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1）

今年全国两会上，环境保护话题成为最热门话题之一，代表和委员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强烈而迫切。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同党的十报告一脉相承。“生态文明”也成为2013年全国两会热词。

安徽代表团在《关于设立“美丽中国”区域实现模式滁州试验区的议案》中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既要有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更要有试点经验和板块突破，建议设立“美丽中国”区域实现模式——滁州试验区。据介绍，滁州是安徽的东大门，西接中西部地区，东邻长三角，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地理和生态环境兼具多样性和典型性特点。

在安徽代表团小组审议中，六安市市长毕小彬代表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代表建议制定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环境修复扶持政策。池州市市长赵馨群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建议国家出台差别化政策，对于生态建设领域和项目给予资金和税收上的优惠，“用利益导向推动生态建设，推动低碳城市建设。”

这一话题也在贵州代表团引发热议。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代表建议进一步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治理石漠化、沙漠化，同时强化环境执法。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代表针对贵州生态脆弱的实际，建议中央预算安排考虑贵州的情况，加大支持力度。

在河北代表团分组审议中，承德市市长赵风楼代表说，应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加强生态环境文明建设。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代表建议，加强对京津冀地区生态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来自广东团的王如松代表希望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写入宪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特别是在节能减排、优化国土空间、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从长远来看，要让享有美好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让保护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还是有必要将相关内容写入宪法。”今年65岁的王如松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已致力于生态环境研究数十年。在他看来，入宪是转变一些地方政府“GDP至上”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治理生态恶化的需要，“在一些地方，口号是生态，行动是经济。干部考核主要看经济成绩”。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王如松认为，环境权是公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是免于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环境权写入宪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在他看来，环境权入宪是国家保障人权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包含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和要求；有助于受害者维权，有利于单行法中对环境权进一步细化，使公民正当环境权益得到维护，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可以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等。

王如松表示，在他领衔、陈敏等代表附议的《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议案》中，建议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增加：“人人都有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同时也有为当今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到3月11日大会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议案401件，其中有关立法方面的393件，监督方面的5件，其他方面的3件。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提案成一大热门。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表示，“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应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吴青早在当广东省人大代表时，便对土壤污染问题作过深入调研。她向记者列举了近日互联网上被关注的“中国癌症村地图”，来说明土壤污染的危害。“环保公益人士制作的图表中，村子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这说明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何等严重。”吴青解释说，各种有害物质在土壤中积累后，被植物或者动物、禽类吸收，间接被人体吸收，危害人体健康。

在议案调研中，吴青遇到很多困难：相关土壤污染数据无法获得，因此土壤污染产生的危害情况无法了解得更详细、深入。她从环保部的《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务院印发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及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等文件中感受到环保现状不容乐观。“最大的问题在于，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分散而不成体系，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吴青认为，宪法、侵权责任法、刑法、农业法、环保法、土地管理法等主要保护的是农业用土壤污染防治，均未全面覆盖各类用地保护，特别是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显不足。

据悉，环保部已于2012年初启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规的起草工作。在议案中，吴青等代表建议建立土壤污染标准、污染风险评估、污染检测、污染治理与修复、公众参与等制度，明确土壤污染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治理大气污染刻不容缓

农工党中央的提案指出，目前我国“污染减排手段”与“空气质量改善”严重脱节，建议各级政府建立PM2.5监测、评价及考核的具体规范，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

我国污染物防治目前实行的是属地控制，但现在出现的综合性污染、复合型污染则是由区域共同作用形成的，按行政区防控大气污染的方式不尽理想。3月5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加强PM2.5监测和信息，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开展区域联防联控。

如何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建议，由国家大气污染治理主要责任部门牵头，有关部委和相关省市共同参与，明确责任主体，通盘研究、规划。同时，对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的所有方面与预期目标作出全面安排，其中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调整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内容要有刚性的量化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教授俞光岩在这次两会上也重点关注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他建议，由环保部、卫生部、科技部共同设立空气污染与人口健康专项科研项目，研究城乡空气质量与相关疾病的关系，提高与空气污染相关疾病的防治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谢晓尧认为，防治大气污染，应大力推进完善相关立法工作。

谢晓尧建议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构建适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适度超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通过完善立法，严格依法追究污染者的环境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糖尿病医院院长王执礼委员建议，将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质量改善的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绩效评定的重要依据，严格实行空气污染行政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制定单行的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范围、责任承担方式、救济途径等基本制度。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公益损害与公民的私益损害，列入赔偿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龙认为，在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已刻不容缓。徐龙说，1987年制定、1995年和2000年两次修改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存在6方面不足：立法理念上，过于依赖行政手段，缺乏从源头、全过程控制大气污染的理念；重要制度及标准缺失，缺乏可操作性；没有建立环境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缺乏问责条款；机动车污染监管不够得力；法律责任部分多为刑事责任，过于单一、僵化，实施效果不理想；信息化治污有待加强。徐龙认为，现行大气污染法缺乏治污信息公开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信息监测及公布手段单一、渠道狭窄、僵化，无法有效借助互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记者看到，徐龙等代表在《关于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后附上了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共8章137条，而现行大气污染法仅7章66条。该议案主要修改内容为：完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完善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定、建立政府环境问责机制、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等。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建议：将水利、环保、国土资源中涉及环保的相关职能合并在一起，赋予大环保部更多职能与权限；之后，实现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让相关政策真正落地。

有评论认为，虽然环保部门一路从环保局升格到环保总局，直到环保部，但一直以来，环保部门是缺乏强硬执法手段的“软衙门”，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改变，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有必要授予环保部门强制执法权，让环保部门成为对污染企业拿得出强力反制手段的“硬衙门”。环保部门的确应被授予更大的权力。 另一方面应该发挥公众监督污染、监督监督者的作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应该“松绑”，让民间力量通过诉讼、索赔，对污染企业形成有效的震慑。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2）

印度神话中有这样一则：“其实世间的一切，不过是梵天做的一场梦，你我都活在他的梦中。梵天一旦睁眼，这个世界便消失了，直到他再次睡去，周而复始。”在这则神话中，梵天做梦才是真实，而世间的一切不过是梵天构建的“拟态环境”。而人们的生活，所接触的世界是否就如同这则神话，只不过是梵天做的一场梦，所不同的是传播扮演了梵天的角色，在我们称之为“议程设置”的传播理论中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拟态环境”。

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是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他使其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纪实性肥皂剧《楚门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公司为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一切却只有一人全然不知，他就是该剧的唯一主角――楚门。楚门看上去似乎过着与常人完全相同的生活，但他却不知道生活中的每一秒钟都有上千部摄像机在对着他，更不知道身边包括妻子和朋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楚门的世界》的演员。以电视台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演员们共同制造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以及楚门毫不知情的自我传播最终为楚门构建了桃源岛这个“真实”的拟态环境。

在探索本文结论的过程中，本人通过对《楚门曲世界》进行传播学层面的分析，深入思考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的“拟态环境”和“议程设置”的理论，并且在下面几个方面对这一传统经典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真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之间的区别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人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因为，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所谓人作出适应环境的调整是以虚构为媒介来进行的。”李普曼认为人们是生活在“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叠合的双重环境中，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是同时存在，但又是截然不同的。就好像北方的人经常会问“云南是不是遍地都是孔雀，出门都是骑大象”，这就是他们通过各种信息来源渠道形成了云南的“拟态环境”，而真实的云南是一个与其他城市一样的现代化都市，既没有那么多孔雀，也不可能骑大象出门。在这个例子中，可“清晰地辨别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它们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

但是我认为，从大众层面来说，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区别。然而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并不存在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区别，二者应该是同一的，所不同仅仅是人自身的意识发生了改变。就好像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在大众的服里，在真实的世界中，楚门作为一部泡沫剧的主角才是他生活的真实，而桃源岛上楚门的生活不过是媒体刻意为之的“拟态环境”。然而在楚门意识到他的生活是一场演出之前，他的工作、朋友、家人等构成了他的生活环境，这些对于楚门这个人本身来说就是真实环境。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过是一部肥皂剧，桃源镇对于他才成了虚幻的存在。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二战时期逃入深山的日本兵一直不知道战争的结束，那么对于他来说二战仍然在持续就是他的真实环境，尽管对于大众来说“战争没结束”不过是“拟态环境”。

不仅是大众传播构建拟态环境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李普曼对“拟态环境”进行阐述时用的是“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统理论认为拟态环境通过大众传播得到构建。就像《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媒介搭建了桃源岛这个平台，虚拟了楚门的生活环境，并且通过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向大众展示这一“拟态环境”。

但是我认为在“拟态环境”的构建中不仅仅是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了作用，而应该是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甚至是自我传播在内的所有传播方式共同构建了“拟态环境”。例如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所处的桃源岛这一拟态环境就是由演员构成的人际传播、电视媒体参与在内的大众传播，甚至是楚门自身的自我传播共同构建的。当楚门通过人际传播得知他所处的世界不过是一场闹剧，他的自我传播在其中不断地深化“闹剧”这一事实，最终他从桃源岛逃离出来，但是谁又能保证楚门之后的生活就是完全真实的呢?其实出走的生活不过是各种传播方式合力打造下的叉一个属于楚门的“拟态环境”。再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朋友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如果是“温柔的”，那在平时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就会强化这个人的这一特质，最终让其真的很“温柔”，这就是人际传播对“拟态环境”的构建。

关于议程设置理论广义范围的探讨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该理论认为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可以判断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三个关键词：“公众”、“公共事件”、“大众传媒”，也就意味着“议程设置”理论只有在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

然而在现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只是大众传媒，其他的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也体现了“议程设置”理论，比如和朋友交谈时通常会把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排列，并且期望通过话题的排列和强调改变或者强化朋友的态度。因此可以把议程设置理论的关键词做一个范围延伸，把“公众”、“公共事件”、“大众传媒”改为“所有人”(包括公众和个体)、“事件”、“传播”(包括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由此得到一个议程设置理论的新概念：所有个体的人对事件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正相关关系。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通过对“议题”的排列和高度强调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判断和观点的形成，同时影响人们的行动。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构建了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人们生活在拟态环境和真实环境叠合的双重环境中。另外，“议程设置”是大众媒介通过对公众事件进行议题的设置从而影响公众的态度，最终导致公众的行为发生改变。

而我的结论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阐述：第一个层面，是传播而非仅仅是大众传播构建了“拟态环境”；第二个层面，议程设置对于“拟态环境”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议程设置的最终结果就是构建了“拟态环境”；第三个层面，就个人而言，在议程设置中构建的是真实的“拟态环境”。

“广义议程设置构建‘真实’的拟态环境”的现实意义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3）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惠州珍贵的品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可持续发展让惠州受益良多。为了让未来惠州的发展更为美好，《合作协议》）提出目标，2017年惠州市在全省率先达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标准，潼湖生态湿地完成起步区建设。2020年惠州潼湖生态湿地基本建成为广东最大、治污效果最明显的生态湿地。

“美丽乡村”建设也要有新成效。2017年惠州市所有行政村建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2020年实现100户以上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龙门县成为山区农村环境整治示范，博罗县成为发达地区农村环境整治示范。

针对“惠州蓝”好空气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2020年，惠州市环境空气质量全面稳定达到国家空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PM2.5控制在27微克/m3以下，力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第二阶段目标，城市空气质量继续在全省乃至全国排名前列。

水环境质量更要继续稳定优良。2020年，惠州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全部达标或优于Ⅲ类；国考、省考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划定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水体断面消除劣V类；东江流域一、二级支流水质达到水功能区目标，直排东江的河涌消除劣五类；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100%，水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改善。

潼湖湿地建设珠三角绿色生态水网

在合作内容方面，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按照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加大对惠州市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的指导和支持力度。而惠州市大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工作，力争到2017年底，在广东省率先达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标准。

双方将共同推进潼湖生态湿地建设和保护。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支持惠州市推进潼湖生态湿地建设，指导潼湖流域部队农场污染的清理整治，改善潼湖湿地水环境质量，支持指导惠州市以潼湖湿地为核心，示范建设珠三角绿色生态水网。

惠州市在潼湖生态湿地建设中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突出“生态”“智慧”两个关键，注重创新资源、产业资源、生态资源、人口资源的平衡配置，强化生产、生活、生态的良性互动，以潼湖湿地为核心，示范建设珠三角绿色生态水网。2017年完成潼湖生态湿地起步区建设，2020年将潼湖生态湿地基本建成为广东最大、治污效果最明显的生态湿地，成为“生态潼湖，广东硅谷”。

此外，双方还将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综合治理等进行合作。

建立省市合作联席会议制度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4）

（一）项目情况。

xx县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共分四大类，项目合计（76）个，总投资（633.72）亿元。

其中：1.重大生态修复项目，共（7）个，总投资（14.75）亿元，已完成（1）个，在建（6）个；

2.重大环境保护工程项目，共（48）个，总投资（38.5）亿元，已完成（7）个，在建（41）个；

3.重大综合交通工程项目，共（12）个，总投资（475.58）亿元，已完成（0）个；

4.绿色发展项目，共（9）个，总投资（107.18）亿元，已完成（2）个，在建（7）个。

（二）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我县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探索并逐步走上了一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升共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道路。截止上半年，全县森林覆盖率保持在82.7%以上，我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全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优势持续巩固，生态红利持续释放，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增强，迈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排头兵的坚实步伐。先后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江西省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

（三）存在的问题

1.资金存在较大缺口。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和各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势必需要大量资金，xx经济基础较薄弱，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建设需投入的资金与现有财力还是相差甚远，存在着很大的资金缺口。

2.基础设施短板亟需补齐。由于xx县历史欠账较多，对比全国各地更高起点改善基础设施的背景下，安远县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仍跟不上时代要求，还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

3.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不高。一是乡镇部分群众环保意识、生态保护意识欠缺，乱倒乱排等行为时有发生。二是为了保护xxx，xx群众不能大面积开山种果，并且大力整治畜禽养殖污染，源区群众不仅减少了生产经营收入，还为改善环境付出不少资金，群众生态保护积极性不高。

二、项目储备情况

1.绿色发展、环境治理项目储备情况。我县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快绿色发展步伐，逐年提高财政预算比例。目前我县计划项目储备7个，总投资约58208万元。

2.绿色发展、环境治理项目投资导向和资金需求。绿色发展项目方面，我县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同时结合我县工业基础较为薄弱而生态优势较为凸显的县情，主要以发展旅游、生态农业、林下经济为重点投资方向，巩固提升环境质量的同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群众生态收益逐年提高。环境治理项目方面，我县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支流地区和东江源头县，水环境治理、生态屏障建设是我县主要投资方向，根据每年环境数据比对，我县生态环境质量正逐年向好的发展趋势，群众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持续提升。然而，我县也面临农村环境治理压力较大和绿色发展水平落后的问题以及资金投入难以为继的局面，主要资金需求为农村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设施建设，旅游要素配套建设方面。

3.市县领导关注但缺投资的绿色发展项目。根据市委、市政府全力打造xxx成为“xx第一名山”的决策部署，我县大力实施了xxx景区改造提升工程、xx景区改造提升等工程，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为丰富xxx旅游要素配套以及推进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我县正在继续实施xxx风景区整体开发建设项目，由于该项目总投资较大，缺少资金支持，仍有大部分项目无法动工实施。

三、工作建议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5）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003-03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1]。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第一次环境会议。各方逐步认识到气候变暖是环境问题之重,既而以一年一度的气候变化大会替代人类环境会议,完成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嬗变和提升。中国由忽略环境保护到顺应世界潮流于197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从几年一次的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到1991年起每年召开一次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从强调可持续发展到实行科学发展,再到在执政党的文献中庄严宣告“建设生态文明”,完成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嬗变和提升。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渊源及其他

1968年4月,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专家发起成立民间国际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他们写出十几份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综合性研究报告,最著名的是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以下简称《极限》)。该报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人口激增和加速发展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五种互相制约的因素构成。”“这五种增长趋势到21世纪会达到极限”,“为了使人类免于毁灭性的灾难,就必须让经济发展绝对服从环境保护的需要。”[2] 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深受该报告的影响。《极限》提出的增长超过极限将导致全球性危机的警告具有科学意义。

1970年3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上,一位环境法教授提出了环境权的理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制度中确定下来。”[3] 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中有类似的规定。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应联合国大会的要求,提出了20万字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其中为世界各国的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即“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2] “可持续发展”思想渊源于此。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1992年5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达成,并于6月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地球首脑会议)上通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公约“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3] 1995年3月28日,首次缔约方大会在柏林举行以后,每年都召开缔约方大会。1997年12月11日,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它规定了2008―2012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百分比。2007年12月,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形成了“巴厘岛路线图”:把公约和议定书的基本原则化为具体事项,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把美国纳入进来”。“由于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美国如何履行发达国家应尽义务一直存在疑问。”[4]美国的说辞是,虽然它排放的温室气体接近全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但是它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在1/4以上,就是说它的效力和能源利用率是高的。由于美国打退堂鼓,可以说公约和议定书的部分效力待定。

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召开。同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次会议能像这次引来如此关注的目光”,因为人们认识到人类需要“修正行为、恢复理性,以保证自然的永续和人类的永恒。”[ 5]在被认为是“拯救人类最后机会”的歌本哈根会议可能面临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以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联合国纽约气候变化峰会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可谓“世界气候变化两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众多国家领导人出席这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峰会本身就表明了人类所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的严重程度”。他还说:“超过1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气候变化大会,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与“史无前例”的“气候变化两会”提醒我们:人类遭遇的威胁之严重。半个世纪以来,从民间学术组织到气候变化峰会,从数年一次的环境会议到一年一度的气候变化大会,从泛泛而谈到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行量化的节能减排,这是国际社会探索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路径,可谓“数”途同归:以应对气候变暖为着眼点,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谈到中国环境保护时指出:“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因素”[6]。上述若干国际会议和多边协议构成的“国际因素”对中国环境保护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嬗变及其他

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三十七年来,从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我们为保护全球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努力,取得显著成就”,“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7] 其中回顾了世界环境保护工作的三次跨越,同时包含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胡主席的讲话有理有节,先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后指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向发展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资金支持。”“这是对人类未来的共同投资”[7]。胡主席的讲话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理所当然地引来满“峰会”喝彩。

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8]中国政府犹豫一番之后,还是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在会上首次归纳了环境保护的三十二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在政治动乱、困难重重的年代里,在总理的领导和关怀下,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并拟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两个举措表明中国顺应世界环境保护潮流,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开始孕育。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地艰难地走向有序开展。1983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针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确定了环境保护同人口问题一样是一项基本国策,确立了“三同步”和“三统一”原则:“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后,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全方位快速推进时期。我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远远早于“建设生态文明”口号的提出,可以说1972年就已经开始,而口号的提出正是不断探索的成果。

1991年起的十几年来的每年初,中央都召开的“座谈会”,构成了一个系列。第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和继任总书记到会讲话。第一阶段(1991―1996年):会标为“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6]。在谈人口控制问题紧迫性的同时,要求我们十分重视环境保护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第二阶段(1997―1998年):会标为“中央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由于人口众多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原先的会标改为包括主题词“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很重要,都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6] “三都”之说把两项工作完全并列。“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要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保护工程”[6],“生态保护”的内涵比“环境保护”丰富。本阶段的讲话既纵向地强调保持可持续发展,又横向地全盘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第三阶段(1999―2002年):本阶段会标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强调必须“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6] 系列座谈会在称谓上完成了由一者(“计划生育”)向二者(“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进而三者(“人口资源环境”)转化,会标明义,讲话的主题进一步凸现。直至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在系列座谈会上的讲话由包括环境保护向突出生态保护转而提出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生态文明的理论形态呼之欲出。在后来接着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又发表了与时俱进的讲话,其要点逐步凝聚成和谐社会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比可持续发展更缜密,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嬗变、推进,为提炼生态文明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升及其他

环境保护问题已经不是部门工作,而是关系到全局、大局和长远,需要从文明和生产力的高度宏观地看待。“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6] “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和共同拥有的天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保护地球,需要各国共同行动。”[6]的本篇讲话与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有内在的联系。“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就不可能持续。”[6]辩证地论述了环境保护对于持续发展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进入21世纪,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两个文明”的基础上,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对文明的认识是步步深入、日臻全面,发展到在党的文献中出现“四个文明”。未来,中国将长期坚持“四个文明”一起抓。

我们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是非常之重大的。(1)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党对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性把握,是具有前瞻性的一种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最新的成果。(2)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消除环境资源威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性提升。面对当前的环境资源问题,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3)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中华文明的世代延续,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占世界人口22%,这样一个群体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就是对人类的贡献。(4)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今天我们就是要发扬光大这种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四种形态。与“生态文明”相关的概念不胜枚举,包括:以“生态”为前缀(词头)的概念:生态平衡、生态工程、生态环境、生态科学、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系统等;以“绿”和“绿色”为前缀的概念:绿色GDP、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绿色核算、绿色统计、绿色消费等;还有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生态文明”几乎囊括了这里列举的若干相关概念的内涵,同时又是高度浓缩的朗朗上口的,因此它是一个纲领性的可以跨越国界和年代的概念。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9月11日印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口号》第13条。本口号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中国未来较长时期的几项任务,有人称之为“六大建设”。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五大建设”(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建设”是会议的主题。因此,“六大建设”与“五大建设”是一致的。“以及”作为连词一般是连接并列的词或词组(前面的往往是主要的),但在“五大建设”和“六大建设”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没有其他“建设”重要。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科学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状况支撑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落实及其成果的反映,它摒弃人类破坏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理念和行动,倡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并主动开展生态建设,实现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探讨充实了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文明理论丰富了我党构建的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参考文献:

[1]文选:第1卷(1989―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2.

[2]金瑞林.环境法概论 [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24-35.

[3]郑国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千方百计服务民生[N].学习时报,2010-05-24.

[4]徐华清.减排目标:推进全球清洁技术合作[N].光明日报,2009-12-07.

[5]肖国忠.让哥本哈根托起人类的明天[N].光明日报,2009-12-14.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6）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于农村对资源盲目的开发与对环境污染的无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隐患的主要来源。因此我国急需探索一条科学的、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道路。

1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环境监测制度及技术方法标准

监测数据是改善环境质量的科学依据，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针对农村环境质量的监测技术及方法，虽然我国目前对此也做过试探性研究，但是国家没有制定统一的技术方法，建议为了使监测数据更具有可比性及科学性，专门成立农村环境监测机构，固定监测人员，合理布置采样点位及采样方法，制定统一的监测技术方法，建立农村环境质量数据库，研究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规律，为更全面具体的了解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及制定改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2合理规划农村布局及加强农村环境质量监测

农村作为我国的粮食储备库，其环境质量关系着全国人民的饮食安全，因此建议对我国农村在进行普查，并统一监测标准及评价机制，根据普查、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及监测结果，对其环境质量进行分级，并将我国农村分为传统作业型农村、现代机械作业型农村、养殖型农村、工业生产型农村。其中传统作业型农村主要是使用绿色肥料、基本上不使用农药，其水质、土壤、空气及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的农村，这是我国应该大力保护及提倡发展的农村；现代机械作业型农村是使用化肥、农药及机械作业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也是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为了提高粮食质量与产量，建议对农药化肥制定合理的使用标准，统一生产作业，定期对该地区的土壤、水质、空气及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监测调查，以此为科学依据，进一步改善其环境质量；养殖型农村主要从事家禽、家畜养殖为主，提供肉类及蛋类的主要产地，也是对农村水环境污染贡献较大的地方，由于家禽及家畜的排泄物可作为农作物的肥料，建议养殖型农村与现代机械作业型农村能够穿插布置，以便于农作物秸秆及养殖排泄物的综合利用。工业生产型农村主要是指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农村，随着城市的扩大，工业有向农村扩展的趋势，占用大量的耕地及对农村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污染，特别是有毒、有害、 “三致”物质、易于在生物体内累积的有毒物质对农村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建议严格控制工业向农村的扩展，对于现有的对耕地很近的工业的污染物排放严格管理，确保达标排放，加大对该农村区域的工业及环境质量的监测频次，防止农村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

3 加大投资力度，建立规范化的农村环境管理机制

农村环境质量的改善工作任重而道远，是一项关系民生的重要任务。建议专门成立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加大对硬件的投资及人才的配置，专门负责农村环境的管理、监测、污染现状及其规律研究、环境的修复方案等等，为政府部门及时了解农村的现状及制定农村环境保护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4 因地制宜制定农村环境生态恢复方案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地域差异很大，农村环境也存在很大的差别，特别是生态环境方面。目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农村生态问题，特别是西部草原的退化引发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林地无节制砍伐导致的水土流失问题、农药化肥的使用引起的土壤质量急剧下降及盐碱程度加剧、农副产品的安全等等生态问题，都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农村的生态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急需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生态问题是个历史积累的结果，因此生态的改善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我们国家在改善农村环境、恢复生态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农村的环境安全问题及生态问题仍然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甚至有些居民喝不上清洁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不上安全的食物。

本文建议各级政府部门重视农村环境的生态恢复，在农村环境监测的基础上，对农村的环境污染状况及其规律进行研究，进而因地制宜的制定生态恢复计划及方案，最大限度的恢复生态环境。

5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落后于农村的发展，所以国家提倡新农村建设，一方面居民集中有利于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垃圾的收集及清运。但是与各方面发展都很成熟的城市相比，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是处于起步状态，特别是农村的生活垃圾随意排放而引起白色污染，农作物秸秆得不到有效处理致使每年收割季节因秸秆焚烧引起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居民及家禽排泄物直接排放引起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严重污染问题等。根据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提高居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建立起生活垃圾的集中收集、清运及处理系统，集中建设污水处理管网及中水回用系统，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处理农作物秸秆及排泄物，尽量变废为宝，将其资源化、无害化。

结语

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任重道远，首先应制定针对农村环境质量统一的、科学的、合理可行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监测技术方案，建立起农村环境质量污染数据库，探索其污染现状及其发展规律，为污染质量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本着资源循环利用原则，合理规划农村布局，建立有利于资源循环使用的农村生态园区，保护未被污染的、生态良好的农村区域，限制污染较为严重的农村的发展，逐渐淘汰在农村地区建高能耗、高污染、有毒性的工业项目，并加强对这些区域定期监测，随时掌握环境质量的变化方向；加强及规范农村环境的管理机制，加大资金及人力的投资，确保农村环境改善有序进行；因地制宜的制定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方案，为改善农村环境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新农村建设，采取合理有效措施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7）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ject site selection, function layout and system design,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large public buildings on the bases of thoughts on the competition project of Guangzhou Baiyu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 It holds that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design techniques applied to large public buildings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agreeing with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area; protecting、continuing and molding the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facilitating the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 of system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Keywords:green ecological layout; public buildings; Baiyu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e

中图分类号:TU98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9)07-0120-03

1引言

公共建筑是人们集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近来的大型公共建筑建设呈综合化、系统化、群体化发展,它在功能布局、交通组织和空间环境处理等方面具有自身特殊要求,在方案构思和整体布局中绿色生态思维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广州的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包含有2500座、1000座、500座等各种规模的会议中心主体,涵盖行政会议、新闻、商务信息、影视娱乐等多功能要求,并辅以商务办公、展览、餐饮配套服务设施和星级酒店、休闲旅游度假设施等不同功能部分构成,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共建筑群体集合,其建设选址、功能组合以及竞赛过程中各方案针对具体生态布局所折射出的规划策略和设计处理手法,对于公共建筑群体的绿色生态布局这一课题具有积极的探讨意义。

2地域发展的契合和促进

2.1 大型公共建筑与地域发展的作用关系

公共建筑是人们进行各种集中性社会活动的场所。大型公共建筑的实际运营和良好效用的发挥,往往需要周边地域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对公共建筑各种社会活动的发生提供支撑并相互促进,所以公共建筑在选址和整体布局方面必须综合考虑该城市地段的整体发展定位需求及其环境设施影响,这些都是大型公共建筑功能布局的潜在制约因素。反过来,大型公共建筑的建设与运营也会给周边地块或建筑带来相关社会活动的发生,其产生的外部效应对于该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产生聚集和削减作用。积极的外部效应刺激该城市地段的社会及经济等活动,带动该地块的开发和更新。因此,大型公共建筑的布局也需要从整体地域的综合效应进行考虑。同时,由于近来的大型公共建筑建设呈综合化、群体化发展,它的占地已突破传统规划的单个街坊地块划分,所以建筑群体内部不同功能构成也需要考虑用地不同方位上的外部作用与联系。

2.2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选址布局的意义与作用

就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来看,其用地选址于白云新城白云大道西侧的原东方乐园地块及其北侧规划地块①。东隔白云大道与白云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对望,西与规划的白云新城核心区中心绿地接壤。在功能定位上,白云新城将成为“云山西麓的宜居新城,主城区北部商业文化服务中心”。在2005年针对白云新城开发建设的城市设计论坛上,不少专家学者也进一步强调其在广州地域中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选址于白云新城符合城市地段的整体发展定位,其一方面可利用基地西、南向地铁2、14号线,与广州火车站、白云国际机场取得便捷联系,以充分利用城市的重要交通设施,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周边环境设施和贸易批发产业集聚发展的良好基础。

另一方面,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建成和运营,将发展该地段主导的会议产业,有利于刺激周边大学、度假山庄等公共服务设施及相关社会经济活动的发生。就更大的城市地域范围而言,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也将带动会议组织机构、旅行社、展览、餐饮、宾馆、交通、航空、翻译、印刷、媒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不仅吸收餐饮、宾馆和展览等服务业较多的劳动力,还需要高智力人才的翻译、媒体等新兴行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完善就业结构都能提供帮助。同时,国际会议对各种服务都要求较高水准,这也可以直接刺激从业人员提升专业技能,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所以,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选址布局将有利于形成一个集商贸、文化、办公为一体的动力强劲的综合功能配套区,起到优化城市结构的催化作用,从而带动白云新城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推动广州市“东进西联、南拓北优”城市发展战略中“北优”格局的优化。

3地域环境文化的保护与延续

由于大型公共建筑往往是城市的标志名片,展现城市独特的性格魅力,所以在规划建设中十分注重环境的塑造。就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用地选址来看,其位于白云大道西侧的原东方乐园及其北侧规划地块,东隔白云大道与白云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对望,西与规划的白云新城核心区中心绿地接壤,南隔东方明珠花苑与造型优美的广州新体育馆为邻,具有十分优美的内外部自然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在方案构思中保护与延续地域环境文化是绿色生态布局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3.1 建筑群体布局与地域绿地系统的契合关系

从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11个竞赛方案来看,其建筑群体布局方式大致可以归结为3种,竖向布局、组团式布局和横向分割式布局,各布局方式和城市绿地及开放空间系统产生相应的契合关系。

竖向布局如方案4、方案6、方案7,建筑功能区由纵向廊道或屋顶串联成南北向的统一体量,东西方向上留出大片绿地和开放空间,以拉进白云山和白云新城中央公园在空间意向上的绿意相通。

组团式布局如方案2、方案8,各个建筑体之间围绕主体建筑展开布局,有着构图关系方面的自在形态组织逻辑,基地内的绿地空间较为散落,仅在门户空间及建筑基底的图底空间与城市绿地系统有所呼应。

方案1、方案3、方案11可以看作是横向分割式布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方案1,其建筑采用分离的体块,保持开放的姿态,建筑单体呈条状东西向伸展,建筑体量和绿地景观廊道南北平行布置,将基地分割成条带交错的肌理。

由基地周边绿地系统分析,白云山公园和白云新城中央公园呈南北向在基地两侧纵向展开,并且建筑基地的用地形态呈南北向长方形,所以东西向的绿色生态连接显得十分重要。综合上述三种布局,横向分割式布局对于加强城市绿地系统的东西向联系显得较为有力,有助于形成自然与城市编织交融的纵横整体性网络,将建筑群体结合到一个位于未来城市中心和白云山公园之间的、具有开放的视觉和生态联系的整体系统之中。

3.2与周边环境要素的空间协调关系

保护与延续地域环境文化,一个需要着重处理的方面是与处理与周边环境要素的空间协调关系,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各参赛方案都以其独特的思考对白云山、体育馆等进行了环境分析和形态布局方面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探讨。由于基地位处白云山和白云新城中央公园之间,在空间关系上,竞赛方案大都采取了建筑群体的空间退让处理。一方面是将建筑群体的高度区布局趋近于建筑基地中央位置,另一方面,是在相邻绿地公园的空间界面上远远退后布局,以取得空间关系上对白云山及白云新城中央公园的尊从。此外,是寻求建筑群体在体量形态上与周边环境要素的呼应与延续。如方案7,建筑整体的形象取自于“白云”,会议中心建筑呈弧线在型体上和体育馆建筑群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完整的反“S”形有机体,并以明确的轴线奠定同基地东侧的鸣泉居、白云山的空间关系。再如方案3,建筑和中心绿地环境呈“山丘”形态布局,延续白云山自东向西的脉络,方案利用不同高度的屋顶折板构建绵延起伏的建筑形态,暗喻“山”的意象,力求形成与用地环境紧密结合的空间协调关系。

3.3对基地原有环境的处理与利用

基地原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与历史事件相关,在其基础上建构的空间意象会成为传达某种场所意义的手段之一,延续历史记忆。在规划布局中,常用的是采用分类分区的手法,针对划定的生态敏感区、绝对控制区、文化保护区等特定区域,采取不同的设计策略。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基地中绿树成荫,仅竞赛组织者测量提请参赛设计师注意采取措施的大树就有近4000棵,各参赛方案针对基地原有水塘、树木植被的生态区域,采取了相应的设计策略和处理手法。部分方案以保留利用原有绿化为出发点,将建筑组合成不同的院落,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有绿化景观。方案2在布局上采用了组团围合的方式,将基地内绿化分划不同的组团,建筑围绕绿化进行布局,形成“七星伴月”的布局形态。方案8运用平台高架的处理手法,设置云盘式的平台抬高建筑基地,留出地面层以保留绿化。方案7通过建筑避让的方式,建筑布局偏向西侧,围合保留中心的树林和水体,并通过造景的手法将保留的自然要素融入新的环境设计中。方案3在避让中心林地进行布局的同时,将部分树木覆盖于建筑体量之中,形成独特的室内庭院。

值得一提的,在会议中心基地中存在有不少原东方乐园的建筑和构筑物,有着浓郁的历史气息,如能在布局的景观系统中加以整合利用,将形成颇富文化氛围的外部观赏环境。笔者认为,这也是公共建筑群体环境塑造中生态价值观的具体实现途径之一。

4系统组织的便捷与高效

绿色生态布局中不仅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塑造,还包括了系统组织的便捷与高效。这里的系统组织是指车流、物流、人流等内外交通流和能量流的组织,在规划布局中促使各物质流快速、便利、通畅的运转,达到整体系统的便捷和高效,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

4.1交通流的高效组织

公共建筑群体具有大量的车流、物流、人流等内外交通流,有时具有快速到达、进入、离开以及疏散的要求。合理布局交通出入口、组织流线将影响到公共建筑群体日常使用的效率,以及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空间布局中,首先是针对临近地铁、毗邻高速路出入口、周边发达的公交系统、与大型交通枢纽设施联系便捷等外部条件,进行与区域交通的联系组织,体现在出入口选择及交通组织方面。其次,是分别确定合理的车流、人流和物流线路的系统组织。同时建立各功能区的联系组织方式。

竞赛各方案均对以上方面做出了相应的内容。在主要出入口设置方面,大部分方案选择在机场东路,并在白云大道等其他道路上设置了次要出入口。这样使场地西侧的城市广场成为会议中心开敞空间的一部分,有利于交通疏散组织;同时使得场地的主要交通流线与城市的地铁线有机联系,有利于缓解白云大道的交通压力。

与周边地块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与东侧白云山风景区、大金钟水库、鸣泉居等配套功能的联系。各方案在车行交通的联系上基本沿用了白云大道的下穿通道。步行联系方面,各方案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方案1、2、3、6、10设置了隧道或天桥;方案11则是利用大广场连接。

在会议中心的内部功能布局方面,可分为集中和分散两种方式。集中式布局可有效地减少功能体间交通流线的距离,整合交通面积和设施。但分散布局的方案也可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各部分的联系,如方案8,运用平台将各个分散部分联成整体。方案3、4、5、7、10,运用建筑内的交通廊将不同的建筑功能联系起来,再利用整体屋顶覆盖等方式将建筑形式予以统一。分散与集中的布局形式各有优劣,分散布局使得各功能部分的交通流线增大,但集中布局也会带来诸如流线混杂、各功能区互相干扰以及高能耗等问题,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4.2能量流的组织

系统组织也包括了能量流的组织,由于大型公共建筑对于电、气、水等基础能量具有较高的负荷,且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在会议期间具有时效的优先性,所以在规划布局时应充分单项考虑能量流组织,避免对周围地段的建筑运营和市民生活带来过多的消极影响。此外,在节能方面,除了太阳能板、建筑智能系统调节等众多的生态建筑技术的利用,在先期谋划中能够发挥较大效用的是建筑群体布局中对自然通风的利用。

自然通风是建筑实现节能、生态、舒适、健康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建筑楼群的布局方式影响了建筑单体前后表面的压力分布,对建筑单体内部的通风、降温、除湿具有重要影响,也关系到建筑群体间风环境的速度场、压力场的分布,进而影响人在室外活动区域的舒适度。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节能中心的研究,在广州地区,行列式(包括并列式、斜列式、错列式)的布局和自由式的楼群布局方式有利于获得较好的风速场,而集中式和周边围合式则对形成良好的通风环境较为不利。就本次竞赛的基地环境而言,除了考虑城市主导风向的影响,还要在布局中注意适宜的建筑间距,基地与东面白云山、西面白云新城在用地上的起伏关系以及整体空间的错落变化,从而给予风速和流向以引导。在这方面,方案1的平面布局较为突出,它较好地结合了地形气候的特点,地面上建筑体并列布置,形成了能够联系基地、白云山以及白云新城通透视线的布局形态,有利于建筑的节能。

5结语

“绿色”和“生态”作为设计理念,是时下规划师、建筑师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积极探索的主题之一。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共建筑群体集合,总结其建设选址、功能组合以及竞赛过程中各方案针对生态布局所折射出的规划策略和设计处理手法,对于公共建筑群体的绿色生态布局这一课题具有以下几点积极的探讨意义――大型公共建筑的布局需要立足于整体地域的综合效应进行考虑,对地域的发展起到契合和促进作用;建筑群体布局应与地域生态系统相契合形成整体,与周边环境要素空间协调,保护、延续地域环境文化;对公共建筑群体的车流、物流、人流等内外交通流和能量流应当进行系统组织,充分结合自然条件,一方面使之便捷、集约,另一方面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效用得以高效发挥。

参考文献:

[1]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国际邀请竞赛技术文件[R],2005.

[2]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国际邀请竞赛方案[R].2006.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8）

二、我国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变革

（一）起步阶段（1949年至“”初期）

我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有了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国家在保护和改善村镇生态环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在法规建设方面还没有提出专门的村镇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但在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做出了相关规定。如1957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暂行纲要》中，就包含了一些村镇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推动了村镇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在农村兴修水利、道路建设、植树造林、防治水土流失、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村镇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二）停滞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

该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村镇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对经济发展改变了原来稳步发展的战略，实行一种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如大炼钢铁，滥挖滥采矿产资源，严重破坏了村镇生态环境。尤其是一段时期，关于村镇等领域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和否定。农业生产方面，在当时极左的思想引导下，推行“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政策，全国各地大规模开垦荒地，大片毁林、毁草开荒造田，我国森林和草原生态状况急剧恶化，破坏了农业生产生态系统，导致了生态环境恶性循环。

以总理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以及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给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折点。197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拉开了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10条措施，同时，国务院制定并公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若干规定》。随后，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等一系列条例、规定和标准。1974年，国务院及大多数省市分别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环保机构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1974-1976年，在污染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全国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整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也为全国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恢复和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

该时期，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在这一时期出台。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的我国《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了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为今后我国环境保护和环境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时期。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对象和任务，将农村列为法律保护的环境要素。1983年12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发展，并提出到20世纪末乡村环境和城市环境一起达到清洁、优美、安静的目的。为此，国家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1983年1月11日，国务院决定停产六六

六、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1983年6月召开了全国县（区）环境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出选择无污染、低污染工业的工业产品结构，注意合理布局，制止污染转移和对有污染工业实行“三同时”规定等经验。根据这些经验，国务院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决定》，将乡镇企业环境管理正式列入国家工作。1984年5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广生态农业，防止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山区25度以上的坡耕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牧，以发挥地利优势。口粮不足的，由国家销售或赊销”。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9）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m change,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to set up,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administrative system,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o 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progress, and obtained a joy results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but also for the worl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make its own contribu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velopment; course.

中图分类号：[TU984.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中国环境保护的萌芽和起步阶段（1970年至1978年）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根据总理的指示，中国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对推动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我国于1973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针”； 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后经国务院以“国发〔1973〕158号”文批转全国；这次会议虽然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但它却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端，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1974年10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由国家计委、工业、农业、交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委领导人组成，余秋里任组长，谷牧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职能部门。

二、中国环境保护的奠基和成长阶段（1979年至1991年）

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使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使环境保护工作步入法制轨道。

1982年，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里设立了环境保护局。曲格平任第一任局长。实现环境职能部门第一次跳跃。

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成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会议提出了“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即“三同步、三统一”）；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大环境保护政策。以“预防为主”的政策思想指导环境保护，要求环境保护必须与经济建设和城乡建设同步进行，而不是建设之后再去补救；以“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原则实施环境保护，要求污染者必须承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责任和治理费用，而不是把负担转嫁给社会；以“强化政府管理”的政策措施推进环境保护，要求凭借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监管和控制环境问题，而不是被动地致力于尾部治理。

1988年，一直隶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领导的环境保护局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局，正式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实现环境职能部门第二次跳跃。

1989年4月底至5月初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会议，总结了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以来的强化环境管理经验，在已有的、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确定了八项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综合运用、逐步形成合理的运行机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保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污染物集中控制制度）。这个制度系统使环境保护由行政命令走向制度约束，使环境管理由定性管理走向定量管理。这些制度的创造，使中国式的环境管理，具有了世界影响。

三、中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和壮大阶段（1992年至2002年）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总理作为国家首脑出席了里约热内卢世界最高峰会议。

1992年8月，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我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以及未来的必然选择。

1994年3月，我国政府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确定了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重点，加大了执法力度，积极稳步推行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和措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

1996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对于部署落实跨世纪的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控制人口和保护环境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两项基本国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摆在重要位置。

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布署，表明了中央领导解决好中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决心。会议为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2002年1月， 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把环境保护工作摆到同发展生产力同样重要的位置。

1998年，在削减中央机构的大背景下，将原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大大提升了环保部门社会职能地位。实现环境职能部门第三次跳跃。

四、2002年至今，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发展阶段

2002年8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会议。签署了“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提出了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2006年4月，在北京召开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会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帐，多还旧帐，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2008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揭牌成立。实现环境职能部门第四次跳跃。通过标准化建设，环境执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面对严峻的环境危机，环保部的任务艰巨而神圣，公众参与也为环保发展提供有效补充。环保部的成立使环保部门由国务院直属单位变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过去只能列席国务院会议的环保部门，如今对国务院内部决定有了发言权。这有利于国家重要决策时充分考虑其环境影响，有利于环保部协调其它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治理，这是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新成立的环保部必将在重大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等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权威作用。也将对国民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贯彻十精神，坚持环保优先

于2012年11月8日举行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十报告中单独在环保方面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篇章，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保护职能部门成功实现四级跳跃，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没有的进步，环境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随着环保部的成立，及未来环保系统的直属，环保工作不仅得到得到法制的保障和制度的保证，还将得到体制上的保证。

参考文献：

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篇（10）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已然成为国家的政治议题。相应的，绿色、低碳、节能、环保、无公害等关键词占据了媒体相当大的版面。大众媒介对环境、生态重要性的赋予，能增强公众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以此构建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

但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对环境、生态意识的构建往往止于环保，宣传上陷入节约用水、少开车之类的生活琐事。在环境报道中，各种环境事件往往只是因为其“突发性”作为吸引眼球的内容来加以报道，后续报道也往往只是关注上级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或罚款、或免职等信息，受众的视线被迅速转移。环境报道往往很难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并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

中国环境报道议题设置溯源及概况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博士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书中首次揭示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的密切关系，指出了工业化以来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此后，环境科学、环境意识不断完善，大众传媒中也出现了环境记者。1989年，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将“环境报道”定义为：“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1]尼可拉斯·卢曼等人的推动促进了环境报道相关理论的发展。

在我国，第一次引发环境议题是1979年新华社记者和通讯员李一功、黄正根、傅上伦、李忠诚发表的《风沙紧逼北京城》。风沙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等环境概念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但并没有形成较强的效果。直到1987年，《中国青年报》刊发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等报道才正式拉开了环境报道的序幕。

1996年4月，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开办了《环保时刻》栏目，栏目定位为传播环境知识、环保理念。该栏目连续报道环境危机，跟踪绿色行动，呼吁治理环境污染。

1998年，中国发生了罕见的洪灾，原因是长江上游的森林遭大规模砍伐，水土流失严重。自此，中国的环境问题不再仅仅是大众媒介的议题，也成为政府议题。全国的大众媒介被要求集中报道了随后国家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以及全面禁伐天然林等政策。

2003年，人民日报专门设立环境采访室，负责环境生态方面的宣传报道，同时负责编辑《人民日报》“人与自然”专版。2009年10月8日，《南方周末》创办“绿版”，报道覆盖环保、低碳、能源和城市4个领域，意图推动中国的绿色进程。在《南方周末》的影响下，我国各大门户网站也基本都开设了“环保频道”或“绿色频道”。

此外，我国还有一批发行量较小的专业环境类报纸，主要是《中国环境报》《世界环境报》《上海环境报》《珠江环境报》等10余种。这些环境报纸大多由官方主管主办，主要党和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传播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技术。

中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形成机制

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2]但是，实施这一理论的前提是要大众传媒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赋予环境、生态（周围世界）“大事”的显著性，才能将特定的环境状况转变成“问题”，并进而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目前，我国环境报道的议程设置形成机制制约了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

机制是泛指一个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功能。环境报道议程设置机制与报道的内容休戚相关，因为这涉及当事者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等。例如，2003年起环保NGO组织干预的云南“怒江两库十三级的建坝方案”、杨柳湖工程、厦门海沧化工事件；2005年吉林化工厂爆炸松花江水污染导致的哈尔滨停止供自来水；2006年甘肃徽县新寺村旁生产铅锭的冶炼厂引起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住院事件；2007年厦门市民对PX项目集体向政府游行示威；2008年南方雪灾、冰灾；2009年江苏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排污导致该市发生停水事件；2010年福建省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污染了汀江，部分江段出现死鱼；2011年康菲石油公司渤海湾油田泄漏事件。综合这些环境报道，可以看出环境报道当事者主要有四个方面：（1）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利益相关；（2）涉及政府审批权力；（3）需要政府决策；（4）干扰了当地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工作和健康。在这四者中，政府公权力的权威性容易被报道内容所挑战。因为任何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都是经过层层审批，有的甚至是经过更高级别的政府向国外引进的。

所以，大多数环境报道叙事结构往往表现为两种：一是企业排污——受害者抗议——政府治理——传媒报道，二是政府默许、企业排污——传媒揭露、受害者抗议——传媒报道——政府治理。从这两种叙事结构看，抗议成为关键的报道由头，并且这些抗议环境污染的报道内容都以负面新闻的形式出现。这和近10年来，以社区环境抗争为特征的现象越来越多，居民与物业公司、污染源企业甚至政府项目决策的抗争不断出现。

但是，环境报道议程设置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污染、危机爆发后的情绪宣泄，而应该是事前对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监视。事实上，任何环境、生态问题都经历过一段长期的潜伏期。公众对于这种潜伏期的环境质量的敏感度并不高，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爆发了才会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

所以，环境问题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一以贯之的“构建”，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时才构成大家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大众媒介而言，采访、制作还未爆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信息往往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报道的对象往往没有明确的新闻事件主体，例如沙尘暴、大雾天气；二是报道对象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界限，甚至没有具体的发生、发展过程。因此需要长期调研，将数据运用对比、量化等方法才能凸显环境的变化。无疑，这相对耗时耗力，大众媒介对此报道的积极性不高。

中国环境报道中议题设置的不足

指导思想不明，舆论引导力弱。1962年，蕾切尔·卡逊博士在《寂静的春天》中，介绍了现代科技成果DDT（国内译为敌敌畏）给环境和人类带来的风险。而在当时，DDT能杀死携带疟疾、丝虫病与黄热病的蚊子，携带伤寒病的虱子与携带黑死病的跳蚤，还能杀死免疫力较强的农作物害虫，大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但蕾切尔·卡逊博士却大篇幅地论述了DDT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可以说国外环境报道从根上就培育了对现代科技滥用的质疑，并形成了一系列规范的环境报道伦理。

目前，我国环境报道的指导思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关。政府、媒体都认为我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但是，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对待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往往并不能形成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例如，现代农业过分强调技术，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甚至反季节种植、转基因技术滥用，使得土壤板结、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前，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长大的牲畜，饲料的不断改进让这些牲畜还没有发育，肌肉就已经可以食用了。这样的食品进入人类食物链后，生态后果较为严重。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如何看待、应对这些现象的内容较少。

在报道污染环境的企业中，媒体口诛笔伐的焦点也往往都集中在企业身上。未能深入挖掘及报道这些污染企业、项目的审批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以此设置科学合理的事前议题，提高政府听证会的对话质量才能避免“就环境论环境”“就污染论污染”。正因如此，我国的环境报道往往陷入浅层次的道德谴责，舆论的引导力较弱。

运动化报道，持续性较弱。与西方环境新闻报道的成熟、理性不同，中国的环境新闻报道还处于突击式、运动化的报道阶段。还没有形成环境新闻报道的常态机制，缺乏对环境问题的长期议程设置。这与我国的媒介体制和媒体观念有直接关系。

体制方面，我国的媒体属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干预媒体的日常报道选题。所以，凡是国内有环境保护的活动（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植树造林活动），或是爆发严重事件（洪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事件）需要媒体配合宣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环境新闻以一种高频率的报道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而这些报道活动过后，环境新闻又逐渐消失了。流于表面的结果是环境报道的内容枯燥乏味，缺少深度。

在观念上，不少媒体缺乏环境意识，对环保问题重视不够。从国外的环境新闻报道来看，大多数环境记者具备扎实的地质、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而在我国的媒体人才储备中，财经、体育、娱乐记者往往是首选，环境记者的数量较少。

跨地域报道，媒介社会环境监视力较弱。在环境新闻报道理论界，各国都存在着所谓“阿富汗斯坦主义”，即媒体在报道国外环境问题时往往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但往往在报道国内环境问题时却没了声音。这一现象可以从2011年11月至12月的德班世界气候大会报道中看出。我国的媒体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的发言上，尤其是解振华铿锵有力地高声怒斥发达国家没有履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反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节能减排的任务。

毫无疑问，世界气候大会错综复杂，中国代表团的声音非常正当。但是，我国媒体并没有将与节能减排相关的产业重组、工商管理新规、质量检验新规等变动信息作为背景报道或深度报道呈现在公众眼前。例如，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较高的两档节目《动物世界》《人与自然》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内容，节目中表现的环境、生态破坏让人感觉是在遥远的非洲等地，而忘却了我国存在大量的濒危物种。

另外，在报道本地环境问题时我国当地大多数媒体往往选择沉默，而是由外地或者上一级的媒体率先报道。在环境新闻报道中，媒体不能在事前对公众做出引导，让公众参与政府组织的听证会，促进并提升听证会的对话质量。

环境报道议程设置的持续性构建

建立持续性报道机制，注意培育受众的生态文明观念。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报道的焦点往往是很少驻留并很快转入下一主体。媒体报道的森林覆盖面积缩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扩大、水资源枯竭、濒危物种增加、天然湿地大量消失、人工林树种单一、耕地退化、生物入侵、全球变暖、海洋生产力下降等方面的环境、生态危机信息并没有给受众足够多的时间来思考和行动，媒体的关注点就迅速转移了。因此，只有建立起持续性的报道机制，媒体才能有效地培育出受众的生态文明观念。

明确环境报道理念，倡导环境伦理。任何新闻报道都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和解释依据。例如，社会新闻往往暗含各种社会理论。对于环境报道而言，除了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具备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理解。正如上文所说的，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使得土壤板结、生物多样性下降。不要做那些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蠢事，让生产者、制造者、政府管理者都要树立环境伦理的意识，不要因眼前的利益酿成大错。我国环境新闻理论如何看待这些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事件，并没有定论。这就需要学界、业界、教育界有相当高的环境伦理自觉意识，不断厘清环境报道的新闻理念。

建立常态报道模式，加强日常公众环境观念引导。目前，我国媒体热衷报道的环境新闻大多是“水污染”“有毒金属渗漏”“垃圾焚烧”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话题，而政府、企业、NGO组织（非政府环保组织）乃至个人为改善环境所作的努力很难被媒体深入报道。换言之，我国媒体对公众环境观念的引导往往是通过各种揭露报道。这些负面报道往往触目惊心，虽然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但仅依靠突发事件来宣传生态观念过于片面。

改变媒介话语机制，重视受众对环境监测保护的参与报道。环境报道中，各种“水污染”“泥石流”事件往往只是因为其“突发性”作为吸引眼球的内容加以报道，后续报道也往往只是关注上级政府对相关责任人的或罚款、或免职等信息。大众媒介的议题构建方式，让受众也迅速地转移了视线，并且暗含了这样一种话语机制，即环境事件中个体的行为是微不足道的，必须由更高级别的政府出面才能改变当前的环境现状。大众媒介对环境新闻的挖掘不够，消减了受众的行动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膨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做好环境报道也显得越发重要。环境报道一方面对各种环境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坚持立场，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中国的环境报道也承担着舆论引导、环境意识培养、环境伦理道德的倡导等重任，把重视环境问题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成为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行动。环境报道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多方面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的事，普通民众也应承担重要责任，环境报道不是只关注环境事件，而是要关注整个环境的变化。报道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报道思维、观念、话语都要有新的突破，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环境报道会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1]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J].新闻大学，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