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

中图分类号：F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1-0068-06

一、引言

关于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现有的研究普遍集中在讨论经营活动本身，较少涉及长期投融资活动尤其是重大融资行为①的影响，并且大多发现，当未发生重大融资行为时，即正常经营状况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1]。然而，如果企业确实发生过重大融资行为，那么这一行为将对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呢？有鉴于此，本文从2004～2012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选取样本，着重检验重大融资行为下中国企业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正常经营状况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

在企业未发生重大融资行为时，即正常经营状况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般是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衡量指标）越短，用于经营性活动的现金流转速度就越快，就能越快地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并销售，资金也能越快回笼以偿还债务和进行下一轮的生产销售，从而减少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提高企业绩效。

许多研究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Hyun Han Shin和Luc Soenen（1998）^[2]以净营业周期（NTC）作为衡量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指标，发现企业净营业周期与盈利能力以及股票回报率显著负相关。Lazaridis和Tryfonidis（2006）^[3]以现金周期作为衡量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指标，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和营运资金周转期显著负相关。汪平、闫甜（2007）^[4]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5～2004年10年的数据，发现我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现金周转期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王秀华、王竹泉（2012）^[5]从资源冗余视角对营运资金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经济繁荣时期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和经济危机时期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的营运现金周转期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等结论。孔宁宁、张新民等（2009）^[6]选取现金周期作为评价营运资金管理效率的指标，发现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显著负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正常经营状况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二）重大融资行为与企业绩效

上述对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的相关研究，通常囿于经营活动，较少考虑重大融资行为的作用及其影响。一般而言，重大融资行为作为企业重大战略决策，必然受到企业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郭泽光、郭冰（2002）^[7]认为股本扩张虽然可为企业增长提供资金保证，但股本资金的增加并不一定会提高企业增长率，企业负债率与利润率也是呈负相关关系;汪辉（2003）^[8] 选取沪深两市1998～2000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债务融资从总体上来说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但是对于少数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来说这一作用并不显著;徐寿福、龚仰树（2011）^[9]选取了总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三个指标作为度量企业绩效的指标，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的长期业绩呈上升趋势，在定向增发实施当年达到峰值，随后在增发后出现下滑趋势，特别是定向增发后一年内的下降幅度在统计上显著为负。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5年第1期2015年第1期（总第193期）曹玉珊：重大融资、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重大融资行为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三）重大融资行为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

综上分析可知，重大融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一方面，重大融资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的“重大”影响很可能会超过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另一方面，重大融资行为也可能因为其“重大”作用而促使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下降。比如，企业在通过重大融资筹集到巨额资金之后，可能会降低对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的关注度，导致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显著下降。下降后的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可能减弱直至消失。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企业通过重大融资取得的资金往往大大超过经营性长期资产投资的需要，其“多余资金”首先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以至于不吝减少经营性营运资金以及留存资金，然后还可大量投放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非经营资产，从而使得企业盈利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比如，曹玉珊（2012）^[10]对定向增发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企业营运资金使用效率在定向增发后可能存在长期下降的趋势并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总之，重大融资行为会促使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对企业绩效产生作用的程度减弱。

综合分析，可提出以下假设：

H3：重大融资行为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三、统计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以2007年作为节点，将增发新股和大幅增加债务融资（资产负债率增加10%及以上②）作为划分标准，得到3个样本。其中：样本1为2007年发生了重大融资行为的企业其后五年（2008～2012年）的数据样本，样本为2007年未发生重大融资行为的企业其后五年（2008～2012年）的数据样本，样本3为2007年发生了重大融资行为的企业其前三年（2004～2006年，在此期间未发生重大融资行为，如后文所述）的数据样本。如此划分样本能够从横向和纵向更加全面地考察重大融资行为对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数据皆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查询系统。样本的剔除顺序：（1）数据缺失的公司;（2）金融业公司;（3）资不抵债公司;（4）ST或*ST等存在异常情况的公司;（5）存在奇异值的公司;（6）对样本1和样本3，剔除2004～2006年也发生了重大融资行为的公司;（7）对样本2，若某企业在2004～2012年间某年发生了重大融资行为，那么自该年起至2012年的数据将被剔除，而2004年至该年的数据将被保留，最终有用数据为2008年至该年。经过数据筛选，最终得出2007年发生了重大融资行为的上市公司共93家（其中增发新股25家，大幅债务融资68家），因而样本1为465（93×5）个样本数据;样本3为279（93×3）个样本数据;样本2经过筛选之后共得到515个样本数据。本文使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

（二）变量与模型

为了检验重大融资、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借鉴曹玉珊（2013）^[1] 等人的研究，建立如下模型。

ROA=β0+β1DWC+β2LEV+β3LNSIZE+

β4GROWTH+Year+ε （1）

ROA=β0+β1DWC+β2LNNSEO+β3CRLEV+

β4LEV+β5LNSIZE+β6GROWTH+Year+ε （2）

其中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H1，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H2和H3。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1.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分别见表2、表3和表4。从上述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

（1）总资产净利率（ROA）方面，总体水平偏低，同一企业在重大融资行为发生前后的ROA有所变化，呈现下降的趋势，均值由融资前的4.32%（表4）下降到融资后的3.31%（表2），可以初步判断重大融资行为可能导致企业绩效下降，符合假设H2的预期。虚拟变量，区分年度 注：根据前述关于“重大融资”的定义以及样本选择的标准，输入研究模型（2）中该变量的样本值均为大于或等于10%的数值。换言之，该变量值小于10%的样本被排除在外。

（2）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DWC）方面，总体来说我国上市公司DWC过长，部分印证了王竹泉等（2010） 的发现，即我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水平波动较大，管理风险高^[13]。另外，在企业发生重大融资行为之后DWC均值由之前的约193天（表4）增加到223天（表2），而未发生重大融资行为的企业DWC均值也较小，为约76天（表3），可见重大融资行为可能导致DWC延长，管理效率下降，初步验证了H3。

2.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表5～7显示的分别是各样本经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得出的各变量之间呈现的相关关系：（1）因变量ROA与自变量DWC之间只在样本3中（表7）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与假设H1部分吻合，而与假设H3相符。（2）重大融资行为的替代变量LNNSEO和CRLEV均与ROA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表5），说明重大融资行为本身可能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与H2的预计不相矛盾。（3）样本1中（表5）LNNSEO与DWC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上述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相符，说明重大融资行为会使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增长，但CRLEV与DWC之间是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另外，各自变量与各控制变量（年份变量除外）之间亦有一些显著的相关性，表明企业财务指标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否会导致共线性问题，仍有待后文的回归检验。

表5 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样本1（发生重大融资行为的样本）

3.重大融资、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8，三个样本调整后的R2均在15%左右或以上，表明研究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且模型均以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F检验。此外，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关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观察样本2和样本3的回归结果DWC均与ROA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样本2的相关性稍弱，为10%水平），说明正常经营状况下，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越长、企业绩效越差，H1成立，印证了曹玉珊（2013）^[1] 等同类研究的结论。（2）观察样本1的回归结果，LNNSEO和CRLEV与ROA之间的负相关性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可见重大融资行为本身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增发新股或大幅度增加债务融资均会导致企业绩效下降， H2成立。这一结论与已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如Loughran、Ritter（1995）^[12]对1970～1990年期间美国公司增发后的长期平均收益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增发后平均每年收益率远低于同期没有增发公司的收益率。

（3）样本1的回归结果说明重大融资行为发生后，ROA与DWC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H3成立。而样本2与样本3的检验结果均显示出二者之间显著的负相关性，进一步验证了H3的合理性。并且说明假设H1和假设H3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重大融资行为本身会分别对企业绩效和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产生影响，使得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力大大减弱。

（4）各控制变量如LNSIZE和GROWTH与因变量ROA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样本3的LNSIZE除外），且为正相关关系，说明规模大、成长性良好都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这一点亦与事实相符。

四、进一步检验

增发新股和大幅增加债务融资，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这一替代性从表5中二者之间显著的负相关性可以看出），因而对于假设H3的检验，还可将增发新股和大幅增加债务融资作为哑变量，采用变量交乘的方法重新对以上假设进行检验。这一检验或可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现建立研究模型如下：

ROA=β0+β1DWC+β2NSEO+β3CRLEV+

β4DWC×NSEO+β5DWC×CRLEV+

β6LNSIZE+β7LEV+β8GROWTH+Year+ε

本模型变量与前述模型变量的不同之处在于：重大融资行为采用虚拟变量，其中增发新股用NSEO表示，即当企业存在增发新股行为时为1，否则为0;大幅债务融资用CRLEV表示，即当该年资产负债率变动率大于或等于10%时为1，否则为0。另外，样本须选取全样本（即2008～2012年），仅剔除金融行业、缺失值及异常值即可（共计7039个样本）。

此时，重大融资、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见表9。

表9显示：增发新股交乘项（DWC×NSEO）和大幅增加债务融资交乘项（DWC×CRLEV）的系数均为正，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在重大融资行为影响下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重大融资行为会对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产生“覆盖”或“减弱”的作用，进一步证实了假设H3。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及其解释，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正常经营状况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

无论是2007年未发生重大融资行为的数据样本还是发生了重大融资行为企业融资前的数据样本，均显示出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在正常经营状况下，企业的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同类的研究结论一致。

2.重大融资行为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表明，重大融资行为下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而重大融资行为本身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是因为，企业增发新股或举借大量债务之后，往往较少进行必要的长期投资，而是在满足营运资金需要后投入非经营资产。这样导致的后果是：首先，营运资金过于充裕一般会使企业无心管理日常经营，以至于减损企业的盈利能力;其次，剩余资金流入非经营资产使得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增强;最后，经营性长期资产投资的减少也降低了企业长期盈利能力。另外，重大融资行为也会促使经营性营运资金周转期延长。可见，重大融资行为对企业绩效和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均会产生较大影响，印证了三大财务活动是紧密相联的，且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较大，会覆盖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或者降低经营性营运资金的管理效率，从而使得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减弱甚至消失。

（二）政策建议

1.企业应适度进行重大融资并合理利用资金。重大融资行为可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其原因主要是筹资使用不当以及忽视对经营性营运资金的有效管理。因此，企业要提升企业绩效，就应该要适度筹资。盲目进行筹资却不将其用于提升绩效的长期投资，对企业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2.企业进行重大融资的同时仍应重视经营性营运资金的管理。

企业绩效提升的动力来源于经营性营运资金的运作，重大融资行为不仅本身会反向影响企业绩效，同时也会通过反向影响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来进一步反作用于企业绩效。因此，为了能够继续发挥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在进行重大融资时企业仍应注重经营性营运资金的管理，以期不损害企业盈利。

注释：

①重大融资行为是融资额相对较大、发生频率相对较低的长期融资活动，大多伴随着重大的长期投资活动。本文选择增发新股或大幅债务融资（资产负债率增加10%及以上）作为重大融资行为的替代变量。

② 经过反复测试，这个标准对于取样的数量而言比较适中。

参考文献：

[1]曹玉珊.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当代财经，2013，（8）：109-120.

[2]Hyun Han Shin， Luc Soenen. Efficiency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profitability[J].Financi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1998，（4）：37-45.

[3]Lazaridis I， D Tryfonidis.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profitabi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athens stock exchange[J].Journ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nalysis，2006，（19）：9-35.

[4]汪平，闫甜. 营运资金、营运资金政策与企业价值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报告数据的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3）：27-36.

[5]王秀华，王竹泉. 营运资金与企业价值的情境研究――一项基于资源冗余视角的经验性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6）：78-85.

[6]孔宁宁，张新民.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J].南开经济管理评论，2009，（6）：121-126.

[7]郭泽光，郭冰. 企业增长财务问题探讨――股票发行、企业负债与企业增长的关联分析[J]. 会计研究，2002，（7）：11-15.

[8]汪辉. 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J]. 经济研究，2003，（8）：28-35.

[9]徐寿福，龚仰树. 定向增发与上市公司长期业绩下滑[J]. 投资研究，2011，（10）：98-111.

[10]曹玉珊. 定向增发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研究[J]. 经济管理，2012，（8）：129-137.

[11]王竹泉等. 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金管理调查：2009[J]. 会计研究，2010，（9）：30-42.

[12]T. Loughran， J.R.Ritter. The new issues puzzle[J].Journa1of Finance，1995，（6）：25-49.

Significant Financing， Efficiency of Operational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CAO Yushan

（Account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 Accountancy School，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2）

一、企业融资结构及其衡量指标

融资结构是企业各项资金来源的比例及其关系,包括资本结构、负债结构和股权结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的股本、准股本和债务资金。负债结构按照借贷时间的长短划分为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股权结构指公司总股本中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比例。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等以及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法人股、流通股和外资股等。融资结构还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前者是企业运行过程中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主要由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折旧组成;后者是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向其他经济主体筹集的资金,包括股本融资、准股本融资和债务融资。融资结构常用如下衡量指标:(1)内源融资率(IF):(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固定资产折旧)/总资产;(2)外源融资率(EF):(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总资产;(3)股权融资率(SF):(股本+资本公积)/总资产;(4)债权融资率(DF):(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总资产;(5)总资产对数(lnTA):ln(总资产)。

二、企业经营业绩及其衡量指标

企业经营业绩最终的和最综合的表现是净利润(或亏损)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在分析融资结构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时,大多用量化指标体系来衡量一段时期内的经营业绩。常用的相对数指标有:(1)净资产收益率(ROE)。反映股东权益获取投资报酬的高低。(2)总资产收益率(ROA)。衡量企业利用资产获取利润的能力,指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3)每股收益(EPS)。这是股份公司的年利润平摊到每股股份上的利润数量,是投资者判断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依据。(4)基础盈利能力(BEP)。该指标反映企业自然盈利能力,排除了税务和财务杠杆的影响。(5)主营业务收益率(CPM)。它反映企业主营业务的盈利水平。(6)托宾Q值。这是用公司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代表公司的业绩。另外,还有采用市场价值增量(MVA)和经济价值增量(EVA)来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企业经营业绩指标体系是各分项指标的综合,它们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共同反映着企业经营业绩的状况。

三、融资结构与经营业绩的关系

国外关于融资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关系的研究,最著名的是1958年美国财务管理学家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金融学家米勒(Miller)的“MM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无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在有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利用负债可以增加企业的价值。而其后有研究发现,未来经营业绩不稳定的公司借款可能性较小,而权益证券将会降低公司财务杠杆,因此股权融资成为这些公司的首选。这就说明,权益融资将与经营业绩下跌相关。还有学者从所有者和公司管理者的分离导致了冲突的角度分析,认为外部融资伴随经营业绩而变化,同债务融资相比,权益融资的负相关程度更高。还有一些研究则认为,融资结构与绩效关系两者相关关系不明显或者不同表征指标的结论不同。

国内学者对企业融资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理论,利用企业公开的财务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其研究领域一是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国有股、法人股、流通股构成的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二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主要集中在对融资结构的统计描述及其决定因素的分析上。有人分析股市收益与负债/权益比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两者负相关的结论;有人以净资产收益率、托宾Q值为企业绩效变量,研究表明,如果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则存在一个最优负债区间,托宾Q值随企业负债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还有学者认为,对国有企业而言,融资结构与业绩之间不存在一个稳定互动的关系;不同业绩指标与融资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同,如获利能力对资本结构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资产规模、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四、几点看法

笔者认为,国内理论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的原因可能是:

1.影响融资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影响经营绩效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而且它们互相影响,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果。2.企业融资结构不仅反映了资本的选择方式,而且还体现了资本背后的产权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某种利益配置格局。比如,过度分散的股权会增加成本,而负债却可以通过减少人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有效地控制经理人的投机行为,降低成本。因此,股权集中与负债的增加都会影响经营绩效。3.企业融资结构影响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是融资结构变化引起治理结构变化,进而引起企业行为目标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引起企业财务成本变化,在这样一个信息和管理的传导链条当中难免会因为中间环节而导致信息传递的失真和管理效率的下降,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明朗。4.模型和数据的问题。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融资结构和业绩数据进行处理,但这种方法只能测算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却无法确定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5.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和经营业绩的提高是政府主导行为的产物,各类所有制结构的企业治理结构的构建及行业因素的不同,对经营绩效的变化不具有反馈作用。6.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融资结构和经营业绩在不同行业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差异较大;这两类指标常常会受到企业的违规操作而失真等。

还有的研究则认为,不同行业企业的融资结构和经营业绩关系有所不同,如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对公司主要业绩具有负的影响。

参考文献: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3）

本文通过比较浙江省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各自的发展，结合产业生态学理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通过各方政策推动以促进两者的共生发展，既能很大程度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又能合理疏导民间的金融投资。

一、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困境

浙江省民营企业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恢复发展阶段、80—90年代的崛起阶段及其后的蓬勃发展阶段。就发展轨迹而言，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自然演进过程中发展起来，是大量自组织主体的自发发展，而非政府的规划发展。它们对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税收和投资中占了60%，占了出口70%，解决了就业率的90%（童立本，2010）。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营企业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资金紧缺现象。2011年，针对2385家企业进行的生存环境调查显示，15%的企业“资金缺口大，急需融资”，71%“略有缺口需要融资”，只有14%无需融资。浙江经济增长速度由此也受到影响，2009年以来，GDP增长率排名较之于经济同等发达的省份相对放缓。究其原因，与浙江民营企业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状大有关系。而民营企业发展之所以遭遇瓶颈，与其一直存在着的融资问题息息相关。虽然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109家商业银行成立了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新增小企业贷款已经超过其全行新增小企业贷款的60%；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7.5万亿元，呈现占比高、增速快的特点，但大量民营企业还是存在着融资难问题，企业融资多依赖于内源式，即由企业的创始资本以及运行过程中的资本积累所形成。对浙江省金华、绍兴、台州、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调查显示，60%的企业需要从银行贷款，16.27%认为从银行获得贷款较容易，60.47%认为较难，23.26%认为十分困难（金雪军等，2010）。因此，从银行贷款难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将融资渠道转向了银行体系之外的民间金融。

二、浙江省民间金融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所谓民间金融是指游离于经国家职权机关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之外的所有以盈利为目的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资金筹集活动（裴素平，2005）。对于浙江省而言，尤其是温州地区，民间金融的兴盛原因说明它是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形式（Kellee Tsai，2001），却又对民营经济产生着巨大的效应。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据悉小型民营企业有68.6%是通过亲友借贷解决资金匮乏问题，45.7%通过内部集资解决（Kellee Tsai，2001）；但同时由于民间融资的非正规运作所带来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也较多。

无论是2005年金华金信信托违规经营，2006年丽水杜益敏非法集资，2007年东阳吴英非法集资，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10年，温州资金链断裂企业主潜逃等众多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民间金融存在的各类问题：首先，民间金融容易引发金融风险进而社会风险，一旦借贷企业发生经营、周转困难而违约，由于企业间的互保、联保而将严重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其次，民间金融缺乏有效监管，在管理上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看似手续简单，利率确定较为市场化，但较大比重的民间借贷均在地下完成，并未得到相关法律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监督；再者，民间金融搅乱了利率管理，民间融资利率普遍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其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资金在市场中的供求状况。进入2008年后，随着银根紧缩，浙江民间借贷的月利率高达5%，即年利率达60%之高。这种高利率对金融市场的利率产生了严重的干扰，破坏了正常的利率市场秩序。除此之外，由于民间金融的不合法和盲目性，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也使得其发生纠纷的概率较大，导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三、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的共生发展关系

由此可见，一方面，浙江省众多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缺乏稳定的金融支持而资金短缺，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民间资本，民间金融快速发展。在同一区域内，同时存在着资金的短缺与充足并存的现象：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瓶颈是其金融支持问题，而大量的民间资本又因未得到合理引导而处于“地下状态”。而同时，民间金融的发展内生于民营经济增长，又对民营经济增长起着双向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群落生物链，存在着某种共生关系。所谓共生，是指共生的生物在生理上相互分工，互换生命活动的产物；在组织上形成新的结构，可分为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我们将这一概念运用于金融领域，认为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正是存在着某种“生命互换”的关系，在这一关系基础上两者可形成新的组织结构，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共生主体、共生纽带、共生机制和共生环境。

（一）共生主体

在浙江省民营经济生态系统中，共生主体是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但它们只是整个经济生态系统众多主体中的两个，在相互依赖与制约并存在系统中，民营经济既是资金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而民间金融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生产者顺利合成系统所需的各类“细菌”，为这一生产过程提供了支持，同时又在民营企业的“消费”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积累。

（二）共生纽带

在生态系统中，共生纽带是食物链与食物网，在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的共生系统中则是风险与收益。正规金融机构之所以对民营企业融资采取了审慎态度，是由于在借贷利率统一规定的前提下，无法承受民营企业带来的高风险，而根据《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2011），民间融资的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较高的风险与相对较高的收益相匹配，也说明了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共生纽带的存在。

（三）共生机制

在生态系统中，共生机制是生态系统能否在保持各个生物链的基础上长期存在，而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的共生系统中，如何搭建平台，使得盈余的民间资金与短缺的民营企业资金缺口之间实现平衡，以保持这一共生关系的长期稳定存在并发展是问题之关键。

（四）共生环境

生态系统中，除生物群落外，还包括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的共生体系中亦是如此。所谓的共生环境，包括维持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共生发展的一切环境因素，可分成政府与市场两个子环境。就政府而言，需要搭建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之间实现资金流、信息流等沟通的平台，进行信用评估系统建设，同时能对民间金融进行单独的管理，并制定一系列的法规与政策。就市场而言，如何通过竞争与合作，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形成民营企业间的合作尤为重要。

四、对策与建议

要促进浙江省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之间这一共生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尝试和推进生态环境的优化：

（一）规范民间金融机构

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发展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如相互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形式，并引导小规模的私人钱庄和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二）增强区域服务功能

民间金融机构一旦建立，其在当地经营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但从目前发展形势来看，其区位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因此，我们认为民间金融机构应首先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为当地的民营企业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这不仅能更好的发挥民间金融机构在信息对称上的优势，毕竟这些机构对当地企业在信用、资本运作、经营状况等各方面有较多的正规与非正规信息来源。

（三）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加快建设政府联合征信系统，以企业信用信息资源为基础，推动企业信用评级和企业信用监管。加强对金融活跃地区的监测，建立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收集机制，全面掌握民间金融的运行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坚持所有者的自律监管、市场方的外部监管和官方监管相结合，维护金融秩序。凡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尚未监管的各类资本运作类机构，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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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建军. 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胡旭阳，史晋川．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J]．中国工业经济，2008.4

④邱虹. 金融危机下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8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4）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11-0053-07

一、引言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各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更是出现了较大困难，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异常突出，相当部分民营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许多民营中小企业甚至倒闭关停①。大批民营企业的倒闭所带来的员工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因此，如何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已经成为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为了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各级政府和民营企业自身均采取了多种措施：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从正式制度入手确保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民营企业则寻求建立政治关系，希望通过非正式制度的路径来获取更多的政府资源。政府部门和民营企业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否收到了成效呢？现有研究表明，政府部门所采取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魏志华等，2012；魏志华等，2014）[ 1 ]，民营企业建立的政治关系也能有效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Faccio，2006；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然而，这些研究均未将政治关系、金融生态环境和企业融资约束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中，以致政治关系与金融生态环境二者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是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尚不得而知。但是，获知二者的相互关系对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培育以及对外投资区域选择决策极为重要。鉴于此，本文以2009―2013年我国沪深非金融类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模型对政治关系、金融生态环境和企业融资约束三者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政治关系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但是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政治关系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不显著。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的文献，为政府有关部门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企业制定融资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

政治关系是近年来较热门的研究主题。一般认为，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获得更多融资，因而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且大多认为政治关系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多国的经验证据均支持这一观点。Khwaja和Mian（2005）基于巴基斯坦企业贷款数据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贷款金额是非政治关联企业的两倍，而违约率却比非关联企业高出50%。Dinc（2005）以36个国家1994―2000年的竞选活动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发现与私有银行相比，国有银行在竞选年份的贷款组合增加了11%，这表明政府官员利用国有银行给自己的支持者提供了融资便利。Leuz和Oberholzer-Gee（2006）[ 2 ]对印度尼西亚企业的研究表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不倾向于海外融资，因为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国内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获得成本更低的贷款，而海外融资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并要求有较高的公司透明度。Boubakri等（2008）[ 3 ]对41个国家的245家私有化企业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2.9%，而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仅为38.4%。

以中国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也大都认为政治关系能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罗党论和甄丽明（2008）以2002―2005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投资―现金流模型发现政治关系减轻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于蔚等（2012）[ 4 ]以1999―2009年沪深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政治关系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都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以2007―2009年沪深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政治关系可以使企业获得更高的银行贷款比例、更低的贷款成本和更长的贷款期限；洪怡恬（2014）以2007―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存在融资约束问题，政治关系可以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郭丽婷（2014）以2007―2012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政治关系可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二）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约束

国外学者关于金融生态环境与融资约束的研究主要从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展开。Rajan和Zingales（1998）[ 5 ]以行业层面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在资本市场更为发达的国家中，需要更多外部资金的行业发展更快。Wurgler（2000）发现金融发展水平通过增加行业层面的投资增长对增值成长的敏感性来改善资本配置。Laeven（2003）[ 6 ]使用欧拉方程发现金融自由化进程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这种缓解作用在小型企业中更加明显。Love（2003）[ 7 ]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充分利用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变化，证明了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得到了缓解。Khurana等（2006）[ 8 ]使用1994―2002年间35个国家12 782家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在下降，这意味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得到缓解。

我国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魏志华等（2012）以2006―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公司获得较低成本的债务融资；魏志华等（2014）以2007―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直接实证证明了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综上所述，研究政治关联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文献以及金融生态环境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多，但是鲜有文献研究金融生态环境对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关系的影响，与本文较为相近的文献是段一群和戴稳胜（2013）[ 9 ]的研究。与他们使用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指标和银行债务融资指标来衡量金融环境、用是否国有企业作为政治关系的替代变量、用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用投资―现金流模型检验融资约束的做法不同，本文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数更为综合，政治关系变量设计和融资约束的衡量更为科学合理，研究样本更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Cull和Xu，2003；Allen等，2005；吴宗法和张英丽，2011；刘津宇等，2014），究其原因，主要有民营企业自身和银行两个方面。首先，就民营企业自身而言，导致其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规模较小，可用于抵押的资产较少。世界银行（2007）对中国120个城市的12 4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就年销售收入总额而言，国有企业平均为6 426万元，而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仅为4 234万元；就可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而言，国有企业平均为27 472万元，而非国有企业仅为13 583万元。第二，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民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较差，会计基础工作相对较为薄弱，会计信息失真情况较为严重，银行难以依据财务报表对客户资金和经营情况作出客观判断（李海海和郭新华，2005）。其次，从银行角度来看，银行往往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对民营企业“惜贷”。第一，民营企业缺乏政府的隐性担保，贷款违约风险较大。孙铮等（2006）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有用性显著更低，这是因为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倾斜性贷款是基于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的隐性担保。他们还分别以企业上年度短期借款与当期偿还借款额度的差额、贷款诉讼来衡量企业贷款违约概率，结果发现民营企业的违约概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第二，民营企业的贷款管理成本较高。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频率较高，贷款期限较短，贷款金额较小，贷款管理成本较高，银行从民营企业信贷中获得的收益与承担的风险不匹配，因而银行对民营企业“惜贷”。

中国是“关系”盛行的社会（Day，2003），“关系”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在解决“融资难”问题时，与政府的关系往往比其他“关系”的“能量”要大得多，因此，与政府没有天然联系的民营企业通常比较热衷于建立政治关系。

首先，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资金。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相比，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张洪刚和赵全厚，2014；李传宪，2015）、更多的税收优惠和更低的税负（罗党论和杨玉萍，2013）。

其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获得数量更多、条件更优惠的银行贷款。现有研究表明，相对于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而言，政治关联公司有更高的银行贷款率、更优惠的利率（Faccio，2006）、更长的债务期限结构（Fan等，2007）。这是因为：第一，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关系后，面临更少的管制障碍（Desai和Olofsgard，2008）、更多的市场准入、更高的市场占有率（Faccio，2006），从而能更快地做大做强，增强其向银行贷款的能力；第二，民营企业有了政治关系相当于有了政府的隐性担保，这种隐性担保可以降低民营企业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中的有用性，从而弥补了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关系前会计信息质量较差的缺陷；第三，政治关系给民营企业带来的规模扩大效应以及政府的隐性担保使得民营企业贷款需求频率下降，单次贷款金额增大，从而降低了银行的贷款管理成本和贷款风险。

最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研究表明，与没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股票发行价格、更低的抑价、更低的发行成本（Francis等，2009）。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虽然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但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却可以较容易地从政府、银行、证券市场获得投资所需资金，因此可以预期，政治关系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治关系可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除政治关系外，企业融资难易度还可能受到企业所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金融生态环境是指由政府、企业、居民等消费群体及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等体制、制度以及文化、习俗等传统环境（李扬等，2005）。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意味着：（1）市场化程度高，即政府对经济干预少，产权歧视程度减弱甚至消失，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资源可以实现自由分配；（2）信用风险低，即社会信任度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一方面，金融机构具有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和独立的经营权，可以自由地把资金贷给信用水平高和经营绩效好的公司，追本逐利的理性投资者也会把资金投入回报率高的企业；另一方面，好企业会更多地披露其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可以预期，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处于其中的企业可以免费“享用”。而政治关系的建立或维系却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政治关系成本。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越密切，需要付出的政治关系成本也越高（张洪刚和赵全厚，2014），当然，如前所述，政治关系也能给企业带来诸多利益，理性的企业需要权衡建立和维系政治关系的成本和收益。在金融生态环境足够好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可以以很低的交易成本获得所需资金，因而会减少甚至弃用政治关系，这时政治关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将不再明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在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到一定程度时，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将不再显著。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初始研究样本为2009―2013年间沪深证券交易所全部民营上市公司，经过以下剔除后，得到最终研究样本数2 244个：（1）金融行业上市公司；（2）样本期间被ST、*ST和PT的公司；（3）数据缺失的公司。为排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箱线图的基础上对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

本文的政治关系数据根据CSMAR数据库中的高管简历手工整理后获得，金融生态环境数据来源于李扬等（2011）[ 10 ]的“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分”，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还抽取部分数据与上市公司年报核对，并对错误数据进行修改。

（二）主要变量设计

1.政治关系（PC）

关于政治关系，学术界目前并无一致的替代变量。Faccio（2006）认为只要公司的控股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或者某位高管与政党有紧密联系就视同公司具有政治关联；Fan等（2007）根据公司的CEO是否曾在中央或各级地方政府或军队等部门任职来判断公司存在政治关联与否；吴文锋等（2008）则在Fan等（2007）的基础上考虑了董事长的任职经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除了在政府部门任职外，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还可能通过进入人大、政协等方式获取政治资源。因此，本文认为若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现在或曾经在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任一部门任职，则视同该公司具有政治关系。

政治关系的数据通过手工整理获得。首先，从CSMAR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中的公司高管个人资料数据库中下载高管个人资料。高管个人资料包括企业自上市以来的历任董事长、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简历及其他相关信息。其次，查找公司某一年度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个人资料，并阅读他们的个人简历，看他们当年或以前年度是否在党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任职。如果董事长或总经理任何一人在上述任何一个部门有任职，则认为该企业有政治关系，并令PC等于1；否则就认为企业没有政治关系，并令PC等于0。

2.金融生态环境（FE）

国外较少关于金融生态环境度量的研究，中国学者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度量：一是使用樊纲和王小鲁的市场化指数来替代，这些学者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生态环境越好；二是使用李扬等人编制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分衡量。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衡量金融生态环境，因为本文认为市场化指数外延较广，包含了许多非金融指标，用来衡量金融生态环境可能不够准确。对照李扬等（2011）提供的全国31个省市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分，本文根据样本公司的注册地来定义其金融生态环境评分，然后，以所有观测值的金融生态环境评分的中位数为界。如果公司的金融生态环境评分大于该中位数，则认为该公司所处的地区经济基础好、金融发展水平高、信用制度完善、社会诚信度高，即该公司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令FE取值为1；否则，就认为公司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并令FE取值为0。

3.融资约束的度量

现有文献主要用三种方法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是采用单变量判断，如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等；二是采用综合指数，如WW融资约束指数、KZ指数等；三是采用模型参数，如Fazzari等（1988）[ 11 ]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系数和Almeida等（2004）[ 12 ]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由于第一种方法的划分标准较为主观，第二种方法中的指数是基于国外公司数据计算得来的，可能不适用于中国公司，因此，本文拟采用第三种方法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由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不一定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增强而增强（Kaplan和Zingales，1997）[ 13 ]，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避免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的缺陷（Almeida等，2004），并在国内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张纯和吕伟，2007；连玉君等，2008）[ 14 ]，因此，本文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系数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如果现金―现金流模型的回归结果中经营现金流量（OCF）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如果该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企业不存在融资约束。

4.控制变量

借鉴Almeida等（2004）的研究，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成长机会（TQ）、流动负债增量（SD）、非现金营运资本增量（NWC）、资本支出（Exp）、年度（Ind）和行业（Year）等变量。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需要的现金量更多，因此预期企业规模与现金持有增量正相关；成长机会较大时，企业为满足更多的投资需要，通常会增持更多的现金，因此预期成长机会和现金持有增量正相关；流动负债是企业现金持有量的来源之一，因此增加流动负债必然会增加其现金持有量；非现金营运资本的增加和资本支出都需要动用现金持有量，因而这二者和现金持有增量应该是负相关关系。

具体的变量定义说明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考察政治关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了政治关系与经营现金流量的交互项（PC×OCF），如果经营现金流量变量（OCF）的回归系数？茁1为正且显著，同时政治关系与经营现金流量的交互项（PC×OCF）的回归系数？茁3为负且显著，则说明政治关系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具体回归分析时，按全样本、金融生态环境好和差三个样本对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并基于？茁1和？茁3的符号及显著性水平来判断回归结果是否证实了本文的假设。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从表2报告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现金持有增量平均为负且经营现金净流量平均为正，说明企业现金持有量均较上一年度有所减少，而经营活动能给企业带来正的净现金流量。全部样本公司中，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占10.5%。

从现金持有增量和经营现金净流量在有无政治关系两组企业的均值差异来看，现金持有增量在有无政治关系的两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有政治关系企业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均值要显著大于无政治关系企业。这表明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更小。从现金持有增量和经营现金净流量在金融生态环境好、差两组企业的均值差异来看，金融生态好的企业现金持有增量显著少于金融生态差的企业，而二者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并不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因为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融资比较容易，不需要每年预留出较多的现金以备后期投资使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企业融资相对困难，将来遇到好的投资机会时不能及时从外部筹集资金，需要每年预留较多的钱以备不时之需。

此外，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有政治关系的比例显著低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这初步证明，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政治关系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在减小。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政治关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对政治关系与融资约束关系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模型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根据表3报告的回归结果可知，经营现金净流量（OCF）的回归系数在各个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民营企业会随着经营现金净流量的增加而增加现金持有量，即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在模型（2）中，政治关系和现金流的交乘项（PC×OCF）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这说明政治关系确实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假设1得到证实。交乘项（PC×OCF）的系数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中不显著（模型4），而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中显著为负（模型6），这表明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不明显，假设2得到证实。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上与预期相符。企业规模变量（Size）、短期流动负债增量（SD）均与现金持有增量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随着规模的增加，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加大，进而更多地增持现金；而随着短期流动负债这一现金替补的增加，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也会增加。非现金营运资本增量（NWC）和资本支出（Ex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企业营运资本这一现金支付的增加和资本性投入的加大，企业持有的现金会减少。

（三）稳健性检验

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模型除前述Almeida等（2004）模型外，Khurana等（2006）还提供了对Almeida等（2004）的修正模型，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控制变量不同。为了检验上述结论是否对模型设定以及样本分组敏感，本文分别采用Khurana等（2006）的修正模型和三变量（政治关系、金融生态环境和现金流量）交乘项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根据表4报告的回归结果可知，采用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前述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总体一致，三变量交乘项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不显著。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借鉴Almeida等（2004）的现金―现金流模型，以2009―2013年我国沪深非金融类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考察了金融生态环境对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能有效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但是，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政治关系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减弱，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政治关系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政府部门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民营企业制定融资策略和培育社会资本具有重要启示。就政府部门而言，由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使原本作用强大的政治关系失效，因此，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作为政府部门应积极改善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民营企业而言，采取何种措施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需视企业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而定，如果所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则建立政治关系是缓解融资约束的“不得已”方法之一，毕竟政治关系的建立及效用发挥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而且政治关系的维持成本并不低；如果所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则应充分利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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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5）

财政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是当代财政金融支农的重要使命。财政支农的研究最早源于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2]，他明确指出资本最应该投入农业以获得更大的价值和财富；之后，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强调农业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力高于工业，其他产业的进步均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因此，国家财政应该对农业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金融支农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金融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Munnel[3]、Evans和Karrs[4]、Thompson等[5]、Chang等[6]先后探讨了政府通过金融手段扶持农业发展的运作机理，并几乎一致地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和金融支农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柱，是促进中国“三农”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何广文等[7]、冉光和[8]、王定祥和谭进鹏[1]等学者基本一致认为，财政金融支农体制的陈旧落后、金融资源的过度非农化配置，正是制约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王定祥[9]、罗必良[10]等提出，以创新的方式实现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优化组合，且从改革财政支农体系、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等方面来推进农村财政金融服务创新。在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方面，温涛[11]、孙文基[12]、陈晓华[13]提出要提高财政金融支农的效果，必须将二者有机整合起来，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使财政资金有效支持农业的发展；韩占兵[14]通过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财政金融支农协同配合效率严重偏低，提出应该建立财政资金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协同支农的框架，其中重点是合理配置各类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以协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发展。随着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深入推进，财政和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增加。黄祖辉和俞宁[15]、楼栋和孔祥智[16]、周应恒等[17]通过对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分析，提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财政和金融服务协同的层次要求也不同，例如发展较快的地区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需求程度也就越高，而在落后地区更多依赖财政支持。

綜上文献表明，尽管不少国内外学者涉及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研究，但是缺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的整体研究，也没有探寻两者间的协同关系；对二者的协同性探索缺乏通过调查数据和数学模型来进行剖析，系统性和严谨性的实证研究不足。本文将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财政金融服务的协同性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财政金融服务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理论分析

（一）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性的内涵界定

所谓协同，可以从多角度加以理解。例如，如果是财政与金融服务两种行为的协同，就是指财政金融支农功能的分工匹配和风险共担；如果是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就是指财政金融服务供给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需求相适应、相均衡。显然在本文中，这两种情形都包涵。而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阶段，财政金融服务之间的协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支持农业投资中的分工与决策协同。财政服务与金融服务根据自身性质的不同而分工不同，作为对农业弱质性和公益性的积极回应，具有公共属性的财政服务主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公益性质和准公益性质的部分如农业经营基础设施、市场平台、农业技术、信息化体系等进行支持；而在公共成本被财政服务覆盖之后，农业的盈利性开始显现，具有逐利属性的金融服务则主要对经营性的部分进行支持。财政和金融的协同首先需要二者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共同决策，分工完成属于两者的“份内之事”，真正体现出财政的公共公益性质和金融的商业性质。只有通过财政先行投入，承担非经营性部分的成本，再辅之以政策性金融资本支持，最终引导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资本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方能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长期良性发展。

其二，在金融风险分担中的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金融支持风险，核心是信贷风险。如果仅由金融机构来承担，金融机构财务必将不可持续。这就需要建立财政+银行+担保+保险等多元主体共担风险的机制。在金融服务方面，除了银行需要通过抵押物等加强信贷风险防范与管理外，还需要积極引入担保机制、农业保险机制、贷款保险机制，将信贷风险分散后由各担保、保险机构承担。在财政服务方面，也需要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风险补偿基金、财政贴息基金，补贴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的风险损失，支持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发展。

（二）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的实现机理

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关系实现过程，实际上是财政和金融部门主动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对资本投资和金融风险分担两个方面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协同分工和协作供给，从而满足直接构建者的资本需求和信贷机构分担信贷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总结成如图1所示。

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与财政金融服务协同的需求来自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供给来自于金融机构。而在金融服务供给中，金融机构对财政服务的提供又会产生协同性需求。金融机构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由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不足、资本投资还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农业要素最佳重组结构还处于探索阶段，农业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周期长，加上农业固有的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使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服务时，不仅需要自身进行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方面的创新，也在农业投资性金融服务及其风险分担方面产生了对财政协同服务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农业投资性需求除了来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外，还来自金融机构，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公共性、公益性、基础性投资客观需要财政介入，而金融机构对此形成的需求本质上也是为了降低金融投资的风险。为了激发信贷机构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更多的信贷融资服务，就需要增加财政金融服务供给，以满足信贷机构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需求。

从图1看，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农业投资性支出，就需要区分财政性投资和金融性投资。通过财政投资创新先期满足公益性、公共性、基础性农业投资需求，然后再由信贷金融机构通过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工具，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者提供信贷支持，从而与财政服务形成有先有后、合理分工支持的格局，可以大幅度降低信贷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提高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和水平。而对于信贷机构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产生的信贷风险分担需求，就需要财政通过建立风险损失补偿基金、农业产业基金、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工具，向信贷机构提供风险补偿，也需要金融创新担保融资模式，积极发展农业保险，通过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的积极介入，以分担银行较大的信贷风险。

三、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测度

（一）理论模型

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协同关系，最直观的结果表现在宏观效率的评价方面。从充分条件看，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关系协同度越高，则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越高；从必要条件看，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的提高一定需要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有效协同。因此，通过宏观效率的考察可以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协同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是所有农业生产与经营要素协同作用的客观结果，其中至少包含三重因素：一是要素的投入量；二是要素使用效率，或技术进步水平；三是管理效率。虽然这三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互相作用，但在理论上三者之间的界限仍然可以大致划分。因此，从协同作用的角度看，通过管理效率的评价可以较客观地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水平。

根据上述基本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基于系统论与协同论的观点建立理论模型。如图2表明，财政金融服务体系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宏、微观两个方面作用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形成了一个环境与条件的支撑体系；技术与要素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的投入体系。农业生产与经营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微观投入与产出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农业产出的物质成果，而且体现为农业收入的价值成果。从市场经济运行本质看，物质成果是用以满足社会消费者食物需求的基本内容，但对于生产者而言，它们不过是价值成果的客观载体，以及获取农业经营利润的物质载体。因此，通常情形下，农业经营过程主导了农业生产过程，它对农业生产起着规划与控制作用。由于在现实中，尤其在中国，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仍存在脱节现象，将二者并列于一起，反映了本研究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二）测度方法

本文将使用宏观数据进行协同度测算，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系协同程度。从哈肯[18]在自组织理论中对协同的定义看，协同的关键在于作用方向的趋同性。因此，研究中采用“协调函数”进行测度是常用方法，它实际上是将协同理论进行定量化的研究工具，根据高旺盛[19]的算法，总共可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确定功效系数。根据协同理论，系统相变点通常要由快驰变量和慢驰变量来确定，而决定系统稳定性（有序性）的关键在于慢驰变量（即序参量）的状况。为此，协同函數的使用前提在于功效函数EC（EfficacyCoefficient）的确定。功效函数EC通常被界定为序参量对系统有序性的贡献，一般介于0和1之间。即当最满意时，功效EC=1；当最不满意时，功效EC=0。功效系数的表达式如式（1）和式（2）。

式（1）是具有正功效的功效系数，式（2）是具有负功效的功效系数。其中，Vji表示序参量，αji和βji分别表示系统稳定性的上下临界值，即上界和下界，且βji≤Xji≤αji。

第二步，计算协调水平。协调水平的计算可以基于功效系数，通过计算序参量对总体稳定性的变异程度的控制来实现，基本模型如式（3）。

其中，HC表示协同水平，S表示序参量对稳定均值的变异程度，EC（V-）表示功效系数均值。n、k、m分别表示功效系数个数、子系统个数和子系统中功效系数个数。

在式（3）中，一般结论表现于，HC应该介于0和1之间，即HC=1时，系统完全协同，而HC=0时，系统完全不协同。但实际情形是，计算结果可能处于区间[0，1]之外，该模型中则将这些情形分别收敛成0和1，从而不能对这些序参量的变异程度进行反映。为此，本研究认为，应当将这部分序参量考虑在研究区间中，这时可以将式（3）修正为式（4）。

式（4）中，DHC表示序参量对系统均值的变异程度。

从理论上看，DHC越小，则系统协同水平越高。相反，DHC越大，系统协同水平越低。一般情形下，当DHC处于区间[0，1]时，系统进入较为有效的协调区间，否则均为非协调，只是变异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将采用式（4）进行测度。

（三）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1.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农业经营生态系统。根据王定祥和谭进鹏的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被划分为农业组织体系（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体系）、农业商品体系（即农业商品化处理主体体系）、农业市场体系（即农业营销主体体系）、农业服务体系（即农业服务主体体系）、农业监管体系五个部分。但从实证角度，直接进行相关检验存在大量困难，并且全国整体年度数据很难获取。为此，本文将上述五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从一般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关系并用总体农业数据进行近似考察。其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将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关系看成一个系统，现将这个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即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系统，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系统。在两个子系统中，分别关注三类指标，即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带来的农业产出效果、农业投资效果以及农业主体的民生效果。显然，将三类指标同时放进协同体系，可避免单一指标测度上的失真，从而可更好地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程度的实况。

从操作层面，四级指标均用增长率来进行衡量，以避免绝对数值的差异化影响。每一个子系统，或三级指标都分别对应两个四级指标，以从不同侧面衡量整个系统协同程度。同时，在表中对各指标的功效进行了主观评判，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对现实的基本判断，我们将各指标界定为正功效。

2.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200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在金融方面，由于2005—2010年数据难以获得，且直接三农信贷数据不完整，因此，对2010年以前的相关数据按2010年数据进行处理。另外，财政服务部分出现个别畸异值，在研究中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均值化处理。

（四）合意率与拒绝率的设定

合意率αji和拒绝率βji作为系统稳定性的上下临界值，在本研究中的设定作如下处理：以2005—2014年的均值作为合意率αji的取值，当功效系数为负时，用最小值作为拒绝率βji的取值；当功效系数为正时，用0作为拒绝率βji的取值。据此，相当的取值分布如表2。

（五）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前述协同水平的测度方法，研究中采用计算所得的变异系数进行倒推，从而确定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整体协同水平。

相关变异系数分布如图3所示，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变异水平非常高，大都处于大于1的水平，最大正偏离值出现在2014年，达2.213，最大负偏离值出现在2006年，达到-5.76，只有2008年和2009年处于相对合理的协同区间，其变异系数分别为0.7和0.59。从趋势上看，自2009年以来，偏离水平处于不断递增的趋势。以上数据表明，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长期处于不协同状态，而且这一趋势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由于整个系统由两个子系统即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系统、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系统组成，因此，对整个系统的变异趋势把握需要考察上述两个子系统的变异状况，以分析它们对总系统的影响。为此，在总系统变异趋势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财政服务、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变异趋势，如图4和图5。

图4和图5表明，影响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主要板块反映在财政服务方面，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子系统的变异趋势大致与总趋势一致，而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子系统的变异趋势在2005—2011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且都处于协同区，这可能与这期间的数据缺失有关。但2011年以后体现出加速变异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能正是导致总系统变异值近年来出现不断递增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即近年来，在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财政服务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产生了较大的相关性；相反，金融服务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所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政服务作用的发挥，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不协同性程度要远大于财政服务。这种测度结果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现实融资约束高度吻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缺乏传统的融资抵押物，拥有的农业资产不具有抵押融资功能，同时，部分农产品供给过剩，导致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益下降，加剧了银行惜贷现象，也缺乏向资本市场融资的必要条件，从而使金融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变异性。

四、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不协同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当前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总体上是不协同的，更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与财政分工支农关系不明确

一是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太多。国家长期执行“城市化、工业化”导向的发展战略，财政资金大部分被投入到城市和工业化建设领域，而用在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却很少，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政府逐渐加大了农业财政投入。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完全打破，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即使现在加大投入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要求。二是国家在农业支持体系中没有明确财政与金融的分工投资边界。在当前的财政补贴中，财政对基础农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财政补贴如经济林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补贴、特色效益农业的财政补贴均属于政府不必要的补贴，应当属于金融支持的领域。如果金融与财政支持边界不清楚，农业投资者就会对政府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而不是从自身投资、金融融资和加强经营管理的角度去考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现代农业投融资政策的协调性欠缺

一是先导性政策与后续性政策不协调。中国幅员面积广阔，气候、农业资源禀赋、农业生物适应性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为了避免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过度同质化竞争，就需要农业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做好农业区位功能规划，制定农业投资引导目录，并出台相应的土地供应、土地流转和抵押融资政策，然后配合财政金融政策共同吸引现代农业投资者。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农业产业规划、农业区域功能规划和土地政策调整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使得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必要的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困难，并存在粮食作物品种发展趋同现象，导致农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部分粮食生产供给过剩，库存积压，同时国内粮价还远高于国际粮价，而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供不应求。二是财政与金融支农政策配合不协调。财政支农政策及服务力度大，但金融支农政策及服务力度小，财政资金主要靠政府主导，目标具有综合性，金融资金主要靠市场机制主导，目标具有单一性，导致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资金之间协调不畅。同时，农村金融抑制与农村金融财政化并存，由于缺乏有效的信贷抵押物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村金融有效需求和供给均被压制，“金融脱农”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性农村金融机构被政府干预，向现代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强制放贷，使金融资金部分承担了财政职能。

（三）财政与金融共担农业融资风险的机制不健全

在目前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为了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传统抵押品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5年国家在重庆等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政策试点基础上推出了农地经营权和农房抵押的融资政策，并在全国部分省市进行试点。但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政策试点效果不如预期，主要原因是农村产权资产存在产权界定缺位、价值评估难、抵押率低、价值处置与变现十分困难等问题，导致金融机构面临的抵押融资风险十分巨大。为了分担融资风险，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财政建立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的政策，但由于一些地方财力拮据，导致财政风险补偿基金到位率低，从而影响了财政与金融在融资风险中的协同共担。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6）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惟一的投资主体，财政拨款是企业资金来源的惟一渠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单一主体、单一渠道”的格局逐步被多元投资主体、多元融资渠道的格局所取代。但是，20多年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的基本导向。

国家通过金融控制继续对国有经济给予倾斜。从改革启动到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融资支持是以财政拨款和供给平价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的。80年代以后，由于预算内财政资金的萎缩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政府转而通过控制银行寻求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1997年以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对银行系统的信贷行为进行控制，确保融资向国有经济倾斜。在国家的金融控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上偏离商业原则，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统计表明，尽管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只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0％，但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却高达近80％。

进入 90年代后，金融风险的积累迫使国家塑造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试图为国有企业寻求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将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型金融支持转换成由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型金融支持。但是，在证券市场的成长过程中，国家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从股票额度的确定到上市公司的甄选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方式来运作的，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机会获得来自证券市场的资金。所以，融资体制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不仅没有改变其国有经济导向的基本性质，而且还使这一导向得以强化。

相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进程而言，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种滞后造成了现行的融资体制内存在多重扭曲和矛盾，有些矛盾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一）储蓄供给主体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单一化的矛盾

市场化的改革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非国有经济在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贡献者的同时，也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这一转化发端于农村的制度变革。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农副产品价格的上调改变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现金流量，收入的增加使农民开始积累储蓄存款。1979—1984年间，农民储蓄存款以年增长率41％的速度增长。可是，国家对农村的直接贷款并不多。1979—1984年间农村信用社对农民、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贷款总额只占存款总额的33.9％，即使到了1991年，也才占到66.8％。由于受体制的约束，储蓄来源的格局与资金投向的内在联系被切断，结果使农民储蓄被迫纳入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依存关系之中，农民以净贷款人身份向国有经济提供贷款。

当改革推进到城市与工业领域以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国民储蓄的结构。1979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别为23.5％、33.65％和42.65％，到2000年则依次为64.9％、32.5％和2.6％（《中国经济年鉴（2001）》）。从整个社会来看，储蓄的供给主体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国有经济部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储蓄来源，非国有经济（包括农业）事实上已经取代国有经济部门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

国民储蓄的主体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是吸纳储蓄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为国家所垄断。为了将迅速增加的个人部门的储蓄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下降，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并牢牢控制其金融活动。银行归国家所有，就得承担由国家（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责任。结果，不管国民储蓄结构如何变化，储蓄向资本的转化都被锁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链条之上。国家财政萎缩以后，国家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国有金融体系不断地为国有经济“补血”，以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支撑着国有经济。

（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冲突

国有经济有来自政府的各类形式的资金投入和补贴，还有来自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的金融支持，所以，在投资领域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论，1981—1997年，用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占全社会的信贷资金的比重一直在60％～80％之间。1997年非国有工业在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中的比重是36.3％，国有工业的比重为63.7％。据新的统计口径，1998年，非国有工业的比重是38.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比重是72.4％（《中国统计摘要（1999）》，两者相加大于100％， 是由于存在重复计算）。

但是国有经济的产出份额却越来越小。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所占比重1979年为78.5％，到2000年下降为23.5％；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1978年为78％，到2000年下降为51％；从1999年开始，在社会新增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每年吸纳人员的比重都在90％以上。

非国有经济（主要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等）的投资份额不足一半，它们只能顽强地通过“内源融资”寻求发展。据国际金融公司（IFC）1999年的调查，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 不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于自我融资渠道。见表1。

表1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 融资方式

自我融资

银行贷款

非金融机构

其他渠道 经营年限 3年以下

92.4

2.7

2.2

2.7 3年～5年

92.1

3.5

4.4 6年～10

89.0

6.3

1.5

3.2 10年以上

83.1

5.7

9.9

1.3 总计

90.5

4.0

2.6

2.9

资料来源：格雷戈里、塔涅夫：《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

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见表2。

表2 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所有金融机构对非 国有企业的贷款占

8.76　 9.93　 10.66　 13.27　12.38　12.83　14.24 贷 款总额的比重 国有银行对非国有 企业的贷款占贷款

7.16　 7.50　 7.51

9.05　 7.98　 8.10　 8.85 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非国有经济在投入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78—1998年间，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工业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其工业总产值1993年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3％。到2000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76.5％，国有工业下降到了23.5％（《中国统计年鉴（2001）》）。见表 3。

表3 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非国有经济　61.9　72.3　66.0　71.5　74.5　70.3　69.4　76.5 国有经济

38.1　27.7　34.0　28.5　25.5　29.7　30.6　2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显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形成倒置，这种倒置极大地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的势头。

二、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障碍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现行的融资体制中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事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地位和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这种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它很难与民营经济相兼容，所以目前民营经济的融资面临的是体制性障碍。

（一）“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与财政性融资体制比较，借贷型融资体制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预算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预算约束依然较“软”，但在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预算约束却是“硬”的。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红市交易获得大量优惠贷款，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国有企业而言，资金一到手，风险就可以外部化，甚至可以赖账不还。在这种软的预算约束下，一笔资金的注入引起的往往不是经营绩效的改善和财务状况的好转，而是更大的资金需求。国有企业因此对银行贷款形成更强的依赖倾向。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尽管金融红市使它不堪重负，但由于存在“人质”问题，一旦向国有企业提供初始贷款，就很难做到不继续提供贷款。结果，大量资金被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所约束而失去增值的属性。

国有企业融资强烈依赖着这种金融体制，但这种体制却与民营经济相排斥，原因是，这种体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特有的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之上的，而民营经济几乎与预算软约束无干。体制的排斥性一方面反映在国有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放贷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因为给国有企业贷款，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如果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若成为坏账，则会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宁愿将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因为钱闲置在账上，风险损失由国家兜着；如果贷出去收不回来，风险损失及其责任则由自己承担。目前，由于国有银行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规避风险上，因此，它们对那些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已经失去兴趣。中央银行要求各大专业银行推行个人贷款负责制，更没有银行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了。

“软”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之度身定制，贷款申请和放贷也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耗时耗力，也只有国有企业才付得起这一过程的高额成本。“硬”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时要求民营企业符合担保条件，尽管在理论上很多资产都符合担保条件，但在实践中，只有房地产才是最主要的担保品。但土地的法定占有权基本上只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拥有，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拥有土地和楼宇的法定占有权，因此，它们难以以之做抵押，获得所需要的贷款。

（二）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

1985年实行“拨改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由此确立了一种刚性依存关系，国有银行代替国家财政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对国有企业而言基本不存在内源性的融资机制。所以，外源融资成为国有企业最基本的融资形式。但是，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源融资不同，这里的银行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目标，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在决定信贷的投向与数量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对信贷的需求，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张杰，2000）。

国有银行的行为目标被锁定，那么，国有银行所能做的就是履行目标所规定的职能。这种规定性表现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由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事先给定，国有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似乎可以选择，而事实上却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排斥了非金融因素进入存款市场，使国有银行之间对居民储蓄的竞争具有“兄弟竞争”性质，竞争以共同的利益目标得以维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外源融资机制先是锁定了国有银行的目标，从而限定住国有银行的选择行为，最后形成对居民储蓄的垄断。这一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国家在链条的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国有银行居于链条的中间，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传输这种免费资本。

现行的融资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对民营企业而言，外源融资则很难通过这一融资体制来实现，因为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对民营经济都具有排斥性。所以，民营企业实际上至今还不存在支持其外源融资的正式机制。外源融资的正规渠道基本上被堵截，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只得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内源融资要受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依赖这种融资形式融通的资金非常有限。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的投入结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内源融资适应的就是这种投入结构，但是，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提升资本劳动比例，相应地，应当构建与之对应的外源融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限制和遇到的困境。

（三）纵向信用与横向信用

对于民营经济而言，现行的融资体制的外生性不仅表现于其国有经济导向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信用的性质和方向上。现行融资体制的社会基础是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以国家信誉为依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活动来体现。这种信用的指向是单向的，即自下而上。国家的信誉对于维持这种纵向的社会信用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也只有国家才有动力维护这种信用体系。迄今为止，国家通过维护纵向信用，大规模地吸收居民储蓄，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但纵向信用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因为它不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也不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而是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在强制。但国家的外在约束要受到信息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如果社会成员预期到国家约束的缺陷，就避免不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所以，在这种信用体系内，内生出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赖债风气的盛行不仅加剧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纵向信用体系的成本。

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维护其良好的内源融资机制，而且更需要塑造一种外源融资机制。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支撑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机制的是一种横向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现行的融资体制与民营经济不相兼容，从信用关系上说，是指纵向信用并不构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那种主张成立国有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试图将纵向信用引入民营经济的想法可能忽视了信用关系的兼容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过去的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世界银行（1989）认为，正式的金融安排往往无法完全满足非法人部门的需求，它们所需要的金融对正式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太小，因为许多贷款或接受一项存款的费用与交易数额的大小无关。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乡村和小城镇开办分支机构，费用往往与其经办的业务不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金融体系并不十分乐意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果追究政策背后的原因，信用关系上的排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信用关系的排斥性，一些民营企业为求发展，常常使自己的身份模糊化。许多民营企业为便于经营以及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好的待遇而把自己装扮成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果是，由于它们没有清晰的所有权和管理组织，因而加大了银行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难度。迄今，会计体系的资料不能在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之间共享，民营企业通过回避正规的会计体系或者同时做几本账，银行无法对这些企业的资料进行监督和审计，也不愿意接受其不可置信的经营状况的证明。所以，信用关系的排斥性是信息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间的经济往来表面上是受信息问题的困扰，实质上是受信用关系的排斥。

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受横向信用短缺的制约，又受纵向信用负面的牵制。如果让民营企业挤入纵向信用体系，则不仅会加剧纵向信用体系的恶化，还会妨碍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走出信用困境需要国家逐步退出纵向信用体系，以便为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三、制度的内生性与政策措施

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受到现行融资体制的排斥，但是，至少有两种因素会促使内生性的金融制度的产生，一是现行融资体制高昂的维护成本；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前者已使国家不堪重负，若继续维持这种体制，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将会危及经济安全。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对这种融资体制进行调整。例如1995年以后，政府一方面强化了贷款的约束规则，另一方面又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但是真正能诱导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的只能是民营经济自身，因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就存在于民营经济的流程之中，它是在民营经济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的基础上发育而成的。经验研究表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中国80年代兴起的乡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将村民的储蓄与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同时又保障了贷款的安全收回。长期困扰正规金融组织的难题在这里以一种自发的制度创新找到了解决途径，也证明了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

现行的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性的，因此，不宜通过对这种体制的有限调整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对接。支持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不可能从现行的融资体制中找到生长点，它只能从民营经济的资金运动中生成。那种主张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国有中小银行，然后通过这些银行给予民营经济以金融支持的思路，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无视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所有权结构不相匹配的客观事实，主张小的民营经济就需要小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机械思维而构造的搭配关系。中国已成为 WTO成员国，中国的金融领域除了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政府还应允许国内民营金融机构介入金融领域。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的同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创新行为，促使民营经济首先从其内部获取必要的金融支持，让民营经济通过其内部之间的资金流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让它们在资金借贷活动中自我调试、彼此约束。民营金融机构不大会受政治因素左右，其经营将更多地服从于利润导向。新的民营银行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尚未开发的市场领域，特别是那些小型公司和刚成立的企业上，而这类企业的数目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大多数。这些民营金融机构将不会歧视现有的顾客关系，它们将在市场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会不断创新，以各种新的方法开展业务。内生性的金融活动开始可能是无序的，但产权的约束会将这一活动导向有序。

为了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国家需要逐步解除对民营经济的体制约束，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利率的自由化不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成本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获得贷款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都支付了比央行公布的利率高很多的实际利率；进一步地，让它们获得贷款对它们来说比支付高额的融资成本重要得多。国家的职责是承诺和履行产权保护的责任，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制度保障。

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不仅需要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金融机构三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一个良好的借贷人、一个运转正常的金融机构和一个公正高效的管理者缺一不可。随着融资渠道的拓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在未来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中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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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7）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74-05

一、引 言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和适应要素禀赋特点的发展模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占全国企业数总量99%以上的中小企业，其产值已占到我国GDP的近60%，可以说，中小企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此外，中小企业在活跃市场、促进技术创新、提供就业机会、造就市场机制、稳定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有的作用是大企业所无法替代的［1］。然而，追求规模经济和实施经济赶超战略却使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强位弱势”［2］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在融资方面普遍面临“不公平的待遇”。从资金需求的实际满足程度来看，占我国企业总量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资金不足一直是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对于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融资困难，学界已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解释，比如，我国金融体系产生的金融压抑［3］，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问题和规模问题［4］，政府作用的发挥问题和企业所有制歧视问题［5］，以及银行的垄断结构与经济中的摩擦因素过多和信息不对称问题［6］等等。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解释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就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总的来讲，这些重要研究大都是集中于在我国现有金融服务的经营模式下解析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从金融制度的内生性来讲，探讨中小企业融资的逻辑起点理应落脚于企业的融资需求［7］，但是，就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实质而言，其实就是要通过金融系统的一定安排使得能够高效率使用资金的中小企业能够顺利地获得资金这种资源，从而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8］。基于此，和已有文献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试图从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经营模式定位的角度，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局形成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并提出通过发展社区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政策建议。

二、信息类型与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定位

众所周知，金融机构是具有信息生产优势并依赖于信息生产进行经营活动的专业化经济组织。从现有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信息就其基本属性或特征主要有两类，一类称为“硬信息”，另一类则称之为“软信息”。所谓“硬信息”就是能够数量化、容易储存和以非人员方式进行传递，而且其内容独立于信息收集过程的信息，如财务报表信息、可抵押资产的数量与质量信息、信用评分等级档案等等。而“软信息”则不同，它很难以数量化的方式传递（传递要以文本的方式进行，如意见、观点、传闻、经济计划、未来的管理规划和市场评论等），信息收集过程也必须通过专人亲自收集而不能委托他人来，而且信息收集人本身就是信息内容的一部分，甚至还是信息的使用人或以此信息进行经营决策的人［9］。正因为经济信息存在“硬信息”与“软信息”之分，一些研究企业组织的文献就认为，分析信息的类型有助于解释企业的经营领域与市场定位。Stein［10］的研究表明，如果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交流对于其产品生产至关重要（如银行业），那么，企业可获取的信息类型特征就决定了企业是否在某一市场领域进行专业化经营。他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软信息”不容易收集而且在组织内部不容易传递，采取分散化的经营方式对小银行更有吸引力，而在信息容易“硬化”和传递的情况下，采取集权化的经营方式对大银行更有吸引力。可见，如果银行在收集处理“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那么银行会定位于提供关系型银行业务的经营模式，以进行分散化经营；如果银行在收集处理“硬信息”方面有优势，那么在经营取向上，银行会定位于提供交易型银行业务的经营模式，以进行集权化经营。所谓关系型银行业务则是一种金融中介机构通过在获取特定客户专有信息上进行投资，并对这样的投资从与同一客户长期和/或多产品的多重互动方面进行盈利性评估之后提供的金融服务［11］。而交易型银行业务（注：从国内外的研究文献看，很少有文献对交易型银行业务进行明确的界定，往往是通过与关系型银行业务的对比来说明；也许这是由于交易型银行业务是当今主流的银行业务模式的缘故。此外，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对交易型/关系型借贷、交易型/关系型融资和交易型/关系型银行业务没有做太多的区分，而经常交替使用。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银行业而言，交易型/关系型融资则是交易型/关系型银行业务的一个核心内容。）的经营模式，就是主要提供高度标化的金融产品，如金融中介服务、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其经营活动依赖于可靠的和容易获得的“硬信息”，在信息管理方面对人力投入要求也很低的一种经营模式［12］。

从交易型银行业务的特点来看，Scott E.Hein et al.［12］认为，该经营模式大量使用信用评分模型来对客户的金融需求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策（注：当然，该经营模式也大量根据客户的可抵押资产、可质押资产和财务报表进行经营决策。），而且这种决策往往由上级主管集中作出；在服务对象取向方面，交易型银行业务模式对可带来巨大利润的大客户实行优惠利率，而对小客户则降低服务水平并收取较高的服务费用；此外，交易型银行业务模式注重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从而使得银行资产规模的膨胀和管理层级的增加（注：这与关系型银行业务模式在具体经营中更多地依赖于掌握客户“软信息”的人员做出是否提供金融服务的决策，注重经营决策的当地化，委托环节很少的经营特点有很大的不同（Scott E.Hein et al.，2005）。很显然，依赖于“硬信息”经营的管理层级较多的大银行在关系型借贷市场上就不具有效率优势［10］。一方面，关系型银行业务的经营模式要求银行在长期中通过最大化与其客户关系所产生的总体利益来增加其收益，而不是寻求从单一的产品或单笔交易中获取最大利益［13］；另一方面，即便是开展关系型银行业务并能够从中获利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中介机构获得的是私人信息，而不是唾手可得的公众信息；信息通常是通过与借款人多样化的交往，如提供多样的金融服务来收集；获得信息后保密，使其仍然是私人的［14］。这就需要银行与其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联系，通过以客户为中心的多产品、多渠道、长期的业务往来以获取和垄断客户的专有信息。就此而言，以提供交易型银行业务为特征的经营模式对“软信息”丰富而“硬信息”缺乏的金融需求主体产生排斥，也就具有经济意义上的逻辑基础或必然性。

三、中小企业融资困局成因：交易型银行业务模式主导的商业银行体系

中小企业陷入融资困境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在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根源，不能够简单归结于中小企业这一需求方面，事实上，商业银行这一供给方面在经营模式上也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生和存续。因为，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可能性不外两种，一是缺乏信息传递渠道，二是有信息传递渠道但对信息有特殊要求而阻碍了信息的传递。于是，从金融需求方看，中小企业的确普遍存在财务报表不规范和信用评分等级不高的问题，而且在财产方面，特别是固定资产比较少，固定资产抵押质量也不高，确实很难生产并提供主流商业银行所要求的信息，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但主流商业银行所需要的这种信息只是信息中的一种，即“硬信息”。可见，这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实质上是由于信息不合要求即信息不能够“硬化”所致。实际上，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也生产了大量经济信息，只不过这些信息主要是“软信息”而已（注：原因在于，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管理层级少，而且公司治理结构相对简单，在其日常经营活动中获取和传递的信息偏重于“软信息”。参见（彭建刚、向实，2007）。）但是，如果这类信息因为缺少相应的信息传递渠道与机制，也不能传递到商业银行。换句话说，如果商业银行不能够有效收集处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软信息”，也将在金融供求双方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见，这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生，实质上是由于金融供给方即商业银行不能够收集和处理、或不具有收集处理这类信息的成本优势所致。

由此可见，在中小企业虽然不能够或者很难提供“硬信息”，但却能够提供大量“软信息”的现实背景下，金融机构要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无疑需要建立起收集、传递和处理"软信息"的相应渠道和机制。刘曼红［8］认为，要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显然需具备三个条件（注：虽然刘曼红教授在其著作中，归纳出上述三个条件是为进一步论证天使投资有利于化解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本文认为，该三个条件同样适用于论证以提供关系型银行业务的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即一要具有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风险的天然优势，并能主动去承担更大风险，获得更高回报；二要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成本，避免这种融资的“零售业务”劣势；三要能够给融资企业带来诸如管理、法律方面的帮助。不难看出，这三个条件隐含着资金供给者与中小企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中小企业的“软信息”也能够较好地被资金供给者所掌握并加以运用。但这些“软信息”的收集处理与鉴别，则需要资金供给者通过与中小企业长期的多次合作才能完成。这对于实施关系银行业务经营模式的银行而言，不但收集、传递和处理这样的“软信息”，解决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而且上述三个条件也是关系型银行业务经营模式本来就具有的特征。

但是，从我国金融供给体系的经营模式来看，仍然缺乏以“软信息”进行经营决策为特征的关系型银行业务经营模式，基本上还是以“硬信息”作为经营决策的交易型银行业务经营模式为主体。作为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无疑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足够真实可靠的“硬信息”。虽然民间金融组织在资金供给中广泛而充分地运用了资金需求者的“软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但却一直处于地下金融状态而不被官方承认。从主导我国金融系统的商业银行体系来看，在经营过程中，尽管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中出现了关系型融资的特征端倪［15］。但是“硬信息”的提供程度依然是商业银行衡量所有企业能否获得融资支持和能否获得多大融资支持的一个重要指标（注：调查研究表明，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大都是以大量的抵押、担保或增加在金融机构的存款为前提的。参见辛树人和向珂（2004）。［17］）。这样，一方面，在因“硬信息”缺乏导致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便会被迫采用信贷配给的方式，而不是提高利率来平衡供求［16］，这就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机构设置、产品设计、信用评级、贷款管理等方面都难以适应中小企业对金融服务的特殊需求”［18］；此外，在现有经营模式下，“小企业的贷款规模越小，贷款的交易成本越大”，银行从中获利就比较小，银行自然希望每笔授信都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加上银行对中小企业实际的经营状况和将来的盈利前景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银行更偏好于向大企业贷款，而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6］。于是，在这样的融资技术下，如果中小企业要获得发展所需资金，便要承担较多的信息生产任务，不仅要提供财务报表或财产担保，并且这些信息还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外部审计才能合格［19］。这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无疑具有较高的难度并支付很高的成本。

综上所述，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局的形成，在金融需求主体方面是由于他们不能够向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硬信息”，在金融供给方面是由于金融机构实行的是交易型融资经营模式，而不是关系型融资经营模式。

四、解困出路：发展社区银行

与其他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不同，社区银行的经营模式是以关系型银行业务为核心。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社区银行能够获得作为中小企业关系银行的一系列租金，如垄断租金、政策性诱导租金、业务扩展关联租金、声誉租金和信息租金［20］。这些租金激励着社区银行去收集中小企业的各种信息，甚至是从不同角度去接触企业、企业主、供应商、客户、地方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并通过提供其他服务来积累和掌握申请贷款的企业“软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运用于未来信贷合同的设计和调整当中，从而控制融资风险和削减银行贷款决策的信息成本。许多研究也表明，作为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的社区银行确实能够有效解决金融供给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比较优势。比如，Berge，et al.［21-22］通过对49个国家社区银行与经济增长在1993～2000年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的研究就发现，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社区银行都能够有效增加中小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社区银行能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社区银行在信息生产的有效性和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有效性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第一，社区银行与中小企业在系统上的同构性（注：一般而言，人们常常把具有相同的输入和输出而且对外部激励具有相同的响应的系统称为同构系统，于是两个系统也就具有了功能等价性（参见彭建刚、向实，2007）。简言之，两种事务之间具有相同的或者说是相类似的系统结构便具有了同构性。)为信息生产、和处理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了保障。除了资产规模可能相当甚至远大于中小企业外，社区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同构对应关系还表现在：经营地域都局限于一地，公司治理结构都比较简单，组织结构通常都是单一建制，内部管理层级都比较精简、委托层次少，而且在基层与高层之间具有很强的信息联系。于是，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获取和传递的信息偏重于“软信息”中小企业［19］，与同样适宜开展以“软信息”为基础的关系型银行业务的社区银行，在信息交流与传递方面便减少了因信息失真而带来的干扰，从而弱化了两个系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二，从投融资双方对信息生产与使用的角度讲，社区银行与当地中小企业也存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和持续进行交换信息的激励。一方面，中小企业尤其是处于创业增长期的企业和在进行研发的企业，将不愿意向外界透露的信息向社区银行提供，而不必担心提供关系型金融服务的这一关系银行向其竞争对手公布；另一方面，社区银行也有动力为信息收集而投资，并把获得的企业专有信息保存在企业内部而不向外界透露，以供自己反复使用，这样既避免了因金融市场的“双听众”信号问题将信息外泄给竞争对手而产生“搭便车”问题［23］，又降低了单位贷款发放的信息成本。此外，社区银行与当地中小企业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和充分的信息交流，也容易增进双方的信任关系，双方都愿意遵守各自在合同中所做的承诺，也减少了监督成本［24］。很显然，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既能在长期中深化社区银行对当地中小企业及其业主资信的掌握、对违约概率做出正确的估计，又能够在长期中将信息收集成本降低到很低的水平，还能对贷款的用途进行全程监控［25］，从而增强了信贷市场的有效性。

第三，与大银行相比，社区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一，作为典型的在某地域集中经营的小银行［26］，社区银行总部与客户的距离较近，其经营管理者一般也是当地人士［27］，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地缘人缘关系，了解本地域内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其二，较少的科层组织和委托链条，不但在提供金融服务时审批中间环节少、决策更迅速，从而更适宜开展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短、频、快”小额信贷业务；也使信贷人员不但不会不努力收集客户的“硬信息”与“软信息”，而且更不容易隐瞒劣质信贷信息，从而提高了信息收集的数量与质量。其三，社区银行往往基于“软信息”（如借款人的个人品德、管理能力，与借款人的关系强度）进行贷款合同条款的设计与发放［28］，而不苛求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硬信息”。

总之，从金融服务的供给角度看，现有商业银行以依赖于“硬信息”的交易型融资经营模式导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局的形成与存续，而发展关系型融资经营模式的社区银行则是解围中小企业融资困局的有效出路。在我国已经把发展社区银行提上议事日程的情况下，我们相信，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将会逐渐得到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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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8）

一、国际贸易融资的概念及其风险

国际贸易融资在银行业务中占其日常经营业务的60%左右。其中，针对国际贸易企业的贷款与融资是银行贷款业务的核心部分。国内传统的国际贸易融资方式包括打包贷款、进出口押汇、出口贴现、开证授信、信托收据、提货担保、福费廷以及国际保理等。随着融资市场以及相应衍生产品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贸易信贷的风险也日益提高。此外，金融机构以及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的管理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因而导致了诸多风险。目前，就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不良贷款余额在其国际贸易融资总余额中的占比而言，欧洲商业银行一般都控制在2％以内，而国内商业银行的这一数据则远远高于欧美同业，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和融资品种的增加，国际贸易融资的存量和增量风险不容乐观。以往在银行中普遍运用的各种方法都是基于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分析上建立的，而这些财务报表往往是专门给企业外部的、反映以往经营情况的资料。其可靠性与时效性都局限了传统分析方法作为信贷偿还能力评估工具在实践中的应用。本文借鉴德国商业银行中采用的、着眼于融资企业融资计划体系的分析方法，探讨如何从企业的内部经营分析入手，着眼于企业未来发展，对企业将来的偿还能力进行客观评估。

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与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条件

（一）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

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来自于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内部制度与管理方面的缺陷等。就外部环境而言，风险的影响因素分布在国际商品贸易、物流流通以及融资等各个环节，而银行目前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评估方法，例如内部评级方法、财务分析法、机构或专家评估法等，并利用现代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合一”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数据挖掘和风险量化分析，并建立起了内部的风险监管体系。然而，国际贸易企业的融资偿还能力及风险取决于企业未来的经营成果，银行内部监管体系应该着眼于融资企业的未来业务发展和成果，而企业的融资计划体系可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因此，对企业的融资计划体系分析可作为融资风险管理中决策的主要依据。

（二）运用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必要性与前提条件

只要具备相关的必要信息与数据，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评估方法操作简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对外的、或提供的各类报表、财务分析以及经营报告等均为对外的“公共信息”，不足以作为分析企业经营真实情况的可信数据。只有企业“对内”报告或发展计划所包含的数据才反映企业未来发展的真实信息，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分析数据。银行信贷人员应该着眼于企业的内部信息，本着“全面、客观、真实与清晰”的原则，对相关内部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而企业的融资发展计划包含一系列企业内部的经营计划，恰恰反映了企业内部的未来经营情况，适合上述原则。而要实现这一评估目的，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可靠、高效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加工体系。在互联网金融时代或者大数据金融时代，银行信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数据应用将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随着商业银行数据分析能力提升，通过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评估，为银行业务发展、市场营销、资产负债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2.合理、有效的分析工具与依据。银行数据采集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化，在众多的企业内外部经营信息中，企业融资计划涉及企业未来发展的各个方面。根据德国大众银行（VolksbankAG）编制的、基于企业融资计划的评估方法，融资企业提交的被评估的融资计划主要包括：企业经营流动性计划、资本需求计划、长期贷款计划、动态资金平衡表、资金偿还计划表、以及未来盈亏核算表等六个方面的经营数据。总之，与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市场状况等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成为风险分析的主要对象，据此信息对授信企业进行预测性的评估。3.专业、可靠的评估人员以及高效的组织机构。尽管每一个银行的组织架构不仅相同，但是，涉及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一般都包括三个层级，即主管经理，全面负责风险控制；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负责融资风险的管理；融资信贷员负责具体的信贷业务风险。

三、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主要方法

（一）融资计划的可靠性

基于对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因素考虑，现代的信贷管理体系越来越重视分析融资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融资计划数据的真实与可掌握性以及融资计划的可检验性是该评估方法得以实现的主要保证。因此，德国的银行或者贷款机构一般要求融资者提供融资计划，或要求中小企业或者不具备制定该融资计划能力的企业通过会计事务所等咨询机构制定该计划。甚至许多德国银行为融资客户提供这么的专业咨询与服务，帮助客户制定相应的、客观的融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融资计划毕竟是着眼于未来的预测，计划制定者的主观判断以及乐观倾向在所难免。因此，在数据采集与分析中或许存在有意或者无意的人为因素影响，比如，对盈利预期的人为放大，对成本因素的估计不足等，都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使得评估的可靠性大受影响。因此，可检验性意味着该融资计划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实际，相应的逻辑分析立足于客观实际，将那些与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置于这样一个可信的评估体系中，并进行实际-理论对比。克服主观局限性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将对未来预测的评估与实际数据进行动态的比对，在评估过程中不断地跟踪与采集实际信息，与计划预期进修对比，以检验理论评估结果的可靠性。2016年第12期下旬刊（总第646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2，2016（CumulativetyNO.646）例如，将涉及到融资计划的相关实际经营情况与融资预期计划达到的相关经营情况作为“实际”与“理论”进行比对，这样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融资计划中可能相对薄弱的一些环节或者问题，对这些薄弱环节或者问题进行评估，最终发现影响融资计划目标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客观地评价融资计划本身的可靠性。

（二）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内容

1.企业融资计划体系的构成。融资计划是企业的经营计划之一，反映了企业在未来特定时期内计划的资金流动和资金偿还情况。因此，根据德国商业银行的标准，融资计划是一个体系，包含了前文提到的、围绕着融资而制定的、若干企业经营的计划。其中，企业首先需要制定资本需求计划和融资计划；在此基础上，再制定动态平衡表，以反映资金平衡表、资本结构与融资结构；同期的资金偿还计划以及资金偿还能力可反映企业的资金偿还情况以及资金流动性；最后，通过对未来的盈亏平衡表的制定，计算出企业未来的经营收入与资金流入情况，以及扩展的现金流情况。企业融资计划除了其自身体系以外，还与其它经营计划有着密切联系，按照资金的流向，一般可以分为资金流入类的经营计划，如营销收入计划；以及资金流出类的经营计划，如投资计划、采购计划、以及人力资源计划等。根据“全面，客观”的原则，在制定和分析融资计划时候，实际是面对企业的内部计划体系，涉及到生产、销售、资源配置、内部发展等诸多领域，可以说，银行要针对融资企业的一系列相关计划进行分析。同时，还需要考虑经营信息的时效，据此对企业未来的经营效益和偿还能力进行评估。

2.融资计划体系分析是一个系统的分析。①融资计划是该体系分析的核心。如上所述，融资计划体系分析是银行融资风险管理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对企业融资计划本身的分析则是这一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核心和基础，融资计划反映了企业资金需求与融资情况等两个核心部分。按照德国商业银行的标准，融资计划应该涵盖全部的资金需求情况，包括长期与短期的投资与资金占用及其成本。这一资金需求情况与来自经营收入的资金流入情况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对于融资企业的偿还能力评估非常重要。其中，长期资本需求、融资结构以及资产结构的变化都是分析的重点。②动态的资金平衡表是重要的补充。动态的资金平衡表反映所融资金使用和来源的变化。借助对动态自己平衡表的分析，银行可以在融资期结束时明了资产、资本以及融资的比例结构。因此，该表的数据将反映在融资计划表中，并将把融资与经营各个时期的相关数据归纳总结，形成“动态”的计划平衡表。这样，平衡表两边均反映了未来的运营资产和融资来源的变化，因而非常适合对设备融资以及资金流动性的评估。③资金偿还计划表。该部分计划表将归纳融资期内（通常12个月）资金来源部分所有的长期与短期借贷，包括利息以及偿还期。值得注意的是，估测未来的运营净收入和运营成本比较困难，企业内外部环境均对未来的预测产生影响。客观的预测对于制定合理的偿还计划至关重要。其中，还包括还本付息计划表。④还本付息计划表。作为汇款计划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该表反映项目借款偿还期内借款支用、还本付息和可用于偿还借款的资金来源情况，用以计算借款偿还期指标，进行清偿能力分析。按现行财务制度规定，归还建设投资借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项目投产后的折旧、摊销费和未分配利润等。⑤未来盈亏核算表。借助盈亏核算表，将对未来企业运营的现金流量进行分析。在计划表中，首先对最近的三个核算季度的企业盈亏进行统计，并按照相应的比例，对未来的营业净收入进行预测，并将未来发生的企业内外部的各项相关成本，如原材料采购、人力成本、折旧以及市场波动等等，进行归纳统计，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的资金需求。

3.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注意事项。以上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的各主要部分反映了融资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占用与来源的变化情况，对于德国商业银行而言，融资计划体系的分析过程也是一个针对融资企业经营信息与资信情况的收集过程，这个过程是信贷人员主导的、动态的调研与分析过程。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尽管融资体系的分析着眼于未来企业的运营。但是，对于贷款银行和融资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风险依旧存在。因此，银行还需要进行其它方面的资信调查。银行业界普遍还针对融资企业开展管理能力调查和市场调查，从经营者的能力角度以及业务的市场前景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以及还款能力进行综合评估。②由于是信贷人员主导的、着眼于未来的还款能力评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人为的影响因素。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无意识的行为，人为的预测总是会有有产生过于乐观的判断，因而使得评估结果有失公允。因此，信息与数据的采集过程与标准应该尽量客观与科学，尽量减少人为的主观臆断。③即使在德国，中小企业内部较少制定或者使用融资计划体系。对于贷款银行的评估要求，中小企业只能通过会计事务所或者银行的信贷评估机构的帮助完成该体系，这无疑是一笔不小成本。

四、结语

国际贸易企业的融资风险主要归因于未来还款能力的不确定性，而造成不确定性的原因普遍存在于企业内外部的经营环境中，而企业的融资计划体系分析立足于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分析，且着眼于企业未来的资金占用与来源的发展变化，因而被视为较为适合的融资偿还能力评估的有效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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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9）

近年来，现代商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占主导地位的零售商业为例，企业销售额已超过制造、金融服务、信息等类型企业成为世界第一。21 世纪世界商业的发展方向将注重发展跨国连锁经营，营销方式、商店功能将呈现多样化趋势，百货商店走细分化、个性化道路，各种商业业态互相补充；传统的百货商店占的市场份额将逐渐萎缩，取而代之的是连锁超市、大卖场等新兴业态。

我国商业发展也很快，各种商业业态也正日趋成熟，从混乱的过度竞争转向理性调整和规范管理，从目标市场和经营类别的定位选择雷同转向差别化。但是由于我国商业发展较晚，目前从业者众多但规模过小，最大50家的售货额还不到全国5%。没有任何一家的规模可以对国外零售业造成竞争压力。同时，我国商业偿债能力过低、债务成本过高，不得不依赖卖方信贷如短期交易融资等。中国销售前10名超市和中国连锁百强的毛利润率，分别是12.8%及11.95%，而国外平均是20.56%。净利润也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中国销售前10名的超市和中国连锁百强的净利润率，分别是1.77%及1.32%，而国外平均是2.22%。由于零售企业利润率过低，管理者无法通过企业运营归还本息，而且过高的负债也使取得融资实现管理人收购的可能性变小。因此，这种高负债低利润率的经营方式，对商业企业未来扩张造成了巨大阻碍。随着2004年12月11日取消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在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抢占商业网点已成为很多外资连锁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本土商业企业将面临巨大的资本与经营竞争压力。

因此，在培植本土商业、加快其经营模式转变、逐步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创造一个公平良性的竞争和融资环境，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审视并重新构建商业企业的银企关系，即银行与企业间的关系，以适应未来商业的发展，并促进我国商业，特别是零售商业的真正繁荣。

新型银企关系范畴的拓展

在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下，受传统资金调拨供给制的影响，现行的非信用契约银企关系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银行与企业的发展需要。此外，国有企业的巨额不良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所形成的银企债务危机也阻碍着银企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在银企关系的重新构建上，需首先对银企关系的范畴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拓展。

银企关系的横向拓展

就目前商业运营模式的发展趋势看，资本经营将成为今后商业业态演变与发展的最活跃因素。目前，强强联合、强弱兼并及大范围连锁的商业业态重组趋势的迅速加强，对我国商业运行质量的改善、商业经营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将起极为重要的决定作用。2002年和2003年中国的大型连锁超市企业就发生多起企业购并和整合。2004年企业之间的购并、参资入股等一系列整合逐步向中小企业延伸。同时，国有企业融资渠道和融资观念发生变化，冲击了原有银企关系。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国有企业融资渠道增多，也打破了企业只由银行融资的格局，减弱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促使企业融资观念发生了变化。因此，未来的新型银企关系已不仅仅是传统的银行信贷支持，多样化的投融资渠道的建立与企业资本的运营要求，银企关系需要横向拓展到企业与投资银行、企业与创新形式的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与银行本身发展的混业经营的各项业务等直接的金融关系中。银企关系所涵盖的业务范围也将超出传统的信贷、结算业务，涉及企业上市、企业并购、企业发债、产业投资基金的建立等企业投融资的发展需求。这些需求将会拉动金融企业的技术与工具的创新和各种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并进一步推动新型银企关系的发展，这也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与商业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银企关系的纵向拓展

从长远看，商业多元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连锁经营的发展趋势，需要银企关系向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纵向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是极为普遍和重要的经济现象。发达国家由此而形成大的资本集团，已成为当今全球经济与本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虽然，有20世纪90年代日本、韩国的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我国企业近期类似的失败尝试，但都不能否定产融结合对社会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只是在向产融结合的方向发展时，我们须清醒地认识其实现的条件，以及正确地把握其范围和尺度，也即银行和企业间关系的“度”。只有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完善的银行、金融体系和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保证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

构筑新型银企关系对银行、企业和政府的要求

对银行经营管理机制的要求

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银行管理机制。加快国有银行的商业化与公司化进程，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按照“三会分开、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银企关系构建的重要方面。

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推进业务流程重构。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尤其需要加强银企合作，发掘、培育自己的优质客户，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通过银行理念、产品与服务等方面的完善，提升银企关系。

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与决策体系。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债权软约束，银行要认真做好贷款的五级分类工作，切实加强对不良资产、表外业务风险以及重点客户的监测和考核；注重控制集团客户授信业务中的贷款的集中度风险和关联交易；建立科学、系统的客户信用信息系统，降低信用风险。

加快和完善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业务的发展，满足企业投融资需要。通过同业合作，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可以合力开发出业务交叉、捆绑销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提高资金监管和为企业服务的技术和能力，满足未来企业的发展需求。

对企业的要求

企业自身须确立企业市场主体意识，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改革，提高经营业绩，增强核心竞争力，以良性循环的新形象赢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同。其次，提高企业的守信程度，改善社会的诚信基础。通过国家的有关立法及制度，促使企业遵守信用，不逃债、赖债、废债以及悬空银行债务。

对政府职责转变的要求

在银企关系的转变中，也需要政府树立服务意识，政府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协调、服务、优化市场环境，即在整顿和规范经济和金融秩序中，教育、引导企业增强信用观念，支持银行保全信贷资产，维护良好的金融环境。此外，从法制上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行政配置资源的份额，扩大市场的配置比例，也将对新型银企关系的健康发展十分有益。

融资与经营的关系篇（10）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相关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时效性很强的结论。目前主要关注与国别或者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省区内个体私营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较少。甘肃处于西部地区，其金融发展状况以及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特点，以此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具有代表性。本文首次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甘肃个体私营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上，采用1990～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金融发展对个体私营经济增长关系的方向。检验甘肃金融发展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构造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为了揭示甘肃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的相互关系，本文运用协整理论证明了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协整的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本文各种检验均在Eview3.1中进行。

（二）指标选取

根据现有资料及相关计量模型结论，为反映甘肃地区个体私营经济与金融支持的关系，本文选取以下指标：反映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个体私营经济生产总值（GS）。反映金融支持的指标：金融机构贷款（DK），包括国家银行和地方金融机构当年的贷款；金融机构对个体私营经济的贷款（GSDK）；地方性金融机构对个体私营经济的贷款（DFDK）。

（三）数据及其初步处理

从表1可看出，自1990年以来甘肃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金融资产也相应大幅增长。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研究

为了消除单位和趋势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由于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尤其是宏观经济数据，常常出现明显的时间趋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增广的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法，即ADF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为：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的检验值都小于临界值。因此，水平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符合单位根的定义，可以认为是典型的一阶单整序列。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两步法检验反映经济增长与个体私营经济增长的变量和金融发展与地方金融支持的变量两两之间的协整关系。

对回归方程残差的ADF检验表明：甘肃经济增长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存在协整关系，检验值-4.11966小于临界值-3.0989，同时方程也通过了F检验和DW检验，说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甘肃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甘肃经济增长与金融机构贷款之间存在相似的协整关系，检验值-3.57556小于临界值-3.17535，说明地方金融发展与地方经济增长正相关；甘肃经济发展与金融企业给个体私营的贷款也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表明个体私营经济也需要金融支持；甘肃经济发展与地方金融机构给个体私营经济的贷款同样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地方金融机构支持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五）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的验证。在本文的分析中主要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上：甘肃的经济增长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个体私营的发展是甘肃经济增长的原因，个体私营的壮大促进甘肃经济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金融支持也是甘肃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金融机构贷款总量增大的原因，这是因为金融企业的资金是全国性资源配置，其资金来源并不只限于所在市，可以通过调动其他地方的金融资源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金融支持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原因，但个体私营经济并不是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原因；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金融支持是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原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银行融资的支持，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深入发展其融资需求将愈加强烈。同时，以地方金融资源如存款、贷款为生存之本的金融机构也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壮大，从而形成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结论

本文通过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甘肃个体私营经济与金融支持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一）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与经济存在双向关系

经济发展使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相应增加，经营效率与质量就会得到改善。反过来，金融机构对经济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支持，也会给经济注入“第一推动力”和持续动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地方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与地区经济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地方金融机构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相反，地区经济增长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支持作用并没有显著地表现出来。地区经济增长对促进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作用的微弱，可能来自于两个原因：一是金融资源供给的水平低；二是地方金融机构的不合理。结合理论分析其原因在于：

1、甘肃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比较偏低，特别是一些企业的破产兼并比例比较高，对银行资产的影响较大，对个体私营经济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比重影响了地方金融机构整体资产质量。

2、甘肃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不尽合理。目前，甘肃银行类金融机构除了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政策性银行之外，甘肃至今尚无一家区域性银行，也没有一家外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地区分布不尽合理。诸多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兰州，除了四家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外，其他商业银行在兰州之外均没有设立分支机构，这严重影响了地方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和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

四、政策性建议

（一）发展地区性的民营金融机构

降低区域性中小商业银行及非国有银行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鼓励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参股，大力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鼓励非国有银行在兰州之外设立分支机构，以形成金融机构在甘肃地区的合理分布，扩大其服务范围；

（二）完善信用保证机制

发展和完善多种形式的贷款担保机构，探索建立贷款保险制度。通过设立贷款保险机构，可分散或适当转移风险，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

（三）加快对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

改进贷款决策程序，建立适合个体私营经济的信贷审批机制。要积极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研究个体私营经济的资金需求特点，积极改善贷款方式，对那些产权明晰、经营效益好、守信用的优质客户，除传统贷款方式外，还应发放部分信用贷款，努力满足个体私营经济合理的信贷需求。

参考文献：

1、褚保金,张茹.常熟民营金融与民营经济互动效应分析[J].上海金融，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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