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论文篇（1）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新形式下的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交融，与众多先进的发达国家建立起外交。英语的运用在生活中也变得广泛起来，跨文化交际成为了近几年来的热点问题，导入国外文化成了学习英语的先驱条件。文化的融合能够加深对话的深度，冲破文化障碍，充分理解学习中的语境和语义，从而发掘学习英语的正确方式。文章就当下跨文化语境大学英语教学遇到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有效的改善意见，阐释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快速高效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

一、跨文化语境下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现状以及问题

当下国内大学英语的教学大多数呈现一种难以打破的规则，即很多英语教师不会区分英语语言教学和英语文化教学，大多数学生对英语很有语感，答题思路明晰，但是真正置身于国外语境时完全无所适从。英语教学分为具体的语言则教学、系统的语言使用，其中就包括我们常见的语法、词汇、发音等基础性客观问题，这是学习英语操作技能的范畴；另一方面则是不常规的跨国文化知识，体现在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实际能力上[1]。现在大学英语教学就没有对这两方面内容进行明显区分，受到长期的固性思维，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以及应试教学的影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英语技能培训上，忽视了文化的重要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一年的传统四六级考试。我国英语教学长期存在着重视语言教学轻视文化因素的问题，因而许多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学校考试成绩优异，出去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单纯的学会一门语言容易，困难的是融合这门语言的发源史和它在所处文化中产生的巨大变迁，将这门语言当做母语一样烂熟于心，唯一的办法就是了解这门语言的文化背景，切身的将自己当做本国人，尽量缩小跨文化带来的交流问题。事实上，并非完全的掌握了英语语法和发音就意味着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进行顺利的沟通和交际，就是不够了解英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缺乏会对英语学习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决定着跨文化交流的成败。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老师应该尽可能多的强调跨文化语境对英语学习的重要性，着重培养学生自主生成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二、语言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文字的创造还是语言的发展都不能脱离文化的作用独自支撑，脱离了文化的文字只是一个符号，甚至起不到传播作用；脱离了文化的语言同样没有说服力。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常见形式，是文化存在的基础，更是文化存在的标志性内容，同样的，人们所拥有的语言形式，也受到了当代文化下所产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所拥有的思维方式也是所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语言和文化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2]。由此可见，语言的传递不仅仅是一种声调、一种规则的传递，更是一种文化象征的传达，除却字面上的意思，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向表达。因而，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一定要冲出陈旧的教学习惯，摒弃劣质的中国式英语教学，应当在教学中适当的加入国外的常识性文化知识，使学生不至于笼统的看待英语，能够精准的判断每一句话在什么语境、什么状态下应该处于什么样的情绪，将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有效结合，摆脱“聋子英语”、“哑巴英语”的现状。

三、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具体改进措施

1.通过课堂上教学主动导入文化

教学一词，顾名思义教在前学在后。因而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就尤为重要，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完全取决于老师教授什么内容，要想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对国外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课堂上有意识的导入一些与课文内容相关的国外文化，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同时在选择教材和教学资料时尽量选择一些带有显著本邦文化特色的教材，文章都是本族语者的作品，教材上对文章进行详细的介绍，包括创作背景，创作风格以及其中的价值观进行一定的注解。这样的课堂导入能够有效的拓展学生对跨文化语境的理解，在学习上发挥出主观能动性，提高自己对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养成自己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2.结合课外活动进行文化教学

除了课堂上的正常英语教学以外，老师还可以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学生足够多的活动，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平台去了解英语，提供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机会。例如，学校在课外的时间里可以发起一些英语知识竞赛，国外文化知识辩论赛，开展英语讲座，邀请留学教师或者外籍教师定期的宣讲国外文化习俗的相关知识[3]。在圣诞节或者情人节这样的泊来节日里，开展主题晚会，按照国外的习俗布置会场，结合西方元素安排晚会内容，组织学生来参与其中，通过此类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拓展学生眼界，让学生更为直观的了解西方文化，了解英语国家人们的生活常态，更为真切的感受文化差异，欣赏不同国家的民俗风情，将英语学习贯穿整个文化活动。此外学生可以自主的寻找一些优秀的带有明显本族语特色的影视剧或者音乐剧来观看，揣摩其中语法的用处和语境的创设，这样不仅能丰富课外活动还能达到课堂上达不到的轻松效果。

四、结语

学习英语并不像学习其他的学科一样一板一眼，作为一门语种的学习，老师和学生要对跨文化语境产生共识，从多个方面去导入跨文化传播，学习跨文化交际，使大学生在跨文化语境下将大学英语轻松有效的学好。

参考文献：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2）

    一、基本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主要由英国哲学家austi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70年代由searle加以修改和发展的。奥斯汀区分出三种言语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指的是”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即发出音、音节、词、词组、句子的行为，只表示字面的意义，本身不能构成语言交际。”言外行为”是通过”说话”这一动作实施的一种行为，如传递信息，发出命令、问候、允诺、祈求、建议等。”言后行为”指说话带来的后果，如劝告一一听从了劝告;警告—认识了危险;引诱—接受了诱惑，等等。说话人如何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人如何正确理解说话人的意图，这是研究语言交际的中心问题，更是将austin的言语三分说理论与翻译相融汇的结合点。

    (二)翻译过程

    翻译，作为言语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一般言语交际—单语交际情形相比，自然具有共性的一面:一样在言语行为框架下运行，也同样经历言语语篇编码和解码环节。但另一方面，就交际过程而言，翻译的过程是交际主体—译者先对原文语篇的解码，在吃透原作意义的基础上，才谈得上针对新的、不同于原作的情景语境，运用新的语言形式，即目的语，将原文的意义(事实是译者所理解的意义)用目的语编码再现。因此，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解码者，而后才是译作的编码者。

    (三)语用语言等效翻译

    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近似奈达(1964)提倡的动态对等翻译，即强调最切近目的语信息的自然对等。因此，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还要弄清原作者的真正意图，并把这种隐含的言外之意传达给读者。语用学介入翻译，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也拓宽了翻译理论的视野”从语用学角度看，译文无论作什么样的处理，只要它能传达原作的用意，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它就是一种可行的译法(何自然，1988)"。虽然语用翻译和其他翻译理论一样不可能解决翻译中的所有问题，但是语用翻译方法在保证跨文化交际成功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从翻译的角度看言语交际过程的复杂性

    言语交际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翻译，即使是翻译也不能保证话语意思和实际意义时时处处一致。翻译，重在等效，但语言交际因人因事因需要而变化。究其复杂性主要有两个方面:(1)译者应在准确理解原作内容的前提下，把握其言语交际所提供的语境;(2)善于进行文化移植与融合，理解言外之意，传达交际双方的意图，以实现语用意义的等值转化。换句话说，言语交际的翻译复杂性就在于要达到语用等效翻译的效果。

    (一)语境对言语交际的翻译的制约

    所谓语境，就是指言语的背景。人们的一切言语交际活动都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并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语境是言语交际活动赖以进行的客观基础，言语交际就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从语用的角度，要成功实现交际意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发话方还是受话方，除了要掌握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本身外，即谙熟如何用所用语言的合适形式表达所要传递的意义外，还要掌握语境对意义建构和形式选择发生的作用。原因是语言的实际使用一一言语对语境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说什么—表达意义，还是怎样说—措辞(形式的选择)，都受制于语境的影响。从解码的角度，如要正确地解构出说话者的意义，自然同样要从语言、功能和情景互动的角度，即按照前述语境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是由形式建构，而形式表示意义的阐述，通过对原语境与形式的分析和互照，把握其意义。如:2007年6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其中一记者问到，”最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劳力斯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军队在网络战方面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将加强这方面的研发来抵御中国的威胁。你对此有何回应?”秦的答案中说到”我和大家一样时常会感觉到，从美国那里传出一些关于中国军力的不和谐声音”。首先对这句话本身用言语行为进行分析讨论。这句话的言内行为就是说话本身的行为，无所谓交际用途，即“从美国那边传出关于中国军力的不和谐声音”。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不和谐声音”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不是纯粹对声音的描写。在这里我方外交发言人只是通过这个既形象又委婉的比喻把美方所说”中国的军力威胁”表达出来，从而达到这句话的言后之成事性效果，既给对方留足面子以不至于产生正面冲突，又充分表达了我方的立场。对于这样的翻译，就要考虑其所处的外交语境。若依其言内行为直译成，’i often hear some inharmonious sound"，读者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但若将’’inharmonious sound"改译成”misleading/untruthful sound".读者会比较容易明白这句话的内在意义。如此改译既指出了对方观点的不正确，又没有很清楚明了的把对方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军力威胁搬上纸面，故也给对方留足面子口同时还能从中看出中国对于这件事的”严正”立场。另外，又达到了”指出问题，让人了解事情真相”的言后之成事性效果。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3）

    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下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匡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lion )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您队形式上讲，跨文化传播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一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进行的传播，这种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贴近，也更容易被接受。

    跨文化传播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文化的输人方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输出方，为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文化的输人与输出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剪刀差”的问题。客观的数字表明，跨文化传播双方的文化流通量并不是对等的，甚至是差异悬殊的。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欧洲电影市场的75%以上是被好莱坞电影控制的，欧洲电影票房收人的75%以上也是被美国制片商拿走的，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人就达is亿美元。虽然欧洲有着比美国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在跨文化传播上却败下阵来。就像一位法国学者所言:虽说法国也是强势国家，但在美国文化面前法国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

    欧洲尚且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人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人达3654一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人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人的总和。虽然该数据显示的只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但更深层反映的却是我国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形式之下，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文化输人大干文化输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

    其实这种文化逆差对输人方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威胁。因为多年的文化逆差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外国文化的呈几何数增长，而本土文化却被一再稀释，最终在外国文化的包围下消解。文化殖民也就此产生。

    所以，跨文化传播对那些处干传播弱势的国家来说，只能是一个经历了文化逆差和文化渗透之后走向文化殖民的过程。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主义的味道，但确实可能。文化殖民不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个严重的威胁，更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时的国民无异于外国的文化奴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脊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化逆差甚至文化殖民的出现呢?

    第一，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受跨文化传播之战。跨文化传播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市场的开拓，每一环节都是以大量资金投人为保障的，没有经济支持，跨文化传播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作为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为了进人中国的市场也确实“破费”不少。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场这一切是一般的传媒公司承受不起的。恰恰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也都是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曾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当年的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使他们历经百年也难以恢复。当武装侵略已成往事，新一轮的跨文化传播之战袭来时，他们仍无力抗衡，再次面临被殖民的危险。

    此外，跨文化传播需要足够的技术支持，无论是信息的发射还是接收，都需要极高端精密的设备，这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但一些国家由于受自身的经济实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完备的传播系统，在本国内传播还是个问题，更不要说跨国传播了。据统计，全球至少有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光是技术成本这一项就不知要使多少国家望而却步。

    第二，缺乏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致使本土文化流失严重。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式，这些历经千百年锤炼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文化维系着民族的融合和种族的延续，文化促进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但现如今，本土文化流失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拿我国来说，端午节本来是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但前些年韩国却要将端午节申请为本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后来证明是一场误会，但这也确实应该使国人反省。现在一提起端午节，恐怕马上联想起来的就是吃粽子，关于端午节的来历、传说、习俗恐怕都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再拿古建筑来说，原来古老的四合院、胡同在现代的推土机之下也早已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几经复制的高楼大厦，穿梭在这些水泥森林中间，实在感觉不出中国的特色，也找不到与别国的不同。

    跨文化传播对于处于劣势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文化洗礼，对本土文化就是一种挑战，如果自身对本土文化都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只能在后代子孙手中消散。

    第三，文化理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征，而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博纳和创新，文化创新不仅能丰富原有的文化，而且可以使本土文化走的更远。但事实表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往往缺乏这种文化创新意识，只知道啃老祖宗留下的摸，多年来所炫耀的文化永远是一成不变，再美味的汤也有喝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确实需要向跨文化传播中处于领军地位的美国学习。那就是不断创新，博采众长，提升自己。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在外国建立多所孔子学院，虽然我国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播，但内容却总是老一套，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文化创新，其传播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已经全球化，既然跨文化传播不可抵挡，既然这种大局不可逆转，目前处于弱势的国家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自怨自艾，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争取在传播单渠道、传播霸权之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首先，弱势国家应该打开国门，接受跨文化传播。现在已经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闭关锁国也根本不可能，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迎接，而且外国文化中确实也有很多先进的思想、技术、理念需要我们学习，如果能恰当的吸收这些先进文化，对弱势国家是大有裨益的。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可以让弱势国家直接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从更高的起点上开始发展，比自己脱离世界闭门造车要实际的多。

    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思想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同样适用。

    其次，对待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够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固然是好，但涌进来的往往是鱼龙混杂。而且一些西方国家还别有用心，在所传播的内容中带有明显或隐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蛊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跨文化传播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所以，弱势国家对待跨文化传播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进步的文化为我所用，对那些埋藏其中的“暗箭”要提高警惕，切不可疏忽大意。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传播时，应始终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要分清主次，铭记本土文化才是主体，外来文化是对本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受其鼓动，否则就太得不偿失了。

    最后，跨文化传播时要注重传播策略。弱势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更要讲究策略，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批量输出且面面俱到，弱势国家应选择一条既经济节约又符合本土文化特色且能产生良好效果的传播策略。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高潮。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 现代 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全球化”的 历史 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最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 政治 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正式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2]这场始自 经济 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资本、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中国电影置身其中的宏大现实语境。“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3]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中国电影也好，艺术形式的电影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亦或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也好，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实现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一直禁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缺少开阔的国际视野，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但走向世界的步伐还是太过缓慢。今天，在全球化设定的语境下，中国电影有必要更有可能参与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4]传播的本质即在于文化的交流。

首先，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要实现跨越式 发展 ，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承载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任务的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在跨文化传播中输出中国的民族文化。尤其在加入wto后，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中国民族电影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化信息不平等传播的态势下，一个巨大的“文化逆差”正在形成，中国电影只有迎难而上，借鉴世界先进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敢于跨出国门，才能实现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跨文化交流学研究的鼻祖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的文化属于强语境文化，如中国文化，其强语境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在这样文化里有大量的成语、谚语，有复杂而严密的礼仪。相对地，弱语境文化如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是一种不断在冲突与妥协中熔炼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来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因素。[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封闭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述，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影像语言使中国的强语境文化为世界所了解。

其次，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和契机。不可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性的危险，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失去自身的个性。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为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 网络 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7]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传播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反弹”，引起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抗争，使文化的异质性，本土性彰显得更加强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8]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相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二者在“二律背反”中呈现出一种非和谐的历史对称性。”[9]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也即全球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作反向运动。”[10]这无疑为中国电影的外向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出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流动与交换。“在一定意义上，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将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有利于消除人类文化间的疏离隔膜乃至误解敌对，为人类所理想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规范的一体化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11]中国电影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空前频繁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完全有可能大有作为。事实上，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12]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缺乏应有的自觉。中国电影不容固步自封，跨文化传播理论告诉我们，“切断信息传播的闭关自守状态中，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的纯洁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会丧失本土文化发展的经济可能性，更会弱化本土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传播力量,丧失文化竞争力。” [13]中国电影走向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已是势在必行。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编码”策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契合

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以实现其传播功效。实践证明，过于本土化或过于国际化的信息编码都不利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固守民族主义是不行的，“电影创作狭窄的民族视野妨碍着民族电影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范围，也局限了对所表现的题材作更为深广的审美涵盖。”[14]其结果只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传而不通；但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影片只剩下可以容纳国际受众的那些电影文化因素，恰恰使影片失去文化的稀缺性，电影的文化资本也随之失去它作为信息资本的条件。”[15]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电影跨文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健所在。梅特•希约特把电影的文化因素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晦涩的难以沟通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是可以转换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电影文化因素。[16]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最大功效，既要避开第一个层次，以免“对牛弹琴”，也要避开第三个层次，以免丧失自我的文化特色。而应该致力于追求第二个层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策略，实现两种电影文化的可转换。

首先，从文化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应该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到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性，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新民俗片”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出现的《二嫫》，《五魁》，《黄河谣》，《红粉》，《炮打双灯》、《风月》等是最早将这一文化策略付诸实施的电影作品，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这些影片借助富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符号，如“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营造某种特定氛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镜像”。尽管有论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这类电影刻意为西方营造一个“他者”形象，以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但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所谓“异国情调”、“民俗奇观”，正是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可资交换的文化资本加以利用，不仅在策略上是可行的，也一再被证明是民族电影国际化推广的成功之道。“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观性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并非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始，好莱坞的西部片，欧洲大量的民族风情电影，日本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的电影，都无不在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观来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17]如果说这一批走向国际的中国影片其民俗元素是本土的，那么这些电影中渗透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则是世界性，如其对人性张扬的赞美，对专制文化毁灭、扭曲人性的控诉，对追求自由的肯定等等，则是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理解的。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18]善于寻找开掘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中国电影全球传播的重要文化策略。实际上，wto给中国电影 工业 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使国内的电影工业和国际的电影工业进一步融合，在此情境下，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电影如“《爱情麻辣烫》的票房主要在国外，国内票房只占一小部分；《美丽新世界》票房的30%-40%来自国外；《洗澡》60%来自国外，该片先后签下包括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电影集散地的总共50多个国家的销售合同，票房达200万美元……”[19]又如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两部影片均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仅《那山那人那狗》的票房就高达3亿5千万日元。影片能在日本观众中引起共鸣，得益于导演对影片文化内涵的发掘，当然，这种文化，是基于中日观众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开掘的。如《暖》“通过 自然 ，纯美的画面和音响的阐释，探讨人性，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人文生态主义精神，把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思考和人类环境，生存的问题意识并置于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中，开掘了除画面与音响语言之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20]

对这种文化策略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李安的《卧虎藏龙》以及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大片，这些影片能够成功打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无一不是采取这种“双重编码”的文化策略，在“中西合璧”式影像书写中征服了西方观众。李安的《卧虎藏龙》创造了华语影片在欧美影院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而张艺谋的《英雄》则开创了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的历史性突破。据统计，其海外票房累计已超过11亿人民币；《十面埋伏》在海外的票房也居高不下，仅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 台湾 地区就达28亿。[21]有人把李安的《卧虎藏龙》的跨文化传播在成功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的演职人员；二是“远离”华人的武打效果（承徐克超现实主义动作画面的表述手法，大量使用电脑数码技术产生特技效果）；三是磨擦与再融合的文化主题。[22]应该说，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李安高明之处就在于抓住两种文化、两个市场的“结合点”。《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也给了大陆导演以启示，张艺谋、陈凯歌等敏锐地意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武侠片就是跨国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陈凯歌正着手《无极》，张艺谋则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和之前的“新民俗片”不同，这些影片走的是商业电影的路线，已经具备了更加自觉的，更加积极的参与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张艺谋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武侠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精美的视觉效果，影片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英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隐喻。《英雄》的喜剧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象征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坚固内核确实全球性的……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已经不再试图展现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用中国式的代码阐释一种新的全球逻辑。”[23]这样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英雄》的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十面埋伏》亦是如此，单就片名来说，借自中国传统民乐琵琶曲的《十面埋伏》已经让它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符码，但在《十面埋伏》中我们分明又可看出《谍中谍》式的“卧底与反间”，《卧虎藏龙》的竹林之战，《黑客帝国》中的气势与质感，这一切让西方观众有着似曾相似之感。周星驰的《功夫》无疑也是采取了这一文化策略。周星驰坦言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能够被更多不同市场的观众接受，包括西方观众”。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他请来西方观众认可的袁和平做武术指导，精心制作动作特效，同时还加入包括日本漫画风格在内的目前最流行的形式因素，产生了卡通化的效果。[24]这一切，都是成就《功夫》高票房不可忽视的文化策略。由此看来，在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中国电影中巧妙地编入国际性的符码，无疑是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其次，从题材策略来看，为了引起“共鸣”，中国电影还应该在电影题材，或说电影传播内容上精心选择。中国电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狭窄的电影题材限制了其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更有许多的电影题材资源可供挖掘,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当好莱坞瞄准“二战”题材拍出了《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珍珠港》等享誉全球的大片时，作为“二战”受害国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在这类题材的开掘上却差强人意，至今没有一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二战”影片，只能归之于创作视野的狭窄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题材资源却在悄悄流失。“时至今日，政府层面对文化资源的流失还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有力的防范。”[25]迪斯尼公司1999年制作的《花木兰》就是一个从中国“窃取”题材资源的典型例子。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不但要好好开掘自己的题材资源，也要注意关注一些国际性的题材或跨文化方面的题材资源，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题材资源才能征服国际影视市场。“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使是艾滋病题材和同性恋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国电影）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 [26]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导演终于调整策略，开始关注一些“涉外题材”，拍出了一批所谓的“涉外电影”，从冯小宁的“颜色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夏刚的《红樱桃》、《红色恋人》到稍后的《开心哆来咪》、《刮痧》、《我的1919》、《鬼子来了》、《浪漫樱花》、《大腕》、《天地英雄》、《芳妮的微笑》、《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庭院里的女人》，再到最近改编自茨威格小说的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把眼光投向“外域”，关注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这种题材策略上的转变，显示了民族电影从本土化走向全球化的迹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电影探索。在电影题材的开拓方面，“第六代”导演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不懈地探索。如果说“第五代”走向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策略”的话，那么“第六代”作为一个整体走向世界主要是依靠其“题材策略”。第六代导演把眼光投射在当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关注边缘人物的灰色生活，这种“边缘题材”恰恰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关注。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力量时断言，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第六代的电影文本正契合了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研究课题。”[27]作为“后人文主义”实践的第六代导演的以其“边缘化”的电影题材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纵观近年来迅速在国际影坛崛起的伊朗和韩国电影，无一不是依靠既具本土，又具世界性的题材资源取胜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28]作为有着丰富题材资源的国家，中国电影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一方面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开拓新的题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使中国电影在全球形成影响力。

第三，从艺术策略层面看，中国电影要善于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电影的语言表述系统主要包括运动的图像语言与概念语言（如对白、旁白、独白）的结合，其本质特点在于影像符号的表现力上。学者梵诺伊（f. vanoye）列举了电影的“特殊符码”：摄影机运动、画面大小变化、影像蒙太奇、场外用法、电影特技和音画字的综合。他认为电影艺术魅力之所在在于：（一）电影有最大的摄录能力，弥补了其它许多艺术的最大缺憾；（二）电影具有最大的再现能力，包括了写实和特技、影像蒙太奇的“做假”（montage sequence）。再融入学者魏奈（m.vernet）所谓的“电影非特殊符码”：如涉及透视法的“知觉式符码”、涉及文化背景的“认识性符码”、有涉及个人偏好的“感性符码”、涉及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符码”以及涉及叙事的“叙述性符码”等等，使得电影艺术突破视听限制，营造出一个多姿多彩、魅力十足的“梦境世界”。[29]从电影的艺术本质上看，中外电影并无二致，只有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上勇于创新才能在吸引广大受众。台湾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第五导演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除了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其对电影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功不可没。正如论者所 总结 的：“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30]没有这种“最现代的艺术语言”，中国电影就无法进行跨文化传播。学者尹鸿先生在总结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艺术策略时概括了三点：一是“非缝合的反团圆的叙事结构”，即在叙事上放弃了经典好莱坞那种“冲突-解决”、善恶有报的封闭式结构。二是“自然朴实的蒙太奇形态”。即不采用好莱坞电影那种夸张、跳跃、紧促而戏剧化的蒙太奇形式，而是大多采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画面，比较平缓的蒙太奇联结，有时甚至有一种中国山水画、水墨画的韵味，画面开阔、造型平缓。三是“纪实化风格”。即在叙事风格上采用了一种反好莱坞的纪实手法，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宁赢的《找乐》和《民警故事》，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等等。[31]如果说这种艺术策略在“第五代”身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话，那么在第六代导演那里，对于电影艺术个性的追求与张扬就显得更为自觉。“第六代导演们走出国门，其共同的动作方略是----‘草船借箭’，也就是主打欧洲‘小众型’的艺术市场（即先融资，再获奖，随后出击市场），不是‘后殖民’式的屈已媚洋，而是以对中国当下社会变革某个‘亮点’的发现以及艺术个性的张扬，去征服外域并开拓生机。”[32]这种立足本土，借鉴欧洲艺术电影，自觉的，有针对性的反好莱坞的艺术策略既使中国电影与世界领先的电影艺术接轨，又打造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个性”，有利于中国电影以独立的艺术身分走向世界，进行跨国传播。

此外，从运作策略层面来看，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把关人”与“涵化分析”：让西方观众进入东方情境

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效的传播至少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传播主体、接收者和经过编码的信息。［35］上文已经论述了跨文化传播中“编码信息”要注意兼顾两种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除此之外，传播主体和接收者（传播对象）也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运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和“涵化分析”理论可以对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要素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把关人”又称为“守门人”（gatekeeper），是由心 理学 家库尔特•卢因1947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所讲的“把关”含义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的人就叫做把关人（或守门人）。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决定信息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如何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把关人”，但最为最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涵化分析”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国传播学家g•格伯纳等提出的。格伯纳等人认为，在 现代 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媒介对受众的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这一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涵化分析”理论对于 中国 电影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培养“国际受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体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中国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结，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异。 台湾 导演李安执导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将中国传统文化时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比照，引起观众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兴趣与思考，叫好又叫座；其《卧虎藏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上进一步接近西方人的习惯，也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李安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审美差异的熟稔把握。“后wto时期的竞争，主要是比人才，比文化，比 艺术 创新，有了新的人才，就必然能拍摄出富有民族文化节含金量和具有创意的作品，才能切实推进本土电影产业化的 历史 进程，真正开拓出一片健康的，可持续 发展 的电影市场。”［36］可见人才对中国电影的重要性。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国际电影品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只有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位导演，即便如极具国内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默默无闻。尽管中国的第六代、新生代导演们已经浮出水面，但中国电影要打造真正的国际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受众策略。在接收者（传播对象）方面，中国电影要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培养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从传播学的“涵化分析”理论来说，国外电影观众是通过中国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处理好电影媒介的“设置议程”功能，运用正确的文化传播策略，让国外观众了解、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用银幕塑造真实、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中国形象”。中国电影要赢得国际受众，还必须注意研究国际受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心理。中西受众“在媒介的受众观念方面，以及在受众的媒介取舍观方面，双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37］中国电影要善于引导和培养观众的“中国式审美”。“艺术按照美的 规律 来创造，能使受传者获得美的精神享受。但对艺术传播者来说，还不能满足于此，更应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培养人们对美的感觉能力，陶冶人们的品性，养成高尚的艺术趣味和健康的审美观念。”［38］当然，这种引导“培养”的具体策略还是要落实到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编码”上，抓住不同文化“契合点”，既注意审美心理的“熟悉化”，又注意使其“陌生化”。“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39］的确，中国电影对国际受众的审美心理与艺术趣味既要适应，又要引导与提高。实际上，在培养国际受众方面，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几代中国电影人努力，中国的“武侠类型片”已经在海外培养了大批忠实观众。今后中国电影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形成样式更加丰富的“中国类型片”，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打造好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品牌。

四、跨文化传播中的“双赢”策略：“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

在和好莱坞电影的同台竞争中，中国电影是缴械投降，还是积极抗争？是消极抵抗还是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中国电影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需要宽广的文化视野，更需要过人的传播智慧。

“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全球意识下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正面价值的资源。”［40］“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电影跨国传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文化诉求，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必担心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去个性，相反，参与跨文化传播，“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外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鉴而实现的。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竞逐的过程……合成的文化无可否认依然是本土的，并成为继续演化的新起点”[41]文化需要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42］纵观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可以发现他们并未采取与好莱坞“你死我活”的对立模式，而是以文化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民族特色，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卫•鲍威尔（david 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 论文 《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 spaces:chinses cinema as world 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43］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和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唯有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秉持“和而不同”文化传播策略，广泛汲取，大胆创新，才能实现百年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美好梦想。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10-0050-02

【Abstract】This paper illustrates som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onnotations that can be reflected from idioms. And it also explains the pragmatic failure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a number of examples are quoted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master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avoiding the pragmatic failures of idiom and introduces some method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Furthermore，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to various types are mentioned so as to use idioms properly and acquire English language.

【Key Words】Idioms Cultural difference Context Pragmatic fail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英语习语是英语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特殊语言形式，像镜子一样折射出英语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缤纷的现实。

一、习语的语义与文化差异

习语是语言的精华，词汇的精髓，历史的遗存，与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是某一特定文化的载体。英语习语是那些有固定结构和特定含义的短语（有时还包括句子）的统称。习语（idiom）包括比喻性词组（metaphorical phrases）、俚语（slang）、俗语（colloquialism）、谚语（proverb）、典故（allusion）、格言（maxim）、歇后语（allegorical saying）等。

习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固定表达方式，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特定的含义，这就要求我们要把习语置于特定的跨文化交际语境下进行讨论，以进一步弄清英汉习语的差异为前提，着重从跨文化的视角培养学习者的社会文化意识，有意识地避免因习语的误用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1.生存环境的差异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中国在亚洲大陆，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汉民族在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正是由于这种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了文化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习语。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 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免遭灭顶）、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进退两难）等。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如东风压倒西风。（注：和暖的东风指革命力量，寒冷的西风指反革命力量）The East Wind prevails over the West Wind.（直译），The revolutionary force prevails against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force.（意译）；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四面环海，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如It i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春风送暖，百鸟欢唱）。

2.习俗的差异

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贬义：“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等，尽管近年来养宠物狗的人数不断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对英美人来说，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故出现了大量与狗有关的褒义习语。现略举几例，从文化的视角加以分析说明其语用效果。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得意时）；Let sleeping dogs lie.（莫惹是非）等。或许因受外来语的影响，英语中以狗表示贬义的习语也不乏其例：give the dog’s death.（贫困潦倒而死）；a dirty dog.（卑鄙小人）；lead a dog’s life.（过着悲惨的生活）。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钟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呢的成分。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叛徒、变节者”（a cat in the pan）；rain cats and dogs.（下倾盆大雨）。

3.方面

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出现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d bless me.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表示不愿意某事发生时说God forbid（苍天不容！绝对不行！）；在骂人时说Go to the hell.（滚开！见鬼去吧！）

4.历史典故

历史典故是英汉习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和翻译，如“叶公好龙”、“名落孙山”等；英语典故中的习语多来自《圣经》和《伊索寓言》及神话传说，如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对牛弹琴）；go through fire and water.（赴汤蹈火）；the handwriting on the wall.（不祥之兆，凶兆）等。

二、习语的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由于信息发出者对信息接受者的社会文化缺乏了解，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说话方式又不尽相同，如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理解对方的话语，随意使用或套用本族文化的模式，就会导致语用失误，引起文化冲突、误解，甚至仇恨，造成文化交际失败。

有的习语从表面看，貌似相似，但文化内涵及真正含义却大相径庭。如：英语习语eat one’s words，其真正意思是（be forced）to admit what you have said was wrong（被迫）承认自己说错。因而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把它理解为汉语中的“食言”。又如，把blow one’s own horn（or trumpet）套用成“各吹各的号”，其实际意思为“自我吹嘘；自吹自擂”，用来形容某人炫耀自己的成就、才能等，很像汉语中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汉语中的“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歌”则表示两个或几个人各干各的事或各持己见，不能协调一致，与英语的each doing his own thing 相近。总之，在运用貌似相似、其含义实则不同的习语时要慎之又慎，不能仅凭字面意义来取舍。

三、习语英汉互译的方法

习语的英汉互译，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若不注意方法，就会闹出笑话。那么互译的有效方法有哪些？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1.直译与直译加注

一般情况下，只要不违背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能为读者所接受，习语大都可以直译，直译有益于向译入语输入新的表达法，有助于保留原文的民族、地方等特色。英汉语言中确有不少习语是通过直译借入的，如：①to fish in the troubled waters.（浑水摸鱼；趁火打劫。）；②gentleman’s agreement.（君子协定）；③一见如故（feel like friends at the first meeting.）；④挂羊头卖狗肉（The sign says mutton， but the meat is dog meat.）等。以上例子均为直译。由于文化的差异和文化陷阱等因素的影响，某些习语仅用直译的方法来处理势必会造成意义的残缺，影响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补出习语的潜在意义及与之相关的背景知识。例如：An Englishman’s house is his castle.（英国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这样的翻译让中国读者很困惑，如果在译文后加上注释“不经邀请，不得擅自入内”，其含义就一目了然了。

2.套 用

习语中有一类民族色彩不浓的习语，这类习语通常是因不同民族的人民拥有共同的生活经验和意识，因此，在跨文化语境中英汉两种语言借用相同或相似的形象表达相同的意义和色彩。对于这类习语在翻译中可采用译入语的对等习语来译原语的习语。如：①burn one’s boats.（破釜沉舟）；②search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大海捞针）；③实事求是（seek truth from facts）；④捉襟见肘（to be out at elbows.）

下面我们再看用套用法翻译习语的例句：①我不能肯定他是否是一个内奸。译为：I doubt very much whether he is a Trojan horse. 译文用英语习语a Trojan horse 来译原文的“内奸”，意义、形式、色彩都十分吻合。②The loyal and brave soldiers are ready to go through fire and water for their motherland and the people in the extraordinary severe earthquake occurred in Sichuan. 原文习语go through fire and water与汉语的“赴汤蹈火”意义和色彩都一致，因此，该句可译为“为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四川特大地震灾害中，忠诚勇敢的战士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3.意 译

有些习语在翻译时无法保留原文的字面和形象意义，套用又无合适的习语时，而只能译出它的隐含意义，如汉语中的“谈正经事，直率地讲”，译成英语时则为“talk turkey”。如They are willing to talk turkey and end the war.（他们愿意坦率地谈判，以结束战争。）

在运用上述三种方法时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英汉语言中有许多习语反映各自的民族或地方色彩，英译汉时，一要注意保存这种特色，二要注意不要用汉语中具有鲜明民族、地方色彩的习语硬套英语的习语，以免把汉语的民族或地方色彩强加到译文中，以致和原作的上下文形成矛盾。如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与汉语习语“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虽有相同的意义，但翻译时决不应套用后者，因为诸葛亮是我国的一个历史人物，与原作上下文会形成矛盾，如把它译为“两人智慧胜一人”就较合适。②因习语和非习语同处于一个聚合群中，这就使原语的习语可以译成非习语，原语中的非习语也可以酌情译为习语，使译文生动有力。如I was nervous before crowds.（我在大庭广众之前感到很紧张。）③汉语习语讲求节奏匀称、结构平衡，因此在引进英语习语时，有时需要对原结构进行增补、调整，必须加注才能交代清楚原意；汉语习语译成英语时，那些为凑结构匀称、拼结构而形成的形式冗长则需省略，以适应英语习惯。如Earthy and gracious， he finds the city dwellers too cold and sophisticated. 原译：他朴实忠厚，觉得城里人过于冷漠无情，玩世不恭。改译：他朴实忠厚，觉得城里人太冷漠，太世故。

四、结 论

综上所述，词汇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而词汇中的习语，则是词汇中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是词汇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年来习语的概念更加宽泛，涵盖了英语词汇的许多领域，在跨文化交际中，掌握英汉习语的文化内涵，是获得交际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要真正掌握习语的翻译，了解文化差异可谓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语言中学习文化，从文化中习得语言。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3 张镇华等.英语习语的文化内涵及其语用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4 孙海运、方如玉.英语成语来龙去脉[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6）

Brown 曾说过：“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语言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如将二者分离，必然会损其一。”（Brown, 1980）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不是消极地反映社会文化系统，而是积极地帮助人们构筑其社会文化系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语言学家Sapir 也曾说：“语言交际有一个环境，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Sapir, 1921）人际交流是通过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实施的，二者又都受制于文化。有语言学家认为，“文化即是交际，交际就是文化。”同时，有专家预言，“21 世纪人类‘文化冲突?蒺将比战争威胁更显突出。”研究表明，我国外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常为“文化错误”，而且其社会文化能力滞后于语言能力，难以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从语言教学改革入手，扭转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脱节的现象。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地球村逐渐形成，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很方 便地了解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其地位更加显著。我们用英语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进行文化、科技、商务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但只懂语言不懂文化背景知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交际问题，因此，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语言和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语言和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概念，涉及很多领域，如人文学、社会学和语言学，最重要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人类学家Tailor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Goodenough，1981) 束定芳和庄智象则认为，“从文化的结构特点出发，文化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知识。”(束定芳，庄智象1998)。

戚雨村对文化的定义更为全面，“文化的范围包含了三个层次： ①物质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建筑、服饰、食品、用品、工具等。②制度、习俗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以及相应的设施和风俗习惯等。 ③精神文化，它是通过人们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也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产品。”(戚雨村，1998)。

中西语言文化间有很大差异，由于学生对西方文化不了解，意识不到这种差异，往往产生学习障碍和错误。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语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种方式体现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文化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句义、联系意义和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

外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交际的人才，外语教学专家区分交际中的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时认为后者更为严重。因此，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影响比较广泛。在我国外语界，教师和学生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日趋强烈。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网络的发展，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已经形成。人们在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译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语言的使用规律、语篇组织结构等众多方面存在差异。（张艳，杨跃2006）

传统语言学家Lado (1961)认为英语水平(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是由知识和技能两大部分组成的。知识包括语法、词汇和语音；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但并没有强调知识和技能是密切相连的，而语境、语篇和情景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这种孤立的知识和脱离情景的技能难以保证有效的交际。因此，现代语言学家将外语水平定义为“跨文化交际”(文秋芳，1999)，因为外语的交际总是发生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英语又是国际语言，交际双方可能来自说英语国家，也可能来自非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必须包括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单单是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应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部分组成。而交际能力由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及策略能力构成。其中语言能力指句法、词法、语音、拼写等方面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体又分为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语法能力指学习者能够选择合适的单词和恰当的句子结构，然后将所选单词合理的组成句子，并正确地说出来。语篇能力指将话语组成互相衔接、连贯的、完整语篇的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如：

(1)A： That?蒺s the telephone.

B： I?蒺m in the bath.

A： OK.

就字面而言，A和B之间的对话没有什么连贯性，即没有什么衔接手段将他们联系起来。但从言外行为上看，A和B之间所说的话语是相关的，其相关性存在于话语的隐性衔接与连贯上，只不过没有在表层语句上反映出来而已。如果将其补全，就会产生下面的结构：

(2)A：That?蒺s the telephone. (Please go and answer it.)

B：No， I can?蒺t answer it， because I?蒺m in the bath.

A：OK. (I?蒺ll answer it then.)

这个例子说明语篇不仅通过语法来规范句子,还可以通过具体的语境按约定俗成的规则来完成其连贯性。语用能力指在非语言环境中表达和实施语言的能力及掌握语言使用规则的能力。非语言环境指的是交际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和文化背景。

策略能力指的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如何正确的评估自己以及对方的语言和背景知识，然后做出计划，即选择何种方式实施交际目的，最后由相关的心理、生理机制来完成既定的计划。具体细分为补偿能力( compens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现表达困难时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讲话内容；协商能力( negoti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现理解困难时获得意义。前者可通过同义词，体态语等获得补偿，后者可通过重复，重新组织话语等来帮助对方理解话语。

由此可见，跨文化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培养。

三、语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文化教育不足

传统的语言教学过程只是强调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方面的传授，忽视了文化教学，未能把与所授语言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与其语言知识相互融会贯通，极大地影响了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使他们不能正确地传达或接受语言载体所承载的所有信息，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这种传统的语言教学观侧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教授，几乎没有考虑到语言与其他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忽视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所要求的文化背景，从而导致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重视不足。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 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对文化因素的研究不足

回顾语言学理论研究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即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及功能主义语言学。这四个阶段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只强调语言系统本体性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语言系统组成部分(语音、词汇、句法及语义等) 各自内在规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并探讨了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组织规律。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认识，由此可见，语言学理论研究对文化研究的不足间接地影响到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实践。（王蕴，2006）

2. 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重视不足

语言观指导着语言教学，就英语教学而言，它经历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和英语作为外语(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教学分化。19 世纪，英国殖民地一直把英语教学作为以英国文学同化其殖民地的媒介而存在，因此，教学方法上采用直接教学法。20世纪20 年代，ESL具有传递知识的实用功效这一观念开始出现，到了50 年代，ESL与EFL开始被人们区分。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FL)着重于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对外的交际，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TESL)着重于培养学生内化英语作为语言的功能。后来相继出现了一些以不同语言学流派或其中某些观点为指导的教学法，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指导的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听说教学法，以Krashen 的二语习得理论为基础的自然教学法，这些教学法多注重于语言形式和机械的句型练习。

3. 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目前，很多高校仍然采用每周4个学时大班填鸭式授课方式，教师仍唱独角戏。没有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而教师只起指导者、组织者、监督者、促进者的作用。有的高校虽然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加设了口语课，但一两个课时让50多人互动起来，客观上确实有一定难度。而且，传统的教师举例、学生反复操练的教学方法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使学生无法充分了解英美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背景。教材单一，缺少较强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学生具有不同层次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无法将学生从课堂解放出来进行自主、个性化的学习，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制定每个人的学习策略,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难以得到提高。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语言教学的质量问题，就必须对语言与文化关系重新认识，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成为相互支持的整体。

四、利用网络环境，改进外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外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新契机，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教学朝着学生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主动学习、个性化学习的方向发展。确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教学改革方向，将课堂语言教学、网络自主学习和小班口语辅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英语教学，补充大量的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接触更多的英语语言文化，深入并恰当地使用英语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网络教学是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调动尽可能多的教学媒体、信息资源构建有意义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和支持学生的学习活动。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建构者，更多接触和了解英语文化的相关知识，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外语学习是一种跨文化学习，而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给跨文化交际学习带来一场变革。网络不仅具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学习资源，更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大平台。多媒体网络环境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英语教学是对人的品格、思维、语言能力、文化知识和意识等的全面素质教育。了解文化差异，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加强全球意识并使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具备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显得尤其重要。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有意识地渗透文化教育，教会学生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培养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

另外，通过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来拓宽学生的视野，创造感受外国文化的氛围， 从而熟悉外国文化。教师还可以收集一些外国文化资料，通过播放相关的课文录像及英文歌曲和电影，使学生直接感受到外国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表情、手势等，体味其交流的真实性。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外教的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文化上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 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强化，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五、结束语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全面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既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跨世纪的高等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跨文化教育是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改进外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实现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

参考书目：

[1] Brown， H. D. Principl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27

[2]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1. 31

[3] Goodenough.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M]. Benjamin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23

[4] 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M].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73

[5] 束定芳， 庄智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和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6] 戚雨村, 语言・文化・对比[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7）

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现状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最早始于美国，以Hall的《无声的语言》 为代表。此后，来自人类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跨文化交际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成果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比较研究。其中以Hofstede 对全世界不同国家文化以五个维度来区分最为著名。五个维度是：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女性化与男性化、不确定性回避和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另外Hall 也从人们在交际中对语境的依存度划分了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和多元时间文化与单一时间文化。

第二，跨文化交际行为过程研究。一般而言，目前的研究把跨文化交际行为纳入信息传播的总体框架上进行理解 。首先，跨文化交际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交际行为，同普遍意义上的人类乃至全体生物体的交际是相似的；其次交际行为又被普遍理解为一种信息发送、接受的互动过程；再者，语言在人类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包含两个层次的研究，从抽象层次上，借助信息理论，认为交际过程包括说话者信息编码、发送、通过信道、在一定噪音条件下听话人接收信息、解码等过程。在具体层面上，有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等语言行为研究。这些研究对跨文化交际行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当前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不足

第一，单纯的文化分类与比较容易陷于定型化和流于空泛化。通过对全球不同国家文化列菜单式的进行异同比较，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初级阶段而言，无疑具有直观、应用性强等特点，但是这些类型概括因其对象众多，要求概括性强，必然导致空泛化、形式化，同时由于这种分类式的罗列，研究难以走向深入，理论也难以达到一定高度。对文化的分类比较有助于人们对全球不同文化差异的了解，但是也难免会让人们陷入文化定势的错误认识之中，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多元文化时代日趋显现，跨文化交际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指导，需要从更加强调文化的共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第二，以信息编码解码理论来阐释跨文化交际行为过程忽视了人类认知心理过程。目前大部分学者将跨文化交际过程类同于信息编码解码过程，如贾玉新（1997，30～48）将跨文化交际当中的双方当作是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收者，他们在交际过程中进行编码、解码的活动，而影响他们交际行为的外在杂音包括具体交际环境与宽泛交际环境。具体的交际环境是指交际发生的直接或具体的环境，有社会与情景因素；宽泛的交际环境则包括文化、心理、自然地理环境。以信息编码解码理论来阐释跨文化交际行为当然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但由于这种信息理论是源于物理信号传播原理，当应用于人类交际时，就表现出对人类心理认知过程的忽略。针对这一缺陷，基于认知科学背景的关联理论，对人类交际行为作出了创新的解释，接下来，本论文将运用关联理论，重新审视跨文化交际行为。

三、关联理论与跨文化交际

1.Sperb 和 Wilson 的关联理论的基本观点

(1)从认知的角度来理解交际，将交际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认为人类认知的根本目标就是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为关联的信息上。把交际看作一种认知活动，这是前面所述对跨文化交际行为理解中所没有的。关联理论把交际跟人类的认知活动联系起来，同时，提出 “认知努力最小化与认知效果最大化”假说，根据认知努力程度来判定语言语义与说话人表达意义的关联程度，从而进行话语含义的推理。

(2)人类的语言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根据关联理论，交际涉及说话人与听话人对信息的处理，说话人通过明示交际行为，让听话人获取某种信息，而话语的理解涉及语言解码与推理过程。前者指语言结构的逻辑形式，即语义原型，后者是逻辑形式转换成话语命题后推导出的隐含意义，即说话人意义。明示与推理是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前者与说话人有关，后者则与听话人有关。由此可见，关联理论不认为信息的编码与解码是交际的全部过程，它甚至不是主要的过程。在实际交际过程中，编码信息有时并不完整，有时传递的信息也并非说话人想要表达的，交际更是一种推理，是依据说话人所提供的明示信息进行推理的过程。因此，交际的成功必须依靠关联性：说话人的明示与听话人的推理。

(3)提出了交际过程中的认知语境。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语境一般分为语言语境与非语言语境、直接语境与间接语境等，包括语言知识、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说话人与听话人的背景等；同时，大部分学者认为语境是给定的、已知的，是交际中理解得以实现的背景知识。许多以前的研究者就认为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涉及到了所谓不同的语境，这些语境由于交际者文化背景不同而不同，正是由于这些差异而导致了跨文化交际的障碍。显然，这样的语境观并不能完全说明交际过程中语言理解的本质，而且这种观点也无助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遭遇的困难，因为我们无法实现把每一次交际的语境完全掌握，同时，这也不是我们现实交际过程中的实际状态。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所以语境也称为认知语境，其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在语言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构成听话人认知语境的一系列假设，而不是具体的情境因素。在交际过程中，认知语境信息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认知语境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不断选择的结果，也是听话人的一个重新构建，而不是在理解过程之前就事先确定好了。在认知语境的重新构建中，听话人会利用百科知识、逻辑知识以及语言知识等去帮助生成与当前话语信息相关的语境信息或假设。

(4)关联的两条原则：认知原则与交际原则。认知原则认为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而交际原则坚持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人类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相吻合，但在交际中人们只期待一个最佳关联。第一原则，即认知原则可预测人们的认知行为，对交际起导向作用。不管听话人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不可能总是希望说话人产出最大关联的话语，他也许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最大关联的信息，或者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该信息。根据关联的第二原则，交际原则，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这里的最佳关联不同于最大关联。

2.关联理论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意义

(1)可以深化对跨文化交际本质的理解。根据关联理论，跨文化交际行为也是一种认知活动，人们在跨文化交际活动过程中也遵循“认知努力最小化与认知效果最大化”，说话人表达的基本方向就是最大关联，而听话人在努力理解对方话语意图的时候要力求最佳关联。这种理解将跨文化交际行为普遍化、高度抽象化，有利于理论概括。

(2)将更加明确文化交际过程中表达困难与理解障碍的性质。关联理论把人类的交际看作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说话人的意图呈现包括语言表达即是明示过程，而听话人的推理则是理解过程。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交际双方通常并非是同一母语，至少有一方的语言表达并不是完美的，语言信息的明示过程将有可能成为互相沟通的第一道关卡。此外，非语言交际手段也因为文化差异也有所不同，这也将成为明示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听话人在推理过程中，要结合明示行为、通过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利用百科知识及一般逻辑常识，找到最佳关联，最后推定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有些因素是会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的。

(3)将改进对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语境的认识。关联理论引入了动态的认知语境观，认为语境是交际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保存在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理解每一个话语的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听话人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第一个话语建构新的语境。交际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改变对方的认知，也就改变了对方的认知环境，跨文化交际活动将会改变双方的认知环境。这一语境观的提出将对跨文化交际活动可能导致的文化后果产生新的认识。

四、结语

跨文化交际研究目前还基本沿用编码解码理论来解释跨文化交际过程，这种解释简单明了而且直接实用，但忽略了人类交际的认知特性，而关联理论继承了信息编码理论，同时引进了认知的观点来解释人们的语言交际行为。据关联理论，交际过程就是认知过程。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建立新的认知假设，与此同时，也不断打破先前的一些与新假设相冲突的假设。在话语交际中，听话人根据对方的话语，依据认知环境，通过最佳关联原则进行推理，从而理解话语含义。关联理论将可能对跨文化交际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对交际本质的认识将深化对跨文化交际本质的理解，对跨文化交际的具体过程也会有新的认识，同时，认知语境观的引入，使语境研究走向认知化与动态化。

参考文献:

[1]Hall, E. T. The Silent Language[M].Garden City, NY:Double Day and Company,1959

[2]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Beverly Hills:Sage,1980

[3]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M]. London:McGraw-Hill,1991

[4]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M].Thousand Oaks: Sage, 2001

[5]Hall, E. T. The Hidden Dimension[M].Garden City, NY: Double Day and Company, 1966

[6]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8）

一、建构主义理论定义

建构主义也被称为结构主义，最早可追溯到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理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他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个体的认知发展。他认为个体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在众多的教学理论如行为主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客观主义理论中，唯有建构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信息化教育过程中检验信息化教育活动的一个标准。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出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含义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跨文化交际能力实际上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技能和跨文化意识能力。这种建构不是简单地将外部世界知识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周围环境“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这两个基本过程来建构新的理解。建构主义理论有四要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准确性，既涉及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又包括文化知识。因此，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把外语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交际环境中亲身体验。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突破我国传统外语教学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中国当代大学生具备国际思维、世界眼光的必然要求。多年来，我国各高校在这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已取得较大的成绩，值得好好总结。

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培养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跨越文化交流障碍进行交流的技巧和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建构就是认知个体(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认知图式即知识结构(schema)。但首先要给个体提供一个“情境”，然后，认知个体通过“协作”与“会话”，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谈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充分发挥“情境”的交互作用与周围教师、同伴各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合作”，最后达到“意义”建构，所谓“意义”，就是在教学上一定要使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发生量的或质的变化，只有使学习者的schema(认知图式)发生了变化，教学才会发生“意义”，否则，就是“无意义”教学。交际能力的指导意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们的关注。学习者在直接传授获得了有关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客观知识后，当他面临具体的、客观的跨文化交际情境时，那些固定的、概念化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特征、行为规范等往往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导致交际失败。因为学习者所面临的跨文化交际情境要复杂得多，他不仅仅是刻板地知晓、记忆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去感知和应对现实的文化情境，这就是跨文化潜藏的、隐现的、主观的、个人的一面，即思维能力、意识能力的一面，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跨文化意识。然而，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它包括哪些要素?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国内专家们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似乎主要有这样的看法:外语学习者应具有目的语文化的知识，因此，外语教学应加强对这些知识的传授或导入。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即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却是主观的，知识不可能仅仅由外部传授而获得，人们应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去建构现实和理解现实，从而形成知识，学习者的这种建构不仅涉及结构性的知识(即客观的成分)，也涉及大量非结构性的知识(即主观的成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知识向度以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和个性向度。具体来讲，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人们常指的行为能力，一种人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外，还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意识。首先，在外语学习中，由于跨越了文化和语种，使得本族语人与目标语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形成了障碍，这就要求学习者有外语语言能力，这是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跨越文化障碍，缩小本族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达到交际文化、升华本族文化的目的。

三、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法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转贴于

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教学的中心，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可选择已有的教学材料，如《走遍美国》、《洪恩英语》等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人物对话，还可创设一些活泼自然，充满生趣的文化情景，然后组织讨论、角色扮演、模仿表演等课堂活动，让学生亲历文化境况、遭遇文化尴尬和文化冲击，与文化发生互动，以培养学生自己进行文化探究的能力，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境遇中获得具体的交际技能。学习情景只是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外部条件，是一种“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设计理想的文化学习情景是为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最终完成意义建构服务。除了培养学生的交际技能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一种主观的、无形的、隐藏的跨文化的特质和文化敏感性，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所学的语言材料中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及其现实文化意义的理解、感悟能力，在学生理解了表层信息之后，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理解深层的含义，去感受推知、判断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课文内容与自己的本族文化环境有何相关的实际意义等。在此过程中，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的创造对于学习个体的意义建构也很重要，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师还应该创造一些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异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举办外语文化节、英文歌曲比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知识比赛、英文诗歌朗诵和英文电影欣赏等。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文化问题背景，以此为支撑物启动教学，使学生产生学习的需要，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驱动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从而达到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目的。Breen&Candlin曾指出:跨文化交际不仅关系到遵从某种规范，而且也关系到主观解释这些规范本身，它既是遵守规范的活动，又是创造规范的过程。因此，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应摈弃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重新调整教材、教师、学生和各种教学手段之间的关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应围绕学生这个中心来进行。那么，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根据建构主义教学理论，首先应该创设一种文化学习情景以培养学生具体的、客观的、显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了解和掌握那些约定俗成的文化事实、文化知识或某些跨文化交际的规约的能力，这是与语言学习相关的较为系统的文化学习，如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一般习俗、价值观念、礼仪、禁忌等。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除教师在外语语言课上注重跨文化教学进行文化导入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如“英美概况”、“英/美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学”、“异国风情介绍”、“英语学习背景知识”等。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外籍教师资源优势，为学生开设一系列讲座等，这些知识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为学生以后自己进行文化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知识框架，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将已掌握的文化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即交际个体的行为能力，即一种与目的语人交往的技能。比如善于识别交际对方身份和交际意图的能力、与对方沟通的能力、善于消除交际障碍、解除交际尴尬的协商能力等。由于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情境创设”和“协作学习”，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利用各种教学因素，创设一种文化学习环境以支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诱发学习者的问题并利用它们刺激学习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对目的语文化具有领悟能力和思考能力，如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吸收、取舍、宽容以及尊重差异等，以适应不同文化的冲击，减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苦恼和挫败感。

参考文献

[1]杜瑾.论跨文化交际中信息编解码冲撞的不同类别[A].重庆工程图学学会第十四届图学研讨会交流暨第二届CAD应用、CAI软件演示交流大会论文集[C]， 2004 .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 1999.

[3]Gopaul-McNico，l Sharon -Ann Gopaul-McNico， JanetBrice-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9）

一、建构主义理论定义

建构主义也被称为结构主义，最早可追溯到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理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他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个体的认知发展。他认为个体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在众多的教学理论如行为主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客观主义理论中，唯有建构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信息化教育过程中检验信息化教育活动的一个标准。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出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含义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跨文化交际能力实际上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技能和跨文化意识能力。这种建构不是简单地将外部世界知识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周围环境“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这两个基本过程来建构新的理解。建构主义理论有四要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准确性，既涉及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又包括文化知识。WWw.133229.COm因此，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把外语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交际环境中亲身体验。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突破我国传统外语教学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中国当代大学生具备国际思维、世界眼光的必然要求。多年来，我国各高校在这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已取得较大的成绩，值得好好总结。

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培养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跨越文化交流障碍进行交流的技巧和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建构就是认知个体(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认知图式即知识结构(schema)。但首先要给个体提供一个“情境”，然后，认知个体通过“协作”与“会话”，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谈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充分发挥“情境”的交互作用与周围教师、同伴各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合作”，最后达到“意义”建构，所谓“意义”，就是在教学上一定要使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发生量的或质的变化，只有使学习者的schema(认知图式)发生了变化，教学才会发生“意义”，否则，就是“无意义”教学。交际能力的指导意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们的关注。学习者在直接传授获得了有关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客观知识后，当他面临具体的、客观的跨文化交际情境时，那些固定的、概念化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特征、行为规范等往往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导致交际失败。因为学习者所面临的跨文化交际情境要复杂得多，他不仅仅是刻板地知晓、记忆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去感知和应对现实的文化情境，这就是跨文化潜藏的、隐现的、主观的、个人的一面，即思维能力、意识能力的一面，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跨文化意识。然而，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它包括哪些要素?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国内专家们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似乎主要有这样的看法:外语学习者应具有目的语文化的知识，因此，外语教学应加强对这些知识的传授或导入。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即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却是主观的，知识不可能仅仅由外部传授而获得，人们应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去建构现实和理解现实，从而形成知识，学习者的这种建构不仅涉及结构性的知识(即客观的成分)，也涉及大量非结构性的知识(即主观的成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知识向度以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和个性向度。具体来讲，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人们常指的行为能力，一种人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外，还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意识。首先，在外语学习中，由于跨越了文化和语种，使得本族语人与目标语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形成了障碍，这就要求学习者有外语语言能力，这是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跨越文化障碍，缩小本族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达到交际文化、升华本族文化的目的。

三、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法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教学的中心，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可选择已有的教学材料，如《走遍美国》、《洪恩英语》等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人物对话，还可创设一些活泼自然，充满生趣的文化情景，然后组织讨论、角色扮演、模仿表演等课堂活动，让学生亲历文化境况、遭遇文化尴尬和文化冲击，与文化发生互动，以培养学生自己进行文化探究的能力，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境遇中获得具体的交际技能。学习情景只是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外部条件，是一种“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设计理想的文化学习情景是为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最终完成意义建构服务。除了培养学生的交际技能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一种主观的、无形的、隐藏的跨文化的特质和文化敏感性，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所学的语言材料中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及其现实文化意义的理解、感悟能力，在学生理解了表层信息之后，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理解深层的含义，去感受推知、判断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课文内容与自己的本族文化环境有何相关的实际意义等。在此过程中，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的创造对于学习个体的意义建构也很重要，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师还应该创造一些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异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举办外语文化节、英文歌曲比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知识比赛、英文诗歌朗诵和英文电影欣赏等。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文化问题背景，以此为支撑物启动教学，使学生产生学习的需要，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驱动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从而达到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目的。breen&candlin曾指出:跨文化交际不仅关系到遵从某种规范，而且也关系到主观解释这些规范本身，它既是遵守规范的活动，又是创造规范的过程。因此，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应摈弃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重新调整教材、教师、学生和各种教学手段之间的关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应围绕学生这个中心来进行。那么，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根据建构主义教学理论，首先应该创设一种文化学习情景以培养学生具体的、客观的、显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了解和掌握那些约定俗成的文化事实、文化知识或某些跨文化交际的规约的能力，这是与语言学习相关的较为系统的文化学习，如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一般习俗、价值观念、礼仪、禁忌等。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除教师在外语语言课上注重跨文化教学进行文化导入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如“英美概况”、“英/美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学”、“异国风情介绍”、“英语学习背景知识”等。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外籍教师资源优势，为学生开设一系列讲座等，这些知识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为学生以后自己进行文化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知识框架，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将已掌握的文化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即交际个体的行为能力，即一种与目的语人交往的技能。比如善于识别交际对方身份和交际意图的能力、与对方沟通的能力、善于消除交际障碍、解除交际尴尬的协商能力等。由于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情境创设”和“协作学习”，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利用各种教学因素，创设一种文化学习环境以支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诱发学习者的问题并利用它们刺激学习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对目的语文化具有领悟能力和思考能力，如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吸收、取舍、宽容以及尊重差异等，以适应不同文化的冲击，减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苦恼和挫败感。

参考文献:

[1]杜瑾.论跨文化交际中信息编解码冲撞的不同类别[a].重庆工程图学学会第十四届图学研讨会交流暨第二届cad应用、cai软件演示交流大会论文集[c]，2004.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3]gopaul-mcnico，lsharon-anngopaul-mcnico，janetbrice-

跨文化语境论文篇（10）

一、语境

语境,最先是由英国民俗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他认为“话语和环境紧密相连,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语境一词由此而来。他还认为要理解一句话,就必须借助别的知识,例如说话时的情景和文化背景之类的知识。由此他得出结论:“每一字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语境”,一旦脱离语境,话语便毫无意义。他不断完善、规范语境理论,并把语境分为三个层次:话语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

英国语言学家Firth继承和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把“context”的含义加以引申,把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叫“context”。在他看来,任何语言项目都有两种语境:系统中可能做出其他选择的语境和系统自身实际出现的语境。在我国,何兆熊将语境要素分为三大类:(1)话语本身;(2)言语交际发生的行为环境及场景;(3)共有常识。

二、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在作文比较时,似乎可以大到东西方对比,也可以小到两人之间的对比。它包括跨种族交际、跨名族交际、同一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之间的交际以及国际性的跨文化交际等等。

由于交际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困难与障碍,会远远超过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所遇到的困难。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要进行成功的交际,除了要掌握跨文化交际所需的语言结构,更必须具备较强的语境认知和语境顺应能力,懂得如何联系语境去准确理解跨文化交际中话语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并根据不同的社交语境的需要,调整自己的交际策略,恰当地选择语言,准确地表达思想。

三、顺应理论

Versehuren认为语言的使用归根结底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以下三个特性:变异性、商讨性、顺应性。语言的顺应性是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灵活地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的特性。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做出动态的顺应。

Verschuren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因素;语言语境即上下文。Versehure的语境两分法不无道理,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认为,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最为突显的因素。因此,我们不妨把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境要素分为三部分:交际语境、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

四、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顺应

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中,由于交际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困难与障碍会远远超过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所遇到困难。因此,交际者要进行成功的交际,除了要掌握跨文化交际所需的语言结构,还需具备较强的语境认知和语境顺应能力,更必须懂得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三大语境要素进行顺应。

1.交际语境的顺应

根据Verschuren的观点,交际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因素。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语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和听话人心理世界的动态过程。交际语境的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语言使用者在使用和理解语言时做出的语言选择。如,中国学生A和美国留学生B关系非常好,一天上午他们在路上相遇。

学生A(急促地):“你到哪去?”

留学生B(关切地):“有事吗?”

通常情况下,“到哪去”给中国人的第一感觉是打招呼,一般随口应付一声就行。而西方人在遇到此问题的时候会说:“不关你的事!(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但是,在该跨文化交际语境下,事实并非如此。学生A在问“你到哪去”时的语气和表情并非轻松愉快,而是话语急促、神情慌张。作为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留学生,结合当时所捕捉到的A紧张的神情、急促的语气等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表现,他顺应了当时的交际语境,正确地推断出了言者意义,做出了合适的回答。一句“有事吗”即表现出他对朋友的关心,并随时准备为朋友帮忙。如果忽略当时的交际语境,该跨文化交际行为将被迫中断。

2.语言语境的顺应

语言语境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上下文。语言语境顺应包括四个方面的选择:(1)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2)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3)话语和语段的选择,包括言语行为和语篇类型的选择;(4)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包括句子的组织、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以及其它诸如信息结构、句子顺序和主题结构等的选择。在语言选择的过程中,语境和语言结构要作动态相互顺应,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交际目的。

3.文化语境的顺应

文化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交际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不尽相同,构成各民族意识形态的背景知识和推测、思维的知识结构也可能完全不同。而且这种文化因素具有不可触摸的隐含特性,时时规范和制约着语言交际。因此,了解和掌握中西文化语境并正确顺应交际双方的文化语境,对于能否达成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琼斯先生提出周六加班时,吴先生并没有反对,而是用肯定的口气来答复。但随着交谈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发现他并非真正接受了加班的请求。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依赖明确的信息沟通,喜欢直截了当,开门见山。而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依赖含蓄的沟通,重面子,说话绕弯子。由于吴先生不了解美国的文化,用了“I see”,“Yes,I think so”做答,其真正涵义相当于“我听见了”,并非答应老板的请求,没有顺应美国老板的文化语境,造成老板的误解。同样,琼斯先生事先也不了解中国人的文化习俗和交际模式,不懂得他们为了面子、出于礼貌而不会直接拒绝上级的请求。他也没有顺应中国人的文化语境,所以才苦苦逼问,直到明确听到的答案:吴先生的儿子周六生日,不能来加班。Hymes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的得体性有时显得比语言的正确性更为重要。要使自己的言行被特定的社团所接受,就必须培养敏锐的社交语境认知能力,尽量顺应交际对方所处社团的语言交际模式,尊重其所处社团的社交礼仪,采取适当的语言交际策略,并及时顺应当时的跨文化交际语境,选择适当的话语。否则就会产生交际障碍,导致交际失败。

五、总结

交际语境、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相互作用,互相推进。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正确理解对方的言者意义,交际双方必须坚持跨文化语境要素的顺应原则,不断地对话语进行选择,进行顺应,才能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