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的区别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62-02

一、什么是民族社会工作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简单地说，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的专业工作。它是社会工作者通过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以及帮助社区解决各种困难而产生，以便使其尽快适应并且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社会工作的成功并不只是表面上帮助了受助人，而是帮助受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受助人自己发现、参与并最终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民族工作的概念

民族工作，文指少数民族工作。是指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各项工作，和少数民族相关的各项工作。包括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制定和实施国家的各项相关政策，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等。可以说所有的事物，只要和少数民族相关的工作都可以解释为民族工作。

（三）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的区别与联系

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又要区分开来。联系在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扶贫工作、教育资助、社会救济等工作，实际上等同于社会工作。区别在于：第一，民族工作的实施和开展是由政府的特定或指定的部门来进行的。反之社会工作实施的主体主要是民间的一些社会组织与相关团体来进行。第二，民族工作中少数民族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是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民族群体间的平等和团结是民族工作的工作重点。而社会工作更倾向于关注作为公民的个体。第三，民族工作并不属于专业的社会工作范畴，而社会工作的范畴要远远大于民族工作。

（四）民族社会工作的概念

国外关于民族社会工作的概念，在美国社会工作专家扎斯特罗（Charles H.Zastrow）所著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第七版）中有所谈及，该书提出了“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物（ethnic—sensitive socialwork practice）”这一概念，认为“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的民族身份的理解的基础上，努力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那些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原理和理论结合在一起，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相关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

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并不多，目前为止，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对民族工作进行了明确描述，他认为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和民族工作的交叉，它的定义是：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上的国家政策，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面临困境的少数民族的个人和团体进行了一系列救助服务。

二、民族社会工作在我国开展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帮助当地居民发展特色经济，摆脱贫困

我国边界处大多山区住户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因为受到先天条件的影响，如：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阻止了民族发展的道路，因此少数民族贫困问题一直是事关其民族生存的重中之重。社会工作人员要担负起社会使命感，积极引导贫困居民，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利用资源发展当地特色，从贫困中走出来，实现小康，让经济带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共赢。

（二）维护弱势群体应有权益，给予心里支持

社会工作者吸取工作中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利用所拥有的价值资源，以正义为指导思想，利用宣传途径给弱势群体争取和维护其应有的权益。积极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解决，也可以创建社会公益网站，给予其心理上的大力支持，让他们发现自我价值，回归社会并创造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安定，减少犯罪率，确保全民族的社会安全。

（三）可以促进各民族团结，增强社会和谐

民族社会工作人员要通过各种方法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增强民族团结，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各民族平等。民族社会工作人员在解决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的同时，还要减少民族矛盾，这样才能更加稳定社会秩序，社会和谐发展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四）能够促进制度建设与社会进步

民族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时，提出更加有利于开展民族工作的建议，参与并且充分促进适合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出台，让社会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使少数民族社会在更加公正更加先进的制度框架下有续运行，这就在制度层面上促进了社会进步。

（五）可以增加社会资本与促进社会协调发展

民族需要发展，就需要一定资源辅助，同时，少数民族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增加，而社会资本积累越多，那么少数民族发展也就会越快。民族社会工作则以其功能为少数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减少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差距，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民族社会工作在我国开展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一）困境

1.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匮乏

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起步较晚，招生数量有限，加之理论经验缺乏，这造成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社会工作人才相对匮乏。即便是现在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学历层次也普遍偏低。学历较高者大都在民委、民政、妇联等事业单位行政岗位工作。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工作的实施者，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工作结果的好坏，因此民族社会工作人才的匮乏将直接影响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质量。

2.人们对民族社会工作认识上存在偏差

社会工作在西方已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在我国仍属于新兴的工种，许多人对社会工作都不了解，即便对其有所了解，也大都将其和社区、街道工作画等号。少数民族大都处于边远山区，对社会工作的了解更是少之甚少，这样对社会工作的认识难免产生偏差。有的人认为社会工作者就是社会服务的自愿者，社会工作就是不计报酬的服务性工作。还有的认为，社会上所有工作就是社会工作的总称。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将直接影响社会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展。

3.民族社会工作的开展过分依赖政府

在当前阶段，我过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三个层次：一是各级民委、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二是社会福利团体，如慈善机构。三是社区。这三个层次的团体，都是政府或准政府部门。政府充当社会工作的主体，有利于经费的筹措，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但是社会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同于行政工作，如果按普通行政工作来做，会影响到工作质量。同时，社会工作是一项群众参与性很强的工作，仅用行政手段难以收到应有的成效。

（二）应对措施

1.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教育

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起步晚，各个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相对于东南沿海，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更是普遍面临实践经验少、师资队伍专业素质不高、教育资源匮乏等现实问题。所以说，各相关部门对民族社会工作教育方面，要更加重视起来。除了正规的全日制高等教育外，同时还可以采取短期培训、技术普及等多种形式，来培养社会工作的人才，以适应少数民族地区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需要。

2.建立并完善注册、管理机构

社会工作要想在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并被广大百姓认可，就应该完善其职业资格进入要求。相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社会工作者的就业任职要求作出必要的政策性规定。同时，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欠发达的现以及不同民族间又存在文化、语言，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差异，还要灵活制定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这有助于社会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规范化和健康发展。

3.强化民间组织的主体地位，弱化政府的行政力量

社会工作是一项群众参与性很强的工作，仅用行政手段难以收到应有的成效。但是政府作为一种强大社会力量的存在，社会工作离开政府往往又难于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参考并且借鉴一下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运作模式，即：政府在社会福利中拿出相应经费，向社会社会服务机构或团体进行拨款资助或公开招标购买社会服务。近些年来，我国内地许多地区在探索政府购买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服务的过程中，已经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这些经验，值得民族社会工作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Charles H.Zastrow.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第七版[M].孙唐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李林凤.多远文化下的民族社会工作[J].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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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校社会工作；高职院校学生工作

一、学校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理念比较

（一）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

高职院校学生工作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的学生工作管理与教育体系，其理论基础是哲学，有明确的主流政治价值取向，其哲学前提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其特征是教育和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诚信教育和公民道德素质教育等，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学科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

学校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加之本身又是一门社会工作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其理论基础是在社会工作学的基础上，吸纳了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其特征是以服务为目的，没有主流的政治价值取向，强调服务的个体，帮助学生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所秉持的是“以人为本”的专业价值观，明确的把以工作对象为中心作为实践的原则，既关注普遍学生的共同需要，也注重特殊学生群体的特殊需要。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学生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有一定的差别，但两者的共性是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都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肯定，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学校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工作范围比较

（一）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工作范围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对象是全体学生，其工作内容主要涵盖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事务管理与服务以及学生成长发展辅导三方面的工作。这三个方面相互交叉，各自又涵盖许多内容。高职教育的学生工作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学习、成长发展的各个方面。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内容很难成体系。在学生工作的实践中，在学校院一级在三方面工作上都有比较明确的分工，然而到了系部一级往往是前线的学生工作者一人就要负责全部的相关工作，即使有一些分工，往往由于内容繁杂，工作职责的相互交叉，人员的限制等原因，经常分工不明确。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范围

学校社会工作对象是全体学生、家长，学校教职工以及社区，具体而言，其工作内容主要有：

第一，针对学生的特殊需要，纠正其偏差行为，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第二，针对学生的一般需要。“对学生进行学习、生活、心理和就业辅导，通过专业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心智结构，”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关系协调，“即协调学生、学校、社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挖掘和整合社区的优势资源，力求取得社会的支持，搭建学校与社区、家庭沟通协作的桥梁，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学生工作主要是管理和教育学生，重管理轻服务；而学校社会工作则重点强调服务学生，如在人际关系方面，家庭问题，个人情绪方面以及社区环境问题的协调和处理。从工作对象来看，学生工作的工作对象范围较狭窄，而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范围较广；从工作内容来看，两者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但又有区别，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内容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比学生工作涉及的内容要更加深入，辐射范围更大。

三、学校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方法比较

（一）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工作方法

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工作取向是教育取向，工作方法主要有面谈、劝告、协商，涉及的层面主要是教育及生涯规划。主要通过说服教育、劝说引导、关心感化和榜样示范等方法开展工作，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基本方法主要有说服教育法、自我教育法、正面教育法等。与学校社会工作相比，传统的高职院校学生工作在工作方式上突出表现为居高临下式，更显刚性。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

学校社会工作是以发展为工作取向，工作方法主要有个案、小组、社区和咨询的工作方法，涉及的层面是个人与社会及文化适应。“通过个案工作的方式，评估、处理不同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及个人情感等方面的问题；在小组工作中，注重发挥团队的作用促使学生在互动中成长，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克服困难，提高素质；”另外，学校社会工作者会运用社区工作的方法，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帮助学生协调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学校社会工作者也为家长、学校的管理和服务部门提供咨询服务，使他们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基本状况，加强学生与家长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协调学生与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学生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都具有实践性的要求，但是高职院校学生工作通常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模式、统一标准，采取强硬、约束性的方法管理学生，不够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差异和个性化的需求。而学校社会工作则充分尊重学生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权力，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不过，学校社会工作与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终极价值，都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为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尊重。从工作内容来看，学生工作是向全体学生提供激励，主要解决的是由于动机不足而导致的一般、普遍性的共性问题，而学校社会工作是向全体学生，学校以及社区提供服务，尤其是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及社会适应等方面困惑的学生，针对的是由于个体的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一些特殊性需要的个别化问题而提供的差异化的服务，两者的主要服务对象都是学生。从工作方法看，两者的工作方法和技巧，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设之上即相信人有自我完善、自我改善的潜能，在工作技巧上也有共通性。因此，学校社会工作和高职院校学生工作既有契合点，又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相通之处体现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本质上的差别说明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空间，两者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

社会工作；慈善事业；关系；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多发时期，如何平稳过渡并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新的契机，成为社会问题的剂，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1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工业社会，是西方慈善事业的延续性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迅猛发展，失业、贫困等社会现象加剧，由此引发家庭、犯罪等社会问题频发。而仅依靠当时个人及宗教团体的慈善救助无法有效解决诸多社会矛盾，于是，政府和各种组织团体介入其中，有组织、体系化的慈善服务活动开始出现。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慈善人员的救助工作要求更加标准化、规划化，科学化。1893年，美国的慈善组织协会对当时慈善机构提出让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能“以此为业”，由此，从传统慈善事业中脱离出来，社会工作开始向专业化发展。

1.1两者都有利他性的价值理念

慈善事业以利他性为价值理念，而衍生于慈善事业的社会工作同样具有利他价值主义理念。两者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在自愿基础上不计较个人利益而去救助他人的行为，正是在这一共同的价值理念引导下完成的。

1.2二者有共同的救助目标和对象

两者的救助对象都是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群，为残疾人、鳏寡孤独者、处境困难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和帮助。随着社会的发展，两者的目标和服务范围有了不断扩大，并由物质救助逐渐转向“助人自助”，着重对受助对象自身发展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在救助功能上增加预防和发展功能，但其核心仍是救助和服务他人。

1.3二者有相同的社会功能和功用

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都以救助、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目标，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维护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是两者社会作用的体现。

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关系紧密，二者相互依存，并相互促进。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两者的基本观念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基于利他主义而进行救助，但慈善事业是从人道和同情的角度出发，而社会工作则更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主义；第二，两者的工作方法不同，慈善事业主要是募捐和救济，而社会工作则以系统地科学知识、专业方法和技能助人，社会工作“助人自助”，具有预防和发展的功能，而慈善事业仅是帮助恢复。

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社会工作与善事业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社会工作是衍生于西方慈善事业的，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重点，在现实中如果我们寻找它们的结合点，让其优势互补，为解决社会问题更具效率。这一论述对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两者关系的概括相当精辟。

2 加强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2007年党的第十七报告，称“慈善事业”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党的十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及人才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推进慈善事业体制机制创新做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特别提到“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全面开启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已经把慈善事业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是一项长期稳定的事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2.1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需求越来越复杂化和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社会服务、社会协调、社会救助等需求日益增加。做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人才的支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壮大发展和作用发挥，关键需要有一套管理科学、运行顺畅的人才管理体制和机制。这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必须重点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新形势下，完善社会工作人才管理体制、机制，首先，要创新社会工作领导格局，建立社会工作人才管理新机制，建立领导机构，实现统筹管理与协调运行，积极培育社会工作人才专业协会，强化社工人才的自治管理，强化宏观规划指导，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完善法规制度和政策规范，建立推动人才发展的促进机制。加强舆论宣传，树立正确导向。其次要完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机制，提高社会工作人才资源的能力素质，要落实培养提高的责任机制，强化培养的管理机制，打造培养提高的联动机制。第三要建立多元化的引进机制，充实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超前谋划重点引进，放宽渠道多方引进，政策倾斜优先引进。最后，要建立竞争择优的选拔使用机制，促使优秀社会工作人才脱颖而出，强化平等竞争，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选人用人机制。实行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把住选用的入口。实施多种选拔方式，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另外，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促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规范化。积极开展职业水平认定工作。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强化考评结果运用。

2.2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应相互融合、相互发展

2.2.1发挥社会工作在慈善事业领域中的作用

（1）社会工作理论对慈善事业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指导。首先，从生态理论视角来看，慈善事业中的受困者是基于个人与所处生活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而救助过程就是要对个人与环境建构关系的不平衡进行分析，找出原因，从而帮助受困者改善环境因素，并使他们获得掌控环境的能力，并能够寻求多层次的有效帮助。其次，从存在主义理论视角来看，慈善事业应从运用社会工作人本传统这一理念。在救助过程过程中强调人类存在的生活本真和生命的价值意义，改变他们对慈善救助的依赖心理，重构他们的生活自信和生命意义，从而实现慈善事业“助人自助”功能。另外，从社会发展视角，强调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社会投资取向。社会发展视角认为慈善资金都属于社会产品，并具有生产性质。而且从长远利益来看，这些投资都能够促进经济参与并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意义。因而在慈善宣传中应该注重对救助者强调慈善与经济的互惠关系。除了上述三种重要理论对慈善事业实践有指导作用，社会工作理论中的标签理论，认知、行为理论，赋权视角、优势视角也对慈善事业在不同方面能够给予指导，慈善事业需妥善运用社会工作多元理论，才能更好解决实践问题。（2）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设以促进慈善事业的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理念有助于慈善事业理念的更新并促进发展。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虽然都以利他主义为思想指导，但二者的价值理念仍有区别。慈善事业应当从社会工作多重专业的价值理念出发，调整自身价值理念，形成“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来促进自身发展。社会工作的人本位、助人自助、人权等价值理念已经具有相对专业性和科学性，慈善事业应当对此加以探析和运用，这对于慈善事业价值理念的更新、完善具有较大的价值意义，并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2.2.2慈善事业应寻求与社会工作的有机联系

慈善事业不断向体系化，组织化方向发展，对慈善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社会工作经过不断发张，已经成为理论体系完备的专业学科。而慈善事业发展领域不断扩大，逐渐与社会工作相融合，这对慈善工作者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从知识层面上，慈善事业应从科学知识、理论知识、经验知识和政策法律知识等方面加强理论补充，提升慈善事业整体理论水平和工作实效，促进慈善事业“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从方法和技能方面，慈善组织工作者应从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中获取丰富的经验方法和多元化工作技巧，以提高自身职业化技能水平。慈善工作者应多加强与社会工作的联系、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可从社会工作者中吸纳优秀人才加入慈善事业队伍，为慈善事业注入更多科学性、专业性人才，有力推动慈善事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2.2.3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公益性岗位（社会工作岗位）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市场化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已在世界许多国家被确立为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步时间较晚，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政府购买服务的价值和意义尚未引起社会公众足够的重视，但人们对其寄予厚望。实践证明，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改善民生福利，满足民众服务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购买公益性岗位的做法也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并成为不少地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公益性岗位开发不足，条件和较低工资待遇；公益性岗位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体现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残疾康复、抚恤优待、社区建设、司法矫正、教育、卫生等方面。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是一个新事物，既要有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需要社会组织的支持、参与、配合，更少不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引导、协调、监管，故需要政府主导建立健全相应的运作机制，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为规范化、常态化。一是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调查机制。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之前开展行大规模的需求调查，广泛收集群众需求信息；研究制定公共服务购买项目筛选标准，据此筛选出属于公共服务类别、群众需求强烈的服务项目。二是健全政府购买机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时、充分向社会公布购买的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的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积极发展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询价等多元化的购买服务方式。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招投标，设定招标资质门槛，畅通信息渠道。三是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预算管理方式和资金安排方法，建立有效的财政投入监管体系，形成完善的财政投入绩效评估制度，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资金保障。四是健全评价监督机制。首先，科学设计评估指标和信用评价体系，建立综合性评审机制。科学设计涵盖服务供应方的资质、服务质量、服务计量、服务成效等多个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按照科学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同时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为社会组织参与招标竞标以及退出服务领域提供依据和参考。其次，建立多元化的监督机制。要发展由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专家监督所构成的多元化的外部监督机制。在内部监督方面，要研究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财政与财务管理办法，研究细化和完善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拟定将购买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具体条件、程序和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与部门预算管理的相关政策、制度衔接问题，确保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的制度化安排和规范化运行。

【参考文献】

[1]龚晓洁、张荣：《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探析》，华工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0页.

[2]刘念：《从专业社会工作角度看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社会工作》[J].2008年第2期.

[3]张晓红，我国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瓶颈分析及模式选择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7，03.

篇（4）

一、 社工师的角色认知与定位

任何一种角色只有在角色认知十分清晰的情况下，才能在现实中成功的进行角色扮演。社会工作者是社会政策的具体实施者。由于作为一个专业的社工师的工作方法、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的多样化，会使他在不同的服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一般而言，社工师的角色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直接服务角色 社工师的直接服务是指直接面对对象的服务活动，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社工师的基本角色首先是服务提供者，既包括提供心理援助，也包括提供物质帮助和劳务服务，还包括政策信息的提供；其次是支持者，社工师不但对受助者提供直接帮助，还要鼓励受助者要学会自立自强，自己主动克服困难，学会自我决策，既社会工作的最终目标----助人自助。社工师应成为受助者积极反应的支持者，并尽量创造条件使受助对象自强自立和自我发展；最后是倡导者。倡导是在受助对象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才能走出困境但受助者对新的行动又不了解时，社工师应该向受助者倡导某种合理行为，并指导他们走向成功。

间接服务角色 即为直接服务提供支持性工作。在这样的服务过程中，社工师扮演的角色首先可以是管理者，这种管理不但要调配多种资源满足社会行政工作的需要，而且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也离不开必要的管理，因为这三大社会服务活动需要在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活动设计；其次可以是资源筹措者，为了服务的顺利开展而争取资源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责任，社工师要有能力争取到相关方面的支持，否则社会工作很难顺利实施；其次可以是政策影响者，当社工师在服务过程中发现某些问题具有普遍性时可以向有关部门提供建议，制修订和完善相关的社会政策。这样就可以避免社会问题的再次发生和减缓社会问题出现的频率；最后可以是研究者，社工师要有效的解决问题，就必须科学地评估问题，合理地设计服务方案，准确地理解受助者的行为，这些问题都需要社工师进行认真思考，对现实给予正确判断，这时社工师扮演的是研究者的角色。

三、 心理咨询师与心理治疗师在心理帮扶中的角色认知

现代中国社会涌现出大量的专业心理学和非专业心理学者，即使是专业心理学出身的人也不一定可以做心理咨询服务，考有国家心理咨询师的人素质和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如果不规范心理学者的作为，不明确心理援助中心理学者的角色认知与定位，后果会很严重，就像医生不能治百病，学有专攻，各有所长。心理健康教育者、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工作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三者之间的区别很大。虽然专业社工师也掌握了大量的心理学知识，但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心理学工作者。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工作领域虽然有交集之处，但一个心理治疗师可以胜任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但一个心理咨询师肯定胜任不了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同样，一个心理咨询师可以胜任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可一个心理健康工作者确不一定能胜任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关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三个打鱼人”的故事就可以很好的诠释。第一个打鱼人发现上游漂下来的落水者马上救到岸上进行人工呼吸、挽救生命，一部分人活了，可也有不少落水者死了；第二个打鱼人在上游安放了一块不准游泳的牌子，并不时用语言劝诫，一部分游泳者回去了，一部分还是照游不误，但死亡人数减少了；第三个打鱼人干脆来到上游办了一个游泳培训班，告诉要游泳的人想下河游泳必须学会游泳，考试合格后方可下水，结果收效很好。第一个打鱼人扮演的是心理治疗师的角色，挽救着有严重疾病的人；第二个打鱼人扮演的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通过语言沟通帮助那些有问题的人；第三个打鱼人扮演的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角色，事先预防，减少疾病发生的概率。

精神医学家使用“心理治疗”的称谓，意味着由治疗者来医治求治者的心理问题，较适用于已发生严重心理问题的患者； 心理辅导或心理咨询”表示主要工作仍在于辅导或咨询，包括预防及促进成长，只是处理一般的问题。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从业人员要求不同 心理咨询由心理咨询师承担，心理治疗常由有专业背景的医生担任。

工作具体方式、方法不同 心理咨询强调咨询人员和来访者建立一种特殊的信任合作关系，以解除咨询对象的顾虑和负担，并通过同理心、解释、总结、布置家庭作业等等方式方法给来访者以帮助。心理治疗因其服务对象和学术理论、施行要点不同，有很多治疗模式如：心理分析性心理治疗、认知性心理治疗、支持性心理治疗等；

花费的时间不同 心理治疗比心理咨询费力、费时，花费也比较昂贵。现在北京、深圳、上海、武汉、昆明稍好点的心理咨询师都在200―500元/每个小时，心理治疗师的价格要比这个水平高，特别是专家级别的高级心理治疗师。

二、 社工师在心理帮扶中的角色认知与定位

社会工作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对于它的专业本质、理论体系、助人的效果以及社会定位确实有太多的争议。在理论层面上，不但外界人士质疑社会工作是否拥有自己的专业理论，甚至连正在做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士也会经常怀疑社会工作的理论是否对实物具有正确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方面。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中，精神分析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系统理论、生态理论、增权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理论等都在不同的时代影响着本专业的发展。当然这其中也产生过社会工作本身的一些理论，如心理社会学理论、任务中心模式、危机介入模式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工作的发展确实是依赖于多种学科的引进与整合。因此，当心理咨询与治疗与社会共组同时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于它们都不同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发展，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偏差进行矫正，使得很多人把它们混为一谈。甚至一部分社工师为了谋求一份体面的职业时，或者为了获得人们的信任与认同干脆把自己称作心理咨询师，而他们实际的工作内容却是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以心理学为重要的理论支撑的，社工师在助人的过程中，常常会采用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技巧，但是这并不代表社工师就等同于心理咨询师。社工师必须充分掌握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和心理咨询的技巧才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重要的一点是社工师必须区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心理咨询师与心理治疗师之间的角色联系与巨大差异。社工师在心理援助中的定位具体如下：

直接服务者 社工师只有在具备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以后才能充当直接服务的角色，与求助者建立信任的咨询关系，制定心理咨询的目标与方案，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并最后进行相关的评估。如果社工师介入心理健康教育的服务中，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直接的专业工作者，向服务者传递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

资料收集者 社工师如果只有社会工作师的资格，就只能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中充当间接服务者的角色，更多的是充当对求助者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尤其是对求助者社会关系资料的收集与求证是社工师的强项与主要的工作，这是社会工作者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师的工作起到协助的作用。

转介服务者 如果服务对象出现与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不匹配的情况，专业社会工作者要及时做出判断，转介给匹配的心理工作者。如果服务对象出现思维逻辑混乱、无自知力、无痛苦感、甚至出现幻觉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时，社工师一定要将他转介到专业的医院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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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5；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1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矫正青少年越轨的‘紧张理论’研究”（08JC840008）

〔作者简介〕翟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3。

在我国，有关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犯罪学两个领域。社会学对越轨的研究更多的是介绍西方越轨理论，或者单独分析某一个越轨现象，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不容乐观。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1999－2011年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标题含有“越轨”的研究文献，其数量为100篇，13年间平均每年不足10篇，而对于犯罪学，其学科发展状况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冲击下，作为应答性的产物，犯罪学才慢慢地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仍是一个充满‘稚气’的学科，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没有自己的专业槽，没有真正发挥对实践的引领作用。”〔1〕而此时，一些影响较大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却频频发生，如马加爵故意杀人案、张超抢劫碎尸案、药加鑫交通肇事杀人案等恶性犯罪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各方争议，这些案件的当事人均受过良好教育，案发前均没有不良前科，但是却都采取了极端方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恶性事件为什么会频频发生？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事人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公众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迫切需要加紧梳理现今有关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理论脉络，追踪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从而进一步拓宽我国青少年越轨研究的本土化视角。

一、越轨理论发展的脉络：从失范到紧张

回顾整个西方学术界有关越轨理论发展的历程，首先离不开涂尔干的贡献。在其经典著作《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通过对自杀这一越轨行为进行类型分析，创造性地提出，除了利己主义自杀和利他主义自杀以外，还有第三种类型的自杀即“反常的自杀”（也有翻译为失范型自杀）：“工业危机或金融危机之所以使自杀人数增加，并非由于这些危机使人贫困，因为繁荣的机遇也产生同样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危机打乱了集体秩序。对平衡的任何破坏，哪怕由此而导致更大的富裕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也会引起自杀。每当社会机体发生重大的调整时，不管是由于迅速的发展还是由于意外的灾难，人都容易自杀”〔2〕，这一类型的自杀所特有的形式是“恼怒和厌恶，继发性的变化则是强烈地指责一般的生活以及强烈地指责某一个人（杀人－自杀）”〔3〕。在书中，“自杀”这一社会现象，是涂尔干研究的切入角度，通过说明“失范型”自杀和其他自杀类型的区别，涂尔干展示了社会学研究的新方法。在熟练运用严谨分析方法的同时，法国人特有的发散性思维散见于文字段落间， “社会反常状态”亦即“失范”的描述，属于一种较为抽象、含混、让读者眼前一亮的带有一点点隐喻意味的说明，只言片语，间杂于文字之间，但恰恰是这些只言片语，却为后来有关越轨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想像力的理论空间。

第一个敏锐抓住这个思想火花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1938年，默顿以“社会结构与失范”为题，运用系统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了引发越轨行为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4〕，默顿选取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两个要素――文化认可的目标和可接受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指出社会结构对实现目标手段的限制，导致一部分群体会以越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默顿并没有对失范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在正文中“anomie”出现的次数也只有3次，但默顿首次将越轨、失范以及后来理论发展中涉及到的压力、紧张等几个较为重要的范畴放在一个整体的理论研究框架里面，并使得社会学对越轨行为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向实证层面转化的方向更加清晰，从而引发了在社会学领域研究越轨行为（失范）的热潮。奥尔伯特・科恩在1965年提出：“默顿的‘社会结构与失范’提出了关于越轨行为的一般化理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剩下来的任务是进一步的分类、吸收、概念化以及整合了”〔5〕，其兴奋之情溢于文字之间。这说明，当时主流的研究方向或者思路是：遵循默顿的整体框架，继续寻找有关越轨行为的一般性理论。正是在这个思路的引领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越轨理论经历了短暂的兴盛，除了亚文化理论以外，标签理论、差异交往理论、控制理论等纷纷出炉。其中，理查德・A克劳沃德（Richard ACloward）和洛依德・E欧林（Lloyd E. Ohlin）这两位学者提出的亚文化理论首先得到了政策应用。该理论同意奥尔伯特・科恩关于大多数失足青少年都来自较低的工人阶级的说法，但他们认为，“危险”最大的男孩是那些已经内化了中产阶级价值观，并被鼓励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努力争取到一个中产阶级前途的男孩。当这些男孩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时，特别容易产生越轨行为。〔6〕也正是克劳沃德和欧林的著作，引起了当时美国司法部长的注意，他们被请求协助制定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政策。结果是，政府通过了《1961年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控制法案》，该法案的理论基础是由他们制定的一整套综合行动计划，并且成为林德・约翰逊总统“反贫穷战争”的理论基础〔7〕，此刻，有关越轨的研究从理论到应用达到了一个顶峰。

然而，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最终获得可见的成果好像只是：为没有就业机会的人们增加致富机会的尝试遭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抵制，这项计划最终没有获得成功”〔8〕，这对整个越轨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1969年，赫希（Hirschi）提出了一个新看法，将科恩、克劳沃德等人的理论重新命名为“紧张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将越轨行为的原因均归结为紧张。〔9〕从此，对紧张的研究开始成为越轨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从1980年代始，在美国开始兴起以罗伯特・阿格纽为代表的一般紧张理论（GST），并逐步成为理论发展的新主流。

二、一般紧张理论（GST）的方法论转向

罗伯特・阿格纽的论文《失范和成功：目标对失范的影响研究》是初步涉及紧张研究的尝试，主要研究内容是对成功目标和失范间关系的检验。数据来自1973年哈里斯民意调查，涉及样本3001份。通过对指标的提取和分析，阿格纽认为成功取向和越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这一发现可以很容易解释为：随着成功取向的提高，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满足。〔10〕在随后的分析中，阿格纽指出，这一发现带来的重要涵义是：首先，在最普通的意义上，研究支持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要求，即认为应该注意到目标差异性在失范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其次，失范受成功目标的影响，但成功目标不依赖于社会阶级而独立存在。默顿的理论认为，下层阶级的成员因为缺少实现成功目标的手段，因而更容易发生越轨行为，而其他研究者却发现这种阶级间的差异仅仅只是比较轻微，因而默顿的越轨理论是错误的。阿格纽根据研究发现认为，默顿的“越轨”理论不必要放弃，只需要做修正，应将着眼点集中在成功目标的差异上。 阿格纽还认为，研究结论将有助于理解其他学者有关失范的一些发现以及涂尔干失范论述中有关无限制欲望的阐述。〔11〕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对默顿理论的修正。如果回顾整个有关越轨的理论进展，涂尔干在整个越轨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方向性的，他提出了研究的原则：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另一种社会现象去解释〔12〕。然而从哪里入手，却是默顿的贡献。默顿将涂尔干有关越轨的理论具体化到“文化目标和实现目标手段”之间的断裂。默顿所指的文化目标是唯一的或者是一元的，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目标，因为所属阶级的不同，导致了越轨行为发生的差别。这一视角是符合涂尔干的设想的，无论是文化还是越轨行为背后所附属的阶级特性，均属于社会现象的视角，是一个宏观的视角。罗伯特・阿格纽对默顿的修正，是将默顿原有的唯一的文化目标修改为多样的不同目标，即目标差异性，而且恰恰是目标的差异性而不是阶级的差异性，导致了越轨行为的差异性。这时，理论的隐含根基和默顿不一样了，阶级的差异性更多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而个人选择目标的差异性则倾向于个人的属性。一般紧张理论（GST）将更多的焦点集中于个人因素上了，虽然罗伯特・阿格纽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修正，但其实是一种根本性转向，是从方法论上的根本转变，开始从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向个人主义取向转变。

在随后的研究中，罗伯特・阿格纽的研究策略是：选取可能和越轨行为有关的某个单一因素，进一步拓展越轨研究的领域。这些因素有：体罚、自主性、相貌。通过体罚和青少年越轨的研究，发现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惩罚方式，一是间断性惩罚，二是前后不一致的要求。这两种惩罚方式会对越轨行为的产生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只有当父母亲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性的时候，体罚才能有效降低越轨行为的产生，反之则会促进越轨行为的产生。另外，体罚的结果可能会引发儿童的神经质。〔13〕通过相貌对青少年人格即行为的影响研究，阿格纽发现（1984年），相貌对越轨行为有明显的负效应，而对分数、自我概念、幸福程度和期望具有正效应。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个体，将会获得略微高一点的分数，发展更加正向的自我观念，更加幸福，拥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和对自我发展的更高需求，越轨行为也更少些。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外表不具有吸引力的个人会发展出负面的品质，并在社会交往行为、孤独、愤怒、挫折、诚实和善良等价值观方面不具有明显作用。〔14〕通过自主性和青少年越轨的研究，阿格纽发现，对自主性的需求和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在其中，有关紧张的数据显得特别引人注目。〔15〕该项研究使阿格纽开始意识到紧张这一变量在青少年越轨研究中的重要性。

1985年，罗伯特・阿格纽首次提出了经过修正的紧张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已有的紧张理论基于的假设认为，挫折来源于目标寻求过程中的障碍。然而，对于个人来说，罗伯特・阿格纽认为，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特定的目标，还包括避免出现痛苦或者令人厌恶的情境。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避免痛苦的努力也可能遇到障碍，从而使青少年产生挫折，造成青少年的紧张，可能导致青少年尝试非法逃避或者因为愤怒而发生越轨。这两种障碍有时是合二为一的，例如，某个青少年在学校里面经常被老师批评可能会导致他产生挫折感，因为他没有办法躲避这种批评，或者经常性批评会妨碍他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基于以上假设，罗伯特・阿格纽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设立了青少年越轨行为模型（见图1）。厌恶性环境、社会控制、亚文化越轨三种主要因素导致青少年越轨的产生，这三种因素互相影响。其中，厌恶性环境会产生一个中介变量――愤怒，导致青少年越轨。〔16〕

图1 修订的紧张理论路径模型

归纳上述阿格纽的观点，假如社会认同的目标是追求某种利益，那么默顿的越轨指的是，在“趋利”过程中，遇到了障碍，产生了挫折感。而阿格纽所指的不仅仅是趋利还包括“避害”，或单独遇到障碍或同时遇到障碍，从而产生了挫折感。对青少年的越轨行为而言，默顿所言的越轨，没有说明在青少年眼中的周围环境是安全的还是有害的，而阿格纽则加入了这一研究变量，研究的结论则是：青少年躲避遭遇到的苦痛时遇到的障碍是引发其越轨行为的主要诱因。这一结论在中国文化情境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例如林冲的“逼上梁山”，常见的俗语“被逼无奈”、“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等，均类似于阿格纽所言的“避害所遇到的障碍引发越轨行为”这一情境。

关于紧张理论的修订发表以后，阿格纽所做的工作是围绕这一理论开展一系列研究，一般紧张理论（GST）正式形成。阿格纽认为，一般紧张理论是在其他有关紧张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犯罪/越轨研究的纲要。和其他理论相比，紧张理论明确关注和他人的负面关系――这一关系是越轨青少年本人所不愿意面对的（见表1）。在面对不愿接受的负向关系时，青少年会产生紧张，其类型是：1.无法达正向的价值目标；2.移除已经获得的正向价值刺激物；3.负向刺激物的出现。

表1 紧张理论和其他理论的区别

社会关系类型青少年越轨的原因

社会控制理论重要关系的缺乏不受控制，从而发生越轨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其他越轨青少年的正向关系将越轨行为接受为正当行为

紧张理论与他人的负面关系负面关系产生的负面情绪（通常表现为愤怒）及其他相关情绪所产生的压力

阿格纽认为，当紧张出现时，青少年会形成不同应对策略，这些不同的应对策略相互影响，导致最终一部分人会发生越轨行为。应对策略分别是：1.认知应对策略：忽视/降低负向的重要性、结果的正向放大/负向缩小、责任承担；2.行为应对策略：结果的正向放大/负向缩小、报复行为；3.情绪应对策略：药物的使用、身体锻炼、深呼吸技巧、协商、生物反馈与放松治疗。

究竟采纳哪种应对方式？阿格纽认为首先需要分析影响应对方式选择的约束性因素，包括：个人初始的目标/价值观/认同、个人应对的资源、传统的社会支持、越轨方式的约束性因素、宏观层面因素等变量。其次，还需要分析个人越轨倾向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有的性情、已有的学习历史、青少年的信仰、青少年对负面情境的归因等几个方面。〔17〕根据阿格纽的上述分析，可以制作出一般紧张理论研究视角的整体逻辑框架（见图2），在此逻辑框架内，可对其中每一要素进行测量，并最终用于越轨/非越轨的预测。

三、青少年越轨行为本土化研究视角

西方理论界在越轨行为研究上呈现的总体特征是：从中观走向微观，从理论架构走向理论与经验测量相结合。而国内已有研究在涉及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原因探讨时，大都从 “家庭、学校、社区”三方面进行讨论，展现的是一幅三个互相独立、彼此没有逻辑关联的越轨发生路径。其不足之处有两方面：一是作为越轨主体（研究中心）的青少年本身，其所思和所为没有在这一路径中得以体现。二是影响越轨原因的家庭、学校、社区等因素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例如，从家庭结构对越轨行为影响的角度考虑，不同类型的病态家庭结构（如三角缠、倒三角等）和越轨行为的关系等，从来没有被纳入到越轨行为研究的框架里。因此，综合西方有关青少年越轨理论以及围绕理论开展的经验性研究，我国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研究视角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青少年越轨行为产生的环境研究。针对越轨行为发生时行为者本人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引发行为越轨者个人挫折和苦痛的环境研究。这一环境研究的涉及面既包括越轨者个人的群体环境，如朋辈群体环境、学校（场所）环境，也包括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地域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这个社会环境是一个正负环境的综合体，既包括有利于青少年成长发展和舒缓压力的正环境，也包括促进青少年压力增加的负环境，正负环境的综合体形成了对青少年个体实际压力大小和越轨行为可能性的评定。

2.社会控制与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 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社会控制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社会控制力越强，青少年发生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社会控制力越弱，青少年发生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如果从紧张理论角度引入个体愤怒这个变量，就会发现社会控制对青少年的影响往往会体现在个体的愤怒以及愤怒的转移上。社会控制力度越大，青少年累积的愤怒越多，就越有可能导致愤怒的转移，在其他方面出现更多的越轨行为。因而，对社会控制力的测量，以及适度控制力的把握和理解，将是这一研究域的重点和难点。

3.青少年紧张越轨发生路径研究。在青少年越轨发生初期，存在着一个个体的紧张状态。然而，个体的紧张状态并不一定会导致越轨行为发生，在从个体紧张到越轨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谱。对这个连续谱上发生的关键事件的分析，将会剖开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细节。从个体越轨的细节入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到越轨行为发生和发展的机制。初步的划分可以解释为紧张刺激物越轨行为这一连续发生的过程。在这一连续谱过程中，关键路径节点的发现和挖掘，将会使得研究的意义更加深刻，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加深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理解，更大的意义在于为未来青少年越轨行为预防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

4. 青少年越轨的次文化团体研究。次文化团体，也称为亚文化团体，是社会学的一个传统研究领域。次文化团体假定在青少年中存在着有别于一般团体的团体氛围，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很多情况下是受到次文化团体成员不适当的诱导产生的，实际上这个次文化团体本身就往往处于暴力的中心。在这个领域开展研究，可以从次文化团体对越轨青少年的影响程度以及次文化团体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预防作用两方面，开展次文化团体与青少年越轨行为之间的相关因素探讨。

5．越轨青少年及其重要他人的心理状态研究。重要他人一般指的是对青少年行为有着重大影响的个人，通常是青少年的父母、亲属或者青少年自己认可，能直接影响青少年行为选择的他人。青少年和重要他人在互动中的心理状态，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紧张与越轨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的难点在于双方心理状态的测量，需要建立系列的测量量表和数据分析库，因而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

6．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越轨的矫正社会工作研究。针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频频发生，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开始介入和矫正青少年的越轨行为。经过若干年发展，我国现有矫正社会工作已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矫正工作模式。如上海的“专职社工预防模式”、杭州的“志愿者预防模式”、郑州的“社区文化预防模式”、武汉的“预警系统预防模式”等。从矫正工作未来发展趋势看，上述模式都离不开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从矫正社会工作实务角度去研究如何矫正和改善青少年现有行为状态，将有着较大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的空间。因而，我们除了学会一些基本知识外，在涉及到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介入策略时，还有待于继续总结和纠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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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gnew, R. ,Success and Anomie: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Goals on Anomi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21, No. 1,Winter,1980，pp. 53-62.

〔11〕Robert S. Agnew,Success and Anomie: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Goals on Anomie,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21, No. 1 (Winter, 1980), pp. 62-63.

〔1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9.

〔13〕Agnew, R.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Delinquency: A Research Note.Youth Society, vol15，No.2,December, 1983,pp.225-236.

〔14〕Agnew, R. ,The Effect of Appearance on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Are the Beautiful Really Good ?. Youth Society，Vol. 15 No.3,March,1984,p.296.

篇（6）

笔者长期担任《社会统计学》教学，发现大部分学生为文科生，数学基础差，课程负担重，如何增强学生利用所学统计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尤其是走出校园参加工作后学以致用是当前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一、当前社会统计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不强

一本高质量的《社会统计学》教材，既需要像数理统计一样，讲清讲透基础统计学原理和知识，又要明晰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阐释清楚与其他应用统计学的区别。而当前的《社会统计学》主流教材，都存在侧重于其中一方，能够做到两方面兼顾得很好的教材几乎没有。如目前高校使用量较大的教材有卢淑华的《社会统计学》，偏重于数理统计的理论推导，蒋萍的《社会统计学》尽管对研究对象有清晰的定位，但是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数理基础。目前的统计学教学中一般采用理论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主要依托教材，对与统计学相关理论和方法逐一进行介绍，对涉及到的公式和定理进行推导。因此，当前社会统计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尽快编撰一本如何将统计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社会问题研究或者实践中去的优秀教材。

（二）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不少院校的社会统计学教师队伍主要来源于两块，一是外聘数理统计学的教师教授《社会统计学》课程，这些老师上课更多的偏重理论讲解和推导，让学生掌握比较扎实的基础统计学知识。由于他们对社会学、社会工作等文科专业不熟悉，课堂讲解中不能结合专业领域内的社会调查和案例来分析讲解。导致学生学习起来压力大，觉得枯燥无味，在面对社会现象时不知道怎么利用所学统计学知识分析和阐释社会现象。二是社会学专业背景老师讲授《社会统计学》，这些老师由于没有系统接受过数理统计学的训练，对于统计学的数理部分往往一知半解或者干脆略过，教学中更多的偏重例题分析和软件的使用。

（三）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学习社会统计学的学生多为文科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是因为对数学等学科的害怕才选择报考文科专业。而统计学需要一定的概率论和微积分等数学基础，所以学生一看到社会统计学中涉及的数学知识就头疼，认为自己很难学好，产生先入为主的畏难心理，对自身的学习能力信心不足，缺乏动力，提不起兴趣，部分学生甚至在遇到困难时主动放弃统计学的学习。学生认识不到社会统计学与其它应用统计学相比，有其自身特点：研究对象为人类行为、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所需具备的数理知识要求相对较低，更侧重于对统计结果的理解和解释；社会统计中收集到的资料，往往很多是低层次的变量，如定类、定序变量。因此，定类、定序变量统计分析在社会统计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讨论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列联表、列联强度，相关关系的测量是学习的重点。

二、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统计学》教学改进措施

（一）统计思维改进法

1、统计无用论向统计实用论的转变

社会统计学作为一门定量分析工具，是社会科学科学性的实现工具，尤其是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和规范化，近些年高级统计学的发展，统计学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好统计学对于本科生考研或者将来从事学术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尤其是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专业的考研，社会统计学是必考科目，也是导师特别看重的学生必备能力之一。二是社会统计学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工具，现在很多企业、调查公司等在招聘的时候非常看重应聘者统计学的知识和能力，熟练掌握和应用EXCEL、SPSS、STATA、SAS等统计分析软件，可以极大增加就业机会和就业筹码。

2、教学过程中的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的结合

社会统计学作为定量分析工具，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数学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所以统计学中有大量的公式和推导过程。作为教师，在教授过程中在讲清楚原理和推导过程的同时，需要根据文科学生的特点，用定性的话语和思维解释清楚来龙去脉。

例如对于标准分的理解，卢淑华是这样解释的：“标准分Z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均值为基点，以标准差σ为量度单位，计算x取值距离标准差的距离，以便进行不同的μ和σ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变量一般有不同的均值和标准差，统计上，不同的均值和标准差是不能互相比较的。例如甲乙两名学生在两个不同的班级考了同一门《社会统计学》课程，他们的成绩如下：甲同学考了80分，乙同学考了90分。已知甲班《社会统计学》的平均成绩是70分，标准差是10分；乙班《社会统计学》的平均成绩是70分，标准差是20分。请问甲乙同学在本班中谁的成绩更好？通过标准分计算，两者的标准分都是1，说明两名同学在班级的成绩排名是一样的。经过定性的案例分析讲解，学生就能明白为什么曾经一度在高考中引入标准分的原因了，以使不同考区的学生以相对公平的分数被录取。

3、数理思维向理解思维的转变

实质上，学习统计学的过程，就是学习统计思维的过程，而不只是公式的简单套用和通常的数字计算。统计学有严格的前提假设和适用变量层次，是一门量化分析工具，我们在实际运用中，不能为了分析或者所谓的科学性而滥用统计方法，用统计数字代替科学推理，犯了社会学家邓肯（Duncan）所说的统计至上主义（statisticism）。统计数字会撒谎，正如桑普拉斯所说：“统计未必能够揭示真实，有时候还可能成为假象的帮凶。”因此对于统计学的学习，除了养成良好的统计思维外，还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规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对统计方法的甄别使用和统计结果的合理解释。社会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更看重的是学以致用，用所学知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社会中的现象。正如我们学会游泳前不一定要了解动力学的知识，会使用计算机不一定要先懂得编程一样，理解计算机的输入和输出结果比知道计算机如何计算重要得多。

例如学生对于假设检验的原理很难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举例让学生理解假设检验的思路。在航天火箭发射前，没有任何人能够事先证明火箭发射是安全的，人们最多只能说，用现有手段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只要发现一个影响安全发射的问题，那就不能发射。这说明，企图肯定什么事情很难，而否定却要相对容易得多。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都是在否定中发展的，这也是假设检验背后的哲学。假定原假设火箭发射是安全的，即使通过研究假设也无法否定原假设，也不能说明原假设是正确的，就像用一两个仪器没有发现火箭有问题还远不能证明火箭是安全的，但是只要在原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出现了小概率事件，我们就认为原假设不成立，那么航天火箭就不能发射。

（二）统计应用推动法

1、开展课外调查活动

引入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为流程的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来开展课外调研活动。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和确定实践课题，成立以6―7人为一组的若干个项目小组，并选出各组组长。当然，研究课题可以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如大学生校园恋爱观的调查、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学习时间调查、学习成绩调查、课余活动、生活习惯、自媒体使用情况调查；也可以是社会生活中的热门现象，如独生子女价值观、二孩生育行为、观念，贫困人口认定与帮扶等调查。让学生通过利用所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科学选题、做好研究设计、设计问卷、选择合适的抽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利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撰写调查报告来学习和使用统计学知识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由于实训基地、实习经费的限制所带来的不便，而且这种调查贴近学生生活，容易入手，易于激发其兴趣，并且有助于加深对统计学原理的理解，明白统计学就在身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使用统计软件法

有针对性的将Excel、SPSS、STATA，SAS等统计应用软件作为社会统计学课程的实训内容。在课堂讲授时，可以教会学生使用Excel函数、Excel图表与图形以及Excel数据透视表来处理常用的统计数据。有条件的话可以安排在计算机房上课或者安排一定量的学时让学生在计算机房上机操作SPSS等软件，培养学生运用统计软件搜集、整理、分析统计数据的能力。

3、加强社会统计学的实习实践

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市场调研公司、市场咨询公司、专业的调查机构、相关企业建立协作和参与机制。让学生学会如何开展调查、如何获取资料、如果统计分析资料，所获取的统计分析数据是如何指导工厂、企业等单位的生产运作的。例如：学生通过参与公司的市场调查，了解公司的产品是如何定位顾客、细分市场的；参观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的日常统计和上报统计报表，了解政府统计是如何进行的；学生参与各社区或者街道的贫困人口统计、人口普查等调查。

（三）统计课程革新法

1、建立完善的社会研究课程体系

社会研究课程体系是指教授学生如何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各种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与创新性研究的一系列课程。主要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等课程。尽管目前各高校都开设了这几门课程，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开设，由不同的老师授课，导致有些内容重复，例如抽样调查，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中都会涉及，理论学习和实践脱节，例如“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分别在不同学期开设。建议高校开设课程进行改革，由固定的老师来讲授社会统计研究课程体系，将“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整合为一门课程，并合理设置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的课时。

2、建立社会统计学案例库，试题库

篇（7）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英语在工作和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大量的社会工作人员积极接受继续教育学习英语，为自己的工作增加动力。成人学习英语与青少年学习英语存在着许多的差异。如何能使成人学好英语？交际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将就交际教学法在成人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进行分析。

二、交际教学法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1.交际教学法的概念

教学方法指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它包括具体的教学步骤、教学活动和教学技巧，也包括有关教与学的一般性原则。理想的英语交际教学法应该是借助有效的交际教学手段，实施交际教材提供的任务，达到交际大纲所规定的目标。

2.交际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英语交际教学法理论主要受三大方面学说的影响，即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哲学和语言学。在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方面，德尔•海姆斯首先提出关于交际能力的学说。他和冈珀斯等人，强调语言使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哲学方面主要有奥斯汀和塞尔提出的言语行为学说。这一学说对英语交际教学法理论有间接影响。语言学方面的影响主要有韩礼德关于语言的功能、语言的衔接与连贯和社会符号学方面的学说。此外，辛克莱和库尔特哈德的语篇分析学说也对交际法英语教学法理论产生影响。

三、交际教学法的基本原则

1.以交际为中心

交际教学法倡导的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指导学生进行交际活动，活动的内容围绕教学目的展开，从而使学生在交际环境中学习语言。课堂教学的目的是学生能用英语进行有意义的交际。

2.模拟真实交际过程

交际教学法与其他教学法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就是尽可能地在课堂上重现语言使用的交际过程，一般而言，交际过程中出现的交际特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信息填补、自由交际和信息反馈三个要素。首先，交际双方应互相提供一些对方所不知晓的信息，从而实现信息填补。交际教学法强调课堂上学生所从事的交际活动和练习都必须有信息交换，否则这只是简单的句型操练。因此，教师的作用是为学生提供有信息交换内容的活动和练习，并引导学生用恰当的语言进行交际。其次，交际双方交际的内容和方式可以自由选择。教学中教师应尽可能地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鼓励学生就某个话题进行自由交际，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目的。最后，交际双方应根据对方的信息做出相应的调整。教师设计的教学活动时，应使交际教学法的课堂练习力求让学生在完成交际任务的过程中提高自己判断对方语言、语气和态度的能力，提高自己做出相应的语言反应能力，以求达到自己的交际目标。

3.正确对待学生的错误

交际教学法区别于其他教学法的又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对学生的语言错误，特别是语法错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语言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语言结构，不断判断语言使用正确与否的过程。交际教学法强调意思的相互传递，语言的自由选择和交际目的的实现；交际教学法认为有错必纠的做法会使学生因为害怕犯错误而不敢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会妨碍学生的自由交际，成人学生更是如此。语言教学的首要任务是给学生提供各种学习的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提高自己，以求不断接近完美。其次，根据英语交际教学法的观点，学生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了运用此种语言学习、工作和生活，即以交际为目的。最后，交际教学法不是对学生的语言错误不做纠正而是对错误做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由此可见，英语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期间，学生不断接触和使用语言直至最终掌握此种语言。总之，由学生自己发现错误，帮助其他同学发现错误，或在教师指导下进行错误纠正，比教师直接告诉学生正确答案的做法对学生的学习更有效。

四、交际教学法的主要关系

1.教师与学生

传统教学法强调知识的传授，课堂上以教师为中心。交际教学法

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有很大区别，主要是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变化。具体的讲，作为交际过程的促进者，教师首先要了解和分析学生的交际能力和交际需要。教师应该认识到作为交际过程的促进者（组织和向导），教师在课堂上不是“教”学生，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指导、促进学生自己学习，及组织学生开展交际活动。作为教学资源本身，教师给学生提供的服务是咨询。作为交际过程的参加者，教师以和学生平等的身份加入活动，不“喧宾夺主”，不干扰交际，它既是交际的一方，又是一个观察者。作为交际过程的参加者，教师在参加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学生们有许多潜在的能力和期望可供教师探索和利用。最后，教师也是一个研究者和学习者。交际教学法强调课堂教学以学生为本，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学生的需要才是教学目标。交际教学法给学生创造一个自由的学习环境。课堂上，教师只有真正的让学生控制他们自己的听、说、读、写等交际活动，学生们才能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学习。交际教学法强调学习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学习是相互依赖的行为，应该在相互合作的环境中进行。教师应在各个教学实施环节都关注不同学习风格学生学习的需要。最后，在交际教学法里，学生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信息反馈者。总之，在交际教学法里，教与学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过程。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驱除心理障碍，帮助学生掌握英语学习规律。

2.准确与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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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59-05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9-22

作者简介： 高永久（1964-），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GAO Yong-jiu

Abstract： Ethnic relation is the important public social relationship in multi-ethnic country，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func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is a basis and premise of innovation to accurate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The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r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analyzing its connotation. And management concept，management practice，management mechanism， management methods comprise its structural framing，and its content is also discussed. Meanwhile，it is essential for profound understand about its connotation to take note of peculia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cause of levels of nationality concept and levels of ethnic relations.

Key words： Ethnic Relations；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民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化的趋势。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里的重要的公共社会关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尝试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纳入社会管理的轨道，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使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职能。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和内容，是实践和创新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民族学和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公共事务及公共事务管理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公共、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管理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事务的内涵

公共事务中的“公共”一词，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其着眼点在于集体而非个人，强调某一或某些问题是为特定群体中的成员所普遍共有或普遍关心的。具体来说，“（私）是指一种‘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的状态，是在个人中心取向前提下所具有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而‘公’则是以集体生活为中心取向以及在这种趋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必须指向社会或群体的整体利益，强调私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其中不仅包含着收入、就业、住房等实际利益的维度，也涵盖了部分程序性的内容，如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公共性”这一基本特征出发，所谓“公共事务”被界定为“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需要，体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让他们共同受益的那类事务”[2]。广义上来说，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和满足，一方面这些利益的表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这些利益的满足则有赖于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矛盾的及时有效化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等。从狭义角度看，公共事务就是指在狭义的社会领域中，公共部门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此，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对象主要分为两种，即与民族关系相联系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从基本属性上看，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点。所谓非竞争性，主要是强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同于市场消费商品的非营利性特征，它们的提供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在于满足最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因而，任何人对产品和服务的获得都不会降低其他人获得的可能性。所谓非排他性，则是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相同的机会来获得和消费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不是向市场商品那样将消费对象限定于某一特殊群体，并构成阶级（阶层）区分的外显标志。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点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边界和力量差异十分清晰，各方面发展力量相对占优势的民族相对于发展较弱的民族有着多方位的优势：在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发展力量占优势的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持其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排斥这些民族，使其不能顺利享有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平等理念的指导下，努力保护和帮助各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平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权利的真实性和广泛性的一面。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关于什么是“公共事务管理”？政治学、管理学和行政学等从不同的角度给公共事务管理下了许多定义。

公共行政学视角下的公共事务管理往往从政府职能角度着眼，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活动，因而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3]。简单来讲，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政府“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活动”[4]。进一步讲，公共事务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系统的社会政策和法规，来管理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的活动。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有三层内涵：第一，是对家庭、社会团体与社会自治所不能解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事务涉及整个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需要依靠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威加以解决；第二，主要内容是指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具体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危机等；第三，核心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政府干预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措施，它决定了政府的其他社会管理手段。社会政策的核心是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政策[5]。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往往从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理论出发，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发育为第三部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公民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领域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国家和政府为了调和利益冲突和维持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领域加以规范和监管[6]。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社会事务所实施的管理”[7]。由此，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政府规范有关社会事务，即政府的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二是社会（即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即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8]。

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概念建立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结构发生分化的基础之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对整个社会的事务的管理，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近似于“社会管理”概念，是指作为对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9]。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与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需要社会各子系统的管理来进行支撑；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实现需要依托整个社会环境和其他各子系统的配合。公共事务管理“是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10]。具体来讲，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其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和社会价值，而其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这些主体通过综合决策建立起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再分配，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人民福祉，防止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扩大。

总体来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它并不局限于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和各民族群众。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追求社会公平和诚信。可以认为，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一种社会关系，进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主体不仅需要政府作为管理的主导作用，也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协调。

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并成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分析和理解公共事务管理概念的基础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指政府、事业团体等组织为了构建良好的民族关系，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对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处理工作和协调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利益需求，促进民族间的关系和谐，维护民族间的公平与诚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民族关系是民族学、社会学两大学科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则是民族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形成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的分支，是管理学理论在民族学领域的应用，是对民族学与管理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是充分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含义时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第一，“谁来管理”是在从管理主体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的参与。第二，“管理什么”是从管理内容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内容不等于政府管理的全部，也不等于民族事务管理的全部。由于对政府和民族社会的内涵与外延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在理论上往往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扩展为政府管理或者民族事务管理，从而使其在内容上使趋于泛化；二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缩小为狭小的社会生活领域，忽略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变得比较狭窄。第三，“如何管理”是从管理手段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在多民族社会中，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控制手段[11]，但是更多地还是有赖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灵魂。

具体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政府发挥其管理职能，对民族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二是民族社会自身进行自我管理。从国家与民族社会的关系来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不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提高民族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已经逐渐为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趋势。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民族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广泛，且实践性和实用性都较强，而且，由于民族关系的敏感性而使其充满了挑战性，要求在从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时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三、民族关系中的

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从一般意义上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日常生活诸多方面，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建设、教育普及、文化事业建设、民族宗教事务、国防建设、外事管理等内容。从狭义角度理解公共事务，即从狭义的社会领域出发探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基本内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事务。目前，在东西部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在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尚未实现真正的均等化，这一方面会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带来严重制约，阻碍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另一方面也会因民族间的对比而催生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引发集体行动事件，给民族关系的和睦蒙上一层阴影。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务。社会保障体系对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各民族成员生活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仅有助于增进少数民族的物质与文化福祉，更有益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睦，巩固社会和谐安定的局面。三是少数民族就业事务。劳动就业是少数民族成员获得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少数民族成员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个体创造性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劳动就业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率和相互理解。四是民族基本住房和社区建设事务。“作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纽带，社区一方面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其思维与行动提供资源、情境和规则；另一方面，又是构成社会之“器官”，是社会影响个人的中介”[12]。基于社区的这种中观性质，加强民族社区特别是多民族社区建设既是保障民族成员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理顺民族关系特别是城市民族关系的需要。五是民族社会组织事务。民族社会组织是各民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建立起来的利益表达组织，在表达本民族利益诉求、争取本民族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要发挥民族社会组织在调整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合理规范组织建设和行为，化解民族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和误解，防止组织的私利化转向。六是民族宗教事务。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多信仰宗教。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对民族关系和民族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宗教通过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引导信教群众的宗教行为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它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宗教会对社会稳定起到负面的制约作用”[13]。由此可知，妥善做好民族关系中的宗教事务，是理顺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任务之一。七是民族工作与民族社会工作事务。“民族工作是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地区工作和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及民族人士工作的总称，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事务等多方面内容”[14]；而“民族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帮助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民族内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5]，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责任主体，前者单纯是国家政府部门的责任工作，而后者则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协作互补。八是民族人口工作事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迁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人口流动不仅扩大了民族间的互动面，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复杂化，更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16]。然而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既会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成为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新的表现形态”[17]。九是民族社会公共治安事务。“社会治安作为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是与其他诸多公共产品紧密相关的综合性公共产品，它覆盖全社会，以其他许多公共产品为基础，同时也保障了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18]。

四、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具体包括管理理念、管理实践、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四个方面。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是指公共部门在处理公共事务问题，调整和理顺民族关系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既受到国家性质的影响与制约，也受到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的影响与制约。在根本的意义上，民族关系的内容和本质特征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既受社会制度和时展的制约，也与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解决方式、途径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相应地，民族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也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但实质上维持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维护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是国家的基本理念。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是指公共部门在管理理念指导下，从社会利益和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出发，以制度化方式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问题，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普遍需要的活动。简单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就是要以制度形式来解决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问题。管理理念不同，管理实践活动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追求稳定和秩序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主要表现在表达民族社会利益诉求、协调民族社会矛盾、规范民族社会组织、维持民族社会秩序等领域。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其中，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是实现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和民族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也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领域。在追求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理念指导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活动主要包括管理和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和建设民族社区、管理和扩展民族社会组织、管理和深化民族社会工作、管理和创新民族人口工作、管理和强化民族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公共部门）之间以及责任主体与服务对象（公共部门与少数民族）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通常管理理念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并不断促进管理体制的完善。相应地，管理理念的落实和实践活动的展开也有赖于由一系列组织和机制组成的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在一般意义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民族关系的社会管理的组织、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处理具有民族性的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协调民族利益关系。在稳定、秩序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更多地倾向于民族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民族关系危机管理和民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内容。在公平、正义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则主要是与少数民族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社团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民族社区管理体制和民族社会工作体制。从体制构成内容上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民族社会保障体制、弱势群体保护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和民族工作体制[20]。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手段是指在管理和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理念的落实、实践的展开和体制的运行，最终都会有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政治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都是公共部门在管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时通常采用的手段。在多元化的多民族社会，需要综合运用这些手段，同时也要及时吸取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补充和应用新型的信息技术手段。

五、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

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含义

深刻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必须要注意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这主要源于民族概念含义的层次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的层次性。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具有四重含义[21]。第一重含义是指作为人类群体形式的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在此种意义上，部分文献和研究者试图用“族群”（ethnic group）来替代民族概念①。第二重含义是指少数民族，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是指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例如，中国境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群体，民族教育、民族地区、民族工作等术语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民族概念。第三重含义是指国家境内的全体居民。民族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些生活在同一国家内、接受同一政府管辖的人们群体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群体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第四重含义是指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民族形式。中文中民族含义的层次性要求人们在分析具体民族现象时，根据需要来选取适当的含义。民族概念的层次性决定了民族关系概念的层次性，相应地，民族关系的含义也具有四重含义。在本文中，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是在第一和第二重含义的层次上来界定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在中国的特殊性，也需要认识目前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发展的趋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巩固；56个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所形成的共同因素越来越多，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变得更高，自觉性在逐渐增强。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不和谐的因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是目前比较突出的不和谐因素[22]。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新矛盾的复杂性加大了处理民族关系的难度；中华文化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各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多又提供了精神纽带[23]。

（在该文写作过程中，我的研究生秦伟江、刘海兵、郝龙、杨建超、张杰等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注释：

①对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认识，是当代中国“民族”概念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开始引进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并翻译为“民族群体”、“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等。后来，借鉴台湾、香港学界的译法，大陆学者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目前“族群”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对ethnic group最为流行的译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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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6-0084-09

西方国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深刻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在社会政策运行层面日益呈现出多维度混合福利的特点，福利的供给被认为可以与融资和规制分开，国家的角色则从传统的福利“提供者”向“规制者”或者“审计者”转变。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至80年代起始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形成了全球范围的改革浪潮。以购买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民营化趋势日益明显，政府让渡福利的生产和供给，而主要承担委托和监管的职责。新公共管理思想试图超越韦伯的科层式结构范式，公共服务的递送越来越跨越政府与其他组织的边界，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策运行机制。政策的形成和执行则日益依赖于多元组织的合作以及服务的整合，网络由此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概念。

新公共管理的变革思想也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政府职能转移的背景下得到现实回应。过去十多年里，民间组织在中国社会蓬勃发展，提供救灾、养老、儿童、精神健康等各种领域的社会福利服务，对政府主导的服务供给形成较好的补充。与此相伴随，中央政府也下决心对事业单位体制进行改革，试图重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共服务递送的效率。近年来，政府相继出台了针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建立“枢纽型”组织以及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等制度措施，体现出与西方福利国家转型相似的公共服务民营化以及政策实施网络化的方向。不过，针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运行与评估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论，特别是在社会服务领域，由于服务需求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质量评估的复杂性等都会对福利契约的运作和效果产生较大的影响，需要更多的经验性研究来推动政策发展的方向。而由于这种公共服务体制的变革在中国尚处于初期，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借鉴或者反思西方福利国家的相关政策及服务实践。本文以美国一家难民服务组织为个案，通过考察组织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研究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社会服务的网络逻辑及其影响，以期对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带来积极的启示。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社会服务网络逻辑的形成及对相应的服务组织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组织实践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实施和社会服务效果的影响。论文最后简要讨论美国社会服务的案例对中国社会服务递送的启示。

一、文献回顾

社会服务递送是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构成，它是一个从政策决定到服务需求满足的连续过程，这一过程常常是由一般的社会服务工作者或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执行的。早期的政策研究者将政策实施或社会服务递送看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自然而然的政策落实过程。但研究者很快发现：由于政策实施特别是社会政策实施的复杂性，社会服务的递送并非简单的完成任务，而是一个“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过程。其中，服务使用者积极地参与到与其相关的服务工作中，服务对象与工作者的相互合作程度、方式和特点等对服务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政策的执行也因而是一个权变性的、包含了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及多元行动者的参与过程。

政策实施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制度取向到行为取向再到网络取向的范式变迁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政策研究者日益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以及网络连接关系，它反映了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西方国家公共治理方式、官僚组织等的变迁。网络区别于科层制与市场，它通过互惠、信任、相互支持的行动等机制来进行资源的安排和运作（区别于权力和价格机制）。政策网络理论假设政策是发生于行动者之间网络内的复杂互动过程，它可以被界定为围绕着政策问题或政策项目所形成的独立行动者之间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在这一意义上，政策网络与组织网络是有区别的。贺恩（Hjern）等对“执行结构”（implementation structure）的分析即突破了组织的传统边界，将组织围绕特定功能所形成的互动机构当作一个新的分析单位，强调功能性的行动、结构以及过程而非正式的制度化权力机制。

政策实施网络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来获得蓬勃发展，其中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值得注意。一是讨论网络与治理。从治理的角度探讨不同类型的网络构成，一般来说是政府和利益团体的网络关系对治理的政策结果的影响，如罗茨（Rhodes）认为治理就是对网络的管理。在这一脉络下，公共政策研究者日益关注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分析、协调和控制。第二个方面更多地从政策实施效果出发来讨论网络结构。米尔沃德（Milward）和普鲁梵（Provan）在1995年的研究开创了对网络效果的分析，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网络的结构如中心性、密度以及网络的结构稳定性等对组织绩效、案主服务效果等的影响。第三，近年来也日益有研究者将网络与制度研究相结合，尤其是新制度主义对组织合作网络的解释。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讨论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协商、博弈等过程及结果，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更加关注网络行动者对制度意义的解释和实践，将网络看作是一个建构的结果以及制度化的过程。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研究政策网络日益引起关注，但现有的研究对网络的制度意义还缺乏较深入的讨论，尤其是作为制度构成的网络中制度信仰、价值、规范等如何影响组织的结构和实践等。另外，对政策实施网络中的组织实践过程还缺乏较为细致的分析。研究者较多将网络看作是一个技术客体，分析其结构特征，但往往忽略组织的具体实践策略和服务递送过程在政策实施网络中的表现及其对社会服务效果的影响。

本研究沿着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将政策实施网络作为具有制度构成性的组织域，即一种围绕特定政策和服务目标而建构的功能性组织网络，它包含了参与网络的组织行动者的共同制度信仰、规则约束和价值，并对组织行动者产生合法性约束③。我们认为，在新公共管理的福利契约化背景下，社会政策的实施和递送逐渐从管理逻辑转向网络逻辑，而组织实践者包括社会服务工作者在服务递送的过程中受到网络逻辑的约束，同时也通过其行动建构和影响网络的构成，社会组织中的服务工作者对网络的认知、解释和实践策略是社会政策实施的重要环节。本研究试图以一个特定组织的个案分析为基础，讨论政策实施网络的制度意义，包括制度构成如何影响前线的组织服务实践。

二、研究方法及个案介绍

对特定组织的个案研究能够更深入地分析组织运行方式以及组织实践者的行动。我们选择了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难民服务中心R作为研究个案。R中心为难民提供一系列内容广泛的福利服务，同时与其他组织建立了较为紧密的服务连接关系，是研究政策实施网络与组织实践比较合适的对象。2009年1月到6月，笔者有机会在R中心实习，获得较好的参与式观察机会，除了对R中心组织管理人员、项目主管、个案工作者、社会服务督导以及案主等的深度访谈外，笔者还收集了相关的社会服务政策文件、数据材料、个案工作报告、评估报告等文献材料，这些都为分析R中心这一个案提供了较充分的经验基础。

R难民服务中心位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成立于1979年，在它建立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共接收和安置了三十多个国家的超过17000名难民，提供安置、教育、移民与归化服务、青少年发展、就业培训与发展、精神健康等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服务。R中心的成立及发展与美国难民服务体系的制度安排有密切的关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每年接收超过6万名难民，约占全球难民接收总数的70%。1980年美国在已有的移民法案基础上修定了《难民法案》（Refugee Act），要求对难民提供综合性的安置服务，将难民服务纳入普通公民的福利服务体系。在《难民法案》基础上，美国成立了难民事务协调办公室（OCRF）与难民安置办公室（ORR）。目前美国健康与社会服务部是主要负责难民安置项目的联邦政府机构，提供从移民归化到就业教育等较为广泛的社会福利服务，同时，美国国务院也提供短期的难民安置服务项目。

三、福利契约与难民服务递送的组织网络形成

（一）难民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

政府购买是美国难民服务资金拨付以及服务体系运行的主要方式，也是难民服务组织网络形成的主要推动因素。美国难民服务的资金拨付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联邦政府与较大规模的非政府社会服务组织签订购买合约，主要包括短期移民安置服务项目，一般是难民入埠30天或60天之后的现金补助以及专门针对就业服务的配款项目。第二种渠道是联邦政府通过整体拨付的方式将资金拨给各州政府，州政府可以根据难民服务项目的提供申请资金返还。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实际上提供了大部分的难民服务项目。第三种渠道是州政府通过购买合约将资金拨付给地方社会服务组织。绝大部分的难民服务资金是通过政府向社会服务组织购买，由较大规模的非政府组织或地方社会服务组织来提供具体服务。

图1反映了佐治亚州难民服务政府购买和资金拨付的特点，政府的资金通过购买合同的方式流向R中心等提供具体难民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因而，这些机构是难民服务的最终具体提供者和实践者。佐治亚州政府与共计12家社会组织签订难民服务购买合约。这十二家组织提供的服务类型各有不同，如亚特兰大技术学院可以提供语言和技术培训服务；亚特兰大天主教会提供语言培训、就业服务、公民与归化服务；亚特兰大迪卡布（DeKalb）地区卫生局提供医疗与卫生转介服务；地方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社会调试服务、青少年服务、就业服务等。R中心可提供的服务内容更为多样化，包括就业安置、移民身份获得、青少年发展、社会调适等。尽管单个的社会服务组织可能提供的服务种类比较有限，但这十二家组织被要求通过组织合作和连接的方式提供服务，因而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服务网络，回应一个难民家庭在五年或更长时间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和服务需求，政府则通过福利合约的方式对服务的内容及结果进行监督、评估。

在许多社会服务领域，比如对老人、儿童以及移民等脆弱性群体的服务，由于服务对象往往面临较为复杂的问题，需求多元化，单一组织常常不能提供整合性或持续性的服务，需要多个组织合作，政府购买实际上催生了服务网络的形成。作为购买方的政府通过策略性地购买可以有效整合社会组织的异质性资源，形成网络化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二）从管理逻辑到网络逻辑：难民服务网络的制度构成与意义

在对R中心社会服务递送的调查中，我们发现难民服务的组织网络也是一个难民社会政策实施的网络构成，它是多元组织或组织内的部门为了实现社会服务目标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区别于传统的单一组织的科层机构，主要基于合作、信任、互动为基础，这种政策实施的组织网络具有了制度构成的逻辑和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服务合作的制度共识、服务连接的规范以及服务技术的趋同等三个方面。

在R中心的难民社会服务中，笔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作者都将实现难民的就业以及经济自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主要考虑是不能让难民及其家庭长时间地依赖社会福利，这种“工作优先”的价值已经成为R中心在服务递送中的指导理念。对社会服务对象就业的强调与美国1996年克林顿政府所推动的福利改革密不可分。福利改革从以前不受限制地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提供转变为对福利接受对象的劳动就业要求，政策层面则体现为“困难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的替代。低收入家庭如果接受福利救济需要在社会服务工作者的协助下提出工作申请，进行相应的就业技能培训。这实际上是“应得”（deserving）和“不应得”（underserving）的一种福利价值或意识形态的变迁。从福利（welfare）到工作福利（workfare）的转变对服务整合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往的福利发送被认为是可以在单一组织内部完成的资格认定过程，而将福利与工作相联系则要求与多个组织的服务，包括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工作保险以及儿童照顾、社区支持等连接，服务连接和整合的重要性体现出来。接受访谈的几乎所有的组织工作人员都认为：组织连接与服务整合是必要的、积极的，是实现现有福利递送的“适当的”方式，最终还是要实现难民的工作自立，这也可以说是难民服务领域中大多数组织所遵循的制度共识。

组织网络制度意义的第二个体现是政府合约中具有对难民社会服务组织连接的规范性指导。如在佐治亚州政府的“难民安置2008年服务购买合约”中明确注明：“合同申请者须考虑到当地难民安置机构所提供的各种服务项目，在项目设计中考虑并利用这些资源，并确保服务提供是协作性的和整合性的，避免服务的重叠。”又指出，“不同的组织也可以通过协作共同申请政府合同，以一家组织作为合约方，另外一家或几家组织作为次级合约方，但是每一家组织的任务、责任分工需要明确地注明”。合约也注明了对服务整合的要求，其中服务的转介和连接是服务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服务必须为难民家庭提供转介到联邦/州/地方政府资助的各类机构和项目的指导和帮助，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食物券、医疗救助、能源补贴、低收入住房补贴、儿童照顾救助以及社区服务类项目等”。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购买方实际上扮演着网络管理者的角色，对服务提供机构进行监督、指导和约束。

难民服务组织网络中还体现了一种服务技术的趋同性。除了政府购买合约中对服务方式的强制性要求（要求服务的阶段和合作模式等）之外，组织的服务递送模式也通过不同服务组织之间相互的模仿和学习而形成。在难民服务中，整合性的个案管理（integrative case management）已经成为相关服务递送的主要工作模式，工作者着眼于整合组织网络内可用的服务资源，以满足服务对象的多样化和阶段性的需求。整合性的个案管理服务包括对案主多元需求的评测和认定、资源链接、服务转介、服务监测与服务后评估等一系列的服务方法与技巧。对个案管理的运用同样来自于政府购买合约的要求，如合约中注明服务提供方“必须运用综合的服务管理方式，系统地保存项目和服务的各类数据，以便于监督、评估和报告”。这一要求使得R中心十分强调记录服务对象每一个阶段的服务项目。每一个移民及其家庭需要建立单独的档案，跟踪其五年安置服务的各项内容，其中也包括就特定服务对象所进行的服务协调与跟进。另一方面，个案管理也成为不同组织之间进行服务连接和转介的统一的、约定俗成的模式。笔者在对一个来自南亚的难民家庭进行住房安全和补贴服务的转介申请时，被督导要求一定要参考对方的个案管理程序，包括申请表格的格式、服务内容的协调方式、家庭信息的准确和统一等。这种在个案管理模式上的协调与统一也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机构之间相互转介案主时所发生的服务重叠现象。

从R中心在难民服务提供中的这种服务连接共识、规范要求以及技术趋同中看出，难民服务领域凸显出一种制度逻辑，我们可将其称为“网络逻辑”，它区分于以前单一组织或系统内（如政府）对社会服务的管理、递送与控制――“管理逻辑”，而更强调组织之间在服务递送上的连接及服务整合，强调组织围绕特定社会服务领域的网络合作。社会服务网络逻辑的形成一方面由难民服务的政府购买所推动，也即合约的压力：政府与不同的服务类型组织订立合同，并通过合约方式促成以服务为基础的组织分工与合作；另一方面，在难民服务这一组织域内，组织行动者通过互动而相互模仿学习，并逐渐形成共识、合作规范以及趋同性的服务技术，更加强化了组织网络逻辑的制度构成性与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难民社会服务的网络逻辑更多地反映于组织之间功能性的服务连接，体现社会服务递送方式的变迁，但它并没有消除组织的传统边界，这与组织之间关系的特征及强度有关。列欧兹（Leutz）认为组织相互关系从弱至强可以分为四个层级：自主（autonomy）、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以及整合（integration）。这四个层次是一个连续谱，也反映了组织关系正式化的程度。自主是指组织的行动尽管可能会相互影响，但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合作是指一种简单的连接关系，是组织保持独立但以一种自愿的方式进行沟通和连接的努力。协调则是一种更为系统性的计划、审慎的协作行动以最小程度地避免资源和活动重叠，组织可能失去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服务整合则是组织边界的完全打破，形成新的、制度化的单位或系统以更有效地递送服务。包括R中心在内的难民服务领域中的组织网络关系更多地处于合作和协调的层面，机构虽然倾向于进行服务连接与合作，但并未完全实现合作的制度化（如成立独立的协调委员会等），组织之间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边界。

四、社会服务网络逻辑下的组织实践

（一）网络逻辑下的组织实践策略

组织实践和组织结构的概念相对，后者指组织的目标与正式结构，前者指组织行动者的认知、互动和行动选择策略。社会政策实施中的组织实践是组织提供和递送社会服务的具体行动过程，它可以说是连接福利服务与需求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组织之间在社会服务中的网络连接与合作获得R中心的社会服务工作者的认可与遵循，它表现在实践中认可、接受相应的规范，并在其服务递送过程中建立较为常规化和制度化的组织连接形式。这些实践方式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服务转介（其中有转入或者转出）、对特定案主服务的组织协调与合作、针对特定服务项目的协作行动等。这几种实践形态体现出网络连接的程度差异，但都在服务递送过程中被常规化或制度化。如在深入访谈中，许多难民服务工作者认可并实践个案管理的模式，社会工作者在入职初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如何进行案例记录和管理。R中心根据难民服务合约的要求，编写了一本系统的难民个案服务工作手册，包括难民家庭的分期服务内容和项目、如何进行案例转介等。例如，每一个难民家庭的身份档案材料需要至少复制三份，分别留存于就业、家庭支持、医疗等机构部门，以便于转介时使用。此外，在机构之间进行服务协调时都有统一的案例记录格式。

对组织社会服务网络连接与规范的遵循以及制度化与组织受到政府购买合约的压力有关。每年五月份州政府都会对R中心进行定期的审计和评估，确保难民服务项目可顺利完成，同时也会对组织的工作规范提出要求。州政府要求难民服务应该是综合性的（comprehensive）与整合性的（integrative），对R中心的组织合作与个案管理规范都提出十分具体的要求，这种合约压力对于R中心的工作具有较强影响，可以说是其认可和遵循网络逻辑的强制合法性要求。

不过，社会服务工作者尽管认可以及遵循组织网络连接的服务运行规范，但当外部规范与组织内部要求存在不一致时，他们也可能采取松散连接的策略，工作者倾向于将网络连接的规范性要求形式化，在服务的实际操作层面则相对灵活。R中心的工作者会将服务项目进行分类，一些合约规定和评估标准相对不很明确的项目如文化知识培训、语言辅导等，工作者会投入较少的精力和资源去进行组织连接的努力，对于这些项目，R中心会大量地使用志愿者来进行协助。如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许多志愿者被指派提供难民及其家庭的文化适应性辅导、人际关系培训或语言服务。尽管政府购买合约中也强调组织之间进行志愿者协调以开展联合辅导的服务，但在实际操作中，组织较多地依赖志愿者来自主安排辅导方式和内容，而不会投入较多的精力去安排组织之间正式层面的合作。相反，在合约要求比较严格的领域，如福利救助项目申请、就业申请等领域，服务工作者会详细地进行案例记录，进行服务协调，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服务内容。新制度主义研究者讨论过组织的这种策略，认为这是组织规避外来不确定性并保持组织合法性的一种有效策略。

组织实践的另一个策略是协商与影响，它体现在R中心的服务工作者试图通过协商与影响的方式调整政府合约的某些规定，减少政府合约的压力。在调查期间，R中心的青少年发展项目运作并不顺畅。由于难民青少年的差异性比较大，目前青少年发展项目主要通过提供奖学金的方式让难民青少年到各个机构中去实习，提供给他们了解难民政策以及帮助其他难民的服务机会。但R中心以及另外几家组织认为对青少年的动员存在不足，导致青少年自身参与性不高，而且各个组织在时间上常常难以协调。在R中心等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协商后，青少年的暑期培训项目从集中式学习调整为间断性或零散式实习，且只保留语言学习及机构见习等基本项目。另外一种方式是R中心试图在一些服务项目上确立新的规范，如社区支持是R中心一个新的服务项目，工作者依靠社区社会网络将多种服务提供给多个家庭构成的自组织，而非让单个案主直接到机构来寻求服务。虽然政府合约中有关于社区为本的服务内容，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规范指导，R中心试图通过家庭自组织这种方式确立这一服务连接和整合的一个新的模式。组织采取协商等策略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组织试图在网络连接中确立主导地位；同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机构所受到的评估压力，可以使工作者相对自由地安排服务内容和项目。

R中心组织实践的不同策略也反映了服务工作者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在服务网络的模式下，难民工作者裁量权的发挥并非完全“自由”，而是根据项目本身的特点以及合约所允许的不确定性程度呈现出不同特点。比如对于某些合约中明确规定的核心服务项目，如各种移民证件的申请、现金补助、规定的就业申请期限等，工作者多采用比较常规化的实践策略。而某些相对规范不明确或比较创新的项目，则多表现在松散连接或协商的策略，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这些项目上工作者拥有较多的个人判断和行动的自由。

（二）组织实践的社会服务效果

应当说，难民服务网络对于满足难民家庭多元化的需求具有较积极的作用，服务的效率比较高，也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服务的重叠。比如一个工作者告诉笔者，通过常规化、服务的协调和组织连接等方式，难民服务网络内的各个机构可以共享服务对象的基本资料，难民不需要进行重复登记或在服务中被重复接案，难民个人以及家庭、社区等多方面的需求都会获得较快速回应。机构之间的服务资源共享也增加了难民及其家庭在社会福利服务上的可及性。由于许多移民家庭的需求以及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就业、语言、子女教育、医疗等，通过组织在服务递送上的网络连接，可以缩短他们的适应期，促进社会适应和融入。此外，R中心的管理者也表示，服务连接能够减少机构运行的成本，由于存在网络合作的制度共识，机构之间在服务协调和转介上的渠道相对比较畅通，减少了组织协作的交易成本。不过，一些研究也发现，网络的服务效果与网络自身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特点有关联，如在资源缺乏的环境或者不稳定的合作网络关系中，服务效果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当然由于缺乏对整体网络结构以及跨组织的对比，本文中组织实践对于难民服务的效果还需要更多的经验材料。

与传统管理逻辑相比，工作者在网络逻辑下具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从管理逻辑向网络逻辑的转变与美国福利政策的变迁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美国1996年的福利改革之前，社会福利递送主要依据资格审查，社会工作者比照贫困资格标准来进行福利发放。社会福利项目以现金补贴形式为主，缺乏服务性项目。而在新的福利政策框架里，福利支出权下放到各州，福利部门和机构享有更多自。面向多元化社会救助和服务支持的项目获得极大发展，贫困家庭与就业、儿童照顾、辅导等相关的社会服务性项目成为社会安全网中更为重要的构成。

另一方面，受到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美国的社会服务项目更加强调产出和效果。随着政府购买和服务外包越来越普遍地运用在社会福利服务的递送中，对机构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和要求成为普遍的趋势，工作者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服务效果受到更多重视。在网络逻辑下，社会工作者需要进行福利和工作之间的连接，更进一步加强了工作者在资源链接和组织合作的角色，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获得较多的自主决断空间。关于新公共管理对于社会服务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强调管理主义的主导性，认为前线工作者的自由裁量权运用会导致社会政策实施的目标偏离。近年来则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服务领域，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也扮演着重要的、积极的角色，它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管理主义的压力，福利契约化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工作者更多的专业决断自由。不过，在我们的案例中，工作者仍然受到合约对服务产出压力的较大影响，尽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得到强调，但政府部门对福利开支的限制使得工作者不可能完全发挥专业自由以满足福利对象的深层次需求。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服务工作者也需要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书，但这一合同主要是满足知情同意的服务规范要求，与政府合约相比较，它对于工作者的压力相对较小。我们调查中发现，服务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对服务效果上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在访谈中，几位难民安置服务工作者告诉笔者他们对服务效果的判断，认为经济自立、具有连续性的工作以及教育和语言是服务有效性的重要指标。而对难民的访谈中，许多难民认为连续性的福利项目、非正式社会支持对于他们的适应和安置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可以看出，工作者更多受到福利合约中对服务整合、工作优先等福利价值观念的影响，而服务对象的判断则更多基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对稳定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福利项目有更多的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工作福利”的价值观与多元福利需求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服务网络逻辑下工作者的精力更多地放在应对服务合约、进行资源和组织链接，而难以与案主建立更为持续的关系以及真正了解、满足案主的内在需求。

五、结论和讨论

篇（10）

一、社群主义的理论内涵

社群主义是指一种关注社会利益表现形式的社会哲学，又称“共同体主义”“合作主义”或“社区主义”，与社区主体的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有着天然联系。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之一，社群主义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有关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虚假的预设，忽视了社群意识对于个人认同、政治及共同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因此，恢复社群本位的思想意识，将有助于提升社会成员的认同与参与结构，扭转濒临丧失的社会共识，形成“民主的社群主义”的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社群主义不仅是一种学术视角的转换，更是一种社会实践的选择。

作为社群主义的核心主张，“共同善”的观点一直贯穿在其理论发展和社会行动的历史传统中。这里的“善”即“利益”之意，对“共同善”的强调就是对公共利益的重视——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权利，社群整体优先于成员个体。同时个人的善又可以与社群的善统一起来，以这种共同的善作为评价社群生活方式的标准，确保强大的社群不会压迫个人的需要。因此，用“公益政治学”代替“权利政治学”，可以很好地调节“个人与社群”“权利与公益”的平衡关系。

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词根就可以看出，“社群主义”的理论推衍必定离不开“社区”（Community）主体的现实土壤，是伴随着社区实践的产生和发展而展开讨论的。因此，最初界定“社区”一词学术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就已体现出“共同善”的理论诉求和政治主张，并与“社群主义”的学说内核形成呼应。在滕尼斯的眼中，“社区”和“共同体”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仅仅是表征的角度不同而已。尽管从外在形式和规模上我们很难界定何谓“共同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共同体中情感和道德的力量非常强大，与之相关的事物往往是“善”的，共同体乃美德之源。[1]可见，选择社群主义的理论指导来研究“社区”主体的传统古已有之。根据社群主义的观点，社群内独立个体应对社群中的生活规范有共同的理解，形成相互的责任与义务，通过对彼此的关心、了解和分享来形成关于情感、信仰、价值观的共识，提高社群成员道德的起点，以建立起成员对社群的认同感及归属感。社区报作为社区媒体的重要载体，是实现社区意识功能定位的微观公共领域，其核心价值与社群主义的核心价值交织契合。因此，以社群主义视域分析社区媒体，为强调认同功能的社区报提供了天然的理论工具。

二、社区报认同功能的价值合理性考量

社区报作为内容细化和区域投放的分众媒体，其“社区”含义更强调社区的地理概念，即“社区是一个共享的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居民参与到社会交往中并由此保持一个分享的社区身份”[2]8。这其中，“分享”概念非常重要，它背后的预设是：居住在一起的人们分享类似的社会、经济、政治特性和利益，因为这些分享，社区成员会共同努力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一概念间接地构造了一个相对同质性的社区，即由地理位置接近的人们组成社区主体，为彼此沟通和参与的行动建构空间，孕育成员间相似甚至一致的社区意识。这就为社区报的受众定位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地域的确定和受众的确定，高度相关性的信息分享可以帮助形成社区的特性，这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心理、文化上的认同感。一份高质量的社区报能够激发出社区成员的“社区感”，让社区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身处其中的成员感到社区与其利益息息相关，从而有意愿把自己的关系网络移植到社区网络中，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以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可见，社区报的存在可以增强分散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公民的叙事能力并促进公民进行表达的愿望和决心，为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公民基础。正如社群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处于某一社群并与社群中其余的人分享某一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公民比独立于任何社群之外的原子式的公民将更有可能成为积极参政议政的公民”[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中商业利益充斥，道德和情感的沦丧使得社群主义精神日渐式微和受到破坏，甚至有学者认为人们具有“共同的精神生活、共同的动机结构”的社区观，其实都是幻想或“神话”。后现论家们更是对“分享”的假设提出质疑，认为在全球化与多元主义的（后）现代社会里，社区中存在着利益不但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小群体，维系这种小群体的不可能是传统的社群主义，社区只是一个平台，供不同利益的小群体进行不断的对话，并在不同的事件上作策略性的共同对抗而已。[2]36

对社区报而言，质疑社群主义的观点为我们带来反思和拨正，提醒我们在强调各利益群体的既有特殊性的前提下，应进一步促进社区中少数被忽略的群体利益，保持社区各方成员及利益群体的联系，以促进各群体间的对话，从而达到社区中有机性的团结。这里的有机性是指对社区的认同不是固定恒久的，而是因事、因时及因人而异的，是通过某种沟通性机制发展出的一致性。这与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的社会理论不谋而合——都强调社会复合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此语境下，社区报的追求不是建立一个长久不变的社区，而是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多元开放的民主社区。认同功能体现在统一共识，形成公开的民主机制和民主文化，使社区内的不同利益能够达到策略性的和谐和团结。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城市格局的变迁，中国的各大城市也逐渐向地域性的社区转变，居民区不再是传统的仅仅用来居住的地方，而是成为需要被分层关注、分众聚焦，由专业组织提供全方位服务、由社区居民民主决议其利益分配的整体。然而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的城市社区与西方国家的城市社区有着很大的区别，其社区的实质性公共交往存在极大缺失，这与中国自身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地理空间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土地利用的高度混杂。与发达国家规划有序、功能相对单一的城市社区相比，中国城市社区普遍缺乏街区规划和分区控制，人口居住密度高、流动性强，特别是以逐利为首要目的的商业地产不会考虑以物质化形态存在的公共空间对培育社区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国社区的公共管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西方国家的城市一般都是市政自治体，基层社区很少设有政府派驻的管理机构，对社区意识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极端的个人主义，用社群主义精神与个人主义相平衡。而中国城市的基层“社区”很少包含西方社会中地方自治、民间团体或精英人物独立于国家的因素，更多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下达，把国家或民族的大一统体制，落实在基层社区单元中。另外，中国人传统上习惯于依靠私人和亲属网络解决个人及家庭问题，对社区和社会的依赖程度较小。[2]26因此，由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国城市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机会都是十分有限的，以垂直结构为特征的行政化社区使得信息的流动变得可有可无，社区报作为分众媒体的实践也就遭遇瓶颈。

社区报一旦缺乏良好生长的新闻土壤，就无法准确地进行分层定位和同步跟进，其认同功能的实现也只能是镜花水月。由于人际间横向信息的阻隔带来的互信危机，居民只能被迫退缩到家门以内，生活在“我”而非“我们”的世界中，从而导致微观公共空间内集体行动的困境。北美流行“无报不成镇”的说法，是指社区报作为遍布整个社会毛细血管的分众媒体，凝聚并表达社区小众的利益，起到为社区意识和公民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正如施拉姆所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有共同的词根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因此，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报发展道路，才是真正实现社区报功能价值的合理选择，也是社群主义视域下社区报功能价值分析的实际意义所在。

三、中国社区报认同功能的提升

社区意识是依托在公民的行动交往和共同情感之上的，这其中重要的平台就是虚拟或实体的公共空间。多年来，公共空间于国人而言，仍然只是听起来很美而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幻境，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解释其原因，比如臣民文化、意识形态、一党制等等，但社群主义视域却独辟蹊径地化解了看起来宏大的任务：民主其实可以很简单，起点就是让社区居民与身边的人沟通、了解，进而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公共政策。如果从社会作用角度重新思考传媒功用，则可以把微观层次的社区报看成是一种构建社会群体的人际互动中介，归根到底，是要让信息在个体间充分流通起来，从而建立社会的普遍性认同。这是社区报可以有所为的地方，也是社区报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提升社区感的认同功能，社区报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

（一）作为“沟通”的媒体。社群主义认为个体构成是其身处的社会文化所赋予，个体必须在社群公共生活中，通过和别人不断的互动，认知到自我和社群成员间的构成性关系，从经验中认知身份，发现对自我的认同，并自觉遵守经由群体讨论形成的生活规则。既然沟通，就需要传播中介。传播中介一旦确定，相对传播范围越小，该范围内个体的表达、对话、分享机会就会越大，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越大。

因此，社区报应充分利用“小的才是美好的”的优势，从小处着手，以小博大，让社区报不仅是一张“新闻纸”，更是一张“实用纸”。明确了这个概念，社区报才不会办成一张与都市报同质的“社区新闻报”，或者是一张“官气”十足的地方报，而是一张贴近社区居民的“信息超市报”。事实上，目前不少社区报的实践也证明，正是“非都市报”特有的沟通优势，使得社区报的信息定位不仅可以满足社区居民有针对性的信息需求，还可以满足社区居民形形的服务需求，使得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仍然能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二）作为“情感”的媒体。曾经创办过两份社区报的一位美国社区报研究专家曾在采访中表示：“自治型社会有赖于公民的能动性，大家都是利益攸关者……如果大家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感情，不愿为之付出，结果会怎样？社区报纸作为一种连接纽带日复一日地持续报道社区的点滴成就来创造居民之间情感的纽带，让公民知道每个人都是社区的财富，你的付出和参与对社区很重要，对民主社会的维系是不可缺少的。”[4]这样一来，情感的投入就成为保证社区报认同功能的最高级别，直接涉及所有社区成员的幸福指数。

社区情感作为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等的结合体，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维度，其与社群主义所期待的共同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学者安德森就在1991年提出了“想象的社区”概念，指出社区存在于成员的集体想象之中，通过这个想象，我们不单为整个集体谋求福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个想象的集体为个别成员寻求合理的生活，解决个人不能独自解决的问题。[2]35同时，我国传统儒家的“自我舍弃”理念以及现实社区中广泛存在的公共利益也为社区情感建设提供了可能。因此，社区报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在社区成员的情感投射中建立“想象的共同体”，在原本“各扫门前雪”的冷漠个体之间建立一种主观的认同和关怀，以人为本地为社区成员实现最大程度的情感诉求。说到底，社区报终极关心的是人，而不是异化了的社区。

（三）作为“参与”的媒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成员对于公民意识的诉求开始觉醒，公民行动的视野不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追求，而是产生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这一意愿能否实现，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具备相应的平台和机制使社会不同成员间的“互动、对话”得以展开。而社区报作为区域内开放的传播系统，使社群内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及运行过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大众传媒作为公民利益表达的机制往往是非常奏效的”[5]，社区报搭建的传媒平台，无疑将有助于通过媒体的力量影响公共政策的决定和执行，并最终促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因此，社区报应尽可能地激发和培养所服务社区成员的参与意愿，主动参与到社区媒体的内容制作和管理过程中来，把报纸“议程设置”部分地让渡给草根群体，让信息的消费者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在媒体与受众之间，建立网状、双向、互动的良好关系。长此以往，新的新闻采编写模式服务于新的社区报独特定位，高度的参与化和地方化相结合，将使社区报成为一个极具竞争优势的领域，依靠独特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来最大程度地化解网络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和销蚀。

参考文献：

[1]成伯清.社会建设的情感维度——从社群主义的观点看[J].南京社会科学，2011（1）.

[2]殷妙仲，高鉴国.社区社会工作——中外视野中的交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叶芬梅，杜珒.论社群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合理性——个人与社群关系的检视[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6）.

[4]岂凡.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访美国社区报研究专家Jock Lauterer[J].传媒，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