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需要法律人，所以，公民用税金保障法律人的生活，甚至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希望为法律人提供比一般公务人员更周到和更全面的生活保障；何况，公民有时还在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法律人的独立与尊严。那么，法律人拿什么奉献社会并回报公民呢？除了对法律的忠诚以及相应的法律方法，还有别的吗？我不相信！ 一个实践的而非想象的法律人，总是拥有一种独立的运用法律解决纠纷和问题的方法。反过来说，法律人是否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而非简单地冠以“法律人”的符号，也需要依靠法律方法加以检验，即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工作者工作方法的成熟程度，来判断法律人阶层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而什么是成熟的法律方法呢？我以为这个问题与法律思维、法律语言大有关系，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法律语言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展示法律人的特点。 法律方法的核心是法律思维，而法律思维的核心则是法律语言 法律人解决法律问题的独特的方法，就是法律方法。狭义地说，法律方法就是获得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的方法；广义地说，法律方法则包括法律思维、法律技术、法庭设置、法律程序设计，等等。其中，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的核心，因为只有依靠正确的思维活动，包括严格合法的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才可能形成、推导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法律技术、法律程序等都是为了配合法律思维的特殊性而生成的。例如，我们希望尽可能使法庭更为富丽堂皇，使法官在法庭上更为威严，使审判活动更为严肃，其目的无非是希望法官们能够依法正确处理案件。所以，尽管法律方法不仅指法律思维，但是法律方法的核心却是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需要依靠一系列的法律语词。实际上，由语词所表达的概念是所有逻辑思维活动都不可缺少的环节。大凡人世间的事情，总是与语言存在密切关系。语言不仅表达某种特定的含义和意思，而且也在建构特殊的社会关系。说话不仅是传达说话人的想法，也反映了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依靠语言而建立的，比如你、我、兄弟、姐妹、上下级、师生以及法官、原告、被告、公诉人、辩护人等词汇，使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辨认出我们在相应场景中的位置和角色，知道自己该说该干什么；同样，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思维是通过语言并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离开了语言，不仅没有思维活动，而且没有认识活动。例如，如果我们没有“山”、“水”、“树”这些词，就没有办法识别我们用这些词汇所指称的对象。我们是通过建构各种语词来认识我们的世界的，比如商品、货币、山水、树木、房屋等。离开了这些概念，试想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既无法与别人交流，也不能认识世界。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中所必须的语言，它是先于我们生命个体而存在的。所以，当我们说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时候，人的社会性多多少少是由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所决定的。共同的语言决定了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语言促使我们具有了共同的历史联系和历史性，共同的语言也使我们成为社会的人而非纯粹自然的人。 语言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我们能够思考什么，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熟悉的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什么。不同的语词产生不同的思维。我们学会了什么语言，我们就学会了如何思考问题。对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幼稚园的教师回答：要到达路的另一边；柏拉图回答：为了追求最大的善；亚里士多德说：这是鸡的自然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则可能说：这是历史必然性！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及其中的词汇库储藏了些什么。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学会用法律语言思考问题，我们就能够忠于法律；当我们的教育模式所传授给我们的只是道德语词和概念的时候，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必然是道德思维。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有时候坐在法庭上，穿着法袍，执掌着法官的权力，但他所能够想到的词汇和概念却都是道德的？ 顺便要说的是，法律思维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根据法律的思维，一是关于法律的思维。在主张理论与实践两分法的朋友们看来，前者是实践思维，即根据法律的既有规定处理案件和法律问题的思维形式；而后者则是理论思维，通常为学者们所独享，主要思考法律文字背后的东西。所以，也有人认为，前者是法律思维，后者是法学思维。这种区分实际上过于简单化，是建立在法律实践者无须理论思维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我不想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而是仅仅指出一点：所有拥有一定经验的法律人都知道，法律 人与其他人一起分享着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思想方式，惟其如此，法律思维最终才能转化为大众思维，其结论才能为公众所肯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思维与大众思维并没有绝对严格的界限。法律思维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原本就是从人们关于法律的各种思考中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可能仅仅是法律人对法律和法律语言有着更为深入、更为执著的思考。法律思维的独特性是通过表层流动着的法律话语、法律术语、法律语言表达公众的情感与意愿。法律是通过法律人的语言向公众语言的转化，才成为我们的被称为“法治”的生活方式的规则。从这一点来看，法律思维并不否定道德思维或者其他思维形式，法律思维需要运用公众思维的基本形式将法律语词组合起来，形成特定的话语系统，进而建立特定的话语权威。所以，法律思维的内在力量仍然来自于公众思维，它必须使公众感受到其内在的公共逻辑。尤其是在法律本身并没有清晰明确的含义（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所有的疑难案件几乎都发生在概念不清的背景下）时，法律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捍卫法律的尊严，几乎完全取决于他的法律理论能力。当然，如果他并不打算维护法律，那就另当别论了！ 法律语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说服人，即建构法律的说理性 法律本身不是暴力，而是为了避免暴力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够回避法律总是以暴力为后盾的事实，但是我们更不能够忘记法律恰恰是为避免、减少暴力而产生的事实。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人与人之间是通过暴力、武力解决纠纷的，充斥着战争、复仇等血腥活动。所以，当人们学会通过话语解决纠纷、通过说理维持社会秩序的时候，应该说，人类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文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不是不存在暴力了，而是暴力必须通过话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是一个必须采用合法的暴力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最根本的根据就是维护话语的权威。所以，我们的时代，不是为了暴力而暴力的时代，而是为了维护话语而不得不采取暴力的时代。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话语才可能具有权威；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话语就越具有权威。这也就是民主总是与法治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民主要求我们采用说服而不是压制的方式解决分歧。但是，需要注意：说服人可能依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是凭借道理，即说理，通过讲道理来说服人；一是凭借话语技巧，通过巧妙的话语表达技术来说服人。法律人主要是通过讲道理来说服人，但也不排斥在说服人的过程中使用的特定的话语技巧。所以，法律人有时需要建构复杂的法律程序，需要特定的服饰，需要特定的诸如“法官大人”之类的纯粹形式化的套话和程式语言，需要营造一个能够充分展示“道理”的语言环境。 当然，法律人的说理活动最根本的还是“理”，看你能否讲出道理，是否能够“说”出道理。道理看似简单，实际不简单。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问题在于，不同背景的人，道理可能完全不同。例如不同职业者，不同身份者，不同民族者，不同宗教信仰者，对科学持不同意见者，等等。在这些人之间，道理可能截然对立。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可能持有对立的价值观，民族文化背景相同的人也可能因为职业和信仰的不同而尊重不同的道理，例如经济人看重的是效益，依据效益原则衡量一切行为的合理与否；政治家可能用稳定来要求一切行为；道学家则会采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进行评价；法律人的评价标准则是以其是否公正执行法律为准绳。无论何种标准，都取决于一个“理”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道理；在不同背景的人内部，道理很容易被相应的语言所阐释，达到沟通和形成共识；而在他们相互之间，则又很难达到相应结果。所以，法律人需要的是形成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包括自己的行业概念和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方法。不能指望用其他行业的思想方法从事法律工作，代替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有趣的现象是，在法学的学术会议上，人们既有使用学术语言的，也有使用道德语言的，当然还有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语言，讲着普通老百姓都能够讲出来的话的。在法院的法庭上，存在着同样的情况，除了诉诸于法律的，还有希望凭借大众庸俗道德观念煽情的，也有迎合长官意志讲“官话”的，甚至有公开运用所谓的根本无法证明的道德标准（自称为公德）处理案件的。这些都表明，我们还没有自觉地使用法律语言解决法律问题能力和素养，还不具备法律思维的能力，更没有自觉地运用法律方法。这与我们法律职业化的要求相距甚远，也反映出我们的法律理论思维与法治需要的距离。 法律人的法律语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根据法律说理，在法律的话语系统内说理。要使 自己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每一句话都与法律保持一致。当然，法律人独立的话语系统的存在与现代性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不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独立的法律思维，更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够形成独立的法律方法。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个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度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必然导致各种职业之间的合作，而合作最充分的条件就是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决不能放下自己的工作，每天不务正业；不能端着法律的饭碗，干着道学家的事情。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尽其职，才能够实现劳动的充分交换。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人法律语言的说理性离不开一个“法”字，否则。我们有理由怀疑法律人的职业道德水平。 法治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法律语言的话语霸权或者说权威 任何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有序的社会，一定存在着某种权威或霸权。真正的霸权不是建立在武力或暴力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话语霸权的基础上。暴力在最有效的情况下也只是仅能够抑制人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有效约束人的内心活动。所以，真正的权威总是一种话语权威，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试想，在无须诉诸暴力的情况下，仅凭几个语词就能够占据支配地位，这是何等的威严。类似的字眼其实很多，正面的例如，民主、正义、自由、科学、现代化、知识、私有财产等；反面的例如专制、迫害、伪科学等。有时一个人的名字，也能使我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尊重或厌恶。这样一些语词，总是与特定的话语联系在一起，产生特殊语言效果和权威。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霸权，固然与它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相关，但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所接受的更多地恐怕是其话语系统中所体现的价值观，特别是在英语几乎成为世界语的时候。所以，真正的权威是话语权威，真正的霸权是话语霸权。 建立话语霸权需要的惟一条件是话语表达者之间能够平等地交流。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与他人平等交流，例如地位、身份、性别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年长者往往凭借年龄优势喋喋不休却拒绝年轻人表达意见，有权力的人倚仗权力拒绝倾听无权者的意见，专业人士也会依据知识优势藐视非专业人士；第二，背景差异造成的强式话语与弱式话语之间的不同。例如我们不能用“反科学”的字眼来说服一个根本不信仰科学的人；也不能用“违反国际法”来说服那些根本认为国际法就是帝国主义霸权标准的人。主流话语在任何社会中都会主宰意识形态。所以，平等交流对于形成真正的话语权威，即以讲道理的方式形成社会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恰恰扮演着强制人们在特定的话语系统内讲道理的作用，法律的目的就是建立法律的话语权威。法律程序的设置无非是迫使各色人等在法庭上使用共同的语言，按照共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游戏规则陈述自己的道理，在反对各种其他霸权的同时，建立法律的霸权和权威。 或许我们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喜欢权威和霸权，但是，在一个社会中，我们绝对必须建立适度的权威和霸权，否则，社会将不复存在。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权威和霸权呢？是武力的霸权还是话语的权威？是无知的霸权还是知识的权威？是人治的话语霸权还是法治的话语权威？我们必须进行选择。在追求法治的社会条件下，法律人的责任就是建立法律的话语权威，让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民主产生的理性的话语系统内建立权威，尊重权威。而法律的话语权威根本上就是按照法律规则（而不是原则）办事与说理而形成的权威。除此，法律人还能够干什么？ 让我们还是回到小鸡为什么要穿过马路的问题上来吧！我们的回答是：因为它要按照规则办事！ 一切以法治为理想的法律人，请你们学着用法律语言，通过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解决你们面对的问题吧！千万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和其他职业者！
第五，形中法学是法律（学）的发展趋势。实践证明，代表形上法学的古典自然法学和代表形下法学的纯粹分析法学都有许多缺陷，必然要被超越，无论是新自然法学还是新分析法学都日趋相互借鉴、相互融通。德沃金评价“哈特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对于原则问题有一种直觉，并且对道德问题的阐述具有杰出的洞察力。”[56]哈特深切肯认“自然法的最底限度的内容”，以致于麦考密克甚至认为，“我们越是仔细审查哈特所说的‘内在的观点’作为其规则理论的基石所起的作用，而且我们越是探究他所说的含义，就越是显得规则是以价值为基础的。”[57]德沃金尽管批判实证主义，但他认为法律包括规范具体行为方式的规则和体现公平正义要求的原则，因而被人认为德沃金和哈特的意见分歧并没有象德沃金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广泛。[58]新自然法学和新分析法学日益相互中和、趋向形中，麦考密克指出：“我们能够描绘出所谓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理论的大致轮廓或理想的类型。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现在在有着这些名称的研究方法之间有任何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欺骗自己。当我们对于手头的材料进行严密的研究时，最佳形式的实证主义导致的结论在一些重要的方式上与那些从比较可信的自然法思想模式得出的结论相同。”[59]卡多佐指出：“我认为真理是处在这样两个极端之间，一端以柯克、黑尔和布莱克斯东为代表，而另一端是以奥斯丁、霍兰德、格雷和杰思罗·布朗这样的作者为代表。”[60]真理往往在形上法学与形下法学两极之间，形中法学也许是法学的本真形态。 [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98页。 [②] 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③] 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④] 参见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页。 [⑤]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⑥]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⑦] 庞德：《法律史解释》，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②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③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④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页。 [⑧]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⑨]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9页。 [⑩]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98页。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12] 参见丹皮尔：《科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21页。 [13]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4-285页。 [14] 参见丹皮尔：《科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20页。 [15]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85页。 [16]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3页。 [17 ] 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5页。
注：⑴在英文中，“近代”一词是用Modern来表示的，但Modern这个词，并不象中文中“近代”一词那么狭窄，它除了表示近代以外，还表示“现代”（如 modern dance，“现代舞”）乃至“当代”（如 modern-day China，“当代中国”），即它是指与古代、中世纪相对的，自中世纪结束直至现在的一长段时间。在日语中情况也一样，日文“近代”一词，既可翻译为“近代”，也可以译为“现代”。⑵严格地说，“近代指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处在资本主义时代，所以它也贯穿了我们观念中的近代、现代和当代。⑶Sir W.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1.5,PP.489-490.Third Edition,Third Impression,London,1978。⑷（德）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等译《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页。⑸沈宗灵著《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⑹前者的主要著作为：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4vols,1826-1830,后者的作品主要有：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S,1833;Commentaries on the confilict of laws,1834;Commentaries on epuity jurisprudence,1836。⑺日本没有和英国的法律学院（Inns of Court）相类似的法律教育机构，近代法学人才除少量是在欧美受的教育之外，主要是在大学法学部接受的教育。⑻该书原书名为Elements of Intemational law，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H.Wheaton,1785-1848），1835年在美国出版。⑼关于中国法学的近代化问题，笔者已有专论述及，故这里不予展开（参阅拙文《中国古代法学的死亡与再生》，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⑽有的学者将前者说成“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m within），后者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orm without），我认为内涵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将美国也列为内源的现代化国家。参阅吕世伦、姚建宗：《略论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模式和类型》，载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编《法制现代化研究》（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⑾在派生型法学近代化的国家中，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国家就是印度。它的情况既区别于中国又区别于日本，因为它已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它又与美国不同，因为美国与宗主国英国具有同种同缘的关系，而印度与英国并无什么各族和血缘上的联系，因此，印度的法学近代化是又一种类型。可惜的是我们对印度法学近代化的情况所知甚少，尚无法对其作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⑿洛克著《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2页。⒀据汤能松等著《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35页）一书的记载，从1895年10月天津中西学堂首开法律教育课程之后，至1909年，中国先后兴办了47所法政学堂，涉及省份达20多个，1909年一年法政学堂在校学生达12282名。⒁[美]伯尔曼（J.Berman）著，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8页。⒂如1868年设立商法司，规定允许股的买卖自由，1869年，颁布法令废除了藩与藩之间的关税壁垒，打通了国内市场，并允许普通百姓拥有大型船舶从事航运业；1871年，废除了对利息的限制；同年，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宣布贵族与平民地位平等，并通过赎买政策，使封建贵族投资工矿企业；1872年，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允许一切人自由买卖土地；同年，建立了国家银行，1874年，颁布股份交易条例；1876年，颁布公司条例，1880年，又颁布了一系列的保险条例。所有这一切，都为1898年民法典和 1899年商法典的实施准备了条件。⒃《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自动在德国莱茵河西岸地区（当时为法国领土）生效，1806年后又向莱茵河以东地区扩展。拿破仑下台后，这种扩展虽然受到遏制，但一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法国民法典》在德国的莱茵和巴登地区始终生效并受到法院的维护。参阅前引（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第190-191页。⒄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西欧各个国家之中，德国是继受罗马法最彻底、最全面的国家。⒅这些词汇中，有些是中世纪时留下的，因为当时英国上层社会使用的是法语，但有些是近代以后传入英国的，如droit international（国际法）、droit administratif（行政法）、benefce dcdiscussion（要求先向主债务人追索债务的权利）等。⒆“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⒇1972年，英国上议院在“克努勒股份有限公司诉检察长”一案中，否定了法院创制罪名的权力，从而肯定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法制原则。参阅（英）鲁瞿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著，赵秉志等译《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18] 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2页。 [19] 丹皮尔：《科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页。 [20] 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238页。 [21] 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22] 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23] 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226页。 [2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8页。 [25] 参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26] Hayek,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P.30. [2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页。 [28]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29]③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30]④ 参见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40页。 [31]⑤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9-50页。 [32]⑥ 卡多尔：《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页。 [33]⑦ 参见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0页。 [34]⑧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页。 [35]⑨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 [36]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4页。 [37] 参见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7-108页。 [38] 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39] 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40] 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41] 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42]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3页。 [43]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4页。 [44] 关于“形而上学”、“形而下学”问题十分繁难，此处 不赘，只取原始本义。 [45] 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46]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9页。 [47]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1页。 [48] 《荀子·君道》 [49]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90. [50] 《荀子·王制》 [51] 参见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52]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版，第94页。 [53] 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22页。 [54] 参见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2页。 [55]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8页。 [56] 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57]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第162页。 [58] 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59]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第173页。 [60]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7页。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对法律效力的概念的理解应从通常所及的形式外延深入到其实质内涵和根据，指出我们不能停留在实证主义法学派所认为的法律效力来自国家权力的表面现象上，论述了法律效力的实质根源在于人民权利的不可侵犯性等。 【关 键 词】法律效力/法哲学 【正 文】 法律效力是实现社会法律控制和调整的关键性因素，是建立和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权威的重要基础和根据，并与法律的效果、实效及其实现都息息相关。如果法律失去了效力，法律条文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法律规则的宣示和告诫仅仅是空气振动而已；立法将失去其意义，法律的实施和遵守就得不到保障，执法和司法过程都将困难重重，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对法律效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更具有十分的紧迫性。但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效力的研究尚是一个薄弱环节，法律效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些盲区和误区。为此有必要对之进行一下法哲学的反思，以期有助于对它的深入理性思考和研究。兹作一初步尝试。 法律效力，通常是指法律的约束力及其生效范围，但在一般的法学理论中，实际上只述及到后者，即阐明法律对人的效力（法律适用于哪些人），空间效力（法律效力及于哪些区域）和时间效力（法律生效与终止的期限）。这就只涉及到了法律效力这一概念的形式外延，而并未触及到法律效力概念的实质内涵和根据。从而未能正面回答法律效力究竟是什么？它的根据和根源何在？法律为什么会有效力和普遍的约束力？是否任何法律都会有效力？影响法律效力及其实现程度的因素是什么？如何才能保证和强化法律的效力？等等。而这些正是关于法律效力问题的实体性内容，在一般的法学理论中似乎是把它们作为假定是业已解决了的，并以此为前提来述说它的生效范围。这在理论上讲，显然是不周全、不彻底的；在实践上，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尤其不利。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法律的有效实施及其实现上，法律的效力问题已成为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如果仅停留在形式上，抽象，孤立、静止地只谈论它的生效范围，显然是不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解决的。而且，法律效力问题的实体性内容同法的本质、作用、功能、发展以及整个产生和运行机制都有着内在联系，如果加以回避，也极不利于深化和发展法学理论。 那么，首先需要进一步弄明确的，究竟什么是法律效力？它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法律会有其效力和普遍的约束力？ 如果要对法律效力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有所揭示，对法律效力这一现象的形式和内容都有所涉及，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所谓法律效力，是指法律对其指向的一定区域和时间内的人们及其行为和事项的强制力或约束力，它表现为对其所授予的权利应当得到享用和尊重，所设定的义务必须履行和遵从，否则，就会引起有关国家机关采取特定的方式来保护和恢复遭到侵害的权利，并追究和惩罚对其义务之违反。 可见，法律效力的存在形态或载体就是法律的强制力或约束力，其实际内容以及其意义和目标指向就是对法定权利和义务的保护和限定；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惩罚和责任。而由于权利不过是利益的意志化形式，是社会所许可的人们行为自由的程度、范围、界限、标准（义务则是权利的对象化，是负值形态的权利），所以法律效力的实质是国家权力对一定合法利益和意志以及人们行为自由的承认、保护和限定，归根到底，是对一定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其他社会关系）的保护和承认。正是因为法律有这种效力，权利才具有创制力，义务才具有强制力，责任才具有迫使力，惩罚才具有威慑力，法律才具有其尊严和权威。 那么，法律效力的来源和根据何在？只有进一步解答了这个重要问题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法律会有其效力和普遍的约束力；也就是说，为什么一项法律规则能够要求它所指向的人们必须一体遵行？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个一般的法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哲学的问题了。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甚至把它作为法哲学的首要问题。该书称，法哲学“主要的问题”是：“1.效力问题，法律要求每个人以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加以承认和遵守。这种要求使法律与个人发生了对立，于是就产生了下述问题：提出这一要求的根据是什么？立法者能否赋予任何一项规定以法律效力？……”（注：《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第15 卷第512页，转引自《法学总论》、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为此，现代西方法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法哲学的探讨和争论。 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法律效力是一个“逻辑的观念”。也就是说，它理当被归结为国家的约束力，所以凡是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的规则就不应怀疑其有效力。可见，实证主义法学派法律效力论的中心思想是要说明法律效力及其根据来自国家权力，具体而言就是来自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及其立法行为和结果。为了论证这一中心思想，他们提出了整套的理论，以说明不能离开法律规范及其形成机制本身来谈论法律效力。例如，纯粹法学派的代表者凯尔逊就认为，法的效力乃是法的规则体系内部产生的问题，只能在现行法体系范围内回答，只要符合立法程序，或符合某个最高或最终的规范或规则，它就应被认为是有效力的。所以凯尔逊的法律效力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法律规范的效力不取决于内容，而在于其形式，即它是否是按照一定的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二是，法律规范的效力是一个“应然”问题，而不是“实然”问题，不能从事实和现实生活中，而只能从规范体系去寻找其根据，哪怕规范体系所由以派生的最高规范只是一种假定。 这样，实证主义法学派实际上就把法律效力混同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即程序合法性。但程序合法有效只是法律效力的必备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法律效力还有其实体的意义和根据，法律规范合法有效只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不仅如此，实证主义法学派还把法律规范的效力混同于立法权及其立法行为和效力，从而最终把法律效力归结为国家权力。这也就必然会把法律效力等同于法律的功效，认为只要法律规范有效，共功效就自然能实现，所以“恶法亦法”，就是当然的了，因为恶法也同样有效力和功效。 此外，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效力是一个“伦理的观念”，它最终不过是法律的道德约束力，因此有效力的法律必然是合乎正义原则和道德要求。社会法学派又认为法律效力是一个“事实的观念”，是法律对社会成员事实上的实际约束力，亦即法律的实效（实际效果）。现实主义法学派则认为法律效力是一个“心理的观念”，它取决于法律对人们施加的心理影响以及人们接受和认同其约束力的心理态度。 显然，西方各派法学的这些法律效力观既对我们有所启迪并有值得惜鉴之点，但又均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其中，尤其是对凯尔逊的实证主义法律效力论不能不承认是颇有影响力的。因为在我们一般的法学理论中之所以不讨论法律效力的实体内容，而只界定它的生效范围，这实际上也是把它当作一种形式上的东西，视为只是一种程序性问题，即认为立法机关按照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就当然具有其效力，而不同等级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其效力也就有其等级区别。这也就是把法律效力问题视为一种“应然”，甚至“当然”，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或者说也是作为一种“假定”，即假定是已解决了的，从而以此为前提才只需要述及它的生效范围。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一般的法学理论中对法律效力的来源和根据没有任何看法。事实上，在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中关于法的本质和特征的阐释就已经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即认为由于法本身就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它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是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颁行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因此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国家意志的权威性，渊源于国家权力，而且它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这就当然地把法律效力归结为国家权力，即法律效力本质上就在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进而从法律的产生机制上看，自然就会认为法律效力就来源于立法权，来源于立法机关的权力和权威，因而不同等级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其效力也就呈现出等级效应。 可见，这里我们又回到实证主义法学派法律效力论的核心理论——法律效力及其根据来自国家权力，最直接的就是来自立法权。这是否正确呢？我认为，这只能算是看到了法律效力的形式上的根据，而并未揭示其实质根源，而且这种观念既不深刻，也不周全，还存在逻辑矛盾。因为如果说，法律效力来源于立法权，那么，立法权又来自何处？为什么立法机关按照合法的程序制定的法律就必定是有效力的？结果还是要以是否“合法”来证明法的效力，摆脱不了同义反复的怪圈。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国家权力又来自何处？所以，如果把国家权力作为一种先验的东西，把立法权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当然法律效力问题的 探究便只能就此止步。而且若把这些都作为一种当然，不追索其理性基础和更深层次的应然，即“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哪怕是恶法亦法，自然也没有必要进一步追索探究法律效力的实质根源了。然而事实上，国家权力和立法权本身都是尚待证明的。国家权力，是一种有组织的暴力，特别是在专制政体下更是如此。如果不深入揭示国家权力和立法权的实质根源和根据，就难以避免会陷入奥斯丁的“绝对权力论”和霍布斯的“权力暴力论”。 如果说凯尔逊还是羞羞答答，忸忸怩怩地表述了法律效力来自国家权力这一思想，那么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鼻租奥斯丁的思想就是赤裸裸的。如果把凯尔逊的观点与奥斯丁的“绝对权力论”联系起来理解，就能清楚地看出实证主义法学派所主张的法律效力来自国家权力这一中心论点的来龙去脉。奥斯丁把国家权力作为法的基础和根源，实际上也就主张国家权力是法律效力的基础的根源。因为他把法律说成是政治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一种主权命令，而对于违反命令的人们所加的痛苦便是制裁，在命令中所要求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是义务。即他把法律的本质看作是对人们以制裁为后质的强制执行义务的命令，而这种命令又是由主权者颁布的。所以奥斯丁乃至直截了当地说法律是建立的或强加于人的一种意见，它对一定的个人和行为的主体具有永久的效力。而奥斯丁的“绝对权力论”又是继承了霍布斯的“权力暴力论”，马克思并对之作了深刻而尖利的批判，指出其实质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用“集中的和有组织的暴力”来镇压人民群众。由此可见，把法律效力的根源归结为国家权力，即归结为有组织的暴力，把这种有组织的暴力，这种“政治优势”，“当作某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注：以上所引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49、652、647页。 ），就必然导致以权力支配法律，以权力支配权利，乃至以强权泯灭正义，这显然是与法治原则和民主精神相悖的。 在近现代社会的法治国家，如果说国家权力不直接体现为有组织的暴力，而体现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如立法权。那么可否把它作为法律效力的根源呢？——但是立法权又来自何处？这就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仍来自有组织的暴力即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所具备的国家权力就当然地包括立法权；再一种认为来自人民的权利，是由人民的权利转化来的，是由人民的权利集中化为人民的权力而赋予国家机关的。如前所述，近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存在的国家制度与立法权关系的悖论和争论，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思潮的对立，是专制政体下的“法制”与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法治”的对立。黑格尔也曾意识到了这种对立，但没有可能科学地予以解决。马克思用人民行使革命的权利解决了这种悖论，通过建立民主制度，以法律支配和规范国家权力，科学地解决了国家制度与立法权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来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的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38页。 ）并指出：“从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的要求，只有通过下述办法才能实现，即由这一阶级夺取政权，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 ”（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67—568页。）这就深刻地说明了法律效力虽然直接来自国家权力，但就其社会基础而言，它乃植根于对社会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认可和反映，在民主制度下，即根源于对人民权利和利益的认可和反映。也就是说，法律效力的实质根源在于人民的权利的不可侵犯性，由人民的权利转化和集中化为国家机关的权力和权威，法律才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所以法律只有体现人民的权利要求，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才能有效实施并得到一体遵行（其正具有其强制力和约束力）；法律效力的更深刻的价值渊源在于对客观规律和社会必然性的把握和反映，即反映社会有机体存在和发展之有序性的客观要求，归根到底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维护，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保护和促进，这也才符合普遍的社会正义。所以法律效力的价值渊源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既体现必然，又符合正义。只有这样，法律的强制力才能得到有效贯彻，法律的约束力才能得以普遍发射，即法律的效力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而影响法律效力的种种因素和表现都是由于违背了上述这些基本要求。或者以权代法，循私枉法，损害人民的权利，违背人民的利益；或者法不反映客观规律，不体现社 会正义。这些都必然引起人们对法律效力的置疑甚至反抗，西方国家的所谓“善良违法”或“温和抵抗”，就是对非正义的法律的效力的挑战和置疑，也就是说，这样的法律就失去了效力或至少是部分地失去了效力。所以要保持和强化法律的效力，就一定要注意立法的科学性，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性，使法律尽可能反映客观规律，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并注意法律体系及运作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加强法律体系自身监督功能，注重法律效果和实效，建立法律实施的反馈系统，及时发现和排除影响法律效力的因素和条件，同时注意法制系统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使之处于良性的协调发展之中。 所以，对法律效力既不能作形式主义的肤浅理解，也不能把它看作某种不言而喻或天然秉承的东西，它离不开法律的客观的社会基础，有其深刻的根源和根据。要科学地认识法律效力问题，就需要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和法哲学思考，树立法律效力的层次结构观和系统观，层层深入地揭示法律效力的实质、基础和根源；而且法律效力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影响和强化法律效力的，有各种主客观因素和条件。法律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注意排除影响（阻碍和削弱）法律效力的各种不利因素和条件，努力调动和集合强化法律效力的各种有利因素和条件，以强化法律的效果和实效，促进法律的得力贯彻实施和有效实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一、互动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就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个性。发散性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在展开思维活动时，围绕某个中心新问题向四面八方辐射的思索和联想广泛地搜集和这“中心新问题有关的各种感性材料、相关信息和思想观点，最大限度地开拓思路，从而导致一系列发展的一种思维品质。创造个性，则包括独立性、自信心、好奇心、冒险敢为、幻想、敏感性等。在教学实践中，组织互动学习的方式是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激发学生的创造个性的有效途径，即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建立以学习小组为主要形式的教学组织形式。
由于每个学生的发展水平、思维类型、生活环境、喜好喜好的差异，对于同一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就似乎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新问题而四面八方产生的辐射，可以对每个学生的认知产生一定影响。作为学习主体的个体，可以通过和别人的交流，产生思维的撞击，从中能够广泛地搜集和这一中心新问题相关的各种感性材料、思想和观点，从而不断地开拓自己的思路。同时又可以通过自身的分析、判定去处理相关的信息，并形成独特的发现或见解。每个学生在展示自己的学习过程的同时，就是在从事自我学习的创造活动，而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就像是一座立交桥，通过动态的活动为学生的创造性注入活力,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个性。
由于小学生年龄小，自主能力较差，采取互动的学习形式时，要求教师精心组织。指导小组成员采取合适的讨论、交流方式，避免学生在互相争执或推诿中浪费学习时间。在小组活动中采取轮流制，避免个别学生独占时间，让每个学生都有表达的机会。在分组讨论时，要注重新问题本身的讨论价值，避免讨论流于形式。在相互交流时，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听其他同学的发言，并从中鉴别哪些看法和自己的相同，哪些和自己的不同，避免交流时过多的内容雷同，影响讨论的实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善于捕捉个别学生的创见，随时就学生的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将讨论引向深入，激发更多的学生去发现新的新问题，形成新的创见。同时，还要注重运用调控手段，培养学生坚持真理的良好品质，既要敢于发表自己的创见，又要善于修正自己的误见，听进别人的意见，保证学生的创新能力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交还自，提供学生创新的时空
教学活动是师生双边的活动。然而在过去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无论是教学目标的确立，还是教学过程的设计，都是以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学生的学习活动实际上是被老师牵着走，是一种被动的学习，学生的创造性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教学活动以学生的学习为本，为学生的学习服务，才能够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有自我发现、自我探索的时空，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因此，我在进行语文学法指导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在确定教学目标时，就把学生的质疑问难作为师生学习定向的重要手段。师生共同制定教学目标，让学生提出自己的学习需求，以此作为确定教学内容的依据。这样，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课堂学习的内容是学生的自我需要，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就强。在学习方式、方法的选择上，要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非凡要创造一些让学生自主选择的条件，如提出“这段话你预备怎么读”“学习这篇课文时，你想提醒大家注重些什么”这类的新问题，让学生在选择学习方法、交流学习情况、展示学习思路的过程中去独立思索、独立发现。
别外，在练习的层次上也应该让学生自主选择，在设计练习题时，根据教学目标分析新知识和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的相关程度，设计出利于学生创造思维的题目，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层次去选择、去创造。
三、转换角色，挖掘学生创新的潜质
心理学家探究证实，在教学内容相同的情况下，教学方法生动程度不同，对学生学习的吸引力就不同。因此，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注重经常变换新奇的教学方法。由于学生善于模拟，喜欢表现，在教学中教师经常运用转换学习角色的方法，满足学生的新鲜感和表现欲，从而挖掘学生创新潜质。转换学习角色有以下方法摘要：
（1）转换师生之间的角色
这种方法往往是教师创设某种疑问，让学生帮助解决的方法。或学生提出疑问，让教师解决的方法。这样做能让学生主动参和学习过程，学生在“帮助”老师弄清疑问的过程中，更增添了探索的欲望和信心。
（2）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角色转换
2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实施的基本过程
2．1“项目教学”的典型流程
对项目教学的实施过程，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统一的定论。从基尔帕特里克的“目标、计划、实施、检查”基本框架出发，在弗瑞的模型中，项目教学法由“创意、目标、计划、实施、检查、总结”几个阶段组成[4]；在维曼的模型中则包括“创意、目标、计划、决策、实施和评价”等六个阶段[5]。将以上的观点进行整合，项目教学的流程大致可分为下列阶段：2．1．1项目选择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选择教学项目。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包含教学任务中所要求掌握的技能要求，另一方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促进教学目的的实现。而如果项目不适当，则会使项目的实施和评价，以及反思的效果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削弱教学效果。因此，在项目选择上应注意：（1）明确项目的类型。比如，“教师需要根据专业和学科的性质确定选择有结构的项目还是模板项目；然后根据实际的教学条件和教学需求选择运用模拟项目抑或真实项目；同时还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水平和能力确定将教学项目设计为单一性项目还是综合性项目”[6]。（2）确定项目的实施顺序。也就是要明确各个教学项目按照怎样的内在逻辑进行开展。要求教师仔细分析每个教学项目与实际工作任务的衔接点和衔接方式，然后按照实际工作任务的解决过程来进行各个教学项目的排列组合。（3）注意相关知识点的链接。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确定教学项目实施中的各个环节具体涉及到的知识点。教师对知识点进行分析时要注重将课程标准中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内化为教学项目所承载的内容，还要注意掌握好知识、能力与项目任务的对接，力求通过对实务问题的逻辑分析和有效设计最大程度地将三者糅合为有机整体。2．1．2项目规划完成项目的确立后，教师着手准备实施项目教学的前期工作，比如，依据项目的实施操作要求来制定合理的时间分配表；根据项目教学所实施的内容方式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物质方面的条件；还要将整个教学进程作为一个整体作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将完善的教学活动规划制定出来。2．1．3项目执行在项目的执行阶段中，要对项目计划进行具体的实施操作，也就是在实践意义上对选定的教学项目进行具体执行。项目执行过程中可以组建项目团队，项目团队的组成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小组，也可以是整个教学对象全体。在项目执行过程还要注意对实施过程进行及时检查，并依据实际情况对原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正。此阶段，需要注意的问题是：①选择合适的方式将项目呈现，引发教学对象的学习动机和求知欲，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好铺垫；②对教学项目进行深入剖析，使该教学项目的设计目的能够为教学对象精准理解和把握，同时，该项目设计所要求完成的任务以及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和拟达到的目标也要使教学对象明确；③通过选择合适的教学组织形式，促进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确定各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④适时转换教师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引导教学对象完成教学项目的实施，最终达到教学项目的预期目标。2．1．4项目结束项目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着项目的结束，还要求教学对象对其项目成果进行展示，教师要给他们提供展示机会。通过展示成果，教学对象能够回顾和梳理自己完成该项目的整个过程，还能够与其他教学对象进行一定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教学对象在项目活动完成过程中的表现和能力进行充分的了解，并可以引导教学对象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最终成果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促使教学对象正确认识其参与教学项目的过程和最终达到的结果，并进一步进行反思，在有效反思的基础上予以提高。
2．2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举例———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
2．2．1项目选择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在对各个班级以及同一班级内部不同教学对象的水平深入了解的前提下，本着尊重个性的原则进行项目选择。做出选择时应注意：①选择的项目应繁简适度、大小适当、要求具体；②项目内部的各个分解任务之间要能够形成循序渐进的阶梯型的任务链，以便教学对象遵循这样的规律去建构知识体系。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教学项目可以引导教学对象获得清晰的思维路径，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构建完整的知识脉络体系。基于以上原则，本部分选择的项目是“撰写消费者维权手册”。通过对消费者维权手册的撰写，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掌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能力层面上能够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解决消费纠纷。2．2．2项目规划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也都可能会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是否属于消费者、享有哪些消费者权益却知之甚少，导致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能正确维权。针对这种情况，该任务要求制定一份消费者权益保护手册。要求手册内容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具有实用性。为了使手册的内容具有针对性，要求在撰写之前先设计调查问卷，对消费者进行调查。调查问卷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消费者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领域、概率、有无维权、维权的方式、消费者是否知晓自己的具体权益、是否知晓相关法律、是否知晓解决途径有哪些等”[7]。问卷调查结束后要及时统计相关结果，然后根据掌握的相关数据来制定手册。2．2．3项目执行在各个班级内部进行分组，每组可以有四至五人，组长一人，组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协调本组内各个成员具体分工协调，并在统筹编稿工作上整体负责。在调查问卷的制定上，由组长主持讨论，全体组员共同参与完成调查问卷的编写和修缮。然后在组长同意组织下，各组员共同进行问卷的发放、回收和统计工作。最后，组长统筹，各组员共同参与根据问卷调查编写消费者维权手册。该手册的内容主要应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及其适用范围；消费者权利；经营者义务；消费者维权的经典案例；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责任主体、解决途径及部门等。2．2．4项目结束这这个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评价。由教师主持，由各组长展示自己小组编制的手册，其他小组注意观察分析展示的守则并与自己编制的手册进行对比，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加以补正。同时展开答辩，即其他小组的成员对展示手册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展示小组成员则负责答辩。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并根据各个小组编制的手册的完整性、实用性和答辩情况进行打分，评选出优胜小组。
3高职法学教学中“项目教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3．1“项目”的确定
如前所述法律类高职院校开设的经济法课程中，“项目”实际上是一种学习任务，而且这种学习任务的载体和表象是以一定的经济法律实务问题或者工作任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对“项目”进行选择和确定时应将以下原则纳入考虑范围：（1）在经济法课程中，在选择教学项目时一定要考虑基层法律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真实情境，以他们的日常工作过程为基础，将实践中常见的经济法律任务作为项目来源。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项目教学的作用，培养教学对象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完善与该项职业能力所匹配的经济法律知识，同时还能帮助其培养和谐的社会人格和优秀的职业素养。“项目教学法实施一种基于完整人格发展的学习方式，使学习者获得职业工作所需职业行动能力，并使其在社会生活上成为成熟的社会成员”[8]。因此，为了能够使学生培养完整的职业能力，实现项目教学的核心目标，必须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将来的工作实践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真实的经济法律问题为出发点，以贴近并体现其工作过程中的真实情境为原则，来选择教学项目。教学对象的所需具备的核心职业能力是要有知识和技能来支撑的，所以，选择的项目要能够尽可能多的承载这些知识和技能。（2）衡量项目好坏的标准是达成教学目标的容易与否。也就是说在选择教学项目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导向性，而这个导向就是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目标，具体包括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好的项目要求能够最大限度的承载教学目标，或者说判断一个教学项目是否为好的项目，就是看它是否承载了更多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如，处理消费者维权案件，对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来说，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很常见的一项工作任务。如果以该工作任务为例设计为教学项目，则可以承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纠纷解决方式等核心知识，并且还能够承载简易合同签订的技能。这一个项目就可以同时兼容法律职业能力形成所需要的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如法律文书写作和律师实务等。该项目并不只是对这些知识和技能的简单承载，而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学对象要亲自参与实施一系列的活动。首先，要成为当事人的人，就要签合同；然后，要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还要撰写诉讼文书；在维权的过程中，还要与相关人员等进行沟通，与小组内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和交流等。通过参与整个的项目实施过程，教学对象的处理实务问题方面的职业能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培养和提升，在写作、沟通和协调能力方面也会有提高，而且，通过实践和操作，专业知识不再是僵硬死板的理论和法条，而是发生了有意义的重组和建构，内化为教学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3）确定教学项目时还要考虑教学对象的情况和授课的条件。“采用任务驱动法教学过程中，为更好实现教学目标，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等学情，同时教学班级总人数，教学设施和设备等也在教学组织考虑之列”[9]。最终若能够形成项目成果并展示出来，那么对教学对象的激励效果将更加明显。
3.2项目教学法实施中教师的地位问题
项目教学法从教学组织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教师作用应该是设计、组织和引导。教学项目要得以实施，教师要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要备项目，根据教学目的对教学项目进行选取，并进行适当的改造。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需要的功能来确定承载它的教学项目；然后将这个项目进行分解成，产生具体任务，而且每个单独的任务都要包涵相应的知识点和技能；最后，还要对项目实施所需材料进行统计。其次，要备教学对象。也就是要全面了解教学对象的学习能力、知识储备、兴趣爱好等，使项目与教学对象情况相符。另外还要将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状况纳入考虑范围，引导各个项目小组互相学习、竞争和提高。如果确定的项目不合理，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教学对象作为主体的地位被弱化，小组内部或者小组之间合作学习氛围淡薄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导致整堂课失败的诱因。同时，由于项目教学法的开展是根据教学目的，以任务驱动方式进行的，而不是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这样极易导致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每项任务完成后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理论知识进行归纳，使之系统化。因此，虽然项目教学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学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极大的突出，其潜能得到了有效的激发，但整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仍然不能动摇。
1978年至1998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20年，也是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事业取得飞速发展的20年。20年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研究热情和创新精神，在法理学这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土地上，努力开拓，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20世纪末的这20年是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稳定而快速发展的20年，为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全面腾飞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全国上下庆祝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文献给广大关心、热爱及投身于法理学事业的人们。 一、法理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废除旧法制、创建新法制的过程中，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继承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验与吸收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律问题，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基础。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翻译、介绍前苏联国家和法的理论，阐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独立的法理学学科尚未形成。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思想、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滋长漫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破坏，法理学研究也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这一状况直到1978年之后，才得到根本扭转。1978年至1998年，我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迈出了三大步。 （一）初步发展时期 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迈开了前进的步伐。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2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为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开辟了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从1978年至1991年，是我国法理学的初步发展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法学界也开展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人治与法治的讨论。通过讨论，重新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轻视法律、取消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确立了加强法制、依法治国的理论共识。这是法学界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此后，法理学界开始全面、深入地批判“左”的路线在法学和法制领域的影响，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罪行，批驳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形成的种种错误观点，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纠正了“左”的错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来面目。在80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正确理解法的本质、起源、发展、消亡、作用等法学基本问题，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法的概念和本质的热潮。这次讨论深化了对法的概念和本质属性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时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宣扬马克思主义法学过时论的自由化思想。党的十三大以后，法理学界围绕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法学领域有所抬头的趋势，法理学界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消除了自由化思想造成的思想混乱。但另一方面，“左”的思潮又开始蔓延滋长，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和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受到错误的批判，学术研究一度出现沉闷的局面。 这一时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奠基与初创时期，研究主题多为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基本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论题有：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价值；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等法学基本范畴；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及基本方法；法与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规律、特点和对策；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与法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受历史条件与学术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法理学理论著 作并不多，而主要是大量编写教科书。为适应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各系统、各地区、各院系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教科书。教科书的内容构成法理学界研讨的主题，编写教科书成为荟萃和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还开始介绍西方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说和思想，并零星翻译了国外的一些法理学著作和论文。 （二）加快发展时期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研究加快了观念变革和理论更新的步伐。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视察南方的谈话，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鼓舞与指引下，法理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打破一度沉闷的研究局面，鼓起更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进一步开拓进取，开辟了法理学研究的又一个新局面。这一时期，法理学界紧紧围绕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代主题，从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到法制观念和法律精神的更新，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体系的建构，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论证。法的一般原理研究更加深入。学者们纷纷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市民社会理论，从新的研究视角，如人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重新探讨法的起源、本质、特征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法理学基本问题。法学与法制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步伐进一步加快，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法学理论与法制观念，如公私法划分、契约精神、法治经济、人文精神、私法优先、立法平等等。法理学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领域进一步拓宽。这一时期法理学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法理学的创新与发展；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法与利益；法的概念与本质；人权与法制；立法等。为了便于直接学习西方法理学著作，大力采撷西方法理学的优秀成果，从这一时期起法学界开始大批量、成系列地翻译西方法理学名著。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积累，这一阶段出版了一系列法理学学术著作，著作的数量较前一阶段有所增加，质量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三）全面发展时期 以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五大为标志和推动力，我国法理学进一步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迈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新世纪的脚步声日益逼近，我们怎样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党召开了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五大，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了振奋人心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在法制建设方面，十五大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理论与法制发展战略作了精辟阐述。在此之前，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央举办的一次法制讲座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为十五大作了理论准备。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方略的确立，不仅为法制建设实践指明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同时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与理论兴奋点。两年来，法理学界掀起了探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热潮，并以此为中心对法制建设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推动了法理学的全面、深入发展。研究的主题包括：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制观念更新，立法制度改革，行政执法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农村法治建设。可以预见，法治问题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并有可能成为凝聚中国法理学各派力量、展示中国法理学独特贡献的一面旗帜。 二、学术热点 二十年来，法理学界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就许多重点和热点的理论问题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极大地活跃了学术研究气氛。其中，主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法理学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1985年，庐山），以法学的概念和法学改革的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6年年会（重庆），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为主题；全国首次法社会学理论研讨会（1987年，北京），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建构和专题研讨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88年年会（珠海），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为主题；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1988年，长春）；法理学研究会1990年年会（合肥），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题；民主、法制、权利、义务研讨会（1990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2年年会（武汉），以人权为主题；法律与社会发展研讨会（1992年，上海）；法理学研究会1993年年会（杭州），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为主题；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理论研讨会（1994年，大连）；法理学研究会1994年年会（济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法理学的发展为主题；法理学研究会1995年年会（昆明），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理学为主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讨会（1996年，北京）；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1997年，北京）；法理学研究会1997年年会（北京），以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在这些研讨会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围绕着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主题而展开学术探讨，形成了一些重大的学术热点。 （一）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问题是一个随着时代与社会变迁而不断被重新思考与解答的古老话题，是法学理论中的基石性、原点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更替与继承、法的未来、法的消亡等问题，进而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等问题。对法的本质问题的不同回答，历来也是划分不同法学流派的基本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水岭。这一问题是我国法理学界二十年争论最为激烈、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争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指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思想却被简单化、庸俗化，甚至被曲解用来为错误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方针的推行，我国法学愈来愈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以至把法的本质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并把法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专政、镇压，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伟大转折促使法学界重新思考和回答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1992年之前，关于法的本质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展开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涉及：法是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怎样理解法的阶级性，法具不具有社会性，如何理解法的社会性，怎样看待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是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认为，法的本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法的初级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深层本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除了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具有阶级性外，还是社会管理的手段，具有社会性。法的阶级性有着丰富的内容，它并不限于阶级镇压，而是表明法是由谁定的、反映谁的利益、为谁服务，维护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基础。因而法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法承认其他阶级的一定范围内的暂时利益和局部利益。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法的主要职能是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组织、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法理学界对法的本质问题的讨论又活跃起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重新或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主要观点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否定“统治阶级意志论”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反对意志论，主张规律论。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认为法律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基础上的利益调适器，是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的调整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 。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社会本质决定法的社会存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有法，法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 (2)重新理解法的本质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的本质是多层面的，对法的本质问题应摆脱单纯的本体意义上的理解，并以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为指导，从法的功能层面揭示了法的本质：法的本质归根结底在于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的学者从法与法律的区分重新探讨法的本质。法是由经济关系所派生、决定的法权关系，是经济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直接表达，是立法者反映经济关系的中介。法律则是立法者对经济关系与法权关系的主观表达，是立法者的意识活动的产物，是经济关系与法权关系的外部表现形式。因此，法（法权关系）与经济关系一样属于客观的社会存在，而法律（立法）则属于社会意识。有的学者运用语义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了“法律的阶级性”一词的意义，并对“法律的阶级性”一词的滥用提出了批评。 (3)解构“法律本质论”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如法典、习惯法、法官创造的法）仅仅是由于使用的方便而具有“家庭相似”，它们并非指的是同一东西。它们仅仅有共同的名称而已，而没有共同的、不变的本质。法律的本质实际上是由使用者加入“法律”这一对象的，因此，应当抛弃人为虚构的“本质”，将词语从形而上学带入日常生活中。他还认为，法律本质论在中国表现为“意志论”，即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个体意志之间总是矛盾的、冲突的，无法形成统一的集体意志，因而集体意志是虚构的。 法的本质问题经过20年的争论，虽然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乃至对峙，但已日渐显示出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从强调法的阶级性转为强调法的社会性，从强调法的意志性转为强调法的规律性，从重视法的本体意义转向重视法的功能意义。总的来说，法的本质问题讨论的深入和深化，对于摆脱长期以来在法学领域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思想的影响，全面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作用和价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现代法的精神 现代法的精神是一个极富学术价值与时代气息的问题。法的精神是法律制度的灵魂。它决定与支配着法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指引与制约着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性安排。因此，从理论上说，探讨法的精神，对于深刻把握和刻划法的理性价值与时代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为法学的深入发展寻找了一个新的具有反思性和创新性的理论切口。从实践来看，法律意识的更新，法律制度的创新，行为模式的变换，最终都要以法的精神的转换为根本前提。因此，研究、传播与普及现代法的精神，使之成为民众信仰与社会理念，使之转化为立法政策和法律规则、原则，将为当代中国法制的变革与创新提供富有时代性与世界性的精神动力。正是因为这样，现代法的精神成为一个调动人们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日渐拓展的课题。 现代法的精神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讨论开端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是法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讨论中，学者们尽管对如何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法律平等的适用范围有不同的见解，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每个公民都应当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既不容许存在“无义务的权利”（即特权），也不容许存在“无权利的义务”（即役使）。任何公民的合法和正当主张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都应受到追究和处理。 第二阶段讨论主要是围绕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问题展开的。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1994年年会和民主、法制、权利与义务讨论会上，理论界形成了权利本位论、义务本位（重心）论、权利义务无本位（权利义务本位）论三种基本观点。权利本位论者认为：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中，权利是第一性的，是义务存在的前提和依据，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须受法律的限制，而法律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主体的权利都能得到实现；在法无明文限制或强制的行为领域可以作出权利推定，即推定公民有权利和自由去作为或不作为；只有在承认权利是义务的依据这个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义务本位（重心）论认为，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义务更为重要，因为法律的重心在于约束，在于实现社会控制。法作 为社会控制的规范手段，主要通过义务性规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上来看，法律对社会关系的保护是通过对违反义务者的行为的纠偏来实现的。因此，法律的重心在于按照社会关系的要求设定义务，并规定与此相关的不履行义务的后果。权利义务无本位论认为，权利和义务都是法的本质的体现，两者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不存在本位问题，无须设定何者为主。权利义务无本位论担心，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划分出本位可能会分割权利义务的统一性，或者强调了权利而忽视了义务，或者强调了义务而忽视了权利。 第三阶段的讨论开始于“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学术讨论会。如果说在1994年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研讨会之前，现代法的精神研究仍处于一种不自觉的、分散的、无明确主题的状态，那么在这次研讨会明确提出“现代法的精神”这一概念并对这一问题作了集中系统的研究之后，就成为主题明确的、吸引众多学者参与的理性研究领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不同或近似的回答。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1)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与要求出发，确证了现代法的精神的五项内容：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效率居先、宏观调控、人文主义；(2)从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角度，勾划出现代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中的八个向度：自主性原则、法治原则、产权原则、人权原则、开放社会性原则、沟通理性原则、传统性原则、世界和平原则；(3)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角度，提出当代社会主义法的精神是社会主义自由。经过广泛的争鸣与讨论，在现代法的精神问题上，取得了很多理论共识或能为多数人接受与理解的基本观点。 （三）法治（依法治国） 法治与民主一样，已成为现代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基本标志，已成为一种全球公认的理想治国方略。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是由人治逐步转变为法治，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正是包括法学家在内的广大法律工作者的最高理想与终极关怀。这样一个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成为法学界持续关注、热烈探讨的问题，自然不足为奇。可以说，这也是法理学界探讨最广泛、最深入的研究课题。这一问题的讨论开始于80年代初的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而不断深入，在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法制讲座会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后，成为法理学界的研究焦点与中心话题。 在法治问题上，人们主要围绕下面几个主题进行探讨： (1)法治的概念和内涵。大家普遍认为应在概念上区别法治与法制，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法治的概念和内涵作了各具特色的解说。有的从治国方略的角度来理解法治，认为法治是一种不同于人治、德治、礼治的治国方略。有的从法治的要素和机制来解释法治，认为法治包括10项要素和机制：社会主要经由法律来治理，社会整合通过法律实施和实现，立法政策和法律经由民主程序制定，法律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具有稳定性，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公正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平等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为其价值目标，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力求社会价值的衡平和互补。有的从法治的理念和要义角度来理解法治，认为法治包括下列法理理念和要义：治国者先受治于法，最高权威的非人格化，形式合理性的宏扬，法律性质的重新界定，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平衡，认真看待权利。有的从法治的精神、实体、形式三个要件来解释法治。有的从法治的理念、制度、运作三个层面来解释法治。 (2)法治的社会基础及其社会作用。大家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理性文化是法治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法治对于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保证国家稳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法治的标准和要求。学者们对法治的标准和要求的表述和概括大同小异。从总体上讲，要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从立法上讲，要建立民主、科学、 合理的立法程序，立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上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上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 (4)实现法治的思路和途径。学术界从两大方面研究了实现法治的途径：一是更新观念。大家普遍认为，要实现法治，应当破除不适合新形势、新要求的陈旧观念和落后思想，确立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新观念、新精神，如民主观念、法治观念、权利观念、权力制约观念、法律平等观念等，特别是要反对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法律观，树立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为此，就要广泛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开展依法治理工作。二是改革领导方式和法制运作方式。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处理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要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命令进行领导，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手段、依照法律程序进行领导。转变立法方式和政策，改革立法制度，强化人大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改革行政执法制度，实现依法行政。改革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 （四）法制现代化 走向现代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现代化问题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所普遍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看，我国的法制正经历着一次深层次、全方位的现代化变革与转换。因此，与整个现代化研究的热潮相呼应，法学界从80年代中期开始也掀起了法制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此后，法制现代化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1)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关于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大家普遍认为，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法制的发展过程。关于法制现代化的标准，尽管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大体上仍是按照韦伯关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划分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从现代法制的工具合理性即形式标准来看，现代化法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即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即价值标准来看，现代化法制具有下列特征：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 (2)法制现代化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认识略有分歧：一种是二要素论，认为包括法律观念现代化、法律制度现代化。一种是三要素论，认为包括法律意识现代化、法律制度现代化、法律行为现代化三个方面。一种是四要素论，有的认为包括法律规则现代化、法律观念现代化、法律运作现代化、法律组织现代化四个方面，有的认为包括法律制度现代化、法律规范现代化、法律组织机构现代化、法律实施现代化四个方面。不过，大家都普遍认为，法制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 (3)法制现代化的思路。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基本主张：其一是“法制改革”论。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种区别于西方“自然演进型”的“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强调政府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能动性、主导性作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制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思考和设计，取决于政府对近期行动计划和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合。这一观点还将中国法治的内容划分为部分和核心部分，并认为由改革的成本所决定，中国的法制发展要分步推进，从部分起步；其二是“法律移植”论。这一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法律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同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法制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从而加快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使我国的法制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其三是“本土资源”论。这一观点认为，法律是一种活生生的地方性知识，并不存在一套抽象的、普适的规则和原则，因此中国的法治和法制不能靠移植来建立。另一方面，法律本身并不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频繁的改革会使社会生活无法形成秩序，因而不可能通过改革建立法治。这种观点主张，我们要注重本国的文化传统，尊重人民的原创性，从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中国的现代法制。 (4)法制现代化的途径。在这一问题上，法学界的理论共识是，法制现代化主要有三条途径，即继承、移植和改革。所谓继承，是指立足时代的需要，批判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实现中华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所谓移植，是指从本国法制建设的需要出发，有鉴别地摄取国外的先进法律文明成就。所谓改革，是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的要求，切合实际地革新国家的政法体制、法律制度和法律精神。 （五）法学的变革与创新 任何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然要不断作自我反省与检视，发现问题，寻找差距，纠正偏向，以推动学科更快更好地发展。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推进，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人们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社会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变。这要求各门学科在学科模式、思维方式、理论架构、研究方法等方面作相应的调整和变革。由于历史原因，法学的变革与创新是一个更为突出和紧迫的问题，是一个事关法学的存亡与兴衰的重大问题，也是法学界普遍关心和长期探讨的重要问题。作为法学的基础学科，法理学更有责任、也很有热情探讨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整个法学的变革和创新问题。20年以来，法学的变革与创新一直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1)法学发展状况的评价。在新时期20年法学发展历程中，对法学的评价大体上有三种论点：一是法学“幼稚”论。有的还提出法学“危机”论。持此论点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法学先天存在不足，后天发育不良，其发展步履缓慢，仍然未摆脱幼稚的状况，未走出发展的低谷。法学不仅落后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因而其现状堪忧。二是乐观论。乐观论者认为，中国法学已逐步走向成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基本上适应了中国法制建设与学科建设的需要。三是两点论。两点论者认为，既要看到中国法学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又要看到中国法学存在的重大不足与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是，不管大家的评价怎样不同，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法学要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以昂扬的姿态走向21世纪，就必须不断改革与创新。 (2)法学发展的目标模式。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之后，法学界一些学者曾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的命题。在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后，法学界通过对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和世界意义的反思和前瞻，更明确地肯定了这一命题，并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 (3)法学的理论架构。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30年间，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唐岁月，阶级和阶级斗争几乎成为人们观察、认知和评价法律现象的唯一视角和思维定势，法学实际上成了“阶级斗争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针对这一理论失误，法学界开始从新的视角探索和论证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法学观念模式和理论架构。不少学者主张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和基石范畴建构我国新时期的法学理论。 (4)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家普遍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法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开拓前进的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坚持作为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准确理解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境下所作的具体论断，努力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主义理解偏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同时，我们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实际相结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实践中应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 (5)法学现代化。法学界认为，与法制现代化相适应，法学同样也存在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即法学要摆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法律文化的不合理束缚和限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为参照，审视和检验既有的法学理论，实现法学的更新和变革。法学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要求的、吸纳古今中外人类的法律文化精华的、体现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趋势的现代法学。法学现代化包括法学观念、法学内容、法学体系、法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现代化。 三、法理学的主要成就及成功经验 （一）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 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照搬苏联的学科建制模式，把“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权理论”）作为理论法学。这种作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由于这是以国家理论为主导将国家理论与法的理论合而为一，因而必然否定了法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地位与价值，不利于对法律现象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教学实践中，国家理论对法的理论的统帅实际上成了代替或取消。这样，在1978年以后，法学界承继1964年前后有人提出的把国家与法分开、分别由政治学与法学研究的主张，正式将国家理论与法的理论分开。1981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并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基础理论》，是新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法理学教材。不过，在80年代初，由于受法理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法学学科的左的错误观念的影响，法学界仍不敢名正言顺地将这一研究法的一般问题的学科称为“法理学”，而采取权宜之计称之为“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的一般理论”。经过拨乱反正的思想辩论，到80年代中期，法理学这一学科及名称才取得合法的地位，正式出现在法学的殿堂。此后出版的教材一般都改用法理学这一名称。 法理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还表现在它已有自己的教学科研机构与人员，能独立培养研究生，有自己的学术组织，有自己的学科群。在不长的时间里，全国各个法学院、系、所都先后配备了专门的法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纷纷成立了法学理论教研室或研究室。1979年以后，随着研究生学位教育制度的恢复，部分法学院、系、所先后招收了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从1986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先后获得法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与培养博士生。1985年6月，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后称为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在庐山成立，法理学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组织。实践证明，法理学研究会在组织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不可抹杀的作用。20年来，法理学学科群悄然兴起。随着整个科学领域呈现出愈来愈强的“分化－整合”发展趋势，随着法理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宽，我国法理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以法理学为龙头、包括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行为法学等一系列初具规模或正在形成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内的学科群。 （二）取得了大批科研成果 20年来，广大法理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辛勤耕耘，艰苦探索，取得了一大批品位较高、质量较好的科研成果。(1)出版了40多本法理学教材。其中有不少教材，学术水准较高，体系较有特色，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2)出版100多本法理学著作。这些著作或在不同的领域，或从不同的视角，或以不同的方法，对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的各种问题作了研究，集中反映了我国法理学工作者20年所取得的丰硕理论成就。(3)翻译出版了近50本国外法理学著作。(4)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00余篇。 （三）形成了一支科研队伍 经过20年的锻炼，我国法理学研究队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已形成了一支政治上更加坚定、思想理论上更加成熟、学术梯队初具规模的队伍。建国前后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法理学工作者大都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丰富的治学经验，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且又有文革期间无法制的亲身经历与切肤之痛，成为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中国法理学的创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70年代末至80年代培养起来的中青年法理学工作者，秉承了老一辈法理学家的优秀风范，同时又都受过较为正规的学术训练，有不少还在国外留过学，思维敏锐，视野开阔，已成为法理学研究队伍的骨干与中坚力量。90年代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法理学硕士、博士不断加入到法理学研究队伍中来，呈现出新人迭出的良好势头。这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是中国法理学胜利迈入新世纪的坚实基础。 （四）增强了实践参与功能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理学在加强自身理论建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并不断提高自身服务改革开放事业的水平，增强自身参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能力。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经济体制改革，从法理上回答了如何以法制引导、保障 、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重大实践问题，特别是重点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构问题，为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特别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2)积极参与政治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说明了政策与法律、民主与法治、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如何以法制保障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等重要实践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建议；(3)参与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密切关系；(4)以法制建设为理论研究的主战场，从法制观念、法的精神的更新与转换，政法体制的改革，到法律体系的重构，提出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理论与对策；(5)参与思想理论战线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破除僵化、消除“左”的思潮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斗争中，法学理论工作者发挥了积极作用；(6)参与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的建构，为部门法学、法史学、比较法学等学科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
二、基本原则及技巧
认知教学法有以下八项基本原则：（1）语法规则知识有利于语言学习。教师可充分利用学习者已有的知识来决定教学内容。（2）教师可基于学生已有知识演绎性教学。（3）着重语言能力的培养而非语言表现力。（4）学习者是课堂教学的中心。（5）语言练习是主要课堂形式。（6）将学习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7）听说读写能力同等重要。（8）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基于以上原则，对于教师而言，采用认知教学法也有相应的许多技巧。最常见的则是教师可有意识地教授语法、意译及解释。比如在课堂上，教师讲授新课文时，则可有意识地解释新出现的读音、词汇，让学生有准备地理解句法及语篇意义。总的来说，认知教学法强调基础知识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基本功的培养，特别是对于第二语言初学者以及语言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来说，深入的理解非常重要。
壹、 法规范的国界性 今天所谓的法学，对所有华人社会而言，都没有太久远的传统，清末开始经由日本专家的协助移植欧陆法制时，日本殖民下的台湾也已自其本土引进同样源于法、德等欧陆国家的法制，从各种实体和程序的重要法典，各种法律职业，一直到法院的布置细节，无所不包，一起进来的，当然还包括了大学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方法，乃至发表的文献形式。欧陆法系的法律以条文化的制定法为中心，法律的适用基本上就是法条的演绎，和英美法系比起来，后者虽然同样有制定法，但仅作为初始而非主要法源，运用到个案时仍维持习惯法的传统，即以先例为主要法源，从而所谓法律的适用基本上是案例归纳，有其根本的不同。欧陆法系的法学从整理诠释罗马法起家，转而整理诠释其自己的法典和其它制定法，而以欧陆法学为蓝本发展出来的台湾法学，也就同样以法律的注释为其核心任务。 以实定法的整理注释为主要内容，虽也涉及到社会事实的观察，无异于其它社会科学，但探讨的重点毋宁在于法律如何用在这些事实上，而不是像一般社会科学一样，探究事实本身背后的原理原则，换言之，法学研究的是应然规范的体系规则，而不是应然规范所规范的社会实然。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必然造成法律的复杂化，但因为法律条文必须维持一定的抽象高度，才可能适用到各种复杂的情境，遂又使得法治所要求的高度可预见性变得十分困难，法注释学的主要功能，即在建立一些可操作的方法，把复杂而抽象的法律和条文整理成客观合理的体系，使抽象的法律适用于不断变动的社会，仍有一定的妥适性与可预见性。此一任务使得法学必然要和某一实定法秩序紧密结合，先天上即有国界性，概念体系既不可能雷同，同样的社会问题在法律适用上也就不可能相同，因此甲国的法学对于乙国的意义不大，和其精密或成熟程度完全无关。这种规范科学特有的界限，与同样强调本土化，但作为一种事实科学，任何原理原则的建立终不能排除普世性验证的社会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贰、专业教育的基础法学的高度应用性，是它的另一个特质。从我们师承的欧陆法学的历史来看，它根本就脱胎于法律专业的教育。如同医疗、建筑、会计等专业（profession），欧美的法律职业也很早就成为排除自由参进和国家干预、高度自律的专业，对专业提供如此有别于一般营业的制度性保障，主要理由在于专业的高度外部性，仅其性质各有不同而已，就法律专业而言，即在维护当事人主观权利之外，幷有助于法院独立[中立的行使审判权，间接保障客观法律体系有效、公平的运作，故把法律职业的专业化看成支撑法治的必要条件，也不为过。我国对于专门职业市场参进的限制，甚至形之于宪法（第八六条），更确定了专业的制度性保障。究其意旨，保障的应该不是专业人员的利益，而是专业服务的品质，因此教育即成为专业制度不可或缺的一环。法学和医学一样，都是从临床的技艺发展出来的系统化理论，也都背负着专业教育的沉重功能，一直到今天，欧洲很多国家由大学提供的专业教育是和职业考试结合起来的，学校并不发给完成学业者任何学位。台湾的法学教育虽独立于专业考试，但教学内容仍然有着明显的考试取向，对多数法律教授而言，“教科书”的撰写几乎是一种天职，这一点，法学不仅和高度理论性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不同，就是和其他同样具有应用性格的社会科学，如管理学、传播学相比，也显得相当独特。如果说教条和匠气对非关专业的社会科学而言，是要极力避免的东西，对于法学则可能是一种必要之恶。和同样支撑一种专业的医学比较起来，又因为后者结合了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已发展出系统化程度最高的一种理论科学，法学这种以应然规范而非事实为标的的科学，则很难在规范的整理以外，在理论层次上有什么突破，这也再次凸显了规范科学的封闭性。叁、美国法学的影响比较特别的是美国的法学。因为英美法系的传统，是以法官所作的判决先例为主要法源，法律的传习重点在于案例整理归纳，不在法条的注释，因此教授的角色相对的被边缘化，法学院既不能向欧陆的同僚那样以法条注释来主导法律的发展，阐明法律“应该是什么”，而只能跟在法院后面观察法律“是什么”（唯实法学），因此在二十世纪以后，美国的法学院即不断尝试和事实科学结盟，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资讯学乃至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法律和法律制度。美国的法学院只招收学士后的学生，降低了科际整合的困难，也是重要原因。美国法学对于理论的偏好以及视法律为社会事实一部分的研究态度，对于附从于实定法的欧陆注释法学而言，无疑是研究视野的拓宽，虽然迄今并未对其已经相当稳固的法 学传统造成太大的影响。欧陆的法学在表面高度技术性的教条训诂后面，仍然有其足以反映时代思潮的变化，以德国为例，从二次战后法学界的主流思潮就是价值法学，相信法律适用是一种价值权衡过程，把法律当成一个自主的体系，从而和美国二十世纪的各种法学基本上视法律为一应变项，有其根本的不同，这可能是另一个欧陆法学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原因。 肆、研究走向多元化台湾的法学原以欧陆为师，最初仅以辅助司法、支撑法律专业教育为其主要功能，在司法逐渐成熟之后，法学开始把司法实务纳入研究，与司法之间转变为对话关系，近十年来受到美国法学的启发，开始认知法律继受的社会问题，体会到继受国的法学完全无视于历史文化的隔阂，一味投入法条的注释--不论是借助于另一个继受国日本的三手注释，或者直接参考欧陆母国法学的二手注释，固然可为专业教育提供立即可用的系统知识，但离开回应社会的真实需要都还很远，民间与司法的疏离与此有绝对的关系。即使不谈法律理论的创新，仅仅建立不假外求的第一手注释，也都需要先掌握台湾社会的事实现状，而美国的各种法律分析方法，对于走向第一手注释的台湾法学即有着高度的吸引力，这又是台湾不同于欧陆的地方。因此台湾法学一方面在欧陆法系传统下，仍须以实定法的注释为其核心业务，并支撑法律专业的教育；另一方面为了加速脱离继受走自己的路，又有必要借助美国法学的丰富理论，开始与社会科学对话。换句话说，台湾的法学无可避免的变得很多元，既是规范科学，也是事实科学，法学承受的挑战和压力，可说倍于这些先进国家，偏偏投入法学研究的人力完全不能与美国、日本或德国相比！因此如何认清本身的条件，建构一个有利的法学环境，对各大学法学院以及国科会这样的资源分配者，乃至法学工作者本身，都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伍、法学走自己的路？由上可知，台湾法学未来面临的挑战有四：一、支撑实定法体系的运作；二、引进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竞逐华语地区的大市场；四、融入全球化的法学社群。 第一项挑战是成文法国家无法回避的核心任务，第二、三、四项挑战则是学习西方法治，一方面要让法律深植本土，另一方面又要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台湾，迟早必须面对者。要适当回应这些挑战，不能不先认清台湾法学现有的条件，包括优势和局限： 台湾的优势在于--知识多元开放，背负的传统负担较小，调整弹性较大。 台湾的局限在于--产能有限、腹地狭小、教育制度不利于科际整合研究。 作为一个规模较小的法学社群，法学工作者应该更有意识的加大社群互动的质量，加速法学典范的形成，使有限的研究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但资源分配者也千万要避免削足适履的引导，反而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国科会近年大力提倡、作为衡量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共同指标的SSCI和TSSCI，就不能没有一定的忧虑。高揭两项指标的政策意涵似乎是要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研究方向，但如果没有解读错误的话，后者应该只是作为纳入社会科学国际分工体系的前置手段或过程，而不是目的。对于最终必须通过普世性验证的事实科学而言，这样的政策尚不能说有何不妥。台湾法学既不能无视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能自外于整个华语地区的竞争，乃至学术全球化的趋势，已如前述，则把两套指标引入法学好象也没有必要加以排斥。但其不变的规范科学本质，使台湾法学未来的重心将仍置于实定法体系的支撑，大部分研究资源不能不放在法学的注释上，这是法学和社会科学先天上最主要的区隔，从而也是国家订定学术政策触及法学时，不应忽略的一环。 换言之，SSCI与TSSCI所代表的社会科学标准化政策意涵，固然可以几乎无保留的援用于法学，因为走向研究标准化既有利于法学对后三项挑战的回应，也无碍于其支撑实定法体系任务的实现，就此而言，法学完全没有自行其是的理由。但SSCI与TSSCI背后的另一个政策内涵，即以期刊为界面，融入社会科学的国际分工体系，如果不做保留的援用于法学，却可能扭曲法学研究的资源配置，对于资源已经极度不足的台湾法学而言，这将是相当严重的政策错误。简言之，经济学、管理学或者政治学、社会学，都可以引导学者以TSSCI为跳板，在SSCI扬名立万，最终则使TSSCI完全融入SSCI。法学却有其无法参与国际分工的核心领域--至少在世界一家，主权国家藩篱完全撤除的理想实现以前，此一核心领域必然继续存在。SSCI与TSSCI的国际分工政策，意味台湾的期刊市场只是国际社会科学期刊大市场中的卫星市场，因此两者间的流通障碍应越小越好，台湾期刊市场的结构问题，基本上也 就只是可以忽略的小问题，因为所有结构造成的不足都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得到补正。比如经济学也和法学一样有研究人口不够多的问题，但经济学期刊的分工不足，并不值得过于忧虑，研究法律经济学的少数学者始终可以选择在美国的法律经济学期刊发表。然而一旦用相同的法学思考去看待法学期刊，把台大法学论丛、政大法学评论或月旦法学杂志、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等期刊，看成只是全球法学期刊市场中，台湾卫星市场的产品，其分工不足的结构问题同属可以忽略的小问题，马上就会面对一个质难，台湾层出不穷的实定法问题，如何期待在任何美国的法学期刊上找到答案？纵使用最漂亮的英文写作，哪家美国期刊会刊登这样的论文？足见至少就成文法系国家而言，包括前面谈到的德国和日本，法学文献一定自成一个内国的市场，自己生产、行销，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事实上只有少数后设于实定法的研究领域，如法理学、法社会学等，或其规范领域本不限于内国的国际法领域，可以和国际研究市场挂钩，而且必可因加入而获益，但绝对不是全部的法学研究。此一国际分工政策引导下的期刊评比，就很可能让我们忽略了台湾法学期刊欠缺跟工的严重瑕疵。仅仅从这个角度，我们必须强调台湾法学只有走自己的路，才会正视目前法学研究文献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在审慎引进社会科学标准的同时，至少应从内需市场的角度，尝试去作一些修正。台湾法学发展到今天，也许我们必须说，它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法律适用技艺升华为一种广义的社会科学，法学工作者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关注其他社会科学的议题和成果，其他社会科学恐怕也要祛除对于法学“只是法条、判决的整理、记诵”的刻板印象。所谓科际整合，才会有期待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