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调研篇（1）

今年以来，按照围绕产业抓培训，促进民营经济再发展；围绕创业抓培训，促进农民转岗转业增收入；围绕素质抓培训，促进“平安诸暨、和谐社会大提升”的总体培训工作思路，市政府切实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工作力度，每月安排专人对企业需求进行调查，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相关部门通过网络、电话等多种信息渠道定期向劳动力市场公布企业用工需求和相关紧缺工种，用以指导镇乡（街道）等各级机构根据实际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培训。

对参加过培训且已经就业的农民，政府则通过发放联系卡、定期回访等形式，及时了解农民和企业的需求变化，优化调整培训结构。2003年以来，诸暨市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岗位技能培训，尽快适应企业用工需求。同时，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的具体要求，与企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对已经转移出来的农民进行岗位技能培训，将其稳定在二三产业就业，成为合格的产业工人。

为了突出农业块状经济特色村、农业合作社和农业项目大户，农业部门深入实施“阳光工程”，让培训工作进村镇入农户、全程跟踪服务，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特殊技能的农业产业工人。相关部门还按照农业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需求，强化对中高级技工的培训，将一批拥有基础知识的青年农民培养成有创新精神、掌握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中高级技工。

至今，诸暨的校企合作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优化，全市各级职业学校发展的“订单班”已达56班，培养学生3000余人。其订单培养、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三赢”局面。

1 项目设置符合当前我省新兴产业发展、新型业态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诸暨市政府在农民培训的项目设置上，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强调优先发展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产业相结合、与新兴业态相结合的项目；重视发展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项目，受到企业界普遍欢迎和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正因项目设置符合当前我省新兴产业发展、新型业态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省农业等各项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我省商业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培植我省商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应对WTO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挑战。

2 构建行业协会、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密切联系的项目建设支撑网络

在对农民进行培训的建设过程中，各级高职院校通过项目建设指导委员会，不断加强与企业界的联系，广泛听取企业界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在项目建设有关重大活动中，政府和企业相关领导多次亲临指导，为项目建设出谋划策。同时，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密切联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提供大力支持，根据企业的倡议，积极参与，现已初步形成了行业协会、企业、政府主管部门密切联系的项目建设与发展关系网络。

3 校企交叉任职，共同参与人才培养

交叉任职，从学校方面来说，能更好的了解企业发展和需求；能更具针对性的提供培训体系和内容，更好地适应市场和企业需求。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农民培训结束后到企业就业，学校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更好地建立稳定的沟通渠道，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交叉任职，从企业方面来说，直接参与培训项目建设和储备员工培养，有利于按照企业的要求培养人才，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秀员工；有利于为企业员工培训提供更多高学历、高职称的师资，提高培训层次与培训质量，节约培训成本；有利于加强交流，促进培训中心师资水平的提高。

4 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订单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更好地发挥职业院校理论教学上的优势及企业实践教学上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根据需要，诸暨多家企业为学校配备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兼职教师，负责培训项目中部分实践性、应用性内容的培训。部分政府和企业领导还经常开设讲座，使广大农民对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有了深入了解，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同时，各级职业院校根据企业干部员工培训的要求，提供部分内部员工培训、岗位资格认证工作，得到了企业和员工的好评。

劳动教育调研篇（2）

本研究采用自编《小学生劳动技能调查问卷》，经试测修订后的问卷除学生基本情况外，包含劳动态度、劳动机会、劳动知识与技能和劳动品质四个维度，其中前三个维度涉及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与社区劳动四个方面，劳动品质维度则以学校劳动中较为典型的值日情境为内容进行设计。在样本选择方面，考虑东中西地区分布，从北京、山东、山西、河南、广西、四川六个省（市）随机选取12所小学3～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681份，回收有效问卷1656份，有效率98.5%。有效被试中，男生841人，女生778人（其中有37人性别信息缺失）；城市地区学生1105人，乡镇地区学生551人。此外，三、四、五、六年级有效被试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2.4%、27.7%、32.4%和17.5%，问卷题型以封闭式回答为主，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排序题。

二、结果与分析

（一）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良好

小学生是否爱劳动呢？调研结果表明，九成小学生认同“劳动光荣”和“劳动重要”，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八成小学生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较强，小学生的劳动态度总体上是良好的。本研究中，小学生的劳动态度包括小学生的劳动喜好和小学生的劳动观念与看法。首先，在劳动观念方面，九成小学生觉得劳动光荣（91%）、掌握劳动本领重要（90%）；七成小学生觉得自己爱劳动（72%）（见图1）；其次，在劳动喜好方面：在自理劳动方面，六成小学生喜欢洗自己的袜子（62%）；在家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家拖地（72%）；在学校劳动方面，七成小学生喜欢在学校做值日；在社区劳动方面，如果有机会，近七成学生喜欢参加社区里的义务劳动（68%）。这表明，当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与积极的劳动态度为其形成劳动能力奠定了基础。但还有两成小学生虽认为劳动光荣，可是自我报告并不热爱劳动。这与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和特点有关系，需要循序渐进引导，不能操之过急。

调研还发现，小学生在劳动活动中的责任意识和助人意识总体上也比较突出。为了解小学生的劳动品质状况，本调查以在学校值日为典型情境，分别设计了三个问题，考察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的助人品质、责任心及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

首先，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生病没上学，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80%的学生选择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替同学做值日”，表现出较强的责任心；12%的同学选择了“找别的同学来帮忙”；7%的同学选择了“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次，在回答“如果你不是值日生，但是有值日生请你帮忙做值日，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77%的学生选择了“不管是谁请，都会热情去帮助”，表现出良好的助人品质；11%的学生选择了“如果这位同学帮助过自己，就帮助他”；6%的学生选择了“如果喜欢这位同学，就会去帮忙”；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最后，在回答“在学校值日的时候，如果和你在一起值日的同学去操场玩耍而没有值日，你会怎么办”这一问题时，50%的学生选择了“坚持独自做完值日”；47%的学生选择了“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1%的同学选择了“自己也去玩，不值日了”，其余的学生选择其他。

在完成小组值日任务时，五成同学不会被其他人的缺席干扰，表示会坚持完成任务。另有接近一半的同学选择“先把玩耍的同学叫回来，再一起做值日”，这表明这部分同学考虑到了管理、监督和提醒不完成任务的同学，具有一定的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

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是否充足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机会整体缺乏，其中，传统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围绕自理劳动、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包括值日和手工劳动）和社区劳动，本次调研设计了部分劳动机会问题对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自理及家务劳动、学校劳动和社区劳动几方面共有22个项目。小学生“经常”参与比例达到与超过六成的项目仅有4项。此外，半数以下的小学生“偶尔”或“从来没有”参与的项目有15项。可见，小学生劳动机会总体上是缺乏的，而且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相较而言，小学生在学校值日的机会、自理及家务劳动机会多于其手工劳动机会和社区劳动机会。（见图2）

小学生整体劳动机会缺乏，这与长期以来劳动技术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有关系。同时，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科成绩，忽视对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意或无意地剥夺了孩子们自理劳动及参与家务劳动的机会有关系。

（三）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

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怎么样呢？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不均衡。小学生对贴近生活且技能简单的劳动技能掌握较好，如会独立扫地、拖地、整理房间的学生接近或超过了90%，而对与自身生活联系不太紧密或技能较为复杂，需要专门设备与工具、同时涉及安全问题的技能，如切菜炒菜、使用针线及缝纫机、十字绣等技能，掌握状况不佳。例如，66%的学生会做一些剪纸手工，64%的学生会用螺丝刀拧东西，54%的学生会用针线缝沙包，50%的学生会用针线钉扣子，而会编一些中国结、使用缝纫机及做一些十字绣的学生不足30%。（见图3）

此外，与小学生的自评状况相比较，实际技能掌握状况并不乐观。例如，91%的学生自我报告会独立拖地，但仅有44%的小学生将拖地步骤正确排序。当然，我们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会受到阅读能力的限制，知道怎样做但没能正确排序，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还需要注意，会拖地和能把地拖干净也有差距。“会”说明其基本知道相关劳动常识，但不等同于完全掌握该项劳动技能。因此，不能简单将小学生自我报告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等同于其真实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

（四）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

调研结果表明，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掌握状况具有城乡、性别差异，女生的劳动技能好于男生，城区学生的劳动技能好于乡镇地区的学生。本研究选取了小学生自评问卷的第三部分“以下事情你会做吗”，即劳动技能自我报告部分，将20道题目的选项赋分，“会，可以独立做”赋3分，“需要大人协助”赋2分，“完全不会”赋1分。赋分后将各题目得分加总，即为小学生劳动技能得分。以城乡、性别为自变量，进一步考察了部分影响小学生劳动技能的因素。

1.城区优于乡镇。调研以小学生家庭来源（城区、乡镇）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显著优于乡镇地区小学生的劳动技能（城区平均数54.82，标准差7.66，标准误0.23；乡镇平均数51.72，标准差7.47，标准误0.32；T值为7.807***，***p

2.女生高于男生。调研以小学生性别为自变量，以其劳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的劳动技能显著高于男生的劳动技能（男生均数52.33，标准差8.06，标准误0.28；女生均数55.31，标准差7.04，标准误0.25；T值为-7.933***，***p

三、对策与建议

（一）引导家长放手还孩子劳动的机会

调研发现，小学生的整体劳动机会比较缺乏，尤其是家务劳动、手工劳动机会严重缺乏。我们的孩子知道劳动光荣，知道掌握劳动本领重要，但是参与劳动的机会却太少，真正掌握的劳动技能也不足。目前，不少家庭存在剥夺孩子劳动机会的现象，当孩子们主动选择做家务的时候常常会碰壁。调研访谈中有孩子们反映，当自己兴致勃勃想学十字绣、编中国结的时候，家长往往是婉言劝阻而让孩子们去学特长班或者英语、奥数班，这就自然减少了孩子们体验与学习劳动技能的机会，长久下去，孩子到了中学、甚至大学仍然不能自理就积重难返了。因此，学校有责任做好家长的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家长明确劳动重要的观念，把培养孩子的劳动品质和劳动技能置于孩子全面发展和立足社会的高度；二是引导家长及早放手，把收拾书包、整理房间、洗衣做饭等日常劳动机会适时还给孩子，在生活中养成孩子勤于劳动的习惯。同时通过小步子、多循环、及时表扬的方式教孩子逐渐学会相关劳动技能。

（二）开发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

小学阶段劳动技术教育缺乏的现象客观存在。无论是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还是要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乃至拔尖创新人才，都应以加强中小学生职业陶冶教育，提高中小学生基本的劳动能力为基础。学校教育首先要从立德树人和民族复兴的高度重视劳动技术教育，其次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探索新时期小学生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学校在开发劳动课程内容时可结合以下几点：一是阶段性，即各学段各年级的劳动课内容要与各年龄段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相结合；二是生活化，即在劳动相关课程中体现学生当下和未来生活所必需的劳动知识与技能；三是因校制宜，即在国家和地方课程基础之上，结合城乡地域特点和文化传统，将某些劳动技术教育项目如串珠、编中国结、茶艺、刺绣、蔬菜种植、果园劳动等开发为校本教材。当然，学校还要结合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和开展劳动技术教育，配备必要的场地、设施、设备、材料以及劳动技能教育专兼职教师，并保证适当的劳动技术教育课时。

（三）探索学生劳动品质与技能形成的有效途径

劳动教育调研篇（3）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3－056－03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级大力倡导将剩余农村留守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但是，由于城市对现有劳动力吸纳能力有限，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户籍等制度性因素以及农村劳动力自身因素影响，还有大约4.97亿劳动力继续在农村生活。那么，如何让农村留守劳动力在自己的本土建设家园、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其中，教育是提高农民致富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那么，教育如何增强农民致富能力，农村留守劳动力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

目前，对于留守劳动力的研究还非常少，主要集中在农村留守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留守劳动力养老等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留守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对于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研究主要集中在转移培训方面研究，对如何开展本土化适应当地农民致富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很多地方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开展针对性、实效性远远不够。

一、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现状与分析

教育需求包括国家需求和个体需求。本研究中教育需求是指农村留守劳动力个体需求，它是农村留守劳动力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潜在知识和技能的需要。教育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包括教育的规模、速度、水平和结构的需要和要求。不同的农村留守劳动力对教育的需求既千差万别又有共同之处。

(一)农村留守劳动力基本特征

农村留守劳动力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特殊的人口特征、从业特征、文化特征和经济状况对其教育需求影响很大。

1.人口特征。从年龄来看，农村留守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年龄35―55岁年龄段，占到农村留守劳动力的86％。35岁以下留守劳动力比例非常低。从性别来看，农村留守劳动力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女性比例略高。从文化程度来看，农村留守劳动力主要以初中(57.％)和小学(21％)文化程度居多，高中(14％)和大专(2％)以上文化程度，还有一少部分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2.从业特征。农村留守劳动力从业的主渠道还是传统农林牧副渔。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养殖业、交通运输业、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餐饮宾馆服务业、个体工商业、信息服务业等产业在农村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农村留守劳动力就业出现典型兼业性就业。

3.文化特征。从调查来看，农村留守劳动力文化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这和受教育程度有关；二是继续教育严重不足，连续三年来仅有不到10％的农民接受过劳动技术培训；三是文化生活单一，受各种因素影响，农村本土文化事业衰落，农民文化生活以看电视、打麻将、聊天为主，从事读书、看报等发展性文化活动寥寥无几。甚至一些不良社会风气也趁虚而入，填补了农村留守劳动力文化需求空白。

4.经济状况。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调研情况来看，连续三年来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农村留守劳动力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种植业在农村留守劳动力收入中的比重很低，农村留守劳动力收人主要来自养殖业、交通运输业、个体工商业等产业。消费情况也是反映农村留守劳动力经济状况的重要方面。从调查来看，农村留守劳动力家庭支出主要在三个方面：就医、子女教育、盖房子。

(二)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

1.总体教育需求情况。农村留守劳动力接受教育愿望十分强烈。农村留守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村留守劳动力有一定的自卑心理。农村留守劳动力认为，教育的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对教育的期望值非常高，接受教育的愿望十分强烈，希望通过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改变生产和生活条件，甚至改变命运。调查反映，几乎100％农村留守劳动力希望继续接受教育，提高致富能力和社会地位。

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总体前景广阔。农村留守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80％左右。无论从农村发展实际和农业基础地位来看，还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来看，农村留守劳动力不可能一夜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也不可能简单地从“农业人口”到“非农业人口”身份符号变革。相当一批农村留守劳动力必须在自己的家园发家致富，开创美好生活。

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特征。农村产业结构深刻调整，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留守劳动力从业结构和收入渠道深刻变化，整个农村正在实现战略转型。农村留守劳动力的职业结构、社会分层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使得他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出现多层次和多元化。

2.农业生产技术教育需求。农业生产是农村留守劳动力第一职业。农村留守劳动力对于农业生产技术需求基本稳定，主要是对农业优良品种的种植(养殖)技术和相关病虫害防治方法两个方面需求为主。主要希望种植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经济作物为主。

农村留守劳动力对于农业生产技术获得途径，主要希望通过电视、农资门市部、技术培训讲座、基层农技服务站等方面来获得。从农村留守劳动力社会心理来讲，这些都是比较权威的部门，是值得信赖的，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小，能够降低他们的内心担忧。因为，农村留守劳动力承担农业生产风险的能力非常弱。

3.非农生产技术教育需求。非农生产经济收益在农村留守劳动力经济收益中所占比重非常高。从调查来看，非农收入占到农村留守劳动力收入的76％以上。比如，养殖业、交通运输业、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餐饮宾馆服务业、个体工商业、信息服务业等产业大大活跃农村经济市场。农村留守劳动力中的精英阶层都是通过发展非农产业才实现致富的。农村留守劳动力对这些产业领域的知识需求也非常旺盛。

对于非常生产技术教育，农村留守劳动力主要希望通过专业培训机构接受比较系统的培训。非农产业对劳动技能要求比较高，力争“精准细”。农村留守劳动力希望接受比较系统专门培训，确实掌握劳动技能。将近90％农村留守劳动力希望接受非农生产技术教育。

4.经营管理知识教育需求。从调研来看，目前农村留守劳动力不是生产不出优质的农产品，也不是提供不了优质的服务。他们最大的困惑是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缺乏对现代农业进行生产、经营、销售和管理的能力，对市场前景和价格变化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是影响农民致富的关键因素。农村留守劳动力对市场的掌握和判断主要依靠在外工作亲朋好友等了解市场变化。他们对市场前景、经营方法和管理知识等方面教育需求是十分强烈的，特别

是农村留守劳动力中的精英阶层。

对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农村留守劳动力主要希望通过短期培训、广播电视、读书看报、实践总结等途径来学习获得。因为生产经营管理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一方面，需要基本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实践经验积累。

5.文化卫生知识教育需求。受各种因为影响，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缓慢，农村留守劳动力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从调查来看，农村留守劳动力文化娱乐生活的主要途径有看电视、打麻将。只有个别农村留守劳动力能够读书、上网。农村电影、戏剧、社火等传统文化生活已经基本停办。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严重影响农村留守劳动力身心健康，也影响其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主要包括科学常识、计算机等信息化知识、道德风尚等方面内容。

农村留守劳动力家庭就医花费是其家庭三大支出之一，也是影响和制约农村留守劳动力发展致富奔小康的重要因素。农村留守劳动力及其家庭对于医疗卫生方面的知识也是十分渴望的。从调查来看，他们主要对常见疾病预防与治疗方法、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饮食、作息等)需求强烈。他们希望通过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减少患病机会。一方面，能够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也能够减少家庭因为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沉闷心情，增强生活幸福感。

对于文化卫生知识，农村留守劳动力希望通过短期培训、报刊自学、跟着能人学等方式获得。这主要是文化自身特点以及农村留守劳动力对于文化的感悟方式决定。文化卫生知识对于农村留守劳动力来说固然重要，但不是吃饭本领，没有其他需求那么强烈。所以，希望通过文化自觉来慢慢提高文化生活质量。

(三)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制约因素

1.个人特征。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基础、兴趣爱好、从事职业、职业满意度、学技术动力、个人主观认识等因素。从调查来看，个人特征对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影响显著。其中个人年龄、文化程度和经济基础影响更为明显，年龄越轻、文化程度越高、经济基础越好的农村留守劳动教育需求最为强烈。

2.教育条件。教育条件是指教育活动时间、地点、周期、层次、方式等培训活动客观条件对农村留守劳动力参与教育积极性的影响。调查发现，培训条件即培训活动属性也影响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但是这些因素影响不是非常明显，主要是因素影响培训机会和培训收益，间接影响他们的教育需求。其中培训层次和培训方式影响相对明显，这两个要素对农村留守劳动力接受教育效果影响比较明显。因为农村留守劳动力认知基础、认知能力和认知技能差异较大并且相对较低。

3.教育资源。教育资源是指农村留守劳动力获得培训的机会。一方面，受教育活动频次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农村留守劳动力自身影响。从调查来看，教育活动频次对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影响更为明显。面对培训机会，他们都会努力去克服各种因素，争取教育机会，积极去参与受教育活动。所以，只要能够提供适合农村留守劳动力相适应的教育活动，农村留守劳动力都能积极参与。

4.教育收益。教育收益是指教育活动的产生的作用，也就是对农村留守劳动力能够提供多大的帮助。从调查来看，教育收益与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关系显著，教育收益越高，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就越大。他们是十分朴素的，也是十分实惠的，由于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在参与教育活动时首先考虑的是能否从中受益。

二、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农村留守劳动力具有鲜明群体特征，但是教育需求受群体特征影响不是很大。在人口特征、从业特征、文化特征和经济状况等因素中，对教育需求影响最为显著的两个因素是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经济基础，其中文化特征影响最为强烈。经济基础对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影响没有文化程度那么显著。

2.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十分强烈，有待进一步挖掘与开发。面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农村留守劳动力个人诉求，需要培育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农民。他们教育需求出现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对于与主导产业相关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需求稳中有升；非农产业劳动技术需求最为旺盛，特别是经济效益明显的产业生产技术教育最为明显；生产经营管理知识教育受到农村留守劳动力中精英阶层的青睐；文化卫生知识教育需求开始受到关注。

3.教育收益是影响农村留守劳动力教育需求的关键因素。农村留守劳动力有强烈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条件的诉求，他们是否选择参与教育活动的关键就是看能否从中获得提升自我的作用。

(二)发展建议

劳动教育调研篇（4）

首先分析广东省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就业特征等。经过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我们了解到，广东省企业劳动力中超过60%的被调查劳动力主要来自珠三角地区，男女比例接近1:1；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约为30.4岁，以青壮年为主，广东省本省户籍劳动力与非本省户籍的劳动力数量比例接近1:1。而在就业情况方面，近80%的被调查劳动力的职位处于“无职位”、“基层”状态，中层职位和高层职位占比很少。而在劳动力收入方面，数据显示劳动力月工资的均值为2307.3元/月，众数为2000元/月，标准差达到1753.96元/月，近九成的劳动力月工资分布在800～3500元/月的范围，大部分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劳动力接受教育及培训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共有1050个被试参加了职业教育，占总被试的33.8%，而未参加职业教育的被试数量为2054，占比66.2%；参加中专、技校、职高职专等中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7.9%，参加大专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被试占15.9%。从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可见，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整体普及程度不是很高，职业教育的水平等级也较为偏低，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人数不多。

二、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与收入的回归分析

（1）广东省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收入状况差异分析。利用spss统计数据软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不同职业教育情况下广东省劳动力个人工资收入差异进行检验。统计数据显示，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450.58，标准差为1911.21，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月工资均值为2234.06，标准差为1663.59，二者的平均数均为2000，t=3.117，df=1875，p=0.002。结果表明，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在月工资收入上差异显著（p<0.01）。整体看来，不同职业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月工资收入差异显著。在月工资均值方面，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均值高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分布状况方面，两者的月工资收入的中位数相同，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的标准差显著大于未参加职业教育的劳动力。

（2）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影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入差异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差异。为了准确判断出职业教育是否能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技能来提高劳动力收入，以及对现有收入的影响程度，本章节利用计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明瑟方程，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深入揭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程度。以劳动力的个人月工资收入为因变量，职业教育为自变量，进行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分析数据表明，相关系数R=0.033，决定系数R2<0.001，F=1.417，标准化回归系数=0.033，t=1.190，可知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月工资的回归方程不显著（P>0.05），职业教育能够解释月工资总变异的不足0.1%。从估计的回归方程可知：未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2236.049，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为2339.127。根据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可知，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不会造成劳动力月工资的差异。

三、结论及建议

职业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一，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匹配、与人力资源配置相适应，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本研究通过对以广东省为例的劳动力是否参加职业教育与其个人收入的关系和影响的分析，浅谈若干相关政策和建议。

（1）整合师资力量，有效约束培训结构和职业院校做精做强。职业院校要具有一支符合职业教育特点、教学要求和具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师资队伍，教师既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能够胜任理论知识教学，又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对市场需求和发展有敏感而精准的把握。这就要求职业院校改进整体师资力量不够强、待遇激励不足的现状，完善职称评定和任务安排，制定相应的绩效激励；同时开展公办职业和技工院校向落后地区师资培训和交流、共建培训基地。

劳动教育调研篇（5）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劳动教育调研篇（6）

一、调研结果分析

(一)农村务农劳动力结构现状

一是留乡务农的劳动力中以妇女居多。据了解。如今许多农村由于大部分青壮年男子外出打工，村里牲畜屠宰、老人丧葬等均由妇女操持。二是农村务农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不利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和学习。三是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日益凸显，部分村出现青年夫妇外出打工，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的现象。

(二)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劳务经济逐步壮大

2007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6年增长了17％，农民收入年度增加额创新高。2007年，务农劳动力年均收入为1500元以下的占调查数的34.45％：年均收入水平以2000元左右居多，占47％，收入水平表现为中等偏下。如沧源县抽样的163名农村人口中，2007年年均收入1500～2000元的占40％，1500元以下的占43.3％，2000元以上的占16.7％。家庭总收入中，全省重点调查的480家农户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所占比例分别是67.44％和32.56％，其中澜沧、勐腊和沧源3个滇南县90家农户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高达96.97％。可见，农业是本省大多数农民的主业，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种现状在短期内不可能迅速改变。

(三)农业科技培训与农民的需求差距较大

农民对生产技能、科技生产和市场经济等相关知识的需求日益增强，爱科技、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不断上升。近年来，为提高农民素质，政府对农民加大了教育培训力度。绿色证书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农业科技入户直通车、农业科技书屋、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生态家园富民计划、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及对农村骨干实施的“百万中专生计划”等项目，针对性强，效果显著。100％的受访农民认为他们十分需要内容丰富的农业科技培训，只要有培训，他们都会积极主动参加。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干了几十年都没有这样学习过，每年都能培训就好了!”

但从统计数据看，目前农村务农劳动力人均每年能参加的农业技能培训次数很少。调查显示：年参加培训三次以上的占17.9％，三次以内的占45.6％，一次没有参加的占36.5％。如嵩明县作为昆明市近郊的农业县。2008年全县大约有10万人参加农民培训，占总劳动力的30％永胜县永北镇灵源村委会作为该县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开展比较好的行政村，全村2895名务农劳动力“年参加培训次数”的调查结果为：参加多次的占10％，三次以内的占75％，一次没有的占15％。据调查。目前大多数培训采取现场培训和以会代训方式，参训人员主要集中在村、组干部及重点户、种养大户，造成了培训面不大、科技普及率低的现象，加之培训经费缺乏。很多培训无法进村，很多农民未能享受到应有的科技培训。

二、农村务农劳动力培训的建议

(一)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

农民教育培训是一项关系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受益面广、具有明显公益性的社会事业，而农民教育培训数量大、任务重。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各级财政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将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各级财政经常性预期科目，并根据财力的增长情况，不断增加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建议全省按照每年每个农村劳动力6元的标准安排农民教育培训专项经费，分别用于对务农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和农村骨干的学历教育。

(二)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大力开展农民教育培训

劳动教育调研篇（7）

楼世洲，1957年生，教授，教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非洲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史硕士点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全国教育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浙江省公共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ER）》等通讯评审。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非洲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分析。近几年先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尼日利亚拉格斯大学、美国杨百翰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访学。担任教育史学与文献、中国职业教育史、教育科研方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教材3部，获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部级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3项；出版《尼日利亚高等教育研究》《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江浙沪职业教育考察》《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等专著5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教育与发展》译著1部，近五年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教育政策、非洲教育等学术论文30余篇。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教育（尤其是劳动者教育）逐渐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过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态：它们既作为两个过程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可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和现代劳动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手段之一，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把它作为未来共产主义教育的萌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和发展，并把这一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

一、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探索与实验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教育思想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心思想之一，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被认为是实现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保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认为是确保新中国教育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基础。曾经多次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发表过指导性意见，陆定一1958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也是由亲自审定的。

首先，教育思想中的教劳结合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并把它上升到教育方针的高度。早在1934年苏维埃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论及“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时，认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指导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被同志首先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指示，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的《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定为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其次，在实践层面上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方式和途径。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专门就“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发表了讲话。1958年8月13日，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示：“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如何贯彻教劳相结合提出了具体建议。1961年7月，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赞扬“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江西共大“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1965年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提出“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大学教育应当改造”，要彻底改变“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的状况。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教育思想。1950年《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就如何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针问题，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理论和思想，大力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因此“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是我党教育方针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正确体现。

从认识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高到了教育方针的高度。从实践角度来看，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许多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和形式，对于改造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旧教育，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对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有关教劳结合的实践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的要求，实施工农干部和人民的教育；推行工人、农民的业余补习教育；推行识字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全国各级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3]

二是调整学制，改革学校课程，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1950年同志《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和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都强调教学中既要防止教条主义，又要克服经验主义，强调要“加强教学与实际结合”，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的实习和参观，并将这种实习和参观，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4]1953年政务院下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决定》，对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实习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三是全面实施劳动教育和勤工俭学。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到1957年，一方面是大批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能获得升学的机会，必须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另一方面中学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忽视生产劳动的现象。面对这种形势，中央对加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做出了专门的指示。刘少奇同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提倡在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和开展课余劳动。1958年陆定一总结教育事业取得的成绩时说，学校“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校调整和教学改革；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了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党中央曾经提出过在学校里增设生产劳动的课程问题……直到现在，党的主张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5]

四是全面推行学校办工厂（农场）、企业（公社）办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同志在1958年《工作方法（草案）》中非常具体地谈到了各类学校如何开展劳动，实现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比如，他要求“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6]刘少奇同志在1957年发表关于毕业生参加劳动问题的讲话和文章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又发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半工半读，亦工亦农》（1964）等文章，着重探讨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于普及教育和培养新人的作用。

这一时期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和实践，尽管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党的教育方针，并纳入国家的宪法中。在实际工作中，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发挥教劳结合的思想教育功能和在生产实践中的促进作用。正如后来同志所总结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尽管在贯彻执行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方向是对头的”，“总的是成功的”，“对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7]

二、“”十年：经验和教训

教育史学界一般都以“十年浩劫”来概括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十年，[8]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偏差，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打击，教训是惨痛的，概括下来，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在教劳结合的目的上，过于强调生产劳动在改造人们政治思想上的作用，把教劳结合主要作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忽视了教劳结合对于提高劳动者劳动素质，对于提高社会生产方面的作用。“红”与“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都有讨论，但“”之前和改革开放后，和邓小平都强调要“又红又专”、两者兼顾；唯有在“”一段时间里，强调政治思想上的“红”胜过了理论知识业务能力上的“专”，用俗话说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二是在生产劳动与理论知识学习的关系上，过于强调劳动，用生产劳动代替理论知识的学习，让教育完全融入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去，事实上是取消了现代社会教劳结合的前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把生产劳动狭隘地理解为体力劳动，认为劳动形式越原始，劳动条件越艰苦，劳动强度越大，对于改造思想、净化灵魂的作用越大。这种理解偏离了马克思论述教劳结合时所指的主要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以机器为工具的现代劳动。“”中，用“三机一泵”替代中学物理，用所谓的“农业”和“工业”课程替代数理化课程，用参加生产劳动替代知识学习，导致基础教育质量全面下滑。在高等教育领域，先是停课闹革命，随后停办所有高等院校，代之在全国大办“职工大学”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后虽然恢复了大学招生制度，但在教育内容、体系和形式上仍然以生产劳动为主体。

认识上过分强调教劳结合的政治思想教育功能，把知识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相对立。实践中完全用生产劳动取代知识教育，结果导致整整十年的人才断层，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期间教劳结合的实践，也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借鉴：

第一，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坚持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获得“完全知识”的唯一途径。实践证明，在教育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将知识传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利于丰富人们的实践经验，有利于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也有利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扬。指出理性认识来自于感性知识，理性认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阶段，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谬误，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不仅如此，他还把认识论的原则用来指导教劳结合的具体实践，提倡学习理论知识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掌握理论以后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1968年，他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里，明确提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些思想和做法，如果剔除“左倾”思想的消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教劳结合的实践，依然具有启迪作用。

第三，大中学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成为新时期教劳结合的重要形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提出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90年代后，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的作用不断显现，使得社会实践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成为新时期教劳结合实践的重要形式。

第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和生产的“三结合”是高等教育教劳结合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早在1959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社论中就提出了“高等学校在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必须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前，“三结合”曾经取得了累累硕果。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教育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产学研”三结合无论在深度、广度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

第五，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领域，教劳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蓬勃开展。学校微观层面上，教学改革层出不穷，比如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改革、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变革、教育组织形式创新、教学管理改革、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等，都力求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从一定程度上讲，所有这些力求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都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切实举措。

回顾60多年来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逐步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有关教劳结合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对教劳结合的理论认识，还是对教劳结合的具体实践，都有过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教育之所以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乃是因为劳动，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劳动，总是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之中，而教育面对生产劳动的发展变化，往往处于被动滞后的境地。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今天，我们既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更要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新情况，不断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和途径。■

注释：

[1]成有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新探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78

[2]孙喜亭.试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特定含义[J].江西教育科研，1996（6）：1

劳动教育调研篇（8）

(一)法学教育模式概述

谈论法学教育，必须关注法学教育的模式问题，世界各国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实践型模式，该模式将法学教育设置于研究生阶段，以案例教学、专题研讨、模拟辩论为特点;另一种是以大陆法系的德、法为代表的学术型模式，这类国家一般在本科设置法学专业，不要求学生具有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着重对法学理论和立法原理等基础性知识进行讲授。中国目前的法学教学模式，基本上符合大陆法系模式的特征，只是近年来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学习借鉴，中国的法学教育也吸纳了案例(判例)教学等具有鲜明英美法系的教学方法，同时也发展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具有特色的内容。中国目前的教学模式，是将法学设置为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主要梯度，在本科教学阶段突出基础理论的学习，而在后面的硕士、博士阶段则分情况进行实践型和学术型人才的深入培养。

(二)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学教育双重任务的失衡导致与法律职业要求严重脱节。我国现行法学教育承载着职业精英教育与民众普法教育的双重任务，实践中法学教育内容和方法等各个环节都鲜有体现法律职业相关要求，更多追求的是普法式的或是学究式的理论教学，导致法律职业能力培养严重缺失，这一问题直接体现在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难上。《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最低的专业是法学。可以说，法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差的原因很大部分应归于职业技能缺乏。

2.法学教学内容陈旧，课程设置僵化。目前我国法学教学内容大都强调法学理论学习，忽略了对学生法律专业技能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又往往单纯“以法说法”，将教学内容限制在各个部门法内部，对于社会学、经济学等与法学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的相关内容较少涉及，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

3.法学教学形式与方法以单一的讲授式为主，缺乏互动性。这种教学方式，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具有一定优点，但过度依赖则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缺乏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能力。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法治现代化和法律人职业群体的形成，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治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阻碍。对此，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大力推进、探索法学教育的改革，而近年来司法考试的不断完善和兴起似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

二、司法考试及其带来的挑战与思考

(一)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带来的挑战

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自2001年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以来，目前已实施了10次国家司法考试，全国有50万人通过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2008年司法考试颁布新政，允许大三学生参加考试，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在时间上实现了接轨，客观上也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无缝对接”创造了可能。2008年新政之后，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带来了一系列现实的挑战。首先，从司法考试本身来看，其考试内容涉及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等数十个法律部门。前三卷均为客观选择题，卷四均为主观题，主要体现为案例分析，其中不乏结合时事的评论文字和跨部门法的综合试题，突出考察了考生的理解力与综合运用能力，而这正是目前我们法学教育中所欠缺的。其次，从就业市场来看，司法考试将部门法和应用性法律知识以及实务操作摆到了法学专业考生的面前，司法考试通过率已经成为衡量高校法学院系毕业生质量的一个指标。这种职业化导向的新趋势最终反映到法学教育上就要求有针对性的重新审视既有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

(二)司法考试对法学专业教育改革的启示与思考

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改革是具有启发性的，是挑战更是机遇。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重视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与促进作用，不能矫枉过正，即不能将法学教育变成围绕司法考试的应试教育。这是因为，司法考试的目标在于选拔法律职业人才，重视的是法学应用性知识的考察，但国际和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除了应用型人才，还需要一定的学术研究型人才或者从事简单、辅法律事务的普通法律人，这些人才的培养都有赖于法学教育的积极开展。因此，审视司法考试对于我国法学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其将有利促进我国法治现代化与职业法律人群体形成，但在司法考试影响下的法学教育改革却似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以“改革”为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法学教育体系，其特点突出表现为重视法学理论基础、强调学术思辨能力，应该说具有其先进性。目前的改革，并不是全盘否定过去，而是在原有重视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让法学教育从单纯强调高不可及、形而上的“学术派”走向触手可及、更多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派”。

2.以“综合”为根本。仔细观察司法考试十年的考试题目，总体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由单一考察向综合考察的发展趋势，这种变化对法学学生的基础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扎实程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3.以“运用”为重点。司法考试作为国家选拔专业法律职业人的资格考试，其最终指向在于选拔合格的应用性人才，落脚点在“运用”二字上。将法律知识运用到实践案例和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亲自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与专业技能。

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劳动合同法”课程改革的思路与具体做法

(一)改革的思路针对司法考试对法律教育带来的冲击与思考，我系针对“劳动合同法”的教学，引发一系列思考:如何调整教学方式与内容?课程设置怎样体现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要求?面对司法考试，是一边倒的偏向应试还是力求通识理论与职业技能的融合?融合的路径与方式又是什么?在保证基础性法律人才培养基本合格的基础上，结合我系法学专业(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方向)教育部和北京市高等院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有益经验和在劳动法领域出色的教学科研实力，我系充分认识到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法领域事业的快速发展趋势与转型中国社会的客观需求，利用劳动合同法学科起步晚、空白多、历史负担轻的特点，积极探索，以培养专业复合型、实用型、跨国型人才为中心任务，教学理念、课程设计、教学手段、师资建设、教材支持等诸多方面的密切配合，积极实施“劳动合同法”本科课程教学改革。#p#分页标题#e#

(二)具体做法

1.教育理念。根据我系教学科研优势，将“劳动合同法”作为我系特色专业建设的重点课程之一。“劳动合同法”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着力培养学生具备较为扎实的劳动合同法学术素养，具备国际视野与本土意识，通晓中外劳动合同法理论和实务，掌握基本劳动合同相关实践技能，具备学术批判性思维和常见法律实务问题处置能力，能够在各级政府部门、政策研究部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社区服务部门，以及在劳动仲裁机构、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等，从事劳动合同实务操作和法律实际工作。

2.课程设计。结合司法考试的考察特点以及社会就业的客观需求，对“劳动合同法”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设计。首先，在教学阶段上，将劳动合同法的教学时间从原来的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调整到大学三年级第一学期，在学生完成其他14门核心课程之后开设，可以有效地结合民法、合同法等相关部门法的学科知识加深对劳动合同法的理解与掌握。其次，在教学环节上，对基础理论、比较法学习、法条解析、案例研讨等板块比率上进行了调整，适度降低了对基础理论的讲授，强化了比较法学习、法条解析与案例研讨，更是明确将模拟劳动合同签订、模拟法庭(仲裁庭)等实践环节列为课程的主要内容。最后，优化课程考核评价机制，定期安排学生撰写论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作为平时的作业，平时作业与期末考试分别占课程成绩比重的30%和70%，考核题目偏向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类型，引导学生关注与劳动合同法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

3.教学手段。第一，课堂教学环节，注重教学环节的连接和完整，着重教学过程中的互动环节，将以往整堂课程老师单一讲解的形式逐步调整为学生课前自我学习，教师课堂重点讲解，组织专题案例课上讨论。专题讨论和重点讲解时，基本遵循“基本法理+比较法学习+法条研读+司考仿真题练习+案例讨论/模拟+综合点评”的形式，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研究性学习环节，在全面、系统地阐述劳动合同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将近年来劳动合同法学的最新理论研究和立法发展反映在教学中，对近年来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积极探讨，使教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同时依托学院学生科研平台，引导学生参与劳动合同法方向的研究性学习。四年来，已有五项相关学生课题论文荣获北京市大学生“挑战杯”二、三等奖。第三，实务模拟环节，通过劳动模拟法庭(仲裁庭)，举办集体劳动合同谈判、劳动合同订立、劳动争议处理等法律实务模拟活动，让学生在仿真环境中体验并掌握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机制的具体运作流程，实现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统一。第四，实践基地环节，法学系加强与用人单位合作办学，与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职工法律服务中心、门头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十余家社会用人单位和法律实务职业机构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了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尝试建立了本科教学的“双导师制”，每年都安排学生到这些单位开展毕业实习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可以近距离观摩、亲身实践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处理相关劳动合同法务的职业技能。

劳动教育调研篇（9）

【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04-0027-04

【作者简介】李俊刚（1980-），男，陕西成阳人，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1级在读硕士；郭苹（1983-），女，山东禹城人，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和1983年Hochschild分别提出情绪商品化和情绪劳动的概念，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情绪劳动”这一研究领域。情绪劳动概念的提出，揭示了以人为劳动对象的工作中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区别于以物为对象的劳动，比如操作机器的生产劳动）。个体工作中的情绪需要管理，为了为组织或者某些固定团体取得预期的利益，个体必须保持颜面的亲和度和适当的肢体语言，从而为别人（通常是服务对象）营造愉悦、安全的氛围。可以看出，这样的情绪劳动是和体力劳动、智力劳动一样的，可以为本团体获得收益，同时也需要耗费个体的精力。

教师的劳动对象是学生，这就指明了，该职业需要付出情绪劳动。目前仅有的关于教师情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师，同时也有一些以高校教师和辅导员为被试的研究。但是关于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却屈指可数。大陆地区仅有的一些研究无论从研究工具上，还是在研究讨论上，都采用企业或者服务行业的研究模式和理论建构，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归根结底，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于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的特点没有厘清，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构成没有框架的建构，本文拟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特点进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结构进行理论建构，以期促使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相关研究顺利展开。

二、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特点

江文慈在中国台湾地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教师情绪劳动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将教师的情绪劳动作为教师成长的问题进行讨论，对教师情绪劳动的意义，教师行业与其他行业工作者情绪劳动的规则进行了分析，这些成果对教师专业发展有一定的建设性启示。各级各类教师的情绪劳动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爱的付出”。江文慈（2001）指出“服务业中的情绪劳动多为了金钱交易的商业考量，然而教师情绪心力的付出，多是为了教导学生、感化学生的。”

Hargreaves（1998）认为，“爱的劳动”是教学活动的基调，与其他处理他人负向情绪的工作相区别，教学中体现的情绪劳动是正向的，应以积极情绪的传递为根本出发点。郑石岩（1994）指出，教育工作需要一种无条件的爱，爱是教育工作的原点与归宿。“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孔子的这句话道出了为人师表的根本就在于爱学生，就意味着为他们操劳；忠于教育事业，就应无怨无悔地教育学生。可见，教师职业需要爱的付出，也就自然充满了情绪劳动。

Hochschild在进行情绪劳动职业类型的研究时，认为“幼儿看护人员”属于高情绪劳动职业，这是已有文献中最早的关于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论述。不过这种阐述过于表面化，只停留在现象研究层面。虽然Hochschild的研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思考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方向。比如，为什么“幼儿看护人员”是高情绪劳动职业？这体现了幼儿教师与其他类型的教师所表现出的情绪劳动特点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

（一）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直接对象――幼儿，最具特殊性

幼儿教师直接面对的教育对象是3岁～6岁学龄前儿童，他们这时候在面对情绪交流时，往往都是以情绪应付情绪。比如当成人微笑时，他们也笑了；当成人悲伤时，他们会产生怜悯，也随着哭泣；当成人愤怒时，他们便出现退缩、沉默，凡此种种现象显示出幼儿教师情绪表现对幼儿的影响极大，也就决定了在面对他们的教育对象时要注意管理自己的情绪，也就需要幼儿教师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

（二）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间接对象――家长，最具复杂性

教师的情绪不仅仅产生于教师的内心，在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中也存在情绪。但是幼儿教师在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中，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这也是由他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所决定的。幼儿教师与家长的人际沟通可能是最复杂的情绪劳动。因为幼儿家长是一个教育背景、工作背景、成长背景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复杂的人群。幼儿教师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人群，他们不知道自己下一个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家长，如果孩子不出事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一旦幼儿出了安全等方面的事故，家长的表现就很难预料了。因此，幼儿教师每天都可能需要和这样的家长进行沟通，需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

（三）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产生者的性别――女性，最是情绪化

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最大的不同可能来自于性别方面。幼儿教师中最普遍的是女性，这也是在研究中需要关注和着重考虑的。因为女性的情绪丰富，通常女性在生活中比男性更加细心，她们更注意细节，这种普遍的性格特点也造就了女性在情感方面敏感的特点。女性在遇到问题时更容易发生情感的波动，极端的例子就是林黛玉类型的，因此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完成当前的工作。

有研究指出，教师职业是情绪上极易耗损的职业。Hargreaves（2000）指出对情绪的要求，人们在工作场所中能善用情绪，除了个人本身的情绪能力外，还依赖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对情绪的要求；二是所在组织中员工之间如何互动，以帮助或隐藏情绪的表达和理解。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的运用，可能为幼儿提供宽松、舒适的良好心理环境，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也可能抑制其心理、行为的发展。其情绪的运用可能会创设适宜的情绪距离，使教师与幼儿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密切互动，相互关怀；也可能造成时空和心理上的疏离，影响沟通。

三、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模型的初步建构

（一）情绪劳动结构研究现状

最初对情绪劳动结构的研究是将其分为情绪失调和情绪努力，前者包含了表层伪装的概念，后者则包含了深层伪装的概念。Ashforth和Humphrey（1993）指出，除了伪装以外，真实的表达需要耗费精力，也是一种情绪劳动。Diefendorff等（2005）编制了包括表层伪装、深层伪装和真实情感表达三个维度的量表。Schaubroeck与Jones（2000）则提出一般情绪劳动的要求都是表达正性情绪、克制负性情绪。

Morris与Feldman（1996）引用情绪交互作用模式，将情绪劳动区分四个维度。1.情绪表现的频率；2.对展示规则留心程度；3.情绪表现的多样性；4.情绪失调。不过这仅仅是理论推导，缺乏实证的支持。Brotheridge与Lee（2003）经过因素分析得到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涵盖情绪失调与表层伪装，第二个维度包含强度、多样性、及持续度，第三个维度是深层伪装，第四个维度是情绪表达的频率。

Hochschild及其引发的研究更强调情绪劳动过程中个体的心理历程，包含了表层伪装与深层伪装。而Morris与Feldman的理论及其引发的研究则更强调工作中情绪劳动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分为人际工作要求（情绪表达的频率、持续度、多样性、强度）与情绪控制（两类情绪规则：表达正向情绪与隐藏负向情绪）两类。Brotheridge与Grandey（2002）据此将所有的情绪劳动研究分成员工聚焦的情绪劳动（employee-focused emotional labor）和工作聚焦的情绪劳动（iob-focused emotional labor）两大类。

（二）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结构的建构

对于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对于家长的情绪表现，也不在于对幼儿园领导的情绪表现，而在于对工作、对幼儿、对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对自己的一种情绪监控和管理，是目前所有情绪劳动理论或实践研究的盲点。尹弘彪（2011）曾撰文指出了一个相关概念――“自我表演”，情绪劳动时教师运用情绪的自我表演。其实表演的比喻不太贴切，因为舞台上再有表现力的演员表演完之后就能恢复平静，而幼儿教师在进行过情绪劳动之后，这种情绪影响可能会持续，对自己产生一定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以后的相同情境下的情绪劳动表现。因此在考虑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结构模型时，应考虑这个因素。

借鉴以往情绪研究成果，并结合幼儿教师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建构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模式图如下：

情绪表达模式：是幼儿园对于教师的情绪要求，在这样的要求下应表现出的情绪表达模式。

情绪状态包括两种情况：情绪一致、情绪差异。情绪一致就是幼儿教师的情绪与当前的事件相匹配；情绪差异就是幼儿教师的情绪与当前事件不匹配，甚至相背离。二者都属于情绪表达模式，情绪一致导致自然伪装，情绪差异导致深层伪装和表层伪装。

情绪调节包括三种情况：自然伪装、深层伪装、表层伪装。按照Ashforth和Humphrey的理论，自然伪装是一种真实情绪支配下的情绪调节形式；表层伪装是当感受到的情绪和表现规则不一致时，使情绪支配下的行为按照当前的规则体现出来，而自己内部的情绪体验没有改变；深层伪装就是当面对情绪和表现规则不一致时，个体外在行为和内部感受同时有了改变的行为。

情绪表达行为包括两种：正向情绪表达、情绪偏离行为。无论是自然伪装、表层伪装还是深层伪装，虽然付出了情绪劳动，但最终都能达到正向的情绪表达，还有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另外的情绪偏离行为是当面临情绪与现实存在差异，而幼儿教师没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将内部的情绪直接表达出来，就出现了情绪失调和情绪偏离，影响工作效果。

情绪劳动后果包括三种情况：情绪协调、情绪失调、情绪偏离。情绪协调是指个体内在情感与组织要求的情绪规则一致。情绪失调会使个体的情绪功能受到损害，甚至产生障碍。情绪失调在情绪劳动中内在情感与情绪规则间的冲突最大，所付出的心力也最大，长此以往必然有不良后果。情绪偏离是指工作者的内在情感与组织要求的情绪规则不一致而仅表现出个人的真实情绪。而这些行为后果都会潜在地影响幼儿教师今后的情绪表达模式。

四、今后研究重点与前景展望

（一）今后研究重点

1.整合情绪劳动的概念，促进该领域更好发展

目前关于情绪劳动的概念仍旧五花八门，有研究从职业要求本身进行界定，有研究从情绪劳动的心理加工性进行界定，还有研究从行为方面进行定义。每种定义都能揭示情绪劳动的某个方面，应该有一个最佳的契合点将这些概念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最能完整展现隋绪劳动的概念。可能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概念会走向融合的。情绪劳动的概念认识问题直接决定了与之相关的各个领域的情绪劳动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

2.发展适合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的测量工具

幼儿教师与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包括中小学、高校工作者的情绪劳动特点和结构是不同的，因此决定了在测量幼儿教师情绪劳动时，需要专门的测量工具，但是这个工具还没有研发出来。

劳动教育调研篇（10）

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出有着经济、文化、民族、传统、语言、地缘等诸多方面现实与潜在的优势，但如何将优势落到实处，转化为具体的成效，实践证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务输出人员的技能素质。因此，针对现行劳务输出人员技能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构建现实、可行和有效的劳务输出人员培训模式，是一项战略性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也是当前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人员技能培训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构建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人员培训模式的要素

通过对自治区商务厅外经处和兵团商务局外经处的调研，我们发现影响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出培训的要素很多，有些要素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着作用，有些是已经意识到具有重要作用的要素，还有一些则完全处于隐性状态。因此，理清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出培训模式的要素，是构建合理可行模式的重要环节。

1、政府要素（含新疆地方与兵团两方面）。政府要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需把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作为一项硬性的工作目标纳入到工作范畴中，制定出具体的规划，同时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区级相关职能部门和市县级政府，在区级相关职能部门和市县政府形成二级工作目标；二是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赋予诸如商务厅、外委会等相关部门此项职责，以做到及时准确掌握中亚国家的劳务需求信息。市县应准确掌握本地劳动力的本底信息，及时组织剩余劳动力（特别是有一定教育基础的少数民族适龄者）参加技能培训，同时与涉外企业、劳务输出中介组织建立常态化的劳务合作关系；三是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加以引导、管理和规范培训工作。市县相关职能部门需准确掌握国家和自治区的劳务培训法规政策，为本地劳务培训工作服务；四是自治区人民政府按照规划目标和政策法规合理安排培训资金，为有效培养良好技能劳务人员提供必要的保障。市县则需要通过对本地劳动力的培训组织，及时从自治区获得所需的培训资金，做好劳务技能培训工作；五是建设自治区级和市县两级平台劳务培训平台。自治区级平台的职能主要体现在规划的制定、劳务需求信息的、法规政策的制定、资金的组织等方面。市县平台的职能主要在于劳务培训的组织与落实，以保证希望和可以参与劳务培训的人员均能有序地享受到有政策支持的培训。

2、劳务输出培训协调机构要素。目前，自治区尚无统一的劳务输出与培训协调机构，涉及劳务输出与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分散在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之中。由于存在条块分割、职能受限等问题，形成了谁都在管又谁都不管，有好处时谁都想管，没好处时谁都不想管的怪现象，由此造成我们在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与培训工作上的意识淡漠、认识初浅、行动迟缓、收效不大的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成立职责明晰的独立的自治区劳务输出与培训协调机构。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劳务输出与技能培训工作，负责牵头协调政府不同职能部门在一盘棋战略的运筹之下，各司其职地为此项工作尽心尽力，以改变目前由商务部门附带管理的被动局面。

3、教育机构要素。我们这里所说的教育机构包括高校、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校，其职能的扩展与延伸一方面在于协调机构工作职能的辐射，另一方面在于自身根据劳务输出技能培训要求的重新定位，即这些教育机构在教育职能上必须打破过去只知眼光向内的教育培养模式，还必须学会将眼光朝向中亚国家，要及时根据中亚国家对外来人才的需求，调整教育计划，培养中亚国家所需的劳务人才，尤其是高级劳务人才。在这方面，普通高等教育尤其要转变观念，树立面向海外培养人才的意识，建立面向中亚国家输送高级人才的教育平台。

4、社会机构要素。社会机构在劳务输出培训方面是重要的补充，不仅可以为劳务输出培训提供必要的资金，还可以为劳务输培训提供相应的技术与智力等方面的支持。与劳务输出培训相关的社会机构主要有民间组织、劳务中介组织、社会教育机构等。

5、企业要素。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细胞，其需要大量经过教育机构培养教育出来的技能型人才，同时它又是培养拥有高技能人才的基地和摇篮。企业（特别是涉外企业）应在培养面向中亚劳务输出的人才中担当起应有的责任，为普通高校和职业教育机构的学生提供动手操作平台，以达到锻炼和提高学生劳动技能的目的。同时，企业可以直接将这些实践锻炼的学生作为自己的人才储备，随时满足自身对人才的需要。

二、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人员技能培训模式的构建及操作

通过对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人员培训模式要素的分析，我们认为可以构建如下模式（图1）来指导、规范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人员培训工作。本文将从组织的职责出发，详细解析该模式的构建及操作。

1、政府的职责。政府根据自己在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上的工作目标，设立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人员培训协调机构，建立由培训协调机构负责的劳务培训平台，通过资金、信息、政策等资源，赋予培训协调机构运用劳务培训平台进行有效协调的相应职责。与此同时，政府应向相关职能部门分解面向中亚国家劳务输出的任务目标，将此项工作纳入到各部门的考核内容中去。除此而外，政府还应通过政策与信息来直接或间接指导和沟通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在劳务人员培训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和激发。另外，县市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明白无误地掌握本县市剩余劳动力的本底信息，及时准确地了解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培训协调机构制定的政策法规及所的劳务输出与培训信息，及时动员、宣传、组织、服务好本地剩余劳动力的培训。这项工作需成为县市人民政府的一项职责，同时也必须成为一项业绩考核内容。

2、培训协调机构的职责。培训协调机构是政府为落实面向中亚劳务输出目标而设立的直属执行机构，其通过政府所赋予的职权，运用相关的政策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运用所具有的行政和物质资源为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在劳务人员培训方面提供服务，以此来完成本部门所承担的目标职责。与此同时，培训协调机构需充分发挥自己的协调职责，直接利用政府政策、所掌握的信息，通过协调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使他们在培训劳务输出人员上的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以确保政府的培训目标落到实处。

3、教育机构的职责。教育机构负有对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人员培训的职责，而调动和发挥教育机构的这一职责需要政府和培训协调机构在制度、政策、资金、条件等方面的安排。由于教育机构具有层次性，即其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如普通高校）、中等教育机构（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初等教机构（如技校、职业高中等），因此，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又具有不同层次的培养职责，需要政府和培训协调机构对此进行明确的划分与界定。不同层次教育机构根据培训协调机构提供的信息或下达的任务，自主从事劳务输出人员的培训工作。同时，教育机构要主动与社会组织和企业对接，以获得其在相关资源和实践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

4、社会组织的职责。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一些社会组织可以利用所掌握的与教育相关的资源，通过办理相关手续，从事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人员的培训工作，以获得政府的经费支持。另一些社会组织可以直接投资教育机构，通过教育投资获得政府诸如减免税费的优惠政策，也可以按所掌握的劳务输出信息，委托教育机构培养所需的劳务输出人员。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通过有效合作，共同获得政府的经费支持，实现在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与培训上的双赢。与此同时，涉外中介组织是从事面向中亚输出技能型劳务人员的重要组织，他们不仅可以通过直接的途径输出劳务，也可以通过诸如帮助出国者如何获得勤工俭学、绿卡等有效信息，间接地输出劳务。因此，政府通过政策与信息的鼓励、支持和保障，让这些组织健康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就显得十分重要。

5、企业职责。企业是我国的经济支柱，也是培养和锻炼人才的最佳实践场所。企业一方面需要不断从教育机构获得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也应将自己作为教育机构的实践基地，积极主动地接受教育机构的各级各类学生进行实习，这应成为企业肩负的职责和使命。此外，涉外企业应与教育机构进行密切合作，主动吸纳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各类人才，通过自己的项目或与中亚国家所建立的劳务合作关系，将他们输出到中亚国家从事相应的劳务工作，这本身也应成为企业的一项职责。为落实企业的职责，我们的政府应像法国政府那样，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要求所有企业和个体农庄随时随地接受学生实习、参观及各种学习要求。

综上所述，将经过技能培训的新疆富裕劳动力输出到中亚国家，不仅是提升新疆综合经济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不断深化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和投资关系，增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谊，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维护和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方式。同时我们坚信，只要新疆劳务输出人员的技能培训运用上述全新的技能培训模式，充分调动地方和兵团两方面上下各领域的积极性，大力开展对新疆富余劳动力（特别是少数民族）进行严格认真的高技能培训，就一定能将更多高素质的劳务人员输出到中亚各国。

（注：本文属新疆农业大学中亚研究中心2010年资助项目“新疆面向中亚劳务输出人员技能培训模式研究”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 素甫·阿布来提：促进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探讨[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