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总集篇（1）

(一)大型文献资料的编纂与完善

新时期以来，以知名专家为牵引，以高校、研究所、出版社为主体，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在一些大型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总集的编纂和辑补

诸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全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以及《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薄弱到厚重，在不长的时间里展开，且多数已完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已有总集与大型资料丛书的完善，也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基本文献，都在原有基础上，经过辑佚、辨伪、校注等工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

出版社、高校、研究中心等主体发挥组织作用，针对特定领域推出不同的丛书或文库，系统地整理了古代文学典籍。不同的出版社各有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如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本小说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中华经典藏书”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四库类书丛刊”、“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人别集丛刊”、“笔记小说大观”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凤凰出版社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大象出版社的“全宋笔记”，等等。此外，不同单位和地区也在不断地推出各种具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丛书，如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浙江文丛”，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陇右文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的“中州名家集”等，都收入了多种古代典籍。以上丛书有的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充实和重印，它们既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成就的代表，又是古典文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作家、作品的校注与译释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在对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思想进行清理、批判的同时，也整理出版或重印了众多古代文学研究的优秀之作。钱锺书《管锥编》、游国恩《离骚纂义》、林庚《天问论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程千帆《古诗考索》、任半塘《唐声诗》、唐圭璋《宋词四考》、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钱南扬《戏文概论》等著作的出版或再版，对于恢复古代文学研究传统、重建学术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校注、译释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时期以来，新校新注新译的作家、作品普遍做到了广征善本、广辑遗佚、删刈伪讹，不断向深细专精方向发展。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每一个重要作家，都有多人研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从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陶渊明到杜甫、李白、韩愈、李商隐、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关汉卿、纳兰性德等名家，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多种全集本、校注本或译释本。校注本融汇各种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如李白集的整理，影响较大的新注本就有三种，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瞿蜕园和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三者或注重版本资料的完善，或注重考订与批评相结合，各有特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白话翻译方面，巴蜀书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新时期作家、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体现于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三套大型丛书上。同时，从作品的校勘注释到作家身世生平的考订，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阐发，都产生了一批经典著述，出现了一批在专书、作家、文学现象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中心。夏传才的《诗经研究》、赵逵夫的《楚辞》研究、曹旭的《诗品》研究、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研究、谢思炜的白居易研究、刘学锴、余恕成的李商隐研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等，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之上的。

(三)研究资料的汇编与工具书的编纂

作品、作家、文学集团以及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汇编，年谱以及工具书的编撰，极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数十种，一般由该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主持，将各种相关的文献与研究资料汇集起来，有助于了解研究全貌，发掘创新点。作家作品的考证、辨伪、系年、溯源等，都因此取得了较大成就，初步形成了对文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系统。周勋初《高适年谱》、卞孝萱《元稹年谱》、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孔凡礼《三苏年谱》、章培恒《洪升年谱》等，是年谱编纂代表。其中，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把谱主事迹织入到围绕牛李党争而展开的历史事件中，把史料考辨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体现了整体性的历史眼光。①新时期以来，以时代、地域、专书为类，一些大型的词典、辞书及大典、类书等，纷纷推出。鉴赏类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历代鉴赏辞典系列”数十种，巴蜀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近二十种;目录类工具书，如《中国古籍总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楚辞书目五种》”、“楚辞书目五种续编”等;学术类工具书，如《中国诗学大词典》、《中国词学大词典》等。这些辞书的编纂，一方面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随着大量服务于基础研究的工具书的编纂，各种资料的综合索引、汇编和提要，都对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夏传才和董治安主编的《诗经要籍集成》精选影印了由汉朝至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经》研究重要典籍130余种，全面反映了海内外诗经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面貌，为《诗经》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的编撰，正是《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总之，新时期以来，传世古籍文献的整理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大，涉及面广，几乎所有重要古籍都开展了整理与出版;二是质量高，许多整理著作都吸收了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些校勘、注释本成为相关领域最高研究水平的代表;三是重点突出，一些名著或大家文集都有多种新校新注本，足资相互启发。当然，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过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致使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率尔操觚之作。二是为考据而考据的现象较为明显，一些校注本，良莠不分，将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引入，注水现象严重。三是重复性工作，同一知名作家的作品，注释本少则三五本，多则数百本，其中多数又是乏善可陈。虽然国家对于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有规划，但事实上，项目或专著撞车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大型文献成于众手，水平参差不齐。“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大型文献编成之后，仍需持续不断地补正和完善。

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②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③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④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固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②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③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④

古典文学总集篇（2）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01

盛世修典。《中华大典》堪称一代匡世名典。 《中华大典》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该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启动编撰。作为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中华大典》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收入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是《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将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中华大典?法律典》有《法律理论分典》、《刑法分典》、《诉讼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行政法分典》6个分典组成，总字数6-7000万左右。它续600年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类书。《永乐大典》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雄伟博大之类书气魄，贡献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之伟业。编纂《中华大典》是国家的一项文化发展战略性决策。作为出版工程，有关部门给《中华大典》戴了四顶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之首”、“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见《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扉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2011年11月第一版。

这样的定位在当今出版界已经高得无法再高了。《中华大典》当然应成为传世之作！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之作！成为国家文化宝库的镇馆之作！成为国礼之作！

感谢时代，让我们际会修典伟业。一介书生，机缘巧合，能参与《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的编纂，贡献所学，亦足以不负平生，能不殚精竭虑？！

历经两个多年头夙兴夜寐的努力，《法律理论分典》终于在2011年11月正式出版，2012年1月印装完毕。当厚厚的四大卷分典送到案头，望着那大气、典雅、精美的装帧，闻着那熟悉的、淡淡的墨香，欣慰之余，不禁百感交集。在现代法理学理论和分类的指导下编纂《法律理论分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尝试。如何既尊重古籍文献、避免削足适履又服从《中华大典》经目纬目体例格式，如何既保留中华古代礼法范畴体系和理论特色又适应现代法学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如何既谨守《中华大典》编纂原则和技术规范又能根据中华古代法实际有所权宜和融通，如何才能寻求到一种通今达古、充满古香古色又能让现代人看得懂的《法律理论分典》编纂体例和标题用语体系……面对一系列的如何，真是令人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重读着几乎能背得出的《法律理论分典?说明》

见本文附件1。，回忆的闸门轰然洞开，一发难收。就势把《法律理论分典》编纂过程中一些思考整理成几个片断公诸于世，一来与读者分享，二来求方家指教。

一、关于《法律理论分典》资料收集的范围

古典文学总集篇（3）

清朝乾隆皇帝率领大批大臣编定《四库全书》，完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清朝初期最新的学术成果从中得到体现，许多古代典籍因收入此书得以保存。《四库全书》问世以来，关于《四库全书》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的争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首先，《四库全书》的编篡在保存先人文化遗产的同时，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类似“焚书坑儒”的文化浩劫。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书籍，到处搜求，名曰集中编纂，实际上是大搞焚烧和文字狱。凡与朝廷思想、观点、制度相悖的，就以“触讳”之名烧掉。正当热河避暑山庄由纪晓岚率御前写作班子舞卷弄帙不亦快哉之日，正是大江南北焚烧“触讳”图书70余万卷之时。这次文化浩劫是中国文化文明史上第11次大劫难，是仅次于“”的最惨最巨的焚书大劫难。《四库全书》经十年而成书79337卷，于其同时，却焚烧了“触讳”书籍71万卷，成与毁，比例是1：10，烧10本书，留1本书，而留在四库全书里的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图书，绝大部分又经过了以纪晓岚为首的御前文人的“美容”和“改性”手术。

其次，我们在用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历史时，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看到以乾隆为首的清代统治阶级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和删改图书的消极影响，承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库全书》在传承和保留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用历史唯物史观评鉴清庭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焚书与文字狱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很多学者喜欢用放大镜去照看《四库全书》，然后说，这部书是通行的，那部书所选版本并非最佳，还有一部书被删改了，于是，得出结论：《四库全书》中有价值的图书实在不多，如果研究真实的中国社会史，这《四库全书》实在没有阅读的价值。还有的主张现在国家正在着手编纂的《清史》，对于在乾隆年间的焚书坑儒文字狱，应详尽着笔。不能否认的是,《四库全书》既是封建盛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对清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章。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社会都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学术领域，《四库全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人们无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也罢，都忽略了或者没有充分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

文献是知识内容和物理形式的结合体，使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文献的劳动过程。文献的价值就是由产生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不但体现为它是知识信息的集合体、，还促进了考据学、目录学等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

一、搜访范围广，征集图书全

为了汇聚天下书籍，《四库全书》开馆前后，清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搜访图书，凡经史百家、文人专集等等均在采集之列，惟坊间举业时文、民间族谱、尺牍屏幛寿言以及屑屑无当之酬唱诗文之类，均无庸采取。乾隆的初衷，是要通过此次征集活动，尽收天下有用的图书。此举颇为有效，短短几年时间，从各地征集10000余种（包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和购入通行本），除四川、贵州等地因有事未上缴外，征书范围遍及全国，江浙等人文荟萃之地尤多，从宫廷各处藏本检出约2000余种，从明朝大类书《永乐大典》辑录图书500余种，再加上由朝廷组织临时编纂之书，总数达13000余种，其间包括不少举世罕见或海内仅存的珍本秘籍。章学诚说：“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章氏遗书.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这次征集，除了朝廷明确不收的“举业时文”等，以及大量的佛道藏图书、普通地方志和戏曲小说等等以外，已经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存世的图书。

当时所征集的图书，除少量因属重本或被认为实在没有保留价值而被淘汰外，有3000余种被禁毁，被禁毁的书籍内容主要是明末清初的史料、文集、笔记、石刻碑铭、郡邑志乘、剧本曲目，以及天文占验之书等等，这些被禁毁的书籍虽然后世大多尚存（仅孙殿起所撰《清代禁书知见录》即收书1400多种），但此举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危害，而未选收此类书籍的《四库全书》，其本身的价值也受到了损害。

清朝政府为了编修《四库全书》，聚集了13000余种图书，禁毁了3000余种图书，最后将10254种图书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但是，被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图书又大部分没被正式录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虽然仅收图书3461种，但已经可以基本涵盖当时的主要图书了。《四库全书》编修者当然希望将最好的著作编入《四库全书》，通过广泛征集而得到的万余种图书，必然良莠不齐，简单地将它们拼凑成一盘大杂烩，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时代的一流学者们所不愿意做的。但那些被淘汰的图书，在他们看来也并非全无价值，于是就有了所谓“存目”，“存目”的意思，是原书不必录入《四库全书》，只保留一个目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谕：“其中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灭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不必将全部付梓。”馆臣秉承乾隆的旨意，从学术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选择，将他们认为不合标准的图书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关于四库馆臣“存目”之书的类别，司马朝军先生综合考察《四库全书总目》的“序”和“案”，认为可以将分为三大类十小类，即：从形式上分，有《永乐大典》辑本、同书异本之别本、属于“未竟之稿”的稿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庸、俗、伪、残本；从政治与思想上可分为禁毁之书、异端之书和杂学之书。

邓广铭先生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存目”提出精辟见解：“被四库馆臣弃掷到《四库存目》的大量古籍，决不能排除其中必还有值得加以印行、整理、研究的东西，但为数必然有限，我们绝不能因为要拯救这为数有限的可以保存的古书，而把《存目》中的全部加以印行，使文化‘沉渣’全部‘泛起’。”被列入《存目》的大部分图书价值不高，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续修四库全书》，从《四库全书》存目图书中选收了800种，为全部存目图书的12％弱，这就是摒弃了清朝统治者偏见的当代学者的郑重选择。

二、开创各门专科学术先河，总结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

《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许多学者毕其一生，从事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辑佚的研究，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他们的工作，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1.校勘辑佚,成绩斐然。《四库全书》开馆后，由于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清代统治阶级发现汉学也可以炫耀文治、点缀盛世，便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包容政策，大力提倡注编经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就成了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前后的图书搜访，《永乐大典》未列其中。为了使搜集工作巨细不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永乐大典》的辑佚，便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开展起来。

《永乐大典》原扃贮于翰林院典籍库中，纂修官根据原书目录，对《大典》进行彻底清查。根据乾隆旨意，总裁拟定了办理章程，将清理出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逐一检阅。凡有符合采集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然后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

在《大典》的辑校工作中，最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各册辑出的零篇散帙编次成篇。由于《大典》编排体例漫无条理，同一书的内容往往散见于各韵某字之下，因而各册所辑内容大多不相连属。对此，纂修官在与原文详加校勘后，根据各条内容，反复考核辨证，并参照它书所引，多方拾遗补阙，然后排比编次，荟萃成书。

在众多学者长年辛勤工作下，数百种古书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编纂古代最大官修书目，促进目录科学空前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它的编纂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始终，既保证了《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质量，也保证了整部《四库全书》信息的完整性、均衡性和条贯性。在乾隆三十七年的征书谕令中，就要求“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在朱筠的著名的开馆校书奏折中，具体提出了编纂目录的设想，其后，四库馆总裁一致推举著名学者纪昀和陆锡熊担任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征集、校阅、撰写提要、选择、编次等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源流演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⑴详晰的书目提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纂、私著各种目录都十分注意介绍作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撰写提要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纂官据此再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乾隆原来以为，如此纂办提要，“未免过于繁冗”，后来改变了态度，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了然。”各篇提要经考核审定后，总纂官们便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排纂成篇。

⑵科学的分类体系。早在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中，根据书籍内容和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的利弊得失，考查了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建立了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分类体系。在推进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理论和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于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合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集部别集一类，因书籍较多，以时代先后为序排列，虽未标明，实是暗分子目。在这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体系中，《四库全书总目》虽然大多沿袭前人成法，但能折衷诸家，自出新意，在类目的设置和书籍的归并方面，都有较大的改革和创新。

⑶完备的部类小序。书目部类之首冠以小序,撮述学术源流正变,反映图书存佚情况,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四库全书总目》继承这一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通过这些完备和系统的小序及案语，《四库全书总目》全面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对目录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介绍和考辨，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公允，阶级烙印清晰可见；但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合四部分类的图书分类法仍是古代图书分类法中最好的一种，而《四库全书》的分类体系被公认为是最为成熟、最为严密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目录的纂写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学科分类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成就，代表了目录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四库全书》作为综合性丛书，着重保存文化典籍，提供学者研究利用。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仍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文献典籍的渊薮，充分体现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型百科性丛书的文献价值。在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中，既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明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文化的各种糟粕。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李日禾：《试论文献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4。

古典文学总集篇（4）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09-02

一、概述

《经典释文》是一部注解群经的著作，它是一部以释解专书词语为特点的专书词典。据陆德明《经典释文》自序称：“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循省旧音，苦其太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合为三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经钱大昕等人推算和考证，《经典释文》应作于陈时。今本署“唐陆德明撰”，实际上并非撰于唐初，而是到唐初《经典释文》已开始流行。

《经典释文》在清代有徐乾学《通志堂经解》刻本、清乾隆五十六年卢文刊《抱经堂丛书》本、清同治十三尊经书院本等多种刊本。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也均收录了此书。

《经典释文》成书约一千四百余年，历来备受重视。该书的问世，使得之前各家的音注之书纷纷亡佚。由于其在中国经学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它做整理、介绍、研究、评述的著述历代都有，引其中的资料用于其他研究的就更多。目前，学界对《经典释文》的研究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另一类为对《经典释文》所录材料及其自身的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缺乏对它的体例、所用术语的含义、所注音切的内容、类别和特点、它本身和它所注音切的性质等的基础研究。

二、《经典释文》在目录书中的归类情况

《经典释文》是一部语言学的重要著作，是汉魏六朝以来群经音义的总集。在古代各类目录书中都归入经部，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其在经部下小类的归类划分却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经解类

《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归到经解类中，《钦定校正补刻通志堂经解目录》亦将其归入经部的总经解类。

（二）小学类

《崇文总目》《崇文总目辑疑补正》《中兴馆阁书目辑考》《衢州本郡斋读书志》《昭德先生本郡斋读书志》《遂初唐书目》将《经典释文》归到经部小学类中，《旧山楼书目》也将其归到小学函类。

（三）五经总义类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和《爱日精庐藏书志》将其归入五经总义类。

（四）诸经目录・文字音义之属

《书目答问》和《书目答问补正》将其归到诸经目录下的文字音义之属。

（五）其他

另有一些目录书并未将《经典释文》列入上述几类，比如：《旧唐书・经籍志》将其列入经杂解类；《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将其归入经部经总类；《藏园群书经眼录》将其归入群经总义类。另外还有一些目录书，如《读书敏求记》，则仅将《释文》列在经部总目下，并未再加细分。

三、《经典释文》在目录书中的具体著录情况

中国古代的目录编撰极其发达，自汉代到清代，产生了大量的目录著作。从体例上来说，有的只著录了古籍的书名、著者，如宋代尤袤所撰《遂初唐书目》里有关《经典释文》的著录信息就只有作者和书名；有的著录了书名、著者、卷数等基本信息，如钱曾的《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中就著录有：“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的信息；还有一些目录书除了著录书名、著者等基本信息外，还对所著录古籍的著者生平、著书缘由、版本信息、流传情况等详细著录，甚至为所录古籍做解题或加小序。此类目录书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傅增湘编著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和清代瞿镛所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下面就将《经典释文》在古代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分为书名、著者、卷数类；版本信息类；解题、小序类；其他类等四部分，以列表形式考查其在各目录书中的著录情况。

1.《崇文总目》为宋王尧臣编撰，清嘉庆人钱东垣等辑释，收入《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中。有书名、卷数、著者，还有提要。如《丛刊》第31页《经典释文》著录为：“经典释文三十卷，原释唐陆德明撰；德明为国子博士，以先儒作经典音训，不列注传，全录文颇乖详略，又南北异区音读罕同，乃集诸家之读九经《论语》、《老》、《庄》、《尔雅》皆注其翻语，以增益之。”①（标点为笔者所加）。《崇文总目辑疑补正》补正了钱东垣等辑释的《崇文总目》中对于《释文》的分类情况。补曰：“书录解题（三卷）前世艺文志列于经解类，中兴书目始入之小学类，非也。据此则崇文总目是书尚未入之小学类，与前世志同。”

2.《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在书名通检中著录了撰者和书名，但在正文中未注撰者名。

3.《郡斋读书志》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有大序，45小类中，25类有小序，附在小序类第一部的解题之后。介绍成书背原委、说明书籍的体例、内容；考订真伪；介绍版本情况，概述一书大旨，介绍编撰者生平事迹，补充轶闻逸事、品题是非等。王先谦校勘《郡斋读书志》时对照了《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和《袁州本郡斋读书志》（五卷），对两者都进行了查看、比对，并对有歧义的地方做了进一步考证，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中就著有：“先谦案袁本六，顾氏云当居第十三。德明盖博及群书者也（先谦案旧钞无者字）。”

4.《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目录，是目录著作的集大成者。全书为著录各书包括存目都撰写了提要。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轶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如《总目》著录有：“德明生于陈季犹浴六代之余波也。其例，诸经皆摘字为音。唯《孝经》以童篆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经者用墨书，音注者用朱疏，以示分别。今本则经注通为一例。盖刊版不能备朱墨，又分句繁多，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已混而■之矣。”

5.《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记载各书版式比较详细，各书的版本、存亡情况也有记载。比如收录《经典释文》宋刊残本，记录为：“经典释文一卷 （宋刊残本） 此春秋左氏音义之六，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称元崇文阁官书也。起昭七年，经讫后序其第三第九，板心皆有重刊字，不知何时修板。臧君在东跋云林宗影写绛云楼藏本，此卷皆与印合，然以阮氏勘记所载抄本核之，颇有不同……”

6.《爱日精庐藏书志》对所收书间或记载不同的版本，列举不同版本所记内容进行比照。“标题依原书形式，所曾时代及撰者等字，以阴文别之。一书而两本俱胜者，仿《遂初唐书目》例，并存之。”如《经典释文》下著录有：“《释文》自宋本氏影宋椠本外有通志堂、徐氏报经堂、庐氏两本，宋本谬误触目皆是，徐庐两家诚有扑尘，归之功。然亦有宋本不识而今本妄改者。”

7.《藏园群书经眼录》对所收各书皆记录行牌记序跋摘要。先标明书名卷数，其下以小字记作者和存卷；正文首时代、版本、版式、本书序跋、刻工牌记，次后人题识，次收藏印记，最后是作者的鉴定意见或评论，都各自为段。收录《经典释文》七个版本，分别记录为“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存《礼记释文》四卷，内钞配四十九，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刊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宋刊递修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 存卷三至十，十五、十六、二十一至三十，计二十二卷，影宋本（右影宋椠钞本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三十卷）；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存卷二十一、二十二两卷《公羊》、《梁》音义， 通志堂刊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通志堂刊本，臧在东镛堂手校影宋本；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清通志堂经解本，顾之达校，并临惠栋、段玉裁、臧庸堂校及考证语；经典释文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通志堂刊本，吴江袁清贺传校宋本。”

四、结语

《经典释文》是一部体系严密的关于诸经音义的著作，揭示了汉魏六朝声音的变迁情况，它的出现对经典的传播及中国经学史的形成都具有重大意义。黄焯在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经典释文》的前言中说：“《释文》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字音韵及词义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于我们阅读古代文献很有帮助。”如此，对今天研究经学、汉语言学史、辞书史和编纂汉语辞书者来说，《经典释文》仍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参考书。笔者经过对以上目录学著作的分析得出，历代目录书对于《经典释文》著录的差异，主要在于对其的归类，以及由于目录书本身的编撰体例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此中差异经笔者梳理、分类，一可明其归属，二可供研究者查阅之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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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路明.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C]//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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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陶湘.书目丛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古典文学总集篇（5）

关键词：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发展脉络 发展现状

翻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其中，有着精深的内涵和超高的艺术价值的古典诗词便是这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古典诗词，从第一部传承至今的诗歌总集《诗经》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古典诗词从起源到发展一直都与音乐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由于古诗词的格律性与音乐有着天然相近的亲联关系，在音乐中，我们会感受到诗词的意境，在诗词中，我们会体验到音乐的韵律美。音乐与诗词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

如果说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华彩乐章，那么以古典诗词为词谱曲而成的艺术歌曲则可以说是中国声乐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属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文人词调音乐，在古代是配合着词进行歌唱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这类歌曲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所创作或参与创作的，歌词大都采用历代文人的诗词佳作,故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文人音乐的存在和发展，许多文人所撰写的古典诗词在历史上都有入乐的传统，其中大部分即是中国古代词调音乐所遗存下来的歌词。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就是第一部把流传在民间的歌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总集，因此也可以称它为最早的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集。它包含了上古时期各类歌曲的精华。到了唐代，诗歌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诗人作品的入乐歌唱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许多诗人的诗作都被谱成歌章在宴会上传唱。后来，又逐渐出现了曲子词，宋代的曲子词作是我国长短句的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文词高雅并且易于传唱，其与音乐的结合比诗句更为自由灵活。元曲则是一个可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具时代标志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利用音乐曲牌来叙事、写景、抒情的一种清唱形式，倾向于通俗化。

其实以上所述皆可以概括为我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的第一条脉络。即由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我们知道从公元前周代的《诗经》，战国时期的《楚辞》，汉代的《相和歌》，到唐代的格律诗、绝句，宋代的长短句、曲子词，元明清的散曲、琴歌等种种古体诗诗词，皆是可以读、吟、诵、唱的。但由于记谱法的滞后，以及各朝的战乱变迁，社会动荡，绝大多数优秀的音乐歌谱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流传，更多的仅是限于文字的记载、徒以文学的形式流传了下来。现今得以流传下来的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极为少数。其实，唐宋时期的姜夔、何满子、李龟年、田顺郎等文人均可称之为音乐人。他们懂得音律，自行按词牌或自己读词谱曲，谱写出的歌曲作品音韵优美，格调清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二条脉络，就是由近现代作曲家为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20世纪初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音乐运动随之而来，效仿西方创造新音乐的趋势明显增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0年，留学德国的作曲家青主运用西洋作曲理论技法，创作出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歌曲《大江东去》（宋，苏轼词)，实现了由传统的学堂乐歌创作向艺术歌曲创作的转变。这首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正因与古诗词的结合，使之具有浓了厚的韵味和特点而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此后，黄自、刘雪庵等一批作曲家也尝试并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歌曲作品。这些作品中大部分的歌曲曲词来源于古典诗词，如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诗)，刘雪庵的《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诗)等。此外，冼星海1944年《古诗十首》歌集的创作完成，黎英海1982年《唐诗三首》的创作完成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又一发展。它的创作，彰显出了中国近现代作曲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和极大重视。

第三条脉络则是由作曲家借用古典诗词体裁加以谱曲为现代人而创作的艺术歌曲。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是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相交融的形式。当代作曲家们在继承前辈对古诗词歌曲良好创作的同时对西方成熟的作曲技法手段加以运用，并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声、韵律等元素融入作品中，独创性的创作和发展出了具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特点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还有很多词作家尝试结合历史内容创作古体诗，在曲作家的配曲下，呈现出中国味儿十足的现代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如韩静霆、徐沛东的《梅花引》，姚明、付林的《孔雀东南飞》等等。这些当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作品曲调旋律优美动听，成功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艺术魅力。

虽然当代社会流行音乐相当盛行，但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杰作――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毕竟有着上千年的深厚历史，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母语，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当一首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找到了美妙动听而又能准确揭示其思想内涵的旋律及其演唱来表达时就会很快的为欣赏者所喜爱，并且能够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浏览与欣赏，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提升自身音乐修养与内涵。同时，中国古典诗词音乐也给流行音乐的创作带来了一股古朴的清香。一些流行歌手发行的歌曲专辑中借鉴了古典诗词歌曲的元素，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浓郁的古典韵味及丰富的文化蕴含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而这些新型的古典诗词歌曲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也更加显示出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在百花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这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艺术依然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艺术的发展没有穷尽，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也必将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相信必会拥有一片宽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中国艺术歌曲论》李曙明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古典文学总集篇（6）

对于光辉的古代希腊文明，虽然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但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直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才又开始了对古代希腊文明的新认识与研究，延续到今天。在此期间，自然名家辈出，相关著述与争论也是层出不穷。

下面重点整理介绍最近二十年以来国内对于古希腊史研究的大致情况、成果和趋势。但挂一漏万的情况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见谅并批评指正。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上古史的研究经过诸多前辈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其中古希腊史的进步尤其明显，这表现在：（1）古希腊史的史料建设在整个国内的世界史领域处于前列。（2）专门研究古希腊史的老中青人员的数量在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相对而言是最多的，因此取得以论文和论著为代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世界古代史学科内也是最多的。（3）研究人员选题的范围广泛，涉及古希腊史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妇女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同时能参与前沿性课题的讨论，在宏观与微观研究方面均已做出了某些不亚于国外学者的成果，积累了一个分支学科所必需的基本读物储备。

在文献资料建设方面，目前国内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批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希腊-拉丁古典丛书系列，如哈佛大学出版的“罗耶布古典丛书”（Loeb）、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古典丛书”（Oxonii）、巴黎经典文库出版协会的“布代丛书”（Budé）、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的“陶伯讷文库”（Teubner）。英国的古希腊研究促进会出版物《希腊研究杂志》最为我国古希腊研究者所推重，成为少数有条件订购外文期刊的高校和研究所图书馆首选的古希腊专业杂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学者了解国外该学术领域发展情况的最重要的信息平台。

当前我国研究者一方面仍需要在考释文献史料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必须尽快填补在希腊-拉丁铭文学、希腊-罗马钱币学、以及古典考古学等方面的内容。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铭文学和钱币学的重要性。我国的古希腊史正在迅速成长，并逐渐走向成熟。广大学人正克服研究经费拮据，学科资料与图书积累不足，社会关注度低等重重困难，潜心钻研，在各自的领域努力把研究推向前进。

关于古希腊史研究的学术史有多项成果问世。黄洋的《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一文指出，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前西欧知识界对于希腊文化的阐述显示出，理想化的希腊是欧洲现代性自我形塑和自我表述的方式，而以现代性为归宿的希腊想象对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塑造和古代希腊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Hellenism成为欧洲在希腊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方式，而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也由此渗透进了我们对古希腊历史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徐松岩的《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指出，两千四百多年来，某些西方学者一直津津乐道于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从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优于东方人的“根据”。然而，通过对有关史实的重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个人才德的描述明显言过其实，很多事件不过是某些希腊作家对史实误解或自欺欺人的曲解而已。近现代西方学者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吸收了他们对波斯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的某些偏见。近代西方人对东方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偏见，其源头之一正是他们对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曲解。王大庆在《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兼评》一文中，以布克哈特在希腊研究上的代表作《希腊文化史》的最新英文选译本《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为主要的参照，对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的思想来源、贡献及特色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总结和评析。王志超评述了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而著称的美国著名的古典学者约西亚・奥伯的主要观点及其学术特点。

在宏观研究的同时，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者还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希腊远古及荷马时代由于受文献资料的限制，历来研究比较薄弱，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克服困难，在该领域取得重大成绩。王敦书著“古希腊‘英雄时代’辨析”一文（1985年），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提到的这一术语出发，结合古代史料、考古发现和国外学者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英雄时代”不同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社会。英雄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4―12世纪，是迈锡尼文明高度繁荣而后转入衰微的阶段，属于文明时代初期和带有奴隶制特点的阶级社会。荷马时代则属于迈锡尼文明覆亡后的公元前11―9世纪。在《荷马史诗与特洛伊战争》一文中，他介绍了国外学术界特洛伊考古的情况和争论，认为荷马史诗的内容不可能完全真实，但以迈锡尼为首的联军曾与特洛伊作战这一基本事实，大概还是可靠的。

希腊城邦问题依然是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杨共乐对古代希腊城邦特征进行了探析。李慎令、贾文言则指出，城邦既是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包含奴隶、外邦人、外侨在内的社会。在城邦的这一特性下，雅典社会的经济性质则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张康之、张乾友在《变形的镜像：学术界对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误读》一文中驳斥了学术界将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理想形态的惯常看法，指出将城邦生活视作现代公共生活的原型是不正确的，城邦生活只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态。张强对十篇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法令铭文进行了译注，这些铭文集中反映出作为盟主之邦的雅典在政治、经济及司法等诸多方面对盟邦的肆意践踏，是解读该时期雅典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希腊化研究一直是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把目光集中到这一重大时段上。陈恒在《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分析了人们忽视希腊化时代的原因，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目前研究的相关问题，总结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杨巨平论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特点、联盟中的民主制残余、希腊化文化的多元统一性，颜海英论希腊化时期埃及祭司集团的社会地位，裔昭印论希腊化时代的妇女与东西文化交流等。

参考文献

[1]廖学盛，刘家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M].商务印书馆，1990.

[3]威廉・格兰.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M].三联书店，1981.

古典文学总集篇（7）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二十五卷，清马国翰撰，清代著名的私家藏书目录。马国翰（1794—1857年），字词溪，号竹吾，山东历城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官至陇州知州，清代著名辑佚学家、藏书家，著有《玉函山房全集》、《红藕花轩泉品》、《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等，辑有《玉函山房辑佚书》。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图书四六零二部，其中佚书辑本二百五十余种，时代跨越宋、明、清三朝，有宋代王应麟，明代汪士贤、张溥、孙瑴，清代惠栋、卢见曾、卢文弨、鲍廷博、余萧客、任大椿、任兆麟、刘学宠、王复、章宗源、陈鳣、孙星衍、孙冯翼、张惠言、洪颐煊、臧庸、陈寿祺、刘逢禄、张澍等学者的辑本。

一、宋代的辑本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的宋代辑本是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及《诗考》。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学者称厚斋先生，南宋著名学者，学问渊博，精于史地考证之学。王应麟所辑《诗考》有前序、后序及小序，佚文编排合理，佚文出处详明，体例较为完善，是早期辑佚书的典范之作；但所辑《周易郑康成注》问题较多，清代惠栋、孙堂、丁杰、张惠言等为之补正。王应麟辑佚影响较大。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补郑》、王鸣盛《蛾术编》卷二《采集群书引用古学》、《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经部·诗类一·诗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辑佚书》都认为辑佚起源于王应麟。

二、明代的辑本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的明代辑本主要是汪士贤、张溥、孙瑴的辑佚成果。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有明万历天启间新安汪氏刊本，二十种。马国翰收藏《司马文园集》、《董胶西集》、《褚先生集》、《王谏议集》、《刘中垒集》、《扬侍郎集》等六种。张溥（1602—1641年），字天如，崇祯四年（1632年）进士，文学家，复社主要人物，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世所重。马国翰全部收藏。孙瑴，字子双，明末清初人，所辑《古微书》是明代质量较高的辑佚专书。《古微书》包括《焚纬》、《线纬》、《阙纬》、《删纬》四部分，只有《删纬》一部分流传下来。《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三《经部·五经总义类》评之曰：“然采摭编缀，使学者生于千百年之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不可没。《经义考·毖纬》一门所引，据出瑴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亦可谓勤矣。”但孙瑴所辑仍多遗漏，且出处不明。马国翰收藏有《古微书》的钞本。

三、清代的辑本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献辑佚发展的繁荣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参与了辑佚活动，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辑佚书，官私辑佚都取得很高的成就。马国翰收藏的佚书辑本以清代为主。

清代的官方辑佚以四库馆臣利用《永乐大典》辑佚为代表。《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全书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将古今典籍中的相关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录入，所采书籍达七八千种，保存了丰富的图书资料。《永乐大典》征引的典籍在清初已大多散佚，它的学术价值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乾隆采纳朱筠的建议，对辑校《永乐大典》特别重视，从《永乐大典》中辑校佚书的活动作为《四库全书》纂修的一部分首先得以开展起来，成效显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子部·类书类存目一·永乐大典》提要称：“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四库馆臣辑本六十一种。

马国翰收藏的清代私家佚书辑本，以张澍、孙星衍、孙冯翼三家为多。

张澍（1781—1847年），字伯瀹，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精通考证、舆地之学，著有《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说文引经考证》、《姓氏五书》、《蜀典》、《五凉旧闻》、《凉州府志备考》等，辑刊《二酉堂丛书》。《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张澍辑本二十三种，其中二十一种为《二酉堂丛书》所收，另外两种为《凉书》、《诸葛武侯集》。

孙星衍（1753—1818年），字渊如，号伯渊。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祠堂书目》、《问字堂集》、《岱南阁集》等，校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孙星衍的辑佚成果主要收录在《平津馆丛书》中。《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汉官解诂》、《汉官》、《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仪》、《汉礼器制度》、《汉旧仪补遗》、《渚宫旧事补遗》、《神农本草经》等多种。

孙冯翼辑刻《问经堂丛书》，主要收录孙冯翼、臧庸、王复、洪颐煊等人的辑佚书，有清嘉庆中承德孙氏刊本。《玉函山房藏书簿录》著录的孙冯翼辑本有《世本》、《典论》、《庄子司马注》、《庄子注考逸》、《淮南子许慎注》、《皇览》、《燕丹子》及《淮南万毕术》。

马国翰收藏的清代佚书辑本，影响较大的还有《易汉学》、《古经解钩沉》、《字林考逸》、《古史考》、《论语古训》、《周易虞氏义》、《尔雅汉注》、《五经异义疏证》等。

《易汉学》，惠栋辑。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吴派”考据学创始人。尊信汉学，所著《易汉学》、《周易述》、《九经古义》、《春秋左传补注》等都以钩沉补辑汉儒旧说为主。

《古经解钩沉》，余萧客辑。余萧客（1729—1777年），字仲林，号古农，长洲人，精于经学与文选学。《古经解钩沉》13种30卷，辑录与《十三经》相关的先唐解经遗说，以传从经，出处详明，体现了吴派考据学以汉儒为宗的思想。

《字林考逸》，任大椿辑。任大椿（1738—1789年），字幼植，江苏兴化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士，究心汉儒之学。任大椿据《经典释文》、《文选注》、《一切经音义》及唐宋类书辑录晋吕忱《字林》逸文，成《字林考逸》八卷，依《说文解字》分部，详注出处，间附案语，是清代辑佚的典范之作。

《古史考》，章宗源辑。章宗源（1752—1800年），字逢之，浙江山阴人。师事邵晋涵，深谙辑佚之道，但所辑佚书大多下落不明，仅存《古史考》、《汉官仪》、《琴操》、《尸子》、《物理论》、《燕丹子》等数种。

《论语古训》，陈鳣辑。陈鳣（1753—1819年），字仲鱼，号简庄，浙江海宁人，精于校勘、训诂之学，著有《经籍跋文》、《简庄缀文》等。《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卷五《论语古训》提要指出：“于《集解》所载外，辑汉魏古说，郑氏尤祥。且据汉《石经》、《皇疏》、山井鼎物观《补遗》本订正缺误而附注其下，极为精博。”

《周易虞氏义》，张惠言辑。张惠言（1761—1802年），字皋文，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文学家，阳湖派首领，著有《茗柯文》、《茗柯词》；经学家，深于《易》学，主虞翻，辑有《周易虞氏义》、《易义别录》、《周易荀氏九家》等。

《尔雅汉注》，臧庸辑。臧庸（1767—1811年），字在东，一字拜经，江苏武进人。勤学好古，著有《拜经日记》、《拜经堂文集》，辑有《尔雅汉注》、《汉书音义》、《韩诗遗说》、《孝经郑氏解》等。《尔雅汉注》辑录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五家佚注。

《五经异义疏证》，陈寿祺辑证。陈寿祺（1771—1834年），字恭甫，号左海，福建闽侯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富藏书，邃经术，著有《左海经辨》、《左海文集》、《礼记郑读考》等，辑校《尚书大传》、《五经异义》等。

马国翰对收藏的佚书辑本多有评析。他在《玉函山房藏书簿录》中指出《论语古训》、《尔雅汉注》、《古经解钩沉》、《字林考逸》内容详备，认为《古微书》、《诸经纬遗》、《汉末英雄记》、《古史考》存在疏漏、舛误等不足之处。《玉函山房辑佚书》达600余种，有一部分是在所藏佚书辑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如《周易子夏传》参考张澍的辑本；《周易荀氏注》参考张惠言《荀氏九家》；《论语郑氏注》、《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参考陈鳣《论语古训》等。由此可见，马国翰收藏佚书辑本主要是为自己的辑佚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这些佚书辑本在其辑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

[2][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广陵书社，2005.

[3][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4]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古典文学总集篇（8）

《简化字总表》第二表中“汇”字下面有“彙、匯”两字，《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将“滙”列为“汇”的异体字。笔者对这两个字的字义和字音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彙、匯”语音特征

（一）“彙”字语音沿革

上古音：匣母、微部、去声。中古音：于贵切、止摄合口三等去声未韵雲母。近代音：未注。现代音：huì[1]（P81）。《广韵》“于贵切”下有“纬、谓、渭、緭”等17个字[2]（P359），其中16个字读“wèi”，只有“彙”字读“huì”。通常情况下，中古云母字在现代汉语中大多读作零声母。“彙”字读音是个例外。林端先生在《日语汉字音读研究》一书中说：“‘彙’字于贵切，属云母，现代汉语读作[xuei51]，显然是云母归匣之古代音类的残留。按‘彙’字即‘蝟’字，而‘蝟’现代汉语则依云母一般规律读作零声母[uei51]了。”[3]（P153）【谨按】：“彙”字在吴方言中声母作全浊辅音[]，与上古声纽相符；在闽方言中作[]，与普通话相同。按照林端先生的说法，普通话中的“彙”字发音的沿革，是不是在中古汉语中不读“于贵切”，而是沿用上古的“匣母”读音，再在近现代汉语中按照匣母的演变规律读作[]？

（二）“匯”字语音沿革

上古音：匣母、微部、上声。中古音：胡罪切（一音苦淮切）、蟹摄合口一等上声贿韵匣母。近代音：未注。现代音：huì[1]（P136）。【谨按】：中古匣母字在现代汉语中大多读作[]、[]，少部分读作零声母。《广韵》小韵“匯”字下另有两字“擓”“”[2]（P95），其读音当来自“苦淮切”，声母作[?]。普通话中“匯”字声母作[]，符合古今语音演变规律。

（三）“彙”字读音再考

上古汉语“彙”“匯”两字同属匣母，中古汉语“彙”属雲母，“匯”属匣母。近代汉语中两字读音未注（《汉字古今音表》）。现代汉语普通话两字读音相同。对于“彙”字声母读[]，是不是还可以作如下理解：由于“彙”“匯”两字意义相近、读音相似，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产生了两字混用的现象，所以中古本读零声母的“彙”，受到“匯”的影响而读作[]呢？

（四）“彙”的日语音读

“彙”字在日语中不论是吴音还是汉音，都读作“イ（ヰ）”。按照现代汉语和日语的对应规律[4]（P72），[uei]对应“イ”段音或以“イ”结尾，而[x]应该对应“か”行（“k”组对应“か”行）[3]（P402）。所以[xuei]应该读作“かい”才符合对应规律。可见，日语中的“彙”字并没有像汉语一样保留上古音或者受到“匯”的影响而读成“かい”，相反，它体现了中古云母的特点，和“緯”等汉字一样都读作“イ”。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日语中没有以“匯”字开头的词语，因此不存在像汉语一样可能出现两字读音相混的情况。

二、“彙、匯”字义辨析

此部分主要对两部大型字书的释义进行分析比较，并就“词彙（匯）”“彙（匯）禀”两词的语源问题作一简要考释。

（一）《中华字海》的释义

“匯[5]（P46）”：共有五个义项：①水流汇合在一起；②聚集；③聚集而成的东西；④把款项由甲地寄到乙地；⑤外汇、外国货币。【谨按】：义项③所列词例是“字～、词～、总～”。

“彙[5]（P659）”：分列两大义项：（一）①聚集；②聚集而成的东西。【谨按】：义项②所列词例同上。（二）通“猬”，刺猬。见《尔雅·释兽》。

《中华字海》虽收字量大，但不太注重书证，为学界共识。

（二）《汉语大字典》的释义

“彙[6]（P404）”：共有四个义项：①刺蝟，后作“蝟”；②类；③茂盛；④聚合、聚集。

想“彙[6]”：共有八个义项：①器名；②河流相会合；③聚集、综合；④聚集而成的东西；⑤回旋、曲折环绕；⑥大；⑦泽名；⑧把款项从甲地划付到乙地。

“彙”字各义项都有书证。“匯”字除第④、第⑧个义项外，都有文献佐证。两字释义的交集是“彙”字第④个义项和“匯”字的第③、④个义项，胪列如次：

“彙”：④聚合、聚集。如词汇、汇集。《晋书·孝武帝纪》：“道子荒乎朝政，国宾彙以小人。”《新唐书·儒学传序》：“（唐玄宗）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群书之六万卷，经籍大备。”清黄宗羲《朱止谿先生墓志铭》：“复选两汉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诏、令、奏、疏，彙为一集，曰《经世书》。”【谨按】：从书证只能得出“汇集”而得不出“词汇”的解释。

“匯”：③聚集、综合。如汇编、汇释、汇刊、汇报。清魏源《国朝古文类钞叙》：“在当日父子自视，则亦一代诗文之匯选。”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一六：“汇成一条汹涌的人群的巨流。”【谨按】：周立波小说中的用例，只是“河流相汇合”的一种比喻的用法，与此释义关系不大。④聚集而成的东西。如词汇、总汇。

（三）是“词彙”而非“词匯”

现在我们可以分辨清楚两点：一是就“聚集”义而言，“彙”比“匯”的书证要早得多；二是“词汇”一词中的“汇”，究竟来自“彙”抑或是“匯”，上列两本字典的释义都没有讲清楚，这牵涉到“词汇”一词的语源问题。

《辞源》（历时语文词典）未收“词汇”一词，也没有收意义相近的“语汇”一词。《辞海》[7]（P475）（兼收古今词语）则收录了这两个词，但用互训的方式释义，也没有列出书证。如“词汇”条下：也叫“语汇”。“语汇”条下：即词汇。而大型历史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则收录了“词彙”[8]（P124/11）和“语彙”[8]（P225/11）两词，所举书证都为鲁迅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大汉和辞典》[9]（P474/10）仅收“語彙”一词，未举书证。《中文大辞典》[11]借鉴《大汉和辞典》，也仅收“語彙”一词，但在释义时说：即詞彙。

从上述辞书中的相关条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词汇”一词，产生的时间不会太久。明代梅膺祚的字书《字彙》，“汇”字作“彙”。日语“语汇”作“語彙”，这些都提示我们，跟“词汇”的“汇”相对应的繁体字应该是“彙”而不是“匯”。起码在这个词语上，“彙”“匯”是应该分开的。

（四）“彙禀”与“匯禀”的混淆

“彙”“匯”两字在古汉语中各司其职，前者主要释作“类”，后者主要释作“（江河）交汇”，但在近现代的使用中，似乎出现了某些混用的迹象。笔者查阅了置放于案头的1957年繁体字版的《官场现形记》[11]（光绪癸卯（1903年）上海《世界繁华报》排印本为底本，光绪甲辰（1904年）粤东书局石印本和宣统元年（1909年）崇本堂石印本为参订本），发现“匯”字共出现61次，“彙”字出现2次。

“匯”字主要用在“匯兑”“匯票”以及“匯豐”“匯钱”等场合。只有“又因受了老太太的教训，说是臬司乃刑名总匯，人命关天，非同儿戏……”[11]（P369）一例，是“聚集、汇合”的意思。《汉语大词典》[8]（P997/9）和《中文大辞典》[10]（P124/26）都作“總匯”，《大汉和辞典》[9]（P1162/8）作“總滙”，读音为“そうかい”。

“彙”字一作“彙禀”（如：凡是日与考各员，苟有真知灼见，确能指出枪替实据者，务各密告首府，彙禀本部院，亲自提讯[11]（P989），一为“彙齐”（如：然后众人陆续告成，数了数一共二十七首，有三位说要回去补做了送来，彙齐之后，甄阁学一齐请沈中堂过目[5]（P1023）。其中“彙齐”一词都被《汉语大词典》[8]（P1659/3）、《大汉和辞典》[8]（P782/4）、《中文大辞典》[10]（P230/12）都收录了，解释为“齐集、聚集”。而“彙禀”一词，各辞典都没有收录。只有《汉语大词典》[8]（P981/1）收录了“匯禀”一词，解释为“综合材料向上级报告”，所引例证为1894年成书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三、结语

李乐毅先生曾对“汇”的繁体字“匯、彙”有如下详细的说明[12]（P109）：

汇[匯][彙]“huì”：“匯”的本义是古代一种方形的容器；“彙”的本义是刺蝟，后作“蝟”。但是，在它们的引申义中，都有“聚合”“聚集”的意思，这两个字早就是通用字了。“匯”字有一个异体字，“氵”写在左旁。过去银行界常把这个字右旁的中间部分略掉，写成“汇”，这就是现行简化字“汇”字的由来。由“汇”字还可以类推出：[擓]。

但在该书“简化字始见时代一览表”中，则又把“汇”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截至《汉字简化方案》公布]（1949～1956）”下面，而且只是标注了“匯”一个字。对“彙”字的简化沿革则没作进一步解释[12]（P333）。我们也查阅了大量字书、俗字典、书法字典，也没有发现清代以前有关简体字“汇”字字形的用法。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语音上“彙”不读零声母“ueì”而读作“huì”，可能是受到近现代“匯”字读音的影响；与此稍有不同的是，字形的使用上“彙”“匯（滙）”两字，即使到了近现代，也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分，尤其是在“将钱从甲地汇到乙地”时，只能用“匯”字，而在表示“词彙”一词时，只能用“彙”字。而在表示“聚集”等其它义项时，则存在某种程度的混用情况，上述例证中“彙禀”与“匯禀”的差异多少能说明这一点，只是简化字方案公布以后，两者才统一作“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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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保田.汉语韵母与日语汉字音读的对应规律[J].江苏大学学报

（社科版），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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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8]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Z].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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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Z].台北：中国文化学院

出版部，1968.

古典文学总集篇（9）

为了有效实现国学经典诗词诵读与初中语文教学内容的有效结合，需要坚持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原则。立足于纵向贯穿角度，旨在能够根据各个阶段的实际教学情况，确定两者的侧重点和结合点，实现纵向推进，由韵文转变为散文，由阅读教学转变为作文教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

1. 实现以韵文为主的“集”类经典诵读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有效结合。在国学教育中，以韵文为主的“集”类经典诵读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了唐诗、宋词、元曲、《诗经》、《楚辞》等内容的古代诗歌。这些国学经典比较适合初中学生，具有音节美和意境美的特点，可以和初中语文的课外阅读相结合。这不仅能够使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对诗词的音韵格律进行体会，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其汉语语感，并且在对这类诗歌体裁进行分类后，能加强学生对某种意境、情境的感悟，丰富阅读经验，提高阅读情感。

2. 实现以散文和小说为主的“集”类经典。实现以散文和小说为主的“集”类经典和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互相结合，要以唐宋家的散文和明清小说为主；“经”主要指的是《四书》《五经》；“子”主要指的是《老子》《庄子》；“史”主要指的是《史记》。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散体文，从写作方面看属于经典文章，是古作教学的经典范例，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还蕴含丰富的写作方法。初中作文除了记叙文形式之外，还具有议论文的特点，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吸收丰富的养分。

二、国学经典诵读与初中语文教学方法的有效结合

1. 抄录法。所谓抄录法，指的是运用手抄的方式，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的对作品进行抄写，这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中最基本的读书方法，具有“零距离”接触作品的特点，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诗文中的细微意蕴进行体会，而且还具有静心清神的作用，使学生快速融入古典诗文阅读环境中。

古典文学总集篇（10）

中图分类号：H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7-00-02

人们通常将古代社会制度和法令称作“典章制度”，它包括土地、田赋、贡税、职官、礼俗、乐律、兵刑、科举等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以上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就是“政书”。 政书本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一个门类。政书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三通”、“九通”、“十通”；另一类则是断代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本文专述“通古今”的“十通”。“十通”是指古代带有“通”字的十部政书。它们分别是唐代杜佑的《通典》、南宋郑樵的《通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三部是最早的政书，被人们称作“三通”。另有《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这六部与“三通”合称为“九通”。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十部合称为“十通”。下面分述“十通”的主要内容概况。

《通典》是唐代杜佑编撰的一部记述古代经济和政治制度沿革的史书。《通典》的出现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为了较好地反映人类历史，唐以前的史学家曾创造了不少形式的著史体裁，如《春秋》、《左传》之类的编年体，《史记》、《汉书》之类的纪传体等。但是截至唐杜佑时，专门反映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还未出现。而典志体史书的产生则是适应了这种历史文化的发展。《通典》的体例是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即把断代体改为通史体。因此《通典》史实的历史时间，上起传说时代黄帝，下至唐代为止。全书200卷，并以“经邦济世，富国安民”为依据，设立9门（大类），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每一门下又分若干子目；每门前有总序；后面许多地方有论；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通典》取材广泛，门类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的正史诸志不同。《通典》的体例以事类为中心，分门别类地叙述历代重要的制度沿革和史实发展。它对历代典章制度复述、注释、评论，较明确地反映了经济优先的观点，强调社会的物质经济条件对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决定作用。《通典》一书材料丰富，考核确当，保存了大量的可贵资料。在记载典章制度时，往往援引前人具有参考价值的议论，从而保留了不少资料。为了写此书，作者参考引征了200多种书籍。杜佑当时所见到的书籍，有不少今已亡佚，由于《通典》书的引述，从而保存了许多资料。清人严可均纂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很多篇章和片断就是从《通典・礼典》中辑录的。

《通志》南宋史学家和著名目录学家郑樵编著的，是继杜佑《通典》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洋洋500多万字的典志体史书。《通志》的体例与《通典》有所不同，《通典》著录的内容只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不收人物传记。《通志》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表（谱）、志（略）俱全的通史。第二部分是。《通志》全书200卷，共分为5大类：分别是《帝纪》18卷，记述三皇五帝至隋各代帝王事；《后妃传》2卷，记叙前汉至隋朝各代后妃事；《年谱》4卷，记述三皇五帝至隋朝各代的重要史事；《略》52卷，记叙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演变，也包括文化发展的情况；《列传》124卷（包括世家、宗室传、列传和载记），记叙了西周至隋朝各代的重要人物，内容比较繁杂。《帝纪》、《后妃传》和《列传》的取材，多是抄录西汉至隋诸史旧文，略加删改而成，《年谱》是仿照《史记》诸表而著，都没有什么创新。《通志》全书的精华在“略”，“略”的性质和正史中的“志”相似。所谓“略”，就是大纲、概略的意思。在二十略中，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略，为郑樵独创而成。他在其中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具有较高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文略》、《校雠略》和《金石略》。它们都是有关目录学的著作，也是当时目录学方面的总结性著作，反映了郑樵在目录学理论方面的特殊见解。《通志》是我国现存规模较大的一部纪传史通史，它对封建时代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

《文献通考》是元初历史文献学家马端临编著的一部历史著作。《文献通考》的编纂方法与杜佑的《通典》相似。《文献通考》分类详细，条理清晰，全书上承正史、志、表，下取会要的有益因素，综合而臻完备。全书始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公元1208年―1224年）年间，共分24个门类，348卷。分别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采正史、会要的编排而加以改易撰成，其余19门虽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而分门别类的精细合理，实又过之。“三通”之中的《文献通考》后来居上，自属必然之势。《文献通考》的价值和影响主要有三：第一是开创历史考证学的先河。第二是将“会通”观点运用到典章制度史的撰写过程中，并寻求“变通张弛之故”，开始触及到从典章制度的变化，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是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续通典》系清代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由纪昀等人校订而成。它的编撰目的主要是为衔唐

代杜佑的《通典》。《续通典》记录了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近900年的有关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尤以明代的制度为详。《续通典》始编于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全书150卷，分类体例相似于《通典》，惟从《兵典》中析出《刑典》。计有《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14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卷首有凡例十四则。《续通典》的资料比较丰富，引用书除各代正史外，还有《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集礼》、《明会典》和《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另外对古今名贤的有关议论，择其精要者收入。《续通典》有武英殿刊本，清末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有《十通》合刊本，《续通典》影印精装一册，这是目前较好的一个本子。

《续通志》系清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纪昀等人修订，成书于乾隆五十年。全书640卷，包括《本纪》70卷、《后妃传》10卷、《略》100卷、《列传》460卷。《续通志》记事与郑樵《通志》相衔接，编撰体例也与《通志》相似。纪传部分，始于唐初，终于元末，下接清修《明史》。《列传》的一些类目与“郑志”相较增加了“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删除了“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均抄录诸史，无所创造。诸略始于五代，终于明末，各目均同“郑志”。但《艺文略》增加“著者爵里”等项，《图谱略》细为分类，《金石略》于撰人、年代、地点并为“详载”，《昆虫草木略》补正“郑志”之失，有其所长。另外，对“郑志”所载唐制之缺，予以充实，也是其优点之一。《续通志》有乾隆武英殿本、光绪间浙江书局“九通”合刻本等。

《续文献通考》系清乾隆时三通馆臣奉敕编撰的一部典制文献。该书除原有的24考外，增“节义”、“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六考，合为30考。此书起自宋理宗宝庆六年（公元1225年），终于明毅宗崇祯十七年。全书计250卷，汇集了宋、辽、金、元、明五代400多年的事迹与议论，其门类仍从马书，只是从《郊社考》中析出 “郊社”和“群祀”两考，从《宗庙考》中析出“宗庙”和“群庙”两考。全书对四库馆辑访遗文悉加采录，采用的诸考事迹均以正史为主，而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则广取诸家论文集，而佐以史评语录，材料相当丰富，是了解自宋至明各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考书，其价值在《续通典》和《续通志》之上。《续文献通考》作为清编“续三通”中的佳作，版本情况同于《清朝通典》，较好的本子是《续文献通考》影印精装二册。

《清朝通典》系清代嵇璜、刘墉等人奉敕编撰。该书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至清高宗乾隆五十年近170年的典制沿革，是研究清开国至乾隆年间社会典章制度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清朝通典》始编于乾隆三十二年，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其编撰主要是根据《清律例》、《清一统志》、《大清通礼》、《大清会典》等书中的材料删并编纂而成。它的体例与《续通典》完全相同，分为九典，计100卷；其中《食货典》17卷、《选举典》5卷、《职官典》18卷、《礼典》22卷、《乐典》5卷、《兵典》12卷、《刑典》10卷、《州郡典》7卷、《边防典》4卷。卷首有凡例四则，其中细目因古今沿革的不同，略有更改。如《礼典》中的封禅，清统治者认为前朝弊法，清代未推行，所以一律删去。又如《兵典》专述八旗军事制度；《州郡典》分省排列，因清代疆域幅员辽阔，超过前朝，再按九州叙述，已不合适。《清朝通典》从实际出发更改部分细目，这是可取的。《清朝通典》现存的版本情况相同于《续通典》，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十通》合刊本是目前学者常用的一种。

《清朝通志》系清嵇璜、刘墉等人编撰，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清朝通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126卷，记事始于清初，终于乾隆五十年。该书无《本纪》、《列传》和《年谱》，仅有二十略。诸略名目与《通志》、《续通志》完全一致。但细目则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删减或增补。删减后的《都邑略》仅载清统治区域；《谥略》仅录“尊谥”，“赐谥”；《金石略》仅收钦定或奉敕之作。增补后的《天文略》述历数、仪象，比“郑志”更为全面；《地理略》备载各地河流，比“郑志”更为详细；《六书略》收载满、蒙、回等多种文字；《七音略》以汉、满、梵音翻切配合十二谱；《昆虫草木略》多作考校，以上所述都优于“郑志”。总的说来，各略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对研究清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有很有帮助，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清朝通志》的版本情况完全同于《清朝通典》。最常用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

《清朝文献通考》系乾隆十二年敕修《续文献通考》的一部分。总裁是清嵇璜、刘墉等，纂修是齐召南等人。乾隆三十二年，此书成稿后，乾隆又命清朝自为一编。全书记事起于清代开国的1616年，止于乾隆五十年，主要记述了清代前期的社会典章制度，是一部叙述古代典章制度重要的工具书。《清朝文献通考》全书300卷，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完全相同，也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26考，只是卷首有凡例十六则，细目有所增删，这是根据清代的实际制度加以改变的。如增加的有《田赋考》的“八旗田制”、《钱币考》的“银色银值”和“回部普儿”、《户口考》的“八旗壮丁”、《土贡考》的“外藩”等。删减的有《市籴考》的“均输”、《选举考》的“童子科“等。以上内容对研究清代前期的社会典章制度很有帮助。《清朝文献通考》现存的版本，同于《续文献通考》，而目前最通行的本子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系清代刘锦藻编撰。记事上起自与《清朝文献通考》相衔接的乾隆五十一年，下止于宣统三年。主要记述清代后七朝126年的典制沿革，是我们了解乾隆之后清代社会经济情况最主要的参考工具书之一。该书400卷，30考。书中的26考与《续文献通考》相似，只是新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和“”4考，卷首有凡例十则。《外交考》记录了清代与外国之间的关系来往，华工在海外受压迫的情况。《邮传考》和《实业考》记载了我国民族工业、航运、铁路、矿山等兴办的过程。《考》叙述了清末改良派的各种活动以及他们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资料。《清朝续文献通考》目前较好的版本要算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此书影印精装4册，前有陆润庠的序，因另有一册索引，所以使用极为方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