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1）

一、概 述

（一）非正规就业相关理论阐述

1、非正规就业概念及界定

所谓非正规就业，是指在付酬、劳动时间、劳动关系、工作形态、社会保障及经营活动等方面不稳定或不规范而与正规就业有性质上区别的劳动就业形式。对非正规就业，在经济学上我们首先得给出科学的界定，使之可以被确认，从而可以被归类和管理。

引用张彦教授的界定方法，我们可以把非正规就业不同于正规就业的界定要素列举如下①：（1）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几乎没有制度性联系；（2）劳动时间不固定；（3）收入不稳定，非标准工资雇佣方式；（4）劳动关系不规范、不稳定；（5）劳务收入经常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经营活动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不易统计；（6）家庭所有制及自我雇佣等工作形态。上述六条标准之中只要有一条符合便不是正规就业。尤其是要注意“非正规就业”与违法就业的区别，即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及总体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利作为其合法性的界限，不能逾越。

2、我国非正规就业门类

非正规就业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以及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自救性和公益性组织及其他自负盈亏的劳动领域。如：（1）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如短期临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等；（3）第三类是以独立的服务者或机动劳动者存在的经济形式。主要指摊贩经济、家政服务行业等从事各种临时性和零星就业的部门。摊贩经济是非正规就业里面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领域，而且其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3、我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战略意义

“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国内实际失业率已达9.4%，再加上今年大学生、农民工、下岗人员三支就业大军的叠加，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而非正规就业对扩大就业、缓解压力的贡献率已超过50%” ②。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之下淘汰出了大部分下岗职工和低素质人群，他们赶不上经济腾飞的马车，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所以发挥非正规就业“就业海绵”的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非正规就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二）摊贩经济相关理论阐述

1、摊贩经济的定义

所谓摊贩，亦称小摊贩，专指那些无经营执照、无经营房屋、无固定经营时间、被纳入城管取缔的个体小商品经营者。摊贩经济，即街头贩卖活动，是人类史上历史悠久、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业态。从我国古代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到近现代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如卖菜的、剃头的、挑货郎担的，一直发展到当代的摊贩商业街，如我国北京的秀水街以及各个社区之间的早市等。还有香港的庙街夜市售卖品种异常丰富、货品极富特色而且价廉物美。每年各大高校里的跳蚤市场，临时布阵很多学生组织的摊位售卖各种书籍、衣物、学习用具等。而在美国也存在着很多摊贩市场，如波士顿的Faneuil Hall，芝加哥的Maxwell街市，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如今已形成城市中重要的风景线。

2、摊贩经济的特征

各国的摊贩经济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经济特征：

第一，从业主体大多为城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部分自产自销的农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其共同的特点是为生活所迫从事摊贩，文化程度较低，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第二，摊点经营规模比较小，经营生产场所不固定。摊贩往往可以通过步行、肩挑、车运等方式在不同的地方流动性地进行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也有一些比较固定地点营业的摊贩，但是经常受到城管部门的驱赶，被迫流动。

第三，贩卖的商品大多数为价值不高的日用品。如衣饰、玩具、三无产品和盗版电子产品以及各类农产品，如时令蔬菜、水果等。另外还提供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一些服务，如修理家具、收购废弃物、擦鞋等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满足了城市“贫民窟”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需求。

3、关于摊贩经济的几种观点

（1）取缔主义。此观点认为摊贩对城市市容造成极大破坏，应该予以取缔。学者们认为摊贩们是“脏、乱、差”的代名词，破坏城市环境，影响城市形象。摊贩们降低了城市品位，与实现城市现代化目标严重不符，将摊贩们视为白色经济的“眼中钉”、“肉中刺”，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

（2）鼓励发展。这是在2004年在日本福冈市九州大学召开的“亚洲摊贩国际研讨会”中亚洲各国专家学者们达成的共识。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为经济繁荣带来了黎明前的曙光，应该支持鼓励并且合理引导。

（3）客观观点。此观点认为摊贩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并发展着，是一种必然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之所以现在政府部门与摊贩的对立，是因为摊贩经济的新发展与旧的管理机制不匹配。

二、发展摊贩经济带动非正规就业

（一）摊贩经济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

摊贩经济作为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一种，与非正规就业是被包含和包含的关系，二者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一致性。从摊贩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联系上来讲，要促进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摊贩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是重要推动力，根据有关资料分析预测，摊贩经济在促进非正规就业方面所起到的拉动作用将扮演着就业“火车头”的角色。

1、非正规就业者大军里面大多从事摊贩买卖

摊贩经济从业人员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中占据大部分。摆摊设点进行经营是非正规就业中最常见的形式，也是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从别的就业岗位转向摊贩经营，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门类相比，降低了从业转换成本。

2、摊贩经济的市场需求所对应的人群恰恰是非正规就业者

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收入少，购买能力低下，而摊贩提供给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因为价格低廉、品种多样化、生活化，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所以这部分人群对摊贩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依赖性。如果摊贩经济被取缔，这部分人群的生计将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会加剧贫困，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摊贩经济从业门槛在非正规就业领域是最低的

既不需要什么劳动合同、口头协议，也不需要受制于其他雇主，找个空闲的地皮，去批发市场批发几样小东西，摆个摊点就能做生意赚钱。与其他非正规就业部门相比较起来简单易行，而且事实证明，摊贩的扩张恰恰引起了非正规就业率同比上升，直接导致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扩大。

（二）摊贩经济对促进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意义

摊贩经济形式是摊贩从业人员由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一个“驿站”，发挥摊贩经济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中的“内部动力”效应，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就业低效率。摊贩行业不仅解决了摊贩业主自身的就业问题，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给同类经济群体，起到了双向就业的积极作用。非正规就业为摊贩经济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摊贩经济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率的提升。预测以后的就业趋势，摊贩经济的“火车头”带动作用在促进非正规就业领域将会愈发的明显。

三、发展摊贩经济相关对策建议

（一）规范市场秩序

为加强管理，政府应该设置“摊贩中心”，专门对摊贩进行专业性的规范化的管理。对迁人摊贩中心的摊贩发给牌照，赋予合法性，降低赋税，规范摊贩市场经营，引导摊贩自觉迁入与迁出。将摊贩中心打造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展现地道风味和传统意蕴，延续街头文化。

（二）明确摊贩产权

复旦大学刘新宇博士曾经指出摊贩管理低效背后的根源其实是产权的错置，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明确摊贩的产权。在治理过程中承认摊贩的设摊权，并降低申请设摊的成本，在规范摊点的同时明确摊点所对应的摊贩业主，明文规定其应该遵守的市场法则，并形成长效机制，减少在以后摆摊设点的不稳定性而引起的各种利益冲突。产权明确，摊贩经营岗位稳定，避免了摊贩业主进入“失业—再失业—又失业”的怪圈。

（三）摊贩自治

鼓励摊贩成立自治团体，应用各种激励措施加强摊贩内部的自我管理。不仅可以减轻城管执法负担，还可以实现摊贩的结社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基本权利，协助解决城管日常执法与摊贩的纠纷，减少暴力执法、暴力抗法而引起的动乱。摊贩“自治”将有利于就业者自我管理、自我提升，降低经营成本和失业风险，也有利于提高城管部门的管理效率。

（四）摊贩管理法制化

摊贩的管理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盲点，缺失切实有效地法律提供根据和支持，使得我国摊贩经济发展在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城管人员执法理念低，执法程序不合法，管理活动缺乏监督等。摊贩业主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在抵抗过程中酿成了人间悲剧。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让摊贩经营活动和城管的管理活动和谐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完善政府经济职能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大都针对正规经济设计，触碰不到非正规经济的边缘，对非正规经济的管理只能严重缺失，尤其是在摊贩经济的规范与管理上就更少涉入。完善政府经济职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摊贩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政府经济职能的十六字方阵“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落实到摊贩的管理上。

四、结 论

摊贩经济的管理与非正规就业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理论上应加强摊贩经济与非正规就业经济联系的研究，完善理论的不足，为经济决策者提供理论建议。实践中，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认真履行经济职能。总的来说，要以发展摊贩经济为手段，带动非正规就业为目的，帮助从业者走向健康长久就业之路，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维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态势，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战略性意义。

注释：

①张彦. 非正规就业：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引自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非正规就业：破解就业难题的新途. 2010.08

参考文献：

[1]何松. 我国发展非正规就业面临的问题与政策建议[J]. 北京：商业时代，2009（3）

[2]王会涛，汪戎. 我国非正规就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综述[J]. 黑龙江：北方经贸，2011（1）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2）

1概述

2020年，全球因新冠肺炎病毒（2019-nCoV）的影响，各国经济均受到严重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6月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负4.9%，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9%的数据①。国家为了顺应抗疫下的经济发展需要，在2020年5月27日，中國政府中央文明办决定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摊贩作为2020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个信息被公众和媒体解读为我国对“地摊经济”的松绑，随之全国各城市开始规范恢复和支持“地摊经济”。

然而，毋庸置疑地摊经济为百姓民众提供了一个几乎“0成本”的创业机会，平时只在商店售卖的商品也可出现在地摊，地摊商品种类多样，覆盖餐饮小吃、生活用品等行业。笔者经过实地走访观察发现，“牛排”作为承载西餐文化甚至在中世纪具有贵族内涵制作吃法讲究的食品，通过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如今也进入了地摊市场。笔者通过与商家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发现了“地摊经济”潜在的问题，随后再通过“地摊牛排”的案例研究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1.1研究方法

作者采用实地调查和深度专访的方式获取、整理并提炼信息；结合微观经济理论和案例分析剖析“地摊经济”的一般商品市场，案例分析“地摊牛排”在地摊市场的表现，最后对比和联合分析出“地摊牛排”带给地摊商家和管理者关于发展地摊经济的意见建议。

1.2研究对象

笔者选择自己的家乡（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作为研究地，研究地有“地摊经济区”可供笔者走访对比调查。本文研究以“牛排”为销售主体的实体门店和地摊店的两种模式下商品市场为案例分析对象，同时也假设出其他一般商品在两种经营模式下的市场做理论分析，并与前研究案例进行平行比对分析。

1.3研究目的和意义

学界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对“地摊经济”的松绑，必然能对国内就业和经济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地摊市场的出现也会对原先市场的门店商家带来挑战。

本研究报告旨在支持地摊经济的背景下，借助微观经济理论，通过模拟地摊和门店一般商品市场的供需变化，分析出其背后问题。再探索“地摊牛排”为案例的市场变化并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成果进行比照，力求起到窥一而全身、特殊到一般的效果，最后向地摊商家和管理者给予发展“地摊经济”对策建议。

2中国“地摊经济”历史演进和当今意义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的背景和历史根基可循，从它的历史演进出发，可更全面和理性的看待当前我国“地摊经济”的时代要求和使命。在当今中国，地摊经济虽以一种火热的势态进入大众眼帘，但追其根踪其实它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有雏形并慢慢发展绵延至今。

文章主要梳理其重要脉络，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明显的出现商品剩余随之带来贸易的时间点就是商周时期，商时出现了专门交易的场所“肆”，普通平民在这里就是靠摆摊贩卖来偶尔卖些剩余商品；汉初时曾出现过活跃的地摊经济“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洪范》八政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②；隋唐时曾出现“司市”即“城管”，唐后期集市发展普遍，出现草市、野市。然而，宋朝在中国古代经济算是最发达的朝代，没有太多官府限制，出现了“夜市”，设置“街道司”对地摊进行管辖③，而繁荣的情景《清明上河图》就是最好的佐证；明清出现商业资本的萌芽，小说《红楼梦》里关于街边摊贩的描写场景就是很好的说明。到现代改革开放后，地摊经济一直处于被管制的情况，虽如此据黄耿志教授推算，依然有1.14亿人从事非正规经济行业。

从古至今的经济形式的发展演进那都是每个时代博弈的均衡，在既有的地摊经济的历史框架下，笔者认为当前“地摊经济”的恢复意义重大。已有学者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可提升城市化进程，提供就业机会，减少城镇失业率。④在我国当前经济承压和就业下滑的情况下，“地摊经济”作为此前的非正规经济的一种形式，作用不需赘述。

然而，当前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其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地摊经济”则不再是古代农民经济背景下填补百姓普通供需简单交易的载体，更不是如往日被“一禁了之”的“单调”管制；相反，它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基调上，有着供给侧改革“减税降费”“三保”等智策的背景里，现在“地摊经济”重回舞台，必然意义非凡。市场的竞争不会可怜弱者，商品的供需在市场无形的手下有序分配，“地摊经济”商品市场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的低成本低门槛给很多失业者或各群体带来创收机会的同时，它也分割着市场既有的资源，其潜在的问题是值得研究探索的。

3当前中国“地摊经济”潜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在家乡（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地摊区域的实地游走和观察，发现了一个地摊市场的“新贵”——“牛排”，大众观念里它是西餐的代表，且从做到吃都很讲究，可如今以新的模式进入到“地摊市场”中，然而它在“夜市”里依然体现出它的竞争力，从实地观察的客流量统计它并不输其他“口碑”摊贩。经研究发现它的竞争力并不是直接和牛排实体餐馆一起竞争，企图共分市场，而是发挥一种“市场补充”与同行合作的效用，让消费者的多样消费需求更加得到满足，实现收益。“地摊牛排”在市场发挥其竞争力同时，同行实体店家的利益也未受侵占，这样的“地摊经济”是对市场的补充，想必是受市场欢迎和接纳的满足消费者的多层消费需求。

然而，在和“地摊牛排”的经营者深入探讨中发现了其他的一般性问题。地摊因为不收税甚至不缴费，或者缴费费率低廉的特点，低门槛给予了很多人创业经营的机会，同时他们的商品大多价廉物美。然而在短期市场总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地摊商家凭“低成本”的优势向市场输入商品则可能会与有铺面租金成本的同质商品实体门店产生直接的竞争，但如果向国家纳税的实体商家因为地摊经济的出现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悄然退市，这局面也是管理者们不愿看到的，背后潜在的市场竞争的问题就是文章剖析的内容。

3.1研究假设与条件

从浅析的层面出发，不考虑实体店主税率和地摊商贩交通成本和设备成本等因素；同时为了使分析简洁且有代表性，本研究不对商家的产出和成本做细致深入的测算和研究；所研究的商品除了有特指外，研究对象均为一般商品（即商品价格和数量呈反比的商品）；本研究也不考虑消费者收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仅在市场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两因素之間展开分析。

①因地摊低成本，行业厂商进出无障碍，因此在同质商品市场里它趋向于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本文除了案例特点分析，其余的论述假设均基于完全竞争市场情况下进行。

②同质商品商家产出，引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K代表资本（capital），L代表劳动力（Labour），A代表生产率或生产方式的影响因素。

③同质商品地摊商家的生产成本只包含可变成本Cs=VCs，门店商家的成本包含固定成本和其余可变成本Cp=FC+VCp。

3.2研究过程

先模拟从售卖一般同质商品的地摊商家和实体商家存在的市场竞争和挤占问题探讨，再对比“牛排”行业的地摊商贩和实体店家的市场。

3.2.1假设售卖一般同质商品的地摊商家和实体商家，在经营时间有重叠的情况下，其一般供给需求均衡图如图1。

观察图1可知，如图所示，横轴为市场同质商品的数量，纵轴为同质的商品，供给曲线（S）需求曲线（D）当市场只有实体商家时，市场均衡点在（Q，P）。当市场加入了地摊商家后，市场短期总需求不变，但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右移，市场的均衡点移动到（Q′，P′），意味着商品价格将会下降。

对于地摊商家，其的生产成本在短期只有可变成本，最直观就是不需承担高额的铺面租金，成本低，无租金压力，因此即使商品出售价格相对低，一般情况下这不仅不会对地摊商家盈利造成太大影响，地摊商家甚至会凭借价格低的优势，转为其市场竞争力。

对于实体商家，地摊商家售卖其同质商品，将会对其交易价格和数量造成冲击，商家甚至会选择降价。可商家应当权衡自身成本，商家的成本除了可变成本以外，还包含着每个月需缴纳的租金作为固定成本，从完全市场的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思考（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一旦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商家将会视情况考虑停业。此外，实体门店商家作为政府税收收入来源的重要群体，收益下降将导致税收下降。

其实，刚才我们分析的一般同质商品在实际市场的观察中发现有很多这样商品，且它们的地摊和门店的经营时间均会有重叠，于是潜在着地摊商品冲击门店商品供给“抢蛋糕”问题。例如，生活用品行业的口罩，地摊商家可以出售1元一个，而实体药店或生活用品店考虑诸多因素后定价口罩2.5元一个，同质的商品悬殊的价格，势必会对高成本的门店商家造成影响；类似的有实体花店和地摊花店，以及其他存在经营时间有重叠的实体和地摊营业的小吃，玩具等行业。3.2.1的研究分析虽是简单的经济理论推导分析，可是它却反映了在地摊经济的发展中，在商品市场需求既定的前提下，很多行业的地摊商品存在对同质商品实体门店造成供给冲击“抢蛋糕”的潜在普遍性问题。

3.2.2对比分析食品行业的“牛排”店，在实体店和地摊店两种情况下，经过实际统计调查，比照双方牛排的均价，将其实体门店牛排价假设是43元，地摊牛排价是25元。此外，进货渠道和材质一样，排除商品本身的成本差异因素。为了将市场的分析更简洁直观，研究假设当地市场只有1家实体牛排门店，且只有1家地摊牛排店，市场的商品供需变化分析如下：

①在只有1家“牛排”实体门店的情况下，商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以及市场的需求如图2，它更趋向于垄断市场的图形，均衡量为Qp，均衡价格Pp为43。

②假设在只有1家“地摊牛排”的情况下，由于成本只有可变成本，且成本低，于是它的边际成本会相较平缓地向上延伸，随之市场均衡交易量会偏多，价格Ps=25偏低。

③综合图2与图3的对两个市场的单独分析，再结合门店和地摊“牛排”的实际观察和采访的经营状况，研究发现虽两者是同行业的两家店，但并未出现明显的量或价寡头博弈，反而两者因为各自的优势在满足着不同的消费群体和需求，并未出现3.2.1出现的因地摊市场而带来的与实体挤兑门店商店的挤兑的潜在问题。相反，他们更加偏向于更像是“牛排”市场的一次内部合作，因各自特长进行了一次价格歧视，最终服务了不同消费群体，支撑自身发展。

具体阐述，首先两者的主要营业时间并未出现叠加，门店的经营时间一般为下午4：30至7：30，而地摊店的经营时间为晚上8：00至次日凌晨1点，避开同时段抢客流的竞争局面；此外，两者的定价和服务方向不一样，丰富着市场供给满足着消费者不用的消费偏好，例如，出于各理由，偏向到门店消费舒适高雅的牛排用餐环境等门店提供的综合服务的会选择花高价钱到门店用餐。然而，部分消费者愿意让渡部分需求，偏向低价但也专注于消费牛排的“夜市”氛围的，他们会选择“地摊牛排”。

综上，无论是门店还是地摊牛排都满足着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我们又权且模拟把图2和图3叠加在一起，门店满足不了的消费需求由地摊来补充，最终社会总价值剩余提升，它接近垄断市场进行了简单的价格歧视，用两个价格水平满足着市场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回归研究主题，因地摊市场的加入将社会消费者和商家的价值剩余都提升，当前地摊经济有望为提振经济、拓宽就业带来积极效应。

3.3研究结论

根据我国当前的地摊市场的情况，大部分商品的地摊商家同质商品的门店商家，潜在着商品竞争的问题。当市场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地摊市场加入会提升商品交易量，使均衡价格下降，分割门店既有利益，甚至存在挤兑的风险。

通过地摊与门店牛排的对比联合分析，得到当地摊商品和门店同质产品存有潜在的合作和补充关系时，市场需求多样性会进一步得到满足，供需双方的价值剩余会得到提升，门店和摊店商家均可获利。

此外，研究发现，可将商品行业的经营时间作为划分点，利用经营时间的不同和生产模式的创新性，可甄选出有“合补关系”的同质商品，通过地摊商家对它的销售，充分发挥“地摊经济”的优势，扩大赢面，提高社会价值总剩余，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为经济提效助力。

4意见与建议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3）

流动摊贩在近几年来通过媒体的大肆报导走到了人民群众中来，成为不少学者、市民百姓热议和讨论的焦点。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城市的流动摊贩不少于3000万人。对流动摊贩的态度和治理方式关乎民生，关乎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关乎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一些城市的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暴力执法，以及流动摊贩与城管之间不断上演的“猫鼠”游击战，不得不让我们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信念支撑忧虑。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强调推动科学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何谓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化与社会转型时期，流动摊贩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和力量，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城市只有与流动摊贩相融合，将流动摊贩作为城市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吸收，运用和不断发展，才真正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本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对流动摊贩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将正反作用对比，并提出城市与流动摊贩相融合的管理对策和建议。

一、流动摊贩群体规模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分析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转型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城市的就业市场一时无法供应如此多的劳动力。农村流向城市的人们大多文化技能素质比较低，不能适应城市高技术知识水平的要求，只能干一些体力活。另一方面，城镇化加速使得城市就业竞争压力增大，失业人员增多。流动摊贩大都由农村进城人口、失业人员和流浪人员等组成，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他们的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证，只得依靠简而易行的路边摆摊来维持生计。

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对这些摊贩坚决不能取缔。中国古代即有“民为邦本”的思想，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突出“人”的核心，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十更加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我们国家的发展改革方向是更多的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关注人权，注重民生。应该在尊重和保护流动摊贩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科学管理城市[1]。

另外，我国流动摊贩之所以长期存在并组成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填补了这样一个市场需求的缺口。任何一个市场的存在必然少不了消费者，没有消费者，没有需求，市场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城市社区设施的不完善及城市规划建设的不合理使得城市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解决。摊贩们廉价的物品以及几乎“送货上门”的服务给居民带来了非常的便利。根据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经济人”的概念，他们的时间、金钱成本都达到了最小化，从而实现了自我满足。这样的“你买我卖”，“各取所需”促进了摊贩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久经不衰”。 如果把这些流动小摊贩取缔，每天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上班族”、“打工族”和“学生族”就会面临吃饭难、吃饭贵的问题，这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流动小摊贩为很大一部分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与世界大国，应当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和包容。而且让小摊贩合法化、固定化，也会是一种地方甚至民族特色。

二、流动摊贩存在的正反作用对比

流动摊贩主要由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所组成。弱势群体在我国主要指物质贫乏，生活贫困的群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均分制”，社会被隐形分出了贫富等级，富有的人意味着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源，享有更好的机会和幸福成果，而弱势群体无资源可利用，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这样他们中一些人必然会滋生反感情绪甚至“仇富”心理，更有甚者仇视社会滋生歹心，引发各种犯罪行为。弱势群体的产生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社会缺乏公正的体现，弱势地位不仅带来了生活上的窘迫，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失衡，而心里的失衡极大地动摇了个体原有的人生观和行为定势，为越轨行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流动摊贩的规模发展是这些弱势群体为他们的弱势地位与心理失衡找到的一个出口，除了可以满足自身的经济生存之外，他们的商品被需求也使他们觉得受到了认可与尊重，满足了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流动摊贩有利于缓解部分弱势群体的就业压力，减少了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使我国的经济社会能够较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流动摊贩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文化，繁荣了城市经济，同时也使得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增加城市韵味。

从反作用的方面来说，流动摊贩无证经营，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一定的秩序加以规范，这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食品安全、商品质量保障、卫生环境、堵塞交通以及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等问题随之暴露。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也是关乎民生及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食品安全无小事”，近日湖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项整治，禁止流动摊贩向学生兜售食品，这也是在整治时期对保障食品安全的一项无可厚非的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也有不少居民反映流动摊贩堵塞交通，占据停车位，制造食品残余垃圾，和一些食品味道油烟等影响居民正常休息，扰乱了居民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因此不少居民对此反感、投诉。由于这些小贩是流动经营的，城管进行执法时会在第一时间隐没，而当城管走后，又在第一时间出现，从这方面来说，城管对流动摊贩的执法治标不治本。流动摊贩一直以来都是城市“脏乱差”的主要来源，因此一直是令城市管理者头痛的顽疾。从流动摊贩和关注民生的角度考虑，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如何突出重围立足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做貌似无尊严的“见猫逃窜”的“老鼠”，是城市管理者急需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也是每一个城市居民和每一个爱国爱民者需要关注和思考的一大民生事件。

三、对流动摊贩的城市管理思考与建议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弱国逐渐向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强国迈进，顺应改革发展的潮流与目标，流动摊贩与城市的融合应该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战略思想。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性化管理流动摊贩。在人性化管理方面我们要借鉴泰国的管理理念，人的生存权比市容市貌和交通的便利更重要，他们把人放在第一位。这也符合我国“关注民生”的理念。若城市管理者为了良好的市容市貌和疏浚的交通而一味的对流动摊贩采取取缔的策略则是一种懒政和愚蠢的不科学的行为。流动摊贩该如何规范化管理，如果一味地只靠城管执法，则只会造成城管与摊贩之间越来越深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也不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应运用的方法。真正智慧的领导者应该能够高屋建瓴，运筹帷幄，把握全局，看到流动摊贩和城管者之间绝不是相互对立与不可调和的。张英魁、刘兴鹏提出政府、社会与居民群体共治的框架，在治理过程中要实现管理部门、流动摊贩和社会的良性互动[3]。这种方法避免了政府一方单方管理的种种缺点与尴尬，可以达到有效互动管理，体现科学发展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必须多管齐下，多面配合，才能达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真正融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1.直接对向流动摊贩的管理

完善立法，加强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政策性保护和合法性管理。城管与流动摊贩之间经常上演“猫鼠”游戏和暴力非暴力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流动摊贩缺乏法律上的认可与保护。政府应该依法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保障或物质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保护是国家干预渗入司法领域、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也是法律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而作出的制度安排[4]。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实证明我国的法制建设不完善，还存在着许多漏洞，加强对流动摊贩的立法保护，有助于加快我国法治进程与构建和谐社会。除了对流动摊贩进行立法保护之外，还要立法规范，给城管部门依法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形成政府主导、摊贩自治管理和社会民众参与的三重屏障发展模式。政府依照法律对流动摊贩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明确可以摆摊的时间和场所。成立流动摊贩社会团体和自治组织，每个流动摊贩都要去其所属组织登记获得许可证；组织内设监管部门对摊贩的食品安全、质量保障和环境卫生等进行规定和监督；设立卫生保卫部对摊贩场地的卫生进行保护和垃圾清理；对摊贩成员进行定期培训并引入奖惩办法，使摊贩认识到市容市貌建设以及疏浚交通的重要性，以使他们形成一种自觉意识，从而有效促进摊贩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当然这也是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的一部分。社会民众参与就是加大对流动摊贩政策的宣传，使流动摊贩的这种人性化管理深入人心，这样不但保证了摊贩经济的繁荣，也改变了以往城管在民众心中的“暴力”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民众应拒绝在严禁摆摊场地进行商业行为并及时举报，以增强社会共识，维护法律权威。

2.间接对向流动摊贩的管理

增加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鼓励自主创业，增加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支持。在流动摊贩中有一部分是刚毕业大学生，他们不满于给别人“打工”、为别人“打杂”，由于大学生就业市场供过于求，有一部分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想要创业而又迫于资金压力，因此加入到流动摊贩的行列中来。对流动摊贩中占多数的农民工，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和非农产业又无法吸纳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为缓解剩余农民的就业压力，应积极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村私营企业，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等。

完善城市规划与布局。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合理规划与布局，能够实现城市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应在城市居民聚居区设立更多，更经济的生活市场，降低准入门槛，减少税收及其他相关费用，将流动摊贩引入市场，并根据居民作息时间灵活开放市场时间以方便居民生活。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将流动摊贩的群体利益考虑在内，考虑摊贩市场的设置等，这样有利于减少城市与流动摊贩之间的冲突，促进二者之间的融合。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是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它通过社会救助、失业保险等，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转移给缺乏收入获取能力的社会贫困人口，可以缩小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5]。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对城市流浪人员的社会救济和职业培训，使弱势群体能够有一定的收入而不致迫于生计，成为流动摊贩。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存在诸多限制，不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融合要不断改革户籍制度，使城市外来人口逐渐享有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等机会和权利。

本文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分析了流动摊贩这一群体的行为原因，以探本溯源、对症下药的思维理念，提出要服务并不断满足流动摊贩的利益需求，完善立法，加强对城市流动摊贩的政策性保护和合法性管理，形成政府、摊贩、社会的互动发展模式；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对弱势群体增加就业，加强职业培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针对流动摊贩合法化向公众征求意见，随后一些城市对流动摊贩的管理进行改革，不再以“堵”为主，而是加以“疏”化，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这对于城市和流动摊贩的融合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山西太原市采取“引摊入市”的办法给流动摊贩筑巢安家，海口市建立了“便民疏导点”，昆明实行“线性管理”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流动摊贩的全国性问题的治理，实现城市与流动摊贩的融合，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不懈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之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吕燕.权利均衡、流动的风景与走出城管困境――关于扬州市流动摊贩城管状况的调查与启示[J].理论与改革，2010（2）：148-152

[2]马皑，乐国安.弱势群体与心态失衡[J].政法论坛，2004，22（2）：155-163

[3]张英魁，刘兴鹏，城乡二元结构视阈中城市流动摊贩的治理[J].行政论坛，2009，16（4）：76-80

[4]张琳.法治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8（6）：31-33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4）

1 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 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

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腐败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腐败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

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 政策建议 

要想解决摊贩经济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关键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摊贩经济的外部性。根据上面的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分区域管理的办法，对于那些摆摊会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比如广场、车站和主干道两侧等，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很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中等，应该在区政府的管理下，在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有条件的进行摆摊。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应该把权力界定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外部性内部化。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5）

论文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1 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 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腐败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腐败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 政策建议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6）

一、“摊大饼”的一分为二

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发展需要建筑空间来支撑。为了满足建筑面积的需求，“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及其引起的问题势必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益处

1.社会需求：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剧增，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不可避免。

2.城市线路规划：城市的公交线网类型分为方格型、放射型、放射环型。从公交线网设计的非直线系数角度出发，方格型（1.4）和放射型（2.6）线网均偏大，即建卫星城（放射型线网）只会使城市愈加臃肿。因此，建立环路（非直线系数1.1）使得市中心区与各区以及市区与郊区之间联系更加方便。

3.规模经济：将某种生产活动在一个区域完成，由此带来巨大的规模效益。对企业来讲，方便其雇佣劳动力，运输原材料和成品等；对员工而言，解决其就业问题。

4.区域物价：城中区、高新区明显高于城市外延，就西安而言，北三环以外的物价就远低于高新区。因此，结合居民的收入结构，向外延迁徙成为趋势。

5.文化教育：例如西安市内高校的新老校区，对学习条件的改善。

6.城市地位：城市用地面积的大小，影响着城市的知名度、城内交通设施的建设规模，国家在重大项目上的审批、投资。

（二）弊端：

1.随着西安城市规模的扩大，东西郊里程增长，公交车上让座问题凸显，道德素质成为人们争议对象。但从乘客的心理分析，有谁愿意从头站到尾？这也解释了私家车是造成城市病的主要原因。

2.中国城市基本上都是农田，城市空间的扩张意味着农业用地的减少，保护农田意味着限制城市发展所需的土地供给，这势必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

3.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之间转折点难以权衡。

4.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紧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

二、 “摊大饼”的解决

（一）对 “摊大饼”带来的让座问题的建议

从理论出发，在特大城市，线路长度应为城市面积的半径；大中型城市，应为城市面积的直径。这似乎已成标准，但实际中却仍有一系列问题，对此提出几点建议：

1、将公交车站的起点站设为相距不远的“座队站”和“站队站”，让重点旅客在“座队站”上车。保证照顾特殊群体并避免普通旅客争先上车抢座。

2、公交车重点旅客座位安置：可以将运距作为座位安置的一个考量因素。在车厢前后均设特座，将“路途远的旅客请往后面走”纳入旅客乘车指南。方便长途旅客选座候车，且利于车内秩序的维持。

3、从宏观角度分析，产生“让座”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城市规划过程中未注意到商业竞争，导致城市功能区布置过度集中、重复建设。建议从区域间土地利用功能置换角度着手，建立多功能小区，减小商业繁荣区的交通量。

（二）改善土地的不合理使用

以西安市体育场汽车站为例，现存的问题有：

1、只存在通往蓝田县、高陵县的车辆（混乱现象：开往西安不同郊区的车辆、起讫点相同（存在高低速差别）的车辆、开往同一县不同镇的车辆，其车站不同）；

2、内部设施设备：没有车站必需的站务用房，仅有的是一桌一椅一帐篷；停车场地面凹凸不平，下雨积水，对车辆造成严重损害；

3、管理体制：车站规定不允许汽车超员，但每逢节假日，车刚出站就上人，不但没有严格落实相关规定，而且降低车辆运行效率；

4、安全隐患：该车站出入口处设有行人过街天桥、市内公交站点，且处于体育场出口处，对行人及驾驶员视距产生极大影响，易造成拥堵，引发交通事故。

针对该汽车站，提出两条建议：

1、进行车站的重建：合理规划土地，将附近商店及靠近五路口的IC卡销售点纳入车站，扩大现有的车站规模，完备车站的设施设备。

2、取消该车站：由于开通了地铁1号线，使乘客在城东客运站进行换乘成为可能。直接将车停在城市，不仅可以减轻市中心的交通压力，缩短乘客的出行时间，而且可以提高地铁的运营效率。

这只是一个引例，西安等其他城市肯定存在着诸多相似的问题，对现有土地的合理规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城市土地的需求，减少城市扩张的可能性。

（三）改造“城中村”建设

城市蔓延和郊区化进程加速，城市边缘区土地被大量征用，原有农村聚落为城建用地所包围或纳入城建用地范围，成为“城中村”。西安市城中村大部分在三环以内，主要位于居民的工作区与生活区之间，例如西安曲江与高新区之间的居民区。城中村的存在，使得该地区无论是交通流的三要素还是道路通行能力均不能达到期望水平，给西安交通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包括人流阻力、车流阻力、道路条件阻力等。为解决西安交通问题，城中村改造应纳入其中。但实施的过程中需注意：

1、宏观政策：截至目前，部级法规并无出台，因此西安市政府要做好相关的法律支持工作（技术标准、处理矛盾纠纷的依据）；

2、具体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成后统一低价补贴。着重于高品质高楼建设，一方面，高楼提高了土地使用率，避免低密度、大住宅的土地浪费现象；另一方面，降低居民的排斥心理；

3、前期融资：虽然改造需投入大量资金，但与交通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相比，实为值得。

4、经济因素：城中村是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的低收入社区，其房屋数量多面积小，房东每月可收取大额租金。统一规划后，房东出于自身利益，难免出现“钉子户”，且房客的去处也得妥善处理。

5、文化保护：要合理平衡村庄改造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间的关系。

三、总结

城市规模的扩大，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建新城或卫星城、城市土地的再开发和“摊大饼”。国际城市发展的经验说明，卫星城市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念。 “摊大饼”也存在诸多隐患，因此现代城市发展的重点是旧城区的更新与改造，合理使用土地，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物资流失。

参考文献

[1].丁成日.城市“摊大饼”式空间扩张的经济学动力机制.城市规划.2005年 第29卷第4期

[2].闵希莹.“摊大饼”的追问.城市规划.2005年第29卷第1期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7）

中图分类号：F713.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064-02

曾几何时，街边流动摊贩成了城市的街头一景，像是城市文化一般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记得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繁华的市井，各种各样的商业小贩云集街道口形成繁华的集市，这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多么和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可是把视角转入现今社会，流动摊贩向来被视为一种我们的城市规划中很不和谐的音符，城管与小摊贩时不时上演“猫捉老鼠”“游击战”的戏码，到底是何种原因把曾经构成“桃花源”画卷的居民小摊贩陷入如此境地。

一、小摊贩存在的现状

小摊贩泛指那些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无固定经营门店，自由流动叫卖者。现实社会生活中指与城管搞游击战的无证商贩。他们主要由无业下岗或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部分退休人员、本地居民等组成。贩售点大多集中在商业闹市区、人流集中区，且多为小本经营，起点低，固定成本投入少，没有市场进场费，以方便、实惠吸引了众多市民。

既然存在，则必有其合理性，但同时这样的繁华后面也隐藏着无数潜在的问题和危害，存在着许多对立的矛盾冲突。首先为了了解民众对于小摊贩存在的态度，现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人数为300+，所得结果如下：

1.针对民众一周购买次数。一半以上的民众是愿意购买小摊贩所销售的东西的，可见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接受小摊贩的存在，甚至有6.29%的民众平均每天购买一次。

2.针对购买原因。方便、随时可以购买（错过用餐时间）、口味好等，成为支撑摊贩经济茁壮成长的三大主力因素；同时价格低廉、学校食堂难以满足需求、服务态度好等也为其赢得了部分市场。

3.关于是否支持小摊贩被强制赶走。支持的民众仅占9.85%，从数据上便可以直观地得出小摊贩在民众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是目前难以取代的位置，想要完全取缔恐怕会有众多阻挠势力的存在。

二、产生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

泱泱大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自然界的发展演变规律――优胜劣汰，似乎传统生产模式已经迈向灭绝的深渊。但市场需求这股神奇而又无形的力量似乎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来衡量，摊贩经济作为一种简单低级的传统谋生手段，其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必然的。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流动摊贩群体产生的先决条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获得生产自由权的民众开始尝试自己动手摆摊赚钱；同时国企改组战略和城市化进程又为小摊贩群体注入了鲜活的大批劳动群众。由于他们大多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外来务工人员和失地后进城的部分农民等，文化水平较低，创新能力差，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选择摆摊谋生。

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经济方面的诸多因素也促使了其产生。市场供求规律保证了流动摊贩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有需求必然有供给，流动摊贩能够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填补了超市及大型商场满足中高层收入者需求的市场空白；其次再进行市场细分后，夜市摊还能满足市民夜间的需求。城市建设问题的存在，也是摊贩产生的一大助燃剂。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有些社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集贸市场建设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显现。而商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任何能够使自己获利的东西都不会轻易让它逃脱，摊贩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产生之后如何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壮大直至蓬勃发展为现今的夜市一条街？它的存在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首先，它是解决我国城市居民生存问题与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摊贩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自己应得的收入，解决了家庭生存问题，也为城市失业问题做出了贡献；并且摊贩经济有利于弥补城市布局不合理问题，完善城市功能。其次，摊贩是居民自创的经济运营模式，在选择自己买卖的商品上有着绝对的独立自。小摊贩们可以选择模仿市场上已有的商品，抑或是传承家中独门秘方，甚至可以自己创新。无限的自由空间和千千万万民众的独创性，无疑彰显了摊贩经济对于发掘民间创新及传承民间传统工艺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存在的负面影响

硬币有两面，摊贩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之所以说小摊贩成为城市规划中不合理的音符，是因为它的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影响市容，破坏城市环境。其轻巧灵便的特点也导致了它的杂乱与参差不齐，没有规则的摆放、没有节制的随意丢弃以及无法控制的噪音污染、垃圾污染、油烟污染，也许处在夜市之中的我们感觉很热闹繁华，但是这些灿烂之后留下的是满地的油污，整条马路都“奄奄一息”。积攒的垃圾难以处理，导致环境恶化；清理工作量大，又给城市清理工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2.阻碍公共交通。小摊贩们极强的流动性致使其能够见缝插针，随处摆摊。但是由于他们普遍不高的素质与文化水平，随处都可以看到小摊贩的身影。只要是人流高峰的地段都会吸引小贩们驻足，严重阻碍了交通。城管只能时不时地和小摊贩们上演游击战，屡禁不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食品安全卫生难保障。近年来食品安全不断被拉入公众的视野，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地摊上的东西真的卫生安全吗？流动的服务，拿什么来保证质量，由谁来负责？简陋的环境必然伴随的是简陋的设备、非正规的操作，不卫生的产品很容易破坏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引发流行传染病。

4.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矛盾冲突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城管就被贴上了“暴力”的标签，小摊贩看到城管的身影便溜之大吉，如果有的被城管抓到，他们便不分清红皂白地硬性抵抗执法，软硬暴力兼施。“一跺脚，二瞪眼，三踢摊子，四罚款”曾是大家对城管人员形象的描述，若不是多次暴力执法，也不会引发公众的共鸣；同样，若不是摊贩们总是以身抗法，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暴力事件。

四、治理建议

上述一切问题的存在都为针对小摊贩的治理决策提供了方向。这种公共服务的治理，主力军还是政府。政府想要改善市容市貌，想要迅速地做出政绩，这是其内部机制政绩考核制度所导致的。这样做往往过于极端，釜底抽薪连根拔起，反而是治标不治本，事倍功半。严格取缔、硬性清除难以让广大群众信服，对小摊贩实行“一刀切”的铲除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会因此扼杀许多弱势群众的生命之源，且其发展迅猛势不可当。想要规范治理并逐步根除摊贩问题，从短期来看，要对其适度解禁、合法化、规范经营管理；从长期来看，要找出其产生根源，从源头化解问题，逐步取缔。

就短期现状而言，既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摊贩经济，不如对其适度解禁，指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内允许设摊，在城市街道规划几个市场交易点，专供各种流动摊贩规范经营。这样松弛有度的管理模式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由于市场交易点的有限性，会引起流动摊贩之间的竞争，想要留下来必须合法守法，服务做得比别人好，赢得自己的市场；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交易点的设立应该着重考虑城市规划建设的盲区和城市街道交通状况。对其放松管理也意味着政府执法方式需要转变。以往暴力执法的形象在公众心中留下了阴影，因此以后的执法过程中应规范城市管理人员的执法行为，明确执法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更多地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放松并不意味着没有度的纵容，对于不遵守条例规定的摊贩经营者仍必须依法严惩。政府应当设立固定的城管执勤岗位，维持维护摊贩交易点的秩序和安全；同时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摊贩管理制度；组织相关培训，加强其道德、法律意识，发放摊贩经营许可证，保证商品的质量安全卫生，对其合法性进行认可自然就减少了其逆反心理，有助于解决城市面貌和交通等问题、改变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尴尬处境。

解决了短期棘手的矛盾，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从其根源上找到解决方案。摊贩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失业，那么政府就应该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妥善安置好下岗人员；摊贩有市场的重要原因有城市规划建设不合理，那么就要合理规划建设城市、增添公共设施等等。这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后，摊贩问题自然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并有望根除。不过，政府单方“应战”或许仍然有些势单力薄，还需要后备力量的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监督管理，军民一心才能使问题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得以解决。

五、未来展望

流动摊贩是随着我国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特定经济时期的经营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也有着不同的面貌、作用和影响。在现今社会，想要把它纳入曾经的“桃花源”民生画卷，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经济大潮不断地向前涌动，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文明程度、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都将不断地提高。到了下一个经济时期，或许上述一切问题随着经济的转变而改变，小摊贩也是以新的面孔呈现在公众面前，作为城市文化的窗口，成为城市一景，和谐、赏心悦目地存在着。

参考文献：

[1] 李越歌.论我国城市“摊贩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治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2，（26）：46-48.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8）

明确任务 细化责任 强化监督 管理有序

多龙治水，政出多门，有利益时大家抢着上，出现问题时则相互推诿、踢皮球是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工作中容易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不仅百姓关心关注，在《条例》审议过程中也引起了很多委员们的共鸣。大家表示，食品安全监管或多或少都存在责任不清或者多头管理等问题，这给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面对这一问题，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佩军表示，随着《条例》的实施，这一问题将得到有效的解决。各相关部门将各司其职，权责明确，“《条例》解决了多年监管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难点问题，为依法有序监督奠定了基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小作坊和摊贩的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统筹安排小作坊和摊贩的监督管理工作”。在《条例》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职责被加以强调并予以明确，这将使其在今后面对由小作坊和摊贩而引起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不敢有丝毫懈怠，能第一时间科学有效地解决。

同时，根据《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小作坊和摊贩的监督管理职责得到了明确划分：卫生部门负责食品安全地方达标制定及事故应急处理相关工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市场内小作坊、市场外以现场制售为主的小作坊和不提供就餐服务的摊贩监督管理工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市场外不以现场制售为主的小作坊监督管理工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提供就餐服务的摊贩监督管理工作。

《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构负责小作坊和摊贩食品安全工作的协调，监督、指导、协调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及责任调查处理工作。这为及时、有效应对和处理因小作坊和摊贩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提供了法律保障。

事关民生 帮扶小作坊小摊贩做大做好

“出台这部条例非常必要，有利于改善当前食品加工摊贩现有条件，提高食品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同时，也要和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都管死了也不行，要管放结合。”《条例》审议过程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聂文权的一席话引起了在场参与审议的委员们的共鸣。

“目前我省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特别是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相差很远，总体上应扶持发展，不宜过早过严管理”，李洪刚委员在审议时表达了《条例》要体现扶持小作坊小摊贩的想法。金秀兰委员则表示，《条例》的制定事关民生。她向与会人员介绍说，摊贩的组成人员大多是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条例》中加入帮扶内容不但有利于小作坊和摊贩的未来发展，更解决了数以万计的困难群众的生计问题。

管理是为了规范，立法是为了发展，这一思路在《条例》关于小作坊和摊贩许可制度的修改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条例》二审过程中，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小作坊和摊贩设立许可制度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不符合吉林省经济发展现状，管理门槛过高，管理过严，程序过于复杂，会把小作坊和摊贩经营管死。为此，建议修改许可制度，为小作坊和摊贩生存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空间。

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意见进行了集中研究修改，建议保留小作坊许可，同时建议将摊贩许可制度修改为登记制度。这是《条例》修改过程中一项最为重大内容的修改，为此在经请示常委会领导同意后，8月8日，法制委员会将上述修改内容征求省政府意见。8月28日，省政府回复意见，同意保留小作坊许可，对相对机动灵活的小摊贩更改为登记制度。这一变化不但为小摊贩的生存与发展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可以说是实现了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的“双赢”效果。

宽严相济 管教结合 在管理中促发展

对从业人员要扶持，对行业发展要帮扶，体现的是“宽”；对食品生产和销售环节规范化标准化要求，体现的是“严”。食品安全无小事，在对食品生产加工的小作坊和食品摊贩进行帮扶发展的同时，我省还制定了严格细致的规章，对小作坊和摊贩经营前、经营中以及经营后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化要求。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9）

2002年2月26日东海市房地产管理中心“关于服装城房屋拆迁公告”；

2002年4月2日拆迁人委托的拆迁单位东海市房屋拆迁办公室对服装城进行“强行”拆迁；（注：未达成拆迁协议，又未经行政裁决或法院判决）

2002年4月11日东海市土地流转中心、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东海市房屋拆迁办公室三方签订了“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书”。上述三方在协议中的身份分别为：拆迁人、被拆迁人、拆迁单位。

三、服装城拆迁争议及行政裁决、诉讼过程2002年3月4日拆迁单位东海市房屋拆迁办公室受东海市市场中心委托，发出“告摊主用户书”，称：接受所有权人东海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全权委托，代为处理服装城内固定摊位有关补偿安置事宜，单方决定了拆迁安置方式（货币安置）、货币补偿安置金额等内容。个体户认为：一服装城摊位所有权人是出资购摊位的个体户而非市场发展中心、二拆迁安置补偿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双方发生争议，未能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2002年4月12日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以申请人身份、以东海市土地流转中心、个体户为被申请人向东海市建设局申请行政裁决，要求依法对个体户的拆迁补偿安置费用进行裁决；个体户向建设局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包括：出售服装城摊位的公告、广告、买卖协议书、公证书、摊位所有权证、购摊位收款收据）；

2002年5月15日东海市建设局作出行政裁决：申请人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按国资局批复给予被申请人（即个体户）实行货币补偿，金额为===. 2002年6月28日共有45位个体户认为东海市建设局作出的行政裁决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向东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东海市建设局、第三人：东海市土地流转中心、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个体户在一审诉状中提出：1、东海市建设局认定个体户对所购服装城固定摊位享有的权利是永久性使有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且基于这一认定，裁决的内容也与法不符，包括主体、补偿形式、金额（应以经房产评估的价格为准，是本案中无评估报告）、面积（因摊位无房产证，应以91年的出售方案及市场价格为准，摊位建筑面积约为11平方，使用面积为4平方）等；2、对个体户的拆迁补偿形式、补偿金额的确定违反国务院拆迁条例的有关规定；3、拆迁人拆迁行为违法，属超期无证违法拆迁，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申请行政裁决的程序违法，建设局作出行政裁决违反法定程序。

东海市人民法院经二次开庭审理，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判决。判决认为：“虽然原告（即个体户）购入服装城摊位，并持有东海市服装市场筹建办公室所发的《摊位所有权证》，但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证明原告是该房屋的所有人或共有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应是第三人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对原告可视为被拆房屋的当事人。被告收到第三人东海市场发展中心提出的行政裁决申请，结合其自愿补偿和服装城摊位评估计算及摊位补偿价格的说明等情况，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所作的裁决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综上被告所作的行政裁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基本合法，应予支持，原告诉请的理由和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久。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被告东海市建设局于2002年5月15日作出的行政裁决书。”

上面所述的是服装城从建造、拆迁、发生争议进行行政裁决、一审行政诉讼的全过程。

第二部分：对本案处理的个人意见现其中的30位个体户不服一审判决，已向东海地区中院提起上诉。

一、对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的身份未依法作出认定，从而导致模糊判决。

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但可视为拆迁房屋的当事人。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与事实也不符。《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了5种拆迁当事人：拆迁人、被拆迁人、承租人、（公房）代管人、（公房）房屋使用人，个体户是哪一种呢，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一审判决认为是个体户是拆迁当事人，那么又享有哪些权利呢，没有说明。而是模糊地认为是当事人，但不归类，没有列明能否适用《拆迁条例》所规定当事人权利。而事实上，个体户对所购摊位是有处分权（如出租、出售）的，不仅仅享有使用权，其权利比承租人的权利要大的多。

比如：国务院《拆迁条例》明确规定：“拆迁租赁房屋的，被拆迁人与承租人达不成解除租赁关系协议的，实行产权调换”，本案中个体户没有这种权利吗。

二、未正确适用法律、法规。

被上诉人东海市建设局作出的行政裁决适用了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7条的规定，这二条均是关于被上诉人有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职权的规定，而不是有关拆迁、补偿方面实体规定的条款。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故意遗漏拆迁条例的相关实体规定，对被上诉人的违法之处不作评判。

1、拆迁补偿形式的确定违反拆迁条例的规定。

上诉人对摊位享有比承租人更多的权利，因而在拆迁中至少享有拆迁条例所规定的承租人的权利，被上诉人依据奉化市市场发展中心的单方申请，作出进行货币补偿的裁决。违反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剥夺了上诉人在权利。

2、补偿金额的确定。

被上诉人依据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的单方申请、东海市国资局的一批复，裁决确定了对上诉人补偿的金额，违反了《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31条关于要求进行评估确定的法律规定。

3、裁决的程序。

行政裁决是实施强制拆迁的法律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拆迁，拆迁条例规定拆迁人应在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期限内完成拆迁，所以行政裁决应当在拆迁期限内进行。而本案中，拆迁许可规定的拆迁期限至2002年3月20日，强行拆迁的时间是4月2日，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申请行政裁决的时间是4月18日。是先违法强行拆后申请行政裁决，行政裁决解决的是拆迁过程中的补偿安置问题，进行裁决的前提是拆迁行为合法，而本案中这一前提不存在（超期违法无证拆迁），被上诉人理应依法行使职权对违法拆迁行为进行管理，对违法的裁决申请不予受理，但被上诉人却违反程序进行受理并作出了错误的裁决。

4、拆迁补偿安置发生在拆迁人与其他拆迁当事人之间。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不是拆迁人，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与上诉人间也无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存在，双方间不存在拆迁补偿安置关系。而本案中，对上诉人的补偿形式及金额、裁决申请均是市场发展中心提出的，不是拆迁人土地流转中心提出的，被上诉人依市场发展中心的申请及补偿方案作出裁决，不符合拆迁条例的规定。

三、一审判决书未对被上诉人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完全的罗列和认定。

在8月26日第一次开庭前、12月11日第二次开庭前分两次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第一次提交了9份证据，其中证据三是东海市计委“关于同意东海市经济开发区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建东海商贸大厦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证据四是东海市规划局发给东海市经济开发区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第二次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是东海市计委“关于同意市土地流转中心开发服装城地块建设项目的批复”、证据二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上诉人认为：

1、逾期提交且无法定可延期提交的事由，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为逾期提交的证据有效与法无据。

2、一审判决遗漏了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证据，单列了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证据。

3、东海市计委、规划部门先后二次分别对东海市土地流转中心和东海市经济开发区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立项、发证，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答辩称是项目转让即土地流转中心将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项目转让给恒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但被上诉人在行政裁决中、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均未对此进行陈述，也未适用拆迁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评判。导致判决认定事实与实际存在出入。

综观本案拆迁人、“被拆迁人”、市规划与建设局的所作所为，东海法院二次向省高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在过了近5个月时间后下达了一审判决书。30位个体户现已提起上诉，等待二审法院开庭审理判决，但本案中出现的几个问题，确是值得大家讨论的，同时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发表自已的宝贵意见。

问题一：摊主的身份及在拆迁中享有的权利。

本案中个体户购置了固定摊位，但至今无房产证，7年之后整个服装城的房产证办到了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名下。于是，东海市市场发展中心名正言顺地以被拆迁人自居，拆迁人也以个体户不是被拆迁人为由，创造出一个《拆迁条例》没有规定的“永久性使用权人”概念，不评估、不安置，通过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如国资局批复）来定了一个价格进行补偿。于是，建设局又以准司法机关的身份为理由，来了一个根据民法公平合理的原则，并作出了一个自认为“公平合理”的裁决。

我认为：个体户虽无房产证，但其是固定摊位的购买者，又实际使用经营该摊位，承租人的权利总享有吧？，更何况对摊位是有“永久性使用权”呢？一审法院认为：摊位复杂，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以国资局批文加上评估计算表和说明就可以定补偿价格了，不评估不违法，而且是较公平合理的。实际是不确定个体户的身份，进而以无法律可适用为由，大胆“自由裁量”了一回。对个体户的权利、要进行评估的规定都视而不见了。

问题二：行政裁决的程序要求。

拆迁期限过了，再申请裁决，符合程序吗？对此，《杭州市拆迁条例》作出明确规定，裁决申请必须在拆迁期限内提出。国务院及浙江省《拆迁条例》虽未有明确的条款规定时间限定，但我认为仍可得出行政裁决必须在拆迁期限内进行的结论，因为裁决是为了完成拆迁，而拆迁又必须在拆迁期限内完成。本案中，申请人市场发展中心是在拆迁期限之后申请裁决的。

问题三：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货币补偿，再由被拆迁人对个体户（摊主）进行补偿正确吗？

本案中，拆迁人先与被拆迁人签订了“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协议中约定：对被拆迁人的补偿金额已包含了对固定摊位摊主的补偿，再由被拆迁人提出补偿方案。这样，拆迁人就不再于个体户发生拆迁关系了。

1、对于租赁房屋，拆迁要兼顾被拆迁人和承租人权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承租人均为拆迁当事人。《拆迁条例》规定：拆迁协议应由三方签署，在被拆迁人与承租人间达不成解除租赁关系协议时，要实行产权调换。

2、本案中，个体户不是承租人，但享有比承租人更多的权利内容。而且，个体户与被拆迁人间无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存在。

本案中，拆迁人的这种做法合法吗？我认为不合法，一是剥夺了个体户的权利，二是个体户与被拆迁人间无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存在。

四、超过了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期限后，拆迁人未经行政裁决/法院判决非法强行拆迁，后又提出行政裁决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如何处理？

本案中，拆迁人在拆迁期限届满后，未经行政裁决/法院判决非法强行拆迁，后又提出行政裁决申请，东海市建设局受理并作出了裁决。《拆迁条例》对无证拆迁的处罚作了规定，本案中的情况如何处理呢？

发展地摊经济的建议篇（10）

一、煤矿企业采矿权的概念、特征及属性

（一）概念与特征

煤矿企业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权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和期限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矿产品的权利。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的煤矿企业，被称为采矿权人。

采矿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采矿权是由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他物权。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对矿产资源依法享有古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通过转让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实现矿产资源的使用权能，因此，采矿权是由矿产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他物权。采矿权人对矿产资源没有完全支配能力，只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从而采矿权又是一种限制物权。第二，采矿权的功能是对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所需的矿产品。采矿权人取得采矿权的目的是在采矿许可证规定区域内，开采或加工矿产品并从矿产品销售中获取收益。

（二）采矿权的资产属性

采矿权属于无形资产范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第三条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中的可辨认性标准：

1.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

2.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

采矿权具备无形性（无实物形态）、可辨认性、非货币性资产等特征，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采矿权不同于其他无形资产的特点是使用周期长、投资多、风险大。

二、采矿权价款的摊销方法

实际工作中，采矿权价值的摊销方法一般采用直线法。

直线法，是将煤矿企业按照规定上缴国土资源部门的采矿权价款，按预计采矿年限平均分摊。预计采矿年限是根据已探明的储量、矿山设计规模、矿产品的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等因素来确定的。

采用该摊销方法的原因在于：第一，符合谨慎性原则。储量是采矿权价值评估和矿山建设的主要依据，储量的确定是由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因此，采矿权预计摊销年限可通过确认的储量与矿山设计规模来确定开采期和摊销期，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合理科学地确定开采规模和周期；又有利于防止人为操纵损益现象的发生。第二，符合配比原则和一贯性原则。预计采矿年限一旦确定，在不同的会计年度，摊销额比较均衡，采矿期与摊销期能有效配比。

但是，以预计采矿年限作为采矿权价款的分摊依据，存在着一些局限性：矿井在不同使用年限提供的产量和经济效益不同，矿井在高产期和衰竭期，矿井技改前后，政策性停产期间都要进行等额分摊，显然成本负担不尽合理，不能真实反映矿井当年的利润水平。

三、典型案例及争议

xx煤矿有限公司是一家整合后主体煤矿，各项资料如下：

1.2013年末资产总额116702.0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81342万元，流动资产6332.09万元，无形资产29028万元（全部为采矿权价款）。

2.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矿产资源储量备案证明显示，该矿煤种为贫煤，批准开采5-15号煤层，井田面积12.4756K，保有储量17919万吨，按照2.7元/吨收取标准，应缴纳资源价款48381.3万元，与国土资源局签订的采矿权价款分期缴纳合同书中确定先按30年缴纳采矿权价款29028.78万元。可采储量为10354万吨，核定生产能力150万吨/年，根据国务院令第241号《矿产资源登记管理办法》，采矿许可证最长年限为30年。按照1.5的储量备用系数计算煤矿服务年限为10354/150×1.5=49.3年。

该矿对于采矿权价款按照直线法进行摊销，但是，如何确定摊销期目前有三种年限可供选择：

1.按10年期限摊销，理由是：《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因此，按照不低于10年的期限摊销，不违背税法的规定，在效益比较好的年份，将采矿权价款尽早摊销完毕，也符合会计上的谨慎性原则。如果按10年摊销，每年应摊销：29028.78/10=2902.88（万元）。

2.按30年期限摊销，理由是：该矿的采矿许可证年限为30年，那么，采矿权价款就应该在该许可年限内匀速摊销。否则，一旦采矿许可证年限到期不允许该企业继续开采，没有开采完部分已交纳的资源价款将得不到补偿。如果按30年摊销，每年应摊销29028.78/30=967.61（万元）。

3.按49.3年期限摊销，理由是：该矿井的服务期为49.3年，那么采矿价款支出就与这49.3年的收入相关，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采矿权价款就应分49.3年来摊销。如果按49.3年摊销，每年应摊销29028.78/49.3=588.82（万元）。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三种摊销期限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同的摊销期限选择，年摊销金额会有比较大的差别，对应缴企业所得税也有较大影响。

四、对不同期限下的直线摊销法进行分析

目前，煤矿企业在采矿权价款摊销时多采用直线法，但存在摊销期的争议。通过上述案例，下面对10年期限、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矿井服务年限这三种摊销期分析如下：

10年期限：从税法角度分析，《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然而，矿井的生产年限往往高于10年，如果企业选择按10年摊销，那么在采矿期的前10年，企业成本负担重，利润低；后20年，成本负担轻，利润高。造成各年度摊销金额以及应纳税所得额的不均衡。虽然说税法规定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但这10年是税法摊销的最低期限，不是唯一期限。具体摊销年限还应考虑企业所得税法的其他有关规定，例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要求。

采矿许可证年限：《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按照矿山建设规模确定：大型以上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30年；中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20年；小型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10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按照规定，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并没有与矿井服务年限挂钩，而是与矿山规模和审批机关的权限有关，采矿许可证年限一般要远小于矿山服务年限，如上例中，采矿许可证的年限只有30年，矿山服务年限尚有40年。因此，如果按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进行摊销，会造成摊销期与受益期不配比，摊销期内虚增成本；而摊销期后，由于没有与收入相配比的费用，又会少计成本。

矿井服务年限：矿井服务年限，是以矿山储量核查报告核定的可开采储量（吨）除以年设计生产能力（吨/年），乘以储量备用系数计算得出的。服务年限到期后，若仍有可开采资源则应重新核定储量，重新计算服务年限。

五、采矿权价款摊销的建议

为了克服直线法摊销的局限性，部分上市煤炭企业在尝试资源价款的产量法摊销。

产量法，是以矿井当期实际开采量与可采储量的比例作为分摊比例，计算确认当期应摊销的采矿权价款。即采矿权价款当期摊销额=采矿权价款×（当期实际开采量÷可采储量）。

采用该摊销方法的原因在于：

第一，符合配比原则。煤矿企业受政策性因素、地质构造条件等影响，存在停产、限产、少产状况，生产量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按年限法就可能导致不生产也在摊销，或者是前期摊销大，而后面受益年限没有费用摊销的情况。而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多产多摊，少产少摊，不产不摊，符合配比原则。

第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无形资产的摊销期自其可供使用时（即其达到预定用途）开始至终止确认时止。在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其应摊销金额，存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直线法、生产总量法等。对某项无形资产摊销所使用的方法应依据从资产中获取的预期未来经济利益的预计消耗方式来选择，并一致地运用于不同会计期间，例如，有特定产量限制的特许经营权或专利权，应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只有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无形资产才采用直线法摊销。

由于矿山可采储量一般有国土资源部门认可的储量评估报告，采矿权价值会随着可开采资源的消耗而减少，其价值摊销应与消耗的可采储量相对应，因其资源消耗方式容易确定，可按产量法进行采矿价款的摊销，该方法能使摊销期与受益期（采矿期）有效配比，从而提供更客观可靠的会计信息。如果按产量法摊销，吨煤应摊销：29028.78/10354=2.80（元）。

其局限性在于：第一，必须能合理预计在期满前可以把经济可采储量采完。如果预计不能采完的，就不能以总储量作为计算基数。第二，对税法而言，尽管利用产量法进行采矿价款的摊销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性原则的要求，但目前税收法规并未对产量法的适用加以明确。

六、结论

从会计核算角度分析，采用产量法进行采矿权价款摊销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性原则的基本精神，能够提供更客观可靠的会计信息。

从税法角度分析，《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直线法又称平均年限法，是将无形资产均衡地分摊到各期的一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每期摊销额均是等额的。

产量法是假定无形资产的服务潜力会随着使用程度而减退，各期摊销额随着产量的不同而增减变化。因此，产量法有待于有权的税务机关以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

七、建议

综上所述，资源价款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符合煤矿企业产量受客观条件影响变动较大的实际情况，符合会计与税法权责发生制原则及配比性原则，能有效避免直线法摊销各期不均衡的缺陷，是采矿权价款摊销的一种比较合理的方法。

尽管从税收法规角度，对产量法摊销未予以明确，但是，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法规滞后于经济发展是一种客观现实。希望有权税务机关尽早出台相关政策对产量法的适用加以明确。同时，建议企业积极与税务部门沟通协调，及时去税务部门备案，取得理解与支持。而且，该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变更。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