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汇总十篇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1）
一、金融学的研究领域
20世纪30年代以来，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一般来说，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大致有两个方向：宏观的金融市场理论和微观的价值分析理论。
在研究金融市场的宏观领域，早期的学者们主要从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入手，分析各种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追溯其根源的话，必须了解凯恩斯的有关利率理论的开创性工作、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米勒和莫迪里亚尼的有效金融市场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描述金融市场的宏观运行机制问题。这些理论也涵盖了金融市场如何对交易中的资产进行定价的问题。
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都研究了金融市场中金融工具或金融项目的定价问题，宏观金融相信市场能够很好地对资产进行定价，微观金融并不相信市场能够对资产进行精确的定价，认为市场只是对资产做了很好的参考定价，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或者信息优势在市场上发现投资价值。必须指出的是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关于定价的理解并不冲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只是适用范围的
差异。
二、宏观金融学与微观金融学教材的设置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微观金融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活动，宏观金融是对宏观金融现象的分析。宏观金融的主要内容包括：货币理论（货币经济学）、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学），其基础是货币经济学。通过宏观金融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金融思维，使学生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让学生走入金融的学习殿堂。因此对于金融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在大一大二阶段除了学习相应的公共必修课（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外，还应当系统地学习货币经济学、中央银行学和国际经济学。
当学生系统学习完宏观金融的相关课程后，在大三大四阶段就应当进入微观金融的系统学习过程，微观金融作为研究经济主体金融活动的学科，通过微观金融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具体分析家庭或公司两类微观主体的金融活动，做到理论结合实际，并为走进工作岗位做好准备。
三、宏观金融的核心课程――货币银行学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宏观金融是对宏观金融现象的分析，通过宏观金融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金融思维，使学生建立一个金融体系，让学生走入金融的美好殿堂，其基础是货币经济学。大多数高校都是用货币银行学（或叫货币金融学）来完成学生宏观金融的初级教学，这主要是在金融专业的大二第二学期或非金融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三第一学期。货币银行学课程已成为宏观金融的核心课程，通过货币银行学的教学使学生对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监管四个大类形成初步的认识。
四、货币银行学的基本框架
由于知识点逻辑的限制，很多教科书都是通过知识点的递进关系来阐述货币银行学的内容，通常通过信用、货币、金融定义，再从利率、金融市场、金融工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入手来编写货币银行学教科书的章节，这样做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做到知识的前后连贯。但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到最后期末或者课程学习完毕后很多学生都反映货币银行学的学习太散，不容易
集中，内容太多。这就需要给该学科搭建一个包含货币银行学核心重要知识点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是基于它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作用来完成的，笔者通过多次的教学实践总结了货币银行学科的基本框架如下：
三根支柱：货币、信用和银行。通过这三根支柱，学生可以了解信用、货币、金融、银行和利率在货币银行学中的重要性。
一个空间一个载体：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通过不同标准金融市场的划分，学生可以了解不同的金融工具差异和特征。
上有调控：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的财政政策作为金融总量与均衡调控的主要手段，同时各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作为金融监管和自律的主要机构，承担着金融监管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职责。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2）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3）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 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 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 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 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 )，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足交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4）
资本市场在要素市场中处于核心地位，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能够起到有效配置劳动力和资源，消除资金瓶颈，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股票市场规模虽然正在迅速扩张，但从真正意义上讲还远不成熟，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没有发挥最大作用（易纲、王召，2002）。Levine and Zervos（1998）利用多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以股票交易量和市值总额的比值计算的股市流动性，与经济增长、资本存量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显著正相关。股票市场的存在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当研究宏观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实体经济时，应将股票市场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其在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之间的纽带作用日益显著，股票市场的波动直接牵动企业的市场业绩，同时也使宏观货币政策效应向企业的传导变得更为复杂化，而且随着企业实物资产的证券化，虚拟资本运行与实体资本运行也变得界限模糊。上面分析的资产价格渠道与财富效应渠道都要以股票市场为依托，但值得注意的是股票市场分流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的效力：（1）由于借款人与银行之间存在道德风险，当货币当局为刺激经济增加经济体内货币供给量时，过量的信贷资金在经济体内运行，资本逐利性促使大量信贷资金违规渗漏进股票市场，造成本应流入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滞留在股票市场空转，这种现象积累滋生了“泡沫经济”，而实体经济仍处于资金匮乏状态，并没有因为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行而繁荣，从而直接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力。（2）当股票市场分流了刺激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时，股票市场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会进一步吸引更多实体经济的资本进入赚取资本利得，而减少了对实物资产的投资，一旦这种泡沫随着国家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而破裂，就会造成股票价格下跌，银行坏帐增加，投资者财富急剧缩水，造成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不稳定。（3）由股票市场分流的这部分货币资金在货币当局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之外，使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监测和调控变得困难。从下图中可以清晰看到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分流效应：
从上图可以看出：
（1）货币供应量同时流入实体经济和股票市场，而且流入实体经济和股票市场的货币供应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2）进入股票市场的资本可能出现①②③种途径：经过①、②两种途径，就会沉淀下来，不会再进一步对实体经济产生刺激作用，也即积极货币政策能量损耗掉的部分；而进入③途径的资金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会正面刺激实体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讲，进入股市的资金会推进积极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
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分析可知，宏观货币政策依靠一定的宏观与微观理论支撑，借助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媒介，通过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包括资产负债表渠道）、资产价格渠道调控着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行为，最终达到刺激经济或抑制经济过热的目的，企业在货币政策传导链条的末端，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其融资条件、所掌握财富及金融地位上，这些因素与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紧密相连，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与资产配置。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5）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6）
中图分类号:F0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005-01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7）
宏观政策取向并没有变,
也不能变
针对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断猜测,央行迅速作出了回应。央行通过公开的媒体、自己的官方网站,对外多次公开表明,央行将继续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最多的时候,央行曾在一周内连续3次作出相同的表示。8月5日,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提出,坚定不移地继续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和节奏。
8月7日,央行副行长苏宁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领导一同参加了国新办新闻会。在这次新闻会上,苏宁副行长就货币政策走势指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得到了有效的成效,货币信贷总量快速增长、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对提振市场信心、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回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上半年的执行情况来看,应对金融危机,不只是中国,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少也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来制止经济下滑、促进经济回升。但从总体效果比较看,中国的政策,也包括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最成功的。
8月17日、18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头版评论文章表示,要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巩固经济向好趋势。评论文章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严重挑战,但是,全国上下共克时艰保增长,上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企稳回升好势头。抓住关键期,巩固好势头,就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不动摇。
好势头得益于好政策,巩固好势头仍需坚持好政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应对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扩大国内需求,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实施这些政策措施,扩大了消费,拉动了投资,有效遏制了经济下滑态势。实践证明,中央应对危机的方针政策和一揽子计划是完全正确、及时有效的。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也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并不稳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尚不能改变。尽管二季度经济指标总体不错,但用电量、集装箱吞吐量、公路上货柜车的通行量以及厂房闲置率等经济指标并不令人满意。下一步,政府应该从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以政府投资拉动消费、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三个方面来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能改,但在适度上要把握好分寸,还应该侧重于调整信贷结构。
宏观政策取向没有变,而且也不能变。这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的深刻认识。他说了三个不能变的理由:第一,世界经济仍然处在衰退之中,未来的走势还不明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还难以有大的改观;第二,我国国内经济企稳回升,目前来看主要是政策的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不强;第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增长的难度还比较大。这些困难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势必会影响一揽子计划的政策效益。如果政策发生动摇,势必使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发生逆转,甚至半途而废。
货币政策适当微调并不意味
改变政策基调
信贷投入明松暗紧,让市场人士深为忧虑。对此,央行明确指出,市场是误读了货币政策的“微调”,人们把微调当成了货币政策的转向。苏宁副行长表示,微调不是对货币政策的微调,而是对货币政策的操作、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进行微调;央行不会采用规模控制办法来控制信贷,而是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其实,央行的微调是经常性的,每月、每周、每天都要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微调。确实说,人民银行执行国家确定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根据市场情况和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不断调整,使得这个政策能够真正起到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教授李永森谈了他的观点。他说,在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公共部门的投资项目贷款首先得到了满足,对中国经济企稳回暖的贡献特别大,但这类投资不具备持续性。接下来在坚持宽松的基调下,通过信贷倾斜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部门加大投资。只有私人投资活跃起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才能牢固。新增贷款是不是真正投入到促进经济增长的领域,是下一步宏观调控需要调整的问题。
中国银监会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也不意味着政策的改变。上半年由于各商业银行放款迅猛,使多数商行资本充足率面临下降的局面。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多次要求商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增强抗风险能力。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强调,保增长、防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强风险管理,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严守资本充足率底线,保持资本充足率在当前水平上的稳定,确保资本构成质量;严守拨备率提高到150%以上。
监管部门的目的明显不是为了限制信贷规模,而是为了使信贷资金更有效地进入实体经济,减少违规信贷。
将反危机的先机保持下去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8）
期货市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熟悉是因为经常听说，陌生是因为没有确切了解期货市场的作用及其风险特征。
期货市场的作用
期货市场的作用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一、期货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1、提供分散、转移价格风险的工具，有助于稳定国民经济
期货品种涉及农产品、金属、能源、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期货市场为这些行业提供了分散、转移价格风险的工具，有利于减缓价格波动对行业发展的不利影响，有助稳定于国民经济。
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为了促进和引导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协调发展，政府需制定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物资的供求状况和价格趋势是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所重点关注的。由于现货市场的价格信息具有短期性的特点，仅反应一个时点的供求状况，以此作参考制定的政策具有滞后性。而期货是通过对大量信息进行加工，进而对远期价格进行预测的一种竞争。它所形成的价格信号能反映多种生产要素在未来一定时期的变化趋势，具有超前性。政府可以依据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工商企业调整生产经营规模和方向，使其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
3、有助于本国争夺定价权
由于期货价格发挥了基准价格的作用，本国期货市场自然成了国内市场定价中心。在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今天，一些大国的期货市场甚至己经成为全球的定价中心。这种地位形成以后就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企业在进行贸易时，常常受制于人，甚至连国内价格的制定也要参考他们的价格，丧失了定价权。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建立自己的期货交易所，或与发达国家的期货交易所合作建立本国的期货市场，其目的也是为了争夺定价中心或分享定价中心的利益。
4、促进本国经济的全球化
期货交易的对象是标准化的期货合约，这就为期货交易成为全球化无差别的交易方式提供了条件。同时，期货交易具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特点，市场透明度高，形成的价格是国际贸易中的基准价格，于是期货市场成为各个国家合理配置资源的基础。利用期货市场能够把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联系起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5、有助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期货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高级形式。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由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共同构成的现代市场体系，能够真正全面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另外，期货市场的形成和高效率安全运行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关联度，提高了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因此期货市场有助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二、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
1、锁定生产成本，实现预期利润
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可以帮助生产经营者规避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达到锁定生产成本，实现预期利润的目的，避免企业生产活动受到价格波动的干扰，保证生产平稳进行。
2、利用期货价格信号，组织安排现货生产
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对现货商品的未来价格走势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生产经营者可以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调整相关产品的生产计划，避免生产的盲目性。
3、拓展现货销售和采购渠道
现货市场存在着合同履约率不高，信用风险大等问题。期货市场中的交易会员都要经过严格的信用审查，在交易时都要缴纳一定的履约保证金。另外期货交易所也负有担保履约的责任，因而使交易的信用风险大大降低。在现货市场发展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生产经营者可以通过在期货市场买卖合约，然后进行实物交割以销售或采购产品。
4、期货市场促使生产者更加关注产品的质量
期货交易的合约是标准化的，合约中标的物的交割等级也是标准化的，其质量、规格等都有严格规定。通过对不同交割品级升水的确定，可以体现优质优价的市场规则，这可以促进生产者更加关注产品的质量。
期货市场的风险特征
在期货交易中存在着保证金制度、对冲机制、做多做空双向交易机制、每日结算制度等使其能够成为规避现货市场价格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期货交易作为一种独特的交易方式，与其他市场的风险相比，期货市场的风险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一、风险存在的客观性。
这种客观性一方面体现了市场风险的共性，在任何市场中，都存在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期货市场风险的客观性也来自期货交易内在机制的特殊性。期货交易的产生给套期保值者规避风险提供有效手段，没有风险就不会有套期保值的必要。可以说，没有风险就没有期货市场。
二、风险因素的放大性。
期货市场的风险与现货市场的风险相比具有放大性的特点，主要有下面几点原因:
1、与现货价格相比，期货价格波动较大，也更为频繁。现货交易均为实时交易，现货的价格受到国家政策、供给与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价格的波动幅度有一定的限制。期货价格是对将来标的物价格的预期，未来价格的升跌是不受限制的，因此与现货价格相比，期货价格波动更大。
2、期货交易具有“以小博大”的特征，投机性较强，交易者的过度投机心理容易诱发风险行为，增加风险产生的可能性。期货交易特有的保证金制度可以使交易者用较少的资金买卖较大价值的期货合约，杠杆效应大，加大了期货价格的波动。
3、期货交易不同于一般的现货交易，期货交易是连续性的合约买卖活动，交易量大，风险易于延伸，引发连锁反应。期货交易中只要投资者有足够的资金，在不超过交易所的开仓限额内，交易者可以不断地开仓买卖期货合约，而不用考虑市场的供应，连续的合约买卖加大了市场风险。
4、期货交易具有远期性，未来不确定因素多，预测难度大。期货交易是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测，而未来市场充满了变数，太多的因素不能确定。如果投资者一旦作出了错误的预测，必将遭受惨重的损失。
正确对待期货市场作用
期货交易的风险并不仅仅意味着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也存在着获取高额利润的可能，这使投资者产生期货投机的动力。但是，如果是为了规避现货市场风险的企业进行期货投机，不但起不到稳定企业经营的作用，反而会加大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
只有准确认识期货市场作用，正确看待期货市场风险，提高广大企业的风险意识，规范交易行为，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才能为企业的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春峰.金融市场风险管理[f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0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9）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65-08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稳步提升、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变动成为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在2015年后呈现加速态势。Wind资讯显示，2015年年底，中国境外央行类金融机构开始分批进入中国外汇市场。2016年2月，国际清算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金融机构均已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成备案。在中国外汇市场加速开放、外汇交易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全球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逐步增强，尤其是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发达经济体之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加剧分化，势必会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产生复杂影响。因此，从中国外汇市场交易机制视角出发，研究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的汇率理论在凯恩斯经济学框架下形成与发展，但是随着世界外汇交易量不断扩大、外汇交易机制愈发复杂，其在接受现实数据的检验上却面临着巨大挑战。Meese和Rogoff认为凯恩斯框架下的汇率理论在解释主要国家汇率变动的效果时没有超过统计学中的随机游走模型。Frankel和Rose的进一步研究同样证实了宏观汇率理论对汇率变动月度数据和季度数据的解释力几乎为零。20世纪90年代后，Flood和Taylor以及陈雨露和侯杰均认为从外汇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研究汇率变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兴起之后，国内外学者对汇率变动的研究呈现两大阵营，分别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研究汇率变动。宏观视角下的汇率变动实证研究结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外汇市场微观结构视角下的汇率变动实证研究结论却具有较强一致性和稳健性。2008年以后，随着美国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开始步入量化宽松时代。外汇市场微观结构视角下的汇率变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继Evans和Lyons的开创性研究之后，Killeen等和Yao等均给出了微观视角下的汇率模型。此外，部分学者并未完全摒弃宏观因素对汇率变动的影响，并在实证研究中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有机结合，较好地拟合了汇率变动特征与行为。本文拟通过引入中国外汇市场交易机制来研究货币政策调整与人民币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希望对中国货币当局采取相应对策以避免人民币汇率意外变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帮助。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假设1：人民币外汇市场有核心交易商i，该交易商预期是理性的。
假设2：人民币外汇交易周期包括T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为t，t=1，2，3……T。
假设3：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通过改变宏观经济影响外汇市场信息传递与交易商持有的外汇头寸影响人民币汇率。
假设4：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交易商外汇持有的最优外汇头寸有显著影响。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综合式（7），我们选取如下变量进行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变量。本文选取美元、欧元、日元兑人民币外汇即期名义汇率，分别表示为usa_chn、eur_chn和jpn_chn（100日元兑人民币），且均采用直接标价法。利率差变量。本文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各国基准利率。人民币基准利率来自SHIBOR，美元、欧元、日元基准利率来自LIBOR，将人民币基准利率与发达经济体基准利率相减得到三个利率差变量，分别表示为diusa_chn、dieur_chn和dijpn_chn。货币供给差变量。本文选取各国m2作为货币政策调整的实施指标，所选取的货币供给数据均为月度数据，中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货币供给时间序列分别表示为m2_chn、m2_usa、m2_eur和m2_jpn。其中日本货币供给单位为百亿日元，其余单位均为亿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方向变量。本文选取技术分析中的SAR（stop And Reverse）指标作为反映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方向变量，分别将发达经济体货币兑人民币交易方向变量表示为direusa_chn、direeur_chn和direjpn_chn。若外汇市场是多头市场，变量取值为+1；若外汇市场是空头市场，变量取值为-1。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情况变量。本文选取技术分析中的威廉指标（Williams%R）作为反映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情况变量，分别表示为wrusa_chn、wreur_chn和wrjpn_chn。另外，考察模型中的因变量APit，该变量表示即期汇率的一阶差分，因而对人民币汇率变量分别取一阶差分，得到新的时间序列。本文利用对数线性插值法将货币供给月度数据转换为日度数据。为了消除货币供给的异方差性和量纲，本文对货币供给数量先取对数，之后不同国家之间作差，表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数量之间的相对变化，分别表示为dm2chn_usa、dm2chn_eur和dm2chn_jpn。
本文实证研究数据均来自于Wind数据库，模型估计基于Eviews8.0，样本区间为2010年10月8日至2016年5月13日日度数据（不包含周六与周日观测值）。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拟对三个方程的回归元进行组数据单位根检验，若组数据检验结果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则可以进一步进行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拟估计模型因变量回归元所代表的经济含义与计量对象明显不同，因而假设组数据中不同的变量有不同的根，在此假设下，组数据单位根检验主要有Im-Pesaran-Shin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三种类型，本文给出三种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显示，三个统计量值均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二）估计结果
考虑到2015年发达经济体之间货币政策调整出现了明显分化，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更加复杂，因而本文试图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进行研究。又因为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结果对区制个数有较大的限制，个数较多对模型的估计结果造成较大的稳健性损失，且大部分学者在应用该模型时区制个数取值为2或3。因此，本文的模型估计将区值个数设定为2，并假定不同区制下模型具有同方差性。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以得出，美国、欧元区、日本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既有差异又有相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1）人民币汇率变动因素有差异。微观影响因素方面，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常态下只有外汇交易方向变量有显著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更易受外汇交易方向与外汇交易情况的共同影响。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在两个区制下均只有外汇交易方向具有显著影响。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常态下没有微观因素具有显著影响，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微观因素均对其有显著影响。宏观因素方面，货币供给差变量及其一阶滞后变量系数均显著，表明其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均有影响。基准名义利率差变量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只有一阶滞后变量对其有影响，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均不显著，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均表现显著。（2）人民币汇率变动状态的持续期有差异。模型区制期望持续期结果显示，区制1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33，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16，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14。区制2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54.67，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25.05。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为21.14。由此可见，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区制2下持续期最长，而三者在区制1下持续期差异较小。因此可以推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持续时间最长，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持续时间次之，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持续时间最短。（3）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结合在解释三者变动效果上均表现良好，且与理论预期基本保持一致。虽然三者之间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制下具有差异，但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微观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不可忽视。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货币供给差异及其一阶滞后项估计系数均显著，也证实了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在解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传导机制中的主要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1.变量系数的稳健性检验
考察表2的估计结果，筛选出除常数项且系数在10%以内显著水平的变量，其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结果如表3所示，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系数正负与理论预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表明估计结果较为可靠。
2.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区制转换模型对变量系数的估计要求较高，多重共线性往往是模型估计过程中出现障碍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本文剔除系数不显著的共同变量，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估计，发现模型的系数与之前的相比仍然显著，且系数正负未发生明显变化。具体如表4所示。
根据表4可以得出，剔除原模型非显著的共同变量后，极个别变量前的系数出现了显著性与方向的变化，而模型的整体结构与区制转换情况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模型估计结果呈现出较好的稳健性。
（四）人民币汇率变动区制转换结果
本文给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HP滤波区制转换概率结果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以得出，本文的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较好地识别与拟合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同状态，这主要体现在区制转换时点与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的时点较为接近，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点：（1）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时期。人民币汇率的微观传导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变动位于区制1的概率在2015年后明显减小。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增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外汇交易量的大幅增长均使得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对外汇市场信息的扰动更为灵敏，增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复杂性。（2）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时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状态与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状态较为同步，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状态相比两者具有一定差异。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1）在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上，美国最强，欧元区次之，日本最弱。（2）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与美国和欧元区更为密切。
四、结语
（一）研究结论
第一，宏观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根本原因，微观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直接原因。在宏观因素方面。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主要受到中美利差变化的影响，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主要受到货币供给差影响。在微观因素方面，外汇交易方向与外汇交易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容忽视。
第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本文研究发现，两区制计量模型的转换概率较好地识别与拟合了人民币汇率变动行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通过改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给差和利率差间接作用于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机制，进而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形成了显著的影响。
第三，未来时期，美欧日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美国持续加息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欧元区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最有可能改变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行为，日本货币政策调整对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行为的影响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二）政策建议
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的作用篇（10）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