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融合篇（1）

[关键词]统筹城乡；产业融合；产业枢纽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消极影响的日益显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地要求城乡统筹，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因为，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两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因此，探讨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改变目前城乡产业分离的现状、推进城乡产业的转换升级和协调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认识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要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互动、工农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推进，所以，发展经济就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靠城乡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乡相关产业的统筹发展，推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

产业融合，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出现的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预示着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革命的开始，并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刻变革。产业融合为我国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途径。通过城乡产业融合，能够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变革，突破城乡产业分立限制，打破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塑造出新型横向结构，产生边缘、交叉产业，促生新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经济式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聚集并释放出城乡产业内部所具有的潜力，拓展城乡产业的利润空间，可以解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结构雷同的现象，形成合理的城乡产业分工体系。

（三）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城市和农村被作为两个独立的板块，自成体系、自我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一方面，城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工业为主，农村则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农业为主，两者形成明显反差。另一方面，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关联度不高，城市对农村起不到应有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突破口，通过城乡产业的相互融合、分工协作、互促共进，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一体化发展。

（四）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脆弱，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二是工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低，竞争力不强；三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实行城乡联动，统筹城乡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加强农业还是提高工业或发展服务业，都不可能仅靠城市或农村就能单独完成。因此，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思路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就是指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产业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一）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必须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扶持一体化。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完善三次产业的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要以现代农业理念破解农业难题，以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形成城乡产业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格局。具体措施为以下四点。

1．通过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营造出新的就业空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来源于/

2．通过农业与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互补性融合，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3．城乡产业融合会使城乡产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统一的分配格局，使经济要素在城乡产业间进行统筹整合，并以产业链条为主导在区域经济范围内集中配置，使城市产业资本持续投入农业和农村产业，使区域经济资源综合发挥效益，做到优势互补，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资本不足问题。4．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各个环节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的结点。即农业、加工业、流通贸易业合理地布局在乡村、小城镇、城市的地域空间上，以产业为纽带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各个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使产业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促使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二）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城市化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要求的产物，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作为依托，产业转移也必然要推动承接地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又为工业化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网络和组织体系。只有根据产业发展来给城市定位、建设城市，才能做到低投入、高产出，才能使城市充满活力。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紧密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构筑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城市的服务功能将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这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树立科学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产业、人口的集聚趋势和土地、水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在把握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关系中，要把单纯依赖开发区（园区）发展制造业的思路，调整到依靠城市工业功能区和专业镇发展工业、促进产业集聚上来。

（三）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枢纽，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业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

1．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农副产品加工业连接着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农副产品加工产品的用途在不断增加，所应用的行业和领域不断扩展，它的发展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工业反哺农业，机器制造业为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设备，使其通过改变产品结构消化过剩的产能。因此，农副产品加工业有着产业融合的天然属性。

2．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多样性，可以解决产业发展过程的同构性。各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本地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的等次、程度、种类，形成自己的最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体系。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可以利用“资源就在手头”这一天然要素的禀赋，大大节省成本。比如，农副产品具有数量大、份量重、易腐烂等性质，在原料产地就地加工，可以减少损耗和运输费用。

3．农副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性。农副产品加工业涉及上下游众多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性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副产品加工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农副产品加工业是推动农业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空间枢纽，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小城镇的枢纽产业，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支撑，为小城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提供物质基础。它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起飞，实现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协调、双向带动、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郭翔宇.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4,(5):76-78.

城乡经济融合篇（2）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消极影响的日益显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地要求城乡统筹，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因为，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两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 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因此，探讨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改变目前城乡产业分离的现状、推进城乡产业的转换升级和协调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认识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要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互动、工农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推进，所以，发展经济就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靠城乡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乡相关产业的统筹发展，推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 

产业融合，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出现的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预示着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革命的开始，并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刻变革。产业融合为我国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途径。通过城乡产业融合，能够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变革，突破城乡产业分立限制，打破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塑造出新型横向结构，产生边缘、交叉产业，促生新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经济式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聚集并释放出城乡产业内部所具有的潜力，拓展城乡产业的利润空间，可以解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结构雷同的现象，形成合理的城乡产业分工体系。 

（三）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城市和农村被作为两个独立的板块，自成体系、自我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一方面，城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工业为主，农村则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农业为主，两者形成明显反差。另一方面，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关联度不高，城市对农村起不到应有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突破口，通过城乡产业的相互融合、分工协作、互促共进，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一体化发展。 

（四）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脆弱，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二是工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低，竞争力不强；三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实行城乡联动，统筹城乡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加强农业还是提高工业或发展服务业，都不可能仅靠城市或农村就能单独完成。因此，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思路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就是指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产业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一）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必须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扶持一体化。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完善三次产业的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要以现代农业理念破解农业难题，以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形成城乡产业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格局。具体措施为以下四点。 

1．通过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营造出新的就业空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通过农业与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互补性融合，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3．城乡产业融合会使城乡产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统一的分配格局，使经济要素在城乡产业间进行统筹整合，并以产业链条为主导在区域经济范围内集中配置，使城市产业资本持续投入农业和农村产业，使区域经济资源综合发挥效益，做到优势互补，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资本不足问题。 

4．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各个环节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的结点。即农业、加工业、流通贸易业合理地布局在乡村、小城镇、城市的地域空间上，以产业为纽带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各个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使产业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促使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二）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城市化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要求的产物，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作为依托，产业转移也必然要推动承接地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又为工业化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网络和组织体系。只有根据产业发展来给城市定位、建设城市，才能做到低投入、高产出，才能使城市充满活力。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紧密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构筑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城市的服务功能将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这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树立科学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产业、人口的集聚趋势和土地、水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在把握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关系中，要把单纯依赖开发区（园区）发展制造业的思路，调整到依靠城市工业功能区和专业镇发展工业、促进产业集聚上来。 

（三）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枢纽，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业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 

1．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农副产品加工业连接着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农副产品加工产品的用途在不断增加，所应用的行业和领域不断扩展，它的发展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工业反哺农业，机器制造业为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设备，使其通过改变产品结构消化过剩的产能。因此，农副产品加工业有着产业融合的天然属性。 

2．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多样性，可以解决产业发展过程的同构性。各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本地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的等次、程度、种类，形成自己的最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体系。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可以利用“资源就在手头”这一天然要素的禀赋，大大节省成本。比如，农副产品具有数量大、份量重、易腐烂等性质，在原料产地就地加工，可以减少损耗和运输费用。 

3．农副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性。农副产品加工业涉及上下游众多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性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副产品加工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农副产品加工业是推动农业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空间枢纽，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小城镇的枢纽产业，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支撑，为小城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提供物质基础。它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起飞，实现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协调、双向带动、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郭翔宇.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4,(5):76-78. 

城乡经济融合篇（3）

前言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消极影响的日益显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地要求城乡统筹，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因为，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两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因此，探讨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改变目前城乡产业分离的现状、推进城乡产业的转换升级和协调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认识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要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互动、工农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推进，所以，发展经济就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靠城乡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乡相关产业的统筹发展，推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

产业融合，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出现的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预示着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革命的开始，并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刻变革。产业融合为我国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途径。通过城乡产业融合，能够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变革，突破城乡产业分立限制，打破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塑造出新型横向结构，产生边缘、交叉产业，促生新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经济式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聚集并释放出城乡产业内部所具有的潜力，拓展城乡产业的利润空间，可以解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结构雷同的现象，形成合理的城乡产业分工体系。

（三）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城市和农村被作为两个独立的板块，自成体系、自我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一方面，城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工业为主，农村则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农业为主，两者形成明显反差。另一方面，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关联度不高，城市对农村起不到应有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突破口，通过城乡产业的相互融合、分工协作、互促共进，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一体化发展。

（四）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脆弱，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二是工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低，竞争力不强；三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实行城乡联动，统筹城乡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加强农业还是提高工业或发展服务业，都不可能仅靠城市或农村就能单独完成。因此，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思路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就是指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产业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一）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必须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扶持一体化。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完善三次产业的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要以现代农业理念破解农业难题，以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形成城乡产业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格局。具体措施为以下四点。

1．通过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营造出新的就业空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通过农业与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互补性融合，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3．城乡产业融合会使城乡产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统一的分配格局，使经济要素在城乡产业间进行统筹整合，并以产业链条为主导在区域经济范围内集中配置，使城市产业资本持续投入农业和农村产业，使区域经济资源综合发挥效益，做到优势互补，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资本不足问题。

4．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各个环节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的结点。即农业、加工业、流通贸易业合理地布局在乡村、小城镇、城市的地域空间上，以产业为纽带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各个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使产业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促使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二）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城市化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要求的产物，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作为依托，产业转移也必然要推动承接地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又为工业化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网络和组织体系。只有根据产业发展来给城市定位、建设城市，才能做到低投入、高产出，才能使城市充满活力。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紧密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构筑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城市的服务功能将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这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树立科学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产业、人口的集聚趋势和土地、水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在把握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关系中，要把单纯依赖开发区（园区）发展制造业的思路，调整到依靠城市工业功能区和专业镇发展工业、促进产业集聚上来。

（三）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枢纽，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业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

1．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农副产品加工业连接着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农副产品加工产品的用途在不断增加，所应用的行业和领域不断扩展，它的发展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工业反哺农业，机器制造业为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设备，使其通过改变产品结构消化过剩的产能。因此，农副产品加工业有着产业融合的天然属性。

2．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多样性，可以解决产业发展过程的同构性。各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本地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的等次、程度、种类，形成自己的最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体系。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可以利用“资源就在手头”这一天然要素的禀赋，大大节省成本。比如，农副产品具有数量大、份量重、易腐烂等性质，在原料产地就地加工，可以减少损耗和运输费用。

3．农副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性。农副产品加工业涉及上下游众多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性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副产品加工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农副产品加工业是推动农业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空间枢纽，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小城镇的枢纽产业，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支撑，为小城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提供物质基础。它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起飞，实现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协调、双向带动、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郭翔宇.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4,(5):76-78.

城乡经济融合篇（4）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096-02

一、金融支持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内容

1.金融支持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城镇建设的最主要内容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是政府行为，但单凭政府的财政资金很难支撑整个局面，大多要靠金融系统的融资才能顺利完成，因此说城镇建设离不开金融系统的大力支持。而城镇经济的发展更是离不开金融行业的支撑，城镇经济的主体是企业，而融资困难正是企业发展的瓶颈，关乎着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金融系统应该在以下方面对城镇的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首先，为企业发展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融通资金；其次，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高提供资金保障，以支持农民向城镇的有效转移；再次，引导和支持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发展，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以带动经济全面发展；最后，有倾向的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城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支持城镇建设和城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搞好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离开了城镇经济，农村经济发展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农村与城镇二者相互支撑不可偏废，只有把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2.金融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环节。统筹城乡发展即农村与城市的协调、有序、共同发展，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密切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良性互动。而农村正是目前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统筹城乡发展首先应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建设。金融支持对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重要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工业化生产，为农业发展融通资金。（2）以金融服务支持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换，培养他们的金融意识和金融能力，使其逐步适应城市生活方式。（3）依靠金融服务满足农民社会保障的要求。（4）金融支持农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5）满足进城农民就业、自主创业、消费信贷的需求。金融大力支持下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有利于缩小中国悬殊较大的二元制经济结构、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首要目标。

二、目前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存在的问题

1.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机构着力不均。由于金融机构追求逐利性的特征，使得银行信贷资金大多流向了城市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及重点行业中发展较稳定，且利润丰厚的企业，这虽然带动了所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在这些方面占用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不足，加剧了地区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目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要纠正偏向城市融资的不合理格局，金融信贷要适当向农村倾斜，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重点在于支持农村非农产业、农业产业化、城镇化等，要遵循经济金融的规律，确保金融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时性。

2.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服务体系分离。城市金融机构大多服务或只是服务于城市的大型企业、集团和重点行业中盈利水平较高的企业，而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服务于农村。农村金融机构由于本身服务能力有限，且被限制了信贷权力，因此对本身服务范围内的农村信贷需求尚且不能满足，更不用说为城市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了。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体系要打破城乡服务界限，当政府向对农村提供政策倾斜时，城市金融机构能够适时地向农村方向提供资金支持，而当农民进城务工或创业后，农村金融机构也能够适应农民在城市生活发展的需要。不仅如此，打破城乡割裂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打破过去利润低且服务对象单一的格局，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及大中小各类金融机构也可以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环境中竞相角逐，互利共赢。

3.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支持市场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结构应该能够充分发挥其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为经济发展融通资金。而中国目前金融业由于存在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货币和资本市场之间缺乏联动机制等问题，使得金融市场结构效率低下，竞争无序，资源集聚程度不高，贷款趋同现象严重，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还造成了低水平重复投入，不利于统筹城乡建设中各种融资形式配置金融资源效用的充分发挥。这也是制约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关于完善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体系的对策建议

1.改革农村金融机构。在支持城乡统筹发展中，政策性银行要切实发展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供相对优惠的支持发展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贷款，专门满足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产品结构升级、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等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农村信用社自身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转变经营理念，提高创新意识，政府也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帮助其甩掉历史包袱，重新整合组织体系，优化结构，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功能。

2.构筑城乡统筹的金融服务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服务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城市金融服务体系相对健全，而农村则是金融服务缺失现象严重，甚至有些地区还存在金融服务空白现象。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要加强对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在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的同时，应着力提高偏远地区的基础性金融服务能力，努力使偏远农村地区农民尽早受益。而城市金融机构则应由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积向提高金融服务能力转变，根据城乡统筹发展形势，使金融服务产品更能切实满足客户需要，要善用最新科技、金融成果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不断满足因统筹城乡发展而带来的客户差异化、个性化需求。

3.强化风险的控制和防范机制。加强对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核心就是加强对支农贷款的风险管理，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机制来解决：首先，支农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主要是由政府来作为实施主体，加强对农业贷款的财政支持，如财政贴息政策，由政府主导，引导金融机构的资金向农村合理流动。其次，担保机制，也是由政府牵头，吸纳其他社会机构，设立农业贷款担保基金，以引导资金向农村领域流动。最后，涉农贷款保险机制，保险公司积极扩展针对涉农贷款的保险业务，对农民贷款给予担保，以增加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的信心，增加农业贷款资金投入比。

4.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金融支持，一直是以政府主导为主，而金融机构参与为辅的一种模式，随着城乡统筹发展进程的逐步推进，该种模式的弊端逐步显现，要改变这种模式，政府在支持城乡统筹发展中就必须只起引导金融机构资金合理流动的作用，而真正对经济发展发挥实质作用的还应该是市场，由市场有效配置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的合理流动，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政府也不是完全退出市场领域，统筹城乡发展还是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的，因此就要寻找一种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以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立夫.金融支持农村城镇化问题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2010，(7).

[2]蒋定之.强化城乡统筹发展金融支持 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科学转轨[J].中国农村金融，2010，(12).

[3]高星.对金融支持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探讨[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6，(6).

[4]孔祥敏.城乡统筹发展:障碍及对策[J].长白学刊,2004，(6).

[5]崔兆永.中国特色统筹城乡发展研究[D].济南:山东轻工业学院，2010.

[6]曾业松.城乡统筹发展破解三农难题[N].中卫日报，2009-07-09.

[7]倪凤.浅析金融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J].华北金融，2007，(10).

[8]陆岷峰，马艳.以金融支持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新思考[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1).

城乡经济融合篇（5）

[中图分类号]F8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9-0171-02

我国城乡统筹的提出主要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城乡统筹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农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各个环节中都离不开金融服务与支撑，可以说城乡统筹发展的金融支撑，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农村生活水平，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促进了城市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本文主要对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问题进行研究[1]。

1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的重点内容

1.1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明确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有效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促进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城乡统筹建设的发展。一方面，加大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重点扶持农村“绿色、生态”经济，加大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标准化、机械化、品牌化、集约化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农业企业的发展。国家鼓励生态农业、特色农业等各种农业产业化基地的发展，通过农业企业的发展，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促进农村生态农业与绿色农业的发展。此外，国家还应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转化，支持农村个体经济产业的发展[2]。

1.2加大农村城镇化建设力度

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又离不开农村建设的发展。加大农村城镇化建设力度，为农村城镇化发展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目前，我国实行粗放式经济产业结构，为了能够促进金融服务获得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将金融服务与国家发展政策相结合，以促进城镇化建设为重点。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以产业为基础，项目为依托，重点规划建筑符合国家政策的城乡产业基地，有效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产业的生态化与集约化发展，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3]。

2目前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

2.1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体系分散

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城市中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赢利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型企业与集团，而服务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只有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金融服务能力上都远远不如城市金融机构，且农村信贷权力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因此，仅依靠农村金融机构是无法满足农村信贷需求的，更不用说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与支撑了。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要打破传统金融服务限制，政府应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城市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金融服务支持，使农村金融机构能够满足城乡统筹发展的需求。除此之外，城乡统筹在打破常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后，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对服务对象与限制条件进行有效地优化与调整，改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对象单一的局面，而国家关于金融领域的政策可以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基础，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4]。

2.2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机构着力不均衡

金融机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追求利益，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服务对象都是城市中稳定发展的企业，金融资金也流向了城市，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占用大部分资金，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出现资金供给不足的现象，加大了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加大了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加上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偏向于城市企业，导致城市与农村金融机构着力不均衡，不利于城乡统筹的进一步发展。

2.3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制度不健全

金融服务主要包括货币服务与资本服务，一个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应充分发挥出金融资源的分配能力，为经济的发展提高资金支持。然而目前我国金融领域，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金融货币与资本市场服务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机制，致使金融服务效率较低，金融市场竞争杂乱无章，大大降低了金融资源的分配效率，降低了金融机构融资效率，也无法发挥出金融服务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限制城乡统筹的进一步发展[5]。

3有效完善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的对策建议3.1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

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要贯彻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国家政策的农业经济发展服务，针对农村经济发展开展专门的金融服务，满足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的需求，为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品发展等各个方面提供资金保障。此外，农村金融机构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要进行不断的改革与优化，转变传统经营理念，提高金融产品创新意识，同时也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与结构优化，有效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6]。

3.2完善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金融服务与农村金融服务有着很大的区别：城市金融服务体系较为完善，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却十分不健全，有些贫困地区还没有提供金融服务。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较弱的环节，扩大城乡统筹金融服务范围，同时，还应加强贫困地区城乡统筹金融服务能力，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城市金融机构应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提高金融服务能力，根据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与形势，转变金融服务方向，使城市金融服务产品能够满足城乡统筹发展的需求，进而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7]。

3.3强化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

城乡统筹发展中不仅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撑，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城乡统筹是以政府为主导、金融服务为辅的一种发展模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同时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为了有效改善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求政府在支持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正确引导金融机构资金的合理分配，充分发挥出金融服务对城乡统筹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撑与政府部门的正确引导，强化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使国家政策与金融服务更好地发挥出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4建立风险控制和防范机制

建立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风险控制与防范机制，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管理。风险控制与防范机制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的贷款补偿机制的确定，应由国家为主体，加强农业的财政补贴与支持，例如机械补助、土地补助等，引导金融资金向农村流动；②担保机制的建立，也是由国家带头，吸收社会其他金融机构，建立农业贷款担保机构，将金融资金流动方向转向农村；③农业贷款保险机制的建立，保险公司应扩大服务范围，加大对农业贷款的保险业务，减小农业贷款的风险性，提高农业贷款效率[8]。

4结论

城乡统筹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范围较广，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减小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的大力支持，推动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进而推进我国城乡经济制度一体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荣，刘淼，王晓雨.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金融主体统筹问题的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118-124.

[2]田昆，叶绿音，王晓丽.关于城乡统筹发展中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考[J].华东财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8）：110-120.

[3]王全达，周雳，李正同.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服务问题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9）：102-103.

[4]杨学昌，丁氏红，宋萌萌.嘉兴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金融创新研究[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21-122.

[5]苑隆寅，黄晓虎，李宇宣.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服务问题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131-132.

城乡经济融合篇（6）

一、西方城乡关系相关理论

国外学者根据西方社会城乡演变历史，提出了有关城乡对立方面和和城乡融合方面的理论。

（一）城乡对立方面的相关理论

城乡对立是指城乡之间互不相融、相互矛盾的状态。城乡对立是城乡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学者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对立最根本的体现，它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且互不相容的经济结构。

1、李嘉图的城乡差距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最早论述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差距问题，他认为农业部门存在收益递减规律，而城市工业则呈收益递增趋势，所以，城市工业将是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城市工业发展扩张需要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城市劳动者的收入会比农村劳动力更高，从而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

2、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内容。其代表人物亚瑟・刘易斯（ArthurLewis）指出，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传统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收入水平很低，但农村劳动力十分丰富，随时可能流入城市，由此决定了城市中现代工业的工资水平能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从而造成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差距及对立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差距问题同社会分工、物质利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是导致城、乡的分离的根本原因。马、恩指出，社会分工及其继续扩大将造成城乡对立的日益加剧，这就揭示了城乡差距的本质原因。

（二）城乡融合方面的相关理论

城乡融合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互相协调、共荣发展的状态。城乡融合是与城乡对立相反的城乡关系的表现形式，西方学者认为：城乡融合的本质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城市发展为中心，通过城乡逐步协调，最终实现城乡融合。

1、发展经济学家用二元结构解释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1）费景汗-拉尼斯二元经济论。20世纪60年代初，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了著名的刘易斯-费-拉模型。该模型从实现工业化困难的角度（农业部门还没有实现商业化，工业部门的扩张就停止了）指出，只有同时提高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减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业总产量的影响。（2）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认为，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积累资本的必要条件。农村富于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的速度。所以，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越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就越快，从而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2、城市经济学家的城乡协调发展观。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最早提出城乡一体化观点。他倡导用“城市-乡村”的城乡一体结构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他指出，要通过构建一个“城市-乡村”的磁铁作用于“人民”，来实现“城乡一体化”。

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20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提出“城乡融合”这个概念，并指出“城乡融合”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即通过工农业结合，把人口平均分布于全国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恩格斯是最早提出“城乡融合”概念的人。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来实现城乡融合和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

4、系统论。奥地利的贝塔朗菲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系统理论，他对系统的定义是：“处在一定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系统中的各个要素通过相互作用促进或阻碍系统的发展。系统论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开放性，追求系统结构优化和利益最大化。城乡统筹蕴涵着系统论的精髓。城乡统筹要求把城市和乡村看作一个系统，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通过协调“城”和“乡”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结构的优化，来实现“城乡统筹”这个系统的发展。

5、协同论。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提出了协同论。他认为系统中的各要素存在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整个系统在各要素的协同行为下产生出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力量，从而实现“1+1>2”的效果。可见，协同论是系统论的深化和发展。城乡统筹也体现了协同论的思想。在“城乡统筹”这个系统的内部，充分发挥“城”和“乡”这两个要素各自的优势，“城市”发挥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优势，“农村”发挥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通过二者优势资源的流动和互补，推动实现“城”和“乡”各自的繁荣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达到“1+1>2”的效果和目标。

（三）国外城乡关系理论评述

纵观国外城乡关系理论演变的历史脉络，不难看出，从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领导阶层的对生产关系的做出的任何调整都应当顺应这一客观的历史规律才能满足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才能实现人类社会从落后到文明，从原始到先进的发展状态。同理，国内的城乡关系演变也应当遵循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的根本趋势和发展规律。

二、国内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

由于我国研究城乡关系的起步比较晚，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较为成熟的城乡关系理论。而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内对于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必须与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

（一）建国后的城乡关系研究（1953～1978年）

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城乡兼顾、工农并举”的思想，作为党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原则。但是，自1956年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以来，我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为支援重工业的发展，广大农村开展了“”运动，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这实际上脱离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广大农民的意愿，导致农业减产农民减收。同时，由于1958年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人口被人为地划清了界线。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为后来逐步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埋下了根源。这一时期，国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重工抑农”的政策主张，为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提供政策研究支持。

（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研究（1978～1990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步松动，城乡关系也随之改变。1978年，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制下的集体经营模式，农业走上了家庭经营的道路。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一是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价格普遍偏低，二是农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造成了农民的贫困。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工农关系上，强调农业是基础，农业要恢复，就是要让工业支援农业。理论界也主要从“制定粮食等农副产品限价政策”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为决策层提供了理论研究支持。

（三）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城乡关系研究（1990～1999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过度集中到过度分散经营的新矛盾，农业规模化、现代化问题仍未解决。同时，作为二元结构基础的户籍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也无法实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成为了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研究主要致力于解决二元结构问题。1998年，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工业化、城市化》，认为我国二元社会结构（包括户籍、住宅、教育、医疗等10余种制度）造成了市民和农民两个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尖锐矛盾，提出了走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道路来解决二元结构问题。

（四）21世纪初“统筹城乡发展”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城乡发展的定位上，实现了从“兼顾”到“统筹”的历史性转变。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标志着党由重视城市向扶持农村、由“兼顾”农村向“统筹”城乡的重大思想转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理念，站在了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统一”的大循环、大系统，有利于建立城市和农村资源互动，要素共享，优势互补，双赢共荣的发展格局。

“统筹城乡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并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首要战略任务。强调只有统筹城乡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此外，他还强调了城乡统筹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主张。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提出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五）国内城乡关系研究评述

纵观国内城乡关系的研究脉络，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运动”和“户籍制度”改革，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的“加快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城镇化建设”，到十六大提出“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以及十七大再次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从这一系列决策的演变过程可见我国城乡关系也正在经历从“城乡对立”逐步走向“城乡融合”的演变。

但与国外不同的是，这种演变的出发点不同。国外是因城市建设而改善城乡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城市促使城乡由“对立”走向“融合”。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的根本出发点，不论是党的政治决策还是理论界的研究重点都始终围绕“三农”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促使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

三、结束语

从国外城乡关系相关理论到国内城乡关系研究，不难看出，国内外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的演变趋势是一致的。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是，当前我国采取“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是在借鉴国外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顺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阶段对城乡关系提出要实现“城乡融合”的客观要求而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既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也是历史的选择和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林善浪,张国.中国农业发展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宣迅.城乡统筹论[D].西南财经大学,2004.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人民出版社,1995.

城乡经济融合篇（7）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2000107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成绩也非常突出。据统计，1978年，中国各项存款总额为1 250.5亿元，各项贷款总额为1 895.1亿元，金融资产总量为3 523亿元；2010年，这三个指标则分别为718 328亿元、479 196亿元和1 601 270亿元。在此过程中，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化问题也非常明显。1978年中国农村存款总额、贷款总额和金融资产总量分别为320.4亿元、160.7亿元和629.5亿元，城镇存款总额、贷款总额和金融资产总量分别为930.1亿元、1 734.4亿元和2 893.5亿元；2010年，中国农村存款总额、贷款总额和金融资产总量分别为75 737.53亿元、36 221亿元和143 351.62亿元，城镇存款总额、贷款总额和金融资产总量分别为642 500.47亿元、442 975亿元和1 457 918亿元①。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现有文献资料对这一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解释。笔者拟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中国28个省级单位1992-2010年的数据，实证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一、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理论分析

对于什么是经济增长，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国外，Kaldor和Kuznets均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1-3]。前者指出了能代表经济增长过程的典型特征，即人均产出持续增长、劳动者人均物质资本持续增长、资本回报率几乎恒定、物质资本―产出比接近恒定等；后者注意到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问题，并提出了对外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等。在国内，潘向东等[4]、卫兴华和侯为民[5]、史晋川[6]、黄少安和韦倩[7]均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类似，国内学者们也认为经济增长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在借鉴国内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所谓的城乡经济增长，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上，城乡人均产出水平（或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则充分体现一定时期内城乡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笔者认为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乡交易成本的差异导致城乡经济增长的差距。交易成本由科斯提出，又称交易费用，指的是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的总称，包括信息传播费用、广告费用、谈判费用、商品运输费用、合约执行监督成本费用等[8]。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在城镇和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信用货币融通的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信用货币融通的效率越高，资源在不同需求者之间的配置成本越低，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相应也就会降低，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扩大生产规模，竭力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还有利于满足消费者多方面的消费需求，进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相反，信用货币融通的效率越低，资源配置成本越高，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相应也就高，生产者或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或融资困难，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就自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减慢。

第二，城乡储蓄和投资的差异导致城乡经济增长的差距。在经济学上，通常把投资、消费和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投资主要通过要素投入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知识存量增加和技术进步来带动经济增长；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可分为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前者通过维持生产活动的运转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后者更多表现在倒逼生产者调整生产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出口不仅能够促进国内的生产，还可以赚取外汇满足扩大再生产等多方面的需要，促进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城乡金融发展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与以前相比，城乡金融发展的规模逐步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效率稳步提升；但是，在此过程中，城镇和农村在储蓄、投资、储蓄―投资转化率方面的差异极为明显，尤其是在储蓄―投资转化率方面，农村闲置资金大量流入城镇，有力地支撑着城镇经济的发展，而流入农村的资金十分有限，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增长。受此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

第三，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导致城乡经济增长的差距。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永恒主题，作为稀缺资源中的稀缺资源，金融资源具有自我配置和它配的功能。前者主要是因为金融资源具有天生的逐利性、避险性，往往流向利润率高、相对安全的区域和行业；后者是政府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向。金融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从中国实际看，20世纪90年代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城乡金融机构分布严重失衡，现存农村金融机构有效供给不足，农村金融创新和服务不足，农村金融支农惠农功能有限，直接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城镇则不一样，一方面，基于历史的原因，城镇经济整体实力本来就比农村强；另一方面，当前的城乡金融体系将大量的农村资金引入城镇，有力地支持着城镇经济的发展。虽然目前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困境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在此情况下，自然不难理解城乡经济增长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

二、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实证研究

上述理论分析已经表明，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会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由于中国不同省级单位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十分明显，东、中、西部发展也参差不齐。在充分考虑到区际发展差异的情况下，要全面分析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需要从实证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变量选择与指标说明

要从定量的角度研究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首先需要选择度量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和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指标；考虑到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因素很多，还需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选择相应的控制变量，将其纳入模型中一起进行实证研究。

城乡经济增长差距指标。衡量城乡经济增长的指标很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选择。笔者拟用城镇经济GDP增长速度衡量城镇经济增长水平（ugdp），用农村经济GDP增长衡量农村经济增长水平（rgdp），城乡经济增长差距（urgdp）则用两者之比来表示。

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指标。笔者借鉴冉光和等[9]、王征等[10]的做法，拟从城乡金融的结构、规模和效率三方面衡量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具体来说，即是：（1）城乡金融发展结构非均衡化。借鉴王志强等的做法，采用非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金融结构[11]，即将城镇金融结构定义为：urfdf1=（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村金融结构定义为：urfdf2=（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则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化水平为：urfdf= urfdf1/urfdf2=[（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2）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化。考虑到中国城乡金融的特殊性，笔者采用戈氏指标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将城镇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urfds1=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urfds2=农村贷款/农村GDP，则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化水平为：urfds= urfds1/urfds2=[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贷款/农村GDP]。（3）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化。笔者拟以存贷比来衡量城乡金融效率，即城镇金融效率为：urfde1=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金融效率为：urfde2=农村储蓄/农村贷款，则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化水平为：urfde= urfde1/urfde2=[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储蓄/农村贷款]。

控制变量指标。除金融因素外，经济增长涉及多方面因素。比如，郭国锋和刘孟晖[12]、田泽永等[13]、陈智容[14]的研究成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两者之间呈现出强正相关关系；周业安和赵坚毅[15]、周业安和章泉[16]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不考虑诸如财政分权等因素的作用下，市场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陈浪南和陈景煌[17]、张天顶[18]、王志鹏和李子奈[19]、陈飞翔等[20]、姚树洁等[21]、郭志仪和杨曦[22]、葛顺奇和罗伟[23]等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不考虑区域诸如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的前提下，FDI的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侯风云和张凤兵[24]、霍丽和惠宁[25]、高韵和罗有贤[26]等的研究成果充分表明，人力资本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影响，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本的溢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尤为明显。基于此，笔者将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水平（urfa）、城乡市场化差异水平（mi）、城乡外商直接投资差异水平（urfdi）和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水平（urpl）等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模型中。

在定义了上述指标情况下，考虑到城乡经济增长受前期的影响较大，设定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上式中，为减轻异方差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有指标均取对数，ci表示个体异质性，u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城乡经济增长差距水平的原始指标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资讯行网站，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水平方面的原始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金融年鉴》、《中国农村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城乡经济市场化的非均衡化水平指标数据来源于全国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水平、城乡外商直接投资差异水平、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水平等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地六十年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梁琪和滕建州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数据“结构断点”大多出现在1992年以前，选择1992年以后的面板数据则可以不考虑“结构断点”问题[27]；同时，考虑到实际数据的可得性，笔者实证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2-2010年，实证研究样本量为中国的28个省级单位（由于重庆市1997年才直辖，重庆市并入四川省纳入到实证模型中，海南和数据缺失较多，做剔除处理，最终选择中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992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基期的CPI，对所有指标1992-2010年的数据进行处理，形成以1992年为基期的实际数据。

（三）实证过程及分析

由于笔者设定的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故笔者采用GMM 估计法来估计参数。从表1中GMM的估计结果看，系数联合显著性的Wald检验值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Sargan检验结果说明工具变量有效；AR（2）检验结果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显然，笔者所设定的模型是合理的。

在确保模型设定合理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评价GMM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滞后阶的稳健性，采用IPS（Im-Pesaran-Shin）检验来验证面板残差是否平稳，进而确认GMM估计不是伪回归的结果。同时，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将LLC检验和Breitung检验结果一并列入（表2）。从表2中面板残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每个模型的面板残差概率值p均小于1%，这说明各个面板残差均具有平稳性，GMM的估计结果可靠。

注：括号中为W统计量的p值。 城乡经济增长差距滞后项视角。从表1可以看出，城乡经济增长差距滞后项在DIF1（1）、DIF1（2）、SYS1（1）和SYS1（2）下，均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都在0.6以上，说明当期城乡经济增长受前一期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与现实相符合。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金融发展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省级单位经济增长来说，单靠某一方面的投入来说是不现实的。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省份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显著，其整体经济实力与国内传统的工业基地所在省份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在国内外需求的刺激下，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明显快于内陆省份；经过30多年的发展，沿海省份整体经济实力大增，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也极为迅速。

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非均衡化视角。从表1中SYS1（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为正。城乡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的提升，在有力促进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同时，基于城乡经济体自身条件的限制，也拉大了城乡经济增长的差距。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采用诸如户籍制度、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经济增长。以工农业平价格剪刀差为例，计划经济时期的农业和农村为城市和工业提供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支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国家开始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经济增长夯实了基础；但是，基于农村经济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再加上农业自身的特殊性，城乡经济增长差距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还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影响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视角。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来看，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差异也是造成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城乡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差异重要表现就在于城乡硬件建设的差距。在城镇，“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已经基本解决，而在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从城乡市场化水平来看，城乡市场化水平差异也是造成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从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有货无市”的现象极为常见，特别是在市场化不发达的情况下，“谷贱伤农”的现象屡见不鲜，个体农户根本无法抵御市场风险，这不仅直接影响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为农村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隐患。从城乡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来看，理论上讲，外商直接投资应该促进城乡经济增长，但是，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很好地促进城乡经济增长，系数为负，并且不显著。事实上，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相吻合的。外商直接投资要促进经济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关键是取决于当地科技发展水平。在中国，城乡教育发展水平差距非常显著，农村科技人才匮乏，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不能很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城乡人力资本水平来看，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城乡经济增长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城乡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和制约，城乡间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受此影响，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虽然农村人力资本有一定的外溢性，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夯实基础，但是，这种外溢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笔者从城乡交易成本差异、城乡储蓄和投资差异、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差异三个方面论述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理论机理，并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中国28个省级单位1992-2010年的数据，实证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市场化水平、城乡外商直接投资和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等指标前提下，城乡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极为显著，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成立。随着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水平的扩大，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也会越来越明显。同时，还发现当期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不仅受前一期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制约，还受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市场化水平和城乡人力资本的影响，城乡外商直接投资并未对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要缩小城乡经济增长差距，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加快城乡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夯实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增长差距。加大城乡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尤其是要强化当前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竭力缓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融资困境问题；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原则，引导城市资金回流反哺农村；完善城乡金融服务体系，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提高农村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二，强化城乡固定资产投入力度，尤其是要重视农村固定资产的投入力度，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继续重视农村地区，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路、水、电”等的投入力度，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延伸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服务范围，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便利；创新城乡固定资产投融资机制，为城乡固定资产建设拓展资金来源[28]。第三，稳步提升城乡市场化水平，为城乡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增长差距。高度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竭力培育农村新型市场主体；继续探索“企业+农户”的合作模式，强化农民的商品意识；通过财政、金融和税收手段，竭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第四，科学合理地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竭力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增长差距。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涉农产业，通过扶植涉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加强农村科技事业的发展，竭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第五，在继续重视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科学配置城乡教育资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创造条件。要随着GDP的稳步增长，确保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增长机制，夯实教育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需要高度重视有效教育资金使用的效率，确保教育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要科学配置教育资金在城乡间的分配使用，确保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稳定的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为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中软硬件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要竭力拓展城镇教育机构的辐射范围，通过城镇教育机构的努力，稳步提升农村教育的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KALDOR N.Will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learn to tax？[J].Foreign Affairs， 1963，41： 410-419.

[2] KUZNETS S.Children and adults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2，30（4）： 697-738.

[3] KUZNETS S.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73，63（3）：247-258.

[4] 潘向东，廖进中，赖明勇.经济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57-67.

[5] 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J].经济研究，2007（7）：15-22.

[6] 史晋川.论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理论、历史、现实[J].浙江社会科学，2010（4）：12-18.

[7] 黄少安，韦倩.合作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8）：51-64.

[8] COASE R 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 16（4）： 386-405.

[9] 冉光和，鲁钊阳. 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J].系统工程，2011（7）：19-25.

[10] 王征，鲁钊阳. 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1（7）：55-62.

[11] 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13-20.

[12] 郭国锋，刘孟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探究[J].经济问题，2007（2）：85-87.

[13] 田泽永，江可申，谢忠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分析[J].预测，2008，27（1）：29-33.

[14] 陈智容.第6个经济周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探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7-71.

[15] 周业安，章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J].管理世界，2008（3）：6-15.

[16] 周业安，赵坚毅.我国金融市场化的测度、市场化过程和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05（4）：68-78.

[17] 陈浪南，陈景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2（6）：20-26.

[18] 张天顶.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0）：40-48.

[19] 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重新检验[J].统计研究，2004（7）：37-43.

[20] 陈飞翔，王溪若，郭英.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选择[J].财贸经济，2004（9）：29-34.

[21] 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35-46.

[22] 郭志仪，杨曦.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08（1）：75-86.

[23] 葛顺奇，罗伟.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基于模仿与创新的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11（1）：56-60.

[24] 侯风云，张凤兵.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及外溢与城乡差距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7，33（8）：118-130.

[25] 惠宁，霍丽.城乡人力资本的投资差距及其制度设计[J].改革，2008（9）：142-147.

城乡经济融合篇（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伴随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曾经作为改革急先锋的农村，其经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城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然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金融部门内部的城市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抑制等问题会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能够对推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改革，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对策与思路。

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的测度及描述

（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测度

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是用来度量城乡金融水平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目前对二元金融结构强度的衡量，主要沿用了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标(FIR)。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以及金融资产相关率的基本定义，本文以城市金融相关率和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比值来衡量城乡二元金融强度。其中，农村金融相关率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村GDP，城市金融相关率为城市金融资产总量/城市GDP。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3》、《中国金融年鉴1986-2013》、《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0-2012》等有关数据整理计算。由城乡金融相关率比所反映的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URBFS(urban-ruralbinaryfinancestructure)强度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城乡金融资产相关率比从1984年的1.37增至2009年的4.62达到最大，随后开始有所减小，至2011年降低为2.77，随后又有上升趋势，至2012年增为3.01。自1984年以来，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表现出两个完整的U型曲线：1986—1995、1995—2009，且第二个U型曲线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第一个U型曲线，其上升阶段持续的时间更长，强度更大，说明虽然国家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但是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抑制并未缓解，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的增大而呈现抑制程度加深趋势。

（二）城乡一体化的测度

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测度，本文选择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计算因子综合得分来测度我国历年来的城乡一体化水平。1.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以候刘起（2012）对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的引用频率统计为依据，以引用次数在十次以上的指标为基准，选择X1（城乡平均每万中学生拥有教职工数差异倍数）、X2（城乡平均每万小学生拥有教职工数差异倍数）、X3（城乡居民收入比）、X4（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X5（城乡电话年末拥有差异倍数）、X6（城乡卫生机构人员数差异倍数）X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倍数）、X8（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倍数）、X9（非农支出与农业支出差异倍数）这九个指标来计算城乡一体化水平。该指标体系涵盖了城乡经济、教育医疗、文化生活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本文主要是要得到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就不再划分指标结构。数据区间为1984—2012，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5—201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2013》、《中国统计年鉴1985—2013》等。为了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测量指标保持量纲一致，本文用城乡数据之比来反映城乡一体化水平，如果比值越大，说明城乡差距越大，城乡一体化水平越低，反之，比值越小，城乡一体化水平越高。对逆指标的处理采用以农村为标准，计算农村与城市的比值。2.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综合测度首先利用上述城乡一体化指标，运用spss19.0因子分析。KMO检验的数值为0.608，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提取前3个主成分。根据因子负荷矩阵计算特征向量矩阵，得到主成分表达式，用各个主成分中的系数（特征向量矩阵）乘以相对应主成分的贡献率50.74、26.003、13.306，求和之后再除以所提取3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之和90.049，即可得到城乡二元结构强度综合得分模型：Z=-0.257X1-0.166X2+0.307X3+0.314X4-0.099X5+0.052X6+0.344X7+0.036X8+0.068X9将计算的1984—2012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Urban-RuralDisparity)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1984年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强度表现出由缓解到反复再到缓慢递增的趋势，城乡差距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在逐渐增多，城乡一体化水平在逐渐下降。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改善。相反，城乡差距在逐渐加大，表现出迂回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与严重性也将会通过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机制等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出挑战。

二、我国城乡二元金融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准确的测度城乡一体化和二元金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先构建了描述二者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方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定二者的因果关系，然后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URD和URBFS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构建协整方差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条件。由于各变量都为I(1)过程，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URD和URBFS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LR、FPE、AIC、SC和HQ值判断VAR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通过Q统计量检验和JB检验发现其拟合优度较高，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之间在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1个协整关系。URD和URBFS之间的协整方程为:URD=0.672URBFS-0.21（1）标准差（0.236）（0.657）根据式（1）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即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一体化水平会减少0.672个百分点。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方向，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1984—2012年间，我国存在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格兰杰原因，但是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到城乡一体化的格兰杰原因不存在，说明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只是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反馈性因果关系。由于VAR模型属于非理论性模型，对变量没有先验性约束，一般不分析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是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当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系统的动态反映如何。从图3可以看出，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URBFS）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从图4可以看出，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URD）冲击后，在1-3期内的冲击效应为负，在随后的时间内，冲击效应为正，且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但是冲击效应比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对城乡二元结构强度的效应要弱。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与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关系分析，得到以下三方面的结论：第一，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城乡一体化效果并不理想。第二，我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和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之间存在反向的相关关系，即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一体化水平会减小0.672个百分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对城乡一体化存在抑制作用。第三，我国存在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能够缓解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第四：随着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强度的增加，城乡差距会逐渐拉大，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存在抑制作用；城乡一体化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作用存在由加强到缓解的一个渐变过程，城乡一体化对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促进城乡一体化和金融结构完善的建议：

1.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由于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条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城乡差距在短时间内难以缩小，应该做好长期规划，采取系统有效的措施，使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应强化政府顶层设计的法定地位，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在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劳动力素质、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村充分的政策、资金支持，使农村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城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2.建立城乡金融联通机制，推进城乡金融一体化

以城乡一体化的新型金融需求为导向，打破目前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并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运行机制，使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协调发展，一方面需要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完善、优化，使其适合当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通过存量改革，完善当前已有的农村金融安排，提高其金融服务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能够使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有效联通的机制。政府通过政策支持城乡金融之间的控股、参股、同业拆借等形式的资金联通，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城市金融机构之间的担保业务，架起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间的桥梁。

城乡经济融合篇（9）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

在确定了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方法的基础上，要科学地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还必须确定相应的研究视角。由于地级市及其以下层面的数据难以获取，国家层面的数据又过于笼统，因此，本文拟从省际、东中西部和经济区等三个视角入手来全面测度我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我国城乡经济金融各项指标在改革开放前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时间段选择为1978－2010年，即主要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水平。由于、海南1992年以前的数据资料不全，将其从样本中剔除;重庆在1997年后才成立，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因此，省际视角下的样本数为28个，东中西部和经济区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仍按相应省级单位所处的地域来进行研究。(一)省际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对于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本文借鉴冉光和、鲁钊阳(2011)［18］的做法，从结构、规模和效率三个维度来衡量，即: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发展水平=［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贷款/农村GDP］;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储蓄/农村贷款］。对于金融总资产、农村GDP、城镇GDP、农村贷款和城镇贷款等具体指标现有统计资料并没有直接提供，且受统计制度变化的影响，一些指标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对此类问题的处理亦借鉴冉光和、鲁钊阳(2011)的做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同人华塑，证劵代码为000509)1993年5月份才诞生，因此，分析区域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化发展水平从1993年开始算起，1978－1992年的不再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廖杉杉，2012)［19］。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本文样本时间跨度较长，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指标所有涉及价格度量的原始数据本文均采用GDP平减指数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运用前文所介绍的方法，可以分别计算出1978－2010年我国28个省级单位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指标，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来看，1993－1995年间，这几组指标变动都较大，这与我国的实际是相吻合的。1993年5月份，我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才正式诞生，短期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心理带来了直接的冲击，也直接影响到城乡金融发展结构的变化;1996年以后，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好转，特别是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逐步推进，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相应指标的数值也越来越大，到2003年，上述指标的数值均达到最大;在国家对“三农”重视政策的影响下，2004年以来，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非均衡化水平仍然较高;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向实体经济的扩展，近两三年来，我国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重新出现波动。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不同的是，1978－1992年间，受我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以及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成立、改革的影响，1986年，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相关指标出现历史最低，其他变动原因则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变动是一样的。(二)东中西部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由于基尼系数(GINI)无法在组内与组间进行分解，因此，在分析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时，不采用基尼系数(GINI)，而采用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从实际分析结果来看，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度量出来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故本文只列出并分析泰尔指数(GE1)指标下的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化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GE1)均值分别为0.157472、0.114806和0.141115，中部的均值分别为0.1353、0.0989和0.1124，西部的均值分别为0.002683、0.11131和0.13485，说明东部地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从时间点上来看，1986年，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GE1)最小，这与现实是吻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后，农村经济体内潜在的活力被充分发挥出来，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强劲;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支持城镇经济发展，受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推行的“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政策惯性的影响，国家组建了以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的新的金融体系，经济建设的重点仍在城镇，城乡经济失衡严重;受此影响，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试点的东部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次之。从东中西部区域内、区域间以及整体情况来看，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化发展水平是非常明显的，区域内非均衡发展水平比区域间的更为明显，在整个非均衡发展水平中，区域内的非均衡发展水平一直占主要的地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吻合的。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思路，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家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要服从这个大局。伴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逐步扩大，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东部沿海地区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越来越显著。同时，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态势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产业从金融机构所获得的融资量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受区域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区域间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也是非常显著的，其泰尔指数(GE1)差异也很明显。(三)经济区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与前文的分析一样，对于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分析，不采用基尼系数(GINI)，而采用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来进行分析。考虑到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测度出来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故本文只列出并分析采用泰尔指数(GE1)测度出来的结果，结果如表3所示。同时，受篇幅限制，采用泰尔指数(GE1)分解的经济区具体的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未在文章中提供，备索，文中仅提供经济区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总体差异及区域间差异占比情况。从表3中可以看出，经济区内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域间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而且从时间点上来看，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经济区内的差异，还是区域间的差异，1993－2010年间，除1993－1995年、2007年以来存在波动外，整体上是呈现出上升趋势的;从城乡金融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前，波动情况明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农村经济开始活跃，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开始大量出现，农村融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城乡金融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差异开始变小;1987年以后，随着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相继出现，比如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发展、福建兴业银行等等，区域之间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在表3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2004年以后，随着国家采取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特别是随着村镇银行的大量出现，有力地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困境问题，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问题。

城乡经济融合篇（10）

城乡一体化我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强的伟大中国梦的重要进程。而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农村金融服务的发展和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十分重要。西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后进的区域，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促进东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富裕的重要举措。其中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改革和完善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阶段，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城乡一体化是指通过市场经济的作用，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过程。 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过程分析，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分隔、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到城乡一体四个过程。从城乡一体化的内容来看，城乡一体化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是由多要素组成的系统，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城乡政治融合、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空间融合、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城乡人口融合、城乡文化融合等六个方面。

近年来，伴随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极大改善，中心城市得到了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农民的收入、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与中心城市差距明显。作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农村金融服务跟不上， 由于受文化、观念、道德、成本的影响，农村金融服机构依然面临风险大、成本高、利润低的境地，农村金融市场需要培育，农村金融服务的信心需要树立，农村金融发展环境需要改善，因此西部农村金融服务与西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客观需求亟需统筹协调起来。

二、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金融服务的内在联系

城乡一体化是指在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各自的优势出发，谋划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和富裕的方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和血液，社会经济各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因此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农村金融扶持是共生共赢的关系。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服务要主动适应和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客观上讲，我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特别是在国务院大力推进“三农”政策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呈现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不过，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支持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因此，进一步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与创新是推进西部农村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急迫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出现了许多新需求、新机遇。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统筹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和难点问题。随着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三农” 的重视，农民和农业产业的收入不断增加，对金融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党的十七大、十都十分重视农村金融问题，强调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试点改革，各级农村金融组织自身也应该顺应形势、响应号召，把握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新机遇，发挥自身优势，起到城乡经济要素流通的桥梁作用，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西部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

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区，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广大地区，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和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与东部存在较大差距，说明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然而西部农村是我国金融服务水平最为低下的地区之一，金融机构覆盖率低、发展滞后，金融服务体系边缘化。

1、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覆盖率与需求间存在差距

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小，业务覆盖面较窄。农村人均拥有机构网点、从业人员与实际需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矛盾仍很突出。截至2008年末，仍有1424个乡镇没有金融服务。近年，国家大力支持组建村镇银行、小贷公司，截止到2012年9月，中西部地区组建村镇银行481家，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有所改善，但分布不均衡，很多偏远地区到目前为止依然缺乏，发展速度相对需求而言较慢。由于民间组建的金融机构过分考虑商业利益，加上金融服务品种少，对农民的需要考虑不充分，许多农村真正需要的自主创业启动资金、小额农贷等生产生活所急需的款项仍然得不到满足。

2、农村金融服务尚未形成村资金良性循环机制

目前，政策性金融服务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总的来看，农村吸储机构众多，但提供贷款等服务的机构大多只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业银行，资金回流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垄断经营情况仍较普遍。西部农村信贷规模根本不能满足西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因为农村企业与农户自身资本积累能力差，进而在发展中对外部资金严重依赖，一旦带不上款，生产生活就会停滞，陷入发展困境。农村金融的现状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滞后的农村经济又制约农村金融的健全，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不良循环的现实状态。

3、农村金融服务改革脱离农村和农户倾向比较严重

近年来，各地掀起农村金融服务改革的热潮，普遍的改革措施是股份制、商业化、规模化运作，有大量的民间资本入股成为大股东，多数省份出现信用联社和以信用联社为基础改建的农村商业银行。伴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充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利润最大化顺理成章成为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首要目标，而为农村和农户服务手续繁、成本高、利润小显然与之经营目标相悖。反而导致从广大农村和农户手中吸收的存款更多地贷向城市，出现了脱离农村和农户的“异化”倾向，使得 “微型金融”和“普惠金融”流于形式和概念。

4、农村金融服务缺乏承担风险的担保人和保险机构

农业生产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相对较大，并且不好规避；广大农村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法制观念和信用意识比较淡薄；农业属于弱势产业，乡镇小微企业信贷知识匮乏、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财务制度混乱、小微企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基于以上三方面因素，金融机构的贷款缺乏有实力且愿意承担风险的担保人或担保机构。银行业垄断严重，很多农村金融机构为了有效规避风险，不能轻易放贷。同时，目前保险公司提供的农业保险品种很少，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农业保险是空白，其他非银行金融组织有缺乏服务“三农”的积极性。

5、农村金融改革缺乏系统规划

2004 年至2012 年，中共中央连续九年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文件、指导性意见和措施。但是政府或主管部门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瞻性、系统性的顶层规划不足，以短期性、修补式政策措施居多，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等金融机构发展异化，不少机构出现为了追求规模和效益而严重脱离农村和农户需求。因此，尽管农村金融改革在不断推进，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三农”需求大、融资难、普惠难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四、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的建议

1、推进民间金融合法化，提高西部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于2010年2月20日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2012）》指出，一方面由于民间借贷的相关立法滞后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市场监管缺位，其法律地位陷入尴尬境地。为此，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明确区别各种民间金融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界定民间金融的形式、运作模式、利率水平等，引导民间金融机构走向法制化轨道。同时，从政策上支持引导，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以“三农”的需求为导向，推出有特色的金融产品，在金融服务盲区增设网点，提高西部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达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2、发挥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金融职能，构建西部农村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

培育和完善西部农村金融市场，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发挥至关重要。建立适应西部农村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政府首先要高度重视西部农村金融活动，针对性地制定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的配套优惠政策，加强对西部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培育的改革与创新。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把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农领域，以逐步形成西部农村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比如在管理架构上，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发起人成立专司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管理的事业部；在机构类型上，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允许改制为村镇银行；在机构布局上，实施“东西挂钩、城乡挂钩”政策，即意向到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其他经济活跃地区发起设立机构的，必须同时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机构；意向到较发达城镇地区发起设立机构的，必须同时到农村地区设立机构。可喜的是，2012年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银监会坚持面向“三农”、数量服从质量、重点布局中西部县域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村镇银行组建工作。

3、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的配套措施，积极化解农业风险

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资本积累不足，诚信度受到质疑，金融风险偏大，必须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加快民间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提高农民和小微企业信用意识，改善民间金融的信用环境，引导农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要加快征信立法建设，完善民间金融机构信用信息收集、保存、评级机制，提高民间借贷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加快农业保险立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所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另外，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机制，提高征信的监督和管理效用，从而降低降低农村金融的风险，达到分散农业风险的目的，推动西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4、做好适应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农村金融服务规划

要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的顶层规划，从而达到繁荣农村经济，实现整个城乡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深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通过政府主导和政策倾斜，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既给予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政策扶持，又要对其服务对象和经营规模加以约束和控制，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更多由微型金融机构来提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则主要由大中型金融机构来支持。坚持金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树立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

参考文献：

[1]贾鹏.关于加强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国共青团网.2008.12

[2]陈奇.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服务.湘湘三农论坛.2010

[3]景美凤黄艳.城乡一体化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J].经管空间.2010

[4]石长明.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金融体系创新（以成都为例）.[J].经济与管理.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