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1）

[中图分类号]C936；D630 [文献标志码]A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其实质是覆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领域的全面社会变革与社会大转变。在这个社会全面变革与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城中村无疑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进阶的热络地带。城中村见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正因如此，城中村成了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区，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利益博弈的集聚点。城中村具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违章建筑四处泛滥、基础设施破败落后、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集中、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健康风险规避困难等特征，是我国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痼疾。由于城中村问题多、治理难，加上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区、街道办（部门）为代表的城市政权组织与以县、乡镇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农村政权组织对其均存在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影响了城中村治理的健康发展。德国著名物理学家H.哈肯认为：“组成社会环境的各个元素存在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通过协同会使社会环境从混沌变为有序。”同理，组成城中村治理大环境的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两大元素之间，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动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的协同契合，是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学界对城中村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Canter第一次把城中村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中；J.W.R.Whitehand认为城中村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加拿大学者麦基用Desakota来概括城中村这一空间模式；希腊学者瓦西利斯・斯古塔斯认为应把重心转移到城市边缘正面的潜力上来，指出土地是核心问题，必须加大城市边缘的规划和政策扶持，运用“适宜技术”维护城市边缘秩序；J.W.R.Whitehand还认为应注重对城市边缘区人口和社会的城乡过渡性等方面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治理的理论与内涵、体制与制度、问题与对策等方面，针对城中村治理中之政府协同作用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政府协同这一新视角，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推进城中村治理中城乡政权组织协同行动，形成优势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协同治理格局。这对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基层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扩大基层民主，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增加基层和谐因素，减少基层不和谐因素，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等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研究方法

一项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6 928名居民为期9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缺乏社会联系及社区联系的人，与那些有着广泛接触面的人相比，死亡率更高”。同时，“保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会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大大降低”。另一项研究显示，若与组织中的不同群体的人保持网络联结，会产生或获得更高的绩效评分。以上关于网络联结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或组织嵌入到关系网络，会对其开展的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对活动的成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行动者）以及结点之间的关系（关系纽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称SNA）是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探讨网络的属性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网络改进策略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B.韦尔曼（BarryWellman）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式。”SNA具有通过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运算方案、法则、程序等来分析网络关系的特色，通过对构成社会网络的多个结点和各结点间连线关系的状况进行简单分析，然后运用Ucinet、Pajek等软件进行计算，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探究出网络组织的深层结构。本文拟运用SNA中的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以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为网络结点，以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为关系纽带来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从中找出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而找出改善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对策。

二、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现状调查

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基本状况有更真实全面的认知，本文采取立意抽样的形式，从湘潭市雨湖区选取了300个调查对象，向雨湖区政府、雨湖路街道、羊牯塘街道、中山路街道、窑湾街道5个城市政权组织部门，鹤岭镇、楠竹山镇、昭潭乡、护潭乡、响水乡5个农村政权组织部门以及雨湖区城中村的基层群众，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63份，有效回收率为87.67%（见表1）。将问卷进行编码之后，运用SPSS 18.0社会统计调查软件进行分析。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重要性及基本现状等。

从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的现状来看，认为城中村治理非常好的只有4.6%，认为差和非常差的却占到了38.0%（见表2）。不难看出，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现状堪忧。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雨湖区城中村的道路交通设施、环境卫生、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等存在很多问题。可见，当前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治理，而加强政府协同是改善城中村治理的重要路径。

事实上，城乡政权组织间的协同契合对城中村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有53.6%的调查对象认为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非常重要，认为重要的占到了35.7%，认为不重要的只占3.1%（见表3）。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可以实现城市政权组织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资源共享，为城中村的治理提供更多保障，从而不断提升城中村治理的效率及质量。但是，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群众满意度较低，感到非常满意的只占11.8%，基本满意的也只有28.1%，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却占到了60.1%（见表4）。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较低，表明其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进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之间的协同行动，对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非常重要。

三、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网络中心性分析，通过要素分析、关联分析、矩阵分析来逐步确立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影响要素。首先，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各项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一套反映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类别的指标体系。根据调查结果、文献探究和规范分类原则可以构建起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构划分、基本发展现状、组织基本构成、各种相关保障5个一级要素指标类别，每类一级要素指标中包括多个二级要素指标，二级要素指标由具备不同主体、内容、视角等属性的具体要素指标构成。其次，对已经确定和识别下来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确立起各要素间的关系网络，构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因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弱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各要素之间影响程度的不同来判断关联值（0代表无联系，1代表弱联系，2代表中等联系，3代表强联系）。通过关联分析和专家论证，最终构建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最后，通过对已构建的邻接矩阵进行分析，识别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要识别关键要素需要借助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中的度数中心性分析方法，运用ucinet软件来测算邻接矩阵的内接中心度和外接中心度，而关键要素的基本特征是“具备较低的内接中心度和较高的外接中心度”。

邻接矩阵构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识别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关键要素的先决条件，也是重中之重。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科学的关联分析，本课题组对邻接矩阵的每一个关系结点的关联值进行了多次论证，并形成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设计初样；之后，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城乡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公众等参与邻接矩阵设计初样的认证讨论会，后经课题组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模型（见表5）。

根据已构建的邻接矩阵，借鉴美国弗里曼教授运用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测量企业智力资本核心要素的方法，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通过运用ucinet软件进行计算，将那些具有较高外接中心度（90

四、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湘潭市雨湖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城中村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人们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感到不太满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我们构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识别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

首先，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制度、信息技术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人才保障、制度保障、信息技术保障等是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因此，要不断加快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步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特色经济的创新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才、技术、信息、制度等相关保障。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2）

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公民政治素质结构的优化程度是衡量社会政治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其政治素质优化蕴涵着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当代中国，从生态文明视域来考察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结构与优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生态文明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结构维度

生态文明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发展结构理论把生态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上“生态环境”，建立起“四领域”的总体框架。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结构正是在这总体框架内，对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体系及其运作的趋同心理、思想、品德和行为的综合体现，该结构维度既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更受到生态环境核心因素的制约。

1.大学生政治心理是政治素质结构的形成基础

大学生政治心理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对政治关系、政治环境交互作用的直接反映，它是个体独特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其政治素质结构中的基础要素。因为政治心理是政治思想、政治品德形成的直接基础，政治思想所揭示的政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通过事物的现象才能把握，而政治心理正是反映政治事物现象的动力基础。大学生可以通过政治心理所提供的大量感性材料分析研究，从中找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政治思想，继而激发和启动政治行为。

2.大学生政治思想是政治素质结构的核心灵魂

大学生政治思想是其占有政治知识、掌握政治理论水平和揭示政治事物本质规律的思维能力之和，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反映。因为政治思想素质是政治主体对客观政治事物的理性反映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思维结晶，在政治意识中发挥着理性支柱和逻辑轴心的作用，制约着其对国家、对社会的作用以及自身价值的大小。大学生政治心理是启动政治行为的基础动力，其政治思想则是促使政治活动顺利进展的理论指导。

3.大学生政治品德是政治素质结构的方向保障

大学生政治品德是其在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三者互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政治信仰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思想的精神凝练，反映的是一种思想境界。主要反映在大学生对政治道德原则和规范、政治道德关系和活动的认识上；对政治道德感受、意志、信念和习惯的养成上；对政治道德判断能力的锻炼上。大学生政治品德素质作为一种社会的政治存在，它的意义在于通过政治品德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价来规范大学生的政治实践活动，把政治参与活动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

4.大学生政治行为是政治素质结构的综合表现

大学生政治行为是其在履行和实施政治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验性的行为习惯，实质是通过政治实践获得的能够驾驭和操作政治行为发生发展的基本能力。大学生政治行为是政治素质的综合反映，是衡量其政治素质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准，是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最终归宿。在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中，政治行为受到政治心理支配，受政治思想指导、受政治品德约束和规范，可是这些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政治行为才能得以证明和展现。由此可知，大学生政治行为是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品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的统一。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具有多要素、多层次的稳定倾向性的有机整体，并按照一定方式联结起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具有稳定倾向的立体结构。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形成与发展是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变到稳定的过程，在特殊情况下也有逆序式和跳跃式的发展。这种循序性体现了各要素、各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纵向层次性与横向多维性的有机整合。

生态文明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的时代特征

政治素质属于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能力范畴，在主体维度上标识社会的和谐水平。因此，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发展的均衡度与生态建设的文明度是和谐的、同步的，具有内在一致性、共动共进性的特征。

1.理想性与功利性并存

当代大学生政治素质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市场经济效益观的双重影响，表现出理想性与功利性并存：既有很多学生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有不少学生认为自己没有政治信仰；既有不少学生把入党看作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有一部分学生认为入党可以捞取政治资本，毕业时找个好工作；在就业择业上，既有学生主动要求到祖国边疆、农村基层、部队接受锻炼，也有不少学生把挣钱作为就业选择的唯一尺度。应该看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大学生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思潮的影响，在学习、入党、就业等问题上的狭隘功利性日益凸显。

2.稳定性与可塑性统一

大学生自身的生理和心理处于特殊阶段：一方面急于摆脱父母的管制、教师的权威，迫切希望证明自己；另一方面由于阅历尚浅、思想单纯和过于理想化，观察问题时往往带有很大的情感因素和随意性、主观性。表现在大学生自主意识显著增强，学校通过传统的政治教育很难完全左右其政治意识的塑造，单调空洞的政治说教无法对学生的政治素质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开始更多地尝试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寻求政治现象背后的答案。但也不可忽视大学生心理上的不稳定、不成熟所带来的政治素质上的可塑性，这为我们对其进行优化提供了可能。

3.理智性和多样替

正是由于当前新一代大学生政治意识的自主性和不成熟性的矛盾，其政治素质又突出表现为政治态度和行为上的理性与冲动并存。一方面，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政治心理在对待民主、自由、法治等政治价值及其当前中国政治民主建设的诉求上日趋理性化。他们的政治素质集中体现在其对政治的理性态度上，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的热情，更不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狂热甚至政治盲从。另一方面，在面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诸如涉及民族情感和外交问题时，大学生群体很容易被非理性的情绪化因素干扰，从而导致政治行为上的冲动。

从总体上看，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政治素质的主流表现是积极向上的，并逐渐得到优化和走向成熟，同时也存在着消极甚至灰暗的一面，某些方面还相当严重；从层次上看，不仅有一般大学生的普遍和群体政治素质，而且还有个体的政治素质；从其变化发展方面看，这些内容、性质和层次又会随着时间、地点、个人等主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交织、重叠出现，朝着可以预测的方向发展。

生态文明视域下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均衡优化的路径探索

“政治生态理论提倡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非线性的观点看待政治现象，把政治现象及其社会环境视作一个具有互动关系的有机整体，通过理论建构推动，希冀实现政治体系从无机政治向有机政治的根本转变。”[1] 政治素质均衡优化的生态价值在于培育更多自觉承担生态文明建设责任的“生态人”，即通过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而体现出的政治教育对生态的意义关系，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这种均衡优化，主要使生态政治文明的理念内化为大学生稳定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形成符合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政治观念和道德品质，进而维护政治生态平衡。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1.发挥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树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政治价值观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生态化表现，“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当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其深刻地影响并最终决定着人对人、人对自身及其整个世界的态度，由此形成一种世界观，又落实到价值观和人生观。[3]从人的本质意义上看，政治素质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从人的心理内在结构上看，政治素质体现了知、情、意、行的统一；从人的思想政治观念看，政治素质又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要素；从人的行为和能力看， 政治素质包含认知、体验、实践、自我教育等能力要素。这表明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所具有的整体性， 也决定了只有充分发挥政治素质结构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其整体性优化功能。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均衡优化发展水平也必然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和规范，呈现出各要素相互生成、相互促进，并产生整体素质均衡发展效应的良好形态。

2.加强生态政治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风尚

政治生态文化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是生态政治道德同现代文化的结合。要想使政治生态文化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素质的主导文化， 真正实现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协调统一，一方面要加强政治生态法制和政治生态道德的宣传和教育，通过生态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法律意识，使人们的思想意识、法律道德观念、行为规范与政治生态文明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也要关注这一政治生态环境引起的系列现实问题。从国内看，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项重大的社会变迁被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从国际看，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格局多极化极大地影响着各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途。

3.加强生态政治民主建设，拓宽生态政治参与渠道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生态道德的“软约束”，而且还需要生态制度进行“硬约束”。以生态化的视角来指导大学生政治素质的优化，就是要从系统的、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尊重差异的方面来整合大学生的利益诉求，疏通参与的渠道、扩大参与的范围、提高参与的效率，实现政治素质的平衡式发展。因此，加强生态政治民主建设，首先，要把国家对大学生的要求与大学生个人成才、个人价值实现的自我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大学生长期关注政治文明、主动参与政治文明的积极性。其次，要抢占网络教育阵地，帮助大学生正确分析和对待网络传播存在的政治问题媚俗化、负面化倾向。同时，也要看到网络传播迅速、广泛的优势，尽可能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把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应用到政治文明建设中来，努力反映时代要求，突出国际政治的发展形势和国内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目标。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是一个各要素之间密切联系、友好互动、和谐发展的统一体，必然包括人与自然和谐观、人与社会和谐观、人与人和谐观和人与自我和谐观。正是由于大学生政治素质均衡优化中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各方面关系，因而大学生政治素质均衡优化状态能够敏锐地折射出同时代的生态文明水平，集中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协调发展能力和水平。只有从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上关注大学生的政治素质，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培育符合时展的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并建构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支撑系统，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最终促进大学生自身素质的均衡、全面、健康发展，继而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09BDJ024）、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课题（2010dyktwhjs-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刘京希.政治生态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322.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3）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81-03

公民政治素质结构的优化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其政治素质的结构与特征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对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结构维度

1.大学生政治心理素质是政治素质结构的基础要素

大学生政治心理素质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是其对政治关系、政治环境交互作用的直接反映，它是个体独特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其政治素质结构中的基础要素。因为政治心理是政治思想、政治品德形成的直接基础，政治思想所揭示的政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无法通过感官直接感知，必须通过事物的现象才能把握，而政治心理就是反映政治事物现象的动力基础。大学生可以通过政治心理所提供的大量感性材料分析研究，从中找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政治思想，继而激发和启动政治行为。

2.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是政治素质结构的核心要素

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是其占有政治知识、掌握政治理论水平和揭示政治事物本质规律的思维能力之和，是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综合反映。因为政治思想素质是政治主体对客观政治事物的理性反映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思维结晶，在政治意识中发挥着理性支柱和逻辑轴心的作用，制约着其对国家、对社会的作用以及自身价值的大小。大学生政治心理是启动政治行为的基础动力，其政治思想则是促使政治活动顺利进展的理论指导。

3.大学生政治品德素质是政治素质结构的关键要素

大学生政治品德素质是其在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三者互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是政治信仰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思想的精神凝练，反映的是一种思想境界。主要反映在大学生对政治道德原则和规范、政治道德关系和活动的认识上；对政治道德感受、意志、信念和习惯的养成上；对政治道德判断能力的锻炼上。如果说大学生政治心理是政治行为的原动力，政治思想是政治行为的定向器，那么政治品德的存在价值就成为政治行为价值的判断标尺和调控器。大学生政治品德素质作为一种社会的政治存在，它的意义在于通过政治品德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价来规范大学生的政治实践活动，把政治活动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

4.大学生政治行为素质是政治素质结构的综合要素

大学生政治行为素质是其在履行和实施政治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验性的政治行为习惯，实质是通过行为活动实践获得的能够驾驭和操作政治行为发生发展的基本能力。大学生政治行为素质是政治素质的综合反映，是衡量其政治素质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准，是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品德形成与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最终归宿。在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中，政治行为受到政治心理支配，受政治思想指导，受政治品德约束和规范，可是这些却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政治行为才能得以证明和展现。由此可知，大学生政治行为是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品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统一。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是具有多要素、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并按照一定方式联结起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具有稳定倾向的立体结构。

二、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的时代特征

大学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政治素质的发展程度和强度往往影响着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启蒙和社会制度变迁。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当代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稳定的政治心理。

1.理想性与现实性并存

当代大学生政治素质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市场经济效益观的双重影响，表现出理想性与功利性并存。[1]既有很多学生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有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没有政治信仰；既有不少学生把入党看作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有少数学生认为入党可以捞取政治资本，毕业时找个好工作；在就业择业上，既有学生主动要求到祖国边疆、到农村基层、到部队接受锻炼，也有不少学生把挣钱作为就业选择的唯一尺度。应该看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大学生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在学习、入党、就业等问题上日益凸显狭隘的功利性。

2.稳定性与可塑性统一

大学生政治素质由于自身的生理与心理所处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急于摆脱父母的管制、老师的权威，迫切希望证明自己；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的阅历尚浅，思想上单纯和过于理想化，观察问题时往往带有很大的情感因素和随意性、主观性。[2]表现在大学生群体自主意识显著增强，学校通过传统的政治素质教育很难完全左右其政治意识的塑造，单调空洞的政治说教无法对学生的政治心理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开始更多地尝试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寻求政治现象背后的答案；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意识出现不成熟的特征也不容忽视，在对待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常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由于大学生心理上的不稳定、不成熟带来的政治素质上的可塑性，就为我们对其进行调控提供了可能。

3.理智性与多样替

正是由于当前新一代大学生的政治意识的自主性和不成熟性的矛盾，其政治素质又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态度和行为上的理性与冲动并存。一方面，当前新一代大学生群体政治心理在对待民主、自由、法治等政治价值及其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诉求上，日趋理性化。当前新一代大学生的政治素质集中体现在对政治的理性态度上面，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的热情，更不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狂热甚至政治盲从。另一方面，在面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诸如涉及民族情感和外交问题时，还很容易被非理性的情绪化因素干扰，从而导致政治行为上的冲动。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它对社会发展进步具有明显的能动作用。政治素质一经形成并成熟，将会稳定持续地长期作用于大学生，支配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方向，推动他们将政治意向付诸实践。

从总体上看，当前新一代大学生政治素质的主流表现是积极向上的，并逐渐得到优化和走向成熟；同时也存在着消极甚至灰暗的一面，某些方面还相当严重；从层次上看，不仅有一般大学生的普遍和群体政治素质，还有个体的政治素质；从其变化发展方面看，这些内容、性质和层次又会随着时间、地点、个人等主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交织、重叠出现，朝着可以预测的方向发展。以上多方面特质的交汇、融合，形成一幅表面上朦胧而实质上有主调的画面，使当前大学生政治素质呈现出明显的交合性、双重性的时代特征。

三、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结构与特征的几点启示

厘清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素质的结构维度和时代特征，启示优化大学生政治素质关键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从政治素质教育的内容、方法、载体、途径等视角，构建整体性、持续性、有效性、针对性“多效”并举的大学生政治素质教育运行模式。

1.政治素质教育内容要充分发挥结构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育人整体的最大化

大学生政治素质教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整体与发展变化中的历史整体的有机统一。[3]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讲，政治素质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从人的心理内在结构上看，思想政治素质体现了知、情、意、行的统一；从人的思想政治观念看，政治素质又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要素；从人的行为和能力看，政治素质包含认知、体验、实践、自我教育等能力要素。这表明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所具有的整体性，也决定了大学生政治素质教育只有充分发挥政治素质结构中局部功能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育人整体性最大化功能。当前政治素质教育主要内容就是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2.政治素质教育方法要与时俱进灵活多样，确保育人持续最大化

大学生政治素质教育的方法要充分研究当代大学生的心理、行为特点、认知特点以及政治素质现状，循循善诱，有的放矢，将理论教育和灌输、制度管理和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充分了解大学生在政治素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把大学生作为活生生的现代人来看待，当作平等互动的对象、能动的对象。要把国家对大学生的要求与大学生个人成才、个人价值实现的自我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大学生长期关注政治文明、主动参与政治文明的积极性。在现阶段，抢占网络教育阵地，对于加强对大学生政治素质的教育与引导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要帮助大学生正确分析和对待网络传播存在的政治问题媚俗化倾向、政治问题负面化倾向，同时也要看到网络传播迅速、广泛的优势，这对于促进政治文明建设也会有积极影响。要尽可能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红色网站，宣传正确的政治素质，把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应用到政治文明建设中来，努力反映时代要求，突出国际政治的发展形势和国内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目标。

3.政治素质教育途径要强化第一课堂作用，实现育人针对最大化

第一课堂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政治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大学生政治素质形成所需要的系统的政治知识主要来自第一课堂的教育和灌输，因此，第一课堂的教育教学对大学生政治素质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课堂教育体系完整，内容科学合理，方法灵活规范，有利于大学生群体形成正确的政治素质。第一课堂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向大学生全面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使大学生从各个方面丰富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自己在思想政治方面成熟起来，其中也包括政治素质的提高。政治素质教育途径既要体现课程优势，又要充分体现时代特点，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使大学生关注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发展、关注国家方针政策的发展与变化，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因此，高校在进行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和开设政治学、政治文明建设课程的同时，必须加强形势和政策教育，引导大学生关心、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政治走向、热点国际政治问题，这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4.政治素质教育载体要密切关注实际，实现育人有效最大化

要增强大学生政治素质教育的吸引力，必须密切关注实际问题。从国内看，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被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从国际看，科学技术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格局多极化极大地影响着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途。当代大学生也必然要关注这一国际变化和国内变革引起的系列现实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不能仅仅从问题到问题，从理论到理论，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到理论问题，再从理论问题到现实问题。如果理论不关注现实，政治素质教育不关注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大学生也就不会关注理论，并会排斥政治素质教育。关注实际问题，要使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政治素质教育中真正发挥作用，要学会用日常语言，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表述方式，不能用范畴解释范畴，用概念解释概念。

总而言之，大学生政治素质教育的内容、方法、载体、途径是一个密切联系、友好互动、和谐发展的统一体，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其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教学实践，着力增强亲和力，在把握好正确政治方向的同时，解决好教育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深度问题，使政治素质教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4）

政治体制改革以自身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与现实环境存在矛盾和冲突为基础,政治体制为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对内部结构和功能进行调整。从政治体制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政治体制改革表现为内部调整和外部适应。一方面,政治体制内部调整“是一个不间断的政治产品的再生产与输出过程,它需要不停歇地从社会环境中提取物质、能量与信息资源,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加工过程,形成“政治产品”,如一定的决策、政策乃至法律制度、规则,再输出给社会,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进行政治产品再分配,形成社会各环节对政治产品的消费过程,并在消费过程中不断产生信息回馈,促使政策法度的进一步完善,从而达到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的沟通与交换。”[5](P153)另一方面,政治体制的外部适应以社会环境变化的现实需要为基点,是对社会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其价值取向就是确立和发展一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想制度。”[6](P431)实质上,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优化自身的过程,主要通过调整政治体制结构、转变政治体制功能,以此达到与社会环境的适应,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反馈调节。政治体制的组织和人员作为行为主体,主动地调节政治体制结构、功能和运行状态,以此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为了适应社会系统环境而采取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适应性、开放性、非同步性和创新性的基本特性。

1.开放性。政治体制与社会系统的融洽关系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政治体制的开放性指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各个要素在能量、物质、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保持着一种平衡。政治体制与外界环境的平衡处于长期的循环状态,即政治体制从外界环境中吸入物质、能量和信息,经过加工,输出环境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开放的政治体制与封闭的政治体制间的区别在于,开放的政治体制能及时汲取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中的能量、物质和信息,并将其转化为政策和行为,而封闭的政治体制对环境的变化信息的接收是迟缓的,不能对环境的要求及时做出反应,难以满足社会变化的需求。政治体制如王沪宁所论述的行政系统一样:“既应当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也应当是一个能够有效地维持自己的基本特性和功能的组织。”[7](P59)

2.适应性。政治体制时刻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向它提出需求,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适应性就是政治体制的设置和运行要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相适应,满足社会环境变化的需求,体现历史发展的合理性。“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适应性就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而言之,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环境提出的挑战越多,年代越久,适应力也就越强。”[8](P11)社会环境要素直接作用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决定着两者的和谐程度。政治体制的环境因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力不是等同的,经济因素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政治体制要达到和谐状态,必须保持与社会各方面环境的适应,在不断的变化和调适中寻找与外部环境的平衡点。

3.非同步性。影响政治体制的社会环境是多样而复杂的,但是在特定的时期,有些环境因素对政治体制影响较大,而有些环境因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小。依据雷格斯的观点,生态环境中的因素,根据影响因素与生态系统的密切关系可以分为无感觉因素和敏感因素两种。我们也可以把影响政治体制的环境因素分为无感觉因素和敏感因素两种。无感觉因素,就是与政治体制无多大关系的因素;而敏感因素,则是与政治体制发生直接作用的环境因素。当无感觉因素作用于政治体制时,政治体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不大,而敏感性因素作用于政治体制时,政治体制的变化会较大。根据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的紧密程度不同,体制结构和功能调整的先后、主次不同。由于政治体制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其内部结构要素和功能要素的调整在时间和空间表现出非同步性,这说明政治体制越能够真正了解环境的需求,也就越能够做出及时而恰当的改革。

4.创新性。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用一种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是对现行政治机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是“以当代的固有体系为张本而加上一些大家所乐于接受并易于实施的改变”。[9](P177)面对变化的社会系统环境,政治体制仍然要补充、转变自身的结构和功能,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政治体制的创新过程。社会系统环境的变迁是不断进行着的,政治体制为了适应这种外在环境的变迁,需要在内部发生变革,因而结构的分化、功能的转化等现象便不断发生,这实质上是政治体制的内部发展。政治体制的内部发展其实就是打破内部固有平衡与和谐,追求新的平衡与和谐,是社会创新的表现。

适应社会系统变化需求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维护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和谐关系,要求政治体制在面对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限制和影响因素时,要适时调整组织机构和制度内容以及适时协调部门和人员间的政治关系,以此促进政治要素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和谐。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未能完全满足社会系统环境变化的需求,主要是政治体制的结构没有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态环境的差异决定着政治体制在不同时期建设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根据我国社会系统变化的现实状况,需要重点改革民主管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权力监督体制等方面内容。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5）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1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政策效能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研究”（ 11AZZ004）。

作者简介：王亚茹（1993-），女，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自国家治理体系进入学者的视野以来，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理解和阐释众说纷纭。学者们主要就国家治理w系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衡量依据以及优化策略等方面进行论析，观点难免产生分歧。如何建构一个兼容性的分析框架，以消除或缓和学术观点的对立和冲突，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与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本文拟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出发，将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考量，探究其内部构成主体及其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机整合，以期丰富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有学者从制度构成的视角将国家治理体系视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综合性制度体系。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四个方面。[1]与之相类似的，周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俞可平从政治学的角度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可分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3]

还有学者将国家治理体系看作是一个涉及主客体、各层级、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燕继荣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包括利益诉求的输入、决策以及政策的输出。通过完善这一过程，可以体现治理的法制化、科学化和民主原则等。[4]部分学者则聚焦于治理主体与客体的多元互动。蔡文成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相融合的多元系统。它是某种纵向和横向互动的立体系统，打破集权国家自上而下模式的单向度运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系统；国家治理体系是动态与静态相统一的发展系统，超越传统国家体制僵化封闭的制度惯性。[5]郭强认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色就是多主体、多客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打破国家治理上的主体割裂、客体割裂，特别是领域割裂、部门割裂、上下割裂、地域割裂、阶层割裂、职业割裂、民族割裂等，实现政权、政党、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等主体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实现各层级权责匹配，实现各领域多面一体，整体观照、综合治理，实现主客体之间系统耦合。[6]宣晓伟基于社会分工理论探赜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理念与制度设计。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国在其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目标影响下，为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等制度安排和具体技术手段的综合体系。[7]

就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这一命题而言，学界存在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江必新、吴德惠、唐皇凤等学者基于制度优化的视野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其中，江必新将制度优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8]在江必新的论证思路基础上，吴德惠又强调了国家治理主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的重要性。[9]唐皇凤将制度优化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治理主体多层化、多元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结构分权化、网络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与治理技术现代化。[10]其二，辛向阳、竹立家等学者从价值追求的视阈出发来考察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辛向阳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着眼于符合时代潮流的基本制度，还应强调国家治理的组织架构应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国家治理体系的外设氛围应是廉洁的、风气纯正的。[11]竹立家推崇的是法治与民主的价值理念，他认为一个成熟理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根本上将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规范，政府权力边界明确，公共权力不错位、缺位或越位的科学而严谨的治理范式；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12]其三，何增科、魏志勋等学者从治理主体的角度探究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何增科等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各类治理主体的专业分工，与此同时，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各主体间的协商沟通网络高度发达。[4]与何增科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强调不同的是，魏志勋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应始终以政府为权威主体，指出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质上是行政体系的自我重造，其直接目标即是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13]

就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我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不仅需要制度设计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同样也需要对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对国家治理体系及优化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治理宏观层面、顶层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而对于相关治理主体诸如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如何增进治理优化，如何从系统整体观的视阈来阐释治理主体的优化重组以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等方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从原有的“全能性政府”的一元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体的分工，各个治理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那么国家治理很容易出现“碎片化治理”。各治理主体的作用力和着力点不一致，无疑会造成国家治理的恶性状态；同时各主体功能领域界限不清，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主体应该构建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实现整体功能的最大化来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

二、系统整体观的方法论意义

系统整体观是系统科学的重要观点之一，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创立系统科学的过程中，对其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他看来，新生的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到处都冒出了有机体和组织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科学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组织的一般理论”。[14]他把整体性作为组织系统的核心性质，“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需要通过其构成部分，还要研究各部分之间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15]也就是说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者简单相加，系统整体功能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特质。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系统整体论的内容，我们可以将它与相关理论进行对比，如结构功能理论等等。

结构功能理论的基本信条是，社会惯例和社会制度都可以从它们在维持更大的社会体系中发挥功能的角度进行阐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从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出发，深入分析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问题。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联结，并对社会整体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此外，社会整体的存在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其各组成部分虽然发生变化，但经过自我调节与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结构功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之所以能够保证自身的存续，应归结于它始终满足四种功能性条件，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实现功能（Goal 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潜护功能（Latency）。他进而指出，社会系统按照这四种功能的发挥可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16]可见，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侧重于整个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功能的发挥。若以该理论解释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功能的发挥。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研究着眼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优化选择，“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系统诸要素或各部分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它们之间具有较为确定的稳固联系和明显的序列层次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相对不变性和秩序性。”[17]与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系统稳定性、秩序性不同的是，系统整体论在关注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有序关系的同时，更加强调各子系统功能作用的合力，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而，我们还必须明确，系统整体观指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又不同于整体性治理。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6）

    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要经过一个选择、建构和整合的过程，才能形成一个富有内在逻辑的结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受社会发展规律、教育内在规律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所制约，依据阶级社会对其成员的根本要求、时代条件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继承借鉴和结构要求，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植根历史、立足现实、面向世界、前瞻未来，适应与超越市场经济，继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批判与借鉴西方文明，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精神。

一、阶级社会对其成员的根本要求

    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有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阶级社会中的一项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发展阶段。其本质是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社会成员而进行的社会教化活动。第一，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要求。在任何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个国家或不同历史时期对它的称谓不同，形式也是各种各样，但实质和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以本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去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使社会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成为符合统治阶级思想要求的人，从而巩固其阶级统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p98)社会主义国家同任何阶级性质的国家一样，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了实现本阶级的统治，不仅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而且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建设，是无产阶级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全社会的一种活动。在我国现阶段，虽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但社会生活中对人的阶级性要求依然客观存在，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必然要对其成员实施与阶级性有关的意识形态教育。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武装全党，引导青年、教育人民。显而易见，基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内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内容，这些内容体现着鲜明的价值导向。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这些主导的、核心的、根本的内容，才能为培养“四有”新人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

    第二，教育阶级属性的鲜明反映。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涉及教育的阶级属性。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总是具有阶级性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教育的阶级属性不同，为本阶级培养具有符合阶级所需要的思想意识的人，是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各自都具有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肩负着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我们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集中体现了教育的阶级属性。教育方针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关于教育发展的总方向和指导思想，是对教育性质、目标、任务、功能以及实现途径的总规定，是对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表现为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等三个最基本问题，体现了教育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在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完整体系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教育方针的根本特点，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质量标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导向，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合格社会成员的素质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理想目标。而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p123)一个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具备全面的素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在现代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p530)实践表明，一个人的成长和成才，既有赖于其自身的智力因素，同时也有赖于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因素。合格的社会成员，既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更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合格社会成员的根本条件，而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由一定社会所承担的、旨在促进个体实现政治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活动。作为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要全面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就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一般规律而确定的，并随着社会发展进程而不断充实和调整。因此，要明确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坚持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的有机统一，促进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时代条件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p544)而“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1)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面对国际背景、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传播手段的深刻变化，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面对教育对象思想实际的新特点，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充实、深化、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第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生成和建设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冲击着人们旧的传统思维方式，更新着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催生了一些反映时代特点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提出了许多新的道德要求。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极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滋生唯利是图、权钱交易、损人利己、欺诈勒索等现象。这既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求我们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要确立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当求利、合法利己、互惠互利、公平竞争的基本道德要求，充分吸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伴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各种意识、观念和行为，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注入新的活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气息。要深入研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的新要求，坚持公民承担社会责任与社会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相一致，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统一，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着力培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

    第二，与对外开放相适应。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面对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日益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交汇激荡的思想文化态势、持续高涨的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诉求、相互合作谋求双赢共同发展的外交战略，向全人类提出了许多共同的问题。要适应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面向社会实际，面向整个世界、现实中国和社会生活，向当代世界性问题和时代性课题开放，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不能面对开放的社会格局和多元的价值现实的状况。要密切联系现代社会生活实际，引导受教育者了解当今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用历史的深邃意识和世界的全局眼光来关照事物的发展变化，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感和现实性。要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及时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注重对公民进行全球意识和全球伦理教育，使受教育者学会从全球利益角度去考虑问题，具有面向全球化所必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形成对待和处理全球问题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律。同时应警醒的是，随着加入wto，我国将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向世界开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将更加密切，在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我们面临外来的和本土的、落后的和进步的、颓废的和积极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复杂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强政治意识，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第三，与科技进步相适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现代物质文明的基本动力，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力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了人们的思想层次。科学技术发展可以促进人们形成科学世界观，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变革人们的道德观念，革新人们的思维方式，提升人们的精神追求；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丰富新内容，增强新活力，为理想信念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思想、知识和事实材料，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条件，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也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也提出了新问题和高要求，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精神动力和引导正确方向。我们要研究现代科技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的新要求，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所形成的有利条件，发挥科学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力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引导人们热爱科学、相信科学，用大量鲜活的思想、知识和事实材料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思想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不断增添新内容、增强新活力，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第四，与网络发展相适应。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社会，网络和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渠道、拓展了新空间、注入了新活力，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但是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网上信息良莠混杂，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落后、迷信、黄色的内容。而青少年是网络社会的最大群体，网络文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左右着青少年的日常行为选择。因此，要适应现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的发展趋势，适应受教育者主体性、创造性的需要，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科学化、规范化的要求，努力开发和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信息含量。要加强网络文明、网络道德、网络法制和网络安全教育，培养青少年的鉴别能力和选择能力；要建设具有正确导向的网站，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知识经济时代倡导的知识价值观、科技创新观、终身学习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中，充分利用网络这一载体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时事政策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拓展和延伸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空间。

    第五，与和谐社会相适应。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懈追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拓展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科学内涵。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进行整体性和战略性思考。要加强和谐理念教育，引导受教育者正确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以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要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加强维护社会稳定教育，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促进社会和谐与维护社会稳定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通过思想疏导、精神激励、人文关怀、利益协调、行为规范来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提高公民素质，化解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稳定。

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继承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着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强烈的时代特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借鉴，体现着发展的连续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585)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继承人类文化优秀成果和优良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因此，科学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必须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国思想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正确借鉴和吸收世界思想道德教育的优秀成果，给继承的内容赋予时代内涵，使之具有时代价值，给借鉴的内容浸入中华民族底蕴，使之具有中国特色。第一，继承传统思想道德资源。思想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民族同一性的根源，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总是立足于中华民族根基，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在中国古代贤哲那里，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层次和结构概念，把“道”“阴阳”“天”“地”“人”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天人合一”。中华传统道德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主体，同时兼收了墨、道、法以及佛教等各家中的有关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扩展、充实、更新和演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其内容涉及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情感信念、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儒学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等在内的庞大的文化体系，其中伦理道德是儒学最核心、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儒学大致可分为以礼为基础的伦理规范和以仁为基础的德性原则两个层面。在儒学体系中，伦理之礼与道德之仁是两个不同的维度，礼是具有外在戒律性的社会规范，仁则为涵蕴内在目的性的生活意义和行为品性。孔子曾经把“恭、宽、信、敏、惠”视为仁的具体内容，后来孟子又提出“四德”即“仁、义、礼、智”。封建社会的共同道德或国民公德，集中体现为孔子讲的仁、智、勇“三达德”，管仲讲的礼、义、廉、耻“四维”，董仲舒集先秦儒家之大成而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德”。《大学》一开篇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第一章）朱熹在注释中把这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也”。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之间存在着一种递进的逻辑关系。这一关系表明了道德主体从“明明德”出发，经过“亲民”的发展，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功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基本宗旨。“八条目”的内容是一个由内而外、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一个穷尽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提出了“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到了近现代，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仪廉耻”这“四维”，统称为“四维八德”。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都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当今，有的学者主张用“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作为学校德目体系，其中，“忠”是尽己报国的责任，“孝”是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是求真务实的品质，“信”是立身兴业的基点，“礼”是人际文明的规范，“义”是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是清白正气的根基，“耻”是人之为人的底线。[5]这都表明中华传统思想道德在新时代的现实价值。总之，我国灿烂的文明史中蕴涵着深厚的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它们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起到过非常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仍是不可偏废的重要部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要吸收中国传统道德的合理内核，活化传统思想道德资源，塑造民族共同价值观，同时又注入时代精神，体现传统继承性与时代创造性的统一。

    第二，借鉴外国思想道德成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总是面向世界思想道德发展，有着鲜明的开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也就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一定时代的民族精神，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民族精神，而时代精神实质上是民族精神发展到一定时代的综合表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确对待国外思想道德教育资源，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的重要参照。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上存在于世界各国，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仅有着事实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多种思想道德成果。古希腊的“节制、勇敢、智慧、正义”四主德的品德要素结构思想，关于知、情、意、信、行的品德过程结构以及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等，都存在许多可资借鉴之处。研究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发现，他们大都把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国民精神教育、共同价值观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以及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其“思想工作”发挥着“思想旗帜”和“社会水泥”的作用，爱国主义、宗教凝聚、法律规范、政策调节、教育推动、社会监督、道德感召等，是其“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6]。1990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各种族都能接受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调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思想道德价值也具有愈来愈多的时代性和人类性的内涵，对外国思想道德中属于人类共同心理、共同美感、共同道德方面的成果，要大胆学习和有效借鉴。

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本身是一个结构系统。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要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求，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要素结构与层次结构的关系，把握教育内容类型之间的互补关系和层次之间的递进关系，既体现内容要素结构的完整性，又体现内容层次结构的序列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纵向上分层递进，在横向上整合一致，形成要素完整、层次分明、连续衔接、互动有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

    第一，内容横向结构的全面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多类型、多向度、多层次的统一的有机整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包括由内容各要素组成的横向结构和由内容各层次组成的纵向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的全面性即横向延伸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一层次的各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及比例关系，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横向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全面性体现在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联系上。首先，社会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具有全面性。“思想道德素质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纪素质、心理素质等。”[7](p102)一定阶级和社会总是对其社会成员提出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等方面的全面性要求，体现人的素质的多维性、丰富性、整体性，从而形成由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组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类型结构。其次，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个体社会生活来看，一般是以个人为圆心，覆盖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和世界等各个层面，由此就有相应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的道德教育就包含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个人品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和塑造全面发展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这一目标既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又反映了个体全面发展的愿望，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全面性、多样性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对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的多方面要求。又如，我们国家颁布的中学、大学德育大纲涵盖了理想、科学、学习、考试、职业道德、公德、节约、为人、处世、合作、自尊、互助、环境等方面的内容，表明德育内容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结构体系。这样，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必定具有多层次、多向度和丰富性、多样性的特征。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中，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横向联系出发，从人与人关系的层面、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确定对受教育者在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等方面的要求，并解决现存的内容分散、重复交叉等问题，归纳整合类型相近的教育内容，删减重复性的教育内容，淘汰过时的教育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二，内容纵向结构的层次性要求。层次是表征系统内部结构不同等级的范畴，是指系统要素有机结合的等级秩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纵向结构的层次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中高一级层次包含着低一级层次，低层次系统孕育着高层次系统，不仅内容诸形态本身具有层次递进关系，而且各形态内容的内部存在着认知层次、情感层次、行为层次的区别，即使在认知、情感、行为领域当中，也存在低层次和高层次、浅层次和深层次的划分。这就要求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纵向结构的层次性要求，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纵向衔接出发，构建循序渐进的内容系列。一是做到教育目标上的分层设计。我们可以把教育目标设定为培养健全的人、遵纪守法的公民、忠诚的爱国者、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五个层次。顺应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教育内容可以相对划分为三个层次：较低层次的教育内容，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和基础性内容，如传统美德、社会公德等，它是“必须”的层次；较高层次的教育内容，即反映社会主导要求的教育内容，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它是“弘扬”的层次；最高层次的教育内容，即具有先进性、崇高性和理想性的教育内容，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等，它是“追求”的层次。这三个层次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呈现出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二是做到教育对象上的分类把握。教育内容的层次性与教育对象思想的层次性是相联系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们思想认识的多样性和觉悟程度的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不同层次的对象，设计、制订出不同要求的教育内容。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建的过程中，要坚持整体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考虑内容系统自身的完整性，使诸多教育内容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功效；又要遵循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避免“一刀切”“一锅煮”，以适应不同教育对象的实际和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三是做到教育内容上的分别实施。要区分不同的教育层次，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的年龄层次、心理特点、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科学安排教育内容，用不同的内容和标准去教育和要求不同的对象，使教育内容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螺旋上升、循序渐进，形成从广泛到先进、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递进式的教育内容系列。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7）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8）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9）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提出的一项战略目标和任务, 也是中国人民翘首企盼的美好的理想。公民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公民意识是社会公正、和谐的关键，把公民意识的培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一、公民、公民意识和公民教育

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义务的人，即享有人身独立、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主体。公民不仅是法律概念，它还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一种政治角色的公民只是在近代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培育成长起来的。它与传统社会中作为少数统治者意志的消极服从者的臣民有着本质的区别。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一，它是公民对于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包括公民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责任和社会基本规范的感知、情绪、信念、观点和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觉、自律、自我体验；还包括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自我价值、自我人格、自我道德的评判，对实现自身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所采用手段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群体的情感、依恋和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心理的倾向。就具体内容来看公民意识包括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科学理性精神、道德意识、生态意识、全球意识、终身学习意识和健康的心理素质等，其核心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

所谓公民教育, 概指将作为受教育者的公民培育成具有独立主体意识, 能够充分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具备一定素质与能力的主体的一种教育活动。公民教育在对象、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培育现代国家与社会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与能力公民的最主要的教育途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法制意识、平等公正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意识、社会公德意识等都有了明显的增强，这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步伐，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公民意识的现状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中国公民意识的现状

中国现代公民意识的现状可以说是失缺的。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历史和“”时期的泛政治化所造成的。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加专制主义，惟有臣民，没有公民；惟有伦理说教，没有公民教育。即使新中建立后，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和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只偏重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公民教育。由于一个社会公民意识的缺失，就会出现权者凌驾于至高无上的《宪法》之上的事，还会滥用公权；民众因缺乏公民意识，就摆脱不了奴婢意识，把权者当主人，“主仆”颠倒，自然也就没有了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自治精神、忠诚观念、权责意识、参与意识、政治信任等公民精神。

目前需要大力培育公民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我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容易导致人们的心态失衡，往往出现困惑、失望和焦虑,进而由激烈的心理冲突引发政治行为的偏差和失范。如权利意识增强而法制意识淡薄，平等意识强化而契约意识、诚信意识淡化，自主意识确立而社会责任意识缺乏等等，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所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一个国家可以引进外国成功的制度，可以照搬外国通行有效的规范，但公民意识是不可能引进的，因为这是人的自身建设问题。因此，推行公民教育迫在眉睫，只有大力培育公民意识，才能增强我国公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具有现代意识的高素质公民

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建设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公民这一根本主体的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发挥有效作用, 但公民能否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在于公民是否具备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充分的素质与能力。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形势的复杂性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艰巨性来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对公民的素质与能力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首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挑战与考验的背景下进行的。从国际形势看,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从国内形势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 我国经济、政治、社会事业整体上呈现健康有序的快速发展势头, 国家正步入一个“黄金发展期”, 但同时也面临着“矛盾凸显期”的风险与考验。当前,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在这一时期,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一些潜伏于社会中的深层次的不和谐因素和矛盾比较突出, 例如市场秩序失序, 经济交往关系紊乱; 利益分配失衡, 贫富差距拉大; 腐败现象严重; 趋增, 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复杂的态势; 社会风气失范, 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人与自然关系失调, 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原因, 但从主观角度分析, 这些问题许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其中不乏与公民的素质能力不能满足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有重要关联。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构建和谐社会, 公民素质与能力因而更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将对公民素质与能力提出更为迫切的新要求, 即要求进一步提升公民和造就公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所需要的较高素质与能力。

其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表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包含多项目标、任务, 构建进程极为艰巨复杂的社会建设系统工程。作为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主体力量的公民, 如果没有较高的素质与能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将根本不可能实现。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四位一体”关系的角度看,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地包含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及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多重目标, 这就客观上要求我国公民应具备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较新较高的素质与能力。

四、公民教育是提升公民素质与能力进而推进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的主要途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较高素质与能力的公民积极参与并发挥有效作用。但公民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不能仅依赖公民个体的自发行为, 否则, 公民素质与能力的提升过程将不仅变得十分漫长而且将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综观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 可以发现借助国家与社会力量, 实施公民教育是自觉地、整体地提升公民素质与能力的主要途径。公民教育获得多大程度的发展, 将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进程。从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看, 公民教育是许多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实施提升公民素质与能力教育的首选方式, 成为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一个鲜明标志。

在当代中国，要使社会主义民主运转起来，广大公民的积极、有效的制度化参与就显得尤为关键，既有政治权利意识，又有政治义务意识的，负责任的公民，是公民政治建设，乃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主体性条件之一。因此，进行广泛的公民教育，通过大力提高公民科学文化和道德素质来培育公民意识，来孕生理性的、负责任的、讲政治道德的公民观念，这是最基本的途径，也是一项最根本性的艰巨工作。同时，通过民主政治结构、民主政治生活和法律的制度化培育公民意识，形成中国特色的民主型公民意识体系，这对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公民政治建设都具有切实的意义。此外，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以促进公民意识的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既讲求效率，也讲求规则以及平等的参与，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广泛的自由契约平等关系来促进政治生活的规则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合作意识、协调意识，用经济民主来带动政治民主。从根本上说，是带动政治主体，即普通公民的公共理性意识，这对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运行的合理化，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培育具有公共理性的现代公民，进行公民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的途径。公共教育的根本目标与功能就是致力于现代公民政治意识的培育、公民政治能力与政治道德的塑铸，以及公民政治思维的刷新，促进参与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为文明和谐社会之构建提供基础。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 〔德〕乔治.凯兴斯坦纳.凯兴斯坦纳教育论著选〔M〕.郑惠卿，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 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J〕.浙江社会科学, 2004(6).

〔4〕 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M〕.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5〕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篇（10）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4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价值建构与实践转化研究”（11XZX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永青（1972-），女，西安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等的研究。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社会安定，国家祥和；社会动荡，国亦倾覆。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需要夯实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道德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柔性约束，始终渗透于社会治理实践的始终，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同时，伴随着社会治理实践的推进，道德也逐渐内化为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性因素，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道德是确立社会治理主体的基础性要素

治理在本质上是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解决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问题，实现跨部门共治的一种制度安排与结构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用“社会治理”取代了以前“社会管理”的提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这一变化反映的却不仅仅是概念的转换，而是实践主体和实践理念的变化。“社会管理”强调“政府负责”，政府部门是单一主体；“社会治理”强调的则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都作为主体共同承担社会治理职责，是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而在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确立和发展中，道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要素。

首先，从政府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到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道德可以为多元权力主体的存在及其治理行为提供合理性论证，为社会治理奠定基础。社会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或者国家公权机构，由政府颁布法规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来实现；而社会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之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1]这些多元组织要参与到社会治理实践中，必须获得民众的认可，必须在民众心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众的道德评判而不是国家或者政府的强制。

其次，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是一个多元化系统，处理好这个多元化系统中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需要道德力量的介入。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发展，共享发展成果。它运用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突破传统单一

主体集权的管理模式，通过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公共支出的转移性分配来实现人们的起点与机会公平，在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公正地分配公共资源，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往往存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等方面的不一致性，那么如何才能兼顾到社会多元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畅通不同阶层、群体和社会成员的意见表达渠道，增进不同阶层、群体与社会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呢？这些都要求多元化系统中的各个治理主体能够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和特定的互惠要求，在自主、平等、诚信、互惠等原则下展开合作，这也需要用社会道德的力量来加以制衡。

再次，在现实生活中，各社会治理主体秉持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运转。道德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上层建筑，是形成治理主体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根本性因素。道德“通过对主体的行为目的、动机、手段的选择，通过对行为效果、从事活动的社会关系状态的评价，以及通过对主体行为态度的作用，获得实践性品性，并存在于实践的全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作为实践――精神本身虽并不直接是具体感性的，但它却始终有要转化为感性现实存在的态势。人的一切自由意志行为，都贯穿着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人类实践中隐而不露又无所不在的灵魂”。[2]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德治传统的国家，“道德”作为一种民族基因，已经融入每个人的血液中，影响到社会生活和工作、家庭的方方面面。因此，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需要通过道德的提升来强化对主体行为的引导与规范，凝聚社会主体的共识，继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团结，从而大大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推动社会治理的良好运行和有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