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断密切，既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关，也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变更相关。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木主义阵营的对抗，既表现为军事较量，也表现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木主义的森严对垒转化为并存竞争，意识形态既推动这一转变的过程，又在这一过程中拓展了自身职能，表现为文化形态。这种转变，并不是西方学者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或“非意识形态化”，而是意识形态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服务对象与功能属性。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争论激烈，观点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论”与“等同论”。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论”

对立论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持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是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他把意识形态界定为偏见、情绪、虚妄，而把科学界定为真实、理性、正确，从而认定两者是对立的。对立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他认为科学是在抛弃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前提下形成的’也就是说’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称之为“认识论断裂”。之所以有这种断裂，就是因为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框架”，即思想的基础结构或思维模式。这种问题框架居于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一旦它上升到意识层面’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认识断裂就出现了。所以他提出，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自由的科学。很明显，阿尔都塞同样认为意识形态是强制性、虚幻性、普遍性的存在，只有不断改造、摆脱意识形态’才能形成科学理论;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把意识形态从科学领域清除出去，保持科学的发展性。

对立论把意识形态视为情绪、僵化、虚幻的东西而与科学对立，否定意识形态具有科学的可能性。这种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相互割裂、对立的观点，不仅否定了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而且否定了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作用，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不需要科学技术以外其他条件的纯科学技术活动。这种观点是导致西方社会科学主义，也称唯科学主义流行的认识根源。这种唯科学主义观点，在尊重科学经验与事实的名义下’推行不可知论和主观经验主义，把木来属于“工具理性”的科学，要它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论，’

等同论认为，资木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法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最先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认为，在现代资木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可以论证社会目标的合理性，又可以掩盖其不合理性;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物化”已使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深奥的“自我施加的现象”;“技术的合理性”已转化为“统治的合理性”；“各种精密观测仪器正在使语言木身失去其表现特征，并越来越排他地显现出一系列符号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甚至每个个体灵魂的无限意义和价值观念也已经变得陈腐过时。”等同论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马尔库塞。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工艺的应用，而且工艺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技术和科学取得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_马尔库塞只看到了资木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发挥作用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木主义意识形态向各个领域渗透的一面，从而陷人唯科学主义。

等同论的第三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哈贝马斯通过对当代资木主义的分析批判，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他认为，在资木主义社会，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日益失去意义，资木家一方面主要靠科学技术获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加强，统治者也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把原来需要通过交公众讨论的问题变成由科学技术专家运用技术来解决的问题，这样科学技术就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他说：“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性，似乎产生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哈贝马斯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科学技术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而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又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技术统治论”思想。“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木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木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4]应当承认，哈贝马斯看到了当达资木主义国家把科学技术作为统治工具的倾向，警示人们要认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动向，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用科学技术掩盖当代资木主义社会的矛盾’把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既违背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关系而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又掩盖了发达资木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的实质而在政治上有害，其要害如美国学者A?赫布斯在《社会问题与科学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回答所有的人类问题’它使科学成为哲学、宗教、习惯方式和道德的替代物”。

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在西方国家中对立或等同两者的关系，便出现了既有将科学技术看作纯粹“客观知识”或纯粹“客观工具”，否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作用的科学主义流派，也有将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孤立化、绝对化，排斥科学技术作用的人文主义流派，这两种倾向只会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断裂。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

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的“对立论”与“等同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辩证的“关系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有区别而不能等同，有联系而不能对立。

(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所反映的对象不同。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时，认为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而“意识形态木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认识、利用与改造的产物。如果说它反映了某种关系的话，除了反映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外，从人的角度来说，它只不过反映了“人对自然现象的关系”，并不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而意识形态则是人们关于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反映社会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人们阶级关系的反映。

其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木来面目，进行事实判断。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怎样，在科学的领域之外，仍然需要对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科学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至于用科学是为人类造福还是危害人类，就不属于科学范围的问题，而是属于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范围。意识形态是为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辨别善恶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再次，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属性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_31~35)科学技术有别于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等知识形态，它内在地连接着劳动者的体能、技能和劳动工具’具有技术实现的需要和可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作用的强化，无非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都有强化作用。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以一种无阶级性的特殊意识形式，处在向物质形态的转化中而推动社会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科学技术称之为“头等生产力”、“第一生产力”。而意识形态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上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木利益和观念的总和，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

总之，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在木质属性、功能属性、社会属性上，在反映、服务的对象上，在社会生活中所担当的任务上都是不同的，不能把它们等同起来。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不管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如何强大，但它不可能消除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价值取向。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社会需要人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与更合理的价值取向来推动、驾驭科学技术发展，正确运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片面夸大科学技术作用，否定意识形态作用，无疑会使科学技术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无法驾驭，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恶化，这决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生存、发展目标。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两种不同事物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资木主义生产力发展时，指出科学技术在资木主义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这是因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正因为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所以，“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它不仅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自然科学研究所创立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形成的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力量。科学的木性是尊重客观事实，不迷信任何偶像权威，不承认任何陈腐不变的教条，不盲从任何权力意志。因而科学木身是彻底革命的，它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力地摧毁着落后的意识形态，并促进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作用后指出，这些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导致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不断开辟新的发展领域。为此，社会的规范、准则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更，形成新的政策与法律条文。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能帮助人们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调整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树立新的价值与伦理观念，摒弃愚昧无知、陈旧落后、封建迷信的思想意识。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如系统、综合、协调等思维方式，使人们观察、分析问题有新的特点，帮助人们从单一到多样，从把握线性关系进而研究非线性关系，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上升到新的水平，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强化意识形态功能。其一，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运用科学技术服务政治需要、维护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一旦为某一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掌握和运用，便具有为特定阶级、社会主体服务的社会属性。特定的阶级、社会主体总是力图从科学技术那里寻求支撑，为自身的利益和政治制度辩护。无产阶级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为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和彻底的革命理论作论证。资产阶级也利用某些科学理论反映和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如资产阶级利用适用于自然界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解释社会领域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生活方式，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被资产阶级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资木主义弱肉强食、对外侵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恩格斯说:资木主义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木，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其二，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功能的强化，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有力地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蒸汽机的出现引起工业革命，新兴资产阶级拿起近代科学技术这个武器反对封建神学，建立了资木主义政治制度；电磁理论应用引发的电力技术革命，促进资木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变革，使自由资木主义进人到帝国主义阶段。

再次，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双重性，即既可以增强世界政局稳定，又可能引发国际冲突。科学技术应用得当，可以合理进行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推进各国经济发展。如果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威胁甚至发动战争，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甚至使世界遭受灾难性后果。例如，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17世纪末英国成为欧洲科学技术中心，英国凭借强大的科技与经济力量，对外推行炮舰政策，以帝国面貌称霸于世界。19世纪初到中叶，科学技术中心从英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当时以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上世纪末开始到木世纪中叶，科学技术中心又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现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而称霸世界，推行强权政治。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会改变国家的政治地位与世界的政治局势。所以，各国都先后制订了“科技兴国”、“技术立国”、“科技治国”的战略方针。

第二个方面，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分析了经济关系与法律的关系后指出：“……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一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自他还强调:“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意识形态对作为生产力范畴的科学技术的作用，首先是政治的作用。政治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意识形式，任何社会和国家都普遍存在，它对社会，包括对科学技术具有既保证又制约的作用。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总是要受一定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法规、体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制约。这种支配、制约的作用是通过现实的人来实现的。政治环境对人产生直接的外部影响，政治原则、规范约束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政治意图和要求只有通过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才能指导行动和产生效果。政治支配、影响科学技术发展，同政治支配、影响经济发展的道理一样，政治的性质决定了支配、影响的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在分析资木主义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作用时指出：“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自由探索、自由讨论，要有先进的、民主的政治作保证。资木主义社会的民主比封建社会的民主程度高，因而资木主义社会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第一次使民主成为一种国体，比以往任何民主制度都要优越，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

其次，道德反作用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思想面貌一旦改变，社会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它对于经济基础就会表现出巨大的反作用，对维护和巩固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起着进步的或反动的作用。因此，道德水平一旦提高，良好道德风尚一旦形成，就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定的道德，归根结底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反映一定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不仅为科学技术提供价值目标与价值判断，而且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直接影响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分析科学发现与道德关系时，提出了一个著名格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_恩格斯则阐述了科学的道德要求，他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演讲时说:“像居里夫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对于科技道德的重视、提倡和修养，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我国是一个道德资源丰富而深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不仅对传统道德资源进行了传承、开发与创新，而且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道德观念，如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科学、注重奉献的观念;不甘落后、敢于竞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观念等等，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科技领域的道德风尚，对我国科技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全面研究和正确处理这一关系，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相对落后的科学技术，由于其木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尚不突出，因而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推动，和意识形态对其作用也不明显，实践过程和理论上的研究也显得不足。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但是，应当看到，我国在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与经济、科技结合，向经济、科技领域渗透、转化相对薄弱，我国在面对世界激烈科技竞争和意识形态较量中，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

(一）科学技术的决策保证与快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从理论上论证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从全局上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科学技术纳人国家政策程序，迎来了久违的科学技术春天。1985年国家颁发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解除体制、政策障碍，为发展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随后，国家出台了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规划。这些计划、规划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动员令和指挥棒，推进各项科学技术研究、攻关全面有序展开。1995年，我国在对科技体制改革10年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技兴国”战略，次年建立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并启动了《技术创新工程》；1997年我国作出决定:实现发展经济依靠科技的根木转变，并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教育的战略基础地位、科技的战略主导地位在我国确立。同时，我国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向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弥补了经费紧缺，带动了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参与外资、合资企业的生产、管理而掌握先进技术。我国从国外引进科学技术人才，不仅为我国直接提供了科技成果，而且有利于为社会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学技术骨干。进人新世纪后，我国确立了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2010年进人世界“科学中等强国”行列；2030年前后跃居世界“科学中等强国”前列；2050年左右跻身世界“科学强国”行列。2006年国务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是我国进人新世纪新阶段对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规划，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我国新时期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实施顺利，创新体系建设取得进展，科学技术成绩斐然。一是基础研究工作不断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得到提升，在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纳米科学、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一批原始性创新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在航天科学领域，我国掌握了卫星回收和一箭多星等技术，自主研发的“神舟”系列航天飞船成功发射，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实现了载人航天丁程的重大突破;“嫦娥”一号探月之旅和“嫦娥”二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成功跨人深空探测的新领域。三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在国际T0P500组织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量子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纳米电子学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获突破性进展，六千米自制水下机器人完成了洋底调查任务等。四是在生物科学领域，杂交水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完成水稻基因图谱的绘制；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首次定位和克隆了多种基因，体细胞克隆羊、转基因试管牛以及重大疾病的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技术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五是重大疾病防治及创新药物的发现，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节能减排、气候变化预测等重点战略需求领域的一批创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工业生产、油气勘探开发等行业中的一些关键科技问题的解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六是专利事业进展顺利，2010年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的专利申请量排名世界第四位，56.2%的年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七是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商品出口增加额中，高技术产品的贡献率达30.8%。八是我国科技人力投人不断增加，科技队伍进一步壮大，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新时期科学技术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取决于党和国家进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政策制定、法规保证等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国新时期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断克服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传统观念，形成的学习、运用、创造科技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所有这些推进、保证科学技术发展和作用发挥的因素，都是社会主义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都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发挥作用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二）意识形态建设保证和推进科学技术发展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2）

在与时俱进的科技信息时代，科研论文、科普文章在我们的生活中都随处可见。目前大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仍以英语为分享和传播载体，由于缺乏完备的英语教学与交流环境，语言成为科研成果共享与交流的瓶颈。如何根据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做好科技论文与科普文章的翻译教学工作意义重大。

一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

由于内容固有的科学性，科技英语要求更客观、准确和精炼，在词汇、句法方面都有许多与普通英语不同之处。科技英语的逻辑性、严密性和简明性更突出，其文体特点表现在词汇上，是缩略语和复合词多，技术词汇多且意义专一；表现在句法上，是名词化结构多，长句多，被动语态使用频繁[1]。

1.词汇特点：

（1）在科技英语常用缩略语的形式，简洁明瞭、通俗易记，如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IOT）、无线射频设备（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Devices，RFID）、语义网（SemanticWeb，SW）等。

（2）随着学科交叉与融合，论文中涌现出一些新的复合词，通常是用已有的单词通过词缀法合成新词，比较灵活，不太受构词法约束，如：chargingneutrality（电荷中和），softland（软着陆），informationprocessing（情报整理），rayproofing（防辐射），integratedmanagement（集成化管理）等。对缩略词和复合词的准确翻译是科技英语翻译忠实于原文的重要体现，总结和积累专业词汇是提高学生对此类词汇掌控能力的直接途径[2]。

2.语法句式特点：

（1）被动语态的广泛使用。科技论文强调虚实推理、逻辑论证，客观准确为首要原则。第一、第二人称往往会给读者过多的主观臆断印象，因此第三人称和被动语态成为科技论文的常用叙述方式，如：InternetofThingsissupportedbyRFIDtechnology.（无线射频技术支持了物联网技术的实现）。在被动语态的句子中，一般情况下由事实、行为、活动、作用等作为主语，且往往是句子里首个出现的词语，阅读起来更醒目，如：Attentionmustbepaidtothetimecostoftheactions.（注意行动的时间成本）。而很少说：Wemustpayattentiontothetimecostoftheactions.

（2）大量采用后置定语和复杂长句。

为了完整地表达清楚科技文章的意义或概念，又不显得句子重复啰嗦，使用后置定语是较好的方法——将较短的句子成分前置，或将本应修饰某些词类的句子成分后置。这样既可以明确突出句子的语义，同时又能保持句式的平衡，一般情况下，后置定语采用的是“就近原则”，即定语从句跟在哪个名词后边就修饰哪个名词。同时，为体现逻辑关系的严密性，会用到大量的修饰语（尤其是后置定语）、并列成分以及多层次的语言结构，因此复杂长句是很屡见不鲜[3]。翻译者要翻译好这些长句，关键在于了解句子的结构层次，掌握其内部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按中文习惯把它表达出来，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内容，却又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二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原则

（1）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原文思想和内容。

通过经典科技论文的翻译实践，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的主要思想，不能在文章主线上出现理解的偏差；进而解析文章的结构，包括段落衔接关系和句子层面的逻辑结构；熟悉所要翻译的科技内容的实质，如技术原理、科学知识、工程技术要求等背景知识。

（2）指导学生掌握相关科技内容涉及的词汇。

分析句法结构，弄清词与词、句与句的语法联系；熟悉词汇的实质含义，从语义层面分析词汇的词义及用法；结合相应的科技业务背景知识，了解文章技术逻辑，分析词汇在文章中的上下文语用环境，准确定位其科技意义[4]。

（3）帮助学生明确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异同。

一方面，在实际翻译教学过程中，必须帮助译者了解并利用汉语和英语在结构上相似的地方，方可通过直译的方式使得译文既符合原文的结构形式，又保留原文内容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由于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译者要妥善选择直译和意译方法，既要避免完全直译出现“英化汉语”现象，又要基于按照科技文献准确、严谨的特点，遵循“能直译处尽量直译，不能直译处才用意译”的原则。

（4）以完整性、准确性为标准。

针对科技论文论证完备、准确严密、清晰精练的文体特点。在科技翻译教学时，完备和准确是第一要素，要强调科技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如果为追求译文的流畅性而牺牲准确性和完备性，不但会造成科技信息的丢失，还可能引起误解，造成严重后果。译文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和语言的流畅性是衡量科技英语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准。

三相应的翻译策略教学内容

1.增词和减省译策略：

（1）增词，通过在译文中补充原句中没有的词，实现句子更完善的展现。如：Sinceairhasweight,itexertsforceonanyobjectimmersedinit.（因为空气有重量，处在空气中的任一物体都受到空气的作用力）。增词为了更好的展示句子的逻辑，达到平衡结构的效果。

（2）虽然有的词从语法层面看是不可或缺的，但毫无实际意义，或有的词虽有实际意义，译出又显得多余，此时可以省略不译。减省译法的目的在于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更符合译文习惯。如：Whenthecostgetslow,theprofitbecomeshigh.（成本低，利润就高。）根据汉语的习惯省译了动词become，句子看起来更精简。

2.被动语态的翻译策略：

（1）保留被动语态。一般加上“被，由，为，受……”等词,再翻译谓语。这些助词在汉语中都表示被动的意思，如：ItissaidthatthedesignforthecarwillbemadebyaspecialgroupundertheguidanceofDr.Wei.（据说汽车将由特别小组在韦博士指导下设计）。

（2）译为主动语态或无主语句。将英语句中的主语译成汉语中的宾语,一般加上“我们、大家、有人”等主语，如：Itisconsideredthattheresourcesshouldbeintegrated(人们认为资源应被集成)。也可用句中某成分作主语，将被动意义译成主动意义，如：Measureshavebeentakentodiminishfriction.（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减少摩擦。）

（3）对it的翻译。It作为人称代词，可以翻译成“它”或所指代的名词，当它被用作非人称或没有意义的时候，往往省略不译。

3.复杂长句的翻译策略。

要将复杂长句翻译得条理清晰，必须依据汉语的习惯，将其分解成几个简单句来完成对于科技文章中出现的长句、复合句，通常我们可以在对原文思想内容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

4.引申译策略。

指从原词的内在含义出发，结合语境和译文的表达习惯，在译文中对某些词作一定的语义调整，以达到忠实、通顺的目的。英译汉时常常会遇到许多单词，按词典上给的词义来翻译，译文就会生硬难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曲解。因此，需对词义进行必要的变动，引申出能表达词语内在含义的新的表达方式。引申既可化具体为抽象，也可化抽象为具体。

四结束语

准确的翻译要求对原文的技术内容、原理等科技因素具备充分的理解。本文分析了科技英语文体的特点；从原文思想内容、词汇、源语与目标语之异同、完整性和准确性四个视角探讨了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基本原则；并以增次和减省、被动语态、复杂长句、引申译等策略为重点，设计了教学内容。

参考文献：

[1]　胡莹.科技英语的词汇特点及其专业术语的翻译[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122-124.

[2]　谢天,李从东,汤勇力,等.面向突发性制造需求的跨领域语义X列表集成方法[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5,21(4):1063-1076.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3）

当代中国处在转型时期。我国在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社会各阶层也逐渐反思充当意识形态功能的科学技术的定位，因此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功能的重新解读，具有重大意义。

一、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观念的经典解读

马克思指代的科学有四种含义：一是指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理论；四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而本文主要谈的是在马克思语境中的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是在物质生产需要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因而更倾向于把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在应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看作是从属于生产力范围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的高度关注，并始终把科学技术视为革命的重要契机的观点发明，自然科学和技术始终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时，从未把自然科学作为具体的意识形式之一。因为在他们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以扭曲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自然科学则是客观正确的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为根本特征。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一个分子即自然哲学相比，则有本质差异。自然哲学用幻想的联系去取代尚未知道的现实联系，因而明显的具有意识形态特征，而自然科学则力图描绘出关于自然界的真实联系的图景，从而蕴含着对自然哲学这种意识形式的批判。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仅停留在幻想的联系中，科学则把握了对象的真实的联系。

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自然科学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对人的社会生活有巨大影响。“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人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社会存在物，人用以表达自然科学研究的语言是社会语言；人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接受者、传播者或者创造者，因而他漂浮于其中的社会语言总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自然史与人类史是交织在一起的。完全撇开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史和意识形态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发展史，反之亦然。

二、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当代的新发展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解读，受制于时代。当今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明显不同，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信息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彻底的变化。科学技术作为一个时代衍生品，雕塑着这个世界。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观进行系统阐述的则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在《带向度的人》中详细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问题和人的困境不是经济钳制和政治暴力的结果，而是技术理性的奴役所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们的不是自由解放和主体性、自觉意识的增强，而是人的自觉意识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因此，技术理性批判就成了马尔库塞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理论，构成了他整个文化批判理论和总体革命理论的基石。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集中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本身，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科学及时的成果与惊人的发展速度来获得的。“因为现代，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通知的合法性的基础。这种新的合法性的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同以往一切旧意识形态相比不再具有多少意识形态性质，因为它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迷惑人的力量。他说：“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在当代中国的回响

1继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改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增强其人文性。在国际交往中，要坚持国家利益这条红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指导下，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2继续推进马克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大众化，探索意识形态教育的新渠道和方法。随着传播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传播方法，比如微博等。在这种新的科学技术充分涌现当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信息交换方式和方法，对之充分尊重和利用，比如采纳政务微博。

3 培养公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体认感，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的实践性。当前我国正处在巨大变革和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逐渐出现差异化，必然导致民众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出现危机。因此，广大民众需要继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汲取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营养，坚定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4）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源于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内少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异议，这些异议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并快速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它并不单纯只是理论情趣的相异所导致，而是新的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的产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或文化境遇的转变促使一些理论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革命策略。[2]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作为一种极具典型意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独树一帜。

一、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

对这一观点提出论述最多的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他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明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哈贝马斯提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

首先，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开始相互依赖并渗透，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3]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科学研究尚不具备实用性和目的性，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相互作用没有凸显，从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不够明显。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发展成为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与工业利用逐渐合并，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4]因此他认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形态。

其次，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标志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按照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科学技术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在当展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不再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来提高生产效率。[4]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前提的告吹是同步的[5]；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再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所创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独立剩余价值的来源。”在这里，他撇开人的劳动，认为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创造价值，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

二、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认为科学技术等同于意识形态，且科学技术正在履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在给人提供越来越多自由条件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种种强制。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以前的对抗性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技术统治取代政治统治，对抗、矛盾已经或正在消失，取代它的是整合与同化的趋势。[6]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失去其双面性，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只有肯定、丧失了对抗的单向度社会。[7]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乃至科学、艺术和哲学都趋于同一维度和色调，人们丧失了社会批判功能，只知道肯定和维护现有秩序。

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他说：“资本主义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加强。”

[8]从广度上看，技术的合理性组织并控制了社会生产程序、个人的劳动和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扩大至广泛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工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经理和政治家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及机器上的零件，仅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连情感和理智都作和管理。[9]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在这里，他试图破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中性概念，进而阐明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按照他的观点，利用科学技术作为统治手段，是现代工业社会统治人的一种新形式，他说，“我们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征服了社会离心力量。”[10]

当然，马尔库塞并没有用十分悲观的态度来审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即使不能保证人类的自由，也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

然后，哈贝马斯一方面继承了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他又在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对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中的功能的理解。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明确阐释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除了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之外，哈贝马斯还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还履行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他尤其关心社会的合法化问题，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两大历史趋势：即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干预。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出现了韦伯系统中所谓的合理化的普遍进程，技术系统在对社会制度吸收的过程中，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遗产的相互联系，出现了合法化危机。[10]他这样描述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起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11]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排斥实际问题而突出技术问题，以其外表的“中性”角色让人们忽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然而事实上，它却通过论证科技的合理性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12]由于国家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得以重新政治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重新政治化的意识对资本主义的利益构成威胁，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掩盖国家的政治性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统治者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通过将人与人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来使民众丧失对公共领域的关注以实现其统治，[12]因此科学技术具有了操纵大众心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功能。

三、结论

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摆脱自然束缚和贫穷无知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

[13]然而，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利用，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科学技术加速了工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民众生活条件，但是它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导致了生态失衡、引发了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在获得一个物化世界的同时却失去了自我。

上述种种现象的发生，使得西方学者开始反思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不相容，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侵犯了人文文化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所谓的个人自主与尊严。[13]科学技术在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

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角，科学技术是一个复合概念，科学和技术既相区别又密切联系，科学和技术作为一个辩证统一体，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曾精辟地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概括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增强，同时能够更多的创造人们所需的物质财富。

面对西方学者的论述及其批判，我们必须明确，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善恶之说，它发挥什么作用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人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科学技术起什么作用取决于支配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如霍克海默所言，科学技术陷入危机“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因此不能把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而判以原罪，应该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与此同时，彻底否定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也不可取，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当然，科学技术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也不是它自身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对它进行合理开发运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功能。

[参考文献]

[1]邢雅娟.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D].山西大学.2003.

[2]郭栋.在新的历史时期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研究[D].中北大学.2010.

[3]蔡丙丙.浅析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思想[J].法治与社会.2010（16）282―283.

[4]张磊.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04.

[5]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M].波士顿：贝肯出版社，1970，104.

[6]马尔库塞.单面人[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8]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82.

[9]H・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0]瞿建权.论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分歧[J].理论界.2008（06）112-113.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5）

关键词：语境； 科技英语翻译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仅是经济逐渐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互相交流，而且在各项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科学技术的创新、使用和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积极地把世界的先进知识转化为促进本国科技发展的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当前，英语不仅是科技创新和发明大国美国、英国等的第一语言，它更是世界性的语言。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出版的科技书籍有80万篇到100万篇，科技期刊有5万多种，会议论文也有10余万篇，标准资料约10万件——20万件。其中，用英语的科技文献占总量的60%以上。到了上世纪末期全世界发表的各种科技文献平均每年约265万篇（种），而其中用英语发表的就占了65%左右。因此，科技研究和科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科技英语的研究和翻译。

根据前人的科技英语翻译理论和科技英语文本的特点，传统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者和工作者主要关注和解决科技英语文本中存在的大量被动句、动词非谓语成分和长句等造成的汉译问题。但是，随着科技英语本身语言、表达形式等特点的变化及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其他因素也被逐渐考虑和重视。其中，科技英语的语境就被众多翻译家们认为是越来越重要的、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leech曾表述语境对确定语义的三大作用：1）语境消除信息中的歧异和多义；2）语境指出某些指称词的所指；3）语境能提供说话人和作者省略的信息。而具体到科技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语境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知识”语境对科技英语翻译的重要作用。

科技英语翻译的目标就是要用通顺的汉语言文字客观、准确、清楚地表达出所译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不仅是翻译的目标，更是翻译基础和根本。如果说文字功力是文学翻译的基石，那么专业知识则是科技翻译的基石。在“专业知识”这块大基石上进行的科技翻译自然受其支持和影响，可以说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是范围最大、涉及面积最广的语境。由于不了解或没有充分理解“专业知识”语境而导致的译文不忠实或不准确的例子有很多。例如：

例1， massless particles, including photons, 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nd others, were mentioned in section 8-8.

原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由于译者对光学知识的缺乏，导致了译文的“不信”。光学理论告诉我们，光子（又称光量子）就是电磁辐射的量子。因此，原文中的“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应该是“photons” 的同位语，而不是它的并列成分。

改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即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例2， if the electron flow takes place in a vacuum, as in the case of electronic valve, the electrons will travel at considerable speed, 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

原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

将“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译为“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没有充分表达出原文的内涵。该段谈得是电子在真空中的流动，懂物理的人都知道，真空中是几乎没有空气的。原文中的“medium” 指的是真空。因此，翻译时应更深一步挖掘出原文内涵，将“medium” 进一步具体化。

改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此几乎没有空气对电子流动产生阻力。

例3， he took a course of machine drawing.   

原译：他曾选读过机器制图课程。

将“machine drawing” 译为“机器制图”，说得是“外行话”。 “machine drawing” 在汉语中有其对应的专业表达制图法：机械制图。

改译：他曾选读过机械制图课程。

在上面的三个例子中，不论是对句子成分功能的错误判断（例1），对句子语义内涵的不充分表达（例2），还是译文词语的非专业化使用（例3）都是由于译者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对“专业知识语境”的忽略和不重视所引起的。要做好科技文献的英译汉，转业知识这个大语境是必须正视和考虑的。  

二、语境对确定科技词汇词义的重要性。

所谓语境，就是指语言所处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环境。英语是由其基本语言单位——单词所组成的，因此可以说词汇意义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所在的语境，单个词语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短语、句子，再到整个篇章。而科技英语词汇具有出现频率低、词义专一、词汇来源广泛和数量庞大等重要特点。另外，科技词汇构成法中的借代法和转换法更是使词汇的意义扑朔迷离、难以琢磨，因此，其词汇意义的确定也更加依赖于语境。在科技英语翻译中，词汇含义随语境变化而出现各种变异也是非常普遍的。

1. 语境对科技英语中借代词汇语义的确定。

所谓借代词汇是指一些词本身或其表示的概念和含义是从外来语、人名、地名等直接借用和代替过来而产生过来的。科技英语中，用这种方法构成词汇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例如下面这些就是借代词汇。

robot机器人（源自捷克语robota）； satellite人造卫星（源自拉丁语satelles） 

alloy合金（源自古法语aloier）； silo 导弹发射井（源自西班牙语）

roentgen-ray伦琴射线，x射线（人名）；japanner  油漆工（地名）  

china clay陶土，瓷土（地名）； xerox 施乐复印机，静电复印机（商标名称）  

虽然这些借代词汇一旦出现，其科技含义就会相对稳定，但并不排斥他们的灵活多变性，尤其是在当代科技翻译越来越注重美学观的潮流下。

例1，business lobbyists on capital hill are keeping close tabs on what is known as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vel act”.    

“capital hill” 是美国国会所在地，是一地方名词。但lobbyists（说客，在议院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们不可能会对着一个地方进行游说，显然他们的对象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人。因此，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围绕国会议员进行商界游说的人士，正在密切注意着所谓的‘家庭与病假法案’”。 

2. 语境对由一般生活词汇通过转换法生成的科技英语词汇意义的确定。 

一般生活词汇是语言的共核，许多科技词汇都是由一般生活词汇转换而成。通常情况下，由一般生活词汇转化而成的科技词汇都与原意有着关联性，但由于科技英语词汇要求其含义准确，所以由一般词汇转换生成的科技词汇的确切含义就必须通过语境来解读和确定。例如：

英语中的“carrier”一词作一般词汇时的意思为“搬运工；携带……的人”，转换为科技词汇后，它又有多重含义。它可以表示“航空母舰；载体；载波；病毒携带者；带基因者”等,甚至是“显微镜载物的玻璃”。面对众多的选择，其词义的确定除了要依据资料的专业这个大的语境外，词汇所在的段落和上下文也是确定词汇含义的重要一环。 

“space”一词在日常交谈中指空间、地方等，但在科技英语中，它可以指太空、宇宙等。如space junk(太空垃圾)；space cell(太阳能电池)。但是，由于忽略固定的文化和话语语境而造成错误的理解和偏差也是层出不穷。如在美国硅谷地区，有人会问你“what’s your space?”在不了解这一问话独特的文化语境前提下，一些人想到了硅谷的高科技环境，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问宇宙或电子方面的问题，其实不然。“space”在这里既不失宇宙，也不是空间，更不是电子时空，而是指“谋生的手段”。故该句意为：“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你在何处供职？）其真正的语用涵义有“the living is more than a day’s job.” 即有份稳定的工作。

3. 语境对于其它一词多义词汇词义确定的重要性。

例如：①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 number of examples of th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esigns will be shown and described.

原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系统的设计。 

在这里，“design(s)”可以明显从句子的结构中看出是一个名词，因此虽然“设计”在汉语中也可以作名词，但却给人以不达的感觉。

改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导弹系统的结构。

② fighter 一词是根据词根fight（动词：战斗、斗争、搏斗、忍耐）加表示人或物的后缀“-er”构成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也不尽相同。如：“he is a fighter of the pla.” 应译为：他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fighter escort wing”则应译为“护航战斗机联队”。

③ shipment 一词也有若干意义。究竟如何解释，只有放入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a）shipment is effected during may.(装船)；b) we have done our best to hasten shipment. (装运)；c) quality must be the same as your last shipment.（船货、到货）；d) please extend shipment 30 days.（装船期限）；e) shipment by air would be quicker.（运输）。

三、语境对分析和翻译隐含意义时的重要性。

多用主动句、含人称的句子和简单句是科技英语的新特点。加上其越来越受重视的艺术和美学功能及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存在的差异性，这些都促使科技英语的语义越来越具有含蓄性、引申性和推理性。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词义、句意和语篇含义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词典所罗列的含义，而是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去分析、去揣测、去推理它们的隐含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语境就对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准确判断词汇含义，完整表达原文内容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例如：every candidate has its own brain trusts in the process of election. and jourge w bush has the biggest one. （每一位侯选人在大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智囊团，而乔治.w.布什拥有最大的一个。）

在这里，根据其上下文语境（election）把“brain”所隐含的抽象意义“智力”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尽管科技英语文体以直观、清晰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但并不影响其使用生动的语言，特别是在很多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科普文献中。所以科技英语文本中也常常使用一些隐含意义较深的词或短语。这种情况下，语境是译者需要多加斟酌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与文学翻译一样，科技英语的翻译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科技翻译旨在准确地传递科学技术信息和成果，它的过程不仅要求译者熟练各种专业术语，精通英、汉两种语言，而且要求尽量用词准确、文本专业、行文流畅。这些科技英语的翻译特点及其在两种语言之间造成的翻译障碍都需要语境来帮助解决，毕竟任何词语、语句和段落都必须在特定的联系关系，即语境中才能有确定的意义。总而言之，语境是科技英语翻译不可或缺的参照因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冯志杰 《汉英科技翻译指要》[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 韩其顺、王学铭 《英汉科技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 赵萱、郑仰成 《科技英语翻译》[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6）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仅是经济逐渐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互相交流，而且在各项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科学技术的创新、使用和转化为生产力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积极地把世界的先进知识转化为促进本国科技发展的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当前，英语不仅是科技创新和发明大国美国、英国等的第一语言，它更是世界性的语言。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全世界出版的科技书籍有80万篇到100万篇，科技期刊有5万多种，会议论文也有10余万篇，标准资料约10万件——20万件。其中，用英语的科技文献占总量的60%以上。到了上世纪末期全世界发表的各种科技文献平均每年约265万篇（种），而其中用英语发表的就占了65%左右。因此，科技研究和科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科技英语的研究和翻译。

根据前人的科技英语翻译理论和科技英语文本的特点，传统的科技英语翻译研究者和工作者主要关注和解决科技英语文本中存在的大量被动句、动词非谓语成分和长句等造成的汉译问题。但是，随着科技英语本身语言、表达形式等特点的变化及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众多其他因素也被逐渐考虑和重视。其中，科技英语的语境就被众多翻译家们认为是越来越重要的、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leech曾表述语境对确定语义的三大作用：1）语境消除信息中的歧异和多义；2）语境指出某些指称词的所指；3）语境能提供说话人和作者省略的信息。而具体到科技英语的翻译过程中，语境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业知识”语境对科技英语翻译的重要作用。

科技英语翻译的目标就是要用通顺的汉语言文字客观、准确、清楚地表达出所译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不仅是翻译的目标，更是翻译基础和根本。如果说文字功力是文学翻译的基石，那么专业知识则是科技翻译的基石。在“专业知识”这块大基石上进行的科技翻译自然受其支持和影响，可以说专业知识对于科技英语翻译来说是范围最大、涉及面积最广的语境。由于不了解或没有充分理解“专业知识”语境而导致的译文不忠实或不准确的例子有很多。例如：

例1， massless particles, including photons, 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and others, were mentioned in section 8-8.

原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由于译者对光学知识的缺乏，导致了译文的“不信”。光学理论告诉我们，光子（又称光量子）就是电磁辐射的量子。因此，原文中的“the quanta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应该是“photons” 的同位语，而不是它的并列成分。

改译：没有质量的粒子，包括光子（即电磁辐射的量子）等等，已在8-8节中有所叙述。

例2， if the electron flow takes place in a vacuum, as in the case of electronic valve, the electrons will travel at considerable speed, 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

原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

将“since little re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medium”译为“因为介质对电子几乎不产生什么阻力”，没有充分表达出原文的内涵。该段谈得是电子在真空中的流动，懂物理的人都知道，真空中是几乎没有空气的。原文中的“medium” 指的是真空。因此，翻译时应更深一步挖掘出原文内涵，将“medium” 进一步具体化。

改译：如果电子在真空里流动，比如电子真空管，那么电子的运行速度非常快，因此几乎没有空气对电子流动产生阻力。

例3， he took a course of machine drawing.   

原译：他曾选读过机器制图课程。

将“machine drawing” 译为“机器制图”，说得是“外行话”。 “machine drawing” 在汉语中有其对应的专业表达制图法：机械制图。

改译：他曾选读过机械制图课程。

在上面的三个例子中，不论是对句子成分功能的错误判断（例1），对句子语义内涵的不充分表达（例2），还是译文词语的非专业化使用（例3）都是由于译者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对“专业知识语境”的忽略和不重视所引起的。要做好科技文献的英译汉，转业知识这个大语境是必须正视和考虑的。  

二、语境对确定科技词汇词义的重要性。

所谓语境，就是指语言所处的外部的和内部的环境。英语是由其基本语言单位——单词所组成的，因此可以说词汇意义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所在的语境，单个词语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短语、句子，再到整个篇章。而科技英语词汇具有出现频率低、词义专一、词汇来源广泛和数量庞大等重要特点。另外，科技词汇构成法中的借代法和转换法更是使词汇的意义扑朔迷离、难以琢磨，因此，其词汇意义的确定也更加依赖于语境。在科技英语翻译中，词汇含义随语境变化而出现各种变异也是非常普遍的。

1. 语境对科技英语中借代词汇语义的确定。

所谓借代词汇是指一些词本身或其表示的概念和含义是从外来语、人名、地名等直接借用和代替过来而产生过来的。科技英语中，用这种方法构成词汇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例如下面这些就是借代词汇。

robot机器人（源自捷克语robota）； satellite人造卫星（源自拉丁语satelles） 

alloy合金（源自古法语aloier）； silo 导弹发射井（源自西班牙语）

roentgen-ray伦琴射线，x射线（人名）；japanner  油漆工（地名）  

china clay陶土，瓷土（地名）； xerox 施乐复印机，静电复印机（商标名称）  

虽然这些借代词汇一旦出现，其科技含义就会相对稳定，但并不排斥他们的灵活多变性，尤其是在当代科技翻译越来越注重美学观的潮流下。

例1，business lobbyists on capital hill are keeping close tabs on what is known as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vel act”.    

“capital hill” 是美国国会所在地，是一地方名词。但lobbyists（说客，在议院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们不可能会对着一个地方进行游说，显然他们的对象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人。因此，这句话应该翻译为：“围绕国会议员进行商界游说的人士，正在密切注意着所谓的‘家庭与病假法案’”。 

2. 语境对由一般生活词汇通过转换法生成的科技英语词汇意义的确定。 

一般生活词汇是语言的共核，许多科技词汇都是由一般生活词汇转换而成。通常情况下，由一般生活词汇转化而成的科技词汇都与原意有着关联性，但由于科技英语词汇要求其含义准确，所以由一般词汇转换生成的科技词汇的确切含义就必须通过语境来解读和确定。例如：

英语中的“carrier”一词作一般词汇时的意思为“搬运工；携带……的人”，转换为科技词汇后，它又有多重含义。它可以表示“航空母舰；载体；载波；病毒携带者；带基因者”等,甚至是“显微镜载物的玻璃”。面对众多的选择，其词义的确定除了要依据资料的专业这个大的语境外，词汇所在的段落和上下文也是确定词汇含义的重要一环。 

“space”一词在日常交谈中指空间、地方等，但在科技英语中，它可以指太空、宇宙等。如space junk(太空垃圾)；space cell(太阳能电池)。但是，由于忽略固定的文化和话语语境而造成错误的理解和偏差也是层出不穷。如在美国硅谷地区，有人会问你“what’s your space?”在不了解这一问话独特的文化语境前提下，一些人想到了硅谷的高科技环境，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问宇宙或电子方面的问题，其实不然。“space”在这里既不失宇宙，也不是空间，更不是电子时空，而是指“谋生的手段”。故该句意为：“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你在何处供职？）其真正的语用涵义有“the living is more than a day’s job.” 即有份稳定的工作。

3. 语境对于其它一词多义词汇词义确定的重要性。

例如：① in the following pages a num

ber of examples of th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esigns will be shown and described.

原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系统的设计。 

在这里，“design(s)”可以明显从句子的结构中看出是一个名词，因此虽然“设计”在汉语中也可以作名词，但却给人以不达的感觉。

改译：下面几页将示出和描述一些弹道导弹系统的结构。

② fighter 一词是根据词根fight（动词：战斗、斗争、搏斗、忍耐）加表示人或物的后缀“-er”构成的，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也不尽相同。如：“he is a fighter of the pla.” 应译为：他是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而“fighter escort wing”则应译为“护航战斗机联队”。

③ shipment 一词也有若干意义。究竟如何解释，只有放入具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a）shipment is effected during may.(装船)；b) we have done our best to hasten shipment. (装运)；c) quality must be the same as your last shipment.（船货、到货）；d) please extend shipment 30 days.（装船期限）；e) shipment by air would be quicker.（运输）。

三、语境对分析和翻译隐含意义时的重要性。

多用主动句、含人称的句子和简单句是科技英语的新特点。加上其越来越受重视的艺术和美学功能及英汉两种语言本身存在的差异性，这些都促使科技英语的语义越来越具有含蓄性、引申性和推理性。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词义、句意和语篇含义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词典所罗列的含义，而是需要译者根据上下文去分析、去揣测、去推理它们的隐含意思。在这样的情况下，语境就对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准确判断词汇含义，完整表达原文内容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例如：every candidate has its own brain trusts in the process of election. and jourge w bush has the biggest one. （每一位侯选人在大选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智囊团，而乔治.w.布什拥有最大的一个。）

在这里，根据其上下文语境（election）把“brain”所隐含的抽象意义“智力”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尽管科技英语文体以直观、清晰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但并不影响其使用生动的语言，特别是在很多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科普文献中。所以科技英语文本中也常常使用一些隐含意义较深的词或短语。这种情况下，语境是译者需要多加斟酌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与文学翻译一样，科技英语的翻译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科技翻译旨在准确地传递科学技术信息和成果，它的过程不仅要求译者熟练各种专业术语，精通英、汉两种语言，而且要求尽量用词准确、文本专业、行文流畅。这些科技英语的翻译特点及其在两种语言之间造成的翻译障碍都需要语境来帮助解决，毕竟任何词语、语句和段落都必须在特定的联系关系，即语境中才能有确定的意义。总而言之，语境是科技英语翻译不可或缺的参照因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冯志杰 《汉英科技翻译指要》[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2] 韩其顺、王学铭 《英汉科技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7）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8）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15） 05-0040-07【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5.05.006

一 科技场馆中的人工制品及其内涵与类型

1 科技场馆中的人工制品

近代以前，博物馆的职能是收集和保存各种文化产品与工具，利用它们来开展研究。近代以来，伴随着公共博物馆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些文化产品与工具被公开展示用来教育社会公众，场馆学习也由此发端。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展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出现了越来越多以科技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博物馆，它们被称为科学博物馆。20世纪下半叶，在“公众理解科学”这一科学传播新口号的感召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教育改革运动的推动下，科学博物馆逐渐开始向科学中心转型，其焦点从与科学技术相关之静态实物的展示转向强调展品的动态交互，基于科技场馆的学习也逐渐成为场馆学习的主流。与其他类型注重实物（Objects）的收藏价值的博物馆不同一一通常把实物叫做藏品（Collections），科学博物馆特别是科学中心并不特别注重实物的收藏价值，而是注重其是否能够有效地向社会公众传播相应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并且近年来还越发注重在其中渗透的人文价值。这些实物大多经过精心设计，具有明确的传播与教育目的，因此通常被称为展品（Exhibit）。这些展品实际上都属于人工制品（Artifact），通俗意义上的理解即它们都是“人造物”，而且大多属于不具有历史价值的人造物。在基于科技场馆的学习中，这些人工制品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然而，在科技场馆这一境脉中，这些人工制品事实上都是人们从其自然情境中剥离出来的，因此有可能会导致参观者难以充分理解和认识它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揭示科技场馆境脉中人工制品对人的学习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人工制品的性质及其价值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显然非常必要。

2 科技场馆中人工制品的内涵解读

在对人工制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出于不同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存在着很多种各不相同的认识。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专家Herbert Simon指出：“人工制品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存在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结合点一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交互界面，――内部环境是指人工制品自身的材质及组织，外部环境则是指其运转所处之周遭事物。”他强调的是人工制品的功能，即为交互提供“中介”（Mediation）；而且具有非常鲜明的“器物”色彩.即人工制品是作为物质实体存在的。认知科学家Donald Norma采取了一种更加鲜明的认知取向，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它是由人为了提升思想或行动的目的而发明出来的，就可以算作人工制品，不管它是一个实体存在，还是一个心理存在。”他的这一观点不仅明确揭示了以认知与行动为核心的人工制品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明人工制品既可以是物质实体，也可以不是物质实体。而文化心理学家Michael Cole则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认为自杜威开始，甚至早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代，“物质世界就被纳入了以目标为导向的人类行动之中，通过这一历史进程，物质世界的某一方面也已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被熔铸于人工制品的创造及使用过程中，因此人工制品既具有观念性，又具有物质性。”这段话揭示人工制品的双重本质，即物质性和观念性。从上述一系列观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有关于人工制品的几点关键认识：第一，人工制品是人制造出来的，它既具有观念性，又具有物质性；第二，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建构的关系，人工制品影响着使用者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使用者又在思想与行动中推动着人工制品的持续进步与发展；第三，人工制品是人与物质世界进行交互的“中介”，而且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交互关系实际上是被整合于人工制品之中的。这三点认识应该成为理解科技场馆学习中的人工制品及其中介价值的基本立足点。

3 科技场馆中人工制品的三个等级水平

要把握人工制品对科技场馆学习的意义与价值，从分类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也非常重要。Marx Wartofsky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把人工制品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一级人工制品是诸如针、锤子、斧头之类的物质工具，另外还包括通常能够促使主体（Agent）以特定方式采取行动的各种技术设备或其他物件；二级人工制品是对一级人工制品的表征以及人在使用一级人工制品时行动的模式；三级人工制品是意像世界（Imaginary Worlds），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法则与规范，这些法则与规范并不直接表现出实用性。笔者认为，一级人工制品即Michael Cole所谓的“作为实物的人工制品”（Artifact as Object）是人的躯体的延伸，可以增强人采取行动的能力，在科技场馆境脉中，它主要表现为各种有形的实物展品；二级人工制品的目的在于统御人的行动，而且和一级人工制品相比还具有反思的性质，在科技场馆境脉中，它主要是指各种文字、标识与符号等；三级人工制品则是二级人工制品及其实践的扩展类型，它涉及诸如对世界进行整理、理解和分析之类的议题，在科技场馆这一境脉中，它主要表现为各种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概念与理论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与行为规范等。还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三种等级的人工制品都是人类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当一个人工制品被建构出来时，构成人工制品的材料（物质的或观念的）便把人类知识与经验整合到客体对象之中，从一种状态转换成了另一种状态。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我们才认为人工制品内在地体现了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种意向性集中体现为人工制品被视为人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交互的中介工具，这也是人工制品最为本质的特征。

二 对待场馆学习的两种立场及科技场馆学习中基于人工制品的意义建构

1 场馆学习中的嬉戏文化及两种不同立场

Emanuela Marchetti认为，与正规学校教育不同，在博物馆境脉下发生的学习最显著的特点是寓教于乐，具有非常鲜明的“在玩中学”的色彩，因此博物馆境脉中的学习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嬉戏的学习文化”（Playful Learning Culture）。“在玩中学”的这种“嬉戏的学习文化”显然离不开以展品为主要代表的各种人工制品，因为没有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玩就失去了对象，而没有玩，也就没有了学，“玩中学”就无从谈起了。但是，这些人工制品在以“玩中学”为主要特征的场馆学习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进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人们对场馆学习中这种嬉戏的学习文化以及人工制品在场馆学习中扮演何种角色实际上持有不同的立场。

按照Palmyre Pierroux的观点，场馆学习的文化实际上是被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或“叙事”方式统治着，一种是现代主义的立场，另外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现代主义的立场关心的是科学技术的学科境脉以及如何对学习进行评估，以此来避免误解的发生及虚假知识的涌现，它实际上坚持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与知识观，在学习的基本观念上坚持的是一种处方性的标准，聚焦于解说员在知识传递中的作用，其背后潜藏着“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中心”的教学理论，在实践中表现为一定要把真的知识传递给参观者，讲解员的机械说教遮蔽了作为科技展品的各种人工制品本应发挥的中介功能，“在玩中学”的学习文化渐行渐远，科技场馆学习本来具有的寓教于乐被逐渐消蚀，日益蜕变为正规学校教育可有可无的附庸。

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则强调“诠释”，不再坚持极端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与知识观，强调以视觉思维的教学方法为基础，通过为参观者提供各种不仅“上手”（Hands-on）而且“上心”（Minds-on）的科技展品，克服现代主义统御下科技场馆学习面临的“言语主义”危机，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科技场馆相对于正规学校情境的优势，通过作为展品的各种人工制品来帮助参观者通过直觉思维来发展自己的感知及推理技能，主张把主要精力投入在与参观者以各种人工制品为中介的对话上。它把科技场馆里的各种人工制品作为有边界的实物对象，认为它们被展现出来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场域，引导员和参观者可以在这个场域中发起建设性的对话，进行双向协商，分享自己的认识，建立双向理解。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科技场馆境脉中参观者的参观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对话性质的意义建构实践，并且这种实践主要是由物质或器物层面上的各种人工制品提供中介支持的。

2 科技场馆境脉下的意义建构及人工制品的作用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场馆学习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范式。近年来，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出发对场馆学习进行探索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理论取向，推动着场馆学习在这两种范式的竞争中逐渐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换，使场馆学习越来越关注深层意义的建构。在这种情况下，参观者基于参观经验的意义建构便成为场馆学习关注的焦点]。Jrene Rahm曾通过在微观层次上对一些案例进行分析，揭示出在科技场馆学习中参观者的意义建构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模式，其中既有杜威意义上的“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也有布鲁纳意义上的“发现学习”（Learning by Discovery），还有Seymour Papert意义上的“在建造中学习”（Learning by Making）。但无论何种模式的意义建构，都是基于作为科技展品的各种人工制品进行的。从这一角度看，在科技场馆这一境脉下发生的意义建构，实质上离不开作为科技展品的人工制品。

Shawn Rowe认为，在博物馆场景下发生的意义建构具有社会性分布的特征，要认识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在为参观者的博物馆体验提供中介支持的过程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那么选择的研究视角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参观者在博物馆境脉中主动进行的具有社会性分布特征的意义建构，而像这样的研究视角主要表现为社会文化取向。对于科技场馆境脉中发生的学习来说，要认识作为科技展品的人工制品在参观者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有两点非常关键：第一，包括意义建构在内的所有活动都具有社会属性，它分布在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人之中，即存存干“学习者共同体”或者是“实践共同体”之中，它是以各种社会性中介的方式不断向前发展的，而这些社会性中介主要是由作为科技展品的人工制品提供的；第二，意义建构过程是参观者主动做出的行为，这意味着参观者要使用各种文化工具主动参与意义建构，而这些文化工具都属于人工制品，在科技场馆境脉中主要表现为各种科技展品。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参观者在参观科技场馆的过程中的确会发生各种意义建构，但仅仅为他们提供可供上手操作的实物，对引领他们的意义建构来说却并不充分。如果通过人工制品呈现的科学技术没有为参观者提供把新知识进行整合所必须的境脉与资源，那么参观者不但学不到新知识，而且还可能会损害其己形成的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因此科技场馆必须改变过去一贯坚持的仅仅把焦点放在科学技术知识上的做法，即从提供仅仅聚焦于非常狭隘的科学概念的无境脉展品转向能够让科学技术植根生活、境脉丰富、主题宽泛的展品。从这一意义上说，科技馆中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必须要嵌入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同时置于一个相对广阔的境脉中，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这些人工制品把抽象的科学知识与参观者的日常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在“上手”的基础上实现“上心”，即完成深层的意义建构。

事实上，正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诸如围绕这些人工制品展开的个体与群体层面上的会话、操作与行动等，通过各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为科技场馆境脉下的学习特别是深层的意义建构提供着中介支持。如此一来，这种中介支持便具有了社会文化的属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文化中介。这种社会文化中介构成了科技场馆学习中意义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直接决定了科技场馆学习的绩效。一般情况下，科技场馆促进参观者意义建构的社会文化中介主要表现为各种实物与非实物展品，二者均属于人工制品。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便是科技场馆学习中的社会文化中介，对科技场馆境脉下发生的学习与意义建构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就是人工制品在科技场馆学习中、尤其是在意义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三 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实物与非实物科技展品之于意义建构的中介功能

1 作为展品的人工制品是科技场馆境脉中意义建构的中介手段

按照Reijo Miettinen的观点，人工制品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中介价值，这种对人与人工制品之间关系的认识主要源于杜威和维果斯基，特别是维果斯基开创的心理学的社会文化历史观点及活动理论做出了最为关键的贡献。在维果斯基开创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中，“中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所谓中介，是指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时所借助的手段。这些工具被称为中介工具，包括物质工具（实物）与知性工具（非实物），它们均属于人工制品。社会文化视角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理论假设，那就是作为中介工具的人工制品影响着人的思维与行动，各种物质工具和知性工具在具体而实际的情境中为人们中介着现实，并构成了社会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果斯基及其追随者认为，思维和高阶心智功能的创造与发展依赖于人在与外部环境交互时使用的或能够获得的工具与符号，而这些工具与符号无一例外都属于人工制品。工具是作为实物的人工制品，属于Marx Wartofsky所谓的一级人工制品，而符号则被人类学家James Wertsch界定为一种心理工具，它视为思维的手段，与作为技术手段的其它各种人工制品一道，为我们思维的内容与方式提供着中介支持，并影响着我们思维的内容与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不把人及其与人工制品之间的交互包括在内，就无法认识个体的发展，如果不关注入究竟是如何在这些交互中使用中介手段的，就无法理解学习与意义建构，因为这样的研究具有过于严重的还原主义色彩。

2 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实物与非实物科技展品的中介功能

James Wertsch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中介，一种是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Mediationthrough Artifact），一种是人类中介（Human Mediation）。他认为人的心理与工具及人工制品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具有根本性和不可简约性，以至于对人及其行动的任何描述都应该从“个体一一行动/借助于中介手段”这一操作角度来展开。这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实质是把焦点集中于学习者是如何与可以获得的人工制品进行交互以及这些人工制品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行动与思维这一点之上的。在科技场馆的境脉中，这意味着要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参观者与科技展品以及在参观过程中遇到的其他参观者及工作人员之间的交互上。从社会文化或文化一一历史的理论框架出发，这些情形可以被称为“借助于人工制品的中介”。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科技场馆境脉下参观者意义建构过程中实物展品形式的人工制品之中介功能的发挥进行了探索。在这些研究中，有的把焦点集中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技术手段的应用上，比如触摸屏与语音导引等，以及这些技术应用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促进了作为实物展品的人工制品发挥其中介作用，从而对参观者的意义建构产生影响。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设备，可以有效影响与强化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及参观结束后发生的意义建构。另外一些研究则试图为参观者基于实物展品形式之人工制品的学习、交互与意义建构寻求理论解释，比如John Falk等人使用学习的境脉化模型来理解参观者究竟是如何在参观科学中心之展览的过程中完成意义建构，并揭示了影响其意义建构的诸种因素，以作为实物展品的人工制品为基础的各种社会性中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9）

摘 要：术语与术语学理论研究以及当前科技领域的高度发展为高校开展术语教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培养学习者的术语意识，提高其术语能力，对学好本专业知识，掌握相关非专业领域前沿基础知识和扩大知识视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术语教育不仅能够提高个体的综合科学知识，且能够提高全民的整体科学文化素养。

关键词：术语教育；高校；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6-0071-02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国内外科学技术交流日趋频繁，尽快让高校学子了解各领域科技名词术语，对他们目前学好本专业知识，掌握最现代科学领域的基本知识，提高术语意识，扩大知识视野，树立明确的学习和研究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中国应尽快争取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该课程不仅可以为中国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培养人才，还对提高学生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品德；二是增强学生的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传授系统的术语学理论，增加就业机会；四是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规范术语的习惯”[1]。用潘书祥同志的话说：“这项工作对于我国的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项配套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长期性任务，在支撑学科建设、保障和促进现代科技协调发展、保障民族语言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

在国际上，术语学是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有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和完善的教育体系。而在中国，尤其是近年来，虽已在术语规范实践工作和术语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培养了一部分术语研究人才，但整体上现代术语学研究和术语学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了解术语学这一独立学科的发展脉络，洞悉术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是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前提。

一、术语教育的基础

当代术语学研究为开展术语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那么，何谓“术语教育”？《中国科技术语》杂志从2009年开始开设“术语教育”专栏，认为，术语教育是从术语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面向各行各业专业工作者的普及性的宣传教育活动。著名术语理论家郑述谱先生进一步将术语教育定义为：“术语教育是以术语学基本理论为依据，以具备某一专业背景知识的高等学校学生及社会有关行业人员为基本对象，以培养术语意识为中心目标的、普及性的教学培训活动。”[3]

应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大环境和小基础。大环境是指，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开展术语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积极倡导开展术语教育活动。2002年中科院科技名词代表团赴欧洲专门考察术语建设问题归来之后，提出了六条工作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的网络体系”[4]。潘书祥、刘青、郑述谱、梁爱林、张金忠、张永涛等众多学者亦撰文呼吁开展术语教育工作。

小基础是指中国的术语研究及术语学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虽说中国在现代术语学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但术语研究之本质早在2000年前就已植根于中国。随着古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传播，科技名词术语也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科学著作记载的大量科技名词，标志着中国古代科技之发达及科技名词研究之悠久。《尔雅》是中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收录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尤其是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词典。再如唐代玄应著的《一切经音义》，北宋年间的《营造法式》，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都创造了大量科学术语。这些百科类工具书表明中国古代在术语工作方面已经存在科学的命名和释义原则。正如郑平所言：“跨学科的术语学研究方法‘之名’，对中国学者也许陌生，但‘之实’却是早已有之的。”[5]

温昌斌同志将近代以来的汉语术语学研究以改革开放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如术语翻译方法、术语定名要求。第二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多个变化，一是研究方向多样化，除了术语规范中的实践问题外，还有术语学基本问题、术语教育及学科建设问题等；二是开始借鉴国外术语学理论；三是术语学教育起步；四是专业研究机构出现[6]。

二、术语意识与术语能力

术语教育分为狭义术语教育（专业教育）和广义术语教育（普及教育）。狭义术语教育指的是术语本体论的研究，把术语和术语学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和探讨术语学理论、术语学的基本概念、术语和概念的关系，研究术语的特点、构成、类型及其方法论知识等，目的是培养一批高层次的术语研究队伍——术语学家，其教育对象是术语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广义术语研究指的是普及性的教学培训活动，主要学习术语的基本理论知识，把培养术语意识和提高学习者的术语能力作为教学目标，其教育对象主要是大专院校的专科或本科学生以及非术语专业的研究生。郑述谱先生把“术语学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即狭义的术语教育）有意排除在术语教育之外”，认为“那是术语学科本身的建设问题，属于另一个话题”，也自有他的道理。本文的术语教育主要指的是广义术语教育。

这里提到的“术语意识”非常重要。培养学生的术语意识是术语教育的首要目标，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术语能力。术语意识是指“基于对术语的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而产生的严谨、科学地对待本专业术语，小心慎重地对待其他专业术语的一种学术自觉性。对术语的性质与作用是否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决定是否具有术语意识的关键”[7]。

术语意识基于术语属性。谈术语学教育，须从认识术语的属性开始。梁爱林认为：“术语具有语言属性、认知属性、社会文化属性和寓教寓学属性”[8]。其中术语的寓教寓学属性说明术语作为知识单元，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概念的使命，没有术语就没有学科领域的知识，了解术语是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学生们一旦清晰准确地把握了学科中的专业术语及其概念，也就说明他们具备了该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正是术语所具有的寓教寓学属性决定了术语学教育的意义”。

通过术语教育，使教育对象了解术语的基本属性，认识术语的性质与作用，在掌握本学科和某些其他学科术语知识的基础上，获得术语意识，从而提高个人的科学文化素养。

术语意识直接体现为术语能力，是教育对象获得术语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或者说，术语能力是检验教育对象术语意识强弱的标准手段和结果。术语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提高学习者的术语能力。

关于“术语能力”（terminological competence），梁爱林先生指出，术语能力包括：1.具备术语知识的能力，指语言知识（包括词汇知识和语义学，如了解术语的语义关系）和术语的概念知识与定义的能力；2.技术能力，指用信息技术手段处理术语数据的能力；3.术语的应用能力，指能够解决具体的或者特定的术语问题的能力；4.专业能力，指具有专业知识或者专业主题方面的知识，具备（专业）文本处理能力；5.交际能力，能够顺畅地传播术语和科技知识，懂得交际策略，了解术语所隐含的科技文化。知识传播和技术转移及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是要准确地使用术语与传播术语。“无论是教学还是培训，只有获取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术语学知识与理论，包括术语工作的方法与原则并且有实践的经验与能力，才能够成为合格的术语工作者”[9]。

三、术语教育的模块与内容

传授术语学基本理论知识是一切术语教育的基础内容。高校开展术语教育是针对所有学科和专业的学生，而每个学科或专业都有自己的术语体系。在充分意识到术语对本学科或专业发展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使学生获得包括整理和规范本学科术语、了解术语的概念（定义）结构和术语体现特征等能力。术语学及术语学基本理论知识是术语教育的基础模块，是不同专业学生接受术语教育的共同内容。简单说来，就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术语及术语体系的概念、性质与作用，了解术语学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知识。

专业术语知识是术语教育的第二模块。如果说术语教育的基础模块是侧重理论与方法，则术语教育的第二模块则是侧重应用与实践。在教师及术语理论知识的指导下构建本专业的术语知识体系。通过建构本专业的术语体系来明确和掌握本专业的宏观知识结构，专业术语体系内部结构被划分得越具体、越详细，说明学习者对本专业整体知识结构了解得越清晰。同时，通过对术语概念进行分析和分类，获得术语概念的认知类推能力，从而能够对新的研究对象或现象进行科学的描述和定义。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逐渐地意识到要严谨、科学地对待本专业术语，进而获得直接的术语意识和术语能力，获得科学型的思维能力和思维习惯。在此基础上，学习者可以有能力对原有的概念和定义进行质疑，并对其进一步修正、补充和突破。

术语教育的第三模块是非专业领域术语知识的学习，同样侧重术语应用与实践。高校学子们不仅要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还要拓宽学习视野，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要。中国高校开展的许多通识课程，如“法律基础”、“计算机基础”、“社会学概论”等，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属于非专业性的术语教育，具有跨学科属性或者交叉学科属性。这类术语教育的重点是建构“核心术语体系”。核心术语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术语，是该专业体系的核心知识内容，通常在术语体系中表现为上位术语。非专业术语知识的学习，因为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学习者只需掌握核心术语和某些重要的下位术语之外，不一定要通晓所有的术语概念定义。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某一领域的最基本的术语知识。同时，使学习者们养成谨慎地对待其他非专业领域术语的意识和习惯，提高学习者的综合科学素养。

参考文献：

[1]刘青.在大学开设术语学课程的探讨[J].中国科技术语，2008，(6).

[2]潘书祥.关于加强我国术语学建设的几点思考[J].科技术语研究，2005，(1).

[3][7]郑述谱.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几点思考[J].中国科技术语，2009，(6).

[4]本刊编辑部.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J].科技术语研究，2002，(4).

科技的重要性和意义篇（10）

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思维的发展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是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形成的温床。(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而所谓科学，是指在理性的指导下，用实验与逻辑等手段，不以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为转移，实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形成系统的知识。(注：李连科：《发动机与制衡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社会作用的不同互补》，《光明日报》，2002年4月23日，第4版。)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渊源以及科学所具有的这些属性使得贯串于其中的科学精神有着三个方面的特点：1、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2、推崇理性至上的原则，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试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严密把握；3、科学探索无禁区。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的认识，无论在哪个领域，科学研究都可以涉足其中并一直深究下去。从总体上讲，科学精神尊重科技的价值和作用，强调依靠科技来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观念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推崇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的强大作用，重视掌握科学方法、追求科学真理的意义。

就现实生活而言，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的精神动力。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研究才能不断地获得突破，科学技术才能取得持续的进步。人类摆脱蒙昧状态和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都与科学精神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足以证明，无论是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科学精神都将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思维指向。

人文精神是指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人文精神较注重非理性的因素，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禁区等。总体上讲，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生的真谛，强调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重视生产的人文效益、产品的文化含量等。

在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指导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如果说科学精神注重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人文精神的侧重点则在于研究“应该怎样”的问题。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科学技术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可以说是承载和导引人类社会前进的两条轨道，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社会就无法顺利前进。

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二者之间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中，只有将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

从历史上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是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一开始呈现出的是相互交错、交相发展的融合态势。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科学虽然与神话、宗教渐渐分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它总难以完全割舍同形而上思辩等人文观念的联系。就科学的现实形态而言，科学知识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意蕴。即使从近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形成来看，它们也同是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人文精神首先呼吁人性的解放，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科学精神紧随其后，提倡科学实验，反对迷信。科学精神的弘扬恢复了理性的权威，人文精神的倡导重新树立了人的尊严，二者的紧密结合为人们推翻宗教神学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指向。实际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是人类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有学者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发动机与制衡器：如果将社会比作一辆行进的机车，科学精神及其在研究和生产中的应用，则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如果没有发动机，机车就会停滞不前；但如果光有发动机而没有制衡器，动力系统非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极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文精神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正是起到了这种制衡器的作用。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生互补中，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地走向灿烂和辉煌。

但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以来，随着宗教神学统治的溃灭，自然科学的振兴，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这一时期，作为科学精神外在表现形态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变化越来越使人类感到极大地满足和折服。在巨量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充分感受到了科学知识所带来的实惠，从而使得人们对科学知识推崇备至。于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离倾向便开始滋长。19世纪末，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更是把这种对立推向了极端。其结果是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而人文科学的阵地则逐步陷落。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在艰难地进行着人文学科的重建和弘扬工作。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公开对立，进而造成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单向度发展。确切地说，这种对立直接引发了两种极端思潮的产生：一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是人本主义。就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而言，它大致包含着以下内容：第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第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应该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研究领域。第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推广至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注：杨寿堪，李建会：《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第9页。)而就人本主义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以非理性主义观察问题：在人性问题上，以情感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等规定人的本质，认为“人是神秘的”；在认识上，以直觉、体验、信仰作为把握世界的途径，认为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在本体论上，以意志、非理性的生命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是神秘的“实在”，等等。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割裂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科学主义推崇理性至上和科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所谓空洞口号，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人本主义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滋生无疑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近代科技革命以来，从科学主义延伸出来的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极端推崇的态度，使得人类在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上的每一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个由科技打造的世界中，人们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并且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与此同时，伴随着伟大的科技成就，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悄然来临。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人性的扭曲等。

而与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基于人们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失望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本主义者将一切危机都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理性和科学精神，大肆宣扬非理性主义，极度夸大人文精神的作用，并不加分析地将战争的残酷、机械文明的非人性、核武器的恐怖、环境的恶化等完全归罪于科技的发展。在人本主义的倡导下，甚至出现了一股反科学的极端思潮。人本主义的张扬无疑是片面和肤浅的，它宣扬“以人为本”，却恰恰没有看到隐藏于科学技术后面的真正主导因素是人。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人本主义的倾向同样是不正确的，受其影响将会导致人的理性的缺失，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这样的后果也无疑会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分离所带来的人类普遍的价值危机已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实际上，现代科学危机或现代文明危机的实质是科学丧失了它的人文意义，是科学对人的存在的忽略，是科学对自己所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的遗忘，是科学观中人文精神的衰微、科学技术非人化应用和发展的结果。(注：辛继湘：《人文价值-科学课程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教育评论》，1998年第2期，第34页。)因此，为了人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发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弘扬人文精神。事实上，正如人类自身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一样，人类文化同时包括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人类精神同时也包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它们相互依存并相互补充，由此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方法和力量。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才能获得不断进步，从而也才能在物质上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而科学技术只有在人的调控下，在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导引下，才会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积极正面的效应，缩减负面影响，从而真正造福于人类。因此，在科学精神中充分融入人文精神是决定科学命运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关键。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人类真正地认识世界，全面、合理地把握世界，并达到求真、向善、审美相统一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中，任何一种精神的缺失都将会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失衡、失序。当前，我们已跨入了21世纪，审视上一世纪的不足之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新世纪相融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

三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思想的两个维度，它们的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迫切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一种精神对另一种精神的消解，而应当是二者的协调互补，共同发展。要实现这样的融合，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充分把握好影响二者融合的种种因素，从而才能在实践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为二者的顺利融合创造条件。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利因素

当前，人类社会已普遍意识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重要性。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等，正是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具体表现。

现阶段，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融合更有了令人乐观的前景。首先，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在客观上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的实质不仅是经济的知识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识化。知识经济时代所追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更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社会只有在拥有无数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并使得劳动者普遍知识化之后，才能实现国家的“知识经济”化。这里所说的知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了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实践的经验、技艺和能力等。可以这样说，知识经济时代所重视的不仅是“智商”，“情商”也应是这个时代的重点。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随着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进行自由的交流与合作。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可以丰富各自的文化内涵，还可以促成崇尚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与崇尚人文精神的东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拓宽了渠道。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带来了大量的科研课题，这些课题提出了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推动着科技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文问题，从而在科技活动中接受人文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了一起。最后，知识经济时代从总体上讲倡导的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佐以合理和必要的人文关怀。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成为可能，还将成为必然。

(二)不利因素

从历史的渊源来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从来就分离的。它们的分离抑或对立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为了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再度融合，我们应当找出影响二者融合的不利因素，以做到有的放矢，为二者的融合扫清障碍。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不利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科学主义仍然盛行。可以说，从启蒙运动至今，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直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尽管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人文主义的思潮也十分强劲，但无论是人文  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但没有超出科学主义的视野，反而从根  本上否定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这使得科学  主义更加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对  立的世界：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科学主义者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  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的无意义，这就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的融合设置了壁垒。

2、物质生活条件不够充裕。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尚未达到普遍富足的程度。尽管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但直到20世纪末，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在为解决吃、喝、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奋斗，许多人甚至远未脱离贫困。瞻前顾后，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获取物质财富依然是人类首要的追逐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作用的科学精神成为了人们首先推崇的对象。而看似只能带来“精神食粮”的人文知识及其精神则自然地被置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3、社会制度存在弊病。现阶段，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制度尚不完备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呈“单向度”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围绕追逐和保护垄断阶层或资本家的利益来制定的。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最大化实现资本家的利润为目标，一切都以利润的赚取为中心。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追逐成为了人们工作的唯一目标，能够比较立竿见影地引导科技进步并最终带来物质利益的科学精神无疑成为了人们追求的首要对象。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得比较含蓄的人文精神则被科学精神的大潮吞噬的了无踪影。现实生活中，社会制度存在着弊病，它导致了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的消解，并使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被束之高阁。

4、教育学科设置、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资金投入的偏颇。近代以来，教育在其进程中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人文学科的领地日渐狭窄，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学科的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对人文学科的扶持力也越来越弱。此外，教学方式上，也多采用“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这种“重理轻文”的现状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最终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走向了背离。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