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历史篇（1）

传承、传播历史文化是当前文化建设大发展的时代需要。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策略，这对于地方历史文化的弘扬与创新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汇处，有着悠久独特的历史文明、丰富的文物古迹，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十分厚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包公文化、宋文化、端砚文化、龙母文化、六祖文化、红色文化、古建筑文化、摩崖石刻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包容兼备、交相辉映。在肇庆历史系列文化中以包公文化内涵最为丰富，以宋文化最具有代表性，以端砚文化最具特色，以龙母文化最具有地域性。肇庆在广东的经济改革建设大潮中属于后起之秀，如今已进入到了发展的新阶段，迫切需要文化的支撑。可以说，文化实力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后劲。立足实际，文化强市，是肇庆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的战略选择。早在2011年《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省委省政府加强社会建设决定的实施意见》中就提到，“大力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以肇庆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蕴、以现代文明素质为特征的‘开放兼容，务实进取’的新时期肇庆人文精神”。《意见》中还提到“要加强历史文化教育”。《肇庆市“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大力发展先进历史文化，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大力建设培育以肇庆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蕴、以现代文明素质为特征的肇庆人共有的文明和谐家园。”2016年肇庆第十一届八次全会指出：“加快构建现代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新兴业态。”《肇庆市“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好肇庆地域文化”和“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由此可见，将地方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精神性的东西融入到人们生活中已成为时展的要求。所以，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从时展的要求来看，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弘扬是当前急迫的任务，应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和传播肇庆历史文化，挖掘其思想精神，探寻新的传播策略。

二、肇庆市历史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2016年3月，课题组在肇庆当地和与肇庆毗邻的佛山以及近距离的东莞进行了对肇庆历史文化传播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以定向部分企事业单位和随机访问路人的形式展开，本次调研活动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0份。以下是几个关键问题的访问情况，由此可管窥肇庆历史文化传播状况。问题一：“您知道肇庆是远古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和白话（广府话）的发祥地吗？”籍贯为肇庆的受访者中只有40%表示知道，籍贯为肇庆地区以外的受访者中95%表示不知道。问题二：“您了解肇庆具有哪些地方特色文化？（多选）”25%的人了解包公文化，28%的人了解端砚文化，12%的人了解龙母文化，15%的人了解宋文化，而相当部分的受访者表示都不太了解。问题三：“您了解肇庆有哪些历史文化古迹？（多选）”30%的人了解七星岩，35%的人了解鼎湖山，5%的人了解梅庵庙，5%的人了解宋城墙，8%的人了解包公祠，6%的人了解阅江楼，5%的人了解龙母祖庙，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从未了解。问题四：“您认为哪种途径对于传播肇庆历史文化更有效？”28%的受访者赞同电视、报纸、广告等媒体，32%的受访者赞同发展旅游，举办各种类型的主题文化活动，而40%的受访者认为利用网络、手机台、客户端等新媒体形式更有效。此次调查问卷基本上涵盖了课题研究需要的信息资料，题型较为全面、便于填写和统计。调查的数据结果差强人意，课题组认为这是由于调查所在地为珠三角，珠三角外来人口较多，当然对地方历史文化认知单薄。但调查资料还是可以清晰地表明肇庆及其文化资源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即便是肇庆本地人对肇庆历史文化的认知也是较为粗浅，人们更愿意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形式去了解地方历史文化。事实上，肇庆作为传统意义上历史文化城市的“印象”正被快速消融，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经济已然成为政府工作重心。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终依赖文化的反哺，所以在政府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更需要创新有效的文化传播手段。

三、新媒体对历史文化传播的启示

当前，新媒体得以迅猛发展，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及生活方式，也给文化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思考。特别强调，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新媒体是新兴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又称为数字化新媒体，主要是指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智能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2]。新媒体具有传播多样、灵活便捷、互动性强、渠道广泛、速度快等特点。相比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技术、方法、手段、功能等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正快速地冲击着传统文化媒体体系，改变了原有文化传播的单向模式，其在现代传媒策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媒体的兴起势必会在促进和优化历史文化传播上引起新的变革。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体促进历史文化传播的发展，这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地方历史文化具有多元化、多层次性，传统媒体单一的传播形式无法展现其和而不同的特质。因此，在传播形式策略上，要广开思路、拓展渠道，在运用现有媒体进行传播的基础上，更多借助大众传播工具，积极发掘新媒体传播渠道，加强与受众的互动。

四、肇庆市历史文化传播的新思路

（一）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文化品牌

目前情况表明，肇庆历史文化传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内涵挖掘欠深，提炼不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偏弱，缺乏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意产品,既有的文化形式不利于传播。于此，打造属于肇庆的精品文化应是首要之务。文化具有整体性，其不同要素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联系起来的有机整体[3]。文化能够入人“心脑”，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整体印象和品牌刺激。肇庆的历史文化资源散乱，难以深入人心，急需对文化资源进行整理、打包。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文化需要将散落在肇庆各地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和建立整套的文化资源体系。经过梳理，可以从这几条主线入手：将岭南四大名寺之一的庆云寺和六祖慧能禅居的梅庵整合成佛教圣地，以此宣扬佛文化；将砚洲岛的包公祠和城西的包公文化园整合，以此宣扬孝道和廉政文化；将端砚文化村、老坑、七星岩、肇庆市博物馆等整合成砚石文化基地，以此传播端砚文化；将叶挺独立团旧部遗址阅江楼和各地的革命旧址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此推广红色文化；将崇禧塔、古城墙、丽谯楼、披云楼、肇庆府学宫等古建筑整合成宋文化基地；辖区下的其余各县、市地方着力打造以民风民俗为主的文化基地。要打造文化品牌除了整合既有资源外，还可以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纵观当前中国的许多地方，由政府主推打造的“印象”系列文化节目极为兴盛，如《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大红袍》等甚是火热，人们通过这些利用新媒体技术打造的节目不仅了解到当地的文化精髓和人文故事，还在情感体验上得到了升华。肇庆不乏秀美并富有底蕴的实景，且人文故事荟萃，以美丽的星湖和七星岩为背景，将最具有开发与利用价值的端砚文化、包公文化和龙母文化中的人文故事融入其中，完全可打造出如《印象端城》之类的实景品牌节目。

（二）开发和启用新的传播形式，整合媒体平台

传统的传播体系会使信息资源集中拥堵在传播发端，致使信息传播不畅，效应难以扩散。媒介的选择是文化传播实现的关键条件，新媒体是一种以组合形式传播的媒介，能使信息的传播更加发散。文化的传播其实质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历史文化要能影响社会生活生产，需要不断滋生出不同的表达形式和内容来迎合时代需要，这样才能生生不息，而新媒体恰恰能极大地促进文化的再创造。所以更新传播策略，借助新媒体对文化进行传播无疑是最佳方式之一。网络是新媒体的重要载体，网络营销在文化品牌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调查发现，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官网及平台端口来介绍、传播肇庆历史文化，只能够看到一些零散的新闻报道和信息掺杂在官方门户网站中。试问人们通过何种方式集中、有效地了解肇庆历史文化方面的信息呢？故政府应在文化建设中高度重视网络的作用，借力新媒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根据肇庆历史文化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网络营销方式。可以在一些用户活跃量比较大的门户网站和数字平台进行市场推广。当然首先还是要建立一个专门宣介肇庆历史文化的门户网站，将庞杂的信息分门别类；推出品牌专栏，图、文、影、音多维度予以展示；设置互动模块，让受众交流互动，提升黏性度；提供相关信息咨询和答疑解惑，及时甄别和处理各种不利的信息。充分开发和启用移动媒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七亿，手机互联网的使用率达到百分之五十，移动应用端已经深入渗透到各个年龄段的用户，成为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应形势，推出一些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应用端口，让人们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就能全方位地了解、感受到当地历史文化。比如在各个文化展览馆和场所，通过扫描二维码，再链接下载应用软件，可观看到多维呈像的视频内容介绍，甚至还可通过VR视觉处理技术，让人身临其境般感受文化气息。类似地还可开发信息指南类APP、电子书、电子杂志，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制作适合利用互联网端口进行链接和分享的精美小视频和微电影。这样在传播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叠加效应和几何倍增效应，增强传播的有效性和辐射范围。每一种传播媒介都存在优缺点，从影响的持续性、视听的感官刺激、辐射范围、制作成本等角度来说不尽相同，所以在多渠道多方位进行传播营销时，需要整合媒体平台，创新机制，每一个媒介发端都需有专人应用专业技术予以维护、管理。

（三）注重大众体验，强调互动交流

新媒体时代更能催生和满足人们对文化的个性化需求，受众更愿意成为主动的文化接受者[4]。大众对于信息资讯的接受，通常要求方便快捷、直观可视、自主多元并可交互，分众传媒、自媒体时代更是如此。文化具有共享性、开放性，其传播实际上就是学习、交流和共享的过程。文化的传播还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信息传播学理论提出，文化资源（符号）首先必须经过内涵提炼表现出来，然后经过媒介进行一次传播，当受众获得一定的文化认知、情感体验以及认同感后，会主动地进行二次传播或多次传播，并一直延续下去。传播理论家施拉姆认为：“传播是基于实用的适应性需要，是一个有来有往的信息流通过程。”[5]所以，传播历史文化一定要注重大众体验，强调互动交流，让每一个受众成为传播的节点，而不是终点。如今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具有“点对多、多对多”[6]、交互性强的传播特点。这使大众有更好的参与感和互动体验，可以随时随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了解文化资源。此外，大多的新媒体载体能满足用户对信息的双向选择，从而实现大众对文化需求的“碎片化、个性化和定制化”[6]。因此，在研发移动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时，最好能集信息介绍、咨询指引、文化消费、在线交易于一体，这样无疑能够极大地促进互动交流，且能从中了解到大众对文化需求的偏好，通过收集公众反馈的信息数据，及时调整传播侧重点，稳定固有的“粉丝”群，不断开发新的用户群体。

五、结语

立足中华文化，充分挖掘肇庆历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传承、传播肇庆历史文化，推进文化的融合发展，有利于不断提升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念，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的联动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立体多维进行的。除了以上所述策略，还需要多种举措予以配合、多管齐下。在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传承和传播方面，地方高校一直是主阵地。肇庆拥有几所高校，文化资源也相当丰富，但对当地历史文化研究的机构却不多，且研究也不够深入透彻。对此，政府完全可以引导、促成地方院校成立相关地方文化研究机构，以此深入挖掘文化的内涵。同时除了通过肇庆本地范围内的媒体进行传播之外，还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大横向联合的力度，与其他兄弟地市级媒体联动。新形势下，只有融合新媒体，以开放、创新的姿态去传承和传播地方历史文化，才能不断扩大肇庆历史文化的传播范围，让肇庆的历史文化走出肇庆，提高影响力，得以绵延不止、生生不息。

作者:张勇 单位:广东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刘丽.论国学与当代人文教育的传承[J].时代文学,2008（4）:86-87.

[2]袁志.新媒体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力的提升[J].西部广播电视,2014（14）:75.

[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本[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85.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2）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5－0183－05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总体的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迄今为止理论界尚未从媒介存在这一视角去研究、把握“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可能。作为媒介存在的现实的人，是指以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以及人自身为存在媒介而从事生产和交往的有生命的个人。研究现实的人的媒介存在，对于深入把握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整体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共同建设和平发展的和谐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以自然存在物为存：在媒介的“现实的人”

在宇宙洪荒时代，地球上的存在物皆为自然存在物。人类诞生之后，人们通过劳动实践，逐渐形成类意识，逐步开创类生活，不断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形态。人类发展史表明：人从减弱种的兽性到增强类的人性，从迷信神性到崇拜理性，从重视工具理性到高扬人文理性，最后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价值理性，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自然存在物充当着现实的人生存生活的首要媒介。

1.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人存在的一般性媒介

对人而言，自然存在物是无意识的和天然性的存在。“无意识”和“天然性”是自然存在物的内在规定性。具体地说，自然存在物只是按照自然的运动和变化的规律在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转换。它们只在现实的人的活动、劳动和交往实践所及的地方才对人发生作用，但这些作用却是不自觉的、无目的的。至于那种“认为自然界的力量是有精灵的”、有意识的看法，大体上是因为古代人的“祭祀仪式需要解释”…的原因。从太古代至今，自然存在物就与宇宙的生成、地球的形成一起逐渐演变而来。自有人类开始，“人工自然”跟着逐步出现。现实的人要吃喝穿用，要生产、交往、游戏、绘画。因为真正的现实的人，不是黑格尔那里的“无人身”的自我意识，不是费尔巴哈那里的“抽象的类”，也不是福柯所指的那些“疯人”、“放荡者”、“病残者”、“怪诞者”等非理性的“怪物”，而是健康的劳动者、正常的生产者、理性的生活者。这样的人，有需要意识、情感意识、反思意识、发展意识。在这些意识的综合作用下，现实的人首先把自然存在物作为对象，围绕自然存在物展开生产劳动、生活活动和创造实践。

在自然界面前，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中心，把自然存在物作为生活、反思和发展的最初的、基础的和特定的媒介而形成了一部自然史。在社会界面前，人的“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人的自然进化史和社会发展史共同向人们提出“人类如何存在才更有意义”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近代以来，越来越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人们过度开发和宰制自然，从而背离、危害为人类提供安身续命的自然媒介。同时，越来越普遍的反工业污染行动则要求人们重建和谐的“大自然”。在此意义上，卢卡奇曾提出第三种“自然概念”。在这个概念中，“自然就意味着真正的人的存在，意味着人的真正的、摆脱了社会的错误的令人机械化的形式的本质：人作为自身完美的总体，他内在地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着理论和实践、理性和感性、形式和内容的分裂”。这个“自然”概念说明，人们要克服各种异化而复归人类的合理存在，就要确立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人的存在的一般性媒介和对象性媒介的观念。确立这样的观念，与确立“自然对人类有意义与价值”以及“人类对自然有权利与义务”的观念是相互适应的。

2.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人活动的对象性媒介

现实的人的活动是对象性活动，它分别指向生存领域或生存生活领域和发展领域或发展生活领域。

在第一个领域，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人的生存媒介。生存是现实的人的第一需要。但生存就要有生存媒介。而作为生存媒介的物质生活资料首先来自自然界。对此，马克思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也就是说，自然存在物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是对象性存在，人们必须以其为对象，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因为自然和环境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物质资料。而自然存在物并不以人的存在为其生存的先决条件，人的存在却非以自然存在物之存在为先决条件不可。这是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靠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也是因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在第二个领域，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人的发展媒介。自然存在物是人的发展的根基。人是自然存在物。因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脱离动物界后，并没有完全与自然存在物隔离成真空状态。现实的人的发展，最初表现为改造和利用自然存在物，以及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发展。人从纯粹以身体器官为工具到制造石器、骨器，从磨制石器转到炼制铜器，再到利用钢铁制造先进的工具、机器，这些都说明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人“参天地”、“育万物”、“造世界”的发展媒介。这些以自然存在物为原料的工具、器具的发明、生产和利用，产生了两大文化后果：其一，现实的人通过制造工具、器具，改变自然存在物的存在形态，对之塑型、定式和完善，从中获得满足和幸福，形成了物质文明。其二，现实的人在改变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积累了知识经验，革新了生产技术，改变了既有观念，增强了审美意识，从中获得精神充实和熏陶，形成了精神文明。对此，康德把前者看作人的“自然目的”，把后者看作人的“最后目的”。

自然存在物是特定存在、可复制的存在。而现实的人却是非特定存在、不可复制的存在。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正是这种自觉意识，人既懂得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也懂得把自然存在物作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特定媒介。作为人的生存生活媒介，自然存在物向现实的人提供了以什么获得生存的外在尺度；作为人的发展生活媒介，自然存在物向现实的人预设了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的可能尺度。现实的人获得生存生活的外在尺度与其实现发展生活的内在尺度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说明，现实的人为了更好地生存生活、实现持续发展，应当消除偏执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3.以自然存在物为存在媒介的现实的人应消除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人类自开启文明以来，有关人的重要论述并非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绝对“合法”、无上“完美”的论证。而且，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完 整并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也不曾有过什么人类中心主义学派”。

古希腊时期，普罗泰哥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但这不等于流放自然。伯里克利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但这不等于反对自然。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从神学高于哲学来论证神性高于人性”，而神性不过是人性的神秘化、超越化，但这不等于抛弃自然。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对人的高贵的赞美甚于天使，莎士比亚对人作为“了不起的作品”的褒颂，强调人是“宇宙之华!万物之灵”但这不等于消解自然。近代以降，笛卡尔建立理性哲学，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这不等于战胜自然。康德宣明“人就是这个地球上的创造的最后的目的”，同时指出人是共处于自然之中的。这就说明人的“自由”不是无边界的。黑格尔论证绝对精神无所不能，强调人类具有“最高的光明”、应“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但这不等于漠视自然。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存在物是人与自然交往的纽带，也是人与人交往的纽带。自然存在物成为人的活动、享受的基础和媒介。没有自然存在物，人不成其为自然存在。没有人的活动存在，自然存在物不可能真正“复活”。这些思想都说明，问题不在于我们是“走向”、“走进”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在于现实的人逐步疏离自然，抛弃自己赖以长远存在的根基媒介，从而使人类处于与自然界相对立、甚至与之绝对对立的境地。这样的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当然要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是以自然存在物为生存发展媒介的人。因此，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来要求每一个现实的人回归自然的生存，建设和谐的生活，去做自由的社会人，去做一个与自然和合共生而又健康生活的人。

二、以社会存在物为存在媒介的“现实的人”

现实的人以社会存在物为存在媒介建立自身、创生自身、发展自身。人的发展形成社会历史存在，社会历史存在又推动人的发展。现实的人的总体历史与社会存在物的总体历史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人的总体历史，是人与社会、自然互为媒介的结果。

1.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与“存在于社会的产物”相统一的媒介存在

现实的人是多维的、复合的主体，是具体的、有限的主体。现实的人因依存于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产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而成为社会的产物。他也因参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参与历史的创造而成为存在于社会的产物。

首先，社会生产现实的人。马克思指出：“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在这里，“社会”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体结构，“社会生产”是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其二者的综合作用。在麦克卢汉那里，社会生产是指开放社会的媒介生产。开放社会利用积累的媒介“激励人们去创造延伸社会能量”、“释放巨大的心理和社会能量”、“把个体凝聚成一股强大力量”，以至使任何个人和群体“实现无限的拓展”。由物质生产所形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物质存在物即“物质存在”或“物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依赖于一定的生产结构的存在。而由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精神存在物即“精神存在”或“文化存在”。这种存在是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存在。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社会存在，只不过前者以实体、器物的形态向社会呈现，而后者以思想、观念的形态向社会呈现。人的物质存在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本源、根据，而人的精神存在是人的物质存在的镜像、反映。人的物质存在与人的精神存在互相作用，这种作用形成为人的历史。从物质存在角度看，现实的人的存在历史，表现为生产发展历史。生产结构构成为历史的结构。从精神存在角度看，现实的人的存在历史，表现为“被认识到的历史”，“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那么“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其次，现实的人生产社会。马克思也指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在这里，“社会”，是指社会的活动和享受、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以及由这些活动和享受、生产和消费所形成的社会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既包括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又包括生命存在和非生命存在。其中，“生命存在”是指活着的“现实存在”，也指活着的“历史存在”；对于“非生命存在”，仅是对应着自然物的存在，在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但是，由于自然进入历史，自然存在物进人人的世界，它参与人的生活、铸造人的精神、改造人的品格，那些原先看上去没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开始有了“生命”。在莫兰看来，“妖精、鬼怪、精灵、神祗是含有高度的类生物性、类人性的存在性的”。它们的生命是附着在人身上的，它们的意义是由人赋予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既保证与外部环境的和解，也保证与现实的人的和解。那么，那些非生命存在就成了生命存在，其原始文化本质也逐步为人们所理解。因此，由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共同建构的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而由生命存在和非生命存在共同建构的社会，是“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总之，社会的产物和存在于社会的产物，都是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对象世界。在这个对象世界中，人将自身建立为类的存在物，并成为“社会的生物”，也成为存在于社会的一定历史的产物。

2.现实的人是“时代的产物”与“历史的产物”相统一的媒介存在

时代由现实的人来中介，历史由现实的人来传承。中介时代的人和传承历史的人都是媒介存在的人，都是现实的人。同时，现实的人又是时代的产物和历史的产物的统一体。

首先，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没有超越一定时代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那时代的限制”。一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生命跨越两个世纪的人仍然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的人。时代是靠“主流”、“基质”来界定的。只要时代的主流不变、时代的基质恒存，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就还在那里对现实的人发生宏大而深远的规约。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对世界进入并将长期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这一时代特征作出了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判断。这说明，爱好和平是现时代的主流，谋求发展是现时代的基质。而利奥塔对“后现代社会”的解读，雅斯贝尔斯对“忧惧时代”的批判，莫兰对“超级复杂社会”的预言，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揭示，都昭示了一定的时代乃是人的存在不可逾越的媒介这样一个真理。现实的人对一定时代的理解、判断构成为该时代的社会存在物，而由这些社会存在物所构成的时代则决定着现实的人的选择和发展的维度。

其次，人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样的人“不是从口头上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不是处在某种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也就不是 抽象的死的机器，不是“想象的主体”；这样的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那种支配人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就是历史存在的形式，那种支配了人并作用于人所产生的好的、不好的或中性的结果，就是历史存在的内容。现实的人就是由这样的历史形式和历史内容所决定、包纳、融合的特定的产物。历史对人的作用与人对历史的作用是深度互渗、高度相干的。

一方面，历史在人之中。人是历史的开创者、继承者和发展者。人是历史的主体。离开人的活动、劳动和创造的所谓的“历史”，只可能是自然史，只可能是机械而直观的想象史，只可能是贫血而枯槁的抽象的精神史。一个丰满充实、有血有肉的历史，必定是现实的人通过艰辛的劳作、执着的追求和伟大的实践所创造、积淀和推进的历史。在恩格斯看来，“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而历史事件“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因此，历史是社会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哪一股力起主导作用，要看这股力量是否代表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方向。人类的历史，是世俗的历史，是现实的人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另一方面，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占有着人、支配着人、制约着人。历史是规范着人的生产、交往和发展的总体。作为历史存在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发展方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序列，旧的形式为新的形式所取代，新的形式又为别的形式所取代。这些与一定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是先后更替着、发展着的。这些条件，既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实、丰富和展开提供某些便利，也使人受制于这样或那样的条件而形成某种局限。现实的人对条件的把握、运用和超越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这样，“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人在历史中，是指人在国家中、在社会中、在生活中。卢卡奇在研究马克思这一思想时发挥了恩格斯的观点。他指出：“人作为人在自己同自己本身、同自己的同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中的生活，现在能够成为人类真正的生活内容。人正作为人――社会地――产生出来”。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能动地把自然存在物纳入其中，或作为人的物质变换的材料、或作为人的身体更新的元素、或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自然存在物已成为人的现实存在的前提条件。融合自然存在物而创造社会存在物就建立起为人所特有的“人道”。人道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非自然的赐予，因而“自然中心主义”的提法就值得反思。

3.以社会存在物为存在媒介的现实的人应消除自然中心主义观念

“自然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生命之重要、自然权利之重心、自然价值之重大，从而人在自然面前就不得不屈从其变化规律、屈服其天然调节、屈折其无上的威严。这样，它就受到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回应和挑战。两类“主义”之争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要解决问题，只能在现实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媒介交往关系上找出新的契合点和平衡点。这就是：现实的人作为媒介存在物，是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物，是能意识到“为我”的特定性和“为他”的必要性的特殊存在物，从而能够根据理性原则而创造理性的生活。这是消除自然中心主义的深层哲学基础。

首先，现实的人是为自己的存在。现实的人具有“为我性”，懂得“为自己”。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运用自己的能力去开发自然，生产产品，就是现实的人之存在的历史前提。在舍勒看来，人的精神活动就是“使人成为人的那种东西”。在弗洛姆看来，人是“为了自己的最高利益而行动的”人。人的这种“为我性”要求消除自然中心主义观念。

其次，现实的人是为他人的存在。现实的人也具有“为他性”。“为他性”是指那种“以他人之所需”为人的交往实践的目的。人首先是基于“为我性”，继而走向“为他性”，通过“为他”来实现“为我”。从逻辑上看，现实的人之间，“每一方都是对方的中项”、中介或媒介。现实的人是为自己而为他人的存在，而为他人是为自己的实现媒介。人的这种“为他性”也要求消除自然中心主义观念。

再次，现实的人是为他人又为自己的存在。在文明社会发展中，人从“为我”趋向于“为他”，这是一个可能的必然。在较高级文明社会中，人的“为我性”逐渐减弱、缓和，而人的“为他性”日益扩大、完善，这是一个必然的可能。直至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一阶段，“为他人”本身就是生活需要，“为他人”和“为自己”都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为我性”实现为自然的社会性，而人的“为他性”实现为社会的自然性，两者融合为人的“新天性”。这种新天性更要求消除自然中心主义观念。

人是以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为存在媒介的人。“无限的自然不可能完全地为有限的人类活动所同化”，有限的人类不可能完全地为无限的自然所遮蔽。因此，现实的人就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三、作为媒介存在的现实的人的可能-眭

现实的人是复合的媒介存在。人的媒介存在呈现出创制“合天人”的新景观、创造“同人我”的新局面以及创生和谐世界的新文化等多种可能性。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3）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1（c）-0161-01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多媒体作为一种辅助教学工具，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初中历史教学中，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要充分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因为在日常的运用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优势。下文中，笔者分析了多媒体技术与初中历史的整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且提出了一些对策。

1 多媒体辅助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多媒体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

长期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部分教师往往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却将多媒体技术视为“公开课”作为好评的一个标准之一。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都有各自的优势，不可能相互替代，大多数教师还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在日常的历史教学中可以发现，大多数教师还是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素养的，但是教师却不愿意将多媒体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对于它的运用没有热情。换言之，当前历史教师对于多媒体的认识与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理论与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脱节。

1.2 多媒体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部分教师将多媒体作为装饰课堂教学的工具，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不可以避免的表现出功利性、盲目性以及

随意性，致使往往会出现课堂内容贫乏，流于形式化，这样不仅不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且对提高历史的课堂教学效果毫无帮助。另外，大多数教师能够认识到多媒体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的优势，但是教师自身掌握的多媒体技术知识有限，大多数教师对于多媒体辅助工具的操作流于表面，这也是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运用比较少的原因之一。

1.3 多媒体课件方面存在的问题

教学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组成，要想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就必须要合理的处理这两方面的内容。对于多媒体技术下的课堂来讲，课件是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服务的，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看到教师制作的课件，往往比较注重课件自身的外观设置，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部分教师认为，盲目的将课件运用到课堂上，整堂课上教师就是面对电脑和鼠标，将预先制定的课件内容展示给学生，致使师生之间的交流很少甚至毫无交流，学生成为新上教师作品的观众，不利于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更加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人翁意思。

2 解决多媒体辅助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问题的对策

2.1 加强教师对于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认识

作为一线的历史教师，要认清楚多媒体技术与历史学科的整合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且不利于充分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优势。因此，可以通过集中培训、校本研修以及教师自主学习的方式，帮助教师补充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相关知识，从而加强教师对于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认识。教师课堂教学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换言之要想充分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优势，必须要使教师从思想上认识到它的优势，才能够确保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科学合理地运用到历史教学中，充分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价值。

2.2 优化多媒体辅助初中历史课堂的教学效果

课件制作要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结合起来，在课堂上，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引导学生通过自身的参与、思考、探究等活动，逐步完成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和掌握。课件的制作要注重演示与交互共存，既方便教师的“教”，又利于学生的“学”，让学生既可以了解清楚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还能够将学生给予历史事件的情境中，不断加深学生的理解。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提供“做历史”的平台，充分发挥多媒体的优势，既便于教师的“教”，又注重了学生的学习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另外，教师还要准确的找到历史知识与多媒体整合的切入点，为课堂教学注入新的生命力。切入点体现在通过多媒体强化知识的起点，为新知识的学习创设情境；通过多媒体解决教学的难点，引导学生突破思维困境；通过多媒体突出教学的重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多媒体展现知识的交汇点，促进知识的融会贯通；通过多媒体构建教学内容的开放点，建造利于学生获得“过程性知识”的环境。

2.3 以生为本，建立相关的培训和学习社团

（1）变换角色，从“学生”做起培训中，要让教师改变视角，给教师一次再“做回学生”的机会，让教师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待和使用多媒体。培训应该给教师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时间体验和使用多媒体，在这种氛围中，教师可以像学生一样，花费必要的时间了解多媒体的用途，还可以按照实际需求提高使用多媒体的技能，在实践中体验多媒体的价值。相关部门要保证在此期间给教师在软、硬件方面提供足够的支持，并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消除教师心理上的障碍和畏难情绪。

（3）组建区域学习社团有效的多媒体培训目标之一就是要帮助教师建立学习社团，以便于教师与技术人员进行沟通，彼此帮助、相互支持。研究表明，同事间的帮助和支持对教师提高利用技术进行教学的能力至关重要。同时，相关部门应对社团建设给予大力支持，为教师和多媒体应用技术人员创造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让他们彼此了解各自的目标、需求、专长，促进交流与合作。有意识地培养教师中的“技术专家”，使其成为提供帮助的中心或带头人。

3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必定能够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作为一线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挖掘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优势，使多媒体与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整合更深入，从而将多媒体辅助教学工具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4）

本期“业务探讨”栏目精选《我国社交媒体文件归档中的鉴定问题研究》《社交媒体环境下档案文化传播模式分析与构建》两篇文章，前者针对社交媒体内容庞杂，种类繁多，档案部门在归档与保存时如何对其进行甄别这一档案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提出了社交媒体文件的部分鉴定、前端鉴定方式及其应用条件，并结合实际阐述了不同类别的社交媒体文件的归档周期。后者则在分析社交媒体对档案文化传播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吸引用户关注；形成维系能力、提高用户黏性；与意见领袖合作、扩大传播效果等措施。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5）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曾经依托家庭而形成的“血缘共同体”和依托地域而形成的“地缘共同体”正在不断分离和弱化，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借助互联网实现虚拟连接而进入的“网络共同体”却正在加强。网络共同体能否承担传统共同体凝结社群的责任，这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与此同时，共同体的传统仪式也正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发生转换变形。延续几千年的祭礼仪式就是一大明证，从祭祖大典到公祭仪式，从电子鞭炮到在线祭奠，祭礼仪式转型的重大推动力要归于互联网技术。本文主要以“国家公祭网”为例，通过对其创立的背景、特点和意义的梳理，以小见大地描述祭礼仪式的转型，并探讨这种转型对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影响。

一、新媒体与“认同的空间”

新媒体（New Media）这一词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从技术角度看，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1]

美国《连线》杂志从传播角度把“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 by all）。此定义揭示出新媒体的最大实质：高度的互动性。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等）的传播模式大致为传播者通过印刷文字、声音和影像将信息传递给受传者，受传者虽然可以通过反馈以达到与传播者的交流，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这样的交流显得滞后又低效。而新媒体则开启了另一种传播模式：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他们借助新媒体技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实时连接，高度的互动仿佛是正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传播模式似曾相识，根据麦克卢汉的说法，它就发生在“部落社会”。在部落中，人们进行着直接交流，信息在部落内多向交织传播。但由于生活区域和技术手段的局限，信息传播的输入和输出也受到限制，随着报刊、广播和电视逐一打破时空的局限，部落内的人们快速且大量地获得外部信息。他们既身处部落内，又融入了更大的圈子，最终导致了“脱部落化”。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通过传统媒体了解外部世界之余，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自由地寻找和加入对话，“面对面”的交流再次复活，也带动了部落化的重生。

部落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重生”就发生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例如百度贴吧、豆瓣小组、论坛等网络聚集地。成员在其中针对同一话题、基于同一爱好或信奉同一精神进行交流和互动，形成“网络共同体”。不过，囿于媒介的性质，这些共同体四下分布，各自为政，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充满不稳定性。若想让这些散落的个体联结和统一在一起，让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历久弥新，势必需要更宏大的议题和更深刻的记忆，而国家公祭日和国家公祭网正成为这样一个契机。

二、国家公祭网设立的背景与意义

（一）国家公祭网设立的背景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进行了持续40多天的屠杀活动，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30多万中国人民在此次暴行中不幸遇难，这一惨案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然而，由于“记录的不足和传播范围的有限，导致南京大屠杀惨案从发生之始就未能广泛而深入地进入人们的记忆”[2]，甚至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时隔77年后的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年公祭日当天，首个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众多媒体对此广泛报道。但由于条件限制，能参与公祭仪式的人数有限，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唤醒记忆，由新华社主办的国家公祭网（）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

据统计，网站上线后的次日下午6时，浏览量便超过2200万，网上祭奠超过60万人次。进入国家公祭网首页，沉重的音乐随即响起，网页上显示着国家公祭网的主旨：国之祭、史之痛、民之愿。网页上还滚动播放着对这一主旨的解读：“彰显国家对同胞死难者的缅怀，牢记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表达人民奋发图强与和平的心愿。”国家公祭网共分为公祭资讯、海外公祭、在线公祭、公祭回音、公祭教育、公祭知识和网上史料馆等七大版块，每个版块又下设不同栏目。

此外，“公祭教育”“公祭知识”和“网上史料馆”三大版块，主要目的在于公祭资料分享、公祭知识传承、公祭历史铭记等，网友可以自由点击不同栏目，阅览相关信息。整体来看，国家公祭网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祭礼仪式的范畴，它不仅仅成为国家官方的在线公祭网站，还成为融合祭礼文化、祭礼教育和历史记忆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网站。

（二）国家公祭网设立的意义

国家公祭网的设立就像是一个承载社会共同记忆的历史“博物馆”，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是走进了记忆和反思的公共性空间。它用数字的方式保存着战争死难者的资料，寄托着当代人民对战争死难者的缅怀，并对人民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历史教育，国家公祭日只有一天，国家公祭仪式一年只举行一次，但国家公祭网却可以随时进入。这就是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的特别之处，也必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1.慎终追远的缅怀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向来包含着和平和宽容，遵从孝道，又重视礼祭，而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国家公祭日和国家公祭网向死难者进行哀悼和祭奠，既能彰显国家对同胞死难者的缅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又能体现出对传统礼孝的提倡和弘扬。

由于共同体已经逐步被社会所代替，以至于收缩回了“个人”的身体之内。在现代家庭中，传统的开放型生活被隐私和独立取代，子女向父母讨要自由和平等，两者的界限不是房门便是代沟。在模拟“村落”生活的“城市社区”中，家庭画地为牢，囚禁在防盗网和防盗门围造的房间里，失去了邻里观念。曾经依靠王权或宗教维系的版图上，个人主义越发强盛，集体观念和全局意识不断被消减，追求什么成为个人的问题，而不再有一个总目标作为彼此的纽带。当人们离鲍曼所言的“天堂”越来越远，曾经联系彼此的“结合关系”就这样被消解，而这势必会在原子式的社会生活中，造成毁灭性的“断裂”。当下，国家将目光投向过去，希望从历史伤痛中寻找情感力量联系社会中的个人，让超出血缘和地缘关系却又属于同缘关系的人们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也正是国家对共同体建构的有力尝试。

2.集体记忆的重塑

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我们所认为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家庭、族群、国家等社会组织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并借此凝聚人群。但集体记忆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它可以被叙述和更改，并经常“与社会群体认同或认同危机有关”[3]。面对日本祭奠靖国神社战犯、否认慰安妇和修改教科书等行为，加强对二战的历史教育和集体记忆迫在眉睫。

“拥有集体记忆未必能够构建和维系一个族群，而集体记忆的消失则注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4]由此可见，集体记忆正是一个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也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南京大屠杀史是城市记忆、历史记忆，更是一段民族记忆，对这一集体记忆的重塑可以通过人工景物（如纪念碑、纪念堂）、定期仪式活动（如国家公祭仪式）和日常生活行为完成[5]。国家公祭网就试图把仪式的节日性转换为日常性，让集体记忆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借此联系大众以重建共同体。在传统时代，精英依据现实重塑集体记忆，而到了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实现了技术民主，集体记忆也开始由大众书写。更多人在日常中介入，不断补充历史又不断更新记忆，将集体的纪念仪式与个人的身体实践相结合，这实际上是个人重返集体、社会重返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3.爱国情感的表达

“离开了反应，仪式就是空的。”[6]除通过电视直播观看祭礼仪式外，人们还可以即时在社交平台发表感想进行互动，如同身在现场呐喊出心声。传统仪式的感染性只是表现为起立、鼓掌或喝彩，但借助新媒体，人们的反应可以更加多元，传统仪式的肃穆氛围被网络上不断涌出的信息打破，爱国情感也有了表达的出口。但回顾时下热门的网络事件，从帝吧网友“出征”Facebook事件，到微博网友“口诛”赵薇事件，这些爱国情感的宣泄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网络暴力。

只有爱国情感的合理表达才能成为弥合社会断裂的重要力量。有学者认为，共同体的衰落是现代性危机和价值理性危机的同病别发，若要恢复情感纽带，重彰价值理性，将共同体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则需要依赖于哈贝马斯式的“对话”[7]。这样的对话应该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在国家公祭网上，网民虽然没有身临祭礼仪式现场，但可以通过书写祭文和诗词的文明方式，将心中的爱国情感转换成文字交流，而不是宣泄为一种粗鲁的谩骂和攻击。这一方式也使得人们可以与国家在情感上建立紧密的联系，又使得仪式趋向平民化，带来更多的群体感，对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也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4.历史意识的唤醒

何谓历史意识，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认为，“历史意识是将时间经验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包括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活动的总和”。[8]历史意识是一种精神活动，用以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期待未来。没有历史意识，我们将失去前进的方向，也找不到自己的认同。国家公祭网的建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记忆历史的空间，“人们通过回忆将自己融入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对自己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基本信念、价值等）长久存在，具有永恒的价值，或者至少可以贯穿数代人的链条，延续到未来”。[9]历史意识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意识，因为“历史是自我理解的媒介物，是表达及产生自我（个人和社会的）认同的媒介。历史代表着过去，而过去如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们能看到自己和世界在时间上的移动”[10]。因此，历史可以远去，但决不可忘记，因为没有历史，就没有认同。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和电子媒介的“殖民”，强化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祭礼仪式的转型与网络祭祀特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1]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祭礼仪式及其作用。根据《礼记》记载，凡符合“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I大患”五项原则，自然神灵、人文始祖、先公先贤、地方名人、厉鬼冤魂都成为公共祭祀的对象。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经数千年而不衰，已经成为一种稳固的传统。在向近代中国过渡的过程中，祭礼仪式为了适应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而逐渐改造，摒除繁琐，变得现代化，其象征意义也更多指向国族主义。[12]公祭一~的内涵，也从春秋时期的“公侯之祭”、唐代的“朝廷之祭”、宋代的“宗族共祭”转变至现代的由“公共团体或社会人士举行祭奠，向死者表示哀悼”之意。[13]

传统的祭礼仪式讲求宏大场面，“公”成为生活的主导，在祭礼仪式中，社会成员高度关注，并借助情感的连接形成一个统一的实体，有效加强了集体记忆。在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却是由“公”向“私”的转型，它更讲求个人在仪式中的反应。不过，这种转型并没有摒弃传统的仪式习惯，而只会是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既保留传统仪式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运用新型媒介语言传达出更为丰富的内涵。以下是新型祭礼仪式的三大特点。

（一）虚拟性与象征性

“身体的在场是第一手体验的一个先决条件”[14]，而在新媒体环境下，虚拟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不在场的在场”之可能，这便是新型祭礼仪式的虚拟性所在。人们在国家公祭网似乎脱离了物理空间，随时可以进行场景的虚拟转换，不受“地域”的限制，但依旧保留了“地域性”和爱国情感，这也是祭礼仪式对国家共同体建构的一大基础作用。同时，虚拟空间中场景的虚拟化并不意味着情感的脆弱和失真，毕竟仪式想要唤醒的社会集体记忆和情感一直都是存在的。

麦克卢汉曾把媒介视为人的身体的延伸，那么，新媒体则可以被视为人的记忆和情感的延伸。在传统环境下，情感的表达往往有去无回，无论是影响力还是保存性上都很受限。但新媒体为情感的表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让情感可视化，甚至变成实在之物。虚拟的新媒体手段并没有抛弃传统祭礼仪式的象征性，它更多的是将传统祭礼仪式转换为另一种数字化的情感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让这种情感表达更加多元。网友在国家公祭网上献花、植树，成为那个数字的一分子，还可以写下祭文、诗词或楹联，让对历史的哀思和对亡者的悼念长久保存并被更多人看到。因此，祭礼仪式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转型就像是它真实地发生在虚拟空间中，仪式中出现的“点蜡”“献花”“植树”“敲钟”等行为符号，同样具有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的象征意义，甚至由于新媒体的媒介作用，这种象征意义被加倍放大和感知。

（二）参与性与互动性

“对国家的真正认同不仅仅体现为外在的服从，还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内在的情感、思想和信仰认同”[15]，当法律和权威框定出一个人的义务之后，想要他真正地去主动履行，则必须依赖这个人内心的态度与信念。传统的祭礼仪式由于时空的限制，只能发生在某时某地，并只对现场观众产生直接影响，再借由电视直播和新闻报道，以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这样的祭礼仪式更多的是一种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所言的“媒介事件”，尽管它可以“把仪式场地从广场和体育场转换到起居室”[16]，但它依旧是一种官方的宣传手段，仍无法起到国家共同体建构的持久作用。

而新媒体却使得作为“媒介事件”的祭礼仪式升级转型，成为一种与官方相对应的民间互动，甚至更贴合每一个人的心意，以至于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祭礼仪式之中，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产生相通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往日的电视直播在新媒体环境下变成了网络直播，而观看直播的媒介除计算机外，还有现在更为流行的手机。曾经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接受祭礼仪式直播画面的观众，无论身在何处，现在都能够化身成为媒介事件的参与者，可以在手机版的公祭堂中点蜡敲钟、鲜花植树，进行在线公祭，在国家公祭网的论坛中发帖交流、彼此联系，这对集体记忆的重塑、爱国情感的表达、国家共同体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简便性与表达性

传统的祭礼仪式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准备，过程也相对繁琐。比如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第一次国家公祭仪式，它的仪式过程为：奏唱国歌、鸣警笛警报肃立默哀、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圈、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等。但是新媒体为祭礼仪式提供了更为简便的方式。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入国家公祭网，通过计算机或者手机进行在线公祭。

国家公祭网作为一个表达平台，除简便性外，还承担着“公共领域”的作用。依哈贝马斯之见，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个人、公与私之间的场所，公民可在其中进行信息交流和意见表达。鲍曼更是认为，公共领域正是重新建构共同体的基本途径。网友在国家公祭网中的表达既关乎自身政治生活的微观记忆，又融入社会集体的宏观记忆，表现出对共同体的建构和价值传承的追求。

四、结语：新媒体与国家共同体建构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相互独立的个人的一种纯粹的并存”，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而共同体则意味着一种“统一地对内和对外发挥作用的人或物”所形成的结合关系，是“生机勃勃的有机体”。[17]然而技术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变，令我们不得不承认共同体正被社会所取代，这和另一位社会学家鲍曼所感慨的“‘共同体’今天成了失去的天堂”[18]一样，潜在地表达出对共同体温暖、安全、信任、亲密的失落和怀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认为它是在印刷术普遍应用以后，人们在阅读报纸和小说的文字情境中想象出来的。然而，虽然是想象，但它们绝非幻觉或谎言，它们正“存在于主体之间，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19]。现代社会的人们“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也同时无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这也就迫切需要加强这种想象，使原子式的社会重新凝聚。在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公祭网就成了这样一个公共话题，社会成员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对当前中国现实的讨论，将起到重塑集体记忆、建构国家共同体的巨大作用。同时，国家公祭网也成为传统祭礼仪式在互联网技术下的转型尝试，更成为一个公共领域，为社会成员提供讨论和对话的虚拟场所。新型祭礼仪式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多方位展示，重塑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个人从自己向集体出发，从“私”向“公”转变，形成具备深厚情感力量和“选择性意志”的国家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6）.

[2]王山峰.南京大屠杀的仪式叙事与社会记忆[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4）.

[3]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40.

[4]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

[5]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14-123.

[6]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07.

[7]胡百精.互联网与共同体的进化[J].新闻大学，2016（1）.

[8]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3.

[9]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5.

[10]s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0.

[11]王山峰.南京大屠杀的仪式叙事与社会记忆[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4）.

[12]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11.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72.

[14]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6.

[15]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1.

[16]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45.

[17]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54.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6）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规律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必然性 的特点。它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方面。规律是反复起作用 的，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合乎规律的现象就会重复出现。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它们都有各 自不同的规律。新闻传播史是人类社会整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社会共始终。一方面， 社会整体的历史决定了新闻传播史演化的空间；另方面，新闻传播一定水平的发展又是社会维系 和进化的基本条件。和人类社会整体历史或其他专门史的演进一样，新闻传播史也有其自身的进 化规律。我们“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 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1]。”这一规律，表现为各种新 闻历史现象的重复性与常规性。只有深刻地认识新闻传播史进化的规律，尊重这一规律，才能顺 势推动新闻传播的发展，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和文明进步。笔者以为，新闻传播史演进过程中的 本质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规律

一部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纵横数万里，上下千万年，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具体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上演的新闻历史话剧，虽然异彩分呈，个性鲜明，但是透 过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在媒介演变、人事兴替以及环境互动方面，还是可以看见一些普遍的共 同的规定性，这种共性贯穿于人类新闻传播史的始终。换言之，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是共性与 个性辨证统一的运动过程。

新闻传播历史运动的共性，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着眼，至少有如下表现。首先是历史发展 阶段的同一性。不同国家、民族的新闻传播历史，在历史起点上可能完全不同，在不同时期的发 展水平也会表现出迥然的差异，但是几乎所有国家、民族的新闻传播，其发展历程都经历了大致 相同的发展阶段：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主流的传播手段也基本相同；传播媒体服务的对象同时也经历了从小 众――大众――分众的阶段性演变。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到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古 罗马文明，到东亚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其新闻传播历史的演进，无不验证了这一普遍的共同规定。

其次是市场、技术对新闻传播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新闻 传播的发展水平，都受到市场条件和传播技术的制约。一个市场规模偏小的国家或地区，其新闻 传播事业发展的空间就比较有限，即便其经济发展水准高，人均GDP高，其印刷媒体的发行量、 广播电视媒体的收视群体，必然会受到先天不足的市场约束。这便是经济大国才能成为传播强国 的根本原因。传播技术的发展水平，也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拥有发达的传播科技，其在接受工具的生产成本方面，就有绝对性的优势。性能相同的 接受工具，在技术发达的国家与技术落后的国家，其市场销售价格是完全不同的，从而决定了不 同技术条件下信息消费的门槛，这必然会反过来决定同一信息传播工具在不同地区、国家普及程度的差异。

其三是新闻传播媒介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媒介的集中垄断。在世界新闻传播史上，几乎所有 国家的新闻媒介，其早期的历史都经历了从自由竞争到集中垄断的转化。以报业而言，在自由主 义政治制度建立起来后，报业赢得了自由发展的宽松环境。自由的市场环境必然导致媒介主体的 自由竞争，在消息采集、广告和发行环节进行竞争，这种自由竞争又必然会在媒介领域带来优胜 劣汰和所有权的转移，于是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的媒介通过兼并弱小的媒介日益强大起来，最 终建立其强大的媒介集团，或者是跨不同媒介领域的超级传媒集团。这是欧美自由主义国家新闻 传播发展的普遍现象。其他新闻媒体同样也是如此，广播电视在其初始阶段，也处于宽松的自由 竞争阶段，但没有多久，就迎来了广播网电视网时代。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由于实行市场 经济，不同媒介之间的竞争，也导致了优胜劣汰的结果，胜者占领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败者要么 臣服于胜者，要么退出历史舞台。

其四是新旧媒介的共生关系。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主导性媒体是大不一样的。 随着历史的进化，新的时代取代旧的时代，新的主导媒介取代旧的主导性媒介。印刷传播时代， 报纸代替手抄新闻书成为主导性传播媒介，电子传播时代，广播电视取代印刷媒介成为主导性传 播媒介。但是主导性传播媒介的轮替，不等于旧的主导性媒介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新的传播格 局下，新的主导媒介和旧的主导媒介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在印刷传播时代，手抄新闻书并没有消 失，电子传播时代，报纸仍是传播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尽管新旧媒介之间存在者矛盾和竞 争，但他们之间不能够彼此完全替代，而是“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2]”。如果每一个新媒介的产 生都导致一种旧的媒介的死亡，那么目前丰富多彩的媒介结构就不可能存在了。新旧媒介共存， 是新闻传播历史的普遍景观。

新闻传播历史演进的共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一类型的传播现象、 传播媒体、传播事件、传播思想或流派，往往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在不同的 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空间，新闻传播历史的演进还会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新闻传播媒介 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论，虽然不同民族、国家的 新闻传播历史进化，都经历了口头传播时代、手抄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 络传播时代，而且这种顺时进化的态势是不可逆的。但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这些阶段进化的 时程却先后有别。在绝大部分地区，手抄传播的历史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开始了，但是在非洲、 大洋州的一些原住民部落，直到被文明社会发现时，一直以口头传播为其基本的交流手段。近代 报刊的起源也是如此，欧洲地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诞生了近代报纸，而在亚洲、美洲、大 洋州等地区则要晚 一两百年。到20世纪80年代，欧美主要国家、包括亚洲、大洋州地区大部分 国家，都已进入了电视时代，可是在非洲的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建立其自己独立的电视 体系。

在此之外，新闻传播历史演化的个性还有许多表现。在不同的国家，新闻传播媒介的活动 空间、社会功能及其表现风格也大不相同。在当今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传播媒介都有舆论 监督的功能，但是在具体的监督对象上，却有相当的差别，有的国家媒介只能监督层次较低级的 官员，即所谓打苍蝇不打老虎；而另外一些国家的新闻传播媒介则“眼中无王侯”，连国王、总 统也可以监督、攻击。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自由主义社会，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涉及到政治经济文 化各个层面；可是另外一些国家，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介的功能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 域，其政治作用受到重视的程度远大于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一些国家，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空间 相当广阔，现实无，历史无空白，什么都可以报道、都可以评论；可其他一些国家的新闻传 播领域，雷池遍布，法网恢恢，动辄得咎。在一些国家，不同的新闻媒体充满活力，在表现形式 上，各张异帜，色彩斑斓；而另外一些国家，媒介的表现形式相当单一，显得呆版、枯燥，缺乏 吸引人的外在魅力。等等。新闻传播历史演化的多样性，充分地反映了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极其复 杂的内部矛盾，以及人类思维的张力和创造性，也增强了新闻传播史吸引人们兴趣的魔力。

新闻传播历史演化的个性差异，由来于新闻传播所置身的外在环境和不同主体间的差别。以 新闻传播为主体的外部世界，便是传播系统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环境。一部新闻传播的历史， 实际是在传播与环境的互动之中实现的。新闻传播发展的动力及其个性既在传播活动与传播媒介 自身，又与传播置身的环境有关，它直接来源于传播与环境的互动。新闻传播系统自身的变革因 由是传播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而环境状况则是决定传播发展及其个性特质的外部条件。离开环 境，传播将无由产生；只有从环境与传播的互动关系之中，才能全面揭示传播发展的全部真相。 另方面，主体的特质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一定的传播系统以特殊的品格。在现实社会，所有的 传播从业者都生活在一定的国度，其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不仅会影响到传播从业者自身，也会给该 国的传播系统打上深刻的民族烙印。

新闻传播过程中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贯穿于新闻传播历史的全过程。一部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 就是共性（统一性）和个性（特殊性）的辨证统一。新闻传播现象的共性与个性是统一的，新闻 传播历史的共性存在于复杂的多样性之中，而新闻传播的多样性又自始至终地暗含着历史共性、 统一性。它们虽然性质不一，但互不排斥，彼此包含，形成了共性和个性矛盾的统一体。

二、纵向与横向发展统一的规律

新闻传播历史还是纵向演进和横向发展的有机统一。横向发展赋予纵向演进以丰富的历史内 涵和现实空间，而纵向演进则给横向发展以历史的深度。所谓纵向发展，是指在传播技术发展的 基础上传播方式与传播系统的变革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更迭[3]。这种更迭的进 程与单向度的时间流逝咬合在一起。在时间上，历史从过去走到现在，并且趋向未来。人类正是 搭乘时间之舟实现了文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这是就新闻传播历史的一般进程而言的，在社会 的各个专门领域，或者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历史发展方面，这种纵向演进的特性更是明显。马克 思恩格斯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 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 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4]。”这里所谓的世代交替，和后 代对前人成就的利用，是在由过去通向未来的时间隧道中实现的，也就是说，历史正是随时间而 变得成熟、丰富起来的。所以，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遵循时间顺序，“根据时间箭头把事件一个 接一个连在一起”，“确定事件发生的日期和事件在时间中的前后序列”，是“最重要的[5]，” 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以前的历史学家及其作品，几乎一致地将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纵向 的线性发展过程。从社会形态上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 会；在生产力方面是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从信息传播的演进来看，是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网络传播时代。应该说，历史的 发展是沿着时代的长河纵向推演的，但是历史在向纵深推进的同时，也有一个横向拓展的问题。 从家庭到村庄再到部落，从部落到城邦进而到多民族统一国家，从单一国家到以国家为主体 的国际社会。人类在文明进化的征途上不断跋涉的同时，其活动的舞台也随之扩展，视界也随之 开阔。

这就是说，历史的纵向发展是绝对的，但是这种纵向发展总是有内涵的发展，每一个时期 的社会生活总有它的横截面。这种横截面是特定时期人类生活的完整画卷。这种画卷是以纵横交 织、密不透风的丝网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零零粹粹”、“片片断断”的东西。我们 要考察人类历史，必须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6]。”这里 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就是历史横向发展的主要内容。横向发展的直接结果，一方面表现为人 类的生活空间不断拓展，视野日益开阔，其活动舞台也逐渐扩大。维科在《新科学》中，从爱的 延伸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人在野兽状态中只爱它自己的幸福；娶妻生子之后，他在爱自己的 幸福的同时也爱其家人的幸福；进入社会生活之后，在爱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爱社团的幸福； 在统治扩展到多个民族之后，他在爱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爱国民的幸福；当诸国民由于战争、 和约、联盟和通商结合在一起之后，他在爱自己的幸福时，也爱整个人类的幸福。”另方面，这 种结果还表现为各国家、地区联系的日益紧密、不断加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世界经济越来 越相互依赖：它的任何部分都受到整体的左右；同样，任何部分出现的动荡和变化也都会影响整 体。”经济上的紧密依赖导致了各地居民对域外（境外）信息更迫切的需求。这两方面的结果交 汇在一起，最终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 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 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横向发展是历史进化的大趋势，联 系和互动则是其基本的内容。所以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纵向地叙述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应该 通过对人事及不同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揭示，来重建或再现一种文明或文化。

推动新闻传播历史横向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在当代社会 则表现为大工业的发展和全球性新闻传播网络的形成。正是“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 化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 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8]。”战争也是推 动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战争，古代小国林立的格局就不会打破，就不会有多民族 统一国家的出现，就不会有殖民活动和民族间的杂居，虽然战争使人类付出了难以计量的生命代 价，但是它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 宗教、文化和新闻信息的交流。这种交流，借助于全球性的传播网络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 个角落，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民紧紧地联在一起。这是打破民族、国家壁垒，推进民族融 合的基本武器。

可见，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上包含了纵向演进和横向发展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或者 说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两条主要线索或途径，即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所以告诫我们对人 类社会既要纵着看，也要横着看。这是因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 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 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9]。”这两条线索或途径，并非是并行 不悖，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发展基础，这就是 生产力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类交往的发达程度。但是这两者在其基本指向上 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纵向发展是人类社会沿着时间的阶梯向上攀爬，不断地实现由低级向高级 的飞跃；横向发展则使人类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视野日渐开阔，实现从家庭―村庄―部落―城 邦―国家―国际社会的过渡，实现从民族史、地区史、国家史到世界史的发展。横向发展在时间 系列中实现了它的终极价值，纵向发展则为横向发展指明了方向。没有横向发展的依托，纵向演 63

进的深度和高度是非常有限的；同样，没有纵向发展的积累，横向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制约。德 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打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比喻：“人类历史就像是一条河流。它从一眼小泉发 源，逐渐增大，……终于越来越长，越来越宽，越来越深[10]。”不难看出，横向发展正是在纵向 发展之中实现的，而纵向发展又赋予了横向发展的历史意义。今天寰球一体化的现实，既是纵向 发展的结果，也是横向发展的结果。所以，新闻史学家在建构自己的历史体系时，在关注历史的 纵向演进时，切莫忽略了历史的横向发展。

三、螺旋式进化发展的规律

新闻传播史并不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简单堆积，而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由低级 到高级的螺旋式进化发展的辨证运动过程。一个新的时代取代旧的时代，不是前者对后者的完全 否定，这种取代应该是一种扬弃，前者在吸纳后者的精华后，再实现对后者的超越，因而新的时 代总会包含旧时代的传统。一种新的媒体取代旧的媒体在媒介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前者也不可能 消灭后者继续存在的根据，而是在一种的新的格局下，实现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和谐共存，其中新 媒体也不得不以旧媒体的某些方式履行其部分的职能。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取代旧的传播方式，一 种新的传播理念取代旧的传播理念，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 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1]。”这就是讲的历史进化发展的 规律。这一规律对于新闻传播史也同样适用。新闻传播的螺旋式进化发展规律，在具体的历史发 展情景中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历史的相似与重复。在不同国家新闻传播历史发展过程中，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领 域，经常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情形，即某段历史时期出现的历史现象，似乎是此前某一阶段类似现 象的再现，或者是现今的新闻传播发展，与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现象十分相似。如发生在 19世纪30―5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的报纸大众化潮流，在150年后，以惊人相似的方式出现在中国 大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的中国媒介集团化浪潮，与19世纪末期欧美主要国家发生的媒介垄断 化进程是何其相似！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汤因比曾专门论述这种相似性或重复性：“当我们浏览现 有关于人类（个人和集体）活动和经验的历史记录时，我们确实看到，重复现象不仅次数繁多， 而且有时还影响重大。有关的资料俯拾皆是。这是不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而且反而使人相 信，在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将来还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以这些观察为依据而断 言，必然而永恒的轮回论完全适用于人类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某些事情会重复发生，甚 至多次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使人得出结论说，这本来是注定会重复发生[12]。”相似性或重 复性是历史学的重要魅力所在，也是历史学经世致用的基本依据。但是这种相似不等于同类历史 现象的简单重复或者再生，更不能因为这种相似性的重现得出历史循环的结论。事实上，相似的 新闻传播史现象的背后，可能潜藏着根本不同的本质。即便是对以前历史现象的重复，它也是在 更高层次上或在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重复，两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 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 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13]。”所以，“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 会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4]。”但是只要秉持历史发展的眼光，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相似 的部分别加以研究，并置身于当时特定的环境，然后再把它们加以仔细的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 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从而获得在其他学科领域无法领悟的历史智慧。

其次，新闻传播历史永恒的进化发展与局部、暂时的曲折、退步并存。和其他社会领域的 历史发展一样，新闻传播历史也是沿着上升的轨道进化，从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从幼稚阶 段过渡到成熟阶段，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新闻传播进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排 除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或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暂时的、局部的曲折，甚至暂时的倒退。 从历史发展的大势而言，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其逐步获得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但是在西方传播史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检查制度、特许出版制度，就有过多次废除、 重建的反复；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有过多次民主与专制、自由与控制的轮回颠倒，大革命初期由 “人权宣言”所昭示的出版自由，多次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这种短暂的曲折，甚至倒退，在 新闻传播史上随处可见。鉴于客观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把一部新闻传播史设想为在田园牧歌伴 奏下的一马平川，没有坎坷，没有起伏，没有曲折。列宁曾专门告诫我们，如果“把世界历史设 想成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辨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 不正确的[15]。”

其三是新闻传播史加速度发展的规律。从世界新闻传播史演进的轨迹可以看出，在进化发 展的历程中，虽然免不了坎坷、曲折，甚至是暂时的倒退。但是新闻传播发展的大趋势，既是一 个线性的永恒向前的进化过程，它不断地实现从不发达到发达，从落后到先进的飞跃；同时它又 是一个扩散的从少到多演进过程，它酷似一把折扇，从原点出发，愈向前，其涉及的面愈广。一 部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几乎重演了从溪流到长江的历程。其发端处，细流潺潺，流速缓慢，愈 向前，流量愈大，流速愈高，再向前，还会吸纳新的支流，携带着自上而下的动能，裹胁着更多 的泥沙和漂浮物，呈加速度的态势浩荡东行。当人类社会刚刚形成，原始信息传播活动诞生时， 传播活动十分单一，而且进化的速度十分缓慢，历经百万年才走完口头传播时代；其后的手抄传 播时代，传播活动开始丰富起来，口头传播之外，又有手抄传播，而且口语传播的形式也日趋多 样化，人类走完这段行程花了近一万年的时间；印刷传播时代起始于活字印刷术的发展，终结于 广播电视的出现，连绵八九百年，其间传播形式、传播内容的丰富与复杂程度更过于手抄传播时 代，历史进化的脚步在此匆匆加快了。20世纪初期，广播电视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在不到 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普及，覆盖了以往百万年传播发展所造就的辉煌。到20世纪末期，计算机网 络技术催生了的网络时代，其狂飙突进的态势压住了广播电视的风头，其迅猛增长的潜力已经并 将继续颠覆人类现有的传播格局。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专门的社会领域的历史发展，能够象新闻 传播这样，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态势，这种加速度携带的势能会推动或牵引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

总之，人类新闻传播的历史虽然看似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无序的堆积，实则有其内在逻辑与规 律可循。从新闻传播与人类社会历史互动的宏观视野来看，一部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从低 级到高级的继续不断的螺旋式进化发展过程。在这一持续进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既表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同时又蕴涵着本质性的共同特征；这一过程 既是一个线性的纵向演进的时间链，同时又是伴随着时间延续不断拓展的文明之扇，在时间的推 动下，新闻传播历史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新闻传播的水平越来越高，新闻传播发展的速度越来越 快，其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这是新闻传播历史演进的本质规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194页。

[2][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3]李植楠：《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4期。

[4]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88页。

[5][法]雷梦阿隆著：《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2页。

[6]李守常著：《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7]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88-89页。

[8]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9]李守常著：《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0]转引自李秋零著：《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11]孔子：《论语为政》。

[12][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7）

历史的发展变迁，存在于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世界的科学真理，深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细节里。一个家庭的个体记忆，能直观地展现出城市的变迁，市民的民间记忆里，更蕴藏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在现代的生活中，很多人对祖辈的了解十分的有限，更不会去询问、倾听祖辈们的故事，待老人去世后，许多东西再也无法追根溯源，只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所以传承家族文化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进步的一种标志，体现文化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表达和演绎。多媒体回忆录是一种很好的家族历史文化传承手段，也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责任，是民间文化的传承方式延续延伸。

一、多媒体回忆录的概念

所谓现代多媒体技术是把声音、文字、图像、图形、动画、活动影像等多种媒体的信息用过计算机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再与通讯技术相集合形成的一门综合技术。多媒体回忆录，是基于凸显传承中国文化的背景，以单个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为客户制作集文件、图片、视频、音频为一体的的回忆录。

二、多媒体回忆录的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发出了警示：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的现象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按这样推算，“富三代”、“官三代”的问题很快就就会凸显出来。一个高起点的家庭，竟然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构成了普遍公认的障碍？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仔细思考：我们付出辛苦建造并维系的家庭，究竟应以何传给后代？

我国有几千个姓氏，每一个姓氏都代表着其独特的家族文化，这些家族文化的精髓是灿烂的国家文化里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在对家族文化进行调研后，发现了家族文化精髓的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认为这对后代的成长与建设社会主义大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而多媒体回忆录记录着一个家庭的发展历史、家庭变迁及家族文化的精髓，是留给后代的最有意义的珍贵礼物。

三、多媒体回忆录设计思路——转换视角赋予新意

（1）多媒体回忆录，可自主添加。多媒体回忆录不仅是回溯，更是一个继续撰写下一代的资料的过程。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加快，人的观念和对文化的理解不断发生变化，多媒体回忆录是留给后代的礼物，续写家族历史的重任交到后辈手上，因此，多媒体回忆录具有可自主增减性，为家族文化的传承，历史的续写，思想的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多媒体回忆录可以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中流传和美化。

（2）网站，形成人脉网络。多媒体回忆录包括建立家庭交流网站，通过家庭历史，与家庭故事，通过网络平台，吸引具有相同经历的人来关注，形成了人脉网路。人脉和人脉资源人脉如同血脉？众所周知，四通八达、错综繁杂的血脉网络，是人的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

（3）探索民间艺术，传承中华文化。在我们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长辈采访，可以了解到一些没有被广泛流传的民间艺术、传统故事、国粹、以及风俗习惯。多媒体回忆录与现在普通的回忆录相比，它更多的是可以通过网络资料，网络平台，将一些历史流传下来的小艺术，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宣传推广，从平凡人的角度洞悉历史，宣扬中华名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是的历史，消除一些误解，对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8）

随着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教学上。多媒体是一种集声音、视频、图片等多种表现方式为一体的现代技术，其先进性和实用性决定了它将在教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如今，我国正在不断深化教学改革，传统的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教学模式也在不断发生着转变，而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正是教学模式转变的重点之一。

一、多媒体在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的作用

1.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多媒体技术的表现形式强，综合运用效率高，它可以将平淡无奇的内容变得生动逼真、丰富多彩，是教学中的好工具。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将教学内容生动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原本枯燥无味的内容变得生动形象，易于接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提高了教学效率，同时还能。

2.突破教学重点与难点

历史与社会是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其时间、空间的跨度较大，学生理解起来很难。但是有了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将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化、生动化，便于学生掌握重点难点。例如：我在讲授“西安事变”时，就要求学生先搞清楚共产党为什么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一段与西安事变相关的影像资料，让学生清楚地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以及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分析发生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内涵，掌握教学内容中的本质，突破教学难点。

3.多媒体技术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

多媒体教学，注重调动学生的感官，视听并用，拓宽了信息传输渠道，能充分调动学生多感官参与学习。科学研究也证明，人们通过各种感官获得的知识比率为：视觉83%，听觉11%，其他6%，因此，无论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还是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辅助教学，必须重视教学的直观性。而多媒体教学的直观性是任何传统的教学手段都无法比拟的，它通过多种媒介的交替演示，可以多渠道的向学生传递多种多样的教学信息，使学生的各种人体感官对新知识进行多角度多渠道地交叉吸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4.多媒体技术有利于延长知识的存储期限

教学中的多媒体程序具有极长的存储期限。有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图片、图解、表格甚至与教科书配套的一些录像资料等媒体信息可以长期使用，只不过在文字的表述与评价上会略有差异。因此，相同的媒体信息就可以存储在光盘中。信息系统一旦建成，就可以在教学中一直保持长期使用。这样，教师的备课效率就可大大提高，他们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去不断学习、研究新的科学知识，探索、发现新的教学方法，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

二、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注意事项

1.不能把它当成“灌输”的工具

现代教育是现代教育思想与现代教学手段、方法的统一，多媒体教学方式的使用应服务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服务于提高教学效率，服务于提高学生素质的培养，切不可让多媒体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角，哗众取宠。

2.不能滥用多媒体

从教学的实际出发，用在其他教学媒体无法替代的地方，这样才有利于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如果不管什么地方都用多媒体，甚至为了用多媒体而去用多媒体，就成了滥用，不但发挥不了它的优势，有时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例如，教学课件在逐步展示教学内容、呈现教学活动时具有无法将知识整体化、系统化的局限性，教师只要在黑板上列出知识要点，就可以使所学知识脉络分明，这种知识的再现已经完全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用教学课件将其呈现出来。可见，教师运用教学手段必须经过比较、筛选，让其物尽其用，以实现教学目的，提高教学效率，而不是迷失在形式上。

三、总结

如今，多媒体技术已经成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同时，我们还应结合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实际，整合于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的各个环节，合理的利用多媒体资源，完善资源配置，而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师应抓住当前新课程改革的契机，积极将多媒体技术有效地整合进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之中，达到“减负增效”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苟光敏.多媒体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作用［J］.中小学电教：下半月，2008（3）.

［2］王玲.语文课中多媒体教学的革新除弊［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17）.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9）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才能主动、愉快地学习，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多媒体技术以图、声、动、文相结合的方式将历史重现在学生面前，使枯燥、乏味的历史变得真实化、具体化，富有很强的感染力，激发他们探求知识的兴趣，变以往的被动接受为现在的主动求知。同时，直观的教学情景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印象，帮助他们在头脑中形成历史形象和情景，提高记忆质量。例如：讲授《美国1787年宪法》时，笔者在上课之前播放美国国歌，同时大屏幕上展示相关图片，为学生创设了一个优美、生动的历史情境，让学生走入历史。讲到必修一《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的时候，首先播放历史纪录片《外交风云》的相关片段，让学生初步了解新中国初期的外交状况，体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外交风范，感受他们在外交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二、增加课堂容量，优化教学过程，提高学习效率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取各种信息，如观看网络教程等。不仅能开拓学生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大量的补充。多媒体教学的快速反应和随机变化在教学的强度、密度和提高教学效率方面显示出极大的潜力，它使各种信息的高速传递成为现实。在教学中，高密度的信息传递，使学生的视野得以开拓，特别是在欣赏教学中体现地更为淋漓尽致。如在讲到鸦片战争的背景时，利用多媒体首先给学生放映一段《晚清风云》的内容，让学生对当时的中国有一个初步了解。同时，让学生从影片中的镜头归纳一下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因为影片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各方面都有反映。这样，学生能够从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归纳出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发展情况，然后再结合课本进行讲解，学生接受知识就比较容易，也可以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构建知识。另外，在讲到道光帝为什么会同意禁烟时，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林则徐、黄爵滋等人上书道光帝的奏折，让学生通过分析奏折，找出鸦片输入对中国的危害，从而让学生分析出道光帝为什么同意禁烟。

三、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提高课堂效率，加深学生对知识要点的理解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很多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很多领域。利用多媒体软件制作课件时，教师可以围绕课程主题，精心选取教学内容，理清历史发展线索，设计丝丝入扣的课堂提问，对于一些比较难懂难记的史实和一些课堂上较难表达的历史知识、历史事件、基本概念、地图地貌，可以分专题到Internet的有关网站上查找相关资料，搜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图、文、声、像材料，然后制作成多媒体课件来组织课堂教学。用多媒体软件制作的课件表现力强、内容高度浓缩、节奏快、效率高，能将大量的资料呈现给学生，大大拓宽学生的视野。

四、运用多媒体网络技术，探索历史研究性学习方法

目前互联网以其丰富的内涵、快捷方便的特点，迅速地成为历史研究性学习中的重要手段和媒介。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选择有关历史知识的研究专题，主动探究和亲身体验历史知识的奥秘。在网络环境下，以历史研究专题的任务驱动为核心，以利用互联网为获取信息和交流资料的手段，从而使学生完成历史知识的建构，是提高学生获取历史知识、应用历史知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的较好的途径之一。

在这种以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为主体，以历史研究性专题为任务驱动，以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环境和网络资源为学习手段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完成基本的历史知识的学习，更主要的是还使他们学会了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方法，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社交媒体的历史篇（10）

传统历史教学方式主要是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这样的教学步骤在传统教学课堂中反复上演，教学方式基本固定，没有创新，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这一模式下，教师按教学目标控制课堂，学生完全处在“你讲我听”、“你问我答”的被动接受状态，结果是教师累，学生烦，教学效果不明显。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对传统历史教学方式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真正把历史教学做为师生相互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教学中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独立性，逐步推进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的多样化与现代化，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教师要创设丰富的历史教学情境，积极营造宽松、和谐，有利于学生思考的课堂教学氛围，使学生的历史学习成为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而不是将知识硬“塞”给学生。这就意味着教师必须改变不适应新课程的思维和教学方式。

二、多媒体教学的优点

多媒体教学利用音频、视频、特效等丰富多彩形式使原本单调的历史教学变的更为生动、有趣，突破、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有利于对学生整体知识结构的建构。听、视等多感官相结合对学生想象、分析、推理能力的培养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多媒体教学有许多传统教学方式无可比拟的优点，采取多媒体教学手段是中学历史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讲授《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专题时，三节课我分别应用了《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南京大屠杀》三个影视剧的片段，运用影视剧再现历史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触历史，开阔视野，深刻了解中国的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增强增强历史意识，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

利用多媒体教学有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多方式的课程展现有助于学生进一步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比如电影《建国大业》学生观看后，纷纷表示对重庆谈判、双十协定、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定都北平、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有了深刻的理解。利用多媒体教学要有助于学生感知历史、积累历史知识，多媒体快速展现的秦始皇兵马俑、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历史遗迹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精品，激发了学生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热情；戚继光抗击倭寇、林则徐虎门销烟、抗日名将马本斋等视频素材有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