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1）

一、行为金融理论研究现状

现代金融学理论作为一套严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其“有效市场假说”（EMH）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一脉相承；自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建立期望效用理论以来，先后发展了利息理论、投资组合理论、MM定理、CAPM定理、套利定价理论（APT）、期权定价公式（BS公式）、有效市场理论（EMH）、托宾Q值理论等，它们一起构成了现代标准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和严密的科学化体系。但人们却发现金融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异常现象”，如羊群行为、规模效应、一月效应、股票溢价之谜、股利之迷、赢者输者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反转效应等，股价剧烈震荡等金融市场价格偏离基本价值的现象。此外经济学家发现的阿莱悖论（Allaisparadox关于预期效用的悖论）和艾尔斯伯格（Ellsbergpa-radox关于主观概率的悖论）。这一切都说明理论与实际之间出现了背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发展已经需要新的表现出人类行为特征的研究方法。于是在以新古典为代表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和金融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迂回又回到了源头，因为它所依据的基本行为假设的本质是心理学意义上的。

因此，“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便成为了学界的关注点，除了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测试的支持以外，行为金融理论更多地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CongnitivePsychology）的影响，将心理学作为研究金融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对投资者心理和证券市场效率的研究源于对一般经济主体心理和商品市场价格的研究。StatmanMeir（1999）认为：行为金融学与现代金融学本质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它们的主要目的都是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利用尽可能少的工具构建统一的理论，解决金融市场中的所有问题。唯一的差别就是行为金融学利用了与投资者信念、偏好以及决策相关的情感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例如，认知心理学中的启发式推理方法、确认性偏差和框定依赖等，情感心理学成果中的过度乐观、保守主义和情绪性效应等，社会心理学成果中的信息串流、羊群效应等研究成果。行为金融学研究者认为：人们并不总是以理性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这些偏差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人们的金融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到资产定价。在学术研究和金融实务中，正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金融投资决策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与行为金融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相关科学基础包括心理学、行为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有关投资者行为偏差和市场非有效的研究纷纷涌现。由于新近出现的行为金融学理论更多的是借用认知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异象进行解释和判断，各种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纷至沓来，相信在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和研究体系之前，将是行为金融学理论各种假说和解释的“理论丛林”时代。因此，对于行为金融的研究视角也各不相同：Shefrin（2000）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成三类，分别是经验法则偏误、框架相依和无效率市场。Barberis&Thaler（2001）认为行为金融领域的研究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有限套利；二是心理。李心丹（2003）从有限理性的个体行为研究、金融市场中的群体行为研究和非有效市场研究三个层面为行为金融研究提供了系统论的思路。王宁（2005）从微观角度研究了国内投资者33种心理偏差，以期打开投资者“认知黑箱”，探寻投资者内生偏差的微观机理。

从上可知，行为金融学研究的视角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是针对市场非有效性和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的研究；微观层面主要是针对投资者心理偏差所导致各种市场异象的研究（王宁，2005）。而且，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股票市场对非有效市场均衡和投资者行为偏差所进行的研究，对于其他的市场则仅有少量的研究，对于基金市场的研究仅集中于基金折价方面，对于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固定收益市场等的研究则更不多见，目前在行为金融学领域除了股票市场，对于其他资本子市场还有待深入研究。不同的资本子市场的市场结构和交易规则不仅相同，因此需要结合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对行为金融学进行中观研究。

二、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现状

市场微观结构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市场微观结构是各种交易制度的总称，包括价格发现机制、清算机制、信息传播机制等诸方面，狭义的市场微观结构仅指价格发现机制。

从广义上来看，市场微观结构由5个关键部分组成，即：法规或规则、市场参与方、信息、技术和金融工具。市场通常采用流动性、波动性、交易成本和透明度四个指标来反映市场质量或者市场效率。从狭义的交易机制角度看，市场微观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内容：（1）价格形成机制；（2）指令形式；（3）交易离散构件；（4）价格稳定机制；（5）信息披露方式；（6）交易支付机制。

最早进行市场微观结构研究的是Working（1953）和Houthakker（1957），而Demsetz（1968）的《交易成本》一文则奠定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基础。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价格发现的模型及其实证研究；二是关于市场结构与设计方面的理论、实证和实验研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早期文献侧重于研究价格确定模型和对价格形成过程进行实证检验，包括交易成本的确定和交易价格对信息的动态调整等问题，如存货模型和信息模型。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开始关注市场结构与设计问题，即研究不同的市场结构和交易机制安排对市场质量和价格的影响，如流动性、存活性、稳健性和市场设计等一系列问题。

相比于传统金融学理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打开资产交易过程的黑箱，研究不同的市场微观结构对于资产价格和市场效率的影响。但是，资产的市场出清价格是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大量的投资者在特定的市场微观结构中不同的买、卖决策的结果。相比于传统金融学理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打开资产交易过程的黑箱，研究不同的市场微观结构对于资产价格和市场效率的影响。但是，资产的市场出清价格是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大量的投资者在特定的市场微观结构中不同的买、卖决策的结果。因此，进一步分解交易黑箱绕不开在特定的市场微观结构条件下投资者如何认知，如何判断，如何决策等问题。

我们认为，市场结构以及交易规则会对投资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透过对众多投资者投资行为隐性的制约和影响，市场微观结构和交易规则将对资产价格和市场效率产生显性的影响作用。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行为金融学交叉的视角进行研究，并逐渐吸收不完全竞争理论、博弈论、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以及认知心理学等一些新的方法和理论，以探寻市场结构影响投资者行为，投资者行为影响资产价格的形成，这将是金融学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三、行为金融学的中观视角：市场微观结构与投资者异构行为

对于已有理论的检视为发现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可能，通过上面的讨论可知，现在行为金融学理论研究大都关注宏观的市场非有效性和微观的投资者心理偏差机理的研究，而从中观层面对于金融市场各个子市场的横向研究还不多见，可以说还是空白。再说，对于股票市场的行为金融学研究是否可以适用于整个金融市场，是否仅凭对股票市场的研究就可以建立起统一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而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则更多的是应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博弈论来研究资本市场微观结构在资产价格发现与价格确定机制中的影响与结果，其实质是市场微观结构与资产价格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已经初步涉及打开资产价格形成过程的“黑箱”的目的，但准确地说其仍然是从物（市场微观结构）到物（资产价格）的过程，如果说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揭示了市场微观结构与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话，那么则是“知其然”；如果要进一步打开“黑箱”，逼近资产价格形成的“所以然”，则绕不开对市场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者的研究。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同和发展、变化是市场规则制定者和投资者互动博弈的结果。投资者持续的决策和选择给市场注入强大的活力，使得市场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而市场微观结构和交易机制的更替则相对要少的多。连续变化的投资者行为和间断变更的市场结构和交易机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匹配的过程。众多投资者的投资或投机博弈能够在短期内形成与之适应的市场结构与交易机制；而某阶段的显性或隐性市场结构和交易机制则是市场长期演化发展的节点和基础，这些显性或隐性的结构和机制当然也被市场中“冷暖自知”、“风险自担”的投资者所获悉，对投资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和投资行为。可见，市场微观结构是透过有限理性投资者的认知，影响其心理或与其心理产生交互作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其决策，并最终传递至市场交易结果——资产价格和交易量。这就是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存在的焦点，也是本文拟将研究的主要方面。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2）

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1][2]，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论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7]运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2002)[8]、张金瑞(1990)[9]、庄卫民(2003)[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2002）[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察，没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划分，来深入揭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顾海峰（2010）[13][14] 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该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其中：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2010）[15]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时期工商管理论文，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针对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本研究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1）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①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②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2）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其中，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①技术进步潜力。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论文，80年代以来已经达到60%-80%。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得， Y/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②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国。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

③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是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是对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工商管理论文，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特

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无法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如图3-1所示。从图上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工商管理论文，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3-1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图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中国。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但因其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①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2）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这是通过政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工商管理论文，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活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3）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并利用资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明确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四．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工商管理论文，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还取决于信贷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

②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③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论文，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作用中国。

（2）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从而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论文，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

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在国家关于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础，为金融学术

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3）

流动性是金融机构经营发展必须遵循的第一原则，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受国内外金融市场众多因素的影响，金融机构流动性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流动性风险，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出现时影响单个金融机构或者整个金融业的的发展，甚至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随着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银行业金融机构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愈加明显，金融机构流动性问题更为凸显。因此提高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对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对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具有直接的影响，从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出发，分析当前货币政策的实施和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现状出发，选择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来合理调控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对金融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货币政策视域下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理论

1.货币政策操作相关理论。农村金融机构货币政策理论主要包括货币政策操作工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以及货币政策操作传导机制等相关理论，货币政策理论的研究和分析是如何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操作职能，稳定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的基础。

1.1货币政策操作工具。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货币政策工具以其调节的重点不同分为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存款准备金和率、再贴现。央行通过调节整个金融机构的准备金与货币乘数来影响货币总供给量，从而改变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贷款规模控制、特种存款、窗口指导等。本文从调控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出发，侧重于对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研究。第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存款准备金率是指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例。中央银行一般通过改变货币乘数来调整金融机构信用创造水平，或者通过调整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来收缩或扩张金融机构的信用和流动性。第二、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以此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行流动性管理。公开市场业务是能够直接调控银行储备变化的主动性工具。中央银行通过长期性和临时性的储备来调节金融机构准备金，来影响货币的供给量以及利率水平，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第三、再贴现政策。再贴现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制订或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及货币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从而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的一种金融政策。主要通过调节再贴现率与规定再贴现票据影响金融机构再贴现额与超额准备金，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来调节银行体系的储备供给来控制金融机构信用总量。

1.2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指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某项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特定的经济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般定义为实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保持金融稳定。由于其目标之间具有矛盾复杂的关系，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在实际中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单一目标，以稳定币值作为基本目标；另一种是双重目标，就是稳定货币和发展经济兼顾。而在实际经济调控中，无论是单一目标、双重目标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基本矛盾。

1.3货币政策操作传导机制理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最早凯恩斯派的利率渠道传导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演进，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理论作用凸显。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一般为：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到企业、居民等非金融部门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从非金融部门经济行为主体到社会各经济变量，包括总支出量、物价、就业等三个基本环节。

2.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理论。金融机构流动性理论主要包括资产流动性管理理论、负债流动性管理理论和资产负债综合管理流动性理论，这三种理论相互补充，促进了金融机构业务的不断发展。资产管理理论在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资产管理从商业贷款理论转换为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利率管制导致资产收益下降，金融机构面临了较大的流动性压力，为了缓解压力金融机构开始主动负债，负债理论开始指导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管理。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浮动汇率制度使得金融自由化不断推进促使利率市场化，利率频繁的波动导致银行负债面临了巨大的不稳定性，金融机构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对流动性指导理论进行更新，形成了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

二、货币政策操作对农村金融结构流动性的影响

1.通过对法定存款准备金影响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通过影响法定准备的储备量来影响银行超额准备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进行调控。当人民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放法定准备金数量增大，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支配的资金减少，流动性减弱，作用机理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金融机构存放央行资金增加金融机构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减少流动性下降。当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减少法定准备金数量，则农村金融机构可支配货币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强，作用机理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放央行准备金减少农村金融机构可支配资金增加货币创造能力增强、流动性增强。公开市场业务主要是指央行进行央行票据的发行或购买来调节金融市场货币流通量。人民银行向金融机构进行公开市场购买，开展逆回购、到期收回央行票据，银行超额准备金增加，达到回笼银行体系的货币资金的目标，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反之，央行发行央行票据、卖出政府债券，从而减少银行超额准备金，进而释放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再贴现是通过调节再贴现率作用于超额准备金来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下调再贴现率，金融机构向向央行再贴现贷款增加，使得超额准备金增加扩充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作用机理是：央行下调再贴现率金融进行再贴现收到再贴现贷款，超额准备金增加可支配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强。反之，央行上调再贴现率，金融机构流动性则会减弱。

2.通过利率渠道影响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法定准备金率通过利率影响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是以微观市场主体传递信号，由货币市场过渡到资本市场，最终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获取成本。作用机理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央行发出紧缩信号市场主体预期货币供给将减少货币市场、市场利率上升金融机构获取资金成本增加流动性降低。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时，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主要指央行通过影响利率和改变超额准备金两方面来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直接影响市场利率来调节金融机构流动性，作用机理是：一方面央行直接调整公开市场业务的债券回购利率，引导银行间拆借利率市场的变动基准利率得到调整市场利率变动；另一方面通过改变银行超额准备金来影响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间接影响市场利率，进而对银行的资金成本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水平。作用机理是：央行进行逆回购货币市场资金供给增加货币市场利率下降商行货币资金成本降低贷款利率下降流动性上升。再贴现率政策是中央行调节再贴现率来影响利率水平，再贴现率有效应用必须有以下几个条件：央行能随时按规定利率自由提供贷款，调节农村金融机构的放款规模；农村金融机构在央行进行再贴现贷款；市场利率高于再贴现率的利差能弥补承担的风险及农村金融机构放款管理费用。再贴现率通过市场利率调节金融机构流动性的过程为：央行上调再贴现率金融机构获得再贴现贷款的成本增加金融机构再贴现意愿降低货币市场资金供给下降市场利率上升金融机构资金获取成本提高可用资金减少，流动性减弱。反之，若央行下调再贴现率，则流动性会增强。3.通过信贷结构影响农村金融结构流动性。央行对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控制能力决定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有效性，控制能力强弱取决于金融机构存款来源与其他资金来源的替代程度。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比较缓慢，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因为金融监管较为严格使得存款来源与其他资金来源的替代能力较弱，因此农村金融机构资金运用主要以贷款为主，所以央行对农村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控制能力较强。目前货币政策在我国是有效的，信贷传导渠道可以有效发挥其作用，使得货币政策工具能有效地对信贷供给产生影响。当央行上调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下降，使得金融机构流动性供给下降。其作用机理是：央行上调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下降金融机构信贷供给能力降低流动性供给下降。如果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比较充足时法定准备金率的上调可能难以引起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缩减，从而对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产生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中灵活性与弹性较高，央行可运用其对信贷供给进行局部的微调。央行主要是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从而影响信贷供给，工作机理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农村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产生变化引起信贷供给量变动使得流动性供给产生变动。再贴现率政策中，央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影响金融机构向央行的借款成本，进而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产生影响，一般来说，由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性质和特点决定再贴现率操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影响非常不明显。

三、完善货币政策操作促进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对策建议

为了使得农村金融机构在经济金融快速发展中能提高流动性管理，稳定健康的经营，本文通过对货币政策操作理论和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理论的分析，以及货币政策是如何来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进行了分析论证，提出了完善货币政策操作促进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对策建议。

1.完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手段。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优化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中，改进与完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手段，使之更具有灵活性与可操作性、更加多样化与规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定准备金率是当前我国较为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调控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因其效果强烈，影响明显成为央行进行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首选工具。此外，我国金融机构资金主要来源是大量的存款，存款准备金率调控的存款涵盖了金融机构大部分存款，使得该工具操作容易，但是由于当前许多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过渡，加之该工具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当今央行在该工具的使用上非常慎重，尽量避免频繁使用。

2.完善货币操作目标体系。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主要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因为当前我国货币市场结构单一，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完全实现，银行体系资产结构非常单一，贷款占资产总量较大，因此央行只能选择基础货币作为操作目标来实现调整金融机构流动性的目标。基于我国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入，货币市场特别是金融机构间拆借市场的不断发展，利率风险控制手段改进，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应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实行以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操作目标和中间变量，同时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与债券市场长期利率作为辅助操作目标与中间变量纳入我国目标体系，以丰富我国货币操作目标体系。

3.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为农村金融机构更好的发展提供宏观环境上的支持，在推进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货币操作目标转型过程中，完备的金融市场是有必要的。根据交易期限的长短金融市场可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是融通短期资金的市场，主要包括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协议市场、商业票据市场、银行承兑汇票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大面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在货币市场建设中，首先丰富货币市场投资工具，大力推广货币市场基金，以满足市场主体多投资需求。大力发展票据市场，使得货币市场拥有丰富的替代性金融工具，增强货币办操作工具的实用性。其次，扩大货币市场交易主体，实现交易主体的多元化与开放性。最后，加快货币市场制度、组织体系、清算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构建市场利率体系，消除利率倒挂和利率失真现象。

4.优化存贷比率。存贷款比率是衡量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的主要指标之一，适当的存贷比率是农村金融机构实现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的重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是由流动性和盈利性共同决定的，在金融机构资产和加权风险资产资本充足率达到了规定比例的约束条件下存贷款比率低于最优值的情况下，适当提高贷款利率，能够有效地补偿不良贷款风险并将道德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可以有效削减超额存款准备金数量，更大程度地减少金融机构闲置资金的机会成本，因此优化存贷比率既可以保持农村金融机构合理的流动性又可以实现盈利性。目前，受国内外金融经济变化的影响，金融机构的发展随时面临风险和挑战，合理控制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是农村金融机构更好的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从货币政策操作理论以及农村金融机构流动相理论着手，分析了货币政策错做工具如何影响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从而提出了完善货币政策操作促进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对策建议,为高农村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水平，实现农村机构盈利性和安全性目标奠定了基础。

作者:王延妮 单位:陕西吴起农村合作银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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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岳意定，徒蓓君.从紧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研究[J].时代金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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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涛.运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J].中国金融家，2011.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9-055-06

一、引 言

次贷危机爆发前，主流金融监管理念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经济人做选择的目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一般均衡定理，即在个体自利行为下，“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市场均衡。在此基础上，因为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并且市场是有效的，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排除造成市场失灵的因素，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少监管或不监管。理性范式认为：第一,市场价格信号可以反映理性评估经济价值的结果；第二,依靠市场纪律可以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第三,让问题机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第四,金融创新对经济是有利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没有必要，市场竞争和市场纪律会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a金融创新。在此思想指导下，美联储一直奉行自由主义的方针，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和依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市场纪律。

然而，次贷危机暴露出现代经典金融理论的局限性：市场的参与者不一定是完全理性；即使市场的所有个体都完全理性，整个金融体系也不一定能保证理性；政策制定者也是有限理性的，其思想和行为出现的偏差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放大器；市场自身不具备自我纠正功能，自由市场有时甚至鼓励风险投机行为；现行的金融监管并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这些都促使政策当局不得不反思现行政策的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上各种异常现象频繁出现，模型和实际的背离使得现代金融理论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尴尬境地。在此基础上，行为金融学悄然兴起，并开始动摇传统金融理论的权威地位。行为金融学从更贴近人类决策心理的角度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了现代经典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的失误和缺陷被认为是造成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相继提出了金融监管建议和改革方案，包括增加信息披露、实施更稳健的资本充足率和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等。然而，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危机中监管的缺失而进行补救，属于危机导向型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脆弱的风险抵御能力。原因就在于这些方案都忽视了“非理性的行为因素”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从根本上给现有金融监管范式提出了挑战。本文从行为金融角度分析次贷危机，探索金融监管的改革，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行为金融理论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第三部分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对次贷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初期，Keynes在研究中考虑了人们的心理因素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提出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1真正意义上的行为金融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近些年，行为金融学家们成功地将理论应用到对金融市场的现象的解释方面。

（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

Kahneman 和Tversky（1979）提出“期望理论”这一行为金融学中最基础的理论。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并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风险厌恶的。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会低估不确定的结果而高估确定性的结果，这导致投资者在面临条件相当的赢利前景时倾向于接受确定性的赢利；投资者在面临损失时有风险偏好倾向，而面对收益时会变成风险规避倾向。因此，面对各种复杂衍生品的推陈出新，投资者也会不断改变他们的偏好，因为这些产品使得投资者难以进行风险评估。Shiller(2002) 系统地阐述了从经典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念的转变。他指出虽然现代经典金融理论占据学术界主流地位，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市场上一系列金融异象的出现质疑了经典金融理论的合理性。行为金融学综合运用了现代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理论分析金融市场主体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了金融市场上与传统金融理论相悖的异常现象。

次贷危机前，行为金融学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李国平，2006）：①解释股票市场整体的异常现象，包括股票溢价，股市回报的过度波动以及金融泡沫的形成。②解释股市横向平均回报的异常现象。③解释封闭式基金大幅度折价交易的原因。④解释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⑤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分析公司财务决策中的异常行为。

（二）行为金融研究在除金融市场以外领域的拓展

近年来，国外对行为金融的研究拓展到金融市场以外，国内如肖本华（2009）对国外在行为经济范式下的货币政策研究进行述评。李稻葵等（2009）建立了一个新的货币政策理论框架，把市场情绪、资产价格等因素纳入，探讨市场情绪、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市场情绪应该成为货币政策一个重要的参考变量。为保持产出的稳定，货币政策应该和市场情绪反向运作。陈彦斌等（2009）研究了信心、动物精神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谢平（2009）提出放弃原来市场有效原理及基本假设，对过去金融监管规则进行修改。黄明（2009）提出在非理性思维下改革现有金融监管。刘蓉等（2010）对国外行为财政学的研究进行述评。

（三）简要述评

现有行为金融的理论研究及应用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对金融市场的一些现象进行解释；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行为金融的运用不断拓展到宏观经济及政策，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以综述性的研究为主。

三、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对次贷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

2007年5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投资者对房地产、金融业、美国经济及全球资产市场的担忧。之后，危机迅速传至全球，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关于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失误说、金融自由化过度说、监管缺失说和经济结构失衡说。目前从行为金融角度分析次贷危机的文献较少，而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点。

（一）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因素

1.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是指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过度相信自己判断的行为。美国经济在1995－2001年间出现了互联网泡沫，该泡沫的崩溃直接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为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通过降息促成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次级抵押贷款整个利益链条上的经济主体忘记了过去危机的痛苦经历，处于一种过于狂热的状态，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过度自信地认为流动性的市场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金融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过度自信和非理性氛围。

在市场繁荣时期，流动性充裕，房价普遍持续上涨，银行放松贷款标准，居民购房意愿上升；抵押贷款发放机构过度自信于对利率和房产市场走向的判断，放松甚至忽略了对次贷购房者的能力评估标准，大量无抵押贷款的出现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投资银行则过度自信地低估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高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而处于链条末端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及养老金等证券化产品的购买者，过于相信银行机构的信誉和评级机构的操守，在资产组合中过多地配置了该类高风险资产。

2.认知偏差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在决策时往往不是依靠逻辑推理来进行和完成的，而主要是依赖“启发式”策略进行的。2次级抵押贷款利益链条上的市场主体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

第一，市场主体锚定当时低利率的环境，明显高估房地产市场的未来价格走势，低估泡沫及其危害，甚至把住房价格上涨看做是确定性的现象，结果反过来低估了次贷衍生品的风险。

第二，投资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次级按揭贷款进行打包，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债券市场出售。投资者之所以愿意购买，在于历史上这种债券的违约率极低，且收益率显著高于其他可比资产。金融机构对于多级证券化创新产品的收益与风险具有经验不足的特征。市场参与主体根据某一初始值进行锚定，希望通过锚定后的调整来达到对这类金融创新产品风险与收益的合理估计，但该初始值的设定是不当的，调整是不完整的。最终造成了次贷的参与者无法完全合理估计该产品的风险与收益，在风险收益不匹配的框架下对该类产品造成了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第三，证券化市场不断发展，证券化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者无法完全理解这些结构性信用产品并对其进行估值，受易得性和代表性偏差的影响，投资者转而过度依赖信用评级。

3.损失厌恶

损失厌恶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感到损失的数量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危机爆发后，市场出现崩溃，市场参与者意识到信用评级的不可靠，停止交易。结果由于缺乏流动性，使得市场上结构性信用产品定价变得更困难。金融机构不能准确判断自己所持有的结构性信用产品的风险敞口规模和可能的损失，开始关心其资本的充足情况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他们担心交易对手出现信用风险，不愿意再为其提供资金。整个市场充满非理性的恐慌，市场交易量迅速下降，整个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出现收缩，引发金融机构集体性的惜贷，金融机构开始囤积流动性，这时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一下完全消失，出现市场流动性枯竭。

4.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是指群体中的个体彼此模仿、彼此传染感情。个体之间相互刺激并且循环下去，情绪越来越高涨，最终导致群体失去理性。羊群效应在危机的传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次贷危机的爆发造成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市场价值下降，金融机构出现巨额的账面亏损，被迫启动去杠杆化过程，通常采用出售风险资产，主动收缩其资产负债表的方式。由于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受从众心理的影响，金融机构试图在同一时间大规模出售风险资产，增强了整个市场的恐慌气氛，这时如同金融机构一样，金融市场也出现恐慌性挤兑，加剧资产价格的下跌。

羊群效应还充分表现在跨金融市场传染中。次贷危机中最早受到冲击的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而真正带来灾难性影响的是整个信贷市场的危机。金融市场崩溃后，金融机构流动性急剧下降，此时市场的流动性支持又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信用卡贷款等非房地产贷款违约率直线上升，信贷市场开始急剧紧缩。

（二）监管当局的行为因素

1. 过度自信

和市场投资者一样，监管者也容易产生过度自信。例如在判断市场风险的时候，监管者往往显得非常武断专横，他们往往过度自信于自己的判断。次贷危机爆发前，企业和金融机构都拥有“漂亮”的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不仅能轻易地满足资本监管要求，而且其资产质量也在宏观经济的繁荣周期中显著提升，这使得监管当局过于自信于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放松警惕。并且，对于证券化的金融衍生品，监管者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认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没有必要，市场竞争和市场纪律会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监管者过度夸大了证券化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

2. 认知偏差

第一，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风险的认知出现偏差。传统的银行监管理论认为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在于确保单个机构的审慎经营，即所谓的“微观审慎监管”。然而，近些年来，单个金融机构出现问题，进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危机爆发已经很少发生。其间出现的多次金融危机基本都源于信贷和资产价格高增长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共同的且相互关联的风险暴露，导致金融失衡不断扩大，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因此，仅仅依靠微观审慎监管而忽略对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关注，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即使从微观层面看对单个机构是审慎的行为，也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二，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效应。监管部门设定的某些规则要求和激励机制强化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例如，风险计量模型和资本金要求、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损失拨备制度、薪酬激励机制、信用评级等则等具有顺周期性，导致金融同质化趋势增强，强化了经济主体的顺周期行为，成为推动金融失衡累积的“催化剂”。

第三，监管失误。在监管过程中，监管者会很自然地将监管行为与某一特定目标挂钩，从而导致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例如在对雷曼兄弟是否救助的决定中，监管当局为了避免市场产生“大而不倒”的预期，放弃对雷曼兄弟的救助，事后事实证明当时放弃救助是不当的，因为大量的交易对手风险，雷曼的破产事实上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加剧。

3. 损失厌恶

正是由于损失厌恶，出现危机后过紧的监管，不仅无助于降低危机的发生概率，反而可能导致危机的恶化；并且由于监管当局的损失厌恶，对于较小的金融机构在遇到危机时，监管当局很容易选择不救助的策略，因为较小的金融机构在倒闭后带来的损失比较小，监管当局可以承受。而对于身处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由于其倒闭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监管当局往往不轻易让其倒闭，这很有可能纵容了错误的继续，进一步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次贷危机中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当局的非理剖析，本文认为应融入行为金融思想，建立“有限理性范式”下的金融监管框架。原因可归纳为：

第一，从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看。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对次贷危机进行分析，揭示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政策当局者的非理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泡沫，泡沫破灭后羊群效应又带来了抛售潮和流动性的急剧下降，恐惧市场崩盘的情绪蔓延着整个市场并最终波及到了实体经济引发了金融危机的彻底爆发。因此，监管当局应关注市场参与者及其自身的非理，针对这些行为，采取措施降低行为因素对金融危机的放大作用。

第二，从现有主流理论与实践的缺陷看。现有主流理论和实践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Soros（2009）指出，“那种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想法不过是个错觉，流行范式认为，金融市场会趋向于均衡，它没有考虑到背离均衡的情况可能会自我增强，从而改变理论上的均衡，当那种情况发生时，建立在这些模型基础上的风险计量和交易技术都会失灵，错误的模型，这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现实中，微观经济主体和政策当局者的非理充斥市场，非理性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转变监管的范式，由“理性范式”转为“有限理性范式”，在行为金融学的指导下，金融监管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监管当局有责任、有义务对市场非理进行监管，保护普通投资者，同时加强市场融资、交易和创新的自由度，促进市场的理性。

第三，从微观效率与宏观稳定之间的矛盾看。次贷危机证明微观效率与宏观稳定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例如市场参与者不一定是完全理性；即使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个体完全审慎理性的行为，但在宏观层面也可能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即同质性问题）；由于人类固有的非理性偏差导致市场低效性无法通过市场自身来解决，自由市场有时甚至鼓励风险投资行为，市场纪律并不一定能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金融创新产品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微观经济主体风险的同时，可能在宏观层面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对政策当局来说，自由放任的金融监管理念应被修正，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框架，降低市场参与者的非理，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针对次贷危机中微观经济主体和政策当局的非理，本文认为一国政策当局应采取相应对策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框架。

（一）防范系统性风险，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从金融体系整体而非单一机构角度实施的监管,关注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通过对风险相关性的分析、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根据系统性风险的两个维度，分别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

1.针对跨时间维度，建立金融监管逆周期机制

跨时间维度（cross-time dimension）是指金融体系内在的风险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容易产生顺周期问题，这种顺周期可能是内生于金融体系自身，也可以是因为外在的因素造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性风险通过金融体系内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而被放大。因此，监管部门应该考虑建立逆周期机制，降低金融经济的波动。Goodhart和Danielsson（2001）建议把审慎准则与贷款或资产价格的增长率联系起来。这些审慎标准将影响风险定价、损失拨备或资本积累等。比如采取逆周期资本要求，在经济高涨期，银行要持有比最低监管资本更多的资本，在经济萧条期，如果有必要，可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严格限制影子银行体系的杠杆比率，防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风险；实施动态计提准备金制度；改革会计准则，提取估值准备金和调整金，限制不活跃市场中公允会计准则的使用。

2.针对跨部门维度，实施横截面监管

跨部门维度（cross-sectional dimension）是指特定时间内，风险在金融体系内的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布和相互作用。由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形成了“金融网络”（financial network），金融机构的集体行为和风险敞口密切相关，导致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增大。针对跨部门维度，关键问题是如何管理金融机构面临的共同风险敞口，如在经济上行时期收紧对特定部门风险敞口的资本要求。不同机构具有不同的系统重要性，应根据个体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进行监管。根据机构规模、传染程度、关联程度等指标，把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纳入到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之下。对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和风险集中度要求。

（二）协调监管当局和央行在金融稳定中的作用

中央银行具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责，针对金融周期的扩张和收缩阶段，货币政策应该采取更均衡的政策反应，政策的干预应该是对称的。一方面，在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削弱了金融系统的清偿力时，应该放松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稳定投资者信心，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在资产价格明显不可持续地被抬高时（甚至是逐渐而不是立即伴随着通货膨胀压力时），信贷增长过快，中央银行应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对金融市场进行适当的信用控制。

中央银行独具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使得其具有维护金融稳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天然优势。因此，必须突出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其全面负责系统性风险的监控和处置。同时，金融监管应更多地关注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水平、流动性程度、风险承受程度等宏观稳健性指标并以此作为监管调整的基本依据。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应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共享监管信息。

（三）完善市场基础环境建设

1. 维持市场多样化

监管当局应该促进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包括机构的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投资者偏好的多样性等）。在金融市场上，投资主体和投资模式的多样性可以有效缓解羊群效应，降低市场的过度波动，增强市场的流动性，从而降低市场的系统风险。

2. 完善市场披露

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要求其在证券监管部门登记，披露交易及资产组合等方面的信息，并定期检查；推行“实质性披露”，不追求披露信息的数量，而是追求有价值的信息披露，要求金融机构为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关键信息，简单和透明。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惩戒机制。

把信用评级纳入证券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要求更完全的信息披露，如内部运作、评级方法、历史表现、报酬来源等；将竞争机制引入信用评级市场；确保评级机构的独立性，降低评级公司与被评级机构和承销商间的利益关联度；建立评级机构的问责制。

3. 改善市场基础设施

要确保市场在危机条件下持续有效运行，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如设立即日流动资金及流动性短缺融资工具等常设工具有助于控制结算风险，强化市场基础设施自身流动性风险管理；对于基础设置的交易平台，需要改善交易报价系统、交易制度以及电子交易平台应用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管理交易对手风险和结算流程，减少结算时滞，需不断升级清算和结算制度；对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要求其在受监管场所并通过受监管的结算体系来完成结算。

（四）对非理的监管

1. 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的监管

（1）抑制过度投机

第一，监管当局应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特别是影子银行体系的杠杆比率，各个国家在充分考虑自身市场完善程度、参与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以及金融安全等多因素基础上，合理确定好杠杆率，防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风险。第二，限制按揭贷款价值比率。贷款－价值比率是指按揭贷款规模与房产价格的比率，该比率越低，说明个人的支付能力越强，还款能力越强。该比率的迅速扩大说明银行业风险普遍提高。监管当局应控制该比例，缓解过度放贷，避免顺周期性的扩散。第三，限制金融机构期限错配。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主要来自于资产与负债的期限不匹配，即“借短贷长”。应该明确对银行资产流动性的要求，如引入贷存比，降低银行对批发性融资渠道的依赖；引入针对非流动性的资本要求，如果银行使用短期负债为长期的非流动性资产提供融资，应要求持有更多的资本。

（2）建立流动性缓冲机制

流动性风险具有内在的系统性风险特征。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依靠批发市场来满足其大部分资金的需要，在面临流动性短缺时金融机构变得很脆弱，因为这时实现到期日转换的功能要求他们提供相比资产更多的流动性负债。监管当局应该设置资金流动性的最低标准，要求金融机构持有一定量的流动性作为缓冲保障，这些缓冲最好是具有较高流动性资产，如中央银行的准备或政府的债券等，在发生危机时容易变现。

（3）限制市场准入

为降低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活动，对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明确银行的传统借贷业务与高杠杆、对冲、私募等高风险投资活动之间的界线。

（4）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

建立合格金融消费者投资制度，区分一般金融消费者与合格金融消费者，为一般金融消费者划定交易，避免缺乏专业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进入高风险领域而遭受损失。需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搭建高效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平台和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教育。

（5）监管企业高管薪酬问题

金融危机前传统观点认为，薪酬激励机制属于微观主体行为，应由市场机制决定，监管当局不需干涉。但危机的教训是，薪酬激励机制如果设计不当，会助长金融机构对风险的过度追求，危及金融稳定。因此监管当局应适当地干预机构薪酬制度的设置。薪酬结构的改革方向是：第一，将管理人员的薪酬结构与长期利润挂钩。第二，不能将激励机制简单地与股价和市值最大化等同起来。第三，改革现有的以公允价值和市值波动来衡量利润的机制，使得管理人员的收益和风险匹配。

2.加强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建设

（1）提高监管的公信力

增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监管措施的出台应事先广泛征求行业、投资者和其他政府部门等多方面的意见。提高监管透明度有利于提高监管者声誉；明确监管者的职责范围、权限和操作规程，建立监管责任的考核监督制度，对监管职能部门和监管人员进行严格考核和问责。

（2）建立有弹性的监管纠错制度

建立质询制度，政策当局应对所有重大监管制度进行事前的质询；监管者在实施监管行为时应该留有足够的伸缩余地和变更空间；监管者在出错后，应该勇于公开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

注：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项目批准号: 09YJC790094)）和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 09GD－01)和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批准号：2009SM0044）资助。

1.John Keynes提出了“动物精神”，即一种自发的冲动。

2.启发式策略是指人们在推理过程中，往往采用的一些推理规则。主要包括：（1）代表性启发是指人们倾向于用样本是否代表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2）易得性启发法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事物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出现的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或回想起的被判定为经常出现；（3）锚定与调整启发指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 对已预先设定的参考点进行锚定，后期的分析只限于修正，由此带来了思维定势和经验至上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妍.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J].金融研究.2009（8）:52-59.

2.刘东民.金融危机下的金融监管理论：文献综述[R].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Working Paper No.0909.2009（8）:1-18.

3.肖崎. 金融体系的变革与系统性风险的累积[J].国际金融研究,2010（8）:53-58.

4.肖本华. 行为经济学范式下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9（6）:50-81.

5.谢平等.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 [J].金融研究,2010（2）:1-17.

6.Avgouleas，E. Financial Regulation, Behavioural Finance,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Search Of a New Orthodoxy.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Studies，2009:23-59.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5）

2008年l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近5年来第5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0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其中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部分，市场开放这一关键词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农村金融的市场开放也如中国经济的市场开放一样，势如破竹般地展开，然而究竟如何有序、平稳的推进市场开放、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中构建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实现机构多元化，如何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问题等等，还有许多问题巫待深人探讨。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势在必行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与中国经济整体开放的背景一致。改革开放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与此进程一脉相承，金融市场化、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服务多元化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题，该主题展现的实际上是开放的内涵。追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就会发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式与进程同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改革的步履略显跋姗，但是渐进式的方式是一致的，市场逐步放开的原则更是一致的。

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在1979年以来农村金融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创新过程中，农村金融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围绕这一基本框架内部的改革，包括农业银行商业化路径的选择、农业发展银行职能的进一步定位、以及农村信用社产权模式、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已很难推动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就如经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样，农村金融的存量改革绩效也呈现出递减态势。因此，通过开放市场引人新型机构成为了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这也符合中国经济整体改革的制度逻辑。

因此，从近年来中央的各项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中，无不显示了市场开放这一导向，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加04一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组织、农户资金互助组织等原本属于非正规领域内的金融机构(活动)有了一定政策依据。而从2006年农村金融领域内的实践来看，包括“只贷不存”小额信贷公司的成立与发展、邮政储蓄机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农户资金互助活动、社区基金活动的发展等，一批新型机构已经亮相农村金融市场。2006年底，银监发[2006]90号文件的，进一步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目标直接指向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各种渠道的资本被明确鼓励进人农村金融市场，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农村金融市场中以国家投资为主i的资本构成，农村金融市场大门正式开放。2007年10月，这一政策开始适用于全国所有省市区。由此，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已走上“华山一条路”。

据银监会相关资料，截至2007年10月，6个试点省(区)共核准2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11家，贷款公司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8家。另外，还有8家机构已提出申请，其中3家已获筹建。三类新型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446.16万元，存款余额19344.87万元，贷款余额11953.48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初步起到了将社会资金引向农村地区、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作为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内容的第一个要点提出，这也昭显了政策层面对于市场开放的肯定态度。同时，一些早已存在但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机构，如邮政储蓄银行、小额信贷组织等如何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也被进一步明确。这也表明了在市场开放背景下，政府向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各类资源的导向十分明显。市场如何开放:方式方法还有待探寻

确立了开放的方向，如何开放是下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银监发[2006]90号文件是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主要政策依据。根据该文件，各类资本进人农村金融市场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鼓励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与重组，二是可以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然而，从近两年来的实践看，相对于新型机构的蓬勃涌现，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与重组，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怎样将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结合起来，是巫待研究的问题。

市场开放条件下存量机构的改革与创新还有待深化。首先，存量改革不容忽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打破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内近乎垄断的地位，无疑对于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新型机构的资本金与原有存量机构相比都较少，资金实力相对有限，其业务也主要着眼于较小额度的信贷服务，解决的主要是农村地区较低层次水平上的金融需求问题。而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包含了多个层次，有农业产业化发展之后的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有兼业经营的农工商户、有较大规模的种养殖户、也有传统的农业经营者、还有部分需要政府补贴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资金需求，针对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单一的机构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的问题。

因此，在推进新机构的增量改革的过程中，存量的改革也需要同步进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供给主力军的地位不可能改变，农信社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关系着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成败。

其次，“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的存量改革方略符合农村金融业发展的现实。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存量改革的战略方针，特别强调了“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笔者认为，这既符合农信社多年改革的制度逻辑，同时也是在市场开放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一是农信社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性质已成为共识;二是金融组织模式的变动不宜频繁进行;三是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分散性、小规模性，需要与之接近的小规模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因此，“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是市场选择的必然。

现有的新机构设立机制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无论是村镇银行还是贷款公司，虽然其资本金的要求较低，但是其设立对现有境内银行业机构的参与过分依赖，其要求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要求无疑限制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投资者来源，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形成垄断。二是新机构面临“本土化”问题。从已成立的村镇银行及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构成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信社等地方性、区域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其运营和管理也基本由发起行负责。之所以如此，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成为了这些机构地域扩展的方式。但是，跨地域发展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服务的机构尤其重要。多年农村金融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成功向农村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广泛的人缘、地缘优势，依靠那些熟悉农村情况的人来选择合格的贷款客户，有效控制风险。因此，对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异域来客”而言，如何实现机构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三是草根金融正规化成本高。贷款公司与资金互助社事实上都起源于非正规金融领域，是草根金融的正规化发展。草根金融长期存在于非正规金融领域内，形成了一套适应非正规金融的运行规律。与原有在非正规领域内低成本的运营不同，作为正规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或者资金互助社，其都要求一定的硬件、运营、技术支持与培训，成本都很高，因此有规模才能有效益。而脱胎于草根金融的贷款公司、尤其是资金互助社，其规模通常较小。从已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来看，其资本金都在几十万元，少的甚至仅有十余万元。因此，如何在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就成为一个难题。

正因如此，在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于“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试点工作”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当然在推进试点的过程中，更需要对市场开放的政策作出合理的修正与完善。

市场开放下政府更需积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开放，首先强调的是“市场”，强调培育市场，强调培育开放的市场。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由于其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因此，“市场失灵”必然存在，因此政府在市场的培育与开放过程中必然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实际上强调的是，政府需要为市场的开放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与机制保障。

第一，强化政策金融机制。政策性金融不仅仅是政策性信贷，还包括政策性保险、政策性担保机制等。一号文件中指出“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扩大有效抵押品范围，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第二，强化培育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形成合力的机制。比如通过“加快落实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来实现财政与信贷的合力。“加强财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开展业务”。对此在08中央一号文件中特别强调。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6）

2008年l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近5年来第5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0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其中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部分，市场开放这一关键词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农村金融的市场开放也如中国经济的市场开放一样，势如破竹般地展开，然而究竟如何有序、平稳的推进市场开放、如何在开放的环境中构建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实现机构多元化，如何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供需矛盾问题等等，还有许多问题巫待深人探讨。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势在必行

农村金融市场开放与中国经济整体开放的背景一致。改革开放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与此进程一脉相承，金融市场化、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服务多元化成为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题，该主题展现的实际上是开放的内涵。追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就会发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式与进程同中国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改革的步履略显跋姗，但是渐进式的方式是一致的，市场逐步放开的原则更是一致的。

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在1979年以来农村金融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创新过程中，农村金融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围绕这一基本框架内部的改革，包括农业银行商业化路径的选择、农业发展银行职能的进一步定位、以及农村信用社产权模式、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已很难推动农村金融的进一步深化，就如经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样，农村金融的存量改革绩效也呈现出递减态势。因此，通过开放市场引人新型机构成为了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这也符合中国经济整体改革的制度逻辑。

因此，从近年来中央的各项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中，无不显示了市场开放这一导向，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已经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加04一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组织、农户资金互助组织等原本属于非正规领域内的金融机构(活动)有了一定政策依据。而从2006年农村金融领域内的实践来看，包括“只贷不存”小额信贷公司的成立与发展、邮政储蓄机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试点、农户资金互助活动、社区基金活动的发展等，一批新型机构已经亮相农村金融市场。2006年底，银监发[2006]90号文件的，进一步调整和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目标直接指向促进农村地区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银行业金融服务体系，各种渠道的资本被明确鼓励进人农村金融市场，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农村金融市场中以国家投资为主i的资本构成，农村金融市场大门正式开放。2007年10月，这一政策开始适用于全国所有省市区。由此，农村金融市场开放已走上“华山一条路”。

据银监会相关资料，截至2007年10月，6个试点省(区)共核准2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其中，村镇银行11家，贷款公司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8家。另外，还有8家机构已提出申请，其中3家已获筹建。三类新型机构共筹集各类资本12726.65万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446.16万元，存款余额19344.87万元，贷款余额11953.48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2008.43万元，初步起到了将社会资金引向农村地区、支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作为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内容的第一个要点提出，这也昭显了政策层面对于市场开放的肯定态度。同时，一些早已存在但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未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机构，如邮政储蓄银行、小额信贷组织等如何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也被进一步明确。这也表明了在市场开放背景下，政府向农村金融市场整合各类资源的导向十分明显。市场如何开放:方式方法还有待探寻

确立了开放的方向，如何开放是下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银监发[2006]90号文件是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主要政策依据。根据该文件，各类资本进人农村金融市场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鼓励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与重组，二是可以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然而，从近两年来的实践看，相对于新型机构的蓬勃涌现，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与重组，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怎样将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结合起来，是巫待研究的问题。

市场开放条件下存量机构的改革与创新还有待深化。首先，存量改革不容忽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打破了农信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内近乎垄断的地位，无疑对于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新型机构的资本金与原有存量机构相比都较少，资金实力相对有限，其业务也主要着眼于较小额度的信贷服务，解决的主要是农村地区较低层次水平上的金融需求问题。而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包含了多个层次，有农业产业化发展之后的农业企业的资金需求、有兼业经营的农工商户、有较大规模的种养殖户、也有传统的农业经营者、还有部分需要政府补贴的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等资金需求，针对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资金供给主体，单一的机构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的问题。

因此，在推进新机构的增量改革的过程中，存量的改革也需要同步进行。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供给主力军的地位不可能改变，农信社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关系着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成败。

其次，“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的存量改革方略符合农村金融业发展的现实。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存量改革的战略方针，特别强调了“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笔者认为，这既符合农信社多年改革的制度逻辑，同时也是在市场开放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一是农信社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性质已成为共识;二是金融组织模式的变动不宜频繁进行;三是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的分散性、小规模性，需要与之接近的小规模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因此，“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是市场选择的必然。

现有的新机构设立机制本身需要进一步完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无论是村镇银行还是贷款公司，虽然其资本金的要求较低，但是其设立对现有境内银行业机构的参与过分依赖，其要求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要求无疑限制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的投资者来源，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形成垄断。二是新机构面临“本土化”问题。从已成立的村镇银行及贷款公司的发起人构成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信社等地方性、区域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其运营和管理也基本由发起行负责。之所以如此，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成为了这些机构地域扩展的方式。但是，跨地域发展必然面临本土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服务的机构尤其重要。多年农村金融的理论与实践表明，成功向农村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广泛的人缘、地缘优势，依靠那些熟悉农村情况的人来选择合格的贷款客户，有效控制风险。因此，对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异域来客”而言，如何实现机构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三是草根金融正规化成本高。贷款公司与资金互助社事实上都起源于非正规金融领域，是草根金融的正规化发展。草根金融长期存在于非正规金融领域内，形成了一套适应非正规金融的运行规律。与原有在非正规领域内低成本的运营不同，作为正规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或者资金互助社，其都要求一定的硬件、运营、技术支持与培训，成本都很高，因此有规模才能有效益。而脱胎于草根金融的贷款公司、尤其是资金互助社，其规模通常较小。从已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来看，其资本金都在几十万元，少的甚至仅有十余万元。因此，如何在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就成为一个难题。

正因如此，在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于“加快推进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人政策试点工作”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当然在推进试点的过程中，更需要对市场开放的政策作出合理的修正与完善。

市场开放下政府更需积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市场开放，首先强调的是“市场”，强调培育市场，强调培育开放的市场。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由于其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因此，“市场失灵”必然存在，因此政府在市场的培育与开放过程中必然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实际上强调的是，政府需要为市场的开放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与机制保障。

第一，强化政策金融机制。政策性金融不仅仅是政策性信贷，还包括政策性保险、政策性担保机制等。一号文件中指出“推进农村担保方式创新，扩大有效抵押品范围，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第二，强化培育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形成合力的机制。比如通过“加快落实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新增存款投放当地的政策”，来实现财政与信贷的合力。“加强财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支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到农村开展业务”。对此在08中央一号文件中特别强调。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7）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7-0099-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面对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冲突，基于一次性博弈和匿名交易等假设，正规金融机构按新古典市场的基本原则要求农户提供抵押品或担保。这样一来，那些拥有“软信息”且缺乏抵押品的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便遭遇到金融排斥(世界银行，1989)。协调不同主体的预期并实现资源的最优动态配置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市场失灵使农民失去了通过正式金融市场来优化跨期配置资源和实现最大化效用的机会。在中国的2.4亿个农民家庭中，只有15％左右的农户能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其余农户依赖于非正规金融(陈锡文，2004)。2006年实施的农村金融新政使农村地区初步建立起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是：政府所倚重的正规金融有资金优势但因无成本效率而难以向下适应；发挥重要作用且内生于农村的非正式金融却因金融风险担忧等因素而被管制。

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固然重要，但微观结构设计也必不可少。要扩展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基于既有组织体系，但又要通过微观结构创新、探索市场化的农贷模式。“金融联结”因融合正规金融和乡村中介优势互补而得以将机构贷款投入到农村，并实现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这种信贷模式在印度等许多国家获得广泛成功，发达国家也大量存在，我国亦初现端倪。然而，现有研究对金融联结理论机理之认识，仍然局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范式；对其实践绩效的分析，也存在诸多误区。基于此，本文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全面归纳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辩证分析实践绩效；根据一般原理，基于中国情景，提出建议。

二、金融联结的现实背景：传统农贷模式的失败

(一)资本转移理论与农业信贷补贴模式

传统理论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缺乏储蓄能力，农业的高风险性(系统性风险)使其难以成为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既然农村金融的基本问题是资本转移，那么就应该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的资金和建立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从事资金分配；政府以补贴方式向农户提供贷款，并尽可能消灭职业放贷者(Marie Luise Haberberger，Ramakrishna，2006)。“二战”后，在金融抑制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根据上述理论主张来设计农村金融制度。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理论假设前提与现实偏离较大，实践绩效也差强人意。它使官方信贷的分配偏向于照顾富裕的大农户，穷人难以成为受益人(速水佑次郎、拉坦，1986)，金融排斥问题更加严重。农户贷款利率不降反升，放贷者仍控制农村市场(Bell，1990)。同时，由于无法通过吸收农民储蓄来获取资金来源，农村信贷机构普遍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Avishay Braverman，1991)。现实表明，资本转移理论及其具体形式即农业信贷补贴理论被证明是虚幻原理(The Falsification Principle)(K.R.Poppe，1959)。

(二)世界银行学派与纯市场模式

信贷补贴模式失败之后，在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冯・皮司克为主的俄亥俄学派和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1973)双重影响下，基于自由运作经济哲学的农村金融市场论成为主流理论。与信贷补贴理论观点相反，该理论认为，农民以及贫困阶层具有储蓄能力，农村金融市场充满竞争；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实现利率市场化，农户贷款问题可以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得到解决。

因认识到农民储蓄能力和对市场机制的强调，该理论有一定意义。然而，它假设农村市场充满竞争不过是一时的天真，其实践也必然是“市场幻象”(Hulme and Mosley，1996)。金融自由化促进金融深化，但金融机会的配置更有利于城市居民。在印尼和拉美，因储蓄资金大量流入中心城市，农户贷款问题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反而恶化了(Lensink，1996)。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导致农村资金持续外流和贷款供给不足的状况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徐忠和程恩江，2004；田力，2004)。

(三)不完全竞争理论与政府干预模式

导致信贷补贴模式和纯市场模式的相继失败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是共同的：忽略了农村信贷市场微观结构及其内在机制，这促使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此重要问题。通过规模经济、声誉机制和信息不完全等渠道，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施信贷补贴模式的结果将是恶化农户贷款条件并导致信贷配给(Hoff and Stiglitz，1990)。当市场是不完全竞争且面临着不完全信息时，如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的金融市场。既然市场过程传递了那些不为自发的学习者所知道的知识(Kirzner，1979)，那么政府就应该通过合适的方式促使商业银行去利用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部知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使得学者对开始从演化经济学和市场过程的角度去深入研究乡村中介的比较优势和农村信贷市场的内在机制。

三、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

(一)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

按照新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不完全竞争范式主张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来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1989)。虽然它并没有对如何利用农村信贷市场的私人信息与局部知识提供多少创见，但它使人们认识到调整金融制度，充分利用乡村中介的优势来传递机构信贷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借款人组织化的重视促进了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连带责任的团体贷款(小组贷款)能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Ghatak and Guinnane，1999)和道德风险(Besley and Coate，1995)，它也通过格莱明乡村银行的实践而在孟加拉取得广泛成功。小组贷款被其他国家大量模仿，但因导致邻居关系紧张等原因而效果不佳。微型金融机构的经验表明了充分利用民间信用关系等农村金融市场内在机制的重要性，其教训则告诉人们，消除贫困贡献最大的不是贷款也不是储蓄，而是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制(Gul-

li，1998)。它表明了以市场化方式，实现两部门的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来自于银行所没有的优势即乡村中介的信息与契约实施优势。

信息不对称、缺乏适宜的担保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高交易成本是限制正式金融机构扩展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因素(Beslay and Coate，1995)。这些因素对内生性的民间金融来说并不重要。民间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是农民因应形势，自发创造出适合自己需求的金融制度和工具，它是在农村信用文化的内生机制启动下“不知不觉”形成的，不存在人为刻意雕琢的痕迹。内生状态一般包含着较为完备的金融激励、创新、约束和努力机制，从而能够持久地对金融成长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郑耀群和曾凯，2007)。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性使其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凭借信息(刘民权，2003)和监督(Udry，1994)能力，它们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通过使用土地使用权抵押、房屋抵押、劳动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各种灵活的抵押条款，乡村中介能够较好实施信贷契约。Calomiris andRajaraman(1998)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相对充分的信息以及隐性抵押等减少违约风险。作为隐性担保机制，基于社会联系而产生的社会担保(Bes-ley and Coate，1991)、互联易和基于重复博弈而产生的声誉机制(Schreiner，2000；高艳，2007)进一步增长了信贷契约的自我实施性。Aleem(1990)发现，在巴基斯坦，民间金融的贷款违约率为2％，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违约率则高达30％。

既然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天然的互补关系(刘民权等，2003)，而正式金融机构也无法找到一种能够替代机制来解决金融冲突，那么就有必要对金融制度进行战略调整(Seibel，1997)，通过金融联结(Financial Linkage)来扩展农村金融服务(Pagura and Kirsten，2006)。根据专业化分工原理，借助于金融联结，通过将筛选、监督等环节委托给乡村中介，正式金融机构得以节省信息、监督(Jain，1999)和契约实施等交易成本(Adel Varghese，2004)。

(二)金融联结的形式

金融联结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水平联结和垂直联结：前者是指通过正规金融部门的溢出效应向农户传递信贷，后者是指正规金融部门通过乡村中介的合作向农户提供贷款。垂直联结又包括三种形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联结、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的联结和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的联结(Ghate，1992)。按乡村中介划分，垂直联结有四种模式：银行－放贷者－农户、银行－互联易－农户、银行－NGO－农户和银行－SHGs－农户(米运生，2010)。垂直联结按功能可分为直接联结和便利联结。直接联结是指正规金融机构先将信贷批发给民间中介，后者再以零售方式转贷给农户或自助团体(SHGs)。乡村中介(含微型金融机构)既从事筛选、监督和还贷等任务，也决定信贷规模和利率。便利联结是指正规金融机构雇佣乡村中介并向其支付佣金，后者代表正规金融机构从事筛选、监督和还贷等业务。按照联结的内容，金融联结可分为信息联结和贷款联结。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部门与乡村中介的互惠性合作以垂直分工为主。进一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联结以直接联结为主，并主要表现为信贷联结(Pagura，2007)。学者还发现，在美(王曙光，2008)、日(速水佑次郎，1986)等发达国家及中国台湾、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李树生，2004)，正式金融机构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协会(信用部)等中介组织向农民提供贷款。

(三)金融联结的理论功能

正规金融机构将相对低价的信贷资金提供给乡村中介，一方面可以降低其直接面对中小农户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乡村中介因获得充裕的资金而实现规模效益；乡村中介之间的竞争可以降低贷款利率，改善贫困农户的融资环境(Ghate，1992)。通过银行与放贷者的联结，银行不仅能够向高收入者提供贷款，也能向低收入者提供贷款，银行一放贷者的信贷联结可解决农户贷款和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两难困境(Varghese，2004)。

然而，随市场结构的不同，联结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当新进入者面临着信息不对称(Bose，1998)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时(Hoff and Stiglitz，1998)，金融联结并不能增加金融供给或改善借款人所面临的贷款条件。如放贷者间是战略合作关系，正规信贷的扩展可能会加强放贷者间合谋的能力，最终使得借款人所面临的贷款条件恶化(Bose，1998)。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联结都能够促进放贷者间的竞争，降低市场利率，满足小农户的贷款需求(Floro and Ray，1997)。

四、发展中国家金融联结的实践及绩效

因为与传统理论相反，金融联结的建议听起来似乎有点新鲜。其实，早在1903年，德国人类学家Westermann(1935)就曾经向多哥当局提出建议，在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时要重视土生土长的信贷与储蓄协会等乡村中介的内在优势，鼓励乡村中介与正式机构之间的互惠合作。由于多种原因，类似的政策建议长期被忽略。不过，当信贷补贴模式失败之后，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垂直联结的自发实践(Wells，1978)。民间自发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市场模式的失败使得更多的学者关注金融联结。在德国技术合作局专家Seibel的长期呼吁下，亚洲太平洋地区信贷协会(APRACA)于1986年正式采纳垂直联结建议。印度于1992年实施“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项目”。泰国等实施了PKBK工程(杜晓山，2001)。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和非洲农业信贷协会相继在拉美和非洲采用该模式。到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联结已很普及(Berry，2005)。

正如世界银行(1989)所料，垂直联结一旦被付诸实践之后便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该战略被APRACA采纳之后，立即被有“世界农村金融市场实验室”美誉的印尼付诸实践。不过，金融联结最成功的是印度。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之后，印度于1992年开始正式实施金融联结战略。之后，印度金融联结开始爆炸式增长。截至2008年3月31日，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项目(SBLP)已经为3477965个自助小组(SHG)提供了高达22268千万卢比的贷款。

印度的垂直联结绩效斐然：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提高机构贷款的广度与深度，改善农户的贷款条件。联结之后，获得贷款的家庭比例从46.5％提高到93％，覆盖面增长一倍；平均每个家庭的贷款数量从5384卢比增加到14640卢比，年均增长率达20.5％；随着信贷配给的缓解，农户贷款需求满足程

度相应提高，81.7％的成员的贷款需求通过自助小组而全部得到满足；自助小组成员支付的利息从81％下降到31％(V.Puhazhendi C.Badatya，2002)。垂直联结还大幅度减少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Pu-hazhendhi(1995)发现，银行每笔贷款(100美元)的交易成本由联结前的3.68美元下降到每笔贷款2.19美元。贷款者减少的交易成本更可观：从9.40美元减少到5.70美元(McGuire and Conroy，1997)。在印度，垂直联结(银行－自助小组联结)还能解决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在增加农户收入，促进资本形成，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和提升农村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Anushree Sinha，2008)。

五、讨论及其启示

(一)理论启发及其局限性

随着信贷补贴计划和市场模式的相继失败，金融联结也逐渐从民间的自发实践演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调整的首选模式。金融联结的兴起促进了农村金融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它使学者们重新去思考农村信贷市场的内生机制，并以此作为金融联结的理论基础。不过，金融理论机理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显然，现有研究主要从正式金融部门的资金优势和乡村中介的信息及契约执行优势去分析金融联结的内在机理。学者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些变量，主要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在威廉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产生理论认识偏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学者关注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忽略了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

信息及契约执行成本固然很重要，但它们未必是最重要的。如果乡村中介的优势仅仅是信息和契约执行，那么为何在社会征信体系发达、农户抵押品充足、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居民)和债权人利益保护良好的新兴市场经济和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联结这种农贷模式也非常普及?Aleem(1990)对巴基斯坦农村地区放贷者执行成本的计算结果表明，在交易成本总额中，执行成本占39％，甚至超过资本成本(包括资金成本和坏账)后者是27％。其余的，数量也更多的44％的其他成本长期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了。显然，除了信息和契约执行成本之外，农村信贷的市场结构和乡村中介的沉没成本、运营成本也非常重要。农村信贷市场的微观结构也是制约正式机构向农村地区渗透的重要因素。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才能对金融联结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

(二)实践经验及其启发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对农户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在讨论农户时，它们的内心几乎都带着近似玩世不恭的态度：农户是没有信用的，对穷人的贷款会损害银行的利益，穷人不是银行服务的对象(The poor are not bankable)，他们需要的是慈善而不是贷款；对穷人的贷款是社会部门(而不是作为商业机构的银行)的事情。然而，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通过合适的微观结构设计，农户贷款是有利可图的，其风险甚至低于一般商业贷款。通过市场化手段，金融联结同时兼顾农户贷款和银行的可持续性，它也因而被证明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农贷模式(Erhard W Kropp and B S Suran，2002)。它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市场化手段同时解决了农户贷款和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两难困境。在中国，这种两难困境导致了正式机构对农户尤其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排斥。金融联结对我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鉴戒价值。实践中，针对传统农贷模式的缺陷，我国也出现大量自发的金融联结。一些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韩俊，2007)、农民专业合作社(左臣明、马久杰，2006)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而使农户获得机构贷款。一些金融机构甚至也通过村委会这种传统权威作为中介向农户提供贷款。金融联结在我国已初现端倪。为通过金融普惠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同时基于其他国家成功经验，我国亦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推广金融联结。

1　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基于风险和控制金融资源等因素的考虑，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管制措施。在国有银行改革基本成功和农村金融改革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政府在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时，应该充分吸收那些内化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乡村中介并学习它们在长期实践中所采纳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也就是说，我国需要鼓励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刘民权等，2003)，将其纳入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构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垂直合作型农村金融体系(周立，2005)。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8）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金荣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它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升了金融业发展能力。金融创新不仅仅是在业务发展、机构放大、就业增长和素质提高方面对金融业的发展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还由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增强,把金融机构的资本扩张能力和现代化的设备水平的提高带动起来。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创新还推动了金融产值的快速增长，促使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为第三产业和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金融创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组织创新促使金融机构纷纷有新的成员加入，促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使传统的金融措施对顾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润逐渐下降。所有这些,都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竞争。 

3.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对经营风险的抵御能力。金融创新的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对具有风险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体现出来。例如,浮动利率债券或浮动利率的票据,这种建立在传统金融工具的特点的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机构降低筹资利率风险。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工具的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导致金融市场接纳的金融资产的品种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债券陆续出现，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序列已经延长,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技术也越来越强。从衍生产品的组合设计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样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汇期货,债券期货、股票期货等；还有衍生工具之间的搭配,例如期货期权,换期权等两种金融衍生品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还有对基础衍生工具的参数和性质进行重新设计后产生的创新衍生产品。 

2.金融创新促使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证券发行融资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循环国际证券急剧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微观金融主体，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证券化。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有相当多证券资产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成为重要的国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也实现了证券化。至于负债债务证券化,是指银行更注重通过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和长期债券基金,而传统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资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业银行不仅作为国际证券市场的发行者,还参与国际证券业务的经营,成为新发证券承销机构。 

3.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创新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促使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国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市场问世以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而这又在客观上要求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惯例、市场交易价格和投资回报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基本一致,从而促进了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仅为金融主体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为相同的货币的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间、不同货币的利率之间存在差异,并对金融主体套利投机收益和套汇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个金融市场做依托,是一种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1.金融创新模糊了融资边界。金融创新使得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融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原理,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作为信贷中介的资金融通资行为,而直接融资则是筹资人和投资人没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融资。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融资期限的分类则作为主要的客观标准。融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期限的市场为货币市场,反之为资本市场。这样来解释这种融资制度相关的四个基本概念，在不同类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书中似乎已经成为规则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金融创新将使这些划分标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2.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的开始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元货币制度创新推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元制度是一种不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创新的货币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的货币统一，基本都是以统一主权作为前提和条件。而欧元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的产物,是在国家主权分立的情况下实现的货币整合,也就是欧元体现的货币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与国家主权统一相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的开始使用不仅推动了货币制度创新,还对传统的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其次,欧元是符合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货币形式出现的一种创新。货币制度创新,不仅包括深化金融体制演化和货币形式的发展演变,也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一体化。 

四、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金融业的工作人员，只有认真研究、趋利避害，才能极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柯健.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06) .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9）

作者简介：李红权，

男，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长沙 410081

收稿日期：2006.8.21

一、引 言

金融市场是一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行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与管理是各国政府与投资机构的目标之一。然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金融市场固有的投机性决定了金融市场经常处于非均衡的波动状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的金融风险事件甚至金融危机提示我们风险的复杂性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金融危机普遍具有“突发性”的特征，这是对外部影响因素（如国际投机资本）及内部不稳定性的一种典型非线性反应。然而，传统的金融理论没有考虑到市场的“非线性、不连续性”等内在特征，将金融市场波动归咎于外部随机扰动因素，忽略了金融市场作为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基于不稳定性，因而对于重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预警与控制无能为力。经典金融市场理论对现实情况解释乏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以有效市场、随机游动与理性投资者等假设条件构筑的线性范式基础上的。 ［1］ 在标准的线性分析框架下，我们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有条理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是线性方式的，他们在接到信息时立即做出准确、无偏的反应，不可能出现对信息的误解、遗漏或滞后反应；定价是及时的、无偏的、连续的，市场是有效的，信息不能被用来在市场上获利。基于此，价格的波动即收益率遵循随机游动，其分布将是我们熟悉的正态分布。资产价格的波动性风险是与随机游动、正态分布相联系的。然而，现实的金融市场却不是简单、有秩序的，它们既混乱又复杂；金融风险发生的强度与频率也远比我们理论想象中的大，市场行为的复杂性远不是纯粹的随机游走所能解释的。在这种背景下，认识到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将为研究金融市场本质特征与风险管理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事实上，科学的发展进一步说明非线性问题的出现不仅仅是个别或局部的情况，应当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钱学森、谷超豪）。 ［2］

二、金融市场的特性

从非线性经济学理论的观点来看，金融市场是一类复杂性系统，从而可以从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特性，以便揭示金融市场演化的规律与金融风险形成的机理。

虚拟金融系统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1）复杂性。复杂系统一般的特征是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与系统的自适应性。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相互联系的事物不是单方面的影响，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这就是非线性的本质。金融市场是一类复杂系统，表现为虚拟资本规模巨大、是动态变化的开放型系统、内部层次多且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且含有人类决策行为这一重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系统由于各组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呈现貌似随机的不稳定状态，并且由于系统自组织作用，其内部结构会产生一定的有序性与稳定性。（2）介稳定性。金融系统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造成其介稳性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3）高风险性。金融系统的高风险性来自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介稳性，首先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多使其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是人们对市场及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不足，对预期收益至今也没有找到较好的预测方法，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误。（4）寄生性。虚拟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金融系统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5）周期性。金融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向前推进的。

三、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

（一）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

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作为一个整体而发展演化。构成金融市场子市场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与长期借贷市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并与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参与者的决策行为也会相互影响。金融市场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和组织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个体行为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仅仅完备地认识个体的行为并不能使我们掌握整个金融系统的演化状态。事实上，整体内的每一个个体（组分）都受整体规律的约束，整体规律在系统内赋予每一个个体的属性要比这些个体在整体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得多，同时整体属性也远大于部分属性之和。如果用ET表示金融系统的整体所具有的功能，Pi表示第i部分所具有的与整体功能ET相同的功能，A表示整体所表现出的各个部分所没有的功能，则有：

ET=∑Pi+A

因此，整体不同于一个简单的集合体，考察金融问题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金融市场的演进状况与风险水平。当然，整体也离不开部分，科学的整体观要求我们在深入了解金融市场个体的性质和行为的基础上，从个体（组分）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中发掘金融市场的本质规律与整体行为。

正是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的整体性原理指引下，研究人员在经济增长与波动、股市涨落、汇率浮动等领域对经典的金融经济学理论展开了颠覆性批判， ［3］［4］(194-200)［5］(29-37)［6］(81-108)［7］(311-337)［8］ 得出了经济波动源于经济系统的内生机制而非随机振荡、非均衡是经济系统的常态、杂乱无章的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良好的结构而非随机状态等一系列在原有金融市场理论个人主义方法（还原论）下所无法得到的、更符合现实的结果。

（二）金融市场的非线性原理

非线性系统是不符合叠加原理的一类系统，可导致多样性与复杂性。混沌与分形等复杂现象也只能在非线性系统中产生。经济系统（包括金融市场）本质上是非线性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经济金融活动的正反馈、负反馈、和正负反馈复合的反馈环。

经典的金融均衡理论是在牛顿静态力学的线性范式下展开的，认为金融时间序列遵从线性随机过程，同时将不规则涨落归咎于系统外部的“白噪声”（White noise，外部随机扰动），并假定金融系统本身是运行于线性稳定区内的。同时，具有同质性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金融均衡理论分析的基石，这样的分析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市场复杂性。

从非线性经济学来看，线性分析和牛顿近似法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工具，根本无法描述复杂多变的金融现实情形。金融系统中的时间不可逆、多重因果反馈环及不确定性的存在使金融市场本身处于一个不均匀的时空中，具有极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非对称的供给需求、非对称的经济周期波动、信息不对称性、货币的对称短缺（符号经济与实物经济并非一一对应）、金融变量迭代过程中的时间延滞、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等都是非线性特征的表现。所以，具有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特征的非线性系统不可能被化整为零地加以求解与加总，只有使用非线性理论，才能科学地描述金融市场的真实演化过程。

（三）金融市场的内随机原理

长期以来，金融经济学理论将金融市场波动归咎于外部随机扰动因素，然而这并不能解释现实金融市场出现的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等种种“市场异常现象”。而根据混沌理论，一个确定性系统也可以产生貌似随机的结果，并在内部作用力与外部压力的相互作用下易失去介稳性，从而出现系统突变等行为，复杂系统的随机性与多样性表现可以来自确定性系统内部（“内生现象”）。混沌理论的这一观点不仅可以有效地解释金融市场的日常波动行为，而且能够合理地解释市场的突变行为（如金融危机等）。

当把金融市场视为复杂系统与混沌系统，那么它的随机性、突变性就可以看成是金融市场内在非线性机制产生的结果，而不必从外部寻找随机事件的“冲击”力。当系统内部的控制参数不断改变，金融系统将可能从稳定状态过渡到不稳定状态或混沌状态；当内部控制参数达到系统突变的阀值时，金融市场的资本能量处于一种高度积累和对扰动高度敏感的状态，系统极易发生突变造成金融市场的急剧质变甚至酿成金融危机。

金融市场的内随机性要求对金融市场的认识首先要从金融系统的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入手，把握“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通过对系统有序参量的控制和对系统结构关系的改变，达到控制金融市场状态的目的。

（四）金融市场的动态非均衡原理

均衡与确定性是经典金融经济学（新古典理论）追求的目标，这是金融学研究在遵从机械因果决定论、牛顿时空观、线性法则下的必然结果，它把不确定性与非均衡逐出金融学研究的常态之外。这样，经典的金融学体系就陷入两难境地：其公理化分析只有排除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才有可能进行，而金融市场的现实情况却要求金融理论只有考虑到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才可能是有效的。

从非线性经济学的角度，金融市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耗散结构，必然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常态的非均衡。对于不确定性和非均衡的研究，是把系统演化中决定论的过程与随机过程、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联系起来以认识“无序中的有序”和预见系统演化路径的唯一合理的手段。这样，金融学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公理化分析真正成为金融政策的基础；不确定性、偶然性、非均衡、涨落之类的概念也不再是无知和退化的表象，而是创生新结构的源泉，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的途径。正是从不确定性与非均衡原理的角度，金融市场的混沌学家得到了：金融市场的不规则涨落源于金融市场内部机制而非外生随机冲击；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偏离最优化状态；金融市场波动的形式可以收敛于均衡、也可以是稳定的准周期振荡、更多可能是混沌但有界的等一系列远比经典金融理论丰富得多，现实得多的结果。

（五）金融市场的自组织原理

自组织是指在无外界强迫时系统内部自发形成的有序行为。自组织理论包括耗散结构理论（由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开创）和协同学 ［9］ （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是研究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有力工具。自组织机制广泛存在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化学系统、天体系统等复杂系统。尽管这些系统千差万别，但都可把它们看作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宏观上的时空有序结构，部分之间得以通过序参量的支配原理形成整体的自组织行为。这是一种从部分到整体的综合研究方法。

金融系统是一类自组织系统。在金融市场上，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监管政策起到一种控制参数的作用，但它还不是唯一的控制参数，金融市场的自组织结构还取决于它的开放程度，即它与外国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金融市场本质上就是开放系统，它与商品市场、外部经济环境紧密相连（存在物质、资本、信息等的能量交换），适合于系统自组织结构的产生。金融市场改革的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系统中通过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创建有序参量，使我国金融市场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

（六）金融市场演化的有限时空原理

传统的金融经济学在借鉴经典力学的范式构建其均衡分析框架时，几乎不加思考地继承了牛顿的时空观，即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与“恒为等的且不动的”绝对空间。在这样的世界里，金融经济系统的演化是机械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唯一确定的，在特定的初始条件下，过程自然重复，过去与未来没有差别――金融市场的演化在时间上是可逆的。经典的金融均衡分析理论要么忽略时间因素，要么隐含着时间是可逆的假定。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传统的均衡理论认为一个随机事件可以扰乱一个系统，但在极短的时间内或一个适当的短时间跨度后金融市场就会回复到均衡，事件被市场遗忘了，而概率统计方法的广泛使用（用回归分析将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则将时间可逆性假定发挥到了极致。

非线性理论的有限时间观是指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在混沌经济学看来，金融市场的演化具有累进特征，时间之矢是永远向上的，那种机械的“历史重现观”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金融市场总是不断地具有新的性态，绝不会机械地重复，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唯一确定的，而是一种循环因果关系。

非线性经济理论的有限空间观还包括任何经济现象都受制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是有限的。因此，它在描述金融经济现象常常使用诸如范围、界限、上限、下限、容量、阈等具有约束含义的概念，在模型结构中也常常加上上下限和极大值约束。如混沌经济学的经典方程“洛吉斯蒂克方程”和标准方法“庞加莱映像”的模型结构中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约束特征。正是考虑了空间的约束条件，罗马俱乐部派提出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观点，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

四、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下的风险观

金融学核心的课题就是对风险的管理。对金融市场演化的分析与理解，其目的就是更好地理解金融风险的形成、转移机制并为科学的风险管理理论奠定基础。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原理下，我们可望更深刻、科学地把握市场行为，并获得全新的风险观念。

（一）风险的整体观

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要求我们用系统论的整体观来考察金融风险。传统的风险管理技术侧重于对金融数据的微观统计分析，风险的整体观则要求从金融市场的整体性质与系统相互影响的角度全面研究金融风险。

同理，技术层面的分析对预报金融风险较长时间段内的动态变化意义不大，而从金融市场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关系（例如各市场间的联动反馈效应、投资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证券价格与需求间的非线性机制等）以及金融市场与外部经济环境（实体经济、国际市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我们将有可能获得金融市场风险状态及其动态变化的科学认识。

对于投资主体而言，除了需要客观认识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规律之外，投资人的投资目标(goals)、行为规则(rules)、价值观(values)及偏好(preference)。都将对投资主体的风险吸引子域产生影响。完整的风险管理过程将必须考虑到这些相关因素的现实影响。

（二）风险的内生观

金融风险的内生观是金融市场内随机性原理的客观体现。金融市场具有混沌、分形等非线性特征，其波动性是金融市场内部非线性机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外部随机事件的冲击。同时，风险的内生观并不排斥外因的重要性，两者的辩证关系是“内因是风险产生的根据，外因是风险突现的条件”。

从系统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是虚拟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特性，其触发的条件是来自外部的扰动。这种说法主要基于虚拟金融系统的介稳定性与临界水平的概念。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压断了骆驼背的一根稻草”。当重量被加到一个骆驼的最大负载点时，放到了骆驼背上的一根稻草都会使骆驼垮下来。骆驼突然垮下来是一个非线性反应，因为骆驼垮掉（失去介稳态）和那根特定的稻草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是所有重量的累积效应最后超过了骆驼站直的能力（骆驼的临界水平）才使得骆驼垮下来。同理，当金融市场的资本能量累积处于一种高度临界状态及对扰动高度敏感的状态时，任何微小事件的影响都可能造成市场突然崩溃，从而形成滚雪球式的效应，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当时小事件的出现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危机的发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三） 风险的过程观

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原理下，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金融风险也有一个不断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金融市场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追求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的传统风险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的价值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重点关注风险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发掘市场无序状态下隐含的有序结构，找出风险演变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路径，并通过市场控制参数的改变优化市场行为，最终将风险水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五、结束语

本文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多种市场“异常现象”出发，分析了经典金融经济学线性分析范式的局限性；依据金融市场的非线性本质与特性，提出了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原理即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原理、非线性原理、内随机性原理、动态非均衡原理、自组织原理与有限时空原理，并形成了风险管理的整体观、内生观与过程观。

文章在科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下，从动态的、非均衡的、非线性的角度系统地研究金融市场及其风险管理问题，认为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金融市场的常态波动性来源于金融市场的内随机性，是系统内部非线性机制（内因）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不必依赖于外部随机事件（外因）的冲击。新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经典金融均衡理论的线性分析范式，从而对金融现实与实践有更强的解释力与指导价值。

对于市场管理层而言，其监管的出发点应放在市场行为产生与演化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方面，因为非线性动力学理论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演进过程，具有内在的不可预测性。监管层应依据市场非线性动力学机制与混沌控制原理，重点关注市场行为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发掘市场无序状态下隐含的有序结构，找出市场行为演变过程的多种可能性及其路径，并通过市场控制参数的改变优化市场行为，最终将金融市场波动水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达到维护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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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cheinkman, J. and B. LeBaron. Nonlinear dynamics and stock retur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1989, 62(3).

金融市场机构论文篇（10）

一、 引言

虽然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又可译为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但由于其在减少贫困、促进包容性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也成为各国政府致力推行的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制金融”。2016年1月国务院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更是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长期的部级战略规划。作为金融包容的主要实施主体，金融机构在缓解金融排斥、推进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由于其鲜明的草根特性以及具有“小规模优势”，使其在服务中小微企业、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时更具内在动力和竞争优势，与金融包容的内涵更为契合。那么，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在开展包容性金融服务中具有哪些优势，它们又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金融包容的？本文通过梳理分析相关文献，分析中小金融机构对金融包容的传导渠道和影响机制，为我国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二、 金融包容的内涵

联合国于2005年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首次提出了金融包容的概念，之后众多学者对金融包容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丰富，与以往的“小额信贷”、“微型金融”不同，金融包容旨在建立服务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平有效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在2008年的工作报告《Finance for All》中提出金融包容就是金融服务在获得和使用上不存在价格和非价格的壁垒。印度包容性金融委员会（Rangarajan Committee，2008）认为金融包容就是确保弱势群体、贫困人口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及时、充足地获得金融服务。大部分研究表明，金融机构在促进家庭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市场竞争与恰当的政策激励下，金融机构通过运用不同创新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薄弱领域和小规模客户（Berger & Udell，2006）。

三、 中小金融机构影响金融包容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探讨

1. 基于“小银行优势论”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会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区别对待，通常选择最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客户类型提供金融服务。以中小企业贷款为例，Stiglitz和Weiss（1981）研究发现，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大型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筛选时，更倾向于为那些能够提供足额抵押品的大型企业发放贷款，而不愿意涉足中小企业贷款，因而导致信贷市场存在配给现象。与此相反，Berger和Udell（1995）实证研究发现：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所有企业贷款的比率以及中小企业贷款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均高于大型金融机构，表明中小型金融机构在经营中会更多地选择中小企业客户，为此类客户提供贷款服务。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较差，大型金融机构由于自身规模较大、组织结构复杂，导致其在甄别、监督小额贷款客户时需要花费的成本较高，出现组织不经济现象（Berger & Udell，1998；Berger & Udell，2002）。而对于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其较小的规模和相对简单的组织结构，使其经营更加灵活，更善于与中小企业建立长期互惠的业务关系，这大大降低了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成本，使其在服务小额贷款客户时更具竞争优势，这便是所谓的“小银行优势”（Small Bank Advantage）。在我国，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均支持“小银行优势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能够契合并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本着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目的，中国当前的最优金融结构安排应是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林毅夫等，2009；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2015）。

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在服务中小客户上的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成本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小金融机构的地方性特征，其在地缘、人缘方面的优势，使其在获取当地客户的信息时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源于中小金融机构小规模特征，其相对简单的组织规模结构使其在服务当地客户时具有成本优势。

（1）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信息成本优势。Berger和Udell（2002）将银行贷款技术划分为交易型贷款（Transactional Banking）技术和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技术。运用交易型贷款技术进行贷款审核时主要是基于对硬信息的评估，而关系型贷款技术的运用需要依据软信息，这类信息是难以收集和量化的。Boot和Thakor（2000）的研究表明，排他性的获取企业软信息确实可以帮助银行减少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信息透明度低、缺乏合格的抵押品、财务制度不完善的中小企业而言，关系型贷款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小企业硬信息不足的缺陷，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门槛和成本。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如Bharath等（2011）使用美国上市公司在1986年～2003年间的21 632笔信贷数据研究发现，对于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而言，关系型贷款利率比交易型贷款利率平均低10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

由于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具有地域性和社区性特征，其通过与当地客户建立长期密切的关系，能够获取到一系列有价值的软信息（Berger & Udell，2002），诸如客户的经营状况、商业信誉、市场影响力等，这些软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财务报表等硬信息的不足，缓解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服务客户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等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有利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立。

（2）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成本优势。根据企业组织理论，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容易在委托中出现人违背委托人的目标而从事满足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而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或承担的风险增加。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实施某种制度来监督、约束和激励人所产生的成本就是成本。成本的高低与企业的规模结构相关，一般来说，企业的组织规模结构越简单，成本越低。与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层级较多的大型金融机构相比，组织结构相对简单、规模较小的中小金融机构在降低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第一，大型金融机构层级较多的组织结构，导致委托链条较长，因而在传递难以量化的软信息时效率较低，从而决策周期较长、成本较高（Stein，2002）；而层级结构相对简单的中小金融机构，其信息传递的链条短，处理不易量化的软信息效率较高，信贷经理能够更快的依靠掌握的软信息进行决策，因而在发放中小企业贷款时的成本更低。第二，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讲，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相对较为简单和集中，委托人和人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即股东和经营者双方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人出现违背委托人意愿的行为的概率较小，因而成本较低。

2. 基于银行业结构相关假说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

（1）银行业竞争与贷款利率。大量理论研究表明，垄断将会减少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银行业也是如此，银行业的集中度越高，垄断者的市场势力越强，越倾向于获取较高的经济租金，即设定更高的贷款利率或是更低的存款利率，导致信贷的供给量下降。而且银行业的结构越单一，少数银行的垄断势力越强，越不愿意支持风险较高的初创企业、创新型企业，这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的持续增长（Cetorelli，2001；Pagano，1993）。随着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降低了银行的期望收益率，迫使银行不断降低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最终实现金融服务供给量的提高。

根据“市场势力假说”（Market Power Hypothesis），竞争的提高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完美的市场竞争能够实现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额度的信贷量（Pagano，1993；Guzman，2000）。银行业竞争主体的增加降低了企业获取贷款的成本，促进了社会中所有企业贷款的获得，包括小企业也会因此获益（Carbo-Valverde et al.，2009）。除此之外，在竞争性的市场中，由于金融机构数目较多，因此小企业获取贷款的渠道增多、手续更加简便，这都有助于提高小企业贷款的可获得性（Beck & Levine，2002）。

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提供了支持“市场势力假说”的经验证据。例如：Beck等（2004）通过对74个国家银行业结构与融资的检验发现，银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这种负面影响对小企业尤为严重。Carbo-Valverde等（2009）对西班牙中小企业的建议也证明，无论使用勒纳（Lerner）指数还是HHI指数来衡量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随着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下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Scott和Dunkelberg（2010）利用2001年全美独立企业家协会的小企业主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市场竞争的增强，显著改善了商业银行提供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促进了小企业信贷的获得。Love和Peria（2012）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银行业竞争有利于贷款的获得。Black和Strahan（2002）在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中发现，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放松了银行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管制，允许外地银行进入曾经受保护的市场，极大促进了当地银行业的竞争，提高了新生企业的创建率。林毅夫等（2009）从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安排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的角度提出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由于中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是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类型，因此最优的金融结构应当是以能够更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运用上市中小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结果表明中小银行的快速发展确实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2）银行业竞争与关系型融资。Boot和Thakor（2000）假设银行可同时从事交易性融资和关系型融资，在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基于硬信息的交易型贷款价格下降，降低了银行的利润，为了维持利润水平，银行不得不加强对缺乏硬信息的中小企业客户的开发，通过更努力地与中小企业培养客户关系、获取软信息，大力发展关系型贷款。可见，竞争程度的提高恰恰促使银行更加重视关系型贷款的发展。Hainz等（2013）研究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业竞争对抵押贷款和关系型贷款的影响。由于银行可以通过信息甄别或者要求借款企业提供抵押物来防范逆向选择，信息甄别的成本取决于企业距离银行的地理距离，也就是说企业距离银行越近，银行收集处理软信息的成本越低，对企业的信用状况越了解，越倾向于选择关系型贷款，否则银行将选择抵押贷款。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市场竞争的增强，银行减少了抵押贷款的使用，获得关系型贷款的企业比例提高。吴晗和段文斌（2015）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银行业竞争对抵押贷款和关系型贷款的影响，发现随着银行业竞争主体的增加，银行所要求的抵押品价值不断下降，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上升不但降低了企业获取抵押贷款的门槛，而且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关系型贷款方面更具优势。同时他们使用2005年～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30个地区24个行业的大中小规模企业的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中小银行的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进入市场进入，而对大规模企业进入无显著影响。

四、 结论

总的来说，中小金融机构发展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在获取“软信息”方面的信息成本优势以及组织结构简单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其服务和监督中小客户的成本较低，对硬信息的要求较少，有效降低了中小客户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促进了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有利于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影响银行业市场结构间接影响了微观主体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通过增加市场主体、促进同业竞争，降低了贷款的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供给，因而提高了所有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中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也会从中获益。同时随着竞争的增强，金融机构从事交易型贷款的利润下降，并且为了应对竞争以及中小金融机构发挥的“鲶鱼效应”，也会使其他金融机构更加重视关系型贷款的价值，通过积极开发中小客户私有信息、降低抵押物等硬信息的要求，促进中小客户金融服务的获得和使用。

作为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金融机构在金融包容的推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中小金融机构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但从金融体系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却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自身具有鲜明的草根特性，主要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等被大型银行拒之门外的客户；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具有的地缘性信息优势以及源于小规模的成本优势，使其能够更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从而更适合为中小客户服务。同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等冲击下，中小金融机构也不断意识到，大力开展包在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等冲击倒逼下，金融机构也不断意识到，大力开展包容性金融服务，拓展新的目标客户和业务模式，是打造其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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