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流篇（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下面就满语文与清代满族文化、汉文化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展开叙述。首先，满语文是满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全面反映满族的产生方式、社会组织、文化艺术、、思维方式，承载着满族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满族文化模式中的重要一环。而且有清一代，满语文的发展演变情况也是满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清入关以后，满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了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满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异质文化，尤其是汉文化，语言上尤为明显。然而，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如果放弃其固有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在“国语”和“骑射”两个方面），满族独立于世的标志将不复存在。因此，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保持满族文化的特色，为此制定了保持“国语骑射”的文化政策，正是这种文化政策使得满族文化不是被汉文化全盘取代，而是在借鉴和融合中有所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其次，满文与汉文化的关系方面。入关后，满族很快就被融入到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大海之中，汉文化与满文化就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反映到语言文字方面，汉语文强势，而满语文则处于弱势地位。在语言方面，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满语逐渐衰落，从驻防八旗到京旗，从关内到关外，这个过程是满语不断受到汉语这种强势语言“融合”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对于满文而言，清入关后满文的职能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与入关前满文主要是满文化的载体不同，满文承载更多的是汉文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汉文书籍被翻译成满文，而用满文创作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学的极少；大量的满文档案、奏章、辞书、谱牒、神词、碑刻等，公文体或应用体的居多，而从深层次方面展示满文化的满文作品很少，乾隆皇帝一生做了约4万首诗，但据目前所知，用满文创作的诗歌却寥寥无几，这足以说明问题。清代的翻译科考试也是将汉文翻译成满文，其目的固然是要保持满语文的“国语”地位，但是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清代满文更多地是一个外壳，承载汉文化的因素更多一些。对于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必须从清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去客观分析。正是由于满语文在清代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其生命力和创造力与汉语文相比就逊色多了。这也是清代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相反，西迁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却能创造出大量的满文文学、历史等作品，也与新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有关，这里受汉文化的影响与内地相比就小得多，故而满语文不再弱势，而是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也新特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所造成的。

再次，满语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历史轨迹，像“雪球”一样，以华夏———汉文化为核心，不断融合了诸多民族的文化。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汉民族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整体，文化的凝聚作用使汉民族这个“雪球”越“滚”越“结实”。在这个过程中，满族及其先世文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另外，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文化融合是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指两种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接触后，原来的文化体系随之消失或改变其形貌，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文化融合的一般过程为：接触———撞击和筛选———整合。在清代，既存在着满族“汉化”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着汉人“满化”的情况[3]，由此可知，文化融合是互动的、渐进的，即在互动过程中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二、清代满语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古往今来的外国人都认为汉语难以掌握，但清初的西方传教士则注意到，满文因其为拼音文字而较汉文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比较容易学习。以著名法国传教士张诚（J.F.Gerbillon）为例，在汉文与满文的学习上，他认为：“汉文很难学，首先是难说，因为每个字有不同的读音，而每个字依照其不同的读音，要表达15—20个不同的含义。再就是难写，因为有与字同样多的字母。中文的字母和我们的不一样，但相同的是，有多少个字，就有多少个不同的字母组合。”因此汉语文对西方人来说，就像“天书”一般。而满文恰巧没有这些难处。因为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其动词的变化、动词词尾的变化、连贯语的连接词等语法特点对西方人而言比较容易接受，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说：“他们的（指满洲）文字与语言都容易学。”“满文无论从文字或语法结构上看，都比汉语更接近于我们的语言。”另一方而，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有需要也有机会学习和掌握满语。清廷的统治者与决策人多是满洲权贵重臣，与他们交往，掌握满文甚是必备。加之满语和西方语言特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早在清顺康年间，西方传教士就非常热衷学习满语文。因为满语文比较好学，所以将其视为了解中国文化的桥梁，他们出版了很多著述，并将西方的一些著作如《几何原本》《西洋药书》《割体全录》等译成满文进献给皇帝。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1622—1688）自康熙十年（1671年）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27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帝，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学习的效果非常显著，能够同康熙帝用满语讨论西方科技，还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土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1696年，南怀仁完成并出版了第一本用拉丁文撰写的满语语法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继南怀仁之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和张诚于1688年抵达北京，被康熙帝留京供职。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用了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也有些资料记载为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将满语文学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张诚，深受康熙帝的器重，曾数此随帝出游东北和蒙古。因为他熟谙满族语言文字，是当时传教士中学得最好的一位，所以得以帮助清政府与俄国进行有关《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他不仅在一些重要场合充当翻译，还指导其他传教士学习满文。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鞑靼语概要》，在欧洲是满语研究的开山之作，对整个欧洲的满语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此外他还编写了满语教科书和《满语字典》四卷。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1718—1793），其老师宋君荣在研究并翻译《尚书》时所采用的版本，就是康熙年间出版的孔安国古文《尚书》的满文译本。他之所以要选《尚书》的满文译本作底本，满文的语言结构与法文相似是重要原因。他说：“欧洲人翻译鞑靼语，不至于像翻译汉文那样，一不小心，就会受对汉文结构的误解而产生的约束。”

民族文化交流篇（2）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二、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1）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2）文化教化功能。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民族文化交流篇（3）

[作者]凌绍崇，百色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C95；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144－005

横山马市是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古称横山寨博易场，通称横山寨。这是南宋时期的名镇，位于今广西田东县城平马镇郊。横山马市的兴起及繁荣，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所形成的横山文化，对于宋代以来岭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横山马市的兴起与繁荣

(一)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过程

横山寨的得名由来以久。它先于唐朝(公元622年)设立邕州朗宁郡横山县；后来到了宋代，设立了军事行政单位的横山寨；再后来，在邕州横山寨设博易场。于是形成横山马市。1129年(宋建炎三年)起，朝廷派人在此采购战马，宋代周去非撰的《岭外代答》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说：横山寨博易场“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人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反映了大理国与南宋以马市为主，开展多种贸易的盛况。时年交易量约1500匹；到1157年(绍兴二十七年)，购买数量增至3550匹。横山寨成为当时岭南及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重镇，商贸非常活跃，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茶马大集，也是茶马古道南路东端起点站。横山马市除了官方的马匹生意，民间的贸易也是十分兴旺。据考证，这一茶马古道是我国古代西南通往印度、缅甸的一条重要的贸易线路，流通的商品以茶叶、马匹、盐巴、瓷器为主，被称为我国西南的“丝绸之路”。由此，横山寨成了广西的贸易中心，商贾云集，兴旺繁荣，横山寨因此而崛起，成为南宋时期最大的马市。

横山系今田东境内右江河谷的一座山岭，延绵数里，气势横亘在河谷平原上，故取名为横山。清代《方兴汇编写》日：横山“在州城东南10里，山势蜿蜒横烈，故名。”横山寨就坐落在这横山山岭的怀抱之中。横山寨外城应是南北宽4公里、东西长5公里的范围。这方圆20平方公里的城区，已经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城市了。横山寨、横山寨博易场、横山马市从唐代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设置的横山县治到宋代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的横山寨被毁，历经六百多年，均为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一定的辉煌的历史和风雨历程。

(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的原因

横山马市所以能够兴起和繁荣，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

横山寨原为军事管理单位，因横山一带及其周边战略地位显要而闻名。由于局势原因，当时南宋已不能从西北的新疆、蒙古征集战马了，只能转而求索于西南。宋朝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强与番国交趾、大理国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设置了这一管理机构，这是非常必要的。目的是加强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与番国搞好关系，巩固国防，安抚边疆。横山马市与横山寨军事管理单位有着很大的关系。横山马市的形成是在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贸易发展起来的。中央王朝的需求，促进了地方的贸易发展，同时也促进民间贸易的发展。当时，在广西设立了三个大的博易场，其中横山寨的规模是最大的。

从政治上看，横山寨的设置和横山马市兴起与繁荣，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民族融合，有利于祖国西南边疆的发展，丰富了中原与面西南边疆各族的生活，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有利于边疆的发展。宋皇佑四年(1052年)四月，依智高举兵反宋失败后，宋代继续在西南地区实行羁糜制，这是中央政府间接统治岭南这一块由少数民族所组成的政治区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山马市得到了兴起与繁荣。

2、经济因素

横山寨是宋朝中国西南最大的贸易市场，是宋王朝和西南大理、南诏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贸易点。随着横山马市发展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这期间，横山寨成了西南经济集贸中心，商贾往来，马匹、茶叶、日用商品交易日益增长。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随之兴旺起来，加上横山县治所在、横山寨驻兵，人口多了起来，横山寨便形成了大集市，这是经济贸易发展的结果。

宋代在这里设立马市，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马匹交易市场，从这里运走不计其数的马匹支援北边的战事；云南和广西都是产茶和马的地方，是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茶马道南路的东起点，当时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茶叶、盐铁、布匹、丝绸等货物也在此交易，是有名的“茶马古道”，可以说当时的横山寨异常繁荣昌盛。

3、文化因素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总是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文化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横山马市贸易的发展，自然促进了横山文化的发展。横山文化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横山文化是壮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南文化的互动交流的结果。民族经济的融会，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文化的交流，语言的沟通，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又促进了横山寨市场贸易的繁荣。

4、地理因素

横山马市交通便利，靠近右江边，是宋代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是邕州通往云南的通道口，南宋决定设马市于横山寨是由其交通地理位置决定的。“运马临安山十分方便”。从水路上看，自横山寨东下可达邕州、梧州，经珠江水系又可从灵渠进入长江水系经湘水、洞庭进入中原，江南的商品，下漓江、郁江进入右江，船运到横山寨；往西沿右江、西洋江、驮娘江可往云南；往南经右江东下拐弯左江可通往交趾。从陆路上看，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往今广西德保、云南富宁源源不绝地传播到西南各地，大西南各古国，如大理、罗殿、特磨道以及黔西面直至缅甸、印度直到西亚，重新开辟了一条中国大西南的丝绸之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古道。后来横山寨演变成了茶马古道东端的起点站，进而成为南宋中国一个颇具特色的马市大集。这与其地理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

二、横山马市与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过程和发展

(一)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

随着军事和民间贸易的发展，横山马市汇聚了各路人员，中原汉人来到西南的横山马市，与当地壮族和西南各民族人民集中在一起，进行了贸易经商，这是一次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机会。在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过程中，横山寨不但成了南宋官方的交易场所，也成了西南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地方。在当时南宋中国，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成了壮族与其他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见证。大量汉人定居横山寨及其周边，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当地土著民族。如宋朝时道教沿珠江流域从湘粤向桂传播，道士足迹遍布壮族地区，道教在壮族地区进入全盛时期；道教等汉族宗教文化的南传提升了壮族原始宗教文化的层次，促成了麽教这一壮族原生性民

族民间宗教的形成。由此可见，横山寨不仅是壮族古代的经济繁华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都。

(二)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中转站

横山寨不仅具有商埠的功能，成为一个茶马大集外，而且还起到了文化中转站的重要作用。所谓文化中转站，就是将先进文化不断向前推进地方，具有运筹、中介、协调、传播的功能。据史书记载，“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大理“每贾人到横山，多市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本草、王叔和胍诀、千金方等书”，可见横山马市还是一个重要的书市，汉族文化和壮族文化在这里得到互动与交流，这种互动与交流所产生的创新文化，从横山寨沿着茶马古道这条文化走廊，源源不断地地传播到西南各地，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横山马市的交通便利使中原和西南边疆往来密切，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结果――横山文化的发展

横山文化源远流长。横山马市是南宋最大的马市，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昌盛之都，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横山文化由此而来。可以看出，横山文化发展包含着几个特性：即民族性、兼容性、多元性。

1、民族性。横山文化产生于桂西壮族地区，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壮族文化吸收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一种创新文化。融合与交流是横山文化形成之基石。人们对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期望，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优长，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部分，并使之适合时代的需要。可以说，横山文化正是壮族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的再生与发展。壮族的古壮字也正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古壮字亦称土俗字。兴于宋而盛于明清，既有碑刻，且有大量的师公唱本和民歌抄本传世。再如壮族“唐皇调”等音乐曲艺是用壮语演唱的长篇曲艺，唱本有《李旦与凤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内容多是内地汉族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长篇曲艺是怎么传人呢?那是汉族商人、文化人从外地传入横山马市，然后与壮乡的山歌相结合，成为有浓郁壮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形式，长篇曲艺起于宋而盛于明，它是典型的市民文学。长篇曲艺在今田东能广泛流传，说明古代的横山寨及附近的平马已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文化需求直接刺激了曲艺艺术的兴盛，使横山一带成为壮族文学艺术发达的地区。

2、兼容性。横山文化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表现形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横山文化是一种包容性较强的文化。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多方面，其中包括的“和亲”、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等因素都在横山文化中表现出来。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主要因素是婚姻。在民族文化互动中，婚姻结合的濡染是最长久的和影响是大的。当中央王朝的兵士和中原的商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在边疆，就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女子通婚，形成了新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横山马市的兴起和繁荣，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有力地加强了中华民族一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在精神文化的创造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绚烂多彩、各具特色。各自的民族语言、文学作品、民族音乐舞蹈等，在这里交汇融会，，如产生在横山一带的壮族《嘹歌》、《排歌》等鸿篇巨著，就兼容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因素。在长期的交往中，壮族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铸造了祖国的灿烂辉煌的文化。

3、多元性。横山文化之所以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的典范，是以其有着多元性的特征。横山文化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有益外来文化，而成为壮汉文化互动交流比较早的地方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在集市贸易中，壮族与汉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所形成产生的横山文化自然带有多元性的特质。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是多元性文化的基础。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的重要渠道是经济贸易。横山马市正是具有这样的功能。横山马市的经济文化幅射功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为了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之需，壮族在积极与汉族及周边的其它民族发生了贸易关系，从而在聚居地与其它地方连接的要道处形成了以横山马市为辐射的众多的墟市，马市贸易刺激了横山寨及沿途贸易。

三、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意义

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体现出一定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即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形式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和。这种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横山马市对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具有一定的意义。

民族文化交流篇（4）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207-01

人类有明显的共性，普世的价值适用于所有人类。人类把自己对周围环境的认识集中整理起来，成了世界观，人类不由自主的与他人交流，交流世界观，互相学习，而后得到更多的启发，通过别人的世界观进化甚至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因此，在一定的交流范围里就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在该交流范围内的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该范围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成是该范围的文化。

凭现在的传媒科技，人类文明不会有死角，不会有世外桃源这样的地方，每个民族的特点都会被挖掘出来，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元素不再是只用红色和灯笼，朝代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肯定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被西方人熟知，如果人类文化如同矿产资源，数量有限，那么人类日后在文化上的活动岂不是要面临没有创新只能重复之前的作品的境地。

人类有别于动物的一重要特点就是创造性，创造性就像是极不稳定的物质，人类总能在相对稳定的局面里挑起不稳定的事端。所以说，即便是人类文化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与数字不同的是，这些文化总是被人类改变，文化也总是由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欧洲各国的文化汇聚到美洲大陆后，形成的并不是欧洲文化，而是一种全新的美国文化。

美国是成功出口本国文化的国家之一，其最成功的出口产品就是影视作品。首先，美国文化形成的时间非常短，对古老文明来说，美国文化非常的年轻，新颖；其次，美国文化的传播是本着知己知彼的原则，出口的文化产品一定要被目标市场接受；再次，美国人在出口影视作品的同时，同其他产品捆绑着一起出口，这些产品像网络一样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不仅让目标市场接受美国产品，而且培养目标市场受美国文化影响，从而引领目标市场。抽雪茄、喝红酒，西装领带，咖啡快餐等，这些产品和生活都来自文化产品的传播，如今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美国实事求是的文化传播态度，也使得美国文化能在其它国家保持稳定的发展。

东方文化长期以来是被动的传播到西方的，日本是近代成功的主动向西方出口文化的国家之一，在西方的影视作品中也可以看到，90年代前后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东方文化，大多数是和日本有关的，正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都有中国元素一样。很多西方人非常喜欢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图形文案，日本的文字等等，东京是西方人最向往和喜欢的东方城市之一，成都不亚于东方人对纽约的向往。

从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出口我们可以看到，若想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出口文化，并能做到在某些领域引领目标市场的消费者，出口主体必须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就国家而言，就是国力必须强盛，只有国力强盛，才能让文化的出口更加的高效，才能做到多种产品相互扶持和促进的捆绑出口。否则，文化的出口会出现偏差，或者效果很弱，比如我们只知道古巴的雪茄，巴西的足球，泰国的人妖，对非洲的了解甚至只能用非洲二字来概括。同样是20年，对古巴的了解还是雪茄，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已经从灯笼、大辫子、北京，增长到了如今的五花八门的种类和产品，可见国力这一客观条件对文化的出口和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交流的结果一定是变化，交流之后，每个文化都会在自己原有状态基础上发生些许改变，改变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环境需求，顺应人类追求新鲜感的天性。倘若怀着一种比拼的心态，总是想证明自己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由于其他文化，那么无论如何交流，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化，失去了变化，该文化就必然会走向尽头。少数民族尤其在这方面存在问题，怀着自我保护的意识，虽然与外界交流，但是恐惧改变，认为改变就是被人同化，最终消失。只有不变，才会最终消失，因为为了保持不变，就必须要锁住人心，必须要代代保留原始状态，这违背了人的本性，妄图锁住人类追求变化的心的做法终将失败。

民族文化交流篇（5）

文化既是民族的血脉，又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其深深根植于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民骨肉之中，并呈现出了因其地域环境的独特性，而形成的绚烂景象。不同地域，国家壁垒下的交流的实质建立在文化的共生上，因此不仅要承认文化的多元性，还要强调文化的共生性。可以说，国与国之间的交流避免不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其中确实又存在着人类共同认知的核心思想，诸如自由与平等，在此基础上寻求文化上的共鸣就能促進各国之间和谐发展，创造双利与共赢的有利结果。相反，文化的误解与差异就会使双方关系产生隔阂，可能还会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先驱似的作用。沿线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通过合作与建设商标品牌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而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创造和维持公平公正、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市场环境。促进民族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使中国居于世界文化的潮流前线，这都需要把握住重要历史机遇。

由于“一带一路”中“一路”涉及到北美洲、欧洲等，考虑到现实原因，我们此次仅针对“一带”进行分析与建设。“一带”所经过的经济带贯穿着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济带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涵盖了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密集的省区，包括东北、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需要“一体中华的多元”和“多元中华的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进步、同心同德，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创建了社会和谐、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的优良局面，提高了中华民族对文化的认同感，使中华人民对文化具有向心力。

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文化交流。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文化的共性、普遍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正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运动，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碰撞和交流，促进文化的不断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为了能够永葆青春，具有活力，它要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会变成“死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形态，决定了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有着较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世界认识、了解中国和中国各民族提供了直观的方式和便捷的途径;少数民族文化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很容易为人所接受，得到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人群的喜爱;少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深厚内涵和巨大魅力可以超越国界，且与生活很密切，因而容易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和合力，“走出去”的能力还比较弱，而少数民族地区“走出去”的愿望又十分强烈。

2  文化差异下的地区特色

在面对文化差异的情况下，我们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由于每个民族之间经济水平、政治策略、历史发展、地理要素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针对不同地域少数民族特色形成的不同发展策略。

以滇西为例，滇西处于我国边境地区，该省的少数民经济发展落后，周围国家政局动荡，并且走私和毒品等地下交易盛行，获取信息的途径少，交通不便，为了维护祖国国土与安全，我国在滇西设置边关，因此滇西物流被孤立和封锁。滇西又处于三江三山交汇等自然高山脉地区，除了几个豁口经济尚可，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相对原始的落后状态。同样有此问题的还有新疆区域，新疆区域自古就受到“疆独”分子的影响，少数民族比例高，管理压力大，难以维持基本社会稳定，自然就谈不上经济发达。“一带一路”的政策能否解决沿线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利益，是少数民族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带一路”能否在文化差异的环境下得到沿线少数民族地区支持的关键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用法律手段切实保障各民族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建立新型民族关系。平等互助的关系于各民族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益于各民族之间理解文化差异，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过去互相剥削和奴役的不良关系。然而，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发展环境始终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诸如地域性贫困、落后的信息渠道，封建遗毒对文化的残害，固定的上升渠道，一带一路的出现就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有合理的经济流动，无论其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人员的切身利益得到发挥，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政策带来的经济状况改观，也给下一代留出更好的成长空间，同心同德，共同促进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培养非基础农业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避免出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乡恶水贫困代代”的死循环，通过一带一路政策的落实与实施，人民的生活贫困的状况必将得到改善，一带一路方案必将能够深入人心。

3  如何在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中搭建交流平台

平台最关键的作用就在于整合媒体资源，这也与现在的融媒体昂扬发展的势头相符合，平台可以为特色民族文化提供宣发支持，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氛围，使得各民族特色文化中的明珠交相辉映，共同照亮“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

平台还有着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在过去，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获取信息的空间受限，因为信息不对称，无法获得最新的讯息，进而导致贫穷与困苦。

平台作为公知类的媒体平台，还承载着宣传政府政策的喉舌作用，有助于帮助地方政府工作的开展，消除民族文化不兼容带来的隔阂问题，有助于推行“一带一路”政策的地方化实施。历来所有平台的核心都是合理架构信息，民族特色文化也是信息的一种表现形式，如何使不同文化间合理相处，考验的是平台的粘合能力到底有多强，就目前来看，平台建设是切实可行的道路。

4  “一带一路”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族文化交流篇（6）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22-03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指是元朝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有一部分蒙古族文人学习汉族文学形式，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蒙古族汉文创作在内容上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艺术成就及思想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是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是蒙汉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晶，是蒙古族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想要了解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学史的全貌必定离不开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蒙、元时期蒙古族汉文作品由于社会历史等众多原因很多没能留存下来，但从现存的作品和资料我们足以窥见其大体的概貌及产生、发展的轨迹。

一、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队伍的构成及作品的流传

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中有帝王，如忽必烈、妥欢帖木儿，也有将相，如伯（丞相）、郝天挺（尚书），也有太子、公主，如爱猷识礼达腊、阿盖，有状元，如秦不华、笃列图、同同，有进士，如察场⑷都剌、月鲁不花、答禄与权，也有普通文人聂镛、朵只等。由于个别作者的族属无从考证，所以对于元朝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向来有争议。云峰“在广泛搜集资料并参阅了诸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大致可以确定蒙古族汉文作家有33人”（这里所指蒙古族汉文诗人为元朝时期），荣苏的《蒙古族文学史》中有“就现有资料看，留存作品的诗人、作家仍有40余位”的记载。《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考略》中的《元代蒙古族文学家》中收入元代蒙古汉文诗歌作家55人。《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中收入蒙古族汉文诗歌作家20人。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数量和族属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因时代久远加上文献资料的贫乏，使得统计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的族属及数量都有了一定的难度。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体裁很广泛，有诗歌、散曲、杂剧等，而这些作品因元朝刊刻重南轻北，加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散失，原刻本较为少见，主要散见于自元朝至今的诗歌总集和各类著作中。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古诗集或著作：元.傅习等人所辑《皇元风雅》、元.苏天爵《国朝文类》；明.杨慎《南诏野史》、明.来复《澹游记》、明.叶子奇《草木子》、明.孙原理《元音》、明.偶武孟《乾坤清气集》；清.顾嗣立《元诗选》、清.张豫章《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清.顾奎光《元诗选》。

录入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现当代诗集：《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中国少数民族汉文诗选》《元代蒙古族汉文诗选》（蒙文）《汉蒙合璧蒙古族汉文诗词选》。

有诗集的元代蒙古族汉文作家：秦不华《顾北集》、月鲁不花《芝轩集》、萨都剌《雁门集》《萨天锡诗集》。

二、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汉文创作的产生

首先，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文化政策有关。建立元朝后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赢取汉人的支持和拥护，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提倡学习汉文，重视学习儒家思想等等，促进了蒙古族学习汉文的速度，在元朝大统一的历史大背景下蒙汉文化前所未有的相互融恰相互影响，由此产生了大批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文人。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在身边招纳了一批汉族人士为幕僚，如刘秉忠、姚枢、许衡、郝经等人。通过他们的互相引荐，吸引了更多的中原人士。他们用儒家思想和历代行之有效的治国之道影响着忽必烈，促使忽必烈采纳他们的计策，以汉法来治理中原。{2}在文化上，忽必烈提倡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甚至建立了国子学来鼓励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史书，培养统治人才，最初仅有侍臣子弟11人入学。1287年又扩大规模，招生百人，期中10人为蒙古生，1304年起更实施国子学考试法，合格者即可任官，对蒙古官宦子弟学习汉文化有很大的激励作用。{3}这些蒙古子弟在学校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过程中被汉文化熏染，逐渐模仿和学习汉族文学经典，开始用汉语创作作品。

其次，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元代各民族地域上的融合有关。元朝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格局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融合，使祖祖辈辈信奉游牧文化的蒙古族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忽必烈接纳汉学儒生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他还命令大司农司搜集古今农事资料，编辑成《农桑辑要》一书，昭告天下，命各地官员大力宣传和推广。入主中原以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宣传，蒙古族民众逐渐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并在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和汉族民众的接触日渐密切，地域的大融合使得蒙汉民众的语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为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提供了必然的可能性和坚实的基础，尤其到了元代中后期，有些蒙古族移居中原数代，从小研习汉语，被汉文化熏陶，汉语俨然成了第一思维语言，用汉语创作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汉族民众也成群结队地移居少数民族居住的偏远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与边远地区的蒙古民众交流互动过程中在文化和语言上影响着他们，使之汉语、汉文化在地域上有了空前的扩张，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

其三，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与蒙古民族开放、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有关。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帝国时蒙古民族就有诸多部落，如乞颜部、秦赤乌部、篾儿乞部、翁吉剌、乃蛮、塔塔尔等等，这些部落在风俗习惯、宗教、文化、语言上都有较大的差别，但成吉思汗吞并其他部落建立蒙古汗国后，各部落的不同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蒙古文化，使之新形成的蒙古文化具有了兼容并蓄、开放吸收的特征。之后，成吉思汗南征、北伐、东进、西略，席卷欧亚大陆后更是吸收了西方和中原两大先进文化，促使蒙古民族具有了开放吸收的文化传统，所以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迅速吸收了中原先进文化，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进程。

三、民族文化交流与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

元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按照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征，以公元1311年（元仁宗）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元朝初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主要以忽必烈、伯、郝天廷等帝王将相为代表。究其原因有二，一为与汉民族交流的政治需要，政权者需要迅速掌握汉语，故督促其自身学习汉语，运用汉语。二为当时的蒙古族贵族子弟有学习汉语、接触汉学经典的良好环境，如国子学等教育机构。正如萧启庆在《蒙元史新研》中所说：“蒙古高门子弟学习汉学需要之迫切及环境之优越绝非下层子弟所比拟。”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描写蒙古军队的赫赫声威、踌躇满志的豪迈情怀及蒙古军队入主中原时的所见所闻。从艺术特征看这些诗歌虽然在形式上学习了汉诗，但其风格和内容上却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例如：伯的《奉旨收江南》《鞭》《克李家市新城》《过梅玲冈留题》中的“马”“马鞍”“马镫”“马鞭”等意象都与蒙古族草原生活息息相关，此外还有“皇天”等与蒙古民族信仰有关的意象，风格上也以粗犷豪迈为主。“这些诗歌与蒙古族远古民歌、英雄史诗一脉相承”。④

第二阶段为元朝中后期，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以秦不华、萨都剌、童童、阿鲁威等人为代表，这时期以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明显增多，题材内容不断扩大，艺术表现手法更加的丰富，作家运用汉语更加的娴熟。公元1313年元朝恢复了科举制度，元朝科举考试中第一场中蒙古人、色目人主要考《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这为蒙古族作家及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化经典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不少蒙古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及第，任各地要职。《元史》本传中记载：“月鲁不花，字彦明，蒙古孙都思氏……因受业于韩姓先生，为文下笔立就，灿然成章。就试江浙乡围，中其选，居右榜第一……遂登元统元年进士第。”⑤如秦不华1320年廷试右榜第一，初官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等职。⑥此外，元朝为了学习先进的农耕文化和政治经验刊刻和翻译了很多儒学经典，使蒙古文人士子有机会接触到了汉民族的经典著作，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时间的推移，蒙汉民众不断交流，文化不断融合，出现了很多精通汉文化，熟练运用汉语，且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这时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主要以揭露官场黑暗、同情人民疾苦、描绘山水田园、怀古、题画、唱和为题材，此外还有宫词和竹枝词等。

从艺术特征上看元朝前期和中后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在风格、表现手法和字句的运用上有很大的不同。元前期因蒙古族刚刚入主中原，对汉语并不十分娴熟，对汉文典籍也并不熟知，故在创作语言上以通俗易懂、直抒铺叙为主。伯《过梅岭冈留题》：“马首经从庾岭回，王师到处即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这首七绝是伯带蒙古大兵北归途中所写，全诗以极其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凯旋战士的得胜心情，同时还表达了作者廉洁自律的态度。郝天挺《寄李道复平章》：“圣主尊贤辅，明时仗老臣。策勋分二陕，锡土列三秦。边缴风尘息，乾坤雨露均。遥指黄阁下，得句更清新。”这首五律用直叙的方法，赞颂了同朝大臣李道复的辅国功勋。艺术表现方面，前期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族文学一脉相承，直抒胸臆，磅礴有力，雄浑豪迈，不讲究格律和用典。伯《奉使收江南》：“剑指青山山欲绝，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当代著名元诗研究者杨镰评价伯的这首诗时说：“作为一首诗，它更像是用蒙古文字写出来再翻译成汉语的。”

由此可见，元朝前期的蒙古族汉文创作尚在摸索和探寻阶段，而到了元朝中后期因很多蒙古族汉文作家出生在江南，长期定居于中原，与汉族作者交往甚密，汉语水平大大提高，能够娴熟的运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同时还对汉族经典古籍深有研究。秦不华诗歌大量引用了《诗经》《楚辞》《过秦论》《长歌行》《河东赋》等众多汉文典籍；阿鲁威学习屈原的九歌创作了“湘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多篇楚辞体诗歌。元朝中后期蒙古族汉文作家虽然在诗歌形式、语言、表现方法等方面学习了汉族文人，但在思想内容上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他们的学习已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再现。秦不华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创作了《衡门有余乐》，虽然在形式和风格上学习了陶诗，但其思想内涵却是有所不同的。陶诗是写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厌恶官场而隐居田园，恬淡中悠然自得，而秦不华的诗是写在宫廷政治斗争中不愿向权贵低头而隐居山林，清贫中却有怨气。中后期作家还大量运用了中原诗歌意象，如浮舫、烟村、丝纶、龙、凤、野鹤、蒲田等等，这些意象和元朝前期作品中的马、马镫、马鞍、皇天等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侧面反映了元朝前期和中后期创作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汉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

元朝蒙古族汉文创作的产生和发展及元朝中后期创作群体的壮大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蒙汉文化、文学深入交流密不可分。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是蒙汉文化、文学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晶，是研究蒙汉文学关系史、蒙汉文化关系史的珍贵资料。

注 释：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27.

{2}李硕.元朝.时代文艺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2011. 46.

{3}宋濂，等.元史、选举制（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2029-2030.

{6}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6.

{4}毕兆明.从民族文化融合视域看元代蒙古族汉文诗创作的演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3，（6）.

{5}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二，月鲁不花本传.中华书局，1976.3423-3426.

参考文献：

〔1〕宏伟.蒙古族汉文文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2〕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3〕云峰.元代蒙古族汉文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

〔4〕王叔馨，等.元朝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5〕王叔馨，孙王溱.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6〕庄兴华.历代少数民诗词曲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民族文化交流篇（7）

［中图分类号］G75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118-02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层次和要求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给外国留学生的教学、社会化管理以及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民族院校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重新审视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影响，有利于帮助异域文化的留学生尽快融入到我国民族地区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中，也有助于提高民族高校师生与外籍友人间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合作的水平。

一、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原则

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流。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前来西部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体验和探究。随之也带来了许多跨文化交流的问题，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因低效率的交流、沟通和相互间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的差异，容易导致外国人对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认识的偏差和误解，影响了我国的对外形象和声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方的理解与合作。民族院校做好中外交流主体间的跨文化交流工作，对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前来学习交流，让他们亲身体验到我国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积极排除来自境外的不利因素，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意义深远。在跨文化交流中，应注重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 一）尊重认可原则

“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倡导的跨文化态度，因为这是和谐的跨文化教育的基础。”文化尊重的表现形式是对民族文化的充分关注，特别是对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的尊重。

（二）平等心态原则

跨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行为，“跨文化交流不是对目的语文化认识、理解和接纳的简单的单向过程，更不应是一味地迁就和顺从另一方文化”，而是在互相认同彼此文化、平等相对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交流，否则，就会滋生各种形态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形成文化冲突。只有在保证对方不失去本民族特征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使对方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

（三）包容借鉴原则

“包容的本质是对异文化的一种接受的心态，特别是对于本民族截然相反的文化形态的公正认可，以及对这种对立性、否定性的接受。”在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要提倡双向、多向及互动的宽容，即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克服彼此的文化偏见，消除各种形态的文化冲突，求同存异，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二、对跨文化差异分析

（一）对认知多元化差异的分析

来华留学生有着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种族，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多样化越来越广泛。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对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管理模式有着不同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我们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惯用大熔炉的观点和方式来描述组织，认为不同的人在组织中多多少少地会被自动的同化。但是，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不会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偏好放在一边。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许多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到中国，特别是到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无意中流露出一种民族与国家的优越感，发展中或落后国家的学生而有一种自我封闭的心态。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事物的多元化特点，积极适应各种各样的人群。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把来华留学生作为相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而对待，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对文化差异做出反应，从容以对。如果管理得当，多元化会提高组织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如果鼓励不当，就可能出现沟通困难和更多的心态对抗。

（二）对时间观差异的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其时间观也不一样。有学者指出，在时间取向上，我们是过去取向，而西方人则是未来取向。这种差异还表现在对时间的利用方面。以西北游牧民族地区为例，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相对自由性，对空间与时间概念的认知不去刻意精确，所以在时间的支配、利用方面比较随意，灵活性较强。而西方人使用时间十分精确。我们在工作中对未来时间的安排往往是“另行通知”、“过几天再说”、“以后在议”等，缺少具体化的安排。对我们来讲，这一情况由于司空见惯而很容易被我们理解和适应，但对于留学生来讲，常常无所适从，很难理解。这无形中加大了民族院校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难度。

（三）对思维方式差异的分析

民族文化交流篇（8）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

术交流会”在古城西安召开。本次大会以十

提出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来

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80多位学者参加

了此次交流会，提交论文50余篇。中共陕西省委

副书记、省长娄勤俭，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

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李洪峰出席并讲话。著名学

者张岂之、张锦秋、石兴邦以及港澳台学者曾春

海、邓国光等作了精彩发言。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乔学光教授出席开幕式，校长方光华教授在开幕

式上致词并参加学术研讨。与会学者主要就以下

四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黄帝与黄帝文化

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是中华文

化根脉所在。张岂之先生首先就陕西黄帝陵的整

修与保护工作给大家做了简要的介绍，并提到西安

城墙的抢救保护工作。张锦秋院士作为整修陕西

黄帝陵的建筑设计负责人，饱含感情地说：“把黄帝

陵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我

们应该以实际行动耕耘好这座民族的精神家园。”

周天游研究员在阐述陕西与中华文明的过程中，指

出各地应共同发展，黄帝陵不仅是陕西的，而且是

中国的，并呼吁黄帝陵的祭祀应成为国祭。赵世超

教授认为，黄帝可以初步看作是被神化了的传说人

物或历史人物；因文化崇拜，各地出现了多处纪念

性的陵庙，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

陵庙祭祀地点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

关于黄帝文化的源流，张新斌研究员指出轩辕

氏是与人文初祖黄帝联在一起的上古氏族，轩辕氏

经历了轩辕氏、黄帝轩辕氏的发展过程，并因此演

变为中华姓氏中的轩辕氏、轩氏、辕氏等。刘志琴

研究员从中国生活方式的缔造、小农社会“民以食

为天”的思想以及现代生活意识的提升等方面揭示

了黄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而且是中国生活意

识的源流。龚杰教授指出，关爱群众的生存、生命

是文明之路的底线；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文明之

路从自发到自觉、从低级到高级、从感性到理性的

发展史。杨东晨研究员从探讨《史记》对炎黄文化

确立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方面指出，华夏祖先的确立

不仅标志着近200万年的原始社会进入了文明社

会阶段，而且也标志着血缘氏族社会进入了以家庭

为单位的地域性古国社会。

关于祭祀与传承，李纪祥教授指出，中国文化

传承中有两条主轴，一是子孙对祖先的血源性祭

祀，主要表现为祭祖；二是弟子对先师的非血源性

祭祀，主要表现为祭孔。据此，李教授进一步提出

了与儒家“道统”相平行的“宗统”概念。葛承雍

教授指出，中华的清明文化是一种全社会追求文

明的精神文化，蕴含着对人类有积极意义的元素。

二、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党的十报告

再次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张

岂之先生将其归纳为天人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

本等12个核心理念。本次交流会上，张先生主要

从“民本”到“人本”的发展做了阐释，他指出从古

代的“民本”到今日“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是中

国历史进步发展的必然；“以人为本”要求从国家

制度层面确立人民的主体性，真正体现人民才是

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工作

人员的崇高职责。陈谷嘉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民

本思想的根源是由中国古代文明特殊路径所决定

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的人本主义之间

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内在发展关系。

本次交流会上，学者们围绕儒、释、道展开广

泛讨论。潘小慧教授通过对儒家的“智德”研究，

指出“智”也是儒家德行伦理学的一种重要德行。

方俊吉教授主张通过弘扬儒家精神来巩固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鸿基。章晓丹副研究员以陈撄宁为

例，揭示了道教思想在近代的发展。申续璐博士

通过对儒家《孝经》和佛教《孝论》的对比研究，认

为孝道观念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马

强才博士以《管子探源》为核心考察了罗根泽诸

子学研究的两大特征。范立舟教授通过南宋吃菜

事魔现象探讨了民间平等观念的情形及原因。

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及其著作，对于丰富中

国文化的内涵有着积极的意义，部分学者从学术

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邓国光教授通过对司

马光文道论的研究认为，司马光的文道观完全超

越了现今标榜为唐、宋家的文道意识，直接继

承孔子，从而超越了韩愈以孟子文为正统的标榜。

肖永明教授分析了朱熹“为己之学”的建构对“为

人之学”的诠释，指出朱熹是在与“为己之学”完

全对立的意义上阐发“为人之学”的内涵的。周

群教授的论文对《四书大全》作了客观冷静地评

价，指出《四书大全》不但是明代教育、科举的重

要文献，同时对于《四书》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

用。天人之学是中华文化精华的核心理念之一。

戴书宏博士认为，“天人合一”不仅是哲学命题，

也是社会历史命题；不仅是一种自然思想，也包含

政治思想；并且认为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观

念主要影响的是政治生态而非自然生态。此外，

李翔海教授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精神”作了精

辟的解释；欧阳哲生教授对蔡元培的新文化构想

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释；曾春海教授以徐复观

《中国艺术之精神》为论述主轴，探讨了和谐美与

和谐社会的问题。

三、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此次交流会的热点之一。

会上，张岂之先生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

会思潮多元化的关系，认为二者并不冲突，“一方

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越大，则社会思潮

的多元化越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有利于‘发扬学

术民主、艺术民主’。另一方面，社会思潮多元化

有利于检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民中的认知

程度，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思想的引领作用。”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方面，方光

华教授、曹振明提出了根基于民族优秀文化的国

家、社会、公民三维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并从其基

本内涵、统一性、民族性及时代性等方面作了具体

的论述。刘学智教授注意到儒家核心价值与当今

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异质同构性和相通

相济的一致性，提出将传统仁学纳入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观点。吴小强教授认为先秦诸

子思想中的“仁义”、“民贵君轻”、“道法自然”、

“兼爱非攻”、和谐和平等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

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周积明教授认为重温中国古代“富强”的思想智

慧，以文明为富强之本，以民富为富强之本，确实

富有深意。肖群忠教授认为，传统道德是构建当

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是指导当代人幸

福生活、安身立命的重要观念与规范。张希清教

授指出“孝”、“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研究

和弘扬孝廉文化既有历史和学术价值，也有现实

意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鲁谆副会长指出，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必要深入研究古典诗词，并

大力普及其精华。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践行方面，

方光华教授在发言中总结历史上建设核心价值观

的经验，如重视经典，强调官员的带头作用等。王

国良教授认为，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依托基本价值

观来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广大人民群

众尽快地参与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时代实践中来。俞思念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能够充分体现文化传统的精

髓；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能够有效推动民

族文化的创新力。谢阳举教授着重从社会管理的

角度，探讨了建设一个有自治能力而高度负责任

的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王维江教授提出价值

观的会通与超越精神，认为只有会通，才能超越；

会通的前提是尊重和接受普世性，超越的目的在

于谋求人群和社会的福祉。杨亚鸿、刘清田从出

版的角度探讨了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

命。高强教授指出我们在继承、弘扬黄帝文化，使

之为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时，应

有所取舍，有所扬弃。

面对生态危机严峻的现实，人与自然关系的

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湘溶

教授呼吁我们要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

高度，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努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卢风教授用文化分析的方法阐明生态文明的基本

框架，并阐释了能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

叶平教授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

“绿色”思想，潜在生态文明的精神资源和伦理道

德观念，能够成为创办绿色大学的精神家园和绿

色教育的思想根据。

四、中西价值理念

中共十报告明确把“自由”视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张岂之先生指

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自由”是一个关键词，并强调一些与“自

由”相联系的理念都有丰富的思想资料，可供研

究讨论和借鉴，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全面准确理解。张茂

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自由价值观作了深入分析，指出自由是

人性实现的标志，自由的基础是德性的自觉。寇

东亮教授指出反思和辩正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及自

由思想，是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中自由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问题研究的重要环节。韩震教

授认为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公正、和谐价值

观优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人权价值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不仅需要我们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还需要我们构建一个符合时代

发展的价值体系。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认

为，价值观构建的困境和出路归根结底在于个人

的抉择与追求，只有真正提高全民综合素质，才能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何通过对传统道德的重建与转换来实现中

华民族的复兴，任大援教授认为应将儒家的“五伦

学说”看作一个重要资源，加以改造和创新，研究和

利用，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刘宝才教授通过对

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强调在加强法治建设的新时

期，历史上的法家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文化资

源应该注意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杨华教授认

为重新挖掘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并阐释

其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对解决当下的社会

和身心问题、文化认同危机以及建构当今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大有裨益。樊和平教授将民

族文化的精髓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他在发言中

通过对当前伦理调查成果的介绍，提出了“伦理精

神战略”和“精神意识形态战略”等应对“中国问

题”的“中国战略”。邹重华博士对儒学与中国社会

伦理道德的重建问题进行了阐述。

除以上四个方面以外，李逵六教授阐述了中

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叶春生教授阐述了国家

层面下澳门非遗文化保护的核心价值问题；陈荣

庆教授从思想史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

文化的弘扬与创新问题。

本次交流会，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收获了

丰硕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有不足，正如赵馥洁教

授在会议总结中所言：“论文的集中性尚有欠缺，

特别是对传统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探讨

有待深入。”此次交流会作为癸巳年清明公祭轩

辕黄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学者们提供

民族文化交流篇（9）

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基础。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关系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相继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适应民族关系发展变化、推动民族工作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科学地探讨国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趋势，理性分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诸影响因素，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保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期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经济层面上渐趋繁荣，文化层面上渐趋深入，社会层面上渐趋多元。

1、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巩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一种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多次强调民族间的团结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保证；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过程中坚持循序渐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帮助民族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发展经济文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度重视民族交往相关问题，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处理原则。80年代初期，我国民族地区开始与经济发达地区建立支援、协作关系，正是这一处理原则的具体体现。1992年1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把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这一重要原则的指导下，我国民族地区不断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提高自主谈判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了自主谈判的范围。时间进入新世纪，基于民族关系和民族交往的新趋势，以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提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本原则。“和谐”成为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我国各族人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交往。渐渐完善、明确的民族政策，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宪法和法律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做了明确的规定，保证其政治参与权，使其既能参与国家政治体系，又能参与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体系。而党中央坚持和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体现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为坚持和完善此项制度，国家加大力度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调动民族自治区政府运用和使用自治权的积极性，提高其行政职能和管理水平；并全力建设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形成合力，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层面上趋于平等。

2.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经济层面趋于繁荣。

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加强。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之前，为建设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较为普遍和频繁，而少数民族离开聚居地向内地流动较为鲜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内地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加强，民族间的友谊加深，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到内地进行经济活动。少数民族地区与内陆沿海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经济交往不断增强，促进了资源的开发、商品的流通以及技术和人才的流动。

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改革开放催生了民族地区“三开放”，即对内地开放、对国外开放、民族地区相互开放。其中，各民族地区间的经济活动也愈加活跃，跨地域、跨行业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得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体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地域封锁，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资金运转、商品流通、技术交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横向经济合作以及跨地域联合推动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经济交流。

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层面上趋于深入。

民族文化“全球化”趋势增强，融合度提高。文化是民族的，民族又是以文化为鲜明标识的，是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使人类文化交流的舞台扩大，并且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开放，国内主流文化、外来文化通过不同的途径向民族文化渗透和传播。各民族文化通过与国内外其他民族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吸收和借鉴优秀的文化成果，超越了民族文化固有的地理疆域，不仅不断改造和创新着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在价值取向和评判中获得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认同。

本民族文化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强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于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文化。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民族文化事业发展，并深化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加大民族文化事业经费投入，加强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促使各民族生态、旅游、医药、节庆等方面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在文化事业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宣传和更为广泛的民族文化交流，使各民族人民逐渐能够以理性的目光看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给予其他民族文化理解和尊重。并且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

4.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社会层面上趋于多元。

交往交流交融的主体多元。社会交往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关联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各民族社会交往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打破了以往主体单一的局面。从社会主体类型来看，有民族社会主体、民族集团主体、民族个人主体等。从主体性质来看，有民族经济组织、民族政治组织、民族文化组织等。从组织类型来看，有政府发起的交往、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交往、个人发起的交往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不限于单一层次，而是发展形成多层次、网状交织的模式。

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渐趋丰富，范围不断扩大。主体的多元是基础，内容的丰富和范围的扩大是良性发展的结果。在主体开放化、多元化的带动下，各民族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由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等领域，并增加了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层面的交流与联系。在此基础上，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民族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的屏障逐步被打破，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不断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水平也大为提高，从而把各民族的社会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二、新时期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因素

美国学者高登于1964年提出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即：文化、社会交往、通婚、意识、偏见、歧视和权利分配。马戎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影响民族关系的要素有6个：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个别事件以及政府政策。本文结合上文所述的新的发展趋势，借鉴已有理论研究，认为可以从7个方面分析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和变量。

1.传统文化差异。

文化学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物质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它与生产劳动直接联系，是各民族最容易交流和趋同的部分。而行为、制度和观念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观念文化中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差异巨大，存在着认同障碍。因此，传统文化差异越明显，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困难越多，产生摩擦的可能性也越大。

2.交往程度。

民族交往程度指民族之间交往的频率和范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一种交往的基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始于物质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扩展，频度提高。交往程度的提高打破了地域界限和民族间的孤立状态，也让交往者更清楚地了解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为关切自身归属族群利益。因此，交往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效果。

3.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美国学者杜磊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既是一种共时性的划分，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划分。我国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平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落差。这种落差极大地限制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开展。要想实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对欠发达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的援助，更需要制度、体制、政策保障下的市场引导、调节和拉动，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可持续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

4.政府的政策导向。

表面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导力量是执政者。执政者对对待民族问题的理念、政策、制度和解决方式左右着民族关系。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矛盾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放任民族因素与社会问题交织，民族间发展差距与区域间差距叠加，不仅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易导致民族矛盾。因此，在全面社会改革进程中，把握正确的政策导向，做好民族工作的顶层设计，掌握民族关系构建的主动权，与时俱进地建立立足长远的构建民族关系的认识体系、决策体系和行为体系至关重要。

5.历史上的民族状况。在我国境内，很多民族长期以来共同生活在相邻或相同地区，有长期接触、互动的历史。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关系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无论是友好、战争还是压迫，都会在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对于现实中的民族来说，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无疑是影响如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6.社会共识和社会氛围。社会共识和社会氛围对社会发展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社会成员对民族关系的共识和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氛围是民族关系构建的社会基础，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同步营造合理对待各民族群众的合理诉求、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社会共识，形成各民族和谐相处、和衷共济、互助发展的社会氛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7.民族主义浪潮影响。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民族间交往日益增多的同时，世界民族关系问题互动性也更加明显。一国动荡往往会影响周边国家、整个地区甚至全球形势。我国有34个跨境民族，其中一些民族与国外一些民族有相同的。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加强了与国外民族的交流，改善和密切了与邻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分裂主义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提供了契机，从而影响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要切实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民族交往为契机不断加深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以民族交流为桥梁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协作，以民族交融为目的努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此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现实中关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态势，并具体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具体民族问题中的变化情况，为适时制定和调整政府决策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

[1].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5-28（1）.

[2]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3]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4]杨胜龙，白正梅，孙懿.民族交往与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民族文化交流篇（10）

人类通过象征性社会互动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社会互动的过程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就是彼此意义分享和交换的过程，也是相互达成共识的过程。然而在传播过程中要“达到意义交换，交换双方必须要有共通意义空间的存在。”①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传播得以成立的前提。共通的意义空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招来误解”②；二是“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③。由于受到语言、文字、地域等多样化条件限制，每个个体或者民族的意义空间不会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共通意义空间（如下图所示）的存在，使得个体或者每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可能。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史。中国近百年历史也是中国寻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史。在寻求民族解放和独立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过程。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④经过几千年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各民族单位的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拓展，逐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首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对汉字符号及其意义的理解、掌握和使用。中华民族家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到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⑤，就是这块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的物理空间。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经济、政治等往来需要促使了先秦各民族之间文字符号借用和兼用现象出现。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从秦汉到明清各民族语言符号互学已经成为一种实际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汉语言间的影响已从词汇层面扩展到语音、语法层面”。⑥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语言符号相互借用是非常普遍的。“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⑦汉字符号以其独特优势被各民族所共同理解、掌握和使用。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作为中国56个民族共同财富的汉字符号“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⑧在共通意义空间建构方面，文字符号的统一是各民族得以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华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生活经验，进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伴而生，又与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空间紧密相连。中华民族所依托的生存空间西部是帕米尔高原、西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广漠、东南是大海。这样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华民族很难受到外部影响，在“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⑩内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南北和东西跨度较大，造就了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狩猎文化等多元区域性文化。中国各民族在相对独立而内部自成体系的生存空间里就可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是中国各民族生活经验分享的结果，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三，统一的文字符号与共享的社会经验和交融的中华文化之间互为因果。文字符号不仅承载文化，更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在共同生活的家园里，有些少数民族除了使用本民族文字符号，还使用其他民族文字符号。汉族主要使用汉字符号，有时也会使用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同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促进各民族之间互相借用彼此文字符号，从而促进了文字符号的统一。文字符号统一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生活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也是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更是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所决定的。

二、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建构互动空间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由于语言文字的使用、等因素，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存在高度集中现象。新疆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人口的分布格局为“以天山为界，南疆以维吾尔族聚居为主，北疆以汉族聚居为主；哈萨克族主要聚居于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的边境县市”。􀃊􀁉􀁓根据杨振等学者对2000~2010年新疆人口分布调查，维吾尔族人口高度集中于南疆三地州的县域，哈萨克族人口高度集中在新疆北部。维吾尔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集中连片；汉族人口与回族人口则是在天山北坡经济带与北疆西部地区高度集中，汉族人口与回族人口集中程度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分布，呈现出不连续的分布状态，分散分布较为明显。􀃊􀁉􀁔新疆各民族这种集中现象导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在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进而导致文化空间隔离、心理空间隔离，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空间隔离容易造成信息闭塞，从而被疆内外分子利用。疆内外利用活动和歪曲社会事件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心理隔离、社会隔离和空间隔离。空间的隔离不利于共通意义空间的建构，不利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因此，建构互动空间是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也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2014年，提出通过“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为新疆各民族群众创造你来我往，我来你往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和共享的社会条件。生活在共同社区的各民族群众可以协同做事，相互学习，共同参与文化娱乐活动，实现共同分享新疆稳定团结的幸福生活和“一带一路”发展的成果。幼儿园、中小学及高校实施民汉合校、民汉合班、民汉合宿等形式，让各族青少年从小到大都一起玩、一起学、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通过建构互动空间，实现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