维护，并且保护了机械使用工作人员的安全。对于减小了机械故障造成重大事故的可能性，并从根本上降低了机械维修成本，这对提高机械工作的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2提高机械生产效率

机电一体化系统能够有效改善机械工程资源利用问题，可实现资源浪费现象，这对降低机械作业成本非常重要，并且能够在机械工作过程中，利用高新电子设备对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实时调节，提高资源利用率。

2.3提升施工作业精准度

在机电一体化系统中，运用电子控制系统对机械设备精准度加以限制，可帮助其能够实现机械工程设备自动化。并且用电子自动化代替传统的人为称量步骤时，可提高机械作业中称量的精准度，这对机械工程完成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4实现机械作业自动化完成

机电一体化应用于机械工程中时，可推动其向半自动化或自动化方面发展，利用设备自动化技术减少工作人员工作压力，并且可以代替传统人工测量等工作，可提高工程效率[3]。并且能够在自动化工作同时，减少事故对工作人员安全造成的影响，提高了机械工程设备及整个作业过程的安全性。因此，机电一体化系统所实现的机械作业自动化完成为机械工程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结语

机电一体化系统作为科技信息发展下的产物，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完善与改进，将其应用于机械工程或石油企业中时，可推动作业过程向自动化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程作业精准度，这对机械工程及石油行业工作效率及质量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囧.机电一体化系统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J].江西建材,2017(09):275-276.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3）

目前电子商务正以强劲的势头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商务交易模式、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和政府的工作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模式，电子商务给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在税收方面，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税法界定纳税主体的标准，使如何认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并对其权利进行保护成为当前税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不确定性与权利保护现状

电子商务是依托网络进行货物贸易和服务交易，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商业形态。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及税收实践中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认定及其权利保护陷入困境。在我国，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无论宪法还是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税法，均未明确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范围，也未规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法律的缺位导致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权利保护缺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于税务机关来说，网上开店是否征税，合法避税与偷税的界限如何认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如何保护等问题成为困扰税务机关的重要难题，同时也使税收实践陷入尴尬境地，并进而直接影响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在认定及权利保护方面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网络状态下，原有税法以收入、行为和财产为征收客体的认定标准已无法适用：现行税制对商品、劳务、特许权等概念的界定已不适用于电子商务，无法对电子商务中新出现的数字化信息产品与劳务进行课税，原有各税种的征税客体也发生变化；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性，对电子商务交易额进行征税无法适用现行的税务征收管理手段和方法；网络中出现了数字化、非物化形式的虚拟财产，这些虚拟财产都使电子商务的征税客体出现不确定性，从而直接导致了纳税主体界定的困难。而且，在电子商务中，由于网络对所有交易主体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交易主体；传统的中介人、中介环节不复存在，交易双方可以隐匿姓名、居住地等，也造成电子商务下的纳税主体呈现多样化、模糊化和边缘化，具有不确定性。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界定

（一）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界定的基本前提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合理界定需要以明确电子商务征税客体、实现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法定化和对电子商务合理课征新税为基本前提。

1.电子商务征税客体的明确化。征税客体是税法的最基本要素，也是确定纳税主体的前提。电子商务按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在网络中完成环节的不同，可以分为间接电子商务和直接电子商务。在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由于未脱离传统的交易模式，通过网络只能完成部分交易过程，其课税对象仍是传统的物与行为，因此，纳税主体与传统税法对纳税主体的界定相同。在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由于交易过程全部实现了网络化，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合为一体，同步在网络中完成，交易的商品具有数字化，无形性的性质，出现了新的课税对象，即网络信息商品已成为新的征税客体。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主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所以，电子商务征税客体的明确化是科学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重要前提。

2.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法定化。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界定需要以法律为依据。目前，需要根据电子商务发展的程度，首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初步界定，待条件成熟后制定全国通行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合理界定在法律上具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将法律意义上的纳税义务人与实际负担纳税义务但不直接承担法定的纳税义务的负税人进行科学划分。

3.电子商务课征新税的合理化。由于电子商务中网络信息商品的出现，使计税计量单位发生了变化，从而也使课税对象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纳税主体的界定。所以，应将网络信息商品交易主体纳入纳税主体范围。此时既要考虑到网络信息商品的价值性，同时也要考虑到比特税的合理性。如果只对网络信息商品征收比特税，无法体现出网络信息商品的价值，如果只对其征收从价税，则无法体现出税收的公平性。所以，为了既符合税收原则，同时又能解决电子商务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问题，建议采取既征比特税又征从价税的方式来解决网络信息商品的征税问题。但是，毕竟电子商务是新生事物，在现阶段双重征税的前提是采用较轻的税率，比特税只是按照信息流量进行象征性征收，以便体现网络商品交易的可税性。

（二）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类型的界定

在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下，纳税主体应划分为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和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

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由于间接电子商务活动只是借助于网络完成信息流与资金流，其物流活动仍需传统模式，即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网上交易与传统的交易只是在交易的形式上存在不同，其课税对象仍是传统的物与行为，因此，间接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与传统税法的规定相同。

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出现了新的征税客体即网络信息商品，与网络信息商品交易相关人应为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的纳税主体。由于网络信息商品的出现既征比特税又征从价税的双重征收，产生两个基本纳税主体：一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纳税人；二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扣缴义务人，也就是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中的网络信息平台。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范围

由于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未脱离传统税法对其权利的界定，为此，本文所说的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是指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的权利。具体包括：

（一）依法纳税的权利

电子商务中新的交易商品即网络信息商品以其无形性、数字化等特征而异于传统税法对征税客体的界定，所以无法适用于传统税法进行税收征收。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行使缴纳义务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为了保证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凡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纳税义务，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无纳税义务。如印花税，直到2006年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才出台《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明确了“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在此之前发生的网上签订电子合同等行为，不缴纳印花税。

（二）平等权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平等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应与传统纳税主体平等纳税；二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之间平等纳税。

传统意义上的平等权即税法学中所说的税收公平原则，指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在电子商务中应特别强调纳税主体的平等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交易模式，其交易的无形性与无纸化给税收征管带来一定的难度，为此，在税法的制定与税收征管实践时，不应因为电子商务交易的征税客体难于确定和征收难度较大而对纳税主体给予歧视。电子商务纳税人享有与传统纳税人相同的权利，如享有申请减税及申请免税等权利，并与传统纳税人承担同样的税负负担。这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平等享有纳税权利与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同时，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还应与传统税法界定的纳税主体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等。另外，对于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之间税收负担分配必须以纳税主体的负担能力为基准，负担能力相同，税负相同，负担能力不同则税负不同。

（三）知情权与隐私保护权

税法中的知情权包含纳税主体享有主动全面了解、知晓所有税法相关规定的知情权和被告知与自身纳税义务有关的一切信息的告知权。在电子商务中，纳税主体有权以合法的技术手段或其他方式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网络世界是信息开放的世界，为此，保护其纳税主体的隐私权不受侵犯显得尤为重要。在电子商务中，纳税主体在纳税相关信息中属于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范畴的部分，应该依法获得保护，纳税主体也有权要求税务机关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为其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予以合法保护，免受不法侵犯；同时，税务机关也有义务依法保护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纳税主体的相关信息。

（四）获得技术支持的权利

电子商务是建立在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基础之上，技术性为其主要特征。纳税主体在进行纳税处理时，不可避免的涉及技术问题。所以，在电子商务模式下，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有权要求税务部门保障自己相关技术设备的正常运行，并获得税务部门的技术支持与保障；税务机关也有义务确保网络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并对网络纳税主体提供相应的培训与技术支持，以达到方便纳税主体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目的。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权利保护的法律建议

由于电子商务是新兴行业，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国内外鲜有专门法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界定并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保护。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合理界定并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已显得尤为紧迫。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相应的税收法律制度：

将“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原则明确写入宪法。目前，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未提及权利，这本身就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也容易导致税务机关权力的滥用。所以，应将纳税人合法权益予以根本法的保护。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4）

目前电子商务正以强劲的势头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商务交易模式、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和政府的工作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模式，电子商务给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在税收方面，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税法界定纳税主体的标准，使如何认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并对其权利进行保护成为当前税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不确定性与权利保护现状

电子商务是依托网络进行货物贸易和服务交易，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商业形态。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及税收实践中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认定及其权利保护陷入困境。在我国，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无论宪法还是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税法，均未明确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范围，也未规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法律的缺位导致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权利保护缺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于税务机关来说，网上开店是否征税，合法避税与偷税的界限如何认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如何保护等问题成为困扰税务机关的重要难题，同时也使税收实践陷入尴尬境地，并进而直接影响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在认定及权利保护方面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网络状态下，原有税法以收入、行为和财产为征收客体的认定标准已无法适用：现行税制对商品、劳务、特许权等概念的界定已不适用于电子商务，无法对电子商务中新出现的数字化信息产品与劳务进行课税，原有各税种的征税客体也发生变化；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性，对电子商务交易额进行征税无法适用现行的税务征收管理手段和方法；网络中出现了数字化、非物化形式的虚拟财产，这些虚拟财产都使电子商务的征税客体出现不确定性，从而直接导致了纳税主体界定的困难。而且，在电子商务中，由于网络对所有交易主体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交易主体；传统的中介人、中介环节不复存在，交易双方可以隐匿姓名、居住地等，也造成电子商务下的纳税主体呈现多样化、模糊化和边缘化，具有不确定性。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界定

（一）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界定的基本前提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合理界定需要以明确电子商务征税客体、实现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法定化和对电子商务合理课征新税为基本前提。

1.电子商务征税客体的明确化。征税客体是税法的最基本要素，也是确定纳税主体的前提。电子商务按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在网络中完成环节的不同，可以分为间接电子商务和直接电子商务。在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由于未脱离传统的交易模式，通过网络只能完成部分交易过程，其课税对象仍是传统的物与行为，因此，纳税主体与传统税法对纳税主体的界定相同。在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由于交易过程全部实现了网络化，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合为一体，同步在网络中完成，交易的商品具有数字化，无形性的性质，出现了新的课税对象，即网络信息商品已成为新的征税客体。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主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所以，电子商务征税客体的明确化是科学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重要前提。

2.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法定化。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界定需要以法律为依据。目前，需要根据电子商务发展的程度，首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初步界定，待条件成熟后制定全国通行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合理界定在法律上具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将法律意义上的纳税义务人与实际负担纳税义务但不直接承担法定的纳税义务的负税人进行科学划分。

3.电子商务课征新税的合理化。由于电子商务中网络信息商品的出现，使计税计量单位发生了变化，从而也使课税对象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纳税主体的界定。所以，应将网络信息商品交易主体纳入纳税主体范围。此时既要考虑到网络信息商品的价值性，同时也要考虑到比特税的合理性。如果只对网络信息商品征收比特税，无法体现出网络信息商品的价值，如果只对其征收从价税，则无法体现出税收的公平性。所以，为了既符合税收原则，同时又能解决电子商务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问题，建议采取既征比特税又征从价税的方式来解决网络信息商品的征税问题。但是，毕竟电子商务是新生事物，在现阶段双重征税的前提是采用较轻的税率，比特税只是按照信息流量进行象征性征收，以便体现网络商品交易的可税性。

（二）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类型的界定

在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下，纳税主体应划分为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和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

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由于间接电子商务活动只是借助于网络完成信息流与资金流，其物流活动仍需传统模式，即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网上交易与传统的交易只是在交易的形式上存在不同，其课税对象仍是传统的物与行为，因此，间接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与传统税法的规定相同。

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出现了新的征税客体即网络信息商品，与网络信息商品交易相关人应为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的纳税主体。由于网络信息商品的出现既征比特税又征从价税的双重征收，产生两个基本纳税主体：一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纳税人；二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扣缴义务人，也就是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中的网络信息平台。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范围

由于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未脱离传统税法对其权利的界定，为此，本文所说的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是指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的权利。具体包括：

（一）依法纳税的权利

电子商务中新的交易商品即网络信息商品以其无形性、数字化等特征而异于传统税法对征税客体的界定，所以无法适用于传统税法进行税收征收。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行使缴纳义务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为了保证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凡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纳税义务，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无纳税义务。如印花税，直到2006年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才出台《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明确了“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在此之前发生的网上签订电子合同等行为，不缴纳印花税。

（二）平等权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平等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应与传统纳税主体平等纳税；二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之间平等纳税。传统意义上的平等权即税法学中所说的税收公平原则，指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在电子商务中应特别强调纳税主体的平等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交易模式，其交易的无形性与无纸化给税收征管带来一定的难度，为此，在税法的制定与税收征管实践时，不应因为电子商务交易的征税客体难于确定和征收难度较大而对纳税主体给予歧视。电子商务纳税人享有与传统纳税人相同的权利，如享有申请减税及申请免税等权利，并与传统纳税人承担同样的税负负担。这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平等享有纳税权利与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同时，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还应与传统税法界定的纳税主体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等。另外，对于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之间税收负担分配必须以纳税主体的负担能力为基准，负担能力相同，税负相同，负担能力不同则税负不同。

（三）知情权与隐私保护权

税法中的知情权包含纳税主体享有主动全面了解、知晓所有税法相关规定的知情权和被告知与自身纳税义务有关的一切信息的告知权。在电子商务中，纳税主体有权以合法的技术手段或其他方式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网络世界是信息开放的世界，为此，保护其纳税主体的隐私权不受侵犯显得尤为重要。在电子商务中，纳税主体在纳税相关信息中属于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范畴的部分，应该依法获得保护，纳税主体也有权要求税务机关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为其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予以合法保护，免受不法侵犯；同时，税务机关也有义务依法保护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纳税主体的相关信息。

（四）获得技术支持的权利

电子商务是建立在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基础之上，技术性为其主要特征。纳税主体在进行纳税处理时，不可避免的涉及技术问题。所以，在电子商务模式下，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有权要求税务部门保障自己相关技术设备的正常运行，并获得税务部门的技术支持与保障；税务机关也有义务确保网络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并对网络纳税主体提供相应的培训与技术支持，以达到方便纳税主体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目的。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权利保护的法律建议

由于电子商务是新兴行业，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国内外鲜有专门法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界定并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保护。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合理界定并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已显得尤为紧迫。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相应的税收法律制度：

将“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原则明确写入宪法。目前，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未提及权利，这本身就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也容易导致税务机关权力的滥用。所以，应将纳税人合法权益予以根本法的保护。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5）

电子商务是依托网络进行货物贸易和服务交易，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商业形态。由于立法的滞后性及税收实践中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认定及其权利保护陷入困境。在我国，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无论宪法还是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税法，均未明确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范围，也未规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法律的缺位导致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权利保护缺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于税务机关来说，网上开店是否征税，合法避税与偷税的界限如何认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如何保护等问题成为困扰税务机关的重要难题，同时也使税收实践陷入尴尬境地，并进而直接影响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在认定及权利保护方面的困境主要是因为在网络状态下，原有税法以收入、行为和财产为征收客体的认定标准已无法适用：现行税制对商品、劳务、特许权等概念的界定已不适用于电子商务，无法对电子商务中新出现的数字化信息产品与劳务进行课税，原有各税种的征税客体也发生变化；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的虚拟性，对电子商务交易额进行征税无法适用现行的税务征收管理手段和方法；网络中出现了数字化、非物化形式的虚拟财产，这些虚拟财产都使电子商务的征税客体出现不确定性，从而直接导致了纳税主体界定的困难。而且，在电子商务中，由于网络对所有交易主体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交易主体；传统的中介人、中介环节不复存在，交易双方可以隐匿姓名、居住地等，也造成电子商务下的纳税主体呈现多样化、模糊化和边缘化，具有不确定性。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界定

（一）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界定的基本前提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合理界定需要以明确电子商务征税客体、实现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法定化和对电子商务合理课征新税为基本前提。

1.电子商务征税客体的明确化。征税客体是税法的最基本要素，也是确定纳税主体的前提。电子商务按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在网络中完成环节的不同，可以分为间接电子商务和直接电子商务。在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由于未脱离传统的交易模式，通过网络只能完成部分交易过程，其课税对象仍是传统的物与行为，因此，纳税主体与传统税法对纳税主体的界定相同。在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由于交易过程全部实现了网络化，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合为一体，同步在网络中完成，交易的商品具有数字化，无形性的性质，出现了新的课税对象，即网络信息商品已成为新的征税客体。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主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所以，电子商务征税客体的明确化是科学界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重要前提。

2.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法定化。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界定需要以法律为依据。目前，需要根据电子商务发展的程度，首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或地方性法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初步界定，待条件成熟后制定全国通行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合理界定在法律上具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将法律意义上的纳税义务人与实际负担纳税义务但不直接承担法定的纳税义务的负税人进行科学划分。

3.电子商务课征新税的合理化。由于电子商务中网络信息商品的出现，使计税计量单位发生了变化，从而也使课税对象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纳税主体的界定。所以，应将网络信息商品交易主体纳入纳税主体范围。此时既要考虑到网络信息商品的价值性，同时也要考虑到比特税的合理性。如果只对网络信息商品征收比特税，无法体现出网络信息商品的价值，如果只对其征收从价税，则无法体现出税收的公平性。所以，为了既符合税收原则，同时又能解决电子商务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问题，建议采取既征比特税又征从价税的方式来解决网络信息商品的征税问题。但是，毕竟电子商务是新生事物，在现阶段双重征税的前提是采用较轻的税率，比特税只是按照信息流量进行象征性征收，以便体现网络商品交易的可税性。

（二）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类型的界定

在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下，纳税主体应划分为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和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

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由于间接电子商务活动只是借助于网络完成信息流与资金流，其物流活动仍需传统模式，即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网上交易与传统的交易只是在交易的形式上存在不同，其课税对象仍是传统的物与行为，因此，间接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与传统税法的规定相同。

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下，出现了新的征税客体即网络信息商品，与网络信息商品交易相关人应为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的纳税主体。由于网络信息商品的出现既征比特税又征从价税的双重征收，产生两个基本纳税主体：一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纳税人；二是在电子商务交易中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即扣缴义务人，也就是直接电子商务模式中的网络信息平台。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范围

由于从事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未脱离传统税法对其权利的界定，为此，本文所说的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是指从事直接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主体的权利。具体包括：

（一）依法纳税的权利

电子商务中新的交易商品即网络信息商品以其无形性、数字化等特征而异于传统税法对征税客体的界定，所以无法适用于传统税法进行税收征收。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行使缴纳义务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为了保证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权利，凡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纳税义务，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无纳税义务。如印花税，直到2006年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才出台《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明确了“对纳税人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按规定征收印花税”，在此之前发生的网上签订电子合同等行为，不缴纳印花税。

（二）平等权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平等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应与传统纳税主体平等纳税；二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之间平等纳税。

传统意义上的平等权即税法学中所说的税收公平原则，指具有相等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在电子商务中应特别强调纳税主体的平等权。电子商务是新型的交易模式，其交易的无形性与无纸化给税收征管带来一定的难度，为此，在税法的制定与税收征管实践时，不应因为电子商务交易的征税客体难于确定和征收难度较大而对纳税主体给予歧视。电子商务纳税人享有与传统纳税人相同的权利，如享有申请减税及申请免税等权利，并与传统纳税人承担同样的税负负担。这是电子商务纳税主体平等享有纳税权利与履行相应义务的前提。同时，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还应与传统税法界定的纳税主体平等地享有生存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等。另外，对于电子商务纳税主体之间税收负担分配必须以纳税主体的负担能力为基准，负担能力相同，税负相同，负担能力不同则税负不同。

（三）知情权与隐私保护权

税法中的知情权包含纳税主体享有主动全面了解、知晓所有税法相关规定的知情权和被告知与自身纳税义务有关的一切信息的告知权。在电子商务中，纳税主体有权以合法的技术手段或其他方式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网络世界是信息开放的世界，为此，保护其纳税主体的隐私权不受侵犯显得尤为重要。在电子商务中，纳税主体在纳税相关信息中属于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范畴的部分，应该依法获得保护，纳税主体也有权要求税务机关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为其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予以合法保护，免受不法侵犯；同时，税务机关也有义务依法保护电子商务纳税主体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纳税主体的相关信息。

（四）获得技术支持的权利

电子商务是建立在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互联网基础之上，技术性为其主要特征。纳税主体在进行纳税处理时，不可避免的涉及技术问题。所以，在电子商务模式下，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有权要求税务部门保障自己相关技术设备的正常运行，并获得税务部门的技术支持与保障；税务机关也有义务确保网络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并对网络纳税主体提供相应的培训与技术支持，以达到方便纳税主体纳税申报和缴纳税款、减轻纳税人负担、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目的。

电子商务纳税主体权利保护的法律建议

由于电子商务是新兴行业，法律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国内外鲜有专门法规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界定并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保护。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电子商务纳税主体进行合理界定并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已显得尤为紧迫。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相应的税收法律制度：

将“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原则明确写入宪法。目前，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而未提及权利，这本身就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也容易导致税务机关权力的滥用。所以，应将纳税人合法权益予以根本法的保护。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6）

关键词：货币层次电子货币本质

1文献回顾

关于电子货币的定义，巴塞尔委员会（Basle，1998）提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致富的“储值”和预支付机制。欧洲中央银行在《电子货币》的报告（1998）中认为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技术设备中的货币价值，是一种预付价值的无记名支付工具，被广泛用于向除电子货币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支付，但在交易中并不一定涉及银行账户”。

2电子货币层次的构想

广义电子货币。仿照经济学家对传统货币的定义，很自然地，可以对电子货币作如下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商品或劳务的电子化支付过程中，或在债务的电子化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本文将电子化支付或偿还过程中的这种价值载体称为广义电子货币，记做EM2。

狭义电子货币。国际清算银行对电子货币的定义为：“记录消费者能够使用的资金或价值的储值或预付产品，这些产品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设备上。这个定义包括预付卡（有时称为电子钱包）以及使用计算机网络的预付软件产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如互联网）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机制”。它们谈到的电子货币是电子化转移价值过程中的价值载体，而且是能够被存储的。因此，本文将狭义电子货币定义为具备价值储藏职能的电子货币，这个集合是EM2的一个子集，记为EM1。

流动电子货币。这种流通电子货币代表了对发行者有要求权的货币价值，具备以下特征：存储在电子设备上；其价值等于发行机构收到的传统货币价值；通过承诺可被使用者外的人接受为支付媒介。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完全具备这些特征的电子货币。

3电子货币本质的界定

（一）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的界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货币在金属货币本位制度条件下是“固定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与世界货币五种基本职能”。

（二）从电子货币层次看电子货币的本质

1.广义电子货币。对照上述定义，分析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与银行有关的借记卡是否属于电子货币的存储工具。将瞬间完成的支付过程分拆成几步：第一步是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减少，商家B的活期存款不变，此时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转化成等额的电子货币；第二步是电子货币从消费者A的活期账户转到商家B的活期账户；第三步是等额的电子货币转化成商家B账户上的活期存款。由于银行电子化资金划拨的速度太快，电子货币在这个过程中迅速产生又迅速消失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减少以及商家B的活期存款增加。因此，在持卡人使用借记卡进行消费的过程中，虽然持卡人对商家进行的是电子化支付，但是由于电子货币迅速产生并迅速消失，借记卡根本无法存储这个价值载体。即电子货币没有通货的价值贮藏功能。

2.狭义电子货币。腾讯Q币、网易POPO币等网络货币，以及手机储值卡、公交IC卡和学生食堂使用的饭卡中储存的价值载体，都是狭义的电子货币。

人们利用传统货币购买储值卡或对储值卡充值，然后使用卡上存储的电子货币支付服务费用，支付对象为发行电子货币的商家。狭义电子货币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够在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商家与商家之间自由流通。

3.流通电子货币。电子货币若要实现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必须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而被消费者广泛接受。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之一是电子货币不能由各商家独立发行、各自为阵，而必须由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发行机构统一发行。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货币被普遍接受，行使交易媒介的职能，实现了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这种货币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通电子货币。它是上述狭义电子货币EM1的一个子集，本文将其记为EM0。

综上，仿照传统货币的定义形式和层次划分，电子货币从大到小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广义电子货币、狭义电子货币和流通电子货币。按照这个划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是狭义的电子货币，它们并不能实现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本质不是货币，而只能算准货币。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7）

关键词：货币层次电子货币本质

1文献回顾

关于电子货币的定义，巴塞尔委员会（Basle，1998）提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致富的“储值”和预支付机制。欧洲中央银行在《电子货币》的报告（1998）中认为电子货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技术设备中的货币价值，是一种预付价值的无记名支付工具，被广泛用于向除电子货币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人的支付，但在交易中并不一定涉及银行账户”。

2电子货币层次的构想

广义电子货币。仿照经济学家对传统货币的定义，很自然地，可以对电子货币作如下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商品或劳务的电子化支付过程中，或在债务的电子化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本文将电子化支付或偿还过程中的这种价值载体称为广义电子货币，记做EM2。

狭义电子货币。国际清算银行对电子货币的定义为：“记录消费者能够使用的资金或价值的储值或预付产品，这些产品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设备上。这个定义包括预付卡（有时称为电子钱包）以及使用计算机网络的预付软件产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如互联网）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机制”。它们谈到的电子货币是电子化转移价值过程中的价值载体，而且是能够被存储的。因此，本文将狭义电子货币定义为具备价值储藏职能的电子货币，这个集合是EM2的一个子集，记为EM1。

流动电子货币。这种流通电子货币代表了对发行者有要求权的货币价值，具备以下特征：存储在电子设备上；其价值等于发行机构收到的传统货币价值；通过承诺可被使用者外的人接受为支付媒介。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完全具备这些特征的电子货币。

3电子货币本质的界定

（一）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的界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货币在金属货币本位制度条件下是“固定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与世界货币五种基本职能”。

（二）从电子货币层次看电子货币的本质

1.广义电子货币。对照上述定义，分析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与银行有关的借记卡是否属于电子货币的存储工具。将瞬间完成的支付过程分拆成几步：第一步是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减少，商家B的活期存款不变，此时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转化成等额的电子货币；第二步是电子货币从消费者A的活期账户转到商家B的活期账户；第三步是等额的电子货币转化成商家B账户上的活期存款。由于银行电子化资金划拨的速度太快，电子货币在这个过程中迅速产生又迅速消失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消费者A的活期存款减少以及商家B的活期存款增加。因此，在持卡人使用借记卡进行消费的过程中，虽然持卡人对商家进行的是电子化支付，但是由于电子货币迅速产生并迅速消失，借记卡根本无法存储这个价值载体。即电子货币没有通货的价值贮藏功能。

2.狭义电子货币。腾讯Q币、网易POPO币等网络货币，以及手机储值卡、公交IC卡和学生食堂使用的饭卡中储存的价值载体，都是狭义的电子货币。

人们利用传统货币购买储值卡或对储值卡充值，然后使用卡上存储的电子货币支付服务费用，支付对象为发行电子货币的商家。狭义电子货币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够在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商家与商家之间自由流通。

3.流通电子货币。电子货币若要实现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必须能够充当一般等价物而被消费者广泛接受。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之一是电子货币不能由各商家独立发行、各自为阵，而必须由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发行机构统一发行。在这种情况下，电子货币被普遍接受，行使交易媒介的职能，实现了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这种货币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流通电子货币。它是上述狭义电子货币EM1的一个子集，本文将其记为EM0。

综上，仿照传统货币的定义形式和层次划分，电子货币从大到小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广义电子货币、狭义电子货币和流通电子货币。按照这个划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是狭义的电子货币，它们并不能实现对传统货币的完全替代，本质不是货币，而只能算准货币。

参考文献：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8）

    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当前,除进影院外,越来越多的人在等人、等车、候机、候船等碎片时间用IPAD、MP4、智能手机等可便携移动设备观看电影。这种方式与传统的影院观影相比,至少发生了如下变化,一是影像由影院中的高大竖立状转变为掌上媒体的微小平躺状;二是观影视角由影院里的平视、仰视为主转变成掌上媒体上的俯视为主。在这一“竖”一“平”,一“仰”一“俯”之间,电影美学发生了变化。其实,影像的“平躺”除具外观的表层意义外,还有电影去层级化、可操控等深刻内涵的隐喻意义。影像为何躺下了?原因在于:

    (一)记录载体的丰富

    就载体而言,电影曾一度以胶片作为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区分的标志,这种情况因新媒体的兴起而发生了变化。“胶片如何成为电影,并在哪一点上获得一致认同并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电影形式,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受到质疑。”②随着CG技术对电影的渗透,这种以胶片来定义电影的观念已被打破。电影的胶片记录特性已不再是分类的基础。在当今电影产业中,数字媒介与赛璐珞胶片受到同样的倚重,在一定程度上,前者甚至已超越后者。数字电影完全可不依赖赛璐珞物质媒介,仅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即可完成创作、发行和放映诸过程。从这层意义而言,数字媒介丰富了电影制作和传播的物质基础。

    (二)观影媒介的拓展

    20世纪中叶以来,观影媒介不再局限于影院中的银幕,电视机、计算机、手机等媒介的流行,为电影展映提供了日趋广阔的平台。“电影不再是以影院这一空间来加以界定,而是一种泛在的现象,它不再有固定的位置,因为它无处不在,至少是在我们审美和通讯的地方无处不在。”③要了解观影媒介的拓展造成影像平躺的意义,对电影史的回顾可以提供线索。电影有幻盘、诡盘、走马盘、活动视镜、电影视镜(Kinetoscope)等前身。其中,爱迪生的“电影视镜”相对成熟,但每次只能供一人观看。当时,电影就如一个魔幻的“盒子”。如果说爱迪生是想让人们驻足其旁并单独俯视“盒子”中平躺的影像的话,那么,卢米埃尔兄弟则让众人进入这个魔幻的“盒子”(影院)欣赏影像。影院所展示的影像只有足够巨大才能产生既震撼又细腻的视觉效果。因此,尽管座位的安排使得物理上的俯视、平视、仰视都成为可能,但影院总是在心理上诱导人们仰视作为技术奇观的影像。电视机、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促使观影方式朝平视为主转变,原因在于它们朝家用电器的定位发展,总是在和用户套近乎。观影方式由平视为主向俯视为主的转变是在各种移动接收装置流行之后发生的。这些装置要在移动条件下使用,用户总是希望它们尽可能轻便、小巧,不仅能置于膝上,而且能玩于掌上。人们由此得以再次用“盒子”(掌上媒体)来俯视其屏幕上的平躺影像了。人类的观影体验因而经历了从“盒子”外到“盒子”内再到“盒子”外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低水平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因“电影视镜——影院——电视机\电脑屏幕——掌上媒体”等观影媒介的依次出现,人们观影的主要视角也经历了“俯视——仰视——平视——俯视”循环变化的过程。

    (三)技术水平的提升

    电影技术水平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摄制、发行、放映各环节。就摄制而言,胶片摄影机体积庞大、价格昂贵,操纵此类设备需高素养的摄影师。DV技术打破了传统胶片时代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驾驭影像的神话。DV摄像机轻巧便携,价格低廉,普通民众因此也能成为影像创作的主体。发行上,传统电影胶片冲印及其运输所费不菲。相比之下,微电影借助网络,鼠标轻轻一点即可,其发行成本近于零。电影依赖于一定的屏幕而存在,曼诺维奇认为电影屏幕先后历经了“动态屏幕——实时屏幕——交互屏幕”三个发展阶段。④动态屏幕为原始的电影银幕,实时屏幕为电视荧幕,而交互屏幕则为依托于计算机技术、具备交互功能并展现视觉元素的屏幕,如计算机屏幕、智能手机屏幕等。“交互屏幕”技术的出现,不仅使影像具备交互性,同时也给影像的平躺提供了可能。虽然作为家用电器的电视、电脑的屏幕尺寸可能相近,但电脑始终在可交互性方面胜出一筹。可交互性越强,往往意味着用户所拥有的掌控力量就越大。因此,家用电脑屏幕在心理上总是诱导用户俯视它,即使在物理上平视时也是如此。手提电脑、PDA、平板电脑和手机实现了生理和心理双重意义上的俯视,其前提是人们发明了使便携装置具有和固定装置类似功能的技术。

    无论摄制、发行还是放映,新媒体技术对电影的涉入遵循的是“数值化表述、模块化、自动化处理、易变性和代码转换”⑤的原则。这些技术特征与传统胶片线性化、固定性等技术特点截然不同。“电脑技术中的所谓‘随机记忆’(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储器)实际上隐含了对等级制的否定:如果说书籍、胶片、磁带等以传统方式储存信息的载体是以线性和因果原则为基础的,隐含了传统叙述因素的话,那么,电脑的‘随机记忆’则将数据平面化,将等级结构转化为平面结构”。⑥由于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人们不仅能够灵活地对待数据,也能够灵活地对待影像,从而在观看电影时做出俯视、平视与仰视的不同选择。

    二、形态:影像躺成何模样

    电影因科技与媒介的演变而演变。躺下来的影像在形态上究竟与传统影像有何不同?碎片化、块茎状、个性化、交互性可谓是其典型特征。

    (一)碎片化

    平躺之后的影像呈碎片化趋势,这一趋势根源于记录载体的数字化逻辑。与胶片相比,数字媒介在记录特性上的优势为能擦除、可重录。这一特性大大降低了影像记录和创作的成本,使得即兴创作常态化。胶片电影因材料昂贵且只能一次性记录,迫使从业者不得不周密计划,在经济上精打细算,进而在美学上追求精致而不同凡响的大叙事。与之相比,平民化的数字影像倾向于碎片化的微叙事。这不是说高端数码设备无法摄制出能够和胶片电影在视觉效果上媲美的影像,而是说数码技术从整体上降低了影像生产的成本,从而让草根阶层得以在该领域施展才能,展示身边之事、个人之思。碎片化的影像生产在效率上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影像生产,可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Youtube、优酷等视频网站的繁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视频网站以在线视频数据库技术建构,其流程是并置的、非线性的。这种“数据库的结构方式将世界还原成相关的或不相关的并列群星,而如何在无数群星的并置中建立联系则取决于使用者”。⑦在影像数据库中,观影者可以从一个视频链到另一视频,从一个电影滑到另一电影,影像和影像之间的关系正如本雅明的星丛,亦如德勒兹的块茎,观众在它们的互文参照中重新解读意义。

    影像的“躺下”和碎片化之间存在多种意义上关联,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联系。从事影像生产的最初仅仅是寥寥无几的发明家,其后扩大到电影商。电视台以及制播分离条件下的节目制作企业的加盟,进一步扩大了影像生产者的队伍,同时也形成了影像生产的层级制。处在顶端的是垄断性跨国媒体集团,位于中间的是实力雄厚的主流电视台、电影公司,而在底层的是一般节目制作企业。影像的仰视不只是指观众仰视影院所放映的电影,而且是指观众在社会学意义上仰视和大片相联系的巨星、大导演、大制片人、大企业、大集团。因此,影像的仰视归根结底是一种由层级制所规定的视角。相比之下,影像的俯视以瓦解上述层级制为前提,同时又以加剧上述瓦解为结果。影像的碎片化实际上是作为媒体垄断的一种解毒剂而起作用。这种垄断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益加剧,以至于如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媒体生产为5家巨头所控制。它们需要令人仰视的影像,因为这种影像导致媒体崇拜,而媒体崇拜在许多情况上就是媒体巨头崇拜。与之不同,影像的“躺下”意味着平民百姓对媒体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它不需要媒体崇拜,也不需要和崇拜相联系的宏大叙事,通过碎片化所展示出来的创造性是对于平民百姓艺术力量和自信心的肯定。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9）

数字技术对法律提出的挑战，体现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的一些程序流程中，我国在一些实体法中已开始逐渐解决，但在程序法上仍未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大量技术含量极高的案例中，作为程序的核心——证据制度，不论是民事，还是刑事、行政证据制度在面对新问题时都处于一种尚付阙如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在目前沸沸扬扬的新浪与搜狐的诉讼之争中又一次被重演。不仅当前制定证据法的学者们所提出的数稿中有的根本就没有此方面的规定，即使作为对以往司法实践的总结与最新证据规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数字技术引发出的愈来愈多的问题也依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数字技术环境下对证据制度进行再研究（注：数字证据可以出现于三大程序法中，本文针对民事、行政、刑事程序法中的数字证据问题的共性进行讨论，并不涉及基于不同程序性质而产生的细节问题。同时，我们无意在此对我国原有证据体系的分类模式与合理性等进行论证，那并不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数字证据概念评析

使用精确的概念，进行内涵的准确界定与外延的清晰延展，对于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极具方法论意义，并且也符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因此，建立一个体系首先进行的便应是概念的归纳。同时，一个精确的概念必须能够抽象归纳出所有客体的本质共性，必须能够把表现同性质的所有现象全部容纳进去。对数字证据进行概念归纳，基于其鲜明的技术特征，在归纳时要回归到数字技术层面，在其所使用的数字技术与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结合中寻找恰当的突破点。

关于数字证据的概念，在国际上至今未有定论，如computer  evidence（计算机证据）、electronic  evidence（电子证据）、digital  evidence（数字证据）都具有其使用者。我国采取数字证据概念的大多是IT业界，法律学者采用的概念主要是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进而在这些概念基础上分析证据的性质、效力、类型等（注：还有的学者在论述中并未对其使用的概念进行定义，如吴晓玲发表于《计算机世界》1999年第7期的《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一文中使用电子证据，游伟、夏元林发表于《法学》2001年第3期的《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一文中使用计算机数据电讯。吕国民发表于《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的《数据电文的证据问题及解决方法》一文所使用的数据电文等都未进行明确的法律上的界定。）。这些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存在一些问题，之所以如此，或者是因为单纯注重对社会经济层面的考查却忽略了对技术层面的透彻分析，或者是因为虽进行了技术的分析，但却未深入到进行法律归纳所需要的足够程度。因而有必要在与这些概念、定义的多维比较中分析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数字证据与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的比较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虽然各个概念所使用的语词不同，但在内涵上，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都是针对不同于传统的数字化运算过程中产生的证据，在外延上一般囊括数字化运算中产生的全部信息资料。不过，计算机证据与电子证据这两个概念并不妥贴，不能充分表现该种证据的本质内涵，由此而容易导致概念在外延上不能涵盖该种证据的全部形态。

1.“计算机证据”概念。有人认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采取“计算机证据”概念来表述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证据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计算机及以计算机为主导的网络是数字化运算的主要设备，并且目前数字化信息也大多存储于电磁性介质之中。从数字化所依靠的设备的角度来归纳此类证据的共性，在外延上能够涵盖绝大多数此类证据。然而，虽然计算机设备是当前数字化处理的主要设备，计算机中存储的资料也是当前此类证据中的主要部分，但是进行数字化运算处理的计算机这一技术设备并不是数字化的唯一设备，例如扫描仪、数码摄像机这些设备均是数字化运算不可或缺的设备，但并不能认为这些也属于计算机之列。从国外立法来看，没有国家采取computerevidence，采用这种概念的学者在论述中也往往又兼用了其他的概念。迪尔凯姆认为，研究事物之初，要从事物的外形去观察事物，这样更容易接触事物的本质，但却不可以在研究结束后，仍然用外形观察的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实质。所以，“计算机证据”概念从事物外形上进行定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计算机证据”概念未能归纳出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证据共性，不能够涵盖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的信息资料，而且在法律上也不能对将来出现的证据类型预留出弹性空间。

2.“电子证据”概念。目前，采用“电子证据”者甚众，但对电子证据的具体含义则各有不同表述。有人认为：“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2]有人认为：“电子证据，是指以数字的形式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储存的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数据或信息。”[3]“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4]加拿大明确采用了电子证据概念，在《统一电子证据法》(Uniform  Electronic  Evidence  Act)的定义条款中规定：“电子证据，指任何记录于或产生于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中的媒介中的资料，其可以为人或计算机或相关设备所读取或接收。”[5]

综合起来，各种电子证据的定义主要有两种：第一，狭义的电子证据，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即自计算机或计算机外部系统中所得到的电磁记录物，此种内涵过于狭小，不能涵盖数字化过程中生成的全部证据，不如第二种定义合理。第二，广义上的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两种证据，在内容上包含了第一种定义，并且还包括我国诉讼法中原有的视听资料。但我们认为，这些定义中不仅所使用的“电子”一词不妥，而且所下定义亦为不妥，理由如下：第一，将电子证据或者计算机证据定性为电磁记录物未免过于狭隘。虽然数字设备的整个运作过程一般由电子技术操控，各个构件以及构件相互之间以电子运动来进行信息传输，但是仍然不可以认为该种证据即为自电子运动过程中得到的资料。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2(5)中规定：“电子(electronic)，是指含有电子的、数据的、磁性的、光学的、电磁的或类似性能的相关技术。”扩大解释了电子的语词内涵，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载体来表达扩大的电子语义，已经失去了“电子”一词的原义，原本意义上的电子只是其使用的“电子”概念中的一种技术而已，从而能够涵盖大多数此类证据。不过，既然如此，还不如直接使用能够涵盖这些技术特性的“数字”概念，在工具价值方面更有可取之处。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解释中之所以采取“电子”，“因为信息为计算机或类似设备所记录或存储”，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并且接下来又承认有些数字信息(digital  information)未涵盖于本法，因为有其他的法律进行调整。第二，电子证据概念不能揭示此类证据的本质特征。电子运动只是数字化运算的手段，而非本质，并且也并不是所有数字设备的运算全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进行数字化运算的计算机设备及其他数字设备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设备的运算均采取数字化方式，而非在于均采取电子运动手段。第三，不论是将视听资料这种已存的证据类型纳入电子证据中，还是将电子证据纳入视听资料中，都会致使“电子证据”与我国诉讼法中的“视听资料”相混淆，而此类证据与视听资料证据的本质共性并不相同。视听资料主要为录音、录像资料，其信息的存储以及传输等也都采取电子运动手段。录音、录像采取模拟信号方式，其波形连续；而在计算机等数字设备中，以不同的二进制数字组合代表不同的脉冲，表达不同信号，信息的存储、传输采取数字信号，其波形离散、不连续。二者的实现、表现、存储、转化都不相同。传统的电话、电视、录音、录像等都采取模拟信号进行通讯，这是视听资料的共性，而计算机与网络信息技术则采取数字化方式通信，这是数字化运算中生成的证据的共性，两者不同，不应混淆。

可见，狭义上的电子证据在外延上只能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证据，失之过狭；广义上的电子证据确实能够在外延上容纳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证据，但却失之过宽，如将视听资料与计算机证据这两种差别极大的证据容于同一种证据类型中，将不得不针对两种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从而导致同种证据类型的证据规则不相统一，很难建立起一个和谐一致的体系。

（二）数字证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认为，数字证据就是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形式读写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资料。这里使用的“数字”(digital,digits  pl.)与日常用语中的“数字”语义并不相同，虽并不如“电子”更为人们熟悉和容易理解，但重要的是根据科学的需要和借助于专门术语的表达，使用科学的概念来清晰地定义相关事物，况且“数字”概念在现今信息时代也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现代计算机与数字化理论认为，数是对世界真实和完全的反映，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基因组的破译说明，甚至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人自身也可以数字化。[6]来势汹涌的全球信息化潮流实际上就是对事物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处理过程，区别于纸质信件、电话、传真等传统信息交流方式，这种采用新的信息处理、存储、传输的数字方式在现代社会包括日常交往与商业贸易中逐步建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毋庸置疑的是，数字技术还会不断地发展，因此在进行法律调整之时就更不能限定所使用的技术与存储的介质，从而在法律上为技术的发展留存一个宽松的空间。

1.数字证据有其数字技术性。信息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数字技术设备以"0"与"1"二进制代码进行数值运算与逻辑运算，所有的输入都转换为机器可直接读写而人并不能直接读写的"0"、"1"代码在数字技术设备中进行运算，然后再将运算结果转换为人可读的输出。数字证据以数字化为基础，以数字化作为区别于其他证据类型的根本特征。数字证据具有依赖性，其生成、存储、输出等都需借助于数字化硬件与软件设备；具有精确性，数字证据能准确地再现事实；具有易篡改性，数字化技术特性决定了数字资料可以方便地进行修正、补充，但这些优点在数字资料作为证据使用时成为缺点，使其极易被篡改或销毁，从而降低了数字证据的可靠性，这个特点也决定了在对数字证据进行规则的制定时应当切实保障其真实性。SWGDE(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DigitalEvidence)与IO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Digital  alvidence)在1999年在伦敦举办的旨在为各国提供数字证据交换规则的会议IHCFC(International  Hi-Tech  Crime  and  Forensics  Conference)上提交了一份名为《数字证据：标准与原则》的报告，对数字证据从技术方面进行了定义，“数字证据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储或传输的信息或资料”，[7]在接下来的规则中则重点阐述了如何对数字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保障。

2.数字证据有其外延广泛性。数字证据概念在外延上既可以容纳目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全部证据，又具有前瞻性，可以容纳以后随着技术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此类证据。数字证据可以产生于电子商务中，也可以产生于平时的日常关系中，表现为电子邮件、机器存储的交易记录、计算机中的文件、数码摄影机中存储的图片等。从美国FBI目前的犯罪执法中可以看到，现在专家越来越喜欢用数字技术对一些其他证据进行处理，例如用AvidXpress视频编辑系统、Dtective图像增强处理软件对取得的录像进行处理，并且这种处理也往往得到法庭的承认。这种对原始证据进行数字技术加工后形成的证据也可看作是一种传来数字证据，即形成了一种证据类型向另一种证据类型的转化，例如对我国视听资料中的录音、录像进行数字处理后可以认为是数字证据，适用数字证据规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类型往往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从而在真实性等方面可能作出不同的认定。

数字证据一般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机器中存储的机器可读资料，二是通过输出设备输出的人可读资料，如显示设备显示出来或者打印设备打印出来的资料。前种作为数字证据毫无疑问，而后者从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认定为书证。其实，此种人可读的输出资料仍然属于数字证据，因为这些资料来源于数字化设备，是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取得的，其产生完全依赖于前者，人可读的资料是由机器可读的资料经过一个转化过程而取得的，两种资料在内容上保持了一致性，具有同质性，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后者的真实性依赖于前者，在如何确保真实性、合法性等规则上，应适用数字证据的规则，却不可以因为其表现为传统的纸面形式就认为是书证，从而适用书证规则。

二、将数字证据纳入我国证据体系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数字技术推动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提出新的要求，体现于法律之上，在实体法上表现为，要求更新确认这种新技术指示的新类型社会关系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法上表现为，当这种社会关系的当事人因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时，应当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相关程序，或者对已有程序进行完善，能够满足这种纠纷不同以往而与其技术特征相适应的要求。而在程序法证据制度上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要求数字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数据资料等能够纳入到证据体系中，得到证据规则的认可，能够被法庭接受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虽然数字证据并不单纯只是在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其还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产生（注：以数字化设备为基础而生成的数字形式读写的证据均可认为是数字证据，其可以为民事程序法上的证据，也可以为刑事、行政程序法上的证据。不过，在现阶段，电子商务关系中产生的这类证据的数量多于其他类型社会关系，但不可以认为数字证据即为电子商务中产生的证据，例如内部局域网、个人计算机存储的资料也可成为数字证据。），但数字证据问题主要是出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而提出。出于电子商务交易追求交易的快速便捷、无纸化(paperless  trading)流程，在很多交易过程中很少有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纸质文件出现，电子商务交易中所存在的与交易相关的资料可能完全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计算机等存储设备中。一旦产生纠纷，如果在程序法上不承认数字证据的证据力，当事人将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权利主张，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商人对电子交易就难以产生依赖感，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EDI数据交换方式便以其便捷、高效、准确而备受青睐。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等进行大量的立法工作，欧美各国在实体上早已承认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合同、申报纳税与以信件、电报、传真等传统方式具有相同效力，在程序法上也作了相应的规定。美国《联邦证据规则》通过重申现行判例和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数据电文无论是人工做成的还是计算机自动录入的都可作为诉讼证据。英国1968年《民事证据法》规定，在任何民事诉讼程序中，文书内容只要符合法庭规则就可被接受成为证明任何事实的证据，而不论文书的形式如何。[8]在1988年修正《治安与刑事证据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也作出了类型的规定。加拿大通过R.V.McMullen  (Ont.C.A.,1979)一案确立了新证据在普通法上的相关规则。联合国贸法会在《电子商务示范法》中规定，“不得仅仅以某项信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为理由而否定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又承认了以数据电文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并且认为，在一定情况下数据电文满足了对原件的要求，在诉讼中不得否认其为原件而拒绝接受为证据。这些规定运用功能等同法(functional-equivalent)，认为只要与传统方式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可认定为具有同等效力。我国也与这一国际立法趋势相靠拢，例如我国新修订的海关法中规定了电子数据报关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合同法中已承认以电子数据交换方式订立的合同的有效性，承认其符合法律对合同书面形式的要求。要使实体法的修改有实际意义，就必须设定相应的程序规则，使得以实体规定为依据，在诉讼中寻求救济时具有程序法基础，否则实体法上的修改不啻一纸空文。

纵观证据法的发展历程，各种证据类型是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得到法律承认的，目前作为主要证据形态的纸质文件经历很长的时间方得到法律认可，视听资料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电子技术在20世纪大行其道，导致证据法上接受了电子资料的证据效力，而数字技术在20世纪末便开始获得了极大进步，对经济与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在新世纪之初所取得的发展与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虽然法院尚未正式使用数字技术形成的数字证据，但法院却早已开始使用数字技术方便案件的处理，虽然不能肯定数字技术会否在某一天取代电子技术，但却能肯定数字技术必将抢占电子技术所占据的社会份额，其对社会的影响必将超越电子技术。任何一种技术新出现时都会有其欠缺之处，但正如电子资料最终成为证据法上的证据类型一样，不能因为数字证据在目前所具有的脆弱性等消极因素而拒绝直面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消极方面可以通过立法技术来加以调整，保障其在诉讼中的可采性，从而扬长避短，在程序法上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

机电一体化定义篇（10）

迄今为止，电子传播媒介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长的问题：电影给人们的视觉开启了什么？电影工业昭示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哪些根本改变？城市人口每日耗费几个小时的观看电视节目？电视与教育、书籍以及儿童成长之间如何产生联系？中等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是多少？移动电话改变了哪些生活观念？计算机联网为金融活动带来了什么？网络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政治竞选和商业信息？详尽地搜集种种统计数据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种种传统仪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会，师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跃在一个个村落的社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这些文化仪式拥有的象征符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某种新型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新技术的内化与文化的转型同时发生。一些理论家甚至主张按照生物学的原则理解机械，某些机械正在跨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马克·波斯特认为："人类对于身体的机器复制过程已经到达这一时刻：人类正在以电脑和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交流系统对人脑进行一点一点的复制。一种智能性的机械身体如今已成为工业、科技和大学圈内许多人士梦寐以求之物。"这时，机械、电子技术与主体建构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得到正视。（1）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正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时机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久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如此引人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文明视若无睹。

在大多数人那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电视分别被视为称职的安慰者、孤独者的伴侣、新闻中心或者良师益友。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电视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诠释和。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激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互联网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互联网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之中存在强大的控制。的确，电视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口正在向人们展示无边无际的经验，人们仿佛从这个窗口跃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们察觉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对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窗口隐藏的另一种威力。无论是呼吁、召唤、劝诫还是发号施令，电视的符号体系和传播范围都是无可匹敌的。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海关、边防线、国界、辽阔的海域和崇山峻岭--这些传统的空间栅栏对于互联网已经失效。民族国家赖以划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远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换言之，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通晓英语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文盲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不凡的机遇。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也许，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考察的双重视域几乎同时开启。如同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多数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逐渐从民主转向保守，从开放转向封闭，或者将局部的微型解放纳入总体性的权威体系；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某种辩证的转换。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解放和控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电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电视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观众的拥戴？另一方面，如果电视台运行的费用不是如此之高，广告商又怎么能如此规模地包揽文化权力，裁定电视节目的趣味，甚至充当唯一的裁决？

这提示人们充分地关注电子传播媒介的性质。这时，人们迅速地想到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即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机械的意义不在于机械本身，而在于机械如何为人类所使用。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反复地阐述了印刷术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例如，"电力时代生活中的新结构和新形貌，越来越多地与机械时代陈旧、线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冲突。"电子传播媒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扩张式社会组织模式而产生了彼此纠缠和相互拥挤的内向性"爆炸"。（2）所以，技术程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的信息。鲍德里拉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

虽然麦克卢汉的论点曾经遭受异议，但是，媒介的性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麦克卢汉论点之上进一步说："媒体的变化将改变信息。换个方式说，’媒体就是意识形态’。" J·希利斯·米勒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了出版、无线电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新的电传技术现在生产出用以取代所有这些的新形式。这些新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并不仅仅是以未被改变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或真实内容的被改动的母体。它们构成它们所’输送’的内容，并任意把那个’内容’改造成该媒体本身所强加的信息的表达。"（4）J·希利斯·米勒察觉到，电子传播媒介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规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释说，衡量电子技术的巨大突破决非仅仅局限于科学范畴。尽管发明者并没有蓄意地制造某种社会变革，或者预见这些发明的后果，但是，这些发明还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断裂。J·希利斯·米勒赞同地引述了德里达的观点：电子传播媒介终结了传统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他们认为，上述学科均是与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国家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刷新这一切。德里达甚至断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国家的地位没落了。电子传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种种内与外的界限。个体、自我、隐私、家庭、工作地点、大学等等无不随之改观。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也威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假定，即政治行动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确边界、种族和文化统一性的一个特定民族国家。"J·希利斯·米勒总结说，"民族国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电子社区在电脑空间中的发展，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产生--这是新的电传制度产生的三个结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许多思想家那样对于电子技术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期望电子传播媒介的开放性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性联合--因为"新电传技术可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但这种技术超越了创造者而具备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对于印刷文明，某些权威可能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启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扩大；但是，这不等于说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消失。人们无宁说，这是一个未确定的因而也充满了创造可能的新型空间--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充分意识到隐藏于大众之间的潜力。

传播媒介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历史呼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麦克卢汉认为，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粘合许多时代的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5）的确，新旧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风格不得不追溯至传播媒介的性质与构造。结绳纪事不可能产生微积分，长篇小说不会铭写于甲骨或者竹简之上，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彻底涤除了艺术周围神秘的崇拜气氛，互联网络对于传统的作者与版权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如何彻底地撼动了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学，印刷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联系，法律、规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印刷机器得到不断强化，这是许多人倍感兴趣的题目。巍峨的皇宫、朝廷奏议、烽火传讯、旌旗猎猎--这些历史景象与电视机里的竞选政治、电子信息组织的立体战争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空间正在遭受电子传播媒介--从电话、电视到计算机网络--的彻底改造。从信息的攫取、购物形式到身体的快乐，一系列变异或显或隐地陆续发生。一切都在证实，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传播媒介还决定了文化的类型、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式和范围。

如同历史揭示的那样，早期的统治阶级控制传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垄断文化和知识，生产维护主导权威的意识形态，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文化卫士--巫师、史官、僧侣以及一大批骚人墨客无不程度不同地从属于这一支庞大的队伍。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崛起之后，商业与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介入传播媒介的争夺战。从报纸、平装书到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和传播范围日益强大，文化的成分与功能也日益复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地形图之中，文化是被决定的；文化如同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副现象。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对于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急剧地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视为电子传播媒介的杰作。许多时候，电子技术的胜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当然，这并非主张文化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但是，人们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传统范畴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组。电子传播媒介时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在成为最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电视的影像生产产生了巨额的利润，众多网站竞相涌向股市，这一切无不暗示了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生产与经济的共谋关系。电子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电子传播媒介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充分证实了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的阐述："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6）虽然文化、商品、经济利润、意识形态各个环节的并非一脉相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与经济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织为一体，共存共荣；文化对于物欲的抗拒意义正在缩减乃至丧失。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体系、机械性能、运行费用、传播效果无一不在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合作推波助澜。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需要一门政治经济文化学。所以，电子传播媒介对于现实的影响、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维度的。从个体的身份归属、种族文化的面貌、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种核心。这个意义上，出现鲍德里拉式的断言并不奇怪--现实正在变成符号的模仿。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一切乃是人们深陷其中的历史环境。

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尽管"文化研究"的内涵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文化研究已经时髦地成为显学。或许，"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的程度--人们无法援引传统学科的范畴予以界定。理查德·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相近的意义上，詹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学科"。（6）许多时候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学科的疆界为活动半径。这时，人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至少证明了文化研究的兴盛恰逢其时。无论如何命名这个时代，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今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例如，电子传播媒介的考察必须联合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如此等等。换言之，传统的学科地图已经无法分配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文化研究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跨学科的分析也将产生另一些后继的疑问，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显示了突破学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从考察的对象到考察问题的方式，许多文化研究因为抛开了陈陈相因的程式而富于开创性。其次，文化研究成为显学之后的一个危险是被重新体制化。人们可能重新设立某些文化研究的规章和模式，予以定型，从而为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再度增添一个新的学科。表面上，学科提供了某种理论框架与学术规范；然而，这一切是知识生产、分类、占有与分配所形成的后果。所以，学科时常有意地呈现了什么，聚焦了什么，或者隐藏了什么，掩盖了什么--学科的所声称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来，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设立一个超级大型学科，跨学科的意义在于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对于文化研究说来，拒绝体制化--拒绝重新演变为一个固定学科--的动力源于日常现实的启示。日常现实的压力时常使学科的框架摇摇欲坠。文化研究抛开了精英主义、经院主义的习气，文化研究不再依据某个学科的传统版图--例如，文学，历史或者经济学--指定一个超凡的独立舞台，这包含了回归日常现实的企图。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时候，我所搜集的许多材料来自《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读物。它们的确不是经典，但是，它们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说明电子传播媒介已经多大程度地演变为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当然，回归日常现实决不是撤消理论分析的另一种说法。犀利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学科给予的不可放弃的遗产。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日常现实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强大张力。从历史性演变的描述到有线电视频道某一个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从符号学的阐述到计算机网络虚拟生存的经验，大理论与日常现实的结合无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胜的风格之一。

注释：

（1） 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192、23、24页

（2） 《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48，259页

（3）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32页

（4） J·希利斯·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于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