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新增长理论出现了。新增长理论吸收了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产生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又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但是社会分工同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长理论认为当这种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社会分工达到最优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如社会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创新和研发等。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2）

1.简介

稳态增长理论是说，如果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展示了稳态增长， 然后技术变革必须增加劳动，至少达到稳定状态。有时候还说，另一种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是这确实包含在理论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变革总是被认为是劳动扩大的形式。这些没有逃脱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理论。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模型表现出稳态增长，但为什么技术变革是纯粹的劳动力增加 诱导创新的文献与费尔纳、肯尼迪、萨缪尔森、德兰大基斯、菲尔普斯仔细考虑过但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相联系。最近，阿西莫格鲁和琼斯又重新思考了这个谜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文献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这一理论的证据。并且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恰好结果什么也没有提出。为什么技术变革的直觉是必须增加劳动？这一结果的证据通常归功于宇泽的证明，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证明了这一理论。然而，宇泽主要关注的是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即如果利率不变是常数使资本份额不变的技术变革）和劳动增加型技术变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罗宾逊图形分析的正式确定。当然对于稳态增长要求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来说这是很小的但却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宇泽的现代读者将被两件事所打击。第一是缺乏稳态增长理论的观点和直接证据。第二是缺乏经济直觉，证明方法大多是纸上谈兵。巴罗和萨拉 C 伊―马丁所说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这一理论的证据。然而，他们这一理论的观点有更多限制： 技术变革是一个增加了速度常数指数的因素，然后稳态增长要求劳动的增加。这就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可能会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术变革的可能性，使得与稳态增长保持一致。麦卡勒姆也提出了一个一般理论的证据并且和宇泽的方法非常相似：虽然坚持和宇泽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觉的结果仍然难以捉摸。

这一观点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稳态增长理论的证据，以及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观点的简洁的直觉。

本文的工作报告（琼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个受宇泽观点（1961）和关注发展直觉启发的证据。根据我们的工作报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证据。罗素提出了一个快速证明这一理论的数学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证明，这些方法来自被称为平流方程的类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献中。

2.陈述和证明的定理

稳态增长定理适用于一个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首先精确地定义模型，然后定义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我们将遵循通常的惯例也指的是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作为稳定状态。根据下面的定义，我们陈述并证明这一定理。

定义2.1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环境如下所示：

Yt=F （Kt， Lt； t）， （1）

Ct+ It = Yt， （2）

Kt = It -δKt， K0> 0， δ≥ 0， （3）

Lt = L0ent， L0 > 0， n ≥ 0 （4）

生产函数F满足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属性：在K和L规模收益不变，K和L的边际产品递减。

定义2.2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的平衡增长路径是一个在常数指数率中所有数量{Yt， Kt， Lt， Ct， It}增长的路径。

定理2.1（稳态增长定理，宇泽，1961）

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一个稳定状态的开始日期记作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记作g，并且It > 0，t≥Τ且所有的t≥Τ。

Yt=F（Kt， At Lt；Τ） （5）

当At1/At=g.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在稳定状态是劳动增加。

证据：（斯克里克特，2006）根据生产函数Yt=F（Kt， At Lt；Τ）让gx表示在稳定状态下数量x的增长率。然后YT=Yte-gy（t-T）例如，所有的t≥T。

Yt e-gy（t-T）=F （Kt e-gy（t-T），Lt e-gy（t-T）； Τ）

因为F体现了K与L的变量回归，我们可以通过除以指数得到以下公式：

Yt=F（K e-gy（t-T）t， L e-gy（t-T）t；T） （6）

如果gy=gk，结果被证明，并且Ate-gy（t-T）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一结论的提出――举例来说，它是一个直接结果模型中不断的投资率。在更一般的框架中，它遵循一些稍微单调乏味的代数。

特别是，方程（3）需要的资本积累gI= gK。所以如果我们得出gI= gY。要与Yt =Ct+ It 区别开来必须遵循时间t≥Τ因此给出以下式子：

gY= Ct/Yt・gC+ It /Yt・gI.

再次区分这个表达式要遵循时间和以下给出的式子：

gC（gY - gC）Ct =gI（gI - gY）It.

如果Ct =0，那么等式的右边必须为0，所以我们得出gI= gY。如果Ct ≠0，那么这个表达式只能得到Ct和It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是这需要gI= gY。因此gY= gK。

3.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的陈述中我们假设的是，在最后一步的证据中投资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gY= gK。特别的是，如果投资等于0，当gY> gK时，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状态，但是前提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在零投资下，资本存量下降呈现指数级的速度贬值。因为资本不是输出的积累，稳态增长定理的逻辑不适用于此。相反，技术变革需要增加资本：第一，以抵消贬值，第二“有效资本”与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回见方程（6）。由斯克里克特提出（2006）的理论和证据遗漏了一个条件就是It > 0。

除了它的简单性，斯克里克特的证明相对于宇泽（1961）的来说有另一个优势。宇泽的证据结尾处出现一个新的生产函数G，就是F（Kt，Lt；t） = G（Kt，AtLt）。斯克里克特在方程（5）中表示，在原始的生产函数中技术变革是劳动的增加。

4.结论

在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唯一的不对称是，资本是每一单位输出的积累，而劳动不是。这种不对称背后蕴藏的是稳态增长理论 ，这是被确认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连接这种直觉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按照输出量把双方的生产函数分开，产生“平衡”表达式1=F（Kt/Yt， Lt/Yt；t）。资本积累和继承了输出的趋势，所以资本产出率在稳定状态下是一个常量。劳动力没有继承这一产量趋势，所以Lt/Yt低于稳定状态。为了达到等式平衡，技术变革必须完全抵消Lt/Yt的下降。也就是说，技术的变革必须是劳动的增加。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3）

关于经济增长，早在古希腊诺芬的《经济论》中就曾论及财富的性质与来源，但最早具有科学的系统的增长思想的学者是亚当•斯密，自从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经济增长问题以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纵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化，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历史时期：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学家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予以科学解释。其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一）亚当•斯密经济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数量，二是提高劳动效率。”①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

（二）大卫•李嘉图经济增长理论。李嘉图的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②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增长的规模性动因（资本、技术、土地），注意到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但把增长过程简单的看作是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争。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为探索资本主义稳定增长的条件，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为哈罗德，多马和索洛，斯旺。

（一）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推导，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可通过调节储蓄率水平刺激资本积累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提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为资本积累过程，决定资本积累的是投资的收益率。

新古典模型的贡献有三方面：第一，认为经济稳定增长可通过改变资本―产出比实现；第二，认为收入分配变动趋势是工资上涨；第三，重视技术进步。局限性有三方面：第一，把技术看作外生变量；第二，认为经济的自我运行可使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第三，认为任何时期储蓄率都全部转化为投资。③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形成。

（一）罗默模型。罗默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

（二）卢卡斯模型。卢卡斯模型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增长的真正源泉。指出人力资本积累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教育提高职工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知识、人力资本的研究。缺陷有两方面：一是采用过于严格假设条件，损害了对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二是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时，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既有历史联系，也有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经济理论路径的选择不同。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增长路径选择上，始终以对现象的解释为基础。如哈罗德―多马模型从投入角度说明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作为外生因素解释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企图通过政府力量完全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缺陷。马克思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均衡增长解放结合起来理解经济增长，因此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是较为完整的。

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一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量；二是提高生产要素产出率。

他认为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正常进行的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简单再生产是零增长经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原动力使其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与本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实现。④他指出，第一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一致，以及第二部类总供给与总需求间的平衡，是经济均衡增长的实现条件。

他认为，经济增长不单纯是财富增长，还会引起社会经济效应：一是劳动的组织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生产中越来越重要；二是产品的再生产必伴随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增长不是终极目标，经济增长是人本身的发展和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因此，经济增长应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⑤

五、结语

经济增长是指财富在数量规模方面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如何增大一国财富为研究内容的理论和方法。鉴于经济增长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本文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四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代表思想进行了梳理，按照理论的派别依次介绍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

从以上评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彦林，彭文民，姚和霞.经济增长理论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2007(6):131-133.

［2］ 王胜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11):391.

［3］ 揭水利，陈恩.西方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视角下发展我国经济的战略抉择［J］.经济问题探索，2010(1)：12-17.

［4］ 吴义刚.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及其拓展［J］.安徽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报，2008(9)：48-51.

［5］ 侯为民.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1)：89-93.

注解

① 王彦林，彭文民，姚和霞.经济增长理论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2007(6):131-133.

② 王胜男.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08(11):391.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91．348．1；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045―07

一、引 言

早在三十多年前，GoldsmithLlj、McKinnon和Shaw等人就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Goldsmith等人的工作富有启发意义，但他们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基础，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技术是外生给定的，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对技术水平不产生影响。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逻辑，虽然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动员更多的储蓄，并能更有效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但对经济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而不是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系统的发展，只能促进产出水平的暂时增加，而不能提高产出的长期增长率，即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悲观结论，使得金融发展理论在经历70年代短暂的兴盛之后，便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后尘，远离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领域。

近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兴趣的升温，应主要来源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思想启发和技术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肇始于70年代初的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金融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迅速融合，不仅使举步维艰的金融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在悄悄改变着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只注重实体经济而漠视货币与金融部门的历史。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技术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即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能对技术水平产生影响。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厂商的物质资本及R&D投资、政府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改变等，均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此，金融部门的发展，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向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融资等方式，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发挥持续而显著的作用。所以，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不仅有水平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早期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为比较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不同效应，本文分别建立了引入金融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对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十分庞杂，仅就某一模型进行讨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为避免论证的片面性，本文选择了资本外溢、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等三类代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二、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效应

下面，本文通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来分析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的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一)模型基本假设

1．消费者行为假设。假设经济由可存活无限期界Ramseyt式的消费者组成。令人口的增长率为n，初始的人口规模为L0=1，则t期的人口数量为L1，＝L0eet“。消费者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工资)和资本收入(租金)，并用于消费和储蓄，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ct表示单个消费者在t期的消费水平，P(0

其中，б(б>0)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1／б表示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当б越小时，随着消费的上升，边际效用的下降越慢，因而，消费者越愿意允许其消费随时间变动，即其跨期消费弹性越大。当б＝0时，效用函数为线性形式，即u(ct)＝ct，当б＝1时，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即u(ct)＝Inct。实际上，消费者也可假设为Diamondt式可存活两期或三期的世代交叠者。在Diamond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亦可表示为

其中，cIt和c2t+1表示t期出生的消费者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消费水平。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对消费者类型的假设主要有Ramsey式和Diamond式。二者的区别在于，人是不断地进行新老更替的，是新人不断地出生而老人不断地死亡的。与消费者寿命的连续或离散的特征相适应，对消费者最优化行为进行分析所运用的工具也有所区别。在Ramsey消费者寿命为连续状态的模型中，运用Hamilton函数来求消费者行为的最优解，而在Diamond消费者寿命为离散状态模型中，所采用的是拉格朗日乘数法。

2．金融部门。假定经济只能生产一种最终产品，该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若进行资本投资，一单位为的目的，主要是确定状态变量在转移路径上的运动方程，这正如我们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所推导的那样。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对转移动态问题进行处理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工具，目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还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技术问题。因此，当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或局限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或技术进步率，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却非常精巧地解决了转移动态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1．模型基本假设。假定实体经济部门包括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部门。按照Lucas观点，人力资本的存在，使得广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不再成立，因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均产出也会实现持续增长。

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物质资本(Xt)和人力资本(Ht)，且其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可表示为

式(46)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增加)，均能提高平衡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人力资本的积累率和消费增长率。

综上所述，在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既有水平效应又有增长效应。

四、结 论

本文结论认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5）

一、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技术发展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至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关技术决定论的表述可以追溯到凡伯伦的《工程师与价格系统》。技术决定论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作用。针对"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相对于其他观点，技术决定论给出了一种传统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也得到普遍的认可，正如诺斯所说"目前最广泛的接受的一种解释仍沿袭马克思的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他的力量"。

技术决定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大致是：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给定不变，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但外生， 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准内生性和完全内生性。这条轨迹同时体现了"技术逐步被明显化、内生化的理论进程"（何恒远）。在技术决定论日趋完善的过程中，不乏出现过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大家。最早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30至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等人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发展出了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20世纪50至60年代，索洛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永不衰竭的动力这一著名的"索罗命题"，改变了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今天，技术决定论已成为一个较大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技术决定论可以划分为：乐观的技术决定论与悲观的技术决定论，狭义的技术决定论与广义的技术决定论，强技术决定论与温和技术决定论等。也正因为此，在对技术决定论内涵的界定上，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当谈及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时，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

有关对技术决定论的评价，经过对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赞成者居多，少量的反对者主要是针对技术决定论中的"强技术决定论"，即"技术进步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批判，例如胡东原认为"技术决定论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其它社会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不符合科学技木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事实的"。但不管怎样，技术决定论在学术界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制度决定论

承上文所述，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动力是资本、劳务的投入以及技术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新制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另辟蹊径，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从而得出制约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的结论。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美国出版）是阐释制度决定论的创新之作，制度决定论也因此得到广泛的关注。在这本书中，诺斯实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即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通过经济史的证明推广这种经济理论，发展出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以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在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与其互为补充。诺斯是制度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对其观点进行阐述。

正如该书所述，"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这个条件，个人才有足够的激励去从事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活动，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方法是明确产权。同时，诺斯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概念，即"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他指出："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的更快"。随后，作者通过对公元900年到公元1700年间历史的分析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诺斯的制度决定论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制度决定论的重视也正反映出他（应该用它吧 指制度决定论的成功）的成功。《西方世界的兴起》问世之后，赞扬之声就从未停止。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诺斯的制度决定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带来的影响。例如对其的评价："诺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重新研究，证明了稳定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诺斯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荣之君，曹琪）。但是，还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也指出了制度决定论的不足之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其结论的偶然性凸显，即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的产生是偶然地符合了政府的财政需要，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是偶然地产生在了某些国家"（张杨）；还有学者认为："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并不能称得上是完美的经济增长观，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不足，而且在实践中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谢恋）。

三、有关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国内外学者围绕"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有很多。经过归纳总结，笔者认为，除了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外，还有第三种观点，即"技术与制度共同决定论"。虽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人数不多，但是也表达了国内外学者的呼声。在国外，代表性人物有制度学家拉坦。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在《论经济增长制度高于技术》中，作者胡雁与徐艳虹不仅同时承认了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更明确指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高于技术，技术可以使经济增长，但制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高度"。

四、新教伦理决定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新教经济伦理在于个人积累，他们不断的财富积累是因为新教的天职观；财富积累和创造的动力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此观点一经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种从精神内核出发去解释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理论诞生了。

韦伯的方法论工具即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一种分析概念或逻辑工具，是从一个时代某些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经验材料中高度抽象出来的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分类概念，抽绎不同经验材料所建立的不同理想类型，其功能是对经验事实进行分类与比较（斯蒂芬・卡尔伯格，2002 ）。韦伯将历史考察方法与逻辑考察方法相统一，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因果链条进行分析，抽象出了宗教改革--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链条，并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新教伦理决定论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可以说是独具新颖性的，他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学者对新教伦理决定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例如，"韦伯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或者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经济自身发展因素；他将新教伦理从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孤立出来，还将宗教改革与欧洲同时代的其他社会经济变化割裂开来，很多观念并非宗教一力而为之"（李春华，2003）。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对新教伦理决定论给以足够的重视。

五、其他观点

针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以上三种观点是笔者认为目前在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颇具影响力。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的"英国清教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观点；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研究这个问题。

另外，在查阅相关文献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些解释这个问题的"独家观点"，例如，黎海波在《数学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正是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落后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观点；张佳生在《基督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基督教伦理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观点；余军华和李贞芳总结了哈罗德和达得利的研究成果后，在《印刷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印刷术的发明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变革"的观点。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学术界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从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该问题的思考。为了使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笔者认为在研究该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进行"立体化"的思考，即将有关该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在内，并且将它们联系起来，认真考证，严谨分析，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考察，进而得出最佳观点。笔者认为，上文提到的一些"独家观点"角度较为单一，有些形而上学，因此其理论有待完善；其次，在分析原因时，应仔细分析"因果"关系，孰因孰果非常重要，例如，究竟是"技术进步对完善的制度提出了需求"还是"制度的完善促使技术进步"，须知正确的"因果关系"是理论严谨的保障；再次，由于学术界中观点众多，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相互借鉴，博取众长，又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只有这样，理论体系才会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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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经济增长制度高于技术》 胡雁，徐艳虹 著

[3]《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刘立 著

[4]《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谢恋 著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061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l一0036―08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进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 and Metcalfe，2001)。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冲击，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正如庄子银所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技术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索罗模型虽是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但该模型以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难以合理解释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因此，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时间进程，总结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以便进行总结与评价。

(二)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一条是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另一条演进路径是以市场结构为线索的。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境地。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另一类是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仅存在凸性技术，而且拓展资本范畴。真正突破完全竞争假设是罗默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模型等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2，同质性、加总与生产函数

无论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而总供给取决于宏观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由外生技术向内生技术转变的关键也在于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由微观主体构成的，按照新古典内在的一般逻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

所以，在同质性假定下，厂商的生产函数加总构成了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同质性的、可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为核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由技术外生向技术内生转变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经济具有“卡尔多稳态”的核心所在。从生产函数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看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大多数采用了复杂和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新增长模型的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使整个经济的增长进入“卡尔多稳态”，左大堵(2005)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稳态的五大规律。

3，最优―一般均衡―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提出，卡斯和库普曼斯将其引入增长模型，其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核心是库思一塔克定理。按照这种范式，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确切预知。因此，这种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半机制”。

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钱颖一，2002)，并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于均衡状态。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霍奇逊，1993)。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刁伟涛则更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为以均衡概念为核心构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论框架。

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纲领，这种纲领以最优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为核心钢构，以线性动态为基本处理方法，渗透着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思维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产函数必然存在着稳态路径；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经济主体作出确定预测，因此，在这种分析范式中，任何经济主体一定找到稳态路径。

由此可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索罗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坚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论作用，正如罗默(1989)在评价新古典增长模型时说，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也正是这种范式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统一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基于演化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批判

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凡勃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尔钦(1950)借用生

物演化和自然选择，利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释经济主体的非最优行为，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演化思想的引入，为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素材。

(一)异质性、非加总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同质性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内生稳态的立论基础。这种假设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质论”为基础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先于存在，群体中的理想类型(代表性个体)体现了本质，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是偶然的，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只要分析理想类型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变异的情况。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推理排除了多样的可能，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

但是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态度、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生产者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在演化经济学范围内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这样，构建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来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的，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技术的异质性并以某一技术的局部应用为基础，这意味着异质性始终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异质性来源于创新，因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合”――被引入市场，从而异质性又与动态性相联系。

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以异质性为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种平衡增长路径，而是建立在微观企业主体基础上的创新和技术的“集合体”，必须超越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进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二)非均衡、非最优和非线性动态――经济学全机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这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优一一般均衡一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对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正如布劳格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论。

这一经济增长的“半机制”根源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秩序中，依赖机械轨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给定初始条件，就找到一条稳态路径。但是，均衡增长理论是静态的一个特例，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模式。

演化经济学开拓者阿尔钦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优假设。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只需要“正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就能生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建立在“非最优”假设上。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质，但是这种动态是古典式的转移动态，仍然没有超出静态范畴。在动态经济分析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稳态路径，常常忽略局域发散情况，没有涉及动态方程的非线性现象。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在市场结构方面逐渐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缚，但是由于该理论中同质性与可加总的生产函数和方法论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机制，致使该理论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科学的阐释。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释，重建现实式的理论架构。按照一般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环境。按照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经济增长是在不确定、异质性和“历史友好”的经济环境下的一种非最优、非均衡和非线性动态的演化过程。

(一)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建，不仅要从经济环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假设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设，建立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应包括以下四个：

1，满意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现为一种试错过程。

2，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多样性假设。多样性是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假设意味着经济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异质性。

4，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意味着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作用、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袭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分析同质的代表性个人行为，这使得该理论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摆脱新古典范式方法论，在整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个体群思维方法论。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个体群是由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群方法中，我们认为群体中的成员是不同的，为了刻画群体，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一般性质及它们在内部的分布。

大多数关于生产和增长的经济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到质变。如果经济系统的构成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忽视将使得经济理论缺少因果分析。正是这种个体群方法不但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还考量了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的方法论选择是，现在要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从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准分析框架

依据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构建了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

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不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异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异质性、竞争、选择和创新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过程。

企业内部生产采取了惯例指导的原则，惯例是代表了企业的技术系数，是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异质的“基因”，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与选择，并根据企业的“实现利润”，对企业进行评价。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选择时，企业的异质性可能会减少，为了保持企业足够的异质性，需要“创新”的注入。这样市场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经济增长。

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缚，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第一，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要素单独作用的产物，而且各要素间的互补及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纳尔逊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是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产物。纳尔逊把技术分为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物质技术主要在企业生产中使用，而社会技术主要指社会制度特征。社会技术与物质技术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深化认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化过程，是企业为保持异质性而不断“搜寻”的过程，因此企业进行R＆D支出、发明和模仿，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累进的具有某种路径依赖特征的进化的“马尔科夫过程”，从而超越了现代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寓言式说明。

(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7）

一、 引言

在经济增长的理论中，几个典型的增长模型是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经常用到的；尤其是对于经济增长问题，这些模型奠定了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那么这些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模型有何区别呢？对此，本文将逐一进行介绍，并进行简单的比较分析。

在此，对于古典理论，本文依据模型的使用情况以及模型的代表性，选取了新古典增长模型、AK模型、产品多样化模型、熊彼特模型为例进行分析。

二、 新古典增长模型

1. 模型数学表达形式。新古典模型是增长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很多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此进行推导的，包括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其理论最初也是基于此进行推导的。

这一模型倍受亲睐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简洁性：增长的过程仅仅通过两个方程来描述。具体函数如下：

可见，新古典增长模型是基于索罗-斯旺基本模型的变形，其中第一个生产函数就是我们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

2. 模型经济含义分析。追根索源，新古典经济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以新古典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新古典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便替代了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新古典学派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根本理论基础。

使得这一框架成为增长分析的标志性模型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一模型意味着，长期中的经济增长不依赖于经济条件。具体来说，经济政策不能够影响国家的长期增长率。特别地，人均GDP Y/L在长期中不能增长，除非我们假定生产率A也随着时间增长。

3. 模型的适用性探讨。正如诸多学者所分析的，新古典模型的问题在于，技术进步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把技术进步看成是外生的，在模型的自变量中并不包含，不是一个解释变量；尽管稳态增长路径受到储蓄、折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唯一能影响增长率的只是外生的技术进步。为了分析增长的政策，需要的理论框架是，生产率的增长是内生的，即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各种特征。这一框架必须能够解释在长期中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增长，而不会让资本和劳动的递减报酬最终影响增长。

特别是各种经济政策不能影响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率，这一分析的结果与现实经济增长特点是不相符。尤其是新古典增长模型蕴含着条件收敛的特点和趋势，这一特点与经济发展的现实差距也是较大的。

三、 AK模型

1. 模型数学表达形式。AK模型是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的第一种形式。在AK模型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事实上，AK模型中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混在了一起，其资本积累用新古典理论来研究，而知识资本的积累则用技术进步来研究，即知识在发生时才能进行积累。积累与报酬递减规律是矛盾的，因为，当各种不同种类的资本被积累，没有理由认为报酬递减律会使得边际产品下降到零，因为这种积累中的一部分正是技术进步为了克服报酬递减所需的。依据AK模型，维持较高增长率的方法就是把GDP中的较大比例用于储蓄，这一储蓄当中的某一部分会自动地转向维持较高的技术进步率，从而引致较快的增长。

总体而言，AK模型就是没有新古典模型中的报酬递减。AK模型理论的基础是下面关于资本存量线性齐次的总量生产函数：

可以看出，这一增长率关于储蓄率s是递增的。

2. 模型经济含义分析。对于增长过程的理解，AK模型提供的是“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模式。这一模型既可以应用于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发达国家，同样，也可以应用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古典模型一样，AK模型也假定某一经济的增长过程是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发展之外的，除非国际贸易可以改变资本积累的条件，可以改变AK模型所涉及这种独立性。虽然如此，只要对于创新和积累的区分是次要的，AK模型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一种有用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工具。

通过对AK模型的分析，将看到AK模型如何被用于分析开放经济中贸易条件的影响。而且利用AK模型可以分析从马尔萨斯经济向长期增长的经济的转型以及金融约束、财富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用这一模型也可以用来讨论波动性、风险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增长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3. 模型的适用性探讨。显然，AK模型直接放弃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这显得很突然，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AK模型不能预测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条件收敛被看作是经济学中的一条经验法则，如果把模型中的K视为物质资本，那么AK函数显然不符合经验规律。这使得AK模型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说服力受到制约；但由于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的存在，AK模型有助于理解总体上的收益不变以及收益递增问题。

四、 产品多样化模型

1. 模型的数学表达形式。产品多样化模型在本质上讲是内生增长理论，但一般认为它是“基于创新的”（Innovation-based）经济增长模型，并且这些模型又属于平行的两个类别，或者两种研究思路。第一个类别是以罗默 （Romer，1990）为代表的产品多样化模型，第二类是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基于创新的理论。

在此首先阐述罗默的产品多样化模型。罗默认为引起生产率的创新的形式是不断制造出新的而不一定是改进的产品种类。产品多样化模型源自新国际贸易理论，强调的是技术外溢效应。

产品多样化模型的源起基础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 Stiglitz，1977）的生产函数，其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Nt表示中间产品的不同种类，每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需要Kit单位的资本。根据对称性的特点可以得出，总资本存量将在已经存在的Nt种中间产品中平均地分配，因此可将生产函数重新写成：

按照这一变形的生产函数，产品种类数Nt就是经济的总生产率参数，从而它的增长率也就是经济中人均产出的长期增长率。

2. 模型的经济含义。依据罗默的产品多样化模型，更多的产品种类将增加经济的生产可能性，因为这将允许某个给定的资本存量水平能够被用于更多的中间产品的生产，而每一中间产品的生产都是经历报酬递减的。所以，在产品多样化模型中，产品种类的增加维持了经济的增长。新的产品种类，或者说新的创新，是研究人员或企业家这一群体的研发投入的结果，而他们从事研发活动的激励则在于，如果能够持续创新，那么就将获得永久性的垄断租金。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这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创新，或者说是新创造出来的差异化的产品。

在此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产品多样化模型中，仅有一种创新，那就是在同类中创造出新产品。

此外，这一模型也预言，退出或者更替并不发挥重要的作用。确实，更多的退出除了减少种类Nt（这一变量唯一的决定了总生产率）从而降低经济的GDP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因此，“破坏性创新”在这里不发挥任何作用，而这一创新却是下文将要阐释的熊彼特模型中的增长驱动力。

3. 模型的适用性探讨。罗默认为，抛弃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外生以及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并且以假定技术内生和规模收益递增来代替之，是解决传统理论与经济事实矛盾的最佳途径。在罗默的模型中认为，生产新知识的私人收益率小于社会收益率。因此，收益可以假定是递增的，而且知识的溢出效应带来了外部性。所以，罗默用收益递增、知识的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显然这是和传统的古典假设不相符，在传统学者看来是异样的。并且模型中新知识的社会收益率递增也是和边际收益率递减不相符的；而且在现实经济发展中知识不仅仅向罗默假设的那样具有正的外部性还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完全竞争的假设和现实的竞争社会也是有差距的。

尽管如此，如果竞争和更替问题不是特别重要的话，产品多样化模型就有着大量的应用。例如可以使用此类模型来分析持久的跨国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也可以使用此模型来分析风险、分散化和增长之间的关系。

五、 熊彼特模型

1. 模型的数学表达形式。熊彼特模型是基于创新的增长理论的第二种研究思路。这一模型源自现代产业组织理论，通常被称为熊彼特增长理论。这是因为，这一理论关注的是质量改进型创新，这种创新会使得旧的产品过时，从而与被熊彼特称为“破坏性创新”的力量密切相关。

熊彼特理论的基础是如下设定在产业水平上的生产函数：

其中Ait表示与产业i在时期t所使用的最新技术相关的生产率参数。在上述方程中，Kit表示此部门所使用的唯一的中间产品的数量，每一单位的这种中间产品由最终产品一比一地生产出来。总产出是各部门产出Yit之和。

每一中间产品由最近的创新者排他地生产和销售。在部门i中，一个成功地改进了生产率参数的创新者可以替换这一部门中的旧产品，直至他本身被下一个创新者所替代。因此，熊彼特分析框架的第一个含义是，较快的增长通常意味着较高的企业替代比例，因为这种破坏性创新的过程导致了新创新者的进入我旧创新者的退出。

尽管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单个产业，并且明确分析了产业竞争的微观经济学机制，但是，所有产业事前相同之处的假定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加总结构。特别地，容易证明，总产出依赖于总资本存量，并有也下人均生产函数的科布-道格拉斯加总的形式：

其中，劳动生产率参数At是部门特定的参数Ait的未加权的和。

2. 模型的经济含义。与新古典理论一样，经济的长期增长率由At的增长率给出。而这一增长速度率现在内生地依赖于经济范围内的创新率。

创新的投入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潜在创新者的私人花费，二是过去的创新者已经完成任务的创新的存量。后一项投入由公共知识存量组成，而当前创新者所做的正是希望增加这一存量。这一理论在模型化过去的创新的贡献方面是灵活的，既可能包括这样一种情形，即创新的形式是直接越过创新之前的最佳技术水平值，达到创新部门i中的一个新的技术参数值Ait，而这一参数值是之前相应值的？酌倍；也可以包括另一种情形，即创新的形式是赶上全球技术前沿，这里At通常表示所有国家所有部门的创新者可以获得的全球技术知识的存量。在前一种情形中，国家进行的是最先进的创新，这种创新是在最先进的产业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在后一种情形中，创新只是实施（或者模仿）其他地方已经发展了的技术。

3. 模型的适用性探讨。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一方面，只要存在这创新的条件，那么创新就会不断持续下去，显然这是和经济发展的事实不相符的；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经济周期理论，那么就没有持久存在的行业或者产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相关的行业或产业就会没落，就会由朝阳产业变成夕阳产业，但是经济发展中往往不是这样的，有些基础性产业或者行业一直都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强调企业家精神，指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对于经济持续增长意义重大。

六、 比较的结论

1. 理论的政策实际应用价值有待探讨。传统理论认为，政策力度小，那么绩效也小。但经济事实告诉我们，传统理论的这种观点不一定成立，当某种经济变量的变化已接阀值时，政策的细微变化有时会引起急剧的非线性变化。这表明，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对这种非线性变化应予以充分的重视，那种根据传统的线性模式预测政策变动的效应，有时导致严重的失误。新古典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线性的，但一些理论认为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并强调政策的经验分析要充分考虑这种非线性特征。

2. 理论没有明显体现路径依赖问题。政策的增量变动不会影响产业分布格局，产业聚集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均衡的，政策的反向变化不会引起产业分布结构的反向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经济受到粘性的约束，或者具有了路径的依赖；也就是当政策反向变化时，其效应没有显现为与政策变动方向一致。那么，对区域经济政策而言，这种依赖意味着“坏”的政策，尽管实行期间很短，但具有长期的后遗症，例如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但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这些在古典经济理论中几乎没有提及。

3. 理论中缺乏非连续性的分析。许多地区都利用纳税者的钱来补贴企业，以便吸引更多的企业。这种补贴政策也受到不连续性的约束。这在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中体现不明显，非连续性是包含聚集力的模型之特有性质，可以看出，此时产业布局的变动是非连续或突发性的。在非连续性或非线性情况下，分析政策的难度较大，因为实施相同的政策干预，可能第一次和第二次时的效应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在古典理论分析中体现并不明显。

4. 理论中关于经济环境的政策影响强调不够充分。 政策效应分析，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中是注重单个经济政策本身的分析，如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对财政收入、国民收入的影响等。而政策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只考虑某一种政策本身的研究是狭隘的，因为经济开放程度不同，经济环境不同，相同的经济政策的效应也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同一种政策的效应是大不相同的，这在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常常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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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长理论论文篇（8）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1SA090）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4日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斯密（1776）的《国富论》，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内生于生产中的分工协作。而以索洛（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外生于技术进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否认了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舒尔茨（1961）等认为上个世纪美国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这种观点引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自20世纪初Fisher（1906）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力资本经济分析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早期的增长理论未能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Rodan，1961）、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Hagen，1975）。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之谜”出现（Helpman，1987）：

一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快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速度。

二是日本和德国战后的兴起。日本和德国用了5年时间将经济回复到二战前的水平，然后只用了10年时间就一跃成为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

三是“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禀赋论认为，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根据要素禀赋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1953）的实证结果却与要素禀赋论预测相悖。

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之谜”，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Schultz（1961）开始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的概念，根据Schultz的表述，人力资本是相对于非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学校教育、营养和健康投资、在职培训、个人或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等活动。Schultz（1961）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到农业增长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农业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后Becker（1964）建立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微观基础，Becker还明确区分了一般人力资本与特殊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增长分析中，Becker将人力资本积累与专业化分工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经过Becker（1993）从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两个方面有机的整合而得以完善。

二、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研究状况

（一）阿罗 “干中学”模型。阿罗（Arrow，1962）第一个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他试图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假设技术进步是投资的副产品，是厂商生产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结果，一个厂商的投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而且由于溢出效应，还会提高其他所有厂商的生产率。

阿罗认为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源，技术进步不依赖于R&D。如果把新知识看作是新资本生产的副产品，那么知识存量可以表示为资本存量的函数。增加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增加产出，而且通过其间接贡献，即通过产生新知识使得其他资本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产出。阿罗的结论是：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无政府干预的经济均衡是一种次优，此时的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由于阿罗模型必须借助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因而该模型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内生增长模型。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9）

最早的人力资本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其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随后亚当斯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初步概念，他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对德日战后的经济腾飞，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到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界各种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硕。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将其大概分为五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部分是国内外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归纳评述;第四部分是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述评;第五部分对上文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人力资本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揭示了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舒尔茨（1960）首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中阐述了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用于教育、医疗保健、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费用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他也定量研究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贡献率，但是却并未对“人力资本”作出明确定义。贝克尔（1964）则明确清晰地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马歇尔（1890）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明赛尔（1958）在其著作《人力资本研究》中认为，人力资本除了才能、知识和技术外，健康、时间、生命也占有重要位置。麦塔（1976）指出，广义来讲，一国的人力资本除去本国内居民的知识、才能和技术外，还应包括创新精神、应变能力、工作毅力、兴趣爱好、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其它可能促进产出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也日趋完善。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的丰硕又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后，对此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1776）最早明确提出应把人的能力归为资本，“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中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只是转移了自身价值却并未创造新价值。萨伊（1803）在《政治经济学概要》中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各个行业提高技能从业增加产出的普遍现象。马歇尔（1908）也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所有投资中贡献率最高的，它将成为最强有力的生产发动机。此外，欧文费雪也得出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将促进产出增加的结论。

虽然早期的这些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但由于当时劳动者技能素质都还处于初级人力资本的层次、知识技能经验等都十分匮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质的差别，于是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把人力资本真正当作一种独立的资本。从而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还是比较有限的。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三）新增长理论

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人力资本引入我国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文献。

（一）国内相关研究

（二）国外相关研究

四、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一）对全国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二）对个别省或部分地区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新增长理论论文篇（10）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巨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东西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对各流派经济学家在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方面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回顾，以期通过这种分析揭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各种决定因素，综观地论述现阶段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说史上，哈罗德、索洛等人对传统增长理论进行扬弃后形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它主要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制度内生增长理论等。

1.1新古典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哈罗德和多马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框架出发，构建了考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哈罗德和多马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激发了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兴趣。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索洛、斯旺等人引入了新的外生因素，构造了新的说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他们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内生增长理论

由于其种种局限，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宏观经济研究只关注短期的周期波动，对长期、动态经济增长的研究理论几乎毫无建树。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理论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1.3制度内生的增长理论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占主导的经济增长理论如新古典增长与内生增长理论，基本上是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解释为经济增长机制提供了许多洞见，但它们似乎仍然没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根本的解释。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制度结构三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支撑，制度和技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发挥作用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当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变量，说明了经济增长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样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就制度而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出现也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激励去促使个人努力以达到符合社会福利的状态。

2.1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搭建农村经济起飞平台

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追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资本成为农村最为稀缺的要素资源。许晓东等推算出中国农村近10年来资本严重不足，从1995年起，农村资本缺口每年在5000亿元以上。农村资本的巨大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由于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为提高农村资本积累，政府更应该着力于有利于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致力于创造获利机会，强化经济主体对农村未来投资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财政还应当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支出和对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教育投资等，帮助农村地区提高效率，缩小城乡差距。

2.2开发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力资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体现为人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重要源泉。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到了现代人力资本的问题。而舒尔茨（1961）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卢卡斯进一步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认为由于人力资本内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存在，必然使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以期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更高收益。而公共部门通过公共支出等政策，营造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经济环境，比如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培训等。2.3重视技术进步，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农业技术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渗透在资本、劳力、土地等有形要素中，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较落后，多数农村仍然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产技术落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需求；农产品深加工不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工业化不明显，管理方法落后。新农村生产发展必须促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政府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在国家科技总投入中的比重；要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技推广服务。

2.4促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农村经济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技术虽好却非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本身及技术的使用是制度作用的产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技术进步很难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不仅对于技术进步，制度还影响其他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作用程度的发挥，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一轮的中国农村改革。改革就必然伴随着机制、制度的创新，包括对农村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管理体制在内的社会综合体制的自主创新，其中，建立健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首要任务。例如改革土地制度，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影响市场交易和流转。应明确农村土地的国有，同时规定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一样拥有70年使用权，在此期限内，允许耕地的出租、转让、交换、抵押，使土地在长时期内真正成为农民的私人资本。这样不但能实现农村资产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有利于节约和保护耕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