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论文篇（1）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自有贸易，数量在增加，质量在好转，其中各方的博弈也愈发激烈，提到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就不得不提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它们的理论依旧是自由贸易论者手中强大的武器。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对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的异同及它们对当代世界贸易的启示做一个简浅的分析。

一、绝对利益理论

绝对利益理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都有对自己有利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如果各国各地区都按照各自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将会使各国、各地区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

(一)绝对利益理论的概念和理解

绝对利益 是指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一个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占有绝对优势，或其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个国家。若各国都生产自己占绝对优势的产品，继而进行交换，那么双方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绝对的利益，从而整个世界也可以获得分工的好处。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1:1的商品交换，则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酒，本国剩余了1.7单位的毛呢，显然本国对毛呢的消费将会增加;则葡萄牙从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毛呢，本国剩余了1.375单位的酒，显然本国对酒的消费也将增加。从两个国家的总和来看，毛呢的产量和酒的产量都得到了增长，也就是说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二)绝对利益论的特点：

(1)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这一概念，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他认为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

(2)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

(3)亚当斯密有力地抨击了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济，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绝对利益说的局限性。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主张依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对供求关系进行自发调节，维持均衡，控制社会利益，从而使社会获得进步和稳定。这种主张符合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为突破封建统治对生产力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它具有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不能解释现实中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在所有部门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话，上述分析就无法解释这一种情况。可以说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这就引出了接下去要论述的比较利益学说。

二、比较利益理论

(一)、概念及理解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旨在说明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其核心思想是：国际分工中若两国生产力不等，甲国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 都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而乙国相反，其劳动生产率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均低于甲国，处于绝对劣势。这时，两国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一样，这样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生产全部商品，而应集中生产在本国国内具有最大优势的商品，相应地，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要集中力量生产那些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间的自由交换，在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生产率，节约参与交换的国家的社会劳动，增加产品消费。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

(二)简评与局限性：

比较成本理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其科学性的一面突出表现在该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的思想。它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证明，无论是生产力水平高或低的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思想参加分工和贸易，都可以得到实际利益，这就为世界各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种思想是现代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它具有普遍意义，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可利用、可借鉴的。正因为如此 ，虽然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比较成本说至今仍然是世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比较成本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上的缺陷，即以静态的短期的观点分析问题，缺乏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它所反映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为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服务。

三、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对当代贸易启示：

绝对利益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贸易的启示与影星可以理解为有以下几点：

1.参与贸易的各国，不应以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参与分工的基础，而应该以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前提。即使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有绝对优势，但是生产葡萄酒并不是葡萄牙的最佳选择，因为生产毛呢对葡萄牙来说有最大利益。

2.绝对优势说和比较成本理论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因为一般穷国只在低智产品生产中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

3. 每个国家都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即使在高新技术产业有绝对劣势或比较劣势，也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贸易繁荣的今天，面对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两个理论也都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对两者的浅显分析，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当今国际分工还是应该依据最佳利益原则，使贸易国的利益达到最大。

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浅谈西方经济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社会科学，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经济学理论对我们生活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社会科学 社会环境 指导生活

前言

刚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时以为这又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科，老师只是讲些空洞的理论，可是在通过学习这一门选修课之后，却发现这门学科其实很实用，和现实生活联系的很紧密，虽然理论性很强，但是联系实际生活的话还是容易理解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实际的例子都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以下为部分例子。

一.由供求均衡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与企业和政府的需求率和签约率成反比的走势，每年大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大学生的签约率却在不断下滑。我国的高校在不断的扩大招生的规模，导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相对于企业和政府实际所需求的多很多，即劳动力相对过剩。

从微观经济学来分析，在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是劳动的供给方，企业和政府是需求方，大学毕业生的增多导致供过于求，供需不平衡。

对于需求方来说，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综合企业的成本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政府根据各级部门工作开展的需要和人事部的结构来招聘所需的毕业生，也就是说需求方都是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最后招聘所需要的人员数目。如果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的话，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供给方就会通过降低价格等手段来夸大需求，以实现供求均衡，但在现实中肯定不可能，作为需求方的企业或者政府显然不会扩大需求量，因此，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相对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业形势很严峻。

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处于富余的状态，但是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缺口仍然很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工科类的学生相对较少，一些第三产业仍然缺少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作为供给方的大学毕业生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自己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否能够达到用人单位的标准。

由此可见，大学生不能只是去想就业的困难而对未来没有了憧憬，因为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但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还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学生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能够正确认识和面对就业带来的种种问题，调整好心态，迎接挑战，努力学习自己专业方面的知识，全面发展，提升自身的能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做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由垄断与竞争看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事件

可口可乐作为外国的品牌想要收购中国的汇源果汁，走多元化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商务部经过一系列的审查认定，汇源被收购不利于我国国内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违反了反垄断法，影响我国市场的竞争力，关系到国家利益。

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汇源这个在我国还算有点名气的饮料企业如果再被收购，外国的企业将可能控制我国大部分的饮料市场，最终形成对一个产业的垄断，危害到我国饮料果汁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后的市场份额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但却足以产生限制和消除竞争的效果，不利于我国果汁饮料产业的健康发展。反垄断法上有明确规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也构成垄断行为。因此如果收购后的实际效果会限制甚至排除竞争，按照法律这也是构成垄断的。可以想象，一旦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成功，可能会借助于其在碳酸饮料市场的支配地位，集中限制国内企业在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国内的中小型果汁企业将会受到威胁，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也将受到限制，自主创新能力也会随之降低。

因此最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没有获得通过，体现了我国的

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保护民族产业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反垄断法的宗旨，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竞争，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抵制市场垄断，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的发展。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有利于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良性竞争发展，反对市场垄断，构建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促进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由利润最大化来看食品安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衣食住行是我们最根本、最首要的生理需求，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可是面对我国最近几年的食品安全现状不禁让人胆战心惊，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日益严峻、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08年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的超标到最近蒙牛牛奶中黄曲霉素的超标，霉变的大米、瘦肉精、苏丹红事件、福尔马林等等一系列的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对食品都产生了恐惧心理，确实令人担忧。

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从企业来看，主要是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疏忽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丢失，错误地理解微观经济学关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在这个追逐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商家都片面的追求企业的利润，采取各种手段来获取最大利益，片面的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不择手段的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思想的背后，其实质就是违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危。企业的社会责任才是基础，一旦缺失了社会责任，企业的利润只是暂时的，企业不能只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企业长期的发展。

因此，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道德和责任问题，应该在自身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不违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等合法的、合理的、不违背自身责任的方法去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厂家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只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追求最大化利润。

一个追求利润的组织，无论企业怎样去宣扬自身的道德诉求，它最终必须能够用所得的利润去回报股东和员工，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同时也有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的企业，最终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更不可能成为一个行业的排头兵。因此面对令人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中国的企业，最重要的是提倡全面的道德管理，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员工，以更强更有力的创新力，打造属于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管理要注重道德的力量,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四.由博弈论看商业广告战

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面对激烈的竞争时，要懂得从双赢的战略出发分析问题，寻求协作的技巧，才能避免蒙受更多的损失。商业活动中经常会折射出博弈论的影子，下面以广告竞争为例。

两个公司的商品互为替代品，相互竞争，因此两个公司的广告必定会相互影响，如果一个公司的广告容易被顾客所接受，则另一个公司的收入将会受到影响。如果两个公司在相同时期发出质量内容方面都类似的广告，收入增加的同时成本也在增加。但是如果不提高广告质量的话，顾客减少，收入就会被对方夺走。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公司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两公司相互合作，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开支;二是增加自己公司的广告支出来提升自身公司广告的质量，从而压倒对方公司。

下面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广告战。说到博弈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囚徒的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对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商业中的广告战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的例子，试想一下，如果两个公司都不信任对方，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相互合作，即背叛成为支配性的策略时，两公司将会陷入广告战，而公司广告成本的增加损害了两个公司的利益，这也就是陷入了囚徒困境。而在现实中，要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达成协议确实比较困难，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缺乏合作意识，多数的公司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中。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两个公司只是理性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没有从双方共同的和长远的角度去考虑而造成两败俱伤，如果他们能够相互合作，互惠互利，最终可能会实现对两者来说都是最好的结局。

要想走出囚徒困境，不受到其牵绊，就要实现双方的合作，最终实现双赢。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双赢是现代社会商业界中经常会提到的字眼，而在这竞争日益激烈的血腥的商战中，很多公司都会陷入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两难境地，在困境面前，需要的是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彼此的信任，如果彼此都存在有私心，一味的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最终将会得到对双方来说都是最糟糕的结局。因此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需要双方的信任和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双赢。

结论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去解释的。学习微观经济学，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冷静而又经济的头脑，更加理智的分析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规划未来的生活，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会用经济学理论来看待现实社会问题，在生活中发现经济学的奥妙，更理性、更科学地融入社会，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更好的主宰人生，在学习中和以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费方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P706P733。

【2】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

西方经济论文篇（2）

二、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立

场西方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16世纪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重商主义学说，到17世纪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再到19世纪70年代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时产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逐步发展到1929—1933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再到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流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努力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改造经济学的做法不断升级，而到20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是同力学一样的物理数学科学，并且立志要把经济学改造成社会物理学。为此他们从理性和实用主义出发，理所当然地以“自然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制度，是最合理、永恒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他们的经济学是只研究资源配置和物质财富增长而与价值立场无涉的“纯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四、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价值立场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西方经济论文篇（3）

二、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

价值立场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三)他们究竟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地绑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体现了其学说强烈的价值判断性，不难看出，西方经济学正是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来掩盖其所包含的深刻的维护资产阶级的价值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总结，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斗争而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在其创立之初就鲜明地、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西方经济论文篇（4）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关于调节货币价值问题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西方经济论文篇（5）

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是注重教师的启发与学生的参与。课堂上，教师根据经济社会热点提出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与讨论，师生间形成良性互动。但提出的问题本身既要有一定深度，同时又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学生通过积极思考，既培养了创造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又深化了对知识的理解。例如:在讲授“价格歧视”理论时，可以让学生讨论在国内很多公园中，针对国内游客和国外游客为什么收取不同的票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施行这种差别价格政策才能有效呢?可以启发学生运用三级价格歧视的概念与理论模型进行讨论。由于国内外游客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采用差别价格政策能使公园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这样种策略的实行是有条件的。首先这种产品必须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黄鹤楼公园全国仅此一家，即使收取高一点价格，外国人也不会放弃到此一游。第二，必须能把不同市场或市场的各个部分有效地分割开来。公园可根据国籍、肤色、语言的不同来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他们实行差别价格。第三，各个市场必须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需求弹性不同。外国人的需求弹性比中国人小得多，因而定高一点价格的门票并不会影响他们游览黄鹤楼。接着还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现实中还有哪些情况下实行了这种差别价格策略。为了调动学生对启发性问题进行回答的积极性，教师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如凡是自愿回答启发性提问的同学，如果回答能自圆其说，期末平时成绩可以酌情加分。

2．案例教学法

例如在学习《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时，可以将我国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两种政策的实际操作过程向学生进行介绍。首先将此段时间的政策操作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介绍每个阶段实行相应操作的经济背景，实行松紧搭配的原因，取得的效果，最后再对政策的混合使用进行评价。这样就结合了IS－LM模型与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的原理，解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第一阶段是1988．9－1990．9，此阶段实行的是“紧财政紧货币”的双紧政策。第二阶段(1990．9－1991．12)，实行“紧财政松货币”的搭配。第三阶段(1992．1－1993．6)，实行“松财政松货币”的双松政策;第四阶段(1993．7－1996年底)，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第五阶段(1997－2002)实行适度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第六阶段(2004年—2007年)“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可以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各国经济的不景气，分析各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了哪些宏观调控的政策以及原因。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又联系了实际经济问题，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确定一个感兴趣的知识点并联系一个实际问题进行案例分析，该组同学自己制作课件，然后到讲台上为大家陈述，最后由老师就这个知识点应注意的问题进行点评。这种方式可使学生增强主动学习的兴趣，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精彩陈述，学生必须对理论熟悉于心并灵活运用，从而提高了学习效果。通过讨论，帮助学生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尽量在学到相关知识时寻找现实生活中比较贴切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可以调动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专题讨论+课后小论文形式

在完成理论讲授、材料分析后，就要结合社会现实并针对学生求知欲强、思维活跃的特点，紧扣所学的理论内容，拟出相关思考题，进行实践性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引发讨论和辩论，把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引向更深层次。

1．专题讨论

教师可以在某个理论系统讲授之后提出一个专题，让学生分析讨论，教师在其中可以适当进行启发式提问，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例如在学习分配理论这一章时，其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所以上课时首先提出问题———公平与效率谁为先，让学生们根据所学的理论和现实情况各抒己见。有的同学从政治学的角度，有的同学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有的从富人、穷人的角度分析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阐述了到底以公平为主还是以效率为主。最后，教师结合大家的讨论结果，得出大多数同学认可的观点，即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分配，比平均分配更有经济效率。但是按市场原则分配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政府应该对社会收入进行适当的再分配，以兼顾公平。通过这样结合实际的分析，使学生们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感受到经济学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而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2．组织专题辩论

这主要是选择一些综合性案例，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以辩论会的形式进行案例教学。如“人民币应该升值吗”、“我国现阶段应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等专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辩论。在辩论完后还可以要求学生就这些问题写出小论文，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可启发学生就身边的一些热点问题用学过的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锻炼经济思维能力，还可以促使学生去查阅大量资料，拓展知识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西方经济论文篇（6）

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尤其是民办三本院校、独立学院迫于自己的生存压力，对生源质量的看重远不及生源数量，导致学生层次良莠不齐，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就西方经济学而言，知识体系抽象，数理模型较多，对学生的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文管类学生普遍数学基础差，由此带来学生厌学情绪严重，教学效果不佳。

1.2对基础理论型课程不够重视

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办学定位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技术人才，强调动手能力。在这种氛围中，很多学生过于重视实践技能，忽视了理论教学的必要性。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课程，相对抽象，难于理解，表面上看实用性不强，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询问老师学这些理论有什么用？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3缺乏社会经济实践

按照本科院校文管类教学的要求，学生应该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动态，熟知社会经济现象。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加之学生自身认识不到位，目前绝大部分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文管类学生很少关注社会经济现象，参与社会经济实践的积极性不高，从客观上影响了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和效果。

2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课程学时分配不合理

按照现在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文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情况，西方经济学课程有的设置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授课一个学期，有的是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合并在一起，在一个学期讲授。但不管是哪种形式，从西方经济学的学时分配来看，实践学时偏少，有的院校干脆把实践学时设置为零。在这种学时安排下，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很容易只重视基础理论的讲解，忽视或忘记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2.2教师教学方法陈旧

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尤其是民办三本院校有一个共性的特征，就是办学时间短。在这种大背景下，任课教师普遍较为年轻，好多青年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走向讲台上课，缺乏实践背景和教学经验。对西方经济学而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教学方法陈旧，普遍采取“老师站着讲、学生坐着听”的格局，按照教材及备课内容从头讲到尾。加之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相对较多，对教学进度要求较高，很容易造成“满堂灌”的教学现象，学生疲于应付，课堂缺乏活力，效果普遍比较差。

2.3教材选用存在问题

目前，有的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教材选用及审核机制简单，甚至出现教材在网上随机选取的现象，教材质量差，内容体系不完善。另外，由于师资结构相对单一，教师普遍年轻，教学经验不足，在选取教材时存在经验主义，较多选取国内权威经典教材，此类教材的编写科学完整，理论讲解透彻，是很多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选取教材的不二选择。但这些教材未必适合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学习，因为这些教材理论内容讲解深度大，课后习题难度大，容易导致学生感觉接受吃力、理解难度大等，进而有厌学情绪，也容易给青年教师的备课及讲课过程带来压力。

2.4教学内容方面，理论与实际缺乏联系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是为学习其他专业课做准备。我国知名已故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多次声明，经济学本质上应该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学生在学完西方经济学后，只是记住了一些相对孤立的经济学概念，像“边际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地位很高，但很多学生觉得类似于这样的理论与自己的实际生活和工作联系太少，过于抽象。这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教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从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该门课程理论与实践联系严重不足，对其他专业课程学习的铺垫作用体现也并不明显。很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仅仅是讲解理论，而没有说明不同理论模块之间有什么联系？相关理论模块与社会实际有什么关系？本门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有多大的关联度？根据专业不同，教学内容的选取是否应该有所区别？

3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的一些思考

3.1合理整合课程学时分配

应该根据专业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上课方式，不是所有的经管类专业都适宜把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学期讲授，教学内容应该根据专业的不同合理地取舍。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应该打破传统的学时设置比例，西方经济学就应该是理论讲授，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应加大实践学时的比例，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而言更是如此。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理论性偏强在情理之中，对实践环节的要求和自然科学比较起来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实践环节并不等同于在实验室做实验，或者走出校门做市场调研，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应该多层次、全方位地看待实践环节在西方经济学中的运用。总之，首先应该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大该门课程实践环节的比例，并且提高要求，改变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就是纯理论的僵化定论。

3.2创新教学方法，敢于突破

一定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只顾讲，学生听不听无所谓，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和任课教师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改变西方经济学枯燥、抽象的形象。

3.2.1注重运用案例教学法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与社会经济现象联系紧密，实践性很强，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根据多年的实践积累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任课教师应该充分挖掘各个理论模块的现实意义，平时多关注社会经济现象，积极搜集相关案例并引入到教学过程中。像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的十几连跌现象，房地产行业由火爆转入平静等热门经济话题，应该在课堂中引入，进行讨论研究。在讲到“边际效用”时，应该让学生思考为什么对人类来说，水比钻石重要，而价格差别那么大？在讲到“价格歧视”时，可以让学生思考为什么苹果公司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和售后服务内容等。总之，任课教师在备课时，无论讲解哪部分内容，首先应思考该理论可以解读哪些经济现象和典型案例，务必突出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3.2.2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大部分老师都采用满堂灌、以老师为主的教学模式，对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不合适。这种院校的学生可能学科基础差些，但普遍比较活跃，兴趣爱好也较为广泛，自我意识比较强。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一特点，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向课堂要质量，即大胆翻转课堂。对于纯理论的易于理解基础知识点可以让学生在课下自学，由任课教师结合课程内容合理分解学习目标，采取分组布置任务的方式，让学生课下搜集素材，总结学习心得。等讲解相关理论时，让学生分组或选学生代表进行讲解，阐述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最后由任课教师点评优缺点。顺便重新讲解那些不易理解的知识点，这样，既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能展示任课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

3.2.3结合学生的特点选取合适的教材

没有任何一本教材适合于所有层次的学生，应该结合学生的层次和特点合理选取教材。西方经济学全面进入我国的大学课堂的时间也就是二十来年，教学经验和教学模式的探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出版社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层次差别较大，很多教材互相抄袭模仿，不成体系，选择教材要谨慎。笔者认为，对于应用技术型本科院校而言，应该尽可能选取自编教材，可能由于自身师资等因素，教材编写的质量比起那些权威经典教材存在差距，但是在教学内容的选取和教学深度的把握上无疑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更有利于学生接受知识，而且有利于提高青年教师的科研水平。

西方经济论文篇（7）

二、高职高专《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

1.很多高校选择的教材理论性强，难度较大，使学生失去学习信心和兴趣。经济学的很多教材配有很高深的数学模型和公式，高职高专的学生数学基础都比较差，自身的学习动力也不足，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模型让他们顿时产生厌恶，老师讲解得津津有味，学生却昏昏欲睡，感觉枯燥乏味，毫无教学效果可言。

2.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容易“审美疲劳”。我搜集了一些院校的课件和教案，也听过一些老师的授课，发现有些教师教学手段单一呆板，学生很容易感觉枯燥。我们的学生大多数都属于思维活跃、专注力持续时间较短的学生，如果手段单一，很容易让他们厌倦和懈怠。

3.教学方法欠灵活，学生参与意识不强，学习很被动。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大多采取主讲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讲理论、讲案例、讲习题，很少有机会让学生参与进来。学生被动地听，思维不够活跃，主动性较差。

4.对该课程的认识不足，导致教学侧重点不正确。很多教师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纯理论课程，只要把课本讲清楚了就达到目的了。照本宣科地教学只能使学生死学理论而不会灵活运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生一旦遇到实际问题时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个人的见解，更不要说能够学以致用。

三、对高职高专《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和建设的几点建议

1.教材和参考教材的选择。目前各个出版社的高职高专《西方经济学》教材可谓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教材还得视教师的教学特点和学生的学习水平而定。就笔者而言，我认为单纯一本教材是远远不够的。我在反复研读高鸿业先生的《西方经济学》同时，会借鉴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并通读经济学的入门小品文，最终为学生们选定的大多都是高职高专规划《经济学基础》等基础教材。我认为这样做的教学效果还是很好的。作为教师必须具备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因此我用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来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并且借鉴国内外的经济学名著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其次，在扎实理论的基础上为课程准备些入门的常识小品以便能够用最有趣、最容易理解的小案例帮助学生理解较深奥、较难接受的经济学原理。

2.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应灵活多样。学生们在听课过程中也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同一位教师一学期16周的教学，用同样一种方式讲解，学生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审美疲劳”。因此，作为教师，首先要保证仪表整洁。除此，教学手段也要灵活，我们可以让学生参与进来，经常加入课堂讨论、户外实践、撰写调研报告、组织小组间比赛等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学生就会更加积极地动脑筋参与和思考。另外，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如果有条件应该多媒体和板书结合使用，避免单纯板书或单纯多媒体。如果用多媒体授课，课件的版面风格尽量善于变化，尽量做得生动活泼，如一些动画演示、一些视频、一些时效性较强的图片、新闻、财经论坛等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网站信息，这些都是作为改变教学方式的好方法。

西方经济论文篇（8）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context-specific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在给出了制度的明确定义，找到了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后，格瑞夫对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影响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严谨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经验研究，对一系列有关制度经济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格瑞夫是以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为典型案例，展开历史制度分析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为典型，是因为它们在中世纪晚期虽然同样经历了商业革命的经济贸易繁荣，但在后来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发源地；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从此进入了经济的长期衰落。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指出：“对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制度发展的比较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导致这两个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制度轨迹的诸多因素，并且揭示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

格瑞夫首先探求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经过严谨缜密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后，格瑞夫得出结论：是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诸多事关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都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为什么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会作出如此不同的制度选择？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选择呢？经过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格瑞夫指出，是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历史事实表明，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

在建立海外贸易代表关系过程中，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而马格里布人却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过程中，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的方式扩大海外贸易关系。而马格里布商人则采取了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来扩大海外贸易关系。此外，在社会内部关系模式的选择上，热那亚人采用的是“纵向”的模式；而马格里布人则采用了“横向”的模式。经过论证，格瑞夫进一步指出，热那亚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的纵向模式，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与此相反，马格里布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则是不利的。

文化传统也影响了相关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马格里布人没能建立起提货单制度，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机制已经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问题。而热那亚商人缺乏同样的非正式实施机制，他们只好通过使用提货单、通知单及其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解决与海运货物相联系的组织问题。另外，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文化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而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商人们不会指望得到这种互助。于是，意大利人发明了保险制度。再有，在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商人们迫切希望提高雇佣商的安全性。这样，家族企业这种具有无限生命期和较低破产可能性的组织形式便在热那亚应运而生了。而随着家族企业形式的发展完善，它开始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同时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等问题。显然，这孕育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而马格里布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相当长的时间后，仍没有建立类似的组织和相应的制度。

文化传统也对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在热那亚这种个人主义社会中，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传递通畅的信息网络，非正式的经济强制水平又相对较低，为了促进交换、支持集体主义行为和减轻搭便车问题，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就是必需的。而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有效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完全能够对潜在的违约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并对现实的违约者实施有效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再需要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了。

从上面理论分析和史实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格瑞夫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支配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关系的不同的制度，在很大程度归结于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其经济制度。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最后，格瑞夫指出，马格里布人的制度结构与当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相类似，而热那亚人的社会组织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相类似。这表明，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

历史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其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历史中的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通过探索，格瑞夫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可能。第三，历史制度分析在如何在制度分析中发挥历史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历史的检验功能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第四，对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和发人深思的结论，推动了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当然，历史制度分析毕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新学说，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中，必然存在着某些不足与局限。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了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了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还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五、启示与思考

纵观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其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以及新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与方法同经济史研究的结合，导致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运用，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出现；而历史制度分析的崛起，更是得益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大规模引入。其二，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经济史学的发展仅仅依赖于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够的，还要（或者说更主要地）依靠自身的实力去赢得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进一步说，经济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从理论经济学中汲取动力和营养，积极引进和借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更要以自己所特有的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和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证实自己对经济理论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要这样，经济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真正地融入经济学的主流。西方制度经济史学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与新制度经济史学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与历史制度分析对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契约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分不开的。

目前，我国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学界同仁认为，制约我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瓶颈”是缺少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我以为，如何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无疑是重要的，但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与“恩赐”，不能依赖四处呼吁去乞求别人的重视和更多的倾斜政策，而是要靠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独具的研究视角、尤其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去证明经济史研究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去赢得社会和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界）的认可和重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使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与创新。在这方面，需要我们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二是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目前看来，对后一工作更缺乏重视与投入，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提高。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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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论文篇（9）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满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的现实，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框架，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做出制度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本文将在以下进行分析。

一、前提假设：社会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质与人的主观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过于理想化，因而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和确定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更为现实的经济分析假设，即有限理性、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指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对环境与信息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等原因，必须承认人们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由契约和市场来组织的。由于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搜寻备选方案，对外界及未来进行估计并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比较。目标函数的最大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家庭追求效用极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分析方法，而“强调个体单位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极大化，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这就强调了个体单位的理性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个体无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被认为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函数极大化。机会主义“指的是欺骗性地追求自利，这包括但并不仅仅限于比较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和欺骗。机会主义更多地涉及更复杂的欺诈形式，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形式，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形式。”机会主义被定义为是一种自利行为，它的存在是经济交易中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限制机会主义因此成为制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以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利益的客观性质为前提假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及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对象定位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研究制度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人的主观行为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观行为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不能使各个方面都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决策。因此，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进行理性选择，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函数的极大化；同时，通过这种制度对人们的主观行为进行约束，使机会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科学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它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也是其基本方法论。它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它关于自然和社会、社会制度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坚持了辨证的、唯物的发展观，唯物主义、辨证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始终如一地贯穿于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分析中，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与此相联系，研究方法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着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一个基本基石。但是，其整个学说仍然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构建的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基本方法论是与这一哲学基础相联系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其研究方法根子上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方法论的一个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其有关经济史的理论，在标榜价值判断中立的旗号下，力求其理论对史实的解释力，因此，实证分析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描述方法。由于其最终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因此，个人主义原则是其研究方法中所追求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体的理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对个人理性的重视贯穿于它对企业、利益集团、国家等组织的分析和研究中。当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被安装到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组织身上后，接下来很自然地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比较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也就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三、研究目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的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人具有充分的理性。新古典模型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观念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正是通过对新古典模型中经济人假定的修正才扩展了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于是新制度经济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比新古典模型跟逼近现实层次的人的行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新古典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是交易费用为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被修正为交易费用为正。新制度经济学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制度经济学仍坚持这一研究对象，它只是加上了资源配置目标函数的一组制度约束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目的和标准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超级秘书网

从范式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终极性价值判断，即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和替代是必然的。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即以希缺资源的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永恒合理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才产生了两者的研究宗旨的不同。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继承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重视和分析制度的理论和传统，并在其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深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和作用。虽然我们比较了二者的诸多不同，但是从超越对立的思路来看，二者存在互补的一面，新制度经济学以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某些不足。

【参考文献】

[1]周建成：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与刘国光教授商榷[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1）.

西方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股东治理模式/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所有者Corporategovernance/siockholderCorporategovernance/residualclaim/humancapitalproprietor

【正文】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48(2001)05-114-02

1公司治理结构内涵

公司治理结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的时间是80年代中期，迄今为止，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什么是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定义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1)制度安排学说

斯坦福大学教授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也说：“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于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①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②如何评价和监督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员工论文；③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一般而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利用这些制度安排和互补性质，并选择一种结构来降低人成本。近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投资者（外部人）如何监督约束经理（内部人）。

中国经济学者胡汝银在他的《中国需要公司管治革命》一文中认为，公司管治（即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和高级经理人员为了股东、职员、顾客、供应商及提供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管理和控制公司的一种制度和方法。

(2)组织结构学说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他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文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革委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3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上述3者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这实际上是标准的狭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中国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持此种观点，例如陈清泰在他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一文中认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形成这样的机制：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3者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论文。且此种观点与十五届四中全会党的文件完全一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督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和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

(3)控制决策学说

奥利弗·哈特在英国《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治理结构被看作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些决策在初始合约中没有明确地设定。更确切地说，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没有详细设定的话，治理结构将决定其将如何使用。”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文中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于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地对应，既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风险的人承担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有多种定义，多种内涵，前文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治理结构的不同表述。吸取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的成果，结合我国实践，概括起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企业内外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及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关系，又是一种权利的制衡机制。

2西方两种治理模式分析：股东治理模式与利益相关者（或人力资本治理模式）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处理不同利益集团即股东、债权人、管理人、员工和社区之间的利益格局关系，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制度安排。关于公司治理模式争论，在西方经久不衰，其核心就是“传统的”、“股东治理模式”和“新兴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或者目标利益优先的问题。

按照股东治理模式，作为股东人——总经理（或董事会），必须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和行为准则；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现代公司不仅归股东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实际上也为公司进行了投资（如员工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考虑了相关者的利益以后，企业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管理论文。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是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的多重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不应该只是简单化地以凤东利益至上的单一目标。

经营目标之争，其实质就是股东还是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的所有者，即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谁拥有企业的最终决策权，谁承担企业经营不善的损失与风险。这也就是企业理论上所讨论的谁拥有企业，谁是企业经营的剩余控制和剩余索取的问题。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的不完备的契约组成的(anincompletecontract)。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未来风险与收益的不确定性，要使所有企业成员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剩余索取权(residualclaim)的由来。同样，因为进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当实际状态出现时，必须有人决定如何填补契约中存在的“漏洞”，这就是剩余控制权(residualControl)。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谁就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目标就应该为其制定。

投入资本的股东，本身就具有这种特性，货币资本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任意可分割性，因而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而相比之下利益相关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代表），有一些学者从知识经济理论出发，认为依据人力资本正在成为财富创造核心动力的推理以及现实中人力资本作用和待遇不断提高的种种现象来证明人力资本重要性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理由。用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向资本雇佣劳动提出质疑。

作者认为进入企业的各种要素：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理论上具有平等权利获取和行使剩余控制权，但现实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先天特征：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即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导致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具备承担企业经营最终风险义务的能力。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表明人力资本所有者无法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由如下：

首先，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投入到一个特定的行业或企业之后，其所作的承诺可信赖性远比不上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所作的承诺。因为非人力资本具有天生的抵押功能，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经营失败时，人力资本所有者除有自身人力资本外别无他长，受现实法律制约，无法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活生生的个人，进行拍卖、转换、变现或抵押，也就丧失了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能力。

其次，人力资本专用性决定了其价值难以判断。为特定交易或合约服务而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是指工作中有些人才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的信息。人力资本专用性使得人力资本不能象非人力资本那样可以在静态下用货币加以度量，其价值随时、空的变化，对不同人或企业来说不是唯一的，甚至大相径庭。由于其价值最难以度量及受人才市场不完善的制约，很难显示真实的人力资本价格。因此，价值量的不稳定也阻碍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企业风险的能力。

以上论述表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只能作为雇员。我们认为，企业是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的企业，股东拥有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承担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一般情况下不承担经营的边际风险，收入也比较固定。因此，企业的经营目标就应该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制定，就应该维护股东的利益。

诚然，股东利益至上会带来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员工的失业，供应商的中断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但这些完全可以依靠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来解决，而不应该在企业这个层次来探讨。

3实践指导意义

研究西方公司治理结构和模式，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造的过程。从复杂的治理理论与多变的治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求得一剂药方，置之四海而皆准是不可能的。

首先，公司治理结构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或间接）的控制与“三会四权”（或其他治理形式）权力制衡与约束实现内部（或直接）的有机整体。从现有文献上看，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内部组织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配置，激励与约束如何安排，而把竞争的外部市场，（如产品市场、经理人员市场、平均利润率形成等）看成是配套改革，在作者看来，公司治理结构是内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组合，缺一不可，不能把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看成是配套措施而放置公司治理结构整体改革之外。

第二，在学习、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之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前苏联与东欧在转轨时完全套用西方的作法，出现的问题是明显的，损失是惨重的。一种制度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其潜在的改革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中国在设计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一定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那种完全西化的“拿来主义”或“拼装组合”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第三，中国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多种多样的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各行业有很大差异，而且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企业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进行大范围的试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能看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和一国内的企业组织都非常不同，例如英美主要是股东治理模式，德日主要是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且一国在不同时期，治理结构上也有变化。中国企业改革最危险的政策可能是推进一种特定的范式（由法律规定的、或领导人肯定的），并且是强制的。

最后，我国国企公司化改革，作者主张采用股东治理模式为好。一则股东治理模式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为手段，不应该在企业这一个层次上过多地考虑相关者（集团）的利益。其次，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股东治理模式产权清晰，易于决断，交易成本较低，收益远大于成本（相对于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而言）。最后这本身也符合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企业这一层次讲效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讲公平。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胡汝银．中国需要公司管制革命．中国经济政治评论，1999(10)

3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4莫奥利弗·哈特．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经济学动态，1996(6)

5衣长军，张贤澳．公司治理模式之争与我国林业企业改革．林业经济问题，1999(3)

6赵增耀．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中的几个理论观点．经济学动态，1998(10)

7王跃生．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的所有权．经济科学，1999(4)

8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经济研究，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