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86-03
漓江不仅是桂林旅游的精魄所在，它还是桂林城市供水的命脉。能否妥善解决漓江水资源的储备问题，更是兹事体大。作为漓江的主要发源地，猫儿山的水流量占据了漓江总水量的52%，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调节流域径流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猫儿山五种林型水源涵养能力顺序为铁杉林、水青冈林、高山矮林、人工阔叶林、毛竹林，铁杉林的综合水源涵养功能最高，毛竹林的最低，铁杉林强大的水源涵养功能是漓江源的重要保证[1]。然而，近年来，漓江上游水源林面积急剧下降，森林水文效能大幅度减退，特别是近年来猫儿山脚下农民大量把原本有良好储水功效的常绿阔叶林砍伐，重新种上经济效益高的毛竹林等速生林，更是间接影响了猫儿山地区的水土涵养能力，这对漓江水位的逐年下降无疑是雪上加霜。生态环境问题参伍错综，表面上看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互为冲突的输出结果。在对当地农民收入不造成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恢复漓江上游水源林区的生态功能，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
一、外部性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溯源
经济学上认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核心，外部性现象引发人际冲突与社会矛盾，常常导致一种非最优的资源配置。经济的外部性概念是由剑桥大学的庇古和马歇尔在20世纪初提出的。作为经济学中一个亘古不衰的话题，外部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庇古税和科斯手段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庇古认为：外部效应是由于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的背离造成的，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已不能靠自身运行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必须通过政府来干预解决。“庇古税”旨在通过补贴和征税的方式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对于正的外部影响政府应予以补贴，对于负的外部影响应施以罚款，以使外部性生产者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科斯在批判借鉴庇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外部性实际上是产权界定不清所导致的，倘若产权界定清晰并能进行自由交易，那么市场自身就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外部性表面上看是产权问题，实质上是交易费用过高所致。因此，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关键在于降低交易费用。
二、负外部性：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困境的发生机理
（一）效益的公共性使得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面临“搭便车”现象
漓江上游水源林是一项典型的公共物品，其基本特征是效益的公共性和正外部性。水源林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方面发挥了诸多功效。这种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排除在享受它带来的利益之外，因此也时常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发生。极强的正外部性，加之水源林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很难通过货币形式在市场上体现出来，使得私人缺乏生产和提供这类公共物品的动力。即使这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以货币形式度量出来，也很难保证投资者和经营者在短期内收回成本和获取收益，因为水源林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间接性、长期性的特点。假如这种效益在短期内得不到直接补偿，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就很可能是无利可图的，这样私人就不可能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由于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长期以往，市场主体的逐利本性便使得当地居民丧失了继续保护水源林的动力。效益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决定了漓江上游水源林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私人来提供。
（二）市场主体的逐利本性催生了新的负外部效应
建国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对漓江上游水源林的保护工作，目前，上游已先后建成猫儿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海洋山和青狮潭两个水源林保护区，漓江上游水源林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源林的保护与利用引起的矛盾愈发尖锐。水源林虽然具有生态保护功能，但对生产者而言并无利益驱动的内在机制。漓江下游靠江吃饭的旅游产业或对漓江有用水需求的人群，虽然长期承受漓江的的恩泽，但是市场机制并不具备对上游水源林区进行补偿的机制，当上游生态良好时，市场机制并不能给予肯定，现行政策对保护水源林的行为主体予以补偿的力度也较弱。上游居民在“自利理性”精神的驱动下，将部分集体或个人所有的公益林砍伐，重新种上经济效益高的毛竹林，也就不难理解这些行为了。近年来，毛竹林的种植面积有逐年扩张之势，农民在自身获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给他人造成了影响。由于铁杉林等原始阔叶林减少、水土涵养功能减弱，漓江源头水资源储备量下降，导致漓江流于的水位和水量不足，影响了漓江游客赏玩的兴致，影响了城市用水的需求，而这种影响恰恰又是负面性质的，即农民的改种植行为催生了负外部效益。
（三）水源林产权关系的稳定性脆弱加剧了治理困境
产权理论认为，只有明晰产权才能实现有效的产权保护，并由此获利。但是，水源林具有自然资源的产权性质，存在天然模糊和不完整的特征；产权的不可分割性，使水源林的保护和治理主体无法由此获利，这就使得保护和治理活动失去了市场的支持，市场失灵在所难免。罗慧等人认为，生态环境资源由于不可分割性导致产权难以界定或界定成本很高，而通过市场力量提供的环境质量和数量的公共物品一般严重不足，由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存在交易费用，市场的自发运行往往偏离理想中的最佳效益点，从而易产生类似“公地悲剧”的市场失灵。在当前的资源产权所有制结构下，前文所述的上游居民的经济行为在事实上产生了外部性，“对资源有控制权的人并不直接和按比例地收益或受损于自身行为；而受损（益）的人又通常不能根据自己利益对资源做出直接反应行为，原因在于对资源的收益权或承担损失的责任总是与资源的控制权相分离，正是这种分离导致外部不经济，其实质是私人成本的社会化”[2]。
水源林产权责权利关系缺乏长期的稳定性，稳定性脆弱又主要存在以下目标冲突：政府积极治理和当地居民参与程度不高的矛盾，退耕、封育或生态投资与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矛盾，生态环境外部性与农户“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小农意识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效益长期性与农户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矛盾[3]，这些因素造成了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的市场失灵困境。
三、化解外部性问题的政策框架设计：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在政府适度干预的过程中，新的政策框架需要纳入提高农户自主行动能力并推进生态系统经营的制度机制，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不断深化林权改革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由经济比较发达的下游地区“反哺”上游地区，对漓江上游水源林区的生态保护努力和机会成本予以相应的补偿，不仅是生态正义和环境公平的体现，而且是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开发形成良性循环的客观需要。
（一）深化科学合理的林权改革
要想克服水源林治理中的市场失灵，首先需要政府界定水源林区的生态产权。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明确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将有利于农户保护自身所拥有的森林资源。雷新途、石道金认为，解决生态资源的产权困境的基础在于界定清晰的生态产权边界，并以此为基础优化生态资源的产权配置和维护生态资源的产权制度，从而提高生态资源的产权效率。一般来说，涉及国家整体生态保护的森林、生态草地、水源林、濒危动植物资源其生态产权，仍然应该由国家掌控。蔡晶晶通过分析“分山到户”和“共有产权”两种模式，指出无论是产权“配置”或“统合”，都无法保证我国森林资源的永续发展。在林权体系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源使用者都寻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对森林的经济功能重视程度远超过生态功能，强调毛竹林等速生林带来的短期效益，舍弃了原生天然林的长期生态服务效益。因此，如何建立起内生的、能够符合更大群体利益的自我约束机制，将是林权改革必须重视的问题。
（二）推行生态补偿机制，采取生态补偿政策
类似漓江上游水源林这样的主要提供非物质的生态功能区，生态服务物化程度低，界定产权的信息、执行和交易费用非常高；即使是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其交易成本仍然是巨大的，通过科斯手段难以有效解决外部效应。此时，可以选择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4]。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反哺漓江上游水源林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导致的财政减少，补偿当地因发展方式和发展项目受到一定限制而衍生的机会成本。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在漓江上游水源林的治理工作中，政府要主动承担起生态补偿和利益协商的职责，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受益对象明确的，由受益者补偿，受益对象模糊的，由政府补偿。
1.明确漓江上游水源林生态补偿主客体是前提
运用生态补偿机制对如何治理漓江上游水源林进行探讨，必须明确以下问题：生态补偿的主体为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生态补偿客体为法律法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地区范围内主要包括漓江上游水源林的当地居民、与漓江密切相关的旅游业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共饮漓江水”的工农业或生活用水需求者等。一国范围内，生态服务生产者（补偿接受者）为漓江上游区域内居民，生态服务受益者（补偿支付者）为全国公民。
2.建立健全漓江上游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是关键
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广西区政府相继出台了《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政策文件，对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要提高对水源林生态服务生产者的补偿标准，调动上游地区保护水源林的积极性。在明确漓江上游水源林生态补偿方案的过程中，政府要积极鼓励各方利益主体及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综合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生态服务价值、资本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内容，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特征、所提供的服务功能、所处区域的特点”[5]，将生态服务价值计算结果结合公众听证，制定出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分配标准。
中图分类号：S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1017602
1 引言
森林是“地球之肺”，具有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效益，过去，生态效益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生态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森林的面积分别只占地球表面和陆地表面的11%和38%，但森林净初级生产量却分别占全球和陆地的47%和71%[1，2]。森林具有巨大的生态效益，它包括水源涵养效益、水土保持效益、防风固沙效益、吸收二氧化碳效益、释放氧气效益、森林游憩资源效益、野生动植物保护效益等。结合国内外专家的方法[3，4]，对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区贵州西南部重要水系两岸林区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价。
2 评价区域概况
贵州西南部主要包括黔西南州大部分和黔南州小部分地区，以贵州西南部16条重要水系两岸2.5 km范围以内作为研究区域。该区域气候温和、雨热同季，水资源十分丰富，水系错综复杂。区域内重要水系包括北盘江、南盘江、万峰湖水库、红水河等，选取的16条水系水域面积均在100万hm2以上，其中北盘江水域面积11963万hm2，胡家坝水库水域面积103万hm2。所选的水系地处珠江上游，是珠江上游重要水源地，对构筑珠江上游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内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林地面积236940 hm2，蓄积量5745746 m3，森林覆盖率达到37.41%（算水域面积）。
3 评价方法
3.1 水源涵养效益评价
森林水源涵养效益主要从林冠截留量、林地枯落物持水量、森林土壤蓄水量来体现。采用郎奎建[3]所研究的公式：
3.5 防风固沙效益评价
贵州西南部防风固沙林较少，但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计算防风固沙产生的造田、护田效益，以每造1 hm2林地可固沙0.1075 hm2计算[3]。
3.6 森林游憩资源效益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效益评价
森林具有很好的游憩功能，人们可以在闲暇时到相关林区徒步、游览等，而相关管理部门可以从中收取管理费、门票等，从而形成森林游憩资源效益。以每年每公顷产生480元[5]的效益计算森林游憩资源效益。森林是一个完善且庞大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巨大的基因库，森林中各种野生药材、食用菌、野果、鸟类、野兽等均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以海南省每公顷森林产生112.2元的效益来计算野生动植物保护效益。
4 评价结果
经过测算，贵州西南部重要水系两岸林区森林生态效益为24.6亿元，其中水源涵养效益1.05亿元，水土保持效益22.08亿元，吸收二氧化碳效益90万元，释放氧气效益108万元，防风固沙效益384万元，森林游憩资源效益11373万元，野生动植物保护效益2658万元，详见表1。
5 结果讨论
从森林生态效益计量角度出发，对贵州西南部16条重要水系2.5 km范围内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价。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所评价的森林生态效益中，水土保持效益最高，其次是森林游憩资源效益，最后是吸收CO2效益。16条重要水系中，北盘江水系两岸林区森林生态效益最高，其次是红水河水系，木浪河水库两岸林区产生的森林生态效益最少。
森林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贵州西南部是构筑珠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阵地，评价该地区重要水系两岸林区森林生态效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惠勋.森林与光[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9.
[2]徐德应.森林与大气[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
[3]郎奎建，李常胜，殷 有，等.林业生态工程10种森林生态效益计量理论和方法[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0，28（1）：1～6.
[4]陈 钦，刘伟平.建立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J].林业经济问题，2000，20（4）：216～219.
中图分类号 X1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08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13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源地水质恶化问题日益突出[1]。水源地的生态保护是确保水资源安全的重要措施，直接关系到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水源地保护的经济手段，其目的是调动水源地生态建设与保护者的积极性。国外水源地生态补偿起步早、发展成熟，国内对水源地生态补偿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始于90年代，随着水源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居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近年来，相关学者对水源地的生态补偿研究逐渐增多，并且用来指导实践。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实践案例，综述了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这对于我国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水源地生态补偿基本概念与特征
水源地的生态保护是确保水资源安全的重要措施，直接关系到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调动水源地生态保护的经济手段，能有效地调动水源地生态建设与保护者的积极性，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以期实现整个水源地生态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1.1 水源地生态补偿概述
生态补偿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主要表示生态环境加害者支付赔偿的代名词[2—3]。随着生态补偿研究的广泛开展，生态补偿的广义内涵与狭义内涵逐渐达成了共识，而对生态补偿的定义并未统一，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国内各领域学者对于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定义也有不同的理解，黄昌硕对于水源地生态补偿定义较为深刻[1]，其他学者也有各自不同的见解[4—7]。笔者认为水源地生态补偿就是，依据“公正、公平”、“共建共享”和“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运用政策和法律手段， 通过资金、政策、制度、实物、技术、产业等补偿方式，让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及破坏者对为保护和治理水源地生态系统而受到发展限制的受损者提供补偿，使水源地生态保护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从而维持和改善水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证供水的水质水量，以期实现水源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对水源地进行生态补偿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改进[8]。
1.2 目标与原则
生态补偿的目标即是生态补偿实施之后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生态补偿的原则即是为实现生态补偿的预期目标而遵循的准则。
生态补偿的主要目标是矫正外部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其机理在于将生态环境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并采用经济激励手段来促进生态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9]。也就是调整水源地保护区与受水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水资源是一种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的资源， 水资源市场配置可能影响水资源社会分配的公平， 因此坚持公平与公正的原则，才能保护弱者， 保护更多主体的利益[10]。同时应遵循“共享共建原则”及“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付费”原则[11]，即国外常用的名词PGP （Provider Gets Principle） 和BPP （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12—13]。
1.3 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分析
不同地区的水源地有着各自不同的地理特征，因此不同地区水源地的主体与客体也不尽相同，在具体实践案例中也有所体现[14—15]，但是补偿的主体一定是受益者与破坏者，补偿的客体是保护者和利益受损者。主体与客体的细分是较复杂的，有时可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比如说水源地的企业，以其排污可以定为补偿主体，在受到限制发展方面来讲又是客体。因此，在确定某区域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时要具体分析确定，一般来讲，补偿的主体是受益地区的企业、居民、政府、发电厂，补偿客体是一切为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做出贡献的群体，如水源地的居民、企业、政府、水产养殖户[16]。根据生态补偿对象的利益相关程度可分为三类[17]：核心利益相关者、次要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还有学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并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影响程度分析[18]。笔者建议在确定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时，应先进行利益相关程度分析，然后明确补偿主体与客体，在主客体难以确定时，应在比较其受益与受损的机会成本之后加以确定。
孟浩等：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我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整体性特点，既体现在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兼顾、协调的基本内容上，也应体现在可持续发展途径中，这是现代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优化模式的实际需求。传统水土保持发展观突出“如何发展得更快”，创造更多的财富，以物为中心。而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更加关注“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得更快更好”，以人为中心，发展目标和应对措施更加明确。实施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统筹规划，切实改善生态环境，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结合典型地区的具体情况，探索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一、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水土流失是贫困的根源。我国592个贫困县中，山区占496个。目前全国90%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1991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3年国务院文件明确提出水土保持是我国的基本国策。50多年来，各级政府组织广大群众开展长期的水土流失治理，取得了瞩目的成效。到2003年，全国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971.36万公顷，其中小流域治理面积累计达到3562.84万公顷。水土保持设施每年可拦蓄泥沙能力15亿吨，增加蓄水250亿立方米，减少入黄泥沙3亿吨。水土保持是维系生态安全的主体措施。中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水土保持政策理论，技术路线，管理机制和建设模式。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防治方针，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技术路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兼顾的原则，政府推动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许多地区开展了丰富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践活动，在动员社会力量综合治理方面，采取承包、租赁、拍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推进“四荒”（荒山、荒滩、荒坡、荒沟）治理；坚持征收“两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增加治理投入，建立“责、权、利统一，治、管、用结合，全社会参与”的水保治理新机制，才能有效地加快治理步伐。在开展重点项目建设方面，对重点区域实施集中连片治理。对重点项目除继续推行“三制”（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外，同时增加了工程建设公示制，资金使用报账制，群众投劳承诺制，建后管护责任制。对不同类型的小流域要抓好不同类型的试点。严格治理质量，建设精品工程。在推广先进技术经验方面，引进优良树种草种，推广机修梯田、果树高接换头、集雨节灌、生物护坡、鼠害防治等常规成熟技术。坚持生态优先，突出水源保护，加强河道及湖库周边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将农村污水和流域垃圾治理纳入小流域治理之中。加强“3S”技术和生根粉、保水剂等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引进试用，提高水保生态建设的综合效益。
进入新世纪，国家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把“实现生态环境改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系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把重点地区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修复，封禁治理相结合，把环境改善与保障粮食安全，用水安全和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如何结合水土保持工作，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消除贫困，既涉及技术开发问题，更要研究政策问题，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观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比如研究国家、地方和群众多元化的投入机制问题，研究消除贫困的扶植政策问题，研究水土保持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研究保护水土流失治理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通过水土流失治理机制改革，可以促进山区致富，再造秀美山川，推动水土保持的良性发展，实现生态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远景目标。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一项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应当在开展水土资源现状调查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生态建设规划》，进行相应各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如水保建设规划、生态修复规划、城市水保规划以及山区、草原、牧区等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要吸取国内外先进经验，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体现“天人合一”理念，加强科研与科技推广工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二、现代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优化模式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综合评价的目标，一方面是国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就是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保护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维持或扩大土地资源产出能力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水土保持等土地保护措施一般要求有长期的资金投入。在这类活动中资金投入长期占用，收益则以长期、分散的收益流形式获得。这就要求水土流失治理成员应由资源所有者(国家、集体)、水土流失治理出资者(政府、集体、公司、个人)和治理者(农民)所组成。如各治理主体产权关系清晰和利益分配均匀，通力协作，必然会保证农户和集体的近期经济收益，增强治理力度，并维持治理成果的长期有效性。这样便实现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投资者和治理者利益并重的“双赢”发展目标。
外部经济性指在生产和消费中，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结果对其他生产或消费者产生的未加偿还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水土流失治理存在外部经济性。如上游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使下游水库淤积减少、水质提高、污染减少而产生效益。这种效益下游居民没有付出任何资本就能享受，而上游居民付出了产生这部分收益的资本却不能得到回报。如果农户进行水土流失治理所产生的外部收益大于外部费用，则农户的水土流失治理投入规模小于社会所要求的水土流失治理投入规模，土地质量会发生下降，不利于可持续利用。如外部收益小于外部费用，则农户的经济活动规模大于社会所要求的规模，土地质量会显著提高。如果社会不补偿农户投资的费用，农户是不愿支付费用保持与其实际可获收益相关程度不大的资源功能的。如上游营造水土保持林有利于下游减少泥沙淤积而产生航行、灌溉、行洪等功效，但上游农户可能对此并不太关心。原因是在一般情况下维持或增加这些功能效用所承担的费用并不能获得补偿或完全无补偿。假如下游居民对营造林木活动给予补偿，使上游营造者可获得超过最低预期的收益，则有助于扩大造林规模，加强对植被状态的维护。一些地方在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中忽略直接效益和内部效益，使区域水土流失治理的经济效益同生态效益之间出现矛盾，治理活动就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只好依赖外部“输血”，出现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局面。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农户偏重于获得短期收益，结果会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发生冲突。如果降低水土流失治理收益的不确定性，那么农户追求短期收益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矛盾会有一定的缓解。因而土地保持收益稳定、预期贴息率低的流域治理项目会对农户有足够的吸引力。
小流域不仅仅是一个水土流失治理单元，而且还是一个经济开发单元，小流域的治理要由过去的生态防护型向生态防护与经济开发相结合型转变。小流域承包治理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上下游收益----费用统一平衡核算，下游收益补偿部分上游经营费用，使外部性“内化”，从而获取显著的综合效益。
从理论上讲，水土流失治理既要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又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才有可能妥善处理好水土流失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诚然，水土流失治理和经济收入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双赢”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小流域治理的私有品性质越浓，公共品性质越弱，个人目标(或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短期效应和长期效益之间的相容性就越低，也就很难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度量水土流失治理的效果，不仅要看地上植被丰度和地表水利用率的变化，而且要看地下水位的变化。
“四荒”资源的产权安排，除了要与“四荒”资源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相适应，还必须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这是诱导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关键。一般来说，只有在“四荒”资源使用权界定清楚的情形下，农民才会对“四荒“治理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进而采用可持续的“四荒”治理措施，所以必须搞好产权界定。“四荒”资源的产权界定决不是简单地发一张产权证就能奏效的，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产权界定所包含的具体的内容。同时，要给“四荒”资源的经营者较长的治理时间，使其能够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采取可持续的治理措施，真正实现“四荒”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为重要的是，要从规范“四荒”使用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入手，积极培育“四荒”资源使用权流转市场，为“四荒”资源的流转创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使其成为提高“四荒”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
以拍卖的方式诱导农户竞争“四荒”的使用权，确实有助于加快“四荒”治理的进程。问题在于：有能力竞争到“四荒”资源经营权的人并不一定具有治理水土流失的经验，而有治理水土流失经验的人又不一定有能力竞争到“四荒”资源的经营权。在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里，实行的确实是资本面前平等的规则，然而，在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过早地强调资本的平等，有可能形成“四荒”资源的大户垄断，多数农户失去“四荒”资源的经营权，从而形成有资本的人承包“四荒”并雇佣有治理经验的穷人治理“四荒”，而有治理经验的穷人竞争不到“四荒”资源不得不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体力受雇于人的局面。这种结果是不是最优或次优选择，应该加以探讨。目前，政府政策主要是为前者的水土流失治理项目提供优惠政策，而不是为后者获得“四荒”资源提供适宜的条件，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有关的调查资料表明，有些地方的“四荒”拍卖的透明度很低，少数人以极低的成本拍卖到了大面积的“四荒”资源。问题在于：产权成本实际上是又获取产权的成本和保护产权的成本两部分组成的，获取“四荒”经营权的成本越低，今后的产权保护费用就有可能越高。更直截了当地说，“四荒”治理的成果被群体哄抢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需要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水土流失治理进入“四荒”拍卖阶段以后，“四荒”资源的产权主体既有社区内的村集体、承包户，又有社区外的企业和个人，“四荒”资源的产权结构变得复杂起来了。产权结构越复杂，今后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就越大。如何尽早地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三、实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为实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妥善解决以下几个关系：（1）正确处理生态修复与集中治理的关系，要在充分发挥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的基础上，进行集中治理，实现因地制宜、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结合。（2）正确处理水土保持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要在切实解决好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基础上，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实现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与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机结合。（3）正确处理点上治理与面上管护的关系，要切实解决好重建轻管的问题，在巩固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治理步伐，实现水土流失防御、治理与管护的有机结合。（4）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生态建设的关系，要在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美化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5）正确处理能力培育与执法监督的关系，要在开展培训、教育，提高全民的水土保持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基础上，进行执法监督，在执法监督的过程中加大能力培育强度，实现能力培育、监测监督与行政执法的有机结合。
全面实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加速推进水土保持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中，实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双赢策略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调控：满足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有效的政策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有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管理体制，从偏重评价经济指标特别是数量指标，改变为评价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的综合性指标，为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制度保证。应注重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计划，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优惠信贷和投资保险等方法支持重点地区水土流失治理项目。农业、林业、水利等有关部门要共同构筑合作和协调的平台。以确保各部门共同按照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展流域的集中连片治理，既不交叉、也不遗漏。
(2)技术保障：采取由生物、工程和耕作技术组成的综合性措施，改变立地条件，增加植被覆盖度，增强土壤的抗蚀能力和蓄水保土能力，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地生产力。政府要增加技术服务的供给。政府提供的技术服务应包括编制水土保持建设总体规划，技术培训，推广适用的科研成果，提供优质种苗和有效的市场信息等。
一、引言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水早灾害严重。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森林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
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我国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6329.47万公顷，森林面积15894.09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24.88亿万立方米，森林蓄积量112.67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16.55%，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48个百分点；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0.128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面积的1/5；人均蓄积量为9.048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72立方米的1/8。我国森林资源状况和森林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虽然从1998年起我国就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并在“九五”《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提出：①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19%，达到遏制全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②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4%以上，力争使全国生态环境明显改观；③2050年全国宜林地全部绿化，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但是我国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森林建设和保护缺乏资金。因此，资金问题也就成为解决森林问题的关键。为此，急需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造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现状
森林除了具有经济效益外，还具有以下生态效益：美化环境、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防、科研、教育等，这些目前是不能通过有形市场交换的，也不能给生产经营者带来收益，森林的这种外在经济性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使森林的建设和保护丧失了经济动力，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了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将森林分为商品林和公益林以不同的经营思想进行运作。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既是森林分类经营的核心，也是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转向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转变的关键。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实质上是对生态产品给予定价的问题，目的在于把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
虽然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还处在研究、审定、个别实施的初步阶段，国家尚
未出台正式的《森林生态补偿法》，但有关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中已有所体现。（见表1）
（表1）
时间颁布机关政策名称主要内容
1992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文件关于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要建立林价制度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实行森林资源有偿使用
199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外交部、国家环保局文件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要逐步开征资源利用补偿费，并开展对环境税的研究
199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造林绿化的通知要改革造林绿化资金投入机制，逐步实行征收森林生态补偿费制度
1994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使用制度，实行森林资源开发补偿收费
1995林业部《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应本着“使用者付费”的经济原则，建立完善的森林资源补偿机制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体系
199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九五”时期和今年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按照分类经营原则，逐步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制度和生态公益林建设投入机制，加快森林植被的恢复和发展
199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199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县和县以上各级地方政府要尽快建立水利建设基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也要抓紧研究，尽快建立起来
1998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00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问题的意见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对于改善我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2001财政部财政部财农[2001]5号文件同意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助基金，主要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统称生态公益林）的保护和管理
三、建立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条件分折
1、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逐步提高，使建立补偿制度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较快。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50亿元。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7~8%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我国加入WTO以后，为经济发展打开了国际市场，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为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了物质条件。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提出了更高的精神需求。当前我国的旅游业不断升温，特别是生态旅游得到人们的青睐就是例证。另外，居民的环境意识增强，更多的人愿意承担生态环境建设费用。
2、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日趋成熟
从上文（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中已发展，这表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问题给予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2001年11月开始，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在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西、新疆11个省(区)的685个县(单位)和24个部级自然保护区展开，涉及0.133亿hm2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而且已经有个别省区试行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如广东省，以政府令的形式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生态效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1998），福建三明市政府于1998年批准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办法，浙江省的同类制度也在商议过程中。这就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也为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奠定了基础。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我国，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补偿的政策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出现高峰，21世纪初期仍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研究的重点包括了：森林生态效益计量评价和计量模型、生态效益的交互作用及叠加效应、森林生态效益的社会和法律特征、补偿对象、补偿原则、资金来源、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补偿范围、补偿办法以及基金管理方法等方面。这些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实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意义非常重大，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施行。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设想
根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实践，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应当根据“收益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原则，制定一部《森林生态补偿法》。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依据。森林资源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生态环境效益，森林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有一定的费用投入。森林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外部性，把这种外部性内化，就需要对森林生态进行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保证森林资源的持续发展。
2、明确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筹集的途径。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除了国家出资以外，应当根据“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其他主体包括个人、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应缴份额，从而体现了生态效益的社会共享共担原则。
3、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对象和范围。重点防护林、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以及其他重要的森林生态资源区，应当作为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重点补助的对象和范围。
4、明确森林生态补偿金征收的标准。确定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是一项复杂的自然社会系统工程，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既要顾及森林自然生态要素，又要重视林区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森林自身生态功能的大小、森林生态功能与人类生存关系的紧密程度、当地居民与森林之间的经济密切度、森林生态效益的社会认同程度、国家与地方的财政状况、森林保护等级。
5、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检查监督制度。森林生态补偿金应当专款专用，用于森林环境的建设、保护与管理。因而，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必须有配套的检查监督制度，主要内容应包括：森林生态效益的核定、补偿资金筹集和补偿的实施等方面的检查与监督，以保证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有效运作。
五、结束语
同志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认识到森林资源的环境价值远远超过其经济价值，森林是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向社会提供森林生态服务的宝贵资源。在当前的形势下，制定一部《森林生态补偿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才能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建设，实现《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目标，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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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明,缪光平.关于公益林建设的几个问题.林业工作研究,1999.(3).
一、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基本内涵与特征
㈠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现代生态经济学是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理论基础和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其实质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保护地球》等历史性文件已向我们深刻揭示，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是整个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我国于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大会上正式接受了这一理论和发展战略，并于1994年由国务院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向全世界承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总战略。
现代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理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缔造的新经济学理论。它所追求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而不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空心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坚实的，是符合当代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的。
㈡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概括地说，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一个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高效、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发展和谐，持续、稳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内涵可作如下概念性的表达：
1、重建与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2、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要使环境与各类自然资源保持其持续支撑发展的能力和基础；
3、资源，特别是可更新资源的再生良好的人类生存环境建设，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人类在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同时，同样也要对资源和环境给予补偿，即促进资源与环境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必须真正地防止经济发展“空心化”；
5、自然可以离开人类而存在，但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新时代人类的生态文化。
㈢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效益经济。
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以国内外两个市场日益增长的绿色物质和文化需求为发展导向，以得天独厚的优质自然资源内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为依托，以当代先进适用的高新技术为支撑，以优化配置社会总资源为手段，以科学的城乡一体化生产力区域布局为经络，以结构优化的生态化产业为主体，以与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直辖市发展为标志，以生产具有较高国内外市场占有率的绿色名牌产品为途径，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2、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
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通过经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保持畅通有序、合理转换，良性循环，达到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目的。
3、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要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全面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幅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开发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达到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循环利用，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能量与物质的高效率利用和高质量良性循环。
4、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稳态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要彻底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克服和纠正那种为追求效益盲目扩大经济总量的错误做法，用一种低消耗、少污染、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的全新生产方式取而代之。
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现期”。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第一，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环节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我国资源禀赋较差，虽然总量较大，但人均占有量少。国内资源供给不足，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有关资料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电油运的持续增长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资源告急的警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照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理论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强化节能的措施，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到2020年使万元gdp能耗由20__年的2.68吨标准煤降低到1.54吨标准煤，那么能源消费总量就能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再生铝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21％左右提高到60％，就可替代3640万吨的铝矿石需求。因此，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第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下愈况，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从__市的情况看，我市地处长白山区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带，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我市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全省和全国人均占有量的38.3%和23.2%，特别是城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9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5%。水土流失是全省最重的地区之一，主要水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特别是东辽河干流市区下游河段污染严重，为劣v类水质，成为全省污染最重的河段之一，给下游四平市和整个流域
带来严重影响。市区大气污染严重，大气环境质量没有达到适合居民居住的二级标准。城市垃圾逐年递增，由于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二次污染严重。引以为荣的煤炭资源经过一百多年的开采，面临枯竭，并造成大面积采煤塌陷区。大量事实表明，水、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大量产生，与资源利用水平密切相关，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内在联系。根据专家的测算，我国能源利用率若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00万吨左右；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约1000万吨废弃物的排放；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若能提高20个百分点，就可以减少排放近4000万吨，这将使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可以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第三，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提高效益、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粗放型经济增长特点比较明显，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率低。有关资料表明，按现行汇率计算，20__年，我国的gdp仅占世界gdp的4%，但是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占世界gdp的4%，却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万元gdp的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我国石油消费量的1/3要靠进口，世界铁矿石和铝矾土贸易量中的大部分被中国采购。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我国资源利用率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为35％左右。实践证明，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障碍。因此，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第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关税壁垒作用日趋削弱，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源环保方面，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个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逐步使我们的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第五，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传统的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向自然过度索取，导致生态退化、自然灾害增多、环境污染严重，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要加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构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稳定发展的局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三、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主要措施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动员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积极加以推进。下面，将结合__市几年来的发展谈几点措施：
第一，科学定位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必须要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必须要按照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要求，登高望远，精心谋划，结合地方实际，准确定位主导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市情，__确定并实施了“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基地、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和全面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思路，取得了主要经济指标三年翻一番的巨大成绩，实现了经济建设和环保事业“双赢”。新材料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垄断性和低成本化的特点，应用范围广，代表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市具备发展新材料产业的基础和比较优势，把新材料确定为我市主导产业，更能够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特色，更能够突出经济发展的重点；健康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发展健康产业是坚持以人为本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顺应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我市兼有低山、丘陵台地和河谷平原，生态环境类型多样，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地处东辽河、松花江流域上游，水质良好，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近几年健康产业涌现出的一批骨干企业，为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生产工艺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环境污染较重，受产业政策和生态环境制约，优势地位逐渐削弱。因此，我们要引进现代管理理念，运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坚持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深化改革、全力攻坚，推进体制机制、效益增长方式的创新，全面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三大产业”的发展，能够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级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能够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实践表明，我市科学定位的“三大产业”，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是市委、市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我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二，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夯实增加效益、保护环境的基础。在前面讲过，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循环经济。也可以说循环经济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重要组成。循环经济就是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是追求更实用有效的科学技术、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发展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可以有效解决我市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体现。我市在发展“三大产业”过程中，对推进循环经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目前，全市涌现出一批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企业，如：以畜牧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发展循环经济的金昌企业集团公司，以利用废弃煤矸石资源生产水泥为主发展循环经济的金刚水泥厂，以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为手段发展循环经济的大唐__热电公司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市循环经济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只是在少数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循环和链接。今后要尽快制定循环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分阶段推进
本文以发展林业经济效益为前提，结合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森林公园的实际状况，来观察分析林业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有效的解决策略，为林业经济生态效益提供有利的发展空间，达到从实践中提高林业经济生态效益的目的。
二、林业经济生态效益
2.1基本概念
林业产生的生态效益主要是通过人们从生产工作中，利用生态自然条件，创造出有利于人们工作生产、生活空间的效益。生态效益与人类的生活发展息息相关，它不仅能够给人类的生产工作带来有益的影响，而且能够促进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与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2.2生态环境
在自然生态环境的组成中，存在着诸多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决定着林业生态效益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步伐下，人类通过运用科学技术来设计出能够有效利用生态环境的措施，从而满足生产工作中各种加工产品的需求，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经济效益实体化。
三、创建有效的投资体制
要促进林业经济生态效益的发展，必须对自然资源采取保护的措施，同时要对原有土地资源进行环保绿化工程。要实现这些发展策略，针对制约因素必须要创建有效的投机体制。投资路径主要包括承包、租赁、股份合作制等，要丰富投资多向性可以通过提倡私营资本、国外资本、集体资本、国有资本共同合作的方式来进行，这些投机体制具备有利的条件因素，能够保证林业经济生态效益的有效发展。
四、开展生态效益补偿工作
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最初来自1986年美国定制的NO-net-loss策略以及1967年德国定制的Engriffsrelung策略。这两项策略中涵盖了生态补偿的本质内容，能够有效推动生态环境的发展与保护工作。林业生态效益主要是以货币转化成计量为基础，在原计划的效益范围内，实施纳入预算管理、比例流程、专款专用、分级征服的工作。在现代科技日益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生态补偿制度也日趋健全，被广泛运用于各个行业之中。美国通过社会实践证明，能够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林业，因此在美国的林业法律中，具有专门针对保护生态环境而制定的资源补偿条规。
五、林业经济生态效益的实现策略
为了进一步探讨林业经济生态效益的影响因素与发展政策，以下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森林公园作为具体例子进行研究分析。大兴安岭作为我国重要的林业基地之一，具有丰富的自然森林资源，林带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约为62%。大兴安岭中存在不计其数的优质木材，例如水曲柳、红松等，这些珍贵的木材不仅在市场上价格昂贵，而且也是优秀的建筑材料。目前，每年的大兴安岭林业产值量均占全国林业总产值的较大比重，能够很好的发挥出其经济实力，是实施林业经济生态效益策略的优选之地。
5.1水土保持效益
为了保证水土保持效益得到有效发展，必须采取涵养水源与保育土壤这两项措施。结合大兴安岭的林业生态发展现状来看，要推动大兴安岭林业的经济效益就要落实天然林保护与退耕还林的策略，同时计算其水土保持所获得的效益。
5.2森林净化效益
要达到森林净化效益，必须借由活立木蓄积能量转化成太阳能的方式来实现，同时固碳制氧也有助于森林净化效益的发展[1]。这些措施的主要依据是植物随着阳光的能量进行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之中的二氧化碳来释放出氧气的过程。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森林公园具备5.68亿立方米的活立木蓄积林业资源，若根据每立方米具有0.45吨的木材密度来计算，目前大兴安岭的木材存量为5.82亿万吨。这些数据表明，林业生态效益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5.3防风固沙效益
通过实地考察无林地带风沙与林地情况，来巩固防风固沙的经济效益，实现由沙改造成为草地、林地的目的。实施防风固沙措施不仅能够降低风沙对自然资源的侵蚀性，还可以对水资源起到贮蓄涵养的作用。所以，要重视防风固沙策略的重要性，以促进林业经济生态效益的提升。
六、结语
在诸多行业发展之中，林业经济发展一直是不可忽视的难题之一，要实现林业经济生态效益，必须根据林业中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制定有效的实施策略。就目前的林业经济而言，补偿机制与投资制度均处在未完善的过程中，因此要落实有效的投资体制，开展生态效益补偿工作，把林业的生态经济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最终达到提升林业经济生态效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富昌.林业生态建设问题探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2(07):89-90.
概括地说，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一个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高效、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发展和谐，持续、稳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内涵可作如下概念性的表达：
1、重建与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2、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要使环境与各类自然资源保持其持续支撑发展的能力和基础；
3、资源，特别是可更新资源的再生良好的人类生存环境建设，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人类在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同时，同样也要对资源和环境给予补偿，即促进资源与环境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必须真正地防止经济发展“空心化”；
5、自然可以离开人类而存在，但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回归自然、返朴归真，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立新时代人类的生态文化。
㈡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现代生态经济学是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理论基础和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其实质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保护地球》等历史性文件已向我们深刻揭示，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战略，是整个人类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我国于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大会上正式接受了这一理论和发展战略，并于1994年由国务院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向全世界承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总战略。
现代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理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缔造的新经济学理论。它所追求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而不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空心化”的发展，因此可以说，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坚实的，是符合当代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的。
㈢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效益经济。
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以国内外两个市场日益增长的绿色物质和文化需求为发展导向，以得天独厚的优质自然资源内蕴藏的巨大经济价值为依托，以当代先进适用的高新技术为支撑，以优化配置社会总资源为手段，以科学的城乡一体化生产力区域布局为经络，以结构优化的生态化产业为主体，以与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直辖市发展为标志，以生产具有较高国内外市场占有率的绿色名牌产品为途径，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2、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
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通过经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保持畅通有序、合理转换，良性循环，达到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目的。
3、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要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全面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幅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开发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达到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循环利用，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能量与物质的高效率利用和高质量良性循环。
4、生态环保型经济是一种稳态经济。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就是要彻底转变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克服和纠正那种为追求效益盲目扩大经济总量的错误做法，用一种低消耗、少污染、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的全新生产方式取而代之。
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现期”。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加快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第一，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环节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我国资源禀赋较差，虽然总量较大，但人均占有量少。国内资源供给不足，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一些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开采成本增加，供给形势相当严峻。有关资料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电油运的持续增长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资源告急的警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照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理论研究表明，如果采取强化节能的措施，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到2020年使万元GDP能耗由2002年的2.68吨标准煤降低到1.54吨标准煤，那么能源消费总量就能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再生铝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21％左右提高到60％，就可替代3640万吨的铝矿石需求。因此，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第二，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下愈况，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从**市的情况看，我市地处长白山区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带，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我市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全省和全国人均占有量的38.3%和23.2%，特别是城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9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5%。水土流失是全省最重的地区之一，主要水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特别是东辽河干流市区下游河段污染严重，为劣V类水质，成为全省污染最重的河段之一，给下游四平市和整个流域带来严重影响。市区大气污染严重，大气环境质量没有达到适合居民居住的二级标准。城市垃圾逐年递增，由于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二次污染严重。引以为荣的煤炭资源经过一百多年的开采，面临枯竭，并造成大面积采煤塌陷区。大量事实表明，水、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大量产生，与资源利用水平密切相关，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内在联系。根据专家的测算，我国能源利用率若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00万吨左右；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若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减少约1000万吨废弃物的排放；粉煤灰综合利用率若能提高20个百分点，就可以减少排放近4000万吨，这将使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可以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第三，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提高效益、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粗放型经济增长特点比较明显，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率低。有关资料表明，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我国的GDP仅占世界GDP的4%，但是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占世界GDP的4%，却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万元GDP的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我国石油消费量的1/3要靠进口，世界铁矿石和铝矾土贸易量中的大部分被中国采购。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我国资源利用率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为35％左右。实践证明，较低的资源利用水平，已经成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障碍。因此，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第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关税壁垒作用日趋削弱，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源环保方面，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个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逐步使我们的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第五，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传统的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向自然过度索取，导致生态退化、自然灾害增多、环境污染严重，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要加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构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稳定发展的局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三、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主要措施
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动员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积极加以推进。下面，将结合**市几年来的发展谈几点措施：
第一，科学定位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必须要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发展、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必须要按照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基本要求，登高望远，精心谋划，结合地方实际，准确定位主导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结合市情，**确定并实施了“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基地、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和全面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思路，取得了主要经济指标三年翻一番的巨大成绩，实现了经济建设和环保事业“双赢”。新材料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垄断性和低成本化的特点，应用范围广，代表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市具备发展新材料产业的基础和比较优势，把新材料确定为我市主导产业，更能够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特色，更能够突出经济发展的重点；健康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发展健康产业是坚持以人为本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顺应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我市兼有低山、丘陵台地和河谷平原，生态环境类型多样，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地处东辽河、松花江流域上游，水质良好，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近几年健康产业涌现出的一批骨干企业，为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我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大多属于中小型企业，生产工艺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环境污染较重，受产业政策和生态环境制约，优势地位逐渐削弱。因此，我们要引进现代管理理念，运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坚持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深化改革、全力攻坚，推进体制机制、效益增长方式的创新，全面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三大产业”的发展，能够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级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能够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实践表明，我市科学定位的“三大产业”，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是市委、市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是我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选择，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第二，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夯实增加效益、保护环境的基础。在前面讲过，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循环经济。也可以说循环经济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重要组成。循环经济就是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是追求更实用有效的科学技术、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的先进发展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符合发展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的要求，可以有效解决我市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体现。我市在发展“三大产业”过程中，对推进循环经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循环经济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目前，全市涌现出一批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企业，如：以畜牧产品精深加工为主发展循环经济的金昌企业集团公司，以利用废弃煤矸石资源生产水泥为主发展循环经济的金刚水泥厂，以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为手段发展循环经济的大唐**热电公司等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市循环经济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只是在少数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循环和链接。今后要尽快制定循环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和分阶段推进计划，要抓好各类循环经济的试点示范工作，加快典型经验的推广。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循环经济。要在大力发展“三大产业”中全面融入循环经济理念，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利用、无害化处理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入手，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不断提高循环经济比重，提高循环经济层次和覆盖面。
一、前言
推动水利可持续发展以解决水资源危机，这是水利建设一直以来的目标，其对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水利经济运行机制则是从相关政策、经济和技术方面着手，进行深入的改革，强调水资源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进而满足社会生产生活需求，同时有利于良好的生态循环，进而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社会价值。
二、水利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一）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水利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资源的配置，需要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入手，根据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实际，合理管理地下水和地表水，并对其水量和水质进行严格的控制，调整供水及排水的方案，改变传统的水资源配置和管理办法。立足水市场和水权管理，重视水制度协调，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扩大其经济领域，创造高效益，以符合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则。[1]
（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充分体现出水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我国当前的水资源利用情况来看，其利用率不高，水资源配置和节水措施一般按照计划及政令执行管理，未能考虑市场的实际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是一种有市场价格的商品，其具有市场属性，并通过市场和政府对水资源配置的调控。传统的水利经济运行机制在投资方面具有计划性和事业性的特点，而基于水利可持续发展的水利经济运行机制，需要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产业性投资机制，其市场目标和商业目标更加清晰和明确，有效推动了水利经济的发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三）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
水利经济运行机制需要满足当前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高效利用水资源，以更好的支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需要满足居民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安全需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生态保护方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仍然是水利建设发展的主题。另外，水利经济运行机制与农业、工业生产建设紧密相关，其改革势在必行。[2]
三、水利经济运行机制缺陷和不足
（一）市场观念不足
长期以来，水利建设突出体现了基础性和公益性的特点，而市场观念不足，重视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忽视了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水价与其实际价值不符显然不利于水利经济运行机制的良好运行，对于水利建设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水资源利用问题不能仅依赖于行政方法，而是需要利用经济手段，为水权交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以更好地在经济领域创造高效益。
（二）水价不合理
水价的制定需要考虑实际的用水需求，其对于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具有积极的影响，同时有益于水污染的治理。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水价执行并不合理，水资源的价值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水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幅度不大，节水措施不到位，影响了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这就需要针对水利投资融资、水费征收以及区域水价制定相应的方案，以改善这一问题。
（三）融资渠道单一
水利建设需要依赖于国家投资，其层次单一，往往受限于投资资金，工程建设周期长，仅考虑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持续性发展，不能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顾此失彼，不利于水利经济的稳定运行。
四、水利经济运行机制建设的新思考
（一）多方利益的兼顾
水利经济运行机制建设，需要兼顾社会、生态以及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利益，不再片面强调其工艺性，而是为其提供市场化发展的途径，做到多方利益并重。在政府和市场的组织协调下，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长远的角度出发，生态效益放在首位。只顾追求眼前的利益，破坏和浪费生态资源，即使从中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也只是暂时的，这种掠夺式的资源开发显然不利于水利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水利经济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基于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保障生态效益，为水利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水利经济运行需要与国民经济发展步调一致，协调好二者间的关系，尽可能保持平衡，兼顾供求，寻找最佳结合点，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3]
（二）水市场建设
促进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产业化发展，优化水市场环境，符合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合理制定水价，突出水资源的价值。水资源利用及污水排放的成本不能忽略不计，而是需要以投资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形式予以定价和收费，进一步完善水利经济运行机制，制定水利商品的收费标准，并形成制度化标准，突出其商品价值。水电供水价格、水资源费征收以及水污染补偿等机制是水利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水电、火电上网价格差异，分区、分类实施水电供水价格机制，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三）拓宽融资渠道
拓宽融资渠道，填补水利建设资金空缺，其对于水利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政府投资的基础上，基于市场机制，整合社会力量，通过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市场间的紧密合作，筹集资金，共同参与水利建设当中。建立完善的水利融资机制，促进投融资改革。整合资源。扩大投资主体，建立水利建设专项资金。利用银行贷款、引进外资等方式来拓宽投融资渠道，助力于水利建设，进而保障水利经济平稳、健康的运行。[4]
五、结语
在水利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以水利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创新作为方向和着力点，针对市场观念不足、水价不合理以及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进行水利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兼顾生态、社会和经济利益，加强水市场建设，拓宽融资渠道，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而促进水利的可持续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身份证号码为36042419890909
387X）
参考文献
[1] 崔延松，鲁红卫，宣翔.强国战略背景下水利经济政策协调推进的运行机制研究探讨[J].中国水利，2015（04）：13-16.
中图分类号：TV2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4-0001-04
1研究背景
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总体上与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不匹配。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近几十年来我国水资源的分布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北少南多”的水资源格局愈加明显[1]。大部分缺水地区修建了大量蓄、引、提工程，过度开发利用水资源，引发河道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地下水位下降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保障我国的供水安全，亟需通过工程措施调整和改善自然水系的连通状况，建立起大范围、跨流域（区域）的水资源调配格局，对水资源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统筹分配，实现多源互补、丰枯调剂，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的紧张局面。
建国以来我国已兴建了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例如江水北调工程、引黄济青工程、引滦入津工程等，以及规划建设中的南水北调工程、引汉济渭工程等。根据新形势对水利发展的要求，水利部于200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河湖水系连通战略[2]。该战略的实施，将调整和改变自然水系的连通状况，形成引排顺畅、蓄泄得当、丰枯调剂、多源互补、可调可控的江河湖库水网体系。河湖水系连通对水资源配置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统筹考虑调水区、受水区以及输水区的多方利益协调问题，需要考虑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问题，因此从科研与管理上，加强基于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针对河湖水系连通开展了一系列研究[3-9]。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概念、内涵、分类等方面的探讨，针对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仍然较少，研究成果难以有效指导生产实践。因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3-5]，本文尝试从基本特征、原则、模式、技术与方法等方面来尝试构建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框架，为深入开展河湖水系连通实践提供参考。
[BT2][STHZ]2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式
2.1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基本特征
相比传统水资源配置，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更多考虑跨流域（区域）水资源合理利用，涉及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和利益群体，具有以下特征。
（1）配置水源结构更加复杂。河湖水系连通后受水区可供配置的水源增加，除了本地地表水、地下水和中水等水源以外，需要重点考虑河湖水系连通后增加的外调水源，进行多水源统筹配置。
（2）配置涉及区域范围扩大，利益群体增多。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所涉及的范围从传统的以流域为单元扩展到由调水区和受水区组成的大区域，利益群体从流域范围内的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扩展到由调水区、受水区和输水沿线组成的利益群体，需要协调多方利益。
（3）配置目标更加合理，强调均衡发展。传统的水资源配置强调对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的保障，对生态用水重视不足，往往出现社会经济用水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的情况，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河湖水系连通后，受水区可供水量增加，应该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用水，实现水资源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
2.2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原则
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是传统水资源配置的新发展，应遵循传统水资源配置中公平、高效、可持续利用和第三方无损害等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水资源配置的前提和基础，要求区域间、行业间、部门间均应公平合理地共享水资源；高效原则要求水资源配置应追求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的最大化；可持续利用原则要求合理调整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确保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公平高效地利用水资源；第三方无损害原则要求在进行水资源配置时，不损害第三方利益。
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还应该考虑河湖水系连通的特殊性，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坚持多水源统筹原则：即要从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出发，统筹考虑本地水（河道水、水库水、地下水和其他水源）和外调水在不同区域、行业、用户之间的合理分配。
2.3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式
河湖水系连通后，将形成一个多目标、多功能、多层次、多要素的复杂水网系统。由于河湖水系连通工程的庞大性、连通格局的复杂性、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传统的水资源配置思路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的要求。为确保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调配功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在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和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式——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模式。该模式在重点考虑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问题的基础上，突出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
权益保障指保障调水区、受水区和输水沿线的权益；保障经济社会系统的用水权益（以供定需，提高用水效益）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用水权益（以需定供，确保最低生态用水）。
均衡发展指在河湖水系连通形成的网络体系基础上，通过多水源、多用户的联合调度，使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在空间、时间、过程上和水量、水质、效益上的得到均衡。
在进行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时，应在调水区和受水区水循环过程模拟、丰枯遭遇分析、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的基础上，以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为目标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以求得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见图1。
3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主要技术与方法
为更好地实现水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需要解决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的主要技术和方法，包括跨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技术、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分析方法、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方法、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概念模型。
3.1跨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技术
水循环过程模拟是水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在进行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前，需要对调水区和受水区降水、下垫面等水循环条件过程进行模拟分析，为调水区的可调水量和受水区的可供水量估算提供依据。
传统的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以流域为基本单元，缺乏考虑河湖水系连通后涉及的跨流域水量交换因素，不能完全适用于河湖水系连通后的水循环过程模拟。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特点，需在传统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调水区和受水区的水量联系，建立跨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模拟水循环条件改变情景下调水区和受水区的产汇流情况，为调水区和受水区的水资源状况进行同步估算提供基础。目前，已有一些分布式水文模型考虑到了跨流域调水的情况，将多个流域视为一个大流域，同时进行产汇流计算，如LDTVGM模型[10]、HIMS模型[11]等，适用于河湖水系连通后的水循环过程模拟。
3.2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分析方法
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问题是基于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由于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涉及跨流域（区域）范围，同一时期内调水区和受水区的水资源丰枯情况具有不确定性。同丰情况可能会造成工程效益无法发挥、水资源浪费，如调度失误甚至会导致洪水风险转移；而同枯情况下，调水量的确定会直接影响到调水区和受水区的基本用水保障。因此，为充分发挥河湖水系连通丰枯互补功能，避免同丰、同枯等极端气候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进行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前，需要通过丰枯遭遇分析，探明调水区和受水区的丰枯遭遇概率，在不损害调水区和受水区基本权益的前提下确定不同丰枯遭遇情景下调水区的调水量和受水区的水资源配置方案。
进行不同区域的丰枯遭遇概率分析，本质上属于求解具有线性或非线性相关关系的二维变量之间的联合分布。常用的二维变量联合分布模型主要有二维正态分布模型[12]、二维对数正态分布模型[13]、混合Gumbel模型[14]、二维P-III分布模型[15]、Copula联合分布模型[16]等。其中Copula模型是目前丰枯遭遇计算中使用较为广泛、效果较好的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变量之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而建立的，可以描述变量之间非线性、非对称的相关关系，解决了两变量不一定满足具有相同类型的边缘分布问题，适合分析河湖水系连通水资源配置涉及的跨流域（区域）水资源丰枯遭遇问题。Copula联合分布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3.3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方法
可供水量是水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传统水资源配置在处理河湖水系连通涉及的调水问题时，通常将调水量作为一个固定值，仅考虑本地水资源的不同保证率。这个方法简单易行，但缺乏考虑丰枯遭遇问题，可能会导致水资源配置结果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区别于传统方法，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需要建立在跨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的基础上，重点考虑调水区不同丰枯情景对调水量的影响以及调水区与受水区的丰枯遭遇问题，计算不同丰枯遭遇情景下受水区的可供水量。另外，河湖水系连通后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可能会涉及到洪水资源化问题。通过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可将汛期调水区原本无法进行开发利用的部分洪水资源转化为受水区的可供水量。这部分水量需结合河湖水系连通工程的调水能力与调度准则等来确定。
3.4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概念模型
考虑到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在构建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型时应突出多水源统筹原则，综合考虑各水源的水质情况、供水成本、供水保证率等各种因素，处理好外调水源和本地水源的供水优先序问题，实现优水优用。此外，与传统的水资源配置相比，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更加强调生态用水的保障，因此，在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构建过程中，应突出生态环境目标，保障生态环境用水权益。
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设定时应充分体现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在具体的目标函数设定时，可通过经济效益目标、社会效益目标、生态环境效益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度目标四个目标函数来协调河湖水系连通后的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的关系。其中，经济效益可用供水净效益来量化；社会效益目标不易度量，可以用区域缺水量来间接反映，区域缺水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和安定，是社会效益的一个侧面反映；生态环境效益可用生态环境用户供水保证率来量化；可持续发展度用于均衡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比例，可利用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比值构建的隶属度函数来量化。为确保不同丰枯遭遇情景下的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应根据不同丰枯遭遇情景的具体情况设置模型参数。
4结语
河湖水系连通战略是我国新时期提出的一种治水新思路。目前相关实践工作得到广泛开展，但是河湖水系连通的理论研究还十分薄弱，尤其是水资源配置、调度等运行管理方面。本文基于传统水资源配置理论，重点研究了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的特征，提出了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模式——权益保障与均衡发展模式，并对河湖水系连通后的水资源配置主要技术进行探讨，包括跨流域水循环过程模拟技术、调水区与受水区丰枯遭遇分析方法、受水区可供水量计算方法、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概念模型。基于河湖水系连通的水资源配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涉及到广泛的区域范围和利益群体，本文主要是框架性地探讨了河湖水系连通后水资源配置的一些关键问题，具体的生产实践指导理论仍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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