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1）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劳动;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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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是马克思在不断深化对“劳动”的科学理解的过程中完成的,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的交互作用的结果。

青年马克思一直重视实践,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谈到了实践。这时他所讲的实践是哲学的实践,即理论批判。哲学世界化以及世界哲学化是哲学实践的结果。其自身自由的理论精神是哲学实践的动力。“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赛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重视理论批判,强调理论批判的能动性及其在改造现实中作用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实践不仅仅是理论批判。实践是人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包括物质生产实践、政治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等。马克思当时谈到的实践,还没有涉及到政治实践、生产实践等。他把实践归结为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这种观点受到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马克思对生产实践的看法最初表现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本质,是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点使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动物就等于其生命活动,无本能的生命活动就无动物。而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同时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作用过程;动物在本能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自己需要的或者幼仔需要的东西,而人进行的更多的是在本能支配之外的生产活动。没有本能支配所进行的生产才是真正的属于人的生产;动物只是根据其在生物学意义上属种的尺度的需要来进行生产,但是人能按照许许多多自由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其自身,而人则可以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类改造自然对象的活动,构成了物质生活本身。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关键。这表明马克思在肯定人的生产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还肯定了生产实践的客观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才能得到证明。人的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自然界。这里,马克思还没有提到实践三要素中的“实践的中介——工具”。在这里,马克思划分了两种生产劳动,一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一种是异化劳动。马克思对人的劳动的性质进行了两种划分,表明他对生产劳动的认识非常深刻。

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真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2）

众所周知，实践概念并非是马克思所首创，而是在遥远的古代就已出现了。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宣称：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实践是包括了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到哲学中，在他看来，实践即道德的践履，就是实践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进而使人达到自由。但他的实践并没有脱离伦理实践的范畴[1]。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对实践提出过一些深刻的思想，他认为实践是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解决主、客体矛盾的中介，是通向客观真理的必由之路。黑格尔尽管提出了实践、特别是劳动对人的解放具有积极意义的论断，但究其实质，还是把实践限制在精神、观念的活动范围，抽象地发展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的方面，所以黑格尔的实践主要是作为绝对理念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而出现，这无疑是绝对唯心主义的。旧唯物主义者，例如费尔巴哈，反对唯心主义把实践理解为逻辑的或理论的活动，认为实践是感性活动，甚至提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但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只是单个人的活动，是消极适应环境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的、活动的意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所有哲学家都没有把实践看作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因而都没有能够从历史观的高度科学地揭示出实践的本质涵义。

科学实践观之新其次在于它突出了实践是只为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突出了实践者即人的主体性，从而在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实践虽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的活动，但人却是带着主体的利益、目的、意志、需求和价值判断投入实践活动的，旨在通过实践活动否定和改变外部环境和条件，使之服从于主体的目的和需求[2]。旧唯物主义者只看到客体制约性的一面，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决定作用。而马克思在承认这种决定作用的同时，还看到了另一面：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所以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践是社会的主体（人）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的人类感性活动，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人。在实践中，人按照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去改造事物，把它塑造成适合人占有和利用的形式，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同时，人在实践中自觉地把自己和自然界区分开来，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具有了主体意识。实践唯物主义彻底改变了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直观的性质和被唯心主义所抽象发展了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并把它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使人与自然、社会和环境能够达到和谐的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科技哲学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保持蓬勃活力的重要保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思想中把握的时代，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以外的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造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在面向新世纪的时代变化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又能够做到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其现实的路径选择是完成研究范式的转换。马克思强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因此，捕捉到现实世界的迫切问题并使其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不是超历史的抽思想，而是对时代课题的理论反思。哲学面向现实，但又拉开间距，使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脱离历史与时代的理论会失去其生存的环境。因此，哲学理论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时代性的状况去反思人类的存在，从时代性的问题出发去探求人类的解放，使哲学真正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精华。因此，理论应具有实践性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为现代哲学开辟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凸显了实践优先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并获得了如下洞见：在理论与实践的二者关系中，实践具有本体意义上的优先地位，理论的实际根基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之中。其开辟的哲学道路可以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以往的哲学家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即劳动实践、社会实践、历史实践出发把实践提升为哲学最根本的解释原则，重新观察、解释和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哲学理论的归宿和指向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终极关怀。所以，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的普遍应用，使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人的认识和实践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为人的认识和实践的新发展构筑了新的基础，提供了新的前提，并且还直接引起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结构、方式、功能和效率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又必然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内容影响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人际之间的交往以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与此相适应，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信息化、网络化的普遍化条件下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效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效应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当代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当代人的认识论。如果认识论还没有打开这本书，那么这种认识论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人们在实践的结果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三、科技哲学影响

哲学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而形成的真理，经得住时间检验和实践验证。就理论层面讲，哲学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科技哲学理论、军事哲学理论；就社会生活层面讲，哲学蕴涵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包括领导决策、人际关系等诸多内容。由此可见，哲学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始终。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使科技与哲学实现有机结合，形成科技哲学[4]。该学科是综合性的学科，从属于哲学学科，是哲学理论发展中的衍生，具有與时俱进性。科技哲学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在化妆品、保健品检验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并进行评价。在该过程中，相关人员工作中遵循的理论依据，是哲学与科技问题的反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充足动力。科学技术、人才是国家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只有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才能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哲学是对自然界生活中多样化关系的阐述，科技哲学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由此可见，科技哲学的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四、基于现代哲学转向提升科技哲学社会维度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通常把近代哲学称为认识论转向，其社会生活基础是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人类思想认识客观性的反思。由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近代哲学家们一直没有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的思维方式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认识论问题，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被称为哲学史上的实践论转向，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转变，从而开辟了现代哲学研究的新视角从现实的生活世界出发，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都是从马克思的实践论转向开始的。现代科技哲学的研究，也应以马克思开启的实践论转向为理论支点，源于事实上，马克思的实践论科学观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当代西方诠释学的现象学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具体内容上与马克思的实践论科学观形成互补。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首先，在其客观内容和普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哲学世界观，它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其次，把实践观引入认识论，为人类历史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最后，在其理论价值和社会功能上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为现代哲学开拓了正确的道路，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正是从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出发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实践论辩证法的反思方式，对现存生活世界的批判，使每一个哲学命题成为这一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表征，以塑造、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著名的哲学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用以表征语言是人的实践方式和存在方式，进而从存在出发来分析人对世界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是引申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来批判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从而形成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思与批判。鉴于哲学发展的实践性本质特征，作为哲学重要分支的科技哲学，其研究方向必然以哲学转向为导向，以现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为根基，研究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现代社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力水平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空前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科技的日益发达，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化进程明显加速，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扮演核心的角色，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又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同时，由于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消解人的物化和科技异化成为人类理论和实践的新课题。鉴于现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理论背景以及科学技术现实的发展状况，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新型关联，决定新时代的科技哲学研究必然要立足于生存论的视角，增加其研究的社会维度，紧跟哲学时代主题的转换，把握现代哲学历史演进的逻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系统的观念清理和价值排序，更好地完成科技哲学研究的时代课题。由此，我们选取一种广义解释对科技哲学学科进行定位：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这样，在时代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必然从人、社会、自然的综合视角来思考人类自身发展的合理性，审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继而对其进行哲学思考。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3）

一、从“哲学基本问题”说起——实践唯物主义的确立和它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终结》第二章用较大篇幅经典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及各占何等重要地位：其第一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即哲学的最高问题；其第二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物质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阐明了它对哲学最高问题的重大影响。毫无疑问，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对于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笔者认为，能够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这仅仅是停留在或者说仅仅是达到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一“整个学派”时期的唯物主义的高度，即1845年马克思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前的高度；也可以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包括对他们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还没有进行“清算”[1]以前的高度；更确切些，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中的话说是“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2]以前的高度。也就是说，承认和坚持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达到了从一般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起点。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从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起点出发，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即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承认并且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应着重认识和把握以下四点：

1.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只是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因为只有它才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而把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它对于哲学的最高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就是说只有在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的同时，也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物质世界的可知性，才能捍卫物质世界的本原性这个唯物主义最高原则，才能把握“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3]这个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唯一标准，才能巩固哲学最高问题的最高地位。

2.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原来是一“整个学派”。列宁在《唯批》一书中，为了捍卫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批判唯心主义否认世界的本原性和否认世界的可知性的谬论时，一是运用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材料；二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三是引用费尔巴哈的论述。列宁曾直截了当地称“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指出他们都是“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4]。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5]。恩格斯在《终结》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里也说：“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6]在该书第一章，恩格斯曾经热烈地赞扬和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对他和马克思“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他说费尔巴哈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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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7]。

当时的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也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物质世界的可知性。例如他说：“自然界并不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像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身内来一般。”[8]这说明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本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是后来的事，具体说是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创立之后，或者说是在马克思于1845年为了“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后的事。

3.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中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9]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既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包括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过，在黑格尔那里的“可知”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是对他那个“绝对观念”的“知”；而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尔巴哈的“可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是人脑对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的“知”。“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10]。

可是，人对于客观世界是怎样从不知到知的呢？作为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虽然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但他“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11]。他虽然也说感觉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座桥，通过感觉可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他的这座“桥”，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他不了解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12]。

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是由马克思的《提纲》和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来完成的：人们是在社会实践中才实现由不知到知的。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说费尔巴哈“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3]这些论断击中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要害。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最大、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怎样对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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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提纲》通篇贯穿的一条红线是实践；而恩格斯的《终结》通篇贯穿的则是马克思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扬弃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而把社会实践引入认识论，引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同时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而把费尔巴哈抛到了后面。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开头第一句话所说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15]还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6]它认为只有实践才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一的条件，是检验这种同一性（认识）的效果（正确与否）的唯一的标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有在思维见之于存在，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中，在思维符合于存在、主观符合于客观的过程中才实现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7]。

4.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为了改变世界。费尔巴哈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曾经从理论上给实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实践观只是停留在人的认识和理性层面，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18]，他除了强调要把世界看作是客观的，而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映像、模写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自然本能的主要标志。马克思评论费尔巴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20]

但是，费尔巴哈的这个“萌芽”并没有生长为长青之树。当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科学也有了重大发现的时候，费尔巴哈因为出版反对宗教的著作而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赶到了乡下，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孤陋寡闻的生活”。这既反映了当时德国反动政府对真理的惧怕和对人才的扼杀，也是费尔巴哈的“实践”理论不可能彻底的客观原因，决定了他没有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不是他的过错”[21]，但他却被远远地抛到时代和实践的后面，和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天壤之别。

二、与时俱进——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根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一条基本原理。十年“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的旗号，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论”也就是僵化论、封闭论。那时候的“理论学习”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但“学习”的内容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不再发展的“终极真理”“绝对真理”，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封闭在一个“圆圈”里的“最高”理论；“文革”刚结束的头两年，又出现了“两个凡是”这样禁锢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思潮。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通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全党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转贴于

实践第一”的观点才重新登上中国哲学的“王座”，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顶峰论”和“两个凡是”的影响至深，一些人把在“文革”中读过的马列著作的个别结论和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都当成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把过去当作“错误”批判过的观点（例如“唯生产力论”等等）都当成永久不变的所谓“谬论”；当后来发现以前的错误加以纠正的时候，当实践向前发展而理论也随之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时候，一些同志却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觉得不可理解，还一度产生了所谓的“信仰危机”，说“过去学今天批，今天对明天错，理论上的事没准”；认为理论工作者是“轴承脖子弹簧腰”，是“跟形势，赶浪头，随风倒”的“风派理论”等等。当时，理论局曾发表过一个调查材料，反映一些高等院校“相当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不感兴趣”，说“理论无理”（有权就有理），“理论无信”（变来变去），“理论无用”（不解决问题） 等等[22]。

这种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那样的“具有最终性质的”“绝对真理”的情形极其相似，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极大、影响至深。直到今天，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一些高等院校依然存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等情况，实际上还是对“文革”中“顶峰哲学”之被“终结”，而未能正确理解的思想的延续。

恩格斯指出：“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23]还说：“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4]毛泽东本人也是极其反对思想僵化的，他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6]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因此，把过去的理论都当成“绝对真理”而不可移易，那么，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就只能在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顶峰论”这个“圆圈”里漫游了，那还有什么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伟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夕，在某公园有人塞给笔者一份有五六十人签名（多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教授）、长达近三万五千余字的写给党中央的所谓《献言书》，公开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张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然而，那样本来是革命的、不允许有任何保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要遭到黑格尔哲学体系那样——被“闷死”和“终结”的命运吗？那还有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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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应用和中国哲学走向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对待实践的问题，就是说，把握实践唯物主义的关键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实践把思维与存在联系起来并且能够取得成功。

众所周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论断，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先夺取大城市的模式，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科学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胜利的历史，都是实践唯物主义发展胜利的历史，都充分体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永久的开放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伴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思想认识的永久的解放性、发展性、创新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久的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7]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当然也包括他和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不但多次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并且也不断的纠正他们自己以前的、经过新的实践检验“已经过时了”的理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所说的那样。总之，在我们每一代人之前的一切理论以及我们自己以前的理论，无论它们在曾经的那个时候多么正确（多么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但在对它们再运用时也必须结合此时此地的新的实践。

历史事实证明，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可以说他坚决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承认实践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桥梁，他也可以赌咒发誓说自己是个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物质世界可知论者等等，但是只要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不同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就仍然不过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他或许是一个马克思时代的、列宁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费尔巴哈主义者。当年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们，以及当前我国的一些热衷于大搞封建迷信的党员干部，不根据当时当地具体实践瞎指挥、瞎折腾的领导干部，则是连费尔巴哈主义都不如的唯心主义者。一切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都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说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结论。关键在于那个“四海”是什么“海”、是什么地方、什么时代、是什么状况的“海”。最近有学者提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华，任何哲学都属于自己特定的时代，哲学是“在路上”、哲学是“过程”，真正的哲学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上[28]。这些话不无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哲学，创立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就在于这个伟大学说能够指导随时发展着的、日新月异的实践，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的向前发展。列宁形象的比喻，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今天我们学习实践唯物主义，就必须着眼于今天的实践这棵“长青之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前的实践，用新的发展着的实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前面的话说，就是“改变世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唯物主义。我国当前的实践、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的“改变事物的现状”，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9]。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转贴于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0]。但“实事”总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去“求”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是”即“规律性”，如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关注民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反腐倡廉等等，来作为我们今天行动的向导。

毛泽东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31]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中，不断的解放思想，不断的研究新实践，不断的发现旧错误、纠正旧错误，不断的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不断的认识新规律、适应新规律，不断的创造新理论、运用新理论。

因此，我们当代共产党人，也可以向世人宣布，虽然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有其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但它总是要发展的，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是“创新”，就是说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创新。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4）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区别于其它以往的哲学观点,有鲜明的独特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质在于创造和发展,认识的创造性和创造性的认识源于实践的创造性本质,一种理论体系或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均是实践创造的结果,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是人所从事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因此,实践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感性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人在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讲的实践就是人们所从事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感性物质活动,是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实现统一并使人类获得生存、发展和解放的社会历史进程。

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它确立了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的根本途径,即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与发展是在实践活动中实现的,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把实践理解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揭示了人和社会的实践本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从科学实践观出发,被旧唯物主义只是当作“感性存在”的人,现在则被理解为从事着感性活动的主体;被旧唯物主义在直观中静止、孤立、片面看待的世界,现在则被理解为在自身矛盾的推动下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样,它就是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2]

二、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3]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党的几代领导核心都十分注重实践的作用,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革命和建设,都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我党的历史上十分重视哲学的实践功能。正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才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1937年7月,的著名哲学著作《实践论》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重塑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民族灵魂。1938年8月的又一名著《矛盾论》成为继《实践论》之后又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哲学著作。这两部著作都是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2.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把马列主义、思想的实践观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获得了新发展。其特点在于它不是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出现的“纯哲学”,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求实哲学,它比哲学更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实践性、应用性。[4]邓小平理论在最大程度上和最广泛的范围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历史任务,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现代化事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论、实践目的论、实践形式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这一思想不仅进一步回答和发展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而且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对第二个实践主题认识的深化。

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新发展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两个显著特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在审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科学分析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确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主要的是总结了我国发展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实践的重要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准确的理论定位,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过去,人们往往把发展是第一要务简单地理解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继续强调这一点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转变,提出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论,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里的发展,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科学发展。这里的发展是第一要义,实际上是科学发展是第一要义。同时,报告对发展理念作了进一步拓展,提出“实现三个发展”。一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二是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三是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在前进的道路上,要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靠发展。我们必须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并把它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目的等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就是做任何工作,都要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确立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困难群众多办实事、好事,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6]

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使之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是一个有机整体。全面是从广度和静态上说的,讲的是发展内容;协调是从动态着眼的,是说发展要在运动中实现平衡,进而保证发展的全面性;可持续是讲发展时间前后的不间断性,它要求和保证全面发展的各部分内容发展的持久性和连续性。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运用,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次深化,表明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思想更加符合发展的要求和本质。

科学发展观的这一表述既抽象又具体,涵盖面很大,它不仅提出了“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等核心理念,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实施方案。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前究竟“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同志说过:“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关系的基本方法。”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同志强调:“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统筹发展的思想,一是把统筹和发展联系起来,并将其提升到指导方针的层面,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根本保证;二是与、邓小平和相比,所说的统筹发展,扩展了统筹的范围和覆盖面,统筹是全面的统筹,全社会的统筹,各方面的统筹;三是明确把“五个统筹”作为统筹发展的主要内容,它既是我们发展的指针,也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发展中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科学发展观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五个统筹”的思想统一起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7]

四、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和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艰辛探索,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科学发展观与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发展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实践观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认真总结关于发展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层次清晰、体系严密、特点鲜明,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从而成为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增添了富有时代精神和现实品格的崭新内容,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鲜活力量,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5）

十六届三中全会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解放具体举措。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基本观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十分重视人，他把历史看作是人的历史。他指出，对于历史的考察是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地、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人的需要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的人的五大需要：（1）维持自然肉体存在的吃喝住穿；（2）从事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3）建构家庭，繁衍后；（4）建立社会关系；（5）从事意识和精神生产。这五大需要之间有着递进关系。最基本的和第一的需要是维持肉体存在的吃喝住穿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一最基本的需要，递进地产生了后面四种需要，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进行生产，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也只有通过生产，才能最终和动物区别开来，获得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或者经济生产，还包括人口生产（或者叫人的生命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地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②

第三，生产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必须实现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③。生产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变化，财富的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变化，直接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为无产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提供了可能，而无产阶级的觉醒，使社会生产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人本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不可能提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具体举措，更何况一百多年来科学突飞猛进，人类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马克思也不可能想象到。这是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情况，总结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发展，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中，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依然存在；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缓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破坏、污染严重、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等现象；在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上，有些地区领导认为，只要能引进外资就是政绩。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固然需要加快发展经济，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经济和社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只有四个文明共同建设，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协调发展，是指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之间相互适应、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并着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其要旨在于使社会与自然以及社会诸领域、诸要素从紊乱到有序，从失调到和谐，实现协调发展。

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不牺牲未来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对发展内涵的认识所达到的较高境界，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发展理念，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点所在。历史一再证明，只有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综合起来统筹考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才可能避免全局性生态和社会灾难的降临，健康长久地前进。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不管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否则，所谓的发展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从目的来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把人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6）

“实践”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实践观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他们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哲学的任务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实践的概念来源于西方哲学中的希腊文，具有“活动的、积极的”意思。但在此基本上大家都是按照一种道德活动来理解实践。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认为，实践理性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进而使人达到自由。黑格尔吸收了康德的有关思想，把劳动、实践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论述，认为劳动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劳动产品就是人能力和潜力对象化的实现，因此实践与劳动有关系。实践是主体“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以规定并改造”客体的活动。黑格尔虽然提出了实践概念，但是他讲的实践从根本上是抽象理念活动，而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只是这种抽象理论活动在世界实现自身的一种手段。究其实质，和康德一样，只是把实践限定在了伦理范围内。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精神性的实践，由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是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人，认为生活无非就是吃喝、享受对象。所以他将实践理解为生活、行为、现实、事实等的感性活动。而且他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讲的实践是一种人有目的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把“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

（二）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新视野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事物、感性，而没有从人的主观方面，从人的感性活动方面，从实践方面去理解。”马克思将实践定义为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并且立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

1、实践基础上的新自然观

在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中，自然界看做与人的实践活动毫无关系的直观对象，是一种人之外的纯客观自然。这种看法虽然肯定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和客观性，但是缺乏主体的能动作用，割裂了主观和客观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构成了统一体，“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

2、实践基础上的新历史观

之前的一切社会历史理论中，都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生活中的第一性东西，并不知道社会存在的真实含义。马克思以实践为视野，以人的现实存在的范畴去理解，把人看作是处于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人，然后从这种现实的人及其他们的物质活动出发，去解释探究人类社会的本质、进程和规律，从而破天荒的把社会历史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3、实践基础之上的新认识论

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主客观、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列宁曾指出：“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的基础。”“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说明想要认识事物必须要经过不断地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也运用到认识论中，客观世界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认识活动也是辩证的发展着，一个正确的认识必然会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过程。

二、科学实践下的当代中国顶层设计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强调认识世界要“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出发。这一原理告诉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事实的本身、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实践，是有目的、有效率的活动。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7）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265-01

一、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理论科学性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客观世界中的有限对象的客观必然性进行揭示。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主要是指其现实且具体把握人类生存状况，并大胆提出人类社会运行规律方面来说的。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一是马克思提出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观点为具有哲学属性的马克思理论转变成具有科学属性的马克思理论创造了概念上的前提。当马克思理论将关注点集中到对时代精华的揭示时，哲学研究的对象被锁定在有限的时空内，哲学开始关注有限时空内的人类生存现实，从而实现了哲学理论实现了对人类的生活状态的关切，为马克思理论对人类的生产进行科学考察提供了条件。二是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观点引发了哲学革命，为马克思理论科学属性提供了现实可能。通过实践论观点，马克思理论从抽象观察人类的生存状态转变到关系特定的人的现实生活，逐步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使得马克思理论呈现出科学的属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

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理论不是对旧哲学的修正，而是对旧哲学的革命，彻底抛弃了旧哲学。马克思理论以总体性为标志，它要求人们将社会和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联系起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均发生在历史之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考察也应当置于社会历史之中。马克思理论哲学属性的实质是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理论表征，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为最高追求，通过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引发哲学界革命，将人的生存状况从理论层面过渡到现实层面。同时，马克思理论在实践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属人世界和自然界的对立统一理论，只有实践活动才能将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达成真正统一。毫不夸张的说，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观点是迄今人类思维所达到的最高成果的哲学理论。

三、作为科学和哲学的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批判反思和实践论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观点是以反思批判的形式展开的，不仅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同时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实践论认为统一主体和课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践，实践贯穿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方面。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观点是在黑格尔对主客体理论批判继承基础上得出来的，马克思理论批判了黑格尔实践观点的唯心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突显了马克思理论的特色。实践的观点贯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该《提纲》被称为是天才的发现，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对认识论和历史观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首次引入实践观点，解决人与自然如何统一的难题。认为只用具备能动性的人类使得实践具有意义，人类存在于其他存在之中，劳动使人类具有了社会性，不断通过劳动发现和改变实践，将客观事物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主客体之间相互依存。可以说，哲学争论过程中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其答案就是实践，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揭示资本主义本质

马克思理论对于资本逻辑的揭示将长期起作用，除非资本主义制度发生改变。马克思理论关于资本的理论经历了长久的争论仍影响深远，部分学者的马克思资本理论存在怀疑，认为马克思理论产生于自由竞争时代，而当今社会已经不如全球化和后资本主义时期，理论的知道意义已不如几十年前了，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不管争论如何，我们应当用实践论观点来分析阐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对这些争论做出辩证、科学的回答，而不能单纯从个人主观好恶进行评判。马克思理论中社会发展问题说明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时期，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发展实质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主要方向仍然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在进行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8）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运用到中国发展的伟大实践中，能够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着其特定的具体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过程

实践的观点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他的实践观点有两层内涵：一层是道德德性，一层是日常生活实践智慧，之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都只是片面的、单一的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点的一部分，直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制定了科学的实践范畴，从总体上、从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上提出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写的《形态》是对《提纲》的深入探讨和科学阐述，标志着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彻底形成。《形态》第一次科学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随后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正在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因此，如果没有对实践的科学阐述，便没有历史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是人所从事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人们通过参与实践这种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感性活动，在改变外部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是科学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科学实践观实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它确立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阐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指出实践是人的认识能力得以提高的根本途径。2.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在揭示自然界对于人和社会的先在性的同时也阐明了实践活动中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政治、精神活动的影响，并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去说明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从科学实践观出发，阐明人是从事着感性活动的主体；将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根据中国的具体现实状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观。他着重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就是认识不仅从实践中来，还必须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本本”，通过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照搬苏联经验和模式，而是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的“实践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为基础、以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中心点，将革命反映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其中这个主观世界包括着人的认识能力，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具有责任感，勇于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增值自身的价值，提高理论素养。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深深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并对这一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是在思想的基础上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邓小平坚持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地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他提出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科教事业，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历史使命是“解放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不仅把“实事求是”这一原则论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将具体化了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目的论、形式论的具体化，形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第二次具体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三）对马克思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又一次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特质，坚持把社会实践作为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又一次发展，不仅以高度精炼的表达概括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而且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蕴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理论的实施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科学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理论代表。

（四）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进一步深化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思想。在认识过程中，实践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它是认识的基础，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多年发展经验的同时以科学实践观为指导做出的重大决策。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发展”思想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具体表现，在将其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过程中，在对我国的社会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的过程中，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提出重视人和自然、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这些方面无不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五）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重要讲话，无不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现实价值。“中国梦”不是停留在思想观念上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能够激发行动意志、具有行动能力并最终能够得以实现的梦。作为一个实践对象，它的提出是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立足于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中国梦”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景，并不是实现不了的国家目标，它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新方针、新举措来确保中国梦的实现。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表明社会生活的一切内容都可以通过实践来解决。伟大的梦想源自现实的土壤，“中国梦”的实现也不例外。人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任何一种方针政策等社会意识和人的行动正确与否，归根到底是由实践来检验。为此，在筑就“中国梦”的实践中，立足当前中国最大的国情，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新方针、新举措；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的发展理念，并在总体布局上提出了新提法，即由过去的“五位一体”，升级为“六位一体”。总之，在实现“中国梦”的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指导，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观着手，辨证地认识实践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结合现实不断地进行反思，用实践观的理论思维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建设发展。

（一）从现实出发搞好社会建设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客观的，是以客观实践作为依托的，所以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着力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的进程，更早、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要符合我国的国情，找到一条与社会现实相符的道路才是硬道理，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要经过多次的尝试和探索，只有紧紧地与社会现实统一起来，从现实里找到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元素，逐渐摸索更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模式，才能够在探索的道路上走得更持久。

（二）充分地尊重人的发展需要

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到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客观物质世界的桥梁，也是沟通两者的有力工具。因此，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充分地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主体地位，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要紧紧依靠人类，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根本，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认识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前进。

（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方向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攻坚时期，把握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和乡村等各方面的关系，正确处理相互之间存在的矛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正确理论指导。把握了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从根本上把握了国家的利益、把握了人民的利益、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改革开放三十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必将指日可待。

作者:张超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9）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参照来进行理解的。而所谓的“传统哲学教科书”是指以苏联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蓝本、以我国学术前辈编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2］49。这是基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所做的理解，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以形式逻辑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道和理的，采用的是抽象同一的A=A的形式规律。首先，他们认为所谓的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在世界观形成之后，人们用其中的观点去解释世界中的现象，处理各种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把世界观直接当成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活动的原则方法，把方法论当成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因此世界观和方法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被概括为，世界观的观点等同于方法论的方法，即“对世界的基本观点怎样，观察、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就是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便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又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此外并没有脱离世界观的单独的方法论”。［3］

但是这样一种将世界观与方法论等同起来的观点，忽略了指导人们的世界观所具有的一般性，即如果要使其成为具体性的方法论还要经过科学的转化，从而使其转变成特殊性的环节以适应改造世界的需要，做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这样才有可能成为贯穿人们的实践过程、起指导作用的方法论。其次，传统哲学教科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物质世界观。它追求的是世界的始因，通过把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思维都消解还原为物质的方式，试图建立一种世界万物都统一于物质的世界观理论。在这样的世界观理论下，支配人们活动的是自然物质的运动变化规律，自在物质的实体性和客观性在此得到了空前的强调。这样一种世界观虽然可以精确地描绘物质世界的运动，但是如果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也把这样的世界观当成方法论来指导实际工作，就会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人以及人的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究其实质，这种世界观是敌视人的世界观，在其中人被当作物，人的一切都会作为无关于本体论的无意义现象，像杂草一样从这种无垠的广袤之中被彻底清除掉。最后，传统哲学教科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强调唯物是相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而言的，强调辩证是相对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而言的，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所进行的理解，而不是基于马克思本人的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理解。依据这种理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是通过简单地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所进行颠倒、结合而形成的哲学。因此，综上所述，基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这种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使得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只实现了对事物“真值”的追求，而忽略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是对“真”、“善”、“美”的统一性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的理解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也就是说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对对象的理解不能只从客观的或者主观的方面去理解，而要从主客观相互统一的基础上去理解，从实践上去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义”所在。因此，为了和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我们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它要求我们要立足实践，即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这一命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走出困境，在现实的活动中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传统哲学教科书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所做的理解，存在着种种缺陷。而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是就其区别于古代本体论哲学和近代认识论哲学而言的，它是应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所进行的理解。首先，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思想”，是在显层态上从实践理解而形成的世界观即实践的世界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它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物质世界观，而是指“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世界观，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和规律、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理解、把握属人世界———实践存在的理论成果和表现。”［2］194

这种实践的世界观不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而是通过实践把整个自然界、社会和现实的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实践是生成现实世界的“道”和“理”与内在规律。它虽然也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即承认自然界在时间上的优先性和客观的外在世界即自在世界，但是这个自在世界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5］因此，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世界是与人有关的，是在人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属人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在自在世界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却是人类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它“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197因此，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理解，才能体现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中体现的概念、观点和范畴才具有科学的方法论的意义，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义”的所在。其次，它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即实践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指“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方法论，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规律和逻辑，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方法论，是从实践去思考把握存在、诠释评价存在，实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方法和逻辑。”［2］198这是隐层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一种规则性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魂”。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理解才能体现用马克思本人的精神来思考问题。所以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所作的理解，才能在主体改造客体的双重对象性活动中，体现出主体的主体性，才能明确地表达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真”、“善”、“美”三者的有机统一。#p#分页标题#e#

在传统的教科书中，一般强调把世界观的观点和理论直接运用到解决现实的问题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就是对世界观的直接且不做任何改变的应用。所以马克思主义新哲学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世界观与方法论关系解释上的缺陷，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即实践世界观和实践方法论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的对立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及其与实际的联系程度不同上面。实践的世界观是从实践理解形成属人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一般要经过向实践观念的转化才能指导实践活动。实践的方法论是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方法论，是从实践思考把握存在、诠释评价存在，是实践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方法和逻辑，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根据这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提供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解决现实问题。从统一性来看，二者的理论前提和理论目的是一样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实践世界观和实践方法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来看，是“思考”决定“思想”———即所谓的“方法论”决定“世界观”。因为形成属人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的前提是从实践进行理解。这种方法论不在世界观之外，而在世界观之中，即只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才能形成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进行理解的正确观点，才能实现正确的世界观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来看，是“思想”决定“思考”———即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在实践的世界观中，一般的理论、观点，由于它的一般性、抽象性不能直接地指导具体的问题，但世界观中的概念、范畴、观点、理论体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而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中体现方法论。所以，作为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使我们纠正了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使其凸显出真正的“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篇（10）

建国以来，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屡经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各高校展开了许多探索，展望未来，改革应当在多方面同时着力:在内容上逐步强调实践观点的首要地位，在形式上更为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同时突出教学中的交流与对话。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材问题体现在“千书一面”，尤其是本科和专科生用教材，一般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在实际授课过程中师生普遍反映内容上较为僵化，研究生用教材编写较为灵活，状况相对较好。教学内容方面，表现为陈旧过时，吸收新成果较少，且“讲坛哲学”多于“论坛哲学”，即讲授多而讨论少。教学方法方面，表现为僵化死板，教学艺术欠缺，重视观点灌输而不重视讲清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的问题，而应当放在整个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去认识。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在其他哲学二级学科中也同样存在，甚至也是当代中国所有人文学科共有的问题。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有地位，尤其是作为各类高校和各级党校的公共课，问题反映的更为集中和明显。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哲学教育观念的偏颇，即长期将哲学教育混同于知识教育或知识传授，这种现象在所有人文学科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长期以来，我们不注意区分人文学科与其他知识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也不注意区分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教学特点。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即表现为统编教材、统一体系，强调共识的内容而引入新内容少，多采用灌输教学而讨论少，尤其是在考核方法上，本专科生教学中甚至还普遍使用客观考试方法，大量以客观题形式进行考核，以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作为客观知识体系而非哲学。［1］

二、以实践观点为首要观点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逐渐形成了以实践观点为首要观点、核心范式和建构原则来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新探索。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学者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社会实践，深入解读了马克思哲学原著;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其对社会存在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实践观点等的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三是中国学界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关于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不断深化。［2］马克思本人考察所有哲学问题都是以社会历史和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其具体哲学观如世界观、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都在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得以呈现。实践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中是一种哲学范式，是其逻辑起点和内在线索，也是其理论态度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学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既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也要回到现实世界，不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不回到现实世界，就无法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统一，这两个回归都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相对于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视改变世界，世界自身发展出了“人”这一否定性的存在物，并最终使“人”的尺度高于“物”的尺度，改变世界即实现两个尺度的统一。改变世界的途径是人的实践，这里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通过人及其实践，既改造客观世界，也在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重新实现有机统一。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人为本”的唯物主义哲学，必须在对人所处时代及面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中前进和发展，不关注现实问题和时代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势必失去生机和活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必然要回到现实世界，教导学生学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独立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使学生自觉树立而非被迫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首要观点，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具有综合性、当代性和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综合性”是指以实践观点为原则，打破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程的壁垒，将从属于不同分支学科的内容围绕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主题加以有机糅合，形成整体。“当代性”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延伸至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语境中，融入现代观点，关注现实发展。“开放性”是指以实践观点为建构原则，充分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将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充分涉及或展开的基本原理根据实践需要加以详细阐释。［3］

三、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老”模式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主要沿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三老”模式。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居于核心地位，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具有重要历史作用和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原理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是相对偏狭和贫乏的，从而导致“不原也不全”的情况。因此，有些学者呼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研究”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保持开放性和批判性。［4］由此，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的“三新”模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有益尝试。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新模式未必适合于从本、专科到研究生教学的所有阶段，对于研究生教学尤其是博士生教学，这种模式较为合适，因为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已经具备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本、专科生本身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如果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较为有限，未必能够理解专题讲授的精髓，教师自身的学术素养也未必能满足专题教学的需要。所以本、专科阶段是否采用专题讲授模式尚需思考和检验。如果采用“三新”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课的作用就更为凸显，因为原著能够直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涵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更为全面和准确。但同时，在众多的经典原著中，如何取舍也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可分为早期著作、部分读书笔记和札记手稿、论战性著作、成熟而比较完整的论著等四类。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适合作为原著课基本教材，原因是这两部著作论述全面成熟且难度适中。［5］但考虑到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本专科和硕士阶段，以这两部著作作为原著课教材是合适的，但在博士生阶段，考虑到博士生所应具备的哲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则以《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著作作为原著教材更为合适，这两部著作具有更大的哲学张力，也是近年来高水平哲学论文频繁引用的重要文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更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哲学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四、走向对话，将“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的改革中，走向对话是必然的趋势，对话既指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也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哲学，也是“以人为本”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教学中主体与客体———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平等相待是对话的基础，这就势必改变以往灌输教育中教师主动而学生被动的局面，而是双方都主动思考和讨论，从而调动主客体双方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其发展历程也是与其他哲学思想甚至自然科学频繁交流和论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是因其真理性和价值性而确定的，而真理性和价值性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这种交流和论战，因为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思想，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各类二级学科不去面对这一现实问题，固步自封，就有丧失传统思想阵地和舆论阵地的危险。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传统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也要与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批判和借鉴，最终使学生在各种思想的比较中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话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论坛，也有人将这种交流模式称之为“论坛哲学”，反之将传统的课堂教学称之为“讲坛哲学”。近年来，各类高校和各级党校都很流行论坛，甚至有人提出干脆以“论坛哲学”取代“讲坛哲学”，这是狭隘和急功近利的观点，“论坛哲学”和“讲坛哲学”应当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论坛哲学”能够活跃学术氛围，但观点杂乱，并不具备“讲坛哲学”的严整性，过度强调“论坛哲学”只会导致思想的混乱，反而无益于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二者只能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以上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目标、措施进行的粗略分析，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完整的规律和实际。这些改革不仅对教师也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能够实行将极大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探索和尝试的。

参考文献:

［1］汪信砚．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哲学动态，2003，(5):3．

［2］袁贵仁，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下)［J］．哲学研究，2011，(11):16．

［3］丰子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建构的实践观点再析［J］．哲学动态，201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