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困境篇（1）

  一、  人口与人力资源     二、  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三、  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四、  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五、  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六、  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七、  加大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八、  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九、  加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贫困地区实际和发展阶段，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将人力资源的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相结合；将人力资源开发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振兴贫困地区经济的关键，在制定和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中，充分考虑当前利益和将来发展的关系，使劳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与开展素质教育、普初教育、学习型社会统一起来，走出一条人力资源开发促扶贫开发的创新之路。     一、人口与人力资源     我国有近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温总理所说的乘数效应和除数效应。人口多是我们的潜在优势，但由于相对过剩，其质量相对不高，限制了人口要素潜能的发展。人口政策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     人口增长周期长,  发展惯性大,  人口压力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释放,  同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承受许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人口素质是人口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把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发展的的有效资源是摆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的课题。     人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人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  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分布人口，开发人力资源，纳入到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贫困地区人口建成强大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为实现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互不可分和互相联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使人口压力转化为有效资源动力,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  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二、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贫困山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子女的养育成本较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突出，人口数量难以控制。在人口结构方面，一是人口的性别比偏高；二是年龄结构仍然较轻；三是女性初婚年龄下降，早婚早育妇女增多。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集中反映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人均国民收入这两个指标均比全国低，且增长速度又较慢，反映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严重，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比较突出。     贫困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贫困人口素质差，文盲率较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集中又零星。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贫困。     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商品意识薄弱，竞争观念淡漠。贫困地区的人口负担已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劳务输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障碍。在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和农业科技利用率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地广人稀，生产技术简单，每一个人只要有了相当的体力就极易学得生产技术而从事生产，而且农人的生活水准低，也容易满足生活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人便等于有了人力资源。但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技术决不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即就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亦日益复杂，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了人未必就是有了人力资源。     将人由非资源变为资源，这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在各阶段中，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从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在量和质的方面也有差异，大体说来，经济发展所到达的阶段愈高，所需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也愈高。所以现代各国的教育都无不力求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源逐渐落伍，有被淘汰为非资源的趋势；一是对新的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常感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就是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尚未能相配合，其结果将使一部分人被摒弃于人力资源之外，这一部分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的资源，且仍须继续消耗其它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如果教育能与经济发展配合得宜，预测经济发展的进度，事先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人力给予再教育的机会，使其能适合新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所需新的人力预为培育，供应无缺，则可加速经济之发展。     四、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人。“治贫必先治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运用能力，同时还包括生态意识、环保知识的普及率等方面。发展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我国的一些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劳务输出等形式也是有效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要因地制宜，贫困地区现阶段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精尖人才”，还不如说是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的“乡土人才”。事实证明，实行农科教相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培养“乡土人才”是富有成效的。1986年到1994年，国家科委拨专款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培训累计达120余万人次，使科技扶贫联系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掌握一、两项实用技术。据不完全统计，科技扶贫计划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8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以上，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转变观念，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通建立专家型人才库、用好现有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各级人才市场以及做好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工作等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开发式扶贫。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较为复杂。简要说如生存环境、条件和生存能力等，既有外在的条件，又有内在的因素。历史发展规律证明，内在因素又是发展的诀定因素。若扶贫重物不重人，重人则不重人的技能开发，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扶贫效率和质量，已取得的扶贫效果  也难以维持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者的综合素质，由被动救济到主动脱贫，由不会脱贫到有能力脱贫。若如此，会大大提升扶贫的质量和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廉价的低素质人力资源以及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劳动力密集和物质资本高成为传统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一方面在短期内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过度开发等原因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农村扶贫攻坚力度，采取经济、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多种手段，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的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少生快富。以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和主要目标，重点扶持低收入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业开发科技含量，拓宽市场，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普及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返贫率。六、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地区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农村贫困地区精神贫困，思想意识和观念陈旧，科技利用率低，造成经营的粗放，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物质贫困，同时粗放经营又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即生态贫困加剧；而物质贫困，资金不足，收入低下，无力去投资教育和改善生态环境，与其它地区相比，精神贫困和生态贫困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同时也告诉我们，单一的扶贫措施，即使某一方面或两方面暂时缓解，也会受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导致扶贫效率的不经济。因此贫困是精神、物质、生态均有待提高的集合体，必须从三个方面综合治理。  过去反贫困只注重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或生活条件的相对提高等物质贫困，但如果只注重物质扶贫，则极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个别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追求脱贫的数量，而忽视脱贫的质量，盲目上马扶贫项目，管理粗放，造成扶贫的泡沫经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破坏，损坏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人力资源开发不仅要增加经济财富，同时还加强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而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比物质扶贫更长期、更艰巨、难度更大。  在扶贫效益评估上，过去我们一直将生产总值、总收入或平均收入值等作为主要指标，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层和增加幅度，农村贫困线以下和以上的贫困人口数量变化等指标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经济指标都注重扶贫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注重社会精神财富的增加，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善、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等方面。帮助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产条件，包括环境条件、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这样才能自立和发展。

    七、加大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农民进镇“门槛”。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吸纳农业人口，解决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有效载体作用，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结合起来，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真正安居乐业。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大对原有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坚持民营化的改革取向，改制成混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的公司制企业，搞好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等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入增量，围绕农村特色资源，通过引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制  农业企业，培育一批新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的广阔空间。     建立外出打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推出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辟“返乡创业园区（特区）”，鼓励返乡创业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  ，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对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引进外资的，按照招商引资政策予以重奖。     坚决废止不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法规，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劳务经济快速发展保证了农民增收，减轻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压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但是，在发展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纠正和疏导。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鼓励外出务工就是放弃农业，因而态度消极，工作被动。有些致富的群众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长远打算。目前，农村的市场中介组织稀缺，劳动力流动盲目无序，有些外出务工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劳务输出成本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机制不活，束缚了农民工进城的步伐；二是进城门槛高，特别是在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流动难度更大，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也很高。     八、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劳务经济以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为主要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劳务经济已成为贫困山区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是农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把劳务经济炒热、叫响，特别要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劳务输出的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  宣传回乡创业的先进典型，高频率、多批次地劳务信息，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的关注，形成重视劳动力转移，关注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浓厚氛围。  要总结交流打工经验，表彰回乡创业典型人物，把劳务经济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加强引导力度，促进大循环，实现大转移。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巩固和完善市、县（市）、乡（镇）、村四级劳务输出工作体系，形成由政府牵头，部门实施的劳务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目标、利益捆绑考核运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确定专人专施劳务信息搜集、传递，本地劳务人员管理、维权等事务，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尽快实现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联网，为外出打工者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渠道。     要强化劳务输出市场管理，坚持劳动力市场审批制度，净化劳务输出程序，规范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介组织的运作行为，坚决取缔非法中介组织和“地下”网点，严厉打击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打工人员的行为。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打工人员；定期交流劳务信息，形成纵横交错，  四是加强劳动力输出服务保障，改进服务模式。及时调整服务重点，扩大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劳务输出向劳动力就业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延伸，开展打工人员社保工作，切实做到输出有组织、流动有保障。  实行扶贫式培育劳务经济，鼓励扶持劳务输出。绝对贫困人口，他们有外出打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力支付打工的基本费用。各级政府要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外出打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劳动部门实行信息收集、考察、、人员招聘、护送、跟踪服务管理一条龙服务，输出质量高，信誉较好。能人带动主要  依靠当地经济能人通过承包性质，在外招揽劳务后，组织本地农民外出打工，外出风险不大，但整体收入不高，大多数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自发外出打工，他们靠“亲带亲、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打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九、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001一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立了走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之路。要求把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这是国家从脱贫致富的源头，以持续发展的理论，确立的国家10  年扶贫工作战略和任务目标。     当前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各类培训和劳务输出以及信息化、学习型社会培育多个方面，而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教育的方方面面，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变动、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只有注重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转变人口观念，人力资源开发才可以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  即人力资源开发不力造成的。提高人口素质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当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根据贫困地区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  把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开发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就业、人口迁移、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综合加以考虑,  制定和采取积极有效的计划和措施，切实地解决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真正地将充沛的人力资源转化成能适应社会发展有效资源优势。     教育是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渠道。必须继续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多渠道筹集教育基金，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职业和技能培训是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要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等教育形式。加强在职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大力发展贫困地区职业教育，重视开展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逐步形成完善的贫困地区职业培训体系，为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提供动力。     把小城镇发展同乡镇企业的改造提高结合起来，以城镇化促进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消除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业内部和农村地区就业。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就业目标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赈的规模，将扶贫和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就业途径。

劳动教育困境篇（2）

人口增长周期长,发展惯性大,人口压力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释放,同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承受许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问题。人口素质是人口问题中的重要方面。把人口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持续发展的的有效资源是摆在中国乃至世界面前的课题。

人口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人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问题。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把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分布人口，开发人力资源，纳入到扶贫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把贫困地区人口建成强大人力资源，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建设学习型社会，提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重大战略问题，为实现扶贫开发和脱贫致富战略目标意义十分重要。

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开发是互不可分和互相联动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合理配置和使用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过程。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可以使人口压力转化为有效资源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进而保障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二、贫困地区的人口与人力资源

贫困山区由于生育观念落后，子女的养育成本较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十分突出，人口数量难以控制。在人口结构方面，一是人口的性别比偏高；二是年龄结构仍然较轻；三是女性初婚年龄下降，早婚早育妇女增多。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集中反映在人均经济指标上。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二是人均国民收入这两个指标均比全国低，且增长速度又较慢，反映出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比较严重，人口与经济的矛盾比较突出。

贫困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贫困人口素质差，文盲率较高。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落后，农村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一直偏低，有些地方整体平均文化程度还不足小学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营养不良和近亲结婚，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体素质表现为传染病和遗传病的发生率较高。所以，总的来说贫困人口素质差，特别是贫困地区文盲率高是我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现状。贫困人口结构不合理，分布集中又零星。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导致生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由于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长期以来逐渐形成农村独特的、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生育观念。例如，在农村以“传宗接代”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落后生育观念，驱使农村计划外生育普遍存在，超生数量增加，从而导致盲目的实际生育行为。这些都是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相矛盾，无法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无法走出贫困。

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商品意识薄弱，竞争观念淡漠。贫困地区的人口负担已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劳务输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重要障碍。在人口素质特别是人口文化素质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和农业科技利用率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地广人稀，生产技术简单，每一个人只要有了相当的体力就极易学得生产技术而从事生产，而且农人的生活水准低，也容易满足生活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了人便等于有了人力资源。但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技术决不是经过简单的学习就能得到的，即就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亦日益复杂，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有了人未必就是有了人力资源。

将人由非资源变为资源，这就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现代教育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在各阶段中，生产技术、生产力和经济结构都不相同。从而所需的人力资源在量和质的方面也有差异，大体说来，经济发展所到达的阶段愈高，所需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也愈高。所以现代各国的教育都无不力求与经济发展相配合。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常发生两种现象：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源逐渐落伍，有被淘汰为非资源的趋势；一是对新的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常感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就是反映教育与经济发展尚未能相配合，其结果将使一部分人被摒弃于人力资源之外，这一部分人不但不能成为生产的资源，且仍须继续消耗其它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阻碍经济快速发展。如果教育能与经济发展配合得宜，预测经济发展的进度，事先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人力给予再教育的机会，使其能适合新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所需新的人力预为培育，供应无缺，则可加速经济之发展。

四、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首要因素是人。“治贫必先治愚”，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运用能力，同时还包括生态意识、环保知识的普及率等方面。发展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我国的一些地区进行科技扶贫，劳务输出等形式也是有效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措施。贫困地区培养人才要因地制宜，贫困地区现阶段所需要的与其说是“高精尖人才”，还不如说是用得上、留得住、养得起、作用大的“乡土人才”。事实证明，实行农科教相结合，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培养“乡土人才”是富有成效的。1986年到1994年，国家科委拨专款在贫困地区开展科技培训累计达120余万人次，使科技扶贫联系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都掌握

一、两项实用技术。据不完全统计，科技扶贫计划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8亿元以上，间接经济效益达30亿元以上，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步伐明显加快。

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以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转变观念，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传统的人才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通建立专家型人才库、用好现有人才、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培育各级人才市场以及做好智力引进和人才引进工作等来合理开发人才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五、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是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开发式扶贫。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较为复杂。简要说如生存环境、条件和生存能力等，既有外在的条件，又有内在的因素。历史发展规律证明，内在因素又是发展的诀定因素。若扶贫重物不重人，重人则不重人的技能开发，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扶贫效率和质量，已取得的扶贫效果也难以维持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贫困者的综合素质，由被动救济到主动脱贫，由不会脱贫到有能力脱贫。若如此，会大大提升扶贫的质量和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廉价的低素质人力资源以及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劳动力密集和物质资本高成为传统经济的主要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一方面在短期内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过度开发等原因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农村扶贫攻坚力度，采取经济、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多种手段，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的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少生快富。以最低收入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对象和主要目标，重点扶持低收入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业开发科技含量，拓宽市场，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普及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降低返贫率。

六、扶贫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农村贫困地区多分布于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生态破坏严重，土地生产率低下的山区，黄土高原区，偏远荒漠地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区，农村贫困地区精神贫困，思想意识和观念陈旧，科技利用率低，造成经营的粗放，经济的高投入、低产出，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物质贫困，同时粗放经营又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即生态贫困加剧；而物质贫困，资金不足，收入低下，无力去投资教育和改善生态环境，与其它地区相比，精神贫困和生态贫困进一步加剧。这种恶性循环同时也告诉我们，单一的扶贫措施，即使某一方面或两方面暂时缓解，也会受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导致扶贫效率的不经济。因此贫困是精神、物质、生态均有待提高的集合体，必须从三个方面综合治理。过去反贫困只注重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或生活条件的相对提高等物质贫困，但如果只注重物质扶贫，则极易造成一些政府的短期行为，个别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追求脱贫的数量，而忽视脱贫的质量，盲目上马扶贫项目，管理粗放，造成扶贫的泡沫经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破坏，损坏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而人力资源开发不仅要增加经济财富，同时还加强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而精神扶贫和生态扶贫比物质扶贫更长期、更艰巨、难度更大。在扶贫效益评估上，过去我们一直将生产总值、总收入或平均收入值等作为主要指标，贫困人口的收入分层和增加幅度，农村贫困线以下和以上的贫困人口数量变化等指标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经济指标都注重扶贫的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注重社会精神财富的增加，包括社会结构的改善、社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积极变化等方面。帮助他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帮助他们改善生产条件，包括环境条件、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这样才能自立和发展。

七、加大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农民进镇“门槛”。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吸纳农业人口，解决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有效载体作用，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结合起来，让进入小城镇的农民真正安居乐业。大力发展公司制农业，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大对原有乡村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坚持民营化的改革取向，改制成混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的公司制企业，搞好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等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扩大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引入增量，围绕农村特色资源，通过引入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公司制农业企业，培育一批新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的广阔空间。

建立外出打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推出一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开辟“返乡创业园区（特区）”，鼓励返乡创业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对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引进外资的，按照招商引资政策予以重奖。

坚决废止不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法规，取缔各种不合理收费，劳务经济快速发展保证了农民增收，减轻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压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但是，在发展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亟待纠正和疏导。如有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鼓励外出务工就是放弃农业，因而态度消极，工作被动。有些致富的群众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长远打算。目前，农村的市场中介组织稀缺，劳动力流动盲目无序，有些外出务工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另外，农民外出务工流动机制不完善，导致劳务输出成本增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经营权有偿流转机制不活，束缚了农民工进城的步伐；二是进城门槛高，特别是在城市失业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农民向城市流动难度更大，办理相关手续的费用也很高。

八、搞好劳务输出产业开发

劳务经济以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为主要特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劳务经济已成为贫困山区最具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是农村经济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把劳务经济炒热、叫响，特别要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劳务输出的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宣传回乡创业的先进典型，高频率、多批次地劳务信息，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决策层的关注，形成重视劳动力转移，关注打工者生存状态的浓厚氛围。要总结交流打工经验，表彰回乡创业典型人物，把劳务经济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

加强引导力度，促进大循环，实现大转移。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巩固和完善市、县（市）、乡（镇）、村四级劳务输出工作体系，形成由政府牵头，部门实施的劳务经济产业链条，实行目标、利益捆绑考核运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的作用，确定专人专施劳务信息搜集、传递，本地劳务人员管理、维权等事务，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尽快实现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联网，为外出打工者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转移渠道。

要强化劳务输出市场管理，坚持劳动力市场审批制度，净化劳务输出程序，规范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介组织的运作行为，坚决取缔非法中介组织和“地下”网点，严厉打击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打工人员的行为。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打工人员；定期交流劳务信息，形成纵横交错，四是加强劳动力输出服务保障，改进服务模式。及时调整服务重点，扩大服务范围，由单一的劳务输出向劳动力就业全方位一体化服务延伸，开展打工人员社保工作，切实做到输出有组织、流动有保障。实行扶贫式培育劳务经济，鼓励扶持劳务输出。绝对贫困人口，他们有外出打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力支付打工的基本费用。各级政府要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外出打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劳动部门实行信息收集、考察、、人员招聘、护送、跟踪服务管理一条龙服务，输出质量高，信誉较好。能人带动主要依靠当地经济能人通过承包性质，在外招揽劳务后，组织本地农民外出打工，外出风险不大，但整体收入不高，大多数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自发外出打工，他们靠“亲带亲、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打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

九、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001一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立了走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扶贫之路。要求把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力度。这是国家从脱贫致富的源头，以持续发展的理论，确立的国家10年扶贫工作战略和任务目标。

当前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包括各类培训和劳务输出以及信息化、学习型社会培育多个方面，而人力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包括教育的方方面面，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变动、分布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只有注重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转变人口观念，人力资源开发才可以持续发展。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即人力资源开发不力造成的。提高人口素质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当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重要性。通过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使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有比较明显的提高。根据贫困地区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把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源开发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就业、人口迁移、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综合加以考虑,制定和采取积极有效的计划和措施，切实地解决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真正地将充沛的人力资源转化成能适应社会发展有效资源优势。

劳动教育困境篇（3）

[作者]邵志忠，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2－0170－008

对于贫困的研究旨在寻找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不管是规范性研究还是实证性研究，大多采用因果论方法，就是找出致贫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指出消除致贫原因的反贫困建议。一个地区的贫困作为一种已经存在了长时间的社会现象，必然有导致该地区贫困的种种原因。如本人系列论文所论述的，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既有自然资源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等。贫困除了外部因素所致，还有更为关键的内部因素，而人力资源因素是导致贫困的至关重要的内部因素之一。

一、相关概念

人力资源是与自然资源或物力资源相对应的概念。人力资源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或者表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减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后的人口。”人力资源的本质是人所具有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可以统称为劳动能力。

人力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力资源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人口总体所具有的劳动者能力的总和，即处在劳动年龄的已直接投入建设和尚未投入建设人口的能力的集合。狭义人力资源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拥有实际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包括非个人原因暂时未从事劳动的人口，狭义的人力资源等同于劳动力。

《辞海》对人力资源的表述：人力作为一种资源，其本身不仅具有价值性，而且在经济活动中还可以带来价值的增加，即它是资财之源。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如自然资源、金融资源和信息资源等不同，它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的资源。

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数量是指从事有用工作的人数，即劳动能力的总人口数；质量一般指人口的素质，指国民人口的身体素质、智力、文化、精神面貌等。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配置机制是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有人认为人力资源也是人力资本，然而两者是有区别的，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保健、劳动力迁移、就业信息等获得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状况和水平的总和。”人力资本是指人的一种能力，它是由人的体能和智能构成的一种资本，具有生产性作用。是指经资本投资形成的，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具有有效配置资源、调整发展战略及市场应变能力。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稀有性和有用性，以一定数量的人口形态表现出来。人力资本则是经过教育、培训等方式的投入而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智力、技能等的总和。因此，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程度说，可将人力资本理解为人力资源质量，但与人力资源的质又完全不同，它是人力资源质中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的部分，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更大。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提出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著名论断，是有关人力资本思想的最早体现。而西方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奠定的。他发表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1960年)、《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年出版)、《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出版)、《经济增长与农业》(1968年出版)、《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研究的作用》(1971年出版)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他在人力资本理论上的地位。舒尔茨在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中，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对教育、保健、人口的迁徙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的增长和平均健康寿命的延长，都是资本的形式。舒尔茨经过长期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并不是因为农民缺乏理性的意识，而是因为在传统农业中缺乏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数量；土地等自然资源本身并不是使人贫穷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的高低是决定贫富的关键。他认为，所谓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因此他提出提高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极大地有助于经济繁荣和增加穷人的福利。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很多研究表明，人力资源短缺、人力资本质量低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本两个层面分析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因素。

二、人力资源与贫困

1、人力资源短缺、内生力不足

人力资源短缺、内生力不足是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致贫的重要因素。在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短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力资源数量不足；二是人力资源质量低。

在贫困的农村，受过正规教育的专业人才缺乏，高素质的劳动者数量少。尤其在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型适用人才缺乏。如红水河流域各县市，专业技术人员在劳动者总量中所占比例还不到1％，我国现有人才配置机制和城乡之间巨大的反差，不利于专业人才流向农村，特别是贫困的农村。

人力资源结构及分布不合理是贫困地区比较突出的问题。人力资源结构可分为人才能级结构、人才年龄结构、人才与产业结构等几方面。按照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比较合理的人力资源能级结构比是：高级、中级、初级三个能级的人才是1:6:14的结构比较合适。而我国高级人才实际量少，初级人才也不足。而人才主要分布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极度缺乏实用型人才，这种人才布局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限制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

从人才年龄结构看，比较合理的人才年龄结构应是高级人才质量高而且年纪较轻，中初级人才人力充足、稳定。我国现存人才资源在年龄结构有两大弊端：一是高级人才队伍老龄化比较严重，中初级人才衔接不上。据统计，高级人才中55岁以上的占人才总数的43，4％。二是由于这一特殊时期，1966－1976年10年间少培养约160万人才，出现了10年人才的短缺。

从人才产业结构看，发达国家三大产业中的分布是，第一产业约占5％，第二产业约占15％，第三产业约占80％。我国劳动力目前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是，第一产业约占65％，第二产业约占20％，第三产业约占15％。以从事三大产业人员比例分析，从事第一产业人数占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从事第三产业人数偏少，与发达国家从事这两个产业的人数比例正好相反，表明我国的生

产方式仍处于比较粗放的初级阶段。广西红水河流域的大化瑶族自治县，2006年全县总人口422647人，其中农业人口368078人。全县劳动力人数为209516人，其中女劳动力99032人，占全县劳动力47.27％；从事第一产业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132112人，占全县劳动力63.05％；从事第二产业工业劳动力6430人，占全县劳动力3.07％；从事商业饮食业劳动力5161人，占全县劳动力2.46％；其他劳动力65813人，占全县劳动力31.41％。外出打工人员47750人，占全县劳动力22.79％。

内生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即人的发展能力。罗晓梅认为“这种能力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系统转化为资源动力要素后的‘内化”’。社会有机体的结构系统可分为生态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公共与社会私人生活结构、文化结构等。阿马亚蒂・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取向是集中注意扩大生产能力方面人类主体作用，反对相对贫困的根本措施是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因此，需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的发展能力，激发其内生力，从而改变贫困面貌。

由于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缺乏，高素质的劳动者数量缺少，导致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有效供给不足，难以形成较强的自生内力，使贫困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况。人力资源缺乏导致的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2、人力资本素质水平低

人力资本素质水平低是致贫的另一重要因素。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差主要表现在人口的生理素质差和科学文化素质及技能差。就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的生理素质而言，主要是“孤、弱、病、残、痴”的人口占劳动总人口数的比例比较大。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石山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大片地区严重缺水，饮用水质极差，人蓄共饮情况非常普遍。生态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极差，严重影响当地村民身体健康。一些地方成为各种传染病、地方病高发区。

科学文化素质及技能差。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广西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在全区总人口中仅占2.3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2个百分点。全国每十万人口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555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广西仅为968人和16％。以红水河流域大化瑶族自治县公务员接受教育情况为例，2009年12月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统计，公务员人数总计870人，其中少数民族804人，女性180人，有硕士学位1人，学士学位20人，研究生学历8人，大学本科学历387人，大学专科学历390人，中专及以下学历75人。作为政府公务员，接受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员具有硕士、学士及研究生学历占公务员总数的3％，大学本科学历、大学专科学历占公务员总数的89％，中专及以下学历占公务员总数的8％。呈现高学历过少，低学历不足的状况。按照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比较合理的人力资源能级结构比是：高级、中级、初级三个能级的人才是1:6:14，二者比较有一定差距。而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更为有限，据有关资料显示，广西农村住户从业人员56％左右是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是文盲。虽然有一部分青年农民接受过学校教育，不是文盲，但却是科盲，原因是他们在校期间没有学过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成为新一代有文化无技术的农民。这种人力资源结构对于乡村社会发展很不利。

造成这种科学文化低素质的原因是教育的落后和培养对象的非科学性，而教育的落后与教育投资不足有必然的关系。2000－2004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17427.5亿元，其中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为5227.5亿元，仅占总支出的30％左右。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西部地区2005年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8.08的平均水平，广西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远未达到这一水平。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县由于财政困难，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使该县基础教育发展缓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步履艰辛。全县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各1所，普通中学14所，小学附设初中班7所，完全小学154所，教学点382个，乡均6.7所完小，16.6个教学点，村均1.04所完小，2.6个教学点；在校生1515个班35688人，校均2.8个班67人，与国家规定的农村完全小学校均6个班240人相去甚远。红水河流域的忻城县现有教育资源情况为：高中1所，完全中学1所，初中2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职业中专1所，小学130所，下辖232个教学点，特教学校1所。现有中小学校舍352604平方米，其中危房面积62237平方米，硬件设施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教育资源条件比较有限的背景下，农村孩子上学比例仍不容乐观，以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为例，全县2008年上学适龄儿童41729人，小学毛入学率94.9％，初中学龄孩子20850人，毛入学率79.8％，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为47％。从官方统计数据分析，仍有一部分适龄儿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法享受学校的正式教育。不算中途辍学的人数，大化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教育落后、教育投资不足，导致经济落后，形成“贫困――经济落后――受教育少――科技文化素质低――经济落后――贫困”的恶性循环。

按照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纳克斯(Ragnar Nurkse)的“贫困循环”理论解释，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就在于资本供给不足，即资本短缺。这种资本短缺在贫困国家和地区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资本的供给方面人均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必然造成资本不足，从而使劳动生产率低下；二是低劳动生产力导致低收入，低资本的形成。因此，贫困地区资本投入不足，资本短缺，导致人力资本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下，低劳动生产力导致低收入，从而使贫困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的状况。人力资本素质水平低，成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3、常住人口结构不合理，呈女性化趋势

石山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极差，贫困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外出打工是解决目前贫困状况的一种途径。因此，很多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以此解除经济压力和改善生活。同时，由于山区土地资源有限，导致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外转移的状况。

因此，作为人力资源的农村常住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出现了留守人群现象，这些人群基本上由老、小、弱、病、残、妇组成，呈现一种趋于弱势群体的状态。有学者称之为“386199”部队，比喻农村留守人群这一特殊的群体。“38”指妇女，“61”意为儿童，“99”(重阳)代表老人，尤其贫困地区这种现象非常明显。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文乡良美村艾佬屯，是一个典型的居住在石山地区的壮族屯。该屯有24户，89人，其中劳动力57人，经常外出打工人员33人，年龄在17－42岁之间，其中17－25岁有14人，26－35岁10人，36岁以上6人，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男性21人，女性11人，女性占外出务工人数的33.3％。留守社区的

女性较多，社区呈现女性化趋势。该社区主要由唐、韦两大姓氏和黄、梁、陆等姓氏组成。从人类学角度分析，该社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主干家庭为辅，少数联合家庭，单亲家庭和残缺家庭极少。很多家庭缺了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如果将主干家庭比喻为三角形，而少了男性这一“角”的三角形是残缺的，不稳定的，因此构成残缺的主干家庭。也就是说，残缺的主干家庭的所有生产劳动主要由留在农村的老人、妇女承担，这种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是不合理的，不利于家庭和社会的正常发展。

周福林在《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中指出，农民工外出，留下老人、孩子、妻子在农村家庭，在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留守家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底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达到11823万人。排在前三甲的省份是河南、四川和安徽，分别有1500万、1370万和1000万的农民外出打工。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者中，己婚比例为81.7％。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白南生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这样，以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1.3亿计算，外出农民工中已婚人数为10621万人，从已婚人数中减去举家迁移的人口大约3900万，则已婚流动人口中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21万，再以70％男性计算，则留守妇女人数达到4700万。”大化瑶族自治县2009年末外出就业广东、福建、海南、江苏、上海等地人数为12433人，其中女性为4658人，女性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37％左右。也就是说，外出务工人员男性居多，女性只占少数，大多数女子留守农村。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魏翠妮经过一年多对农村留守妇女的调查，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看，农民工群体转化为城市居民尚需时日，按照目前总和出生率1.8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即使城市化率达到60％，仍有5亿人生活在农村，若5亿人中有2.5亿劳动力，农业生产仅需1.5亿劳动力，还有1亿左右剩余劳动力需要在城里打工，这部分人基本维持家庭分居模式。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就业弹性系数必然下降，城市吸纳农民工能力将会减少，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而农村地区不能容纳更多的剩余人口，就决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作为临时工在城市与农村间钟摆式移动。因此从以上两方面分析，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将继续存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

农村妇女作为农村建设主要的人力资源，呈现出以下明显的特点：

第一，相对落后的就业观念，影响了她们外出劳务的决策。红水河流域贫困地区的妇女大多认为自己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出去以后不知道从事什么工作，不敢于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工作。“小富即安”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有饭吃就行，没有必要出去受苦，因此选择留在家务农，从事能够增加家庭收入的种田、种菜、养猪、养鸡等传统农业。即使出去工作，在就业区域选择上“离土不离乡”的传统观念，也使她们不愿意到离家远的地方打工，大多选择本地短期就业。在就业领域上，也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对于新兴的服务行业如家政服务，她们认为是“伺候”人的工作，工资不高，不如在家务农。

第二，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造成人力资本收益的不平等。社会性别(gender)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概念。“社会性别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社会性别是指人们所认识到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即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社会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等责任。这些差异和关系会因各种具体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且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不同差异的理解，或者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男性、女性的不同的群体特征和行为差异。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是“男强女弱”。这种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分工模式被农村的男性和女性所内化，成为他们行动的自然而然地选择。同时也是女性选择留守家庭的意识根源。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以及“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模式，造成社会上“男强女弱”事实。因此女性比男性缺少很多的机会，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机会，形成男性与女性在人力资本收益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三，人力资源的文化水平和科技素养低。红水河流域石山地区的妇女文化程度普遍在小学四、五年级水平，少数读到初中，高中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还有不少文盲、半文盲。同时她们接受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也非常有限。通常劳动力市场将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劳动能力的一项指标，因此，这些人群因受教育有限，缺乏劳动技能，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这就意味着她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基础和发展潜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影响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

第四，红水河流域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与外界接触少，信息量有限，影响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其知识结构不合理，影响她们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学习和选择，较难适宜激烈的市场竞争，较难改变目前的生存现状。她们的社交范围局限于本村或邻村，交往人员基本是亲戚、邻居、同学等，在以经济利益为前提，以经济活动为载体的经济活动中，较难体现妇女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

4、人力资源的“群体无意识”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考察“什么是资本主义”中，通过分析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不同群体的性格特征发现，不同教徒的群体由于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存在不同的财富态度与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此，他创造了通过人群性格分析其创造财富能力的理论方法。韦伯指出，近代西方世界具备了使资本主义得以高速发展的先决条件，并且得到来自外部的偶然的推力，使社会得以转型。尤其是在希腊、罗马与基督教传统文化熏陶中的西方人，促使他们在宗教改革、实验方法与数理方法的结合、民法与商法的健全等领域进行了创造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使社会得以转型，迫使人群自身性格群体再创造，这一过程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形成中的文化的、人的因素。

韦伯群体性格分析是分析认识社会群体的重要理论工具。弗洛伊德的本能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布留尔的集体表象学说为我们研究群体无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中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是目前分析群体性格的主要工具之一。所谓群体无意识就是某个时期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但又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到的意识。是人类个体存在的一种社会共同性，同时也是特定人群的社会共通性的主体性存在。其表现形式是通过个人而存在，而个人始终是作为社会的人，作为社会的成员进行活动，个人身上所凝聚的社会关系赋予个人力量，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生产关系，还有心理、精神的关系。

当群体无意识与客观规律、社会规范、现实生活条件相吻合时，就可以成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一股推动力，推动社会历史的进程，同时形成一种凝聚力，团结民众，促进社会进步。而当群体无意识中落后的、偏激的因素得不到改造并成为人们行为的支配力量时，就会给社会历史的发展造成

障碍甚至带来灾难。

有学者认为，贫困地区缺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从本质上看，最缺的是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可以理解为社会已经形成，由法律法规或其他权威文件规范的制度，而与之相反的“非正式制度”则指没有进行规范的、人们业已形成的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思想、观念等。这些实际上是群体无意识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关系紧密。社会是处在自然环境中，我们在研究社会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和条件时，不能脱离自然环境孤立地进行。优越的自然环境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以自身的能动性反作用于自然界。反之，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和阻碍了人自身良性发展，使人出于被动的发展境地。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分析，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贫困山区所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狭窄，在这种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生存成为最大的问题，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依附非常强烈，农耕文化的积淀浓厚，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延续力。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的农耕文化具有以下特点：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小，为了克服缺水、水患、风灾、虫害等自然灾害，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足不出户，生活相对简单。又因缺乏与外界的沟通，难以得到外界的关注和支持，生活和生产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从而造成人们思想观念封闭和保守，墨守陈规。而守土、守旧的观念，使人们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形成人们对经营和发展的心态往往是粗放经营，成本意识淡薄，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农业生产在习惯的模式中周而复始地低效率运行。靠天吃饭成为当地农业最主要的特点，由于资源条件非常有限，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改变自然条件的情况下，人们只有靠天吃饭，因此产生宿命的观念，满足于既有的经验，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顺应自然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从而人的创造力很低。并产生“等、靠、要”的心理，滋生懒惰的习惯。在这样农耕文化背景下构成了贫困地区的群体性格特征。

从整体上看，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守土守旧、墨守陈规，平均主义、害怕风险，不是个别人、个别阶层、个别群体的问题，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因此形成一种群体性文化氛围，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体现。这种群体无意识具体表现在：

第一，对贫困现状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认为贫困是老天爷注定的，与所生存的环境有关。因此形成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宿命观，对贫困现状无可奈何，默默承受。不能积极寻找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处于贫困现状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第二，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一代又一代地陷于贫困的生适境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能地排斥开放与交流，使农民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的思维习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折射出小生产者的自私的心理，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群体无意识的反映。而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户籍区别、地域限制、行政条块分割和其他政府干预以及后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客观上造成的一家一户孤立经营的格局，也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群体无意识。

第三，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给不能自足的贫困环境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极端贫困的生活使他们养成了浓厚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意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他们最普遍的生活场景。生产结构单一，基本上是“户户种田、人人种地”的自然经济状况。种田种地是为了满足自身家庭所需，鲜有打破常规而冒险进行多种经营的情况。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这种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观念不仅渊源流长，而且根深蒂固。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群体无意识的体现。

第四，红水河流域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重传统、重经验，生活节奏慢、期望值低。其生产和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来源于传统、过去的经验的日积月累，代际传承。自然经济的低效率和长期的低产出，使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低。生活节奏很慢。人们的生活期望值低，只求填饱肚子，不求生活质量，饮食结构单一，生活内容贫乏单调。而认同传统、长者权威、经验至上，是贫困人群必然的认知选择。这是该区域生活方式上的群体无意识状况。

群体无意识在一定的环境背景下，导致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同时影响人们对发展的理解和对贫困的认识，他们没有意识到贫困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通过人的能力来改变的。从而形成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群体无意识性格特征，这种群体无意识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从另一角度分析，这种群体无意识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从而延续了贫困。前面提到人力资本是由人的体能和智能构成的一种资本。是个体所拥有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要让个体这一能力增强，即人力资本得以有效提高，需要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投入。处于群体性文化氛围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目前的环境状况下，除了有效改变生存环境，促使环境有利于人类的发挥的同时，还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从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看，一个人具有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不是先天具备的，而是后天投资形成的。因此，需要在教育、培训等方面投入，才能使人力资本得到提升，才能使人力资源发挥有效的作用。而贫困地区的人们没有重视教育、培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的投入非常有限，从而限制了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限制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这种人力资源的群体无意识性格特征得以在贫困地区延续，人们对贫困就不能正确的认识，贫困在人们看来习以为常，也没有意识到贫困需要改变，或者没有办法找到改变的途径和方法，人因此变得麻木而满足于现状，缺乏一种内生动力，缺乏改变贫困现状的动力和行动自觉。一旦缺乏主动性，人们在人力资本上缺乏投入的意识，或投人变得很吝啬，从而制约了人力资本的有效提升。没有改变贫困的自主意识和自觉行为，将使贫困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况，客观上使贫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

劳动教育困境篇（4）

许多孩子学习条件不错，本身素质也好，但学习成绩不佳。究其原因，多数是怕苦怕累，欠勤奋好学所至。在一个家庭中，家长除了营造一个勤奋好学的氛围外，还要精心培养孩子的恒心和毅力，要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比如，要孩子早睡早起，无论什么情况，都要认真落实。如果家庭没有严格的生活制度，父母约人在家里打牌至深夜，早晨睡懒觉，不能按时开饭，家里的东西摆放杂乱无章，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要想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不可能的。其次，要培养孩子的进取心。面对当今世界人才的激烈竞争，尽早开发孩子的智力和才能、用知识武装孩子头脑势在必行。所以要培养孩子树立起永远进取、追求竞争的思想，最后还要给孩子以具体的帮助。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许多这样那样的困难，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走出困境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同样的道理，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失去信心时，家长要帮助孩子解决困难，并耐心的鼓励：困难是暂时的，战胜困难就是胜利。孩子遇到失败而灰心丧气时，家长要及时的伸出热情之手，鼓励他：失败是成功之母，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当孩子见异思迁，不愿做艰苦努力时，家长要以长辈的经验告诫他们：见异思迁、半途而废，最终将一事无成。当孩子因某种挫折感到气恼或沮丧时，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和迁移其消极情绪，尝试着把它转化成中性的甚至积极的体验。比如，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遇到的问题，看看其中是否也包含了一些有意义的因素，让孩子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情。想要在学习上获得满意的成绩，就必须朝着既定的目标勤奋努力，持之以恒。俄国物理学家列别杰夫说：“平静的湖水，练不出强悍的性格；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历史上成就卓越的科学家、名人，在困难的环境里，不但没有泯灭成才的意志，相反，使他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了环境并改造了环境。只要父母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以积极的心态来应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孩子的生活就会时时处处充满阳光。

2、以正确的观点引导孩子

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可谓尽心尽力，成了孩子发展的总导演。在中国，孩子不好好学习是家长最棘手的问题，家长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如果孩子的成绩不好，家长就对孩子持否定态度。“学而优则奖”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家长鼓励孩子学习的常用手段。而美国家长给孩子的奖品从来不以考分来衡量，美国家长给孩子的零花钱是通过“按劳取酬”的方法刺激孩子做家务的。所以美国的孩子参加劳动从不厌倦，而是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积极。中国的孩子并不比美国的孩子差，他们也有劳动的渴望，对一切事情都充满好奇，都想动手做一做。一个男生曾经这样对我说：平时在家里大人们总不让活，说是好好学习就行了，有时也真想尝试劳动是什么滋味、想体会一下劳动的乐趣。由此可见，中国的家长让孩子参与劳动的机会太少了，以至于出现家务劳动“理所当然”的由父母包办代替的不正常现象。他们认为孩子参加劳动，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得不偿失。在家里不鼓励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孩子参加学校的公益劳动，家长也不支持，寻找理由不让孩子参加，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表现。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体力劳动对于小孩子来说不仅是获得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也不仅是进行道德教育，而且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惊人的、丰富的思想世界，这个世界激发着儿童道德的、智力的、审美的情感”可见，家长不重视孩子的劳动教育，必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家长应该清楚，劳动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休戚相关。试想，看着用自己的双手洗干净的衣物、餐具、打扫整洁明亮的房间；望着校园中用自己的双手栽培的花卉、小树，孩子们心中那份对于“劳动创造一切”的情感体验，不是会远远胜于滔滔的说教吗？实践证明，在家里获得正确的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会很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专业教育。凡是在家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则会遭到各种失败。所以要培养孩子在良好的劳动习惯中，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劳动教育困境篇（5）

2008 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不仅远远没有消除，而且随着欧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就业形势的不利影响愈来愈严重。如果说2010 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1 年是最复杂的一年，那么在2012 年则是最严峻的一年。可想而知。解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群，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现实困难和庞大的社会工程。

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困境，目前按其性质划分，大致表现为三种类型，即一般性就业困境、结构性就业困境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困境。

（一）一般性就业困境

一般性就业困境，是指缺乏足够的工作岗位而产生的就业问题，即人多岗位少，基本特征是“人找事”。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大，又处于人口高峰期，加之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在社会人力资源需求没有明显增长的前提下，这种量的变化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一般性就业困境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和将来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二）结构性就业困境

结构性就业困境，是由于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不对应而形成的工作岗位与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不相适应而产生的就业问题。表现为有空闲的岗位，劳动者也有意去填补，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和技术，不能适应这项工作的需要，因而不能就业；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目前仍属人才奇缺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高素质劳动力仍然严重缺乏，目前制约大学生就业的最关健的因素也就是结构性就业困境.

（三）毕业生择业误区带来的就业困境

毕业生择业误区带来的就业困境，是指毕业生出于对职业的选择未能就业而导致的就业困境。表现为个人出于对职业的选择，尽管有岗位空着，自身也不缺乏从事这项工作所需要的素质，只是由于个人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或待遇低等原因，因此，宁肯待业也不愿去填补缺额。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但要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则比较难。大学生并不是没有工作可找，而是不想把自己随便“嫁”出去，更不肯“贱卖”自己，是想找一个“如意郎君”。这样，毕业生择业误区带来的就业困境，就成为大学生就业问题中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还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仅仅是一种表象。

二、造成大学生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

据劳动社会保障部科研所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在“十一五”期间，计划年均新增劳动力需求总量为1800 万，但“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却超过2000 万，每年出现200多万富余劳动力。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数据则显示：2011 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供应总量为4000 万，而需求总量为6000 万。

这两项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总量是供过于求，但专业技术人才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大学生就业困境，既有社会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也有高校教育机制的影响，还有就业指导和就业观念方面的原因。

（一）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滑坡、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对就业形势影响较大。国内大批中小企业和外企的倒闭、迁移和收缩，大幅度减少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海外人员回流，从而使高端竞争出现重心下移，这一情况无疑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带来新的挑战。

（二）高校年年扩招，对大学生就业也有很大的影响。近10 年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逐年增加。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在社会人力资源需求没有明显增长的前提下，这种量的变化对毕业生就业也有很大的影响。

（三）毕业生就业途径单一，人才流动渠道不畅。目前的就业渠道无非是学校推荐、高校举办招聘会，用人单位进校园招聘，供需见面会及人才市场，网络招聘、国际互联网，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熟人介绍、报考公务员，服务西部计划等。报考公务员、服务西部，这些只适用于特定人群。对大多数人来说，网站和招聘会才是最主要的就业渠道，但不能满足毕业生的需求，而且网站和招聘会虚假招聘信息太多，令人望而生畏。

（四）用人单位盲目设置的各种条件带来的就业难。用人单位多数设置经验、性别等障碍，拒绝应届毕业生。还有一些私营企业用工不但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且社会保险、养老金、公积金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也没有很好解决。另外，起薪较低，升幅不大，发展前景不明，并伴有苛刻的扣薪、罚款、辞退等制度。所有用人单位在招人时都追求实用能力和低廉成本。

（五）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

一些高校的办学方法和观念落后，没有市场意识，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大多数高校的专业及课程设置不仅传统守旧，而且具有较大的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不少学校专业划分过细，难以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

（六）毕业生期望值过高。

大学生就业理念也存在很多误区，如“宁到外企做职员，不到中小企业做骨干”、“就业难不如再考研”等。部分毕业生对到基层和生产一线就业的心理准备不足，尚未调整好求职心态，攀比心理和好高骛远的思想依然存在，大多数毕业生就业意原集中在政府机关和外资企业。

（七）宽进没有严出，教育质量下降。

近年来，招生规模与教学质量几乎成反比，说是宽进严出，其实是宽进宽出。只要交足够的学费就可以上大学，只要读完基本学分就可以混个毕业证。而且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尤其是文科大学生。学生经过大学数年的学习之后，对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仍然十分隔膜，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教师的知识结构也依然陈旧，授课内容多为政治化、程序化、空洞化。

三、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把促进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尤其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促进就业工作的首位，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为大学生创造出更多岗位，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指导还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指导和引导工作。

（一）各级政府要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给予政策上的宏观指导。

一是积极推进体制改革，畅通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就业的渠道。采取鼓励性政策，引导更多的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就业创业。

二是要结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知识结构和就业意愿的岗位。同时要加强就业需求预测，引导高校优化专业设置，改革培养模式。

三是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不断完善社会就业服务体系，加大就业援助力度，大量实施基层就业项目，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尽可能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就业歧视规定，维护公平就业权利。

（二）高校要改革教育机制，在提高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

一是要搞好素质能力教育，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首先，教育理念必须从“知识本位、技能本位”向“素质本位、人格本位”转变，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普遍提高，从而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度。

二是要改革教育机制，变单纯的精专业教育为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大专业教育。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大学生都应该有较为广博的知识。没有以广博为基础的“精专”，不是真正的精专。只有通过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坚持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强化实践育人环节，建立并完善就业状况对高等教育的反馈机制，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社会需求与就业的良性互动。

三是要加强内涵建设，大力提升就业指导和服务的水平。要建立完善的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大力开展优质的就业信息服务，强化就业服务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服务职能，提高就业指导的“全程化、全员化、专业化、信息化”水平，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为大学生确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择业观，掌握竞争技巧，积极参与人才市场的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三）精心引导大学毕业生纠正择业误区，变“主动失业”为“主动就业”。

一是从思想上引导，帮助大学毕业生增强就业信心，树立良好的求职心态，注意自我调整，相信自己有实力总会脱颖而出。正确对待挫折。在求职中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切不可因此而自卑，失去信心。遇到挫折后应冷静思考，仔细寻找失利的原因，争取在下次中取得胜利，迎接新的挑战。

劳动教育困境篇（6）

我国高校教育资助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形成了多种形式并存的“奖、贷、助、补、减”五项合一的资助体系。然而目前高校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将工作重心放在资助工作的各项资助管理,对如何发挥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则关注较少,缺乏对贫困生应有的鼓励与引导。我们应该认识到,解决学生的经济困难只是资助工作的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才,才是资助工作的深层目的和最终诉求。因此,高校应该通过精神帮扶、调整资助结构、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等来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以达到全面育人的目标。

一、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因此,做好高校贫困生的帮扶工作,必须在学生资助的基础上注重对资助学生的情感关怀,达到全面育人的目标。

虽然国家和高校通过一系列举措,在经济上资助贫困生,使他们不再为生活费和学费而发愁,能够安心学习。然而,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认识到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以育人为中心,大学生资助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育人环节,一个良好的育人契机。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加强“育人”,把对做好贫困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工作作为资助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职责之一。

二、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育人功能

1.注重精神帮扶

在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基础上,如何解决因经济上的弱势引发的相关问题。就需要各高校积极创新帮扶手段,全面提升贫困生的各种能力,达到育人的目标。要提升受资助学生的各项能力,首先要注重对贫困生的精神帮扶。在“物质扶贫”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扶贫”。有的学生虽然得到了资助,但是内心任然有挫败感和失落感。这种心理,使贫困生不易养成自强拼搏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有的贫困生得到资助后仍不奋发努力,很难处理好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面对人生的挫折时也很难有很强的承受能力。因此,学校一方面用经济手段帮助贫困生解决实际困难、渡过难关。另一方面,要详细掌握贫困生的总体情况和个体情况,注重精神帮助,引导贫困生正确的对待逆境,克服依赖性、养成自立自强的优秀品质。要把国家的、社会的关爱帮助,化为自己努力奋斗的强大动力。

要在贫困生中有针对性地开展“抗逆”教育,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以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自己的现状,正视生活上的困难和逆境,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引导贫困生正视贫困,认识到没有经济上的贫困,只有知识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贫困,应珍惜贫困生活为自己带来的精神财富。同时,学校、社会要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勤工助学等各种渠道增强自我“造血”的能力,培养他们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的意识和品格,这才是育人的根本。

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坚持资助与教育并举,助学与育人并重的帮扶理念,不仅给贫困学生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激励和能力上的提升,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2.调整资助结构

学校在奖学金评选过程中,通过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以优秀学生的事迹鼓励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奋发学习,获取奖学金为自己缓解家庭的困难;在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中,加强诚信教育,培养学生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助学金发放中,让学生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树立感恩回报社会的意识。在各项资助工作中,要特别发挥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通过劳动实践,不仅提高了勤工助学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工作方法,改变了大学生们过去对体力劳动的偏见,同时也增强了对同学劳动成果的尊重和保护意识,培养了勤工助学学生敬业爱岗精神和吃苦耐劳品质。

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心理上不再有被施舍的感觉,有利于克服自卑感,培养其自尊心和自信心。通过勤工助学,让学生了解劳动的艰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增强其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立、自强意识以及感恩意识。通过勤工助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为其日后走向社会就业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工作经验,增加其自信心。

3.构建和谐校园文化

大学生由于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家庭,教育背景和家庭经济状况各异,必然导致学生中容易出现贫富差距、消费差距与心理差距。这些差距使经济困难学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容易挫伤他们的自尊心,产生消极的思想,影响健全人格的形成,同时冲击他们经过多年主流教育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高校应高度重视这一校园现象,特别是它对经济困难学生心理产生的不利影响,积极探索实施弱化差距感的措施,实现“环境化贫”。

高校要强化校园文化建设,把“全面发展,全体成才”的全员育人目标融入到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校园文化中,建立一种民主、文明、平等、相互尊重的校园文化氛围,向学生提供和谐交流平台和施展才华的舞台,使经济困难学生在一种宽松的、充满关爱的环境中学习、生活,获得别人的尊重和支持,在交流中感受到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和人与人之间真挚感情,把自己融入到集体中去,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同时,学校可通过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刻苦学习,带动校园的学风建设;通过经济困难学生的勤俭节约的风尚,端正学生的消费观念,让经济困难学生特有的文化反过来影响整个校园文化的建设。学校还要积极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加入社会的公益活动,使他们在公益活动中增强感恩和回报意识;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参加,让他们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增强认知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树立自信心,提高适应能力,塑造健全健康的人格。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理解资助育人内涵。注重精神帮扶、调整资助结构、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摆脱精神上的贫困,具有健全而独立的人格,从而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黄少玲.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德育考量[J].思想教育研究,2009,(8).

劳动教育困境篇（7）

德宏作为典型的“边疆、山区、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贫困问题一直是制约整体经济发展、城乡和谐、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以深度贫困自然村为调查单元，将农村深度贫困人口作为关注重点，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把握德宏州农村深度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现状，设计符合当地实际的反贫困对策，确保将扶贫工作的重心及趋向、扶贫资源直接面向“最贫穷的人”，实现农村深度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意义尤为重要。

一、德宏州农村深度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现状

目前，深度贫困人口主要聚居于德宏州农村，覆盖芒市、瑞丽、盈江、梁河、陇川五个县市，涉及49个乡镇224个行政村421个自然村。其中，芒市、盈江县和部级贫困县梁河是深度贫困人口的主要聚居地。芒市、梁河、盈江三县市深度贫困自然村深度贫困人口分别为2.92万、1.96万和1.60万，分别占德宏州深度贫困人口总量的35.64%、23.94%和19.55%，三县市约占德宏州深度贫困人口总量的80%①。基于寿命、健康、居住、知识、个人安全等因素，德宏州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处于多重复杂、纵横交错的贫困围城。他们的深度贫困不仅表现为资源短缺、产业局限、经济收入低等显性特征的物质贫困，更凸显出环境、健康、知识、权利等隐性短板因素构成的层层联接、环环相扣的人文贫困困局。

（一）物质贫困

从资源占有指标来看，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资源有限、环境脆弱，资源禀赋呈现局限性、复杂性特征。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深度贫困自然村居住于深山区、中缅边境线，地理位置偏僻、海拔落差大，气候变化大、地形复杂，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率高，霜冻期、干旱期长，自然灾害频繁，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具体来讲，一是生产用地不均衡，适宜耕种的农田少，旱地、洼地、陡坡地多，难以进行农业生产，农产品的产量低、质量差。统计显示，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耕地组成中，水田仅占30.13%，旱地、洼地、陡坡地占69.87%。且有效资源人均占有量小，人均农田2亩以上的自然村仅占7.13%，人均林地5亩以上的自然村占45.8%。绝大多数的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人均农田仅0.97亩，人均林地仅1.1亩②。二是尚未实现对林牧地有效开发利用，林业资源分布差异大，最高的自然村人均林地达156亩，最低人均林地仅为0.01亩③。深度贫困自然村的林木品种单一，质量参差不齐，开发利用率较低，尚未充分实现其经济效益，普遍存在重开发、轻养护的现象。而牧草地尚未形成牲畜、草料的种养规模，缺乏商品经济意识，仍采取自然放养、季节收割的方式，忽视了必要生态建设。三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用水困难，深度贫困人口大多聚居于自然环境较差甚至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耕地少，土层瘠薄，可资利用的水资源极度短缺。调查统计，35.9%的自然村尚未完全实现安全饮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情况，主要通过打井、河流解决生活生产需要，仍存在靠天吃饭现象。深度贫困自然村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极高，农业的自然生产条件极差，适宜播种的粮食作物单一，旱地多以玉米种植为主，土地边际产出率低下。而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单一、资本积累缺失、思想观念保守等因素同时削弱了深度贫困人口对外界压力的反应能力，深度贫困农民为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高度依赖，过度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导致资源承载能力超负荷，加剧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从产业结构指标来看，自然村的一产业比重大、层次低，二三产业欠缺，农业整体经济效益低。绝大多数深度贫困家庭的经营结构单一，仍保持传统的种养模式，难以突破粮、猪型农业结构。具体来讲，在种植业方面，以稻谷、玉米、土豆等粮食为主、辅之甘蔗、茶叶种植，农民长期固定种植单一品种，缺乏尝试高效经济作物的勇气。调查数据显示，粮食播种面积占自然村总耕地面积比重高达90.14%，人均粮食产量仅450公斤，这反映了耕地有效利用率低，粮食生产能力弱，仅能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在畜牧业方面，农民倾向于牲猪、鸡等体积小的养殖品种，采取传统土法圈养、养殖规模小，投入产出效益较低。平均每个自然村的牲猪存栏数达134.5头，大牲畜存栏数仅76头，这也说明由于收入来源单一、现金收入低，农民更偏好生长周期短、能够快速获取经济收益的养殖种类投资。而在二三产业方面，自然村虽有从事的强烈愿望，却缺乏相应的基础和能力，也只能望尘莫及。调查数据，2005年农业收入占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村经济总收入的69.73%，牧业收入占18.94%，转移性收入占6.64%，林业收入仅占3.93%，其他收入占0.76%。而2011年农业收入占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村经济总收入的51.01%，牧业收入占20.85%，转移性收入占17.22%，林业收入仅8.94%，其他收入占1.98%④。这说明了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村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林牧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3以上，尤其种植业收入约占1/2，而外出务工等非农收入比重则偏低。

从人均纯收入指标来看，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基本生存能力差。调查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1年，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仍低于当年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同期水平。2011年德宏州深度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1709元，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42.15%，是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11.30%。这说明了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2，仅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10⑤。客观地说，深度贫困人口经济收入偏低，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四大组成来看，由于自然村主要分布于高寒山区或峡谷陡坡地带，适宜耕作的农田少，农技推广滞后，农业自身弱势性，决定了农产品产量低、质量差，使得贫困家庭经营收入少；自然村水土、林木等资源要素的分布存在不均衡性，贫困人口文化素质低，社会信息获取的渠道闭塞，缺乏必要的商品交易意识，无法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效益转化，导致家庭的财产性收入低；由于农业人口比重大，迁徙能力低，人地矛盾尖锐。妇女、老人与儿童占有较大比例，病残人员多，使得主要劳动力的赡养负担系数大，形成了深度贫困自然村人口密度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负荷，国家财政支农转移性收入对改善农户现状收效甚微；而自然村公共服务项目缺失，无法获取必需的教育、技能，综合人口素质低，非农就业能力弱，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造成了贫困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低。此外，由于区位差异、资源占有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就县市而言，自然村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2011年深度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占本县市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情况，芒市为40%、盈江35%、梁河60%、陇川50%、瑞丽30%（见下表）。深度贫困农户人均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超过收入水平，他们的物质资本一般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见表1）

（二）人文贫困

首先，深度贫困人口整体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短。调查发现，深度贫困自然村无法实现对外物流、人流、信息流的顺畅对接。在教育方面，教育资金投入有限，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且素质不高、教学质量偏低等现实，导致农村教育发展存在着明显滞后性。简单的农业生产，对教育的回报率不明显，农民投资积极性低，尤其是高中以上农村教育的缺失，掌握科学技能的人才数量少，学历结构不合理，导致深度贫困自然村的人力资本匮乏。随机抽取100个深度贫困自然村作典型样本，统计显示，100个深度贫困自然村涉及21944人，其中：文盲半文盲占25%，小学占50%，中学占24%，大专以上占0.8%⑥，这说明了深度贫困人口小学毕业比重偏高，文盲半文盲人口仍占一定比例，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偏低。低素质的人力资源，不仅使深度贫困自然村劳动力对其他职业的竞争力和外部环境的适应力极低，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深度贫困自然村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和生产效率低下的格局。

其次，深度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单一，非农就业竞争力弱。由于文化程度低，深度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经济能力弱；加之，受贫困自然村地域偏僻、交通阻滞、信息闭塞等因素影响，主要劳动力向外转移困难。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自然村的道路为泥土路面或弹（砂）石路面，交通条件差，无排水系统，农民出行难，仅10%的自然村实现柏油路面进村。而农田耕种和照顾家庭病残成员的需要，使劳动力外出从业或打工的周期小、时间短，外出人员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不稳定，安全隐患大，工钱低，劳务收入少。统计显示，2005年和2011年外出务工人员分别占深度贫困自然村总人口的3.62%、5.46%。此外，深度贫困自然村劳动力负担过重，老少扶养比较高。劳动力赡养系数高达59.7%，即平均每个劳动力要负担1.67个老人和小孩⑦。

第三，医疗服务水平低，劳动力体能弱。公共卫生服务滞后，农民身体素质弱、患病率高，个体健康状况差，是深度贫困自然村人口的普遍现实。调查发现，38.13%的自然村尚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主要依靠河水、井水进行生产生活；46.19%的自然村无卫生室，农民无法享受基础卫生保健和健康服务，缺医少药。长期受营养不良和地方病的影响，在身高、体重方面深度贫困人口低于正常水平，直接影响其吸纳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的积极性、主动性。实施新农合制度，为实现农村医疗互助救济，减轻农民经济负担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深度贫困自然村整体经济水平偏低，加之其宣传辐射效应较小，农民普遍认识不足，受家庭收入限制，其参与度较低，效果不如人意。此外，深度贫困自然村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文化建设滞后，低保覆盖率低，乡村精神生活贫乏，辐射带动人数较少。

综上所述，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单一、思想观念保守等因素，致使深度贫困人口的创新力、应变力弱，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返贫机率大。此外，深度贫困自然村多处于边缘地带，无法享受社会公共服务，交通通讯不便，教育质量差，尤其医疗服务欠缺，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物质、精神和健康要求，导致深度贫困人口的人文贫困更甚于物质贫困。

二、加快德宏州农村深度贫困人口脱贫的对策建议

（一）打破贫困区域界线，推进跨县域空间集聚

始终遵循科学发展观，围绕统筹城乡要求，坚持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原则，根据“中心―理论”，把零星分散的深度贫困自然村以整村推进、移民搬迁等方式，打散县市、乡镇、村寨之间的既定范围，实现深度贫困自然村跨区域的连片集聚；通过空间整合、区域重塑、群体融合等手段，实现深度贫困农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空间、村落再造，为深度贫困人口重建创新生活圈。综合考虑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按照联动发展、辐射周边的原则，将自然村深度贫困人口脱贫、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确保农业可持续生产、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均纳入城乡建设的范畴内。要以贫困行政村规划为平台，以深度贫困自然村为扶持对象，瞄准最贫困的人群，集中力量、整体推进。结合深度贫困自然村现实，分析深度贫困自然村生态、资本、人力资源现状，进行聚类施策。一是，具备自然资源优势的区域。处于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范围内，具有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高、林木经济有开发潜力的；水资源覆盖率高，作为饮用水源、发挥水源涵养保护的深度贫困自然村，坚持禁止开发、优先保护、永续发展的原则，实施移民搬迁、整村推进工程。二是，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的区域。对于人口密度大，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大的深度贫困自然村，要加大劳动技能培训，以物流仓储、加工制造等功能区对接，坚持劳动技能培训与现实工种相连，重点培养物流人员、仓储管理员、制造加工工人；三是，具有民族文化优势的区域。对于交通较便利、少数民族聚居的深度贫困自然村，把握特色民族文化、风景人文资源的优势，打造民族人文生态风景名胜区，对深度贫困人口进行商品贸易、旅游文化方面的重点培训，通过商贸旅游提供其就业扶持，加快深度贫困人口脱贫步伐。

（二）统筹易地搬迁扶贫，实施生态移民工程

加大易地搬迁扶贫力度，对资源负载过重、发展空间狭小或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贫困自然村，远离村、组以及公路或交通干线，信息闭塞，用水、用电、子女上学困难的贫困户和正常的基本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散居、独居户，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保障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前提下，采取小规模集中、插花安置方式等方式就近搬迁安置。在搬迁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好移民与当地农民的关系，落实好搬迁户的土地、户口、子女上学等政策，尤其要落实好搬迁农户的土地长期使用权，使农民“迁得进，稳得住，能脱贫”，并保证必要的资金重点用于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配套工程建设[1]。针对自然条件贫乏、生存环境恶劣的深度贫困自然村，应根据自愿原则、海拔由高迁到低、同源文化、同族群体迁移等原则实施异地移民搬迁，再创深度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引导深度贫困人口向具备经济实力与就业容量、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建立政策引导、项目带动、社会参与、企业介入、移民开发运行机制等发展对策，以保障生态移民生产生活的稳定，不断增强他们的自立自强意识，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要加强迁入地建设，完善移民的属地管理，对移民要一视同仁，使当地居民能够和新迁入居民和睦相处，进而降低社会摩擦成本。

（三）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农技推广

依据深度贫困自然村的资源优势，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大农民的科技教育投入，为深度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首先，保证原有种植、畜牧产业的稳步发展，重点培育有发展潜力的特色农牧产品、特色经济作物，优化农产品品种、品质，增强特色农产品有效供给，形成区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逐步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积极树立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意识，培育产业龙头，规范农产品采后处理的检验检测，保证农产品质量卫生，重视农产品的深加工，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运用品牌效应带动深度贫困自然村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增产、增效、增收同步。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工商税务的市场资讯反馈优势，以及农产品营销大户的参与积极性，创办深度贫困自然村农产品“收购+运输+销售”网络，切实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实现农产品“产―加―销”的良性循环。其次，强化科技进步，加快农业技术推广。做好对农民“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辅导，推广节水节约土地的农业新科技，提高深度贫困自然村农业生产科技含量。积极采用旱作农业栽培技术，尝试农林间作、作物套种、农牧结合等模式，提高深度贫困自然村水土、林牧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和生产技能，引导农民发展绿色、生态、高效农业[2]。

（四）加大深度贫困人力资本投资

加大教育扶贫力度，提高深度贫困人口的生存技能和综合文化素质。立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两基点，探索教育培训新路径，切实把深度贫困区域教育放在超前发展的位置。首先，巩固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一是依据区域分布特征，适当增加基础教育办学点，保证深度贫困区域教育扶贫资金投入，实施深度贫困人口的对口教育扶贫项目；二是努力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主体民族教育内容的双向对接。探索外引与内推相结合的双师互动教学模式，解决少数民族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问题。外引即坚持将优秀教师下乡锻炼提上日程，建立城乡公共资源教师互动体系，实施跨城乡的师资定期交流互派计划；内推即推选自然村内部熟悉本民族语言、文字，并能用汉语交流互动的人员担任民语教师，通过扶持本村少数民族作为教学一线的教师，制定相应专项补贴与优惠政策、解决编制和待遇问题。以一门课程一堂讲课二名教师的形式，实现教学方式的改革。第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为主，大力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支持中高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提高职业教育经费占当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充分认识深度贫困自然村现实条件的约束，即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不高，民族构成差异，重点发展深度贫困人口职业教育。由政府牵头，州、县市职业学校承担培训，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具有民族区域特色和产业经济特色的技能型人才。一方面，创新农村技能培训模式。采取短期培训和长期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坚持将基础文化教育与农业生产知识结合，把科学生产、耕作技能以及三产业服务业基础技能作为培训重点。探寻政府、企业、高校与农民之间的契合点，大力发展劳务产业，拓宽非农就业领域，调动劳动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强化劳务输出组织管理服务，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务输出基地，保证农村人力资本投入高效、持续进行；另一方面，实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认清深度贫困人口的民族构成差异，实施职业培训时，尤其重视民族特征，设计差异性职业培训计划。加强少数民族的普通话学习，提升其交流水平，着重丰富人际协调、提升沟通技巧，增强少数民族社会融合度。

（五）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政府要不断提高深度贫困自然村合作医疗保障强度和保障范围，增加其公共卫生支出，建立自然村医疗救助体系，防止农户因病返贫、因贫失医。（1）加强农村健康服务的管理。建立强化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从硬软件入手改善其医疗条件，足额配置村级医务人员，对自然村医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其业务技能，努力实现“无病能预防、小病就地医、大病及早发现”。坚持公共卫生的非营利性，采取中西医并重方式，保证药品及医疗设备有效供给，实现深度贫困自然村医疗卫生“安全、有效、方便、价廉”。（2）加强对深度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重视自然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发挥卫生疾病防控部门的服务作用，宣传普及健康生活的行为方式。让深度贫困人口学习卫生知识、营养科学、饮食均衡等有关身体健康的常识，逐步改善身体状况，降低疾病发生率，掌握基础的医学应对措施。改变其传统的健康观念，增强其健康意识，逐步克服深度贫困人口不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3]。

注释：

①2011年德宏州发改委、州扶贫办提供数据整理计算。

②依据2012年德宏州县市农经站数据整理汇总。

③依据2012年德宏州县市农经站数据整理汇总。

④依据县市农经站提供《农村集体经济统计表》整理计算。

⑤德宏州深度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11年五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取算术平均数。

⑥依据2012年实地调查数据计算整理。

⑦依据2012年实地调查数据计算整理。

参考文献：

[1]廖元昌.德宏州深度贫困自然村特征及反贫困对策探析.科学时代[J]，2012年第23期：4.

[2]胡红斌.德宏州生态农业发展问题初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J]，2012年第5期：94.

劳动教育困境篇（8）

一、引言

发展经济学对贫困问题的长期研究揭示出，在极端贫困家庭中女性(或女童)是家庭资源分配中最终的“牺牲者”或“受害者”――世界贫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贫困者是女性(包括女童)。该数据展示的严峻事实是，贫困人口并非均质的而是存在性别不平等，女性常常是贫困群体中的最贫困者。虽然现代社会中女性在某些领域享有与男性同等权利，但各种制度排斥、社会习俗等障碍使女性处于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边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女性贫困问题就引起女性学、发展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也成为政府研究机构及妇联等社会群众团体较为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对女性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从女性主义、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等角度来探讨女性贫困指标和内容、女性贫困的测度以及反贫困方法等。针对女性贫困问题，学术界和发展研究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妇女贫困的方法，如反贫困方法、平等和福利方法、效率方法等。

从代际传承角度审视长期贫困的复杂性、持久性，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它增强了经济学对家庭贫困与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动摇了长期以来治标不治本的扶贫返贫战略的有效性。虽然不同经济学家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定义有所差别，有的认为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穷父母将其贫困和不利因素传给子女的过程(E.Carroll)；有的直接定义长期贫困为贫困的代际传递(K.Moore)；)联合国2005年世界青少年报告正式定义贫困代际传递是贫困在几代人之间的转移，既包括个人也包含公共范围。时至今日，人们对贫困代际传递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家庭贫困状态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再次传递给后代的循环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鉴于女性在抚育后代、家庭未来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使我们必须认识到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度，在这个代际传递链条中作为母亲的女性角色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贫困女性欠缺足够的营养健康、医疗保障和完整教育，削弱了她们乐观开朗的情绪控制能力和自信能力，弱化了她们对子女的早期喂养能力与早期教育能力，限制了子女成年后社会竞争力和自我提升能力，抑制了子女未来创造财富的能力发挥，甚至使子女辈产生对社会的仇视情绪和失衡心理，进而可能危及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增长。

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代际传递

科尔曼(Coleman，1966)关于家庭背景是孩子获取良好教育首要因素的论述，使得“如何使子女获得成功教育的问题”就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科氏论证良好的教育有助于孩子未来获得更多的收入，高的收入进而可以支撑后代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反之，贫困的家庭不能够为后代提供足够的教育支持，那么在后代成年后其收入水平将处于较低状态，不足以为其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如此反复。

20世纪60年代的“布劳一邓肯模型”是最早反映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地位如何影响子女取得社会地位的模型。该模型通过复杂而严谨的递归模型分析，计算出各种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被调查对象职业地位的影响程度。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财富状况同孩子的入学年龄、学习成绩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程度一直都是许多学者研究的核心。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明显的差异，但在通常情况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关联。

在一份有关菲律宾农村地区的研究中，Quisumbing(2007)就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亲近关系和财富状况对子孙辈的受教育程度和土地分配情况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父母与孩子受教育状况之间的关联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发挥作用，即使是在发达国家，这些渠道和方式也很少被人们深入研究和完全理解。同样地，教育成就和相关因素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在社会经济动态中得到反映和体现。Yaqub(2000)的研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动态的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和不明确的。受过教育的父母可能更倾向于希望孩子也接受教育，能够理解教育的潜在利益，并能够帮助孩子进行学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同样也可能反映和代表父母的财富状况，受过教育的父母能够提供更多的学费和教育资源、营养食品以及更加舒适的家庭环境，不太可能强迫他们的孩子做童工，在经济萧条时期，也不太可能被迫让他们的孩子退学。

在Janet Currie(2008)的论证中，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以父母的健康、教育、财富和职业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它们关系到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水平。当孩子的健康成为家庭生产函数中的产出时，父母期望效用最大化函数公式是Ut=U(Qt，Ct，Lt，；Xt，ul，slt)，这里：Q是孩子的健康存量，c是其他物品的消费，L是闲暇，x是外生的口味转移向量，u是单个人特定的口味转移向量，ε是对偏好的冲击。对孩子的健康投入能够影响父母的效用水平，由此，当富裕家庭拥有较高的预算约束线时，可以为孩子支付昂贵的医疗护理、购买符合环保标准的高价玩具以及没有被污染的食品等。Janet Currie的动态模型揭示出与Quisumbing一致的观点，即孩子今日的健康存量取决于父母往日的投资水平，孩子的健康与父母的教育水平以及由教育所决定的职业、地位、收入等密切相关，它不仅仅对孩子自身很重要而且还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子女后代。

Gordon B.Dabl(2005)以法定婚龄、辍学年龄和参加工作年龄作为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寻找女性贫困与女性早婚、提前辍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结果是：一个少时早婚的女性将来年长时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是31％，同样，提前辍学的女性将来生活窘迫的可能性是11％。

三、女性社会权益与地位的代际传递

贫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是她们在家庭中从属性的自然延伸和必然渗透。这种低层次性表现为：社会权利和言论的不被重视；社会、文化舆论对贫困女性的蔑视；人际交往对象的低层次性以及自我价值实现困难重重。现代社会中女性占有发展资源和机会的缺乏以及社会分工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成为女性贫困的直接催化剂。

2008年的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er研究报告指出，男性与女性(或男童

与女童)在贫困中的遭遇是完全不同的，女性或女童权利的被剥夺较之于男性或男童更为严重，她们面临的生活境遇更为脆弱。经济上的窘迫、家庭中的从属性和社会生活中的低层次性都在不同程度地摧毁贫困女性的心理自卫防线，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的低下，理智或正确地对待外界影响的能力较差，保持内心平衡和满足状态的能力较弱，并在抚育子女过程中将这种脆弱性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特别是女童。女性在养育后代、照顾家庭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职责使女性贫困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一个非常关键链条，有利于女性摆脱贫困的公共措施往往具有显著的政策溢出效应。

在中国农村低收入地区女性通常比男性从事更长时间的劳动，然而与男性相比，她们在低收入的农业劳动和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在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私营活动和挣工资活动上比男性花费的时间少。由于这种不利于女性的劳动分工结构的存在，使女性的消费水平和在家庭中的决策权远远低于男性。联合国曾经有一个估计，女性干了世界上67％的活儿，但只得到了全世界10％的收入。P.Bhargava，K.Mathur和S.Rajagopal(2005)收集有关家庭与孩子的数据，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家庭贫困与环境资源退化、人均土地、家庭欠债、疾病、儿童教育等关系，指出社会不公平、妇女地位低下使女性贫困在跨代传递中尤其突出，要打破贫困的传递，必须建立起能给贫困女性提供脱离代际贫困或生命历程贫困的潜在机会和政策环境。

照顾幼儿和老人等家庭责任对女性从事高收入的劳动、参加挣工资活动和私营活动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Hilary Hoynes(2005)等人对美国贫困家庭的研究发现，家庭结构与贫困有很强的关联性，特别是女性户主家庭(或单亲母亲家庭)处于贫困状态的数量明显在增加。各种社会制度因素和价值观的转变导致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变迁，离婚家庭或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使得美国社会的家庭贫困率由1967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17％。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减缓贫困的政策计划，但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的机会等方面，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女性为户主并携有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所体现出的政策效应相当微小，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决策与贫困的女性户主家庭基本没有关联性，政策对于贫困家庭获取更多的社会福利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是贫困的减少，而当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力度供给量明显增加时，贫困家庭的数量才会出现下降。

当大多数学者在与男性的比较中关注贫困女性社会地位和权益时，Jeffrey R.Kling，Jeffrey B.Liebman，LawrenceF.Katz(2005)等人以独特视角发现邻居之间的和睦相处(或社区环境)能够有效缓解贫困特别是女性贫困。Jeffrey R.Kling等对美国5个城市贫困家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虽然邻里之间不融洽并不能够显著地恶化社会经济产出，但友好的邻居或社区关系可以塑造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别是年轻女性的品行，能够赋予女性足够的尊严和健康的心态，进而影响到她们在未来社会中的心智能力和创造产出的竞争力，因此友好的邻居关系比所谓的减贫政策更能够有效地缓解女性的贫困。

四、女性营养健康的代际传递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缺乏安全饮用水源，医疗卫生环境相当贫瘠，繁重的家务和生产劳动使得这些女性的生活格外劳苦，身体健康状况较差以及发病率较高在这些女性身上相当普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2年全国农村地区妇女分娩率只有71.6％，城市地区这一数据是89.4％，农村92％的女性没有参加体育锻炼。我国西部地区女性健康人口比重为92.1％，比男性低1.7个百分点，患病女性多表现为慢性病和体弱多病现象，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女性中的患病人口也急剧增加。不良的健康环境和习惯不仅困顿了家庭致富的征途而且严重威胁着这些地区女性和儿童的生存。

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水平限制，贫困女性缺乏如何选择健康行为和主动预防疾病的卫生知识，可遗传、可传染的疾病和残疾在贫困跨代传导中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在越来越多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地区中，母婴传播艾滋病目前是导致婴儿死亡的最大致因。在非洲约15％-20％的婴儿感染HIW，赞比亚、马拉威的孕妇中HIV感染率超过了25％，在博茨瓦纳的弗郎西斯镇和津巴布韦的哈拉雷，产科医院里孕妇HIV感染率已高达40％。像其他疾病一样，母婴传染型HIV除了造成孩子的不健康和死亡之外，还会使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和程度恶化，因为这些家庭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来治病和看护，失去劳动力并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ShariIaBegum和Binayak Sen(2005)从产妇健康与儿童健康、儿童可能摆脱长期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论证女性健康与资产一样是传递贫困的主要渠道之一，保障妇女的基本健康不仅可以使下一代免受疾病的困扰，而且能够使后代特别是女孩拥有良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

Sandra E.Black(2005)以挪威婴儿出生时的不同体重数据作为分析指标，进行系列比较研究后发现，出生时体重过低的婴儿在一岁以内的死亡率明显比体重达标的孩子要高，而且在长大成人后的身高、智商或情商、教育程度与收入等都与出生时的体重相关，低体重的婴儿未来的教育(智力)水平、收入水平也明显偏低。贫困地区女性消费水平和在家庭中决策权远远低于男性的现实，使得贫困家庭女性的生活比男性更为艰难，在家庭有限支出和有限食品首先满足男性需求的社会模式中，女性生活质量、营养健康水平被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直接影响到子女(胎儿)的发育和健康。

孩童时期的营养对于孩子的长期健康和受教育状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营养不良对孩子的身体、智力、精神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非常显著，女孩糟糕的身体发展会对她们将来的孩子健康造成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Guo和Harris(2000)明确阐述了5种非遗传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平衡和调节了家庭贫困对孩子智力发展的影响，包括孩子认知能力的激发、抚养和培养的方式、自然生态环境、健康状况，以及孩子在出生和孩童时期的不健康等。R.Black-man和R.Litehfield(2001)，L.Chrisfiaensen和H.Alderman(2004)的研究证明母亲对营养知识的了解程度对儿童营养情况有很大关系，母亲自身的营养不良导致其贫困状态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妇女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知识水平对打破贫困在跨代之间的传递具有重要作用。

五、消除女性贫困、促进和谐增长

贫困女性生存空间的性质和特点、获得营养食物的能力，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都在按照某种模式传递给她们的下一代，如果解决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贫困问题，那么整个社会的贫困也就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来自历史经验、思想观念、

经济结构、文化认同、社会习惯等多方因素，约束了短期内消除女性贫困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女性贫困是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一种长期性现象，是不可能通过紧急动员方式可以解决的。只有政府、社会机构、妇女组织等合力做出相应的制度性选择，才能促进贫困女性收入和福利的增长，改善她们的生活状况，为下一代提供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增长。

(一)赋予贫困女性教育平等机会

正如美国学者Alike Wessols(2004)所说：“我们不承认越来越贫困和弱势是做母亲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考察了男性中心的观念如何被用来剥夺母亲获取经济稳定的机会，并说明要使母亲免遭经济上的无保障，先要改变这些社会建构”。“如果妇女既要成为尽心的母亲又要成为经济行为人，她们就造成了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断裂。因此，贫困妇女做了母亲开始承担照看孩子的工作以后，即使她们人还在工作岗位，现行的规则和限制也使她们失去了平等进入劳动市场的机会。因此，政府目前的任务，是制定经济政策，而不是强化提供经济成功机会的男性中心的观念”。

鉴于母亲教育程度高低对儿童完成中学教育的可能性有重大影响这一事实，赋予所有女性(女童)与男性平等的教育机会是解决女性贫困的第一步，加强母亲教育尤其是加强女童教育的投入尤为迫切和重要。有研究显示，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或增加她们的营养知识对儿童营养改善的效果要比收入提高而带来的影响更大更快速。进一步而言，贫困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将来贫困家庭获取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步伐也就更快更容易。在中国除了认真实施救助失学女童重返学校的“春蕾计划”外，还应制定和实施教育成年妇女的“母亲计划”，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相关制度改革。有人言，作为贫困地区资源财力支柱的勤劳女性，“你给她一个机会她肯定给你一个奇迹”。

(二)创造女性社会资本平等的机会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性的网络关系，可以减少人们实现目标的成本。贫困女性在寻求工作或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如果能有更多的支持性关系，将会减少成本并增加成功率。现实生活当中，作为社会性别实践的男性对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的控制，形成男性对权利、资源分配的控制。女性被视为“无权”的群体，无法与男性一样控制资源，这导致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财富、地位和权力以及与个体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地位以及社会关系方面均弱于男性。因此，缺少资源的女性无力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实现互惠，也就难以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持续互动和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当互惠原则不能得到坚持，女性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和支持力度就势必弱化，甚至出现社会网络的断裂。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建立起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网络就更为困难。相比于男性来说，在形成社会资本这一链条上，女性一开始就是“断裂”的，女性走向贫困的初始条件明显比男性更为充分。

贫困女性要挣脱贫困代际传递链条，必须通过发展工会、协会、商会及各种互助协作组织尤其是妇女组织等民间组织，将分散的贫困女性个体组织起来，突破狭隘的家族观念培养其参与意识，形成一张女性横向社会互助支持网络。通过这张网络给贫困女性提供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相互信任的机会，从而增强贫困女性的自信能力，不断发掘女性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提高她们的集体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自身的反贫困能力。

劳动教育困境篇（9）

1、产业扶贫：贫困户有8户发展果业种植，黄桃面积35.8亩，政府补贴资金每亩1000元，发放资金35800元；林场正在改造茶园面积300余亩，作为两个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基地，并安排贫困户抚育生产。

2、教育扶贫：今年贫困学生高考专科录取新生3人，每位贫困学生材料都上报到市扶贫办及市教育局，由市教育局发放教育帮扶资金补助3000元/人，林场给予500元/人奖励。同时申报吉安贫困学生教育临时救助3000元/人，井冈山旅游中专2人“雨露计划”资金3000元/人，以上教育帮扶资助资金20000元。幼儿园全日制9年义务教育、高中学生13户14人，教育扶贫资助资金25900元，共获得教育帮扶资金45900元。

3、保障扶贫：49户贫困户中有37户55人享受低保政

策。

4、健康扶贫：49户184人，贫困户2018年新农合、商业医疗保险、新农保缴费全部由政府统一代缴，市内就医全部一站式报销住院费，市外就医报销人员在井冈山市民中心医保窗口进行二次医疗报销。

5、 安居保障：所有贫困户住房经维修已达安全标准，

其中贫困户25户96人，已于2016年移民，安置在罗浮梦想家园和幸福家园，并为每户移民户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月工资700元，与市劳动就业局签订了三年合同。

6、美丽乡村建设：两个点财政资金共60万元，进行饮

用水改造、入户道路硬化、居住环境美化。村庄环境整治，财政资金共55万元，对村庄道路、桥梁、排水沟等进行维修、改造、整治。以上项目的建设施工，安排村里的理事会牵头负责，带领村民自主施工，贫困户劳动力优先安排做事，在家门口可以赚到劳动工资。

7、生态保护工程：林场新增乡道公路的边沟清沟除草、防火线维修、防火林道维修等共计15万元，优先安排贫困户劳动力，增加劳动收入。

8、村级集体收入：整合土地资源今年以来达到村收入2万元。入秋以来，林场安排两块茶园110亩+230亩，分别给两个村作为村集体经济的产业基地，由村干部负责管理，优先安排贫困户劳动，进行抚育、修剪、补植，明年春天即可采茶出售，产生经济效益。

劳动教育困境篇（10）

1．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观念落后，政府、民众对其不重视，师资力量薄弱，涌出大批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教育地位有所提高，但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备陈旧、教师队伍人才流失等等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发展困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是各种社会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这个闭合的系统中，若不采取调节措施，在这些困境下衍生的问题又将反馈于社会系统，进一步加深社会问题，加剧两极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2．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1）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并出现了教育经济学等研究分支。经济增长影响着教育的普及程度，方式和手段，推动教学内容的更新，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理想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间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教育投资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反馈关系。

（2）社会问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①社会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农村教育与城镇基础教育质量差距大，农村基础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同时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大多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城市教育户籍制度等限制下，尚无能力携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空缺，其责任和义务部分转移给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②人口素质的制约。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在我国农村，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小农社会封建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把“离农”作为学习目标，将升入城镇重点高中视为唯一出路。应试教育限制了其中高等教育素质的培养。

教师素质亟需提高。近年来，教师人才大量流失，无法引入新的人力资本，教师群体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教师创新、改革精神薄弱，无法应对新课程等改革。基层地方官员素质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对经济建设促进作用的后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公共基础建设、引入外资等眼前事务。这造成了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不重视，投资少，学校硬件设施得不到保证，且经常拖欠老师的工资，加剧了教师的人才流失。

③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完善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层序化结构高度发达，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层序的空间结构使教育政府投资、慈善投资呈现出了“漏斗式”的划拨管理，不能有效地直接投入到农村教育上。层序社会结构中空间管理结构下领导者的选拔，并非民主选举，内部管理模式僵化，教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内部动力的内耗。

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衍生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介入教育、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系统，破坏了原有系统结构，滞延了这一正反馈，未能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良好发挥。

3．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初探

（1）国家政策的重视。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组织目标发展为“以发展教育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我国实行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放宽农民城市化的户籍、就业、教育等政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农村基础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需加大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外来人才。

（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对实现劳动力进城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据农业部门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低下的劳动力素质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商业化陷入困境。普及、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基础教育是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

（3）基础教育改革配套系统制度的完善。因农村人口分散度大等特点，农村基础教育是覆盖面很广的“面式教育”，城市化进程使这样的特点更为明显，给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完善的寄宿管理、配套公共基础设施之外，也应具备良好师资、保育技能等相应要求，以保证学龄儿童的教育和生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