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学报的困境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高校学报沐浴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春风，得到了长足的、快速的发展，办刊规模不断扩大、办刊人数不断增加、办刊层次不断提高、办刊实力不断增强、办刊影响力日益显著，它连续、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现已成为传播先进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重要窗口，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发现、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塑造学校品牌的重要途径，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为科教兴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高校学报虽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要求相比，和学报在科教兴国中所具有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来看，我们学报仍有不小差距，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学报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八多八少”：
1.水平一般的学报多，质量高的学报少
据统计，全世界共有近20万种期刊，其中学术性期刊约10万种；我国有期刊9000余种，其中学术期刊有6000种，在我国期刊中，高校学报有2000多种，占我国期刊总数的近1/4，占全国学术期刊总数的1/3。从规模数量上我们已跨入学报出版大国的行列，但还不是学术期刊出版强国。还没有创出像Science、Nature那样世界顶级的学术期刊，甚至在国内有影响的名刊都很少。在全国性评奖中，高校社科学报仅有《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文史哲》等先后荣膺全国优秀期刊奖、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奖和国家期刊奖称号；2001年，在、新闻出版总署组建的由1518种期刊构成的中国期刊方阵中，高校社科学报只有47种入选，仅占入选期刊总数的3.1%，和高校学报的地位极不相称。不少学报从未被SCI、SSCI、EI等国际检索刊物收录，也未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国内权威性文摘类期刊转载。北大图书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国内核心期刊推选工作，在大量的统计过程中，发现有的学报从未被任何检索工具收录过，也从未被作者引用过，连图书馆都很少有收藏，其影响因子(CSSCI)和被引频次为零。高校学报有日益被边缘化的倾向。
2.出版周期长的学报多，出版频次短的学报少
现在学报基本上为季刊和双月刊，甚至还有半年刊或年刊的。出月刊、半月刊的寥寥无几，还没有旬刊。学报是学术期刊，是连续出版物，是介于报纸和图书之间的一种平面媒体。可由于周期长，业界人士和读者老埋怨，出学报就像出书一样。
3.发行量小的学报多，发行量大的学报少
发行是刊物生命力的保证，是刊物最主要的经营内容。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学报以外的刊物而言的。对于由学校全包全揽、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学报来讲，发多少，算多少，反正死不了。据说一个有40年历史的学术期刊，发行量才40册，实在是可悲可叹。学报的发行量虽然是学报主编和编辑缄默其口的，但据调查，在邮局发行的学报大多数在300份～2000份之间，5000份以上都很少。这和中国期刊三巨头：《读者》500万份、《知音》423万份、《家庭》305万份的2001年的月发行量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学术期刊和时政、经济、社会生活类等期刊不具有可比性，但我们确实在发行上还有努力的余地和发展的空间。
4.内向性的学报多，外向性的学报少
学报的内向性决定了学报是为本校教学与科研服务的，是为本校的教职工服务的，代表了本校的学术研究水平。内向性虽能保证本校研究成果的及时发表，但对外稿却造成了排斥性，这种封闭保守型的办刊理念和方式，有碍于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发挥，也容易造成近亲繁殖，不利于学术创新，同时也容易产生职称稿、关系稿、人情稿，不利于学报向更高层次迈进。现在一些学报已扩大了外来稿的比重，在办报资源开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内外稿大抵还是8:2、7:3或6:4，打对折的都很少，离真正的开放还有一段距离。现在学报还主要以各高校的校名为刊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报就是各高校的附属品，只为本校服务。学报首先是个传媒，它虽称不上大众传媒，但也是“小众传媒”，它是为特定的层次较高的有需求的受众服务的。学报以哪一个学校为刊名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要为读者提供精品。
5.综合性的学报多，专业性的学报少
综合性学术期刊是中国独有的特色。正如有人所说：“学报是个筐，什么学科的论文都可往里装。”学科的大而全，论文的多而杂，不但吸引不了更多读者，影响了利用率，反而淹没了优势学科的研究。这样收集“学科大全”，为大家“办展览”，我想是不会有几个人爱看的。学报不能成为“杂”刊，而应是小而精的专业性学术期刊。
6.纯理论性的学报多，应用性的学报少
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相脱节，重理论研究、轻应用研究，是高等教育的弊端，也是高校学报这个载体的一大特点。这种现象虽是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办学体制造成的，但也反映了学报办刊理念和办刊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加强对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社科研究力求为党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自然科学研究则应直面经济建设主战场，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7.“等米下锅”的学报多，“找米下锅”的学报少
学报是由学校主办的，没有任何忧虑，不愁发行，不怕亏损，经费由学校全包，不少学报还“免费赠阅”。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报安于现状，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竞争的紧迫感，在组稿方面也表现出“守株待兔”、“等米下锅”的消极状态，缺乏工作主动性和进取精神，有的学报因采撷不到真正的“好果”，弄得学报像一份加上了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的“工作总结报告”。
8.共性多的学报多，有个性的学报少
雷同是目前学报存在的大问题。由于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和特色，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如果你留心一下学报，最大的区别就是刊名不同，刊号各异。如果隐去刊名，仅看内容，确实弄不清到底是哪一家学报。你只要到资料室随手翻一下赠送交换的学报，栏目设置大多是以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语言学等依次排开，很少有专题性研究和地方特色研究；封面设计虽有所改观，封二封三却大多空白一片；目次页也设计得单调陈旧，缺乏新意。办学报不是开百货店，而是要开专卖店、品牌店。
综上所述，学报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从整体和全局看，仍不够强不够大，仍不能直面国内其他期刊和国外学术期刊的竞争和挑战，学报“全、小、弱、散”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
二、制约高校学报发展的症结
学报所表现出的“八多八少”现象，仅仅是学报面临困境的外在表现形式，制约学报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所造成的。
当前，我国期刊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需求。而期刊中的“大家族”——学报则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办刊理念、办刊模式和办刊方法，在诸如领导体制、责任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刊体制和投资体制，一方面造成了单一的办刊主体和投资主体，限制了非校方渠道的资金投入，使得学报融资能力、资本和资产运作能力非常脆弱，其结果是学校微薄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学报自身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非校方资金难以进入学报，也加剧了学报资源短缺的程度。在经营自方面，由于学报没有建立期刊出版法人制度，而是实施主管和主办单位制度，从而使任何一个学报都必须找一个“婆家”（主管机关和主办单位），由于主管单位和出版单位之间责、权、利不明确，使出版物成为主管部门的行政附庸，使学报也成为了安排不同级别富余官员的地方。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王涛明确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修改原有的主管、主办单位的管理规定，在要求主管主办单位继续对出版物保证正确方向负责任的前提下，从制度上保证出版单位具有经营自，使它们能够在出版物市场上自主经营、自主发展。在学报的退出机制方面，是生亦难，死亦难。学报办得再差也死不了；办得再好，也没有在出版资源的配置上给予倾斜。学报体制上的问题是根本的，旧的体制的长期沿袭既形成了封闭僵化的办刊机制和办刊模式，也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而影响了办刊的思路。
伴随着加入WTO和期刊的日益市场化、国际化，这种体制上的障碍在办刊模式上的表现就更为突出：“学报的综合性与读者专一的矛盾，读者面窄与期刊信息传播广度的矛盾，刊载的信息量低和期刊信息密度的矛盾，的周期长与传播速度的矛盾”日益尖锐，不实行改革创新，不实行从出版观念到出版体制、机制，从出版技术、出版手段到出版管理的全方位、多侧面、宽领域的改革创新，无异于贻误战机，坐以待毙。在创新中，还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学报工作者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防止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体制也造成了结构。在不同地区和各高校学报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种短缺，可归纳为结构性短缺。它主要反映在高校的各类学报之间，重点院校学报与一般院校学报之间、发达地区学报和欠发达地区学报之间，在办刊上存在着结构不合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问题。一方面，“一校一刊”的办刊模式虽然照顾到东中西部的地区平衡和机会均等，但办刊水平的良莠不齐和实力的差距则更加凸显这种结构的不平衡，中西部的不少学报存在着生存性的短缺。办刊经费的奇缺（有的学报年办刊经费只有2万元），办刊稿源的奇缺，办刊人员的奇缺（有的学报仅1人），办刊质量的低水平，从而造成了办刊资源的浪费，为学报的外延式发展和集约化经营带来阻碍，是否每个学校都要办一份学报，这的确需要慎重考虑，这种平均主义式的办刊模式，也有违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另一方面，东部学报大多处于发展性短缺阶段。虽然和中西部相比，学报总体质量较高，办刊条件较好，但学报在国际上影响力还有限，能被世界六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仍很少，办刊实力也相差甚远，现在国际上很多纯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我们的学报自然甘拜下风。如果不靠学校的扶持，要生存和发展都很难。
[page_break]
三、高校学报的出路
高校学报是被“抱大的一代”，在温室里怎么也长不成参天大树。高校学报要在学校的母体中寻求裂变和新生，他不能永远都是高校中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虽然在母亲的眼里，孩子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总也长不大。但高校学报必须要摆脱母亲的庇护设法长大，充分长大，而且要茁壮成长。
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学报要想走出困局，就必须求新求变。就必须大打“精品牌”、“特色牌”、“人才牌”、“市场化运作牌”，尽快做大做强学报。
1.“精品牌”
打“精品牌”就是要创精品学报。所谓精品学报，是指学术、技术水平和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都臻于上品的学报，是实现了两个效益最佳结合的学报，是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好评的。
质量是学报的生命，它不仅关系到学报的声誉，更直接影响学报的效益。要提高学报质量，首先要保证政治质量，这既是前提也是基础。要“咬”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不放松，铁肩担道义，妙手润文章。学报，尤其是社科学报要以最大的热情，尽最大的努力，坚持不懈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其次，要倡导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实行学术自由和讨论自由。要善于区别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在政治问题上立场必须坚定不移，旗帜十分鲜明；在学术上要积极组织开展各学科有关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入讨论，大胆支持学术理论的探索创新和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自由争鸣。努力创造一种民主平等、自由宽松、相互切磋、共同进步的学术氛围，力促原创性成果。
第三，立足校内外、国内外，扩大重点强势学科的征稿范围，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固定一批有实力的作者群，以点带面，进一步提升学报的整体质量。校内组稿要以重点学科、优势学科为依托，优先向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约稿；可加大对外约稿的力度，采取聘请担任本刊顾问、提高稿酬标准等方式，主动约请省内外、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为学报撰稿，进一步提高刊物的“含金量”和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创办国际性期刊，办好期刊英文版。
第四，学报出版要严格学术质量控制，对稿件编排的各个技术流程都要规范操作，杜绝事故隐患。在审稿中要避讳作者与审稿人的亲疏恩怨关系，杜绝关系稿、人情稿及学术赝品，同时注意保密，以确保审稿的公正性和严肃性，等条件成熟时，可实行同行专家的“双匿名”审稿制度。在当前“学术泡沫”日盛的情况下，学报编辑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当好“守门人”的角色。学报编辑部也要加强制度建设，匡正学风，加强学术道德教育。
第五，缩短出版周期，提高出版时效。品质是学报的生命，速率也是学报的生命。学术质量一个重要特点是“新”。想要取得作品首发权必须争分夺秒。一些专业性学术成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几天、几个月后就可能成为“过去时”，失去刊发意义。要缩短出版时间，首先可在条件成熟时把现有的季刊办成双月刊，把双月刊办成月刊，把月刊办成半月刊；其次需要加大编辑力度，在不影响稿件完整性和准确性的情况下，通过删减图表、精练文字、压缩稿件篇幅等方式，来增加刊物的载文量和信息量；再次要实现出版手段的现代化，通过计算机管理来提高工作效率和出版速度。
2.“特色牌”
学报与时俱进就要突出自己的特色，有了特色才有品位，特色就是生命。要做大做强学报，就是要充分挖掘自己的特色优势资源，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学报要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所谓特色一是指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有别的期刊和学报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二是指虽与别人重复，但你比别人更好，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相对优势”。目前一些大学学报已特色凸显。如中国人大学报的《访谈、对话》栏目、北师大学报的《教育创新》栏目、陕西师大学报的《周秦汉唐文化》等栏目，在学报中独树一帜。
学报要办出特色，就要改变目前高校学报的综合性、大而全的单一性办刊理念，逐步向专题化、小而精的多样化办刊方向发展。如新疆师范大学是一所地处边疆的多民族多学科的师范性的自治区重点大学，学报特色、风格定位就是要突出民族性、地域性和师范性，这既是学报办刊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学报学术个性和文化特征的总体反映。
学报特色最终体现在栏目设置和文章内容上，在特色栏目设置中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为突出刊物的外向性，特色栏目将不设内外稿比例限制，坚持以质量选稿，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同时把提高引用频次作为学报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
3.“人才牌”
人才是办好学报的关键。学报要创名牌、上质量、上水平就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目前，高校学报多为综合性学术期刊，涉及学科门类较多，而编辑部大多不是期刊社，受人员编制限制，不可能有各个学科的专业人员，往往是一个编辑面向三四个甚至五六个学科，要使编辑人员独自捕捉或判断出哪些稿件质量高、价值大、内容新，难度较大；还有的编辑知识老化严重，亟待提高业务素质；编辑人员待遇偏低、评职称难，队伍还不是很稳定，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等，这些都成为制约学报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呢？
一是采取“走出去”的方式，加强编辑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要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创造条件，引导编辑多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研讨，开拓视野，及时掌握国内外学科动态和信息；要鼓励编辑到院系所兼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兼职中了解学术的前沿，洞察学术的趋势，把握学术的规律。在对外交往和兼职中可以激活编辑的思维，培养思维的批判性、深刻性、创造性。
二是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选聘知名学者到编辑部兼职，参与选题策划和主持栏目。如新疆师范大学已聘请自治区重点学科民族学、宗教学学科带头人担任学报《宗教学研究》栏目的主持人，聘请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后担任《西域文史》的栏目主持人。通过学者和编辑的双向兼职，点面辐射，努力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守纪律、懂经营、敢创新、专兼结合的精干高效的编辑队伍。
三是加强编者与作者的互动。鼓励作者向权威挑战，敢于质疑权威的结论；鼓励作者向书本挑战，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鼓励作者向老师挑战，敢于否定老师的看法。通过引导，力推重大创新性成果。
四是要采取有力措施，稳定编辑队伍，不断调动编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要像重视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一样重视学报工作，要像重视教学科研人员一样重视学报的编辑人员。”在学报出精品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培养我们的名编辑、名栏目主持。
五是实行主编负责制和全员聘任制，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使工作人员能进能出，优胜劣汰；使编辑部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学报要积极推进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打破铁饭碗，捧上泥饭碗，变“单位人”为“社会人”。实现全员聘用合同制，并推行人事制度。按需设岗、按岗聘任、择优上岗、开放竞争，把岗位聘任、目标聘任和末位淘汰相结合，做到能位一体、权责相称。分配制度要力破平均主义，除岗位津贴拉开档次外，还要实行绩效奖励。
4.“市场化运作牌”
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对于按产业化的标准来衡量，还处于起步和培育阶段的我国期刊市场来讲，真正是“狼来了”，是与狼共舞，实现双赢，还是殊死搏斗，两败俱伤，已成为高校学报特别是自然科学版学报所面临的抉择。
学报不是市场浅滩上的看客，其最终归宿是做深海里的水手，在市场中搏击风浪。从长期看，国家对学报的扶持也是抓大放小。国内外学术期刊之间、学报之间激烈的竞争将不可避免，竞争的结果，是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通过收购、合并、重组等形式，通过集约化经营，将使学报资源得以重新整合，结构更加优化，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届时将会产生高校出版集团或学报集团，学报集团还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实行公司化管理，争取上市融资，实现学报的跨越式发展。
由于受学科专业过泛和读者面窄的限制，现在高校学报的发行量不大，这成为今后制约学报发展的大问题。因为没有足够的发行量，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读者。一个刊物，没有受众，就意味着没有经济效益，同时也谈不上社会效益。目前高校学报的印数还很低，在这方面还大有作为。在扩大发行量上，要善于寻找学术期刊与受众的最佳结合点，提高学报的“卖点”。在市场化运作中，随着学报品牌的创立，发行量的上升，影响的扩大，广告也应成为学报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读者定位上，要打破旧的观念，放开视野，不应仅仅把学报看成只为本校师生或只为科研院所学者服务的“自家书房”，而应把学报看做是为高等教育服务，为国内外学者服务，为一切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感兴趣，有需要的读者服务的“公共图书馆”。
学报要树立“读者是学报的衣食父母”的观点，增强服务意识，多和读者交朋友。要充分了解读者对学报的潜在需求，分析不同群体的阅读心理，满足并引导他们高层次、高品位的阅读愿望。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1-0088-01
1.引言
中学语文教学在整个中学课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承担着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即汉语的教学任务，对学生的语言培养和文化灌输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尤其在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之下，其中的问题显得越来越明显，严重的时候会让语文教学陷入某种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寻找应对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帮助中学语文教学走出困境，健康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2.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困境分析
当前，中学语文在新课程改革政策的推动下，其困境表现如下：
（1）不重视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引导。当前的中学语文课堂上，很多学生心理素质仍然不够高，这种非健康心理引发的学习状况就会极大的阻碍学生的正常学习。究其原因，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语文教学课堂上，教师忽略了对于学生健康心理素质的培养与引导，甚至对于部分内向的学生加以责备，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心理问题；
（2）缺乏对学生阅读兴趣的引导。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只有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了，才能够博览群书，扩大视野，陶冶情操，不断提高获取知识的能力。而现行语文教学中往往以追求升学率为指挥棒，不能从学生的兴趣爱好着手，提倡个性化的阅读，从而使学生不能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有的学生甚至把阅读当成了一种负担；
（3）忽视了对于听说的训练工作。一般来说，语文能力包含了“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而且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听和说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放到社会中去，就是人们对于倾听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人的整体素质中的地位是非常看重的。但是，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中，大部分还是看重书面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对于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不是太重视，他们的听说能力偏低；
（4）缺乏必要的语文理论指导。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习惯于让学生自己读然后自行理解材料的内容，并不会经常性的身必躬亲的读给学生听，然后引导进行阅读材料的理解。教师让学生自己阅读材料只是更多的局限于形式主义，并不会真正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即使有些时候，教师会在学生读的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指导，但是，那种指导只是非常有限的，并不会给予学生实质上的科学指导；
（5）缺乏与高级语文衔接的意识和行动。当前，有些地方的中学语文考试题目中已经取消了对语音和字词的考查，虽然说这是目前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之一，但是，它会直接影响到以后高年级的语文学习，因为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语文基础知识作为依托的，并连续性的运用到后期的语文学习当中去。因此，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淡化识记、强调理解和应用的导向并不适合后期的高中语文学习。
3.中学语文教学困境的应对措施分析
鉴于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问题频出，比如说学生厌学，教师厌教、忽视基础，缺乏耐心、小组合作流于形式、课堂评价方式比较单一，效果不佳等弊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语文教师仍然受传统应试教育的束缚，未把握好“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度，有的滥用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效果适得其反。当然，语文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因素之一，导致了他们对于语文课程的理解还不够全面。那么，我们应该尽快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来帮助中学语文教学走出困境。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1）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尽快更新教学观念。当前，中学语文教师仍然受到传统教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往往更为看重升学率，不知不觉的又被应试教育的绳索给束缚住了。但是，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当前的语文考试更多在向素质教育方向发展，更重视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尽快转变教学观念，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给学生创造更多机会，让他们参与到生活体验中去，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高语文素养。此外，语文教师应该重视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的配合进来，还要优化语文教学环境，让学生在一个和谐愉快的教学氛围中夯实自己的语文基础；
（2）中学语文教师要重视对学习过程的科学引导和监督。当前，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困境之一就是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不够强，往往仍然习惯于教师、学校和家长甚至社会的外在压力，这种被动式的学习方式注定是有问题的，无法真正提高语文学习能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加强对于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有效引导，并配合以全程学习的监控，不能使得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流于形式，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在这种学习模式中的作用应该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领导者以及参与者，并在组织学习活动的过程中，遵守一定的教学规范并进行合理的监控，以知识为本位，张弛有度，从而切实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3）中学语文教师要恰当的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当前，中学语文教学手段还偏于落后，各种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还有待加强。传统意义上的中学语文课堂就是一支粉笔和一块黑板。在如今的教育环境下，这种教学手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辅助手段，将抽象的语文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4.结束语
总之，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现状不容乐观，甚至严重的时候还会陷入某种困境。因此，我们有必要解析导致这种教学困境的原因所在，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应对措施来及时调整问题，适应素质教育要求。这就是说，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关爱学生，尊重学生，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重视细节，夯实基础，同质异构，和谐竞争，多元评价，实施鼓励。中学语文教师只有在大语文教学观念的指引之下，才能够体现人文关怀，才能够切实的改革教学内容，从而引领中学语文教学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魏威.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活动课”实验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二、道德困境的本质特征
道德困境本质上指社会群体和个体所面临的道德方面的迷失和困惑，它涉及道德领域的思想、行为、选择、评价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如果一个人为履行某项道德义务就会导致他对另一项或多项其他道德义务的背弃，而且他不能逃避选择，则说明他陷入了道德困境。”人们在认识某种道德现象，或面对两种以上的道德选择、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时，由于认识能力、水平不同，所处的角度和立场不同，难以对是与非做出明确的判断而陷入困惑、迷茫之中。道德困境包括人们偏离以往既有的道德规范以及个人偏离群体道德规范，因此，它既包括群体性倾向，又包括个体性倾向。美国著名哲学家麦金太尔在其《德性之后》一书中认为，当代人类道德上的困境与危机的根源在于道德本身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危机，传统道德从人们生活中心向边缘退位，致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失去了客观依据，从而依赖于人们的主观选择，最终导致道德困境的发生。［3］在新旧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困境更加突出和复杂。人类历史上几次大的社会转型，都伴随着社会道德的转型。新旧社会的转型是个过程，人们道德意识、道德理念的转化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道德与旧道德之间必然相互渗透、相互排斥，表现为新道德与旧道德在观念、行为上的冲突，以及新道德对旧道德的扬弃等。在这一过程中，新旧道德不仅在思想意识领域而且在实践中影响人们的选择、评价，从而使人们面临由此带来的各种风险，如心灵上的煎熬、经济上的损失、社会地位的动摇等。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在道德价值领域最突出的体现是价值选择从一元向多元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传统的一元价值观受到多元价值观的挑战。面对多元价值观，人们的认知、判断、评价及选择如果缺失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就会导致善恶标准界限模糊、感恩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道德悖论、道德困境由此产生。同时，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道德修养也从自律性的“人格修养”和人“自我完善”的境界中退出来，不断他律化，道德的约束力从根本上开始松动。“道德危机在其实质上是道德信念危机，是道德权威性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自律或道德约束力的不断弱化。”因此，在社会急剧转型期，社会道德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和道德困境，必然会深刻影响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如何有效针对社会实际道德问题，增强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解决道德困境，是德育教学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三、道德困境的突围策略
在德育教学实践中，应从多重维度求解道德困境。对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明确道德困境与非道德困境，关键要将“理”论清楚。由于大学生个性心理还处于成长过程中，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因此，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方面容易出现矛盾与冲突，从开始不关心道德真谛，到产生人云亦云、无所适从的道德困惑，进而陷入功利与冷漠的道德困境，最后导致不恰当道德行为的发生，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从根本上改善大学生道德状况，必须进行合理疏导，解析其面临的道德困境，强化道德教育和思想道德养成，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知、评价及实践能力。
(一)提高德育认知与思辨能力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和辨别能力，重点在于理清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道德的层次性，这是走出道德困境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1.理清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繁杂难辨的“道德困境”之所以困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理清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往往无形中将“道德困境”扩大化，模糊和混淆了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差异性。法律的明确规定性以及它的强制性与道德的软约束具有鲜明的区别。合乎道德的事情不一定合法，反之亦然。守法是合格公民的基本条件，而具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准则是良好公民的基本要求。法律离不开道德，无论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如何无足轻重，法律总是蕴含着道德的关切，是道德的支持力量。其中，道德的法律化使道德的社会影响力更为强烈。同时，法律不能替换道德，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即使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模糊性，但二者之间仍然具有明确的界限。目前，我国社会生活领域道德问题仍然存在，根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健全。因此，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才能有效走出社会面临的诸多道德困境。
2.明确道德的层次性要解决道德规则之间的冲突，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将这些规则排列成一定的等级次序，明确道德价值的基本排序。建立一般的道德法则是伦理道德发展的时代任务，具有一定层次和体系的道德法则，有助于人们在道德困境中做出合乎一般伦理道德法则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譬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强调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是对动物本能的超越，社会义务高于个人义务;在社会利益正当的前提下，如果社会义务与个人义务发生冲突，应当优先履行社会义务等。这些基本原则成为人们评价其行为、活动的基本价值尺度。另外，应当注意英雄道德、圣人道德与平民道德、群众道德的区分，防止英雄道德、圣人道德的空泛化，积极倡导平民道德、群众道德的常态化，切实促进道德的社会实践性。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达到儒家的圣人境界只是一种理想与崇高，应当更加肯定普通人的生活道德规范。作为普通民众，即使达不到圣人境界，亦可通过努力达到“由明至通”的境界。“好人一生平安”对普通民众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人生理想。因此，把人生意义和道德理解透彻，就能从思想上正确面对道德困境。
(二)切实创新德育教学方法创新德育教学方法，将相关案例和事件情景运用在实际教学中，能提升学生对道德的敏感度，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选择、行为能力，增强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知能力，从而使其在面对各种道德问题时能做出正确、有效的判断。在德育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第一，案例教学和讨论法。坚持理论和实际生活相结合，不但可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调控教学气氛。案例与讨论教学方法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做好课前准备，通过开放式的道德困境素材的课前预习，不仅能让教师充分收集到问题的基础数据，也能给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为课堂讨论打好基础。在选取素材或案例时，教师要坚持针对性、典型性、结果的可预测性、由浅入深等原则。在有限的教学中，教师既要解决学生当下的主要问题和困惑，又要使其从中学会思考与判断，由此达彼，由浅入深，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第二，情境教学法。《境遇伦理学———新道德论》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弗莱彻认为:“一切事物正当与否完全取决于境遇。”这里的“境遇”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景”。约瑟夫•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将“境遇”作为伦理学价值判断的基本出发点，虽然不免有失偏颇，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在德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改变单纯“灌输”的教育方式，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环境，设计一定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解决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多种方式，寻找可以双赢、多赢、共赢的解决途径，使多元价值之间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合理的情境设计，可以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注意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上得到改善和加强。道德困境教育本身是一些价值、品格传递的过程，在道德困境叙事课堂中，通过平等交流，教师能激发学生的思维，了解学生的想法，最终引导学生认识并尽可能地接受正确的价值观与美好的品质。
(三)科学合理地进行道德评价引导道德困境是一种道德难题，但并非所有道德难题都是道德困境，在引导学生认识、走出道德困境时，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辨能力是基础，而科学的道德评价则是理解道德困境、选择道德行为的前提，只有科学正确的道德评价，才能产生客观正确的道德选择。对学生进行科学合理的道德评价引导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评价要及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当下发生的重大社会道德问题进行及时的梳理、甄别、讨论与评价，避免各类负面社会舆论先入为主，影响、干扰学生的判断和评论，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降低教学地实效。第二，科学合理地制订评价标准。由于道德评价标准具有模糊性，在实践中，我们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如儒家关于“经”与“权”等思想，充分借鉴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义务论、责任与目的论、功利论等理论，实现价值观的整合。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我们要立足本土文化，融通中西价值观的合理成分，科学合理地进行道德评价。第三，评价要具有动态性。任何具体道德困境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过程，要以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进行道德评价，引导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道德评价方法。第四，教学考核和评价要具有长效性与实效性。在大学生道德的养成过程中，社会、家庭、学校应该合力作用，使学生成为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人，最终使学生不但成为合格公民，而且成为良善的公民。
后一种现象可谓浮躁盲动。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海外理论文献的译介不曾中断，且大有深入之势，但不求甚解、附会偏信的现象亦不曾减少。片面追求颠覆的、震撼性效果。尤其是对当代西方学界呈现的热点扩散、多元并存的状况，不能历史地界定，辨证地看待，批判地吸收。罔顾国内理论发展的现状和理论更替的内在逻辑，企图通过复制西方最新的研究模式，谋求跨越式的突进，迅速拉齐中国与西方的水平，由之便注定会身陷“后现代”的迷雾。
上述两种现象实质上撩拨起了一个重大的话题，即构建电影美学体系是否有助于当下中国电影理论界摆脱尴尬的处境。这个本应毫无疑义的话题之所以变得波谲云诡，令人犹疑难决，我想多半是由于一些西方学术大师对“美学已然终结”的宣告。既然美学终结了，更遑论作为门类分支的电影美学了。所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有否必要去勉力续建这座“昔日楼阁”，似乎就成了一个颇为艰难的选择。
其实选择并不困难，关键是要破除当前学术上的两个认识误区。首先是如何全面理解所谓“美学终结”的核心意涵。我赞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论断。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工程是逐步构建起了主体自由以及主体的内在本性──理性。这项可以被命名为“现代性”的工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进步和福祉。然而，现代性的发展也带来了日益深重的问题。比如：对科技的盲目崇拜，物质与精神的失衡，主体的自我膨胀和霸道。因此，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显然是正确的。但后现代用“去中心”、“解构”等策略来瓦解现代性，会导致主体的失落和理性的彻底损毁。哈贝马斯称这会使人类陷入“中心失落”的悲剧。他主张对现代性进行修正。理性即便存在种种弊端，但人类不应放弃它，而须纠正原来设计上的失误和使用上的偏差，以确立新的理性范式。据此他认为后现代乃是现代的一个阶段，当论的使命不是彻底捣毁现代性，而是重写现代性。美学作为一门在启蒙理性规范下催生的学科，当然具有现代性的一切特征。因而它在当代遭到清算，实际上有着深刻的陪绑背景。西方学人希望终结的其实是美学研究中一种主体太过霸道的思维逻辑，以及传统学科范畴对美学太过死板的“形上”界定。
其次是如何理解美学被各种文化批评策略所替代的学术现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理论总是企图对现实进行梳理，它走向的是一种简约。这种简约就像速写中那有力的线条，令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现实的真身。现实则提供附丽于理论骨架上的那些无限多样的鲜活细节和彩色衣片。然而，任何一具完美的骨架都无法支撑皮肉暗自茁长所带来的重负，再伟大的理论都会有轰然崩塌的一天。这就意味着无论何种理论自有它兴衰的生命周期。在初期，由于对现实的无从把握，导致理论浸泡在现实的每一处细节中，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它的新发现。这一阶段是各种新兴学说纷纷出现的时期，其特征往往是各自为政，就事论事。随后，现实似乎逐渐露出了它的真容，这多少是因为理论不再紧贴现实而拉开了观察的距离。这一阶段是各种学说进行整合的时期，其特征是步调渐趋一致，由对现实的热切描述转向冷静梳理。在中期，理论准确地勾勒出现实的真身，并使现实臣服于它，对它进行膜拜。这一阶段是理论走向“大一统”的时期，其特征是出现权威，走向简约。在晚期，现实则蓄力挣脱理论的枯骨，谋求成长。这一阶段是理论捉襟见肘的时期，其特征是出现信任危机，导致理论对现实的失控、尴尬，进而全面瘫痪。以此观之，目下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策略性话语，正是传统美学范式崩塌后，理论尖兵与新现实的一场耳鬓厮磨，喁喁私语中言说的是崭新的语汇(跨学科、跨文化)和实证的。虽然在形态上与简约的范式迥然有别，但显然不是美学消亡的证据，而恰恰是新的范式来临的准备和前兆。梳理历史是迈向未来的折中选择
认识历史往往能够唤起迈向未来的信心，尤其在这个非常时刻，厘正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历史材料，或许就会启动突破困境的行动。事实上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要课题，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成果。基本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两种理论形态：一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式。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间或出现过一些取自电影本体的研究角度，但似乎总是昙花一现、难成气候。一是近年来出现的“大文化”研究模式。它之所以迅速接棒乃肇端于九十年代国内电影的产业化调整，以及海外学者对中国电影史普遍采取的研究策略。显然，我们继长期缺失完整的电影本体的史论框架后，新近又陷入了西方学术整合的耗散结构之中。我认为用美学的方法来重修新中国电影史，应该是个能平衡双重愿望的折中选择，理由有二。
素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是素质教育的灵魂。林崇德认为：“德育为一切教育的根本，是教育内容的生命所在，德育工作是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目前，加强德育工作已成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识。但是我们对于德育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实效性较差，德育工作陷入了困境。石鸥指出：“尽管德育被提到首位，巨大的德育实践并未收到应有的道德效果。”现代中学德育要想摆脱困境，重新获得发展的活力，必须探索产生这种困境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只有找出原因，才能把握德育的方向，才能走出困境，提高中学德育工作的实效。
对于中学德育存在的问题，许多德育工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探究。我们经过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认为德育工作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德育工作严重滞后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里。在经济信息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相互碰撞，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意识和社会价值取向在日益多元化，广大中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取向也在多元化，这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现代化建设要求培养大量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其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对人的道德素质的要求。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学校的教育环境也存在着严重的“重智轻德”的倾向。在学校内部，以升学为中心，以应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仍在大行其道。社会对学校的评价主要看“升学率”的高低，看学生的“考试成绩”。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作为社会中的学校，无论是普通教师还是校长在社会压力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不得不为了学校的“声誉”和单纯的“成绩”而放弃道德教育的功能。刘铁芳指出：“不关心世界和人的价值和意义，服从与外在的目的，功利主义湮没了教育的内在意义，也不去追思教育的内在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校的整体德育工作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学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学校德育工作的具体要求是：应该既尊重个人权益又提倡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既鼓励公平竞争，又不忘互助；既不懈求是务实，又富有远大理想；既鼓励通过正当途径发财致富，又不忘他人和国家利益。不能片面追求实惠和享受，不能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集体利益之上，不能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陷入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泥坑。
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转型期学生的需要严重脱节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新现象、新事物层出不穷，社会各方面变化巨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分强调教学的社会价值，忽视学生个人发展的价值。而广大的中学生在对待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对象，对待书本中的现成的理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和不同的想法，对待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问题，也有不同的追求和向往。反观我们的教育工作，并未真正关注学生的内在需求和情感，并未真正关注他们的生命成长和展现。大多以“书本”、“教师”为中心，在课堂上老师就是照本宣科。面对思维活跃的学生的提问，有时用“你还小不懂这些”来搪塞，学生希望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回答。没有把学生的思想实际作为思想政治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授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的成长实践和需要相脱节。学生不能用所学的思想政治课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所遇到的当今世界的社会热点问题。这样学生就会所学知识产生怀疑，就会感到思想政治课的无趣、无利和无用，也极大的削弱了思想政治课的教育实效。
此外，不停的灌输政治理论，并不能使学生真正树立政治的信仰，反而有可能有副作用。金一鸣指出“内容决定了方法。内容脱离当前的实际，方法必然是教条主义的，脱离学生的实际，只要学生死记教条，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学校的德育手段着重“说教”、“灌输”与学生的自我实践，自我教育严重脱节
中学德育存在着专门化和知识化的倾向，如把思想政治课置于封闭状态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单一的说教模式，“灌输”式的教学就成为知识化德育课程最简便易行的方式。这样，高尚的道德便缩水为逻辑严密的道德条目，从而斩断了道德与生活的血肉联系，道德成了与学生学习无关的客观知识对象。这种客观和外在的知识对象与学生当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无法发生意义联系，学生无法产生真正的学习的动机和热情，无法进行也不愿意进行道德的自我实践和道德的自我教育。教师也只能将这些道德条目当作对象性知识来教授、灌输，只能借助背诵、考试和其他方法来进行强制性学习。这种灌输性的说教与强制性的学习已经走向了道德的反面，是以不道德的方式进行的道德教育。石鸥指出“这种道德教育本质上不道德，从长远看则是无效乃至负效果的”这样的道德教育其实效当然不高。
现行的以灌输为主忽视教育主体的教育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道德观念，学生对规范的遵守不是出于道德的需要，而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杜威的结论是：“任何主张将（道德）知识灌注在一无所有的心灵上的各种教育方法，都应该被扬弃。”
四、学校的德育工作偏重教师主导作用，导致学生道德教育主体的缺失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动行为者，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都是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而道德教育客体从狭义上讲是指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受教育者。但是，道德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当受教育者在进行自我教育时，他不仅是受教育者，而且成为教育者。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了道德教育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对提高中学德育实效具有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87?05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此起彼伏。从方法论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热，再到晚近文学理论的反思热，文学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代文论研究却始终暗含着危机和被质疑的声音，诸如研究对象边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钱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国中外文论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中，通过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这种危机的存在，认为当下文学理论处在焦虑与不安中，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1]换言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焦虑症”或“经验贫乏症”。本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
一、“他者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逆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按说应该成为中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焦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3]周宪先生也分析道：“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4]“失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响造成的。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5]（4）笔者以为，“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去“误读”，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或理论。“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
二、主体主同危机而产生的身份焦虑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3]（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而辩护，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向社会传播公共文学经验，以及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向公众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反思的职能，表达一种公共性的主体性话语。比如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返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摆脱了依附于极左“政治”的地位，逐渐确立自主性的地位，表现出对个体与社会的本质关系、权力和生命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渗透着文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真理、生命存在、自由、社会正义、良心和个体价值的深刻思考。虽然这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够指导公众的生活，但是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社会公众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评价。而当下的事实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生活转向对个人物质幸福的追逐，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显得相对匮乏。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呈现出公共精神素养“缺失”或者“消失”的景象，当下文学书写时尚、娱乐、休闲、惊悚、玄幻的世界远远多于对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世界的沉思，而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面对社会现实而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文论成果也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高校研究者职称评价体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为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以及专业化道路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零部件”和“副产品”，这种过度“专业化”和“专家化”的走向，必将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而不敢“独立关注”公众文学经验和重大的公共领域事务。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不可能重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沉淀，公共性品格应该是当下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
所以，面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吞噬”和学术体制的“规训”，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退缩和彻底的整合，重建文学理论知识拥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格，发挥其在中国当下文学现实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钱中文. 21世纪的文艺理论：国际视域与中国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C]//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曹顺庆. 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 文艺争鸣， 1996（2）： 51.
蒋寅. 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J]. 文学批评， 2005（2）： 163.
周宪. “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J]. 南京大学学报， 2006（5）： 102.
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李健. 文学理论发展与学术认同机制[J]. 文艺理论研究， 2008（1）： 100.
齐格蒙・鲍曼. 立法者与阐释者[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陶东风.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蒂利希. 存在的勇气[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阿加辛斯基. 时间的摆渡者[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
赵， 曾军. 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反思 ――赵教授访谈录[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4）： 54.
赵. 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向学理深层挺进[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09?21.
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nd identity crisis：
the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contemporary China literary theory
SHI Xiuyong， WANG 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literary theory demonstrates a deep anxiety of being-in-itself .The root cause of anx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literary theory is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theorists can not get subjective affirmation in the position of current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real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face of nihility and meaningless， they inevitably reveal the anxiety of the identity. Through analysis of‘anxiet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should face living experi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problems directly， adhere to the idea of research methods of pluralism， and rebuild the public character of literary theory. Only in this way ca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get out of this developing predicament.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a literary theory； Anxiety of influence； identity crisis； outlet [编辑： 胡兴华]
(一)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滞后
当下文学理论奎塞着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和各种理论。在现实中，庞杂的知识使学生不堪重负、望而生怯，因为文学理论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和积淀，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且完整的知识框架，即我们都非常熟知的“五论”框架: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发展论。目前大多数文学理论教材都是以此框架为依托编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科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思考也随之深入和细致化，而且国外的文学理论资源也开始渐渐地被译入，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就必须对现有知识进行完善和更新，也就是说需要对那“五论”框架加以扩充和调整，当然此举会让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涵盖的知识日趋丰满，但是由于各种学理知识在融合时没能做到浑然一体，所以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问题，学生就会慢慢敬而远之了。从目前的课堂调研结果来看，我们文学理论教学的主旨是研究文学的普遍规律，注重对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学习研究，缺乏对具体问题的阐释和分析。那么时间一长，学生就会对文学理论学科产生疑惑，那就是虽然学习了文学理论的各种概念和原理，但是这种种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的文学现象。
(二)文学理论的教学方法单一
文学理论较为枯燥，再加上学生本来就对这些理论就很陌生，若授课老师的教学方法缺乏灵活性，并且还以绝对的霸权地位灌输理论知识，不容任何质疑还没有任何趣味性，而在讲解有争议的理论问题时，只介绍出现的不同观点，以及每种观点的局限性或是片面性，最后给出一个折中的所谓的科学的观点，没有教学生如何思辨，更没有带领学生热烈激辩，只有灌输并强迫学生接受，那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三)学生的学习态度消极
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喜欢上互联网、看电影或电视、看漫画等快餐文化，很少会主动去阅读纯文学作品，而对文学理论这种思辨性较强，较为难懂的理论大都会望而却步。如果我们能让文学理论真正发挥其作用，把现实中的历史的、新生的文学现象有理有据地剖析开，用事实展现文学理论的博大精深，犹如武功秘籍一般，那样自然就会吸引学生围观点赞了。
二、文学理论教学的化解机制
文学理论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重要性。伊格尔顿说过:“如果没有某种文学理论—不论多么奥秘和含蓄—我们首先就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作品，也不知道如何去读它。对理论的敌视态度一般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同时也意味着忘记了自己的理论。”如果我们按照有些学者的主张彻底告别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这显然是盲目的、不可取的。文学理论及其教学对一个文科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形成是极其重要的。面对文学理论教学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积极认真地进行诊断并寻求方案对症下药，走出尴尬。
(一)建设新型的文学理论教材，解决教材与现实脱节的问题
任何一门课程的教材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整个教学内容的枢纽，所以新型的文学理论教材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教学目的。目前造成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的最根本原因是该课程的教学目的不明确。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积淀，文学理论的教学目的至少应有三个:一是要掌握一些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二是树立正确的文学观来分析判断各种文学现象;三是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同时使其有理论思维能力。
其次，教材编写要和学生的阅读经验相同。教材不是专着，一定要通俗易懂。当然通俗也不代表没有学术性或学术性不高，而是用大众的语言来表达论证，深入浅出、自然形象地将那些抽象、枯燥的理论阐释清楚;简单并不是单薄，而是要求教材一定不能过于厚重，那种沉甸甸的书本会把学生吓住的。编写教材需做到提炼出古今中外共同的基本问题和概念，符合学生的认知程度，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结构即可。
再次，教材建设要凸显文学的人文性。文学理论不同于政治理论、社会理论等，它重在文学二字，必须要体现出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及特有功能，即文学的人文情怀。所以文学理论教材不能只是单纯知识的阐释与传达，而应肩负起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天职和弘扬人文精神文化的使命。因此，新的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要还原文学理论固有的人文情怀。
(二)积极营造“教”与“学”的理论互动课堂模式
使课堂教学的互动自然、随和，需要师生双方都用心努力。对教师而言，应该改变的是教学方法，坚决不能再照本宣科，做教材的传声筒了。要博览古今中外名着，丰富自己的知识底蕴，还要不断地、及时地了解文学动态，如大众文化的新动向，想办法把课堂变成一次充满发现和创造的旅行，老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导演或编剧，把教材这个剧本改编成生动、形象、充满激情的舞台剧，让学生感受到新奇和欢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学生的想象力。对学生而言，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多读书，除了多加倡导之外还应适当地采取强制措施，让学生读一些专业方面的书籍，并且定期上交详细的读书笔记，因为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综合素养要求较高，学生除了要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之外，还应涉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只有综合这些相关的知识背景才能培养其鉴赏、理解、分析、判断等能力。所以只有教师和学生双方面都做好调整，才会共同创造一个宽松融
洽的教学环境，达到“寓教于乐、寓学于乐”的双赢效果。
对比新时期之前的文学，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发展，当代文学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也屡屡有佳作问世。然而，对当代文学的质疑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层出不穷，仅仅小说一个文类就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文学”、“70后美女写作”、“80后青春写作”乃至近几年的“底层写作”。在这些异彩纷呈的流派写作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手法得到借鉴，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被再认识，个人性得到极大张扬，这些都使得小说本身的艺术表现力得以加强。而出版方式除了直接出书、报刊连载这些传统方式，还通过网络得以传播，这样就越过了编辑们的层层把关，直接“原生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而能够更加全面体现作者的风格和才情。
二、新媒体时代下文学评论的困境
全球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新媒体通过网络、电视、电影、数字杂志等手段，将全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传媒时代的特征，就是让人丢失传统。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深受西方网络流行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中往往缺乏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再加上近年来对国学教育的疏忽，对西方文化的重视，也使得他们在民族文化素养方面先天不足，从而导致他们丧失了精神依赖的血脉与根基。除此之外，图书出版商们也在用尽种种手段打造市场卖点，致使文学创作在对市场的迎合中不得不放弃对于人类精神家园的坚守。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状况：过分张扬自然人性、肆意渲染感官刺激、充分暴露个人私欲、彻底消解传统价值的作品大行其道，所谓“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私语化写作”侵占了图书的大半市场，而对爱的表达、对理想的追寻、对真善美的探索、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的作品，不再是作家创作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文学创作怎能让人乐观！别林斯基曾说：“我们时代的精神是如此：无论是怎样蓬勃的创作力，如果只把它自己局限于‘小鸟的歌唱’，只创作自己的、与当代历史的及思想界的现实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如果它认为地面上不值得它去施展本领，它的领域是在云端，而人世的痛苦和希望不应该搅扰它的神秘的预见和诗的瞑想的话———这样的创作力也只能炫耀一时而已。它无论怎样巨大，由它产生的作品绝不能伸入到生活里，也不可能在现代或后世人的心中引起热烈的激动和共鸣。”
事实正是如此，没有以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为支撑的作品是经不起阅读的，只有保持文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个性，使其成为一种难以复制的东西，它才可以不被遮蔽而成为世界性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不竭动力。正如唐诗宋词、京剧、茶文化、园林艺术等，它们之所以长盛不衰，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广受青睐，其根本就在于它们充满着鲜明的、不易被模仿的、无法被替代的民族特色。这些民族特色成就了这些艺术文化，是唐诗之所以为唐诗、京剧之所以为京剧的唯一缘由。
三、文学评论的的出路
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强烈的冲突与矛盾，是由于所遵循的原则不同。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新媒体时代文学创作的困境的出现，并不是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媒体技术，也不是要一味地责怪市场的作用。而新媒体时代技术的高效原则，再加上经济社会市场的运作逻辑，必然要求在最节省时间和空间的前提下为消费者提供最便捷的服务。结合到文学创作上说，经济的效 益原则要求作家必须去迎合市场，迎合大众的消费口味，必须在短时间内创作更多的作品，必须不断翻新花样以免引起审美疲劳，在这种情况下，粗制滥造之作实在是在所难免。这样，经济的刺激和新技术的支持导致作品的更新和代谢周期越来越短，以至于作家根本没有时间深入生活，更没有时间精心思索，闭门造车也就成了无奈的选择。但“技术无过错”，我们不能把创作所遭遇的困境嫁祸在无生命、无理性、无思想的“技术”身上，拨去文学创作困境的重重迷雾，我们发现，文学目前的创作困境，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自身。这些难以调和的矛盾，造成了文学创作上的诸多困境。文学的困境在本质上其实表现为人性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白烨;在适应中坚守——文坛现状的观察与思考[J].北京文学，2004，01.
2001年第八轮课程改革开始，基础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以教学内容与课程为突破口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政策与措施，各学校也纷纷针对自身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相应的改革方案。而这些自上而下以行政为主的教学改革尽管经历了十年，成效却不是很大。目前，基础教育的教学观念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教学内容仍然过于重视知识的传授与智力的培养；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大多流于形式；缺乏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在排除政策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从文化的层面对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困境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一、教学改革困境的文化归因
文化既可以学校文化的方式深入到学校教育活动内部，从而对教育活动产生影响，又可以游离于学校教育环境的外部，以文化背景的方式对教育产生影响。无论是学校文化还是外部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共生的，对教育的影响也是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必然会受到学校文化和作学校外部文化的双重影响，从而导致在教学改革中产生了许多无法消解的悖论。
1.学校外部文化的影响。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农耕经济史，这种社会模式使中国文化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安于现状的、狭隘的思想方式、习气和崇古法古的惰性。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育改革的开拓创新，有限的教学改革往往也是被动的，鲜有先见之明的过人之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惰性思想使教师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大大降低，很难形成参与、支持课程改革的社会氛围，教师依然以陈旧、落后、单一的教学手段授课。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以“学而优则仕”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教育的理想和抱负，“中举做官”变成自古以来人们上进的不可动摇的途径，如此循环往复使得官本位思想和功利主义盛行，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使教育最本真的目的：求真、求善被忽视和遗忘。这种异化了的功名观给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使以素质为核心的基础教育异化为以考分的高低为中心，教学的知识化倾向始终无法得到解决，教学中“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还在侵占着课堂；而社会对教育教学的评价标准也以升学率或者考分的高低为主要标准。教师与家长形成了一股阻碍教学改革的“合力”。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中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如潮水般涌入，冲击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但是，西方文化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并影响或主导了师生的心理动机，使其发生了根本转变，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研究、生活、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可见极端个人主义的踪迹。教学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必须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并且教学改革的成效具有潜隐性。而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学校领导为了给自己建设“政绩工程”，从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会投社会所好，将升学率与统考排名等易于出成效的工作为其开展工作的首要任务，而教学改革却搁置一旁、无暇顾及。同时，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各项有关教学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时极力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前提。这必然导致与教学改革中不同利益者的纷争与冲突，对教学改革与措施的推行形成阻抗力。还有一些教师热衷于应试教育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而对于那些难以得到相应的报酬的教学改革敷衍甚至排斥。可见，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对教学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不但阻碍了改革者思维，而且给教学改革措施的实施带来了巨大困难。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很多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开始变质，西方不良文化的侵入使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变得相当艰难。
2.学校文化的影响。
学校文化是全体在校的师生员工共同遵循与践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的总和，它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并通过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导向、激励、凝聚、约束、协调、陶冶、教育等方式影响着所有成员及所有的活动。学校文化以其深刻性与持久性影响着每个成员的价值选择、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任何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都是在一定的学校文化背景下实行的，学校文化无疑会对学校的教学改革产生深刻的影响。加拿大当代教育家富兰曾在其关于学校改革的研究中发现学校文化是学校教学获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在学校文化层面，对教学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学校行政文化与教师文化。
学校行政文化是以学校行政人员为代表的管理文化，以注重秩序和效率为主要特点，是学校行政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复杂性与系统性特点，需要对每个环节进行严密的程序设计与机制保障。而这些保障往往需要相关行政人员进行规划、组织、协调、控制与监督。但是，学校管理者往往不从事教学与研究，却要承担教学改革的具体设计任务，主导教学改革具体措施的制定与实施，等等。教学改革深层意义就是重构教学文化，而新颖的教学文化在合适的行政文化的支撑下才能得到确立与推行。在解构旧的教学文化与建立新的教学文化的时差中，旧的行政文化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教学改革的具体设计，教学领导的意识与行为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旧行政文化的支配，在旧的行政文化框架下对教学改革进行资源分配、制定规划、组织协调、控制与监督等，使得旧的行政文化在教学改革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与加强，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悖论。
教师群体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治学态度、行为方式等构成了教师文化的核心，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无不受其影响。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必然要在教学改革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然而，旧的教师文化对教学改革的阻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传统与自主性教学方式的共同主宰，使教师在形式上非常遵循行政人员的管理与领导，而在实质上对行政人员有较强的抵触和抗拒心理。我国自上而下推行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就受到很多教师的抵触与敌视，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在推进过程中受到严重干扰，偏离教学改革的最初目标。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文化的植入使得教师文化也日益呈现出功利化与实用主义的倾向，教师极度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关注眼前实惠和个人利益。然而，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再分配机制的重置。一旦自身的利益受损，教师就必然会对教学改革持消极的态度，从而影响教学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困境的文化调适
中国传统文化制约着教学改革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策略，只有对传统文化中的不足之处进行改造，才能促使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顺利实施。
1.建立建立民主、平等的教学文化。
中国“官贵民轻”的传统观念直接影响着教学文化。教师被理所当然地看成权威，不容学生挑战，一旦有学生对教师的观点提出质疑，就会被认为是“自以为是”或者“大逆不道”，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不平等的教学氛围中，现代教学中的“参与式教学”、“教师是平等的首席”等理念很难被教师接受，学生也会感到不适应；另外，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地位之差也给教学改革带来一定的困难，行政人员往往被看成是对教师有生杀予夺特权的阶层，教师容易形成“为上是从”的文化个性，这给建立民主、平等的教学文化带来极大的阻碍。因此，教师应该转变理念，与学生建立真诚、平等、共融的密切关系，以学生的发展作为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同时建立以人为本的民主的教学管理体系。
2.建立健康的学校文化。
具有良好学风、人际和谐的学校文化不但可以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
首先，必须对学校的行政文化进行变革。和谐的行政文化是教学改革成功的有力保障，要建立教师与行政人员能共同参与教学改革论证与实验的保障机制，集思广益，才能使新目标得以实现；学校领导要坚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用榜样的力量内化全体行政人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并进一步习俗化，为教学改革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其次，学校要有自己的改革目标与发展蓝图，从而激励教师在教学改革中的进取心与决胜心；在教学改革的开展中，必须构筑一个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的交流、沟通平台，消除彼此的误解和摩擦，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与约束力，最终促进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
3.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文化。
不同的文化都有自身的优缺点，但是，不同的文化都有一定的时空适应性，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化。人本理念与实证精神堪称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这是教学改革不断汲取养料的宝库，我们的教学改革要特别重视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教学文化，引进、吸收有关教学改革的先进学术思想、理念，为新的教学理念的形成奠定基础，学习和引入优秀教学方法和科学的课程设置，为科学、系统地设置课程体系奠定基础。但是，西方文化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会严重阻碍教学改革的实现，我们需要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抵制西方不良文化的侵蚀。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 社会 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的 理论 模型，并作出了若干理论阐释。这种非合作博弈下的集体行动逻辑反映在公共事务管理现实中可能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沌无序、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公共政策执行失范等诸多 问题 。为此，明晰产权、明确责任、沟通协调、自主治理、理性激励、合理监督等制度安排是解决公共管理危机或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路径。 论文关键词：集体行动；非合作博弈；公共管理；制度安排 The DilemmaofCollectiveAction: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 andEmpiricalAnalysis ——TheCrisisofPublicManagementandthePossibilityofIt’s OvercomingUnderNon-cooperationGame Abstract:Thedilemmaofcollectiveactionisaobjectivesocialphenomenon.Thewesternscholarscreatesometheoreticalpatternsaboutthedilemnaofcollectiveactionandgivesome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accordingtothereflectionofthelifeworld.Ifthecollectiveactionbasedonnon-cooperationgamelogicallyreflectsintherealityofgoverningpublicaffairs,itwillappearsomeproblems:thesupplyofpublicgoodsshorted,thepublicresourceoverused,theinorderpublicorder,theefficiencyofpublicorganizationlost,theanomieofpuplicpolicyimplementation.Thus,thepossiblepathtoresolvethecrisisofpublicmanagementorthedilemmaofcollectiveactionisinstitutionarrangement,suchasdistinctpropertyright,clearresponsibility,communicationandcoordination,autonomicgovernance,creatingencouragement,reasonablesupervisionandsoon. Keywords:collectiveaction;non-cooperationgame;publicmanagement;institutionarrangement 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而集体行动的逻辑或曰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个人自私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能够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共同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因此，公共管理危机的出现似乎在所难免。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有赖于行动个体的行 为自主性，但更多地仰赖于制度的安排。因为制度 是长期迭演博弈所选择的均衡结果，它是行动个体由不合作走向合作的路径依赖。实际上，“关于非合作博弈的 研究 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 规律 ，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1］。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累进(Paretoimprovement)，是包括管 理学 、 经济 学、 政治 学、社会学等学 科学 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Aristole)曾经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